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17.09.2026.pdf

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报纸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 第 216 / 38 份 D1

由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出版

4,10 € F.A.Z. 网址：faz.net

赖歇干预天然气市场

柏林。面对天然气储量处于历史低位的局面，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CDU）计划现在介入市场，能源行业和政界对此在周三反应不一。天然气协会总经理蒂姆·凯勒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国家此举使其战略产生了不确定性。绿党批评称，这一举措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来得太晚。来自执政伙伴社民党（SPD）的消息称，联邦政府此前发出的在紧急情况下准备提供支持的信号，显然导致过去几周天然气储库的填充力度有所下降。此前有消息透露，这位基民盟政治家打算更大规模地使用一项现有工具，即所谓的“长期期权”（Long Term Options），以提高即将到来的冬季的供应安全性。与此同时，在关于应对高油价采取减负措施的辩论中，赖歇拒绝了社民党的核心要求。据部委内部人士透露，引入油价上限或超额利润税存在问题。据该人士称，不过这些职责属于总理府和财政部。（详见经济版，第 15 页。）baha.

团结而非自治

一位居住在海德堡的瑞士历史学家希望成为德国公民，其理由很多。 副刊，第 12 页

文化断层是否迫在眉睫？ “卡尔斯鲁厄”成立 75 周年。 前宪法法院法官 保罗·基希霍夫谈论一段 前所未有的成功历史。 国家与法律，第 6 页

有些不同的曼 一场与托马斯·曼无关的家庭排列：心理电影《冷狗》在电影院上映。 副刊，第 9 页

大陆集团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蒂安·科茨在首次采访中谈到德国的区位问题以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 经济，第 22 页

短暂的浪漫 当迪诺·托普默勒加盟朗斯足球俱乐部时，双方都欣喜若狂。而现在他再次失去了这份工作。 体育，第 28 页

天堂里的 Teutel 塔斯马尼亚是否就是那片 世界尚未崩塌的 应许之地？ 事实可能确实如此。 旅行版，第 R 1 页

读者来信，第 25 页

护戒使者

电影《指环王：护戒使者》剧照，2001年，United Archives 一段艰辛的旅程：八位州长聚集在他们的总理身后——谁能不想到《指环王》中的九位护戒使者？由于篇幅限制，我们遗憾地无法详细阐述总理是甘道夫还是弗罗多，哪位州长是矮人，哪位又是精灵。我们也克制住不去暗示现实生活中的索伦是谁，读者可以自行想象。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政治伙伴的道路并不简单。接下来的战斗必将到来。第 2 页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基民盟州长支持弗里德里希·默茨

书面声明 / “与联邦总理共同做出贡献”

柏林 / 慕尼黑。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的州议会选举前几天，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对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州长们的支持表示欣慰。周三，总理身边的人士表示，总理对此表示欢迎，此前来自八个联邦州的基民盟党籍政府首脑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该通知中的关键句子是：“民众可以信任我们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作为州长，我们希望并将在与联邦总理共同努力的情况下，为此做出贡献。”在相关负责人看来，声明中没有提及默茨的名字并不被视为

一种疏远。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信息，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CSU）主席马库斯·索德尔未被要求签署该声明，但他已被告知该声明的内容。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之后，默茨此前一直未能结束党内对其个人的批评性讨论。他希望获得更多州长支持的愿望直到周三才得以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民调，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面临极差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无法进入州议会，这将导致对默茨的进一步批评。

默茨身边的人士表示：“通过这份声明，州长们展示了他们对德国所承担的责任。”然而，支持是有条件的。首要条件是，联邦政府在未来仍需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多数席位。这可能是针对总理府在联盟政府失败的情况下考虑组建少数派政府的传闻。总理府对此予以否认。其次，各州首脑将基民盟合作的意愿限制在“所有民主力量”之内，这是向德国选择党（AfD）发出的明确信号。第三，该信函的签署者反对针对个人的争论。（见 Seite 2。）elo. / mawy. / tifr.

提供“准会员”身份

冯德莱恩向加拿大伸出橄榄枝 / 社交媒体年龄限制

斯特拉斯堡。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至“最高水平”。冯德莱恩周三在斯特拉斯堡议会发表的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中，面向出席该演讲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在此，我想与你共同努力，使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她并未透露自己如何构想这种在法律上尚未定义的特殊地位。冯德莱恩仅提到，双方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希望在能源、人工智能、稀有原材料、国防以及北极地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消息，关于提供“准会员”身份的提议是在演讲前不久才被加入文稿中的。

冯德莱恩还宣布，将于本周四提交一份关于社交媒体年龄限制的法律草案。根据该草案，13岁以下儿童原则上不得访问社交媒体。对于13至15岁的儿童，仅允许开设“微账户”，且该账户须“由父母设立并监督”，且“每天限制使用一小时”。对于15至18岁的青少年，平台将被强制要求采用安全设计。

在移民问题上，她宣布将针对“大规模人口流动被操纵并被用作武器”的情况，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危机反应框架”。该框架仅在满足一系列严格定义的标准时才会启动。这可能意味着，相关国家可以暂停庇护程序，且无需接收或处理新的申请。欧盟委员会将以此首次创建欧洲法律层面的参考依据，此前各国必须援引欧盟法律的国家例外条款。

此外，冯德莱恩建议在遭遇混合攻击时，欧洲国家应参照《北约条约》第4条进行磋商。她借此采纳了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一个想法。（参见第4、9和15页。）T.G.

皮斯托里乌斯与赫格塞斯就军备合作达成一致

柏林。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SPD）在华盛顿与美国同行皮特·赫格塞斯签署了一份关于军备合作的意向书。皮斯托里乌斯在会后表示：“我们提出在德国进行生产，这受到了热烈欢迎。”在过去四年中，德国在美订购的军备物资价值超过250亿美元。赫格塞斯对德国国防预算的增长表示赞赏。周五，皮斯托里乌斯计划在德克萨斯州视察德国空军的首架F-35轰炸机。（参见第2页。）pca.

政府计划对持刀袭击实施更严厉处罚

在柏林Christopher Street Day（CSD）袭击事件后，联邦政府出台了一项包含十点计划的方案，旨在加大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刑事处罚。其中一项措施是将持刀袭击在刑法中的定级提升为“重罪”（Verbrechen），并处以至少一年的有期徒刑。此前，只要持刀袭击未造成严重的健康损害，均被视为“轻罪”（Vergehen）。此外，传播恐怖组织宣传资料的犯罪定义也将被扩大。（参见第8页。）F.A.Z.

塔奇因战争罪被判处25年监禁

维也纳。位于海牙的科索沃特别法庭周三在一审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哈希姆·塔奇（Hashim Thaçi）25年监禁。理由是，塔奇直接参与了部分罪行；在其他案件中，他未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罪行的发生。在超过300起案件中，关于折磨囚犯的指控被证实。在96起案件中，谋杀罪也被证实。塔奇的三名共同被告同样被判刑。塔奇此前曾称自己“完全无辜”。（见第5页和第8页。）

厄兹德米尔敦促默茨采取严厉对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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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 拉文斯堡。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绿党）要求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CDU）在布鲁塞尔致力于采取一个对华更为限制的路线。在《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一封信函中提到，中国正凭借“巨大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价格优势冲击欧洲市场”。欧盟必须“致力于实现公平的竞争条件”。此外，厄兹德米尔还要求将汽车工业到2035年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从100%降低至90%。（见经济版，第17页。）

心怀叵测者方能看出端倪

作者：贝尔托尔德·科勒（Berthold Kohler）

那些此前因沉默而感到耳鸣心痛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成员们，现在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欢呼了。在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CSU）主席索德（Söder）——此前更多被视为一个爱挑刺的人——为默茨提供支持后，一些CDU大佬的集体失声显得尤为突出。然而，这些CDU州长们的“声明”也证明了，在他们看来，总理及其政府所处的困境是多么严重。否则，他们不必发表这样一份前所未有的声明。但该声明的一个特点是，人们在其中寻找“默茨”这个名字的难度，就像在东部地区的CDU竞选海报上寻找它一样困难。直到最后一句话，总理才出现，且没有指名道姓。心怀叵测者方能看出端倪。

首先，武斯特（Wüst）必须赢得自己的选举。而且默茨目前仍是联邦总理，任期四年。人们只能赞同这些政府首脑的观点，即德国需要一个拥有自身多数席位、稳定且具备行动能力的联邦政府。任何建议默茨在担任少数派总理中寻求出路的人，实际上是在建议跳入政治混乱的深渊并举行重新选举，而届时CDU（更不用说CSU）恐怕无法成为最强政党。在德国的自由、安全和繁荣面临数十年来如此严重威胁的时刻，进行这样的实验将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该“声明”正确地指出，德国的稳定性对于内外均承压的统一欧洲同样至关重要。在未来几年，德国必须提供更多的领导力。这位“外交总理”愿意且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CDU和SPD能保持冷静，给他时间证明自己作为“内政总理”和改革者的能力。现在，既然联盟的“选帝侯”们已经表态，那些低级别的党内贵族们终于可以闭嘴了。

也门破灭的幻想

作者：克里斯托夫·埃尔哈特 (Christoph Ehrhardt)

多年来，也门冲突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因为胡塞叛军发现了海战的威力，并掌控了“泪之门”——曼德海峡，这是全球最重要的海峡之一。这个极度贫困的国家此前就一直是地区权力斗争的竞技场。作为胡塞武装的主要赞助商，伊朗扩大了其影响力，在红海地区亦然。对于西方而言，阿拉伯半岛南端的这个危机策源地此前似乎依然遥远。然而，胡塞武装最近的扩张行动必然向该地区、欧洲以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表明：也门叛军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这不仅仅涉及在以伊朗为首的“抵抗之弧”威胁下，确保至关重要的航运路线和能源走廊的安全。或者，如果用更戏剧化的说法，是指红海地区出现一个由德黑兰主导的新现状的危险。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如今已延伸至阿拉伯和非洲邻国。他们与伊拉克境内忠于伊朗的民兵组织合作。此外，这个什叶派叛军组织正与索马里的逊尼派极端组织“青年党”（al-Schabaab）建立起极其危险的关系，而后者与恐怖组织网络“基地组织”（Al-Qaida）结盟。

现在是时候团结一致面对这一挑战了。长期以来，也门极端分子一直从其对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自身利益及旧有分歧而产生内讧中获益。而且，西方低估了也门冲突所带来的危险。

对于也门参与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克服分裂，并清理腐败和裙带关系。军队需要有效的指挥结构。如果没有一支战斗力强的地面部队，将无法成功地将胡塞叛军击退。他们已多次证明，仅靠空袭行动无法遏制他们。同时，作为反胡塞联盟领导力量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必须化解分歧。

去年冬天，利雅得试图以强硬手段在也门强加其领导权，结果严重低估了形势。在沙特阿拉伯致力于支持国际认可的领导层时，阿联酋则与寻求南也门分裂的分离主义民兵组织密切合作。当时，沙特军队甚至对这些分离主义者发动了攻击，而这些人在阿联酋资助者的鼓励下，曾短暂控制了南部地区。阿联酋随后愤而撤出。

沙特王国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目前处于困境。胡塞武装正朝着升级冲突的方向前进，并向他的国家发动攻击。此外，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伊朗及其盟友通过东-西管道，瘫痪了沙特石油出口的一条关键替代出口路线，直通红海。

尽管最近的发展表明，沙特人暂时

胡塞武装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应对措施应与之相应。

即便最近的发展表明其未能成功，但阿联酋也不应沉溺于幸灾乐祸。因为共同的敌人已变得过于危险。这两个海湾君主国中没有一个能单枪匹马地实现其在也门的战略目标。双方此前曾共同取得过对抗胡塞武装的成果。

华盛顿也必须认清时代的信号。唐纳德·特朗普不能仅仅依赖于胡塞武装不愿与美国开启新一轮武装冲突这一点而掉轻心。胡塞武装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害，没有人能毫发无损。而且，绝不能信任与也门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和平。过去几年的教训之一便是，胡塞武装只有在压力之下才会做出让步；他们会利用每一次喘息之机，为下一次对抗积蓄力量。然而，在美军火力的支持下，或许能够将胡塞武装逼至其痛苦承受能力的极限。

但对于可实现目标的界限，人们不应再抱有幻想。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将胡塞武装赶出首都萨那，而是遏制。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持续且坚决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攻势，迫使胡塞武装回到谈判桌前，并通过可靠的威慑，为一种稳固且能让各方体面收场的谈判解决方案创造条件。此外，现在已到了必须终结也门冲突的时候。也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已经绰绰有余。

来自党内同僚的一点帮助

在周日选举前，基民盟（CDU）的各州总理对总理表示支持。

政府的工作仍在继续。周三，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CSU）和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SPD）在联邦总理府出席活动，并提交了一项包含十点计划的方案，旨在加大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刑事处罚。这被认为是联邦政府针对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袭击事件所采取的后续措施。但在柏林这些紧张的日子里，这同样是一个信号：问题、解决方案、法律。一切照旧。

然而，这些日子的常态有多么匮乏，从一份几乎与上述活动同步公布的声明中可见一斑。这份由八位基民盟州总理撰写的信函（《法兰克福汇报》已获悉）中写道：“民众可以信任，我们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作为州总理，我们愿与联邦总理共同做出贡献。”在正常时期，这本是无需明言的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周日柏林以及尤其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前这些紧张的日子里，这是一个让弗里德里希·默茨能够暂时喘口气时刻。至少目前如此，尽管他的名字并未在信中被提及。

联邦总理已经为那个可能意味着其政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的选举周日做了诸多准备——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基民盟正在为维持其议会生存而战。周一，默茨已发出邀请，要求于17点在康拉德-阿登纳大厦举行一次正式的主席团会议，八位州总理预计也将出席。在之前的9月6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周日，并没有正式的会议邀请，而仅是一次一般性邀请——当时州总理中仅有丹尼尔·京特出席。周二，随后传来了预料之中的消息：默茨下周初前往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程被取消。联邦政府方面透露，显然在这些日子里，总理必须留在柏林。来自基尔、杜塞尔多夫、威斯巴登、美因茨、埃尔福特、马格德堡、德累斯顿和柏林的州总理们的这份声明，应该能帮助总理应对投票站关闭后可能面临的局面。在这份“共同声明”公布之前，总理在内阁会议上已经明确了问题的核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目光也聚焦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上。事实上，目前在首都的任何一场外交招待会上，外交官们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联邦政府的稳定性如何？

当该声明开始流传时，联邦总理身边的人表示，他欢迎州总理们的支持。他们以此展现了对德国的责任感。在当前的国内政治局势下，关键在于稳定以及国家更新过程中的公信力。他将与各州总理一起，倡导客观理性，并争取公民对改革进程的信任。

在柏林关于更换人选和更换总理的疯狂猜测之日，这封信至少反驳了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指责：即没有人支持他。虽然像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首脑亨德里克·武斯特、黑森州的鲍里斯·莱因和巴伐利亚州的马库斯·索德此前已表达过支持，但索德当时明确表示仅代表CSU发言。而几天以来，默茨一直明确表示，他需要所有州总理的支持。他已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作者：埃卡特·洛泽（Eckart Lohse）与马蒂亚斯·维苏瓦（Matthias Wyssuwa），柏林；蒂莫·斯特帕特（Timo Steppat），威斯巴登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失利后，他便一直在寻求支持，而且在周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们应当会与默茨讨论该结果带来的后果。

周三上午，等待终于结束。然而，这封信函也表明，各州总理在提供支持时挂钩了某些条件。而且从各州和柏林传出的消息显示，人们已经将周日可能出现的不理想结果纳入了预期。相比之下，如果在施韦林（Schwerin）未能跨越5%的得票率门槛（这种可能性尚未被排除），将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目前尚不确定。不过，竞选活动仍在进行中，各州总理在信中写道：“重建民众对基督教民主主义信任的道路，在于倾听与政治行动，而非人事讨论。”

压力之下的总理：默茨在周三内阁会议前 照片 dpa

无论如何，各州总理在信中开头便告诫道：“未来，我们的国家仍需要一个在联邦议院拥有自身多数席位、稳定且具备行动能力的联邦政府。”总理府内部关于在联盟失败时组建少数派政府的议论，在一些州首府被如此严肃地对待，以至于人们希望立即制止这种倾向。或者，他们是担心如果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选举对基民盟（CDU）来说是一场灾难，默茨会做出冲动反应？信函的第二点写道：“德国基民盟准备与所有民主力量合作。”

据《法兰克福汇报》（F.A.Z.）获悉，这份共同声明的想法是在周一产生的，这一消息来自各州首府和柏林。协调工作由戈登·施尼德（Gordon Schnieder）承担。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协调人正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总理，他此前还曾批评默茨在内阁重组中采取的棘手手段——在那次重组中，他的兄弟、时任交通部长帕特里克·施尼德（Patrick Schnieder）失去了职务。

但在美因茨，人们同样将当前在选举前夕的人事争论视为“毒药”，认为这些争论毫无结果。据悉，各州总理之间“很快”就达成了共识。美因茨方面不希望人们将信中未点名提及默茨视为某种信号。他们认为，联邦总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弗里德里希·默茨。至于索德（Söder）不在签署人之列，这可以通过他并不属于基民盟而是属于基社盟（CSU）来解释。据称，这封信在周二晚上已呈交给总理审阅。就在此前不久，施尼德据称已致电告知他。一切恢复正常了吗？

至少可能变得稍微稳定了一些。在过去的几天里，弗里德里希·默茨显得不安且处于受攻击的状态。周二，他在一次经济会议上还强有力地强调了自己的政策决定权（Richtlinienkompetenz）。晚上，在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邀请下，他在谈到自己的改革计划时表示，他在联邦议院只有一票。不过，他得到了年轻宾客们的热烈掌声，这显然让他感觉良好。默茨表示，在这样一个“极其不易”的时期，这给了他“一份力量”。

关系回暖的伙伴关系

在华盛顿，皮斯托里乌斯与赫格塞斯商定开展军备合作 / 彼得·卡斯滕斯，发自柏林

在华盛顿举行德美工作会议后，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SPD）对与美国同行皮特·赫格塞斯的会谈进展表示肯定。皮斯托里乌斯在会后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非常深入的交流”，会谈氛围友好且具有合作意愿。此次会谈的目标是改善军备合作，为此双方签署了一份相应的意向书。

这种关系回暖的背景是，大西洋两岸在武器和弹药生产方面均存在瓶颈，同时美国向欧洲国家大量出售的众多武器系统也面临维护问题。在“爱国者”导弹以及 F-35 战斗机的生产方面，双方已经在开展合作。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我们提出在德国进行生产，这受到了热烈欢迎。”

据他所述，关于计划购买远程“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华盛顿单方面宣布从欧洲撤出军队和军事能力的咨询，对方给出的答复较为模糊。在过去几年中，德国除了订购大量“爱国者”导弹电池及其配套导弹外，还订购了 60 架新型 CH-47F 运输直升机、35 架 F-35 战斗机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 P-8A 海上巡逻机，总价值超过 200 亿美元。皮斯托里乌斯称：“通过这些采购，我们为美利坚合众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繁荣。”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在海外进行大规模采购是必要的，因为欧洲国家和公司过去及现在都缺乏意愿或能力生产类似产品。例如，德法西三国的战斗机研发项目在经过十年的时间并投入数十亿资金后，已于今年夏天终止。上述海上巡逻机基于波音 737. 民用机型，而欧洲目前也没有类似产品。这一劣势导致在签署合同时，美方既可以单方面提高价格，也可以强制执行繁琐的安全措施：例如在比希尔（Büchel）飞行基地，用于安置 F-35 的建设成本已从最初的 5 亿欧元增加到现在的 200 亿欧元。

赫格塞斯则对德国在军事重新武装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认可，称这“正是盟国应该做的”。合作的目标是“大规模且迅速地为美国、德国及盟国军队提供高效系统，以实现最大打击力”。赫格塞斯表示，德国通过增加国防开支“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关于北约和乌克兰，赫格塞斯在公开场合未发表评论。但皮斯托里乌斯保证，美方意识到了俄罗斯带来的威胁，尽管在美方看来，这并非针对“明天”的紧迫议题。

皮斯托里乌斯于周二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数日的访问。尽管与盟友之间持续存在紧张关系，他仍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强调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与海格塞斯的会面是迄今为止极少数的会面之一，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尚不清楚是否会举行。这位美国政治家对德国和欧洲事务的兴趣被认为较低。皮斯托里乌斯在飞往华盛顿之前，就已经预示将进一步投入数十亿欧元购买美国军备。其中涉及购买“战斧”导弹及其陆基发射系统，价值超过 33 亿欧元。皮斯托里乌斯表示，为此已“铺平道路”。此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撤回了早前关于在德国部署一个配备此类武器的美国旅的承诺。

在五角大楼：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路透社照片

此外，皮斯托里乌斯希望在五角大楼查明，美国将于何时以及在何种规模上从德国和欧洲撤出军队和能力。在这一点上，会谈并未产生具体结论，仅表达了制定一份“路线图”的意向，以防止出现能力缺口。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对此必要性已获得认可”。

在华盛顿停留之后，部长将前往纽约，在那里他将参加联合国的一系列行程。此次行程的收尾和高潮将于周五在德克萨斯州举行，届时将交付首批 F-35 战斗机。奥拉夫·朔尔茨（SPD）领导的前任联邦政府于 2022 年底订购了这些飞机。在此之前，安格拉·默克尔（CDU）政府多年来未能为过时的“龙卷风”飞机组织替代方案，从而未能确保联邦德国的核共享参与。由美国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被认为是技术领先的。在德法西 FCAS 项目失败后，目前也在讨论订购更多 F-35, 的问题。

口罩供应商担忧付款请求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疫情期间的政府订单 / 作者：Katja Gelinsky，卡尔斯鲁厄

联邦政府是否必须向口罩供应商支付数百万欧元？这些供应商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春季，与当时由延斯·斯潘（Jens Spahn，CDU）领导的联邦卫生部签署了采购合同。或者，由于部分口罩交付过晚或存在缺陷，联邦政府是否可以（至少在部分情况下）解除合同？

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看来，联邦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已有效地宣布退出有争议的口罩合同。第八审判庭庭长拉尔夫·宾格（Ralph Bünger）在周三的口头审理中提出的初步法律评估表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联邦政府将不受付款义务的约束。审判庭庭长宾格总结道，这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判决预计将于 15. 12 月公布。

审理中的一个关键点是：尽管卫生部此前并未给予供应商在“宽限期”内补齐缺失口罩的机会，但其是否仍能退出口罩合同。根据订单文件，交付日期应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审判庭庭长表示，可能不需要宽限期，因为这属于所谓的“相对固定交易”（relatives Fixgeschäft）。根据该原则，如果交付的及时性对买方至关重要，即交易的成败取决于此，则买方无需为违约供应商设定期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婚礼蛋糕，如果面包师在婚礼庆典结束后才交付，则视为违约。

联邦最高法院周三审理了四个选定的案件（VIII ZR 131 / 24, VIII ZR 152 / 24, VIII ZR 36 / 25 和 VIII ZR 313 / 25）。这些案件涉及口罩供应商向联邦政府提出的购价请求，以及联邦政府向口罩贸易商提出的追偿请求。庭长指出，这些争议案件中的索赔金额范围在 700 万至 85 百万欧元之间。目前由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CDU）领导的卫生部向《法兰克福汇报》提供的数据显示，总争议金额为 1.8 亿欧元。该部还提到，另有约 90 起类似的口罩争议，涉及金额达 23 亿欧元外加利息。

周三由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所有购销合同均是在 2020 年春季通过所谓的“开放式程序”（Open-House-Verfahren）签署的。该程序的特点是：任何接受预设条件的企业都将获得中标资格。斯潘领导的部门希望通过这一程序，尽可能快速地采购尽可能大量的防护装备。这是出于对医院、诊所和护理机构因全球口罩竞争而无法满足需求的担忧。在合同表格中，每只防护口罩的保证价格为 4,50 欧元。

参与“开放式程序”的企业数量远超预期。2020 年 4 月底，斯潘领导的部门发现，由于物流问题，无法在 4 月 30. 日前按约定接收所有口罩。因此，该部重新分配了较晚的交付日期。随后直到 2020 年夏天，该部宣布退出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那些口罩合同。部分原因是直到约定日期仍未交付所有承诺的防护口罩，部分原因是 TÜV 检测中发现了质量缺陷。

关键点在于：施潘（Spahn）领导的部门宣布立即撤销合同。因此，企业没有机会补交缺失的或无缺陷的口罩。口罩贸易商辩称，由于联邦政府未设定宽限期，因此仍受采购合同的约束。科隆高等地区法院（OLG）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观点。根据该法院的看法，联邦政府必须支付款项，且无权向那些已经收到款项的口罩贸易商追偿。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目前正在审查高等地区法院的裁决是否正确。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项合同条款，该条款规定口罩必须在2020年4月30日前交付。科隆高等地区法院此前判定口罩贸易商胜诉，认为这种“绝对固定交易”的约定是无效的。该法院认为，在细则中包含此类合同条款是不合理地损害了口罩贸易商的利益。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初步考量中也持有相同观点。但这尚未决定联邦政府在未设定宽限期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撤销合同。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目前的审查，2020年4月30日的交付日期可能仍然至关重要。这将导致联邦政府在宣布撤销合同之前无需设定宽限期。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卫生部在公开招标程序中迅速为医院工作人员采购口罩的特殊需求，以便在第一波感染潮期间维持医疗供应。口罩供应商的律师则反驳称，绝非部委对口罩交付的兴趣完全取决于交付日期的遵守情况。相反，高等地区法院正确地指出，当时不能预见新冠疫情会在短期内结束。此外，联邦政府在2020年9月仍在接收口罩。

无人机来自俄罗斯

立陶宛总统：并非蓄意入侵

据立陶宛当局称，周二凌晨在立陶宛上空被一架北约战斗机击落的无人机来自俄罗斯。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Gitanas Nausèda）周三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国家防御委员会会议后表示，这是一架俄罗斯的“Gerbera”无人机，据推测其原计划攻击乌克兰，但偏离了航线。据LRT电视台报道，瑙塞达在会后表示：“这可能并非针对立陶宛的蓄意行动。”据推测，该飞行器是被乌克兰的电子战手段干扰而偏离方向的。

瑙塞达强调，立陶宛对此类事件做好充分准备至关重要，预计未来还将发生类似事件。这不仅关乎立陶宛民众的安全，也旨在防止可能的挑衅：“一种可能的挑衅是，如果此类无人机进入加里宁格勒，立陶宛可能会被指责将其领土用于某种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在最窄处，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与加里宁格勒州之间的陆地走廊仅宽约60公里。周二被击落的无人机携带了爆炸装置。

据波兰通讯社（PAP）周三报道，波兰检察机关表示，周一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海滩上发现的一架俄罗斯Gerbera-2无人机同样携带了爆炸装置。波兰目前也在审查该事件与立陶宛无人机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波兰国防部长瓦得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米什（Wladyslaw Kosiniak-Kamysz）表示，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发现的无人机可能同样飞越了立陶宛。rve.

他者之声

俄罗斯煽动恐惧

意大利《 stampa》报评论了在立陶宛上空击落无人机的事件：

“对于最常成为俄罗斯侵犯目标的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发生严重军事挑衅的危险正成为现实。这在事后证明了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前往克里姆林宫敦促普京停止升级局势之行的合理性。然而，莫斯科的反应是进一步升级。因为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僵局以及俄罗斯领空在基辅无人机面前的脆弱性，给普京带来了遭受危险战略失败的风险。此外，亲俄政治人物、政党和运动在欧盟国家的政治进展，鼓励他利用恐惧这一武器，利用2027年这个选举年，企图使欧洲崩溃。因此，即将出现的情景将严重考验欧洲盟友捍卫其边界的意志。”

AI公司应承担自身责任

针对几位美国科技巨头高管对人工智能危险发展趋势发出的警告，《华盛顿邮报》写道：

“如果领先的AI开发商创始人担心失去对其自身发明的控制，那么他们就应该降低AI开发的节奏。对此，这些经理无需美国政府的批准或指示。企业希望公众对其模型的潜在能力感到战栗。相反，公众应当对这种显然轻率对待危险产品的行为感到愤怒。遵守安全标准属于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如果技术前沿的开发速度放缓意味着实验减少和产品延迟，那就这样吧。无论华盛顿最终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措施：外部审计员的认可绝不能免除企业对其发布产品的责任。如果

过失造成损害，相关责任企业必须承担赔偿责任。面对财务灾难的前景，应当足以让企业寻找一个能够安全维持的开发速度。”

严肃对待警告

捷克经济报《经济新闻》（Hospodářské noviny）就此议题写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视为一场阴谋。对于AI怀疑论者，他使用‘叛徒’之类的词汇。关于飞速发展的AI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复杂辩论，正演变为文化战争中的新战线：谁与我们的观点不同，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对美国。与此同时，特朗普本人却想扮演抵御AI开发潜在风险的保护伞角色。然而，AI模型正在帮助诈骗者更高效地开展工作。如今，许多现象已成为网络空间的日常现实：大规模自动化生成与人工撰写文本无异的虚假信息；工业化生产垃圾邮件；以及最后，针对具体个人的网络钓鱼攻击以窃取数字身份。如果早期的和现在的AI明星在下一代语言模型完成之前发出警告，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更多地体现了预见性。”

相互对抗——以及对抗柏林

施韦西格与霍尔姆在政治上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竞选方式有时却惊人地相似。在东北部选举临近之际，两人支持率不相上下。 作者：朱利安·斯泰布（Julian Staib），发自施เว林 / 本茨 / 加茨

对抗AfD：马努埃拉·施韦西格周五在本茨，照片：亚伦·莱特豪泽

骑着Simson摩托车出行：莱夫-埃里克·霍尔姆周日在施韦林，照片：德新社（dpa）

“我告诉过默茨，我们这里的人没有企业养老金，”马努埃拉·施韦西格对退休人员们说道。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坐在啤酒桌旁，身后是本茨（位于西北梅克伦堡的一个小村庄）的志愿消防队大楼。桌上的担忧情绪浓厚，讨论的核心是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州长表示，她有信心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是第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她补充道，现在已有另外七位州长持有相同观点。

正如她多次竞选活动中那样，施韦西格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九月日子里先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讲，现在则在回答问题。在此过程中，她将自己塑造为农村地区利益的斗士——在那些地方，养老金数额低且忧虑深重。而且，施韦西格一如既往地将联邦政府当作“出气筒”，仿佛她所在的政党并非其中一部分。

施韦西格所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民调中实现了惊人的反弹，在州议会选举前几天，支持率达到了35%。而一年前，这一数字仅为19%。德国选择党（AfD）目前仅以37%的微弱优势领先。在选举前夕，局势演变成了施韦西格与其挑战者、来自AfD的莱夫-埃里克·霍尔姆之间的对决。这是一场施韦西格主动寻求的较量，因为这使她看起来成为了除“德国选择党”之外的唯一替代方案。社民党竖起了施韦西格的巨幅海报，上面的标语是：“女性对抗蓝色”。

如果绿党能进入州议会，施韦西格就有希望与绿党及左翼党继续执政。但在竞选活动中，她建议选民不要选择绿党，旨在将社民党推至最前列。施韦西格表示，只有投给社民党的一票才是支持她本人唯一安全的方式。

霍尔姆与施韦西格在竞选中激烈交锋，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但如果跟随两人的行程走遍全州，就会发现尽管存在差异，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利用柏林的联邦政府来以此将自己与之区分开。两人最关注的主题相同，涵盖了从养老金、护理到教育的方方面面。两人都贴近民众，对当地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但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他们对世界以及对本州的看法截然不同。施韦西格试图传播信心，而霍尔姆则在煽动焦虑。

施韦西格与霍尔姆不仅在州长之位上展开竞争，还在争夺施韦林的一个直接议席。九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施韦西格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里与其他候选人围成半圆坐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是学生，这些学生是由州政治教育中心邀请参加讨论的。毕竟，该州首次允许16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参与投票。

学生们准备了问题，但首先每位候选人都需要讲述自己是如何进入政坛的。对于施韦西格来说，是通过社会参与实现的。她讲述道，小时候她参加体育活动和青少年舞蹈组，还负责管理德波两国联合的度假营。“很高兴你们能来，”她向学生们喊道。她说，这里可能比德语课或数学课要好一点。在被问及如何改善城市中青少年的生活时，她详细地回答了问题，讲述了不同学校的翻修情况，仿佛她是一名地方政治家。

施韦西格担任州长已有九年，此前她曾担任联邦家庭部长。在什未林，她起初与基民盟（CDU）共同执政，随后与左翼党共同执政。在一段时间内，她在内容上表现得灵活，甚至到了扭曲地步，这一点在俄罗斯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她擅长精准切入要点，并且对人有敏锐的洞察力。

她想告诉学生们，每个人都“足够优秀”，每个人都能“搞定一些事情”。她利用这次亮相来抨击德国选择党（AfD）。她称该党煽动学生反对教师，制造“恐惧与分裂”，并向青少年灌输他们很快就得参战的观点。此外，她称 AfD 想要废除州政治教育中心，而正是该中心组织了这次重要的活动。

讲台上还坐着 候选人佩特拉·费德劳（Petra Federau）。她为自己和政党辩护。她称 想要废除政治教育中心是“虚假信息”（Fake News），他们看到的只是“节省潜能”，想要“精简”。费德劳在告别学生时祝愿他们能成就一番事业，但“绝不要”筑起防火墙。

学校位于米勒霍尔茨（Müller Holz）区，这是什未林的一个问题街区，以巨大的、陈旧的预制板建筑为特征。这里的失业率很高，移民背景人口比例也高。在与青少年的讨论结束后，费德劳乘坐一辆印有“家园拯救者”字样的 巴士前往当地的一家超市前，搭建了一个竞选摊位。

人们走过来热情地问候她，与她拍自拍，她则分发糖果。“给孩子们再来一面德国小国旗吗？”她向孩子们问道。 在这里早已成为全民党，并在该地区深扎根。这在许多大型活动（“公民节”）中也能看出，该党通常在小村镇举行此类活动。在那些地方，路灯杆上几乎只挂着 的海报。

随后，除了退休人员，许多带着孩子的家庭以及许多工人也出现了。许多人对政治感到极度愤怒。原因在于物价上涨、养老金、难民，以及据称人们不能再畅所欲言。

据称费德劳曾作为一名陪侍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将女性介绍到阿拉伯国家。但在 其他令人惊讶的人事背景面前，这件事已几乎不再引起关注。在罗斯托克，一名被定罪的银行抢劫犯正代表右翼民粹主义者参选。当此事引起波澜时，他承诺不会接受议员席位。党内还有多位具有极右翼背景的领导人物，例如曾加入 NPD（德国国家民主党）青年团。其中包括

该党总书记达里奥·赛费特（Dario Seifert），以及有影响力的议会小组工作人员丹尼尔·菲斯（Daniel Fiß），后者曾是极右翼“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的领导人物。

霍尔姆（Holm）对此表示，必须“承认每个人都能获得新的见解”，人们已经有了“个人成长”。他将 描述为一个“就像 CDU 在 30

这位56岁的人在交谈中表现得十分友好。他通常穿着牛仔裤和衬衫，袖子卷起。这位AfD（德国选择党）联邦议院议员出生于什韦林，曾接受过电工培训，随后长期担任电台主持人。当他在竞选活动中流畅地从一个话题过渡到另一个话题时，听起来仍然有点像在“Antenne MV”电台主持节目。

在面对AfD支持者演讲时，他言辞激烈，指责施韦西格撒谎，称她假装与柏林毫无关系。他指责社民党（SPD）存在“同志圈子主义”；作为州长，他希望“立即”终止广播州级协议；他将风力发电机称为“怪物”；他主张在AfD接管政府后，必须离境的寻求庇护者只能获得“床位、面包和肥皂”。

霍尔姆警告称犯罪率正在上升，并将其归咎于非法移民；他提到在什韦林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刚刚发生了一起“持刀致死案”。他向民众承诺将提供“更高的税后净收入”，并主张取消针对年轻人的房地产转移税。此外，霍尔姆要求必须修复北溪管道，使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并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国内许多人认同这种对俄立场。施韦西格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转向。她曾是主张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在美国制裁威胁到北溪-2管道完工时，在她领导下成立了所谓的气候基金会。该基金会随后利用俄罗斯资金完成了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在乌克兰遭到攻击后，施韦西格改变了立场，称其对管道的投入是一个错误，并前往基辅，为受攻击的国家提供支持。

在竞选活动中，她并不将此作为话题。但间接上这确实相关。例如，当人们向她描述对战争的恐惧时。一名戴着助听器的老人询问施韦西格，他是否还会被征召入伍。施韦西格拍拍他的手臂说，不，这不会发生。她自己只想要和平，她有两个孩子，分别10岁和19岁。没有政治家想要战争。“事实并非有人必须奔赴战场。”尽管AfD一直如此声称。至于扩军，她认为确保“我们的海军”装备精良至关重要。此外，东北部地区正从目前流入造船厂的大量资金中获益。

在所有这些担忧的背景下，施韦西格试图将自己与毫无政府管理经验的霍尔姆区分开来。她表示，在这样一个“世界失序”的时代，必须具备经验才能凝聚国家并在柏林代表国家利益。“如果你连市长都没当过，是不能这样思考的，那种事我也能办到。”

施韦西格在东北部依然非常受欢迎。57%的受访者对她感到满意；在直接选举中，她将获得60%的支持率，而霍尔姆仅为25%。红-红（社民党-左翼党）州政府在民调中的表现同样良好。

鉴于现状，这令人惊讶：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依然结构极其薄弱，平均收入和养老金处于垫底水平，教育政策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社民党在该州担任州长已长达28年，其中施韦西格执政9年，按理说她也应对此负责。但施韦西格试图扭转局面，传播一种向上的叙事：人口外流已停止，经济增长高于联邦平均水平。而像在罗斯托克附近建设大型数据中心这样的项目（她在选举前几周宣布了该项目的落户），证明了方向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施韦西格保证，她看到了人们的担忧。例如，关于高昂的食品和燃油价格，以及护理和养老金面临的削减威胁。她强烈反对在缴纳社保45年后取消无扣减退休金的制度。在谈到这一点时，她多次提到自己的父亲，他曾在东德时期是一名“低薪”锁匠，后来从事建筑工作，因此领取的是较低的养老金。她说，该州许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她在柏林如此致力于这些议题。

霍尔姆也提到了他的父母，但其叙事方向是衰落。他的父母在两德统一后像许多人一样改变了方向，现在终于还清了他们的小房子。“而现在国家来了，告诉他们应该把房子交给护理机构。”

霍尔姆现在也组织 Simson 摩托车骑行活动，就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AfD 那样。Simson 摩托车在东德时期是青少年外出、会友的一种方式，代表着自由。在竞选活动中，它们还成为了近期日益增强的家乡认同感、以及某种形式的“东德身份”的象征，毕竟这种摩托车曾经在图林根州生产。

但 AfD 利用 Simson 摩托车还旨在表达对所有其所厌恶之物的反抗，例如电动汽车，或许还包括城市化，当然还有布鲁塞尔及其针对内燃机的规定。AfD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部最近以“Simson 代替货运自行车”为口号，宣传一次前往路德维希卢斯特的平原骑行活动。在该党分享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群骑着摩托车、挥舞着 AfD 旗帜和德国国旗在林荫道上疾驰的人们，走在最前面的是面带笑容的霍尔姆。

视频配有一首歌，歌词写道，在这个“自由之夏”，一切皆有可能。并且：“过去的一切已成历史。我们将重新生活。”施韦西格本人试图应对这一局面。她现在也将摩托车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在什未林的一次活动中，她告诉学生们，自己在 15 岁时就考取了 Simson 摩托车的驾驶执照，那是她第一次独自开车去迪斯科舞厅和挖掘机湖（Baggersee）。

他无法摆脱凯·韦格纳的阴影

柏林基民盟（CDU）首席候选人斯特凡·埃弗斯（Stefan Evers）主打稳健——以及与左翼党的对抗 / 作者：斯特凡·克莱纳（Stephan Klenner），发自柏林

起初，斯特凡·埃弗斯的情况看起来像是一场主场之战。9月初，当这位基民盟参加众议院选举的首席候选人站在柏林贝贝尔广场（Bebelplatz）时，周围簇拥着穿着基民盟T恤的男女。埃弗斯准备在几分钟后，在名为“阻止左翼——建立反击左翼反犹主义的防火墙”的示威活动中发表讲话。此次活动的起因是，一周前说唱歌手Dahabflex在内克尔恩（Neukölln）左翼党的活动中登场，他在一首歌中歌颂“起义”（Intifada），并诅咒以色列军队死亡。由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柏林永不重复”（Never again Berlin）倡议组织组织了这次示威。

然而，这次集会让埃弗斯感到不安。在他之前，一名组织者发言：“在过去三年里，当犹太人越来越多地被挤出公共空间时，你们在哪里？”她质问在场的政治人物。她表示，在首都，犹太人的处境在“黑红政府”（基民盟-社民党政府）统治下“极其糟糕”。而如果参议院有左翼党参与，情况可能会更糟。当柏林的穆斯林在2023年10月7.日后的内克尔恩索嫩大道（Sonnenallee）庆祝哈马斯的大屠杀时，她感到缺乏政治上的支持。

埃弗斯反驳称，柏林参议院一直支持犹太人：市长凯·韦格纳（Kai Wegner）在人质被扣押的“最后一天”依然在红色市政厅前悬挂以色列国旗。与此同时，该州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反犹主义。在他之后发言的是自民党（FDP）州主席克里斯托夫·迈耶（Christoph Meyer），他的政党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众议院。他将“我们在2015年之后所经历的”描述为“沸点”。迈耶要求宪法保卫局对左翼党进行监视。这在示威者中的反响比埃弗斯对韦格纳的赞美更好。

这位财政参议员直到7月中旬才接替市长，成为9月20.日选举的基民盟首席候选人。韦格纳放弃参选，是因为他在今年1月初柏林电网遭遇纵火袭击后的行为中撒了谎。6月底，《每日镜报》（Tagesspiegel）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获取了韦格纳在袭击当日的通话记录。这些记录证实，他之前的陈述是错误的。

基民盟的区主席随后敦促韦格纳退出——并推举埃弗斯为替代候选人。几个月以来，党内的支持者一直在私下谈话中请求他推翻韦格纳。埃弗斯此前对此不感兴趣。直到韦格纳自己认输，他才接受邀请。而在此之前，一次基民盟州党代会早已选举市长为首席候选人。该党的广告人员还为韦格纳制作了一部制作精良的候选人宣传片。大量的传单和海报已经印刷完毕。几乎所有东西都得作废。埃弗斯需要一次全新的竞选活动。对于该党的竞选战略家来说，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许多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位参议员很难被“营销”。

与韦格纳不同，埃弗斯并不以亲民的方式接近柏林市民。他更愿意花大量时间在办公桌前。基民盟试图将此转化为优势：一些竞选海报上写着“必须有人保持理智”。另一些海报则将埃弗斯宣传为“对懈怠之风的终结者”。党内大多数人对此感到满意。成员们普遍认为，与其不可信地充满活力，不如真实地枯燥。

埃弗斯在为期十周的短期竞选期间，主要采取与左翼党对抗的策略。在民调中，他与左翼党在争夺第一名的位置上处于白热化竞争。埃弗斯反复谴责左翼党内部存在反犹主义者的影响力。他希望以此增加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在选举后选择左翼党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担任执政市长的难度。

接棒者：斯特凡·埃弗斯 照片：安东·韦斯特

尽管如此，她仍有很大机会：黑红联盟（基民盟与社民党）预计将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席位。埃弗斯可能只有在将绿党也纳入执政联盟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执政市长。但绿党更倾向于与左翼党合作。在内容上，两者有更多共同点：在柏林，左翼党和绿党都主张征收大型住房企业的财产。而基民盟则坚决反对。

一些基民盟成员在私下批评，埃弗斯除了针对左翼党之外，没有找到能引起共鸣的主题。在民调中，基民盟的支持率在20%至21%之间，明显低于2023年的选举结果。当时该党获得了超过28%的支持率。尤其是在郊区，该党实力强劲。当时的交通参议员贝蒂娜·雅拉施（绿党）在选举前不久封锁了腓特烈大街的部分路段。基民盟利用这一点，在反对党立场上开展了一场激进的亲汽车竞选活动。而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再可能：选民们现在将交通拥堵和施工现场归咎于基民盟，而基民盟的交通参议员被认为缺乏影响力。

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让人们对基民盟的专业能力产生怀疑：在审计法院指责发放反反犹主义资助金的行为违法后，文化参议员宣布辞职。此前，两名基民盟议员曾向她施压，要求其签署决定书。数字化国务秘书马蒂亚斯·洪特（基民盟）仅在任三个月，原因是凯·韦格纳未能充分了解其履历中的断层。埃弗斯虽不对这些失误负责，但仍难以摆脱其阴影。参议院取得的成就，例如行政改革，因此被掩盖。

一些基民盟议员认为，埃弗斯本应与韦格纳保持更明显的距离。例如，在与一名男性结婚的新任首席候选人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并为该州在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SD）上的展示支出进行辩护后，党内引发了争论。此前，社民党和绿党曾批评该项费用过高。其他基民盟成员则认为，埃弗斯与执政市长之间明显的决裂将会产生负面影响。首席候选人需要韦格纳在竞选期间不产生干扰。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

基民盟的首席候选人目前也避免与弗里德里希·默茨发生争执。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斯文·舒尔策不同，埃弗斯没有质疑总理的改革。党内对此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埃弗斯在内容上支持这些改革；其次，他认为联邦党组织与州党组织之间的对抗是有害的；第三，由于涉及首都融资协议的谈判，埃弗斯必须维持良好的关系。周二，联邦政府与参议院签署了该协议。联邦政府今后将向柏林拨付更多资金。

选举之后，埃弗斯（Evers）将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尽管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保留意见，但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首先进行组阁磋商被认为是必然的。许多迹象表明，只有在这些磋商失败的情况下，基民盟（CDU）才能与绿党和社民党进行严肃的谈判。如果埃拉尔普（Eralp）成为执政市长，许多基民盟成员则希望她失败。他们认为，由于预算状况糟糕，埃拉尔普无法坚持满五年。届时，埃弗斯可能会作为反对党领袖获得第二次机会。

但这只有在他的政党能长期团结在他周围的情况下才可行。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埃弗斯在过去已经能够争取到柏林基民盟内部不同阵营的支持。他与韦格纳（Wegner）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在后者于 2019 年从时任文化国务部长莫妮卡·格吕特斯（Monika Grütters）手中接管基民盟州党主席之职之后。埃弗斯得以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前，他曾支持格吕特斯，后者与埃弗斯一样，在社会政策上持有自由主义立场。

不过，人们并不认为埃弗斯热衷于处理党内冲突的管理工作。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务一直由韦格纳负责。

来自俄罗斯的幕后操纵者：Oleg L.涉嫌策划莱比锡袭击事件

丹尼斯·斯莫利亚宁诺夫（Denis Smoljaninow）长期以来一直被欧洲当局所关注。作为一名“心理战”专家，这位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的军官自2024年12月16日起就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制裁理由称：“他通过社交媒体招募特工，在欧盟内部从事破坏活动以及其他旨在制造北约国家之间紧张局势的活动。”

显然，他与8月初发生在莱比锡 / 哈勒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也有关。德国当时之所以可能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大概是因为那些装载了炸药并与满载燃料的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相撞的无人机，其引信失效了。

这次袭击的疑似组织者Oleg L.（《南德意志报》（SZ）、WDR和NDR在9月初首次报道了此人）根据俄语调查媒体Dossier Center的调查结果，与斯莫利亚宁诺夫已保持联系近20年。Dossier Center在三年前首次报道了后者的活动。该调查平台由流亡海外的前俄罗斯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chail Chodorkowskij）资助，后者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因政治原因在俄罗斯被监禁。

Dossier Center称其已获得斯莫利亚宁诺夫的工作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也出现了Oleg L.，据SZ、WDR和NDR报道，联邦刑事警察局认为他是近期莱比锡袭击未遂事件的后勤人员。根据Dossier Center的说法，两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07年。

据SZ、NDR和WDR报道，L.在莱比锡 / 哈勒机场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就已被西方情报机构掌握。他据称曾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执行传递信息及其他秘密任务。在袭击未遂的一周前，他据称于7月底从伊斯坦布尔飞往柏林，随后租车前往莱比锡。根据这些报道，他在袭击未遂的两天前就再次乘飞机离开德国，这次前往塞尔维亚，据称他自2022年起在那里经营一家公司。

据称，操控无人机的是Andrej K.，他同时持有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护照。调查人员之所以能追踪到他，是因为他在案发现场留下了DNA痕迹，且此前因违反法律已被列入立陶宛和芬兰的数据库。波兰调查人员还将他与2024年7月发生在罗兹（Łódź）的Leroy Merlin建材超市纵火案联系起来。一名涉嫌参与该袭击的乌克兰人目前正在华沙受审。他被指控还参与了使用包裹内纵火装置的袭击，这些袭击同样在2024年7月导致莱比锡 / 哈勒机场、华沙和伯明翰发生火灾。

据SZ、NDR和WDR报道，在这些袭击中，斯莫利亚宁诺夫同样在幕后操纵。然而，根据Dossier Center的调查结果，他在欧盟的活动追溯时间更早。例如，在2023年初土耳其发生严重地震后，法国出现了带有乌克兰国旗的横幅，将这场自然灾害称为“上帝的惩罚”，理由是土耳其继续允许俄罗斯游客入境。此外，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巴黎出现的数百处反犹太涂鸦显然也是一次由斯莫利亚宁诺夫在俄罗斯远程指挥的GRU行动。rve.

知名听众：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右）倾听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演讲。照片来源：AP

7月初，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晚宴上，乌苏拉·冯德莱恩走向了马克·卡尼。无论

“准成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由于他不想在九月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关于欧盟形势的演讲，欧盟委员会主席询问了加拿大总理。她表示，演讲涉及影响加拿大的重要地缘政治问题。卡尼意识到了这个机会，并表示同意。当他周三真正坐在议事厅内时，情况已不再仅仅关乎共同利益，而远不止于此。

卡尼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多数党团起立鼓掌。唯有在议会中人数稀少的右翼席位上，议员们示威性地保持坐姿。这两者都与唐纳德·特朗普有关。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极右翼分子不愿支持这位美国总统的公开对手。与之相反，中左翼阵营则正因卡尼的反抗精神而对其大加赞赏。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关于欧盟现状演讲的特邀嘉宾。冯德莱恩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其具体提议仍较为模糊。

作者：托马斯·古奇克（Thomas Gutschker），斯特拉斯堡

“您展示了如何应对特朗普，”自由派党团主席瓦莱丽·海耶（Valérie Hayer）随后在辩论中表示，“拒绝妥协，予以反击，用权力的语言对话。”左翼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绿党和左翼人士——他们都希望冯德莱恩在与美国的关税争端中能像这位加拿大政府首脑一样强硬。当然，他的升级策略是否能比欧盟征收10%关税的结果更好，目前还不得而知。

8月20日，卡尼暂停了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特朗普对此的回应是对钢铁、家具、纸张及其他商品征收50%的关税。卡尼宣布将“以牙还牙”（dollar for dollar）地进行报复，并实施了反制关税。随后，特朗普扩大了其措施，甚至打算完全禁止进口摩托车和酒精饮料等部分产品。

当卡尼在7月受邀前往斯特拉斯堡时，他几乎无法预见这种局势的升级。但随着事态发展，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他希望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并建议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一愿望将在本周四得以实现。冯德莱恩为此专门修改了行程，以便能够聆听。不过，她在周三率先采取了行动。

“我们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最高水平，”她在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中宣布。随后，她直接面向她的嘉宾——他坐在第一排，即预留给成员国理事会的席位上。“在此，我想与你共同努力，使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assoziierte Mitglied），”她说道。这引发了又一次起立鼓掌。两位政治人物亲切地拥抱了对方。

“准成员国”，根据《法兰克福汇报》（F.A.Z.）获得的信息，这个词是在演讲前不久才被加入讲稿的。据称冯德莱恩坚持这样做，因为她热爱具有冲击力的宣布。然而，关于这一身份在实质上意味着什么，她并未明确说明。欧盟条约并未规定此类地位。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曾在5月向乌克兰提供过“准成员国”身份：参与部分欧盟项目，且在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欧盟机构——这是他的想法，但在各成员国之间存在争议。

基辅是入盟候选国，它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希望成为欧盟成员。而加拿大的情况则不同。根据《欧盟条约》第49条，“任何欧洲国家”只要尊重并致力于维护欧盟价值观，均可提交加入申请。尽管对于何谓“欧洲”没有详细定义，但欧盟委员会也认为，这一规定封死了加拿大成为潜在成员国的道路。

高级官员认为，这也涉及进入单一市场的权限以及参与欧盟四大基本自由：即成员国之间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无限制流动。这应当仅限于成员国以及像挪威这样出于自由意愿决定不入盟并支付财务贡献的国家。

相比之下，必须为加拿大量身定制一套单独的方案。冯德莱恩列举了其中最重要的元素：能源、稀有原材料、国防以及在北极地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在液化天然气方面，欧盟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平衡对美国高度依赖的机会。在稀有原材料方面，加拿大是少数不仅拥有大量储量，还拥有自有精炼厂的国家之一。这些原材料被用于例如现代武器系统。反之，加拿大订购多达12艘潜艇，为德国带来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备交易。而在北极地区，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即不将阵地拱手让给俄罗斯和中国。

与加拿大的新伙伴关系仅是冯德莱恩演讲中的众多元素之一，该演讲旨在勾勒欧盟委员会在新议会年度的工作计划。其中另外两项提议尤为突出。其中一项涉及欧洲人如何应对主要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她表示，欧洲需要就如何应对此类事件达成共识，前提是这些事件仍处于武装袭击的阈值之下。因为一旦超过该阈值，无论如何都将由北约负责。

当然，北约在盟友认为“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已经规定了进行磋商。这就是《北约条约》第 4 条的规定。一年前，在俄罗斯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以及俄罗斯战斗机侵犯爱沙尼亚领空后，成员国曾两次举行此类磋商。随后，他们采取了克制态度。

因此，冯德莱恩现在倡导建立欧盟的“紧急安全协议”。一旦某个成员国触发该协议，所有成员应聚集在一起并协调共同的应对措施。与北约不同，欧盟拥有贸易或入境限制以及个人制裁等工具。她还希望将此类磋商扩大到挪威、英国以及——当然——加拿大等国家。“因此，我们近期将具体阐明欧洲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成为现实，”她说道。

冯德莱恩由此采纳了一个由时任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 2018 年提出的想法。“成员身份将轮换；欧盟安全理事会能够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并将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欧洲成员国紧密协调，”默克尔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采访时如此概述她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尝试，旨在将成员数量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从而确保欧洲具备行动能力。冯德莱恩是否借鉴此方案，将在她展示新的欧洲安全战略时见分晓。

她的第二个提议涉及移民，这是针对7月底 80.000 名移民涌向北非西班牙飞地休达（Ceuta）而提出的。她表示，欧洲需要手段以便随时保护其边界，“特别是当大规模人口流动被操纵并被用作武器时”。因此，她将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危机反应框架”。“该框架仅在满足一系列严格定义的标准时才会触发。在这种情况下，它将允许标准程序在时间有限且严格界定的范围内具有灵活性。”

这可能意味着，各国不再必须接收或处理避难申请。这或许会在欧盟法律层面使在外部边界进行遣返合法化。到目前为止，成员国在这种情况下的唯一做法是援引欧盟法律的国家例外条款。在基民盟（CDU）的倡议下，欧洲人民党（EVP）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对此进行修改。

然而，这件事取决于具体的执行细节。为此，欧盟委员会将等待欧洲人权法院对三起待决案件的裁决。在距离议会仅一步之遥的斯特拉斯堡法院，一些移民已对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提起诉讼，原因是他们在白俄罗斯边境被遣返。

巴西最高法院陷入内讧

一场历史性的会议在丑闻中结束——这场危机如今完全主导了竞选活动 / 作者：Tjerk Brühwiller，发自圣保罗

周二，武装警察封锁了位于巴西利亚的最高法院，无人机在空中监视，搜爆犬在入口处进行检查。然而，真正具有爆炸性的却是法院内部发生的事情。该法院在其历史上首次讨论是否应对一名在任法官展开调查。焦点人物是亚历山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及其与已被监禁的银行家丹尼尔·沃卡罗（Daniel Vorcaro）之间的联系。但在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议后，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答。相反，这场在摄像机记录下的会议揭示了法院内部的分歧之深。

事件的起因是关于 Master 银行（Banco Master）倒闭的丑闻。联邦警察的一份报告记录了沃卡罗与莫赖斯之间的联系，以及该银行与莫赖斯妻子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一份价值数百万的合同。莫赖斯否认存在违规行为。周二的会议原计划首先澄清相关线索是否足以启动正式调查。

但很快，讨论的重点不再是莫赖斯，而是法院内部谁在与谁作对。资历最深的法官吉尔马尔·门德斯（Gilmar Mendes）攻击了安德烈·门多萨（André Mendonça），后者要求并公布了关于莫赖斯与沃卡罗关系的警方报告。门德斯指责他出于选举考虑将此案政治工具化，称其为“学徒魔法师”，并最终表示：“即使是黑手党也有伦理。”门多萨则称这些指控“不负责任”。

门多萨与莫赖斯的冲突更为激烈。莫赖斯声称，门多萨曾试图促使联邦警察将他纳入一项污点证人证词中。门多萨九次打断他，大喊“谎言！”。莫赖斯最终指责这位由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任命的法官“服务于一个”曾试图发动政变的“政治团体”。

卡门·卢西亚（Cármen Lúcia）是庭审中少数冷静的法官之一，她谈到了这场公开且政治化的斗争给法院带来的损害。她说，她为这场闹剧感到羞愧，并向民众道歉。卢西亚表示，在距离选举不到三周的时间里，面包店、药店和新闻节目里讨论的是最高法院的内斗，而不是国家的难题。

在法律层面，会议同样没有结果。门德斯希望将莫赖斯案与针对门多萨的独立程序合并。四名法官拒绝，三名法官赞成。法官弗拉维奥·迪诺（Flávio Dino）申请更多时间查阅卷宗。因此，决定被推迟，可能会推迟到选举之后。是否正式对莫赖斯展开调查仍未确定。

但争论仍在继续。关于 Master 银行的丑闻已演变成一场关于调查被政治工具化的争端。莫赖斯和门德斯指责门多萨选择性地公布信息。门多萨则指责同事阻碍调查。此事之所以敏感，主要是因为涉及的不止莫赖斯一人。其他法官以及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必须面对指控，即他们与银行家沃卡罗保持着可疑的关系。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的丑闻和内斗主导了竞选活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将这场危机作为其电视竞选广告的主题。在一篇被刻意营造得像总统演说般的报道中，他解释说，局势的严重性迫使他中断常规的竞选活动，并试图将莫赖斯与总统卢拉（Lula）联系起来。至于他本人与沃卡罗的联系以及针对他的相关调查，他则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卢拉的竞选团队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迷茫，因为这场危机打乱了原定的竞选剧本。总统正努力与法院保持距离。会议结束后，他要求对所有相关人员展开调查。他表示：“不需要宽限期。必须对所有人进行调查。”最高法院中任何人都不应处于被怀疑的状态。与此同时，卢拉指责门多萨选择性地公布信息。然而，他的竞选团队并不打算在社交媒体上激进地利用这次危机。这场丑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民的投票决定尚不明确。根据民调机构 Datafolha 的一项调查，最近有 85% 的受访者表示，针对莫赖斯的指控并未改变他们的投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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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塔奇被判处25年监禁

海牙的哀悼：塔奇的支持者在判决公布后举行抗议。 照片：路透社

海牙的一个特别法庭判定科索沃前总统有罪——其中包括在96起案件中犯有谋杀罪。

作者：迈克尔·马滕斯（Michael Martens） 维也纳

位于海牙的科索沃特别法庭于周三判处科索沃前总统哈希姆·塔奇（Hashim Thaci）25年监禁。在由美国法官查尔斯·史密斯三世（Charles Smith III）宣读的判决理由摘要中提到，塔奇亲自参与了部分指控其犯下的罪行。对于其他罪行，他至少知情，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调查或惩罚罪犯。相反，他参与了掩盖罪行痕迹的尝试。

法院认为，在超过300起案件中，关于虐待囚犯的指控已成立。在96起案件中，谋杀指控也得到了证实。塔奇及其三名共同被告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国家，并为此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法院概括地强调，被告的目标并非非法，而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采用的部分手段是非法的。法院驳回了辩方的论点，即塔奇及其共同被告被指控的罪行是在混乱局面下的个人报复行为。

法院详细阐述了1998年和1999年，囚犯在由塔奇共同创立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解放军（UÇK）营地中所遭受的极端残暴对待。例如，受害者的手臂、肋骨或腿部被折断。另一些人的指甲被拔掉。许多人被殴打至昏迷。部分人死于虐待后果。幸存者则一直与终身的生理和心理问题作斗争。三位法官查尔斯·史密斯三世以及克里斯托夫·巴特（Christoph Barthe，德国）和盖纳埃尔·梅特罗（Guénaël Mettraux，瑞士）将以下事实视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塔奇最初支持设立特别法庭，并在指控确认后立即自愿投案。

出生于1968年的塔奇很早就活跃于政治领域。九十年代初，他作为难民居住在瑞士，并在苏黎世大学注册学习政治学。在此期间，他也学习了德语。九十年代中期，塔奇成为了UÇK的创始人之一，其代号为“蛇”。从1998年8月起，他成为UÇK的政治领导人。UÇK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对塞尔维亚警察和士兵发动袭击），以反抗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由于局势升级，北约介入了这场冲突。从1999年3月到6月，北约在“协力行动”框架下对塞尔维亚进行了轰炸。在贝尔格莱德同意将所有安全部队从科索沃撤出后，轰炸才告结束。1999年6月，由北约领导的科索沃保护部队（KFOR）派遣约50,000名士兵进入该地区。与此同时，塔奇签署了一份关于UÇK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声明。在形式上，科索沃仍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但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

战后，塔奇成立了科索沃民主党（PDK）——将其作为UÇK退伍军人的接纳地以及实现其政治计划的工具。塔奇曾被后来的美国总统乔·拜登称为“科索沃的乔治·华盛顿”，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联系人之一。2008年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时，他担任科索沃政府首脑，并一直担任该职至2014年。从2016年到2020年11月，塔奇担任科索沃总统。

在针对他及另外三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退伍军人的战争罪指控被确认后，他立即辞职，并向海牙法庭投案。检察机关指控塔奇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提及的罪行包括酷刑、绑架、任意逮捕、非法拘禁以及100多起谋杀案。在审理过程中，经过234个庭审日，共听取了273名证人的证词。在证据采集结束之后，检察机关要求对每名被告判处45年监禁。

此前已故的瑞士政治家迪克·马蒂（Dick Marty）提出的那些引起公众关注的指控并不在本次审理之列。马蒂曾声称，塔奇领导了一个团伙，涉嫌摘除塞尔维亚囚犯的器官并在黑市上出售。然而，这些指控从未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证明。

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炸弹 特朗普批准大规模武器交付

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已批准向以色列交付数万枚重型炸弹。美国媒体周二援引知情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笔价值 28 亿美元的武器交付将成为向以色列提供的规模最大的交付之一。其中将包括 40.000 枚 MK-84 型（含 84）和 BLU-117 型（含 117）炸弹，以及 20.000 枚 I-2000 型（含 2000）延迟爆炸的钻地炸弹。

据媒体报道，国会已收到关于交付这些破坏半径达数百米炸弹的非正式通知。国会仅在两院均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情况下才能阻止此次销售，但这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此外，外交部可以通过紧急授权在无需同意的情况下启动武器交付。这一手段此前曾被民主党前总统乔·拜登以及特朗普共同使用。

拜登政府曾在 2024 年暂停向以色列交付重型炸弹，理由是以色列在加沙人口密集地区使用了这些武器。而特朗普在再次就职后不久便批准了此次交付。今年2月，政府还与以色列达成了一项价值 27 亿美元的协议，计划交付 35.000 枚同类级别的炸弹。然而，美国民众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的激进行动的批评日益增加。

除了民主党人，MAGA代表现在也对计划中的武器交付提出了批评。针对最新的媒体报道，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史无前例的”。他指责以色列在过去使用此类炸弹在加沙平民中造成了“荒诞的屠杀”。 fia.

特朗普批评最高法院 美国总统痛斥保守派法官

针对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对其中的保守派法官表达了强烈批评。这位美国总统在其平台Truth Social的一篇长文中写道，法院“辜负了”美国人民。他称某些法官害怕那些“疯狂且腐败的”民主党人，没有表现出“拯救我们的美国”所需的勇气。他表示，这些人“不是我在提名他们之前所交谈的那些人”。

这位美国总统任命了该法院六名保守派法官中的三名：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以及艾米·科尼·巴雷特。这三人最近在一项紧急裁决中与三名左翼自由派女法官投票一致。他们由此驳回了美国政府在11月国会选举前强行实施某些新邮寄投票规定的尝试。特朗普在文中因此声称，民主党人现在在邮寄投票舞弊方面畅通无阻。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最近的美国选举中存在大规模舞弊。

总统进一步指责这些法官做出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定。他指的是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政府裁决的其他案件——其中包括试图废除宪法规定的出生地原则，以及针对许多国家的互惠关税问题。特朗普写道，对他来说批评法院“并不容易”，但作为总统，这是他的职责。在邮寄投票的裁决中，他将两名未加入其他法官决定的保守派法官托马斯·阿利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排除在外，称他们是“传奇”。fia.

来自俄罗斯的结婚礼物

为什么特朗普的儿子会收到一名寡头给的钱？作者：索菲亚·德赖斯巴赫 (Sofia Dreisbach)

单单是唐纳德·特朗普二世（Donald Trump Junior）与乌马尔·克雷姆廖夫（Umar Kremljow）之间所谓的友谊就值得关注：一个是现任美国总统的儿子，另一个则是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有联系的俄罗斯商人，且据称其英语水平有限。唐纳德二世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他们并非商业伙伴，而是分享对体育热爱之情的朋友。克雷姆廖夫则表示，两人在几年前相识，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这段关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然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这位俄罗斯业余拳击协会主席在5月为总统之子与网红贝蒂娜·安德森（Bettina Anderson）在巴哈马举行的婚礼花费了数十万美元。正如调查类在线门户网站“Pro Publica”本周报道的那样，克雷姆廖夫承担了多项支出。例如，举办招待会的私人岛屿租金约 100.000 美元，以及一场通常花费约 70.000 美元的烟花表演。此外，他的团队据称还参与了该周末活动的规划。

这对夫妇并未否认此事。贝蒂娜·特朗普在 Instagram 的一篇帖子中写道，既然婚礼显然成为了头条新闻，她希望澄清事实。她的“好朋友”乌马尔在婚礼正日之后的两天里，举办了“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庆祝之夜”。这是一个“极其慷慨”的结婚礼物，对此他们将永远心存感激。就在这次聚会前几天，克雷姆廖夫还与普京一同出现在中国。

新婚妻子提及了关于邀请函的报道，其中认为总统之子采取此类行为是不恰当的，或者其中涉及政治动机。贝蒂娜·特朗普写道，如此私人且美好的事情，仅仅因为对方的出身或身份，就被描绘成“政治性的或威胁性的”，这令人遗憾。慷慨并不自动意味着带有某种目的。“没有阴谋，没有谜团。”

要点简述

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于周二启动了对此事的调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中排名最高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加西亚（Robert Garcia）质疑这位俄罗斯商人的动机——他希望通过这份礼物获得什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称这是一场“腐败的、可收买的、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婚礼安排。他指出，对方不是什么表亲，而是一名俄罗斯寡头。有时，结婚礼物就是“来自外国独裁者的贿赂金”。

数据表明，唐纳德二世完全有能力自行负担此类庆祝活动。《福布斯》最近将其财产估计为约 3 亿美元。特朗普总统没有参加儿子的婚礼。他当时表示，虽然他希望参加，但这将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私人活动”。在回应《纽约时报》的询问时，白宫表示，总统不知道乌马尔是谁，从未听说过他。此外，婚礼本身是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举行的。

这对新人显然也采取了这一论点进行辩护。贝蒂娜·特朗普在她的 Instagram 帖子中辩称，由于计划变更，婚礼庆典本身于周五在邻近的岛屿上举行。而那个周末则是“早早计划好”的与朋友的聚会，而非婚礼庆典。

在唐纳德·小朱及其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庆祝活动照片中，并没有出现慷慨的捐赠者克雷姆廖夫（Kremljow），其协会由俄罗斯国家控制的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资助。但在一名宾客发布的合影中，克雷姆廖夫确实出现了，这张照片被“Pro Publica”挖掘了出来。他位于最后一行，身体被遮挡了一半。

莱茵要求停止排斥 AfD

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莱茵（Boris Rhein，CDU）对基民盟的“防火墙”策略提出质疑，并主张采取一种与 AfD（德国选择党）相处的新方式。莱茵在为《世界报》撰写的一篇客文中写道，现在需要的是“划清界限”而非“排斥”。莱茵认为，“如果中间派因为已经接触了所谓的‘错误对象’而不敢公开讨论问题，这只会增强政治极端势力的力量”。在与 AfD 的打交道中，他要求更多地依赖于论据的交锋。dpa

马格德堡州办公厅主任辞职

马格德堡州办公厅主任兼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化部长莱纳·罗布拉（Rainer Robra）将在 10 月初本届立法期结束时卸任。这位 74 岁的基民盟政治家向《法兰克福汇报》确认，如果新州议会成立时未能选出州长，他将不会在不确定期限内留在一个临时领导的州政府中。这位法律专家自 2002 年起领导州办公厅，被认为是州长伯默（Böhmer）和哈泽洛夫（Haseloff）的重要支柱。bin.

共和党人欲弹劾赫格塞斯

共和党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周二向全体会议提交了一项弹劾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动议。马西指控赫格塞斯在履行职务期间有八项失职行为，其中特别涉及伊朗战争。众议院最迟必须在本周四处理马西的请求。虽然成功的可能性较低，但这将迫使共和党议员对伊朗战争表态。o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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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法律

宪法的回响

联邦宪法法院成立75周年：卡尔斯鲁厄的法官们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现在，我们正面临一场文化变革，甚至可能是一次文化断裂。

作者：保罗·基希霍夫

I

在过去的75年里，一份充满民主更新意愿和法治信心的宪法文本，已转化为一个由《基本法》塑造的宪法国家的现实。凭借具有约束力的裁决权力，联邦宪法法院成功地为构建一个保障每个人和平、尊严与自由，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保障文化、政治和社会归属感的国家体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发展的基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逐渐形成的价值观、经过民主合法化且成文的宪法文本的权威，以及法律当事人对公正国家的追求。

1949年，德国的宪法制定者们为了对抗纳粹的不法统治而制定了一部国家宪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利用了人们熟悉的国家法体系，并依托于经过验证且成熟的宪法见解。德国国民使这个民主国家合法化并将其建制。一个——初步的——国家领土定义了新宪法的适用范围。关于权力分立、联邦制和法治国家的构想与经验已经存在。人权现在由国家保障并由国家通过——作为基本权利——予以实现。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包括倡议权、磋商以及必要的多数票——宪法制定者最初遵循的是一种潜在存在的法律文化规则。

联邦宪法法院加强并塑造了向一个确保和平与生存的国家迈进的普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端且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局面下，国民和所有国家机关找到了力量去重建被摧毁的城市，通过宣示并践行价值观来重新赢得国际信任，并重新巩固人与人之间、在家庭等生活形式中、在经济、教会和文化中的相互理解。生存危机影响着每一个人。更新的勇气是普遍的。这种凝聚力得到了国家的强调，得到了国民的践行，并被媒体反复肯定；在德国分裂期间，这种凝聚力在“宪法爱国主义”的理念中被意识到了。

联邦宪法法院坚持德国国家的持续存在。它构建了现有国民开始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它加强了重建和“经济奇迹”的新秩序。面对受害者，法院为这个仍处于战争和破坏恢复期的社会提供了衡量标准，以便对不法行为进行赔偿，归还被没收的经济资产，为被定罪者恢复名誉，并通过负担平衡法和战争受害者救济来减轻战争后果。这些司法实践将至今依然存在的对过去不法行为的责任，转化为对宪法国家体制和正义的使命。

这些司法实践的目标是创造和平的平衡。在一个权衡与考量的过程中，一个面向现实且严守文本的《基本法》提供了日益熟悉的认知基础。在海德堡的一座古桥上，有一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正义女神像，她的两个天平盘并非自由摆动，而是分别落在石头（现实）和书籍（法律文本）之上。

在其成立的75年间，宪法法院展开了一套法律界所期待的正义秩序。它以成文法的可靠性以及宪法法院作为最终裁决者对《基本法》的约束，来对抗国家权力滥用（包括政党主导）。由此，正义理念并未被排除在成文的宪法秩序之外，而是被纳入到成文法律条款的可视性和可追溯性之中。正义秩序转化为一套成文的价值体系，其具体条款保障了和平与民主、个人自由与平等。宪法法以及宪法法院的整合功能便依托于这一成文法。

在对《基本法》的初步实践后，法院认定，只有当那些被赋予参与意志形成权力的人们在认同宪法基本价值方面至少达成一致时，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才成为可能。正义这一统一目标，在宪法讨论中通过对理性、客观公正、自然以及明确提及的“普遍公认的正义观念”的要求，始终保持着日常的存在。没有价值的法律是毫无价值的，没有规范性的法律是无力的。

宪法司法实践根植于宪法，从而根植于一个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法律准则。它在当前案件的实时性中回答向宪法法院提出的咨询，并寻求将其具体化宪法的标准发展为面向未来的标准。在联邦宪法法院75年的活动期间，稳固的宪法知识和普遍的宪法信任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始终也是法律界的功劳。法院不能自行启动行动。只有公民和国家机关通过向法院提交申请，才使程序成为可能，并赋予其对象和视角。

法院在宪法使命的视角下，应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如今，法院将新闻自由理解为适用于所有传播技术的媒体自由。面对数字化转型，法院通过一套普遍的宪法数据保护法予以应对，旨在抵御全方位监控、恐吓和知识操纵，保护自我表达和身份构建，并将这种保护在信息技术系统中具体化为一项独立权利（IT系统基本权利）。这一尤为密集的司法实践致力于国家的安全保障使命，批评技术自动化带来的匿名性，寻求限制新兴的数字化权力，并对抗数字化联网导致的控制力丧失。它较少地监督立法者，而更多地与立法者共同组织一场基本权利的觉醒，以及面对技术、全球市场和欧盟时的法治信心。

国家不仅信任公民行使自由的能力，还致力于培育自由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法院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是对宪法诉愿做出裁决，但在此过程中，它也经常为国家组织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它发展出一种超越基本权利保护的通用比例原则，将适当性、必要性和可承受性作为个人生活预期和宪政国家地位的实际前提，并将其作为裁决对象。当法院审查大流行期间接种疫苗的适当性和必要性、根据概率做出关于环境和气候保护的气候预测，或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宪法职责框架下评估货币政策措施时，它在创造个人自由的条件并影响国家组织法。它为国家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为大学录取名额的分配以及义务教育学校的任务设定了标准，并塑造了国家刑罚的执行条件。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保护义务发挥作用，基本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家的职责。国家在培育自由的现实前提。

广播自由的保障变成了由缴费资助的公共广播保障，并伴随着高度的中立义务。避难法和移民法要求对逃亡原因、避难保障和返回条件进行调查，而这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实现。联邦国防军在内战中的部署被置于议会保留权之下，从而达到了政治上的安抚效果。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真实的权力转移，成为了通过程序使个人选举权——即选举一个具有政治分量的议会——发挥作用的契机。这种对宪法前提的培育包含了一个理性承诺和一个人道承诺。

司法权被“委托”给法官。基本法如此规定，以此强调法官独立的决定权，并信任其公正性、客观性和职务使命。这种决定责任在联邦宪法法院身上比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更为沉重。基本法通常以开放的、部分仅为片段式的事实描述来规定宪政国家的指导原则。从受理宪法诉愿到判决执行，程序设计掌握在法官手中。

在适用基本法时，联邦宪法法院利用法官的专业素养，但并不受限于理论保留或既定的解释准则。宪法解释者在书面文字中寻找其规范锚点。他权衡法律条款的制定历史，以此回答当时的法律诉求，并针对当前案件的实际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最重要的是，法院使宪法产生赋予意义的效果，并遵循基本法中关于和平、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原则。

最近，法院还审查官僚主义规范过剩的合理性。每项宪法解释在裁决对象中都会考虑法律的意义和目的，以完善和补充宪法，并结合专业法院的判决，在私法、刑法、行政法、劳动法、社会法和税法等特定领域塑造宪法。只有对当今法律共同体具有赋予意义作用的判决才能令人信服。

经过75年，宪法审判的先例已成为宪法法官经验的重要来源。这些经验的积累增强了法官对宪法及宪法法院的熟悉程度，深化了对衡量标准和制度的信任。与全球其他法院及学者的交流，尤其是在原则性裁决方面，日益成为一种自我确认的手段。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欧洲法院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之间的协作关系，已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决定性因素。

每位宪法法官都会提及“宪法”一词。当他穿上法袍进入法庭时，他便放弃了个人自由，仅为自己的司法职责服务。直到夜晚脱下法袍，他才重新获得个人自由。

宪法法院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并采取行动。它深受文化影响，维护着已实现的法律文化核心，并对法律发展负有共同责任。当前，我们正面临一场文化变革，甚至可能是一次文化断裂。国家在很多时候更多地通过财政权力而非法律权力来运作，受经济强权的引导，并令其公民感到不堪重负。战争、社会保障体系、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正在改变生活与工作环境。

1949年，法院利用其司法工具助力应对复杂的变革。它让人们通过个人权利保护手段——宪法诉愿，体验到自由与法律上的平等。随着新价值体系的展开及其在成文宪法中的整合，法院奠定了法律基础，使年轻的法治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信任与认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以及欧元的创建过程中，司法裁决提供了衡量标准，使德国成为一个具有日益增长的宪法国家分量的平等缔约伙伴。

对于1989年的重新统一，法院坚持宪法规定的统一使命，维护所有德国人的共同国籍；它不将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之间修改基本法的统一条约视为与外国势力的宪法变更，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准备重新统一的国家民族中，两个此前分离的部分之间达成的协议。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利用世界政治机遇实现统一后，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根据成熟标准对部分复杂问题进行领域特定的评估，支持了这一在复杂性上难以把握的统一进程。针对全德选举、间谍和墙边射手、德意志帝国或苏联没收财产以及在公共部门任职等问题，法院兼顾了过去的事实性以及法治更新的可能性。它寻求一种补偿，尤其是针对不可弥补的人格损害，并提醒人们国家补偿能力的有限性。

法院的核心任务仍然是维护宪法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和谐。这种“和谐”让人想起法院最近举行的法官更替庆祝仪式，该仪式通常以音乐开始。法院院长斯特凡·哈巴斯（Stephan Harbarth）指出，音乐与司法在一种和谐中具有一致性，而这种和谐并非产生于所有声音都相同的地方，而是一种始终协调的差异，它通过正确的比例与不和谐区分开来。在专业领域存在争议的司法辩论中，更具说服力的论点之力量以及对机构使命的认知，将引导出一种协调一致的整体陈述。在这次庆祝仪式上，现场响起了爵士三重奏的乐曲。

保罗·基希霍夫（Paul Kirchhof）教授博士是海德堡大学（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国家法与税法的特聘资深教授。

国际足联权力过大，无法实现自我监管

现在轮到欧盟采取行动：欧盟必须发挥其经济实力，强制推动改革 / 作者：弗朗茨·C·迈尔（Franz C. Mayer）与米格尔·波亚雷斯·马杜罗（Miguel Poiares Maduro）

国际足联（FIFA）已发展成为全球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它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受到的监管却少得惊人。近期的种种争议——从政治干预到提议通过私人投资进一步将世界杯商业化——并非个别失误，而是一个已达极限的领导模式所呈现的症状。

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无法留任，这一点显而易见。无论如何，仅从法律层面来看，他已被剥夺了再次连任的机会。国际足联章程第33条第2款规定，任期上限为三个任期。权力在时间上的限制是民主最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民主与其它统治形式的根本区别。当任期限制被试图通过辩论而消除或被直接忽视时（正如因凡蒂诺所尝试的那样），这极具讽刺意味。然而，仅仅更换一个人选是不够的。

核心问题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国际足联既是世界足球的监管机构，又是其最重要的商业参与者。它制定规则，控制赛事准入，监管参赛者，同时又从其监管的这些市场中获利。在任何其他领域，这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但在足球界，这种格局却已成为常态。

国际足联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强烈的激励，使其将利润最大化置于首位。因为在这种模式下，财务资源同时也是政治资源。在国际足联内部，这些资源支撑起一套赞助体系，使在职者能够稳坐江山，并压制异议。国际足联内部的权力集中并非某个特定领导层的偶然结果，而是财务和制度激励下的必然结果。如果在不改变这些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更换一名“帝国式”主席，仅仅是为下一任“帝国式”主席铺路。

这种赞助体系得益于处于主席职级之上的一个规模小且封闭的决策群体。各区域足联以及大多数国家足协在治理缺陷方面与国际足联如出一辙。高层的更新极少发生，主导地位由一个相对稳定的在职者圈子及其选定的继任者把持。女性代表严重不足，球迷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几乎没有话语权。足球界的统治机构声称其合法性来自自下而上，但实际上，它们的运作方式却是自上而下的。

F.A.Z. 新栏目：Einspruch（异议）

现已在播客上线： 联邦宪法法院院长 斯特凡·哈巴特（Stephan Harbarth） 与 F.A.Z. Einspruch 的对话。

此外，还缺乏具有实质意义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监督机制。如果任命、任期和罢免最终取决于那些本应被监督的权力机构，那么独立机构就无法保持独立。仅有规则本身还不能带来有效的问责。它们需要能够毫无畏惧且不偏袒特权阶层地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否则，法律将面临失去法治精神、失去“法治”（rule of law）的危险。

这种迫在眉睫的法外状态之所以尤为严重，是因为其影响远超足球领域。毕竟，由国际足联（FIFA）管理的足球规则可能是全球最普适的规则体系，比交通规则或宗教规范更普适。即使在独裁国家，手球依然是不被允许的。

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既非特别激进，也非没有先例。国际足联的监管职能应与其商业活动分离——这与计划中加强商业化的方向截然相反。治理应当真正变得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让球员、球迷、女性以及其他在决策过程中被广泛排除在外的利益相关者拥有真正的发言权。独立监督必须真正独立，并通过透明且无利益冲突的任命程序以及保障任期来获得保护。

国际足联当前权力体系中固有的激励机制，使得上述改革前景不可能从内部启动。政治力量在此承担着责任，且不能再对此回避。欧洲法院已多次指出，那些拥有相当于公共权力且在经济控制的同一市场中行使监管权的体育协会，蕴含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欧洲监管权力的影响力体现在欧足联（UEFA）对因凡蒂诺（Infantino）近期商业化计划的抗议中。诚然，在足球商业化方面，欧足联迄今为止更多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如果人们有足够的意愿和勇气以统一的声音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欧洲的经济力量可以在欧洲边界之外推广法治、价值导向以及更多内容。到目前为止，欧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体育运动的自主权主张。这种宽容的克制已不再具有正当性，因为体育已成为欧洲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目前已经存在大量结构性改革建议，涵盖从提高透明度到制度性和结构性措施的各个方面。例如，这些建议旨在扩大在国际足联中代表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及其民主性质，或建立有效的“制衡”监督机制和权力分立。欧盟既可以在其欧盟单一市场的权限范围内，促使国际足联遵守这些标准，也可以领导一项国际倡议，在该领域建立一个跨国机构。此处可以参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反兴奋剂领域的模式。任何如此规模的市场都不能在缺乏有效监督或有效问责制的情况下，被交给其自身的参与者进行监管。

弗朗茨·C·迈耶（Franz C. Mayer）教授博士是德国足协（DFB）联邦法院的伦理陪审员，并在比勒费尔德大学教授欧洲法。

米格尔·波亚雷斯·马杜罗（Miguel Poiares Maduro）教授博士曾任欧洲法院（EuGH）总检察长，曾担任国际足联（FIFA）治理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主席，并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教授欧洲法。

德国与世界

“森林家庭”的孩子们开始上学

罗马。来自阿布鲁佐州“森林家庭”的三个孩子于周三开始上学。其中一对七岁的双胞胎（一男一女）进入了瓦斯托市（Vasto）一所公立学校的二年级，九岁的女儿则进入了四年级。

至此，父母凯瑟琳·伯明翰（Catherine Birmingham）和内森·特雷瓦利昂（Nathan Trevallion）与意大利当局之间的监护权争端进入了下一阶段。在开学第一天，父母被禁止陪同孩子。这对澳大利亚-英国夫妇出于世界观的考虑，决定带着孩子住在简陋的农舍里——生活在自然之中，养许多宠物，但不连接电网和供水系统。

11月20日，地区首府拉奎拉（L'Aquila）的一名青少年法官下令，将孩子们从帕尔莫利（Palmoli）的农舍转移到距离约30公里的瓦斯托市的一家国家看护机构。三个孩子至今仍住在那里。法官认为，简陋房屋内的居住条件对孩子们来说是不合适的。此外，父母被指未履行类似学校的教育义务。在意大利，只要孩子定期参加教育部门的考试，家庭教育（Homeschooling）是被允许的。

此前，该家庭的律师及其支持者曾试图争取让孩子们与父母共同度过漫长的暑假，但未能成功。青少年法官还拒绝了将孩子在父母居住地帕尔莫利而非瓦斯托市入学的申请。

周二下午，三个孩子原计划首次访问父母在帕尔莫利的新住所（由市政府免费提供），但在最后一刻失败了。理由是由于记者的出现，无法确保孩子及其陪同社工的安全。

帕尔莫利市市长朱塞佩·马舒利（Giuseppe Masciulli）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其毫无根据，因为所有报道者在约定访问时间之前，已应父母的要求离开。律师表示，父母与孩子在瓦斯托看护机构之外的首次会面随后在一个“中立地点”举行，但经历了严重的延迟。

由于这些孩子在户籍登记上属于帕尔莫利，市政府每月必须向瓦斯托的儿童之家支付7500欧元的安置费。“我们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这些费用，”市长马舒利抱怨道，他一直致力于让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对于一个仅有850名居民的市镇来说，十个月75,000欧元的费用太多了。”该市镇希望获得罗马内政部的补贴。马蒂亚斯·吕布（MATTHIAS RÜB）报道

尼克·赖纳无需面对死刑

洛杉矶。即便在可能被判定有罪之后，涉嫌在加利福尼亚州犯下双重谋杀案的尼克·赖纳（Nick Reiner）也无需面对注射死刑。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内森·霍克曼（Nathan Hochman）周二表示，在即将针对这名33岁男子进行的审判中，他将放弃寻求死刑。

霍克曼提到了被告父母被谋杀时的具体情况。死者为电影制作人罗伯·赖纳（Rob Reiner，《哈利与莎莉》导演）及其妻子米歇尔（Michele）。据称，尼克·赖纳在12月的一次圣诞聚会期间，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区喜剧演员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的别墅中，因发生争执而用刀刺死这对夫妇，捅刺次数达数十次。

霍克曼表示，尼克·赖纳的兄妹罗米（Romy）和杰克（Jake）也反对对其患有精神障碍且药物成瘾的兄弟执行死刑。因此，检察官决定寻求一项无机会假释的终身监禁。预计审判要到2027年才会开始。

尽管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多年来一直投票反对废除“死刑”（death penalty），但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2019年暂停了死刑的执行。位于圣昆廷（San Quentin）的死刑牢房现已被关闭。ceh.

慕尼黑啤酒节拟采取此举以提升安全性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将于本周六开幕。市政府与警方计划采取更多措施以保障游客安全。

作者：Timo Frasch，发自慕尼黑

针对本周六开始的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慕尼黑市政府在去年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除了56个警方摄像头外，负责安全的区行政管理局（KVR）还将部署26个由人工智能支持的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可生成热力图（Heat Maps），并在人群过于密集时自动触发警报。绿党区行政主管汉娜·萨米勒（Hanna Sammüller）周三在慕尼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称，在人群监测（Crowdspotting）方面设有“不同的升级级别”。这也涉及面向游客的沟通。针对每个级别，都有“预设的文本”，届时将通过啤酒节现场的扬声器以多种语言播放。去年啤酒节的第二个周末，帐篷前的人群严重拥堵，导致部分人员陷入恐慌。当时播报称出于安全原因关闭节日场地，这反而加剧了不安，因为播报最初并未明确导致拥堵的原因，导致现场流传关于疑似恐怖袭击等情况的猜测。

克里斯蒂安·沙普夫（Christian Scharpf，社民党 SPD）作为劳动与经济主管，同时也是啤酒节的负责人，当时表示“最终一切都平安无事”，这表明这场全球最大的民间节日可能仅在危急时刻才勉强避开了一场灾难。这一次，甚至连管乐（Blasmusik）——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基社盟 CSU）认为这是巴伐利亚不可或缺的部分——都将被用于危机预防。为了在工作日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帐篷内的管乐表演此次将提前一小时开始。不过，沙普夫强调，“煽动情绪的音乐”——推测是指类似《Skandal im Sperrbezirk》或《Hulapalu》这类曲目——仍保留在晚间时段。节日场地周围将设置三个封锁环，禁止交通通行，同时也禁止使用和停放电动滑板车。在为期两周多的节日期间，将始终有600名警察在岗，且根据萨米勒的说法，“始终有1200至1600名安保人员”。然而，市政府和警方不仅依赖管控和压制的力量，还寄希望于巴伐利亚生活方式那种缓解紧张局势的魅力，例如管乐。此外，据慕尼黑警察副局长克里斯蒂安·胡贝尔（Christian Huber）称，在靠近啤酒节的地铁站将由警方进行“预防性播报”，且将采用“亲切的慕尼黑或巴伐利亚方言”。

同时，相关部门还确保了安保人员（根据萨米勒的说法，其中大部分并非来自慕尼黑）在会议中接受关于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议题的意识培训，以便他们，正如这位区行政主管所言，“能够简单地了解州首府慕尼黑目前的敏感度水平”。针对紧急情况、威胁或性侵犯，许多帐篷支持使用“Safe Now”应用程序，可通过点击一键呼叫安保人员。基于此背景，萨米勒提醒人们应节约手机电量，或在皮裤（Lederhose）中携带充电宝。顺便提醒那些想在喝完第五杯大杯啤酒（Maß）后为啤酒节之行画上圆满句号的人：整个节日场地严禁食用大麻。据副局长胡贝尔称，违者将面临最高1500欧元的罚款。

厄尔尼诺已掌控南半球

干旱、山洪、作物歉收：这一气候现象正进一步升级。作者：约阿希姆·穆勒-荣（Joachim Müller-Jung）

这次“超级厄尔尼诺”还带来了什么？情况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糟糕吗？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南半球，灾难管理机构已全面动员，以应对这场在距离实际峰值还有三到四个月时，就已让人感觉像“天气海啸”般的危机。

在秘鲁，近一半的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旅游胜地马丘比丘被提前关闭。那里以及智利频繁出现倾盆大雨。厄瓜多尔已有数百个区将预警级别提高至橙色，同样预告将出现山洪和淹没。与此同时，在更北部的巴拿马、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以及印度尼西亚、东非和南非，干旱警报持续拉响。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空气中弥漫着热带湿气，海岸线浸没在异常温暖的海水中。

厄尔尼诺现在已经牢牢掌控了地球。数周以来，所有专家都认为这一自然现象是前所未有的、足以打破纪录的，甚至是历史性的。有些人将其称为“怪兽级”或“哥斯拉级”厄尔尼诺。事实上，将此次厄尔尼诺判定为异常强烈的关键测量值早已被突破：一旦太平洋中部某个特定区域的温度比长期平均值高出两度，研究人员就会称之为“超级厄尔尼诺”。而目前的温度在近日已突破三度大关；全球所有气候模型均预测温度将进一步上升，甚至可能达到四度——根据所有已知数据，这种情况在至少170年间从未出现过。

这种热异常现象大约每隔几年就会定期出现一次。它与其冷对立面“拉尼娜”共同构成了被称为 ENSO 的气象循环，该循环始终始于热带太平洋。在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盆地中，巨大的水团在两端之间移动，在空气和水流强劲驱动下形成一种类似秋千的摆动。在厄尔尼诺期间，来自太平洋西部的携带热量且规模惊人的水团被输送到南美洲海岸以东，从而剧烈改变上方的气层，导致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其影响。

影响程度如何，以及天气何时会演变为灾难，很难计算。可以预见的是，大西洋上的飓风将减少（或者像今年夏天这样至今一个也没有），而太平洋上的飓风则会显著增加。根据一条经验法则，现象的强度越高，灾难风险也随之增加。因为巨大的暖水体导致更多水分蒸发到大气中，这使得许多地区更容易出现极端降雨和洪水，而另一些地区则更容易出现极端干旱。

在秘鲁海岸锚泊：过去几个月里，数千名渔民陷入困境，因为厄尔尼诺引起的海水升温导致沙丁鱼数量锐减。 照片：法新社（AFP）

与此同时，随着海洋温度和水蒸气的增加，高温风险也随之上升——不仅是在海洋中，而且在空气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预计几乎每个月都会刷新全球月度纪录。根据气候研究人员的所有预测，由于这次超级厄尔尼诺，2027年将明显超过之前的全球温度纪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对冬季的季节性预测数值可能会让滑雪爱好者感到不安：模型预告欧洲的降雪量将减少，不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是什么在如此剧烈地驱动这次异常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目前尚未最终查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三十年出现的一系列强厄尔尼诺现象中，这次是最强且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次。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怀疑——即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热异常——最近被研究人员通过对太平洋珊瑚的一系列化学分析所证实。

最新的气候数据也支持这一论点。欧洲气候服务机构哥白尼（Copernicus）不仅在数月内连续报告海洋温度创下新的历史纪录，而且当前海洋热浪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在9月的前两周，约 15% 的海洋温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这比之前的9月纪录高出两倍多。因此，如果气象上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厄尔尼诺现象在年底达到顶峰前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麦多克斯现在也不再姓皮特

洛杉矶。他称其为“世界级的混蛋”。当时16岁的帕克斯在2020年发在Instagram上的一篇帖子中，对他养父布拉德·皮特如此评价，且措辞激烈。他称这位好莱坞巨星是一个令人厌恶且冷酷的人。“你对你最小的四个孩子没有同情心。他们在你身边时在发抖。”当时，他的养母安吉丽娜·朱莉与皮特的离婚已过去四年。

这位50岁的奥斯卡奖得主（《疯狂地》）于2016年9月提交了离婚申请，并与孩子们搬进了洛杉矶洛斯费利斯区的一栋别墅。起因是一次私人飞机上的争吵。皮特后来承认，自大学以来没有一天是不喝酒或吸食大麻的，据称他当时对帕克斯较大的养兄麦多克斯采取了肢体暴力。据称，当时15岁的麦多克斯试图在飞行过程中保护朱莉免受皮特的愤怒爆发。洛杉矶青少年局对这位奥斯卡奖得主（《好莱坞往事》）展开了调查，但最终并未提起诉讼。

然而，朱莉和皮特关于曾经共同拥有的南法米拉瓦庄园（Château Miraval）的法律纠纷，预示着这场家庭争端仍在继续。此外，这对前名流夫妇六个孩子中的五个决定将姓氏从“朱莉-皮特”缩减为“朱莉”，这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洛杉矶的一家法院本周批准了25岁的麦多克斯更改姓名的申请。这位出生于柬埔寨的青年现在正式名为麦多克斯·奇万·朱莉（Maddox Chivan Jolie）。几个月前，这位业余飞行员就已经以母亲的名字作为导演助理，参与她的作品《高级定制》（Couture）的制作。

两年前，他20岁的妹妹希洛（朱莉和皮特最大的亲生孩子）已经舍弃了父亲的姓氏。几周前，她的妹妹薇薇安也申请在生活中仅使用“朱莉”这个姓氏。

她的双胞胎哥哥诺克斯几个月前就已经不再使用“皮特”，但据称暂时不打算通过法律程序更改姓名。相比之下，2005年在埃塞俄比亚被收养的扎哈拉则在法院推进与皮特姓氏的切割。这位未来的心理学家预计将在9月28日正式舍弃养父的姓氏。

而现年22岁的帕克斯仍然觉得使用“皮特”这个姓氏很舒服。这位制作助理兼摄影师在四岁时被朱莉从越南的一家孤儿院接走，随后由皮特收养，他似乎并不想更改自己的名字。据《纽约邮报》报道，在父母分开后，他仍与父亲的妹妹朱莉·皮特·尼尔及其五个孩子保持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他与父亲——即帕克斯六年前帖子中提到的那个“可鄙之人”——的联系处于冰冻状态。 CHRISTIANE HEIL

短讯

卡戴珊获得赔偿金

在金·卡戴珊在巴黎一家酒店遭遇抢劫近十年后，一家法国法院判决向其支付一欧元的损害赔偿金。法院采纳了这位加州真人秀明星兼企业家的建议，她仅要求一项象征性的付款。2016年10月巴黎时装周期间，她所在的套房遭到了至少八名武装歹徒的袭击。在2025年的刑事审判中，她告知法院，抢劫者用塑料扎带将她捆绑。抢匪抢走了价值超过600万美元的珠宝和手表，被判处数年监禁。但赃物，包括卡戴珊时任丈夫Ye那枚价值约400万美元的订婚戒指，至今下落不明。 ceh.

维塔莱加盟 Armani

达里奥·维塔莱（Dario Vitale）将出任 Emporio Armani 的新任首席设计师，该品牌是 Giorgio 的第二线产品。此外，这位 43 岁的设计师还将担任 Giorgio Accessories 的创意总监。这一决定是在公司创始人 Giorgio 去世一年后宣布的，后者于 2025 年 9 月 4 日以 91 岁高龄去世。维塔莱曾于 2025 年 4 月被指定为 Versace 的多纳泰拉·范赛时（Donatella Versace）的继任者，但在被普拉达（Prada）收购后，他在 12 月便被解雇。F.A.Z.

倒数第二句话 作者：迈克尔·马滕斯（Michael Martens）

科索沃法庭对前科索沃游击队领导人哈希姆·塔奇（Hashim Thaçi）的判决在法律上仅是“倒数第二句话”。上诉程序尚未启动。但鉴于证据情况，塔奇现在被定罪似乎是正确且恰当的。至少根据目前的认知，上诉最终导致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否会有更轻、更公正的判决？目前被判处 25 年监禁的刑期，与塞尔维亚战争罪犯的刑期相比是否处于合理的比例，从历史角度来看，至少应当被视为值得质疑。

这一判决不应诱导人们模糊 1999 年科索沃事件的历史比例。这场冲突是由 2006 年去世的贝尔格莱德权势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大塞尔维亚政策引发的。塞尔维亚安全部队所犯下的罪行远比“科索沃解放军”（UÇK）被指控的罪行要严重得多。受害者不应被一概而论地视为加害者。因此，法院强调在海牙受审的既不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也不是 UÇK 及其独立斗争，这是正确的。面对塞尔维亚的压迫，这场斗争既不可避免且正当。

弊端

作者：托马斯·詹森（Thomas Jansen）

在表达震惊的仪式之后，往往紧跟着匆忙的应对措施。在柏林 Christopher Street Day 遭受疑似伊斯兰主义动机的袭击不到两个月后，内政部长多布林特（Dobrindt）和司法部长胡比格（Hubig）表明了另一种处理方式：他们旨在更好地防御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十点计划，在不牺牲法治标准的前提下，从此次及之前的袭击中吸取了正确教训。对持刀袭击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更频繁地对危险人员采取电子脚镣监管，以及要求法院在对青少年适用青少年刑法时必须提供理由，这些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

然而，对于某些事项，例如电子脚镣，联邦政府并不具备管辖权，而应由各联邦州负责。而且在某些点上，不仅是法律外行会难以置信地揉眼睛：例如，在法庭审理半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可以缓刑执行时，应当考虑公众的安全利益。或者，竟然需要先修改法律，州政府机构才能强制电信运营商进行流量数据存储。为什么这很久以前就没成为常识？希望这些弊端很快能成为过去。

伊朗抗议者被杀

国际特赦组织敦促德国司法部门对犯罪者展开调查。

“这可能是我们写过最详尽的一份报告，”国际特赦组织德国分会秘书长朱莉娅·杜克罗（Julia Duchrow）说道。该组织在周三伊朗女性吉娜·马赫莎·阿米尼（Jina Mahsa Amini）逝世四周年之际提交了这份分析报告，共计 1149 页。报告聚焦于 2022 年“女性、生命、自由”运动被血腥镇压的情况。国际特赦组织点名了 87 名涉嫌犯罪的人员，其中包括革命卫队和警察的指挥官以及地区州长，并列出了其指挥链。此外，报告还追溯了 377 人的死亡情况。

在长达数年的调研中，该组织采访了 270 名受害者、亲属、医生和证人，分析了视频资料，并审阅了伊朗政权的机密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显示，马赞德兰省的警察指挥官下令对抗议者“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直至死亡”。报告撰写者拉哈·巴雷尼（Raha Bahreini）表示：“证据不容置疑。”

国际特赦组织希望通过此次调研向西方国家的调查机构施压，以便在普遍管辖权原则框架下对涉嫌犯罪者采取行动。指控罪名为：反人类罪。杜克罗认为德国司法部门尤其有责任采取行动，因为数十名幸存者和证人目前居住在德国。

但由于涉嫌犯罪的人员可能均不在德国境内，因此首先需要启动所谓的“结构性调查程序”（Strukturermittlungsverfahren）。该程序的目的是固定证据、重建犯罪结构并识别可能的责任人。根据《国际刑法典》，联邦总检察长对此负责。联邦总检察长过去也曾启动过此类程序，例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侵略战争相关的案件。

联邦刑事警察局（BKA）下属的打击战争罪行中央办公室为联邦总检察长提供支持。联邦刑事警察局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F.A.Z.）的询问时表示，调查人员也与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这些组织作为独立观察员，负责固定并记录冲突地区的证据。联邦刑事警察局还表示，在评估国际刑法相关事实时，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通常会被纳入考虑。至于是否已针对伊朗镇压抗议活动启动结构性调查措施，联邦总检察长和联邦刑事警察局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均不愿发表评论。

人权活动人士将呼吁提交给个别国家的司法部门，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极不可能将伊朗局势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而由于伊朗尚未签署《罗马规约》，这种移交是必要的。基于普遍管辖权原则，2022 年曾有一名伊朗人在欧洲因侵犯人权而被起诉。一名瑞典法院因哈米德·努里（Hamid Nouri）参与 1988 年的大规模处决而判处其终身监禁。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流亡伊朗人以豪华旅行为诱饵将其诱骗至斯德哥尔摩，他于 2019 年在机场被捕。这一艰苦赢得的胜利持续时间很短：伊朗利用人质外交，在 2023 年通过交换瑞典欧盟外交官约翰·弗洛德鲁斯（Johan Floderus）和另一名瑞典人，强行释放了努里。

反对杀人犯：2023 年 9 月 16 日在柏林举行的游行 照片 EPA

如此多疑似受害者和证人身在德国，是因为根据大赦国际（Amnesty）的说法，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开始后，由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SPD）领导的红绿灯政府向伊朗人发放了约 460 份人道主义签证。在本届立法周期内，截至 2026 年 3 月 25 日，已有约 90 份此类签证获得承诺。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是否包括 2026 年 1 月近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

在镇压此次近期抗议活动的过程中，两天之内有数千名示威者被杀。其遇难人数比“女性、生命、自由”运动时高出许多倍。拉哈·巴雷尼（Raha Bahreini）表示，这种规模“即使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记录人权侵害的人来说，此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逍遥法外，以及他们没有为 2019 年和 2022 年之前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这一事实，鼓励了相关责任人进一步加强镇压。”

政权部队在行动方式上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直接向人群和逃跑的示威者开枪、恐吓亲属、操纵遇难人数、指称所谓“恐怖分子”参与、大规模逮捕——以及在抗议之初就采取大规模暴力手段。例如，2022 年记录在案的受害者中，有 55% 在前两周内被杀。仅在 9 月 30 日一天，在以俾路支人为主的扎黑丹市就有 87 名示威者丧生。

报告称，官方声明和泄露的文件证明，相关责任人从一开始就“系统地监督并计划”这种镇压行动，并且为了恐吓目的，还将其公开化并予以“庆祝”。在大赦国际确定的疑似责任人中，至少有六人在随后的以色列空袭中被杀。其他人则获得了晋升——例如当时的内政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Ahmad Vahidi），他现在是革命卫队的总司令。

无人机、地雷、汽车炸弹

墨西哥贩毒集团在战术与技术上升级 / 作者：Tjerk Brühwiller，圣保罗

8月底，在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Zacatecas）的奥霍卡连特（Ojocaliente）警察局前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至少11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这是近期一系列使用爆炸物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2024年，萨卡特卡斯当局记录到一起类似事件，去年为六起，而今年截至8月底已达十起。州长大卫·蒙雷亚尔（David Monreal）表示，这一趋势的规模被低估了。他说道：“有组织犯罪正在进化。”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长期以来就拥有重型武装。几年来，机枪和自制装甲车已成为实力较强组织的标准装备。但在一些竞争尤为激烈的地区，武器和手段正在发生变化。集团战士开始使用地雷和爆炸陷阱，利用无人机轰炸村庄，并招募前士兵。袭击越来越多地在远程执行。

在此过程中，平民也成为了目标。格雷罗州（Guerrero）圣佩德罗-惠扎普拉（San Pedro Huitzapula）镇的居民在5月报告称，遭到了由无人机投掷爆炸物的袭击。房屋起火，许多居民逃往山中。一名居民向《拉约尔纳达》（La Jornada）报透露，仅在一天之内就有大约20枚炸弹落下。她说：“掉下来的炸弹很大，摧毁了房屋。”在米却肯州（Michoacán），这种情况达到了更剧烈的程度，哈利斯科集团（Jalisco-Kartell）与当地竞争对手在那里为争夺领土、交通路线以及对非法贸易的控制权而战。自去年11月以来，ha

在墨西哥的部分地区，这些团伙的行为如同准军事组织。

据国防部长里卡多·特雷维利亚（Ricardo Trevilla）称，当地安全部队发现了625枚简易爆炸装置，除无人机炸弹外，还包括地雷。

冲突数据库 ACLED 记录显示，仅在米却肯州，1月至8月期间就发生了至少33起涉及地雷、简易爆炸装置或其他远程触发爆炸装置的事件，数量几乎与去年全年相当。美国西点军校反恐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的一项分析将其描述为向“远程暴力”（remote violence）的转变。通过这种方式，犯罪团伙可以在不直接暴露自身战斗人员的情况下攻击对手并控制领土。

在锡那罗亚卡特尔（Sinaloa-Kartell）的内部战争中，爆炸装置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6月，安全部队在该州南部的埃尔罗萨里奥（El Rosario）的一处房产中发现了550多枚简易炸弹。这一发现表明，其生产规模已远远超出单个简易爆炸陷阱的范畴。

尤为显著的是无人机使用量的增加。就在几年前，卡特尔主要使用商业无人机进行监视或运输毒品。而如今，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武器。研究人员记录了2021年至2025年期间，墨西哥卡特尔发起的200多次武装无人机袭击。根据 ACLED 的数据，仅在今年，墨西哥就已发生了至少54起由武装团伙发起的无人机袭击。

军事知识也被引入到技术开发中。安全部长奥马尔·加西亚·哈夫丘（Omar García Harfuch）去年证实，锡那罗亚卡特尔和哈利斯科卡特尔都在招募前哥伦比亚士兵。此次证实起因是逮捕了12名哥伦比亚人，他们与米却肯州的一起炸弹袭击有关，该袭击导致8名墨西哥士兵丧生。被捕者中有9人曾是哥伦比亚武装部队成员。

然而，墨西哥的卡特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队或游击队组织。他们既不想推翻国家，也不追求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其目标依然是经济利益。此外，他们的军事能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军备升级主要集中在那些强大组织为了持久的领土控制而激烈争夺的地区。

这种军事化并非完全新鲜。塞塔斯卡特尔（Zetas）在90年代末由脱离军队的墨西哥精锐士兵建立，将军事组织和训练引入有组织犯罪。新出现的情况是将这些知识与廉价的商业技术相结合。墨西哥 CIDE 研究中心的安全研究员卡洛斯·佩雷斯·里卡特（Carlos Pérez Ricart）在接受新闻门户网站“SinEmbargo”采访时提到，这是一种军备竞赛。犯罪团伙武装力量的增强反过来推动了国家安全政策的军事化。像哈利斯科卡特尔这样的组织现在已成为大型准军事组织，普通的当地警力几乎无法与之抗衡。

国家派遣士兵对抗卡特尔，卡特尔则相应调整武装和战术，反之亦然。冲突面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米却肯州的蒂埃拉卡利恩特（Tierra Caliente）地区可见一斑。在那里，军队目前正在进行排雷工作，并计划使用防雷车辆。与卡特尔之间以及卡特尔内部的冲突正变得越来越像战争。

Magdalena ANDERSSON 照片 AFP

强硬的谈判者

瑞典首位女性总理——而且是两次担任此职：玛格达莱娜·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可能会因此被载入史册。然而，她在周日的议会选举中，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遭遇了损失。在斯德哥尔摩的选举派对上，起初出现了失望的面孔：得票率仅约 28%，是历史上的最差结果。直到迹象表明，反对派的中左翼阵营可能依然能获得微弱多数时，欢呼声才爆发出来。虽然海外的所有选票尚未统计完毕，但这应该不会改变结果。

然而，如何利用这一多数席位组建联合政府仍不确定。三个较小的潜在合作伙伴在选举中实力增强。现在，中心党的作用可能至关重要。该党既拒绝与左翼党共同组阁，也拒绝由左翼党提供容忍支持。而左翼党则不愿支持一个自己不参与的政府。因此，情况将变得困难。

安德松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强硬的”谈判者和“竞争型人格”，这位 59 岁的女性被认为务实且有野心。2021 年，她接替辞职的斯特凡·勒夫文（Stefan Löfven），成为瑞典首位女性总理。此前她曾担任财政部长。她与在商学院结识的丈夫育有两个孩子。青少年时期，她曾是一名竞技游泳运动员；16 岁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在担任政府首脑期间，安德松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瑞典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申请加入北约（此申请曾长期被土耳其阻挠），此外，瑞典开始大规模扩军。在任职仅十个月后，安德松被投票罢免；右翼政党集团获得了微弱多数并组建了少数派政府，该政府得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瑞典民主党的容忍。

在此之前，玛格达莱娜·安德松在选举前不久曾发出严厉警告。后者可能会“完全主导”政府。“那样我们将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瑞典。”背景是瑞典民主党寻求政府职务。但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此外，敌对形象也不再那么契合。因为在移民和犯罪等瑞典民主党的核心议题上，安德松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情况下与政府投票一致。早在 2016 年，由于难民大量涌入，社会民主党就已完成了路线转向。此后，庇护政策被进一步收紧。 JULIAN STAIB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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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死在床上的百岁老人

一场关于“曼家”的家庭排列，或者说：一个关于谁可能希望族长死去且具有自毁倾向的问题——心理惊悚片《冷狗》（Kalter Hund）在影院上映，科琳娜·哈福奇（Corinna Harfouch）的表演堪称绝妙。

“这里充满了悲伤，”家庭治疗师英戈·弗莱施曼（Ingo Fleischmann，尼尔斯·博尔曼 饰）如此评价，并利用他的诊断在户外与卡罗琳（Karoline，卡罗琳·艾希霍恩 饰）在身体上进一步接近。照片来源：Milk Pictures

托马斯·曼在1950年10月，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允许其日记在去世20年后出版时，以一种认命般的冷淡写道：“那么，但愿能有令人愉快的发现，但愿如此。让世界了解我吧，但必须在一切都死掉之后。” 无论预告死后会有怎样的发现——是愉快的还是不那么愉快的——都尊重了一个普遍的人类事实：生命与死后的名声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大小取决于遗产、传承情况，当然还取决于逝者的诚实程度。

赫尔曼·曼（Hermann Mann，与那位作家毫无关系）在他100岁生日的早晨死在床上。他年轻得多的第二任妻子玛丽安娜（Marianne）本可以省掉那首试图唤醒他、且唱得有些僵硬的生日歌：“祝他是个好伙计……” 正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所揭示的那样，关于赫尔曼曾是一个全方位优秀人物的说法，显然被夸大了。

从隐喻意义上讲，《冷狗》就是一场家庭排列，而这在保琳·罗恩伯格（Pauline Roenneberg）执导的这部电影中也被具体地执行了：这是一场纯粹的心理角色扮演，揭露了这家人（这些有些特殊的“曼”家人）身上所有出问题的地方。赫尔曼和玛丽安娜真的是一对幸福的夫妇吗？在那个空间宽敞、视野绝佳的上巴伐利亚房屋中——一名因生日而到访的当地记者甚至评价道：“就像在上萨尔茨堡一样”——陆续抵达且无一例外地受到玛丽安娜冷遇的家人，真的有理由庆祝吗？如果真的有，这个理由难道不正好就是寿星的离世吗？

瓦莱丽（Valerie）是赫尔曼和玛丽安娜的女儿，在附属的动物收容所担任兽医。她的执拗或许源于一种可能由心理生理因素引起的腿部疾病，在压力下会表现为剧烈的震颤抽搐，因此她必须依赖轮椅。她勇敢且忠诚地推着女儿法妮（Fanny）四处走动，法妮的生日就在爷爷之后不久，且即将成年。卡罗琳（Karoline）和卡西米尔（Kasimir）是赫尔曼第一任妻子伊尔瑟（Ilse，死于一场谜团般的事故）所生的子女，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导火索：前者刚从一座静默修道院出来，用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且透着诡异光芒的眼神扮演着“替代性心理古怪大姨”的角色，并最终安排了这场既荒诞又残酷的家庭排列；而后者则主要关注赫尔曼起草的手写遗嘱，作为同样不怎么受宠的儿子，他希望从中获得关于自己未来担任家族基金会董事的鼓舞性消息，而这个基金会显然是赫尔曼最在意的一切。

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床上，双唇紧闭，仿佛带着最后的决绝，四肢已经变色，僵硬的手指间抓着两个药盒——实际上那是给小动物用的巴比妥类药物，而家里有两只被玛丽安宠得没边的小狗，它们实际上甚至可以说是家庭的核心成员。兽医瓦莱里对此感到震惊，竟然有人如此愚蠢地将药交给那个老人。法妮和奶奶玛丽安立刻崩溃了，但她们还是合力将这起本就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事件，向随后陆续抵达的祝贺者们隐瞒起来——尸体被戴上帽子和太阳镜，被推到阳台的椅子上，但随即迅速向一侧倾倒。这已经预示了该片倾向于用闹剧式或令人毛骨悚然的夸张手法来表现心理冲突，并讽刺地揭露那些处处嗅到冲突并狂热地想要介入的人。某些场景虽然充满陈词滥调但十分精准，简直像是直接从洛里奥特（Loriot）的电影中截取而来的，比如当卡罗琳像萨满一样喃喃自语地告别“赫尔曼的灵魂”，随后正规的殡葬公司抵达，而法妮随后不知怎么地与该公司的年轻老板私奔了；或者在后来，当家庭关系已然破碎不堪时，卡罗琳至少还能邀请那些崇尚自然、持有另类观念的人进入汗蒸帐篷，人们在荒诞的赤裸状态下，因摆姿势而精疲力竭地坐在那里。

《冷狗》（Kalter Hund）这个标题可能会让人联想到一个失去体温的人，而他在生前正是巴伐利亚人会用赞赏语气形容的那种人：“你真是个‘狗’（A Hund bist scho!）！”但这样说会淡化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会淡化这位家长所造成的影响。电影中插入的关于往日家庭生活的视频表明，赫尔曼分配宠爱的标准如同神之随心，且能变得极其令人不快。例如，女儿瓦莱里在刚学会走路时就曾遭受过残酷且冷漠的羞辱。卡罗琳和卡西米尔也没什么可笑的。他们所有人都被阿尔伯特——另一个因某种原因已不在人世的儿子——所凌驾，这种偏爱程度之深，以至于后来被玛丽安对狗的痴迷所取代。

最后，越南籍女佣乔伊也留下了一个谜团，她被玛丽安欺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产生了一种决断力，例如她将赫尔曼的遗嘱藏在了冷冻柜里。在某个时刻，一本泛黄的相册出现了，上面写着：“士兵的生活，哎，就是意味着快乐。”法妮敏锐地察觉到：“爷爷是纳粹吗？”不，奶奶说，恰恰相反，他曾参加过抵抗运动。而她后来试图将赫尔曼的手枪卖给一个纳粹纪念品商人，并以此作为推销理由，称施陶芬贝格伯爵最终就是被这样枪杀的，这给情节增添了一种喜剧色彩，让人想起赫尔穆特·迪特尔（Helmut Dietl）的《Schtonk!》。而其他部分则像是一部带有令人不安的乱伦前史的故乡与家庭电影，让人想起汉斯·施泰因比希勒（Hans Steinbichler）的《Hierankl》。

对于这样一部充满心理分析的电影，自然需要合适的演员。导演找到了他们：莉亚·德林达饰演法妮，维多利亚·迈尔饰演坐轮椅的瓦莱里，卡罗琳·艾希霍恩（显得极度消瘦）饰演卡罗琳，受人尊敬的奥地利剧院演员托马斯·姆拉兹饰演卡西米尔，尼尔斯·博尔曼饰演黏腻且自以为是的治疗师英戈·弗莱施曼，而最关键的是，科琳娜·哈福奇毫无偶像包袱地饰演了玛丽安——一个封闭的、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但最终在一个并不算宏大的圆满结局中，将一切重新凝聚在一起的神经质女性。

这部电影的独创之处主要在于它像一场间接证据审判一样展开，且在最后阶段戏剧性地升级了冲突。它通过将相互呼应的细节、暗示和讥讽以一种略显刻意、近乎过载但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揭示真相，或者更准确地说，揭示出多种真相。其中一只名叫托洛茨基的狗在接近结尾时吃掉了巧克力甜点——赫尔曼最喜欢的蛋糕也被称为“冷狗”（kalter Hund）。托洛茨基死掉了，因为狗不能吃巧克力。此时，玛丽安真的陷入了无法排解的悲痛之中。 EDO REENTS

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争议升级

没有名字，就没有资金：唐纳德·特朗普意图阻挠文化中心的计划翻修 / 作者：弗劳克·斯特芬斯（Frauke Steffens），纽约

唐纳德·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他的名字不能被安置在建筑外墙上，他将阻挠肯尼迪中心计划中的翻修工程。领导机构中的特朗普忠实支持者此前已警告，如果特朗普在关于命名标牌的争端中不能如愿，该中心将面临财务崩溃。周二，一名联邦法官再次禁止理事会将在总统的名字安置在建筑外墙上，或以他的名字为该场地命名。几小时后，管理层决定关闭主楼并开始翻修。

然而，其筹款帮助被明确地与该机构的未来挂钩的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了看法。他愤怒地表示，只要法院不允许提及他的名字，翻修工程就不会启动。总统在另一篇帖子中写道，肯尼迪中心“实际上处于崩溃状态”。他提醒道，最近一次暴风雨后，门厅天花板上的一块沉重抹灰掉落。特朗普称，这本可能导致人员死亡。一名保安在经过该地点时，“距离死亡仅有 60 秒”之遥。后者此前并未被记录在案。

总统声称，法律上的延误迫使肯尼迪中心不得不保持开放。但他表示，那里已经没有演出，而且没有人“有勇气进去”。理事会已表示支持拯救该机构。特朗普称，自己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他既能筹集资金也能负责建设。此外，还需要“总统职位的力量和权力”来推动工程实施。他认为，只有这样，该机构才有机会重新变得“伟大”。

特朗普表示，肯尼迪中心的问题在他就职前很久就已开始。该机构损失了数亿美元，且“严重失败”。特朗普愤怒地表示，由于一名“敌对法官”造成的延误，这座建筑已“注定毁灭”，并补充道：“时间是我们的敌人！”总统以此强化了他在理事会中盟友此前提出的论点：肯尼迪中心正处于生存危机之中，只有特朗普能扭转局面——但为此，他的贡献必须得到公开认可。

联邦法官克里斯托弗·库珀（Christopher Cooper）在周二明确拒绝了这种将“拯救”与“认可”挂钩的关联。他裁定，最新的计划同样违反了他早在五月份发布的禁令。当时，他阻止了将其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计划。理事会现在希望决定在建筑上安装一块写有“由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翻修与修复”的标牌，并将该场地命名为“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广场”。

库珀法官判定，这种方案同样是不允许的。肯尼迪中心是由国会设立的，旨在纪念被刺杀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简单来说：未经国会同意，被告不得在肯尼迪中心为特朗普总统或任何其他人、任何其他事物建立纪念碑，”库珀写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乔伊斯·比蒂（Joyce Beatty）是理事会成员，且针对命名计划提起诉讼，她对该裁决表示欢迎。她表示，只要不能在那里永恒地留下自己的名字，特朗普就会将肯尼迪中心“当作人质”。司法部在其中一起诉讼中也曾主张，在建筑上对特朗普进行公开认可，对于该机构的财务未来至关重要。

库珀法官写道，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不久之后，理事会决定关闭主楼。此前本就计划进行为期两年的翻修。然而，管理层最近在宣布此决定时，同时发出了关于急性财务和安全危机的警告。根据《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的文件，其中提到了“必然的财务崩溃”。在短短几周内，可能将缺乏资金来支付工资、账单和维护工作。该委员会同时表示，建筑物的状态已构成安全风险。

翻修工作将包括通风系统、卫生设施、电梯和防火设施等。建筑外立面和礼堂也将进行翻修。国会去年已为此拨款约 2.57 亿美元。这些资金专门用于建筑工程，不能用于弥补亏损或填补捐款缺口。

这场财务危机也是特朗普干预的结果。自从这位总统在就职后重组理事会并让自己当选为主席以来，许多艺术家和制作团队取消了演出，其中包括音乐剧《汉密尔顿》的创作者。与此同时，捐款和门票销售额有所下降。目前预计本财年的收入为 1.24 亿美元，而最初预算为 2.20 亿美元。这种下降在国家交响乐团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门票上座率从 2024 年的 72% 下降到次年的 58%，最近仅有 41% 的门票售出。

肯尼迪中心的关闭也给华盛顿市带来了影响。这座于 1971 年开幕的文化中心在数十年间一直是雾底区（Foggy Bottom）和西端区（West End）的经济增长因素。餐厅和酒店一直依赖于音乐会、歌剧和戏剧的观众。一些企业已经报告营业额明显下降。根据目前的计划，运营不会完全停摆。在名为“The Reach”的扩建建筑中将继续举行文化活动，国家交响乐团将转移到其他演出场地。

与此同时，围绕肯尼迪中心的法律争端尚未结束。针对今年春季关于更名的原则性裁决，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目前正在进行审理。此外，文物保护和建筑组织也在起诉部分计划中的翻修工程。

海马勋章

作者：乌韦·埃宾豪斯 (Uwe Ebbinghaus)

数百万孩子已经掉进了深井，在德国，现在计划用一枚“海马勋章”（Seepferdchen）来帮助他们保持漂浮；而对于欧盟的后代来说，则依赖于父母的监督和井主的仁慈。当你听到乌苏拉·冯德莱恩周三在斯特拉斯堡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以及她宣布将限制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个夸张的画面。然而，计划中的《欧盟儿童法案》（EU Kids Act）的缺陷在于：面对名为“社交媒体”的诱人深井——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汹涌的大海，欧洲青少年每天在其中潜水数小时——欧盟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与那些“科技巨头”（Techbros）进行成功谈判的幻想毫无帮助。德国提出的一个名为“海马勋章”的互联网驾驶执照建议，显得具有某种症状性的天真。具体而言，欧盟委员会希望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而15岁以下青少年应在父母监督下使用受限账户。“变革需要时间，”乌苏拉·冯德莱恩说道，但现在迫在眉睫。在美国，Meta集团最近与多个州达成了一项和解，此前该公司在诉讼中无法反驳 Instagram 等平台的算法会让年轻人上瘾，且公司对此知情。该集团不仅愿意支付超过160亿美元的赔偿金，现在还必须确保18岁以下用户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两小时内，并设立夜间休息时间（中国已经实施）以及某种学时期间的消息屏蔽机制：这是一个多么迟到的承认——必须采取行动！但从欧盟视角来看的“可行方案”并非“合理方案”：欧盟必须改变方向。欧盟应将美国各州对 Meta 的要求作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统一标准，并确保这些标准在欧洲与美国同步实施。此外，在德国，开展全面的媒体教育已是刻不容缓，且应尽快在所有学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机。必须重新培养阅读兴趣，这是对抗各种在线畸形的灵丹妙药。

柏林退出洪堡论坛

洪堡论坛基金会将接管目前由柏林州在重建的柏林宫中使用的区域。这见于联邦政府与柏林州周二签署的新版首都融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联邦政府在首都安全与文化方面的资金投入。从2028年起，这两项投入将有约50亿欧元可用，其中29 亿欧元用于文化。新内容是联邦政府将出资2.25 亿欧元，参与计划于2032年进行的柏林爱乐大厅翻修。柏林爱乐乐团每年将获得11,5百万欧元的联邦补贴。对于歌剧基金会和巴伦博伊姆-赛义德学院，联邦政府将分阶段将其资助额提高至每年14百万欧元。对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卓越项目”以及博物馆和音乐领域的机构，将获得最高12,2百万欧元的补贴。此外，格罗皮乌斯建筑（Gropiusbau）的文学节和特展运营将移交给联邦政府在柏林的文化活动管理部门。此前在洪堡论坛展出的“全球柏林”展览将于2028年搬迁至翻修后的历史海军之家。由此释放的4000平方米空间将移交给洪堡论坛基金会。关于该空间的未来用途尚未决定。kil

“超人”们的失败

试图根除他们非凡的抵抗力：1905年被德国俘虏的赫雷罗战士 照片：Bridgeman

德国人未曾预料到的事情：马蒂亚斯·豪斯勒（Matthias Häussler）描述了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如何反抗占领者。

作家希达·巴齐亚尔（Shida Bazyar）在为乌韦·蒂姆（Uwe Timm）颁发法兰克福歌德奖的赞词中提醒人们（见《法兰克福汇报》8月29日版），获奖者于1978年出版的小说《莫伦加》（Morenga）通过“艰苦的调研工作”和“巧妙的蒙太奇手法”，揭示了当时德国史学中一个显著的空白：20世纪初在当时的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地（即今天的纳米比亚）发生的殖民战争以及针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虽然在《莫伦加》出版时，东德历史学家霍斯特·德雷克斯勒（Horst Drechsler）和西德历史学家赫尔穆特·布莱（Helmut Bley）在60年代已经就这一“空白”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但该话题很快再次被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遗忘。最终，无论是蒂姆的小说，还是几年后基于该小说拍摄的三集电视连续剧，都未能改变这一局面。

然而，在本世纪初，人们对德国殖民历史的兴趣重新被激发，且明显聚焦于西南非洲。此后，大量相关的学术研究相继发表，各类展览和纪录片探讨了德国殖民统治的不同侧面。该话题也正缓慢地进入历史教学。那些为了“研究目的”被带到德国，并在博物馆和大学仓库中被长期忽视的种族灭绝及其他殖民罪行受害者的骸骨和头骨，正被逐步归还给纳米比亚和其他前殖民地。

德国政府与纳米比亚政府之间——在排除受害者群体的情况下——进行了长期的谈判，虽然最终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但几乎没有起到和解的作用，尤其是柏林方面仍然拒绝承认前殖民地的赔偿要求。总的来说，政治界和公众对殖民话题的关注似乎再次在减弱。现任文化国务部长沃尔夫拉姆·魏默（Wolfram Weimer）已多次表示，他实际上对殖民话题不感兴趣。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的德国选择党（AfD），甚至沉溺于一种激进的殖民修正主义，并将对殖民统治的批判性反思诋毁为“罪责崇拜”。

尽管如此，马蒂亚斯·豪斯勒并不想加入那些认为德国正处于“殖民失忆症”之中的声音。他认为，殖民过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被遗忘，因为学术这一社会子系统早已确保了这一点。然而，学术界无法独立地建立并培养一种“真正的”殖民记忆文化。但纳米比亚研究必须“接受这样的指责：反映最新研究水平且同时面向更广泛受众的纳米比亚-德国殖民史描述非常匮乏”。

波鸿的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太阳之重》（Die Last der Sonne）来填补这一空白。他在书中是否“首次完整地”讲述了殖民——

马蒂亚斯·豪斯勒：《太阳之重》。奥瓦赫雷罗（OvaHerero）与纳马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战争。C.H. Beck出版社，慕尼黑 2026年。316页，含插图，精装，32欧元。

至于该书是否如封面所豪言壮志地讲述了德属西南非洲殖民战争的“完整故事”，则另论。但毫无疑问，海斯勒（Häussler）的功绩在于，他以易于理解的方式追溯了当地社会与“白人主宰者”之间的武装冲突如何升级并最终演变为一场种族灭绝。他的强大之处主要在于对德国参与者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而他对非洲社会的观察整体而言则不够深刻。

作者此前已通过几项关于该主题的基础研究而崭露头角。在他基于卢塞恩历史学博士论文而撰写的关于“赫雷罗人种族灭绝”（2018）的专著中，他强调了情感的重要性，并将德国方面的偶然因素、失败以及受损的荣誉感视为引发过度暴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观点在本书中再次被提及。与此同时，海斯勒批评道，鉴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显著的战略差距，以及殖民主宰者给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带来的难以言表之苦难，部分文献中出现了一种过于“生硬的加害者-受害者不对称论”。因为尽管“冲突各方所拥有的手段不平等，且继续战斗给原住民群体带来了沉重的匮乏与损失，但在很大程度上，战争进程依然保持着某种平衡”。

正是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这种持续主张“主体性”的诉求，让德国人执意想要将其根除。海斯勒相应地将战争行为与政治的不断界限模糊化，解读为殖民主宰者无法用常规手段使当地人屈服的结果。这一解读构成了全书叙述的主线，并伴随着一个坚定的目标：不将当地社会呈现为被压倒性战争机器摧毁的无助受害者，而是将其呈现为“具有行动能力的非洲主体”。作者多次引入关于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理论。遗憾的是，他并未将自己的方法论与广泛的国际殖民主义研究相结合，而后者曾深入且激烈地探讨过被殖民者的活动空间问题。同样遗憾的是，书中几乎完全缺失了比较视角，哪怕是与德国其他殖民地的比较。

关于前殖民时期纳米比亚的第一章，描绘了一幅由人口迁移、脆弱的政治联盟和贸易网络构成的细致图景，这些因素塑造了殖民主宰者到来之前的该地区。与许多之前的历史学家一样，海斯勒指出，德国人在1884年将德属西南非洲宣布为“保护地”后，最初绝非凭借不可抗拒的优势占领该国，而是必须与当地统治者达成许多妥协。当然，这并未妨碍他们从一开始就自诩为文明的传播者，而对当地居民通常只持有种族主义的蔑视。

随后，霍斯勒描述了该国不断推进的殖民化进程，这主要与西奥多·洛特温相关。这位来自巴登的牧师之子和职业军人在1895年接管了“保护部队”的指挥权，三年后被任命为总督。“洛特温体系”代表了一种政策，旨在给予当地统治者少量的主权，同时让他们相互制衡，并用暴力惩罚抵抗行为。此外，洛特温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种族特权统治做准备的法令。作者详细阐述了定居者角色升级的情况，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人”（Herrenmenschen），并建立了一种“暴力的私有化”，这“嘲讽了任何关于国家暴力垄断的想法”。

霍斯勒非常详尽且深刻地阐述了1904年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的发展。在论述中，一个核心人物不出所料地是洛塔尔·冯·特罗塔将军，他是残酷的“种族战争”的拥护者，也是针对赫雷罗人的臭名昭著的“歼灭令”的作者，他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取代了洛特温。作者写道，特罗塔针对赫雷罗人的战役总体上表现出巨大的军事无能。事实上，赫雷罗人通过逃跑避开了他计划中的“决定性战役”，可以说拒绝“遵守特罗塔的‘编舞’并‘参与其中’”，这严重打击了这位将军的自信心。随后，他为了“能够弥补失败缺口的幻想，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

战争进程在一年多后也有纳马人加入，经历了多次转折，但研究表明，德国人的一个准则在实际战斗行动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起主导作用：“一次性‘清理’原住民群体的独立性”。霍斯勒认为，因此种族灭绝破坏的历史并未随着战争和集中营的结束而终止。

随后，行政当局竭尽全力去完成在战争期间构思的“原住民政策”，旨在通过拘留或“迁移”等措施，摧毁在数量上已被大规模削减的当地社会，使其再也无法“侵害‘白人’的生命或财产”。这种政策在纳米比亚的影响远超德国殖民统治时期。然而，作者并未触及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即西南非洲的种族灭绝是否也影响了后来在东欧的歼灭战甚至大屠杀。安德烈亚斯·埃克特（ANDREAS ECKERT）

教授之后是“惩罚教授”

克劳迪娅·坎普曼探讨阿道夫·冯·哈纳克对威廉时期的神学任职政策的影响

波恩教会历史学家克劳迪娅·坎普曼（Claudia Kampmann）因一篇关于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支持资产阶级女性运动的重量级博士论文而闻名。在她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中，她旨在衡量新教大学神学在威廉二世的国家、教会与大学之间的位置。她将重点放在哈纳克的学术政治活动上，哈纳克的影响力远超其自身的专业领域（早期教会史），在普鲁士文化官僚机构的科学政策中获得了显著影响力。

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柏林教会历史学家与直到1906年仍是部委关键人物的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之间的关系，被她描述为一种“友谊”（amicitia），尽管保持着距离，但其特点是相互好感、信任和职业上的谨慎。哈纳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这位“秘密文化部长”的忠诚；阿尔特霍夫因其异常巨大的权力以及直接向皇帝汇报的权利而屡遭敌视。阿尔特霍夫也通过“偶尔的额外加薪”来确保这种忠诚。

起初，哈纳克就福音派神学院的任职程序向部委司长提供建议。他推荐那些采用历史批判法工作、并在其专业领域通过独立且独创的成就证明自己的学者。他认为，他们的学术判断必须审慎且均衡、易懂且清晰，并具有独立性。同时，他们应符合哈纳克基于纯粹资产阶级美德准则对一名优秀大学教师的期望。对于一名正教授，除了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有卓越成就外，还应具备诚实、谦逊、礼貌、勤奋、忠诚以及自信的举止。

凭借这套标准目录，这位出生于多尔帕特（Dorpat）路德宗保守派实用神学家的儿子，有时也会推荐来自埃尔朗根或多尔帕特的重要保守派神学家。对于即将到来的任职程序，他往往比阿尔特霍夫及其下属更早且更详细地掌握情况。然而，阿尔特霍夫和部长绝非盲目遵循哈纳克的建议。在阿尔特霍夫征求哈纳克意见的神学任职程序中，部委仅在约一半的情况下采纳了其建议。如果涉及格赖夫斯瓦尔德和罗斯托克等传统保守派学院的教席，则根本不会寻求哈纳克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阿尔特霍夫会寻求赫尔曼·克雷默（Hermann Cremer）的建议，后者是格赖夫斯瓦尔德学院一名坚定的保守派系统神学家。

哈纳克和阿尔特霍夫在利益上达成一致，即捍卫学术神学相对于教会霸权主张的自由。他们的书信往来表明，阿尔特霍夫试图保护“现代神学家”免受教会保守派人士经常发起的激烈攻击。为了一方面维护教授通常具有的国际学术声望，另一方面满足教会和政治保守派的要求，他发明了所谓的“惩罚教授”（Strafprofessor）制度：在任命一名现代派或自由派教授之后，部委会为一名“肯定”的、神学保守派的专业同事设立第二个教授职位。这样，此前仅在教区会议、议会以及媒体中展开的教会和神学政治冲突，就被引入到了学院内部。这虽然给大学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安和争端，但却为学生提供了接触截然相反立场的机会。

哈纳克成功地让阿尔特霍夫相信，学术神学对于“国家的精神生活”具有“文化意义”。他为这位司局长提供的建议绝不仅仅限于大学和科学政策领域。两人在教会政策以及学校政策问题上也开展了合作。双方都担心两派知识分子的煽动者会导致“文化斗争”（Kulturkampf）卷土重来，因此致力于推行一种促进宗派和解的文化与教育政策。哈纳克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高级中学的历史和宗教课课程设置中。因此，克劳迪娅·坎普曼（Claudia Kampmann）这项详尽且概念清晰的研究，也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普鲁士学校史提供了许多新见解。弗里德里希·威廉·格拉夫（FRIEDRICH WILHELM GRAF）

克劳迪娅·坎普曼：《国家、教会与大学之间的福音派神学》。基于阿道夫·哈纳克与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1886–1908）之间通信的定位研究。De Gruyter，柏林 / 波士顿 2025年。665页，精装，119.95 欧元。

对抗寡头

作者：弗劳克·斯特芬斯 (Frauke Steffens)

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政治生涯是美国政坛最成功的故事之一，尽管他并未达成最终的成功里程碑。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从未成为总统，甚至没有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有担任过部长。然而，现年 85 岁的他对政治的影响力却超过了许多其他人。五十多年来，他一直代表着在美国经常被认为过于左翼的立场：他主张强大的工会、全民医疗保险、提高富人税收，以及将经济不平等视为民主威胁的政策。

如今，桑德斯的新书《对抗寡头》（Fight Oligarchy）的德文版在英文原著出版近一年后问世。对于政治类书籍而言，这个时间点并不理想，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将书中的诉求和预测与现状进行对比。桑德斯的出发点是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他认为美国正处于从民主向寡头政治转变的道路上。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 或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不仅仅拥有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他们的财富让他们能够控制媒体和政治。在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执政期间，政治人物的个人敛财行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桑德斯对“特朗普主义”的解释根植于选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生产力和私人财产不断增长，但工资却停滞不前。工厂消失了，而医疗保险和住房却变得越来越昂贵。特朗普并没有去解决这些根本原因，而是将愤怒引导向替罪羊——黑人、移民和酷儿群体。桑德斯批评民主党在与此同时疏远了工人阶级，转而投向富有的捐赠者。他并非该党成员，但担任其“外展主席”（Outreach Chair），并曾两次竞选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与此同时，这位参议员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左。他并未要求“开放边境”。桑德斯写道，边境当然必须得到更好的保障。没有居留权的暴力犯罪者应当被驱逐，移民制度应当得到改革。而特朗普采取的则是对移民进行种族主义妖魔化，并建立一套主要目标并非重罪犯的驱逐机制。

《对抗寡头》与其说是一本理论书，不如说是一本政治战斗手册，其目标明确地指向美国选民。在书的最后三分之一部分，他提出了一套具体的计划：桑德斯希望打破大额捐赠者在政治中的权力，实行选民自动登记，并削减军费。他要求实施“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加强工会力量、提高最低工资、提供公共儿童看护以及带薪育儿假。在本书出版近一年后，其中许多诉求依然广受欢迎。美国左翼在许多地方变得更加强大，在某些初选中获胜，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成为了纽约市长。但这场运动也产生了新问题，在如何对待民主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受到党内“温和派”大佬的抵制。在许多批评者看来，面对左翼反犹主义等问题，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SA) 这样的组织无法给出能增强其结盟能力的答案。

与这些冲突线相契合的是，近期出版了另一本关于伯尼·桑德斯的书。塔德·德文（Tad Devine）曾是桑德斯在2016年竞选期间的首席战略师，他在《民主党是如何搞垮伯尼的》（How the Democrats Screwed Bernie）一书中，还原了当时党内领导层如何通过辩论日程、超级代表以及关于选民数据库的争端来向希拉里·克林顿倾斜。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当前的议题：民主党能承受多少党内反叛？桑德斯本人的立场始终如一，他希望限制经济权力，将阶级差异政治化，并组织起多数派。《对抗寡头》（Fight Oligarchy）更新了这一纲领。而且，桑德斯展示了美国左翼经常缺失的一点，即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必须说服谁：不仅是自身运动中的派系，更是大多数选民。

照片 国家雕塑博物馆

艾德·希兰在想什么？

简直不可思议：一名情歌歌手如何试图摆脱中东冲突中的表态强迫

究竟哪件事更离奇：是一名流行巨星拒绝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意见，还是其他流行歌手因为被要求在舞台上不得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声，而不再愿意在他的巡演中担任开场嘉宾？

在流行文化中，要求表态“自由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已成为常态。它成了 T 恤上的标语，成了社交媒体上的装饰品；这很少与事实辩论的细节或专业知识相关。人们乐于将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认同与另一种认同（例如对爱尔兰事业的认同）混为一谈。至于这样做是否有意义，人们可以深思良久。

1991年出生的英国情歌歌手艾德·希兰（Ed Sheeran）完全没有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评论，仅表示中东冲突令他感到恐惧。他表示自己对此有看法，但希望将其留在私人领域，不想在演唱会上公开表达。

这种让流行音乐会远离表态强迫的做法，在今天不仅被认为是不寻常的，甚至被视为不体面，甚至是丑闻。但据媒体报道，1983年出生的美国说唱歌手麦克莫尔（Macklemore）之所以同意参加艾德·希兰的巡演，部分原因正是为了能够“站在全美各地的舞台和体育场中，说出两句对我至关重要的话：自由巴勒斯坦”。

希兰的巡演组织者对此持有异议，并将麦克莫尔从计划中的演出中剔除，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后者的声明引发了抗议，例如来自以色列美国委员会（IAC）的抗议。麦克莫尔早在几年前就因穿着正统犹太教徒服装演出而引起关注，该行为被视为恶劣的反犹讽刺。希兰本人表示，他曾与“双方的活动人士”沟通以寻求共同解决方案，但未获成功。在麦克莫尔被剔除后，更多音乐家宣布不再愿意担任希兰的所谓支持艺人（Support Acts）。他们在高举言论自由旗号的同时，获得了广泛支持。

所有音乐家或其经纪公司的行为很可能也是出于算计。对于像希兰这样的超级巨星来说，原则是尽可能避免引发两极分化。而对于知名度较低的音乐家，引发分化反而可能对他们有利——总的来说，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在这种注意力经济中，这种堕落程度究竟有多严重。

但即便如此，希兰的声明仍包含一个有趣的方面。他之所以不想将演出用于发表政治见解，主要是因为观众中有很多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包括儿童。他希望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与避风港”。

这无疑也会被许多活动人士视为挑衅，甚至被视为愤世嫉俗——但这真的那么离谱吗？人们甚至不需要专门为儿童辩护，就能认为希兰的评估是睿智的，甚至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如果戏剧演出、电影节、书展甚至情歌演唱会仅仅变成了口号的发射台（无论这些口号的初衷多么良好），那将会变得极其乏味，且几乎无法改善世界。 扬·维勒（JAN WIELE）

有时，人们可以通过广告海报来评判一场展览，通过封面来评判一本书。由

有时，人们确实可以通过宣传海报来评判一场展览，通过封面来评判一本书。从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的建筑立面上，年轻的西班牙画家尼维斯·冈萨雷斯（Nieves González）笔下的现代玛利亚·抹大拉已经跃入眼帘：她留着诱人的金色长发，目光冷峻，身着一件时尚的红色派克大衣。她手中拿着一个同样闪烁着金属红光的人头骨，似乎在轻抚它。而在第一展厅的前厅，玻璃顶棚下堆满了关于这位圣徒的书籍。在过去1400年的密集解读中，她经常被妖魔化为娼妓：丹·布朗2004年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Sakrileg），将其描述为基督的妻子及其孩子的母亲，在其中几乎算得上是最温和的了。关于这位圣徒的出版物中，仅有5%可以被称为学术性或严肃的，其余皆为低俗之作。

在流行文化中，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至今依然活跃。这一点可以从桑德拉（Sandra）那首在施泰德博物馆楼梯间回荡的阴森歌曲《(I'll never be) Mary Magdalena》，以及Lady Gaga和麦当娜的各种歌曲中看出。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最终勾勒出教会和社会对待她的伪善态度——根据需要，他们时而将她塑造为谦卑的忏悔者，时而将其展现得极具挑逗性。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位圣徒像她这样融合了如此多的面相和原型，艺术家玛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和基基·史密斯（Kiki Smith）在第一展厅就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这一点。如果说这次由利比格之家（Liebieghaus）部门主管斯特凡·罗勒（Stefan Roller）策划的最后一次展览，以一个听起来略显轻佻且流行化的标题《罪。祷。爱》（Sin. Pray. Love）在如此极端的对立之间展开，那么凭借这110件跨越1000年且水准极高地展品——其中最古老的作品是一件来自萨莱诺的精美象牙浮雕，描绘了马太福音中坟墓旁的两位玛利亚——这一主题已得到了充分的支撑。

冷静地来看，在圣经中，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陪伴基督直到最后一刻的人：在十字架受刑时，她出现在苦刑架的树干旁；在安葬时，她在场为尸体涂油，从而获得几乎最后一次的身体接触；最终，她在复活节早晨第一个到达坟墓，并在“不要摸我”（Noli me tangere）的场景中将复活者误认为园丁。她与路加福音中那个无名且被基督赦免、洗脚的罪人，以及约翰福音中伯大尼的玛利亚融合在了一起，后者同样用眼泪润湿基督的双脚，为其涂油并用长发擦干。通过后者，抹大拉得到了兄弟姐妹，即马大和被基督复活的拉撒路。

中世纪的传说为其40年的生命增色：在沙漠中听着天使之歌、靠三块面包维持生计的忏悔，以及抵达普罗旺斯的航海之旅。11世纪，勃艮第公爵大胆地声称她随后前往了“他的”韦泽莱（Vézelay）并在那里去世，且他们拥有她的圣物。这使得韦泽莱成为了罗马式建筑中最大的朝圣教堂之一，并成为一个“现金牛”；直到1370年左右，普罗旺斯的圣马克西明-拉-圣博姆（Saint-Maximin-la-Sainte-Baume）才重新宣称其所有权。因此，将这位最终通过升天获得宽恕与奖赏的罪人纳入艺术创作，几乎总有一个充分的、且往往是经济上的理由。

教会的罪孽之弹

在吉罗拉莫·迪·本韦努托（Girolamo di Benvenuto）约 1500 年创作的、现藏于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s）仓库的三联画中，在“背十字架”、“钉十字架”和“哀悼基督”这些核心信仰场景中，抹大拉（Magdalena）都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这表明她在中世纪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使徒之使徒”（Apostola Apostolorum）。

然而，洛朗·德·拉·伊尔（Laurent de La Hyres）1656 年为格勒诺布尔（Grenoble）卡尔图修会创作的《不要摸我》（Noli me tangere）也将场景精准地设定在修道院那片荒凉的地区，旨在为那里职业忏悔者的艰苦生活赋予合法性。凭借其标志性的扭曲树桩和长袍上超凡脱俗的深蓝色，这幅画甚至超越了洛兰（Lorrain）。此外，他巧妙地将代表她的属性——骷髅头，作为岩石面孔融入到石质背景之中。乞讨修会尤其喜欢选择抹大拉作为他们的主保圣人。

相比之下，来自伦敦的 1518 年大师则将他笔下的抹大拉（几乎可以肯定被理解为前妓女）描绘成身着奢华服装并佩戴珠宝的形象，这是一种同样贯穿始终的

线索。而在艺术史上光泽最令人费解的长袍，则出现在乔瓦尼·吉罗拉莫·萨沃尔多（Giovanni Girolamo Savoldo）1535 年创作的、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坟墓前的抹大拉·玛利亚》中，画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蜷缩感。她仿佛被消防员用金属箔包裹起来一般，其斗篷映射出灿烂蓝天的同时，也映射出她刚刚见证的复活之救赎。

最后，这位沙漠忏悔者再次与另一个人物——沙漠隐修女埃及的玛利亚（Maria Aegyptiaca）合而为一，后者的裸体被及身的长发强调而非遮掩。最著名的身着发衣的埃及玛利亚无疑是蒂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n Riemenschneider）为原明斯特（Münnerstadt）主祭坛创作的作品，遗憾的是该作未被外借。而路易斯·萨尔瓦多·卡蒙纳（Luis Salvador Carmona）创作于 18. 世纪第二时段的《埃及玛利亚》则展示了为什么西班牙风格的玛利亚总是与众不同：在伊比利亚半岛，抹大拉们穿着端庄的全身草编裙。

此类重新诠释和特殊的图像学吸引了许多艺术家：乔瓦尼·兰弗兰科（Giovanni Lanfranco）来自那不勒斯的巴洛克风格作品《抹大拉·玛利亚的升天》虽然将她描绘成由天使托举向天，在天空中显得遥远而渺小，但其场景却与近两个世纪后戈雅（Goya）的《女巫之飞》一样令人不安。

将所有女性原型集于一身：施泰德博物馆举办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展览，探讨从中世纪至今被赋予多重含义的圣抹大拉·玛利亚这一人物。

在天主教氛围浓厚的西班牙，必须穿着更端庄的草裙，因为在法国和德国常见的发衣暴露过多：路易斯·萨尔瓦多·卡蒙纳的《埃及玛利亚》，18. 世纪第二时段。

银金属色的圣徒：乔瓦尼·吉罗拉莫·萨沃尔多的《坟墓前的抹大拉》以威尼斯为背景，至今仍是一个谜。 照片：国家美术馆

直到今天，最不落俗套且最令人动容的描绘之一是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 1580 年创作的、现藏于伍斯特（Worcester）的《忏悔的抹大拉》。她已经具备了巴洛克艺术所热爱并不断挖掘的所有特质：所谓仰望上苍的眼神，以及从泪眼中流露出的神情；作为对主之爱的象征，常青的常春藤已在她身后的岩石上攀爬；香膏瓶在艺术中或许首次被描绘成一个小玻璃瓶，既能接住她的眼泪，但在任何情况下，它实际上都是基督之母的圣瓶（Vas-sacra）符号。时尚的半透明刺绣面纱在她的颈间飘动，作为一种动态的陪衬，显示出内心的激动，正如埃尔·格列柯典型的云朵在冰蓝色的天空中上演一场悲伤的面纱之舞一样狂烈。

在巴洛克时期，她是活生生的虚空（Vanitas）象征，伴随着头骨与镜子，正如乔治·德·拉图尔 1635 年的作品《沉思中忏悔的抹大拉》。这个像抹大拉一样支离破碎的时代，也将这一主题在卧室绘画中过度地发掘。她半裸且丰满，在忏悔与自省中受苦，像贝尼尼笔下狂喜的特蕾莎一样纵情地躺在那里。若有人对此过于男性化的视角感到尴尬而摇头，并非没有道理，但像拉维尼亚·丰塔纳、伊丽莎贝塔·西拉尼或路易莎·罗尔丹这样的女性艺术家，在处理这一主题时也同样充满感官色彩；在文艺复兴时期，有显著数量的女性，甚至包括像荷兰总督玛格丽特·冯·奥地利这样的女王，都选择以抹大拉的形象被画像，例如由丢勒创作的作品，其中可见两幅迷人的“小画”（Tüchlein）。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洛特·拉泽斯坦，她在 1983 年将一名在瑞典流亡的朋友之女卡塔琳娜·舍隆德画成了抹大拉。

在最后一个展厅，来自巴塞尔的阿诺德·勃克林以其 1867 年的作品《抹大拉玛利亚在基督遗体前的哀悼》再次以一种苦涩的崇高感树立了标杆。正如该博物馆展出的霍尔拜因笔下的死基督一样，勃克林画中那具躺在地上受难者的躯体呈现出令人惊恐的苍白与绿白色，覆盖在透明的黑色纱质面纱之下，面纱从抹大拉的肩头飘向基督的私处，遮盖住裸露的白色肌肤；这位瑞士象征主义者似乎让画面中所有的色彩都流失殆尽。勃克林以此刻意用阴郁对抗那些甜腻的沙龙绘画。

同样引人注目但规模小得多的，是费利西安·罗普斯 1921 年为《基督的情人》创作的扉页。在精湛的凹版光刻技术处理下，抹大拉在这里用裹尸布缠绕并诱惑着一个裸体的黑色耶稣。救世主像木乃伊一样僵硬地站着，但睁着眼睛，任由这场恋尸癖式的束缚发生。尽管尼科斯·卡赞扎基斯 1952 年的文学极致挑衅之作《基督的最后诱惑》构思于 100 多年前，但相比之下竟显得近乎温和。

然而，最后真正且令人难忘的视觉焦点，依然是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马克斯·贝克曼 1917 年的巨作《基督与罪女》。画中抹大拉的面纱以朱红色从半单色调（Grisaille）中脱颖而出；而在这位画家直至今日仍被视为一个独立宇宙的模糊性中，基督同时以“不要摸我”（Noli me tangere）的姿态，以及囚徒和复活者的形象出现。不过，他那棱角分明的头颅确实与贝克曼本人的面相十分相似。

这场跨越 1000 年艺术史的巡礼始于玛琳·杜马斯，也终于她。其 1996 年的作品《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bell [sic!]）作为抹大拉玛利亚》再次将这个基督教人物的所有矛盾性浓缩在对这位经常闹事的顶级名模的肖像中——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她同时承载了抹大拉玛利亚这个投影人物的所有面向。斯特凡·特林克斯（STEFAN TRINKS）

抹大拉玛利亚。罪。祷。爱。 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展至 2027 年 1 月 17 日。 目录售价 49,90 欧元。

城市之友

他为将城市规划从对汽车交通的执念中解脱出来做出了重大贡献：纪念扬·盖尔（Jan Gehl）90岁生日

很少有私人生活决定能像扬·盖尔的情况那样，对全球许多城市的公共空间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位出生于哥本哈根的人在故乡学习建筑学的末期结识了英格丽德·蒙特（Ingrid Mundt）。这位心理学家决定性地改变了他看待建筑的视角。在学院里，他曾像被训练一样遵循现代主义的教条，而现在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建筑师不关心人？”成了他新的核心问题。

1965年，这对夫妇游历了意大利的城市，系统地研究人们在公共空间如何移动，以及他们在哪里停留及其原因。在行为研究中，两人得出的结论是，当城市居民在城市空间相遇，而不是孤立地蜷缩在公寓里时，他们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公共广场上的生活对社会健康至关重要，”盖尔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显而易见的话，但在当时，认定以汽车为中心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失败了，意味着打破禁忌。

扬·盖尔 照片：Gehl Architects

加拿大建筑评论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对盖尔的思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作为一名活动家，极其成功地反对拆除纽约的旧城区。正是得益于这位《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小意大利、唐人街和西村的部分地区才得以幸存。盖尔曾将简·雅各布斯称为“人文规划之祖”。1962年，当格林威治村被认为得以拯救时，哥本哈根的改造开始了。而盖尔成为了其关键的思想提供者。

他的成就使他成为了先驱和国际知名的演讲者。但他并非理论家；他的著作并不以精妙的措辞见长。盖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拥有对可行性和正确时机的敏锐直觉。他采取小步走战略，尝试各种方案，如果这些方案在实践中被证明不可行，他也会果断放弃。哥本哈根并非一夜之间成为国际模范城市，而是经历了数十年，以便给

市民留出适应时间：市政府每年将停车位面积减少3%。与此同时，腾出的空间被用于放置长椅、种植树木和开设街边咖啡馆。

相比之下，盖尔在德国未能获得机会。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个国家处于一个文化泡沫之中，过于自满。盖尔本人将无法再改变这一点，因为他已经退出了活跃的职业生活。但由他与海勒·索霍尔特（Helle Søholt）共同创立的 Gehl Architects 事务所即便在他离开后依然繁荣；在哥本哈根、纽约和旧金山的办公地点有100多名员工。本周四，盖尔将满90岁。马蒂亚斯·亚历山大（MATTHIAS ALEXANDER）

现正上映

当受辱者的渴望遭遇辉煌者的冷漠

就像一部精彩的90分钟电影：安娜·贝格曼（Anna Bergmann）在巴塞尔剧院执导的亨利克·易卜生剧作《幽灵》，将其演绎成了一则关于男性西方世界没落的、尖锐的社会政治寓言。作者：罗宾·帕松（Robin Passon），巴塞尔

只有摄像机将她追踪到壁橱最落灰的角落。只有她那睁大的眼睛，像是在黑色电影中凝视着观众。惊恐、焦虑、诱惑、好莱坞式的笑容，随即又变得严肃。所有适用于大银幕的面部表情她早已学会，但她却依然得在擦洗地板。

在亨利克·易卜生的《幽灵》中，雷吉娜（Regine）主要被用来揭露他人的罪行；而在安娜·贝格曼在巴塞尔剧院的这次执导中，她为阿尔文（Alving）家族跨代创伤引入了另一个视角——阶级视角。她，这个家中的傀儡，穿着整洁的女佣装，像模特一样被从一个角落挪到另一个角落，在这里她发声了，讲述了她如何在童年时期坐在陌生男人的膝盖上，忍受着对方勃起时对她脆弱孩童身体的压迫。在梦境序列中，她红色薄纱裙的光芒像幽火一样从大宅的黑暗中向她袭来，闪现出如果她不是出生在这样的社会苦难之中，本可以成为的样子。

雷吉娜知道，如果她不想被自己以及阿尔文家族的陈年旧账所毁灭，现在就必须改变生活，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个村庄。当灰色的黄昏时分，雾气从峡湾渗入其他房客的灵魂时，雷吉娜——由表演极具肢体感的雷吉娜·赖姆亚诺娃（Regina Raimjanova）饰演——在舞蹈中获得自由。她将沙发垫猛掷在地，开启香槟，跳跃、欢呼并歌唱。安娜·贝格曼让她口述艺术家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的文字以及英格玛·伯格曼《秋之奏鸣曲》中的台词，将受辱者心中那痛苦且无法平息的渴望转化为语言。

在美学上，这个夜晚凭借本·鲍尔（Ben Baur）写实主义舞台设计与索菲·卢克斯（Sophie Lux）表现主义现场视频的叠加，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导演成功地将易卜生的叙事节奏转化为一个节奏感极佳的夜晚，且没有通过那些时而可信、时而不可信的插曲来制造人为的冗长，其效果就像一部精彩的90分钟电影。这种印象还源于贝格曼以令人惊叹的毅力贯彻她完全聚焦于雷吉娜的设定，而没有在支线叙事中分心。为此必须付出代价的是其他人物，他们除了被赋予的性格特征外，几乎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独立生命。

让我们发疯的幽灵，我们一段时间前召唤而至，现在却怎么也无法摆脱：窗户左侧及视频投影中：雷吉娜·赖姆亚诺娃饰演雷吉娜。窗户右侧：贝尔贝尔·施瓦茨（Bärbel Schwarz）饰演曼德斯牧师。 摄影：英戈·赫恩（Ingo Höhn）

虽然伯格曼在这里将曼德斯牧师改成了女牧师，穿着牧师领，翻领上戴着十字架，深红色的头发编成一个严整的辫子，但贝尔贝尔·施瓦茨在表达对家族史中不道德深渊的愤慨时，其方式让人想起那些过度排练的学校戏剧演出，失去了每一刻惊讶的自然感。不过，这种角色性别的调换在伯格曼看来并非是对时代精神的刻意扭曲，而是逻辑清晰地强化了教会道德权威的伪善，并加深了海伦·阿尔文在狭隘的村庄社区中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的悲剧落差。然而，这位道德监护人既没有被塑造成权力等级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也没有被演绎成其角色的讽刺漫画。同样，木匠恩格斯特兰（丹尼尔·洛马茨施 饰）这个角色本可以有更多潜力，而非仅仅是一个典型的醉汉，其虚伪之情在咧嘴笑的脸上写得过于明显。一方面是这种模式化，另一方面是犹豫不决，导致他的表演在当晚虽然经常显得稳健，但很少能扣人心弦。

相比之下，女主人海伦·阿尔文这个通常作为全剧核心的角色，则显得极其克制。卡里娜·布劳恩施密特赋予了她一个像那栋饱经风霜的房子一样嘎吱作响且低沉的声音，其冷漠中透露出一种一生只能默默忍受的痛苦。她用一种持久而痛苦的微笑讲述着，在她管理丈夫生意并因此遭到敌视、禁止儿子进入父亲故居期间，她那光辉的丈夫究竟做了什么。她试图为家庭维持的体面外壳，如今已深深地刻进了她的身体里。

事实上，这个海伦似乎早已不再是一个血肉之躯。服装设计师塞德里克·姆帕卡为她量身定制的那件带有巨大泡泡袖和臃肿裙摆的僵硬礼服，吞噬了所有的比例，掌控了穿着者——在冷酷公众的压力下，她让自己变成了寡妇、女主人、母亲这些单纯的棋子。在演出结束时，她将谈到一种感觉：自己从未被出生，而仅仅是被排斥出来的。

终于，在母子最后的这段对话中，她能向奥斯瓦尔德（多米尼克·哈特曼 饰）揭示她孩提时代就留下的伤痕。一位母亲向自己的儿子承认对他及其期望的恐惧，成为了当晚的高潮。导演免去了易卜生为海伦和奥斯瓦尔德设定的残酷结局。她不必以吗啡胶囊的形式为他带来阳光；在这里，两人可以深情地拥抱在沙发上，而雷吉娜则在观众席中地道出她的结束独白。

被过去的恐怖和未来的深渊所包围，对她而言已不再有善恶之分。就像集市射击摊上的锡皮小人一样，她必须把他们全部击毙，才能最终打破这座房子的禁锢，将一切抛在身后。在挪威大西洋的洪流中被淋得透湿，她最终在街道上蹒跚而行，在这场永无止境的逃离幽灵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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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世外桃源？俯瞰内卡河与城堡的海德堡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我想成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托马斯·迈森（Thomas Maissen）作为一名瑞士人居住在海德堡，并希望成为德国公民。他的理由很多：是对选择居住在瑞士的斯特凡·雷贝尼希（Stefan Rebenich）的一种回应。

作者：托马斯·迈森

“是否存在一种瑞士民族性？”约翰·卡斯帕·布伦茨利在1875年，即德国和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后不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前苏黎世政府议员于1861年被召至海德堡，他在那里从根本上塑造了法学研究，并作为巴登议会的议员对“小德意志方案”表示欢迎。然而，成立于1848年的年轻瑞士民族国家和联邦国家，能否在面对构建国家的民族主义时保持其独立性？布伦茨利的回答较为审慎：“如果存在一种瑞士民族性，那么这种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际色彩。”在文化上，说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瑞士人理所当然地向其邻国看齐。但与此同时，联邦国家、法律和军队已经创造了可靠的制度纽带。

一个半世纪后，瑞士人在谈到自己的民族性时，将不再使用这种假设语气。尽管他们往往只精通四种国家语言中的一种，但他们仍会将政治制度和程序视为纽带。我的同事斯特凡·雷贝尼希（Stefan Rebenich）在获得瑞士国籍后也是如此，他在解释瑞士这个第二故乡比德国做得更好的地方时提到：具有高度市镇和州自治权的竞争导向型联邦制；对基础设施的高额投资；社会保险的个人责任制，以及在不排除移民等敏感问题的（直接）民主制度中对政治决策承担个人责任（见《法兰克福汇报》24. August）。

我并不反对雷贝尼希的赞美，但我必须将他的传记式开篇语以相反的方式重新表述。我们在20多年前搬到了海德堡，在巴黎居住了十年之后，自2023年起再次生活在这里。就像雷贝尼希在伯尔尼一样，我们希望退休后继续住在海德堡。莱茵河的边界几乎不影响日常生活：海德堡和伯尔尼的相似度，明显高于海德堡与柏林，或伯尔尼与提契诺州某个村庄的相似度。这里的生活质量很高：哪里好，哪里就是故乡（Ubi bene, ibi patria）。我们大多数最好的朋友都住在海德堡，并将留在这座大学城宁静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他们对我申请入籍的反应更多是惊讶。为什么？

在这里，入籍程序大约需要一年，而在苏黎世则需要两年。此前，申请人必须在瑞士居住满十年，其中至少有两年在同一个市镇。在德国，这个期限是五年，且允许更换居住地。在苏黎世，警察可能会在早晨七点按响家门铃，以核实与外国配偶的婚姻是否为真实生活。在瑞士，入籍意味着被接纳进入一个人居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称之为家”的政治市镇。我们不谈论瑞士的“国籍”（Staatsangehörigkeit），而谈论“公民权”（Bürgerrecht），且首先是指某个市镇的公民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成为了该市镇所属州的公民，而由于该州隶属于瑞士联邦，我们便在某种意义上的二次衍生中获得了一本红色护照。因为这种接纳是一种政治行为，直到今天，公民市镇大会仍能执行此项权力：人们彼此相识，并决定谁能获得入籍——即谁被允许成为市镇主权的一部分。

在大型城市中，入籍与在德国一样，是一个由行政法规范的程序。在海德堡，办理流程较为简单，费用也较低：255欧元。自2007年8月起，来自欧盟国家以及（较为宽容地）瑞士的国民可以申请入籍，而无需放弃原有的护照。然而，只要他们居住在国外，这一规定就不适用。这也适用于当时在巴黎的德国历史研究所（DHIP）的所长，尽管这项工作构成了我希望融入当地的理由。由联邦政府资助的DHIP自1958年起一直致力于促进曾经的历史世仇之间的和解。如果该所长在主持一场关于凡尔赛和约的活动时，宣布自己作为瑞士人在这段历史中保持中立，那将是多么荒谬！

相反，我钦佩联邦德国在处理罪责与责任时所采取的历史编纂学和记忆政治方式。如果其他国家能将其视为榜样，将有利于国际理解：不仅是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或是曾经的轴心国日本和意大利，还包括法国或瑞士。1945年后，德国人同样曾逃避到“受害者”的角色中：他们是轰炸、占领和驱逐的受害者，也是被一个犯罪的纳粹小圈子蛊惑的受害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声称其与法西斯遗产已彻底决裂，因此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无需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而联邦德国则在国家法和国际法的延续性中，承接了德意志帝国的责任。但直到80年代起，包括国防军在内的“德国人”才被视为一个实施了大屠杀的加害者集体，且必须在1945年由其自行选择的领导人将其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

德国的过去政策在国际上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尤其是学术界有时在自我谴责方面做得过于简单。宣称“我不是爱国者”与宣称“我是一个爱国者”一样缺乏辨析度。德国人作为一个集体，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历史性的自我批评。如果他们想要捍卫这些成就，就必须能够明确地将其命名。坚持这一点，并不会淡化大屠杀的严重性。

基于其历史经验，德国在多个方面承担责任。这一点在一些德国人对瑞士的赞美中尤为明显。他们认为瑞士很幸福，因为它不需要为德国的新联邦州（原东德地区）买单；因为它没有将自己的货币牺牲给欧元；因为它在乌克兰上的支出少得多。这透露出一种对一个能够保持中立、置身事外的国家和社会（如瑞士）的向往。德国将其财富的一大部分投入到国家和国际团结中，以便为自身及普遍的繁荣保留一个广泛且持久的基础。

这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政策，但它旨在实现一个广泛且长期的公共福祉。相应地，安格拉·默克尔在2015年允许100万战争难民进入德国。这是一次具有高昂财务和政治成本的团结行动。但德国做到了。德国当时的国际声望很高，且一直保持至今。在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法国人希望谁成为下一任总统？安格拉·默克尔！当时的DHIP所长为“他的”联邦总理感到自豪。

瑞士的指导原则并非团结，而是自治。各州及其市镇可以自行设定所得税税率，从而吸引富有的移民。德国仅在营业税方面存在类似但程度较弱的税收竞争。此外，财政平衡机制将巴伐利亚州与不来梅州的人均税收能力差距从1.7倍缩小至1.2倍。其目标是让同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纳税人）在获得相当的公共服务时，所投入的资金大致相等。瑞士的思考出发点并非个体的社会权利，而是自治市镇和主权州的政治地位。其财政平衡机制将拥有众多信箱公司的楚格州与结构薄弱的汝拉州之间的税收能力差距仅从4.4倍降低到2.9倍，这意味着在汝拉州缴纳的税款大约是美丽楚格湖地区的三倍。

如果德国采用瑞士的做法，其社会凝聚力将会如何？德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些曾在战壕中并肩作战或从东部地区逃难而来的人，比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感受到的最大冲击仅来自富裕新居民建筑噪音的人，更难以接受不平等待遇。

在教堂尖顶定义地平线而非国家边界的地方，政治依然保持着碎片化。正如雷贝尼希（Rebenich）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外交野心，这就是一种优势：人们彼此熟悉且信任，在“民兵制度”下以名誉职或兼职形式承担公共职能。其理想是自我管理而非无私奉献，正如布伦茨利（Bluntschli）此前所记录的：“对公共事业的牺牲精神，面对的是一种为了获取金钱利益而毫不顾忌的强硬利己主义。”与此同时，这位法学家将瑞士视为不同语言和宗教“和平友好地共存与协作”的典范。他认为瑞士由此“阐明并实现了某些理念和原则，这些原则应当为整个欧洲国家世界带来福祉与成果”：为了那个和平的“未来理想”。

在世界大战时代之后，我的许多同胞明确地不再通过这种跨越国界的使命来定义其瑞士身份，而是通过“自己不是欧洲人”来定义。而我作为一名瑞士人，是一个欧洲人。德国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是这个欧洲的主要支柱。我希望支持这一民主、法治的支柱，不仅在财政上，而且作为一名公民在政治上也予以支持。巨大的挑战即将到来，例如 AfD（德国选择党），其对宪法的忠诚度尚未得到保证。如果欧洲不可或缺的支柱崩塌，那么除了它，谁还能确保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这种历史唯一性的和平秩序？绝对不是那个即便世界毁灭也只想继续耕耘其中立小花园的瑞士。

托马斯·迈森（Thomas Maissen），1962年出生于苏黎世，曾在海德堡大学教授近代史，重点研究早期近代。2013年至2023年期间，他担任德国历史研究所巴黎分所所长。

以叙事对抗没落

一场在科隆举行的电影与电视行业危机会议：动态影像内容如何能为受到威胁的民主制度提供帮助？

如果这是一次警钟，那么它已经奏效了。“我从未想过这里会这么满，”基达·科德尔·拉马丹（Kida Khodr Ramadan）低声说道，随后赞赏地补充道：“酷。”这位演员、导演、制片人，且可能永远（在这里再次如此）与《4个街区》（4 Blocks）中托尼·哈马迪（Toni Hamady）这一角色绑定在一起的拉马丹，与一众顶尖制片人和导演一样，接受了马蒂娜·里希特（Martina Richter）的邀请。此次专业会议由她的公司 HMR International 与 MMC Studios 及科隆电影节共同主办，主题为“讲述民主”，且打破常规地免费开放。

此次会议的计划始于 AfD（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胜已成定局之时。该党随后确实几乎势如破竹，这令电影和电视行业也感到震惊：科隆的一家大型电影院直到最后一排都被坐满了。联邦议院文化与媒体委员会主席斯文·莱曼（Sven Lehmann，绿党）在启发性演讲中提到，这是一个将改变德国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分水岭”。

右翼民粹主义者想要重新调整文化方向并非偶然。因为共情和视角的转换产生于一个民主社会关于自身的叙事之中。相反，在可能的 AfD 政府领导下，将仅资助那些服务于德国身份认同的文化。归根结底，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哪些声音能被听到”。公共广播机构也面临压力，而对于许多制片人来说，该机构是其内容最重要的买家。对于创意工作者而言，在德国生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么，如何在电影、纪录片和剧集中讲述并加强民主？几乎所有演讲者和讨论者都达成了一致：绝不能以说教的方式。需要制作具有立场且——出生于以色列、现居德国的导演埃斯特·阿姆拉米（Ester Amrami）特别强调——必须对矛盾和复杂性持开放态度的电影。她甚至表示，“一部带有错误信息的电影”也比一部过于说教的电影更好。因为关键恰恰在于，也要展示并理解那些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德国 83》（Deutschland 83）等剧集的制片人亨丽埃特·利波尔德（Henriette Lippold，Ufa Mitte）对此表示赞同：在处理经常聚焦于东德的主题时，她喜欢与由东德和西德人组成的“混合”团队合作，因为通过交流可以产生重要的问题。专注于社会参与类纪录片的 Corso Film 公司的于米特·乌卢达（Ümit Uludağ）和埃里克·温克（Erik Winker）补充道，他们在工作中注重让那些不那么可见的人变得可见，例如通过坚持从受影响者的视角进行叙事。

制片人比尔吉特·舒尔茨（Birgit Schulz）及其公司“Bildersturm”代表了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纪录片（如《佩特拉·凯利——立即行动！》、《感性的残余》），她为讨论带来了斗志：“与以前不同，我不再愿意制作那些没有真正政治意图的电影。”舒尔茨表示，她的电影确实触达了年轻一代。像《4个街区》这样的剧集也实现了这一点，此外它还将目光投向了平时鲜为人知的社会阶层，在本例中是犯罪家族。至于这是否已经促进了民主，仍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基达·科德尔·拉马丹认为，《4个街区》是 AfD 的眼中钉。然而，现在连来自威丁（Wedding）的移民也开始选择 AfD，因此在电影和媒体中进行相关对话如此重要——同时也如此困难：“你实际上也在为他们做间接广告。”但他并不害怕这个“混蛋政党”：“我会坚定地站在那里，给他们一击。”

拉马丹还引导人们关注像他这样的电影制作人目前面临的困境。他认为叙事自由正在丧失，因为在电视台和编辑部中，一切都被战战兢兢地质疑。例如，为了使用像“奥萨马”这样一个普通的名字，他不得不据理力争。甚至一个角色应该抽的烟也变成了问题。“控制”已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因素”（“这从性别中立语言的使用就开始了”）。而这带来了后果：“你在写作时已经产生了心理障碍。”对于导演兼制片人福尔克·海泽（Volker Heise）来说，问题更为严重：在他从事的纪录片领域，现在人们只想要关于名人或强品牌的电影，因为这些电影几乎自带观众。像《24小时柏林》或《柏林 1933》这样的实验性形式在今天几乎无法推行。然而，针对目标受众进行量身定制，破坏了纪录片的核心特质：即能够导致不可预见结果的自主性。

随着一天的推进，关于民主叙事有效性的质疑也变得更加明显。梅拉妮·安德纳赫（Melanie Andernach）制作了感人的纪录片《德黑兰的七个冬天》（2023），讲述了伊朗女大学生雷哈内·贾巴里（Reyhaneh Jabbari）被处决的故事。面对对方持续且大范围地传播极化内容，她对未来在叙事上应如何应对感到“非常迷茫”。她认同海泽的看法，认为仅仅通过制作关于名人或品牌的纪录片来跟进，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回答。这样一来，失去的是“另一种审视社会的视角”。

Zeitsprung Pictures 的总经理迈克尔·苏维尼尔（Michael Souvignier）在说话时显得几乎有些沮丧。他表示，通过《安妮·弗兰克日记》、《元首与被诱惑者》以及最近的《纽伦堡 45》等电影，他触达了数百万年轻人——但现在他必须震惊且沮丧地意识到，“反犹主义是如何再次蔓延的”。他认为 AfD 对此负有巨大的责任。制片人爱丽丝·布劳纳（Alice Brauner）表达得更为激烈，她是成立于 1946 年的 CCC Filmkunst 的总经理。她的父亲阿尔图尔·布劳纳（Artur Brauner）是一位伟大的德裔犹太电影制片人，在他 350 多部电影中，有 25 部是专门献给大屠杀受害者的：“但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我不得不意识到这一切都白费了，每一部电影都是如此，包括《希特勒少年萨洛蒙》。”

德国反犹主义的死灰复燃恰逢最后一代见证者的离世，这是一种尤为苦涩的经历。最终，爱丽丝·布劳纳将对这种现状的所有愤怒转化为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或许能展示在当前对犹太裔或移民背景人群日益威胁的社会环境下，“讲述民主”意味着什么。在《10号区》（Block 10）中，爱丽丝·布劳纳（编剧）和马库斯·O·罗森米勒（Marcus O. Rosenmüller，导演）基于历史文献展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疗绝育实验，这可能是关于大屠杀最激进、最残酷的剧情片。电影中的绝望感正是其主旨：“在奥斯威辛没有英雄故事。”

“我想让这些女性重新拥有发声的机会，”布劳纳说道。显然她还想要更多：她想将这部将于 11 月上映的电影，狠狠地甩在那些胡扯所谓“德国记忆文化重新定位”的人脸上。布劳纳表示，人们知道记忆不仅仅由数字组成，而是由“人、身体、抉择、恐惧、尊严”组成的。电影中的这种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播放片段后，会议陷入了停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能正常继续说话。

在其他小组讨论中，议题又回到了生产者与利用方之间关于分配和权利的经典争端。然而，在这场宛如行业危机会议的研讨会结束时，人们带走的是这样一个呼吁：当民主受到攻击时，必须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的是叙事权。奥利弗·荣根（OLIVER JUNGEN）

爱情之祭

慕尼黑电影制作人西蒙·费尔霍文（Simon Verhoeven）正为 Netflix 拍摄浪漫喜剧电影《十月节》（Oktoberfest），探讨十月节上的浪漫与爱情。拍摄工作将于周六在特蕾西娅草坪（Theresienwiese）开始。故事的核心是一位首次在十月节工作的年轻女服务员。目前尚未公布演员名单和具体剧情。约 4000 名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已被招募为群众演员。Netflix 在选角公告中解释称，需要他们扮演十月节的观众、服务员和帐篷工作人员。dpa / F.A.Z.

施普林格（Springer）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德普夫纳（Mathias Döpfner）于 6 月底向《电讯报》（Telegraph）员工宣布收购消息。照片：Geoff Pugh / Telegraph

施普林格对《每日电讯报》有何打算？

通过收购《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施普林格（Springer）买下了一个秉持保守主义倾向的英国新闻传统品牌。施普林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德普夫纳（Mathias Döpfner）构想的是一份数字化全球报纸。这两者如何兼容？伦敦的一场招待会传达了初步印象 / 吉娜·托马斯（Gina Thomas）发自伦敦

自1855年成立后不久，《每日电讯报》就使用一个带有翼状电报指针的标志，其表盘上写着“Was”、“Is”和“Will be”——即“过去、现在与未来”。指针指向“Will”（将要），与当时刚刚发明的“19. 世纪互联网”——电报杆和线路一样，凸显了这份根植于过去与现在的报纸对未来的导向。

在象征现代与速度的符号下方，翻开了一本印有报纸名称的书。书中生长出代表联合王国四个组成部分的标志性花卉。这些花卉强化了这份传统报纸的身份，而其创新意愿与其古板保守的形象形成了对比。人们很容易忘记，《电子电讯报》（Electronic Telegraph）在1994年曾是欧洲第一份数字化日报。

自6月底施普林格出版社完成收购以来，这个具有浓厚英国色彩的品牌现在由德国人掌控。作为其成为“自由世界领先的数字化和AI支持的新闻供应商”战略的一部分，施普林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德普夫纳旨在推动《电讯报》分阶段全球化。通过开发美国及更广泛的英语市场，这份保守主义刊物将在捍卫西方价值观的斗争中，为左翼自由主义的舆论环境提供一种制衡。

在暑期休假结束之际，德普夫纳现在与由“图片报”（Bild）集团调任的新任总经理卡罗琳·胡尔肖夫-波尔（Carolin Hulshoff Pol）以及《电讯报》主编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共同邀请嘉宾，庆祝“《电讯报》新篇章的开启”。这次集会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回音室，印证了这份保守主义旗舰报纸“保守党报”（Torygraph）的绰号，而非一次与英国媒体界或政治精英的会面。政治界最著名的嘉宾是保守党反对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但实质上，这次招待会大概是为了让《电讯报》的员工与新东家进行首次接触。

德普夫纳没有选择一座人们可能对保守报纸有所期待的伦敦传统建筑作为场地，而是选择了由明星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当代艺术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餐厅，这传递出一种前瞻性的信号。德普夫纳在一段简短的演讲中强调了这种前瞻性，以此讨好在场观众。

哈迪德为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前火药库所设计的扩建部分，就像是在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论坛中，历史与现在并存的具象化体现。德普夫纳引用了新收购企业的标志，以阐明他将保护那些过去和现在的东西：遗产、价值观、品牌的“魅力”以及新闻质量。作为一名将赚钱视为创造社会价值之必要前提的资本家，他希望首先通过对新闻业和技术的投资来激活潜力。

无论变化如何——而变化将会很大——德普夫纳强调，他个人保证将保护《电报报》（Telegraph）的新闻完整性。他要求员工保持强韧，有时甚至可以给所有者制造麻烦，并表示期待塑造《电报报》的下一个篇章。在德普夫纳第一次尝试收购《电报报》失败22年后，施普林格（Springer）成为了这家拥有171年历史的报纸的第六任所有者。

由于严重的过度负债，巴克莱家族（Barclay-Familie）在强制管理下经历了三年令人精疲力竭的悬而未决状态；巴克莱家族曾在2004年竞争收购《电报报》时击败了施普林格。如今，这家英国媒体集团的管理层对德普夫纳这次达成目标感到宽慰。编辑部此前曾激烈反对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的财富基金进行收购，并与其他媒体公司共同向当时仍为保守派的政府施压，以防止外国政府持有英国报纸和杂志的股份。在交谈中，自2014年起担任《每日电报》（Daily Telegraph）主编的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表示，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由施普林格收购是最佳解决方案。然而，在公司内部，由于施普林格旨在加速数字化转型并应用人工智能（AI），员工对可能出现的人员裁减感到不安，这削弱了整体的信心。

一个巨大的疑问依然存在：一家德国公司，尤其是在一名德国女性总经理的领导下——她从《图片报》（Bild）带来了年轻的、负责数字化与AI的幕僚长蒂姆·海伯勒（Tim Häberle）担任转型经理——如何才能培养出对《电报报》特性的敏锐感知，从而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不丧失该品牌的英国特质。这些特质包括：那些刻画鲜明、讲述英雄主义与坚韧的英国退伍军人讣告，以及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怪癖，如对路面坑洼、村委会活动中心或邻里间花园树篱争端的关注，这些构成了英国生活的肌理，但在国外很难被理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家德国报业集团恰恰收购了这家直到不久前，其二战爱国主义回响仍比其他英国报纸更响亮的刊物。《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一位读者开玩笑说，《电报报》现在变成了“德电报”（Zeh Telegraph）。在《电报报》中，另一位读者在评论施普林格收购案时指出，这意味着“不列颠之战”终究还是输了。还有一名读者警告称，如果施普林格对欧洲的热忱渗透进报纸，她将结束与《电报报》长达65年的关系。她补充道，那将意味着《每日电报》的终结。

被提升至上议院的撒切尔传记作者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曾于本世纪初担任《每日电报》主编，目前仍是该报的专栏作家。他认为，基于战争历史而对德国所有者的保留意见已不再是问题。在二十或三十年前，这可能会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但现在这种情况已基本消失。不过，如果一切进展不顺，情绪可能会发生转变。他认为，《电报报》读者的猜忌更多是针对欧盟而非德国。但根据摩尔的评估，德普夫纳作为一名反对脱欧的欧洲怀疑论者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德普夫纳对欧盟并没有“充满激情的感性崇拜”。

对于摩尔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损害母报与英国之间的认同感。在从面向国民读者向面向国际读者的转型过程中，许多东西可能会丢失。摩尔还指出，英国新闻业中左翼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极化现象不如美国那样显著。相当一部分《电讯报》的读者更多是基于文化上的共识，而非意识形态的驱动。与埃文斯一样，摩尔认为施普林格的收购“比几乎任何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要好”，因为其中没有政府参与，且新所有者懂得媒体。

拉尔夫·里希特在1981年凭借在《潜艇》中的角色实现了突破，但许多人也记得他在犯罪喜剧《Bang Boom Bang》中饰演的“卡勒”。拉尔夫·里希特1957年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家庭，是波鸿建筑师奥托·里希特的八个孩子之一。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才——既是电视和舞台演员，也是音乐家，就像他的弟弟弗兰克-马丁·施特劳斯一样，后者以“FM Einheit”之名以及作为“崩塌的新建筑”（Einstürzenden Neubauten）成员而闻名。在投身演艺事业之前，拉尔夫·里希特曾完成过木工学徒培训。

马蒂亚斯·德普夫纳喜欢讲述《电讯报》如何成为轴心施普林格的一颗指路明灯。然而，该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远不如比它早约70年的《泰晤士报》。在联邦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施普林格开始寻求收购当时由英国军政府掌控的《世界报》时，他曾告诉一名与英国占领区报纸（包括《镜报》和《时代周报》）有密切联系的占领军军官，他想打造一份德国版的《泰晤士报》，即便这永远是一项亏本买卖。这种形式的限制显然不在德普夫纳的算计之中。

与此同时，他就读于波鸿的戏剧学校，但很快被以“无法培养”为由开除。尽管如此，他早期还是取得了成功。他在柏林人民剧院和汉堡剧院演出，直到1980年凭借电视剧《犯罪现场》（Tatort）中的《猎杀》（Hetzjagd）被电视界发掘—。

鲁尔区的粗犷灵魂：演员拉尔夫·里希特逝世

某诊所关于专科医生的虚假信息

企业应对聊天机器人“幻觉”承担责任

在公司网站上使用聊天机器人的企业，须为其产生的“幻觉”式错误信息承担责任。哈姆高等地区法院（OLG Hamm）于5月做出的一项相关判决现已生效，该法院已将此告知《法兰克福汇报》（案号：4 UKl 3 / 25）。该裁决对类似案件具有信号意义。

事实上，A和B并非专科医生。这是聊天机器人产生了“幻觉”。此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美容医学专科医生”，也不存在“美容治疗专科医生”。诊所方面称其为一次“令人遗憾的技术失误”，并对聊天机器人进行了修改，但拒绝支付警告函相关费用。诊所认为，聊天机器人的错误回答不能被视为其自身的商业行为。该聊天机器人作为一套基于统计概率计算的人工智能系统自主运行，并未受到控制或监管。因此，其言论并非源于人类的意志决定。

在本案中，涉及的是一家诊所的网站。该网站安装了一个用于客户沟通的聊天机器人，可实时回答问题，包括关于诊所管理层的问题。在被问及“A和B是否为整形美容外科专科医生？”时，聊天机器人给出了如下回答：“是的，A和B是整形美容外科专科医生。他们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提供并执行个性化的美容治疗。您想预约时间吗？”在接下来的问题“这两位拥有什么样的专科医生头衔？”中，聊天机器人回答道：“[...] A博士和B博士两人都是美容医学专科医生。您想预约时间吗？”

该聊天机器人由一家咨询公司开发、配置并训练，且仅使用了集成在向量数据库中的内容（如网站文本）。而网站中并未包含关于管理层专科医生资质的错误信息。诊所的另一个论点是，网站用户应当知道人工智能生成的回答具有易错性。

但这些论点未能说服法院。法院认为，聊天机器人的回答构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诊所对聊天机器人的沟通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事实证明：“在事件发生后，诊所能够毫无困难地让聊天机器人重新编程，使其不再输出错误答案”。显而易见，那些对美容手术产生浓厚兴趣的人，会更加关注医生是否拥有专科医生头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年来失败的[...]美容手术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并给当事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诊所如果尽到合理的努力，应当预见到潜在客户会向聊天机器人询问专科医生资质的问题。

在网站上使用聊天机器人的企业，应定期检查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并在有疑问时关闭人工智能。否则将面临法律责任。在本案中，该诊所还算幸运，涉及金额仅为260欧元及利息。不过，还需承担整个诉讼程序的全部费用。约亨·岑特费尔（JOCHEN ZENTHÖFER）

de。一年后，沃尔夫冈·彼得森在世界名作《潜艇》（Das Boot）中让他饰演了那个粗鲁傲慢的下士弗伦森。尽管出身于艺术学术背景，但里希特经常扮演狂野的人物或反派，且非常具有说服力，他塑造的那个粗犷但讨人喜欢的鲁尔区人，以其随意的风格吸引了观众

最迟是在统一后年代最成功的喜剧电影之一中的那个角色，让他成为了鲁尔区深受喜爱的文化符号。在电影《超级堵车——我撞那头猪》（Superstau – ich ramm die Sau）中，他饰演一名来自盖尔森基兴的德国无产者，尽管如此却依然可爱且关心家人的福祉，在一次特大堵车中被困；在矿业传奇剧《红土》（Rote Erde）中，他饰演矿工奥托·沙布洛夫斯基。里希特通过他的角色，为鲁尔区的苦力工人及其历史和故事，树立了一座往往既幽默又感人的纪念碑。作为《两人一案》（Ein Fall für Zwei）、《犯罪现场》（Tatort）或《大都市警局》（Großstadtrevier）等剧集中备受追捧的演员，他不仅影响了德国电视荧幕，也塑造了人们对整个地区的认知。在长期患病后，拉尔夫·里希特于周一去世，享年69岁。尼克拉斯·马克（Niklas Maak）在《你们这些喇叭又想干什么》（Was wollt ihr Tröten denn schon wieder）中表现出色。在犯罪喜剧《砰砰砰——万无一失》（Bang Boom Bang – ein todsicheres Ding）中，他于1991年饰演一名歹徒，在监狱里观看一部色情电影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其中担任演员，随即大发雷霆，越狱并展开了一场动荡的复仇行动。

拉尔夫·里希特（1957年至2026年）照片 dpa

周四电视节目 更新及精选节目单

ARD

5.30 ZDF早间杂志 9.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9.05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151)。犯罪剧集。地狱假期 9.55 《北方的谋杀》(52)。犯罪剧集。一个黑暗的秘密 10.40 新闻联播 10.45 《生活大师》(266) 11.15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 12.00 午间杂志 14.00 新闻联播 14.10 《红玫瑰》(4379)。telenovela 连续剧 15.00 新闻联播 15.10 《爱的风暴》(4632)。telenovela 连续剧 16.00 新闻联播 16.10 《大象、老虎及其他》。动物园纪录片。就像在母亲身边 17.00 新闻联播 17.15 《关键点》(Brisant)。杂志节目 18.00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问答赛 18.50 《杜伊斯堡警察》(24 / 24)。犯罪剧集。过了很久 19.45 《八点前的知识——人类》。资讯娱乐。关掉闹钟起床有多健康？ 19.50 天气 19.55 经济

20.00 新闻联播

20.15 《谎言一次》。一部来自帕绍的犯罪片 德国。犯罪电影，主演：Marie Leuen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Stefan Rudolf, Xenia Tiling。导演：Daniel Rübesam, 2026。Mia Bader失踪多年的父亲Adam Nolan在多年后再次出现——就在帕绍市中心。

21.45 《对比》(Kontraste) 主持：Lena Ganschow

22.15 《今日话题》(Tagesthemen) 含天气预报 22.50 《extra 3 50周年》——节目秀 主持：Christian Ehring

0.05 《extra 3 50周年》——纪录片 由 Freddy Radeke 和 Jakob Leube 主持的报道之旅

0.53 新闻联播 0.45 《谎言一次》。一部来自帕绍的犯罪片 德国。犯罪电影, 2026 2.18 新闻联播

2.20 《曼凯尔的瓦兰德：漏洞》。瑞典 / 德国。犯罪系列剧，主演：Krister Henriksson,, 2009

ZDF

5.30 ZDF早间杂志。资讯娱乐 9.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9.05 《满罐》(Volle Kanne) - 每日服务。资讯杂志 10.30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犯罪剧集。最后的遗言 11.15 《斯图加特特警》(SOKO Stuttgart)。犯罪剧集。密室逃脱 12.00 ARD午间杂志。资讯娱乐 14.00 今日 - 在德国 14.15 《厨房大战》。烹饪秀。Mario Kotaska寻找顶尖厨师 15.00 今日快讯 15.05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娱乐 16.00 今日 - 在欧洲 16.10 《罗森海姆警察》。犯罪剧集。障碍重重的婚礼 17.00 今日 17.10 《你好德国》。综合杂志 18.00 《斯图加特特警》(SOKO Stuttgart)。犯罪剧集。惩罚欲 19.00 今日 19.20 天气 19.25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犯罪剧集。分手之痛

20.15 《山地救援队》 剧集。 走投无路。当 Franziska Lehmann 的孩子们在一次冰川之旅中失踪且搜救工作停止时，Franziska采取了激进措施并向山地救援队施压。

21.45 今日新闻 (heute journal) 22.15 《Maybrit Illner》 访谈节目。主持：Maybritt Illner

23.15 《Markus Lanz》 访谈节目 0.30 今日新闻更新 (heute journal update)

0.45 《Kneecap》 爱尔兰 / 英国。悲喜剧，主演：Liam Óg Ó Hannaidh, Naoise Ó Cairealláin, JJ Ó Dochartaigh, Josie Walker, Michael Fassbender。导演：Rich Peppiatt, 2024

2.20 《奥克兰侦探——致命湾》 惊悚剧集。危险的亲近

3.50 《斯图加特特警》(SOKO Stuttgart) 犯罪剧集。 密室逃脱

4.35 《你好德国》 综合杂志

ARTE

8.55 萨克森人——海盗、异教徒、皇帝 10.25 德国阿尔卑斯之路：穿行于山峦、湖泊与城堡之间 11.25 Re: 民众之苦——背部问题：什么才真正有效？新节目 11.55 世界厨房：西西里岛：烤小环面 (Anelletti al forno) 12.25 城市、乡村与艺术：包括印度等 14.00 仲夏谋杀案。第24案：Rakel。瑞典犯罪系列剧，主演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 (Alexandra Rapaport)，2025 15.45 凭指南针与智慧航行深海：佛得角，圣地亚哥岛 16.10 加拿大——广袤的北方 17.05 白山族——中国不为人知的自然瑰宝 17.50 越南神秘的北方 18.35 越南热带的南方 19.20 Arte Journal 19.35 开诚布公 (Mit offenen Karten) 19.40 Re: 宫内手术，婴儿的希望

20.15 毒蝇伞 纪录片。在神话与科学之间。幸运符、毒蘑菇、神话：几乎没有哪种真菌像毒蝇伞那样围绕着如此多的故事。本纪录片将这些故事与科学及最新研究相结合，开启一场探索毒蝇伞（其拉丁名为 Amanita muscaria）世界的迷人旅程。

21.05 真菌王国 纪录片

22.00 囚犯 951 (1 / 4) 剧集。

23.10 囚犯 951 (2 / 4) 剧集。 陈年旧债

0.10 囚犯 951 (3 / 4) 剧集。 自由的代价

1.15 囚犯 951 (4 / 4) 剧集。 供词

2.15 伊拉克：被污染的水，被贩卖的肾脏 纪录片

3.10 凭指南针与智慧航行深海：印度，钦奈

3 sat

8.05 阿尔卑斯全景 8.30 ZIB 8.33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 (Kulturzeit) 9.45 nano 10.25 宇宙：山之国——9个国家，9座巅峰 11.55 旧爱不褪色——对老式汽车日益增长的热情 12.20 服务时间 (Servicezeit) 12.50 杂草 (Unkraut) 13.20 俯瞰葡萄牙 14.05 Terra X：世界传奇 II：南欧宝藏 14.50 Terra X：世界传奇 II：日本宝藏 15.30 X: - ：北非宝藏 16.15 X: - ：南美宝藏 17.00 X: - ：近东宝藏 17.45 X: - ：希腊与土耳其宝藏 18.30 Nano：雨林复兴。热带地区的重新造林与自然保护 19.00 heute 19.20 文化时间 (Kulturzeit)

20.15 极端研究——我们的世界观已达极限？纪录片。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模拟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实际上仅由信息组成？因戈尔夫·鲍尔 (Ingolf Baur) 探索人类认知的边界领域。

21.00 多重宇宙中的生活——我们是否无限次存在？访谈节目 22.00 ZIB 2

22.25 海外期刊特刊 (auslandsjournal extra) 信息杂志

22.55 搬家协调员——告别公寓 纪录片 23.45 Y-History：工作 4.0——AI 会毁掉我的工作吗？ 纪录片

0.20 10 vor 10

2.00 无需熬夜的烘焙 报道。一名面包师在尝试新路径

RTL

9.00 GZSZ (8609) 9.30 Unter uns (7957) 10.00 Ulrich Wetzel (270) 11.00 Barbara Salesch (324)。美容医生遇袭！是某流行乐星女的未婚夫在报复？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337)。噩梦婚姻的终结！不幸的女警枪杀了她的准前夫？ 15.55 Ulrich Wetzel (1)。男护理员用泻药让一名业余女演员失去了行动能力？ 17.00 Ulrich Wetzel – 青少年法庭。网红之女割伤母亲脸部 17.30 Unter uns (7958) 18.00 Explosiv (180) 18.30 Exclusiv (180)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34)。将死 19.40 GZSZ (8610)。危险的吸引力

20.15 HeidiFest Show 22.30 Die Stefan Raab Show 主持：Stefan Raab 23.30 Markus Krebs live! Permanent Panne 喜剧秀 24.30 DTLN Nolting

0.35 CSI: Miami (10) 犯罪剧。 被排除在外！霍拉西奥和他的团队必须查明一名人口普查员的谋杀案，该普查员被发现死在杰西和沃尔特拦截的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1.25 CSI: Miami (11) 犯罪剧。忠诚是行为问题。一名女性被刺死，凶手似乎被当场抓获。看起来是扎克·芬利潜入其家中，对其强奸并随后将其刺死。只有一名明星律师能帮到他。

2.10 NFL Live 美式足球。 第2周：周四之夜：底特律狮队对阵布法罗比尔队。直播

www.faz.net / tv

SAT 1

5.30 Sat.1-早餐电视。资讯娱乐。主持：Karen Heinrichs, Matthias Killing。嘉宾：Bülent Ceylan, Kyra Baltrusch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法庭秀。谋杀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 姐妹之战 / 被洗净的死者 / 手袋之战 / 父亲身份轮盘赌 (1) / 婚纱依然是婚纱 / 父亲身份轮盘赌 (2) 15.00 Auf Streife – 新任务。真人秀。测试情境 16.00 Auf Streife。真人秀。深渊 17.00 Notruf。资讯杂志。包括：我是吸血鬼吗？ 18.00 Lenßen hilft。纪实秀。学校——不，谢谢！ / 白发，赤字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医疗剧。无止境的误会？ 19.45 Sat.1 :newstime

20.15 谁是德国超级大脑？游戏秀。主持：Jörg Pilawa

23.00 世界最大秘密 资讯娱乐。从阿尔卑斯山到非洲骷髅海岸

1.00 谁是德国超级大脑？游戏秀。主持：Jörg Pilawa

3.10 世界最大秘密 资讯娱乐。从阿尔卑斯山到非洲骷髅海岸 4.45 Auf Streife 真人秀。酸菜与穷光蛋

ZDF Neo

8.10 Stadt, Land, Lecker 8.55 Die Küchenschlacht 9.40 Duell Gartenprofis 10.25 Bares für Rares 12.10 Death in Paradise 15.40 The Rookie 17.05 Suits。为了赢而输 / 情侣与伙伴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The Rookie。红木 / 破碎的心 21.35 heute-show 22.15 Böhmi brutzelt mit Motsi Mabuse 22.45 ZDF Comedy 夏季特辑，主讲 Till Reiners 23.15 Maithink X – 节目 23.50 Neo Ragazzi 0.35 In Nacht des 12. 法国 / 比利时犯罪剧，2022

Phoenix

9.00 Vor Ort 9.30 专业人才短缺。招聘生意 10.00 Vor Ort 10.30 phoenix plus 12.00 Vor Ort 12.45 plus 14.00 Vor Ort。纪录片 14.45 plus。 15.30 专业人才短缺。招聘生意 16.00 纪录片 17.30 Tag。 18.00 最新报道 18.30 麦哲伦环球航行。首次环球航海的冒险 19.15 以其命名之人的美国。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20.00 Tagesschau 20.15 希特勒战争中的记者。从独裁走向民主 21.00 runde。访谈节目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纪录片 23.00 Tag。 0.00 runde。访谈节目 0.45 纪录片

Pro Sieben

9.05 《中产之光》(The Middle) 9.55 《少年谢尔顿》(Young Sheldon) 10.25 《破产姐妹》(2 Broke Girls) 10.50 《两个半男人》(Two and a Half Men) 11.45 《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12.40 《老爸地狱》(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中产之光》(The Middle) 14.05 《少年谢尔顿》(Young Sheldon) 14.30 《破产姐妹》(2 Broke Girls) 15.00 《两个半男人》(Two and a Half Men) 16.00 《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18.00 新闻 18.10 《辛普森一家》(Die Simpsons) 19.05 《伽利略》(Galileo) 20.15 《美女与极客》(Beauty & The Nerd) 22.50 谁偷走了马蒂亚斯·施魏格霍费的节目？ 1.55 《伊甸园——你为每个谎言买单》(Eden – Du bezahlst für jede Lüge)

Tele 5

14.55 《星际迷航：传奇》(Star Trek: Legenden) 15.05 《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57)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58) 17.10 《时空穿梭》(Sliders) (515) 18.10 《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20.15 《洛根阴谋》(Die Logan Verschwörung)。美国 / 加拿大 / 比利时 / 英国惊悚片，2012 22.20 《陷阱——24小时恐惧》(Trapped – 24 Stunden Angst)。美国 / 德国惊悚片，查理兹·塞隆主演，2002 0.30 《火卷风》(Firenado)。英国动作片，2023

KIKA

12.20 《玛莎与熊》(Mascha und der Bär) (86 / 91) 12.30 《加菲猫》(The Garfield Show) 12.55 《米雷特侦探》(Mirette ermittelt) 13.15 《泰勒的动物世界》(Taylors Welt der Tiere) 13.40 《胡椒粒》(Die Pfefferkörner) (251 / 283) 14.10 《爱因斯坦城堡——埃尔福特》(Schloss Einstein – Erfurt) 15.00 《玛可——纯粹的人鱼》(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莱娜的牧场》(Lenas Ranch) (42 / 52) 16.10 《力量姐妹》(Power Sisters) 16.35 《雅克侦探》(Sherlock Yack) 17.00 《加菲猫》(The Garfield Show) 17.25 《蓝精灵》(Die Schlümpfe) 17.45 《兔子学院》(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蜜蜂玛雅》(Die Biene Maja) 18.35 《山姆和朱莉在老鼠屋》(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47 《树屋》(Baumhaus) 18.50 《沙人》(Sandmännchen) 19.00 《罗宾汉》(Robin Hood) 19.25 《蒲公英》(Löwenzahn) (380)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冒充者》(Die Imposter)

Hessen

8.15 《顾问》(Die Ratgeber) 8.45 《北极熊、猴子等》(Eisbär, Affe & Co.) (159)。一只大猩猩幼崽独立 9.35 mex. 市场杂志 10.20 《红玫瑰》(Rote Rosen) (4378) 11.10 《风暴之爱》(Sturm der Liebe) (4631) 12.00 《爸爸的大奖》(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德国喜剧，海奥·冯·斯泰滕主演，2006 13.30 《一切清晰》(Alles Klara) (16)。BioTot 14.20 《没有斯塔勒的胡伯特》(Hubert ohne Staller) (137)。马桩上的马 15.10 《风景绝佳的谋杀》(Mord mit Aussicht) (19)。犯罪剧。果汁店 16.00 hallo hessen 16.45 黑森州新闻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黑森州新闻 (Hessenschau) 17.55 黑森州新闻体育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18.25 Brisant 18.45 《顾问》(Die Ratgeber) 19.15 所有天气！(alle wetter!) 19.30 黑森州新闻 (Hessenschau) 20.00 每日新闻 (Tagesschau) 20.15 Quarks。巨大的太阳之问：太少，太多？恰到好处！ 21.00 访诊 (Visite)。被低估的国民疾病：当头痛主导日常生活 21.45 黑森州新闻 (Hessenschau) 22.00 街道之星 (strassenstars) 22.30 《不存在的日子》(Tage, die es nicht gab) (7)。剧情剧 23.20 《奥德布鲁赫》(Oderbruch) (13)。悬疑剧。维罗妮卡 0.10 《爸爸的大奖》(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德国喜剧，2006

1.40 《不存在的日子》(Tage, die es nicht gab) (7)

NDR

8.10 《风暴之爱》(Sturm der Liebe) (4631) 9.00 北方杂志 (Nordmagazin) 9.30 汉堡日志 (Hamburg Journal) 10.00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杂志 (SH Magazin)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你好下萨克森 (Hallo Niedersachsen) 11.30 Brisant 11.55 北方报道 (Die Nordreportage) 12.25 《在友谊之中》(In aller Freundschaft) (306)。暗星 13.10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249)。清晰 14.00 北方故事 (die nordstory) 15.00 NDR Info 15.10 《博登湖水警》(WaPo Bodensee) (7)。敢于冒险者必输 16.00 NDR Info 16.15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豹子、海熊等》(Leopard, Seebär & Co.) (74) 18.00 地区新闻 18.15 北方报道 (Die Nordreportage)。易北河下的超大隧道掘进机——为未来的能源供应而工作 18.45 DAS! 红色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 (Tagesschau) 20.15 mareTV。阿姆鲁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 21.00 mareTV 21.45 NDR Info 22.00 《幽灵网——乌泽多姆谋杀案》(Geisternetze – Der Usedom-Krimi)。德国犯罪片，2025 23.30 《大城市指南》(Großstadtbrevier) (404)。洛塔尔·克鲁格是谁？ 0.20 格特鲁德·斯特拉尼茨基。化妆舞会 / 模特 1.10 《幽灵网——乌泽多姆谋杀案》(Geisternetze – Der Usedom-Krimi)。

德国犯罪片，2025

RBB

8.30 rbb24 晚间新闻 9.00 《挚友》（In aller Freundschaft）。指控 / 第二次尝试 10.30 《挚友——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115)。亲缘关系 11.15 长颈鹿、猫鼬等 (218) 12.05 《北方谋杀案》（Morden im Norden）(105)。受害者 12.55 《花园与美食》（Garten & Lecker）(28)。木兰花下的花椰菜慕斯 13.40 《北方谋杀案》（Morden im Norden）(106)。罪与罚 14.30 《苦甜巧克力之恋》（Liebe Zartbitter）。德国剧情片，克里斯蒂娜·诺伊鲍尔主演，2003 16.00 rbb24 16.15 《挚友——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116)。职业与私人生活 17.05 熊猫、大猩猩等 (219) 17.53 沙漠小精灵（Sandmännchen）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今日事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Tagesschau） 20.15 《初学者祖父母》（Enkel für Anfänger）。德国喜剧，马伦·克罗伊曼主演，2020 21.55 地区新闻 22.25 《风景谋杀案》（Mord mit Aussicht）。晚摘 / 华尔兹玛蒂尔达 0.05 《越界》（Über die Grenze）。孤注一掷。德国犯罪系列剧，2017 1.35 《越界》（Über die Grenze）。法外之地。德国犯罪系列剧，2017

ARD，20.15时，《谎言之果》（Wer einmal lügt）。一部来自帕绍的犯罪剧：弗雷德里克·巴德（玛丽·勒恩伯格饰）在追踪线索。照片：BR

WDR

9.10 地区新闻 9.40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 10.25 《花园与美食》 11.10 《故乡探险》 11.55 大象、老虎等 12.45 最新动态 13.00 海豹、美洲狮等 13.50 犀牛、斑马等。鱼类也可以这么可爱 14.20 《退休警察》（Rentnercops）。真朋友 / 云端 16.00 最新动态 16.15 《此时此刻》（Hier und heute） 18.00 最新动态 / 地方时间 18.15 服务时间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Tagesschau） 20.15 《夸克》（Quarks）。关于太阳的大问题：太少，太多？恰到好处！ 21.00 来自星球的好消息。我们如何聪明地利用太阳？ 21.45 最新动态 22.15 女性电视（Frau tv） 22.45 我与我的抽动——与妥瑞氏综合征共存 23.30 《夜巡 2.0》（Nachtstreife 2.0）(1)。醉酒与骚乱 0.15 《磁性》（Die Magnetischen）。法国剧情片，2021 1.50 体验之旅

MDR

8.05 《风暴之恋》（Sturm der Liebe）(4631) 8.55 《挚友——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374)。愧疚感 9.45 《知识竞赛——奥林匹克》（Quizduell – Olymp）(488) 10.35 大象、老虎等 (466) 10.58 最新动态 11.00 《挚友》。闭眼冲！ / 如果是这样——那就这样 12.30 《应对一切的两个女人》（Zwei Frauen für alle Felle）。新幸福。德国剧情系列剧，贝蒂娜·齐默曼主演，2025 13.58 最新动态 14.00 MDR 2点新闻 14.25 大象、老虎等 (401) 15.15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1066) 16.00 MDR 4点新闻 17.45 最新动态 18.10 《关键点》（Brisant） 18.54 沙漠小精灵（Sandmännchen）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动态 19.50 MDR 花园 20.15 《就诊》（Visite） 21.15 《艺术之旅》（artour） 21.45 最新动态 22.10 真实生活：迈克的危机——没有胰岛素泵将面临死亡 22.40 《霍尔特——风能骗子》（Holt – Der Windkraft-Schwindler）。德国纪录片，2026 0.10 《扭曲》（Twist） 0.40 《就诊》 1.40 《艺术之旅》

SWR

10.20 《铁路浪漫》（Eisenbahn-Romantik）(871)。快车传奇 01型——90周年纪念特别行 10.50 《风暴之恋》（Sturm der Liebe）(4631)。电视连续剧 11.40 《积极与健康》（aktiv und gesund）(2)。包括：森林浴 12.10 ARD自助餐特辑 12.55 《一个天使与保罗》（Ein Engel und Paul）。德国浪漫片，伊娃·哈斯曼主演，2003 14.25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1130)。问答赛 15.10 《胡伯特与斯塔勒》（Hubert und Staller）(54)。犯罪剧。软弱之辈 16.00 地区新闻 16.05 《咖啡或茶》。杂志节目 17.00 地区新闻 17.05 《咖啡或茶》。杂志节目 18.0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Tagesschau） 20.15 地区新闻 22.00 《瓦茨曼侦查》（Watzmann ermittelt）。犯罪剧。谬论 / 最后的号角 23.35 《宜家第一号敌人》（IKEAs Feind Nr. 1）。纪录片。俄语贸易 1.06 斯文·普勒格，天气会变得多么极端？纪录片 1.50 《故乡探险》。纪录片

BR

9.00 电视体操 (1) 9.15 家就是家 (Dahoam is Dahoam)。班贝格人屈服 / 休伯特，派对狂人 10.15 犀牛、斑马等 (311) 11.05 荒野冒险 11.50 积极与健康 12.20 切割料 12.50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822)。生活谎言 13.35 北方谋杀案 (Morden im Norden) (103)。名伶 14.25 谁知道这种事？ 15.10 问答决斗奥林匹克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 17.30 地区新闻 18.00 晚间新闻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更多 / 价值 (mehr / wert) 19.30 家就是家 (Dahoam is Dahoam) (3797)。违规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纵横一周，与克里斯托夫·苏斯 (Christoph Süß) 一起 21.00 屠宰场30周年——周年庆典秀 22.30 BR24 22.45 奥蒂的屠宰场 (Ottis Schlachthof) 23.50 欣达芬 (Hindafing)。隐形冠军 / 时刻之子 1.20 脉搏：起跑线 1.50 脉搏：露天活动 2023

RTL 2

13.55 SOS——救援行动 16.00 新闻 16.05 哈茨与衷心 (Hartz und herzlich)——日复一日：本茨营房 (70) 17.05 哈茨红金 (Hartz Rot Gold) (11)。一个在工地，另一个在街区 18.05 哈茨与衷心——本茨营房 (71)。毛茸茸的未来？ 19.05 柏林——与夜晚。柏林——与夜晚！15年紧急状态！——超级精选 / 柏林——与夜晚 15周年——大型周年特别节目 (1) / 柏林——与夜晚 15周年——大型周年特别节目 (2) 22.15 裸体吸引力 (Naked Attraction)——近距离约会 1.55 旧货清理队。奥托和苏克鲁在萨宾娜家 / 莫罗在莱奥妮家

Super RTL

9.15 瓦砾与团队 (Rubble & Crew) 9.45 超级飞侠 (Super Wings) 10.15 汪汪队立大功 (Paw Patrol) 10.45 加比的娃娃屋 (2) 11.10 照顾熊——探索魔法 11.40 芭比——隐藏的魔法 (9) 12.05 灰熊与旅鼠 12.35 惊险雷曼兄弟 (Thundermans) (9) 13.05 太迟了！ 13.45 忍者神龟——龙之崛起 (19) 14.15 艾尔文!!! (Älvinnn!!!) 14.40 翡翠铠甲 (Jade Armor) (13) 15.10 尼克顿 (Nektons) (64) 15.40 统一与我 (9) 16.05 精灵宝可梦：地平线 系列 (34) 16.35 海绵宝宝 17.15 太迟了！ 18.20 史酷比 (19) 18.50 艾尔文!!! 19.40 呜兹尔古兹尔 (Woozle Goozle) 20.15 CSI: 迈阿密。包括：碰撞 / 练习让杀手更熟练？ / 煽动 / 莱奥与西耶娜 0.55 电视购物节目

Kabel 1

8.20 Bull。剧情剧。糟糕的牌局 / 青少年之恋 10.10 夏威夷五勇士 (Hawaii Five-0)。犯罪剧。蝴蝶纹身 11.05 麦盖先 (MacGyver)。动作剧。伪造者与谎言 12.00 FBI: 特别犯罪组。犯罪剧。帮派说唱歌手 13.00 Castle。犯罪剧。鹌鹑还是鸽子 / 停滞 14.50 Bull。剧情剧。马基雅维利 15.50 新闻 16.00 Bull。剧情剧。细节中的魔鬼 16.55 每日生活冒险。杂志。阿尔卑斯山之梦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烹饪秀。“Mando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5 注意检查！真人秀。一名来自慕尼黑的警察现在在佛罗里达巡逻 20.15 罗辛的餐厅 (Rosins Restaurants)。烹饪秀。“Magicuisine”，新乌尔姆 / “Rother Kuppe”，豪森 / “Rossini”，多特蒙德 2.00 Kabel Eins : 新闻时间

Vox

9.35 VOX 新闻 9.40 CSI。犯罪剧。包括：如该隐与亚伯 12.20 CSI: 迈阿密。犯罪剧。包括：星辰陨落 15.00 购物女王 (Shopping Queen)。纪录片真人秀。4: 碧安卡，哈勒 16.00 吉多装饰女王 (49)。真人秀。4: 尼古拉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129)。纪录片真人秀 18.00 初次约会 (First Dates)。约会秀 19.00 完美晚餐。烹饪秀。4: 巴斯蒂，明斯特兰 20.15 霍比特人：史矛格之战。新西兰 / 美国 奇幻电影，伊恩·麦克莱伦主演，2013 23.35 VOX 新闻 23.55 法医探案 (Medical Detectives)。纪录片系列。包括：追踪凶手 3.25 法医探案——法医学的秘密 (7)。纪录片系列 4.15 法医探案——法医学的秘密 (11)。恶血

ARD-alpha

8.30 电视健身 (7) 8.45 全景图 10.00 剪辑素材 10.30 积极与健康 11.00 另类居住 11.45 Die 4 Elemente 12.05 日间对话 13.00 电视健身 13.30 nano 14.00 医学会面点 14.45 杂草 15.15 团队研究：诈骗之王——点击即输 16.45 Immoscout24 上的虚假广告 17.15 Die 4 Elemente. Am Anfang war die Kraft 17.30 北方之旅 18.15 尊重：学习民主——学校必须做出哪些改变 18.45 Quarks：让河流自由！我们的水域如何恢复生机 19.30 nano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地球上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 21.05 如何制作扬声器 / 如何制作口琴 21.50 如何为电影场景配音 22.20 Quarks：让河流自由！我们的水域如何恢复生机 23.05 欧洲杂志 23.35 The Day 0.05 20 年前的日间新闻 0.25 鲍勃·罗斯 0.55 太空之夜

WELT

每小时新闻 12.15 午间世界 12.20 – 午间观点 12.30 午间报道 12.45 午间股市 13.15 午间报道 13.30 -专题 14.30 新闻编辑室 14.45 AI- 15.15 新闻编辑室 15.25 -专题 15.55 股市快讯 16.15 四人行 16.55 股市快讯 17.15 - 17.45 晚间股市 18.15 我的——我对当日的观点 18.30 晚间报道 20.10 我的——我对当日的观点 20.15 Mayday 22.50 废弃之地 1.15 Mayday

ntv

每小时新闻 9.15 ntv 经济 9.30 新闻 9.40 经济 10.30 新闻 10.40 11.30 新闻 11.40 12.30 新闻 13.15 13.30 新闻 14.15 14.30 15.30 15.40 服务 16.15 16.30 17.15 17.30 18.30 18.40 服务 19.15 19.30 20.15 军舰： 舰船编队 / 俾斯麦号 22.05 Aufstieg der Diktatoren (1) 23.15 23.30 独裁者的崛起 1.10 军舰

CNN

8.00 CNN 新闻编辑室 9.45 世界体育杂志 10.00 新闻编辑室 11.00 头条快讯：信息杂志 12.00 This Morning 13.00 中央 14.30 世界体育杂志 15.00 Connect the 15.45 体育杂志 16.00 Connect the 17.00 One 17.30 Creators：纪录片 18.00 One 19.00 Amanpour：信息杂志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纪录片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体育杂志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纪录片

周四广播

广播剧

22.05 自由播放 – 德国文化广播电台 《德国日记》(3 / 4)。作者：萨缪尔·贝克特。 萨缪尔·贝克特在穿越冬季纳粹德国的旅途中，日益受到资金短缺和健康问题的困扰。

古典音乐

9.05 上午时分 - BR-KLASSIK 包括：安东宁·德沃夏克：《降E大调波洛奈兹》（布拉格捷克爱乐乐团：瓦茨拉夫·诺伊曼） /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基于亨德尔〈犹大·马加比〉主题的G大调十二变奏曲》，WoO 45 / 埃塞尔·史密斯：《水手助手》序曲（威尔士BBC国家管弦乐团：鲁蒙·甘巴） /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仲夏夜之梦》序曲（伦敦启蒙时代管弦乐团：查尔斯·麦克拉斯）

9.05 音乐时间 – SWR Kultur 音乐的“灵魂渗透”——纪念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诞辰150周年。包括：埃米莉亚·朱利亚尼：《前奏曲》op. 46 第1号 / 古斯塔夫·马勒：《搁浅！》——选自第一号交响曲《巨人》的葬礼进行曲 / 罗伯特·舒曼：《极具动感》——选自《克莱斯勒幻想曲》op. 16

9.05 古典论坛 – WDR 3 包括：弗朗茨·舒伯特：《缪斯之子》，D 764 / 让-菲利普·拉莫：《缪斯之入场》，选自歌剧《北风之子》 / 卡米尔·圣-桑：《缪斯与诗人》，op. 132

13.05 午间音乐会 – SWR Kultur 包括：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竖琴之声响起》、《我梦见夜晚》、《小妹妹》

18.03 古典之星 – BR-KLASSIK 包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a小调协奏曲》，BWV 1041（波茨坦室内乐团：彼得·雷纳） / 弗朗茨·舒伯特：《春日的小溪边》，D 361 / 山本恭正：《日本民谣组曲》

20.00 音乐会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不来梅音乐节。包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c小调帕萨卡利亚》BWV 582。选自莱比锡圣咏：$\text{BWV 653} \langle \text{在巴比伦的河边} \rangle$

20.03 2026年ARD广播节。音乐会 / 歌剧 - BR-KLASSIK 慕尼黑ARD第75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奖者第二次结业音乐会。包括：让·弗朗赛克斯：《巴松与11件弦乐器协奏曲》

爵士、流行、摇滚

17.50 六点前的爵士 – SWR Kultur 聆听《至高无上的爱》。约翰·柯特兰 100

21.05 爵士事实 – Deutschlandfunk 灵性爵士之父？纪念约翰·柯特兰诞辰100周年

23.00 ARD广播节爵士乐。《铜管之男》– HR 2 行进乐队的故事

专题与杂志

8.30 知识 – SWR Kultur 健康增重——体重减轻时该如何应对？德国约有160万成年人体重不足——由年龄、压力或疾病引起。在公众讨论围绕着纤瘦理想和节食展开时，想要增重也有诸多原因：许多体重不足者生活在被污名化的环境中，运动员追求肌肉量，癌症患者则在为生存而战。

15.00 第二个想法 – HR 2 纳塔莎·弗伦德尔主持的播客。德国的未来：AfD掌权？纳塔莎·弗伦德尔、尤斯图斯·本德和海克·克吕弗的辩论

16.00 下午时分 – HR 2 与作家阿尔图尔·贝克尔和菲克里·安尼尔·阿尔廷塔什的对话

17.05 论坛 – SWR Kultur 《巴比伦柏林》大结局——电视如何塑造我们的历史观？ 卡斯滕·乌姆劳夫与波茨坦莱布尼茨当代历史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汉诺·霍赫穆特博士、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媒体与文化学者朱迪思·凯尔巴赫教授以及影评人兼导演吕迪格·苏克斯兰进行讨论

19.30 时代问题。专题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未来没有孩子？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22.05 历史录音 – Deutschlandfunk 包裹在美丽面纱下的真理。关于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

朗诵

9.00 《我们有滑梯的房子》（第9集，共15集）– MDR Kultur 作者：萨菲亚·阿尔-巴格达迪 14.00 《我的童年》（第14集，共20集） MDR Kultur 作者：西奥多·冯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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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歇干预天然气市场

访问一家大宗消费者：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在萨尔茨吉特股份公司（Salzgitter AG）厂区内 照片 dpa

联邦经济部长现在还是决定采取措施应对天然气市场的失衡。但政治层面认为，根本责任不在于政府。

面对天然气储量处于历史低位的现状，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CDU）决定干预市场。能源行业和政界周三对此反应不一。天然气协会总经理蒂姆·凯勒（Timm Kehler）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政府此举造成了其战略的不确定性。绿党则批评称，这一举措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来得太晚。

此前有消息透露，这位基民盟政治家计划更大规模地使用一项现有工具，即所谓的“长期期权”（Long Term Options, LTOs）。原定于秋季进行的招标将相应增加。通过 LTOs，市场区域负责人 Trading Hub Europe (THE) 可以向贸易商预订供应。如果 THE 行使该期权，贸易商必须供货，并获得一个保证的最高价格。此举旨在确保冬季的供应安全。

一名部委发言人指出，预防工作原则上仍应是私人市场的职责。国务秘书弗兰克·韦策尔（Frank Wetzel）表示：“政府干预应经过极其审慎的考虑，因为它们会影响市场运行，从而影响价格。当公共部门激励注入时，它会影响市场需求，并可能导致天然气价格水平升高。”其背景是目前每兆瓦时 80 欧元以上的高天然气价格。这导致过去几周的储气量非常少。目前储气库的填充率仅为 56%；在一年中的这个时间点，填充率已久未如此之低。

作者：Bastian Hauser（柏林）、Hanna Decker（法兰克福）及 Nadine Bös（杜塞尔多夫）

联邦网络局局长克劳斯·米勒（Klaus Müller）周三确认，法律规定的 80% 目标已无法实现。

据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经济部还在与联邦政府所有的 Uniper 和 SEFE 公司进行沟通。但联邦政府并未下达指令。SEFE 周三表示，公司“完全基于战略和经济考量采取行动，并就填充已预订的储气容量做出了独立的商业决策”。公司表示，这完全是为了其自身利益，以及确保能够履行对客户的交付义务。

“拥有供应合同的人将获得供应，”天然气协会负责人凯勒表示，“受保护的客户，即家庭和公共机构，无需担心。”然而，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确实有一些客户因为价格高昂而尚未签署冬季合同。凯勒认为，对于这些客户来说，明年年初可能会变得昂贵。天然气协会负责人认为客户应承担责任：“如果你有一个壁炉，你即使在夏天也得买木柴。”

Uniper 在回复询问时也表示，公司与联邦政府“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就整体供应情况保持定期交流。但一名发言人补充道：“Uniper 自行决定其储气库的使用和天然气贸易。”自 2022 年天然气危机以来，Uniper 也几乎完全由德国政府持有。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SE），从法律上讲，该集团不受股东的指令权管辖。

“联邦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已准备就绪的这种说法，显然加剧了过去几周天然气储库填充量的下降，这种说法本不该出现，”社民党（SPD）能源政策发言人尼娜·舍尔（Nina Scheer）表示。“显著提高储气量至关重要，”联盟党党团能源政策发言人安德烈亚斯·伦茨（Andreas Lenz）说道，“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尽可能排除天然气短缺的情况。”绿党能源政策发言人迈克尔·凯尔纳（Michael Kellner）也表示，由于海湾战争干扰了市场，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但赖歇的反应太慢了。

联邦经济部目前正在筹建国家天然气储备，但该储备预计要到明年才能投入使用。政府内部周三表示，相关法律将尽快提交内阁。关于该国家天然气储备的融资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中。

与此同时，在针对高油价采取缓解措施的辩论中，经济部长赖歇拒绝了社民党的核心要求。经济部内部周三晚间表示，引入油价上限或超额利润税出于多种原因存在问题。不过，据政府内部消息，这属于总理府和财政部的职责范围。面对高油价，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此前已宣布将采取缓解措施，但未透露具体方案。

医药协会警告：药品供应不稳定

Pro Generika 协会质疑危机与战争时期的可靠性

法兰克福。据医药协会 Pro Generika 评估，德国的药品供应在应对危机情况方面的准备不足。该协会指出，反复出现的供应短缺已经表明，目前的药物供应已处于危险之中。作者 Pro Generika 总经理博克·布雷特豪尔（Bork Bretthauer）以及前联邦国防军军官、安全与危机预防专业杂志《security-network》主编比约恩·斯塔尔胡特（Björn Stahlhut）认为，德国市场所需的大部分药品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生产。在危机情况下，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可能会与受限的供应能力相冲突。因此，布雷特豪尔和斯塔尔胡特要求加强预防措施，以确保在异常条件下也能维持供应。

该文件通过五种情景——从供应短缺、网络攻击，到混合攻击、经济压力以及国防状态——展示了目前必须采取哪些准备措施。在由前联邦卫生部长尼娜·瓦肯（Nina Warken，CDU）发起的计划中的《健康保障法》中，必须加强整合预防性服务。其中一项措施是通过药品制造商与联邦卫生部（BMG）之间更深入的交流来实现。此外，除了政府和私营经济，科学界、公民社会以及欧洲合作伙伴也应被纳入预防体系。因此，布雷特豪尔和斯塔尔胡特主张建立一个欧洲战略生产与供应能力网络。他们认为，鉴于中国通过经济依赖性被归类为药品供应的“地缘战略风险”，这一点尤为必要。

作者要求制定的《健康保障与预防法》（GeSiVoG）还必须使药品预防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因此，额外的库存、替代供应商以及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应由国家共同出资。特别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GeSiVoG 必须创造一个能让药品在欧洲保持竞争力的框架条件。其逻辑是：供应安全以工业能力为前提。

文件中以抗生素阿莫西林（Amoxicillin）为例阐明了这一点。根据 Pro Generika 2020 年的一项研究，欧洲的年需求量约为 3670 吨，其中约 30% 在欧洲生产。若要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60%，则需要增加约 1101 吨。作者估算为此所需的投资约为 66 百万欧元。若要达到 90% 的比例，则需要额外增加 2202 吨以及约 1.32 亿欧元。不过，这些数字仅应被视为数量级参考。

早在 2022 年，联邦卫生部就认定乳腺癌药物他莫西芬（Tamoxifen）出现供应短缺，并随后启动了特别进口。2023 年 4 月，儿童用含抗生素药剂再次出现供应短缺。随后，联邦药品与医疗器械研究所建议使用替代药物和活性成分。直到今年 2 月，联邦卫生部才宣布供应短缺结束。近期，德国药剂师协会联合会（ABDA）也提出了建立更具危机韧性的药品供应体系的要求。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药剂师日期间，该协会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要求清单。其中，ABDA 主张加强在欧洲的药品生产，并将药店系统性地纳入医疗系统的危机预防之中。塞巴斯蒂安·斯皮勒（SEBASTIAN SPILLER）

汉堡-汉诺威新线建设加速推进

联邦议院现正审议这一耗资数十亿的项目 / 反对者警告称其将成为“北德版的斯图加特 21”

汉诺威 / 法兰克福。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的态度十分明确：“只有建设新线，才能在汉诺威和汉堡之间的铁轨上创造足够的空间，从而避免列车拥堵。”该项目位于北德，全长约 109 公里，预计成本约为 90 亿欧元，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德国铁路领域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其目的是减轻现有经由于尔岑（Uelzen）、策勒（Celle）和吕讷堡（Lüneburg）的较长线路的压力——尤其是考虑到该线路与德国海港的连接，属于交通最繁忙的线路之一。

然而，在当地，规划工作却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对其能否快速实施持有怀疑态度，争论已持续多年。但现在，进度可能会比此前预期的更快。联邦议院中黑红联盟（CDU与SPD）的交通政策制定者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表示支持新建线路，而非同样被讨论过的扩建方案。下周，联邦议院可能会为继续推进规划扫清障碍。交通委员会计划于周三审议此事，全体会议则将于周四进行讨论。

支持者对该项目赞赏有加。他们认为，新线的建设将减轻现有线路的压力，从而允许运行更多区域通勤列车，数量可达目前的两倍。而新线本身预计最高时速可达 250 公里，这将有助于“实施‘德国时刻’（Deutschlandtakt），使全德国的所有长途列车像时钟一样精准协调”。

与之相对，由社民党（SPD）领导的下萨克森州政府在周三对柏林的预先决定表达了不满。州长奥拉夫·利斯（Olaf Lies）的发言人宣布，州政府过去一直激烈反对新建线路，今后也将继续如此。该发言人认为，新线路旨在加速长途交通，但却损害了该地区通勤者的利益，汉诺威与吕讷堡之间的农村地区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考虑到沿线预期的阻力，州长利斯多年来一直主张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扩建。

这种所谓的“优化版 Alpha-E”方案是 2015 年一项复杂公众参与进程的结果，旨在平息关于汉堡与汉诺威之间铁路交通长达数十年的争端。利斯在担任时任经济部长期间曾亲自深度参与该对话论坛，而德国铁路公司则从未掩饰对其结果的怀疑，并继续推进新线的规划。州政府担心，新建线路会危及原计划对经由吕讷堡的现有线路的升级。政府发言人表示，这将面临“25 年的停滞”。

此外，汉诺威的经济部还对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执行这一十亿欧元级项目的能力表示怀疑。经济部长格兰特·亨德里克·托内（Grant Hendrik Tonne）的一位发言人批评道，该集团甚至连其“基本业务”（Brot-und-Butter-Geschäft）都处理不好，现在却想展示“高级料理”（Haute Cuisine）。不过，红绿两党组成的州政府在反对新建线路的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虽然社民党（SPD）和绿党的联盟协议中确定采用“优化后的 Alpha E”方案，但绿党的大部分成员更倾向于新建线路，以增强铁路相对于汽车的竞争力。相比之下，社民党党团则警告称，这可能会变成一个“北德版的斯图加特 21”。下萨克森州基民盟（CDU）州主席塞巴斯蒂安·莱希纳（Sebastian Lechner）周三也表示反对新建线路，并与下萨克森州社民党一样，继续支持“Alpha E”方案。bin. / tih.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AI 利益

作者：亚历山大·阿姆布鲁斯特 (Alexander Armbruster)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AI 系统不再“仅仅”能够熟练地撰写文本或生成图像，而是日益能够独立地规划并执行复杂的行动，并在过程中识别并使用有用的工具。这是否危险？当然。那么，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否不可避免？当然不是。

除此之外，近期重新燃起的关于 风险的辩论，揭示了谁在追求什么样的利益。现在，英伟达（Nvidia）的首席执行官也介入了。黄仁勋（Jensen Huang）表示，不需要新的规则和条例，市场力量自然会确保只有那些有效且安全的方案能够胜出。

信任市场起初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基本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勋可能觉得格外轻松，因为 市场在一个核心领域主要由一家供应商组成：即他的公司。英伟达生产全球性能最强的 芯片，其股价走势令人惊叹，估值则相当大胆。这种估值基于英伟达每季度报告的强劲业务增长，并预告了巨大的增长前景。到目前为止，投资者们很愿意相信这一点。新的监管措施无疑会打击他们的情绪。黄仁勋对此同样缺乏兴趣。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是如此。这位美国总统立即斥责了那些建议共同放缓 开发速度的科技企业家。选民们已经对特朗普感到足够厌烦，因为不仅是加油站的油价高企。如果现在基于 的经济增长进一步下降，对他的支持率将继续降低。而且众所周知，还有中国人，特朗普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竞争赛道：“谁赢了 ，谁就赢了。”

因此，在当前的辩论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 利益。这并不意味着相关论点必然是错误的。但它以自己的方式说明了，至少那些值得认真对待的警告者们是有道理的。

欧盟必须对中国展现强硬姿态

作者：亨德里克·卡夫萨克（Hendrik Kafsack），布鲁塞尔

向加拿大伸出友谊之手，对中国展现强硬姿态：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中描绘了一个阴郁的场景：与中国的贸易已达到临界点。每天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承受的。“中国冲击 2.0”已经到来，其结果是欧洲工业重镇的去工业化。

这可能过于单一。汽车工业、机械工程或化学工业等关键行业所承受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出口攻势有关。然而，这并非唯一原因：官僚主义、高能源价格以及管理失误同样发挥了作用。但冯德莱恩把握住了时代的基调。即便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今天也在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具体这意味着什么尚不明确。欧盟是否准备好与中国进行公开冲突？它又如何在不陷入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在经济上与中国抗衡？

目前仍处于“希望原则”之中。布鲁塞尔和北京几个月来一直在就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谈判。其核心在于中国在出口某些产品时进行自我限制。委员会寄希望于中国需要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机会，且通过威胁使用新的“贸易工具”能产生效果。然而，人们有理由怀疑北京是否在认真谈判，或者它是否更多是在试图玩弄欧盟。

决胜时刻可能就在10月到来。届时，委员会设定的谈判期限将届满。随后，欧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必须在峰会上表态，说明他们是否准备好迎接一场公开冲突。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德国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欧盟在这次冲突中再次像在与美国的冲突中那样无法采取统一行动，那么它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公开冲突中，中国可以在经济上给欧盟施加巨大压力。对原材料或半导体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不过，欧盟也可以通过限制重要机器和产品的出口来损害中国。如果欧盟希望被北京认真对待，在极端情况下必须利用这一点。

现状不能继续下去。欧盟不能坐视工业领域失去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在政治上，它也无法承受这一点。它必须维持其工业产能。如果到2030年，中国确实占据了全球45%的制造产能，这将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世界贸易秩序。

与此同时，欧盟必须小心，不要让其新的对华路线过犹不及。封闭总是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工业界必须为中间产品支付更多费用，消费者必须为电动汽车或太阳能电池板支付更多费用。欧盟绝不能从一个无限制的贸易极

冯德莱恩把握住了时代的基调。但新保护主义并非解决方案。

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地对待中国。欧盟必须进行冷静的成本效益分析，确定在哪些方面征收关税、设定配额或采取自我限制是有意义的。

然而，保护欧洲关键产业绝不能演变成政治与工业界的懈怠。封闭从未促进过创新。因此，保护措施必须在时间上有所限制。政界必须利用赢得的时间来削减官僚作风、降低能源成本并改善工业竞争条件。

与此同时，欧洲人必须减少对中国核心原材料和产品的依赖——必要时可以通过设定进口上限来实现。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演讲中提出的在欧盟层面统一采购原材料是否是个好主意，则另当论之。

最重要的是，对华新路线以及与美国之间紧张的关系，绝不能导致欧盟陷入孤立。这种危险确实存在。不仅是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在继续敦促，要保护欧洲工业免受其他国家的竞争影响。

因此，冯德莱恩在周三向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供欧盟“准会员资格”至关重要。无论结果如何，其象征意义都很大：欧盟正在寻求卡尼在达沃斯所呼吁的中型强国之间的紧密协作。北京方面对此不会视而不见。

发展援助如何产生效益

德国的发展援助正面临压力：资金投入减少，欺诈指控引发批评，且德国选择党（AfD）主张解散负责该事务的部门。然而，来自哥廷根的研究人员表明，发展支出能为德国经济带来利益。

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皮勒（Sebastian Spiller），法兰克福

德国发展援助的声誉曾比现在更好。在联邦政府支出增长速度快于收入的时期，针对向海外提供数十亿欧元资助的批评日益增加。由德国共同出资的“秘鲁自行车道”成为了这场辩论的象征，至今仍影响着公众关于发展资金意义与目的的讨论。此外，《世界报》近期报道了关于也门的欺诈指控，称相关人员在该地挪用了发展资金。

在德国发展合作评估研究所近期发布的《2026年发展政策民意监测》中，对发展支出的支持率虽略有上升——从去年的 47% 增加到 2025 年的 52%。但这一数值仍低于往年水平。在 2019, 年（测量开始之年），这一比例还接近 70%。

公众辩论经常围绕着一种怀疑，即流向海外的资金对德国没有可衡量的益处。但根据哥廷根大学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德国的发展援助使本国经济受益——且程度高于此前认知。研究显示，在伙伴国家每投入 1 欧元，从中长期来看，平均能带动德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增加 2,50 欧元。由于受援国的收入效应导致对德国商品的需求和进口增加，这将在德国创造并保障约 380.000 个工作岗位。

在这项由国家重建信贷银行（KfW）共同发布的研报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五个欧洲援助国，以及它们在 2005 年至 2024 年期间向约 140 个国家提供的款项。该研究未考虑资金若在德国境内投资等替代使用方案。在方法论上，研究人员采用了贸易研究中的“引力模型”，用以解释两国之间贸易的强度。具体而言，他们测试了受援国在获得更多发展援助时，是否会从援助国进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结果显示：在较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效应比在贸易额较低的贫困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对于德国而言，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制造、运输以及信息技术领域的效应尤为明显。

对于联邦发展部部长里姆·阿拉巴利·拉多万（Reem Alabali Radovan，SPD）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如果看待发展政策时只关注德国的支出，就会忽略德国由此获得的收益。”该部长表示，她恰恰在印度尼西亚体会到了当地对德国技术和德国投资的浓厚兴趣。德国无法承受在市场、原材料和合作伙伴竞争中缺席的代价。

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克塞尔·德雷尔（Axel Dreher）对该研究持有不同看法。他表示：“这不是那种可以用来推导经济政策建议的研究。”他认为研究结果并非错误，但该调查主要是描述性的。至于发展援助是否是德国出口增加的原因，目前无法做出评判。然而，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IDOS）的政治学家斯特凡·克林格比尔（Stephan Klingebiel）则认为，研究结果证实了发展实践带来的积极经济效应。他认为，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本国发展政策自身的益处至关重要。

但无论如何评价这项研究：更偏向经济的重点设置已在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中得到落实。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改革计划中，经济合作被确立为发展的核心目标。随后，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与联邦经济部在7月共同发布了一份文件。其中提到，旨在“增强德国及欧洲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为德国及伙伴国家的当地价值创造增长做出贡献”。2026年底，这两个部门将提交第二份措施文件，旨在促进德国企业在全球南方的市场机会。

政治学家克林格比尔认为，让德国企业更深入地参与发展合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指出，德国拥有多样化的自身利益——例如获取原材料、稀土、可再生能源以及可靠的供应链。此外，良好的经济关系还能确保在移民、气候和安全议题上的政治话语权。

最近，发展部部长拉多万（Radovan）于8月中旬与德国经济界代表一同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这个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是德国计划让经济界更深入参与的新重点国家之一。此次行程的核心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对镍等原材料的获取。

创新： 在印度尼西亚一家拜耳工厂的访客 照片 EPA

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新重点国家还包括非洲国家。但根据研究，在总共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对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如此，德国经济非洲协会副总经理哈迪·卡马拉（Khadi Camara）表示，不能低估该大陆的战略意义。卡马拉指出，在“隐形冠军”——即那些在专业市场运营但公众知名度较低的中型企业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在非洲日益增长的投入。例如 Infosim，这家来自维尔茨堡的国际 IT 公司在尼日利亚和南非增长尤为迅速。另一家企业是“Big Dutchman”，这家农业公司计划在20多个非洲国家安装农业技术系统。

卡马拉表示，德国企业在非洲的潜力巨大。但许多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仍然感到困难。发展合作必须起到“敲门砖”的作用，以提供信息并消除偏见，尤其是当企业不在当地设有机构时。卡马拉对经济合作现在更深入地纳入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目标表示欢迎。最近，联邦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CDU）于7月底访问了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在所有三个国家，访问内容均涉及经济问题——包括能源、气候和原材料合作。

但自2022年起，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必须在更少的预算下运作。根据联邦财政部的数据，2022 138 亿欧元的发展预算可用资金。明年，发展部部长将只能支出 94.7 亿欧元，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到 2027 年，发展资金将仅占联邦预算的约 1,7%。

这些削减引起了联邦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CDU）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总理府负责人纳撒尼尔·利明斯基（CDU）的批评。两人在7月均要求将部分发展支出排除在“债务刹车”机制之外。而对于德国选择党（AfD）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该党在6月初提交的两项联邦议院提案中，不仅要求大幅削减预算，还要求解散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

然而，德国工业非洲协会副执行董事卡迪·卡马拉表示，削减预算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机遇。资金减少可能会促使发展资金的运用更加精准。但她认为，未来的发展政策必须以其如何实现企业的长期参与来衡量。

法兰克福汇报 精选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当青年选择右翼：德国将走向何方？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的背景下，年轻人对右翼政党日益增长的支持再次引发了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促使年轻一代转向那些以民族主义、批判移民以及社会保守立场来争取选票的政治力量？社交媒体、对未来的恐惧以及感觉被建制派政治忽视的情绪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对话嘉宾：

Justus Bender，作者、编辑及《法兰克福汇报》AfD专家

Hajo Funke 教授博士，政治学家

Luca Piwodda，27岁，勃兰登堡州加茨（Gartz）市长 Vincent-G，内容创作者及政治影响力人士

主持：Richard Pitsch（Studopolis）与 Kati Schneider（《法兰克福汇报》）

2026年9月23. 19.30 在柏林《法兰克福汇报》中庭现场举行，或通过直播观看。

合作单位：

STUDO POLIS 大学生政治论坛

立即报名：

观点

“护理团结金”是错误的方向

作者：Jan-Marc Hodek, Gregor Thüsing, Volker Ulrich 和 Christian Waldhoff

社会护理保险的融资正处于危急状态，缺口高达数十亿欧元。在寻找资金来源的过程中，要求私人护理保险在财务上提供支持的呼声日益高涨。理由是，私人保险的参保人平均而言（至少目前）更年轻、更健康，因此产生的护理成本较低，因此进行“风险补偿”是“公正的”。同样，目前人们还在考虑，在从私人护理保险转为社会护理保险时，是否应强制将精算养老准备金转移至护理保险补偿基金。

仅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护理团结金”（Pflegesoli）的逻辑就过于简单：私人保险更好的财务状况并非简单的盈余，不能直接转移给另一个保险承保方。即便考虑到参保人的健康风险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情况依然如此。受人口结构影响，私人强制护理保险中处于护理相关年龄段的参保人比例将比社会护理保险增长得更快。如果随着年龄增长，目前较低的人均支出也会随之增加，那么风险补偿可能会向相反方向进行。谁愿意接受这一点？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私人强制护理保险中现有的盈余，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种融资模式的结果。社会护理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主要依赖参保人的当前缴费；而私人强制护理保险则建立养老准备金。这些资金并非可以毫无后果地重新分配的盈余，而是针对老年时期更高护理支出的长期预防理念的一部分。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转移将释放一个致命信号：那些通过资本覆盖方式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的人，必须承担这种资本随后被用于资助另一个系统的风险。从经济学上讲，这恰恰削弱了资本覆盖式预防的激励，而面对人口老龄化，这种预防机制本应得到加强。

即便作为一项短期融资措施，“护理团结金”的说服力也十分有限：计划每年转移约20亿欧元的资金，并不能解决社会护理保险的结构性融资问题—。

此类转移支付短期内可争取时间，但不能替代改革

……。2025年的总支出约为738 亿欧元。20亿欧元无法改变成本驱动因素：护理需求人数的增加、人员成本的上升以及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不会因为资金从一个保险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而消失。

“护理团结税”（Pflegesoli）主要填补的是当前的资金缺口。此类转移支付短期内可以争取时间，但不能替代改革。相反，护理保险需要就其长期融资进行一场坦诚的辩论。这包括关于服务范围的问题、增加个人预备金、加强由税收资助社会整体任务，以及最关键的——如何挖掘护理系统中的效率潜力，以及我们如何能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产生护理需求。

此外，两种方案（风险补偿和向补偿基金缴款）都面临严重的法律质疑。此类款项在财务法上被界定为特别摊缴金（Sonderabgaben），而本案并不满足宪法法上严格的适用前提。立法者只有在追求某种超出单纯筹集资金目的的特定目标时，才允许设立特别摊缴金。

只有在与摊缴目的存在特定关系（实质相关性）、因此可被认定承担特殊融资责任的同质群体，才能被征收摊缴金。也就是说，被征收群体必须比任何其他群体或普通纳税人更明显地接近该征收目的。最后，摊缴所得必须用于该群体的利益。此外，为了确保有效的议会民主合法性与监督，立法者必须在预算法上完整记录所征收的特别摊缴金，并以适当的时间间隔审查其实质合理性。

即便人们宽容地假设纳税群体具有同质性，也看不出为什么纳税人应该承担特殊的融资责任。而且，就私人护理保险（PKV）而言，将资金用于群体利益的要求恰恰并不成立。如果立法者想要稳定护理保险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就不应在法律如此薄弱的基础上冒险。真正认真寻找其他融资方案的人，一定能找到。

扬-马克·霍德克（Jan-Marc Hodek）在拉文斯堡-魏因加滕大学教授健康经济学，格雷戈尔·蒂辛（Gregor Thüsing）在波恩大学教授社会法，福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rich）曾在拜罗伊特大学教授健康经济学，克里斯蒂安·瓦尔多夫（Christian Waldhoff）在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宪法。

冯德莱恩因贸易逆差向中国发出警告

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要求中国采取具体措施，以减少与欧盟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周三在斯特拉斯堡发表关于欧盟现状的年度演讲时表示：“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目前每天高达10亿欧元。”她认为这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有人说我们即将面临第二次‘中国冲击’。但冲击已经到来了，”她说道。这种冲击正导致欧洲工业重镇的去工业化，而这是不可接受的。

冯德莱恩强调，中国需要欧洲市场，达成一项共识性的解决方案符合北京的利益。但如果这不能达到目标，欧盟已准备好采取行动：“我们将利用所有可用工具，使我们的关系重新回到平衡状态。”为了降低对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冯德莱恩计划成立一个“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旨在集中采购原材料并建立储备。

在打击官僚主义方面，冯德莱恩要求成员国承担责任。她表示，委员会正尽一切努力削减官僚程序。但为了确保其奏效，成员国在将欧盟法律转化为国内法时，必须放弃增加额外的程序或证明要求（即“过度监管 / Goldplating”）。这位主席要求：“我们需要一项反对过度监管的协议。”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内部得到了支持。基社盟（CSU）议员马库斯·费伯（Markus Ferber）表示：“过度监管也是一个单一市场问题。”这会导致国家层面再次出现碎片化的局面。

在经济界，冯德莱恩关于官僚主义的言论遭到了批评。德国机械设备工业协会（VDMA）总干事蒂洛·布罗特曼（Thilo Brodtmann）表示，冯德莱恩将责任推给成员国，把问题简单化了。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Hildegard Müller）在评价该演讲时称：“对于汽车工业来说，本需要具体的答案。”

在欧盟应如何应对人工智能（AI）带来的风险问题上，冯德莱恩的表述较为模糊。她宣布将与加拿大、英国及其他合作伙伴开展密切合作，旨在评估AI模型、开发预警系统并致力于AI安全。除此之外，欧盟将在11月针对医疗、交通、农业、新型制造技术以及国防和航天等几个关键行业的工业AI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倡议”。

自民党（FDP）议员斯文雅·哈恩（Svenja Hahn）批评道：“欧洲在AI竞赛中的角色仅限于在场边发表评论。”绿党议员亚历山德拉·盖泽（Alexandra Geese）则对关注工业AI表示赞同。她表示：“但这些AI必须在欧洲构建，这样欧洲的数据宝库才能在欧洲创造就业机会和价值。”hmk.

新任首席经济学家

华盛顿。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将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机构宣布，他将于1. 10月起接管研究与分析工作。作为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他将代表世界银行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并撰写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

世界银行行长阿贾伊·班加（Ajay Banga）表示，克雷默加入世界银行之际，“世界正需要大胆的方案来应对最紧迫的发展挑战”。“迈克尔·克雷默的职业生涯不仅致力于确定有效的发展战略，而且还将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测试，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思维方式。”

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目前在芝加哥大学任职。他的研究重点包括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和发展经济学等。2019年，他与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因在抗击贫困方面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雷默的前任是因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后者在该职位上任职四年。dpa

巴登-符腾堡州州长警告中国存在产能过剩。

厄兹德米尔敦促默茨采取更严厉的对华路线

图片来源：AFP

作者：Julia Löhr（柏林）及 Benjamin Wagener（拉文斯堡）

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绿党）对德国工业的未来日益担忧。在本周访问面临关闭威胁的大众汽车内卡苏尔姆工厂期间，这位绿党政治家向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发出恳切请求，要求其在欧洲层面争取更好的竞争条件。

在《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一封致默茨的信函中，厄兹德米尔重点谈到了汽车工业。他指出，中国制造商正凭借“巨大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价格优势涌入欧洲市场”。厄兹德米尔要求，“欧盟必须在面对中国时保持统一，持有明确的谈判授权，并致力于实现公平的竞争条件”。其背景是梅赛德斯面临潜在的生产转移、大众汽车内卡苏尔姆工厂前景不明，以及博世（Bosch）、采埃孚（ZF）或马勒（Mahle）等供应商的裁员压力。

具体而言，厄兹德米尔要求“使二氧化碳（CO₂）车队排放限值灵活化”。他认为，将2035年的减排目标从100%降低至90%对“汽车工业至关重要”，且应“无需额外的补偿措施”。关于内燃机退场，根据目前的计划，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在与2021年相比的基础上总共降低90%，而非原计划的100%——但与此同时，企业必须为额外的排放履行补偿义务。工业界批评这一要求不切实际且过于官僚化。厄兹德米尔现在加入了这一立场。对于卡车工业，厄兹德米尔同样要求支持，并响应了戴姆勒卡车、DAF、福特奥托桑（Ford Otosan）、依维柯（Iveco）、曼恩（MAN）、斯堪尼亚（Scania）、特拉顿（Traton）和沃尔沃（Volvo）等制造商在本周汉诺威IAA商业运输展开幕之际提出的呼吁，要求提前并放宽原定于2027年进行的欧盟车队目标审查。制造商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几年一样：当前的法规规定，如果企业在2030年注册的新车排放量未能比2019年降低43%，将面临高额罚款。企业的不满在于，车辆已经开发并上市，但货运公司并不购买，因为

动物保护党（在议会第二院拥有150个席位中的3个）警告称，投入使用的数十匹马承受了太多的喧闹、嘈杂和压力。该党指责，为了准备“王子日”（Prinsjesdag），动物们被特意用噪音进行折磨。事实确实如此：在皇家仪式中提供陪同的“骑兵荣誉护卫队”称，这是对马匹进行的“习惯化训练”：例如在王子日前一天，在斯海文宁根区进行“海滩演习”；参与者包括小学生、一支小型军乐团和步兵。荣誉护卫队解释称，他们所有人都在“模拟公众的喧闹以及沿途不可预见的噪音”。

如果按照动物保护党的意愿，在“王子日”当天将没有马匹走在海牙街头。但它们是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二荷兰政治最高典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王子日，国王发表王座演说，随后财政部长在议会提交预算计划。八名海尔德兰省人拉着载有国王夫妇的玻璃马车穿过市中心，骑警随行。在马车行驶期间，“黄骑兵”在附近马利费尔德（Malievelds）的草坪上每分钟还用臼炮鸣放一次礼炮。

政治承诺的充电基础设施并未到位。

厄兹德米尔支持《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IAA），认为“我们迫切需要该法案来增强我国工业的全球竞争力并减少依赖”。欧盟希望通过在公共采购和补贴发放中优先考虑相关供应商，有针对性地增强对欧洲制造或低碳产品的需求。不过，IAA必须“在设计上具备实践可行性，避免官僚主义，并且在‘欧盟制造’的要求中也将英国纳入其中”。

针对在电池技术方面实现更大程度脱离中国依赖的目标，巴登-符腾堡州州长要求“欧洲必须效仿空中客车（Airbus）开展共同的大型项目”。此前关于“电池助推器”（Battery Booster）的计划并不充分，巴登-符腾堡州电池项目 Varta 和 Cellforce 所遭遇的挫折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政治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呼吁并未得到回应。按照惯例，周二中午，皇家豪华马车从诺德戴恩宫驶向发表王室演讲的地点——今年是皇家剧院。随后，威廉-亚历山大国王照例宣读了由总理领导的内阁在议会年度开幕式上提交的文本。同样按照惯例，财政部长埃尔科·海嫩在第二院介绍了预算要点。

但今年“王子日”（Prinsjesdag）的情况完全不寻常。因为大约半年以来，一个由三个政党组成的少数派联盟一直在治理国家。因此，2027年的预算计划与其说是一份计划，不如说是一份意向书。多数席位仍需在反对党中进一步

而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CDU）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将于周四提交的一份专家报告则采用了另一种基调。报告指出，联邦政府不应将德国工业的危机过多地归咎于来自中国的竞争，而应最终消除自身的弱点。

该报告指出，德国的弱点“不仅限于个别对中国依赖度极高的部门”，而是跨部门的。该报告由经济学家费利克斯·比尔布劳尔（Felix Bierbrauer）、加布里埃尔·费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和

当少数派内阁敲定预算时

在海牙，一个在议会中不占多数的左右翼联合政府正在执政。即便在内部，他们制定预算的过程也十分艰难。现在，他们必须争取反对党的支持。但该向哪里寻求——左翼还是右翼？

作者：Klaus Max Smolka，海牙

在联合政府内部，由州长罗布·杰滕（Rob Jetten）领导的左翼自由派、右翼自由派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之间早已出现裂痕。直到经历了大量争论并在最后阶段，三方才达成一致。在此过程中，他们放弃了联合协议中的一系列条款，并在计划中加入了对反对党的让步，因为他们依赖这些政党的支持。然而，由于时间太晚，他们未能及时在“王子日”（Prinsjesdag）之前与反对党达成协议。

“王子日”也标志着议会的开幕。

“内阁希望通过2027年的预算为广泛的合作奠定基础，”威廉-亚历山大宣读道，“希望非联合政府成员的政党也能从中看到自己的诉求。”例如，政府放弃了将退休年龄直接与平均预期寿命挂钩的计划。在失业保险方面，虽然政府坚持将未来的支付期限从两年缩短至最多一年，但将该项改革推迟一年至2029年。医疗保险的个人自付部分增幅将低于最初计划，即每年增加15欧元，达到400欧元。与此同时，雇员的负担将增加。

预算赤字在立法期间将保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以下，但2027年将以2.9%接近这一临界点。根据计划，家庭购买力（荷兰预算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计算指标）明年将平均下降0.1%。

“这份预算并非一开始就板上钉钉，”来自右翼自由派VVD的财政部长海嫩（Heinen）在按照传统向第二院递交预算文件皮箱时表示。他认为改革是必要的，而合作同样必要。

关于旨在增加中国向欧盟出口难度的贸易政策保护工具的讨论，一个独立机构持批评态度。该机构认为，以“购买欧洲产品”（Buy European）为口号的进口限制和本地价值链规定是“低效的保护工具，因为它们反而会抵消国内的调整努力，且仅能间接促进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此外，欧盟将因此“进入一个不再与多边WTO框架兼容的领域”。

在德国政府内部，尤其是社民党（SPD）在推动此类工具。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经济政策中体现“欧洲爱国主义”。而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CDU）则主张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相比之下，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CDU）最近的立场则倾向于对中国采取更限制性的路线。

原则上，咨询委员会建议欧盟应在不放弃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更好地抵御来自华盛顿和北京的经济压力。欧盟委员会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签署“多边韧性协议”。这些协议应能“在个别国家通过关税、出口限制或其他经济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时，提供共同应对方案”。

汉斯·格斯巴赫（Hans Gersbach）撰写的报告指出，“德国的区位因素、成本负担、市场退出以及国内经济障碍”比“中国冲击”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现在的争议点在于寻求这种合作的具体方向。政府最希望获得跨党派的广泛支持，因此在第二院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中，向右翼和左翼两端寻求机会。但并非所有坐在反对党席位上的政党都愿意配合，其中一些政党要求做出原则性决定：首当其冲的是“进步荷兰”（Progressief Nederland，简称 Pro），这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工党（PvdA）和绿左党（Grünlinks）合并而成的政党。其党团主席杰西·克拉弗（Jesse Klaver）表示，内阁只能拥有一个选择：要么获得左翼支持，要么获得右翼支持。他明确提出了合作的两个条件：必须撤回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计划，并加强对财富的征税。在光谱的另一端，JA21 党则希望政府在某个方向上做出明确决定，其党魁尤斯特·埃德曼斯（Joost Eerdmans）已多次明确表示这一点。

在去年10月的选举中，虽然大多数选民投给了中右翼自由派，但杰滕斯（Jettens）领导的左翼自由派 D66 党成为了得票最多的单一政党。在他所在的政党与 VVD 党之间，构成了这个艰难组建的执政联盟的两极，而基督教民主呼吁党（CDA）则处于其中。在联盟协议中，这三个党于2月份决定对社会保障网进行重大削减。在“王子日”（Prinsjesdag）前的一周，劳动者对此表示抗议，金属加工行业的员工举行罢工，大部分公共交通停运了一天。

周三开始了传统的为期两天的议会大辩论，各党团主席将在会上就政府政策方针和财政问题进行辩论。与“王子日”一样，今年的大辩论也具有特殊性：起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些反对党愿意就预算问题进行严肃对话。对于内阁而言，预算编制工作现在才真正开始。Pro 党主席克拉弗用一种正逐渐成为描述该少数派政府寻求多数支持的通用说法地表示：“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永久性的联盟谈判。”

Tipico 的真相之日

在线轮盘赌：Tipico 的角色面临审视。 照片：Mauritius

这家博彩供应商在在线赌场游戏被禁止的情况下仍提供此类服务。该案件情况复杂，现已提交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 作者：Dominik Jäger，法兰克福

对于一名玩家而言，周四涉及的是 10,092 欧元的损失及利息——但对于 Games Ltd. 来说，涉及的远不止于此。该玩家正就赌博损失提起诉讼。周四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联邦最高法院（BGH）口头审理，是针对体育博彩供应商 Co. Ltd. 及在线赌场游戏供应商 Games 的众多诉讼程序之一。

周四， Games 将在两起诉讼中作为被告出庭联邦最高法院。其中一起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联邦最高法院将其定为指导性判决（I ZR 216 / 25）。“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对某个法律问题做出裁决，德国法院通常会遵循联邦最高法院的规定，即使在没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Siegmann Höger 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马蒂亚斯·西格曼（Matthias Siegmann）表示。他将于周四在联邦最高法院代表玩家方。

在周四的指导性判决之前，不仅有大量针对 Games 和其他在线赌场供应商的诉讼，赌博法律地位的历史也至关重要。背景是：2004 年，马耳他加入欧盟（EU）并向博彩公司发放特许经营权。起源于卡尔斯鲁厄的 在该岛重新成立。它与其他博彩公司一样，主张只要服务在某个成员国获得批准，就有权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提供服务。

在德国，赌博属于州级管辖事项，但联邦政府设定了框架。2012 年，《赌博州际协议》生效，原则上禁止在线赌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21 年 7 月 1 日，此后获得许可的在线赌场才被允许。 Games 在 2021 年之前以及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后一直在德国提供赌博服务——尽管缺乏许可。直到 2022 年 10 月，该公司才获得德国执照。然而，原告玩家希望追回在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的这两个时间段内的损失，并辩称其当时不知道在线赌博在德国是被禁止的。

该用户并非个例。许多玩家将自己的案件转交给相关公司，由这些公司代为打官司；民事法院报告称案件量处于高位。联邦最高法院多次暂停诉讼程序，因为 和其他供应商以欧盟法为由进行辩护，而德国法院将部分案件移交给欧洲法院（EuGH）。周四的这起诉讼此前曾被联邦最高法院暂停。

最高法院现在将其重新作为指导性案件审理，可能与欧洲法院 4 月份的一项判决（C 440 / 23）有关。当时，这家欧洲最高法院裁定，如果在线赌博供应商在玩家居住国被禁止，玩家有权要求供应商退还损失的投注额。即使该公司拥有欧盟执照（例如来自马耳他的执照）。

在这种背景下以及基于欧洲法院的判决，律师西格曼表现得十分自信：“我认为我们将赢得这起指导性判决程序，”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时表示。萨沙·明希（Sascha Münch）持有类似观点。Rightmart 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明希在其他赌博案件中代表玩家。明希表示：“我们预计联邦最高法院现在将裁定，数千名德国玩家可以要求退还其在未经批准的在线赌场产品中的损失。”

来自 Redeker 律师事务所的罗纳德·赖歇特（Ronald Reichert）将于周四代表 Tipico 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出庭，并对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前德国禁止赌博的规定提出质疑。赖歇特表示：“在我们看来，德国全面禁止在线赌博缺乏欧盟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认为 Tipico Games 在 2021 年 7 月之前持有马耳他执照提供的服务是合法的。”他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必须让欧洲法院（EuGH）对这一问题给出答复。”

在众多个别赌博案件获得裁决之前，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律师齐格曼（Siegmann）表示：“从市场传闻来看，部分在线赌场已经提出了和解方案，部分也已经达成了和解。”这位代表玩家方的律师补充道：“是否接受和解方案，取决于每位原告的个人决定。”

周四出具判决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在 Tipico 再次强调欧盟法律的同时，玩家方则希望民事审判庭能尽快做出裁决。然而，即便联邦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玩家的判决，资金实际流向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马耳他自 2023 年起通过“Bill 55”保护赌博集团，该法律旨在保护赌博公司和体育博彩供应商免受欧洲法院判决的强制执行。欧洲法院对此尚未做出裁决（C-683 / 24）。对于 Tipico 而言，如果所有玩家都就其在体育博彩和在线赌场的损失提出索赔，涉及金额将高达数亿欧元。

2030年所有戴姆勒新城市公交车将实现纯电运行

长途巴士转型仍需时日——农村地区缺乏充电桩

照片：Jasper Hill 戴姆勒巴士负责人蒂尔·奥伯沃德

汉诺威。如果戴姆勒巴士（Daimler Buses）只提供城市公交车，蒂尔·奥伯沃德（Till Oberwörder）就可以少一项担忧。这位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巴士专家公司首席执行官届时将成为少数几位无需再为道路车辆二氧化碳减排规则而烦恼的车辆制造商负责人之一。“我们很早就表示，在城市公交领域我们将不再进入‘欧7’世界。从2030年起，我们的城市公交车将纯电运行，”奥伯沃德在汉诺威IAA商业运输展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时表示。

根据欧盟法规，从本十年末起，城市公交车的零排放车辆销售占比需达到90%，五年后需达到100%。该公司仍在研发的符合欧6, 排放标准的巴士，其新注册期限仅到2029年中。奥伯沃德在描述市内公交交通动力转型为何如此顺利时表示：“城市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座灯塔，用以证明电动出行是可行的。城市有明确定义的路线、明确的停靠点和车库——因此可以非常有效地制定充电策略。”2025年，戴姆勒巴士新注册车辆中，电动车的比例达到了65%。

而长途巴士和旅游巴士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些车辆同样由全球最大卡车制造商戴姆勒卡车（Daimler Truck）的子公司生产。这些车辆适用卡车的车队排放限值。根据规定，2030年销售的车辆排放量必须比2019年降低43%。奥伯沃德表示：“我们面临着与卡车同行相同的问题——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跟不上。”与卡车制造商相比，他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剧：“到2030, 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35.000个充电桩，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14.000个，因为我们的旅游巴士并不只在常规的高速公路轴线上行驶，还会前往像新天鹅堡这样的旅游目的地。”目前，全欧洲大约有2000个适用于巴士和卡车的充电桩。

这家欧洲市场领导者从2018年开始进行动力系统转换。除了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新乌尔姆（Neu-Ulm）和曼海姆（Mannheim）设有工厂外，该公司在欧洲的捷克、西班牙、土耳其和法国也设有工厂。在Citaro型号的城市公交车之后，首批长途巴士在当前十年的中期推出，到2030年，赛特拉（Setra）和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品牌的旅游巴士也将轮到转型。这位经理解释道：“长途巴士此前也一直属于柴油细分市场，现在正逐步转向电池世界。但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关键点，即在广大地区缺乏充电点。”

从市场规模来看，城市公交车是该公司最重要的细分市场，优先于长途和旅游巴士。因此，戴姆勒巴士近期也扩大了相关服务，旨在帮助地方市镇实现动力转型。奥伯沃德表示：“在欧洲，我们已经开展了约90个项目，支持地方市镇对其公共交通进行转型。”2025年，戴姆勒巴士的销量增加了399辆，总计达到26.991辆。营收增长约14%，达到59 亿欧元，营业利润（Ebit）为5.94 亿欧元。与去年相比，这增长了40%，营业利润率（Ebit）约为10%。

这十年末的结果将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蒂尔·奥伯沃德对长途巴士和旅游巴士二氧化碳监管问题的担忧程度。因为一旦未能达到车队排放限值，所面临的罚款将非常沉重。“坦率地说：我们并不反对这些目标，但我们现在需要一次现实检查，”这位戴姆勒巴士负责人在谈到欧盟计划于2027年进行的车队限值审查应予以提前的诉求时表示。

奥伯沃德由此加入了大型卡车制造商的呼吁。在汉诺威车展开幕之初，戴姆勒卡车首席执行官卡琳·罗德斯特伦（Karin Rådström）与DAF、福特-奥托桑（Ford-Otosan）、依维柯（Iveco）、曼恩（MAN）、斯堪尼亚（Scania）、特拉顿（Traton）和沃尔沃（Volvo）的负责人共同要求，欧盟应尽可能在今年就对车队目标进行审查并予以放宽。戴姆勒巴士的负责人同样希望基础设施的扩建能与车辆规模的增长同步进行。而这并非制造商的任务。“人们现在可以抱怨所有参与方是否按计划履行了职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看如何向前推进。” ben.

高端哈瓦那雪茄独家进口商破产

欧盟制裁被指为原因

法兰克福 / 多特蒙德。即使是非吸烟者也知道传奇的古巴雪茄。但很少有人知道将这些来自加勒比海的粗雪茄引入德国市场的公司。这些“古巴制造”的手卷高端雪茄被称为 Havannas 或 Habanos。Habanos 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官方独家进口商是一家名为 5th Avenue Products Trading GmbH 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时髦的公司名称让人想起曼哈顿繁华的商业街，但公司总部却位于南黑森林风景宜人的瓦尔德舒特-蒂根（Waldshut-Tiengen）。

尽管 Habanos 业务利润丰厚，但该公司已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根据 9 月 9 日的一则公告，瓦尔德舒特-蒂根地方法院已任命来自弗赖堡 BSK Berbuer Speier Kuhn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安德烈·贝尔布尔（André Berbuer）为临时破产管理人。此次破产申请有着不寻常的背景。显然，这家哈瓦那雪茄进口商在国际执法部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中，在无过错的情况下陷入了两难境地。雪茄爱好者现在是否需要担心 Habanos 的供应？

根据一份声明，该公司正竭尽全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声明中称：“在现行法律框架和操作可行性的前提下，我们的目标是尽快恢复业务活动。”由于该公司是独家进口商，如果零售商的库存售罄，他们无法从其他渠道采购哈瓦那雪茄。这对于那些完全或主要依赖销售 Habanos 的烟草店来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据破产管理人贝尔布尔称，破产完全是因为欧盟对一名间接股东实施的制裁。至少根据目前的情况，这些制裁影响到了该公司。目前，公司正试图通过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就维持业务运营达成共识并找到工作模式。贝尔布尔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F.A.Z.）的询问时表示：“这是目前的重点。”

问题在于：由于欧盟的制裁，该公司所有的资产都被视为被冻结。因此，由于账户被封锁，它无法进行转账。目前，即使该公司拥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但在技术上处于无力偿债状态。破产管理人正试图向相关联邦机构申请释放至少部分资产。

据《烟草报》（Die Tabakzeitung）报道，封锁的背景是欧盟对来自柬埔寨的价值数十亿欧元的犯罪集团 Prince Holding Group 及其主席陈志（Chen Zhi）实施的制裁。该组织被指控从事网络诈骗、人口贩卖、绑架和酷刑。

东南亚帮派将大量人员诱骗至真正的诈骗中心，并强迫他们通过互联网开展系统性的诈骗行动。网络诈骗的无数受害者分布在世界各地。目前，国际执法部门已开始反击。Prince Holding Group 的头目陈志已被逮捕并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家位于瓦尔德舒特-廷根（Waldshut-Tiengen）的哈瓦那进口公司与诈骗者的犯罪手段毫无关系。它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根据在线门户网站“Halfwheel”的调查，涉嫌该团伙头目的陈志（Chen Zhi）通过国际控股结构，持有古巴半官方雪茄分销商 Habanos S.A. 的股份。而 Habanos S.A. 又持有 5th Avenue Products Trading 的股份，因此根据“Halfwheel”的计算，陈志在该公司中被计入持有 16% 的股份。这种间接的关联导致银行冻结了相关账户。

独家哈瓦那进口商 5th Avenue 由约一年前去世的瑞士雪茄企业家海因里希·维利格（Heinrich Villiger）于 1989 年与古巴 Habanos S.A. 共同创立。根据公司网站，该公司主要通过合格的烟草商分销 27 个 Habanos 品牌，如 Bolívar、Montecristo 或 Cohiba。根据破产管理人贝尔布尔（Berbuer）的说法，该公司不经营自有门店，但向德国约 200 家业务合作伙伴和零售商供货，其中部分为独家供应。该公司目前雇佣了 49 名员工。

公司希望在困难的局面下依托这一坚实的基础。“我们坚信并致力于保持这些优势，并为公司可持续的未来而努力，”公告中这样写道。公司将仔细评估进一步的发展情况，并通报最新消息。arp. / mfe.

台积电认为人工智能具有风险

这家芯片代工厂仅谨慎使用该技术

东京。在台湾的高科技展会上，赞美人工智能及其可能性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固定环节。因此，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一名高管的言论如今令人惊讶，他表示该公司自身在应用该技术时非常克制。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为英伟达（Nvidia）以及许多其他科技巨头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

Y.J. Mii 在台湾首都台北的一次活动中表示，特别是在研发领域，公司非常谨慎，因为如果使用不当，将存在数据泄露和数据篡改等风险。他是共同首席运营官，相当于该公司的运营董事。

“人工智能就像一个三岁的超人。它可能非常强大，但它不知道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Mii 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面前说道，他本人曾就读于该校。据台湾媒体报道，Mii 表示：“而且它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即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在无意中侵入了外部组织。

这位高管是在该大学的一个职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并被学生问及人工智能在台积电工作中的应用情况。他的言论契合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危险的讨论。一些业内人士最近公开警告称，这项新技术可能很快会消灭全人类。人工智能开发商 Anthropic PBC 的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 面对日益增长的严重风险担忧，呼吁放缓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并得到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和 xAI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的赞同。

Mii 没有直接对这场讨论发表评论。他希望人们将他的怀疑更多地理解为该技术在尖端芯片设计中缺乏实用性。Mii 表示，目前人工智能在帮助开发下一代半导体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有用。

由于没有其他公司能像台积电那样制造出如此高性能的半导体，受人工智能热潮影响，市场对这家台湾公司芯片的需求多年来强劲增长。仅在今年 8 月，其营收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0% 以上。

住房建设信心回升

Ifo：企业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慕尼黑。根据 Ifo 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住房建设领域的情绪明显改善：该研究所周三公布，由 Ifo 测算的行业商业景气指数从 7 月的负 29 点上升至 8 月的负 22.7 点。尽管企业认为当前的形势依然糟糕且没有变化，但其预期则大幅提升。

“企业越来越多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Ifo 调查负责人克劳斯·沃尔拉贝（Klaus Wohlrabe）解释道，“建筑许可数量的增加，让人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订单情况的活跃。”

不过，在订单簿中目前还看不到太多迹象。订单短缺的企业比例仍维持在 41.3%，几乎没有变化。此外，许多项目依然被取消：13.4% 的企业报告项目被取消。

“目前的乐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预支，”沃尔拉贝强调。若要实现可持续复苏，获批的项目必须转化为实际订单。法新社（AFP）

让世界 在此刻 静止的地方。

塞舌尔普拉斯林莱佛士酒店 (Raffles Seychelles PRASLIN, SEYCHELLEN)

• 位于普拉斯林岛梦幻的塔卡马卡湾（Anse Takamaka）畔的优雅五星级泳池别墅度假村
• 86 栋别墅每栋均配有私人泳池和露台
• 四家餐厅和两家酒吧，提供国际美食、亚洲料理和寿司
• 屡获殊荣的莱佛士水疗中心（Raffles Spa），在热带森林中设有 13 个治疗亭
• 棕榈树下可俯瞰海景的魔幻全景无边泳池
• 24 小时管家服务

特别优惠：免费升级至半餐制 最短入住 5 晚 / 旅行时间： 08.04. – 31.10.2027

马尔代夫 Kuda Villingili 北马累环礁 (Kuda Villingili Maldives NORD-MALÉ ATOLL, MALEDIVEN)

• 位于北马累环礁、具有私人岛屿氛围的度假村
• 位于海滩边或碧蓝海面上的私人泳池别墅及住宅
• 马尔代夫最大的泳池——位于岛中心、长 150 米并配有日光浴床的泳池
• 八家提供国际美食的餐厅、三家酒吧以及一家专属威士忌与雪茄休息室
• 水疗岛设有八栋水上治疗别墅，以及可俯瞰海景的瑜伽亭
• 丰富的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和冲浪

毛里求斯 One&Only Le Saint Géran 弗拉科邮局 (One&Only Le Saint Géran POSTE DE FLAQO, MAURITIUS)

• 位于私人半岛的绝佳位置，拥有漫长的白色沙滩
• 七家餐厅和酒吧，涵盖从顶级牛排到泛亚 Tapasake 的各种口味
• 设施齐全的水疗中心，提供按摩、蒸汽浴、桑拿和个性化美容护理
• 在被潟湖和大海环绕的码头享用私人日落晚餐
• 儿童俱乐部以及同样适用于情侣和家庭的娱乐项目

特别优惠：所有房型 20 % 价格优惠。最短入住 3 晚 / 预订期限至 31.10.2026 / 旅行时间至 17.10.2026 以及 01.11.-26.12.2026

北岛 塞舌尔北岛 (North Island NORTH ISLAND, SEYCHELLEN)

• 私人岛上仅有 11 栋专属别墅，确保最高级别的私密性
• “赤足奢华”体验，配有私人泳池和私人别墅管家
• 个性化定制的高级美食菜单
• 在碧蓝的海水中与海龟一起潜水和浮潜
• 提供海滩瑜伽的全方位水疗服务
• 通过自有岛屿修复项目践行自然保护

米莱杜马尔代夫岛 (Milaidhoo Maldives) 巴环礁，马尔代夫

- 位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巴环礁（Baa Atoll）的私密精品岛屿

- 50 栋风格简约优雅的别墅，配有私人泳池，紧邻青绿色海水

- 距离哈尼法鲁湾（Hanifaru Bay）仅几分钟路程：近距离接触曼塔鳐鱼和鲸鲨

- 餐饮亮点：在船形 Ba'theli 餐厅享用晚餐 —— 热带风味与玻璃底海景

- Serenity Spa 配有水上理疗室和海边瑜伽亭

- 为情侣和寻求宁静者提供的赤足奢华体验，并提供水上运动项目

圣瑞吉勒莫恩度假酒店 (The St. Regis Le Morne Resort) 勒莫恩，毛里求斯

- 绝佳地理位置，坐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勒莫恩布拉班特山（Le Morne Brabant）脚下，紧邻泻湖

- 五家餐厅，涵盖从法式-毛里求斯风味到日式和印度风味

- 岛上最大的水疗中心，面积 2.000 平方米，提供全面的健康服务

- 多样化的休闲项目：海滩骑马、水上滑雪、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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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一条主线”

极具政治色彩：数字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Karsten Wildberger，CDU）于4月在宣布收购时与 Cohere 创始人艾丹·戈梅斯（Aidan Gomez）在一起

Cohere 对曾经的德国人工智能希望 Aleph Alpha 的收购已正式签署。在这里，负责人艾丹·戈梅斯和伊尔汉·谢尔（Ilhan Scheer）谈到了他们的计划——以及过去哪里出了问题。

作者： 马克西米利安·萨克塞（Maximilian Sachse） 法兰克福

加拿大竞争对手 对德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leph Alpha 的收购已正式签署。双方于周三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All In 人工智能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消息。“我们正在打造一个面向全球的德加人工智能冠军，” 创始人艾丹·戈梅斯在预先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德国和加拿大能够掌控这项可能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技术”至关重要。

正在训练规模越来越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致力于与最前沿的大型人工智能实验室竞争。而 Aleph Alpha 则专注于为政府和受监管行业中极其关键的应用领域提供小型、专业化的模型。“结合在一起，我们能够为日益增长的主权人工智能需求提供极具吸引力的方案，”戈梅斯说道。

今年4月，在德国数字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Karsten Wildberger，CDU）及其加拿大同行埃文·索罗门（Evan Solomon）的见证下， 和 Aleph Alpha 提出了合并计划。维尔德贝格此次也亲临加拿大现场。在他看来，这次合并是加强独立性、减少对 OpenAI、Anthropic、Google 或 Microsoft 等美国公司依赖的关键一步，因为这些公司目前在欧洲的人工智能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后，双方就收购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现在，计划已经敲定：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以 的名义运营。Aleph Alpha 位于海德堡的办公地点将予以保留，并成为“技术中心”。除多伦多外，柏林将成为这家新德加企业的第二个公司总部。戈梅斯曾在谷歌工作期间在柏林工作，他对德国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赞赏有加。收购完成后， 的员工总数将超过 1000 人。

留在公司内部的 Aleph Alpha 联合创始人塞缪尔·温巴赫（Samuel Weinbach）将担任合并后公司的研究部门负责人；而去年才加入 Aleph Alpha 的共同首席执行官伊尔汉·谢尔将负责运营业务。该交易仍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预计将在年底前获得批准。

成立于 2019 年的 Aleph Alpha 在 2022 年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出现后，曾被视为德国开发自有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重大希望。然而，这家初创公司未能满足极高的预期，在技术上无法跟上飞速的发展步伐。因此，该初创公司随后将重心更多地转向开发人工智能编排平台和行业特定的人工智能应用，而非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

此外，内部矛盾也接踵而至。首先，联合创始人约纳斯·安德鲁利斯（Jonas Andrulis）在去年夏天被安排了一位共同首席执行官雷托·斯波里（Reto Spörri），后者此前在 Aleph Alpha 最重要的投资者——施瓦茨集团（Schwarz-Gruppe）中享有盛名。此外，这家初创公司还将前创始人、埃森哲（Accenture）经理伊尔汉·谢尔从美国召回德国。他最初将以“首席增长官”的身份在陷入危机的初创公司中进行整顿，并计划在未来接替联合创始人约纳斯·安德鲁利斯的首席执行官职位。

这一切在短短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比大多数人的预期要早得多。安德鲁利斯原本应该成为监事会主席，但在1月彻底离开了公司，以便与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咨询公司共同专注于一个新的个人项目——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并不完全认同公司的新方向。几乎与他同时离开的还有50名员工，Aleph Alpha 因采取更侧重于核心业务的新路线而将他们解雇。这次重组并非悄无声息。

在首次公开采访中，谢尔微笑着谈到了一个“相当波折的一年”，他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并未预料到会以这种形式展开。“当我加入 Aleph Alpha 时，我看到了极其多的可能性和才华横溢的人才，但缺乏一条主线，”谢尔说道。他讲述了一次会议，当时他询问在场的人谁认识 ，很多人举手了。但当他询问 具体是做什么的时候，人们的手又放了下来。

由于媒体的关注， 接收了大量需求迥异的客户咨询，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处理如此复杂的项目业务。此外，公司还与众多咨询公司建立了销售合作伙伴关系，但根本无法提供适当的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作伙伴和客户的不满。

随后， 停止了许多合作伙伴关系，谢尔称这是“痛苦但必要的一步”。“我们不再提供与核心产品无关的人工智能服务。”相反，公司扩大了与联邦就业局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在谢尔的领导下，公司应重新专注于核心要务：开发大语言模型以及一个将其应用于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平台。

一个全新的德英双语语言模型即将发布。“我们不想与那些大型通用模型竞争，而是在我们的利基市场中，为公共部门、法律领域和工业界的德语客户提供最好的模型，”谢尔表示。实际上， 已经准备好再次独立出击。随后，公司与 Cohere 展开了谈判——根据询问对象的不同，这次谈判在不同程度上是由施瓦茨集团（Schwarz-Gruppe）和德国政府推动的。“与 Cohere 的合并使我们成为了全球参与者，”谢尔说。仅是对计算能力的获取就极大地提升了竞争力。此外，双方的价值观也非常契合。

从中长期来看，两个开发团队将共同研发新模型；短期内， 团队将首先负责陪伴其全新自有模型的发布。共同的产品将运行在 Stackit 等平台上，后者是施瓦茨集团的云服务产品。这家以 Lidl 和 Kaufland 品牌闻名的集团曾在4月宣布，在收购后将再次向 Cohere 投资6 亿美元。

Cohere 创始人艾丹·戈麦斯（Aidan Gomez）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像德国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必须合作并共享各自的能力，”戈麦斯说道——并向其他国家发出邀请，无论来自欧洲还是亚洲，共同参与“民主人工智能能力”的开发。（评论见第22页）

气候保护速度放缓

德国上市企业在降低排放的努力中陷入困境

法兰克福。德国企业在2025年依然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上市集团中，至少有十家企业凭借目前计划的投资，正处于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轨道上。然而，情况恶化的集团数量多于改善的数量。

这些结果来自软件公司 Right Based on Science 今年的 Whatif 报告。该报告利用了自2024年起强制执行的 Dax、M-Dax 和 S-Dax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数据。通过六个转换步骤，其方法论能够将排放的初始水平、企业自行设定的目标以及当前的减排路径统一转换为摄氏度单位。由此，绝对值被置于与价值创造相关的维度中，从而使所有企业具有可比性。

在 Dax 家族的 160 家企业中，有 71 家提供了数据。Right 公司表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数据质量不足。德勤（Deloitte）的审计师和德国会计标准委员会（DRSC）在 7 月份的一项分析中涵盖了 151 家企业，但重点在于报告实践而非测算的排放值。

“速度已经下降，”Right 公司的共同总经理兼研究报告作者汉娜·赫尔姆克（Hannah Helmke）表示，“这与经济发展也有关系。这使得投资脱碳变得更加困难。”今年有 25 家企业的数值比去年更差，19 家有所改善。此前处于目标线以下的四家企业，现在已跌破 1.7 度的升温目标线，其中包括香精香料制造商 Symrise 和汽车制造商保时捷（Porsche）。

雄心并未消失。如果观察中位数（即一半企业低于此值，另一半高于此值），若维持目前的努力，其路径将为 1.8 度。去年的这一数值为 2.2 度。不过，与平均值相比，中位数排除了向上的极端离群值。其中，交通设备供应商克诺尔-布雷姆斯（Knorr-Bremse）从 4.3 度升至 6 度，农业化学巨头拜耳（Bayer）从 6.6 度升至 7.5 度，情况尤为显著。赫尔姆克将此解释为一次性支出以及报告年度业绩低迷产生的影响。

这家总部位于勒沃库森的集团本身强调将维持其努力。一名发言人告诉《法兰克福汇报》：“与 2019 基准年相比，拜耳的绝对排放量持续下降，且处于其排放目标的路径上。”其自身的转型与变革计划已通过国际倡议组织“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的验证，据此，该集团将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经营。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给予了拜耳最高评分。

在符合巴黎协定的企业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能源行业、机械工程和旅游业。在德国最大的 40 家集团中，机械制造商 Gea 位居榜首，它是 Dax 中唯一接受“气候表决”（Say on Climate）倡议严格规则的企业，其计算出的气候路径为 0.8 度。在 M-Dax 中，外卖平台 Delivery Hero 的数值最高。而在 S-Dax 中，则是一家很早就采用无化石燃料工艺的化学公司 Alzchem。

除了这个异常值外，化学工业的数值正在恶化，这与业务成败相关。该行业此前在关于欧洲排放交易体系改革的辩论中表现得非常积极——该体系是欧盟的核心气候保护工具，通过数量限制、二氧化碳价格和长期法律确定性，激励企业投资于节能减排技术。

尽管计算出的气候保护路径从 3.8 度恶化至 4.1 度，但这家化学巨头强调，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仍将坚持以可持续转型为重点。“工业景气度低迷和产能利用率下降，不仅影响了许多工业企业的财务发展，还影响了将排放量与经济绩效挂钩的关键指标，”可持续发展负责人拉尔夫·迪塞尔（Ralf Düssel）表示。他认为，这掩盖了赢创（Evonik）自 2021 年以来已将自身生产（范围 1）和能源消耗（范围 2）中的排放量降低了 30% 这一事实。在供应链（范围 3）中，排放量下降了 17%。

领跑者 Gea 取得了成功，尽管其自行设定的目标仅为 2.5 度。“去年，我们提前一年实现了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个速度，”Gea 的首席人力与可持续发展官纳丁·斯特利（Nadine Sterley）说道。其气候战略致力于提高机器的能源和资源效率，从而为客户节省成本。“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经济成功与可持续性结合在一起。”

卡塞尔大学可持续金融教授克里斯蒂安·克莱因（Christian Klein）表示，国际上对气候保护关注度降低的迹象已经显现。但他认为：“但我没有看到对气候目标的普遍放弃，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美国的金融业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然而，拥有基于科学目标的企业的数量仍在继续增长。“我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目标依然存在，但速度放缓了，”克莱因说。在 Right 研究涉及的 65 家拥有独立目标的企业中，有 37 家未能达到其既定目标。

财务空间正在收窄，气候保护投资被推迟。研究作者赫尔姆克（Helmke）强调，向外界传递意愿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好的路径。“无论是否拥有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都没有区别，”她说道。与此同时，研究该课题的科学家们认为，企业无法逃避责任。“即使在德国 DAX 指数成分股公司中，我们今天仍能发现气候目标方面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吕内堡大学企业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费尔特（Patrick Velte）表示。

两位研究人员都抱怨透明度和数据质量不尽如人意。德国尚未将《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转化为德国法律。“作为代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人员，我对报告的质量仍然不满意，”费尔特批评道。克里斯蒂安·克莱因表示，资本市场、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依赖于透明度：“对于此类分析，我们需要可靠的时间序列数据，如果数据中断，我们就几乎无法评估企业的努力程度。” 菲利普·克罗恩（PHILIPP KROHN）

博世企业职工委员会提出诉求

斯图加特。面对德国汽车工业日益加剧的危机，汽车供应商博世（Bosch）的企业职工委员会要求雇主、工会和政界举行圆桌会议。博世移动部门（Bosch Mobility）的总职工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塞尔（Frank Sell）在面对记者时表示：“只有当我们能将价值创造和就业岗位留在欧洲时，我们行业的转型才能成功。”

他认为，目前需要一项务实且尤其是能迅速实施的工业政策，并制定明确的“欧盟制造”（Made-in-EU）规则，从而为共同提升竞争力争取时间。为了确保该行业的未来，必须由一个特别工作组制定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博世移动部门的总职工委员会代表了分布在德国约 40 个基地的约 74,000 名员工。

塞尔表示，他已经厌倦了去见某些政治人物并拍张照片，这救不了就业岗位。员工对政治层面的期望很高。职工委员会特别敦促尽快实施欧盟委员会在今年春季提交草案的计划工业法（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这家全球最大汽车供应商的员工情绪非常紧张。这位员工代表表示，由于裁员以及汽车和供应商行业未来走向的问题，团队中存在“如此多的愤怒和如此多的沮丧”。博世早在 2023 年底就启动了裁员计划。

根据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数据，去年该行业失去了 50,000 个工作岗位。该工会计划在下周一在全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处举行一个行动日，举办 200 多场活动。在欧洲，约有 40,000 名博世员工从事内燃机领域的工作。

“如果德国和欧洲希望在未来继续在工业基地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就必须根据现有市场和竞争对手调整我们的游戏规则，否则我们将‘在美丽中死去’（指因固守教条而失败），”监事会成员兼班贝格（Bamberg）职工委员会主席马里奥·古特曼（Mario Gutmann）说道。如果拿经济实质和人们的社会保障做赌注，将会危及社会凝聚力。“我们需要务实的过渡路径，而不是一个僵化的 2035 年截止日期。” ols.

Lidl 采用无驾驶员货车

法兰克福。在卡塞尔以南埃德尔明德（Edermünde）的 Lidl 分店购物的人，可以见证一个创新项目的实施。因为部分货物是由一辆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货车配送的。这辆货车没有驾驶室，能够自动行驶。它从物流中心到附近分店的短途路线经过一条公共道路。据 称，该公司是首家在德国公共道路的指定区域内，将无驾驶室自动驾驶电动货车投入实际运营用于分店配送的零售商。

的项目合作伙伴是瑞典技术公司 Einride，该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技术交易所上市。周三，Einride 的离岸证券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飙升了约 20%。Einride 在一份新闻稿中将与 的合作项目誉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国际里程碑。该车辆最多可容纳 15 个欧标托盘，每天最多可配送三次。它能够完全覆盖该路线上干货类产品的配送，并在为期四个月的项目期间搬运多达 3000 个托盘。

的项目是否能成为解决货车司机长期短缺的手段？联邦交通部议会国务秘书克里斯蒂安·希尔特（Christian Hirte）认为 的计划具有开创性。他表示，自动驾驶和零排放行驶不再是幻想，而将在我们的道路上成为现实。根据 的公告，希尔特表示：“ 和 Einride 现在采取这一步骤，凸显了现代物流以及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创新能力，而 Mobility Data Space 也为此提供了支持。”Mobility Data Space 是一个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移动数据交易平台。mfe.

需求旺盛： 在为期三周的慕尼黑啤酒节期间，慕尼黑市中心的住宿非常抢手。 照片 Imago

9 月 19 日星期六，时刻再次到来：中午 12 点整，慕尼黑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Dominik Krause，绿党）将通过传统的开桶仪式宣布慕尼黑啤酒节开幕。啤酒节不仅让慕尼黑人在啤酒帐篷和游乐设施中聚集，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游客来到这座巴伐利亚州首府。预计到 10 月 4 日，特蕾西娅草地（Theresienwiese）将再次迎来数百万名访客。

然而，在活动开始前，这座“有心的世界城市”中对于啤酒节游客涌入的批评声音日益增多。在民俗节日期间，对住宿的需求大幅增加。那些不想住在慕尼黑周边城市并乘火车通勤到州首府的人，会在 Airbnb、Booking.com 等平台寻找单间或整套公寓。根据《法兰克福汇报》（F.A.Z.）的抽样调查，在啤酒节开始前几天，未来几周仍有大量房源可用。不过，对于许多外国游客特别青睐的 9 月最后一个周末，市中心附近的住宿则较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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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与房东在慕尼黑啤酒节期间需注意的事项

在慕尼黑啤酒节开始前几天，慕尼黑出现了一个由租客代表、酒店业者和餐饮业者组成的异常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持慕尼黑可负担的住房，并遏制短期租赁的进一步扩张。慕尼黑租客协会的贝阿特里克斯·祖雷克（Beatrix Zurek）近日在面对记者时表示：“每一套可负担且脱离正常住房市场的公寓都太多了——我们希望对此采取行动。”

在慕尼黑啤酒节前夕，慕尼黑租客协会和餐饮业者敦促对 Airbnb 等平台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其中，业主和租客承担的主要责任。作者：马库斯·荣（Marcus Jung），法兰克福

这一观点得到了巴伐利亚酒店和餐饮协会的支持。该协会代表克里斯蒂安·肖滕哈梅尔（Christian Schottenhamel）指出，在他看来，私人度假住宿提供商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局面。为了保护客人，酒店和旅馆在许多领域必须满足比通过在线平台出租住宿的私人房东更严格的要求。肖滕哈梅尔的家族几代以来在特蕾西娅草地（Theresienwiese）经营着包括节日帐篷在内的业务，他表示：“我们的员工在慕尼黑已经找不到可负担的公寓了。”租客协会和巴伐利亚酒店餐饮协会（Dehoga Bayern）再次要求对 Airbnb 和 Booking 等平台制定更严厉的规则。

这些平台主要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和中介服务。虽然平台本身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但公寓具体使用的责任原则上由提供者承担。在慕尼黑，住房原则上不得改变用途。其中，对外住宿尤为关键：如果一套公寓在日历年内出租给度假客的时间超过八周，原则上必须获得批准。自 2026 年 8 月起，在网上提供作为度假住宿的公寓还必须预先在市政府登记。这也适用于将其公寓全部或部分转租的租客——也就是说，没有预先登记就不能发布在线广告。不过，巴伐利亚行政法院 2021 年的一项裁决表明，在个别情况下，即使出租时间超过八周也可能获得批准。

该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一名空姐的案件，她在不在家期间，将其主要由自己使用的慕尼黑公寓通过 Airbnb 出租，每年最多三个月。如果不出租，该公寓在这些时间段内将处于空置状态，同样无法提供给普通住房市场。因此，行政法院认为没有理由实施一刀切的租赁禁令。但该裁决并非给业主的通用通行证，而是基于其特殊的职业情况。

租客也必须小心。任何想要转租其公寓或单个房间的人，原则上需要获得房东的许可。这也适用于在 Airbnb、Booking 或类似平台上的报价。在部分转租的情况下，如果在签署租赁合同后产生了正当利益——例如因为临时在其他地方工作或处理私人事务——则可能有权要求获得同意。同意书应在首次出租前以书面形式获取，并尽可能注明租赁期限、出租房间以及预定的转租人。

那些希望在慕尼黑啤酒节（Wiesn）期间通过高额日租金赚取丰厚利润的人，应当注意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目前的司法判例。根据2026年1月的一项判决，如果承租人通过转租获得的收益超过了其自身住房相关成本的覆盖范围，则不能主张其对转租具有“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没有要求获得同意的权利。若仍在此类情况下未经许可进行转租，则面临收到警告函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租赁合同被终止。

Booking 权力过大？大多数人直接在酒店预订

一项研究重新评估了该平台的市场影响力

法兰克福。关于酒店业中 Booking.com 是否已成为一个能够近乎独断地向旅馆规定佣金条件的主导参与者的长期争论，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西瑞士应用科学大学（HES-SO Valais-Wallis）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预订（即 51.3%）是旅行者直接通过酒店的自有网站、电子邮件或电话进行的。在全欧洲范围内，通过门户网站进行的预订占 29.9%，在德国则为 31.9%；不过，在所有酒店门户网站中，.com 远超其他平台运营商。其余份额则分布在旅行社预订以及作为含机票套餐旅游一部分而销售的客房中。

这项市场调查是由欧洲酒店协会 Hotrec 和多个国家协会委托开展的。尽管直接预订的比例很高，但酒店业的游说者认为，其关于 .com 已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批评得到了证实。研究显示，在欧洲通过酒店门户网站选择的所有客房中，有 66.1% 是在 .com 预订的。根据数据，在德国这一比例为 69.2%。排名第二的 Expedia 在德国的市场份额为 11.1%，而曾使预订平台在德国流行起来的本土竞争对手 HRS 则占 9.9%。

“酒店需要数字化平台，但它们也需要真正的选择自由。日益增长的集中度不能转化为日益增长的依赖，”Hotrec 主席亚历山德罗斯·瓦西利科斯（Alexandros Vassilikos）表示。德国酒店协会 IHA 的总经理托比亚斯·瓦内克（Tobias Warnecke）还认为，欧盟委员会关于 在酒店客房在线中介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评估得到了证实。近期，欧盟法院（EuG）维持了基于这一论据的委员会决定，禁止 收购机票门户网站 Etraveli。瓦内克表示，该研究为此提供了“企业管理层面的对应证明”。

酒店业长期以来抱怨 要求收取高达 15% 或更高过夜价格的佣金，且过去甚至在合同中要求，任何地方提供的条件都不得优于该门户网站。 现在已不得再使用这些所谓的“最优价格条款”。目前，许多酒店正试图通过诉讼索赔，因为这些之前的条款迫使它们采取低价。

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推到了风口浪尖。集团首席执行官格伦·福格尔（Glenn Fogel）今年春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提到，小型酒店能从中受益，因为它们缺乏大型住宿集团的营销能力。他说：“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我们让数百万潜在客户能够找到这些酒店。”此外，他还抱怨客户在 .com 上搜索，之后却在酒店官网预订。该研究并未记录旅行者通过何种途径能获得最便宜的客房。不过，51% 的受访酒店报告称，收取佣金的平台经常或偶尔会低于酒店设定的价格。在五分之四的情况下，住宿方并未同意这些较低的费率。在住宿运营商看来，门户网站简单的预订流程带来了另一个烦恼：酒店直接预订的取消率为 9%，而 预订的取消率则为 19%。tko.

BSH更换首席执行官

家电制造商处于困难时期

慕尼黑。欧洲最大的家电制造商BSH将迎来新任首席执行官。BSH家电有限公司（BSH Hausgeräte GmbH）周三宣布，马蒂亚斯·梅茨（Matthias Metz）将在本月底卸任这家位于慕尼黑的博世子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并离开公司，他在该岗位上任职四年。其继任者来自公司内部：担任销售主管三年多、负责欧洲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鲁道夫·克勒彻（Rudolf Klötscher）将接替梅茨的职位。BSH表示，他“代表了对既定路线的坚定延续”。克勒彻比梅茨大四岁。此前，由于建筑业低迷以及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本土竞争，这家家电制造商受到了影响。

负责中国和北美业务的营销主管亚历山大·多尼（Alexander Dony）也将被更换。此前担任欧洲地区负责人的米尔科·阿克森蒂耶维奇（Mirko Aksentijevic）将接替其进入管理层。克勒彻将负责中国业务和北美地区。BSH正处于困难时期。此前多家工厂曾面临关闭威胁，但随后应被出售给意向买家。在企业职工委员会提交了一套替代方案后，该家电制造商修改了计划。此举旨在保留就业岗位。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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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d><>17.09.< / ><>18.09.< / ><>19.09.< / >< / tr><><>亚琛< / ><>19°< / ><>21°< / >< / ><><>阿尔科纳< / ><>18°< / ><>19°< / >< / ><><>柏林< / ><>20°< / ><>22°< / >< / ><><>不来梅< / ><>18°< / ><>20°< / >< / ><><>布罗肯峰< / ><>9°< / ><>10°< / ><>11°< / >< / ><><>科特布斯< / ><>20°< / ><>21°< / ><>23°< / >< / ><><>库克斯港< / ><>18°< / ><>19°< / >< / ><><>德累斯顿< / ><>19°< / ><>20°< / ><>22°< / >< / ><><>杜塞尔多夫< / ><>19°< / ><>20°< / ><>21°< / >< / ><><>埃尔福特< / ><>21°< / ><>22°< / >< / ><><>埃森< / ><>19°< / ><>20°< / ><>21°< / >< / ><><>费尔德山< / ><>11°< / ><>10°< / ><>13°<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17°< / ><>19°< / >< / ><><>法兰克福< / ><>23°< / ><>24°< / >< / ><><>弗赖堡< / ><>24°< / ><>23°< / ><>25°< / >< / ><><>加米施< / ><>19°< / ><>18°< / ><>21°< / >< / ><><>格赖夫斯瓦尔德< / ><>19°< / ><>20°< / >< / ><><>大阿尔伯山< / ><>10°< / ><>11°< / ><>13°< / >< / ><><>汉堡< / ><>19°< / ><>20°< / >< / ><><>汉诺威< / ><>19°< / ><>20°< / ><>21°< / >< / ><><>黑尔戈兰岛< / ><>18°< / ><>19°< / >< / ><><>霍夫< / ><>18°< / ><>17°< / ><>20°< / >< / ><><>卡勒

Asten< / td><>15°< / ><>15°< / ><>16°< / >< / tr> <>卡尔斯鲁厄< / ><>24°< / ><>22°< / ><>24°< / >< / ><><>卡塞尔< / ><>20°< / ><>21°< / >< / ><><>科隆< / ><>22°< / ><>23°< / >< / ><><>康斯坦茨< / ><>22°< / ><>21°< / ><>23°< / >< / ><><>莱比锡< / ><>21°< / ><>22°< / >< / ><><>吕贝克< / ><>19°< / >< / ><><>马格德堡< / ><>21°< / ><>22°< / >< / ><><>曼海姆< / ><>24°< / ><>22°< / ><>24°< / >< / ><><>慕尼黑< / ><>21°< / ><>20°< / ><>23°< / >< / ><><>诺德奈< / ><>18°< / ><>19°< / >< / ><><>纽伦堡< / ><>21°< / ><>20°< / ><>22°< / >< / ><><>奥伯斯多夫< / ><>19°< / ><>18°< / ><>21°< / >< / ><><>奥斯纳布吕克< / ><>19°< / ><>21°< / ><>22°< / >< / ><><>帕绍< / ><>21°< / ><>23°< / >< / ><><>罗斯托克< / ><>19°< / >< / ><><>萨尔布吕肯< / ><>24°< / ><>23°< / ><>25°< / >< / ><><>斯图加特< / ><>23°< / ><>21°< / ><>24°< / >< / ><><>叙尔特< / ><>18°< / ><>19°< / >< / ><><>特里尔< / ><>23°< / ><>24°< / >< / ><><>楚格峰< / ><>2°< / ><>5°< / >< / ><>< colspan="4">日最高气温预测< / >< / table>

今日预报

今日德国天气

不来梅、下萨克森州、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西北方向有浓密云层，伴有雨或毛毛雨。东北方向起初阳光与云层交替，随后基尔湾附近有少量降雨。最高气温在 18 和 21 度之间。西南至西风，风力中等，沿海地区风力较强，北海地区风力强劲。

预报：

柏林、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阳光与云层交替，云量时多时少，直至傍晚各地均保持干燥。下午气温在 15 和 22 度之间。起初风力中等，阵风时强，随后多为来自西方或西南方向的弱风。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云量时多时少，随后鲁尔区和下莱茵地区有少量降雨。至下午气温升至 16 24 度。西南至西风，风力弱至中等，局部有强阵风。

西北部和极北地区在全天过程中将有阴沉的云层经过，伴有少量雨或毛毛雨。其余地区大多保持干燥。阳光与云层交替，云量时多时少。下午气温在 15 和 25 度之间。伴有西南至西风，风力弱至中等，西北部和沿海地区风力较强，阵风强劲。

生物天气

今天起初人们仍会感到舒适，但在一天之中，身体的负担将逐渐增加。天气敏感者随后会出现头痛和血液循环不适。类风湿和关节炎患者也必须做好准备，疼痛将逐渐加剧。

WetterKontor

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 部分地区天气晴朗，部分地区多云且基本干燥。早晨局部有雾或高雾，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有最后几滴雨。到下午气温将升至 17 到 25 度。南风至西风，风力微弱，个别地区中等。

更多天气信息和数据请访问互联网：www.faz.net

H 高压 T 低压 暖锋 冷锋 混合锋

欧洲城市天气

< / td><>17.09.< / ><>18.09.< / ><>19.09.< / >< / tr><><>阿姆斯特丹< / ><>19°< / ><>21°< / >< / ><><>雅典< / ><>29°< / ><>30°< / >< / ><><>巴塞罗那< / ><>26°< / ><>27°< / >< / ><><>贝尔格莱德< / ><>30°< / ><>28°< / >< / ><><>博尔扎诺< / ><>25°< / ><>27°< / >< / ><><>布鲁塞尔< / ><>19°< / ><>20°< / ><>22°< / >< / ><><>布达佩斯< / ><>23°< / ><>22°< / ><>25°< / >< / ><><>布加勒斯特< / ><>28°< / ><>29°< / ><>31°< / >< / ><><>都柏林< / ><>17°< / ><>18°< / >< / ><><>杜布罗夫尼克< / ><>26°< / ><>27°< / ><>26°< / >< / ><><>赫尔辛基< / ><>15°< / ><>16°< / >< / ><><>伊斯坦布尔< / ><>24°< / ><>23°< / ><>25°< / >< / ><><>基辅< / ><>25°< / ><>22°< / >< / ><><>哥本哈根< / ><>18°< / ><>19°<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8°< / ><>27°< / >< / ><><>里斯本< / ><>29°< / ><>30°< / ><>33°< / >< / ><><>卢布尔雅那< / ><>18°< / ><>21°< / >< / ><><>伦敦< / ><>22°< / ><>21°< / ><>23°< / >< / ><><>马德里< / ><>27°< / ><>28°< / ><>29°< / >< / table>

17.09. 18.09. 19.09. 非洲城市天气

<><>< / ><>17.09.< / ><>18.09.< / ><>19.09.< / >< / ><><>米兰< / ><>26°< / ><>25°< / ><>26°< / >< / ><><>马拉加< / ><>28°< / >< / ><><>马略卡岛< / ><>28°< / ><>29°< / >< / ><><>莫斯科< / ><>21°< / ><>20°< / >< / ><><>那不勒斯< / ><>29°< / ><>28°< / ><>29°< / >< / ><><>尼斯< / ><>26°< / >< / ><><>奥斯陆< / ><>16°< / >< / ><><>巴勒莫< / ><>29°< / >< / ><><>巴黎< / ><>23°< / ><>25°< / >< / ><><>布拉格< / ><>20°< / ><>21°< / ><>22°< / >< / ><><>里加< / ><>18°< / ><>19°< / ><>18°< / >< / ><><>罗马< / ><>30°< / ><>28°< / ><>29°< / >< / ><><>索非亚< / ><>27°< / ><>28°< / ><>29°< / >< / ><><>斯德哥尔摩< / ><>17°< / ><>18°< / ><>17°< / >< / ><><>圣彼得堡< / ><>15°< / ><>17°< / ><>16°< / >< / ><><>威尼斯< / ><>24°< / ><>25°< / >< / ><><>华沙< / ><>18°< / ><>22°< / >< / ><><>维也纳< / ><>20°< / ><>21°< / ><>24°< / >< / ><><>苏黎世< / ><>22°< / ><>21°< / ><>22°< / >< / table>

<><>阿克拉< / ><>25°< / ><>24°< / >< / ><><>阿尔及尔< / ><>30°< / ><>28°< / >< / ><><>卡萨布兰卡< / ><>26°< / ><>27°< / >< / ><><>约翰内斯堡< / ><>27°< / ><>22°< / >< / ><><>开罗< / ><>39°< / ><>33°< / >< / ><><>开普敦< / ><>20°< / ><>22°< / ><>23°< / >< / table>

北美城市天气

芝加哥< / td><>25°< / ><>24°< / ><>28°< / >< / tr><><>洛杉矶< / ><>27°< / ><>28°< / >< / ><><>迈阿密< / ><>32°< / ><>33°< / ><>34°< / >< / ><><>蒙特利尔< / ><>20°< / ><>17°< / ><>14°< / >< / ><><>纽约< / ><>30°< / ><>28°< / ><>19°< / >< / ><><>温哥华< / ><>25°< / ><>23°< / >< / table>

<>< colspan="4">拉丁美洲城市天气<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25°< / ><>24°< / ><>25°< / >< / ><><>加拉加斯< / ><>33°< / ><>34°< / >< / ><><>利马< / ><>24°< / ><>23°< / >< / ><><>墨西哥城< / ><>21°< / >< / ><><>里约热内卢< / ><>24°< / ><>23°< / ><>26°< / >< / ><><>圣地亚哥< / ><>24°< / ><>25°< / ><>24°< / >< / table>

中东城市天气

<><>安卡拉< / ><>21°< / ><>24°< / >< / ><><>安塔利亚< / ><>29°< / ><>30°< / ><>32°< / >< / ><><>巴格达< / ><>42°< / ><>44°< / ><>41°< / >< / ><><>迪拜< / ><>43°< / ><>44°< / ><>45°< / >< / ><><>利雅得< / ><>40°< / ><>41°< / ><>42°< / >< / table>

亚洲城市天气

<><>曼谷< / ><>32°< / ><>33°< / ><>31°< / >< / ><><>香港< / ><>30°< / ><>31°< / >< / ><><>上海< / ><>26°< / ><>27°< / >< / ><><>新德里< / ><>34°< / ><>33°< / ><>34°< / >< / ><><>北京< / ><>33°< / ><>29°< / ><>28°< / >< / ><><>首尔< / ><>26°< / ><>29°< / >< / ><><>东京< / ><>22°< / ><>24°< / >< / table>

<>< colspan="4">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 >< / ><><>奥克兰< / ><>17°< / ><>15°< / ><>17°< / >< / ><><>墨尔本< / ><>15°< / ><>20°< / ><>21°< / >< / ><><>悉尼< / ><>19°< / ><>26°< / ><>30°< / >< / table>

特殊天气事件 根据哥白尼（Copernicus）的说法，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北半球夏季）与2024年并列为迄今为止全球最温暖的时期。

“工业的可预见性几乎已不复存在”

传统企业大陆集团（Continental）经历了很多变革。新任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科茨（Christian Kötz）在首次采访中谈到了德国基地的难题、高昂的燃油价格以及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市场的增长。

聚焦轮胎： 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科茨， 于汉诺威总部 照片：Daniel Pilar

科茨先生，大陆集团是一家德国传统企业，但您最大的轮胎工厂早已设在其他地方，比如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或葡萄牙。在德国还能进行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吗？我们在德国的科尔巴赫（Korbach）进行生产，并且计划继续这样做。但必须承认，在德国制造每一种产品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在科尔巴赫，除了大量生产乘用车轮胎外，我们还能生产非常特定的少量产品，例如用于特殊应用的超高性能轮胎。或者我们的两轮车和赛车轮胎，例如环法冠军塔代伊·波加查（Tadej Pogačar）所使用的轮胎。相比之下，在大众市场领域则变得越来越困难。

国内的轮胎制造商已大幅缩减规模，主要是因为高昂的工资和能源成本。您的竞争对手米其林（Michelin）和固特异（Goodyear）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关闭潮。大陆集团早在几年前就关闭了亚琛（Aachen）的工厂。

如果将工厂关闭仅仅归结为成本，那就太片面了。西欧的许多旧基地位于建筑密集区，几乎没有扩张空间。我们很早就采用了标准化的“超级工厂”（Megaplants），这些工厂凭借规模实现高效，同时能灵活应对需求波动。在亚琛已无法实现这一点，因为我们那里的基地无法增长。而在科尔巴赫，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当然，成本仍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对于消费者来说，高昂的燃油价格尤其令人恼火。现在联邦政府打算再次干预。汽油价格上涨是否影响了您的业务？

汽车市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由于高汽油价格，电动汽车变得更具吸引力。但对于我们的轮胎来说，汽车的驱动方式没有区别。它们同样能改善内燃机车和电动车的滚动阻力，特别是能帮助车队运营商降低燃油消耗，从而降低成本。这一点不容低估，毕竟滚动阻力影响了 20 到 30 Prozent 的燃油消耗。但同样明确的是：任何推高通胀的因素对经济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

另一方面，德国选择党（AfD）目前的选举成功增加了政治压力，导致一些不受欢迎的改革被撤回。您对联邦政府有什么期待？

目前的改革议程只能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能够可持续确保竞争力的改革。这包括社会保障缴款以及当然还有能源成本。我们尝试自行采取对策：在科尔巴赫，我们投资了一个风电场，未来将在那里自行生产约三分之二的所需能源。另一个因素是行政和官僚成本。相关支出每天都在增加。但这更多是一个欧洲层面的议题，而非纯粹的德国问题。

抱怨欧盟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国民运动。但监管往往有其正当理由。

这没错，但很多事情被不必要地复杂化了。就拿包装条例来说，人们对其提出很多批评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计划中关于保护森林（尤其是热带雨林）的监管规定：这对我们作为轮胎制造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像天然橡胶这样的原材料，未来需要确保不会为此砍伐新的森林。我们支持这一点，但该监管在执行层面仍有改进空间。此外，欧盟多次推迟其引入时间。然而，基于对其宣布的生效日期的预期，我们已经与供应商商定好了一切，并投资了超过1亿欧元，其中部分用于相应的工具和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的可预见性几乎不复存在。

欧洲汽车工业正陷入危机。这对像大陆集团（Continental）这样的供应商影响有多大？

在资本市场上，我们总是被归入汽车工业这一类。这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们作为纯轮胎制造商的新定位中，我们更倾向于属于消费品业务。我们的销售并不主要取决于汽车工业的销量。因为我们每赚到四个欧元中就有三个来自售后替换市场，而非新车的原装配套。只要人们还在使用车辆，就需要轮胎。因此，我们的业务与交通量挂钩，而非与经济周期挂钩。这是我们的结构性优势，也让我们的业务如此具有韧性。

但您同样面临来自远东廉价竞争对手的压力。欧盟刚刚对来自中国的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轮胎实施了反倾销税。

原则上我们需要公平的竞争条件。但必须区分开来：作为轮胎制造商，我们在高端细分市场具有强势地位。在那里，决定因素不是最低价格，而是最佳的整体方案。相比之下，许多中国竞争对手活跃在廉价细分市场。至于汽车市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扩张对大陆集团来说是一个机遇。这些企业对质量、技术和可持续性提出了很高要求。因此，许多目前出口到欧洲的中国产车辆都配备了大陆轮胎。例如在比亚迪（BYD）以及许多其他中国品牌中，我们的产品已经非常普及。如果这些制造商现在进军其他地区，例如东南亚，我们也将从中获益。因此，我们也在继续扩大在亚洲的产能。

传统企业大陆集团长期以来是一家也生产电子和机电产品的供应商。现在您是一家纯轮胎制造商。这使得哪些以前无法实现的事情变得可能？

没错，我们正在重新定位。然而，只有当我们完成工业产品部门 Contitech 的出售，即完成所谓的“交割”（Closing）时，转型才算完全结束。我们预计最早在年底完成。我们坚信，作为纯轮胎制造商，我们能更好地专注于我们最擅长的领域。同时，与一个复杂的集团相比，我们能够做出更快速的决策，并能更好地应对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的所谓“变革狂潮”。这一直是所有考量的出发点，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积极的效果。

在我们就此进行采访的汉诺威，大陆集团几年前才搬入新总部。您能否理解，有些人会将集团现在被削减至仅剩轮胎业务视为一种损失？

我能理解这一点，即便从我们作为雇主的角度来看：对于许多员工来说，是在一家拥有超过 200.000 或 56.000 名员工的企业工作，是有区别的。人们直觉上往往将规模视为安全感。但对我们而言：适应能力比规模更重要。与此同时，资本市场非常清晰地表明，重新定位创造了价值：两年前，当时作为整体的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在股市上的市值约为 108 亿欧元。而今天，大陆集团与分拆出的技术部门 Aumovio 的合计估值约为 170 亿欧元。

全球轮胎市场分布相当均匀。尤其在高端领域，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和大陆集团占据主导地位。收购对您来说是一个选项吗？

收购一直是大陆集团增长战略的一部分。一些轮胎厂——例如在葡萄牙、斯洛伐克或捷克共和国——是通过收购当地制造商而并入我们的。只要在财务上具有合理性且能在内容上推动我们前进，收购原则上仍然是一个选项。例如，我认为特种轮胎业务或我们在亚洲的市场存在就属于此类。我们为此提供的财务实力未来将会增强。我们正在降低债务，并且每年在支付利息和税款后可产生约 10 亿欧元的自由现金流。如果轮胎行业发生整合，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动用数十亿欧元进行收购。

您现在也想在美洲发力。但特朗普在那里的保护主义造成了许多不确定性。您打算如何扩大市场份额？除亚洲外，北美是我们认为增长机会最大的市场。我们在美国拥有三家轮胎厂，在墨西哥拥有一家。这使我们能够将当地销售的大部分产品在本地生产，从而避免受到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打击。在卡车轮胎方面，我们的美国业务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即所有产品均在当地生产；在乘用车轮胎方面，目前的本地化比例约为 40 到 50 百分比。我们现在希望更好地利用并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尤其在皮卡和大尺寸 SUV 领域看到了很多机会。您知道这类汽车在美洲有多受欢迎，而我们在该细分市场的代表性仍然明显不足。

除了美国关税和中国的变革，供应安全也是工业界的一个重大议题。轮胎涉及许多不同的原材料。您如何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我们每年采购价值约 40 亿欧元的原材料。将其与我们 140 亿欧元的营业额相比，很快就能明白这个议题的重要性。目前，油价是主要的成本驱动因素，因为许多轮胎原材料是基于石油的中间产品。我们尝试通过更长期的供应合同来进行对冲管理。过去几年的危机还表明，多样化的采购来源至关重要。例如，自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我们不再从那里采购工业炭黑——一种对轮胎生产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而是从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采购。

战争使欧洲对自身防御能力的关注度提高。军工企业现在会成为大陆集团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吗？

是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且在增长的细分市场。我们看到了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向军用车辆制造商销售轮胎，我们正与主要企业保持联系，且已有业务在洽谈中；二是直接向联邦国防军等客户提供更换用轮胎。我们目前正通过这两条路径扩大业务。这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互补的支撑点。不过，我们也必须现实地看待：国防工业对我们的重要程度永远不会超过我们营业额中个位数的小百分比。

人物简介

达克斯（Dax）成分股公司大陆集团（Continental）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多次战略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新任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克茨（Christian Kötz）几乎像是一个稳定之锚：他来自该地区，且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该公司度过。克茨出生于布伦瑞克，在布伦瑞克和哥本哈根学习，随后在大陆集团担任销售和产品开发方面的初步职务。他进入董事会已有七年，随着时任集团首席执行官尼古拉·塞策（Nikolai Setzer）在年初离职，这位轮胎专家克茨很快被确定为继任者。如今，大陆集团将自己定位为纯粹的轮胎制造商——这标志着该公司回归其根源。该公司于1871年成立，原名为“Continental-Caoutchouc- und Gutta-Percha Compagnie”，总部位于汉诺威。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驱动技术、电子、传感器和软件业务已分步剥离。由此，大陆集团规模有所缩小，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更高灵活性的期待。该公司此前拥有超过200,000名员工，而很快将减少至近60,000人。现年56岁的工业工程师克茨育有三个孩子，居住在汉诺威，几乎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最后，让我们再次谈谈您的股东。即使在分拆之后，舍弗勒（Schaeffler）家族依然是您最重要的股东。由于舍弗勒股份公司（Schaeffler AG）的电子与机械业务与大陆集团的轮胎业务之间不再有交集，该家族是否会在某个时刻退出？我不能代表我们的股东发言。但从基本面来看，我观察到目前许多长期导向的投资者正在新进入大陆集团。因为我们提供回报的可靠程度就像我们的轮胎一样。对于某些投资者来说，这可能不如之前的架构那样令人兴奋——当时我们将轮胎、软件、电子、传感器和驱动技术整合在同一个屋檐下，规模也大得多。但作为回报，我们现在在投资组合中是一个非常可靠且具有韧性的吸引力股息股。

提问者：克里斯蒂安·缪根斯（Christian Müßgens）。

不要抱有幻想

作者：马克西米利安·萨克塞 (Maximilian Sachse)

卡斯滕·维尔德伯格（Karsten Wildberger，CDU）不想错过加拿大竞争对手 Cohere 收购德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leph Alpha 的签约仪式。这位德国数字化部长在推动这笔交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希望这家现在的加德人工智能公司能成为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的真正替代方案。毫无疑问，德国企业和政府部门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人工智能，这一点至关重要。今年 6 月，美国政府曾一度对 Anthropic 公司的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实施出口禁令。这表明欧洲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是多么容易被要挟。Cohere 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方案。更多的供应和竞争对人工智能市场没有坏处。但人们在抱有过高期望时仍应保持谨慎。此前人们对 Aleph Alpha 也有过类似的期望，该公司曾被媒体和政治家誉为“欧洲的 OpenAI”。这家海德堡初创公司旨在开发顶尖水平的欧洲人工智能模型的雄心，一直是一场胜率极低的豪赌。在海德堡，人们试图用极少的资源去复制美国行业领导者通过数十亿投资所建立的体系。这失败了——不仅是因为资金匮乏，还因为管理层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且分散了精力。

现在，虽然他们拥有了 Cohere 这样一个规模明显更大、能获得更多计算能力（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货币）的所有者。但与美国竞争对手相比，Cohere 仍然非常渺小。而且在替代方案中也存在竞争。一方面是法国公司 Mistral。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尝试使用开放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在本地服务器上运行。在保持应有谨慎的前提下，这同样可以成为打破美国主导地位的替代方案。毫无疑问，Cohere 希望通过收购 Aleph Alpha 获得德国政府的订单。但该公司必须在技术和经济上通过优质的产品来赢得认可。数字化部长的青睐不应在其中发挥作用。

Waymo 出租车获保险承保

慕尼黑。安联保险（Allianz）希望在 Waymo 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进入欧洲市场时，为其提供保险及服务支持。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保险集团周三宣布，将通过其子公司安联伙伴（Allianz Partners）为该机器人出租车车队提供保险并处理理赔。双方还计划提供进一步的服务，例如车辆救援。此外，安联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这家子公司将共同研究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性、理赔趋势及风险。据《商报》（Handelsblatt）报道，此次合作初步计划为期三年。

自动驾驶对保险业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长期以来，关于制造商在机器人出租车发生事故时应承担多少责任一直存在争议。虽然这类车辆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减少，但理赔成本可能会大幅增加。“自动驾驶出行和人工智能将是未来几年塑造我们行业的最重大变革之一，”安联伙伴负责人托马斯·昆兹曼（Tomas Kunzmann）表示。关键在于始终给乘客一种安全感。

Waymo 在 8 月底宣布，将在慕尼黑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这将是其向欧洲扩张的第一步。商业运营预计将于 2027 年底开始，测试行驶计划在秋季进行。大众子公司 Moia 正在汉堡测试其机器人出租车。路透社

不仅汽油价格异常高昂，取暖油的价格也达到了久违的高位：互联网平台 Heizoe124 周三报告的价格为每 100 升 177.86 欧元，该平台由 500 家油商报告价格。这是自 2022 年乌克兰战争初期以来的最高值。现在正值天文意义上的秋分将至，随之而来的是寒冷的季节。油商报告称，对取暖油的需求明显上升。但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问题在于：现在应该顶着高价购买取暖油，还是继续等待？

没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的取暖油价格。对该行业有深入研究的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预计，到年底布伦特原油价格将为每桶（159 升）85 美元，这远低于目前的 107 美元。石油分析师的中位数预测甚至认为第四季度的价格仅为 80.50 美元。

这可能意味着取暖油价格将再次有所下降，但这并非绝对。“取暖油价格在今年接下来的走势很难预测，”能源比较平台 Verivox 的伦德奎斯特·诺伊鲍尔（Lundquist Neubauer）表示：“进一步的价格走势与其说是取决于季节性因素，不如说更多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发展。”

位于斯图加特的巴登-符腾堡州消费者协会能源专家马蒂亚斯·鲍尔（Matthias Bauer）因此建议采取由三个要素组成的策略：如果条件允许就等待，否则仅购买部分数量；明年尽可能在 7 月前买齐；从中长期来看，更换油暖系统。

鲍尔表示，以前他总是建议在学校暑假结束前购买取暖油。但两三年前起，这个规律就不再适用。不过目前的形势极其极端：在 2025 / 2026 年，人们已经习惯了每 100 升 100 欧元的价位，但超过 150 欧元则过于剧烈。

这位消费者协会专家认为，消费者应首先检查订购的紧迫程度。当取暖油箱的油位降至 20% 时，应当订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消费者协会的伊里斯·维罗妮卡·雷斯特雷波·洛佩斯（Iris Veronica Restrepo Lopez）指出，必须考虑到随着取暖季的开始，等待时间将会增加。鲍尔还警告说，在圣诞节前后，可能很难找到愿意配送的供应商。

“不需要购买的人应该观察价格，”鲍尔建议道。即便地缘政治局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总会有价格较低的阶段：“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价格可能不会大幅下降，如果下降的话，那更像是一种侥幸。”无论如何，消费者不应低估目前到期的取暖油账单。去年填充一个 3000 升油罐可能需要支付 3000 欧元，而现在可能需要 4500 欧元，甚至目前可能超过 5000 欧元。鲍尔表示：“这绝不是随手就能从零钱袋里掏出来的钱。”

如果想利用期间的价格低谷，在向油商订购时应立即锁定当日价格。此外，集体订购也是一种压低价格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存在责任风险

取暖油交付：账单金额明显高于去年。

现在应该购买冬季取暖油吗？

目前价格处于高位。关于消费者现在如何采取最佳行动的建议。作者：克里斯蒂安·西登比德尔（Christian Siedenbiedel），法兰克福

承担：如果发生冲突，谁来为集体订购买单？但在“好邻居”之间，这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利用节能机会当然也是有意义的。鲍尔（Bauer）表示：“如果将暖气温度降低一度，可以节省6%的能源。”地下室的隔热有时也能提供节能空间，此外还有管道的隔热。在他看来，从中长期来看，更换燃油加热系统基本上是必要的。汉堡消费者中心对此指出，许多加热系统的设置不正确，这里仍有节能潜力；消费者如有需要，该中心可提供咨询。

鲍尔表示，绝不能现在就让油罐完全空掉：“这可能会带来风险。”萨克森消费者中心的洛伦茨·比克莱因（Lorenz Bücklein）也认为，在隆冬时节面对空油罐的风险，要比每升多花几个分钱更大。

取暖油

德国平均价格，每100升多少欧元

来源：heizoel24.de / F.A.Z.图表：helf.

人们不必将油罐完全填满。一个好的策略是订购部分数量。例如，可以确保储备足够支撑到新年，以免在竞争尤为激烈的时期再次订购。

比较门户网站 Heizoel24 的实践报告显示，目前订购量确实在增加，但订购数量较小。Heizoel24 的负责人奥利弗·克拉普舒斯（Oliver Klapschus）表示：“这也会是我的策略：在储备不足时购买1000升，然后期待12月或1月的价格好转。如果在此之前价格下降，随时可以再次加油。”

消费者中心警告消费者，要小心不要陷入互联网上的取暖油虚假商店。鲍尔表示，他最近收到了11起发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此类案例报告。例如，一家可疑供应商劫持了斯图加特地区一家区域性油商的网站；不过该问题目前已得到解决。

这位消费者保护人士表示，有三个迹象应让人对虚假商店产生怀疑。第一，如果油价太便宜。“目前不可能出现100升仅售120欧元的情况。”第二，如果要求预付款。绝对不要这样做。第三，查看网站的法律声明（Impressum）会有所帮助：如果一家看似区域性的取暖油供应商的服务器不在德国，就应该产生怀疑。此外，如果账单上的 IBAN 账号不是以 DE 开头，至少需要更仔细地检查。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千万不要碰！

Revolut 将目光转向瑞士

苏黎世。英国数字银行 Revolut 计划通过申请独立牌照并投入数百万资金，扩大其在利润丰厚的瑞士市场的业务。 表示，该公司已向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申请银行牌照。通过此举， 希望为瑞士客户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包括薪资账户、接入瑞士存款保障计划以及本地 IBAN 账号。 销售主管大卫·蒂拉多（David Tirado）表示，瑞士将成为 在英国、立陶宛和法国之后，在欧洲运营的第四家独立银行。“这反映了我们对该市场的重视程度。”

此前，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在瑞士的业务受到限制，无法提供薪资账户以及以法郎计价的投资账户。尽管如此，根据 自身提供的数据，其在瑞士拥有超过 130 万名客户，是该国领先的数字银行。蒂拉多表示，这相当于约 24% 的市场渗透率。“我们预计在两到三年内，这一数字将突破 40%。”

目前， 在瑞士和德国是通过在立陶宛注册的 Bank UAB 开展业务的。路透社

英国通胀率与债券利率上升

物价上涨率攀升至 3.1% / 但央行暂时可能还不会提高利率

伦敦。在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下，英国 8 月的物价上涨率从 2.9% 上升至 3.1%。国家统计局（ÖNS）周三公布了这一数据。本周四，央行将就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方向进行投票。英国境内较高的通胀率可能会增加英格兰银行（BoE）面临的压力。但经济学家目前预计还不会加息。普遍预期货币政策制定者将暂时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与欧洲中央银行在 6 月和 9 月将利率提高至目前的 2.5% 不同，伦敦的央行迄今为止尚未调整利率。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压力可能会变得过大。“如果能源价格保持高位，那么其他央行的加息举措和市场预期可能会迫使英格兰银行在 11 月采取加息步骤，”伦敦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 Bank）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威沙特（Andrew Wishart）认为。价格上涨对于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领导的工党政府也不利，因为他已将打击过高的生活成本作为其核心目标。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预测，英国的通胀率在年底前将攀升至接近 4% 的水平。德意志银行英国首席经济学家桑杰·拉贾（Sanjay Raja）表示：“加息的可能性近期有所增加。”

目前，主要是油价推高了英国的生活成本。以行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为首的央行官员正担忧地观察上涨的能源价格是否会引发更广泛的物价上涨浪潮。拉贾认为：“服务价格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生活成本的压力正在增强。”不过，工资增长有放缓迹象：由于劳动力市场恶化，近期工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财政大臣约翰·希利（John Healey）在谈到通胀数据时表示：“中东战争对全球通胀产生了影响，而不仅仅是我们这里。我们在账单、每周购物以及加油站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政府已“尽早采取措施以帮助家庭并为企业提供喘息之机”。这意味着伯纳姆政府在 7 月暂停了电费账单的增值税。此外，例如针对酒吧的税收也略有降低。

英格兰银行：央行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 照片 EPA

经济学家评估认为，国家预算的空间已大幅缩减。希利必须在 10 月 29 日提交其 2027 财年的首份预算案。观察人士估计，财政大臣必须通过削减开支或提高税收筹集约 100 亿英镑，以填补预算缺口。

对财政大臣希利而言，尤为棘手的是国债利率的上升。十年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 5.3% 以上，达到了 200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三十年期债券收益率更是超过 5.9%，达到了 199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一数值通常明显较低。

十年期德国联邦债券收益率近期上涨至 3,5% 以上，意大利债券收益率升至 4,4%，法国债券收益率升至 4,5%。英国的债务规模接近 3 万亿英镑（3.5 万亿欧元），每年为此支付的利息已超过 1000 亿英镑。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在谈到收益率上升时表示：“这意味着在下个月的预算中，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ppl.

昂贵的取暖油

作者：克里斯蒂安·西登比德尔 (Christian Siedenbiedel)

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出现取暖油实物短缺的可能性较低。但价格却大幅上涨，最近已达到每 100 升 177,86 欧元。夏季期间，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汽油上，尤其是汽油价格在加油站的显示屏上实时滚动。这可能导致许多人至今低估了取暖问题。德国仍有近 19% 的家庭使用燃油取暖，一旦他们现在重新订购燃料，就会感受到明显的涨价。这将变得非常昂贵。

对于约 56% 使用燃气取暖的家庭来说，价格上涨往往具有滞后性。此外，取消天然气储气库附加费最初带来了一定的缓解。起初，只有天然气的批发价格和新客户价格大幅上涨，部分甚至创下纪录。但随后，大多数家庭也受到了影响。通常在合同保证期结束后，价格会出现跳跃式上涨。

从中长期来看，许多家庭恐怕无法避免更换旧取暖设备的局面。但短期内，节约可能再次成为主旋律。或许有些人还记得 2022, 年能源危机期间的讨论：是否应该穿着羽绒服在客厅里看《犯罪现场》（Tatort）。至少在注重成本的家庭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出现。

Baywa 重组取得进展

慕尼黑。Baywa 股份公司的重组需要一项 1 亿欧元的混合债券认购者做出重大让步。根据新的重组协议，他们只能收回 2% 的资本，且必须放弃利息。这家农业集团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外，据 称，第二次财务重组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 268 位债权人中，有 267 位原则上同意重组计划中规定的放弃约 15 亿欧元的方案。

在 2024 年因采取信贷融资的扩张路线而陷入破产边缘。在长期任职的首席执行官克劳斯·约瑟夫·卢茨（Klaus Josef Lutz）领导下， 扩大了可再生能源业务，通过收购积累了近 60 亿欧元的债务。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公园业务出现新困难，第一套重组计划失败了。第二套重组计划为董事会争取了额外两年的时间。今年 6 月，大股东——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合作银行的投资公司——已同意将其合计约 67% 的 股份转移给一名受托人。

股市

< / td><>15.9.26< / ><>16.9.26< / >< / tr><><>F.A.Z.指数< / ><>3300,75< / ><>3308,49< / >< / ><><>Dax< / ><>25402,28< / ><>25485,52< / >< / ><><>M-Dax< / ><>31135,75< / ><>31298,96< / >< / ><><>Tec-Dax< / ><>3976,62< / ><>3982,86< / >< / ><><>Euro Stoxx 50< / ><>6236,50< / ><>6256,66< / >< / ><><>F.A.Z.欧元指数< / ><>225,78< / ><>226,52< / >< / ><><>道琼斯指数< / ><>52093,11< / ><>51963,79< / >< / ><><>纳斯达克指数< / ><>25981,57< / ><>26128,02< / >< / ><><>联邦债券期货< / ><>120,25< / ><>120,36< / >< / ><><>法兰克福活期存款利率< / ><>-< / ><>2,45 %< / >< / ><><>10年期联邦债券收益率< / ><>3,53 %< / ><>3,55 %< / >< / ><><>F.A.Z. 10年期养老金收益率< / ><>3,44 %< / >< /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 ><>4,99 %< / ><>5,01 %<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4293,52< / ><>4337,55< / >< / ><><>原油 (伦敦 $ / 桶)< / ><>108,48< / ><>107,37< / >< / ><><>1 欧元兑美元< / ><>1,1539< / ><>1,1537< / >< / ><><>1 欧元兑英镑< / ><>0,8558< / ><>0,8574< / >< / ><><>1 欧元兑瑞士法郎< / ><>0,9441< / ><>0,9449< / >< / ><><>1 欧元兑日元< / ><>178,86< / ><>178,88< / >< / table>

所有数值截至：16:13

分析师对苹果新款 iPhone 持怀疑态度

苹果推出首款折叠屏智能手机——售价至少 2299 欧元。专家意见分歧。作者：Susanne Klöpfer，法兰克福

苹果公司上周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智能手机 iPhone Duo，定价高达 2299 至 3799 欧元。折叠后，其尺寸与护照相当。展开后，屏幕尺寸几乎达到 iPad Mini 的大小；据称，在这种状态下，它是该集团迄今为止最薄的 iPhone。该集团自 9 月初起由 John Ternus 领导。折叠屏手机并非全球技术首创，三星早在 2019 年就推出了其版本，华为和谷歌也提供此类设备。

虽然折叠屏手机市场目前规模较小，但增长强劲。众多制造商正涌入这一利基市场，因为他们希望凭借相对较高的售价来提高利润率。由于存储芯片等组件价格迅速上涨，利润率此前一直承压。

分析师对苹果股票的增长前景

仍未完全信服：根据金融信息服务商彭博（Bloomberg）的数据，55 位分析师中 32 位建议买入该股票，17 位建议持有，6 位建议卖出。相对于 332,27 美元的股价，平均 12 个月目标价为 332,45 美元。苹果股票在过去 12 个月中上涨了约 40%。

备受期待：2026 年 9 月 9 日在库比蒂诺的史蒂夫·乔布斯剧院（Steve Jobs Theatre）发布会上亮相的折叠屏 iPhone Duo 照片：AFP

来源：Bloomberg / F.A.Z.-Grafik: rstm.

摩根大通（J.P. Morgan）分析师 Samik Chatterjee 写道，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价格上涨是一次平衡行动。苹果虽然可以通过此举转嫁上涨的存储成本，但同时必须保护需求。租赁方案、移动运营商的高额折抵金以及苹果自身的回收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许多客户的每月支出保持稳定。因此，Chatterjee 认为价格决策“有利于正向的销量周期”，并将该股评级为“增持”（Overweight），目标价为 340 美元。

瑞士联合银行（UBS）对折叠屏 iPhone Duo 持更为谨慎的态度。需求最初可能主要来自现有的苹果客户：“Duo 不太可能吸引用户从其他品牌转换而来，”分析师 David Vogt 写道。与此同时，该银行预计上市初期销量强劲，将超过 500 万台，并将该股评级为“中立”（Neutral），目标价为 296 美元。

Phillip Securities Research 的 Helena Wang 则更为怀疑。尽管她预计折叠屏 iPhone Duo 将有强劲需求，但这主要是因为其新颖性。

F.A.Z. 金融播客

我们探讨金钱。在《金融与房地产》播客中，我们每周二讨论资产、养老保障和市场。

faz.net / finanzen-podcast

不过她写道，面对日益高涨的价格，需求的持续性仍有待观察。虽然苹果可以通过 Duo 提高其平均售价和产品组合，但“人工智能仍然是苹果投资逻辑中较弱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证据表明 Apple Intelligence 能显著推动设备升级”。因此，王维持其“减持”评级，目标价为 300 美元。

除了更新版本的数字助手 Siri 外，该集团还展示了针对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的特殊功能。它们能够实时翻译外语，而手表则能分析身体数据并提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由于缺乏批准且存在监管障碍，这些功能暂时在中国和欧盟无法使用。

分析师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认为在第一款 iPhone问世近 20 年后，苹果可以通过这款折叠屏智能手机创造一个新的营收增长点。但他们对于这是否会产生额外的业务，还是仅仅是现有客户从其他型号切换而来，仍持有分歧。

股票市场

最低< / td>< rowspan="2">52 周对比< / >< ="2">最高< / >< ="2">总市值（百万欧元）< / >< ="2">15.9.26 收盘< / >< ="2">16.9.26 15.56 h< / >< colspan="2">Xetra 涨跌幅 % 自< / >< ="2">股息 - 收益率< / >< / tr><><>15.9.< / ><>30.12.25< / >< / ><><>< / ><>< / ><>Dax< / ><>25402.28< / ><>25516,58< / ><>+0,4< / ><>+4,2< / ><>< / >< / ><><>< / ><>< / ><>Adidas ▲< / ><>141,90< / ><>144,25< / ><>+1,7< / ><>-14,7< / ><> $2,80^{1x}$ 1,94< / >< / ><><>< / ><>< / ><>Airbus SE (NL) ▲▼< / ><>195,08< / ><>196,88< / ><>+0,9< / ><>-0,6< / ><> $3,20^{1x}$ 1,63< / >< / ><><>< / ><>< / ><>Allianz SE ▲▼< / ><>444,60< / ><>447,60< / ><>+0,7< / ><>+14,6< / ><> $17,10^{1x}$ 3,82< / >< / ><><>< / ><>< / ><>BASF SE ▲< / ><>51,84< / ><>52,23< / ><>+0,8< / ><>+17,6< / ><> $2,25^{1x}$ 4,31< / >< / ><><>< / ><>< / ><>Bayer ▲< / ><>48,71< / ><>48,77< / ><>+0,1< / ><>+31,8< / ><> $0,11^{1x}$ 0,23< / >< / ><><>< / ><>< / ><>Beiersdorf< / ><>74,50< / ><>74,78< / ><>+0,4< / ><>-20,2< / ><> $1,00^{1x}$ 1,34< / >< / ><><>< / ><>< / ><>BMW St. ▲< / ><>62,86< / ><>62,36< / ><>-0,8< / ><>-33,0< / ><> $4,40^{1x}$ 7,06< / >< / ><><>< / ><>< / ><>Brenntag SE< / ><>60,70< / ><>61,40< / ><>+1,2< / ><>+23,9< / ><> $1,90^{1x}$ 3,09< / >< / ><><>< / ><>< / ><>Commerzbank< / ><>42,47< / ><>41,66< / ><>-1,9< / ><>+15,4< / ><> $1,10^{1x}$ 2,64< / >< / ><><>< / ><>< / ><>Continental< / ><>68,56< / ><>70,02< / ><>+2,1< / ><>+3,0< / ><> $2,70^{1x}$ 3,86< / >< / ><><>< / ><>< / ><>Daimler Truck Hldg.< / ><>43,24< / ><>43,77< / ><>+1,2< / ><>+17,3< / ><> $1,90^{1x}$ 4,34< / >< / ><><>< / ><>< / ><>Deutsche Bank ▲< / ><>33,34< / ><>+0,0< / ><>+0,7< / ><> $1,00^{1x}$ 3,00< / >< / ><><>< / ><>< / ><>Deutsche Börse ▲< / ><>277,40< / ><>277,00< / ><>-0,1< / ><>+23,8< / ><> $4,20^{1x}$ 1,52< / >< / ><><>< / ><>< / ><>Deutsche Telekom ▲▲▼< / ><>28,90< / ><>28,91< / ><>±0,0< / ><>+4,5< / ><> $1,00^{1x}$ 3,46< / >< / ><><>< / ><>< / ><>DHL ▲< / ><>55,80< / ><>56,02< / ><>+0,4< / ><>+19,9< / ><> $1,90^{1x}$ 3,39< / >< / ><><>< / ><>< / ><>E.ON< / >< / table>

[...OMITTED...]

SE< / td> 17,39< / ><>17,63< / ><>+1,4< / ><>+9,3< / ><> $0,57^{1x}$ 3,23< / >< / tr> <>< / ><>< / ><>Fresenius M. C.< / ><>39,78< / ><>40,02< / ><>+0,6< / ><>-1,8< / ><> $1,49^{1x}$ 3,72< / >< / ><><>< / ><>< / ><>Fresenius SE< / ><>45,39< / ><>46,23< / ><>+1,9< / ><>-5,6< / ><> $0,00^{1x}$ 0,00< / >< / ><><>< / ><>< / ><>GEA Group< / ><>64,35< / ><>64,85< / ><>+0,8< / ><>+12,2< / ><> $1,30^{1x}$ 2,00< / >< / ><><>< / ><>< / ><>Hannover Rück SE< / ><>255,40< / ><>255,20< / ><>-0,1< / ><>-4,1< / ><> $12,50^{1x}$ 4,90< / >< / ><><>< / ><>< / ><>Heidelberg Materials< / ><>149,05< / ><>149,50< / ><>+0,3< / ><>-33,0< / ><> $3,60^{1x}$ 2,41< / >< / ><><>< / ><>< / ><>Henkel

Vz.< / ><>72,88< / ><>73,70< / ><>+1,1< / ><>+5,9< / ><> $2,07^{1x}$ 2,81< / >< / ><><>< / ><>< / ><>Hochtief< / ><>378,00< / ><>389,20< / ><>+3,0< / ><>+15,5< / ><> $6,60^{1x}$ 1,70< / >< / ><><>< / ><>< / ><>Infineon Techn. ▲▲< / ><>54,33< / ><>54,76< / ><>+0,8< / ><>+45,1< / ><> $0,35^{1x}$ 0,64< / >< / ><><>< / ><>< / ><>Mercedes Benz Grp. ▲< / ><>46,56< / ><>45,61< / ><>-2,0< / ><>-24,1< / ><> $3,50^{1x}$ 7,67< / >< / ><><>< / ><>< / ><>Merck< / ><>130,90< / ><>132,15< / ><>+1,0< / ><>+7,8< / ><> $2,20^{1x}$ 1,66< / >< / ><><>< / ><>< / ><>MTU Aero Engines< / ><>333,50< / ><>336,90< / ><>+1,0< / ><>-5,2< / ><> $3,60^{1x}$ 1,07< / >< / ><><>< / ><>< / ><>Münchener Rück

▲▼< / ><>512,80< / ><>511,40< / ><>-0,3< / ><>-9,0< / ><> $24,00^{1x}$ 4,69< / >< / ><><>< / ><>< / ><>Qiagen (NL) ▲< / ><>37,18< / ><>37,30< / ><>+0,3< / ><>-8,8< / ><> $0,35^{1x}$ 0,82< / >< / ><><>< / ><>< / ><>Rheinmetall ▲▼< / ><>1028,60< / ><>1024,80< / ><>-0,4< / ><>-34,3< / ><> $11,50^{1x}$ 1,12< / >< / ><><>< / ><>< / ><>RWE< / ><>58,28< / ><>59,62< / ><>+2,3< / ><>+31,7< / ><> $1,20^{1x}$ 2,01< / >< / ><><>< / ><>< / ><>SAP SE ▲▲▼< / ><>187,08< / ><>186,12< / ><>-0,5< / ><>-10,7< / ><> $2,50^{1x}$ 1,34< / >< / ><><>< / ><>< / ><>Scout24 SE< / ><>74,65< / ><>74,95< / ><>+0,4< / ><>-12,6< / ><> $1,50^{1x}$ 2,00< / >< / ><><>< / ><>< / ><>Siemens ▲▼< / ><>258,80< / ><>260,75< / ><>+0,8< / ><>+9,0< / ><>

$5,35^{1x}$ 2,05< / >< / ><><>< / ><>< / ><>Siemens Energy ▲▼< / ><>133,00< / ><>135,52< / ><>+1,9< / ><>+12,6< / ><> $0,70^{1x}$ 0,52< / >< / ><><>< / ><>< / ><>Siemens Health. ▲< / ><>38,87< / ><>38,80< / ><>-0,2< / ><>-13,6< / ><> $1,00^{1x}$ 2,58< / >< / ><><>< / ><>< / ><>Symrise< / ><>89,40< / ><>91,14< / ><>+1,9< / ><>+32,3< / ><> $1,25^{1x}$ 1,37< / >< / ><><>< / ><>< / ><>Volkswagen Vz ▲< / ><>81,02< / ><>78,96< / ><>-2,5< / ><>-23,7< / ><> $5,26^{1x}$ 6,66< / >< / ><><>< / ><>< / ><>Vonovia SE< / ><>18,01< / ><>17,89< / ><>-0,7< / ><>-27,1< / ><> $1,25^{1x}$ 6,99< / >< / ><><>< / ><>< / ><>Zalando SE< / ><>21,75< / ><>21,58< / ><>-0,8< / ><>-14,8< / ><> $0,00^{1x}$ 0,00< / >< / table>

< / td>< colspan="2">M-Dax< / ><>31135,75< / ><>31345,10< / ><>+0,7< / ><>+2,4< / ><>< / >< / tr><><>< / ><>3849,57< / ><>Aixtron SE ■< / ><>33,27< / ><>33,93< / ><>+2,0< / ><>+96,1< / ><> $0,15^{1x}$ < / >< / ><><>< / ><>1950,59< / ><>Aroundtown (L)< / ><>1,80< / ><>1,78< / ><>-0,9< / ><>-32,7< / ><> $0,08^{1x}$ < / >< / ><><>< / ><>3666,87< / ><>Aumovio SE< / ><>36,60< / ><>36,65< / ><>+0,1< / ><>-14,6< / ><> $0,00^{1x}$ < / >< / ><><>< / ><>7449,33< / ><>Aurubis< / ><>163,80< / ><>165,70< / ><>+1,2< / ><>+33,4< / ><> $1,60^{1x}$ < / >< / ><><>< / ><>4253,06< / ><>Auto1 Group SE< / ><>19,40< / ><>19,16< / ><>-1,2< / ><>-29,8< / ><> $0,00^{1x}$ < / >< / ><><>< / ><>4372,20< / ><>Bechtle ■< / ><>35,44< / ><>34,70< / ><>-2,1< / ><>-20,6< / ><> $0,70^{1x}$ < / >< / ><><>< / ><>2848,68< / ><>Billinger SE< / ><>74,75< / ><>75,75< / ><>+1,3< / ><>-29,5< / ><> $2,80^{1x}$ < / >< / ><><>< / ><>5505,60< / ><>CTS Eventim< / ><>55,55< / ><>57,35< / ><>+3,2< / ><>-26,9< / ><> $1,44^{1x}$ < / >< / ><><>< / ><>11248,26< / ><>Delivery Hero SE< / ><>36,75< / ><>36,70< / ><>-0,1< / ><>+61,5< / ><> $0,00^{1x}$ < / >< / ><><>< / ><>9167,08< / ><>德国汉莎航空 (Deutsche Lufthansa)< / ><>7,55< / ><>7,63< / ><>+1,0< / ><>-9,3< / ><> $0,33^{1x}$ < / >< / ><><>< / ><>1767,55< / ><>Deutz< / ><>12,00< / ><>11,58< / ><>-3,5< / ><>+36,2< / ><> $0,18^{1x}$ < / >< / ><><>< / ><>14540,00< / ><>DWS Group< / ><>72,80< / ><>72,70< / ><>-0,1< / ><>+28,7< / ><> $3,00^{1x}$ < / >< / ><><>< / ><>2392,10< / ><>Elmos Semicond. SE ■< / ><>135,40< / ><>139,40< / ><>+3,0< / ><>+43,7< / ><> $1,50^{1x}$ < / >< / ><><>< / ><>8182,96< / ><>赢创工业 (Evonik Industries)< / ><>17,44< / ><>17,56< / ><>+0,7< / ><>+31,4< / ><> $1,00^{1x}$ < / >< / ><><>< / ><>3321,66< / ><>flatexDegiro< / ><>30,42< / ><>30,16< / ><>-0,9< / ><>-17,9< / ><> $0,30^{1x}$ < / >< / ><><>< / ><>5575,86< / ><>法兰克福机场 (Fraport)< / ><>60,00< / ><>60,30< / ><>+0,5< / ><>-13,8< / ><> $1,00^{1x}$ < / >< / ><><>< / ><>2948,73< / ><>Ireenet ■< / ><>25,10< / ><>24,80< / ><>-1,2< / ><>-15,5< / ><> $2,07^{1x}$ < / >< / ><><>< / ><>2726,11< / ><>Fuchs SE Vz.< / ><>41,50< / ><>41,62< / ><>+0,3< / ><>+9,1< / ><> $1,23^{1x}$ < / >< / ><><>< / ><>7744,44< / ><>Hella< / ><>70,20< / ><>69,70< / ><>-0,7< / ><>-15,6< / ><> $0,22^{1x}$ < / >< / ><><>< / ><>9075,99< / ><>Hensoldt ■< / ><>77,10< / ><>78,58< / ><>+1,9< / ><>+7,1< / ><> $0,55^{1x}$ < / >< / ><><>< / ><>2678,72< / ><>Hugo Boss< / ><>38,06< / ><>38,05< / ><>±0,0< / ><>+5,3< / ><> $0,04^{1x}$ < / >< / ><><>< / ><>4796,40< / ><>Ionos Group SE ■< / ><>34,48< / ><>34,26< / ><>-0,6< / ><>+28,1< / ><> $0,00^{1x}$ < / >< / ><><>< / ><>2228,85< / ><>Jenoptik ■< / ><>37,50< / ><>38,94< / ><>+3,8< / ><>+99,0< / ><> $0,40^{1x}$ < / >< / ><><>< / ><>2992,76< / ><>K+S< / ><>16,45< / ><>16,71< / ><>+1,6< / ><>+34,5< / ><> $0,07^{1x}$ < / >< / ><><>< / ><>5421,13< / ><>Kion Group< / ><>41,39< / ><>41,32< / ><>-0,2< / ><>-39,5< / ><> $0,62^{1x}$ < / >< / ><><>< / ><>16797,04< / ><>Knorr-Bremse< / ><>103,90< / ><>104,20< / ><>+0,3< / ><>+9,5< / ><>

$1,90^{1x}$ < / td>< / tr> < / ><>3544,74< / ><>Krones< / ><>112,60< / ><>112,20< / ><>-0,4< / ><>-17,4< / ><> $2,80^{1x}$ < / >< / ><><>< / ><>1174,31< / ><>Lanxess< / ><>13,64< / ><>13,60< / ><>-0,3< / ><>-22,8< / ><> $0,10^{1x}$ < / >< / ><><>< / ><>3576,53< / ><>LEG Immobilien SE< / ><>46,64< / ><>46,54< / ><>-0,2< / ><>-25,2< / ><> $2,92^{1x}$ < / >< / ><><>< / ><>6947,33< / ><>Nemetschek SE ■< / ><>59,75< / ><>60,15< / ><>+0,7< / ><>-35,2< / ><> $0,68^{1x}$ < / >< / ><><>< / ><>9290,12< / ><>Nordex SE ■< / ><>38,72< / ><>39,22< / ><>+1,3< / ><>+34,7< / ><> $0,00^{1x}$ < / >< / ><><>< / ><>20547,61< / ><>Porsche< / ><>45,12< / ><>45,11< / ><>±0,0< / ><>-1,1< / ><> $1,01^{1x}$ < / >< / ><><>< / ><>4416,13< / ><>Porsche Hldg.

SE< / ><>29,27< / ><>28,84< / ><>-1,5< / ><>-27,8< / ><> $1,51^{1x}$ < / >< / ><><>< / ><>3300,58< / ><>Puma SE< / ><>21,81< / ><>22,30< / ><>+2,2< / ><>±0,0< / ><> $0,00^{1x}$ < / >< / ><><>< / ><>6600,29< / ><>Rational< / ><>575,00< / ><>580,50< / ><>+1,0< / ><>-12,2< / ><> $20,00^{1x}$ < / >< / ><><>< / ><>4147,50< / ><>Renk Group< / ><>41,61< / ><>41,48< / ><>-0,3< / ><>-22,7< / ><> $0,58^{1x}$ < / >< / ><><>< / ><>4982,72< / ><>RTL Group (L)< / ><>32,10< / ><>32,20< / ><>+0,3< / ><>-6,5< / ><> $5,50^{1x}$ < / >< / ><><>< / ><>3281,30< / ><>Salzgitter< / ><>53,80< / ><>54,60< / ><>+1,5< / ><>+36,0< / ><> $0,20^{1x}$ < / >< / ><><>< / ><>9097,92< / ><>Sartorius Vz. ■< / ><>238,60< / ><>243,00< / ><>+1,8< / ><>-1,7< / ><> $0,74^{1x}$

< / >< / ><><>< / ><>6444,11< / ><>Schaeffler< / ><>6,78< / ><>6,82< / ><>+0,6< / ><>-18,4< / ><> $0,30^{1x}$ < / >< / ><><>< / ><>2310,00< / ><>Siltronic ■< / ><>68,00< / ><>70,00< / ><>+2,9< / ><>+43,1< / ><> $0,00^{1x}$ < / >< / ><><>< / ><>1278,83< / ><>Suss MicroTec SE ■< / ><>64,25< / ><>66,90< / ><>+4,1< / ><>+70,9< / ><> $0,04^{1x}$ < / >< / ><><>< / ><>2165,94< / ><>TAG Immobilien< / ><>11,42< / ><>11,38< / ><>-0,4< / ><>-14,0< / ><> $0,40^{1x}$ < / >< / ><><>< / ><>31813,81< / ><>Talanx< / ><>121,80< / ><>123,20< / ><>+1,1< / ><>+8,3< / ><> $3,60^{1x}$ < / >< / ><><>< / ><>9639,90< / ><>thyssenkrupp< / ><>15,16< / ><>15,49< / ><>+2,2< / ><>+67,0< / ><> $0,15^{1x}$

< / >< / ><><>< / ><>5297,87< / ><>TKMS< / ><>83,00< / ><>83,40< / ><>+0,5< / ><>+26,2< / ><> $0,00^{1x}$ < / >< / ><><>< / ><>18180,00< / ><>Traton SE< / ><>36,28< / ><>36,36< / ><>+0,2< / ><>+19,2< / ><> $0,93^{1x}$ < / >< / ><><>< / ><>3320,63< / ><>TUI< / ><>6,49< / ><>6,54< / ><>+0,8< / ><>-27,2< / ><> $0,10^{1x}$ < / >< / ><><>< / ><>5314,56< / ><>United Internet ■< / ><>27,38< / ><>27,68< / ><>+1,1< / ><>±0,0< / ><> $0,50^{1x}$ < / >< / ><><>< / ><>4615,51< / ><>Wacker Chemie< / ><>86,30< / ><>88,50< / ><>+2,5< / ><>+27,6< / ><> $0,00^{1x}$ < / >< / table>

Prime Standard（标准股）

法兰克福< / td><>15.9.收盘< / ><>16.9.15.56 h< / >< / tr><><>1&1< / ><>23,40< / ><>23,35< / >< / ><><>11 88 0 Solutions< / ><>2,00< / ><>2,04< / >< / ><><>3U Holding< / ><>0,94< / ><>0,912< / >< / ><><>ad pepper media (NL)< / ><>2,56< / >< / ><><>adesso SE< / ><>58,80< / ><>58,00< / >< / ><><>Adler Group (L)< / ><>0,11< / ><>0,092< / >< / ><><>All for One Gr. SE< / ><>67,60< / >< / ><><>Allane SE< / ><>12,50< / ><>12,60< / >< / ><><>Alzchem Group< / ><>158,60< / ><>159,60< / >< / ><><>Amadeus Fire< / ><>17,78< / ><>17,06< / >< / ><><>Arzneiwerk Vida< / ><>-< / ><>0,13< / >< / ><><>Asta Energy Sol. (A)< / ><>56,00< / ><>58,60< / >< / ><><>Atoss Software SE

■< / ><>90,60< / ><>89,10< / >< / ><><>Aumann< / ><>12,95< / ><>13,05< / >< / ><><>Basler< / ><>21,10< / ><>20,90< / >< / ><><>Bastei Lübbe< / ><>5,84< / ><>6,14< / >< / ><><>Baywa< / ><>8,22< / ><>8,24< / >< / ><><>BayWa vNA< / ><>2,45< / ><>2,57< / >< / ><><>BB Biotech N (CH)< / ><>53,80< / ><>54,60< / >< / ><><>Befesa (L)< / ><>36,05< / ><>34,85< / >< / ><><>Bertrandt< / ><>8,52< / ><>8,42< / >< / ><><>bet-at-home.com< / ><>2,96< / ><>3,10< / >< / ><><>Bike24 Holding< / ><>2,38< / ><>2,39< / >< / ><><>Biofrontera< / ><>2,31< / >< / ><><>Borussia Dortmund< / ><>3,25< / ><>3,23< / >< / ><><>Brain Biotech< / ><>2,71< / ><>2,66< / >< / ><><>Branicsk Group< / ><>0,542< / >< / ><><>Brockhaus

Techno.< / ><>21,10< / >< / ><><>Cancom SE ■< / ><>22,20< / ><>22,50< / >< / ><><>Carl Zeiss Med. ■< / ><>29,72< / ><>30,00< / >< / ><><>Ceconomy< / ><>3,87< / ><>3,99< / >< / ><><>Cewe Stiftung< / ><>107,00< / ><>106,40< / >< / ><><>Cherry SE< / ><>1,12< / ><>1,13< / >< / ><><>Data Modul< / ><>27,80< / ><>27,40< / >< / ><><>Delticom< / ><>2,18< / >< / ><><>Demire Real Est.< / ><>0,366< / ><>0,346<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7,70< / ><>37,65< / >< / ><><>DMG Mori< / ><>47,10< / >< / ><><>Douglas< / ><>7,59< / ><>7,54< / >< / ><><>Drägerwerk St.< / ><>85,60< / ><>84,40< / >< / ><><>Drägerwerk Vz ■< / ><>112,40< / ><>113,00< / >< / ><><>Dt. Beteiligungs< / ><>21,15< / ><>21,10< / >< / ><><>Dt.

EuroShop< / ><>17,54< / ><>17,48< / >< / ><><>Dt. Konsum REIT< / ><>1,27< / ><>1,17< / >< / ><><>Dt. Pfandbriefbank< / ><>3,32< / ><>3,33< / >< / ><><>Dürr< / ><>16,92< / ><>16,98< / >< / ><><>Eckert & Ziegler SE ■< / ><>12,28< / ><>12,14< / >< / ><><>Edag Engineering (CH)< / ><>2,97< / ><>2,87< / >< / ><><>Einhell Germany< / ><>67,60< / ><>66,80< / >< / ><><>Electrovac< / ><>7,76< / ><>7,51< / >< / ><><>Eleving Group (L)< / ><>1,59< / >< / ><><>ElringKlinger< / ><>5,21< / ><>5,19< / >< / ><><>elumeo SE< / ><>1,98< / ><>2,00< / >< / ><><>Evotec SE ■< / ><>2,79< / >< / ><><>Fabasoft (A)< / ><>15,60< / ><>15,50< / >< / ><><>Fielmann Grp.< / ><>37,90< / ><>38,30< / >< / ><><>First

Sensor< / td> 53,50< / ><>53,50< / >< / tr> <>Formycon< / ><>20,20< / ><>20,15<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00< / ><>11,05< / >< / ><><>Fr. Vorwerk Gr. SE< / ><>65,00< / ><>65,05< / >< / ><><>Fuchs SE< / ><>35,15< / ><>35,20< / >< / ><><>Gerresheimer< / ><>27,62< / ><>27,72< / >< / ><><>Gesco< / ><>14,20< / >< / ><><>GFT Technol. SE< / ><>25,75< / ><>26,30< / >< / ><><>Global Fashion (L)< / ><>0,45< / ><>0,432< / >< / ><><>Grammer< / ><>12,40< / ><>12,60< / >< / ><><>Grand City Pr. (L)< / ><>8,31< / ><>8,21< / >< / ><><>Grenke< / ><>11,20< / ><>11,32< / >< / ><><>H2APEX Group (L)< / ><>1,18< / >< / ><><>Haier Smart Home (CN)< / ><>1,84< / >< / ><><>Hamberner Reit< / ><>4,23< / ><>4,21< / >< / ><><>Hamburger Hafen< / ><>21,50< / ><>21,60< / >< / ><><>Hapag-Lloyd< / ><>136,70< / ><>136,30< / >< / ><><>Hawesko Hldg. SE< / ><>15,75< / ><>16,30< / >< / ><><>Heidelberg Ph.< / ><>2,48< / >< / ><><>Heidelberger Druck.< / ><>1,37< / ><>1,38< / >< / ><><>HelloFresh SE< / ><>2,77< / ><>2,71< / >< / ><><>Henkel St.< / ><>67,50< / ><>67,20< / >< / ><><>hGears< / ><>0,191< / ><>0,486< / >< / ><><>Highlight Com. (CH)< / ><>0,582< / >< / ><><>Hoenele< / ><>7,70< / ><>7,56< / >< / ><><>HomeToGo SE (L)< / ><>0,772< / ><>0,74< / >< / ><><>Hornbach Hldg.< / ><>83,90< / ><>81,30< / >< / ><><>Hypoport SE< / ><>76,10< / ><>77,35< / >< / ><><>Indus Holding< / ><>37,75< / ><>38,40< / >< / ><><>init innovat. SE< / ><>42,95< / ><>43,15< / >< / ><><>Instone Real< / ><>6,52< / ><>6,24< / >< / ><><>Intershop Comm.< / ><>1,34< / >< / table>

<><>InTiCa Systems SE< / ><>1,43< / ><>1,42< / >< / ><><>IVU Traffic Tech.< / ><>24,90< / ><>24,10< / >< / ><><>Jost Werke SE< / ><>60,70< / ><>61,70< / >< / ><><>Jungheinrich< / ><>24,84< / ><>25,20< / >< / ><><>Knaus Tabbert< / ><>11,54< / ><>11,66< / >< / ><><>Koenig & Bauer< / ><>8,57< / ><>8,62< / >< / ><><>Kontron (A)< / ><>20,38< / ><>20,26< / >< / ><><>KSB SE St< / ><>896,00< / ><>898,00< / >< / ><><>KSB SE Vz< / ><>816,00< / ><>838,00< / >< / ><><>KWS Saat SE< / ><>77,20< / ><>76,80< / >< / ><><>Leifheit< / ><>12,65< / ><>12,55< / >< / ><><>Logwin (L)< / ><>278,00< / ><>280,00< / >< / ><><>LPKF Laser&Elec. SE< / ><>11,85< / ><>12,20< / >< / ><><>Masterflex SE< / ><>13,90< / >< / ><><>MBB SE< / ><>172,00< / ><>172,20< / >< / ><><>MediClin< / ><>5,65< / ><>5,70< / >< / ><><>Medios< / ><>10,14< / ><>10,08< / >< / ><><>Mister Spex SE< / ><>1,07< / ><>1,08< / >< / ><><>MLP SE< / ><>9,06< / ><>9,15< / >< / ><><>Multitude (CH)< / ><>5,80< / ><>5,78< / >< / ><><>Mutares< / ><>25,70< / ><>25,60< / >< / ><><>MVV Energie< / ><>30,00< / ><>30,40< / >< / ><><>Nagarro< / ><>78,00< / >< / ><><>NFON< / ><>3,40< / ><>3,37< / >< / ><><>Norma Group SE< / ><>18,68< / ><>18,44< / >< / ><><>Novem Group (L)< / ><>2,16< / ><>2,22< / >< / ><><>OHB SE< / ><>179,40< / ><>175,40< / >< / ><><>Ottobock SE ■< / ><>55,10< / ><>54,20< / >< / ><><>OVB Holding< / ><>18,90< / ><>18,60< / >< / ><><>paragon GmbH< / ><>1,05< / ><>1,11< / >< / ><><>Patrizia

SE< / td> 6,79< / ><>6,75< / >< / tr> <>Pentixapharm< / ><>1,84< / ><>1,81< / >< / ><><>PNE< / ><>7,18< / ><>7,25< / >< / ><><>ProCredit Hldg.< / ><>8,62< / ><>8,56< / >< / ><><>ProSiebenSat.1 SE< / ><>3,52< / ><>3,50< / >< / ><><>PSI Software SE< / ><>44,80< / ><>44,70< / >< / ><><>PVA TePla ■< / ><>28,44< / ><>28,58< / >< / ><><>PWO< / ><>21,20< / ><>21,40< / >< / ><><>Q.Beyond konv.< / ><>3,40< / >< / ><><>R. Stahl< / ><>12,00<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52,35< / ><>52,85< / >< / ><><>Rhön-Klinikum< / ><>14,40< / ><>14,30< / >< / ><><>SAF Holland SE< / ><>22,05< / ><>22,70< / >< / ><><>Sartorius St.< / ><>181,40< / ><>190,40< / >< / ><><>Schott Pharma< / ><>23,35< / >< / ><><>Secunet

Security< / ><>200,00< / ><>197,20< / >< / ><><>Serviceware SE< / ><>12,50< / ><>12,55< / >< / ><><>SFC Energy< / ><>19,96< / ><>20,35< / >< / ><><>SGL Carbon SE< / ><>3,99< / ><>3,97<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1,80< / ><>62,40< / >< / ><><>Singulus Techn.< / ><>7,94< / ><>8,58< / >< / ><><>Sirma Group (BG)< / ><>0,728< / ><>0,718< / >< / ><><>Sixt SE St.< / ><>68,55< / ><>69,00< / >< / ><><>Sixt SE Vz.< / ><>56,80< / ><>56,60< / >< / ><><>SMA Solar Techn. ■< / ><>57,65< / ><>55,10< / >< / ><><>SMT Scharf< / ><>5,65< / ><>5,70< / >< / ><><>SNP SE< / ><>80,80< / ><>81,00< / >< / ><><>Softing< / ><>2,32< / ><>2,31< / >< / ><><>Springer Nature< / ><>20,10< / ><>19,70< / >< / ><><>Stabilus

SE< / ><>15,50< / ><>15,58< / >< / ><><>Stratec< / ><>24,95< / ><>24,90< / >< / ><><>Ströer SE< / ><>37,30< / ><>36,50< / >< / ><><>Südzucker< / ><>12,62< / ><>12,56< / >< / ><><>Surteco Grp. SE< / ><>7,15< / ><>7,10< / >< / ><><>Syzygy< / ><>1,16< / >< / ><><>Takkt< / ><>3,10< / ><>3,24< / >< / ><><>TeamViewer SE ■< / ><>6,61< / ><>6,58< / >< / ><><>technotrans SE< / ><>28,20< / >< / ><><>thyssenkr. nucera< / ><>7,90< / ><>8,05< / >< / ><><>tonies SE (L)< / ><>11,56< / ><>11,28< / >< / ><><>Uniper SE< / ><>48,65< / ><>48,25< / >< / ><><>United Labels< / ><>< / ><>- 0,976< / >< / ><><>Verbio SE ■< / ><>30,74< / ><>30,20< / >< / ><><>Villeroy & Boch< / ><>14,35< / ><>14,25< / >< / ><><>Vincorion

SE< / ><>18,74< / ><>18,05< / >< / ><><>Viscom SE< / ><>4,94< / ><>4,90< / >< / ><><>Volkswagen St.< / ><>81,45< / ><>79,15< / >< / ><><>Voltatron< / ><>3,66< / ><>3,61< / >< / ><><>Vossloh< / ><>57,15< / ><>57,50< / >< / ><><>Vulcan Energy RL (AUS)< / ><>1,39< / ><>1,38< / >< / ><><>Wacker Neuson SE< / ><>23,90< / ><>24,05< / >< / ><><>WashTec< / ><>37,00< / ><>37,10< / >< / ><><>Westwing Grp. SE< / ><>11,95< / ><>11,85< / >< / ><><>Wüst. & Württ.< / ><>14,12< / ><>14,26< / >< / ><><>YOC< / ><>4,51< / ><>4,46< / >< / ><><>Zeal Network SE< / ><>42,30< / ><>42,40<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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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来自 H-Dax）

当日上涨最多< / td><>涨跌幅 %< / ><>52周上涨最多< / ><>涨跌幅 %< / >< / tr><><>Suss M. Tec SE< / ><>+4,12< / ><>Verbio SE< / ><>+178,89< / >< / ><><>Jenoptik< / ><>+3,84< / ><>Aixtron SE< / ><>+174,18< / >< / ><><>CTS Eventim< / ><>+3,24< / ><>SMA Solar< / ><>+157,71< / >< / ><><>Hochtief< / ><>+2,96< / ><>Suss M. Tec SE< / ><>+143,10< / >< / ><><>Elmos Semic. SE< / ><>+2,95< / ><>Jenoptik< / ><>+138,31< / >< / ><><>当日下跌最多< / ><>涨跌幅 %< / ><>52周下跌最多< / ><>涨跌幅 %< / >< / ><><>Deutz< / ><>-3,50< / ><>Evotec SE< / ><>-54,31< / >< / ><><>VW Vz< / ><>-2,54< / ><>Rheinmetall< / ><>-46,09< / >< / ><><>Cancom SE< / ><>-2,40< / ><>Aroundtown< / ><>-44,83< / >< / ><><>Bechtle< / ><>-2,09< / ><>Nemetschek SE< / ><>-43,15< / >< / ><><>Mercedes Benz< / ><>-2,04< / ><>Renk Group< / ><>-41,25< / >< / table>

Dax 年度走势 (X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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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25516,58 52-W. 最高 / 最低：26618,74 / 21863,81

欧洲股市 价格（欧元）

<><>法兰克福< / ><>15.9.收盘< / ><>16.9.15.56 h< /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Compass Group (GB)< / ><>56,30379.4056,2827.08< / ><>56,20373.8056,32< / >< / ><><>AB Inbev (BE)< / ><>68,56< / ><>69,08< / ><>Crédit Agricole (F)< / ><>18,33< / ><>18,46< / >< / ><><>ABB N (CH)< / ><>80,58< / ><>83,04< / ><>Danone (F)< / ><>61,98< / ><>60,96< / >< / ><><>Ahold Delhaize (NL)< / ><>31,74< / ><>31,88< / ><>Danske Bank (DK)< / ><>49,93< / ><>49,99< / >< / ><><>Air Liquide (F)< / ><>165,82< / ><>166,32< / ><>Dassault Systemes (F)< / ><>20,50< / ><>21,04< / >< / ><><>Amadeus IT (E)< / ><>54,18< / ><>54,74< / ><>Diageo (GB)< / ><>18,89< / ><>18,80< / >< / ><><>Anglo American PLC (GB)< / ><>45,90< / ><>45,95< / ><>DSM-Firmenich (CH)< / ><>91,66< / ><>92,30< / >< / ><><>Antofascita (GB)< / ><>41,66< / ><>41,56< / ><>Endesa (E)< / ><>41,51< / ><>42,51< / >< / ><><>ArcelorMittal (L)< / ><>63,32< / ><>63,52< / ><>Enel (I)< / ><>8,70< / ><>8,86< / >< / ><><>ASML Hold. (NL)< / ><>1370< / ><>1419< / ><>Engie (F)< / ><>23,54< / ><>23,90< / >< / ><><>Assa-Abloy AB (SE)< / ><>29,90< / ><>30,40< / ><>Eni (I)< / ><>24,50< / ><>24,41< / >< / ><><>AstraZeneca (GB)< / ><>140,70< / ><>142,95< / ><>Equinor ASA (N)< / ><>39,45< / ><>39,43< / >< / ><><>Atlas Copco A (SE)< / ><>17,01< / ><>17,32< / ><>Ericsson B fr (SE)< / ><>8,69< / >< / ><><>Aviva PLC (GB)< / ><>8,20< / ><>8,42< / ><>Erste Group Bank (A)< / ><>117,10< / ><>118,70< / >< / ><><>AXA (F)< / ><>43,77< / ><>43,91< / ><>EssilorLuxottica (F)< / ><>143,70< / ><>145,20< / >< / ><><>BAE Systems (GB)< / ><>23,34< / ><>23,38< / ><>Exor (NL)< / ><>71,15< / ><>71,20< / >< / ><><>Banco Santander (E)< / ><>12,71< / ><>Experian Group (JE)< / ><>32,60< / >< / ><><>BBVA (E)< / ><>24,94< / ><>24,90< / ><>Ferrari (NL)< / ><>352,05< / ><>355,20< / >< / ><><>BNP Paribas (F)< / ><>101,74< / ><>101,38< / ><>Flutter Entertain. (IRL)< / ><>86,00< / >< / ><><>BP (GB)< / ><>6,78< / ><>6,73< / ><>Geberit N (CH)< / ><>577,80< / ><>576,00< / >< / ><><>Brit. Am. Tobacco (GB)< / ><>49,62< / ><>49,03< / ><>Generali (I)< / ><>45,45< / ><>45,76< / >< / ><><>BT Group (GB)< / ><>2,37< / ><>Givaudan N (CH)< / ><>3390< / ><>3408< / >< / ><><>Caixabank (E)< / ><>13,16< / ><>13,20< / ><>Glencore< / >< / table>

(JE)< / td> 6,70< / ><>6,70< / >< / tr> <>凯普杰明 (E)< / ><>109,35< / ><>109,10< / ><>< / >< / tabl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葛兰素史克 (GB)< / ><>21,50< / ><>21,75< / >< / ><><>海尼根控股 (NL)< / ><>67,90< / ><>67,85< / >< / ><><>海尼根 N.V. (NL)< / ><>71,68< / ><>71,70< / >< / ><><>Hermit Hypnimat. (F)< / ><>1380< / ><>1382< / >< / ><><>Hexagon B (SE)< / ><>8,20< / ><>8,28< / >< / ><><>豪瑞 N (CH)< / ><>72,24< / ><>71,48< / >< / ><><>汇丰控股 (GB)< / ><>17,86< / ><>17,62< / >< / ><><>伊比德罗拉 (E)< / ><>20,03< / ><>20,19< / >< / ><><>印蒂特克斯 (E)< / ><>53,50< / ><>52,54< / >< / ><><>ING集团 (NL)< / ><>31,65< / ><>31,93< / >< / ><><>联合圣保罗银行 (I)< / ><>6,70< / ><>6,73< / >< / ><><>Investor B (SE)< / ><>35,44< / ><>35,53< / >< / ><><>KBC集团 (BE)< / ><>130,75< / ><>132,05< / >< / ><><>科尼 (FI)< / ><>50,28< / ><>50,18< / >< / ><><>快运古奈 + 纳格尔 N (CH)< / ><>228,80< / ><>229,20< / >< / ><><>欧莱雅 (F)< / ><>379,75< / ><>380,20< / >< / ><><>罗格朗 (F)< / ><>132,35< / ><>135,60< / >< / ><><>林德 PLC (IRL)< / ><>398,80< / ><>400,60< / >< / ><><>伦敦证券交易所 (GB)< / ><>98,32< / ><>94,96< / >< / ><><>路威酩轩 (F)< / ><>407,40< / ><>407,20< / >< / ><><>米其林 (F)< / ><>33,21< / ><>32,82< / >< / ><><>国家电网 (GB)< / ><>12,98< / ><>12,93< / >< / ><><>纳图吉能源 (E)< / ><>29,02< / ><>29,20< / >< / ><><>国民西敏寺集团 (GB)< / ><>7,96< / ><>8,05< / >< / ><><>雀巢 N (CH)< / ><>82,46< / ><>82,17< / >< / ><><>诺基亚 (FI)< / ><>8,58< / ><>9,00< / >< / table>

股票指数

<>< rowspan="2">52周对比< / >< rowspan="2">< / >< rowspan="2">股息< / >< colspan="2">赫尔姆交易所< / >< colspan="2">法兰克福< / >< / ><><>15.9. 收盘< / ><>16.9. 15.56 h< / ><>变动 %< / >< / ><><>< / ><>3M 公司< / ><>0,78$b< / ><>164,67< / ><>165,41< / ><>142,55< / ><>+0,6< / >< / ><><>< / ><>Alphabet Inc. A< / ><>0,22$b< / ><>344,98< / ><>346,48< / ><>299,55< / ><>+0,6< / >< / ><><>< / ><>亚马逊 (Amazon.com)< / ><>0,00$b< / ><>248,42< / ><>248,11< / ><>215,05< / ><>+0,2< / >< / ><><>< / ><>美国运通< / ><>0,95$b< / ><>324,43< / ><>316,60< / ><>280,80< / ><>-1,0< / >< / ><><>< / ><>安进 (Amgen)< / ><>2,52$b< / ><>375,65< / ><>377,02< / ><>321,90< / ><>-1,5< / >< / ><><>< / ><>苹果公司 (Apple Inc.)< / ><>0,27$b< / ><>331,34< / ><>332,77< / ><>288,15< / ><>+0,6< / >< / ><><>< / ><>波音公司< / ><>2,06$b< / ><>209,69< / ><>209,14< / ><>181,90< / ><>+0,5< / >< / ><><>< / ><>卡特彼勒公司< / ><>1,63$b< / ><>783,54< / ><>788,86< / ><>682,20< / ><>+0,7< / >< / ><><>< / ><>雪佛龙公司< / ><>1,78$b< / ><>217,77< / ><>214,09< / ><>184,96< / ><>-1,6< / >< / ><><>< / ><>思科系统< / ><>0,42$b< / ><>110,07< / ><>110,54< / ><>95,72< / ><>+0,1< / >< / ><><>< / ><>可口可乐公司< / ><>0,53$b< / ><>88,71< / ><>88,40< / ><>76,54< / ><>-0,4< / >< / ><><>< / ><>迪士尼公司< / ><>0,75$b< / ><>106,42< / ><>107,37< / ><>92,18< / ><>-0,3< / >< / ><><>< / ><>高盛< / ><>5,00$b< / ><>976,67< / ><>971,45< / ><>854,20< / ><>+2,4< / >< / ><><>< / ><>Home

Depot< / td> 2,33$b< / ><>305,48< / ><>307,05< / ><>264,00< / ><>+0,4< / >< / tr> <>< / ><>Honeywell Intl.< / ><>0,70$b< / ><>203,44< / ><>206,48< / ><>175,88< / ><>-0,1< / >< / ><><>< / ><>IBM< / ><>1,69$b< / ><>248,37< / ><>242,04< / ><>211,10< / ><>-2,6< / >< / ><><>< / ><>Johnson & Johnson< / ><>1,34$b< / ><>267,20< / ><>267,51< / ><>231,40< / ><>+0,8< / >< / ><><>< / ><>McDonald's< / ><>1,86$b< / ><>252,78< / ><>249,36< / ><>216,70< / ><>-1,5< / >< / ><><>< / ><>Merck & Co.< / ><>0,85$b< / ><>143,79< / ><>144,04< / ><>124,52< / ><>+0,5< / >< / ><><>< / ><>Microsoft< / ><>0,91$b< / ><>497,12< / ><>493,60< / ><>428,55< / ><>-0,5< / >< / ><><>< / ><>Morgan

(J.P.)< / ><>1,50$b< / ><>352,49< / ><>351,15< / ><>305,05< / ><>+1,4< / >< / ><><>< / ><>Nike< / ><>0,41$b< / ><>36,22< / ><>36,33< / ><>31,53< / ><>+0,3< / >< / ><><>< / ><>NVIDIA Corp.< / ><>0,25$b< / ><>212,17< / ><>214,82< / ><>186,00< / ><>+1,2< / >< / ><><>< / ><>Procter & Gamble< / ><>1,09$b< / ><>146,67< / ><>147,05< / ><>126,96< / ><>+0,0< / >< / ><><>< / ><>Salesforce Inc.< / ><>0,44$b< / ><>255,65< / ><>254,12< / ><>219,90< / ><>-3,1< / >< / ><><>< / ><>Sherwin Will.< / ><>0,80$b< / ><>323,22< / ><>324,56< / ><>279,30< / ><>-0,1< / >< / ><><>< / ><>Travelers

Comp.< / ><>1,25$b< / ><>377,97< / ><>379,58< / ><>330,70< / ><>+1,8< / >< / ><><>< / ><>UnitedHealth< / ><>2,32$b< / ><>375,93< / ><>379,08< / ><>325,20< / ><>-1,8< / >< / ><><>< / ><>VISA< / ><>0,67$b< / ><>375,62< / ><>374,75< / ><>324,80< / ><>+0,1< / >< / ><><>< / ><>Walmart Inc.< / ><>0,25$b< / ><>108,09< / ><>107,78< / ><>93,60< / ><>-0,5< / >< / table>

<><>Nordea Bank Abp (FI)< / ><>17,45< / ><>17,77< / >< / ><><>Novartis N (CH)< / ><>120,00< / ><>122,04< / >< / ><><>Novonesis B (DK)< / ><>57,24< / ><>57,20< / >< / ><><>Novo-Nordisk B (DK)< / ><>36,80< / ><>36,74< / >< / ><><>Orange (F)< / ><>15,69< / ><>15,78< / >< / ><><>Partners Group (CH)< / ><>651,80< / ><>660,80< / >< / ><><>Pernod Ricard (F)< / ><>61,06< / >< / ><><>Philips Electr. (NL)< / ><>21,52< / ><>21,56< / >< / ><><>Poste Italiane (I)< / ><>25,90< / ><>26,05< / >< / ><><>Prosus (NL)< / ><>35,92< / ><>35,37< / >< / ><><>Prudential (GB)< / ><>11,49< / ><>11,43< / >< / ><><>Publicis Group (F)< / ><>100,30< / ><>98,40< / >< / ><><>Reckitt Benckiser (GB)< / ><>59,64< / ><>59,42< / >< / ><><>Relx (GB)< / ><>29,76< / ><>29,52< / >< / ><><>Richemont (CH)< / ><>180,40< / ><>177,15< / >< / ><><>Rio Tinto (GB)< / ><>84,03< / ><>84,65< / >< / ><><>Roche PS (CH)< / ><>377,05< / ><>383,90< / >< / ><><>Rolls-Royce Grp. (GB)< / ><>16,70< / ><>16,85< / >< / ><><>Ryanair Holdings (IRL)< / ><>22,40< / ><>22,19< / >< / ><><>Safran (F)< / ><>319,80< / ><>321,00< / >< / ><><>Saint-Gobain (F)< / ><>69,50< / ><>69,74< / >< / ><><>Sampo OYJ (FI)< / ><>9,43< / >< / ><><>Sandvik (SE)< / ><>32,19< / ><>33,31< / >< / ><><>Sanofi S.A. (F)< / ><>74,31< / ><>73,99< / >< / ><><>Schneider Electr. (F)< / ><>275,80< / ><>279,00< / >< / ><><>Scot.&South. En. (GB)< / ><>27,00< / ><>27,60< / >< / table>

SEB A (SE)< / td><>20,09< / ><>20,05< / >< / tr><><>壳牌 (GB)< / ><>42,60< / ><>42,42< / >< / ><><>西卡 N (CH)< / ><>189,30< / ><>193,00< / >< / ><><>标准化学 PLC (GB)< / ><>26,66< / ><>26,47< / >< / ><><>斯特兰蒂斯 (NL)< / ><>4,45< / ><>4,37< / >< / ><><>意法半导体 (NL)< / ><>41,52< / ><>42,69< / >< / ><><>瑞典商业银行 (SE)< / ><>13,48< / ><>13,37< / >< / ><><>瑞典银行 A (SE)< / ><>34,40< / ><>34,84< / >< / ><><>瑞士人寿 NA (CH)< / ><>964,40< / ><>974,8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45,55< / ><>147,25< / >< / ><><>瑞士电信 NA (CH)< / ><>710,00< / >< / ><><>西班牙电信 (E)< / ><>3,65< / ><>3,70< / >< / ><><>挪威电信 (N)< / ><>12,56< / ><>12,58< / >< / ><><>特易购 (GB)< / ><>5,65< / >< / ><><>泰雷兹 (F)< / ><>236,20< / ><>240,00< / >< / ><><>道达尔能源 (F)< / ><>80,70< / ><>80,74< / >< / ><><>瑞银集团 N (CH)< / ><>44,28< / ><>44,15< / >< / ><><>UCB (BE)< / ><>210,00< / ><>209,50< / >< / ><><>联合信贷 (I)< / ><>82,58< / ><>82,92< / >< / ><><>联合利华 PLC (GB)< / ><>54,21< / ><>53,99< / >< / ><><>威立雅环境 (F)< / ><>31,40< / ><>31,62< / >< / ><><>文西 (F)< / ><>110,60< / ><>112,15< / >< / ><><>沃尔沃 B (SE)< / ><>29,77< / ><>29,37< / >< / ><><>沃尔得克鲁兹 (NL)< / ><>71,22< / ><>68,48< / >< / ><><>苏黎世保险集团 N (CH)< / ><>632,00< / ><>630,80< / >< / table>

外汇市场

<><>欧洲央行参考汇率< / ><>14.9< / ><>15.9< / >< / ><><>澳大利亚元< / ><>1,6202< / ><>1,6194< / >< / ><><>巴西雷亚尔< / ><>5,9564< / ><>5,9440< / >< / ><><>英镑< / ><>0,8560< / ><>0,8558< / >< / ><><>人民币< / ><>7,7489< / ><>7,7444< / >< / ><><>丹麦克朗< / ><>7,4753< / ><>7,4752< / >< / ><><>港元< / ><>9,0599< / ><>9,0518< / >< / ><><>印度卢比< / ><>110,3755< / ><>110,7285< / >< / ><><>冰岛克朗< / ><>139,8000< / ><>140,0000< / >< / ><><>日元< / ><>178,5200< / ><>178,8600< / >< / ><><>加拿大元< / ><>1,6431< / ><>1,6430< / >< / ><><>墨西哥比索< / ><>19,7200< / ><>19,7972< / >< / ><><>新西兰元< / ><>2,0012< / ><>2,0042< / >< / ><><>挪威克朗< / ><>10,7670< / ><>10,7850< / >< / ><><>波兰兹罗提< / ><>4,3418< / ><>4,3400< / >< / ><><>罗马尼亚列伊< / ><>5,2568< / ><>5,2627< / >< / ><><>瑞典克朗< / ><>11,2810< / ><>11,2740< / >< / ><><>瑞士法郎< / ><>0,9431< / ><>0,9441< / >< / ><><>新加坡元< / ><>1,4676< / ><>1,4682< / >< / ><><>南非兰特< / ><>18,7695< / ><>18,7777< / >< / ><><>泰铢< / ><>38,4070< / ><>38,4190< / >< / ><><>捷克克朗< / ><>24,2940< / ><>24,2920< / >< / ><><>土耳其里拉< / ><>56,1636< / ><>56,1255< / >< / ><><>匈牙利福林< / ><>365,3300< / ><>366,0300< / >< / ><><>美元< / ><>1,1551< / ><>1,1539< / >< / table>

商品市场

[...OMITTED...]

52周< / td>< colspan="2">52周< / >< rowspan="2">< / ><>15.9.< / ><>16.9.< / ><>变动 %< / >< / tr><><>最低< / ><>对比最高< / ><>最高< / ><>最低< / ><>收盘< / ><>15.56 h< / ><>15.9. 31.12.< / >< / ><>< colspan="8">德国指数< / >< / ><><>< / ><>< / ><>3450,14< / ><>2941,66< / ><>FA.Z.< / ><>3300,75< / ><>3312,99< / ><>+0,37 +2,0< / >< / ><><>< / ><>< / ><>26618,74< / ><>21863,81< / ><>Dax< / ><>25402,28< / ><>25516,58< / ><>+0,45 +4,2< / >< / ><><>< / ><>< / ><>33547,52< / ><>26803,25< / ><>M-Dax< / ><>31135,75< / ><>31345,10< / ><>+0,67 +2,4< / >< / ><><>< / ><>< / ><>4284,41< / ><>3322,31< / ><>Tec-Dax< / ><>3976,62< / ><>3991,76< / ><>+0,38 +10,2< / >< / ><><>< / ><>< / ><>14097,64< / ><>11558,54< / ><>H-Dax< / ><>13443,31< / ><>13506,00< / ><>+0,47 +4,7< / >< / ><><>< / ><>< / ><>19325,96< / ><>15592,82< / ><>S-Dax< / ><>18127,33< / ><>18178,53< / ><>+0,28 +5,8< / >< / table>

<>< colspan="3">欧洲指数< / >< / ><><>< / ><>234,95< / ><>196,20< / >< / ><><>< / ><>457,90< / ><>374,31< / >< / ><><>< / ><>6577,20< / ><>5376,81< / >< / ><><>< / ><>5572,96< / ><>4547,30< / >< / ><><>< / ><>692,33< / ><>571,67< / >< / ><><>< / ><>663,41< / ><>549,24< / >< / ><><>< / ><>2698,48< / ><>2228,40< / >< / ><><>< / ><>1984,60< / ><>1615,32< / >< / ><><>< / ><>1124,13< / ><>916,79< / >< / ><><>< / ><>2732,32< / ><>1948,59< / >< / ><><>< / ><>14660,81< / ><>10927,22< / >< / ><><>< / ><>15204,92< / ><>10053,74< / >< / ><><>< / ><>1800,63< / ><>1325,41< / >< / ><><>< / ><>20356,50< / ><>15052,00< / >< / ><><>< / ><>8755,03< / ><>7505,27< / >< / ><><>< / ><>14669,51< / ><>11867,9< / >< / ><>< colspan="3">美国指数< / >< / ><><>< / ><>54744,33< / ><>45057,28< / >< / ><><>< / ><>30762,20< / ><>22841,42< / >< / table>

<><>F.A.Z.-Euro< / ><>225,78< / ><>226,68< / ><>+0,40< / ><>+7,4< / >< / ><><>F.A.Z.-Euro Performance< / ><>440,18< / ><>441,93< / ><>+0,40< / ><>+9,8< / >< / ><><>Euro Stoxx 50 (欧洲)< / ><>6236,50< / ><>6260,61< / ><>+0,39< / ><>+8,1< / >< / ><><>Stoxx Europe 50 (欧洲)< / ><>5295,41< / ><>5316,60< / ><>+0,40< / ><>+8,1< / >< / ><><>Euro Stoxx (欧洲)< / ><>657,65< / ><>661,48< / ><>+0,58< / ><>+8,0< / >< / ><><>Stoxx Europe 600 (欧洲)< / ><>634,18< / ><>637,27< / ><>+0,49< / ><>+7,6< / >< / ><><>S&P Euro 350 (欧洲)< / ><>2578,43< / ><>2590,65< / ><>+0,47< / ><>+7,7< / >< / ><><>Euronext 100 (欧洲)< / ><>1877,01< / ><>1887,08< / ><>+0,54< / ><>+9,7< / >< / ><><>AEX Index (阿姆斯特丹)< / ><>1095,87< / ><>1097,71< / ><>+0,17< / ><>+15,4< / >< / ><><>Comp. Index (雅典)< / ><>2695,21< / ><>2696,55< / ><>+0,05< / ><>+27,2< / >< / ><><>OMX Index (赫尔辛基)< / ><>13670,39< / ><>13813,72< / ><>+1,0< / ><>+11,9< / >< / ><><>BIST 100 (伊斯坦布尔)< / ><>13892,30< / ><>12973,57< / ><>-6,6< / ><>+15,2< / >< / ><><>OMXC 20 Ind. (哥本哈根)< / ><>1563,76< / ><>1570,18< / ><>+0,41< / ><>-2,4< / >< / ><><>IBEX 35 (马德里)< / ><>19555,90< / ><>19621,50< / ><>+0,34< / ><>+13,4< / >< / ><><>CAC 40 (巴黎)< / ><>8090,28< / ><>8131,30< / ><>+0,51< / ><>-0,22< / >< / ><><>SMI (苏黎世)< / ><>13808,87< / ><>13863,97< / ><>+0,40< / ><>+4,5< / >< / ><><>Dow Jones (纽约)< / ><>52093,11< / ><>52018,70< / ><>-0,14< / ><>+8,2< / >< / ><><>Nasdaq 100 (纳斯达克)< / ><>28937,84< / ><>29160,02< / ><>+0,77< / ><>+15,5< / >< / table>

指数 / 品种< / td><>当前值< / ><>± %< / >< / tr><><>S&P GSCI 指数 (现货)< / ><>760,48< / ><>-0,54< / >< / ><><>DAXglobal® 金矿股指数< / ><>867,06< / ><>+0,43< / >< / ><><>美国金矿股指数 (HUI)< / ><>794,87< / ><>+0,59<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3760,53< / ><>+1,1< / >< / ><><>黄金，纽约 ($ / 盎司)< / ><>4280,10< / ><>-0,60< / >< / ><><>白银，纽约 ($ / 盎司)< / ><>64,98< / ><>+1,2< / >< / ><><>铜，纽约 ($ / 磅)< / ><>6,50< / ><>+0,64< / >< / table>

金币，金条 所有数据不保证准确。k.A. = 无数据；gs = 已关闭；■ = 同时也包含在 Tec-DAX 中；▲ = 同时也包含在 Euro Stoxx 50 中；▼ = 同时也包含在 Stoxx Europe 50 中；股息为最近一次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分配额，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后的数字：每年分配次数；股息收益率：基于最近一次支付的年度股息的毛股息收益率；52-周最高 / 最低价基于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计算，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市值：仅使用相关类别计算；股息收益率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基于历史价格或收盘价计算。

<>< rowspan="2">柜台价格（欧元）< / >< colspan="2">16.9.< / >< / ><><>买入< / ><>卖出< / >< / ><><>1 kg 黄金< / ><>116548,40< / ><>123557,10< / >< / ><><>1 oz 克鲁格金币< / ><>3615,60< / ><>3822,80< / >< / ><><>1 / 2 oz 克鲁格金币< / ><>1807,80< / ><>2015,00< / >< / ><><>1 / 4 克鲁格金币< / ><>903,90< / ><>1026,30< / >< / ><><>1 / 10 克鲁格金币< / ><>361,60< / ><>418,00< / >< / ><><>1 不列颠金币< / ><>3615,60< / ><>3879,30< / >< / ><><>1 / 2 不列颠金币< / ><>1807,80< / ><>1996,10< / >< / ><><>1 / 4 不列颠金币< / ><>903,90< / ><>1016,90< / >< / ><><>1 / 10 不列颠金币< / ><>361,60< / ><>400,90< / >< / ><><>20 马克 W. II< / ><>833,30< / ><>1128,40< / >< / ><><>20 弗兰 Vreneli< / ><>675,00< / ><>731,20< / >< / ><><>2 兰特< / ><>850,90< / ><>895,2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400,20< / ><>437,70< / >< / ><><>50 智利比索< / ><>1063,70< / ><>1141,20< / >< / ><><>1 kg 白银< / ><>1695,10< / ><>2305,86< / >< / ><><>1 枫叶铂金币< / ><>1425,00< / ><>1972,19< / >< / table>

*=前一日，来源：Degussa Goldh.，终端客户价格

“拉丁美洲拥有广泛的原材料基础”

莱昂纳德·宽（Leonard Kwan）作为一名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经理，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在访谈中，他透露了投资者可以寻找机会的地方，以及可能出现并摧毁投资的“黑天鹅”事件。

作者：阿基巴尔德·普罗沙特（Archibald Preuschat），法兰克福

低利率时代已经结束——至少暂时如此。莱昂纳德·宽表示，这为新兴市场债券投资者带来了机遇。在全球对比中，总收益率目前已再次具有吸引力。对于具有潜在投资级资质的债券，可以获得 6% 到 7% 的收益率。“出发点是总收益率具有吸引力，”这位基金经理说道。他的雇主 T. Rowe Price 管理资产规模达 1.87 万亿美元，位列全球前 25 大资产管理公司之列。宽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这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很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投资者并不一定必须押注于利率下降。如果由于美国的财政政策或美联储可能继续采取限制性货币政策而预期利率较高，投资者可以专注于较短的期限。在利率曲线的中段，仍有可能获得 5% 到 6% 的收益率。

“如果您对美国的财政担忧或美联储可能的进一步加息感到不安，您可以保持较短的久期分布，”宽说道。在 5 到 6 年的期限范围内，仍可赚取 5% 到 6% 的收益。这正是固定收益资产的一个优势：期限可以根据对利率环境的评估进行调整。

宽目前对拉丁美洲尤为乐观。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受益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的全球环境。“我们目前更看好南美和拉丁美洲，”这位基金经理表示。在他看来，该地区受益于较高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往往导致石油、天然气、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等实物资产受到更多关注。围绕重要贸易和运输路线的不确定性增强了这一效应。

拉丁美洲拥有广泛的原材料基础。巴西不仅有石油，还拥有重要的农业和丰富的金属矿藏。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同样是石油生产国，而智利和秘鲁则拥有大量的铜矿资源。这与人工智能的扩张密切相关。“数据中心及其相关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电力、铜和其他金属。这种需求的一部分使资源丰富的新兴市场受益，”宽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解释道。

此外，一些国家的政治周期已经发生改变——

原材料与 农业： 巴西大豆田里的收割机 照片：AFP

——在智利和哥伦比亚，中右翼力量近期有所增强。“在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家，政治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宽说道。近期，中右翼候选人的表现比左翼候选人更为强劲。只要新政府能确保更高的预算纪律和可靠的框架条件，这就有可能改善财务状况和投资环境。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地理上远离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它们与美国经济区的接近是另一个优势。美国在基础设施、国防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高额支出创造了需求，这种需求可以通过原材料市场辐射到拉丁美洲。

而亚洲在投资组合中则可以承担更具防御性的角色。宽（Kwan）表示：“当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时，亚洲通常是新兴市场领域中质量更高、发展更成熟的部分。”更高的信用质量使该地区对于投资组合而言更具防御性。

另一个有趣的地区是中亚。哈萨克斯坦拥有石油，乌兹别克斯坦拥有矿业和黄金储量，此外，铀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宽在谈到该地区时说：“他们实际上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量之一。”在一个各国都希望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的世界中，核能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在人们希望实现能源资源多样化的这个时期，核电是一个选项。”

贸易路线的重新布局也可能加强中亚的地位。对海上瓶颈的不确定性以及单一运输路线的脆弱性，可能会促使中国扩大通过中亚、中东并进一步延伸至欧洲的陆路连接。宽表示：“中亚将出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所谓的“中间走廊”——即绕过俄罗斯路线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连接——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反过来增加该地区对原材料和服务业的需求。

宽表示：“海湾国家也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建设港口、增加管道以及开辟替代出口路径，可以减少对单一瓶颈的依赖。例如，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能够通过阿拉伯半岛西海岸的路线出口石油。此类项目虽然成本高昂，但表明了各国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如何从中产生新的投资机会。

然而，新兴市场较高的收益并非馈赠，而是反映了政治和财政风险。宽表示：“巴西的债券收益率在14%左右，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财政政策的担忧已经体现在价格之中。

例如，阿根廷在过去多次不得不对其外债进行重组。尽管如此，目前的环境已变得更加有利。宽表示：“阿根廷经历了从左向右的政治转向。”该国也从目前的能源环境下获益匪浅。宽指出：“尤其是瓦卡穆埃尔塔（Vaca Muerta）页岩油和页岩气地层可能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对国家财政也十分有利。此外，金属和锂为该国提供了额外机遇，也有助于国家财政的整合。”

秘鲁和哥伦比亚最近在政治上向中间或中右翼方向移动。在墨西哥，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总统在与唐纳德·特朗普打交道时展现了技巧。宽评价道：“她懂得及早捕捉美国的顾虑，并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不过，她是否能长期成功，仍有待观察。”

委内瑞拉可能会带来这样的意外。古巴也必须予以关注，因为美国最近在那里更明确地表达了其利益。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加勒比地区的冲突其后果可能不如与伊朗的升级严重，但该地区的局势发展可能会让人想起委内瑞拉的经验。

“然而，影响最深远的场景将是美国与欧洲之间围绕格陵兰岛爆发的冲突，”宽（Kwan）表示。不过，他本人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对丹麦、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欧洲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宽提醒道，最重要的是，此类举措将从核心上动摇跨大西洋联盟。

市场的反应可能会超出欧洲范围。“如果一个人愿意对一个密切的盟友采取此类行动，那么人们将难以定义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宽说。投资者可能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资产在政治上不再那么可靠。在所谓的“解放日”之后，人们观察到了类似的——尽管绝不可比的——反应：美元下跌，美国债券承压，投资者更强烈地将资产从美国资产中多元化。

尽管美国股市依然强劲——比欧洲股市更强。但这可以用财政扩张以及围绕人工智能的股价幻想来解释。“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敏感的资产类别，即债券和货币中，已经可以看到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位拥有三十年职业经验的债券专家评价道。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公开冲突将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有许多理由，无论是理智还是制度利益，都表明这一场景不应发生。“正因如此，长期投资者的任务就是将不可思议的情况至少纳入风险评估之中，”宽说道。

观点

为什么人工智能带来的利润看起来比实际更高

作者：比约恩·海森伯格 (Björn Heissenberger)

根据 Factset 记录的分析师预测，S&P 500 成分公司的利润今年有望增长 30%。然而，这种利润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时间上的会计效应。当制造商销售服务器、半导体或数据中心技术时，其营收和利润率会立即入账。对于买方而言，资金同样是立即流出的。但在买方的损益表中，这项投资并不被计作费用，而是通过多年折旧分摊。因此，S&P 500 在今天就获取了人工智能热潮的利润，而大部分负担则在随后逐渐显现。损益表因此主要展示了人工智能热潮的乐观一面。但在自由现金流（Cashflow）中，情况则有所不同。投资无法在多年中分摊。当资金实际支出时，流动资金就会流出。在预期的 30% 利润跳升中，现金流仅剩下低个位数的增长。因此，S&P 500 的利润看起来比现金流所能支撑的要好。这也使得该指数的市盈率看起来更低。

在五大“超大规模云计算厂商”（Hyperscalers）身上，利润与现金流之间的差异尤为剧烈。根据 Visible Alpha 的估计，他们的净利润今年将增长 25%。但与此同时，其自由现金流预计将下降 91%，至约 160 亿美元。这意味着，在 500 亿（半万亿）美元利润面前，自由现金流仅为 160 亿美元。

人工智能货币化进程令人失望，利润率承压。

Open AI、SpaceX 的人工智能部门以及许多初创公司虽然面临巨额亏损，但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他们的支出为指数中上市的供应商创造了营收和现金流。而 Open AI 等公司的亏损则发生在指数之外。如果没有这种机制，S&P 500 的现金流增长将会更低。

如果超大规模云计算厂商未来通过人工智能赚到的钱超过其必须增加的投资，其自由现金流有望回升。然而，这些投资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重复支出。人工智能扩建的重点正日益从长寿命的建筑转向寿命较短的服务器和其他计算硬件，而后者必须定期更换。因此，关键不仅在于人工智能能产生多少额外营收，而是在于为了维持这些营收必须持续投入多少资金。即使在乐观的情况下，投资速度的放缓也可能抑制芯片制造商的增长。如果人工智能的货币化进程令人失望且预算被削减，制造商的营收和利润率将面临压力。人工智能热潮的利润并非凭空捏造，但其中一部分是对未来投资能产生足够高资本回报率的预期预支。如果这一预期未能实现，损益表将逐渐揭示这个坏消息。而在现金流本身中，现在就已经能看到这个账单。

作者是 Heissenberger 资产管理公司（Heissenberger Vermögensverwaltung AG）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致编辑信函

从石油危机中可以学到什么

针对“胡塞武装推进后汽油价格上涨”（《法兰克福汇报》9月14日刊）：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并非应对矿物油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正确答案。如果将要求的燃油价格上限设定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且国家不补偿差价，可能会出现供应中断。此外，这种手段——以及加油折扣——都会削弱价格的引导作用，且在减轻消费者负担方面缺乏精准度。由左翼和社民党（SPD）政治家所支持的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导致德国作为商业基地的竞争力被削弱。这将增加投资者（包括外国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必须随时面对可能被征收特别税的风险。

对消费者而言，有意义的减轻负担措施应该是：比联邦政府决议的幅度更大地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所得税，以及将所有消费者的电税永久降低至欧盟法律允许的最低水平。后者还将促进部门耦合，即在交通和热能市场中加强电力使用，这也是气候政策所希望看到的。由此导致的石油消费下降，至少在中期内有望抑制油价。

与其考虑违背市场经济的手段，不如首先提高事实的透明度。为此可以采取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曾使用过的方法。例如，在当时的社会自由主义联盟政府中，由自民党（FDP）领导的联邦经济部在1973 / 74年的石油危机期间，与矿物油工业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了建立“国家信息系统”（NIS）的协议，旨在改善联邦政府对德国石油市场的信息掌握。当时引入的该系统包括：定期报告国内市场矿物油产品的价格（消费者、批发、炼油厂出厂价）、原油供应成本、矿物油产品进口价格、加工和销售领域的主要成本要素、按主要产品划分的净收益以及损益表。

该系统通过引入矿物油加工和销售企业损益表的概览得到了补充。此外，所获得的利润率也被明确标出。这些数据由所有在德国经营的炼油公司采集。1979年初，联邦经济部与矿物油工业达成协议，允许以汇总形式公布所查询的数据。当时这项任务交由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EWI）负责。这为提高公众对矿物油市场盈利状况的透明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系统有效地防止了企业在定价时过度反应。

基民盟的风险

贾斯珀·冯·阿尔滕博库姆（Jasper von Altenbockum）在题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强项与弱项》（《法兰克福汇报》9月15日刊）的社论中，通过与瑞典的对比暗示，德国在处理右翼民粹主义者问题上的“特殊道路”反而增强了 AfD（德国选择党）的力量，而非削弱。由于自民党（FDP）未在联邦议院中拥有席位，且联盟党（Union）排除了与 AfD 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联盟党需要社民党（SPD）来获得政府多数席位。而其他不含 AfD 的多数方案则需要多个中左翼政党参与。这增强了后者的谈判地位，并迫使联盟党做出一些被部分保守派支持者所抵制的妥协。

虽然其中许多人勉强接受了对被宣布为不可触碰的“债务刹车”机制的放宽，但这种意愿并非无限。如果联盟党过于向左倾斜，对其路线的不满可能会超过对 AfD 势力增强的担忧。

阿尔滕博库姆指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作为一名旁观者，

汉斯-威廉·希弗教授 博士（PROFESSOR DR. HANS-WILHELM SCHIFFER），科隆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以用激烈的言辞进行概括性的体制批判。但一旦必须承担责任，就适用“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瑞典民主党自 2022 年以来一直支持保守自由派的少数派政府；到 2026 年，他们希望从提供多数席位的支持者转变为内阁成员。然而，在初步结果公布后，其得票率自 2010 年进入议会以来首次下降。瑞典政治评论员马茨·克努特森（Mats Knutson）也推测，该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表现得更加实用且不那么激进。这可能并不符合所有现有选民的口味。

“防火墙”使 AfD 免于经历这种考验。因此，至少在地方市镇层面，基于具体事务的合作不应成为禁忌。在那里将能证明，AfD 是能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还是像瑞典民主党那样——只是虚张声势。

迈克尔·普法伊费尔（MICHAEL PFEIFFER），诺伊豪森-奥夫-登-菲尔德恩

正常化的风险

在贾斯珀·冯·阿尔滕博库姆的评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强项与弱项》，《法兰克福汇报》9月15日刊）中，揭示了当前辩论中一个具有问题趋势：过早地向右翼民粹主义的“正常化”投降。所提议的“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伪装成冷静的现实政治，但实际上具有高度风险。

一个民主国家是因为在真正的议会“别无选择”的残酷压力下必须寻求新路，还是在智识上提前为此铺路，这两者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后者并非实用主义，而是一种预先放弃政治原则的行为。这恰恰助长了那种为激进势力进入体制铺平道路的相对化倾向。

认为承担政府责任会自动让右翼民粹主义者“祛魅”的假设，委婉地说，在经验主义上是冒险的，且忽视了德国的历史。我们的宪法被设计为“防御性民主”，正是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经历了相信通过吸纳和驯化激进势力是多么致命。

此外，欧洲的对比（如瑞典或意大利）忽视了那里往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体制侵蚀。德国不应为了“特殊道路”而走特殊道路，而应基于历史洞察。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拆除隔离的防护墙，并非实用主义，而是国家政治上的渎职。

恩格尔伯特·海姆堡（ENGELBERT HEIMBURGER），法兰克福

给人们希望！

关于《默茨与马克思》（《法兰克福汇报》9. September）：西蒙·施特劳斯（Simon Strauß）感到惊讶，默茨在惨败之后没有宣布将放弃所谓的“防火墙”、改革与军备政策，甚至放弃自己的总理之梦。而我感到惊讶的是，默茨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首先，人们期望他能推动改革，而且要迅速且公正地推动。在第一位应该提到的是气候政策——而不是西蒙·施特劳斯在列举中提到的那些次要战场。默茨把选民当成缺乏认知的人，仿佛几乎每个人都不知道时机已到一样。

干旱与洪涝灾害让人们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们不希望成为唯一需要做出限制的人。在市区设立 30 公里的时速限制如何？这很公正，因为富人也将同样受到影响。其次，默茨需要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未来叙事，一个能给人们注入希望的叙事。相比之下，他那充满指责的关于“卷起袖子”的言论只会制造挫败感。

而现在，他竟然还对人们“感性”投票感到惊讶。那么，基民盟（CDU）几十年来在竞选摊位上准备的气球、圆珠笔和花种，又是为了什么呢？

拉尔斯·迈恩哈特博士（DR. LARS MEINHARDT），瓦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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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 td><>货币< / ><>发行价 / 回购价< / ><>业绩< / >< / tr><><>截至：16.09.2026< / ><>< / ><>1 个月< / >< / ><>< colspan="4">*价格为前一日 / 最新可用价格< / >< / table>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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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te PRI VAL Grow € 148,40 / 141,33 -4,92 Arete PRI VAL Inco € 129,43 / 125,66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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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平衡型< / ><>€-< / ><>147,99 / 142,30< / ><>-1,78< / >< / ><><>DBA 动态型< / ><>€-< / ><>141,93 / 136,47< / ><>-2,19< / >< / ><><> 保守型< / ><>€-< / ><>112,79 / 110,58< / ><>-1,56< / >< / ><><> 温和型< / ><>€-< / ><>128,11 / 124,38< / ><>-1,78< / >< / ><><> 激进型< / ><>€-< / ><>312,77 / 297,88< / ><>-2,09< / >< / ><><>-ESG Akt CF< / ><>€-< / ><>363,96 / 350,80< / ><>-2,96< / >< / ><><>- ManSelect< / ><>€-< / ><>130,19 / 125,48< / ><>-1,67< / >< / ><><>- Rent CF A< / ><>€-< / ><>122,85 / 119,85< / ><>-1,71< / >< / ><><>- StrInv CF< / ><>€-< / ><>168,37 / 162,28< / ><>-2,28< / >< / ><><>- StrInv TF< / ><>€-< / ><>153,27 / 153,27< / ><>-2,34< / >< / ><><>-Nach.E.St CF A< / ><>€-< / ><>106,60 / 106,60< / ><>-0,11< / >< / ><><> Global Champ CF< / ><>€-< / ><>201,48 / 194,20< / ><>-1,51< / >< / ><><> SeAkREd CF< / ><>€-< / ><>99,19 / 95,60< / ><>-4,90< / >< / ><><>Naspa-Ak.Gb NachCF< / ><>€-< / ><>103,28 / 100,03< / ><>-2,14< / >< / ><><>Naspa-PS Chance< / ><>€-< / ><>81,88 / 78,73< / ><>-2,31< / >< / ><><>-PS ChancePlus< / ><>€-< / ><>169,39 / 161,32< / ><>-2,44< / >< / ><><>-PS Ertrag< / ><>€-< / ><>48,41 / 47,46< / ><>-2,02< / >< / ><><>-PS Wachst.< / ><>€-< / ><>51,64 / 50,14< / ><>-2,34< / >< /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3,94 / 118,04< / ><>-1,10< / >< / ><><>Persp Mitt Asset CF< / ><>€-< / ><>121,72 / 118,17< / ><>-2,94< / >< / table>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股票基金 €* 128,05 / 121,95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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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k:PolarisBal DRw	€	/92,9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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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BNP Paribas Funds

Aqua	€-	/229,13	-5,33
China Equity	€-	/178,33	-2,93
Climate Impact	€-	/294,43	-8,53
Consumer Inn	€-	/306,33	-4,75
Disruptive Techno	€-	/3612	-5,21
Energy Transition	€-	/567,77	-12,34
Euro Equity	€-	/874,13	-5,02
Euro HY ShortDu Bd	€-	/134,92	-0,44
Health Care Innov	€-	/1805	0,61
SMaRT Food	€-	/117,51	-1,44

C&P Funds (Creutz & Partners)

C&P Funds ClassiX	€*	113,24/113,24	0,29
C&P Funds DetoX	€*	65,36/65,36	-3,98
C&P Funds QuantiX	€*	207,55/207,55	-0,88

CATELLA REAL ESTATE AG

Cat Dutch Resid II	€*	10,74/10,74	0,37
Cat.Scandia Chance	€*	12,80/12,80	-2,88
Catella European R	€	14,33/14,33	-0,14
Catella MAX	€	16,51/15,72	-3,60
Catella Mod Wohnen	€	9,54/9,54	0,10
Catella Nachh Immo	€	9,83/9,54	-1,75
Catella Parken Eur	€*	10,78/10,27	0,20
Catella Wohnen Eur	€	10,14/10,14	-0,59
Immo-Spez-Süddeut.	€*	13,89/13,89	-1,35
Multiten. Stiftung	€*	13,23/12,60	0,00
PaRhei Dutch Resid	€*	14,34/14,34	0,35
Sar Sust Prop-EuCi	€*	1051/1051	0,71
Wirtsch.-reg SüdDE	€*	10,99/10,47	0,10

混合基金对比

名称< / td>< rowspan="2">ISIN< / >< colspan="2">价格 16.9.26< / >< colspan="5">业绩 ( %)< / >< rowspan="2">年度成本 %< / >< / tr><><>< / ><>1个月< / ><>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 / ><><>Monega ASVK Subst&Wachst< / ><>DE000A0M13W2< / ><>125,40< / ><>EUR< / ><>+1,78< / ><>+5,37< / ><>+42,46< / ><>+195,68< / ><>+151,71< / ><>4,06< / >< / ><><>1741 FUND Plutos Gold Strat< / ><>LU1401783144< / ><>78,48< / ><>EUR< / ><>+4,89< / ><>-1,28< / ><>+30,99< / ><>+156,00< / ><>+75,42< / ><>3,11< / >< / ><><>1741 FUND IAMF Check BW I< / ><>LU2373530307< / ><>12,54< / ><>EUR< / ><>+1,28< / ><>+5,25< / ><>+16,84< / ><>+86,28< / ><>-< / ><>1,40< / >< / ><><>1741 FUND Malachit Em Mkta< / ><>LU0303551211< / ><>6,09< / ><>EUR< / ><>+3,54< / ><>+7,89< / ><>+29,75< / ><>+72,27< / ><>+23,49< / ><>2,55< / >< / ><><>IPConcept Huber Portfolio IE< / ><>LU2133245436< / ><>4541,08< / ><>EUR< / ><>-0,15< / ><>+9,90< / ><>+31,54< / ><>+69,93< / ><>+95,93< / ><>0,86< / >< / ><><>Intl Fund HMI Chance+< / ><>LU0213544652< / ><>115,46< / ><>EUR< / ><>-4,00< / ><>+10,37< / ><>+16,17< / ><>+55,55< / ><>+62,34< / ><>2,00< / >< / ><><>Q:E Capital Quint:Essence S. P< / ><>LU1074556041< / ><>265,45< / ><>EUR< / ><>+0,37< / ><>+7,98< / ><>+17,03< / ><>+50,22< / ><>+45,28< / ><>2,43< / >< / ><><>1741 FUND Finanzmatrix W< / ><>LU0318314076< / ><>84,32< / ><>EUR< / ><>-0,41< / ><>+10,96< / ><>+12,85< / ><>+50,07< / ><>+43,61< / ><>2,40< / >< / ><><>Universal Persp Dynamisch CF< / ><>DE000DK0V6U7< / ><>118,04< / ><>EUR< / ><>-1,10< / ><>+5,27< / ><>+11,55< / ><>+48,01< / ><>+22,52< / ><>1,39< / >< / ><><>Monega Privacon ETF Akt I*< / ><>DE000A2DL4E9< / ><>200,18< / ><>EUR< / ><>+1,03< / ><>+4,56< / ><>+18,20< / ><>+47,85< / ><>+48,19< / ><>1,54<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资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 方法计算。年度成本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保值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Commerz Real

<><>hausInvest< / ><>€< / ><>46,29 / 44,09< / ><>0,18< / >< / table>

DAVIS FUNDS SICAV

<><>Global A< / ><>$< / ><>74,78 / 70,48< / ><>-3,71< / >< / ><><>Value Fund A< / ><>$< / ><>129,91 / 122,44< / ><>-1,69< / >< / table>

Deka Investments

www.deka.de / 电话 069 / 7147-652

AriDeka CF< / td><>€< / ><>110,47 / 104,95< / ><>-4,82< / >< / tr><><>BasisStrat Flex CF< / ><>€< / ><>136,93 / 131,98< / ><>-3,04< / >< / ><><>BerolinaRent Deka< / ><>€< / ><>41,16 / 39,72< / ><>-2,17<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4,39 / 53,32< / ><>-1,80< / >< / ><><>-ESG Div RhEd< / ><>€< / ><>121,90 / 117,49< / ><>-3,54< / >< / ><><>-ESG ReRheinEd< / ><>€< / ><>29,04 / 28,47< / ><>-1,62< / >< / ><><>-Europ.Bal. CF< / ><>€< / ><>56,26 / 54,62< / ><>-2,34< / >< / ><><>-Europ.Bal. TF< / ><>€< / ><>107,41 / 107,41< / ><>-2,17< / >< / ><><>-Europa Akt Str< / ><>€< / ><>108,82 / 103,64< / ><>-4,35< / >< / ><><>DekaFonds CF< / ><>€< / ><>166,32 / 158,01< / ><>-4,88< / >< / ><><>-Global Bal CF< / ><>€< / ><>111,93 / 108,67< / ><>-1,94< / >< / ><><>-Global Bal TF< / ><>€< / ><>105,47 / 105,47< / ><>-1,97< / >< / ><><>-MegaTrends CF< / ><>€< / ><>189,66 / 182,80< / ><>-3,53< / >< / ><><>-Na.Div Str CF< / ><>€< / ><>160,83 / 155,02< / ><>-2,28< / >< / ><><>-Sachwer. CF< / ><>€< / ><>113,39 / 110,09< / ><>-1,10< / >< / ><><>-Sachwer. TF< / ><>€< / ><>106,11 / 106,11< / ><>-1,14< / >< / ><><>DekaSpezial CF< / ><>€< / ><>804,78 / 775,69< / ><>-3,02< / >< / ><><>DekaTresor< / ><>€< / ><>87,26 / 85,13< / ><>-0,99< / >< / ><><>Div.Strateg.CF A< / ><>€< / ><>247,47 / 238,53< / ><>-1,94< / >< / ><><>DivStrategieEur CF< / ><>€< / ><>130,83 / 126,10< / ><>-3,59< / >< / ><><>ESG SeAkREd TF< / ><>€< / ><>47,50 / 47,50< / ><>-5,47< / >< / ><><>Euro Potential CF< / ><>€< / ><>171,18 / 164,99< / ><>-4,95< / >< / ><><>EuropaBond CF< / ><>€< / ><>90,68 / 88,04< / ><>-2,09< / >< / ><><>EuropaBond TF< / ><>€< / ><>32,00 / 32,00< / ><>-2,14< / >< / table>

<><>Frankf.Sparinvest< / ><>€'< / ><>221,66 / 211,10< / ><>-5,25<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64,29 / 447,51< / ><>-1,30< / >< / ><><>GlobalChampions TF< / ><>€'< / ><>394,15 / 394,15< / ><>-1,36<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3,19 / 213,19< / ><>-2,19<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41 / 101,41< / ><>-0,05< / >< / ><><>Multi Asset In.CFA< / ><>€'< / ><>88,43 / 85,85< / ><>-1,47< / >< / ><><>Multirent-Invest< / ><>€'< / ><>33,27 / 32,30< / ><>-0,46< / >< / ><><>Multizins-INVEST< / ><>€'< / ><>25,13 / 24,40< / ><>-0,12< / >< / ><><>Naspa-Fonds< / ><>€'< / ><>41,01 / 40,01< / ><>-1,31< / >< / ><><>RenditDeka< / ><>€'< / ><>22,11 / 21,47< / ><>-2,28< / >< / ><><>RenditDeka TF< / ><>€'< / ><>27,68 / 27,68< / ><>-2,08< / >< / ><><>RentenStratGI TF< / ><>€'< / ><>75,11 / 75,11< / ><>-2,31< / >< / ><><>RentenStratGlob CF< / ><>€'< / ><>77,98 / 75,71< / ><>-2,28< / >< / ><><>Technologie CF< / ><>€'< / ><>135,78 / 130,87< / ><>-4,77< / >< / ><><>UmweltInvest CF< / ><>€'< / ><>239,66 / 231,00< / ><>-8,61< / >< / ><><>UmweltInvest TF< / ><>€'< / ><>200,92 / 200,92< / ><>-8,67< / >< / ><><>Weltzins-Invest P< / ><>€'< / ><>19,92 / 19,34< / ><>0,47< / >< / table>

Intern. (Lux.) (-Gruppe)

1822 Str.Cha.Pl.< / td><>€'< / ><>178,32 / 171,46< / ><>-3,01< / >< / tr><><>1822 Str.Chance< / ><>€'< / ><>119,47 / 115,43< / ><>-2,06< / >< / ><><>1822 Str.Ert.Pl.< / ><>€'< / ><>50,65 / 49,41< / ><>-1,44< / >< / ><><>1822 Str.Wachstum< / ><>€'< / ><>63,28 / 61,44< / ><>-1,51< / >< / ><><>Berol.Ca.Chance< / ><>€'< / ><>81,21 / 78,84< / ><>-1,88< / >< / ><><>Berol.Ca.Premium< / ><>€'< / ><>110,66 / 106,92< / ><>-2,15< / >< / ><><>Berol.Ca.Sicherh.< / ><>€'< / ><>44,38 / 43,30< / ><>-1,72< / >< / ><><>Berol.Ca.Wachst.< / ><>€'< / ><>45,54 / 44,32< / ><>-2,10< / >< / ><><>DekaEuAktSpezAV< / ><>€'< / ><>192,76 / 192,76< / ><>-1,53< / >< / ><><>DekaEuAktSpezCF(A)< / ><>€'< / ><>281,84 / 271,65< / ><>-1,53< / >< / ><><>Deka-FlexZins CF< / ><>€'< / ><>988,52 / 983,60< / ><>-1,09< / >< / ><><>Deka-FlexZins PB< / ><>€'< / ><>991,25 / 991,25< / ><>-0,99< / >< / ><><>Deka-FlexZins TF< / ><>€'< / ><>983,06 / 983,06< / ><>-1,10< / >< / ><><>DekaGlobAktLRCF(A)< / ><>€'< / ><>281,08 / 270,92< / ><>-1,30< / >< / ><><>Deka-Indust 4.0 CF< / ><>€'< / ><>265,92 / 256,31< / ><>-6,28< / >< / ><><>Deka-Indust 4.0 TF< / ><>€'< / ><>239,11 / 239,11< / ><>-6,34< / >< / ><><>Deka-Lifestyle CF< / ><>€'< / ><>87,35 / 84,19< / ><>-4,12< / >< / ><><>Köln Str.Chance< / ><>€'< / ><>86,21 / 84,52< / ><>-2,23< / >< / table>

<><>Köln Str.Ertrag< / ><>€< / ><>45,67 / 44,77< / ><>-1,84< / >< / ><><>Köln Str.Wachstum< / ><>€< / ><>48,58 / 47,63< / ><>-2,20< / >< / ><><>KölnStr.Chance+< / ><>€< / ><>76,07 / 74,58< / ><>-2,36< / >< / ><><>UnterStrat Eu CF< / ><>€< / ><>195,49 / 188,42< / ><>-4,15< / >< / table>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Deka-BaAZSt off 25< / td><>€-< / ><>135,72 / 133,06< / ><>-2,01< / >< / tr><><>-PB Wert 4y< / ><>€-< / ><>114,88 / 111,53< / ><>-1,53< / >< / ><><>-PfSel ausgew< / ><>€-< / ><>130,84 / 127,03< / ><>-1,90< / >< / ><><>-PfSel dynam< / ><>€-< / ><>159,06 / 154,43< / ><>-1,89< / >< / ><><>-PfSel moderat< / ><>€-< / ><>108,44 / 106,31< / ><>-1,85< / >< / ><><>DekaStruk.5Chance< / ><>€-< / ><>246,29 / 241,46< / ><>-1,89< / >< / ><><>DekaStruk.5Chance+< / ><>€-< / ><>398,60 / 390,78< / ><>-1,88< / >< / ><><>DekaStruk.5Ertrag+< / ><>€-< / ><>104,82 / 102,76< / ><>-1,66< / >< / ><><>DekaStruk.5Wachst.< / ><>€-< / ><>120,58 / 118,22< / ><>-2,08< / >< / ><><>Hamb Stiftung D< / ><>€-< / ><>1006 / 986,03< / ><>-1,68< / >< / ><><>Hamb Stiftung I< / ><>€-< / ><>904,45 / 886,72< / ><>-1,87< / >< / ><><>Hamb Stiftung P< / ><>€-< / ><>90,68 / 87,19< / ><>-1,90<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5,72 / 120,88< / ><>-1,89<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92,11 / 88,57< / ><>-1,20<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99,80 / 95,96< / ><>-0,99< / >< / ><><>LBBW Bal. CR 20< / ><>€-< / ><>46,06 / 45,16< / ><>-2,21< / >< / ><><>LBBW Bal. CR 40< / ><>€-< / ><>56,02 / 54,92< / ><>-2,31< / >< / ><><>LBBW Bal. CR 75< / ><>€-< / ><>80,96 / 79,37< / ><>-2,69<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22,87 / 210,25< / ><>-2,65<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8,21 / 46,36< / ><>-1,70< / >< / table>

www.dje.lu l info@dje.lu Tel. 00352 26925220

<><><> Zins Global P€< / ><>€ 134,65 / 132,01< / ><>-1,28< / >< / ><><>-Asien PA€< / ><>€ 255,40 / 243,24< / ><>-0,84< / >< / ><><>-Concept PA< / ><>€ 166,03 / 158,12< / ><>-1,02< / >< / ><><>-Div&Sub P< / ><>€ 756,37 / 720,35< / ><>-1,34< / >< / >

优质基金份额价格每日公布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

<><><>-Europa < / ><>€ 526,07 / 501,02< / ><>-1,84< / >< / ><><>-Gold&Ressou < / ><>€ 353,24 / 336,42< / ><>3,55< / >< / ><><>-Gold&;Stabfd < / ><>F 165,76 / 157,87< / ><>-1,72< / >< / ><><>-Mittel&;Innov < / ><>€ 177,29 / 168,85< / ><>-3,72< / >< / ><><>-Multi Ass&;Tre< / ><>€ 372,80 / 358,46< / ><>-2,29< / >< / ><><>-Sht Term Bd < / ><>€ 112,82 / 111,70< / ><>-0,92< / >< / ><><>-Zins&;Divid < / ><>€ 192,75 / 185,34< / ><>-1,73< / >< / ><><>FMM-Fonds< / ><>€ 90,17 / 85,88< / ><>-1,02< / >< / >

DWS 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grundb. europa IC:< / ><>€< / ><>35,01 / 33,34< / ><>-3,14<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5,12 / 33,45< / ><>-3,15< / >< / ><><>. Fok Deu RC< / ><>€< / ><>50,38 / 47,98< / ><>-2,51< / >< / ><><>. Fokus D IC:< / ><>€< / ><>50,70 / 48,29< / ><>-2,50< / >< / ><><>. global IC:< / ><>€< / ><>46,10 / 43,90< / ><>-1,94< / >< / ><><>. global RC< / ><>€< / ><>45,36 / 43,20< / ><>-1,97< / >< / >

Fonds Direkt Sicav

<><><>Skyline Dynamik< / ><>€ 363,54 / 363,54< / ><>-1,50< / >< / >

<><><> < / ><>GUINNESS GLOBAL INVESTORS< / >< / >

www.guinnessgi.com / de

<><><>Global Equity Inc< / ><>€< / ><> / 20,02< / ><>-2,63< / >< / ><><>Global Innovators< / ><>€< / ><> / 42,63< / ><>-1,64< / >< / ><><>Sustainable Energy< / ><>€*< / ><> / 24,91< / ><>-8,09< / >< / >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电话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Pf. Plus CHF< / td><>F*< / ><>74,42 / 74,42< / ><>-1,87< / >< / tr><><> Pf. Plus R< / ><>€*< / ><>122,04 / 122,04< / ><>-2,15< / >< / ><><> . Plus V< / ><>€*< / ><>121,67 / 121,67< / ><>-2,34< / >< / ><><> Vict.Str.. R< / ><>€*< / ><>1431 / 1431< / ><>-1,13< / >< / ><><> Vict.Str.. V< / ><>€*< / ><>1432 / 1432< / ><>-1,13< / >< / table>

IFM Independent Fund Management AG

ACATIS FV Akt.GI. €* 300,85 / 286,53 -3,92

KanAm Grund

www.kanam-grund.de

Leading Cities € 59,09 / 56,01 -1,55

MEAG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 ><>€·< / ><>206,08 / 196,27< / ><>-2,35< / >< / ><><>Dividende A< / ><>€·< / ><>87,51 / 83,34< / ><>-3,63<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7,49 / 64,58< / ><>-2,06<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3,19 / 69,70< / ><>-2,13<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 ><>55,24 / 53,12< / ><>-1,81< / >< / ><><>EuroBalance< / ><>€·< / ><>78,64 / 75,62< / ><>-3,40< / >< / ><><>EuroErtrag< / ><>€·< / ><>71,53 / 69,11< / ><>-2,05< / >< / ><><>EuroFlex< / ><>€·< / ><>42,67 / 42,25< / ><>-0,61< / >< / ><><>EuroInvest A< / ><>€·< / ><>163,18 / 155,41< / ><>-1,05< / >< / ><><>EuroKapital< / ><>€·< / ><>71,68 / 68,27< / ><>-3,32< / >< / ><><>EuroRent A< / ><>€·< / ><>28,05 / 27,10< / ><>-1,67< / >< / ><><>GlobalAktien< / ><>€·< / ><>88,01 / 83,82< / ><>-4,36< / >< / ><><>GlobalBalance DF< / ><>€·< / ><>89,71 / 86,26< / ><>-1,99<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2,63 / 107,27< / ><>-2,83< / >< / ><><>ProInvest< / ><>€·< / ><>322,89 / 307,51< / ><>-4,69< / >< / ><><>ReturnSelect A< / ><>€·< / ><>58,56 / 56,85< / ><>-2,03< / >< / ><><>VermAnlage Komfort< / ><>€·< / ><>71,17 / 68,76< / ><>-1,10<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0,59 / 87,11< / ><>-1,79< / >< / table>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 / ><>45,81 / 44,05< / ><>-1,77< / >< / ><><>RWS-ERTRAG A< / ><>€< / ><>18,08 / 17,55< / ><>-1,23< / >< / table>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Basis-Fonds I Nach €* / 146,70 -0,26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 / ><> / 211,41< / ><>0,00< / >< / ><><>UBS (L) EM Eq P XA< / ><>$< / ><> / 226,69< / ><>0,02< / >< / ><><>UBS (L) GCB AD T2< / ><>€*< / ><>195,33 / 189,64< / ><>3,02< / >< / table>

[...OMITTED...]

Union Investment

www.union-investment.de 电话：069 589 98-6060

PrivFd:Kontr.< / td><>€< / ><>145,31 / 145,31< / ><>-1,27< / >< / tr><><>PrivFd:Kontr.pro< / ><>€< / ><>216,31 / 216,31< / ><>-1,09< / >< / ><><>UniDeutschl.XS< / ><>€< / ><>181,23 / 174,26< / ><>-5,56< / >< / ><><>UniESG Aktien DeuA< / ><>€< / ><>337,06 / 321,01< / ><>-3,23< / >< / ><><>UniESG Aktien Glo< / ><>€< / ><>204,76 / 195,01< / ><>-3,17< / >< / ><><>UniESG Aktien Glo n< / ><>€< / ><>173,85 / 173,85< / ><>-3,20< / >< / ><><>UniEuroAktien< / ><>€< / ><>129,31 / 123,15< / ><>-4,70< / >< / ><><>UniEuroRenta< / ><>€< / ><>60,84 / 59,07< / ><>-1,35< / >< / ><><>UniFav.:Akt. -net-< / ><>€*< / ><>196,23 / 196,23< / ><>-4,11< / >< / table>

<><>Unifavorit: Aktien< / ><>€< / ><>331,35 / 315,57< / ><>-4,08< / >< / ><><>UniFonds< / ><>€< / ><>85,26 / 81,20< / ><>-4,49< / >< / ><><>UniFonds-net-< / ><>€< / ><>118,34 / 118,34< / ><>-4,51< / >< / ><><>UniGlobal< / ><>€< / ><>523,61 / 498,68< / ><>-3,89< / >< / ><><>UniGlobal-net-< / ><>€< / ><>295,84 / 295,84< / ><>-3,90< / >< / ><><>UnionGeldmarktfds< / ><>€< / ><>47,80 / 47,80< / ><>0,15< / >< / ><><>UniRak< / ><>€< / ><>161,32 / 156,62< / ><>-2,42< / >< / ><><>UniRak Konserva A< / ><>€< / ><>122,28 / 119,88< / ><>-2,28< / >< / ><><>UniRak -net-< / ><>€< / ><>84,57 / 84,57< / ><>-2,45< / >< / ><><>UniStrat: Ausgew.< / ><>€< / ><>89,62 / 87,01< / ><>-1,78< / >< / ><><>UniStrat: Konserv.< / ><>€*< / ><>80,49 / 78,15< / ><>-1,55<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卢森堡

<><>FairWorldFonds< / ><>€< / ><>59,79 / 58,33< / ><>-2,67< / >< / ><><>PrivatFonds: ESG< / ><>€< / ><>58,66 / 58,66< / ><>-1,95< / >< / ><><>UniAusschü. net-A< / ><>€< / ><>51,85 / 51,85< / ><>-0,74< / >< / ><><>UniDividAss net A< / ><>€< / ><>74,93 / 74,93< / ><>-1,29< / >< / ><><>UniDividendenAss A< / ><>€< / ><>80,19 / 77,11< / ><>-1,25< / >< / ><><>UniDyn.Europa A< / ><>€< / ><>154,42 / 148,48< / ><>-5,44< / >< / ><><>UniESG Aktien EuA< / ><>€< / ><>86,89 / 82,75< / ><>-3,79< / >< / ><><>UniEuRe Corp A< / ><>€< / ><>48,67 / 47,25< / ><>-1,77< / >< / ><><>UniEurKap Corp-A< / ><>€< / ><>35,98 / 35,27< / ><>-0,87< / >< / ><><>UniEurKap.Co.net A< / ><>€< / ><>35,64 / 35,64< / ><>-0,92< / >< / ><><>UniEuropa< / ><>€< / ><>3700 / 3524< / ><>-3,89< / >< / ><><>UniGlobal Div A< / ><>€< / ><>147,37 / 140,35< / ><>-1,70<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6,27 / 136,27< / ><>-1,73< / >< / ><><>UniGlobal II A< / ><>€< / ><>226,00 / 215,24< / ><>-3,85< / >< / ><><>UniIndustrie 4.0A< / ><>€< / ><>110,77 / 106,51< / ><>-4,22< / >< / ><><>UniMarktf. -net- A< / ><>€< / ><>109,68 / 109,68< / ><>-3,26< / >< / ><><>UniOpti4< / ><>€< / ><>99,34 / 99,34< / ><>0,00< / >< / ><><>UniRak ESG A< / ><>€< / ><>107,49 / 104,36< / ><>-2,37<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1,75 / 101,75< / ><>-2,40<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2,39 / 110,19< / ><>-2,20<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8,43 / 108,43< / ><>-2,22<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01,93 / 386,47< / ><>-4,43< / >< / ><><>UniStruktur< / ><>€< / ><>133,14 / 129,26< / ><>-1,39< / >< / ><><>UniVa. Global A< / ><>€< / ><>198,63 / 190,99< / ><>-1,83< / >< / ><><>UniVa.Glb-net-A< / ><>€*< / ><>186,63 / 186,63< / ><>-1,86<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lmmo:Dt.< / ><>€< / ><>96,57 / 91,97< / ><>0,01< / >< / ><><>Unilmmo:Europa< / ><>€< / ><>48,47 / 46,16< / ><>0,09< / >< / ><><>Unilmmo:Global< / ><>€*< / ><>41,35 / 39,38< / ><>0,00< / >< / table>

Universal Investment

Degussa Univ.Rent €* 66,90 / 65,59 -1,36

Universal-Investment-Luxembourg S.A.

CondorBalance-UI €* 112,38 / 107,03 -2,55 CondorChance-UI €* 139,58 / 132,93 -1,95 CondorTrends-UI €* 125,22 / 119,26 -4,25

Warburg Invest

DMüller Prem Akt € €* 91,20 / 87,69 -1,11

W&W Asset Management Dublin

SouthEast Asian Eq €* / 213,17 -0,12

其他金融产品

卢森堡安置基金 (Luxembourg Placement Funds)

Solitār< / td><>€< / ><> / 2815< / ><>-1,20< / >< / tr> <>Solitār II< / ><>€< / ><> / 1830< / ><>-1,46< / >< / tr>< / table>

更多基金信息请访问 faz.net / fondsinfo

一般说明

根据《资本投资法》(KAGB) 设立的投资资金

Whrg.：货币（A = 澳大利亚美元，€ = 欧元，F = 瑞士法郎，£ = 英镑，¥ = 日元，P = 波兰兹罗提，S = 瑞典克朗，\$ = 美元）。Ausg.：指定日期的基金份额发行价。

Rückn.：指定日期的基金份额回购价。

NAV.：资产净值。

Perf.：基于最近可用 NAV（资产净值）的业绩表现。根据 BVI 方法计算。

* 基金价格等数据为前一日或最近可用数据。

发行价 / 回购价在小数点前超过四位时，不显示小数点后位数。

所有信息不保证准确，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Infront

基金服务 (Fund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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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出版社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uch)

遗产打破沉默

安德烈亚斯·坦克 (Andreas Tank) 是两名波美拉尼亚被驱逐者的孙辈，他利用祖父母留下的遗产拼凑出了家族历史。数百份原始资料向他揭示了关于失去家园、战争创伤以及 2. 世界大战后重新开始的艰辛等此前不为人知的真相。

《我的祖父母隐瞒了什么》

288 页 - 28 欧元

安德烈亚斯·坦克 (Andreas Tank)

我的 祖父母 隐瞒了什么

法兰克福汇报出版社

逃亡、被驱逐、 重新开始 —— 一次寻踪之旅

与内心的“懒惰之犬”握手言和

最近跑步时听到的一段对话：

“嘿，你的‘内心懒惰之犬’（innerer Schweinehund）看来没怎么活动，我们不是才见过面吗！”

“没错，就在昨天！”

“不，它现在被拴在短绳上。”

众人大笑。

“我也给我的那只戴上了口套。”

许多人计划增加运动量，却在日常生活中失败。但这并非必然。一位正念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

勒内·特雷德（René Träder）微微一笑。他热爱这类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这位来自柏林的韧性与正念专家拥有令人愉悦的声音，许多人通过 DAK 健康播客节目和 Youtube 启发视频对他有所了解。他的韧性书籍是畅销书（如《生活说：不行！——我说：就得行！》）。企业经常邀请他主持工作坊。而且谁能没有这种感觉：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外面在下雨。薯片、巧克力、可乐（冰镇）以及最喜欢的剧集新一集在等着。这些都是骑车、健身或跑步的不利条件。多年来形成的对疲劳刺激的反应就是休息。食用脂肪和糖分：这会（短暂地）触发愉悦感。这就是形成稳定习惯路径上的“三部曲”。在这种情况下，“出门、淋雨、劳累”这种替代方案怎么可能有机会？

许多人计划增加运动量，却在日常生活中失败。因此，向专家的提问是：为什么我们的意志力往往不足以支撑规律的运动，而自我效能感和正念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勒内·特雷德回答道：“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日常生活充满了刺激和要求，晚上可能就缺乏能量去完成一项额外的任务。早晨制定的‘我必须运动’的计划听起来就像另一项任务。我们可以强迫自己，但这无法形成良好的习惯。”

作者：弗兰克·海克（Frank Heike），汉堡

雷根斯堡的运动心理学家、作家佩特拉·詹森（Petra Jansen）教授将这种资源称为“自身能量储备”，它像是一个容量有限的容器。一旦它空了，即使自我效能感很高，自我控制和强迫自己去运动也会变得困难。这就是自我控制的“能量储备模型”理论。我们进行的运动应该带给我们快乐，否则意志力只是一座短桥。解决方案可以是从小处着手，以积累成就感，向大脑发出信号：“我可以运动。我可以照顾自己。”这将启动一个正向循环。

勒内·特雷德说：“自我效能感就是信任。信任源于经验。如果一个人体验到，尽管经历了一天压力巨大的工作，但依然完成了 15 分钟的运动并且之后感觉更好，他就获得了一次具体的自我体验。这增强了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的肌肉在生长，是因为我采取了行动，而不仅仅是因为我计划这样做。”将每日运动视为待办事项清单的一部分并将其“完成”，这与正念运动的理念相悖。勒内·特雷德解释道：“如果运动仅仅是一项待办事项，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转向下一个待办事项。那么重点就变成了‘完成’：还要多久，还要游多少趟或跑多少圈。瑜伽课什么时候结束？健身房里硬拉多少公斤？我燃烧了多少卡路里？我还得买什么东西？”

相比之下，正念运动就像是在漫长的一天之后洗个舒畅的澡。我们洗澡不仅是因为必要，更是因为能感受到水的拍打、洗发水的香气，这种感觉很好。我们甚至可能会延长这个过程。特雷德（Träder）表示：“正念改变了人们对待运动的态度。运动可以意味着训练感知力，而不仅仅是训练肌肉。”正念意味着专注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感受身体和呼吸，感受紧张与放松。运动可以成为一种从大脑回归身体的手段。这对于办公室职员尤其有意义，因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身体压力较小。在运动中，正念的核心点在于感知现状，而不对其进行评价。

勒内·特雷德认为，从根本上讲，正念运动绝对离不开正确运动项目的选择。如果我仅仅将跑步视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为了变得强壮、减肥、生活更健康），我就会陷入一种义务感。如果目标具有吸引力，但达成目标的路径却不吸引人，那么我的“内在懒惰”（innerer Schweinehund）迟早会把我逼回沙发上。因为这条路径（运动）在认知上具有吸引力，但并未与快乐或体验相结合。“如果恰恰是这项运动无法在我内心激发出积极的情绪，那么三周后我就会重新回到薯片面前，因为薯片能保证给我带来愉悦感。”

特雷德建议向“内在懒惰”伸出橄榄枝，将其视为伙伴。因为正念意味着一天多次地审视自我，检查自己的状态，感受情绪，并尝试通过呼吸来调节情绪。他提出了两种方法。第一，正视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让运动回归运动本身。如果想在沙发上度过夜晚，就这么做。我不想强迫自己。这（同样）是正念：我可以选择不做。然后问自己：如果晚上 20 点不能再去慢跑，也许明天早上可以？或者规划好下一个工作日，让自己在晚上没那么累？另一种方法是，允许采取极小的步骤。

单调的动作最理想，能够增强正念和心理韧性。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问题上，集中在对他人的（或对自己的）肯定与否定上，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正念意味着感知现状——而无需做出反应：一个想法出现了，就让它随风而去。感知到刺激，但不必随之而动：“我的腿很沉。”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会因为过去运动太少而感到懊恼。也就是说，我们不对此进行评价。我们可以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这能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具抗压能力。运动心理学家佩特拉·詹森（Petra Jansen）提醒道，其他放松技巧（如听音乐或看视频）会分散人们对自身身体信号的注意力。“从长远来看，这会削弱人们的感知力。”即使是微小的意识练习也能变成正念行为——例如专注地系好跑鞋带。特雷德解释说，这样也可以接近“冥想”这个宏大的概念：“冥想仅仅意味着存在于当下，通过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层面。专注地走上台阶。有意识地。冥想是对当下的训练。运动即是冥想。”

这里同样不存在“允许”与“禁止”的对立。耐力运动通常有助于理清思绪。我该怎么跟女上司说？什么话最好不要说？秋季假期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有必要？身体的活动带动了精神的活动。“这也许不那么具有冥想感，因为你没有关注鸟鸣、呼吸或鞋底的嘎吱声。但内心的抽屉被打开了，思绪得到了整理，”特雷德（Träder）说道。在某些正念传统中，“友善”的实践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友善可以在锻炼过程中进行训练：“感谢自己今天完成了这次锻炼。在此过程中，尝试完全地关注自我，并自觉地放弃与他人的比较，”詹森（Jansen）教授建议道。而在训练结束之后，给自己拍拍肩膀以示赞赏，绝对是“允许”的。或者，同时大喊一声“Yes!”。

三个正念运动练习

■ 一分钟活动

在一天之中，有意识地活动一分钟。走楼梯、伸展身体，或散步去超市。手中不拿手机，也不拿咖啡。将注意力集中在动作上整整一分钟——我如何感知我的身体？例如，仅感受双腿。这是一个简短的正念活动单元，旨在与自我接触，将思绪收回。

正念一公里

在我行走、跑步或骑行这一公里的过程中，专注于三个方面：我现在的呼吸状态如何？我感知到自己身体的什么情况，哪里在发痒，哪里在摩擦，哪里变暖或变冷？我感知到周围环境的什么（鸟鸣、发动机轰鸣声、孩子们的说话声）？可以在这三个单元之间切换。

前后对比检查

在活动开始前，使用 0 到 10 的量表来衡量目前的压力或紧张程度：我的感觉如何？0 代表糟糕，10 代表极好。对自己进行一次状态检查。活动结束后再次询问同样的问题。无需强求现在必须有所改善。也就是说，不要只是机械地进入活动然后退出，而要自觉地进行状态的“签入”与“签出”。

信守承诺：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将参加戴维斯杯

法兰克福。从纽约到东威斯特法伦省的乡村，从美网决赛到戴维斯杯的第二轮资格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将在周末为德国网球国家队出战。这位刚获得大满贯冠军的选手带着强劲的势头前往哈勒——并可以在那里瞄准另一个职业目标。“我们非常高兴，尽管在经历了非凡的大满贯赛季和美网夺冠后身体承受了巨大压力，亚历山大依然能来到哈勒参加我们的主场比赛，”德国戴维斯杯队长迈克尔·科尔曼（Michael Kohlmann）在与克罗地亚队的对决前表示。

兹维列夫本人在上周日获得第二个大满贯冠军后，最初对是否参赛持保留态度。这位 29 岁的选手在决赛击败美国选手本·谢尔顿（Ben Shelton）后表示，他“非常有兴趣”参赛，但他的团队建议他不要参加。经过短暂考虑，兹维列夫现在决定出战。尽管为了实现另一个职业目标，适当的休息对他来说肯定有好处。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近在咫尺，意大利选手扬尼克·辛纳（Jannik Sinner）与兹维列夫的距离已不再遥远。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名德国人（鲍里斯·贝克尔，1991 年占据 12 周）曾登顶男子排名榜首。“这对我们的球队和德国网球迷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信号，”科尔曼说道。周六和周日，兹维列夫将与扬尼克·汉夫曼（Yannick Hanfmann）、丹尼尔·阿尔特迈尔（Daniel Altmaier）以及成功双打组合凯文·克拉维茨（Kevin Krawietz） / 蒂姆·普茨（Tim Pütz）一起在哈勒对阵处于劣势的克罗地亚队。sid

简讯

运动员协会失去赫伯

运动员协会“德国运动员协会”（Athleten Deutschland e.V.）必须重新任命其总经理。该协会宣布，约翰内斯·赫伯（Johannes Herber）将在明年夏天结束其担任总经理八年的任期。这位前职业篮球运动员及国家队成员在上周六的会员大会上宣布了他的决定。赫伯在关于其计划的一份新闻稿中被引用称，他为能促使德国运动员协会成为“代表运动员权利和利益的强有力声音”而感到自豪。F.A.Z.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回归土耳其

24 场正赛、更多冲刺赛以及两条新赛道：在 2027 年的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el 1）赛历中，西班牙巴塞罗那和荷兰赞德福特将为葡萄牙波尔蒂芒（6 月 20 日）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0 月 3 日）让位。正如预期，德国将不会举办比赛，且短期内这一情况不会改变。冲刺赛的数量将从 6 场增加到 10 场，一级方程式赛车将此举归因于“持续的成功和高需求”。巴林、澳大利亚、日本、摩纳哥和阿布扎比将首次举办冲刺赛。2027 赛季预计将于 3 月 14 日在巴林开赛。 sid

德国排球队的全能选手

埃里克·勒尔斯代表了德国排球运动员的新灵活性——无论是在正在进行的欧锦赛中，还是在职业规划上。

法兰克福。在排球欧洲锦标赛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预赛（六天内五场比赛取得四胜）后，在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比赛地迎来的休息日对埃里克·勒尔斯来说恰到好处。“周三下午的计划就是，在泳池边的阳光下躺半个小时，”他说道，“让大脑放松下来。”

不过，“放松”这一项目并不能完全填满他的时间。力量训练同样在日程表上，勒尔斯认为这“相当重要”。此外，还有一次包含触球和接球的小型技术训练。这些常规训练属于排球的基本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加以巩固。

在这届欧锦赛中，埃里克·勒尔斯在德国排球国家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常情况下，这位25岁的球员担任主攻手。然而，由于老将格奥尔格·格罗泽的缺阵，对角位置出现了空缺——勒尔斯现在尝试以全能选手的身份重新诠释这一位置。

“这不是我的主位置，”他在谈到自己的新领域时表示，“但也不是完全不习惯。”对角球员通常作为主攻手，无需承担任何接球和防守工作。

由于勒尔斯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德国队在这届欧锦赛中的出场方式显得有些不走寻常路。“派出三名接球手也可能是一个优势，”他说，他有时会参与后场防守，从而使“覆盖范围更广”。

在进攻端，压力也分摊到了“多个肩膀”上——因此，德国队比以往更难被预测，而不再像格罗泽的巅峰时期那样，几乎每个球都通过一名顶尖球员来打。

这种新的灵活性在统计数据中也能体现出来。预赛结束后，德国队分别战胜了土耳其（3:1）、拉脱维亚（3:0）、东道主罗马尼亚（3:2）和瑞士（3:1），并在最后一场比赛中0:3负于奥运冠军法国队。埃里克·勒尔斯以66分领跑队内得分榜。不过，其他主攻手托比亚斯·布兰德（59分）、莫里茨·赖歇特（38分）和西奥·莫温克尔（26分）也取得了显著的得分。

“而且我们在中路非常强，”勒尔斯强调。其他球队选择这种战术的频率明显较低，这一点从中路阻挡者安东·布雷梅（42分）和托比亚斯·克里克（33分）的成绩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得分分布得非常好，”勒尔斯说，“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他将自己取得的66分与他的球衣号码66相吻合视为一个有趣的巧合——而且德国队最近在对阵意大利的一局比赛中以66:64获胜，创下了“世界纪录”。但他并不想过度解读这种数字学。“通常我穿6号，”勒尔斯说，“我父亲以前一直穿6号。”但在国家队中，这个幸运数字已经分配给了二传手约翰内斯·蒂勒。因此，他选择了66号。

焦点人物：埃里克·勒尔斯

在细节上的某种灵活性也是勒尔斯的特点。他在国家队中的关键角色建立在持续的发展之上。他从小在波茨坦-瓦尔德施塔特排球俱乐部（VC Potsdam-Waldstadt）和柏林TSC俱乐部打球，随后通过奥林匹亚排球俱乐部（VC Olympia）成功跳槽至德甲联赛。

在法兰克福联合排球俱乐部（United Volleys Frankfurt）短暂效力后，他在迪伦动力排球俱乐部（Powervolleys Düren）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并在吕内堡SVG俱乐部（SVG Lüneburg）度过了“极好的一年”，最终闯入了欧洲杯决赛。“德甲的水平不错，”勒尔斯认为，“但与意大利或波兰等顶级联赛相比，确实较弱。”

甚至吕内堡俱乐部的教练斯特凡·许伯纳（Stefan Hübner）——他本人曾是获得诸多荣誉的排球国家队球员——也鼓励他前往国外发展。随后，勒尔斯（Röhrs）加盟了竞争激烈的意大利联赛中的蒙扎 Vero Volleys 队。现在，他准备在接下来的赛季跳槽至希腊的纪录冠军比雷埃夫斯奥林匹亚科斯队。

“这是下一个逻辑步骤，”这位德国新星在谈到转会希腊时表示，并指出在排球界签署一年期合同随后重新规划方向是“相当普遍”的。“一个人变得越强，就越想在成功之梯上攀登得更高。”

勒尔斯在国家队层面也追求更高的阶段。在休息日之后，德国队将于本周四与其他从 D 组晋级 16 强的球队一同飞往索非亚。本周末，首轮淘汰赛将在保加利亚首都举行。无论对手是谁，勒尔斯只信奉一条准则：“我们将全力进攻。” ACHIM DREIS

“他应得的告别” 梅西将再次为阿根廷出战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国家队的“后梅西时代”即将开启——但首先将由利昂内尔·梅西拉开序幕。阿根廷足协（AFA）周二晚间宣布，这位八次世界足球先生将在即将到来的国际比赛日迎来正式的告别仪式。10月6.日，梅西将参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举行的对阵贝宁的友谊赛。在此之前的几天里，阿根廷还将分别对阵玻利维亚（9月30.日在科尔多瓦）和布基纳法索（10月3.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三场测试赛是梅西在8月底宣布退出国家队后的首批国际比赛。

AFA主席克劳迪奥·塔皮亚在社交平台 X 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梅西应当“在阿根廷这里，获得他真正应得的告别”。在输给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梅西做出了退役决定；此前他为国家队效力了21年。这段职业生涯包括2014年在巴西输给德国的世界杯决赛，以及2022年在卡塔尔击败法国、赢得梦寐以求的冠军。2021年和2024年，梅西带领“蓝白军团”赢得了美洲杯冠军。sid

拜仁同样与弗罗因德续约

慕尼黑。正如预期，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也与体育总监克里斯托夫·弗罗因德续签了合同，从而完成了未来几年的领导层配置。这位49岁岁的奥地利人签署的合同期限至2029.年，与此前续约的首席执行官扬-克里斯蒂安·德雷森和体育董事马克斯·埃贝尔一致。主教练文森特·孔帕尼与俱乐部的合同也还剩约三年。弗罗因德在萨尔茨堡红牛效力17年担任体育管理工作后，于2023年夏天来到慕尼黑。

俱乐部负责人德雷森证明，弗罗因德在“我们所有的体育决策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过去几年的成功“离不开他卓越工作的贡献”。此外，弗罗因德与主教练孔帕尼保持着“极佳的沟通”，他“紧贴球队，同时关注整个体育领域”。德雷森赞扬道，弗罗因德“不仅达到了人们对他寄予的期望，甚至有所超越”。体育主管埃贝尔称弗罗因德是“我们团队中宝贵的一员，是体育领域重要的协调点，涵盖了从职业球员、教练组到拜仁校园的所有环节”。sid

里斯本北部的起义

在葡萄牙足球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之后，托伦斯队（Torreense）进入了欧联杯。从纸面实力来看，这支葡萄牙杯赛冠军毫无机会——但它拥有不寻常的优势。

作者：蒂洛·瓦格纳（Tilo Wagner） 里斯本

短暂的迷恋：迪诺·托普穆勒在最初的狂热之后再次离开朗斯。 照片 EPA

一段短暂罗曼史的故事

[...OMITTED...]

当迪诺·托普默勒在夏天加盟法国俱乐部朗斯（RC Lens）时，双方都深陷其中。而现在，在经历了六场正式比赛后，他失去了这份工作。这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作者：斯特凡·克莱姆，科隆

在这段关系的开始，双方之间火花四溅。法国北部传统俱乐部朗斯的体育总监让-路易·勒卡（Jean-Louis Leca）对他新任教练简直着迷：“那种感觉立刻就产生了。这不仅仅是足球，而是两个男人之间建立的一种纽带。”而来自德国的教练迪诺·托普默勒（Dino Toppmöller）对自己的新工作环境同样感到兴奋：“对于一名教练来说，项目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教练始终参与到所有流程之中。”

在仅经过六场比赛后可以这么说：托普默勒可能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所有流程中，因为这段足球式的浪漫关系戛然而止。周二，朗斯与托普默勒分手，法国体育日报《队报》（L'Equipe）恰如其分地将其标题定为：“失败的婚姻”。但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为上赛季的联赛亚军和杯赛冠军，朗斯是一家雄心勃勃的俱乐部。在法国超级杯中，作为杯赛冠军与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对决并获胜，本应是其目标。而45岁的托普默勒在他的第一场正式比赛中就交出了答卷：朗斯以1:0获胜，这位前法兰克福主帅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冠军，未来似乎一片光明。尤其是这家竞技俱乐部还以一场势如破竹的

托雷斯韦德拉斯市（Torres Vedras）位于里斯本西北约50公里处，在葡萄牙其实是以街头狂欢节而闻名的：在忏悔星期二，色彩斑斓的纸浆人物在巴西桑巴节奏的伴随下穿过城市。但今年一切都不同了：狂欢节游行被推迟，因为1月底一场风暴在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而这次盛大的街头庆典并非发生在“第五季”（狂欢季），而是在2026年5月24日：足球俱乐部托雷恩塞（Sport Clube União Torreense）在杯赛决赛中，通过加时赛以2:1击败了绝对热门且进入过欧冠八强的里斯本体育（Sporting Lissabon）。这是葡萄牙足球史上第一次由一支乙级球队捧杯回家。凭借在雅莫尔国家体育场的这场胜利，托雷恩塞直接获得了欧联杯小组赛的资格。

葡萄牙西部的这场足球起义有着前传。像许多葡萄牙足球俱乐部一样，SCU托雷恩塞也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兴趣。十多年前，中国企业家陈奇（Qi Chen）购买了托雷恩塞股份有限公司（Torreense S. A. D.）70%的股份，该公司负责处理俱乐部所有与职业足球相关的业务。但俱乐部一直停滞不前，在葡萄牙第三级别联赛中仅处于中游水平。在托雷斯韦德拉斯，一场类似于贝拉马尔（Beira-Mar）或贝伦内塞斯（Belenenses）等传统俱乐部曾经历过的悲剧正在上演：一家管理不善的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威胁到职业足球的财务未来，还威胁到整个体育俱乐部的生存。

“在被中国投资者收购时，托雷恩塞经历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发言人马尔科·卡斯特罗（Marco Castro）告诉《法兰克福汇报》，“这种情况在当地民众中引起的不满——

在联赛首轮以5:2击败欧塞尔（Auxerre）强势开局。但随后在斯特拉斯堡以1:2落败，并在主场以0:1输给洛里昂（Lorient），这让曾经如此欣赏托普默勒的勒卡开始对这位新聘请者的工作产生怀疑。两场逆转之战似乎再次为托普默勒正名。在欧冠比赛中，朗斯在对阵布拉格斯拉维亚（Slavia Prag）时直到第90分钟还以1:2落后，但在补时阶段反超并以3:2获胜。在勒芒的比赛中，朗斯在0:2落后的情况下战成2:2平。

但这两点都没能帮到托普默勒（Toppmöller）。据俱乐部向《队报》（L'Équipe）透露的消息源称，这位新教练在适应新环境方面存在困难。此外，托普默勒的比赛理念以及球队的身体状态也遭到了批评。据称，球员在内部抱怨缺乏战术

解决了问题，促使一群当地人动员起来，旨在重建俱乐部。”

2019年夏天，在当地企业家的支持下，俱乐部回购了中国投资者的股份，从而为建立一个财务稳定的足球俱乐部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托雷恩塞体育俱乐部（SCU Torreense）成功升入乙级联赛，并于2023年聘请了一位年轻且充满抱负的体育总监。体育科学专业毕业的安德烈·萨比诺（André Sabino）曾在里斯本郊区的俱乐部和一家安哥拉俱乐部积累初步经验，随后他作为埃什托里尔（Estoril）U-23队的体育总监，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冠军。

在托雷斯韦德拉斯（Torres Vedras），萨比诺必须证明自己的全部创造力。在没有名声前景且缺乏大量资金的情况下，托雷恩塞几乎不可能签下年轻的葡萄牙

培训，训练强度远不如他们所推崇的前任教练皮埃尔·萨日（Pierre Sage）的训练工作。尤其是近期丢球过多，引发了诸多质疑。《队报》引用俱乐部内部核心圈的一位消息人士评价托普默勒时称：“结论是，所有层面都出现了全面的失败。”

或许这类指责也能帮助俱乐部在事后为其过早解雇教练的行为正名。但可以肯定的是，尤其是托普默勒的助理教练之一尼尔森·莫尔加多（Nelson Morgado）在内部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他本应成为托普默勒与分析师团队之间的纽带，但双方却产生了分歧。此外，近期有报道称莫尔加多与朗斯（RC Lens）的法国教练组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以俱乐部主席约瑟夫·

才之星。像葡萄牙体育、本菲卡、波尔图、布拉加或吉马良斯这样的大俱乐部拥有规模庞大且运作高效的球探部门，他们从孩童时期就开始跟踪葡萄牙天才球员的职业生涯。因此，萨比诺及其四人球探团队也将目光投向了西班牙、法国和巴西市场。

“我们寻找具有潜力和发展空间的年轻球员，”萨比诺最近在接受葡萄牙周刊《快报》（Expresso）采访时解释道，“那些尚未处于职业生涯巅峰的球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签下他们。”

一个例子是西班牙人哈维·巴斯克斯（Javi Vázquez）。2016年，年仅16岁的他就代表其培养俱乐部塞维利亚足球俱乐部参加了欧足联青年联赛。但这位左后卫未能进入一线队，直到2024年一直在

奥古尔良（Oughourlian）因此决定在周一与莫尔加多分手。而托普默勒认为这是对其工作及其教练团队不可接受的干预，是他无法容忍的。这种忠诚的结果是：托普默勒也必须离开。不过朗斯方面表示，他并非主动辞职。

尽管如此，这位德国教练在处理其被终止的两年合同所应得的补偿金时表现得很大方。在这方面，托普默勒向其前雇主做出了让步。总体而言，托普默勒在朗斯的专业精神和沟通能力受到了高度评价。

惊喜之师：托雷恩塞体育俱乐部（Sport Clube União Torreense） 摄影 Mario Vasa

托普默勒的继任者将于本周五由前朗斯球员、现任助理教练亚尼克·卡胡扎克（Yannick Cahuzac）在摩纳哥足球俱乐部临时担任。他目前还没有教练执照，但正在为此努力。卡胡扎克在朗斯极受欢迎，他是在本赛季前作为托普默勒的助手加入该俱乐部的。

在之前的朗斯主教练弗兰克·海斯（Franck Haise）麾下，卡胡扎克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曾担任定位球和防守教练。海斯当时表示：“他具备未来主教练的特质。”体育总监莱卡（Leca）和奥古尔良（Oughourlian）强调，他们希望谨慎地培养卡胡扎克，但并不将其视为托普默勒的竞争对手。事实是，无论是否出于本意：卡胡扎克在另行通知前将担任朗斯足球俱乐部的教练。

在西班牙乙级和丙级联赛活跃，随后被安德烈·萨比诺（André Sabino）带到葡萄牙。

如今，哈维·巴斯克斯（Javi Vázquez）已成为托伦塞（Torreense）成功的支柱之一，并引起了大俱乐部的兴趣。这对托伦塞的财务未来尤为重要：在去年的夏季转会窗，该俱乐部通过出售球员获得了超过400万欧元的收入——这几乎占到了年度预算的一半。

去年出人意料地夺得杯赛冠军的球队正面临一个艰难的赛季。在5月获得重大胜利几天后，托伦塞在关键的升级附加赛中错失了升入甲级联赛的机会。

新赛季以一个糟糕的开局开始：在六场比赛中仅获一场胜利，该俱乐部目前在乙级联赛中排名第14.位。考虑到参加欧联杯带来的额外负担，球队扩大了阵容。但托雷斯韦德拉斯（Torres Vedras）的管理层深知，将新球员融入一支由16个国籍组成的球队具有很大难度。

重返葡萄牙足球最高级别联赛是该俱乐部的最高优先级。托伦塞寄希望于未来：俱乐部投资建设了一座健身中心、一个食堂和一处住宿设施，以进一步培养U-23球队。2024 / 25赛季，该俱乐部首次获得U-23冠军，而去年该俱乐部排名第三——领先于本菲卡、布拉加和葡萄牙体育。

尽管在欧联杯小组赛中取得成功可能并非体育目标的中心，但俱乐部首次参加欧洲赛事对管理层而言同样重要：这场来自葡萄牙省份隐藏天才的展示赛将于今日在挪威对阵利勒斯特罗姆（Lilleström SK）时拉开帷幕。

只要多吃点草就行

作者：大卫·林登费尔德 (David Lindenfeld)

赢得一场世界杯足球赛是什么感觉？亲爱的读者们，如果您一直对此感到好奇，我们很高兴终于能为您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那种感觉简直让人发疯。更准确地说：是饥饿感。无论如何，托马斯·图赫尔 (Thomas Tuchel) 在今年夏天率领英格兰国家队击败墨西哥获胜后，饥饿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至今仍感到有些遗憾：当时没有把球场上的草给吃了。您可能会问，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可能会短暂思考，图赫尔在执教拜仁慕尼黑期间是否因为被迫接受不愉快的事（bitten in den sauren Apfel gebissen），或者与托马斯·穆勒 (Thomas Müller) 玩了太多的 Schafkopf 纸牌游戏。但情况大概率并非如此。

图赫尔希望阿兹特克体育场那鲜嫩的绿色能永远留在他的身体里。如果我们当年在小学课上认真听过关于消化的课程，这在我们看来会有些奇怪。但无论如何，很明显：图赫尔在饮食方面正在开辟新路径。在多特蒙德 (BVB) 时，他对每件事都发表意见（gab zu allem seinen Senf dazu），甚至彻底推翻了食堂的食谱。而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条由体育信息服务局 (Sport-Informationsdienst) 发布的消息：

托马斯·图赫尔在思考：他在世界杯期间是否应该调整饮食？

标题是：“焗豆：英格兰能否凭借灵魂食物夺冠？”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靠吐司配豆子没能成功——英格兰的夺冠饮食计划仍在继续。无论灵魂食物如何。但或许原因很简单：顺便得知，哈里·凯恩 (Harry Kane) 更倾向于选择吐司配炒蛋。众所周知，口味各异。

接下来谈谈本周每个德国足球迷都感兴趣的话题：国家队。关于国家队泄露的消息之多，简直就像这个世界上精心维护的足球草坪在下雨时一样（泥泞不堪）。关于德国队主帅尤尔根·克洛普 (Jürgen Klopp) 将在周四正式征召（或不征召）哪些球员开启其在德国足协 (DFB) 球队的执教生涯，新的名单不断流出。通常是那些说话直截了当的经纪人们公开了名单，除非尤尼斯·埃布努塔利布 (Younes Ebnoutalib) 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购物时在镜头前说漏了嘴，从而登上了 TikTok。足球界对信息的渴求——比图赫尔在赢得世界杯比赛后的饥饿感还要强烈。

克洛普会喜欢这种氛围吗？大概率不会。但谁知道这位新教练在饮食习惯上如何？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只得到了德国足协主席贝尔恩德·诺伊多夫 (Bernd Neuendorf) 提到克洛普执教前几周的一句话：“他会去食堂，对所有人都很亲切。”据说他还邀请过德国足协的员工一起烧烤。遗憾的是，这些场合的菜单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听起来一切都进展顺利（alles in Butter）。人们希望那场糟糕的世界杯能被遗忘（Gras über die verpatzte WM wachsen），通往 2028 年欧洲杯的道路正式开启，这将是克洛普执教的第一场大赛。对图赫尔来说，这次欧锦赛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也是件好事。在足球的发源地及其邻国，草坪格外绿且鲜嫩。众所周知，视觉效果也很重要。现在只希望德国国家队在那之前能采用一套新配方：多一些精彩表现（Leckerb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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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住在天堂里

在许多人看来，塔斯马尼亚是应许之地，因为这里的世界似乎尚未崩坏。这是一种幻觉，还是地球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角落？作者：雅各布·斯特罗贝尔·伊·塞拉 (Jakob Strobel y Serra)

世界尽头更好的那一端？ 尽管这里有动物界中最暴躁的塔斯马尼亚恶魔？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布鲁尼岛（Bruny Island）海岸的日出。照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我们与魔鬼四目相对，关于它的所有传闻竟然全部属实。它用狡诈且令人恐惧的目光盯着我们，阴险而傲慢地锁定我们，像个没礼貌的混蛋一样死死盯着我们的脸，仿佛我们是它下一个、也是最稳妥的猎物；与此同时，它露出恐怖的犬齿，其咬合力强于任何其他哺乳动物。这只现存最大的食肉有袋类动物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肥硕的、漆黑的老鼠，当它激动时，耳朵会变得像地狱之火一样红，就像那个魔鬼本人一样——而这个动物界中的顶级暴躁分子总是处于激动状态。随后，它会像鲁姆佩尔斯蒂尔钦（Rumpelstilzchen）一样尖叫和叫嚣，其嘶吼声在数公里外仍清晰可见，而且身上散发出像瘟疫一样难闻的臭味，令人类和动物都陷入恐惧与惊骇之中。这就是塔斯马尼亚恶魔，它是这座美丽、荒野的澳大利亚岛屿——塔斯马尼亚——动物奇珍馆中那颗带有魔性的皇冠明珠。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是在野外遇到这个地狱使者，而是在距离塔斯马尼亚首府霍巴特（Hobart）向北半小时车程的博诺隆野生动物保护区（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这里是塔斯马尼亚动物群最重要的医疗和救援站，每年将数千只动物从必死的境地中救回，并将其中大部分重新放归自然，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样本供人参观，以便人们能对这座岛屿的生物独特性有所了解。在50百万年里，澳大利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离，而塔斯马尼亚在从大陆主陆地分离后，在海洋中显得更加孤独。因此，这里得以生存大量特有物种，甚至包括那些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沦为丁格犬（Dingo）等入侵物种猎物的物种。

在博诺隆，我们结识了袋獾、短吻针鼹、水禽、蓝舌石龙子、裸鼻袋熊和斑点袋鼬，这些生物看起来就像是由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构思出来的。其间，一条虎蛇在开放的饲养箱中显得十分无辜地打盹，尽管它造成了澳大利亚大多数致命的蛇咬伤；与此同时，数十只袋鼠在草地上四处跳跃，像家犬一样亲近地接受游客的喂食——面对这些奇怪的生物，这景象令人感到异样，如果我们此刻没有被它们包围，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们只是幻想的产物，或者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那些幽默之辈的恶作剧。

此前在岛上行驶时，我们仅能隐约感受到塔斯马尼亚动物世界的丰富，尽管方式并不怎么体面。道路两旁布满了粗心的野生动物尸体，每公里似乎至少有一具处于各种腐烂和撕裂状态的尸体。有时动物还完整无缺，有时只剩下皮屑和骨碎片。面对如此惊人的数量，似乎没有人费心去清理这些尸体。但也许这并非因为疏忽，而是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人们对待生命及其终结的态度更为淡然。

死去的动物是这座岛上唯一的瑕疵，而在岛上的其他地方，人类尚未像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那样如此严酷地征服大地。塔斯马尼亚的一半面积处于自然保护区之下，五分之一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的认证；即便在荒野被转化为文化景观的地方，我们也从未感觉到世界失去了平衡或误入歧途——尤其是在霍巴特以南的休恩河（Huon River）谷地。这条河流在从塔斯马尼亚最深处前往太平洋的150公里旅程中，将沿岸山地草甸上的桉树单宁吸入其中。这些单宁使河水的蓝色几乎变成了黑色，不仅反射着阳光，还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河流两岸森林覆盖的山脊那亮绿色，将这一切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美妙且深沉宁静的色彩游戏，仿佛是塞尚笔下的画作。

我们乘坐一艘古旧且嘎吱作响的木船行驶在休恩河上，这艘船建于1948年，至今仍带着一种祖父辈般的悠闲节奏缓缓前行。为了显得俏皮，它起了一个法语名字“Ladrone”（意为小偷），尽管其内部由塔斯马尼亚黑檀木打造，装潢朴实，配有绒面座椅，看起来完全没有犯罪气息，反而极其可靠。一个充满从容与和平的世界在我们身边缓缓流过，点缀着苹果园、葡萄园、白杨大道、桦树林、马场和牛牧场。我们经过一些整洁的村庄，那里有玩具般微小的教堂，信徒们像在娃娃屋里一样聚在一起；还有漂亮的小房子，门前夹竹桃生长茂盛；以及赛艇俱乐部，它们所在的区域是地球上最田园诗般的地方——在这里奋力划桨的人，也会在微笑中挥汗如雨。

偶尔会出现一块歪歪斜斜的招牌，提醒人们这里有床位与早餐（B&B）；极少能看到小型酒店或露营地，完全没有旅游过度开发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愈发浓厚的原生真实感——比如在富兰克林小镇里，那座规模不超过厕所的小监狱最终让我们确信，在这里无需担心资本犯罪，而“睡美人”可以继续享受她的甜美睡眠。这座山脉的轮廓很容易让人认出是一位休息中的女性，拥有头部、颈部和胸部，它像一个隐喻般地封锁了地平线，与这个地区如此契合。在休恩谷，人们可以安然入睡，而不会被世界的喧嚣惊醒，也不会被全球化旅游宇宙的游客潮唤醒。

澳大利亚最南端的葡萄酒产区沿着休恩河的山坡延伸，由许多微型庄园组成，这些庄园的耕种面积通常不超过一公顷。得益于凉爽的温度和海洋风，这里能酿造出在澳大利亚——这个全球最干燥、最炎热的大陆——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作物。凯特·希尔（Kate Hill）是该地区的一颗明星，她拥有5公顷的葡萄园，已算作当地的大户，她的经历也是休恩谷典型居民的缩影。在澳大利亚大陆的酒庄度过成功的职业生涯后，她于2018年在休恩河创业，旨在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的梦想——酿造出如此纤细精致的雷司令，以至于它们可能来自法兰克尼亚（Franken）或纳厄（Nahe）地区；酿造出在优雅与细腻上毫不逊色于勃艮第兄弟的黑皮诺；以及酿造出并非像巴罗萨谷（Barossa Valley）表亲那样是“香气炸弹”，而是真正的香料集市般的西拉，用肉豆蔻和白胡椒抚慰我们的嗅觉。

在凯特·希尔酒庄（Kate Hill Winery）进行的品鉴活动中，这里几乎就像一座单户住宅—。

令人惊讶的是，接待我们的是来自汉诺威的斯特凡妮（Stefanie）。她曾是一名专业的正畸医生，十年来一直留在胡恩谷（Huon Valley）致力于葡萄种植和雕塑创作。正如我们在品尝雷司令（Riesling）和黑皮诺（Spätburgunder）之间所了解到的一样，她也是这个地区典型代表人物。斯特凡妮说，这个山谷是一个绝佳的居住地，人们乐于助人，氛围友好，空气清新，水源纯净，自然环境原生态。这里有极佳的食材，从扇贝、牡蛎到羔羊肉和袋鼠肉，后者的味道像是牛肉和鹿肉的结合体，但价格比牛肉便宜得多。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不可能不被发现，这是显而易见的。“塔斯马尼亚目前在移民中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对澳大利亚大陆的移民，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这里是退休养老的最佳地点——或者对于那些在人生中年审视自身存在并决定开始全新生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斯特凡妮说道。她本人就是这一结论的最佳证明，但她内心深处希望不要有太多效仿者，毕竟空间并非无限。

空间目前依然充足，因此从胡恩谷到一片数千年来按照自然规律而非人类意志生长的自然景观仅一步之遥。在塔斯马尼亚最深处的塔胡恩（Tahune）国家公园，经过45分钟的车程，我们面对著名的胡恩松（Huon-Kiefern）时感到了一丝失望。这种树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但看起来却像德国中低山地的一棵普通针叶小树。但这具有欺骗性：胡恩松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早在1.3 亿年前冈瓦纳古陆时期就已生长，其寿命可达2500年的高龄。此外，它们的木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纹理之美堪比最精美的贝尔尼尼大理石。岛上的首批定居者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热情地砍伐这些松树——但它们依然幸存了下来，因为塔斯马尼亚的人口数量从未多到能将它们彻底根除。

随后，我们爬上一个钢制栈道，它带我们穿过雨林的树冠层，到达一个位于胡恩河上方50米、摇晃得令人心惊胆战的观景台。我们需要对工程技术抱有神一般的信任才不至于立即转身逃跑。我们俯瞰着像高楼一样巨大的桉树，还有月桂树、鳞杉、塔斯马尼亚榆树和塔斯马尼亚红豆杉，俯瞰着覆盖在厚厚苔藓皮毛下的倾倒原始森林巨木，以及像仙女翅膀一样、难以穿透的魔幻蕨类森林。这里的自然如此原始且充满力量，如此震撼且迷人，以至于我们恨不得变成亨利·戴维·梭罗，在塔斯马尼亚的森林中重复他的生存实验——而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在旅程结束时，我们可能真的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在从塔斯马尼亚南端前往布鲁尼岛（Bruny Island）的短途轮渡航程中，一道彩虹迎接了我们。那是连接天地的一座桥梁，如此近且清晰，如此明亮且灿烂，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景象。我们几乎可以用手触碰到彩虹，几乎让人相信在水面之下隐藏着彩色聚光灯，用一个巨大的抛物线照亮了天空。如果彩虹的尽头真的有宝藏

魔幻森林 在塔斯马尼亚 中心： 塔胡恩国家公园 及其 巨大的蕨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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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

慕尼黑机场在慕尼黑啤酒节开始之际，准时取消了其严格的液体规定。旅客现在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最高两升的容器，但较大的容器仍须放入行李箱并办理托运。纽伦堡机场早在五月份就已取消了液体限制。现代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能够自动识别液体炸药。据相关部门称，升级至 CT 技术的费用约为 4500 万欧元。法兰克福汇报（F.A.Z.）

2 精简奢华进驻芬兰首都

精简奢华品牌 Ruby Group 宣布了其在芬兰的首个酒店项目。该酒店拥有 84 间客房，将落户于赫尔辛基坎皮（Kamppi）区一座 19. 世纪的受保护历史建筑中。计划于 2028 年开业。这座此前用作办公楼的建筑将被改造成一家酒店，一楼将设有公共区域，同时将保留主要的历史元素。法兰克福汇报。

3 在达美航空观看体育赛事

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即将在其国际航班上提供免费的体育赛事直播。这得益于与 Sport 24, 的合作伙伴关系，后者是体育营销机构 IMG 旗下的体育直播频道。未来，乘客可以通过机载的 Delta-Sync Wi-Fi 在其私人终端设备上接收 Sport 24 和 Sport 24 Extra 频道。前提条件是拥有免费的 Sky-Miles 会员资格，乘客也可以直接在机上办理入会。 法兰克福汇报。

捐赠之举，拯救客栈

“地势优越，坐落在向阿赫河谷（Achental）延伸的一处高耸山脊之上。或许这里曾是一处早期的异教圣地？”六十多年前，格奥尔格·德希奥（Georg Dehio）的《德国艺术古迹手册》就这样描述了位于城堡山（Schlossberg）上的施莱兴（Schleching）圣塞尔瓦提乌斯（St. Servatius）分教堂的地理位置。

西侧是盖格尔斯坦山（Geigelstein），北侧是坎彭万德山（Kampenwand），而基姆湖（Chiemsee）则位于该山的另一侧山脚下。山谷中是修饰得如画般精致的巴伐利亚风光，草地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任何杂物破坏视觉美感。当然，在一些移居者看来，这里已经有点像“世界的尽头”了，因为道路的终点就是克森（Kössen），而那里已经属于奥地利。

这座位于南向公路高处的教堂在民间并不被称为圣塞尔瓦提乌斯，而被称为“施特赖兴教堂”（Streichenkirche），得名于其所在的山脊。据说，每个施莱兴人都在这里——距离村庄250米的高处——接受了洗礼。在教堂下方几步之遥的前执事住宅中，现在正进行着一次规模宏大且耗资巨大的拯救尝试，旨在将前施特赖兴山地客栈（Berggasthof Streichen）重新打造为未来的山地客栈。

起初，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在最后一位店主弗朗茨·施特罗迈尔（Franz Strohmayer）于2020年去世后（他出生在这家客栈中），该客栈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他的后辈希望施特赖兴今后依然能成为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场所。施莱兴镇政府唯一确定的一点是：他们不确定该如何处理这处房产。即便投入资金，镇议会也无法达成一致。人们也不想出售，尽管据传并不缺乏出价极高的买家。

随后，一名三十年前移居至此的人解救了犹豫不决的施莱兴人。托马斯·C·威尔德（Thomas C. Wilde）在出售其位于慕尼黑的传播机构后整理了财务状况，并下定决心。他与妻子伊冯娜（Yvonne）共同成立了一个家庭基金会，并于2021年与巴伐利亚文化遗产基金会（Stiftung Kulturerbe Bayern）合作收购了这家山地客栈。

——位于上巴伐利亚州施莱兴上方的施特赖兴山地客栈已重获新生。这得益于两个投入巨资的基金会。现在，阿赫河谷将再次热闹起来。

作者：汉内斯·欣特迈尔（Hannes Hintermeier）

必须知道的是，这个成立于2018年的自由州机构（由艺术与科学部资助）有着极高的目标。它希望成为类似于英国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的组织。后者成立于1895年，拥有500座城堡、

背景为盖格尔斯坦山： 施特赖兴山地客栈已于 9月初重新开放。 照片：托马斯·达舒贝尔（Thomas Dashuber）

庄园、公园以及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大量土地在内的工业设施。它拥有5,4百万名成员，最近的年收入接近8.5 亿欧元，雇佣了14.000名员工，并拥有55.000名志愿者。

巴伐利亚文化遗产基金会目前拥有三处房产——罗滕堡（Rothenburg ob Tauber）犹太巷的一栋历史建筑、上弗兰肯州塞尔布（Selb）的埃克斯罗伊特城堡（Schloss Erkersreuth）以及施特赖兴山地客栈。当时有八位创始捐赠者提供了数千万欧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一名追加捐赠者。这笔资金将逐步投资于房产，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捐赠者出现，这笔钱在可见的未来将会被耗尽。

起步阶段就并不顺利，多个董事会席位被封锁。目前，该基金会由来自慕尼黑的中型企业主兼法律专家尼古劳斯·瓦尔特（Nikolaus Walther）领导，他与执政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文化与科学部长马库斯·布卢梅（Markus Blume）在6月底的开幕式上将 Streichen 称为“中彩票一样幸运的事”。与此同时存在的“巴伐利亚文化遗产协会”（Verein Kulturerbe Bayern）拥有 3000 名成员，该协会收取会员费，并以免费进入其自有物业以及国家信托基金（National Trust）物业作为宣传点。

Kaser（一座阿尔卑斯山小屋形式的附属建筑）被用作施莱兴（Schlechinger）“Streichen之友”的集会场所。这是一个资助倡议组织，在去世前，像阿洛伊斯·格吕克（Alois Glück）和前联邦总统霍斯特·科勒（Horst Köhler）等知名政治人物都曾是其成员。尼古劳斯·瓦尔特身着夏季斯托伊伯装（Sommerstoiber）并系着条纹领带，形象魁梧；在介绍修缮后的 Streichen 时，他极其满意地坐在 Kaser 的露台上，目光扫过山峰与林梢。“民众全力支持我们，”瓦尔特说道。

当他谈到“巴伐利亚信托”（Bavarian Trust）时，他用大幅度的手臂动作强调自己肩负着一项使命。他不仅希望保护历史建筑，还希望对其进行进一步开发，使其能够再次被“体验和热爱”。尤其是在北部，即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所在的上弗兰肯家乡，他看到了尚未挖掘的潜力——例如最近由瓷器制造商菲利普·罗森塔尔（Philip Rosenthal）居住的埃尔克斯罗伊特城堡（Schloss Erkersreuth）。“凭借其位于德国中心的位置，它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会议地点，”瓦尔特表示，他心中构想的是一种类似于梅塞贝格城堡（Schloss Meseberg）的场所。不过，距离柏林 350 公里的塞尔布（Selb）对于联邦政府的招待所来说，似乎实在太偏远了。

为了让 Streichen 山间旅馆以崭新面貌重生，资金投入毫不吝啬：一切都采用了最高规格。共有 50 家公司参与了建设，其中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这座前教堂执事房建于 18. 世纪，拥有一个鞍形屋顶，底层为实心建筑，上层为木结构，前方有两个栏杆走廊——这些阳台完全可以用来唱约德尔调，并摆放种着天竺葵的花箱。

建筑师保罗·默斯默（Paul Mößmer）为巴伐利亚文化遗产基金会领导了这次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建设工程，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室内设计师皮拉尔·萨尔姆-霍斯特马尔公主（Pilar Prinzessin zu Salm-Horstmar）为其提供了协助。最初预算为 5,79 百万欧元，新闻发言人朱迪思·舒伦贝格-斯特格（Judith Schlumberger-Steger）将实际成本描述为“在数百万欧元的中位数区间”。

地板和家具采用了白冷杉和云杉，此外还铺设了新的石材地板，并巧妙地做出了古旧感。在餐厅和侧室中，摆放着由贝希特斯加登木雕与木工职业学校设计的“Streichen椅”，其狭窄的靠背让人联想到 T 型直尺。墙上挂着经过专业修复并由艺术史学家布置的旧照片。 19. 世纪的群青色彩绘被重新挖掘并翻新。在粘土抹灰层之后，隐藏着一套墙壁加热系统。

专业厨房是全新的，为了安装厨房，必须先降低地面高度，以获得实用的空间高度。在房屋背面，人们建造了一个坡道，通常用作进入干草棚的通道。下方存放着用于供暖的颗粒燃料和技术设备间。屋顶安装了一套铜色的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光伏系统，该系统获得了由电力巨头 E.ON 的子公司 Bayernwerk AG 颁发的“上巴伐利亚公民能源奖”。

二楼共有11间客房，设有22张床位。所有房间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独立卫浴。客人必须使用两组楼层共用的淋浴间和洗手间，就像以前那样，但当然符合现代标准。电木开关（Bakelitschalter）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两间家庭房设有供儿童使用的第二睡眠层，通过一段陡峭的楼梯连接。旅行警告：4号房间仅适用于身高1.90米以下的人员。此外，从联邦公路上的一个新停车场也可以到达该建筑。

据业主称，山地旅馆的定位是，人们必须能够负担得起在此停留的费用。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将其建成像特格恩湖（Tegernsee）那样奢华的场所，而是一个为热爱山岳的客人提供休憩之所的地方。毕竟，施莱兴（Schleching）镇以获得德国阿尔卑斯协会授予的“登山村”称号而自豪。

新店主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但在巴伐利亚环境下成长。马库斯·施米德胡贝尔（Markus Schmiedhuber）在罗森海姆地区长大，从小就与餐饮业打交道——他的父亲在维尔德舍瑙（Wildschönau）经营一家客栈。他本人曾在阿兴湖（Achensee）的 Fürstenhaus 酒店和阿尔贝格（Arlberg）的 Hospiz 酒店担任厨师。在前往阿绍（Aschau）的海因茨·温克勒（Heinz Winkler）的“Residenz”餐厅担任首席甜点师之后，他在七年前于恩格尔斯贝格（Engelsberg）开设了自己的酒店餐厅，并在两年前接管了位于阿梅朗（Amerang）的 Suranger 乡村客栈。承租方是奥古斯丁啤酒厂（Augustiner-Brauerei）。除了经典的慕尼黑淡色啤酒（Hellen）外，这里还提供来自魏恩施蒂芬国家酿酒厂（Staatsbrauerei Weihenstephan）的小麦啤酒，这可能与更高层级的意愿有关。施米德胡贝尔对此并不完全清楚，而且他也不在乎。“对我来说，最高优先级是：我必须赚回我的租金。”施米德胡贝尔表示，他预计9月份会迎来“一次猛烈的客流冲击，但在淡季时我还是有些忐忑”。尽管他听起来如此干练，但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9月初营业开始，室内有90个座位，Kaser（半开放式休息区）有60个，啤酒花园有140个。半杯啤酒价格低于5欧元，烤猪肉约为17欧元。单人住宿费用为95欧元，双人间为135欧元。家庭房的价格根据儿童年龄而定，起价为215欧元，均包含早餐。

让一座纪念建筑重新焕发生机，即使对于一名经验丰富的餐饮从业者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文化遗产基金会（Stiftung Kulturerbe）的座右铭——“让我们把它做好！”——被写进了任务书，他是否感到背负着必须成功的压力？马库斯·施米德鲍尔（Markus Schmiedbauer）很快意识到，这次承租与普通的租赁合同不同，这与公众的可见度有关，因此带有一种叙事色彩。所以他狡黠地说：“我坚信能成功，因为所有人都相信。”

信息查询：www.berggasthof-streichen-de。

德国

www.zur-reise.de

4 畅通无阻取代收费站

克罗地亚将其高速公路的收费系统改为无需停顿的模式。计划在高速公路枢纽设置208个监控门架和140条车道，未注册车辆可在这些车道上进行短期注册。车辆通过ENC应答器或自动车牌识别系统进行记录。扎格勒-马切利（Zagreb-Macelj）和伊斯特拉Ypsilon（Istrische Ypsilon）特许经营路段也包含在内。首批路段将于10月初完成转换。届时将无法再使用之前的SMART卡支付路费。 rsr

本期部分调研旅行得到了组织者、航空公司、酒店或旅游局的支持。这不影响文章的内容。

心驰神往

谁在前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旅行？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旅游专家无需刻意美化他们的家乡。那里有著名的布罗肯峰拔地而起，有石楠花盛开，有如童话般的城堡，山丘之上矗立着古堡。在奎德林堡的老城区，半木结构房屋如此之多，以至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在维滕贝格，路德曾将他的 95 条论纲钉在城堡教堂的入口大门上。当然，人们还必须前往德绍参观包豪斯。

然而，每个地方都不仅仅是其建筑、历史和景观名片的总和——对于游客来说，这里也是一个投射心理预期的地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酒店与餐饮协会对此深有体会。在州议会选举之后（在该选举中，德国选择党 AfD 仅以微弱差距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该协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达了担忧。协会报告称，有些游客很想前往该州旅行，但出于恐惧而选择避开。协会认为，现在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州政府，“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现开放的欢迎文化”。

该协会的 Facebook 页面上的这篇发布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名用户写道：“事实上，我们前天取消了前往塔勒的旅行。”尽管那里和奎德林堡非常美丽，但“对于我们来说，想到几乎每 2. 个人中就有一个投票给了极右翼政党，这完全无法接受”。另一篇帖子写道：“总之，我绝对不会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单单想到我可能坐在一个有 50% 概率投票给右翼激进政党的人旁边，我就感到反胃。”不过，有人可能会反驳：谁能知道街角最喜欢的面包师的政治倾向呢？一名“跨性别女性”报告称，在 AfD 的大本营，暴力事件正在增加。她必须严格根据安全因素来选择目的地。然而，许多评论者猛烈批评该协会，指责其在“制造损害经济的恐慌”。

可以理解，那些因肤色、出身或性身份而担心遭受敌视的人，会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从旅行地图上抹去。但对于其他人来说，现在或许恰恰应该是：更应该前往那里。前往奎德林堡、哈勒和德绍，前往哈茨山脉和阿尔特马克。为什么要把一个地区交给那些试图在政治上将其据为己有、在文化上将其重新定义，并想要规定谁受欢迎、谁不受欢迎的人呢？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同样不仅仅是其最喧闹的政治势力所描绘的那个形象。梅拉妮·米尔 (MELANIE MÜHL)

塔斯马尼亚的恶魔之境

隐藏在深处，而现在我们必须近距离地接触它。

一旦渡轮靠岸，其他车辆消失，我们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来到了南极洲之前的最后一片陆地。在这里，文明似乎化作了无垠自然中的一层薄釉——多么美好的幻象！这种幻象由深邃的森林滋养，林中遍布尤加利树、金合欢、雪松、松树、银色班克木和巨型蕨类；还有草地、潟湖，以及拥有如加勒比海般洁白沙滩的沙丘，大海则像来自澳大利亚内陆的欧泊石一样湛蓝。这里还有身高仅 45 厘米、体重一公斤的小企鹅，它们白天在水中寻求庇护，仅在夜晚才上岸，因为它们害怕人类及其携带的狗，即便是在这个如此宁静的地方。

然而，我们并非在荒野中独处，而是与那些将这个静谧避风港视为家园、像快乐的隐士一样生活的人们共处。路边随处可见成打的彩色信箱，而我们却看不见与之对应的房屋。指示牌告诉我们，布鲁尼岛（Bruny Island）生产葡萄酒、威士忌、金酒和啤酒。那些带有自家牡蛎养殖场的简陋木屋餐厅邀请我们品尝海洋的珍 delicacy——我们怎能抵挡这种诱惑？在世界的尽头，还有哪里能比这里更能品出牡蛎的美味。而停车场的大小则让我们意识到，地球上已不再有隐藏的伊甸园。

我们在特鲁加尼尼（Truganini）观景台看到了牡蛎床，该观景台位于一座高沙丘的顶端，处于一条狭窄如毛巾般的陆岬最窄处，将开阔的大海与潟湖分隔开来。该观景台是以一名勇敢的原住民女性命名的，她来自曾居住在布鲁尼岛的卢纳万纳-阿隆纳（Lunawanna-alonnah）部落，直到今天，一块标牌仍将该部落列为该岛的合法所有者。如今在澳大利亚各地，人们都以这种方式向原住民致敬，没有任何一份旅游手册会在显著位置遗漏这样的提示：我们正处于原住民的土地上，应对他们表示最高敬意。

特鲁加尼尼必须忍受原住民典型的悲剧命运。水手杀害了她的母亲，海豹猎人绑架了她的两个姐姐，尽管如此，她并未与英国殖民者决裂。当白人的疾病威胁要灭绝她的族人时，英国人决定为了保护卢纳万纳-阿隆nah而将他们迁移到一个孤岛上，特鲁加尼尼为此提供了帮助，并说服她的同胞移民。但这并没有起作用，原住民依然死去，要么死于引入的疾病，要么死于失去家园的痛苦——特鲁加尼尼也是如此，作为塔斯马尼亚最后两名拥有纯正原住民血统的女性之一，她的生命于 1876 年在霍巴特结束。如今，

布鲁尼岛上那些由白人混血后裔组成的原住民依然守护着祖先的遗产，续写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现存文化的历史。这种文化已存在至少 2000 代，即 42.500 年，轻而易举地度过了两次冰河时代，仅在白人到来时才勉强幸存。

虽然还不到 200 年历史，但布鲁尼岛灯塔是澳大利亚现存的第二古老的灯塔，它像浪花一样洁白，高踞在悬崖之上，周围环绕着由金合欢、杜松和南太平洋香桃木组成的马基群落。所有船只都必须

胆小的小企鹅何时上岸？在塔斯马尼亚最南端的布鲁尼岛海滩上，需要极大的耐心。

在从欧洲前往悉尼或墨尔本的航程中，所有船只都必须经过塔斯马尼亚南端那崎岖的陡峭海岸；而对于许多船只来说，那些就在水面之下、被愤怒的波涛冲刷的如刀刃般锋利的礁石成为了它们的毁灭之地。仅在1835年，这里就有三艘船沉没，其中包括导致134人丧生的“乔治三世号”，随后人们决定建造一座灯塔。现在我们站在灯塔之顶，凝视着那些勇敢灯塔看守人的泛黄照片，他们曾不得不忍受绝望的孤独，仅靠偶尔出现的一艘补给船与外界保持联系。

单宁使这里的水近乎黑色，且像镜子一样反射光线：这就是霍巴特南部的休昂河（Huon River）。 照片：Picture Alliance

有袋类动物的家庭聚会： 霍巴特附近博诺隆野生动物保护区（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的袋鼠。

他们与外界相连却依然选择留下——其中一名隐士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7年。我们必须想起那位智者的名言：灯塔看守人要么是个哲学家，要么是个古怪的人。

刚才我们还在灯塔看守人的安全距离外，战战兢兢地观察着咆哮的大洋，而现在我们已身处其中。一艘搭载赛车发动机的快艇将我们送往布鲁尼岛（Bruny Island）的南端，在三米高的波涛中像坐过山车一样颠簸，撞击之猛烈以至于船壳几乎要裂开，直接劈开了“狂暴之海”（Blanken Hans）的面门。我们疾速驶过南半球第二高的陡峭海岸——一面高达274米的黑灰色辉绿岩岩壁。这种2 亿年前的火山岩在冈瓦纳古陆（Gondwana）分裂时从地心被抛向地表，此后它顽强而徒劳地抵抗着自然元素的侵蚀，从而形成了最壮观的景观。

在某些地方，风雨将岩石侵蚀成了几何形状，形成了如此规整的方块，仿佛一个巨人将积木堆叠在一起，或是用锤子和凿子加工过一般。其他的辉绿岩陡壁看起来像大象的皮肤，还有的像石化的巧克力慕斯。有时，单块的石柱像巨大的图腾一样从海中耸立；有时，太平洋在辉绿岩中挖掘出深邃的洞穴，海水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冲入其中，随后像发生了一场水下爆炸一样，将水柱喷射到20米的高空。

我们屏住呼吸，恐惧地僵在原地。而海鸥和海燕则像哥特式大教堂外墙上的圣母像一样，淡定地栖息在高处的岩礁上；在下方离浪花仅一步之遥的地方，数百只海狮惬意地晒太阳，仿佛身在里维埃拉（Riviera）海岸。它们偶尔在海中洗个澡或觅食，然后像动物界的泰山一样优雅地爬回自己的岩石躺椅。与此同时，我们的船长正以极速将船驶向最南端的岩针，然后在最后一刻心惊胆战地转向，因为在那之后，那些从南极洲不加缓冲地滚滚而来3000公里的巨浪，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船来说，即便有赛车发动机，也将成为一个确定且潮湿的坟墓。

我们在布鲁尼岛（Bruny Island）的怀抱中寻求庇护，驶离公路，在一条沙石小路上颠簸，最终抵达一个静谧的海湾。那里有一片铺满牡蛎壳和漂流木的海滩，黑色的熔岩块散落在其间，松树在风中倾斜，那些漂流木苍白得如同搁浅鲸鱼的骨骸。在荒无人烟之地，一座木屋在等待着我们：一张床，一个浴缸，一个圆筒炉，以及一个由服务人员填满了简朴小食的小冰箱，所有设施都在一个房间内，厕所则在室外一个小屋里。如果旁边没有一座孤独的住宅，我们会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美国森林中的亨利·戴维·梭罗，只不过是在世界的另一端，被袋鼠和小袋鼠环绕。黄昏时分，数十只袋鼠在我们的木屋周围跳跃，毫无畏惧，仿佛我们是它们在这无尽且空无一人的孤独之地的同谋，而它们则时刻警惕着塔斯马尼亚虎的出现。

什么是无穷？在世界尽头的夜晚，我们明白了，因为那时它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具象的直观感受。我们的眼睛越适应黑暗，苍穹中浮现的星星就越多，数量不断增加，势不可挡，永不停歇，比我们此前见过的所有星星都要多。不久，夜黑色的天空被如此众多的星辰占据，以至于我们不禁纳闷，为什么它们不会不断地发生剧烈碰撞。那是数以百万计的星辰，多到令人难以想象，甚至神灵也无法计数，更不用说渺小的人类了，这是一幅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突然间，我们意识到，彩虹尽头的宝藏根本没有被埋藏。

信息：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Hobart）是环岛游的良好起点。当地首选的酒店是 The Tasman，隶属于万豪集团（Marriott）的豪华部门（www.marriottcom），一个更经济的选择是同样位于市中心的 Moss 精品酒店（www.mosshotel.com.au）。关于博诺隆野生动物保护区（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的信息可见 .bonorong.com.au，关于塔胡恩国家公园（Tahune-Nationalpark）的信息可见 https: / parks.tas.gov.au。布鲁尼岛上的那座孤独木屋可通过 .sheepwashbay.com 预订。通用旅游信息可见 .discovertasman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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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之书

复古魅力与未来主义

澳大利亚作者组合米歇尔·麦金托什（Michelle Mackintosh）和史蒂夫·怀德（Steve Wide）——前者是书籍设计师，后者是DJ，且两人都是资深的日本通——在他们的新书中，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视为一座在战后日本经历全面改造的大都市的肖像，展现了进步、忧郁、价值观变迁与怀旧之间的交织。在十个章节中，他们邀请读者根据自己的口味、漫步速度和经济能力，书写自己的东京故事——其中“免费游东京”一章令人印象深刻，提供了免费欣赏全景、画廊或博物馆的建议。

这部风格精致的作品引导读者穿梭于东京具有主题特色的街区，如书店街神保町或电子街秋叶原。其重点在于宁静而非喧嚣的方面，以及传统的避风港，例如下北泽的古着店或鞍马的工艺品店。作者们关注隐藏在消费殿堂阴影下的寺庙和神社，如迷人的明治神宫，并将世田谷 Boroichi 跳蚤市场作为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介绍。他们还提供了关于慢生活的实用建议，如和服着装课程或金继（Kintsugi）工作坊。

东京人并不只生活在数字化中，他们也热爱复古和模拟：这里有充满情感且配备黑胶唱片的创意聆听酒吧（Listening Bars）、文具店和画笔店。这本书唤起了人们对小津、温德斯和宫崎骏电影的记忆，例如一座被用作《千与千寻》原型的澡堂。此外，它还追寻名人的足迹，例如村上春树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书中的一个重点是丰富的美食、灵魂食物和甜点文化。因此，该书不仅将东京描绘成流行文化的招牌，还将其描绘成由隐藏的飞地、深度放松的小型手工坊、小巷和亚文化组成的创意拼贴画。 STEFFEN GNAM

《东京物语：探索者指南》，米歇尔·麦金托什与史蒂夫·怀德著。DK出版社，慕尼黑 2026年。264页。精装，25欧元。

宏伟的影像展： 曾经阴沉的混凝土墙现在邀请人们进行一次视觉上的环球航行。 摄影 Volker Mehnert

本周画廊

水手传说与水手艺术

前往加勒比海的航海者们喜欢在亚速尔群岛中途停留。在奥尔塔（Horta）的码头，船员们留下了一件不断生长着的艺术品。

这里并非所有作品，甚至可能只有极少数作品展现出高超的艺术造诣，但这座画廊依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支船员队伍在港口围墙上绘制了带有各自帆船名称的富有想象力的绘画，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件集体性的综合艺术品。位于亚速尔群岛法亚尔岛（Faial）的奥尔塔码头，长期以来一直是航海者在欧洲与加勒比海之间往返途中最受欢迎的中途停靠站。在这里，驾驶豪华游艇的百万富翁、驶向跨大西洋航线的单人航海者以及环球旅行的隐逸者们相遇。

傍晚时分，所有人都会聚集在岸边传奇的 Peter Café Sport 咖啡馆，该店成立于 1918 年，至今仍是一个标志性场所。起初，这里是那些在奥尔塔建立补给港的捕鲸者的聚集地；后来，许多电报公司的员工也来到这里，他们通过法亚尔岛铺设并监控洲际电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尔塔湾曾是美欧航线水上飞机中途降落的首选目的地。

二战结束后，这座码头最终成为了航海者和环球旅行者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休息、修理船只，并为友好的船员队伍留下消息和包裹。在某个时刻，一位富有灵感的水手用一张自己船只的小画，让阴沉的混凝土墙焕发出多彩的生命力。由于“水手传说”（Seemannsgarn）在世界海洋上依然流行，人们开始相信，每支船员队伍都必须以创意方式将自己记录在这部编年史中，才能平安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宏伟的露天画廊诞生了，其背后是延伸至地平线的广阔大西洋。年复一年，新的画作不断出现，而另一些则在风雨中褪色——这是一个天真艺术作品的收藏集，同时也是一部不断更新的跨大西洋帆船航行历史书。 沃尔克·梅内特（VOLKER MEHNERT）

本周烈酒：配有波伦帽的龙舌兰

谁能不痛苦地回忆起在迪斯科舞厅喝龙舌兰的夜晚？还有那个人们总喜欢带回家的塑料小草帽（Sombrero）？现在出现了一款竞争产品。它并非来自墨西哥。而且，装饰瓶盖的可能顶多是一顶波伦帽（Bollenhut），因为其产地标注为黑森林。

听起来很令人困惑？确实如此。因为用龙舌兰心制造烈酒是墨西哥的专属事务，毕竟这些植物生长在那里。但三位男士——劳林·莱曼（Laurin Lehmann）、塞巴斯蒂安·德雷塞尔（Sebastian Dresel）和弗洛里安·福德（Florian Faude）——仍然想在凯泽斯图尔（Kaiserstuhl）上演“墨西哥风情”。事实上，酿造地伯青根（Bötzingen）并不在黑森林，尽管这款烈酒的名字“Selva Negra”（西班牙语，意为黑森林）暗示了这一点。

顺便一提，进口的仅是龙舌兰提取物，而非在墨西哥被烘烤（用于制作梅斯卡尔酒 Mezcal）或蒸制（用于制作龙舌兰酒 Tequila）的完整且巨大的龙舌兰心。此外，Selva Negra 在蒸馏过程中会加入樱桃，这显然是在向黑森林樱桃白兰地致敬。

这款“龙舌兰烈酒”共有三种不同的产品，因为由于原产地保护，生产商不能将其结果称为梅斯卡尔或龙舌兰酒。其中最有趣的是“Blanco”（白龙舌兰），因为木桶陈酿不会掩盖其香气。这款透明烈酒散发出非常典型的植物花香，此外还带有轻微的水果味，类似于葡萄柚皮，以及一丝胡椒味。饮一口，可以感受到柔软且略带油润的质感，随后产生强烈的温暖感，植物气息变得更加明显，并加入了一抹杏仁味。力度十足，和谐统一。半升的价格约为 45 欧元。

剩下的问题是，是否真的需要这款“准黑森林龙舌兰”。大概不需要，但它很讨喜。毕竟，德国酿酒师也制作过采用波特酒工艺的利口酒，而人们并不想失去它们。或许，我们应该将其简单地视为对墨西哥原产酒的一种赞美。 杰拉尔德·弗朗茨（GERALD FRANZ）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读者旅行

施派尔与斯特拉斯堡的将临期——乘坐 AMADEUS Elegant 号的河流之旅

以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享受圣诞前夕，探索将临期河流之旅的魅力。请您放松身心，从全新的视角体验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季节。

√ 设施舒适的现代化一等舱邮轮

高水准的餐饮：船上提供全餐

√ 船上充满氛围的圣诞前夕气息

√ 施派尔和斯特拉斯堡的圣诞市场

第 1 天：在法兰克福登船。下午，AMADEUS Elegant 号将在法兰克福等待您登船。在您安置好船舱后，船方管理人员将在全景休息厅酒吧为您准备将临期欢迎鸡尾酒会。随后是船上的第一顿晚餐。

第 2 天：施派尔。清晨我们抵达施派尔。我们建议您在上午参加我们的大教堂之城城市漫步游（AP）。下午，您将有充足的时间在施派尔圣诞市场和装饰华丽的旧城区自由逛街。晚上， 号离开施派尔。

第 3 天：斯特拉斯堡。 号在黎明时分抵达斯特拉斯堡。上午，我们将通过城市观光游（AP）向您展示这座阿尔萨斯大都市的众多景点。午餐后，将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返回斯特拉斯堡旧城区。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装饰绚丽，与城市景观完美融合。除了许多著名的圣诞特产外，您还有充足的时间品尝阿尔萨斯的圣诞特色美食。下午 16:30 左右返回船上。在我们沿莱茵河溯流而上的回程中，船上将为您呈献告别晚餐。

第 4 天：在法兰克福下船。早晨， 号再次抵达法兰克福，您的将临期河流之旅在早餐后结束。

旅行价格已包含：乘坐 MS 号的河流巡游：从法兰克福到斯特拉斯堡及往返 · 3 × 入住 MS 号所预订类别的船舱 · 登船和下船费、港口税和船闸费 · 欢-

热线：(069)75 91-37 86 · 电子邮件：leserreisen-glob@faz.de · 宣传册、咨询与预订：周一至周五 9 点至 18 点，周六和周日 10 点至 14 点。本广告内容及旅行执行由组织者 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负责，地址：Uferstraße 24, 61137 Schöneck

迎鸡尾酒 · 船上全餐，每日四餐 · 1 × 包含在船上全餐内的告别晚餐 · 船上设施的使用权 · 船上娱乐节目 · 船上导游 · 旅行文献

2026 年旅行日期：

02.12. - 05.12. / 05.12. - 08.12.* / 08.12. - 11.12.* 11.12. - 14.12.* / 14.12. - 17.12. / 17.12. - 20.12. *这些日期每人 + 100 €

每人旅行价格（两人入住） 海顿甲板外舱 15 m²：

2 人 599 € / 人 / 1 人 899 € 斯特劳斯甲板船舱 15 m²，法式阳台： 2 人 799 € / 人 / 1 人 1.099 € 莫扎特甲板船舱 15 m²，法式阳台： 2 人 899 € / 人 / 1 人 1.199 € 莫扎特甲板套房 22 m²，法式阳台： 2 人 1.199 € / 人

更多信息请访问 selection.faz.net

天空阴沉，细雨飘飘。然而，当步入进入阿尔韦勒（Ahrweiler）老城的低矮门廊时，仿佛有人拨动了一个巨大的开关。此刻，雨势突然变得倾盆而下，水花从铺路石上溅起，遮阳篷和不堪重负的雨水管中，雨水如山洪般拍击而下。直到深夜，这场噩梦才宣告结束，但它依然让许多人感到不寒而栗。五年前，该地区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一场洪水灾难，造成135人死亡，基础设施遭到难以想象的破坏。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切。但生活必须继续。

迈克·内克尔（Meike Näkel）看起来一如既往地快乐且乐观，她尤其高兴于刚刚酿造完成的起泡酒。在以黑皮诺（Spätburgunder）著称的家族酒庄迈耶-内克尔（Meyer-Näkel）中，起泡酒并不属于主打产品。因此，这款完全不添加糖分修饰的天然起泡酒（Brut Nature）令人惊叹：它由黑皮诺葡萄酿造，拥有层次丰富的香气，酸度活泼且融合得极好，余味极长。然而，在背标上的几项信息，让杯中的酒液暂时显得次要：葡萄采摘于2019年，那是疫情前最后一年，也是洪水发生前两年。上面还写着：2020年装瓶，酵母陈酿68个月。在周围的一切都字面意义上被山洪淹没之时，这款起泡酒是如何如此完美地成熟的？

它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它在瓶中成熟。在迈克·内克尔和她的姐姐多特（Dörte）刚刚拉下卷帘门（因为紧邻的联邦公路噪音很大）的那栋朴素的压榨车间里，所有红葡萄酒都储存在小型木桶中。在2021年7月15日那个夜晚，这些木桶无一例外地被冲走。只有九个木桶在洪水中幸免于难，其余的全部失踪，或被发现时已空空如也且被毁，其中一个甚至被发现于荷兰。

洪水在压榨车间留下的污泥线很容易被忽略。它位于墙壁极高处，甚至高于放置木桶的金属架。在那场戏剧性的夜晚，整根树干撞击着这座建筑，两姐妹不得不游水离开。她们设法抓住了树枝，在周围一切毁灭之时，浑身湿透地在那里度过了一夜，直到被消防队用船救出。

人们感觉到，“向上走”依然是她们的座右铭。虽然黑皮诺产区酒已经达到了顶尖水平，但现在起泡酒也旨在跻身顶级行列。目前，酿酒师及其团队在修复后的建筑中工作，周围堆满了自有的以及在洪水与2021年采收之间借用和捐赠的木桶、压榨机和除梗机。对于访客来说，这座地址为德尔瑙（Dernau）联邦公路1G号的压榨房看起来并不那么诱人。由于镇上的主屋同样遭到严重损坏，且原本就非常狭小隐蔽，因此现在决定重建。在经历了数年的寻找地块、撰写申请和解决融资问题后，姐妹俩很快就能动工——但不在阿尔河（Ahr）岸边。人们不想再靠近水边，而是要向上走，走向葡萄园，走向那个再也不会被褐色洪水袭击的地方。

在阿尔河谷（Ahr-Tal）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从字面意义上看到这种“向上”的趋势。例如，迈肖斯-阿尔特纳尔（Mayschoß-Altenahr）酿酒合作社地下的活动地下室已被填埋，整栋建筑也被拆除。这座宽敞的新建筑将被“抬高”——用建筑学术语来说——并配备屋顶露台和绿化屋顶。这样一来，多个问题得到了同时解决。由于防洪要求，在靠近阿尔河的区域重建活动地下室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向高处发展意味着在洪水期间风险更低。而且，如今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明亮现代的品酒和活动空间，而非幽闭恐惧的地下室。新建筑完工后，游客将坐在高处，俯瞰由陡峭页岩山坡构成的壮丽山谷景观。

为了在未来做好准备而采取的这种“向上”移动，在这个易受山洪威胁的山谷中屡见不鲜，例如在 Bertram-Baltes 酒庄。该酒庄在洪水期间受损严重，已无法继续使用。目前，工作方式不拘一格的夫妇朱莉娅·伯特拉姆（Julia Bertram）和本杰明·巴尔特斯（Benjamin Baltes）在一栋过渡建筑中继续经营。不过，位于迈肖斯附近地势较高处的工地已经进展相当顺利，未来计划在底层设置桶窖，上方为酿酒车间，最顶层则设有办公室和现代化的葡萄酒展示区。

在德尔瑙（Dernau）上方的哈特山（Hardtberg）顶端，朱莉娅·巴尔特斯展示了他们的葡萄种植方式——这不再仅仅是纯粹的葡萄种植。每隔几行葡萄藤

告别酗酒文化

不再为酗酒游客留空间：在像德尔瑙（Dernau）教区葡萄园（Pfarrwingert）这样的顶级产区生长的高品质葡萄酒，今后将在阿尔（Ahr）河谷扮演主角。 照片：Meyer-Näkel酒庄，Sandra Fehr

尽管经历了可怕的灾难，她们依然乐观地展望未来：酿酒师多特·内克尔（Dörte Näkel）和迈克·内克尔（Meike Näkel）

阿尔河大洪水五年后，许多伤口已经愈合——许多事情也发生了改变。对于葡萄种植业和旅游业来说，这场灾难也成了一个催化剂，促使人们为未来做好准备。初步结果令人期待。作者：Gerald Franz

打破常规的葡萄种植：对于朱莉娅·伯特拉姆（Julia Bertram）和本杰明·巴尔特斯（Benjamin Baltes）来说，羊在葡萄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照片：Andreas Durst

密集分布：页岩陡坡、河流以及像德尔瑙这样的酿酒村共同占据着狭窄的阿尔河谷。 照片：Mauritius

……种上果树，这里那里还种着蔬菜。葡萄园里的草不进行修剪，而是由羊吃掉。羊还负责施肥，利用羊毛的气味将森林边缘的野生动物驱离，并啃掉葡萄藤上多余的无效侧芽。而葡萄藤被牵引得很高，使得羊无法触及果实。较少的叶片和缺乏的土壤热量还确保了尽管夏季日益炎热，这对酿酒师夫妇种植的黑皮诺（Spätburgunder）葡萄酒依然能保持极佳的低酒精含量。

“洪水是一个催化剂，”塞尔曼（Sermann）说道，因为这场灾难迫使一个此前就必须思考旅游业未来的地区，更快且更根本地塑造这一未来。因此，塞尔曼毫不掩饰自己并不怀念阿尔滕阿尔（Altenahr）的水晶镜厅（Kristallspiegelsaal）。这个舞厅曾是阿尔河谷过时旅游业的缩影——大巴旅行团、大量平庸的酒精饮料以及直到黎明前的狂欢——一些企业此前不愿放弃这种模式。直到最后情况变得不可持续，因为活动场所被摧毁，且洪水后游客一度完全消失。

旅游业也应再次展现出发展势头。除了葡萄种植业，它也是阿尔河谷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且通常与葡萄种植业相辅相成，甚至在同一屋檐下经营——就像卢卡斯·塞尔曼（Lukas Sermann）一样，他在阿尔滕阿尔除了经营自己的酒庄外，还经营着名为“Thüres”的餐厅并设有两间客房。仿佛这还不够似的，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还是 Ahrwein 协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当地酿酒师组成的联盟，旨在将葡萄酒与地区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提升阿尔河谷作为旅游地的形象。

旅游业正缓慢地回归到这个在雷马根（Remagen）和阿尔布吕克（Ahrbrück）之间向上游方向剧烈收窄的山谷中。去年的过夜游客人数为 886.000, 2019 年为 1,4 百万人。相比之下，日游客人数为 300 万，与洪水前的 3,4 百万相差无几。虽然仍然存在一些过度庆祝的葡萄酒节——人们喜欢挤在满载快乐酒客的拖车上，以极慢的速度穿过山谷——但这类活动现在已较为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像所谓的“阿尔环线”（Ahrschleifen）这样的主题环形徒步路线。此外，随着计划在山谷高处建造一座吊桥和一座天空步道，人们同样在追随时代的趋势。

此外，许多新事物也在不断涌现：现在人们可以预订包含五道菜菜单及相应获奖阿尔河葡萄酒的莱茵河游船之旅，或者参加“阿尔河葡萄酒漫步”（AhrWeinWalks）——这是一种将品酒与导览徒步相结合的活动，让参与者了解葡萄栽培、地质学以及洪水造成的影响。此外，“开放酒窖日”也经过了重新设计，访客现在不仅能品尝葡萄酒，还能结识其背后的酿酒师及其企业，从而对这种文化饮品产生更深层的理解。现在的重点是打造更小规模的团体，并通过可触摸的基岩或嗅觉体验站来提供更直接的体验。这种旅游形式是否奏效，从阿尔河葡萄酒协会（Ahrwein-Verein）官网上的信息可见一斑：下一次活动已全部售罄，该活动将于2027年4月举行。

梅肖斯-阿尔特纳尔（Mayschoß-Altenahr）酿酒合作社的窖长阿斯特丽德·里克特（Astrid Rickert）也认为，必须抓住新出现的机遇。例如，压榨厂建筑旁一条对物流至关重要的道路终于得以建成，而此前这里曾有两栋房屋。在酿酒合作社内部，人们也将这场灾难视为一种催化剂，不希望回到过去。因此，这家成立于1868年的合作社近期再次接纳了许多小型生产者，从而显著扩大了其种植面积。

因为许多酿酒师已经无法或不愿自行加工和销售他们的葡萄。这与旅游业的变化也有关系。过去，酿酒师们收入颇丰，因为游客成群结队地开车前来，将后备箱塞满成箱的葡萄酒。而如今，阿尔河谷不仅要面对游客减少的问题，还要应对葡萄酒消费量持续下降的挑战。尤其是对红葡萄酒需求的下降，对于以黑皮诺（Spätburgunder）闻名的该河谷打击尤为沉重。

大多数河谷居民坚信，以质取胜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对巴特诺伊纳尔（Bad Neuenahr）新建的多林特酒店（Dorint-Hotel）表示欢迎。一座更高档的酒店将取代80年代的疗养酒店，计划于明年开业。除了其他酒店外，这座酒店在阿尔河谷被翘首以盼。因为对于可持续旅游至关重要的过夜人数仍然较低，这不仅是因为潜在访客缺乏兴趣，还因为住宿能力不足。与2019年相比，现在减少了1400张床位，这继续限制了阿尔河谷的旅游业发展。投资者重新向酒店投入资金，对该地区而言不仅意味着缓解住宿瓶颈，更是一个信号，表明人们对阿尔河谷的复苏充满信心。

洪水发生后，该地区立即发起了名为“We AHR open”的宣传活动，旨在明确表示尽管处于紧急状态，但依然欢迎访客。现在，阿尔河谷营销部门正迈出下一步。“阿尔河谷，重回流动”（Ahrtal. Wieder im Fluss）是新的口号，旨在展示重建的成果以及方向的重新定位，尽管这两者都远未完成。正因为起重机和混凝土搅拌车仍在运转，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游客。“快来吧！”这是明确的信息：这里已经开放，张开双臂迎接访客。不过，人们应当理解，许多酿酒师不再愿意展示当年水位曾达到的高度。一次次回顾过去令人心痛，目光必须向前看。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hrtal.com, www.meyer-naekel.de, www.sermann.de 以及 www.bertram-baltes.de。

河流在岸边轰鸣

之间

这个地点的名字就揭示了其主旨： 在摄影师格里特·恩格尔斯（Gerrit Engels）这里， 一切都围绕着石头展开，无论是其自然形态 还是人工形态。 照片：格里特·恩格尔斯

盖里特·恩格尔在巴特加施泰因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拍摄。但他没有以地名命名他的画册，而是以围绕在他身边的材质命名：石头。作者：弗雷迪·兰格

如今，“加施泰因”（Gastein）这个名字既指代一个地点，也指代一座山谷。它在数个世纪中逐渐演变，语言学家推测其演变路径是从凯尔特语的原始形式 Gastona，经过早期的罗马语 Gastuna，再到古巴伐利亚语的 Castuna。翻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是“灰色的”或“起泡沫的河流”，这两者都与狂野的加施泰因河（Gasteiner Ache）十分契合。后来的斯拉夫影响使其变为 Gastyna，最终通过语音偏移变成了巴伐利亚语的 Gastáin。摄影师盖里特·恩格尔（Gerrit Engel）对此一定了然于胸。但他从另一个角度剖析这个名字，在石头中寻找这片地区的起源和这个地点的本质。

盖里特·恩格尔同样提到，名字中包含着“Gast”（客人）这个词，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地方历史脉络。因为旅游业每年带来超过100万次的过夜住宿，在仅有5000名居民的小镇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更准确地说：这些痕迹耸立在空中。它们是巨大的砖砌建筑，也是混凝土建筑——严格来说，混凝土也是一种石头。盖里特将其称作“铸造的矿物性”和“人工压缩的地球历史”。事实上，人们本可以推测，巴特加施泰因的恰恰是这个方面最令他感兴趣。因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凭借其宏大且有时重达数公斤的画册《马灿》（Marzahn）、《曼哈顿-纽约》和《柏林》，他已在德国顶尖建筑摄影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现在，他转向了风景。

或者说，并非如此？正如盖里特·恩格尔在拍摄城市时将其简化为建筑，尽可能不让人物进入画面，并始终强调单色灰色的天空（理想情况下与沥青的颜色一致，使房屋仿佛从一个中性平面中凸显而出）一样，他现在将风景简化为其材质。无论是石头还是水，均被如此简化。他在这次较为薄的画册《石头》（Stein）的前言中写道，巴特加施泰因瞬间令他着迷的——尽管更多是感知而非理解——是一种像持续且低沉的基调一样贯穿整个地点的能量。那是瀑布永不停歇的轰鸣，在镇中心，水流从陡峭的岩石上轰隆而下，落差超过300米。虽然读者必须翻阅近半本书才能看到它，但因为盖里特·恩格尔在第一组照片之前就提到了它，人们仿佛在其他照片背后也能听到远方传来的咆哮与轰鸣。

书页始于浓雾，雾气像一块轻薄的布覆盖在群山上，笼罩着阴郁的冷杉，树梢纤细而娇嫩地穿透云碎片。这种景象在浪漫主义时期屡见不鲜，盖里特·恩格尔并未从中挖掘出太多新意。但当浓雾升起，犹如帷幕拉开，再翻四页，映入眼帘的是纯粹的岩石，赤裸的物质，粗犷而蛮横。只有当人们在这场“石之风暴”中辨认出零星的树木时，才能意识到其巨大的规模——那些树像盆景一样点缀在巨人的国度里。这些照片展现了一种戏剧性的自然，仿佛回到了人们面对阿尔卑斯山仍心怀不安的时代。但与此同时，人们觉得盖里特·恩格尔试图在这些照片中探究山的“建筑学”本质。他将陡峭的岩壁呈现为立面，将生长在其中的树木呈现为居民，它们像站在阳台和露台上，或从窗户向外窥视。而一个凿入岩石的坑道则通向山的深处。因此，这里也有“门”。

《石头》（Stein）并非一本简单的书。尽管如此，人们仍希望它能成堆地摆在巴德加施泰因（Bad Gastein）纪念品商店的收银台旁。单就这一点而言，艺术家们在过去几年中为这座疗养地的复兴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因为巴德加施泰因早已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兴旺的地方——尽管人们对水之疗效的信仰在数世纪以来一直盛行。600年前，皇帝腓特烈三世曾在此的氡泉中沐浴。半个千年之后，威廉皇帝和奥托·冯·俾斯麦也曾来此避暑。那时，美好时代的酒店宫殿早已像巨大的蘑菇一样，从狭窄山谷的陡峭岩壁中拔地而起。即便在20世纪人们将冬季度假定义为一种可能之后，这里依然保持着时髦与活力。波斯国王和丽莎·明内利等名流都曾在滑雪道上出现。巴德加施泰因当时自称为“阿尔卑斯山的蒙特卡洛”。

然而，从60年代起，衰落之势已无法掩盖。光芒熄灭了，而由格哈德·加斯滕瑙尔（Gerhard Garstenauer）设计的清水混凝土粗犷主义会议中心也未能让光芒回归；恰恰相反。

在70年代和80年代，酒店一家接一家地关闭。这个地方变成了需要整治的烂摊子。在那些空置的房屋里——它们曾是奢侈与优雅时代的瑰宝——墙上长满了霉菌，房间里住着鸽子，到处可见施工围栏。只有那些能从“病态而奢华”这一形容词中获得快感的人，才能在这里感到惬意。这种情况直到过去十到十五年才再次改变。大型酒店得到了现代化改造，时髦的酒吧和餐厅散发出大都市的气息——尽管在格里特·恩格尔（Gerrit Engel）的照片中看不到这些。他不是一名纪实摄影师，更不是一名社会记录者。

格里特·恩格尔所展示的是对这里崇高荒野的大胆视角，是对大胆宏伟建筑细节的严谨构图，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专注于两者的碰撞。那时，看起来就像一个从另一个之中生长出来一样。仿佛建筑是从岩石中凿刻而成的。而游泳池中闪烁着绿松石色的水池，则像是对室外溪流中漩涡所创造之物的逻辑延伸——那些漩涡在河床中凿出了闪烁着绿光的池潭。

然而，当水凭借其巨大的质量和不羁的力量，以数百万年的耐心静静地侵蚀石头时，人类则在机器的节奏中击碎岩壁，将材料时而堆砌成房屋，时而建成教堂，一次又一次地筑成天然石墙，而现在雨、风和天气又在侵蚀这些墙壁。如果说这组图像叙事有一个总结，那就是：没有什么能永恒。随后，格里特·恩格尔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展示了一托盘洗混凝土板放在散落的碎石上，背景是一面岩壁，这就像是对“自然作为材料之实用性”的一次讽刺评论：石头在崩碎，直到最后什么也不剩。

尽管如此，作为一次艺术盘点，《石头》（Stein）整体上更像是一段安静且克制的评论。在格里特·恩格尔（Gerrit Engel）的镜头下，树木似乎比现实中更绿一些，混凝土则显得更灰一些。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指出，缺失窗户前的塑料薄膜结构，与那些扭成辫状奔向悬崖的水流具有同样的视觉吸引力。他经常采用“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的美学，在这种冷峻的疏离感中，许多事物显得诡异且不真实——无论那是空无一人、像布景一样的街道，还是一个地板上散落着掉落顶灯的大厅。但最终更令人心惊的，反而是那些被白雪覆盖、冷漠且陡峭的山脉荒野，或是那些被深沟切割的悬崖图像，在那里，房屋般高大的树木失去了支撑。在“崇高”与“如画”的范畴之外，人们想将其称作一种独特的美，格里特·恩格尔将其定格在照片中，而最贴切的词或许是“倔强”。

格里特·恩格尔著，《石头》（Stein）。Walther und Franz König 书店出版社，科隆 2026. 104 页，68 幅彩色照片。精装，38 欧元。

15. Jahrestagung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31.8.-1.9.2026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Westend 校区 Casino 建筑

德国医疗健康产业：在改革压力与创新能力之间

德国如何在维持医疗供应资金可行性的同时，增强其创新能力。路易丝·冯·施特肖（Dr. Louise von Stechow）博士的报道。

第15.届“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年会在一个关键时刻召开，此时德国作为医药和医疗健康基地的发展方向正处于决定性阶段。医疗系统的支出在增加，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剧了供应压力。与此同时，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此外，还存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药品价格政策的变化。因此，德国面临着一项平衡任务：必须在财务上稳定医疗系统，同时不能削弱医药和研究基地的创新能力。

医疗健康是一项深刻的民主任务

年会的开幕发言已经明确，其中涉及的不仅是成本和竞争力问题。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副主席约亨·马斯（Prof. Dr. Jochen Maas）教授强调，一个运行良好的医疗系统对于公众对民主的信任至关重要。黑森州卫生部长迪亚娜·斯托尔茨（Diana Stolz）也将医疗卫生领域的任务描述为“深层的民主任务”。如果人们在患病时无法获得可靠的医疗供应，或者缺乏必要的药物，这将迅速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这些讨论发生在信任感日益丧失的时期。在由黑森州政府邀请的前夕招待会上，前联邦财政部长、“高效国家倡议”共同发起人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指出了公众对国家行动和运作能力的信任在下降，并强调了由此产生的改革压力。

雅尼娜·米策（Janina Mütze），Civey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展示了最新的调查数据。

民调公司Cive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尼娜·米策通过最新的调查数据展示了当前情绪的紧张程度。结果显示，自疫情开始以来，民众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且这种情绪也延伸到了医疗系统。84%的受访者认为医疗系统需要全面改革，十分之四的人担心个人的药物供应。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在德国和欧洲拥有一个高效的制药工业至关重要。

仅靠节省是不够的

会议上普遍承认，短期内必须进行削减开支。同样明确的是，紧缩措施将影响医疗系统的所有参与者。制药工业、医院、医生、医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都必须承担相应份额。马斯也强调，所有相关方都必须为稳定系统做出贡献。施泰因布吕克随后引用了这个观点，并将其尖锐地表述为：

“最好的改革，就是让所有人都同样地感到痛苦。”

与此同时，会议达成共识，短期紧缩措施最初只能用于填补资金缺口，而从长远来看，根本性的改革才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我希望我们能推动更多根本性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在各处削减成本，”

柏林化学公司（Berlin-Chemie AG）董事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冯·德·埃尔茨（Christiane von der Eltz）说道。

此次年会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如何提高医疗体系的效率。斯托尔茨部长指出，德国拥有全球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之一，但在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年数方面仅处于中游水平。因此，投入更多资金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法兰克福大学医学中心董事会主席兼医疗总监于尔根·格拉夫（Jürgen Graf）教授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将黑森州与丹麦进行了对比：两者的居民人数相近，但丹麦在医院和床位数量明显更少的情况下，却在支出较低的同时实现了更高的预期寿命。格拉夫主张建立更专业化的中心和更高效的护理结构。

提高效率不仅意味着改善现有的护理结构。从长远来看，目标应该是尽可能预防疾病，而不是在事后花费高昂的代价来治疗其后果。

从修复医学转向预防医学 目前，医疗体系中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对既有疾病的治疗，而预防工作的权重则低得多。来自工业界、医学界和政界的代表认为，这里存在巨大的变革需求。

格拉夫表示，为此必须改变医疗体系中的激励机制。

“德国医疗体系的激励机制在于，在‘修复模式’下提供护理服务。”

即使是具有充分科学依据的预防措施，其报销金额有时也低于对已发疾病的治疗。除了为预防提供财务激励外，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转变。这包括加强健康教育和沟通，且尽可能地从学校阶段就开始实施。

联邦卫生部药品、医疗器械与生物技术司司长托马斯·穆勒（Thomas Müller）也将预防称为“圣杯”，但同时也指出了在社会层面推动生活方式改变的政治难度。他以关于糖税的辩论为例：试图通过价格或禁令来引导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措施，可能会迅速引起社会的抵触。因此，科普教育和社会认可度是成功实施预防的重要前提。

国际压力下的医疗健康基地

然而，德国医疗体系的改革仅解决了挑战中的国内层面。与此同时，受国际形势影响，德国作为医药和研究基地的地位正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压力。针对投资和医药创新的竞争正在加剧。

穆勒针对新药首次获批数量下降的情况发出警告，称欧洲“遗憾地在失去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生物医药创新领域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同时，美国的“最惠国”定价政策改变了国际医药企业的经济核算。如果欧洲的药品价格会对规模大得多的美国市场产生反向影响，那么在德国或欧洲提前上市的吸引力可能会降低。这还可能影响研发领域的投资决策，从而损害德国基地的利益。

工业界代表也强调了德国医药生态系统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克里斯蒂安·冯·德·埃尔茨（Christiane von der Eltz）和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董事会主席兼人类医药部门负责人沙尚克·德什潘德（Shashank Deshpande）对框架条件改变可能带来的后果发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德什潘德强调，不能低估德国的优势。该国依然拥有成为强大医药基地的重要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卓越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高效的工业基础设施。

勃林格殷格翰

此外，德国医疗体系自我管理最高决策机构——联邦联合委员会（Gemeinsamer Bundesausschuss）的前非党派主席约瑟夫·赫肯（Josef Hecken）教授博士也警告称，不要将现状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在获取新批准药物方面，德国在欧洲对比中依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在肿瘤药物和罕见病药物方面。欧洲的平均可用性明显较低，新药进入供应体系的时间也要晚得多。正是这一优势需要被维持。

研究必须转化为创新 为了保持创新医药基地的地位，德国不仅必须促进研究，还必须将科学认知更好地转化为应用和产品。医药之家（House of Pharma）主席曼弗雷德·舒伯特-齐拉韦茨（Manfred Schubert-Zsilavecz）教授博士强调，德国必须学会更坚定地将年轻科学家的优秀想法转化为专利和产品。德什潘德也强调了这种转化（Translation）的重要性。

“创新必须触达患者，否则它仅仅是科学。”

皮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与《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政策负责人海克·格贝尔（Heike Göbel）就改革能力、信任以及德国作为创新基地的未来进行了对话。

联邦研究、技术与航天部的健康与生命科学司司长维罗妮卡·冯·梅斯林（Veronika von Messling）教授博士也从这一点切入。她表示，德国拥有丰富的研究生态系统，但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和价值创造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因此，高科技议程应有针对性地改善创新链上的衔接。冯·梅斯林将其称为一项“参与议程”，其成功取决于科学界、政界和经济界的协同作用。

除了生物技术和健康数据，冯·梅斯林还强调了人工智能是“个性化医疗的铺路石”。对于

舒伯特-齐拉韦茨（Schubert-Zsilavecz）而言，一个创新的医药基地也应当在整个价值链中更强地应用人工智能。赛诺菲（Sanofi）德国研发总经理马里昂·泽林（Marion Zerlin）博士展示了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该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临床试验的成功率、识别合适的患者群体以及更好地预测剂量。为此，赛诺菲利用自身的研发数据和国际健康数据。然而，由于访问权限仍然受限，来自德国的数据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科学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维克（Wolfgang Wick）教授博士同样认为，健康数据的获取是一个竞争劣势。在利用来自医院的常规数据和护理数据方面，其他研究基地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因此，如果德国希望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研究和药物开发领域保持竞争力，必须更坚定地将现有的数据潜力转化为可用于研究的资源。

从意愿到行动

年度会议表明，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医疗健康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德国必须在节支的同时进行投资，在提高医疗供应组织效率的同时奖励创新，在加强预防的同时资助顶尖研究，在更好地利用数字化和健康数据的同时统一监管程序。正因为这些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冲突，因此需要一项长期战略，而最重要的是执行的意愿。最终，许多讨论都回到了施泰因布吕克在年度会议前夕招待会上的诊断：

“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认知问题。[...] 所有人给出的印象都是执行问题。”

施泰因布吕克认为，关键在于不仅要构思改革，而且要真正实施。为此，需要减少琐碎的控制，增加信任，并准备好承受政治冲突。

尤其是在像医疗健康经济这样复杂且受到严格监管，同时又嵌入在国际依赖关系中的系统中，这种实用主义似乎并非易事。在国家层面已有《医学研究法》和《健康数据利用法》，在欧洲层面则有《欧盟生物技术法案》（EU Biotech Act），这些举措旨在简化程序、加速研究并消除监管和官僚障碍。为了使这些措施真正加强德国的制药产业地位，所有参与者之间需要开展更开放、更面向未来的对话，尤其是需要一个共同的意愿，以坚定地执行已启动的改革。

这正是“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House of Pharma）年度会议提供的空间：通过小组讨论、研讨会和私人对话，促进医疗健康经济和制药工业决策者之间的交流。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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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内容负责人 Otto-Quintus Russe 博士，总经理，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e.V.

编辑执行 Louise von Stechow 博士，科学传播独立专家，负责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e.V. 的报道与对外形象。

排版执行 F.A.Z. BUSINESS MEDIA GmbH, Pariser Straße 1,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医药产业作为领先产业：选址地之所需

在制造商折扣、选址条款与创新激励之间：德国如何确保拥有强大的医药产业。由路易丝·冯·施特肖博士（Dr. Louise von Stechow）报道。

克里斯蒂安·盖尼茨博士（Dr. Christian Geinitz，主持）、克里斯蒂安·冯·德·埃尔茨（Christiane von der Eltz）、约翰内斯·鲍恩费因德（Johannes Bauernfeind）、尤尔根·格拉夫教授（Prof. Dr. Jürgen Graf）以及托马斯·穆勒（Thomas Müller）在关于医疗健康选址地的讨论中。（由左至右）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医药产业作为领先产业能为德国这一选址地发挥怎样的作用。除了营业额、投资和就业人数外，这还涉及该行业的社会意义。民意调查公司 Civey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尼娜·米策（Janina Mütze）在她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民众认为医药产业对德国至关重要。

“92% 的人认为，在德国和欧洲拥有一个高效的自有医药产业 [...] 非常重要。”

约 80% 的人将确保医疗供应视为该行业的核心任务。与此同时，与之前的调查相比，人们对医药产业的信任度有所提高，而对许多国家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则有所下降。米策甚至将医药产业描述为可能的“信任之锚”。

但如果医药产业要在德国成为领先产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此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框架条件。一个由来自政治、工业、医学和医疗保险基金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对此进行了讨论。

关于《法定医疗保险缴费率稳定法》（GKV-Beitragssatzstabilisierungsgesetz）中拟议的、增加一倍以上的制造商折扣的辩论，表明了在选址地促进与财务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有多么困难。柏林化学公司（Berlin-Chemie AG）董事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冯·德·埃尔茨认为，该行业正受到美国

最惠国定价政策以及德国境内额外削减开支的

“两面夹击。”

更高的负担可能会抑制投资和创新。因此，选址条款必须考虑到在德国进行研究、开展临床试验或进行生产的企业。

AOK 巴登-符腾堡州（AOK Baden-Württemberg）首席执行官约翰内斯·鲍恩费因德则反驳称，选址地的促进措施不得由法定保险参保者的缴费资金来资助。联邦卫生部的托马斯·穆勒指出了德国药品市场的特殊结构。医疗保险基金是核心需求方，因此也影响着医药产业的创新激励。与此同时，相对较高的价格至今有助于新药能够尽早触达德国的患者。目前，一个委员会将负责明确选址条款应如何设计以及如何融资。

在随后的主旨演讲中，托马斯·穆勒将目光转向德国和欧洲旨在加强医药与健康选址地的政治工具。从欧盟《生物技术法案》（EU Biotech Act）到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制定的医药与医疗技术战略，旨在通过简化监管程序、改善临床试验的框架条件以及更高效地利用健康数据和真实世界数据，从而帮助欧洲重新增强相对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力。

“在欧洲，我们也面临着必须重视创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穆勒指出了欧洲医疗健康市场的复杂性。例如，旨在加强欧洲层面新药临床评估统一化的 EU-HTA（欧盟医疗技术评估），至今尚未实现预期的削减官僚作风之目标。

民众希望拥有强大的本土制药工业。然而，如何将该行业的创新能力与一个长期可持续融资的医疗体系相结合，仍然是一项核心挑战。法兰克福大学医学中心董事会主席兼医疗总监于尔根·格拉夫（Jürgen Graf）教授认为，部分解决方案必须从医院入手，因为创新是在那里触达患者的。

全球竞争中的制药业

为什么德国尽管竞争日益激烈仍具备良好条件——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德国的制药基地依然拥有良好的前提条件，但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承受的压力日益增加。

这一矛盾局面贯穿了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董事会主席兼人类医药部门负责人沙尚克·德什潘德（Shashank Deshpande）的主旨演讲。

“健康即竞争。”

德什潘德以这一观点开启了他的论述。因为医疗健康产业除了提供医疗护理和创新外，还创造了高素质的就业岗位，并为工业价值创造做出贡献。德什潘德以自身公司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勃林格殷格翰在德国雇佣了 19,000 人，在此缴纳了其全球约 70% 的税款，并在过去五年中在德国的研发领域投资了约 120 亿欧元。

作为一家根植于德国的企业，勃林格殷格翰希望未来继续在德国进行研究并开发新药。然而，针对制药创新投资的国际竞争已然加剧，德国和欧洲必须跟上步伐。

沙尚克·德什潘德（勃林格殷格翰）谈论国际竞争中的德国制药基地。

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最惠国”定价政策令业界关注。如果未来较低的欧洲药品价格反作用于规模更大的美国市场（该市场为许多公司贡献了 50 到 70% 的营业额），那么在德国或欧洲推出新药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可能会降低。

德什潘德将监管差异以及美国和中国明显更快的临床研究与审批流程列为其他障碍。

德什潘德认为，在德国层面以及欧洲层面都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临床研究必须能够更快开展，监管程序应更加简化，且应更多地考虑真实世界证据（Real-World Evidence）。但最重要的是，欧洲必须加快速度。

“机会尚未完全失去。”

尽管面临挑战，德什潘德的结论依然乐观。与许多能源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不同，德国的制药业依然拥有极佳的前提条件。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德国没有更具针对性地利用这一优势，将制药和生物技术打造为创新引擎、雇主和增长产业。

对于德什潘德而言，这还包括一场关于德国如何看待健康和制药创新的根本性辩论。高度创新的药物必须获得合理的报酬。与此同时，工业界也必须为构建一个长期可持续融资的医疗体系做出贡献。

脱离官职的直言：采访约瑟夫·赫肯，探讨个性化医疗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德国医药基地的卓越性

约瑟夫·赫肯谈论证据生成的新路径、早期药物获取的价值以及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由路易丝·冯·施特肖博士（Dr. Louise von Stechow）报道。

《法兰克福汇报》经济记者克里斯蒂安·盖尼茨博士（Dr. Christian Geinitz）与约瑟夫·赫肯教授（Prof. Dr. Josef Hecken）就证据生成、药物获取和结构性改革进行对话。（从左至右）

德国在讨论其医疗和医药基地的弱点方面花费了大量口舌。联邦联合委员会（G-BA）前中立主席约瑟夫·赫肯教授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经济记者克里斯蒂安·盖尼茨博士采访时，将重点转移到了另一个维度，聚焦于证据生成的未来可持续性。

首先，赫肯强调了德国作为医药基地的优势。在获取创新药物方面，德国在欧洲对比中依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在肿瘤药物和孤儿药领域。特别是在肿瘤学中，这种时间上的优势对于患者来说可能是决定性的。

但赫肯认为这一领先地位正受到威胁。一方面，美国的药物价格政策给国际化经营的制药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赫肯认为现有的针对高度个性化疗法的获益评估程序日益不足。获益评估旨在评定新药相对于对比疗法的附加获益，从而为随后的价格谈判提供核心依据。

因此，赫肯主张采取新的、务实的获益评估路径，在维护患者安全和证据要求的同时，兼顾高度个性化疗法的特殊性。

新疗法需要新证据 赫肯强调，随机对照研究对于大多数适应症而言是且将一直是金标准。但在极小规模、由分子定义定义的患者群体中——部分疗法可能仅有 100 或 120 名患者符合条件——这种传统的证据生成方式在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

因此，他建议采用结构化的登记模型，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纳入其中。新疗法可以首先在专业中心、在明确定义的条件下投入使用，并在两三年后对结果重新进行评估。

“为什么不能尝试放弃‘没有传统评估就什么都行不通’这种叙事，而是说：我们尝试将一种活性物质以临时价格在医疗护理中试用两年，然后根据数据去芜存菁？”

这样就可以直接从医疗护理中获取证据。这种模型不仅在经济上更合理，同时还能服务于患者安全，并通过将药物的早期获取与相关数据的早期生成相结合，为德国的研究基地创造领先优势。

他明确承认，登记数据无法提供与随机研究相同的证据质量。但结论不应该是完全不使用这些数据。相反，必须在法律上为这类数据定义合适的评估标准。对登记数据中需证明的效果要求过高，不符合医学现实。进步通常是循序渐进的，而非以剧烈效果的形式出现。

对于赫肯（Hecken）而言，实施新的药物获益评估方法也是一个关于产业基地竞争力的问题。如果德国在早期资助创新疗法，却不系统地将由此产生的数据用于研究和进一步开发，那么将浪费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德国的药品支出已经很高，在全球竞争中不能仅靠增加资金投入来维持地位。

“我们只能依靠卓越来赢得认可。”

改革措施中的适度、中庸与勇气

在谈到医疗体系的成本压力时，赫肯（Hecken）表示，制药工业与所有其他参与者一样，必须为医疗体系的财务稳定做出贡献。他对那些将投资决策与政治紧缩措施直接挂钩的企业持批评态度，但同时也强调了该行业作为创新驱动力的作用。

他认为，在改革中仅关注药品费用的削减而将其他领域（例如医院结构）排除在外，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德国在维持高额医疗支出的同时，其医院格局依然过于碎片化。

“现状并不理想，只是昂贵。”

在赫肯看来，这需要“适度与中庸”，但最重要的是有勇气去推进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

领先产业需要顶尖研究

研究是德国制药基地的核心——以及科学卓越如何转化为创新。路易丝·冯·斯特肖（Dr. Louise von Stechow）博士的报道。

一个高效的制药工业在开发和批准新疗法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为此，它需要一个能够产生新科学发现的研究环境。德国在此拥有强大的基础。从科学出版物来看，德国的研究地位在国际上属于顶尖行列。然而，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种强大的基础研究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并加强将新发现转化为临床创新的转化能力。

联邦政府的高科技议程（Hightechagenda）旨在为此提供一个政治框架。在联邦研究、技术与航天部负责健康与生命科学部门的维罗妮卡·冯·梅斯林（Prof. Dr. Veronika von Messling）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研究不能完全以具体应用为导向。科学在本质上是不可计划的。尽管如此，公共研究资助必须创造条件，使新发现能够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她不将高科技议程仅仅视为一项资助计划，而将其视为一种催化剂。

“高科技议程是一个参与议程，”

冯·梅斯林说道。关键在于科学、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德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总经理马里昂·策林（Dr. Marion Zerlin）博士也强调了这种协同作用。策林表示，从工业角度来看，研究环境的质量决定了投资，并提及该公司计划在法兰克福基地进行数十亿欧元的投资。与此同时，赛诺菲有针对性地利用国际研究基地，以在那些流程更快、合作更便捷的地方开展工作。

虽然转化对于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创新至关重要，但基础研究仍然是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来源。科学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维克（Prof. Dr. Wolfgang Wick）教授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加强对社会影响的关注，绝不能导致研究仅根据其直接适用性来评判。

然而，研究领域的国际竞争也在加剧，科学卓越日益成为技术主权的问题。小组讨论同时表明，国际合作仍将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必须更自觉地规划这种合作。联邦议院 CDU / CSU 议团成员、研究、技术、航天与技术评估委员会成员弗雷德里克·布菲尔（Frederik Bouffier, MdB）主张，在面对中国时

“尽可能开放，在必要时尽可能封闭”

采取行动。冯·梅斯林（von Messling）同样警告不要采取封闭政策，但要求对共同利益和潜在风险进行现实的权衡。

对于德国研究的竞争力而言，未来研究领域内部竞争与合作的正确比例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冯·梅斯林表示：“竞争能激活业务。”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竞争环境能够促进卓越。然而，在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开发和价值创造方面，合作至关重要。维克（Wick）也强调，面对重大的科学挑战，最顶尖的人才和机构必须跨越地区和机构的界限聚集在一起。维克将其精辟地总结为：

“我们希望在某些学科中处于顶尖地位，为此我们很可能必须团结起来。”

教授 维罗妮卡·冯·梅斯林（Prof. Dr. Veronika von Messling）、弗雷德里克·布菲尔（Frederik Bouffier）、教授 沃尔夫冈·维克（Prof. Dr. Wolfgang Wick）和马里昂·策林博士（Dr. Marion Zerlin）讨论德国的顶尖研究。主持人：约阿希姆·米勒-容（Joachim Müller-Jung）。（由左至右）

黑森州作为强大的医药基地

肿瘤学，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研究、工业与医疗供应紧密联网：黑森州如何利用其作为医药基地的优势。

戴安娜·斯托尔茨（Diana Stolz），黑森州卫生部长，谈论“黑森路径”以及研究、工业与医疗供应之间的相互作用。

黑森州政府代表在年会上明确指出，一个区域性强大的研究和工业基地对医疗健康产业具有重要意义。黑森州卫生部长戴安娜·斯托尔茨指出，德国医药工业约 20% 的从业人员在黑森州工作，且该行业近三分之一的投资是在此进行的。

“德国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医药基地。黑森州则是这种医药创新力的核心，”

部长表示。斯托尔茨与在活动前一晚发表讲话的国务秘书教授 克里斯蒂安·赖布勒（Prof. Dr. Christian Raible）还将基地问题与药品供应直接联系起来。为此，德国和欧洲的倡议必须相互衔接，以增强医疗健康产业和医药工业的韧性。

与此同时，斯托尔茨强调了“黑森路径”。政治、科学、工业、医疗供应和患者必须共同致力于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部长以女性健康这一主题展示了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目前，在药品疗效和剂量以及研究与教学方面，性别差异仍未得到充分考虑。黑森州希望通过在当地高校提供针对性的培训方案，以及在法兰克福设立旨在加强女性心血管医疗供应的女性心脏健康中心（Women Heart Health Center）来扭转这一局面。女性健康这一议题表明了在强大的医疗基地中，科学认知、新的医疗供应方案和政治重点设定是如何协同作用的。

国务秘书教授 克里斯蒂安·赖布勒（Prof. Dr. Christian Raible）在活动前一晚发表欢迎辞。

展望医疗健康产业的未来：7场研讨会，7个解决方案——从预防与女性健康到人工智能

为未来的医疗健康产业提供动力，为医疗护理、研究与创新提供具体方案

患者威胁要影响营收——研究女性健康可能为所有人带来什么 研究型制药企业协会 (vfa)

vfa关于女性健康的研讨会

vfa的研讨会探讨了为何尽管经济回报可预见，但针对女性健康的药物开发数量却很少。麦肯锡和世界经济论坛估计，改善医疗护理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潜力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来自大学医学界、工业界和联邦政府的代表一致认为：国家针对女性健康的新研究资助有所帮助。但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够转化为治疗开发和医疗护理的基础研究。这将使女性受益，同时也将有利于德国作为一个具有未来竞争力的制药和医疗健康基地。

通过早期筛查实现精准护理——以肾功能不全为例的机遇与障碍 勃林格殷格翰制药有限公司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本次研讨会探讨了如何尽早识别患有肾功能不全的参保人员，以便随后让他们接受符合指南的药物治疗。高效实施二级预防并非水到渠成，但并非不可能。这需要法定医疗保险机构及其他项目合作伙伴的积极参与，且他们必须愿意寻求并尝试新路径。如果高风险参保人员能够接受早期检测，这将为改善医疗护理和长远降低成本带来巨大潜力。这与德国制药和医疗健康基地的未来息息相关。如果未来医疗体系中的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根据风险进行调整并更高效地利用，将有更多空间用于削减支出，并使创新疗法和治疗成为可能。

勃林格殷格翰关于肾功能不全精准预防的研讨会

后抗生素时代——替代疗法的竞赛

黑森技术州 (Technologieland Hessen)

抗生素耐药性是全球健康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但针对耐药菌的替代疗法如何从研究阶段进入临床护理？黑森州在感染研究和噬菌体疗法方面发挥着先导作用：在法兰克福，已经有10名患者接受了个体化的噬菌体治疗。广泛应用的钥匙在于将个性化治疗与可规模化的生产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投资、合适的框架条件以及创新的初创企业。如此一来，黑森州可以成为德国制药和医疗健康基地新疗法的开拓者。

黑森技术州关于后抗生素时代的研讨会

使健康数据可用——制药工业的最新进展与机遇

Luther 律师事务所 (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mbH)

欧洲健康数据空间 (EHDS) 是否会让德国更具创新能力？从 2029 年起，健康数据可被二次用于研究、开发和公共卫生。对于医疗健康产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双重角色：作为数据使用者，企业可以为自己的研发项目申请数据；作为数据持有者，企业必须根据请求提供健康数据。在我们的研讨会中，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研究与开发的潜力巨大。其前提条件包括可获得的高质量数据集以及值得信赖的访问路径。

Luther 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数据可用性的研讨会

专利药折扣协议：对产业基地和供应的风险与副作用 AbbVie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 Co. KG)

AbbVie 关于专利药折扣协议的研讨会

研讨会的焦点在于，如何将可负担的医疗保健目标与促进创新及供应安全相结合。讨论表明，对创新药物市场的干预可能会对研究投资、市场投放和治疗方案产生影响。与会者达成共识，德国未来仍需要能够促进创新、确保获得新疗法，并同时增强医药与医疗健康产业基地竞争力的框架条件。

医疗体系的削减措施及其对德国医药生产基地的影响 TARGUS 管理咨询公司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AG)

TARGUS 管理咨询公司关于医疗体系削减措施的研讨会

在“医疗体系的削减措施及其对德国医药基地的影响”研讨会中，Thekla Kurz 博士 (Miltenyi Biotec)、Thilo Brinkmann 博士 (B. Braun) 和 Igor Kozeletskyi 博士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探讨了新的《缴费稳定法》(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 如何影响德国基地的竞争力。核心结论是：成功的医药基地并非通过单一措施建成，而是通过战略、创新、人才和强大网络的协同作用而形成。德国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免在国际竞争中掉队。

利用 AI 加速研发——以临床研究报告为例，从流程模型到生产解决方案的流程重构 Unit8 德国有限公司 (Unit8 Germany GmbH)

Unit8 德国管理咨询公司关于利用 AI 加速研发的研讨会

该研讨会致力于探讨如何利用 AI 加速临床研究报告的流程分析，并更快速地识别瓶颈。AI 将人力成本从文档记录转移到了评估环节。自动化的数据采集、分析和流程建模将重新设计的时间从 4 到 6 周缩短至 2 到 3 周，且团队规模减半。此类效率提升缩短了开发时间，为开展更多研究创造了空间，并增强了基地的竞争力。

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 (Da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联网、研究与教育

对约亨·马斯（Jochen Maas）的 3 个提问

“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旨在将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界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其他参与者在医药价值链上连接起来。作为一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它希望促进这些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并助力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新的合作与应用。

约亨·马斯（Jochen Maas）教授、博士是“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的副总裁。这位生物学家兼兽医学专家在 2010 年至 2023 年期间领导赛诺菲（Sanofi）在德国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能实现什么单个企业、高校或政治机构无法独立实现的目标？

最关键的一点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以及从沟通向具体合作的跨越。高校、制药企业、政界和监管机构各自拥有不同的视角和能力。“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可以将这些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并由此开展合作。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PROXIDRUGS，在该项目中，学术研究机构与制药企业共同研发新的药物概念。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数字孪生的项目，企业与歌德大学及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共同协作，旨在例如让临床研究变得更高效、更快速。这类合作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它需要一个网络，将合适的合作伙伴引导至对话之中，并由此开发出共同项目。

在过去的 15 年里，德国作为医药与医疗保健基地的挑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医疗保健领域一直存在成本压力。而新出现的情况主要是地缘政治竞争。对于制药企业而言，美国依然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新竞争对手正在崛起。中国有针对性地投资于大学、研究、人才以及良好的工业框架条件。德国依然是一个卓越的研究基地，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掉队。在临床研究方面，我们长期以来排名美国之后的第二位，而如今我们的排名已明显下滑。原因之一是结构过于复杂——从数据保护到众多的伦理委员会。我们必须更好地将基础研究的优势转化为开发与应用。生物技术和医疗经济可以成为德国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我们拥有科学人才和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且所需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相对较少。

约亨·马斯（Jochen Maas）教授、博士，“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副总裁。

莱茵-美因-内卡地区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维持并扩大其作为医药与创新地区的地位？

该地区首先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里聚集了 AbbVie、赛诺菲（Sanofi）、默克（Merck）、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和 BioNTech 等多家全球性医药及生物技术公司。相比之下，我们在初创企业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慕尼黑、柏林或海德堡等地区在某些方面领先于我们。因此，关键将在于将学术研究、初创企业与大型企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应该将该地区的视野扩大，将包含吉森和马尔堡在内的中黑森地区，以及美因茨和海德堡一并纳入——即便这意味着要跨越三个联邦州界。像 LOEWE 这样的资助计划至关重要，为公司分拆、成长中的生物技术企业以及临床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也同样重要。最终，我们必须关注整个价值链：单凭一项卓越的研究结果并不等同于创新。只有当基础研究转化为能够惠及患者的应用时，创新才真正产生。

对伊万·迪基奇（Ivan Đikić）的 3 个提问

与“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相关的未来集群 PROXIDRUGS 将莱茵-美因地区、德国乃至全球的科学界、生物技术界和制药工业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旨在开发一类新型活性物质。该集群的核心是新的治疗方法，旨在有针对性地利用细胞机制，以影响此前难以应对的疾病相关蛋白。

伊万·迪基奇教授（Prof. Dr. Ivan Đikić）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生物化学 II 研究所所长兼 PROXIDRUGS 发言人。这位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主要研究泛素信号通路和自噬及其对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疾病的重要性。

从科学和治疗角度来看，邻近诱导活性物质（proximitätsinduzierende Wirkstoffe）为何如此具有前景？

邻近诱导活性物质代表了一种药物作用的根本性新方式。传统药物通常与疾病相关蛋白结合并阻断其功能。而邻近诱导活性物质则采取另一种路径：它们有针对性地将通常不相互作用的蛋白质聚集在一起，从而利用现有的细胞过程来降解致病蛋白或改变其功能。这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因此，那些此前被认为“不可成药”（undruggable）的蛋白质现在也可以成为治疗目标，因为传统活性物质无法有效地触达它们。在靶向蛋白降解方面（例如使用 PROTACs 和分子胶）取得的飞速进展，已经展示了这一方法的巨大潜力。同时，该领域目前已远远超出蛋白降解的范畴：未来，此类活性物质还可用于有针对性地控制蛋白质的活性、定位或相互作用，从而为药物开发全新的作用机制。

为什么莱茵-美因地区为其发展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

莱茵-美因地区汇集了多项优势，而这些优势很少能如此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研究、强大的化学和制药专业知识、卓越的医疗设施以及不断增长的生物技术生态系统。歌德大学及其合作伙伴机构整合了从结构生物学、化学、细胞生物学到药物开发和临床医学的各项能力。在 PROXIDRUGS 的框架下，我们将这些能力与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共同整合在一个研究与创新网络中。这种互补专业知识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环境，使得基础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快地转化为新的治疗概念，并最终开发出新药。

伊万·季基奇（Ivan Đikić）教授博士，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生物化学 II 研究所所长兼 PROXIDRUGS 发言人。

为了将卓越的科学研究更快地转化为新药、初创企业和价值创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德国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研究，但在从研究到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仍然经常失去动力。我们需要更强大的结构，使学术研究人员、临床医生以及企业能够在早期的创新阶段就开展紧密合作。为此，需要对转化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提供技术和药物开发平台的访问权限，有针对性地培养创业能力，并为学术发现与市场化应用之间的高风险阶段提供灵活的融资方案。PROXIDRUGS 的目标就是创建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卓越的科学不仅能产生学术论文，还能创造新技术、初创企业、药物，从而为该地区和社会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对约瑟芬·贝克尔的 3 个提问

歌德商学院的在职医药管理硕士（Pharma-MBA）将经典的管理和领导能力与制药价值链沿线的行业特定知识相结合。该项目由学校与“医药与医疗保健之家”（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共同开发，面向希望在专业经验基础上扩展综合管理视角的制药行业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约瑟芬·贝克尔在罗氏制药（Roche）柏林分公司的医疗系统与政府事务部门工作。在医疗系统、政治与经济的交汇点上，她代表公司的政治利益，并将企业视角与社会视角相结合，以推动可持续解决方案。她在 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完成了医药管理硕士（-MBA）的学习。

您为什么选择攻读专业的医药管理硕士（-MBA）？

对我来说，关键在于不能脱离我的职业环境来培养管理能力。制药行业处于创新、监管、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之间一个极其复杂的张力场中。医药管理硕士（-MBA）恰恰涵盖了这种联系：它传授扎实的工商管理和战略能力，并将其与我们行业的特殊性紧密结合。对我而言，特别有价值的是视角的转变——能够超越自身的职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制药价值链及其内在联系。

您将该课程中的哪些内容直接应用到了职业实践中？

MBA 进一步拓展了我对许多议题的视角。在政治利益代表工作中，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对政治和监管动态进行评估，并分析其与公司的相关性。通过这个项目，我现在能更轻松地将这些动态与商业视角相结合——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在政治语言和企业语言之间进行“翻译”。尤其是对医药价值链不同领域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更好地思考这些动态对公司各项职能的影响。同时，MBA 不断给我带来新的启发，让我能够从战略、经济或商业角度来审视政治问题。对于在一家国际化公司工作的我来说，这种额外的视角在日常工作中显得尤为宝贵。

约瑟芬·贝克尔，罗氏制药。歌德商学院医药管理硕士 (Pharma-MBA) 毕业生。

您会向谁推荐这个项目——如果您能重新选择，您还会参加吗？

我会向那些已经在医药、生物技术或医疗保健领域拥有经验，并希望在专业视角基础上扩展对企业运作关联之广泛理解的专业人士推荐这个 MBA 项目。这种在职学习的形式确实具有挑战性，需要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但与此同时，这恰恰也是其巨大的价值所在：在学习中讨论和学到的许多内容，可以直接与自己的职业实践相结合。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如何我都会再次选择这个项目——不仅是因为所获得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因为新的视角、与行业不同领域人士的交流以及个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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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 Nr. 216/38 D1

HERAUSGEGEBEN VON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4,10 € F.A.Z. im Internet: faz.net

Reiche greift in den Gasmarkt ein

BERLIN. Energiebranche und Politik haben am Mittwoch mit gemischten Gefühlen auf Pläne von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reagiert, angesichts historisch niedriger Füllstände der Gasspeicher nun doch in den Markt einzugreifen. Der Staat schaffe damit Unsicherheiten über seine Strategie, sagte Timm Kehl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Gasverbandes, der F.A.Z. Die Grünen kritisierten, der Vorstoß sei grundsätzlich richtig, komme aber zu spät. Das Signal der Bundesregierung, dass sie im Ernstfall bereitstünde, habe offenbar dazu beigetragen, dass die Gasspeicher in den letzten Wochen weniger stark befüllt worden seien, heißt es vom Koalitionspartner SPD. Zuvor war bekannt geworden, dass die CDU-Politikerin ein bereits vorhandenes Instrument, sogenannte Long Term Options, in größerem Umfang einsetzen will, um die Versorgungssicherheit im kommenden Winter zu erhöhen. In der Debatte um Entlastungen angesichts der hohen Spritpreise lehnt Reiche derweil zentrale Forderungen der SPD ab. Aus Ministeriumskreisen hieß es, die Einführung eines Spritpreisdeckels oder einer Übergewinnsteuer sei problematisch. Den Kreisen zufolge sind dafür allerdings Kanzleramt und Finanzministerium zuständig. (Siehe Wirtschaft, Seite 15.) baha.

Solidarität statt Autonomie

Ein Schweizer Historiker mit Wohnsitz Heidelberg will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werden und hat dafür viele Gründe. Feuilleton, Seite 12

Droht ein Kulturbruch? „Karlsruhe“ wird 75 Jahre alt. Ex-Verfassungsrichter Paul Kirchhof über eine beispiellose Erfolgsgeschichte. Staat und Recht, Seite 6

Die etwas anderen Manns Eine Familienaufstellung, die aber nichts mit Thomas Mann zu tun hat: der Psychofilm „Kalter Hund“ im Kino. Feuilleton, Seite 9

Chef der Continental AG Christian Kötz spricht in seinem ersten Interview über deutsche Standortprobleme und Amerika unter Trump. Wirtschaft, Seite 22

Kurze Romanze Als Dino Toppmöller zu RC Lens kommt, sind beide Seiten hingerissen. Nun ist er seinen Job schon wieder los. Sport, Seite 28

Der Teutel Im Paradies Ist Tasmanien das gelobte Land, in dem die Welt noch nicht aus den Fugen ist? Es könnte tatsächlich so sein. Reiseblatt, Seite R 1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Seite 25

Die Gefährten

Foto zum Film „Der Herr der Ringe: Die Gefährten“, 2001, United Archives
Eine schwere Reise: Acht Ministerpräsidenten, die sich hinter ihrem Kanzler versammeln – wer denkt da nicht an die neun Gefährten in „Der Herr der Ringe“? Aus Platzgründen können wir leider nicht ausführen, ob der Kanzler Gandalf ist oder Frodo, welcher Ministerpräsident
ein Zwerg ist und welcher ein Elb. Auch verkneifen wir uns einen Hinweis darauf, wer im wahren Leben Sauron ist, man mag es sich denken. Fest steht, dass der Weg der politischen Gefährten kein einfacher ist. Die nächsten Schlachten kommen ganz sicher. Seite 2 Foto Picture Allianc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tellen sich hinter Friedrich Merz

Schriftliche Stellungnahme / „Gemeinsam mit dem Bundeskanzler Beitrag leisten“

BERLIN/MÜNCHEN. Wenige Tage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ha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ich erfreut über die Unterstützung durch die christdemokrat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gezeigt. Der Kanzler begrüße das, hieß es am Mittwoch in dessen Umfeld zu einer schriftlichen Stellungnahme der Regierungschefs mit CDU-Parteibuch aus acht Ländern. Die entscheidenden Sätze in dieser Mitteilung sind: „Die Menschen können darauf vertrauen, dass wir ihre Probleme angehen. Als Ministerpräsidenten wollen und werden wir gemeinsam mit dem Bundeskanzler unseren Beitrag dazu leisten.“ Dass dabei der Name von Merz nicht genannt wird, wird im Kreis der Verantwortlichen nicht als

Distanzierung beschrieben.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und CSU-Vorsitzende Markus Söder war nach F.A.Z.-Informationen nicht als Unterzeichner angefragt worden, war aber über das Statement informiert.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war es Merz bisher nicht gelungen, eine kritische Diskussion auch innerhalb der eigenen Reihen über seine Person zu beenden. Seine Hoffnung, mehr Unterstützung vo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u bekommen, erfüllte sich erst am Mittwoch. Das ist wichtig, weil der CDU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n Umfragen zufolge ein sehr schlechtes Ergebnis droht, es sogar möglich erscheint, dass sie nicht in den Landtag einzieht, was zu weiterer Kritik an Merz führen würde.

Aus dem Merz-Umfeld heißt es: „Mit der Erklärung demonstrier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ihre Verantwortung für Deutschland.“ Allerdings werden Forderungen für die Unterstützung aufgestellt. An erster Stelle steh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auch in Zukunft eine eigene Mehrheit im Parlament brauche. Das dürfte auf die Gerüchte zielen, im Kanzleramt werde über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nachgedacht, sollte diese Koalition scheitern. Das wurde aus dem Kanzleramt bestritten. Zweitens beschränken die Länderchefs die Bereitschaft der CDU zur Zusammenarbeit auf „alle demokratischen Kräfte“, was ein klares Signal gegen die AfD ist. Drittens wenden sich die Unterzeichner des Schreibens gegen Personaldebatten. (Siehe Seite 2.) elo./mawy./tifr.

Angebot einer „assoziierten Mitgliedschaft“

Von der Leyen geht auf Kanada zu / Altersgrenze für soziale Medien

STRASSBURG.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will die Beziehungen zu Kanada auf das „höchstmögliche Niveau“ bringen. „Dabei möchte ich mit dir gemeinsam darauf hinarbeiten, dass Kanada das erste assoziierte Mitglied der EU wird“, sagte von der Leyen am Mittwoch in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Richtung des kanad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ark Carney, der ihrer Rede im Straßburger Parlament beiwohnte. Sie ließ offen, wie sie sich einen solchen Sonderstatus vorstellt, der rechtlich nicht definiert ist. Von der Leyen verwies lediglich darauf, dass man die Welt „mit den gleichen Augen“ sehe und bei Energi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eltenen Rohstoffen, Verteidigung und in der Arktis enger zusammenarbeiten wolle. Nach F.A.Z.-Informationen wurde das Angebot einer „assozierten Mitgliedschaft“ erst kurz vor der Rede in den Text eingefügt.

Von der Leyen kündigte außerdem an, an diesem Donnerstag einen Gesetzentwurf für Altersgrenzen bei sozialen Medien einzubringen. So sollen Kinder unter 13 Jahren grundsätzlich keinen Zugang erhalten. Für Kinder zwischen 13 und 15 Jahren soll es nur „Minikonten“ geben, „die von Eltern eingerichtet und beaufsichtigt werden“ und „auf eine Stunde am Tag begrenzt sind“. Für Jugendliche zwischen 15 und 18 Jahren würden die Plattformen zu einem sicheren Design verpflichtet.

Bei der Migration kündigte sie einen „neuen europäischen Krisenreaktionsrahmen“ für Fälle an, „wenn Massenbewegungen gesteuert und als Waffe eingesetzt werden“. Er solle nur ausgelöst werden, wenn eine Reihe streng definierter Kriterien erfüllt sei. Das könnte etwa bedeuten, dass Staaten Asylverfahren aussetzen und neue Anträge nicht annehmen oder bearbeiten müssen. Die Kommission würde damit erstmals eine europarechtliche Bezugsgrundlage schaffen, bisher mussten sich die Staaten auf eine nationale Ausnahme vom EU-Recht berufen.

Zudem schlug von der Leyen im Fall hybrider Angriffe Konsultationen der Europäer analog zu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s vor. Sie griff damit eine Idee der früheren Kanzlerin Angela Merkel auf. (Siehe Seiten 4, 9 und 15.) T.G.

Pistorius und Hegseth für Rüstungskooperation

BERLIN.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hat in Washington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zur Rüstungskooperation mit seinem US-Kollegen Pete Hegseth unterzeichnet. „Wir haben angeboten, in Deutschland zu produzieren, das stößt auf viel Gegenliebe“, sagte Pistorius nach dem Treffen. Deutschland hat in den vergangenen vier Jahren Rüstungsgüter für mehr als 25 Milliarden US-Dollar in Amerika bestellt. Hegseth würdigte den Aufwuchs des deutschen Verteidigungsetats. Am Freitag will Pistorius in Texas den ersten F-35-Bomber für die Luftwaffe in Augenschein nehmen. (Siehe Seite 2.) pca.

Regierung plant härtere Strafen für Messerangriffe

Nach dem Anschlag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Berlin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en Zehn-Punkte-Plan mit Strafverschärfungen gegen islamistischen Terrorismus vorgestellt. Unter anderem sollen Angriffe mit Messern im Strafgesetz zu einem Verbrechen hochgestuft und mit mindestens einem Jahr Freiheitsstrafe gehndet werden. Bislang gelten Messerangriffe als Vergehen, solange sie keine schweren Gesundheitsschäden nach sich ziehen. Zudem soll der Straftatbestand des Verbreitens von Propagandamitteln terroristischer Organisationen ausgeweitet werden. (Siehe Seite 8.) F.A.Z.

25 Jahre Haft für Thaçi wegen Kriegsverbrechen

WIEN. Das Kosovo-Sondertribunal in Den Haag hat den früheren kosovarischen Präsidenten Hashim Thaçi am Mittwoch in erster Instanz zu 25 Jahren Haft verurteilt. Zur Begründung hieß es, Thaçi sei an einigen Verbrechen direkt beteiligt gewesen. In anderen Fällen habe er nichts getan, um Verbrechen zu verhindern. Die Anklage wegen der Folter von Gefangenen sei in mehr als 300 Fällen erwiesen. In 96 Fällen sei auch Mord bewiesen worden. Thaçi drei Mitangeklagte wurden ebenfalls verurteilt. Thaçi hatte sich zuvor als „vollständig unschuldig“ bezeichnet. (Siehe Seiten 5 und 8.) tens.

Özdemir drängt Merz zu striktem China-Kur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Kundenservice: (069) 75 91 - 10 00, E-Mail: kundenservice@faz.de oder www.faz.net/meinabo.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leserbriefe@faz.de Belgien, Frankreich, Italien, Luxemburg, Österreich, Niederlande, Portugal (Cont.), Spanien 4,90 € / Kanaren, Balearen 5,10 € / Schweiz 5,90 sfrs

BERLIN/RAVENSBURG. Baden-Württembergs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Grüne) forder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auf, sich in Brüssel für einen restriktiveren Kurs gegenüber China einzusetzen. China dränge mit „erheblichen Überkapazitäten und strukturellen Preisvorteilen auf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heißt es in dem Brief, welcher der F.A.Z. vorliegt. Die EU müsse auf „fai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hinwirken“. Zudem fordert Özdemir für die Autoindustrie eine Senkung der CO₂-Reduktionsziele von 100 auf 90 Prozent bis 2035. (Siehe Wirtschaft, Seite 17.) ben./loe.

Ein wüster Schelm, wer Böses dabei denkt

Von Berthold Kohler

N a endlich, werden jene in der CDU ausgerufen haben, denen das Schweigen schon schmerzhaft in den Ohren gedröhnt hatte. Die Funkstille einiger CDU-Granden war besonders aufgefallen, nachdem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und CSU-Vorsitzende Söder, bisher eher als Schmutzler bekannt, Merz den Rücken gestärkt hatte. Das „Statement“ d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ist allerdings auch ein Beleg, für wie groß sie die Not halten, in der sich der Kanzler und seine Regierung befinden. Andernfalls hätten sie nicht eine solche beispiellose Erklärung abgeben müssen. Zu ihren Besonderheiten zählt aber auch, dass man in ihr den Namen Merz so vergeblich sucht wie auf den Wahlplakaten der CDU im Osten. Erst im letzten Satz kommt der Kanzler vor, namenlos. Ein wüster Schelm, wer Böses dabei denkt.

Zunächst muss Wüst aber seine eigene Wahl gewinnen. Und noch ist Merz Bundeskanzler, gewählt für vier Jahre. Nur zustimmen kann man der Feststellung der Regierungschefs, dass Deutschland eine stabile und handlungsfähige Bundesregierung mit eigener Mehrheit braucht. Wer Merz empfiehlt, das Heil als Minderheitskanzler zu suchen, empfiehlt den Sprung ins politische Chaos und zu einer Neuwahl, aus der wohl nicht die CDU (und schon gar nicht die CSU) als stärkste Partei hervorgehen würde. Ein solches Experiment wäre vollkommen verantwortungslos in einer Zeit, in der die Freiheit, die Sicherheit und der Wohlstand Deutschlands so massiv bedroht werden wie seit Jahrzehnten nicht.

Zu Recht weist das „Statement“ darauf hin, wie wichtig die Stabilität Deutschlands auch für das von außen und innen unter Druck stehende vereinte Europa ist. Deutschland wird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noch mehr Führung anbieten müssen. Das will und kann der „Außenkanzler“ tun – wenn die CDU und die SPD die Nerven behalten und ihm noch Zeit zur Bewährung als Innenkanzler und Reformator geben. Jetzt, da die Kurfürsten der Union gesprochen haben, könnte der niedrige Parteiadel endlich einmal die Klappe halten.

Zerplatzte Illusionen im Jemen

Von Christoph Ehrhardt

Viele Jahre fristete der Konflikt im Jemen ein Schattendasein. Diese Zeiten sind vorbei, jetzt, da die Huthi-Rebellen den Seekrieg entdeckt haben und den Bab al-Mandab, das Tor der Tränen, eine der wichtigsten Meerengen überhaupt, im Würgegriff halten. Eine Arena für regionale Machtkämpfe war das bitterarme Land schon zuvor. Iran mehrte als Hauptsponsor der Huthi seinen Einfluss, auch im Roten Meer. Für den Westen schien der Krisenherd im Süden der Arabischen Halbinsel trotzdem in weiter Ferne zu liegen. Der jüngste Eroberungszug der Huthi muss den Entscheidungsträgern in den Hauptstädten der Region, Europas und auch in Washington aber gezeigt haben: Die jemenitischen Rebellen sind zu einem ernsten Problem für die ganze Welt geworden.

Es geht dabei nicht allein um die Sicherung überlebenswichtiger Schifffahrtsrouten und Energiekorridore gegen die Bedrohung durch die „Achse des Widerstands“ mit Iran an der Spitze. Oder, wenn man es noch dramatischer will, um die Gefahr eines neuen, von Teheran dominierten Status quo im Roten Meer. Der Arm der Huthi reicht inzwischen bis in die arabische und afrikanische Nachbarschaft. Sie arbeiten mit Iran treu ergebenen Milizen im Irak zusammen. Die schiitische Rebellenbewegung entwickelt außerdem brandgefährliche Beziehungen zu den sunnitischen Extremisten der Gruppe al-Schabaab in Somalia, die mit dem Terroristennetz Al-Qaida im Bunde steht.

Es ist höchste Zeit, sich dieser Herausforderung im Schulterschluss zu stellen. Zu lange haben die jemenitischen Extremisten davon profitiert, dass sich ihre Gegner, sowohl im Inneren als auch im Ausland, über Eigeninteressen sowie alte Gegensätze entzweiten. Und dass der Westen die Gefahr, die vom Jemen-Konflikt ausgeht, unterschätzte.

Für die jemenitischen Akteure heißt das, dass sie ihre Spaltung überwinden und mit Korruption und Nepotismus aufräumen müssen. Das Militär braucht effektive Kommandostrukturen. Ohne eine schlagkräftige Truppe am Boden wird es nicht gelingen, die Huthi-Rebellen zurückzudrängen. Sie haben mehrmals unter Beweis gestellt, dass sie allein mit Luftangriffskampagnen nicht einzudämmen sind. Auch müssen Saudi-Arabien, Führungsmacht des Anti-Huthi-Bündnisses, und die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ihre Differenzen beilegen.

Riad hatte sich schwer verhoben, als es im Winter seinen Führungsanspruch im Jemen mit harten Bandagen durchsetzte. Während Saudi-Arabien auf die international anerkannte Führung setzt, arbeiteten die Emirate eng mit Separatistenmilizen zusammen, die eine Abspaltung des Südjemens anstreben. Das saudische Militär flog seinerzeit sogar Angriffe auf diese Separatisten, die – ermutigt von ihren emiratischen Förderern – im Süden kurzzeitig die Kontrolle übernommen hatten. Die Emirate zogen sich verärgert zurück.

Kronprinz Muhammad Bin Salman, der faktische Herrscher des saudischen Königreiches, ist jetzt in einer schwierigen Lage. Die Huthi steuern auf Eskalationskurs und nehmen sein Land unter Beschuss. Ein aggressiveres Iran und seine Alliierten haben außerdem mit der Ost-West-Pipeline ans Rote Meer eine zentrale, alternative Exportroute für den saudischen Öl-Export lahmgelegt.

Auch wenn die jüngsten Entwicklungen zeigen, dass die Saudis vorerst

Die Huthi sind zu einem Problem für die Welt geworden. Die Reaktion sollte entsprechend sein.

gescheitert sind, sollten sich die Emirate nicht auf Schadenfreude verlegen. Dafür ist der gemeinsame Feind zu gefährlich geworden. Keine der beiden Golfmonarchien kann ihre strategischen Ziele im Jemen im Alleingang erreichen. Beide haben gemeinsam schon Erfolge gegen die Huthi errungen.

Auch Washington muss die Zeichen der Zeit erkennen. Donald Trump kann sich nicht darauf ausruhen, dass die Huthi einen neuen Waffengang mit den USA scheuen. Der Schaden, den sie der Weltwirtschaft zufügen, geht an niemandem spurlos vorbei. Und dem Frieden mit den jemenitischen Rebellen ist nie zu trauen. Es ist eine der Lehren aus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ass die Huthi nur unter Druck Zugeständnisse machen. Dass sie jede Atempause nutzen, um Kräfte für die nächste Konfrontation zu sammeln. Mit der Unterstützung durch amerikanische Feuerkraft könnte es allerdings gelingen, die Huthi an die Grenzen ihrer Schmerztoleranz zu bringen.

Über die Grenzen des Erreichbaren sollte man sich aber keine weiteren Ilusionen machen. Es geht nicht mehr darum, die Huthi aus der Hauptstadt Sanaa zu vertreiben. Es geht um Eindämmung. Bestenfalls darum, die Huthi durch eine konsequente und ausdauernde Kampagne militär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Drucks an den Verhandlungstisch zu zwingen und durch glaubwürdige Abschreckung Bedingungen für eine belastbare, für alle Seiten gesichtswahrende Verhandlungslösung zu schaffen. Höchste Zeit ist es außerdem, den Konflikt im Jemen endlich zu beenden. Die Jemeniten haben mehr als genug gelitten.

Ein bisschen Hilfe der Parteifreunde

Vor den Wahlen am Sonntag sprech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CDU dem Kanzler ihren Rückhalt aus.

D

ie Arbeit der Regierung geht weiter. Am Mittwoch stehen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und Bundes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SPD) im Bundeskanzleramt und präsentieren einen Zehn-Punkte-Plan mit Strafverschärfungen gegen islamistischen Terrorismus. Es soll die Konsequenz der Bundesregierung aus dem Anschlag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Berlin sein. Es ist in diesen nervösen Tagen in Berlin aber auch ein Zeichen: Problem, Lösung, Gesetze. Alles normal.

Wie wenig allerdings in diesen Tagen normal ist, zeigt eine Stellungnahme, die fast zeitgleich zu dem Auftritt bekannt wird. Geschrieben von den acht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CDU steht in dem Schreiben, das der F.A.Z. vorliegt: „Die Menschen können darauf vertrauen, dass wir ihre Probleme angehen.“ Und vor allem: „Als Ministerpräsidenten wollen und werden wir gemeinsam mit dem Bundeskanzler unseren Beitrag dazu leisten.“ In normalen Zeiten wäre es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die niemand aussprechen müsste. In diesen nervösen Tagen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Berlin und vor allem Mecklenburg-Vorpommern am Sonntag ist es ein Moment, in dem Friedrich Merz einmal durchatmen kann. Zumindest vorerst. Auch wenn sein Name in dem Schreiben nicht erwähnt wird.

Der Bundeskanzler hat schon viel vorbereitet für einen Wahlsonntag, der einen weiteren Tiefschlag für seine Partei bedeuten wird –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ämpft die CDU um ihre parlamentarische Existenz. Am Montag hat Merz die Einladungen verschicken lassen zu einer formalen Präsidiumssitzung von 17 Uhr an im Konrad-Adenauer-Haus, auch dazu werden die acht Ministerpräsidenten erwartet. Am vorigen Wahlsonntag in Sachsen-Anhalt, am 6. September, gab es keine förmliche Sitzungs-einladung, sondern nur eine allgemeine – vo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war nur Daniel Günther gekommen. Am Dienstag folgte dann noch die erwartete Absage der Merz-Reise Anfang nächster Woche zur UN-Generalversammlung. Es sei klar, dass die Anwesenheit des Kanzlers in Berlin erforderlich sei in diesen Tagen, hört man aus der Bundesregierung. Die Stellungnahme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Kiel, Düsseldorf, Wiesbaden, Mainz, Erfurt, Magdeburg, Dresden und Berlin dürfte dem Kanzler helfen bei der Vorbereitung auf das, was nach der Schließung der Wahllokale droht. Bevor das „Gemeinsame Statement“ bekannt wird, hatte der Kanzler in der Kabinettssitzung schon deutlich gemacht, um was es geht. Wie auch international sich die Blicke auf das richteten, was in Deutschland passiert. Tatsächlich gibt es gerade keinen diplomatischen Empfang in der Hauptstadt, bei dem Diplomaten nicht um die Frage kreisen: Wie stabil ist die Bundesregierung?

Als die Stellungnahme schon kursiert, heißt es aus dem Umfeld des Bundeskanzlers, er begrüße die Unterstützung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Damit demonstrierten sie Verantwortung für Deutschland. Es gehe in der aktuellen innenpolitischen Lage um Stabilität und um Glaubwürdigkeit bei der Erneuerung des Landes. Gemeinsam mit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werbe er um Sachlichkeit und um das Vertrauen der Bürger in den Reformprozess.

Zumindest einen gern behaupteten Vorwurf in den Tagen der wilden Ablösungs- und Kanzlertauschspekulationen in Berlin entkräftet das Schreiben: dass ihn niemand unterstützt. Einzelne, wie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 Regierungschef Hendrik Wüst, der hessische Boris Rhein und der bayerische Markus Söder, hatten sich zwar schon unterstützend geäußert. Söder hatte dabei jedoch ausdrücklich nur für die CSU sprechen wollen. Und schon seit Tagen machte Merz deutlich, dass er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alle braucht. Er hatte ihre Unterstützung

Von Eckart Lohse und Matthias Wyssuwa, Berlin, Timo Steppat, Wiesbaden

schon nach der Wahlniederlage in Sachsen-Anhalt gesucht, und auch bei der Präsidiumssitzung am Sonntag sollen sie mit Merz die Konsequenzen aus dem Ergebnis besprechen.

Am Mittwochvormittag hatte das Warten dann ein Ende. Allerdings zeigt das Schreiben auch, dass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Bedingungen verknüpfen mit ihrer Unterstützung. Und zu hören ist auch aus den Ländern und Berlin, dass man damit ein schlechtes Ergebnis am Sonntag eingepreist habe. Welche Dynamik ein nicht ausgeschlossenes Scheitern an der Fünf-Prozent-Hürde in Schwerin noch auslösen könnte, ist hingegen ungewiss. Noch aber läuft der Wahlkampf, und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schreiben: „Der Weg zu neuem Vertrauen der Menschen in die Christdemokratie führt über das Zuhören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nicht über Personaldiskussionen.“

Kanzler unter Druck: Merz vor der Kabinettssitzung am Mittwoch Foto dpa

Gleich zu Beginn mahn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jedenfalls: „Auch in Zukunft braucht unser Land eine stabile und handlungsfähige Bundesregierung mit eigener Mehrheit im Bundestag.“ Das Geraune über Gedanken zur Bildung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im Kanzleramt für den Fall des Scheiterns der Koalition wurde in einigen Landeshauptstädten so ernst genommen, dass man dem gleich Einhalt gebieten wollte. Oder fürchteten sie eine Kurzschlussreaktion von Merz, sollte die 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atastrophal für die CDU ausgehen? Unter Punkt zwei heißt es in dem Schreiben: „Die CDU Deutschlands ist zur Zusammenarbeit mit allen demokratischen Kräften bereit.“

Die Idee zu der gemeinsamen Stellungnahme ist nach F.A.Z.-Informationen am Montag entstanden, so ist es aus Landeshauptstädten und Berlin zu hören. Die koordinierende Rolle hat Gordon Schnieder übernommen. Ausgerechnet der Ministerpräsident von Rheinland-Pfalz, der Merz noch für seine hakelige Kabinettsumbildung kritisiert hatte – bei der auch sein Bruder, der damalige Verkehrsminister Patrick Schnieder, sein Amt verloren hatte.

Aber auch in Mainz hat man die aktuellen Personaldebatten vor den anstehenden Wahlen als „Gift“ wahrgenommen, sie führten zu nichts. „Sehr schnell“ soll Einigkeit hergestellt worden sein zwische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ass Merz nicht namentlich genannt wird, will man in Mainz nicht als Signal verstanden wissen. Es gebe nur den einen Bundeskanzler, das sei Friedrich Merz. Und dass Söder nicht bei den Unterzeichnern dabei sei, erkläre sich schon daraus, dass er eben nicht der CDU, sondern der CSU angehöre. Dem Kanzler wurde, so heißt es, das Schreiben am Dienstagabend zur Kenntnis gezeigt. Kurz zuvor soll Schnieder ihn angerufen und informiert haben. Alles wieder normal?

Zumindest vielleicht etwas stabiler.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Tagen wirkte Friedrich Merz verunsichert, angegriffen. Am Dienstag hatte er auf einer Wirtschaftstagung noch kraftvoll auf seine Richtlinienkompetenz hingewiesen. Am Abend hatte er auf Einladung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mit Blick auf seine Reformpläne gesagt, er habe nur eine Stimme im Bundestag. Immerhin bekam er viel Applaus von den jungen Gästen, was ihm erkennbar guttat. Es habe ihm „ein Stück Kraft“ gegeben, sagte Merz, in einer Zeit, „die verdammt nicht einfach ist“.

Eine auflebende Partnerschaft

In Washington vereinbaren Pistorius und Hegseth eine Rüstungskooperation / Von Peter Carstens, Berlin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hat sich nach einem deutsch-amerikanischen Arbeitstreffen in Washington positiv zum Verlauf der Gespräche mit seinem amerikanischen Kollegen Pete Hegseth geäußert. Pistorius sagte nach dem Treffen, man habe sich „sehr, sehr gut ausgetauscht“, das Gespräch sei von Freundlichkeit und dem Willen zur Zusammenarbeit geprägt gewesen. Ziel des Gesprächs sei die Verbesserung der Rüstungskooperation gewesen, dazu wurde eine entsprechende Absichtserklärung unterzeichnet.

Hintergrund dieser auflebenden Partnerschaft sind Produktionsengpässe bei Waffen und Munition beiderseits des Atlantiks, ebenso Wartungsprobleme bei den zahlreichen Waffensystemen, die Amerika in hoher Zahl an europäische Staaten verkauft. Sowohl bei der Produktion von Patriot-Flugkörpern als auch bei der Fertigung des F-35-Kampfflugzeugs wird bereits kooperiert. „Wir haben angeboten, in Deutschland zu produzieren, das stößt auf viel Gegenliebe“, sagte Pistorius.

Die von Pistorius gewünschten Auskünfte zum geplanten Kauf weitreichender Tomahawk-Marschflugkörper und zum einseitig von Washington angekündigten Abzug von Truppen und militärischen Kapazitäten aus Europa waren seinen Angaben zufolge nur vage. Deutschland ha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neben etlichen Patriot-Batterien und dazugehörigen Flugkörpern 60 neue Transporthubschrauber CH-47F, 35 F-35-Kampfflugzeuge und eine wachsende Zahl von Seefernaufklärern P-8A im Wert von mehr als

20 Milliarden Dollar bestellt. „Damit schaffen wir Arbeitsplätze und Wohlstand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so Pistorius.

Die Großanschaffungen jenseits des Atlantiks sind aus deutscher Sicht notwendig, weil europäische Staaten und Firmen nicht willens oder in der Lage waren und sind, ähnliche Güter zu produzieren. Das Bemühen um ein deutsch-französisch-spanisches Kampfflugzeug etwa wurde in diesem Sommer nach zehn Jahren und Milliardenausgaben eingestellt. Die erwähnten Seefernaufklärer gründen auf zivilen Boeing 737. Auch hier gibt es kein europäisches Produkt. Dieser Nachteil führt zu Verträgen, die der amerikanischen Seite einseitige Preisaufschläge ebenso gestatten wie die Durchsetzung aufwendiger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etwa am Fliegerstandort Büchel, wo die Baukosten für die Unterbringung der F-35 von anfangs 500 Millionen auf inzwischen zwei Milliarden Euro gestiegen sind.

Hegseth wiederum zollte Deutschland Anerkennung für dessen Bemühungen um militärische Wiederaufrüstung. Das sei „genau das, was verbündete Länder tun sollten“. Das Ziel der Kooperation sei es, „leistungsfähige Systeme für amerikanische, deutsche und verbündete Streitkräfte in großem Maßstab und zügig bereitzustellen, um maximale Schlagkraft zu erzielen“. Deutschland gehe mit seinen erhöhten Verteidigungsausgaben „mit gutem Beispiel voran“, sagte Hegseth. Zur NATO und zur Ukraine sagte Hegseth öffentlich nichts. Pistorius versicherte aber, die US-Seite sehe die Bedrohung durch Russland, auch wenn das aus ihrer Sicht kein aktuelles Thema für „morgen“ sei.

Pistorius war am Dienstag zu seiner mehrtägigen USA-Reise aufgebrochen. Mit seinem Besuch will er die Bedeutung der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unterstreichen, trotz anhaltender Spannungen mit dem Bündnispartner. Das Treffen mit Hegseth war eines von bislang sehr wenigen, und es war lange unklar, ob es stattfinden würde. Das Interesse des US-Politikers an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Angelegenheiten gilt als gering. Pistorius hatte schon vor dem Abflug nach Washington weitere Milliardenausgaben für US-Rüstungsgüter in Aussicht gestellt. Unter anderem geht es dabei um den Kauf der Tomahawks und deren landgestützter Abschussanlagen im Wert von mehr als 3,3 Milliarden Euro. Dafür seien „die Weichen gestellt“, sagte Pistorius. Die Regierung vo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te eine frühere Zusage zur Stationierung einer US-Brigade mit solchen Waffen in Deutschland rückgängig gemacht.

Im Pentagon: Boris Pistorius Foto Reuters

Pistorius wollte zudem im Pentagon herausfinden, wann und in welchem Umfang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Truppen und Fähigkeiten aus Deutschland und Europa abziehen werden. Hier brachten die Gespräche keine konkreten Erkenntnisse außer der Absicht, eine „Roadmap“ zu erstellen, um zu verhindern, dass Fähigkeitslücken entstehen. „Die Notwendigkeit dazu ist anerkannt“, sagte Pistorius.

Nach dem Aufenthalt in Washington reist der Minister weiter nach New York, wo Termine bei den Vereinten Nationen anstehen. Abschluss und Höhepunkt der Reise wird am Freitag in Texas die Auslieferung der ersten F-35-Kampfflugzeuge sein. Die vorige Bundesregierung unter Olaf Scholz (SPD) hatte die Flugzeuge Ende 2022 bestellt. Zuvor hatte die Regierung von Angela Merkel (CDU) es jahrelang versäumt, einen Ersatz für die veralteten Tornado-Flugzeuge zu organisieren, die unter anderem die nukleare Teilhabe der Bundesrepublik sichern. Die F-35, die vom US-Hersteller Lockheed Martin gebaut werden, gelten als technisch führend. In Rede steht zudem die Bestellung weiterer F-35, nachdem das deutsch-französischspanische FCAS-Projekt gescheitert ist.

Maskenlieferanten bangen um Zahlungsansprüche

Der BGH beschäftigt sich mit Regierungsaufträgen in der Pandemie / Von Katja Gelinsky, Karlsruhe

Muss die Bundesregierung Millionen von Euro an Maskenlieferanten zahlen, mit denen das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damals geführt von Jens Spahn (CDU), im Corona-Frühjahr 2020 Beschaffungsverträge geschlossen hatte? Oder konnte die Bundesregierung sich jedenfalls teilweise von Verträgen lösen, weil ein Teil der Masken zu spät geliefert wurde oder mangelhaft war?

Nach Ansicht des Bundesgerichtshofs (BGH) könnte die Bundesregierung in bestimmten Fällen wirksam den Rücktritt von umstrittenen Maskenverträgen erklärt haben. Darauf deutet die vorläufige Rechtseinschätzung hin, die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des achten Senats, Ralph Bünger, am Mittwoch in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vortrug. Das würde bedeuten, die Bundesregierung wäre in diesen Fällen nicht an ihre Zahlungspflicht gebunden. Es stellten sich „schwierige Rechtsfragen“, fasste der Senatsvorsitzende Bünger zusammen. Die Urteile sollen am 15. Dezember verkündet werden.

Ein Dreh- und Angelpunkt in der Verhandlung war die Frage, ob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von den Maskenverträgen zurücktreten konnte, obwohl es den Lieferanten zuvor nicht die Möglichkeit gegeben hatte, innerhalb einer „Nachfrist“ fehlende Masken zu beschaffen. Liefertermin sollte nach den Auftragsunterlagen der 30. April 2020 sein. Der Senatsvorsitzende gab zu erkennen, dass es womöglich keiner Nachfrist bedurfte, weil ein sogenanntes relatives Fixgeschäft vorgelegen habe. Danach muss der Käufer dem säumigen Lieferanten keine Frist setzen, wenn die Rechtzeitigkeit der Lieferung für den Abnehmer wesentlich ist, also das Geschäft damit steht und fällt. Das klassische Beispiel hierfür ist die Hochzeitstorte, die der Bäcker erst liefert, als die Hochzeitsfeier vorbei ist.

Der BGH verhandelte am Mittwoch über vier ausgewählte Verfahren (VIII ZR 131/24, VIII ZR 152/24, VIII ZR 36/25 und VIII ZR 313/25). Es geht um Kaufpreisansprüche von Maskenlieferanten gegen den Bund und um Rückforderungen des Bundes gegen Maskenhändler. Die Bandbreite der Forderungen in diesen Streitfällen bezifferte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auf sieben bis 85 Millionen Euro.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das mittlerweile von Carsten Linnemann (CDU) geführt wird, nannte der F.A.Z. einen Gesamtstreitwert von 180 Millionen Euro. Es verwies auf rund 90 ähnliche Maskenstreitigkeiten mit einem Volumen von 2,3 Milliarden Euro plus Zinsen.

Alle Kaufverträge, die den BGH am Mittwoch beschäftigten, wurden im Frühjahr 2020 im Rahmen des sogenannten Open-House-Verfahrens geschlossen. Die Besonderheit ist hierbei: Jedes Unternehmen, das die zuvor festgelegten Bedingungen akzeptiert, bekommt den Zuschlag. Spahns Ministerium wollte mithilfe dieses Verfahrens möglichst schnell in möglichst großer Zahl Schutzausrüstung beschaffen. Dies geschah aus der Sorge, dass Krankenhäuser, Arztpraxen und Pflegeeinrichtungen wegen des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s um Corona-Masken ihren Bedarf nicht decken könnten. In dem Vertragsformular wurde ein Preis von 4,50 Euro je Schutzmaske zugesichert.

An dem Open-House-Verfahren beteiligten sich deutlich mehr Unternehmen als erwartet. Ende April 2020 stellte Spahns Haus fest, dass es wegen logistischer Probleme nicht möglich sei, sämtliche Masken wie vereinbart bis zum 30. April entgegenzunehmen. Das Ministerium vergab deswegen spätere Liefertermine. Bis zum Sommer 2020 erklärte das Ministerium dann den Rücktritt von jenen Maskenverträgen, über die der BGH verhandelte. Teils geschah das, weil bis zum vereinbarten Termin nicht alle zugesagten Schutzmasken geliefert wurden, teils, weil bei einer TÜV-Prüfung Qualitätsmängel beanstandet wurden.

Der Knackpunkt ist: Spahns Ministerium erklärte den sofortigen Rücktritt. Die Unternehmen bekamen also keine Gelegenheit, die noch fehlenden beziehungsweise mangelfreien Masken nachzuliefern. Aufgrund fehlender Fristsetzung sei der Bund weiter an die Kaufverträge gebunden, wenden die Maskenhändler ein. Das Oberlandesgericht (OLG) Köln gab ihnen überwiegend recht. Nach Ansicht des OLG muss der Bund zahlen und hat keine Rückforderungsansprüche gegen jene Maskenhändler, die schon Geld bekamen.

Der BGH überprüfte nun, ob das OLG richtig entschieden hat. Eine zentrale Rolle dafür spielt die Vertragsklausel, nach der die Masken bis zum 30. April 2020 geliefert werden mussten. Das OLG Köln hatte zugunsten der Maskenhändler entschieden, die Vereinbarung eines solchen „absoluten Fixgeschäfts“ sei unwirksam gewesen. Eine so lautende Vertragsklausel im Kleingedruckten habe die Maskenhändler unangemessen benachteiligt. Das sieht der BGH nach seinen vorläufigen Erwägungen auch so. Aber damit ist die Frage, ob der Bund ohne Fristsetzung zurücktreten konnte, noch nicht entschieden.

Nach bisheriger Prüfung des BGH könnte der Liefertermin des 30. April 2020 trotzdem wesentlich gewesen sein. Das hätte zur Folge, dass der Bund keine Frist setzen musste, bevor er den Rücktritt erklärte. Dafür spricht laut BGH das besondere Interesse des Gesundheitsministeriums, im Open-House-Verfahren zügig Masken für das Krankenhauspersonal zu beschaffen, um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während der ersten Infektionswelle aufrechterhalten zu können. Die Anwälte der Maskenlieferanten hielten dagegen, es sei keineswegs so, dass das Interesse des Ministeriums an den Maskenlieferungen mit Einhaltung des Liefertermins stehe und falle. Vielmehr habe das OLG zu Recht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mit einem kurzfristigen Ende der Corona-Pandemie nicht zu rechnen gewesen sei. Im Übrigen habe der Bund noch im September 2020 Masken angenommen.

Drohne kam aus Russland

Litauens Präsident: Kein absichtliches Eindringen

Die Drohne, die in der Nacht auf Dienstag über Litauen von einem NATO-Kampfflugzeug abgeschossen worden ist, stammt laut den litauischen Behörden aus Russland. Präsident Gitanas Nausèda sagte am Mittwoch nach einer Sitzung des Staatlichen Verteidigungsrats in Vilnius, es habe sich um eine russische „Gerbera“-Drohne gehandelt, die mutmaßlich die Ukraine angreifen sollte, aber vom Kurs abgekommen sei. „Wahrscheinlich war das keine absichtliche Aktion gegen Litauen“, sagte Nausèda laut dem Sender LRT nach der Sitzung. Vermutlich sei der Flugkörper durch elektronische Kampfmittel der Ukraine abgelenkt worden.

Nausèda betonte, es sei wichtig, dass Litauen gut auf solche Vorfälle vorbereitet sei, von denen weitere zu erwarten seien. Es gehe dabei nicht allein um die Sicherheit der Menschen in Litauen, sondern auch darum, möglichen Provokationen vorzubeugen: „Eine solche Provokation könnte sein, dass Litauen beschuldigt wird, sein Territorium für irgendwelche Drohnenangriffe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falls solche Drohnen nach Kaliningrad gelangen.“ Die russische Exklave Kaliningrad liegt zwischen Litauen und Polen an der Ostsee, an der schmalsten Stelle ist der Landkorridor zwischen Russlands Verbündetem Belarus und dem Kaliningrader Gebiet nur etwa 60 Kilometer breit. Die am Dienstag abgeschossene Drohne war mit einem Sprengsatz versehen.

Die polnische Staatsanwaltschaft teilte am Mittwoch nach Angaben der Nachrichtenagentur PAP mit, dass auch die am Montag an einem Strand an der polnische Ostseeküste gefundene russische Gerbera-2-Drohne einen Sprengsatz trug. Polen prüft jetzt auch einen Zusammenhang mit dem Drohnenvorfall in Litauen. Polens Verteidigungsminister Wladyslaw Kosiniak-Kamysz sagte, möglicherweise sei die an der polnischen Ostseeküste gefundene Drohne ebenfalls über Litauen geflogen. rve.

STIMMEN DER ANDEREN

Russland schürt Angst

Die italienische Zeitung „La Stampa“ kommentiert den Abschuss einer Drohne über Litauen:

„Für die baltischen Staaten, die am häufigsten Opfer russischer Übergriffe sind, bedeutet dies, dass die Gefahr einer schwerwiegenden militärischen Provokation real wird. Dies rechtfertigt im Nachhinein die Reise von CIA-Chef John Ratcliffe, der im Kreml eintraf, um Putin zu einem Ende der Eskalation zu ermahnen. Doch Moskau reagierte mit noch mehr Eskalation. Denn das militärische Patt an der ukrainischen Front und die Verwundbarkeit des russischen Luftraums mit Drohnen aus Kiew bergen für Putin das Risiko einer gefährlichen strategischen Niederlage. Zudem ermutigen ihn die politischen

Fortschritte prorussischer Politiker, Parteien und Bewegungen in den EU-Ländern, die Waffe der Angst einzusetzen, das Wahljahr 2027 auszunutzen und Europa zum Einsturz zu bringen. Deshalb wird das sich abzeichnende Szenario den Willen der 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ihre Grenzen zu verteidigen, auf eine harte Probe stellen.“

Kl-Firmen tragen eigene Verantwortung

Zur Warnung mehrerer Manager amerikanischer Techkonzerne vor einer gefährlichen Entwicklung von KI schreibt die „Washington Post“:

„Wenn die Gründer führender KI-Entwickler befürchten, die Kontrolle über ihre eigenen Erfindungen zu verlieren, sollten sie das Tempo der KI-Entwicklung drosseln. Diese Manager brauchen dafür weder die Genehmigung noch die Anweisung der US-Regierung. Die Unternehmen wollen, dass die Öffentlichkeit vor den potentiellen Fähigkeiten ihrer Modelle zittert. Stattdessen sollte die Öffentlichkeit empört sein über den offenbar leichtsinnigen Umgang mit gefährlichen Produkten. Die Einhaltung von Sicherheitsstandards gehört zu den Kosten des Geschäfts. Wenn ein langsameres Entwicklungstempo an der technologischen Spitze weniger Experimente und verzögerte Produkte bedeutet, dann sei es so. Welche Regelungen Washington letztlich auch erwägen mag: Die Zustimmung eines externen Prüfers darf die Unternehmen nicht von ihrer Verantwortung für die von ihnen veröffentlichten Produkte entbinden. Wenn

Fahrlässigkeit Schaden verursacht, muss das verantwortliche Unternehmen dafür haften. Die Aussicht auf eine finanzielle Katastrophe sollte den Unternehmen Grund genug sein, ein Tempo zu finden, das sie sicher aufrechterhalten können.“

Die Warnungen ernst nehmen

Die tschechische Wirtschaftszeitung „Hospodářské noviny“ schreibt zu diesem Thema: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ieht hinter den Rufen nach mehr Regulierung eine Verschwörung. Für KI-Skeptiker benutzt er Wörter wie „Verräter“. Aus der komplexen Debatte über die möglichen Risiken der sich stürmisch entwickelnden KI wird eine neue Front im Kulturkampf: Wer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ist gegen uns – gegen Amerika. Dabei will Trump selbst die Rolle eines Schutzschirms gegen die möglichen Risiken der KI-Entwicklung übernehmen. Doch die KI-Modelle helfen Betrügern, ihre Arbeit effektiver zu gestalten. Schon heute gehört vieles zur alltäglichen Realität im Onlineraum: die massenhafte automatisierte Generierung von Desinformationen, die von mit Menschenhand geschriebenen Texten nicht zu unterscheiden sind; die industrielle Herstellung von Spam-Nachrichten; und nicht zuletzt auf konkrete Individuen abzielende Phishing-Attacken, um digitale Identitäten zu stehlen. Wenn frühere und heutige Stars der KI mit Warnungen kommen, ehe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der Sprachmodelle fertig ist, zeugt das aus heutiger Sicht eher von Voraussicht.“

Gegeneinander – und gegen Berlin

Schwesig und Holm trennen politisch Welten. Doch ihr Wahlkampf ähnelt sich bisweilen. Kurz vor der Wahl im Nordosten liegen sie Kopf an Kopf. Von Julian Staib, Schwerin/Benz/Garz

Kampf gegen die AfD: Manuela Schwesig am Freitag in Benz, Foto Aaron Leithäuser

Ausfahrt mit der Simson: Leif-Erik Holm am Sonntag in Schwerin Foto dpa

Ich habe dem Merz gesagt, dass bei uns die Leute keine Betriebsrente haben“, sagt Manuela Schwesig zu den Rentnern. Die sitzen am Biertisch um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hinter ihnen das Gebäude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 von Benz, einem kleinen Örtchen in Nordwestmecklenburg. Am Tisch sind die Sorgen groß, es geht um die geplante Rentenreform. Sie sei zuversichtlich, dass die so nicht komme, sagt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Ich war die Erste, die sie kritisiert hat.“ Jetzt gebe es sieben weitere Ministerpräsidenten, die es genauso sähen.

Wie so oft bei ihren Wahlkampfauftritten hat Schwesig auch an diesem sonnigen Septembertag erst eine kurze Rede gehalten, jetzt beantwortet sie Fragen. Dabei präsentiert sie sich als Kämpferin für die Interessen der Leute auf dem Land, wo die Renten klein sind und die Sorgen groß. Und wie immer nimmt Schwesig die Bundesregierung als Punchingball, als wäre ihre eigene Partei nicht Teil von dieser.

Schwesigs SPD hat in den Umfragen ein erstaunliches Comeback hingelegt, steht wenige Tage vor der Landtagswahl bei 35 Prozent. Noch vor einem Jahr waren es 19 Prozent gewesen. Die AfD liegt nur noch knapp davor bei 37 Prozent. Kurz vor der Wahl läuft es nun auf ein Duell zwischen Schwesig und ihrem Herausforderer Leif-Erik Holm von der AfD heraus. Es ist ein Zweikampf, den Schwesig sucht. Weil dieser sie als die einzige Alternative zu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rscheinen lässt. Die SPD hat riesige Plakate von Schwesig aufgestellt. Darauf der Spruch: „Die Frau gegen Blau“.

Kommen die Grünen in den Landtag, kann Schwesig sich Hoffnungen machen, zusammen mit diesen und der Linken weiter zu regieren. Aber sie rät bei Wahlkampfauftritten von der Wahl der Grünen ab, will die SPD ganz nach vorne bringen. Nur eine Stimme für die SPD sei die einzige sichere Möglichkeit, sie selbst zu unterstützen, sagt Schwesig dann.

Holm und Schwesig greifen sich im Wahlkampf scharf an, schrecken auch nicht vor persönlichen Herabwürdigungen zurück. Doch begleitet man die beiden über das Land, dann zeigen sich bei allen Unterschieden auch Ähnlichkeiten: Beide nutzen die Bundesregierung in Berlin, um sich davon abzusetzen. Beiden geht es zuvorderst um die gleichen Themen, von der Rente über die Pflege bis hin zur Bildung. Beide sind nah dran an den Leuten, haben ein Gespür für die Themen vor Ort. Aber da hören die Ähnlichkeiten auch auf. Ihre Sicht auf die Welt wie auf ihr Land unterscheidet sich fundamental. Während Schwesig Zuversicht zu verbreiten sucht, schürt Holm die Sorgen.

Schwesig und Holm treten nicht nur um das Am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gegeneinander an, sie konkurrieren auch noch um ein Direktmandat in Schwerin. In einer dortigen Schule sitzt Schwesig an einem Morgen Mitte September im Halbkreis mit anderen Kandidaten. Ihnen gegenüber Schüler, die zusammen mit d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zu der Diskussion geladen haben. Schließlich dürfen erstmals im Land auch Jugendliche ab 16 Jahren abstimmen.

Die Schüler haben Fragen vorbereitet, zunächst soll aber jeder Kandidat erzählen, wie er in die Politik kam. Bei Schwesig lief das über das soziale Engagement. Als Kind sei sie zum Sport und in eine Jugendtanzgruppe gegangen, habe deutsch-polnische Ferienlager betreut, erzählt sie. „Schön, dass ihr da seid“, ruft sie den Schülern zu. Das hier sei vielleicht bisschen besser als Deutsch oder Mathe. Auf die Frage nach Verbesserungsmöglichkeiten für Jugendliche in der Stadt antwortet sie detailliert, berichtet von den Sanierungen unterschiedlicher Schulen, als wäre sie Kommunalpolitikerin.

Schwesig ist seit neun Jahren Ministerpräsidentin, zuvor war sie Familienministerin im Bund. In Schwerin regierte sie erst mit der CDU, dann mit der Linkspartei. In der Zeit zeigte sie sich inhaltlich flexibel bis hin zur Verbiegung, was am deutlichsten in der Russlandpolitik zu sehen ist. Sie kann zuspitzen und hat ein gutes Gespür für die Leute.

Den Schülern will sie mitgeben, dass alle „gut genug“ seien, alle „etwas auf die Kette“ bekämen. Und sie nutzt den Auftritt, um gegen die AfD auszuteilen. Die hetze Schüler gegen Lehrer auf, schaffe „Angst und Spaltung“, rede den Jugendlichen ein, dass sie bald in den Krieg ziehen müssten. Außerdem wolle die AfD di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abschaffen, die doch diese wichtige Veranstaltung hier organisiert habe.

Auf dem Podium sitzt auch die AfD-Kandidatin Petra Federau. Die verteidigt sich und ihre Partei. Dass die AfD die Landeszentrale abschaffen wolle, sei „Fake News“, man sehe nur „Einsparpotential“, wolle „verschlanken“. Federau wünscht den Schülern zum Abschied, dass sie etwas aus ihrem Leben machen, aber „niemals Brandmauern“ ziehen.

Die Schule liegt im Stadtteil Müller Holz, einem Schweriner Problemviertel, geprägt von großen in die Jahre gekommenen Plattenbauten. Hier ist die Arbeitslosigkeit groß, ebenso der Anteil von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Federau fährt im Anschluss an die Diskussion mit den Jugendlichen mit einem AfD-Bus mit der Aufschrift „Heimatretter“ vor einen örtlichen Supermarkt, baut einen Wahlkampfstand auf.

Leute kommen und begrüßen sie herzlich, machen Selfies mit ihr, und sie verteilt Süßigkeiten. „Und noch ein Deutschlandfähnchen für die Mäuse?“, fragt sie in Richtung der Kinder. Die AfD ist hier längst Volkspartei und tief im Land verwurzelt. Das ist auch bei den vielen Großveranstaltungen („Bürgerfesten“) zu sehen, die die Partei meist in kleinen Ortschaften abhält. Dort, wo ohnehin fast nur noch AfD-Plakate an den Laternenmasten hängen.

Dann kommen neben Rentnern auch viele Familien mit Kindern, auch viele Arbeiter sind zu sehen. Und viele haben eine Wahnsinnswut auf die Politik. Wegen der Teuerungen, der Rente, der Flüchtlinge und weil man angeblich nicht mehr sagen kann, was man denkt.

Federau soll einst als Leiterin eines Escort-Services Frauen in arabische Länder vermittelt haben. Aber damit sorgt sie neben den anderen erstaunlichen Personalien bei der AfD kaum mehr für Aufsehen. In Rostock kandidiert für die Rechtspopulisten ein verurteilter Bankräuber. Als das Wellen schlug, versprach er, sein Mandat nicht anzunehmen. In der Partei gibt es auch mehrere Führungstfiguren mit rechtsextremistischer Vergangenheit, die etwa bei der NPD-Jugend waren. Darunter der

Generalsekretär der Partei, Dario Seifert, aber auch der einflussreiche Fraktionsmitarbeiter Daniel Fiß, der zudem einst führender Kopf bei der rechtsextremen „Identitären Bewegung“ war.

Holm sagt dazu, man müsse „jedem zugestehen, dass er neue Einsichten gewinnt“, die Leute hätten sich „persönlich weiterentwickelt“. Er beschreibt die AfD als eine Partei „wie die CDU vor 30

Jahren“. Der Sechsundfünfzigjährige tritt im Gespräch freundlich auf. Meist in Jeans und Hemd, die Ärmel hochgekrempelt. Der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 wurde in Schwerin geboren, machte eine Lehre als Elektromonteur, arbeitete dann lange als Radiomoderator. Wenn er bei Wahlkampfauftritten flüssig von einem Thema zum nächsten überleitet, dann klingt das immer noch ein bisschen wie bei „Antenne MV“.

Bei Auftritten vor AfD-Anhängern teilt er aus, bezichtigt Schwesig der Lüge, wenn sie so tue, als habe sie mit Berlin nichts zu tun. Der SPD wirft er „Genossenfilz“ vo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will er „sofort“ den Rundfunkstaatsvertrag kündigen, Windkraftanlagen nennt er Monstren, ausreisepflichtige Asylbewerber sollen nach einer AfD-Regierungsübernahme nur noch „Bett, Brot und Seife“ erhalten.

Holm warnt vor einem Anstieg von Kriminalität, für den er die illegale Einwanderung verantwortlich macht; in Schwerin bei ihm ums Eck habe es jetzt einen „Messertoten“ gegeben. Den Menschen verspricht er „mehr Netto vom Brutto“, dazu ein Ende der Grunderwerbsteuer für junge Leute. Weiterhin fordert Holm, die Nord-Stream-Pipelines müssten repariert, die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normalisiert und die Ukraine-Hilfen gestoppt werden.

Die Haltung zu Russland teilen im Land viele. Schwesig hat in der Frage eine erstaunliche Kehrtwende hingelegt. Einst war sie eine der treuesten Befürworterinnen von engen Beziehungen zu Moskau. Unter ihrer Führung wurde die sogenannte Klimastiftung gegründet, als amerikanische Sanktionen die Fertigstellung der Nord-Stream-2-Pipeline bedrohten. Die Stiftung baute die Gasröhren dann mit russischem Geld fertig. Infolge des Angriffs auf die Ukraine schwenkte Schwesig um, bezeichnete ihr Engagement für die Pipelines als Fehler, reiste nach Kiew, setzte sich für das angegriffene Land ein.

Bei Wahlkampfauftritten macht sie das nicht zum Thema. Aber indirekt geht es doch darum. Etwa, wenn ihr die Menschen die Angst vor einem Krieg schildern. Ein alter Mann, Hörgeräte hinter den Ohren, fragt Schwesig, ob er denn noch eingezogen werde. Aber nein, das werde doch nicht passieren, sagt Schwesig und tätschelt dem Mann den Arm. Sie selbst wolle doch nur Frieden, habe zwei Kinder, 10 und 19 Jahre alt. Kein Politiker wolle Krieg. „Es ist auch nicht so, dass jemand in den Krieg ziehen soll.“ Auch wenn die AfD das immer wieder behaupte. Und was die Aufrüstung angehe, sei es wichtig, dass „unsere Marine“ gut ausgestattet sei. Außerdem profitiere der Nordosten von dem vielen Geld, das nun in die Werften fließe.

Vor dem Hintergrund all der Sorgen versucht Schwesig sich von Holm abzusetzen, der keinerlei Regierungserfahrung hat. In diesen Zeiten, „in einer Welt aus den Fugen“, müsse man erfahren sein, um das Land zusammenzuhalten und dessen Interessen in Berlin zu vertreten, sagt sie etwa. „Da kann man nicht denken, wenn man nicht mal Bürgermeister war, das kriege ich auch hin.“

Schwesig ist im Nordosten weiterhin sehr beliebt. 57 Prozent der Befragten sind zufrieden mit ihr, bei einer Direktwahl erhielte sie 60 Prozent, Holm nur 25. Auch die rot-rote Landesregierung schneidet in den Umfragen gut ab.

Angesichts der Lage ist das erstaunlich: Mecklenburg-Vorpommern ist weiterhin sehr strukturschwach, bei Durchschnittseinkommen und -rente gehört es zu den Schlusslichtern, und auch in der Bildungspolitik liegt vieles im Argen. Da die SPD im Land seit 28 Jahre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tellt, von denen neun Jahre Schwesig regiert hat, müsste eigentlich auch sie sich dafür verantworten. Aber Schwesig sucht die Sache umzudrehen, verbreitet eine Aufwärtserzählung: Die Abwanderung sei gestoppt,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größer als im Bund. Und Projekte wie das große Rechenzentrum bei Rostock, dessen Ansiedlung sie wenige Wochen vor der Wahl ankündigte, zeigten, dass die Richtung stimme.

Zugleich versichert Schwesig, sie sehe die Sorgen der Menschen. Etwa wegen der hohen Lebensmittel- und Spritpreise sowie wegen der drohenden Kürzungen bei Pflege und Rente. Vehement setzt sie sich gegen ein Ende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ein. Immer wieder nennt sie an der Stelle ihren eigenen Vater, einen Schlosser mit „kleinem Lohn“ zu DDR-Zeiten, der später auf dem Bau arbeitete und in der Folge eine geringe Rente bekommen habe. So gehe es vielen im Land. Auch deswegen setze sie sich so bei den Themen in Berlin ein.

Auch Holm nennt seine Eltern, aber für eine Erzählung des Niedergangs. Seine Eltern hätten sich nach der Wende wie so viele umorientiert, nun hätten sie ihr Häuschen endlich abbezahlt. „Und jetzt kommt der Staat und sagt, dass sie das für Pflege abgeben sollen.“

Holm macht nun auch Ausfahrten mit Simson-Mopeds, so wie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Simsons waren in der DDR eine Möglichkeit, als Jugendlicher rauszufahren, Freunde zu treffen. Sie stehen für Freiheit. Im Wahlkampf dienen sie darüber hinaus auch als Symbol für eine zuletzt stärker werdende Heimatverortung, für eine wie auch immer geartete „Ost-Identität“, schließlich wurden die Mopeds einst in Thüringen gebaut.

Die AfD nutzt die Simons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als Zeichen gegen all das, was sie hasst, etwa die Elektromobilität, vielleicht auch die Urbanität und natürlich Brüssel mit seinen Vorgaben gegen Verbrenner. Mit dem Spruch „Simson statt Lastenrad“ warb die AfDMV unlängst für eine Ausfahrt über das flache Land nach Ludwigslust. Auf dem Video davon, das die Partei teilte, sieht man eine Gruppe Moped-Fahrer mit AfD- und Deutschlandflaggen durch die Alleen knattern, vorneweg ein grinsender Holm.

Unterlegt ist das Video mit einem Lied, in dem es heißt, in diesem „Sommer der Freiheit“ sei alles möglich. Und: „was bisher war, das ist Geschichte. Wir werden wieder leben.“ Schwesig versucht selbst das zu parieren. Auch sie baut die Mopeds nun in ihre Wahlkampfauftritte ein. Mit 15 habe sie den Führerschein für die Simson gemacht, erzählt sie den Schülern bei der Veranstaltung in Schwerin. Damit sei sie das erste Mal selbst zur Disko und zum Baggersee gefahren.

Den Schatten von Kai Wegner wird er nicht los

Der Berliner CDU-Spitzenkandidat Stefan Evers setzt auf Solidität – und die Konfrontation mit der Linkspartei / Von Stephan Klenner, Berlin

Zunächst sieht es nach einem Heimspiel für Stefan Evers aus. Der CDU-Spitzenkandidat zur Abgeordnetenhauswahl ist von Männern und Frauen in CDU-Shirts umringt, als er Anfang September auf dem Berliner Bebelplatz steht. Evers will in wenigen Minuten auf der Demonstration „Die Linke stoppen – Brandmauer gegen linken Antisemitismus“ eine Rede halten. Anlass ist der Auftritt des Rappers Dahabflex bei der Neuköllner Linkspartei eine Woche zuvor. Er besang in einem Lied die „Intifada“ und wünschte der israelischen Armee den Tod. Die Initiative „Never again Berlin“, in der sich vor allem Juden engagieren, hat die Demo organisiert.

Doch die Versammlung wird unbequem für Evers. Vor ihm spricht eine Rednerin der Veranstalter: „Wo waren Sie die letzten drei Jahre, als Jüdinnen und Juden immer mehr aus dem öffentlichen Raum gedrängt wurden?“, fragt sie die anwesenden Politiker. Die Lage für Juden in der Hauptstadt sei „unter einer schwarz-roten Regierung grauenhaft“. Unter einem Senat mit Linkspartei-Beteiligung drohe noch Schlimmeres. Als Berliner Muslime das Massaker der Hamas nach dem 7. Oktober 2023 auf der Neuköllner Sonnenallee feierten, habe sie den Beistand der Politik vermisst.

Evers erwidert, der Berliner Senat habe den Juden beigestanden: Der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habe „bis zum letzten Tag“ der Geiselnahmen die israelische Flagge vor dem Roten Rathaus gehisst. Zugleich müsse das Land mehr gegen Antisemitismus tun. Nach ihm spricht der FDP-Landesvorsitzende Christoph Meyer, dessen Partei kaum eine Chance hat, ins Abgeordnetenhaus einzuziehen. Er bezeichnet das, „was wir nach 2015 erlebt haben“ als „Siedepunkt“. Meyer fordert, der Verfassungsschutz solle die Linkspartei beobachten. Bei den Demonstranten kommt das besser an als Evers’ Wegner-Lob.

Der Finanzsenator ist erst Mitte Juli für den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als CDU-Spitzenkandidat für die Wahl am 20. September eingesprungen. Wegner verzichtete auf die Kandidatur, weil er über sein Handeln nach dem Brandanschlag auf das Berliner Stromnetz Anfang Januar gelogen hatte. Ende Juni erzwang die Zeitung „Der Tagesspiegel“ gerichtlich Auskünfte über Wegners Telefonate am Anschlagstag. Diese bestätigten, dass dessen frühere Angaben falsch waren.

Die CDU-Kreisvorsitzenden drängten Wegner daraufhin zum Rückzug – und kürten Evers zum Ersatzkandidaten. Bereits seit Monaten hatten ihn Partei-freunde in vertraulichen Gesprächen gebeten, Wegner zu stürzen. Evers wollte davon nichts wissen. Er stand erst zur Verfügung, als Wegner selbst das Hand-tuch warf. Ein CDU-Landesparteitag hatte zu diesem Zeitpunkt den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längst zum Spitzen-kandidaten gewählt. Die Werbeleute der Partei hatten einen aufwendigen Kandidatenfilm über Wegner produziert. Etliche Flugblätter und Plakate waren gedruckt. Fast alles musste weg. Evers brauchte eine neue Kampagne. Für die Wahlkampfstrategen der Partei war das keine einfache Aufgabe: Vieles war plötzlich anders. Und der Senator schwer zu vermarkten.

Anders als Wegner geht Evers nicht leutselig auf die Berliner zu. Er verbringt lieber viel Zeit am Schreibtisch. Die CDU versucht, daraus eine Stärke zu machen: „Einer muss vernünftig sein“, steht auf manchen Wahlplakaten. Andere bewerben Evers als den „Endgegner vom Schlendrian“. In der Partei sind die meisten damit zufrieden. Lieber authentisch langweilig als unglaubwürdig dynamisch – so der Tenor unter den Mitgliedern.

Evers setzte während seiner zehn Wochen Kurzwahlkampf vor allem auf Konfrontation zur Linkspartei. Sie liefert sich in den Umfragen mit der Union ein Kopfan-Kopf-Rennen um Platz eins. Immer wieder prangerte Evers an, dass Antisemiten in der Linkspartei Einfluss haben. Grünen und SPD will er so erschweren, nach der Wahl Linken-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zur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in zu wählen.

Eingewechselt: Stefan Evers Foto Anton Vester

Sie hat trotzdem gute Chancen: Schwarz-Rot wird voraussichtlich die Mehrheit im Abgeordnetenhaus verlieren. Evers wird wohl nur dann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wenn er die Grünen zusätzlich in die Koalition holt. Die wollen aber lieber mit der Linkspartei zusammenarbeiten. Inhaltlich bestehen mehr Gemeinsamkeiten: Linke und Grüne treten in Berlin etwa für die Enteignung großer Wohnungsunternehmen ein. Die CDU ist strikt dagegen.

Manche Christdemokraten kritisieren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Evers habe jenseits der Linkspartei kein zündendes Thema gefunden. Mit 20 bis 21 Prozent liegt die CDU in den Umfragen deutlich hinter ihrem Wahlergebnis von 2023. Damals erhielt sie mehr als 28 Prozent. Insbesondere in den Außenbezirken war die Partei stark. Die damalige Verkehrssenatorin Bettina Jarasch (Grüne) hatte kurz vor der Wahl einen Teilabschnitt der Friedrichstraße gesperrt. Die Christdemokraten nutzten das für einen zugespitzten Pro-Auto-Wahlkampf aus der Opposition. Das ist nicht mehr möglich: Mittlerweile lasten die Wähler Staus und Baustellen der CDU an, deren Verkehrssenatorin als wenig profiliert gilt.

Die vergangenen Monate weckten Zweifel an der Professionalität der Christdemokraten: Die Kultursenatorin trat zurück, nachdem der Rechnungshof die Vergabe von Fördergeldern gegen Antisemitismus als rechtswidrig gerügt hatte. Auf sie hatten zwei CDU-Abgeordnete Druck gemacht, die Bescheide zu unterzeichnen. Digitalstaatssekretär Matthias Hundt (CDU) war nur drei Monate im Amt, nachdem sich Kai Wegner nicht ausreichend über Brüche in dessen Lebenslauf informiert hatte. Evers war für diese Pannen nicht verantwortlich. Trotzdem fällt es ihm schwer, aus deren Schatten herauszutreten. Erfolge des Senats, etwa die Verwaltungsreform, gerieten in den Hintergrund.

Manche CDU-Abgeordnete meinen, Evers hätte sich von Wegner stärker distanzieren sollen. So gab es parteiinterne Debatten, nachdem der mit einem Mann verheiratete neue Spitzenkandidat im F.A.Z.-Interview die Ausgaben des Landes zur Präsentation auf dem Christopher Street Day verteidigt hatte. SPD und Grüne hatten die Kosten zuvor als zu hoch gerügt. Andere Christdemokraten argumentieren, ein sichtbarer Bruch Evers' mit dem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hätte geschadet. Der Spitzenkandidat sei darauf angewiesen, dass Wegner im Wahlkampf nicht quertreibe. Das sei überwiegend gelungen.

Der CDU-Spitzenkandidat vermied es bisher auch, mit Friedrich Merz zu streiten. Anders als Sven Schulze in Sachsen-Anhalt stellte Evers nicht die Reformen des Kanzlers infrage. In der Partei werden dafür drei Gründe genannt: Zum einen stehe Evers inhaltlich hinter den Reformen. Zum anderen halte er ein Gegeneinander von Bundes- und Landespartei für schädlich. Und drittens habe

Evers wegen der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Hauptstadtfinanzierungsvertrag auf gute Beziehungen achten müssen. Am Dienstag unterzeichneten Bundesregierung und Senat den Vertrag. Der Bund wird Berlin künftig mehr Geld überweisen.

Nach der Wahl wird Evers einen langen Atem brauchen. Dass Linke, Grüne und SPD zunächst eine Koalition sondieren, gilt als sicher – trotz der Vorbehalte unter Sozialdemokraten. Es spricht viel dafür, dass die CDU nur bei einem Scheitern dieser Gespräche ernsthaft mit Grünen und SPD verhandeln kann. Sollte Eralp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werden, hoffen viele Christdemokraten auf ihr Scheitern. Sie meinen, Eralp werde wegen der schlechten Haushaltslage keine fünf Jahre durchhalten. Evers könnte dann als Oppositionsführer eine zweite Chance bekommen.

Das würde nur funktionieren, wenn sich seine Partei dauerhaft hinter ihm versammelt. Dafür spricht, dass Evers bereits in der Vergangenheit unterschiedliche Lager in der Berliner CDU für sich gewinnen konnte. Sein Vertrauensverhältnis zu Wegner entstand, nachdem dieser 2019 der damaligen Kulturstaatsministerin Monika Grütters den CDU-Landesvorsitz abgenommen hatte. Evers durfte als Generalsekretär im Amt bleiben. Zuvor hatte er Grütters unterstützt, die wie Evers gesellschaftspolitisch liberale Positionen vertritt.

Freude am Management innerparteilicher Konflikte wird Evers allerdings nicht nachgesagt. Darum kümmerte sich bislang Wegner.

Drahtzieher aus Russland Oleg L. soll Angriff in Leipzig geplant haben

Denis Smoljaninow ist den europäischen Behörden seit Langem bekannt. Als Spezialist für „psychologische Operationen“ steht der Offizier des russischen Militärgeheimdienstes GRU seit dem 16. Dezember 2024 auf der Sanktionsliste der EU. „Durch soziale Medien rekrutiert er Agenten für Sabotageaktivitäten in der Union und andere Aktivitäten, die Spannungen zwischen NATO-Länder schaffen sollen“, heißt es in der Begründung.

Offenbar hat er auch mit dem versuchten Drohnenanschlag auf dem Flughafen Leipzig/Halle Anfang August zu tun. Einer großen Katastrophe ist Deutschland damals vermutlich nur deshalb entgangen, weil die Zünder an den mit Sprengstoff beladenen Drohnen versagten, die mit vollgetankten ukrainischen Antonov-Transportflugzeugen kollidierten.

Der mutmaßliche Organisator dieser Attacke, Oleg L., über den „Süddeutsche Zeitung“ (SZ), WDR und NDR Anfang September erstmals berichtet haben, steht laut Erkenntnissen des russischsprachigen Investigativmediums Dossier Center seit fast 20 Jahren in Kontakt zu Smoljaninow. Dossier Center hatte erstmals vor drei Jahren über dessen Aktivitäten berichtet. Die Rechercheplattform wird von dem im Exil lebenden früheren russischen Oligarchen Michail Chodorkowskij finanziert, der in Russland von 2003 bis 2013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in Haft war.

Dossier Center ist nach eigenen Angaben in den Besitz von Arbeitsdokumenten Smoljaninows gelangt. In diesen Dokumenten taucht auch Oleg L. auf, den das Bundeskriminalamt laut SZ, WDR und NDR für den Logistiker des jüngsten Leipziger Anschlagsversuchs hält. Laut Dossier Center reicht die Verbindung der beiden bis in das Jahr 2007 zurück.

Laut SZ, NDR und WDR war L. westlichen Geheimdiensten schon vor der Attacke am Flughafen Leipzig/Halle bekannt. Er soll Botengänge und andere geheime Aufträge für die russischen Dienste ausgeführt haben. Eine Woche vor dem Anschlagsversuch soll er Ende Juli aus Istanbul nach Berlin geflogen und dann mit einem Mietwagen nach Leipzig gefahren sein. Deutschland hat er laut diesen Berichten schon zwei Tage vor dem Anschlagsversuch wieder per Flugzeug verlassen, diesmal nach Serbien, wo er seit 2022 ein Unternehmen haben soll.

Gesteuert hat die Drohnen demnach Andrej K., der sowohl über einen belarussischen als auch einen russischen Pass verfügt. Auf seine Spur sind die Ermittler gekommen, weil er am Tatort eine DNA-Spur hinterlassen hat und wegen Gesetzesverstößen schon in Datenbanken in Litauen und Finnland geführt wurde. Ihn bringen polnische Ermittler auch mit dem Brandanschlag auf den Baumarkt Leroy Merlin in Łódź im Juli 2024 in Verbindung. Ein Ukrainer, der mutmaßlich an diesem Anschlag mitgewirkt hat, steht derzeit in Warschau vor Gericht. Er ist angeklagt, auch an den Anschlägen mit Brandsätzen in Paketen beteiligt gewesen zu sein, die ebenfalls im Juli 2024 zu Bränden auf dem Flughafen Leipzig/Halle, in Warschau und Birmingham geführt haben.

Auch bei diesen Attacken soll Smoljaninow im Hintergrund die Fäden gezogen haben, berichten SZ, NDR und WDR. Seine Aktivitäten in der EU reichen nach den Erkenntnissen von Dossier Center jedoch weiter zurück. So tauchten unmittelbar nach dem schweren Erdbeben in der Türkei Anfang 2023 in Frankreich Transparente mit ukrainischer Flagge auf, auf denen die Naturkatastrophe als „Strafe Gottes“ dafür bezeichnet, wurde, dass die Türkei weiterhin russische Touristen ins Land lässt. Auch Hunderte antisemitische Graffiti in Paris nach dem Hamas-Überfall auf Israel am 7. Oktober 2023 waren offenbar eine von Smoljaninow aus Russland geleitete GRU-Aktion. rve.

Prominenter Zuhörer: Kanada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 Carney (rechts) lauscht der Rede von Ursula von der Leyen. Foto AP

Is Ursula von der Leyen Anfang Juli bei einem Abendessen anlässlich des NATO-Gipfels in Ankara war, ging sie auf Mark Carney zu. Ob

„Assoziiertes Mitglied“: Was soll das sein?

er nicht zu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m September nach Straßburg kommen wolle, fragte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den kanad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Es gehe darin um wichtige geopolitische Fragen, die auch Kanada beträfen. Carney erkannte die Chance – und willigte ein. Als er dann am Mittwoch tatsächlich im Plenarsaal saß, ging es aber nicht mehr nur um gemeinsame Interessen, sondern um viel mehr.

Carney wurde herzlich begrüßt, die meisten Fraktionen erhoben sich zum Applaus. Nur auf der – schwach besetzten – Rechten des Parlaments blieben die Abgeordneten demonstrativ sitzen. Beides hing mit Donald Trump zusammen. Rechtspopulisten und Rechtsradikale wollten einen erklärten Gegner des US-Präsidenten nicht unterstützen. Dagegen wurde Carney links der Mitte gerade für seinen Widerstandsgeist gefeiert.

Kanada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 Carney ist der Stargast bei der Rede der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zur Lage der EU. Von der Leyen streckt ihm die Hand aus, lässt ihr Angebot aber im Vagen.

Von Thomas Gutschker, Straßburg

„Sie haben gezeigt, wie man gegen Trump vorgehen muss“, sagte die liberale Fraktionsvorsitzende Valérie Hayer später in der Debatte, „Kompromisse ablehnen, zurückschlagen, die Sprache der Macht sprechen“. Linksliberale, Sozialdemokraten, Grüne und Linke – sie alle hätten sich gewünscht, dass von der Leyen im Zollstreit mit den USA so hart geblieben wäre wie der kanadische Regierungschef. Ob er mit seiner Eskalationsstrategie ein besseres Ergebnis erzielt als die EU mit ihren Zöllen in Höhe von zehn Prozent, steht freilich noch dahin.

Am 20. August hatte Carney die Freihandelsgespräche mit den USA ausgesetzt. Trump reagierte mit Zöllen von 50 Prozent auf Stahl, Möbel, Papier und weitere Güter. Carney kündigte an, diese „Dollar für Dollar“ zu vergelten, und verhängte Gegenzölle. Daraufhin weitete Trump seine Maßnahmen aus, er will sogar die Einfuhr einiger Produkte wie Motorräder und alkoholische Getränke ganz verbieten.

Als Carney im Juli nach Straßburg eingeladen wurde, konnte er diese Eskalation kaum voraussehen. Als sie dann aber ihren Lauf nahm, machte er seinen eigenen Pitch: Er wollte selbst im Plenum sprechen und engere Beziehungen zur EU vorschlagen. Dieser Wunsch soll ihm an diesem Donnerstag erfüllt werden. Von der Leyen hat dafür extra ihre Reisepläne geändert, um zuhören zu können. Den ersten Zug machte sie am Mittwoch aber selbst.

„Wir wollen die Beziehungen zu Kanada auf das höchstmögliche Niveau bringen“, kündigte sie in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Union an. Dann wandte sie sich direkt an ihren Gast, der in der ersten Reihe saß, auf den Plätzen, die dem Rat der Mitgliedstaaten vorbehalten sind. „Dabei möchte ich mit dir gemeinsam darauf hinarbeiten, dass Kanada das erste assoziierte Mitglied der EU wird“, sagte sie. Dafür gab es den nächsten Applaus im Stehen. Beide Politiker herzten einander.

Assoziiertes Mitglied, dieser Begriff war nach F.A.Z.-Informationen erst kurz vor der Rede in das Manuskript eingefügt worden. Von der Leyen soll darauf bestanden haben, sie liebt plakative Ankündigungen. Was er in der Substanz bedeutet, ließ sie allerdings offen. Die EU-Verträge sehen keinen solchen Status vor.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te im Mai der Ukraine eine „assozierte Mitgliedschaft“ angeboten: Teilhabe an einigen EU-Programmen und, ohne Stimmrecht, sogar an den Institutionen – das war seine Idee, die unter den Staaten allerdings umstritten ist.

Kiew ist Beitrittskandidat, es kann und will eines Tages EU-Mitglied werden. Für Kanada ist die Lage anders. Gemäß Artikel 49 des EU-Vertrags kann „jeder europäische Staat“, der die Werte der Union achtet und sich für sie einsetzt, einen Aufnahmeantrag stellen. Obwohl nicht näher definiert ist, was europäisch heißt, ist auch die EU-Kommission der Auffassung, dass diese Bestimmung Kanada den Weg zu einer möglichen Mitgliedschaft versperrt.

Das betrifft nach Auffassung leitender Beamter auch den Zugang zum Binnenmarkt und die Teilhabe an den vier Grundfreiheiten der EU: dem unbeschränkten Austausch von Waren, Personen, Dienstleistungen und Kapital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Das soll den Mitgliedstaaten und Staaten wie Norwegen vorbehalten bleiben, die sich aus freien Stücken gegen einen Beitritt entschieden haben und einen finanziellen Beitrag leisten.

Für Kanada muss dagegen ein eigenes Paket geschnürt werden. Von der Leyen nannte die wichtigsten Elemente: Energie, seltene Rohstoffe, Verteidigung und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in der Arktis. Bei Flüssiggas sieht die Kommission eine Chance, um die stark gestiegene Abhängigkeit von den USA auszubalancieren. Bei seltenen Rohstoffen gehört Kanada zu den wenigen Staaten, die nicht nur erhebliche Vorkommen haben, sondern auch eigene Raffinerien. Diese Rohstoffe werden etwa für moderne Waffen- systeme benötigt. Umgekehrt hat Kanada mit der Bestellung von bis zu zwölf U-Booten Deutschland das bisher größte Rüstungsgeschäft beschert. Und in der Arktis gibt es das gemeinsame Interesse, Russland und China nicht das Feld zu überlassen.

Die neue Partnerschaft mit Kanada war nur eines von vielen Elementen in von der Leyens Rede, die stets das Arbeitsprogramm der Kommission im neuen parlamentarischen Jahr vorzeichnet. Heraus stachen noch zwei weitere Vorschläge. Einer davon betraf den Umgang der Europäer mit hybriden Bedrohungen, hauptsächlich aus Russland. Europa brauche einen Konsens darüber, wie auf solche Vorfälle zu reagieren sei, sagte sie, die unterhalb der Schwelle eines bewaffneten Angriffs blieben. Denn dann wäre in jedem Fall die NATO zuständig.

Die Allianz sieht freilich auch schon Konsultationen vor, wenn aus Sicht eines Verbündeten „die Unversehrtheit des Gebiets, die politische Unabhängigkeit oder die Sicherheit einer der Parteien bedroht ist“. So steht es in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s. Vor einem Jahr haben die Mitglieder zweimal solche Konsultationen abgehalten, nachdem russische Drohnen in den Luftraum Polens eingedrungen und russische Kampfflugzeuge den estnischen Luftraum verletzt hatten. Danach ließen sie Zurückhaltung walten.

Deshalb wirbt von der Leyen nun für ein „Notfall-Sicherheitsprotokoll“ der EU. Wenn ein Mitgliedstaat es auslöst, sollen alle zusammenkommen und eine gemeinsame Antwort abstimmen. Anders als die Allianz verfügt die EU über Instrumente wie Handels- oder Einreisebeschränkungen und individuelle Sanktionen. Sie will solche Konsultationen auch auf Staaten wie Norwegen, das Vereinigte Königreich und – natürlich – Kanada ausweiten. „Deshalb werden wir demnächst konkret darlegen, wie ein Europäischer Sicherheitsrat Wirklichkeit werden kann“, sagte sie.

Damit griff von der Leyen eine Idee auf, welche die damalige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im Jahr 2018 ins Gespräch gebracht hatte. „Die Mitgliedschaft würde rotieren; der EU-Sicherheitsrat könnte schneller agieren, würde sich eng mit der Hohen EU-Beauftragten für die Außenpolitik abstimmen sowie mit unseren europäischen Mitgliedern im UN-Sicherheitsrat“, so umriss Merkel ihre Idee im Gespräch mit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 Es war auch ein Versuch, die Zahl der Mitglieder überschaubar und Europa so handlungsfähig zu halten. Ob von der Leyen sich daran anlehnt, wird man sehen, wenn sie ihr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strategie präsentiert.

Ihr zweiter Vorschlag betraf die Migration und erfolgte angesichts des Ansturms von 80.000 Migranten Ende Juli auf die spanische Enklave Ceuta in Nordafrika. Europa brauche die Mittel, sagte sie, um seine Grenzen jederzeit schützen zu können, „besonders, wenn Massenbewegungen gesteuert und als Waffe eingesetzt werden“. Deshalb werde sie einen neuen „Krisenreaktionsrahmen“ vorschlagen. „Er wird nur ausgelöst, wenn eine Reihe streng definierter Kriterien erfüllt sind. Und in solchen Fällen wird er eine zeitlich begrenzte und streng festgelegte Flexibilität der Standardverfahren ermöglichen.“

Das könnte etwa bedeuten, dass Staaten Asylanträge nicht mehr annehmen oder bearbeiten müssen. Womöglich würde es Zurückweisungen an den Außengrenzen europarechtlich legitimieren. Bisher können sich die Mitgliedstaaten in solchen Fällen nur auf eine nationale Ausnahme vom EU-Recht berufen. Die EVP fordert schon seit Längerem, dies zu ändern, auf Initiative der CDU.

In der Sache kommt es allerdings auf die genaue Ausgestaltung an. Und dafür wird die Kommission abwarten, wie der Europäische Gerichtshof für Menschenrechte in drei anhängigen Verfahren entscheidet. Vor dem Gericht, das in Straßburg nur einen Steinwurf vom Parlament entfernt liegt, haben Migranten gegen Polen, Lettland und Litauen geklagt, weil sie an der Grenze zu Belarus zurückgewiesen wurden.

Brasiliens Oberstes Gericht zerlegt sich selbst

Eine historische Sitzung endet im Eklat – und die Krise dominiert nun vollends den Wahlkampf / Von Tjerk Brühwiller, São Paulo

Bewaffnete Polizisten schirmten am Dienstag den Obersten Gerichtshof in Brasília ab, Drohnen überwachten das Gelände, Sprengstoffspürhunde kontrollierten die Zugänge. Sprengkraft hatte jedoch das, was im Inneren geschah. Erstmals in seiner Geschichte beriet das Gericht darüber, ob gegen einen seiner amtierenden Richter ermittelt werden soll. Im Mittelpunkt stand Alexandre de Moraes und seine Verbindung zum inzwischen inhaftierten Banker Daniel Vorcaro. Doch nach mehr als sechs Stunden blieb die Frage danach unbeantwortet. Stattdessen offenbarte die Sitzung vor laufenden Kameras, wie tief die Gräben durch das Gericht verlaufen.

Ausgangspunkt ist der Skandal um die zusammengebrochene Banco Master. Ein Bericht der Bundespolizei dokumentiert Kontakte zwischen Vorcaro und Moraes sowie einen millionenschweren Vertrag der Bank mit der Kanzlei von Moraes' Ehefrau. Moraes bestreitet ein Fehlverhalten. Am Dienstag sollte zunächst geklärt werden, ob die Hinweise für eine formelle Untersuchung reichen.

Doch bald ging es weniger um Moraes als um die Frage, wer innerhalb des Gerichts gegen wen arbeitet. Der dienstälteste Richter Gilmar Mendes attackierte André Mendonça, der den Polizeibericht über Moraes' Verbindungen zu Vorcaro angefordert und veröffentlicht hatte. Er warf ihm vor, den Fall mit Blick auf die Wahl politisch zu instrumentalisieren, nannte ihn einen „Zauberlehrling“ und sagte schließlich: „Selbst die Mafia hat Ethik.“ Mendonça bezeichnete die Vorwürfe als „verantwortungslos“.

Noch heftiger gerieten Mendonça und Moraes aneinander. Moraes behauptete, Mendonça habe versucht, die Bundespolizei dazu zu bewegen, ihn in eine Kronzeugenaussage einzubeziehen. Mendonça unterbrach ihn neunmal mit dem Ruf „Lüge!“. Moraes warf dem von Jair Bolsonaro ernannten Richter schließlich vor, „im

Dienst einer politischen Gruppe“ zu stehen, die einen Staatsstreich versucht habe.

Cármen Lúcia, eine der besonnenen Richterinnen im Saal, sprach den Schaden für das Gericht an, den dieser offene und politisierte Kampf hinterlasse. Sie schäme sich für das Schauspiel, sagte sie und bat die Bevölkerung um Entschuldigung. Weniger als drei Wochen vor der Wahl werde in Bäckereien, Apotheken und Nachrichtensendungen über die Fehden des Obersten Gerichts gesprochen statt über die Probleme des Landes, so Lúcia.

Auch juristisch endete die Sitzung ohne Ergebnis. Mendes wollte den Fall Moraes mit einem separaten Verfahren gegen Mendonça zusammenlegen. Vier Richter lehnten dies ab, drei stimmten dafür. Richter Flávio Dino beantragte zusätzliche Zeit zur Akteneinsicht. Damit ist die Entscheidung vertagt, möglicherweise bis nach der Wahl. Ob gegen Moraes offiziell ermittelt wird, bleibt offen.

Doch die Diskussionen gehen weiter. Aus dem Skandal um die Banco Master ist auch ein Streit über die politische Instrumentalisierung der Ermittlungen geworden. Moraes und Mendes werfen Mendonça selektive Veröffentlichungen vor. Mendonça seinerseits wirft seinen Kollegen vor, die Aufklärung zu behindern. Brisant ist die Sache vor allem auch deswegen, weil es nicht nur um Moraes geht. Auch andere Richter sowie eine ganze Reihe einflussreicher Politiker müssen sich gegen Vorwürfe wehren, fragwürdige Beziehungen zum Bankier Vorcaro gepflegt zu haben.

Der Skandal und die Fehde am Obersten Gerichtshof beherrschen unterdessen den Wahlkampf. Flávio Bolsonaro machte die Krise zum Thema seiner Wahlwerbung im Fernsehen. In einem wie eine Präsidialansprache inszenierten Beitrag erklärte er, der Ernst der Lage zwinge ihn, den gewöhnlichen Wahlkampf zu unterbrechen, und versuchte, Moraes mit Präsident Lula in Zusammenhang zu bringen. Seine eigenen Verbindungen zu Vorcaro und die diesbezüglichen Ermittlungen, die gegen ihn laufen, erwähnte er nicht.

In Lulas Kampagne herrscht derweil eine gewisse Ratlosigkeit, weil die Krise das geplante Wahlkampfdrehbuch durchkreuzt. Der Präsident bemüht sich um Distanz zum Gericht. Nach der Sitzung verlangte er Ermittlungen gegen alle Beteiligten. „Es braucht keine Schonfrist. Man muss alle untersuchen“, sagte er. Niemand am Obersten Gericht dürfe unter Verdacht bleiben. Zugleich warf Lula Mendonça vor, Informationen selektiv veröffentlicht zu haben. Seine Kampagne will die Krise jedoch nicht offensiv über die sozialen Medien ausschlachten. Wie stark die Affäre die Wahlentscheidung verändert, ist offen. Laut einer Erhebung de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Datafolha erklärten zuletzt 85 Prozent der Befragten, die Vorwürfe gegen Moraes hätten ihre Wahlentscheidung nicht verä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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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Jahre Haft für Hashim Thaçi

Trauer in Den Haag: Unterstützer von Thaçi protestieren nach der Urteilsverkündung.
Foto Reuters

Ein Sondertribunal in Den Haag hat Kosovos früheren Präsidenten schuldig gesprochen – unter anderem wegen Mordes in 96 Fällen.

Von Michael Martens, Wien

Das Kosovo-Sondertribunal in Den Haag hat den ehemaligen kosovarischen Präsidenten Hashim Thaci am Mitt-

woch zu 25 Jahren Haft verurteilt. In den vom amerikanischen Richter Charles Smith III verlesenen Auszügen aus der Urteilsbegründung hieß es, Thaçi sei an einigen der ihm zur Last gelegten Verbrechen persönlich beteiligt gewesen. Von anderen habe er zumindest gewusst, jedoch nichts unternommen, um sie zu verhindern, zu untersuchen oder die Schuldigen zu bestrafen. Stattdessen sei er an Versuchen beteiligt gewesen, Spuren der Taten zu verwischen.

Den Anklagepunkt der Folter von Gefangenen sah das Gericht in mehr als 300 Fällen als erwiesen an. In 96 Fällen sei auch der Anklagepunkt Mord bewiesen worden. Thaçi und seine drei Mitangeklagten hätten einen unabhängigen Staat Kosovo angestrebt und dafür auch Gewalt in Kauf genommen. Das Gericht hob sinngemäß hervor, dass nicht die Ziele der Angeklagten illegal gewesen seien, sondern einige Methoden, die angewandt wurden, um diese Ziele zu erreichen. Das Argument der Verteidigung, bei den Thaçi und seinen Mitangeklagten zur Last gelegten Verbrechen habe es sich um individuelle Racheakte in einer chaotischen Situation gehandelt, wies das Gericht zurück.

Das Gericht ging detailliert auf die besondere Brutalität ein, mit der Gefangene 1998 und 1999 in den Lagern der von Thaçi mitgegründeten kosovo-albanischen Befreiungsarmee Kosovo (UÇK) behandelt worden seien. So seien Opfern Arme, Rippen oder Beine gebrochen worden. Anderen wurden Fingernägel ausgerissen. Viele seien bis zur Bewusstlosigkeit geschlagen worden. Einige erlagen den Folgen der Misshandlungen. Überlebende hätten mit lebenslangen physischen und psychischen Problemen zu kämpfen gehabt. Als mildernde Umstände werteten die drei Richter Charles Smith III sowie

Christoph Barthe (Deutschland) und Guénaël Mettraux (Schweiz) die Tatsache, dass Thaçi die Einrichtung des Sondertribunals ursprünglich unterstützt und sich dem Gericht nach Bestätigung der Anklage umgehend freiwillig gestellt hatte.

Der 1968 geborene Thaçi war früh politisch aktiv. Zu Beginn der Neunzigerjahre lebte er als Flüchtling in der Schweiz und schrieb sich für ein Studium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an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ein. In dieser Zeit lernte er auch Deutsch. Mitte der Neunzigerjahre gehörte Thaçi zu den Gründern der UÇK, wo er den Decknamen „Schlange“ trug. Ab August 1998 war er der politische Führer der UÇK. Die UÇK setzte sich mit terroristischen Mitteln, etwa durch Attentate auf serbische Polizisten und Soldaten, gegen den serbischen Staatsterror im Kosovo zur Wehr. Aufgrund der Eskalation griff die NATO in den Konflikt ein. Von März bis Juni 1999 bombardierte die Allianz im Rahmen der „Operation Allied Force“ Serbien. Beendet wurde die Bombardierung, nachdem Belgrad zugestimmt hatte, sämtliche Sicherheitskräfte aus dem Kosovo abzuziehen. Im Juni 1999 marschierte die von der NATO geführte Kosovo-

Schutztruppe (KFOR) mit gut 50.000 Soldaten in das Gebiet ein. Zugleich unterzeichnete Thaçi eine Erklärung zur Entwaffnung und Demobilisierung der UÇK. Formal blieb das Kosovo Teil Serbiens, wurde aber unter Verwalt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 gestellt.

Nach Kriegsende gründete Thaçi die Demokratische Partei des Kosovos (PDK) – als Auffangbecken für UÇK-Veteranen und Vehikel für seine politischen Pläne. Thaçi, den der spätere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Joe Biden einmal den „George Washington des Kosovos“ nannte, wurde dauerhaft zu einem der wichtigsten Ansprechpartner des Westens in der Region. Als das Kosovo 2008 seine Unabhängigkeit von Serbien erklärte, war er kosovarischer Regierungschef und behielt dieses Amt bis 2014. Von 2016 bis November 2020 war Thaçi Staatspräsident des Kosovos.

Er trat umgehend zurück, nachdem die Anklage wegen Kriegsverbrechen gegen ihn und drei weitere kosovo-albanische Veteranen bestätigt worden war, und stellte sich dem Tribunal in Den Haag. Die Anklagebehörde warf Thaçi Kriegsverbrechen un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vor. Zu den genannten Verbrechen gehören Folter, Entführungen, willkürliche Festnahmen, illegale Inhaftierungen sowie Mord in mehr als hundert Fällen. Im Laufe des Verfahrens wurden an 234 Verhandlungstagen 273 Zeugen angehört. Die Anklagebehörde forderte nach Abschluss der Beweisaufnahme je 45 Jahre Haft für die Angeklagten.

Nicht Teil des Verfahrens waren die öffentlichkeitswirksamen Vorwürfe, die der inzwischen verstorbene Schweizer Politiker Dick Marty erhoben hatte. Marty hatte behauptet, Thaçi habe eine Bande geführt, die serbischen Gefangenen Organe entnommen und diese auf dem Schwarzmarkt verkauft haben soll. Die Vorwürfe wurden jedoch nie auch nur ansatzweise bewiesen.

USA liefern Bomben nach Israel Trump genehmigt umfangreiche Waffenlieferung

Die Regierung Donald Trumps hat die Lieferung Zehntausender schwerer Bomben an Israel genehmigt. Das berichteten amerikanische Medien am Dienstag unter Berufung auf mit dem Vorgang vertraute Regierungsbeamte. Demnach wäre die 2,8 Milliarden Dollar teure Waffenlieferung eine der umfangreichsten an Israel jemals. Sie soll 40.000 Bomben des Typs MK-84 und BLU-117 und 20.000 bunkerbrechende Bomben des Typs I-2000 enthalten, die mit Verzögerung explodieren.

Der Kongress wurde nach Medienberichten informell über die Lieferung der Bomben mit Hunderten Metern Zerstörungsradius informiert. Er könnte den Verkauf nur mit einer Zweidrittelmehrheit in beiden Kammern blockieren; das gilt jedoch als unwahrscheinlich. Mit einer Notfallbefugnis kann das Außenministerium eine Waffenlieferung auch ohne Zustimmung in die Wege leiten. Dieser Hebel wurde sowohl vom vorherigen demokratischen Präsidenten Joe Biden als auch Trump genutzt.

Die Regierung Bidens hatte 2024 eine Lieferung schwerer Bomben an Israel ausgesetzt und Bedenken angeführt, dass Israel diese in Gaza an dicht besiedelt Orten einsetze. Trump wiederum gab die Lieferung kurz nach seiner abermaligen Amtseinführung frei. Im vergangenen Februar hatte die Regierung außerdem einem 2,7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n Deal mit Israel vereinbart, der die Lieferung von 35.000 Bomben ähnlicher Klasse vorsah. In der amerikanischen Bevölkerung mehrt sich jedoch die Kritik am aggressiven Vorgehen Israels im Gazastreifen.

Neben Demokraten kritisierten nun auch MAGA-Vertreter die geplanten Waffenlieferungen. In Bezug auf den jüngsten Medienbericht schrieb der frühere Fox-News-Moderator Tucker Carlso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dieser Schritt der Regierung sei „beispiellos“. Er warf Israel vor, mit derartigen Bom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ein „groteskes Gemetzel“ unter Zivilisten in Gaza angerichtet zu haben. fia.

Trump kritisiert Supreme Court US-Präsident schimpft auf konservative Richter

Donald Trump hat im Zuge der jüngsten Entscheidung des Obersten Gerichtshofs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bermals heftige Kritik an dessen konservativen Richtern geäußert.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schrieb in einem langen Beitrag auf seiner Plattform Truth Social, das Gericht habe die Amerikaner „im Stich gelassen“. Bestimmte Richter fürchteten die „verrückten und verdorbenen“ Demokraten und zeigten nicht den nötigen Mut, „unser Amerika zu retten“. Sie seien „nicht die Leute, mit denen ich vor ihrer Nominierung gesprochen habe“.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hat drei von sechs konservativen Richtern des Gerichts ernannt: Neil Gorsuch, Brett Kavanaugh sowie Amy Coney Barrett. Alle drei hatten in einer jüngsten Eilentscheidung mit den drei linksliberalen Richterinnen gestimmt. Sie wiesen damit den Versuch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zurück, kurz vor den Kongresswahlen im November bestimmte neue Regelungen für die Briefwahl durchzusetzen. Trump behauptete in seinem Beitrag deswegen, nun hätten die Demokraten freie Bahn für Wahlbetrug bei der Briefwahl. Es gibt keinerlei Beweise für großflächigen Betrug in jüngsten amerikanischen Wahlen.

Der Präsident warf den Richtern weiter vor, die schlechtesten Entscheidung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USA getroffen zu haben. Dabei bezog er sich auf weitere Fälle, in denen der Supreme Court gegen die Regierung entschieden hatte – unter anderem bei dem Versuch, das in der Verfassung verankerte Geburtsortsprinzip abzuschaffen, und den reziproken Zöllen auf viele Staaten. Trump schrieb, es falle ihm „nicht leicht“, das Gericht zu kritisieren, doch als Präsident sei das seine Pflicht. Im Falle der Briefwahlentscheidung nahm er die zwei konservativen Richter Thomas Ali-to und Clarence Thomas aus, die sich der Entscheidung der anderen Richter nicht angeschlossen hatten. Sie seien „Legenden“. fia.

Hochzeitsgeschenk aus Russland

Warum bekam Trumps Sohn Geld von einem Oligarchen? Von Sofia Dreisbach

Allein die angebliche Freundschaft zwischen Donald Trump Junior und Umar Kremljow wäre bemerkenswert: einer der Sohn des amtierenden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der andere ein russischer Geschäftsmann mit Verbindungen zu Wladimir Putin, der angeblich nur begrenzt Englisch spricht. Sie seien keine Geschäftspartner, sondern Freunde, die ihre Liebe zum Sport teilten, hieß es von einem Sprecher Donald Juniors. Man habe sich vor einigen Jahren kennengelernt und eine „freundschaftliche Beziehung“, ließ Kremljow verlauten.

Die Beziehung war nach relativ kurzer Zeit offenbar so eng, dass der Präsident des russischen Amateurboxverbands im Mai Hunderttausende Dollar für die Hochzeit des Präsidentensohns mit der Influencerin Bettina Anderson auf den Bahamas ausgab. Wie das investigative Onlineportal „Pro Publica“ in dieser Woche berichtete, kam Kremljow für mehrere Ausgaben auf. Etwa die rund 100.000 Dollar Miete für eine Privatinsel, auf der ein Empfang stattfand, und eine Feuerwerksshow, die üblicherweise um die 70.000 Dollar kostet. Außerdem soll sein Team an der Planung des Wochenendes beteiligt gewesen sein.

Das Paar bestreitet das nicht. Bettina Trump schrieb in einem Beitrag auf Instagram, die Hochzeit mache ja offenbar Schlagzeilen, sie wolle also Klarheit schaffen. Ihr „guter Freund“ Umar habe „zwei unglaubliche Nächte der Feierlichkeiten“ nach der eigentlichen Hochzeit tags zuvor ausgerichtet. Dies sei ein „außerordentlich großzügiges“ Hochzeitsgeschenk gewesen, für das man ewig dankbar sei. Wenige Tage vor dieser Zusammenkunft war Kremljow noch mit Putin in China gesehen worden.

Die frisch Vermählte nahm Bezug auf Berichte über die Einladung, wonach ein solches Vorgehen für einen Präsidentensohn unangemessen sei oder politische Motive eine Rolle gespielt hätten. Es sei schade, schrieb Bettina Trump, dass etwas so Persönliches und Schönes „als etwas Politisches oder Bedrohliches“ dargestellt werde, allein wegen der Herkunft oder Rolle der Person. Großzügigkeit komme nicht automatisch mit einer Agenda. „Keine Verschwörung, kein Mysterium.“

Wichtiges in Kürze

Die Demokraten im Kongress sehen das anders. Sie leiteten am Dienstag eine Untersuchung des Falls in die Wege. Robert Garcia, der ranghöchste Demokrat im Kontrollausschuss des Repräsentantenhauses, stellte die Beweggründe des russischen Geschäftsmanns infrage – was erwarte dieser sich von dem Geschenk? Der Minderheitsführer im Senat, Chuck Schumer, sprach von einem „korrupten, käuflichen, für die nationale Sicherheit gefährlichen“ Hochzeitsarrangement. Es gehe hier nicht um einen Cousin, sondern einen russischen Oligarchen. Manchmal sei ein Hochzeitsgeschenk „Bestechungsgeld von einem ausländischen Autokraten“.

Die Zahlen sprechen dafür, dass Donald Junior sich derlei Feierlichkeiten selbst hätte leisten können. „Forbes“ hat sein Vermögen jüngst auf etwa 300 Millionen Dollar geschätzt. Präsident Trump hatte nicht an der Hochzeit seines Sohnes teilgenommen. Das habe der sich zwar gewünscht, sagte er damals, aber es werde nur eine „kleine, private Angelegenheit“. Auf Nachfrage der „New York Times“ hieß es aus dem Weißen Haus, der Präsident wisse nicht, wer Umar sei, habe nie von ihm gehört. Im Übrigen habe die Hochzeit selbst an einem „komplett anderen Ort zu einem anderen Zeitpunkt stattgefunden“.

Auf diese Argumentation zieht sich offenbar auch das Brautpaar zurück. Bettina Trump argumentierte in ihrem Instagram-Beitrag, die Hochzeitsfeier selbst habe nach Planänderungen am Freitag auf einer Nachbarinsel stattgefunden. Das Wochenende sei „von langer Hand“ als eine Begegnung mit Freunden geplant gewesen und nicht als Hochzeitsfest.

Auf Fotos der Feierlichkeiten, die Donald Junior und seine Ehefrau in den sozialen Medien verbreiteten, war der großzügige Spender Kremljow, dessen Vereinigung vom staatlich kontrollierten russischen Energiekonzern Gazprom finanziert wird, nicht zu sehen. Wohl aber auf einem von einem Gast veröffentlichten Gruppenfoto, das „Pro Publica“ ausfindig gemacht hatte. Halb verdeckt, in der letzten Reihe.

Rhein fordert Ende der Ausgrenzung der AfD

Hessens Ministerpräsident Boris Rhein (CDU) hat die „Brandmauer“-Strategie der CDU infrage gestellt und für einen neuen Umgang mit der AfD plädiert. Statt „Ausgrenzung“ sei „Abgrenzung“ nötig, schrieb Rhein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die Zeitung „Welt“. Es stärke nur die politischen Ränder, „wenn die Mitte Probleme nicht offen anspricht, weil sie die vermeintlich „Falschen“ bereits angesprochen haben“, so Rhein. Im Umgang mit der AfD forderte er, mehr auf eine argumentative Auseinandersetzung zu setzen. dpa

Chef der Magdeburger Staatskanzlei gibt Amt auf

Der Chef der Magdeburger Staatskanzlei und sachsen-anhaltische Kulturminister Rainer Robra wird sein Amt zum Ende der Legislaturperiode Anfang Oktober aufgeben. Der 74 Jahre alte CDU-Politiker bestätigte der F.A.Z., dass er nicht auf unbestimmte Zeit einer geschäftsführenden Landesregierung angehören wird, falls bei der Konstituierung des neuen Landtags kein Ministerpräsident gewählt wird. Der Jurist leitet die Staatskanzlei seit 2002 und galt als wichtige Stütze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Böhmer und Haseloff. bin.

Republikaner will Hegseth des Amtes entheben

Der republikanische Abgeordnete Thomas Massie hat am Dienstag eine Amtsenthebung vo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ins Plenum eingebracht. Massie wirft Hegseth acht Verfehlungen in dessen Amtsführung vor. Insbesondere bezieht er sich dabei auf den Irankrieg. Das Repräsentantenhaus muss sich spätestens an diesem Donnerstag mit Massies Anliegen befassen. Die Aussicht auf Erfolg ist gering, doch werden damit die republikanischen Abgeordneten gezwungen, Stellung zum Irankrieg zu beziehen. o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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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 und Recht

Der Klang der Verfassung

75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Karlsruher Richter haben entscheidend zum Erfolg der Bundesrepublik beigetragen. Nun stehen wir vor einem Kulturwandel, vielleicht sogar vor einem Kulturbruch.

Von Paul Kirchhof

I

n den vergangenen 75 Jahren ist aus einem Verfassungstext voll demokratischem Erneuerungswillen und rechtsstaatlicher Zuversicht die Realität eines vom Grundgesetz gepräg-

llustation Greser & Lenz

ten Verfassungsstaates geworden. Mit der Macht des verbindlichen Wortes ist es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gelungen, wesentlich zum Aufbau einer Staatlichkeit beizutragen, die Frieden, Würde und Freiheit jedes Menschen,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kulturelle, auch politische und soziale Zugehörigkeit gewährleistet. Grundlage dieser Entwicklung waren und sind gewachsene Werte, die Autorität des geschriebenen und demokratisch legitimierten Verfassungstextes und der Wille der Rechtsbeteiligten zu einem gerechten Staat.

D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ber erarbeitet 1949 eine Staatsverfassung gegen das NS-Unrecht, greift dabei auf den Bestand eines vertrauten Staatsrechts zu, stützt sich auf erprobte und bewährte Verfassungseinsichten. Das deutsche Staatsvolk legitimiert und verfasst den demokratischen Staat. Ein – vorläufiges – Staatsgebiet definiert den Geltungsbereich der neuen Verfassung. Vorstellungen und Erfahrungen mit Gewaltenteilung, Bundesstaat und Rechtsstaat liegen vor. Menschenrechte werden nunmehr im Staat und durch den Staat – als Grundrechte – gewährleistet. Die Verfassungsgeber folgten auch im Verfahren der Verfassungsgebung – dem Initiativrecht, den Beratungen, den erforderlichen Mehrheiten – vorerst den Regeln einer latent vorhandenen Rechtskultu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ärkt und formt den allgemeinen Aufbruch zu einem frieden- und existenzsichernden Staat. In der extremen, fast aussichtslos erscheinenden Lag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fanden das Staatsvolk und alle Staatsorgane die Kraft, die zerstörten Städte aufzubauen, durch bekundete und gelebte Werte internationales Vertrauen wiederzugewinnen, das Verständnis der Menschen untereinander und in ihren Lebensformen der Familien, des Wirtschaftens, der Kirchen und der Kultur neu zu festigen. Die existenzielle Not traf jeden. Der Erneuerungsmut war allgemein. Diese Verbundenheit wurde vom Staat betont, vom Staatsvolk gelebt, von den Medien immer wieder bekräftigt und für die Dauer der deutschen Teilung in der Idee eines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bewusst gemach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ält an der Fortexistenz des deutschen Staates fest. Es strukturiert di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e, die das existierende Staatsvolk aufzubauen beginnt. Es stärkt die neue Ordnung des Wiederaufbaus und „Wirtschaftswunders“. Gegenüber den Opfern gibt das Gericht einer Gesellschaft, die sich noch von Krieg und Zerstörung erholt, Maßstäbe, um Unrecht zu entschädigen, enteignete Wirtschaftswerte zurückzugeben, Verurteilte zu rehabilitieren, durch Lastenausgleich und Kriegsopferversorgung Kriegsfolgen zu mindern. Diese Rechtsprechung macht aus der bis heute fortbestehenden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vergangenes Unrecht einen Auftrag zu Verfassungsstaatlichkeit und Gerechtigkeit.

Ziel dieser Rechtsprechung ist der friedenstiftende Ausgleich. In einem Prozess des Wägens und Gewichtens bietet das realitätsoffene und textdisziplinierte Grundgesetz eine Erkenntnisgrundlage wachsender Vertrautheit. Auf der alten Brücke in Heidelberg steht eine Darstellung der Justitia aus der Zeit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ei der die beiden Waagschalen nicht frei pendeln, sondern auf Steinen – der Realität – und auf Büchern – den Gesetzestexten – ruhen.

In seinem 75-jährigen Bestehen entfaltet das Verfassungsgericht eine von der Rechtsgemeinschaft erhoffte Gerechtigkeitsordnung. Es stellt einer staatlichen Willkür, auch der Parteiendominanz, die Verlässlichkeit des geschriebenen Rechts und die Gebundenheit des verfassungsgerichtlichen Letztentscheiders an das Grundgesetz entgegen. Damit wird die Gerechtigkeitsidee nicht aus der geschriebenen Verfassungsordnung ausgegrenzt, sondern in die Sichtbarkeit und Nachvollziehbarkeit der geschriebenen Rechtssätze einbezogen. Aus der Gerechtigkeitsordnung wird eine geschriebene Wertordnung, die in ihren Einzelvorschriften Frieden und Demokratie, individuelle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garantiert. Auf diesem geschriebenen Recht ruht die Integrationsleistung des Verfassungsrechts und des Verfassungsgerichts.

Nach ersten Erfahrungen mit dem Grundgesetz stellt das Gericht fest, die Bildung eines einheitlichen Staatswillens sei nur möglich, wenn bei denen, die zur Mitwirkung an dieser Willensbildung berufen sind, wenigstens Einmütigkeit in der Bejahung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rundwerte bestehe. Das einende Ziel der Gerechtigkeit bleibt in Forderungen der Vernunft, der Sachgerechtigkeit, der Natur und ausdrücklich auch der „allgemeinen gefestigten Gerechtigkeitsvorstellungen“ in der Verfassungsdiskussion alltäglich präsent. Recht ohne Werte ist wertlos, Recht ohne Normativität ist kraftlos.

Verfassungsrechtsprechung wurzelt in der Verfassung und damit in einem historisch gewachsenen Rechtssatz. Sie beant-

wortet die an das Verfassungsgericht gestellte Anfrage in der Aktualität des gegenwärtigen Falles und sucht seine verfassungskonkretisierenden Maßstäbe zukunftstauglich zu entwickeln. Während der 75-jährigen Tätigkeit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festigte sich der Erfolg gesicherten Verfassungswissens und allgemeinen Verfassungsvertrauens. Dieser Erfolg ist stets auch Leistung der Rechtsgemeinschaft. Das Gericht kann nicht von sich aus tätig werden. Erst Bürger und Staatsorgane machen mit ihrem Antrag bei Gericht ein Verfahren möglich und geben ihm Gegenstand und Perspektive.

Das Gericht wird technischen Entwicklung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Veränderungen in der Perspektive des Verfassungsauftrags gerecht. Es versteht heute die Pressefreiheit als Medienfreiheit, die für alle Verbreitungstechniken gilt. Dem digitalen Wandel begegnet es mit einem allgemeinen verfassungsrechtlichen Datenschutzrecht, das Rundumüberwachung, Einschüchterung und Wissensmanipulation abwehrt, Selbstdarstellung und Identitätsbildung schützt, den Schutz gegenständlich in einem informationstechnischen System verselbstständigt (IT-System-Grundrecht). Diese besonders dichte Rechtsprechung widmet sich dem Sicherungsauftrag des

Staates, kritisiert die Anonymität durch technische Automatisierung, sucht neu entstehende digitale Mächtigkeiten zu begrenzen und dem Kontrollverlust durch digitale Vernetzung entgegenzuwirken. Sie kontrolliert weniger den Gesetzgeber und organisiert eher zusammen mit ihm einen grundrechtlichen Aufbruch und rechtsstaatliche Zuversicht gegenüber Technik, Weltmärkten und Europäischer Union.

Der Staat vertraut nicht nur auf die Freiheitsfähigkeit der Bürger, sondern pflegt auch die Voraussetzungen, damit sich Freiheit entfalten kann. Das Verfassungsgericht entscheidet in der weit überwiegenden Zahl der Fälle über eine Verfassungsbeschwerde, trägt dabei aber oft auch zur Fortbildung des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s bei. Es entwickelt ein allgemeines, über den Grundrechtsschutz hinausgreifendes Prinzip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macht die Eignung, Erforderlichkeit und Zumutbarkeit als tatsächliche Voraussetzungen individueller Lebenserwartungen und verfasster Staatlichkeit zum Entscheidungsgegenstand. Wenn es die Geeignetheit und Erforderlichkeit einer Impfung in der Pandemie prüft, eine Klimaprognose zum Umwelt- und Klimaschutz nach Wahrscheinlichkeit trifft oder eine währungspolitische Maßnahme im Rahmen des verfassungsrechtli chen Auftrags zu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Stabilität einschätzt, schafft es Bedingungen individueller Freiheit und beeinflusst das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Es gibt starke Impulse für die staatliche Sozialhilfe und die Sozialversicherungen, Maßstäbe für die Vergabe von Studienplätzen und den Auftrag der Pflichtschulen, gestaltet die Vollzugsbedingungen staatlichen Strafens. Je mehr die Grundrechte als Schutzpflichten wirken, desto mehr verändern die Grundrechte den Staatsauftrag. Der Staat pflegt reale Voraussetzungen der Freiheit.

D ie Garantie der Rundfunkfreiheit wird zu einer beitragsfinanzierten Gewährleistung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mit

hoher Neutralitätspflicht. Das Asyl- und Einwanderungsrecht fordert eine judiziell schwer mögliche Ermittlung von Fluchtgründen, Zufluchtsgewähr und Rückkehrbedingungen. Der Bundeswehreinsatz in einem Bürgerkrieg wird unter Parlamentsvorbehalt gestellt und erreicht damit seine politisch befriedende Wirkung. Reale Machtverschiebungen zwischen Mitgliedstaat und Europäischer Union sind Anlass, das individuelle Wahlrecht als Wahl eines Parlaments von politischem Gewicht prozessual zur Wirkung zu bringen. Diese Pflege von Verfassungsvoraussetzungen enthält ein Rationalitäts- und ein Humanitätsversprechen.

Die rechtsprechende Gewalt ist den Richtern „anvertraut“. So sagt es das Grundgesetz, betont damit die eigenständige Entscheidungsgewalt des Richters und vertraut auf dessen Unbefangenheit, Sachlichkeit und Amtsauftrag. Diese Entscheidungsverantwortung triff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mehr als andere Gerichtsbarkeiten. Das Grundgesetz regelt die Leitprinzipien des Verfassungsstaates meist in offenen, teilweise nur fragmentarischen Tatbeständen. Die Verfahrensgestaltung liegt – von der Annahme einer Verfassungsbeschwerde bis zur Urteilsvollstreckung – in der Hand der Richter.

Bei der Anwendung des Grundgesetzes nutz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Erfahrungen richterlicher Gediegenheit, ohne sich aber in einem Theorievorbehalt oder einem bewährten Auslegungskanon zu bin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 findet seinen normativen Anker in dem geschriebenen Wort. Er gewichtet die Entstehungs-

geschichte des Rechtssatzes, der damalige Anfragen an das Recht beantwortet und für die aktuelle Problematik des gegenwärtigen Falls weitergedacht werden muss. Vor allem aber bringt das Gericht die Verfassung sinnstiftend zur Wirkung, folgt dabei den grundgesetzlichen Prinzipien von Frieden, Freiheit, Demokratie und Gleichheit.

Neuerdings prüft es auch die Sinnhaftigkeit bürokratischer Normenfülle. Jede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berücksichtigt im Entscheidungsgegenstand auch Sinn und Zweck der Gesetze, die Verfassungsrecht vervollständigen und ergänzen, sowie die Fachgerichtsurteile, die Verfassungsrecht bereichsspezifisch – für das Privat-, Straf-, Verwaltungs-, Arbeits-, Sozial- und Steuerrecht – prägen. Nur ein für die heutige Rechtsgemeinschaft sinnstiftendes Urteil überzeugt.

Nach 75 Jahren werden die Präjudizien der Verfassungsrechtsprechung zu wichtigen Quellen verfassungsrichterlicher Erfahrung. Deren Fortbildung stärkt die Vertrautheit mit der Verfassung und dem Verfassungsgericht, vertieft das Vertrauen in Maßstab und Institutionen. Der Austausch weltweit mit anderen Gerichten und Wissenschaftlern dient zunehmend der Selbstvergewisserung jedenfalls bei Grundsatzentscheidungen. Das Kooperationsverhältnis zwischen Europäischer Union und Mitgliedstaat, zwischen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 und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st maßgeblich für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geworden.

Jeder Verfassungsrichter spricht das Wort der Verfassung. Wenn er die Robe anzieht, den Gerichtssaal betritt, gibt er seine Freiheit ab und dient nur seinem Rechtsprechungsauftrag. Abends erhält er beim Ausziehen der Robe seine persönliche Freiheit zurück.

E in Verfassungsgericht lebt und handelt in seiner Zeit. Es ist kulturell geprägt, bewahrt den Kern der erreichten Rechtskultur und ist mitverantwortlich für die Rechtsentwicklung. Gegenwärtig stehen wir vor einem Kulturwandel, vielleicht vor einem Kulturbruch. Der Staat handelt vielfach mehr durch die Macht der Finanzen als die Macht des Rechts, wird von ökonomischen Mächtigkeiten gelenkt, von seinen Bürgern überfordert. Krieg, soziale Sicherungssysteme, Digitalisierung,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Drohnen verändern die Lebens- und Arbeitswelt.

Im Jahr 1949 trägt das Gericht mit seinen judiziellen Instrumenten zur Bewältigung komplexer Umbrüche bei. Es lässt die Menschen mit dem Individualrechtsschutz der Verfassungsbeschwerde Freiheit und rechtliche Gleichheit erleben. Mit der Entfaltung der neuen Werteordnung und ihrer Integration in das geschriebene Verfassungsrecht schafft es ein Rechtsfundament, auf dem der junge Rechtsstaat innerstaatlich und international Vertrauen und Anerkennung gewinnen kann. Bei der Gründung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gemeinschaf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des Euro bietet die Rechtsprechung Maßstäbe, die Deutschland zu einem gleichrangigen Vertragspartner mit wachsendem verfassungsstaatlichen Gewicht hat werden lassen.

Für die Wiedervereinigung 1989 hält das Gericht beharrlich am verfassungsrechtlichen Vereinigungsauftrag fest, bewahrt die gemeinsame Staatsangehörigkeit aller Deutschen, versteht den das Grundgesetz ändernden Einigungs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er DDR nicht als eine Verfassungsänderung mit einer fremden Macht, sondern als Verständigung der beiden noch getrennten Teile eines wiedervereinigungsbereiten Staatsvolkes.

Nachdem die Bürger in der DDR die weltpolitische Chance der Wiedervereinigung genutzt haben, unterstütz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en in seiner Komplexität schwer zugänglichen Einigungsprozess durch eine bereichsspezifische Beurteilung von Teilkomplexen nach erprobten Maßstäben. Für die gesamtdeutsche Wahl, die Spione und Mauerschützen, die Enteignung von Eigentum durch das Deutsche Reich oder die Sowjetunion und das Verbleibe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berücksichtigt es die Faktizität des Vergangenen und die Möglichkeiten rechtsstaatlicher Erneuerung. Es sucht einen Ausgleich vor allem für die unersetzlichen Persönlichkeitsschäden und erinnert an die begrenzten Ausgleichskapazitäten des Staates.

Kernauftrag des Gerichts bleibt der Zusammenhalt und Zusammenklang der Verfassungsgemeinschaft. Klang erinnert an die jüngste Feierstunde des Gerichts zum Richterwechsel, die üblicherweise mit Musik beginnt. Der Präsident des Gerichts, Stephan Harbarth, wies auf den Gleichklang von Musik und Rechtsprechung in einer Harmonie hin, die nicht dort entstehe, wo alles gleich klingt, vielmehr stets stimmige Ungleichheit sei, sich von Disharmonie durch die richtige Proportion unterscheide. In der fachlich kontroversen gerichtlichen Debatte führe die Kraft des besseren Arguments und der Sinn für den institutionellen Auftrag zu einer abgestimmten Gesamtaussage. Bei dieser Feierstunde waren die Klänge eines Jazztrios zu hören.

Professor Dr. Paul Kirchhof ist Seniorprofessor distinctus für Staats- und Steuerrecht an der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Die FIFA ist zu mächtig, um sich selbst zu kontrollieren

Jetzt ist die EU gefragt: Sie muss ihre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ausspielen und Reformen erzwingen / Von Franz C. Mayer und Miguel Poiares Maduro

Die FIFA hat sich zu einer der mächtigsten Institutionen der Welt entwickelt. Sie verfügt über enorme Macht, unterliegt dabei aber bemerkenswert wenig Kontrolle. Jüngste Kontroversen – von politischer Einmischung bis hin zu Vorschlägen, die eine weitere Kommerzialisierung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durch private Investitionen vorsehen – sind keine vereinzelten Fehltritte. Sie sind vielmehr Symptome eines Führungsmodells, das an seine Grenzen gestoßen ist.

Dass der gegenwärtige FIFA-Präsident Gianni Infantino nicht bleiben kann, ist ziemlich offensichtlich. Jedenfalls ist ihm eine weitere Amtszeit schon aus Rechtsgründen versagt. Artikel 33 Absatz 2 der FIFA-Statuten sieht eine Amtszeitbegrenzung auf drei Amtszeiten vor. Die Verleihung von Macht auf Zeit ist eines der fundamentalsten Demokratiemerkmale und unterscheidet diese grundsätzlich von anderen Herrschaftsformen. Es ist bezeichnend, wenn Mandatszeitbegrenzungen wegargumentiert oder ignoriert werden, wie es auch Infantino versucht. Allerdings: Es genügt nicht, nur eine Figur auszuwechseln.

Das zentrale Problem ist bemerkenswert einfach zu beschreiben: Die FIFA ist sowohl Regulierungsbehörde des Weltfußballs als auch dessen wichtigster kommerzieller Akteur. Sie schreibt die Regeln, kontrolliert den Zugang zu Wettbewerben, reguliert die Teilnehmer und profitiert gleichzeitig von genau den Märkten, die sie reguliert. In jedem anderen Sektor wäre dies ein offensichtlicher Interessenkonflikt. Doch im Fußball hat sich genau diese Konstellation als Normallage etabliert.

Das Governance-Modell der FIFA bietet starke Anreize, der Gewinnmaximierung Vorrang einzuräumen. Finanzielle Ressourcen sind in dem Modell nämlich auch politische Ressourcen. In der FIFA stützen sie ein Patronagesystem, das Amtsinhaber fest im Sattel hält und abweichende Meinungen unterbindet. Die Machtkonzentration innerhalb der FIFA ist kein Zufallseffekt einer bestimmten Führung; sie ist die absehbare Folge finanzieller und institutioneller Anreize. Einen „imperialen“ Präsidenten zu ersetzen, ohne diese Anreize zu ändern, würde lediglich den Boden für einen weiteren „imperialen“ Präsidenten bereiten.

Dieses Patronagesystem wird durch den kleinen und geschlossenen Pool von Entscheidern begünstigt, der über das Präsidentenamt befindet. Die regionalen Konföderationen und die meisten nationalen Fußballverbände weisen dabei dieselben Governancedefizite auf wie die FIFA. Erneuerungen an der Spitze finden selten statt, tonangebend ist ein relativ stabiler Kreis von Amtsinhabern und von diesen ausgesuchten Nachfolgern. Frauen sind stark unterrepräsentiert, Fans sowie andere Interessengruppen haben kaum Mitspracherechte. Die herrschenden Institutionen des Fußballs berufen sich auf eine Legitimität von unten nach oben, tatsächlich agieren sie indessen von oben nach unten.

Neu auf F.A.Z. Einspruch

Jetzt im Podcast: Stephan Harbarth, Präsident des Bundes- verfassungsgerichts, im Gespräch mit F.A.Z. Einspruch.

faz.net/einspruch

Auch gehaltvolle Kontrollmechanismen im Sinne von „checks and balances“ fehlen. Unabhängige Einrichtungen können nicht unabhängig bleiben, wenn Ernennungen, Mandate und Abberufungen letztlich von genau jenen Mächten abhängen, die sie eigentlich kontrollieren sollen. Nur Regeln allein führen noch nicht zur effektiven Verantwortung. Sie erfordern Institutionen, die in der Lage sind, diese Regeln ohne Furcht oder Präferenz für Privilegierte durchzusetzen. Sonst droht Recht ohne Rechtlichkeit, ohne „rule of law“.

Die drohende Rechtlosigkeit wiegt auch deswegen besonders schwer, weil sie weit über den Fußball hinaus wirkt. Schließlich sind die von der FIFA verwalteten Fußballregeln wahrscheinlich das weltweit universellste Regelwerk überhaupt, universeller als Verkehrsregeln oder religiöse Normen. Sogar in der Diktatur ist ein Handspiel als Handspiel nicht erlaubt.

Die Lösungsperspektiven für die beschriebene Problemlage sind weder besonders radikal noch präzedenzlos. Die Regulierungsfunktionen der FIFA sollten von ihren kommerziellen Aktivitäten getrennt werden – das Gegenteil der geplanten verstärkten Kommerzialisierung. Die Governance sollte tatsächlich inklusiv und repräsentativ werden und Spielern, Fans, Frauen und anderen Interessengruppen, die von der Entscheidungsfindung weitgehend ausgeschlossen sind, eine echte Stimme geben. Unabhängige Aufsicht muss wirklich unabhängig werden, geschützt durch transparente und von Interessenkonflikten freie Ernennungsverfahren sowie gesicherte Mandate.

Die dem aktuellen Machtsystem der FIFA inhärenten Anreize machen es unmöglich, dass die skizzierten Reformperspektiven von innen heraus angestoßen werden. Die Politik trägt hier eine Verantwortung, der sie sich nicht länger entziehen darf. Der Gerichtshof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hat wiederholt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Sportverbände, die über eine Macht verfügen, die der öffentlicher Gewalten entspricht, und die Regulierungsbefugnisse in demselben Markt ausüben, den sie wirtschaftlich kontrollieren, erhebliche rechtliche Risiken bergen.

Die Reichweite der regulativen Macht Europas zeigt sich in dem Protest der UEFA gegen Infantinos jüngste Kommerzialisierungspläne. Zwar ist die UEFA in Sachen Kommerzialisierung des Fußballs bisher eher Teil des Problems als Teil der Lösung. Aber Europas ökonomische Macht kann Rechtsstaatlichkeit, Wertorientierung und vieles mehr weit über Europas Grenzen hinaus fördern, wenn man willens und mutig genug ist, sich mit vereinter Stimme für diese Ziele einzusetzen. Bisher haben die europäischen Institutionen weitgehend die Autonomiebehauptungen des Sports gelten lassen. Diese wohlwollende Zurückhaltung lässt sich nicht länger rechtfertigen. Denn der Sport stellt einen bedeutenden Sektor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 dar.

Es gibt bereits eine Vielzahl von Vorschlägen für Strukturreformen, die von mehr Transparenz bis hin zu institutionellen und strukturellen Maßnahmen reichen. Diese zielen beispielsweise darauf ab, den Kreis der bei der FIFA vertretenen Interessengruppen und deren demokratischen Charakter zu erweitern oder wirksame Kontrollmechanismen im Sinne von „checks and balances“ und eine Gewaltenteilung zu etablieren. Die EU könnte entweder im Rahmen ihrer Befugnisse im EU-Binnenmarkt auf die Einhaltung dieser Standards durch die FIFA hinwirken oder eine internationale Initiative zur Errichtung einer transnationalen Agentur in diesem Bereich anführen. Hier ist an das Modell der Welt-Anti-Doping-Agentur (WADA) für den Bereich Doping zu erinnern. Kein Markt dieser Größenordnung darf der Regulierung durch seine eigenen Akteure überlassen werden, ohne dass eine wirksame Kontrolle oder effektive Rechenschaftspflicht besteht.

Professor Dr. Franz C. Mayer ist Ethik-Beisitzer im DFB-Bundesgericht und lehrt Europa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Bielefeld.

Professor Dr. Miguel Poiares Maduro, früherer Generalanwalt am EuGH, war Vorsitzender der FIFA-Governance-Kommission und Prüfungskommission und lehrt Europarecht am Europäischen Hochschulinstitut Florenz.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Kinder der „Waldfamilie“ in der Schule

ROM. Für die drei Kinder der „Waldfamilie“ aus den Abruzzen hat am Mittwoch die Schule begonnen. Das jüngere Zwillingspaar – ein Mädchen und ein Junge im Alter von sieben Jahren – kam in die zweite Klasse einer öffentlichen Schule in der Gemeinde Vasto, die neun Jahre alte Tochter in die vierte Klasse.

Damit geht der Sorgerechtsstreit der Eltern Catherine Birmingham und Nathan Trevallion mit den italienischen Behörden in die nächste Runde. Die Eltern durften ihre Kinder am ersten Schultag nicht begleiten. Das australisch-britische Paar hatte sich aus weltanschaulichen Gründen für ein Leben mit seinen Kindern in einem einfachen Bauernhaus entschieden – in der Natur, mit vielen Haustieren, aber ohne Anschluss an die Strom- und Wasserversorgung.

Am 20. November hatte eine Jugendrichterin in der Regionalhauptstadt L'Aquila verfügt, dass die Kinder aus dem Bauernhaus in Palmoli in eine rund 30 Kilometer entfernte staatliche Betreuungseinrichtung in Vasto verbracht werden. Dort leben die drei Geschwister bis heute. Nach Ansicht der Richterin waren die Wohnverhältnisse in dem einfachen Haus für die Kinder nicht angemessen. Zudem sollen die Eltern ihre Verpflichtung zur schulähnlichen Unterrichtung nicht erfüllt haben. Homeschooling ist in Italien erlaubt, sofern sich die Kinder regelmäßigen Prüfungen der Schulbehörden unterziehen.

Zuletzt hatten der Anwalt der Familie sowie deren Unterstützer vergeblich zu erreichen versucht, dass die Kinder gemeinsam mit ihren Eltern die langen Sommerferien verbringen dürfen. Auch den Antrag, die Kinder im Wohnort der Eltern in Palmoli einzuschulen statt in Vasto, hatte die Jugendrichterin abgelehnt.

Am Dienstagnachmittag war ein erster Besuch der drei Geschwister im neuen Domizil der Eltern in Palmoli, das von der Gemeinde kostenlos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ird, im letzten Augenblick gescheitert. Zur Begründung hieß es, die Sicherheit für die Kinder und die sie begleitenden Sozialarbeiterinnen habe wegen der Anwesenheit von Journalisten nicht gewährleistet werden können.

Der Bürgermeister von Palmoli, Giuseppe Masciulli, wies die Behauptung als gegenstandslos zurück, weil sich sämtliche Berichterstatter lange vor dem angesetzten Besuchstermin auf Bitten der Eltern entfernt hätten. Das erste Treffen der Eltern mit ihren Kindern außerhalb der Betreuungseinrichtung in Vasto habe dann stattdessen mit erheblicher Verzögerung an einem „neutralen Ort“ stattgefunden, teilte der Anwalt mit.

Die Gemeinde muss für die Unterbringung der in Palmoli gemeldeten Kinder monatlich 7500 Euro an das Kinderheim in Vasto überweisen. „Wir müssen die Kosten gemäß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tragen“, klagt Bürgermeister Masciulli, der sich für die Rückkehr der Kinder zu ihren Eltern einsetzt. „75.000 Euro für zehn Monate sind sehr viel für eine Gemeinde von gerade einmal 850 Einwohnern.“ Die Gemeinde hofft auf Zuschüsse vom Innenministerium in Rom. MATTHIAS RÜB

Nick Reiner droht keine Todesstrafe

LOS ANGELES. Auch nach einem möglichen Schuldspruch droht dem mutmaßlichen kalifornischen Doppelmörder Nick Reiner keine Gift-spritze. Wie der Bezirksstaatsanwalt von Los Angeles, Nathan Hochman, am Dienstag mitteilte, verzichtet er bei dem bevorstehenden Strafprozess gegen den Dreiunddreißigjährigen darauf, die Todesstrafe zu fordern.

Hochman verwies auf die Umstände der Ermordung der Eltern des Angeklagten, des Filmemachers Rob Reiner („Harry und Sally“) sowie dessen Ehefrau Michele. Nick Reiner soll das Ehepaar im Dezember nach einem Streit während einer Weihnachtsfeier bei dem Komiker Conan O'Brien in seiner Villa im Stadtteil Brentwood in Los Angeles mit Dutzenden Messerstichen getötet haben.

Wie Hochman sagte, hatten sich auch Nick Reiners Geschwister Romy und Jake gegen die Todesstrafe für ihren psychisch gestörten und drogensüchtigen Bruder ausgesprochen. Der Staatsanwalt habe sich deshalb dazu entschieden, eine lebenslange Haftstrafe ohne die Möglichkeit einer Entlassung zu fordern. Mit dem Prozessbeginn sei nicht vor 2027 zu rechnen.

Obwohl die Wähler in Kalifornien seit Jahren gegen die Abschaffung der „death penalty“ stimmen, setzte Gouverneur Gavin Newsom die Vollstreckung von Todesurteilen 2019 aus. Die Todeszelle in San Quentin wurde inzwischen stillgelegt. ceh.

So soll die Wiesn sicherer werden

Am Samstag beginnt das 191. Oktoberfest in München. Stadt und Polizei wollen mehr für die Sicherheit der Besucher tun.

Von Timo Frasch, München

Die Stadt München hat für das am Samstag beginnende 191. Oktoberfest di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noch einmal verstärkt. Zusätzlich zu den 56 Polizeikameras setzt das für die Sicherheit zuständige Kreisverwaltungsreferat (KVR) 26 Überwachungskameras ein, die durch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gestützt werden. Sie erstellen Wärmebilder, sogenannte „Heat Maps“, und lösen automatisch Alarm aus, sollten die Menschenansammlungen zu dicht werden. Wie Hanna Sammüller, Kreisverwaltungsreferentin von den Grünen, am Mittwoch bei einer Pressekonferenz, in München erläuterte, gibt es bei der Überwachung der Massen, dem „Crowdspotting“, „unterschiedliche Eskalationsstufen“. Das betrifft auch die Kommunikation in Richtung Besucher. Für jede Stufe gebe es „vorgegebene Texte“, die dann auf der Wiesn über die Lautsprecher zu hören seien, in unterschiedlichen Sprachen.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sich am zweiten Oktoberfestwochenende die Menge vor den Festzelten so stark gestaut, dass Menschen in Panik gerieten. Durchsagen, das Festgelände sei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gesperrt worden, trugen eher zur weiteren Beunruhigung bei, zumal sie zunächst im Unklaren ließen, was der Grund für die Stauungen gewesen war. Es kursierten Spekulationen über eine mutmaßliche Terrorlage oder dergleichen.

Christian Scharpf (SPD), als Referent für Arbeit und Wirtschaft auch Chef der Wiesn, gab damals mit den Worten, es sei „noch mal alles gut gegangen“, zu erkennen, dass das größte Volksfest der Welt womöglich nur knapp einer Katastrophe entronnen war. Diesmal soll sogar Blasmusik, ohne die Bayern laut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CSU) undenkbar ist, zur Krisenprävention eingesetzt werden. Um internationale Gäste verstärkt an Wochentagen anzulocken, darf sie in den Zel-

ten diesmal eine Stunde früher beginnen. Scharpf hatte allerdings hervorgehoben, dass „aufheizende Musik“ – mutmaßlich à la „Skandal im Sperrbezirk“ oder „Hulapalu“ – für den Abend reserviert bleibe. Es wird drei Sperringe um das Fest geben, dort ist der Verkehr verboten, aber auch die Benutzung und das Abstellen von E-Scootern. In den gut zwei Wochen, die das Fest dauert, werden ständig jeweils 600 Polizisten im Einsatz sein, dazu laut Sammüller „immer 1200 bis 1600 Ordnerinnen und Ordner“. Allerdings setzen Stadt und Polizei nicht nur auf die Kraft von Kontrolle und Repression, sondern auch auf den deeskalierenden Charme der bayerischen Lebensart, siehe Blasmusik. Überdies soll es in den Wiesn-nahen U-Bahnhöfen laut dem Münchner Polizeivizepräsidenten Christian Huber „präventive Durchsagen“ der Polizei geben, und zwar „mit sympathischem münchnerischem oder bayerischem Dialekt“. Es ist auch dafür gesorgt, dass Ordner, die laut Sammüller zu einem großen Teil nicht aus München kommen, in einer Besprechung sensibilisiert werden bei Themen wie Rassismus oder Sexismus, damit sie, so die Kreisverwaltungsreferentin, „einfach wissen, was hier der Sensibilisierungsgrad in der Landeshauptstadt München ist“. Für Notfälle, Bedrohungen oder sexuelle Übergriffe unterstützen viele Zelte die „Safe Now“-App, mit der per Klick das Sicherheitspersonal gerufen werden kann. Sammüller machte auch vor diesem Hintergrund darauf aufmerksam, dass man sparsam mit dem eigenen Handyakku umgehen oder eine Powerbank in der Lederhose mitführen solle. Allen, die nach der fünften Maß Bier ihrem Wiesn-Tag die Krone aufsetzen wollen, sei übrigens gesagt: Der Genuss von Cannabis ist auf dem gesamten Festgelände verboten. Bei Zuwiderhandlung drohen laut Polizeivizepräsident Huber Bußgelder von bis zu 1500 Euro.

El Niño hat die Südhalbkugel schon im Griff

Dürren, Sturzfluten, Ernteausfälle: Das Klimaphänomen schaukelt sich weiter auf. Von Joachim Müller-Jung

Was hat dieser Super-El-Niño noch im Gepäck? Wird es so schlimm wie befürchtet? Rund um den Globus, vor allem aber in der Südhemisphäre, sind Katastrophenbehörden mobilisiert, um auf etwas zu reagieren, das sich schon jetzt, drei bis vier Monate vor dem eigentlichen Höhepunkt, wie ein Wetter-Tsunami anfühlt.

In Peru wurde schon in fast der Hälfte des Landes der Notstand ausgerufen, der Touristenmagnet Machu Picchu wurde vorzeitig geschlossen. Immer wieder stürzt sintflutartiger Regen herab, wie in Chile auch. Ecuador hat in mehreren Hundert Bezirken die Warnstufe auf Orange erhöht, auch dort kündigen sich Sturzfluten und Überschwemmungen an. Gleichzeitig herrscht weiter nördlich Dürrealarm, in Panama, Honduras und El Salvador, ebenso wie in Indonesien, Ost- und Südafrika. An der kalifornischen Küste pappt die Luft vor tropischer Feuchte, die Küste ist in absurd warmes Wasser getaucht.

Schon jetzt hat El Niño den Planeten fest im Griff. Als beispiellos, rekordverdächtig, ja als historisch betrachten alle Experten das Naturphänomen schon seit vielen Wochen. Manche nennen ihn „Monster-“ oder „Godzilla-El-Niño“. Tatsächlich ist der entscheidende Messwert, der diesen El Niño als ungewöhnlich stark ausweist, schon lange überschritten: Sobald eine bestimmte Region im zentralen Pazifik zwei Grad wärmer ist als im langjährigen Schnitt, sprechen Forscher von einem Super-El-Niño. Der aktuelle hat in diesen Tagen die Drei-Grad-Marke überschritten, prognostiziert werden von allen Klimamodellen weltweit noch weiter steigende Temperaturen; auch vier Grad sind möglich, was es nach allen bekannten Daten seit mindestens 170 Jahren nicht mehr gegeben hat.

Die Wärmeanomalie tritt mehr oder weniger regelmäßig alle paar Jahre auf. Zusammen mit seinem kalten Gegenstück, La Niña, bildet sie den als ENSO bekannten meteorologischen Zyklus, der seinen Anfang stets im tropischen Pazifik

nimmt. Dort, im größten Ozeanbecken der Welt, bewegen sich riesige Wassermassen von der einen zur anderen Seite, eine Art Schaukelbewegung, angetrieben von starken Strömungen in der Luft und im Wasser. Bei El Niño sind es mit Wärme aufgeladene, unfassbar große Wassermassen aus dem Westen des Pazifiks, die östlich vor die Küste Südamerikas transportiert werden und die Atmosphäre darüber so stark verändern, dass die Folgen rund um den Globus spürbar sind.

Wie stark die Folgen spürbar sind und wo das Wetter in die Katastrophe kippt, ist schwer kalkulierbar. Dass über dem Atlantik weniger Hurrikane auftreten (oder gar keine, wie in diesem Sommer bisher), über dem Pazifik dagegen wesentlich mehr, ist erwartbar. Mit der Intensität des Phänomens, so eine Faustregel, steigt auch das Katastrophenrisiko. Denn aus den enormen Warmwassermengen verdunstet mehr Wasser in die Atmosphäre, was Extremregen und Überflutungen in vielen Gegenden und extreme Trockenheit in anderen wahrscheinlicher werden lässt.

Vor Anker vor der Küste Perus: Tausende Fischer saß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fest, weil die durch El Niño verursachte Erwärmung des Meeres den Bestand an Sardellen dezimiert hat. Foto AFP

Gleichzeitig steigt mit den Ozeantemperaturen und dem Wasserdampf auch die Hitzegefahr – nicht nur im Meer, sondern auch an der Luft.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werden quasi nur noch globale Monatsrekorde erwartet. Das Jahr 2027 dürfte nach allen Voraussagen der Klimaforscher wegen dieses Super-El-Niños die bisherigen globalen Temperaturrekorde klar übertreffen. Die in den saisonalen Vorhersagen des Europäischen Zentrums für mittelfristige Wettervorhersage für den Winter prognostizierten Werte dürften Skienthusiasten beunruhigen: Für Europa kündigen die Modelle weniger Schnee an, allerdings mit Restunsicherheiten.

Was diesen außergewöhnlichen Super-El-Niño so massiv antreibt, ist noch nicht endgültig geklärt. Sicher ist: Er ist der stärkste und in seiner Entwicklung auch schnellste in einer Reihe von sehr starken El Niños, die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Dekaden aufgetreten sind. Der seit Jahren diskutierte Verdacht, der globale Klimawandel könnte die Wärmeanomalie zusätzlich anheizen, ist vor Kurzem von Forschern mit einer chemischen Analysereihe von Pazifikkorallen erhärtet worden.

Auch die jüngsten Klimadaten stützen diese These. So meldet der europäische Klimadienst Copernicus nicht nur seit Monaten ununterbrochen neue historische Rekordwerte bei den Ozeantemperaturen, auch das aktuelle Ausmaß der marinen Hitzewellen ist beispiellos. Gut 15 Prozent der Meere sind in den ersten beiden Septemberwochen so warm wie nie zuvor. Das ist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 wie beim bisherigen Septemberrekord. Wenn also meteorologisch nichts Ungewöhnliches passiert, dürfte sich El Niño bis zum Höhepunkt Ende des Jahres weiter aufschaukeln.

Auch Maddox heißt nun nicht mehr Pitt

LOS ANGELES. Er nannte ihn „Weltklasse-Arschloch“. Der Post bei Instagram, den der damals 16 Jahre alte Pax 2020 an seinen Adoptivvater Brad Pitt richtete, hatte es auch sonst in sich. Der Hollywoodstar sei ein verabscheuungswürdiger, kalter Mensch. „Du zeigst deinen vier jüngsten Kindern kein Mitgefühl. Sie zittern in deiner Nähe.“ Die Trennung seiner Adoptivmutter Angelina Jolie von Pitt lag da schon vier Jahre zurück.

Die 50 Jahre alte Oscar-Preisträgerin („Durchgeknallt“) hatte im September 2016 die Scheidung eingereicht und mit den Kindern eine Villa im Viertel Los Feliz in Los Angeles bezogen. Anlass war der Streit an Bord eines Privatjets. Pitt, der später zugab, seit dem College keinen Tag ohne Alkohol oder Marihuana erlebt zu haben, soll handgreiflich gegen Pax’ älteren Adoptivbruder Maddox geworden sein. Der Fünfzehnjährige hatte angeblich versucht, Jolie während des Fluges vor einem Wutausbruch Pitts zu schützen. Das Jugendamt in Los Angeles leitete Ermittlungen gegen den Oscar-Preisträger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ein. Eine Anklage blieb aber aus.

Dass der Familienstreit aber weiterging, lassen nicht nur Jolies und Pitts juristische Scharmützel über das einst gemeinsame südfranzösische Weingut Château Miraval ahnen. Auch die Entscheidung von fünf der sechs Kinder des früheren Glamourpaars, den Nachnamen von „Jolie-Pitt“ zu „Jolie“ zu kürzen, spricht Bände. Ein Gericht in Los Angeles stimmte in dieser Woche dem Antrag auf Namensänderung des 25 Jahre alten Maddox zu. Der gebürtige Kambodschaner nennt sich jetzt auch offiziell Maddox Chivan Jolie. Schon vor einigen Monaten arbeitete der Hobby-Pilot unter dem Namen seiner Mutter als Regieassistent an ihrer Produktion „Couture“.

Vor zwei Jahren hatte bereits seine 20 Jahre alte Schwester Shiloh, Jolies und Pitts ältestes biologisches Kind, den Namen des Vaters abgelegt. Auch Vivienne, ihre jüngere Schwester, beantragte vor einigen Wochen, schlicht als „Jolie“ durchs Leben zu gehen.

Ihr Zwillingsbruder Knox verzichtet schon seit Monaten auf „Pitt“, soll eine juristische Namensänderung aber vorerst nicht verfolgen. Zahara, die 2005 in Äthiopien adoptiert wurde, treibt den Abschied von Pitt dagegen vor Gericht voran. Die angehende Psychologin darf den Namen ihres Adoptivvaters voraussichtlich am 28. September offiziell ablegen.

Pax, inzwischen 22 Jahre alt, fühlt sich mit „Pitt“ aber weiterhin wohl. Der Produktionsassistent und Fotograf, den Jolie als Vierjährigen in Vietnam aus einem Waisenhaus holte und den Pitt später adoptierte, scheint seinen Namen nicht ändern zu wollen. Laut „New York Post“ soll er auch nach der Trennung seiner Eltern enge Verbindungen zu der Schwester seines Vaters, Julie Pitt Neal, und deren fünf Kinder pflegen. Der Kontakt zu seinem Vater, der „despicable person“ aus Pax’ Post vor sechs Jahren, liegt derweil auf Eis. CHRISTIANE HEIL

Kurze Meldungen

Kardashian bekommt Geld

Knapp zehn Jahre nach dem Raubüberfall auf Kim Kardashian in einem Pariser Hotel hat ein französisches Gericht ihr Schadenersatz in Höhe von einem Euro zugesprochen. Das Gericht folgte mit der Summe einem Vorschlag der kalifornischen Reality-Darstellerin und Unternehmerin, die nur eine symbolische Zahlung verlangt hatte. Während der Paris Fashion Week war sie im Oktober 2016 von mindestens acht bewaffneten Tätern in ihrer Suite heimgesucht worden. Wie sie das Gericht bei dem Strafprozess 2025 wissen ließ, fesselten die Räuber sie mit Kabelbindern. Die Täter, die Schmuck und Uhren im Wert von mehr als sechs Millionen Dollar mitnahmen, wurden zu einigen Jahr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Die Beute, darunter der etwa vier Millionen Dollar teure Verlobungsring von Kardashians damaligem Ehemann Ye, bleibt aber verschwunden. ceh.

Vitale geht zu Armani

Dario Vitale wird neuer Chefdesigner von Emporio Armani, der Zweitlinie der Marke Giorgio Armani. Außerdem soll der Dreiundvierzigjährige Giorgio Armani Accessories als Kreativdirektor leiten. Die Entscheidung wurde ein Jahr nach dem Tod von Firmengründer Giorgio Armani verkündet, der am 4. September 2025 im Alter von 91 Jahren gestorben war. Vitale war im April 2025 bei Versace zum Nachfolger von Donatella Versace bestimmt worden, wurde aber nach der Übernahme durch Prada schon im Dezember wieder freigestellt. F.A.Z.

Das vorletzte Wort Von Michael Martens

Das Urteil des Kosovo-Tribunals gegen den einstigen kosovarischen Freischärlerführer Hashim Thaçi war juristisch nur das vorletzte Wort. Ein Berufungsverfahren steht aus. Angesichts der Beweislage scheint es aber gut und richtig, dass Thaçi nun verurteilt wurde. Zumindest nach derzeitigem Wissensstand wirkt es auch wenig wahrscheinlich, dass eine Berufung mit einem Freispruch enden könnte. Aber ein milderes, gerechteres Urteil? Ob die Höhe der Strafe von 25 Jahren Haft, die jetzt verhängt wurde, in einem vernünftigen Verhältnis zu den Strafen für serbische Kriegsverbrecher steht, sollte im Lichte der Geschichte zumindest als fragwürdig erscheinen.

Das Urteil sollte nicht dazu verleiten, die historischen Proportionen des Geschehens im Kosovo 1999 zu verwischen. Ausgelöst wurde der Konflikt durch die großserbische Politik des 2006 gestorbenen Belgrader Potentaten Slobodan Milošević. Serbische Sicherheitskräfte haben ungleich größere Verbrechen begangen als jene, die der „Befreiungsarmee Kosovo“ (UÇK) zur Last gelegt werden. Opfer sollten nicht pauschal zu Tätern gemacht werden. Deshalb tat das Gericht gut daran hervorzuheben, dass im Haag weder die Kosovo-Albaner noch die UÇK und deren Kampf für die Unabhängigkeit vor Gericht standen. Dieser Kampf war angesichts der serbischen Unterdrückung ebenso unvermeidlich wie gerechtfertigt.

Missstände

Von Thomas Jansen

Auf Betroffenheitsrituale folgt oft ein Schnellschuss. Nicht einmal zwei Monate nach dem mutmaßlich islamistisch motivierten Anschlag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Berlin haben Innenminister Dobrindt und Justizministerin Hubig gezeigt, dass es auch anders geht: Ihr Zehn-Punkte-Plan zum besseren Schutz vor islamistischem Terrorismus zieht die richtigen Lehren aus diesem und früheren Anschlägen, ohne rechtsstaatliche Standards preiszugeben. Härtere Strafen für Messerangriffe, häufigere Anordnung von Fußfesseln für Gefährder und eine Begründungspflicht, wenn Gerichte für Heranwachsende das Jugendstrafrecht heranziehen, weisen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Für manches, etwa für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n, ist der Bund aber gar nicht zuständig, sondern die Länder. Und bei manchen Punkten reibt sich nicht nur der juristische Laie ungläubig die Augen: Zum Beispiel, dass das Sicherheitsinteresse der Allgemeinhei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soll, wenn es vor Gericht darum geht, ob eine Freiheitsstrafe von mindestens einem halben Jahr zur Bewährung ausgesetzt wird. Oder dass es erst einer Gesetzesänderung bedarf, damit auch Landesbehörden die Telekommunikationsanbieter zur Verkehrsdatenspeicherung verpflichten können. Warum ist das nicht schon längst selbstverständlich? Diese Missstände gehören hoffentlich bald der Vergangenheit an.

Demonstranten töten in Ir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drängt die deutsche Justiz, gegen Täter zu ermitteln.

E s sei der „wahrscheinlich umfangreichste Bericht, den wir je geschrieben haben“, sagt Julia Duchrow, die Generalsekretärin der deutschen Sektion v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1149 Seiten hat die Analyse, die die Organisation am Mittwoch zum vierten Jahrestag des Todes der Iranerin Jina Mahsa Amini vorgelegt hat. Darin geht es um die blutige Niederschlagung der Frau-Leben-Freiheit-Bewegung von 2022. Amnesty International benennt 87 mutmaßliche Täter, darunter Kommandeure der Revolutionsgarde und der Polizei sowie Bezirksgouverneure. Dazu die Befehlsketten. Außerdem werden die Todesumstände von 377 Personen nachgezeichnet.

In jahrelanger Recherche hat die Organisation 270 Öpfer, Angehörige, Mediziner und Zeugen befragt, Videomaterial ausgewertet und vertrauliche Dokumente des iranischen Regimes gesichtet. Etwa eines, in dem der Polizeikommandeur der Provinz Mazandaran den Befehl gibt, „ohne Gnade“ gegen Demonstranten „bis hin zum Tod“ vorzugehen. „Die Belege lassen keine Zweifel zu“, sagt Raha Bahreini, die den Bericht verfasst hat.

Mit der Recherche will Amnesty Druck auf Ermittlungsbehörden in westlichen Staaten aufbauen, um im Rahmen des Weltrechtsprinzips gegen die mutmaßlichen Täter vorzugehen. Der Vorwurf: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Duchrow sieht vor allem die deutsche Justiz in der Pflicht, weil Dutzende Überlebende und Zeugen in Deutschland leben.

Da sich mutmaßlich aber keiner der Täter hierzulande aufhält, ginge es zunächst um ein sogenanntes Strukturermittlungsverfahren. Das hat das Ziel, Beweise zu sichern, Tatstrukturen zu rekonstruieren und mögliche Verantwortliche zu identifizieren. Nach dem Völkerstrafgesetzbuch wäre dafür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zuständig. Der hat in der Vergangenheit auch schon solche Verfahren eingeleitet, etwa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Unterstützt wird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dabei von der Zentralstelle für die Bekämpfung von Kriegsverbrechen beim Bundeskriminalamt. Wie das BKA auf F.A.Z.-Anfrage mitteilte, stehen die Er-

Von Friederike Böge und Finn Hohenschwert

mittler dafür auch mit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in Kontakt, die als unabhängige Beobachter Beweise aus den Konfliktregionen sichern und dokumentieren. Auch Berichte v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werden dem BKA zufolge bei der Bewertung völkerstrafrechtlicher Sachverhalte regelmäßig berücksichtigt. Ob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Niederschlagung der Proteste in Iran bereits Strukturermittlungsmaßnahmen eingeleitet wurden, wollten weder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noch das BKA auf F.A.Z.-Anfrage kommentieren.

Der Appell der Menschenrechtler geht an die Justiz einzelner Staaten, weil es höchst unwahrscheinlich ist, dass der UN-Sicherheitsrat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mit der Lage in Iran befasst. Das wäre nötig, weil das Land das Römische Statut nicht unterzeichnet hat. Auf Grundlage des Weltrechtsprinzips wurde 2022 schon einmal ein Iraner wegen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in Europa vor Gericht gestellt. Ein schwedisches Gericht verurteilte Hamid Nouri zu lebenslanger Haft wegen Beteiligung an Massenhinrichtungen im Jahr 1988. Möglich war das nur, weil Exiliraner ihn unter dem Vorwand einer Luxusreise nach Stockholm lockten, wo er 2019 am Flughafen festgenommen wurde. Der mühsam erkämpfte Erfolg war von kurzer Dauer: Iran nutzte Geiseldiplomatie, um Nouri 2023 im Austausch gegen den schwedischen EU-Diplomaten Johan Floderus und einen weiteren Schweden freizupressen.

Gegen die Mörder: Demonstration in Berlin am 16. September 2023 Foto EPA

Dass sich so viele mutmaßliche Opfer und Zeugen in Deutschland befinden, liegt daran, dass die Ampelregierung unter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SPD) laut Amnesty nach dem Beginn der Frau-Leben-Freiheit-Bewegung etwa 460 humanitäre Visa an Iraner erteilte. In der laufenden Legislaturperiode seien bis zum 25. März 2026 etwa 90 solcher Visa zugesagt worden. Inwieweit das Teilnehmer der jüngsten Massenproteste vom Januar 2026 einschließt, ist unklar.

Bei der Niederschlagung dieser jüngsten Proteste wurden innerhalb von zwei Tagen Tausende Demonstranten getötet. Die Opferzahl war um ein Vielfaches höher als bei der Frau-Leben-Freiheit-Bewegung. Das Ausmaß sei „selbst für jene von uns, die seit Jahren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dokumentieren“, zuvor unvorstellbar gewesen, sagt Raha Bahreini. „Die Straflosigkeit und die Tatsache, dass sie für das frühere Vorgehen von 2019 und 2022 keinen Preis gezahlt haben, hat die Verantwortlichen ermutigt, die Repression noch mehr zu verstärken.“

Die Parallelen im Vorgehen der Regimekräfte sind unverkennbar. Direkte Schüsse in die Menschenmenge und auf fliehende Demonstranten, Einschüchterung der Angehörigen, Manipulation der Opferzahlen, Verweise auf die Beteiligung angeblicher „Terroristen“, massenhafte Festnahmen – und massive Gewaltanwendung schon zu Beginn der Proteste. So wurden 55 Prozent der dokumentierten Opfer von 2022 innerhalb der ersten zwei Wochen getötet. Allein am 30. September kamen in der mehrheitlich von Belutschen bewohnten Stadt Zahedan 87 Demonstranten um.

Offizielle Aussagen und durchgestochene Dokumente belegten, dass die Verantwortlichen das repressive Vorgehen von Anfang an „systematisch überwachten und planten“ und dies zwecks Einschüchterung auch öffentlich machten und „feierten“, heißt es in dem Bericht. Mindestens sechs der von Amnesty identifizierten mutmaßlich Verantwortlichen wurden in der Zwischenzeit durch israelische Luftangriffe getötet. Andere sind aufgestiegen – so wie der damalige Innenminister Ahmad Vahidi, der heute Oberbefehlshaber der Revolutionsgarde ist.

Drohnen, Minen, Autobomben

Mexikos Rauschgiftkartelle rüsten taktisch und technisch auf / Von Tjerk Brühwiller, São Paulo

Ende August explodierte vor der Polizei-station von Ojocaliente im mexikanischen Bundesstaat Zacatecas eine Autobombe. Mindestens elf Personen wurden verletzt, Dutzende Gebäude beschädigt. Es war der jüngste in einer Reihe von Angriffen mit Sprengstoff. 2024 hatten die Behörden in Zacatecas einen vergleichbaren Vorfall registriert, im vergangenen Jahr waren es sechs, in diesem Jahr bis Ende August bereits zehn. Gouverneur David Monreal sprach von einer Entwicklung, deren Ausmaß unterschätzt werde. „Das organisierte Verbrechen entwickelt sich weiter“, sagte er.

Mexikos Drogenkartelle sind schon länger schwer bewaffnet. Maschinengewehre und selbst gebaute Panzerfahrzeuge gehören seit einigen Jahren zum Arsenal der mächtigeren Organisationen. Doch in einigen besonders umkämpften Regionen verändern sich die Waffen und Methoden. Die Kämpfer der Kartelle setzen Landminen und Sprengfallen ein, bombardieren Dörfer mit Drohnen und rekrutieren ehemalige Soldaten. Angriffe werden zunehmend aus der Distanz ausgeführt.

Dabei wird auch die Zivilbevölkerung ins Visier genommen. Bewohner der Ortschaft San Pedro Huitzapula im Bundesstaat Guerrero berichteten im Mai von Angriffen mit Sprengsätzen, die aus Drohnen abgeworfen wurden. Häuser gerieten in Brand, viele Bewohner flohen in die Berge. Eine Bewohnerin berichtete von rund zwanzig Bomben an einem einzigen Tag. „Die Bomben, die herunterfallen, sind groß und zerstören die Häuser“, sagte sie der Zeitung „La Jornada“. Noch dramatischere Ausmaße hat die Entwicklung im Bundesstaat Michoacán erreicht, wo das Jalisco-Kartell und lokale Konkurrenten um Territorien, Verkehrswege und die Kontrolle illegaler Geschäfte kämpfen. Seit Nov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ha

In einigen Regionen Mexikos gehen die Band wie paramilitärische Gruppen vor.

ben die Sicherheitskräfte dort nach Angaben von Verteidigungsminister Ricardo Trevilla 625 improvisierte Sprengsätze entdeckt, neben Drohnenbomben auch Landminen.

Die Konfliktdatenbank ACLED registrierte zwischen Januar und August allein in Michoacán mindestens 33 Vorfälle mit Landminen, improvisierten Sprengsätzen oder anderen ferngezündeten Sprengsätzen, fast so viele wie im gesamten Vorjahr. Eine Analyse des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der US-Militärakademie West Point beschreibt eine Verlagerung hin zu „remote violence“, also Gewalt aus der Distanz. Dadurch können kriminelle Gruppen Gegner angreifen und Gebiete kontrollieren, ohne eigene Kämpfer unmittelbar zu exponieren.

Auch im internen Krieg des Sinaloa-Kartells haben Sprengsätze an Bedeutung gewonnen. Im Juni fanden Sicherheitskräfte in einem Anwesen in El Rosario im Süden des Bundesstaats mehr als 550 improvisierte Bomben. Der Fund deutet auf eine Produktion hin, die weit über einzelne improvisierte Sprengfallen hinausgeht.

Besonders auffällig ist der zunehmende Einsatz von Drohnen.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verwendeten Kartelle kommerzielle Drohnen vor allem zur Beobachtung oder auch für den Transport von Rauschgift. Heute dienen sie immer häufiger als Waffen. Forscher haben zwischen 2021 und 2025 mehr als 200 bewaffnete Drohnenangriffe mexikanischer Kartelle erfasst. Allein im laufenden Jahr kam es in Mexiko laut ACLED bereits zu mindestens 54 Drohnenangriffen durch bewaffnete Gruppen.

Zur technischen Entwicklung kommt militärisches Wissen. Sicherheitsminister Omar García Harfuch bestätigte im vergangenen Jahr, dass sowohl das Sinaloa-Kartell als auch das Jalisco-Kartell ehemalige kolumbianische Soldaten rekrutieren. Anlass war die Festnahme von zwölf Kolumbianern, die mit einem Bombenanschlag in Michoacá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wurden, bei dem acht mexikanische Soldaten ums Leben kamen. Neun der Festgenommenen waren frühere Angehörige der kolumbianischen Streitkräfte.

Mexikos Kartelle sind jedoch keine Armeen oder Guerillaorganisationen im klassischen Sinn. Sie wollen weder den Staat erobern, noch verfolgen sie eine politische Ideologie. Ihre Ziele bleiben wirtschaftlich. Auch ihre militärischen Fähigkeiten unterscheiden sich stark von Region zu Region. Die Aufrüstung konzentriert sich vor allem auf Gebiete, in denen mächtige Organisationen um dauerhafte territoriale Kontrolle kämpfen.

Völlig neu ist diese Militarisierung nicht. Das Kartell der Zetas wurde Ende der Neunzigerjahre von desertierten mexikanischen Elitesoldaten aufgebaut und übertrug militärische Organisation und Ausbildung auf das organisierte Verbrechen. Neu ist die Verbindung dieses Wissens mit billiger kommerzieller Technologie. Der mexikanische Sicherheitsforscher Carlos Pérez Ricart vom Forschungsinstitut CIDE sprach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Nachrichtenportal „SinEmbargo“ von einer Art Wettrüsten. Die zunehmende Bewaffnung krimineller Gruppen habe ihrerseits die Militarisierung der staatlichen Sicherheitspolitik vorangetrieben. Gruppen wie das Jalisco-Kartell seien inzwischen große paramilitärische Organisationen, gegen die gewöhnliche lokale Polizeikräfte kaum bestehen könnten.

Der Staat schickt Soldaten gegen die Kartelle, die Kartelle passen Bewaffnung und Taktik an und umgekehrt. Wie sehr sich das Gesicht des Konfliktes verändert hat, zeigt sich in der Region Tierra Caliente in Michoacán. Dort führt die Armee mittlerweile Minenräumungen durch und plant den Einsatz von minengeschützten Fahrzeugen. Die Konflikte mit und zwischen den Kartellen werden immer kriegsähnlicher.

Magdalena ANDERSSON Foto AFP

Steinharte Verhandlerin

Schwedens erste Ministerpräsidentin – und das gleich zwei Mal: Magdalena Andersson könnte damit in die Geschichtsbücher eingehen. Dabei haben ihre Sozialdemokraten bei der Parlamentswahl am Sonntag Verluste erlitten. Bei der Wahlparty in Stockholm gab es deswegen zunächst enttäuschte Gesichter: nur rund 28 Prozent, das historisch schlechteste Ergebnis. Jubel brandete erst auf, als sich abzeichnete, dass das oppositionelle Mitte-links-Lager wohl trotzdem eine knappe Mehrheit erzielt. Zwar sind noch nicht alle Stimmen aus dem Ausland ausgezählt, doch dürfte sich daran nichts ändern.

Offen ist allerdings, wie sich aus dieser Mehrheit eine Koalition schmieden lässt. Die drei kleineren potentiellen Partner gehen gestärkt aus der Wahl hervor. Vor allem auf die Zentrumspartei dürfte es nun ankommen. Die lehnt eine gemeinsame Regierung mit der Linkspartei ebenso ab wie eine Tolerierung durch diese. Die Linkspartei indes will keine Regierung unterstützen, der sie nicht angehört. Es wird also schwierig.

Andersson beschreibt sich selbst als „steinharte“ Verhandlerin und „Wettkampftyp“, die Neunundfünfzigjährige gilt als pragmatisch und ehrgeizig. 2021 wurde sie erste Ministerpräsidentin Schwedens, als Nachfolgerin des zurückgetretenen Stefan Löfvens. Zuvor war sie Finanzministerin gewesen. Mit ihrem Mann, den sie an der Handelshochschule kennenlernen, hat sie zwei Kinder. In ihrer Jugend war sie Leistungsschwimmerin; mit 16 trat sie dem sozialdemokratischen Jugendverband bei. Als Regierungschefin durchlebte Andersson eine unruhige Zeit: Russland überfiel die Ukraine, Schweden gab seine Bündnisfreiheit auf und beantragte einen NATO-Beitritt, den die Türkei lange blockierte, zudem begann Schweden massiv aufzurüsten. Nach nur zehn Monaten im Amt wurde Andersson dann abgewählt; der rechte Parteienblock erzielte eine knappe Mehrheit und bildete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die von den rechtspopulistischen Schwedendemokraten toleriert wurde.

Vor denen hatte Magdalena Andersson noch kurz vor der Wahl eindringlich gewarnt. Diese könnten die Regierung „vollständig dominieren“. „Und dann bekommen wir ein ganz anderes Schweden.“ Hintergrund war, dass die Schwedendemokraten Regierungsämter anstrebten. Doch dazu kommt es nun wohl nicht. Zudem passt das Feindbild nicht mehr so recht. Denn bei den Kernthemen der Schwedendemokraten wie Migration und Kriminalität haben die Sozialdemokraten unter Andersson in vielen Fällen mit der Regierung gestimmt. Schon 2016 hatten die Sozialdemokraten infolge des hohen Zustroms an Flüchtlingen einen Kursschwenk vollzogen. Seitdem wurde die Asylpolitik immer weiter verschärft. JULIAN STA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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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Z.-Weinselection

Pfalz — Die Goldenen Zwanziger

Unsere Auswahl vereint sechs der besten Weine aus den Jahrgängen 2020 bis 2025. Sie beweisen, dass in der Pfalz großartige, reifefähige Weine wachsen. Jedem Paket liegt ein umfangreiches Booklet des Autors Fabian Lange bei, das die Pfalz sowie die ausgewählten Winzer und Weine ausführlich porträtiert.

Das Paket der F.A.Z.-Weinselection enthält:

2020 Weingut Hof, Herrenpfad Cabernet Sauvignon, trocken
2021 Weingut Siegrist VDP, Chardonnay Ortswein „Hagestolz“, trocken
2022 Weingut Karl-Heinz und Andreas Meyer, Riesling Klingenmünster Maria-Magdalena, trocken
2023 Weingut Ökonomierat Lind, Weißer Burgunder, trocken
2024 Weingut Thomas Dollt, Weißer Burgunder Burrweiler Schlossgarten, trocken
2025 Bioweingut Mohr-Gutting, Spätburgunder Rosé „Blütenduft“, trocken

Allergiehinweis: Alle Weine enthalten Sulfite.

Sichern Sie sich 6 Weine für 99,50 Euro inklusive Verpackung und Versand. Alle Pakete enthalten das 44-seitige Booklet „Pfalz – Die Goldenen Zwanziger“.

Der Hundertjährige, der tot im Bett lag

Eine Familienaufstellung mit den etwas anderen Manns oder: die selbstmörderische Frage, wer ein Interesse am Tod des Patriarchen haben konnte – der Psychofilm „Kalter Hund“ mit einer grandiosen Corinna Harfouch im Kino.

„Da ist viel Traurigkeit“, meint der Familientherapeut Ingo Fleischmann (Niels Bormann) und nutzt seine Diagnose, um Karoline (Karoline Eichhorn) in der freien Natur auch körperlich näher zu kommen. Foto Milk Pictures

T homas Mann notierte, als er sich dazu durchgerungen hatte, dass seine Tagebücher 20 Jahre nach seinem Tod veröffentlicht werden dürften, mit schicksalsergebener Lakonie im Oktober 1950: „Heitere Entdeckungen dann, in Gottes Namen. Es kenne mich die Welt, aber erst, wenn alles tot ist.“ Wer Entdeckungen nach seinem Tod in Aussicht stellt – seien es heitere, seien es weniger heitere –, respektiert die allgemein-menschliche Tatsache, dass es zwischen Leben und Nachleben einen Unterschied gibt, dessen Größe von der Hinterlassenschaft, der Überlieferungslage und natürlich von der Ehrlichkeit des Verblichenen abhängt.

Hermann Mann (der mit dem Schriftsteller absolut nichts zu tun hat) liegt am Morgen seines 100. Geburtstags tot im Bett. Seine erheblich jüngere, zweite Frau Marianne hätte sich das Ständchen, mit dem sie ihn, etwas verkrampft, wecken wollte, sparen können: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 Das mit dem rundum prima Kerl, der Hermann gewesen sein soll, ist, wie sich in den folgenden zwei Stunden herausstellt, übertrieben.

„Kalter Hund“ ist im metaphorischen Sinne die Familienaufstellung, die in dem Film von Pauline Roenneberg auch konkret vorgenommen wird: ein einziges Psycho-Rollenspiel, das freilegt, was bei diesen etwas anderen Manns alles nicht stimmt. Waren Hermann und Marianne wirklich so ein glückliches Paar? Hätte die nach und nach in dem geräumigen oberbayerischen Haus mit herrlicher Sicht – die geburtstagshalber sich einstellende Lokalreporterin meint sogar: „wie auf dem Obersalzberg“ – eintreffende, von Marianne ausnahmslos frostig empfangene Familie überhaupt einen Grund zum Feiern und, wenn ja, könnte der nicht genauso gut im Ableben des Jubilars liegen?

Valerie, Hermanns und Mariannes Tochter, arbeitet als Tierärztin auf dem angegliederten Gnadenhof. Ihre Verbissenheit mag auch daher kommen, dass sie wegen eines wohl psychosomatisch bedingten, sich bei Stress durch heftig zitternde Krampfanfälle bemerkbar machenden Beinleidens auf den Rollstuhl angewiesen ist, mit dem sie ihre Tochter Fanny, die kurz nach ihrem Opa Geburtstag hat und dann endlich volljährig wird, tapfer und loyal herumschiebt. Karoline und Kasimir, Geschwister aus Hermanns erster Ehe mit einer rätselhaft verunglückten Ilse, sorgen für zusätzlichen Zündstoff: indem die eine, eben erst aus einem Schweigekloster kommend, mit beängstigend ruhigem, ungut erleuchtetem Blick die alternative Psychotante gibt und schließlich die so alberne wie brutale Familienaufstellung arrangiert; während der andere sich hauptsächlich für das handschriftliche Testament interessiert, das Hermann noch aufgesetzt hatte und aus dem er, der auch nicht sonderlich geliebte Sohn, sich ermutigende Nachrichten für seine Zukunft als Vorstand der Familienstiftung erhofft, die Hermann offensichtlich mehr als alles andere am Herzen lag.

Der liegt nun also in seinem Bett, die Lippen wie in allerletzter Unversöhnlichkeit verschlossen, Arme und Beine verfärbt und in den schon totenstarren Fingern zwei Tablettenschachteln – eigentlich Barbiturate für Kleintiere, die in Gestalt zweier von Marianne restlos verhätschelter Hunde auch noch oder sogar maßgeblich zur Familie gehören. Tierärztin Valerie ist entsetzt darüber, wie jemand so dumm sein konnte, sie dem Alten auszuhändigen. Fanny und Oma Marianne verlieren sofort die Nerven, helfen aber dabei mit, den Todesfall, mit dem man ja jederzeit hatte rechnen müssen, vor den sich ebenfalls einfindenden weiteren Gratulanten zu verheimlichen – die Leiche wird, mit Hut und Sonnenbrille, im Stuhl auf den Balkon gekarrt, kippt dann aber schnell zur Seite. Schon dies deutet auf die Bereitschaft zur slapstickhaften oder makabren Überzeichnung seelischer Konflikte und zur karikierenden Bloßstellung derer, die überall welche wittern und ihnen fanatisch zu Leibe rücken wollen. Manche klischeehafte, aber treffsichere Szene könnte direkt einem Loriot-Film abgelauscht sein, etwa wenn Karoline schamanenhaft brabbelnd „Hermanns Seele“ verabschiedet, bevor das ordnungsgemäße Bestattungsunternehmen anrückt, mit dessen Juniorchef Fanny dann irgendwie durchbrennt; oder als sie, Karoline, später, wo schon reichlich Familienporzellan zerschlagen ist, wenigstens die naturverbunden-alternativ Eingestellten ins Schwitz-Zelt bitten kann, wo man dann in grotesker Nacktheit, erschöpft von der Aufstellung, herumsitzt.

„Kalter Hund“ mag als Titel Assoziationen an einen nicht mehr körperwarmen Menschen nahelegen, der zu Lebzeiten das war, was die Bayern, durchaus anerkennend, so ausdrücken: „A Hund bist scho!“ Das würde die Sachlage oder vielmehr das Wirken des Patriarchen allerdings verharmlosen. Die in den Film einmontierten Videos vom einstigen Familienalltag lassen darauf schließen, dass Hermann seine Zuneigung wie mit göttlicher Willkür verteilte und ausgesprochen unangenehm werden konnte. Tochter Valerie zum Beispiel wurde schon, als sie noch laufen konnte, mit brutaler Kälte gedemütigt. Karoline und Kasimir hatten auch nicht viel zu lachen. Ihnen allen wurde Albert, ein weiterer, aus irgendwelchen Gründen nicht mehr lebender Sohn, mit einer Parteilichkeit vorgezogen, an deren Stelle Mariannes Affenliebe zu ihren Hunden getreten ist.

Rätsel gibt schließlich auch das vietnamesische Hausmädchen Joy auf, das von Marianne herumschikaniert wird, das mit der Zeit aber zu einer Entschlossenheit findet, die sich zum Beispiel darin zeigt, dass sie Hermanns Testament in der Gefriertruhe versteckt. Irgendwann taucht ein vergilbtes Fotoalbum mit der

Beschriftung auf: „Das Soldatenleben, ei, das heißt lustig sein.“ Fanny wird hellhörig: „War Opa Nazi?“ Nein, sagt die Oma, im Gegenteil, er sei im Widerstand gewesen. Dass sie später Hermanns Pistole einem NS-Devotionalienhändler mit der Bemerkung schmackhaft machen will, damit sei Graf Stauffenberg letztlich erschossen worden, gibt der Sache eine komödiantische Schlagseite, wie man sie von Helmut Dietls „Schtonk!“ kennt. Anderes erinnert, als eine Art Heimat- und Familienfilm mit dräuender inzestuöser Vorgeschichte, an Hans Steinbichlers „Hierankl“.

Für einen solchen Film voller Psychologie braucht man natürlich auch die richtigen Schauspieler. Die Regisseurin hatte sie: Lea Drinda als Fanny, Victoria Mayer als Rollstuhlfahrerin Valerie, Karoline Eichhorn (wie ausgemergelt) als Karoline, der angesehene österreichische Theaterschauspieler Thomas Mraz als Kasimir, Niels Bormann als klebrigbetulicher Therapeut Ingo Fleischmann und, zuerst und zuletzt, Corinna Harfouch, denkbar uneitel, als abgekapselte, alles zu verspielen drohende, dann aber, in einem wiederum nicht geheuren Happy End, alles doch zusammenhaltende Neurotikerin Marianne.

Die Originalität dieses Films liegt vor allem darin, dass er wie ein Indizienprozess abläuft, mit zuletzt dramatisch gesteigerten Eskalationsstufen. Er bringt die Wahrheit oder, besser, Wahrheiten ans Licht, indem er miteinander korrespondierende Details, Anspielungen und Sticheleien auf eine Weise zum Einsatz kommen lässt, die ein wenig konstruiert, fast überladen wirkt, aber durchdacht ist. Einer der Hunde, Trotzki mit Namen, verschlingt gegen Ende die Schokoladensüßspeise, als die Hermanns Lieblingskuchen unter dem Namen „kalter Hund“ auch bekannt ist. Trotzki stirbt, Hunde vertragen ja keine Schokolade. Nun ist Marianne wirklich untröstlich. EDO REENTS

Streit um Kennedy Center in Washington eskaliert

Kein Name, kein Geld: Donald Trump will die geplante Renovierung des Kulturzentrums blockieren / Von Frauke Steffens, New York

Donald Trump droht damit, die geplante Renovierung des Kennedy Center zu blockieren, wenn sein Name nicht an der Fassade angebracht werden darf. Die Trump-Getreuen im Führungsgremium hatten bereits vor dem finanziellen Kollaps gewarnt, sollte Trump seinen Willen im Streit um die Namensplakette nicht bekommen. Am Dienstag untersagte ein Bundesrichter dem Kuratorium erneut, den Namen des Präsidenten an der Fassade anzubringen oder das Gelände nach ihm zu benennen. Wenige Stunden später beschloss die Leitung, das Hauptgebäude zu schließen und mit der Renovierung zu beginnen.

Doch Trump, dessen Hilfe beim Spendensammeln explizit mit der Zukunft des Hauses verknüpft worden war, meldete sich bei Truth Social zu Wort. Die Renovierung werde nicht starten, solange die Gerichte die Nennung seines Namens nicht erlaubten, schimpfte er. Das Kennedy Center befinde sich „praktisch in einem Zustand des Zusammenbruchs“, schrieb der Präsident in einem weiteren Post. Er erinnerte daran, dass nach einem Unwetter kürzlich ein schweres Stück Putz von der Decke im Foyer gefallen war. Dabei, so Trump, hätten Menschen getötet werden können. Ein Wachmann sei „60 Sekunden vom sicheren Tod entfernt“ an der Stelle vorbeigegangen. Letzteres war bislang nicht dokumentiert worden.

Die juristischen Verzögerungen hätten das Kennedy Center dazu gezwungen, geöffnet zu bleiben, behauptete der Präsident. Doch es gebe keine Aufführungen mehr, und niemand habe „überhaupt den Mut, hineinzugehen“. Das Kuratorium habe sich dafür ausgesprochen, das Haus zu retten. Er selbst sei der Einzige, der dies könne, weil er sowohl Geld beschaffen als auch bauen könne, so Trump. Hinzu kämen „die Stärke und Macht des Präsidentenamtes“, die benötigt würden, um die Arbeiten durchzusetzen. Nur so habe das Haus wieder „eine Chance auf Großartigkeit“.

Die Probleme des Kennedy Center hätten lange vor seiner Amtsübernahme begonnen, so Trump. Das Haus habe Hunderte Millionen Dollar verloren und sei „schwer gescheitert“. Durch die Verzögerungen, für die der „feindselige Richter“ verantwortlich sei, sei das Gebäude „dem Untergang geweiht“, polterte Trump und setzte hinzu: „Die Zeit ist unser Feind!“ Damit bekräftigte der Präsident die Argumentation, die seine Verbündeten im Kuratorium bereits vorgebracht hatten: Das Kennedy Center befinde sich in einer existenziellen Krise, nur Trump könne das Ruder noch herumreißen – doch dafür müsse seine Leistung öffentlich gewürdigt werden.

Genau dieser Verbindung zwischen Rettung und Würdigung erteilte Bundesrichter Christopher Cooper am Dienstag eine Absage. Er entschied, dass auch die jüngsten Pläne gegen seine bereits im Mai erlassene Verfügung verstießen. Damals hatte er die Umbenennung in „Trump Kennedy Center“ gestoppt. Das Kuratorium wollte nun beschließen, am Gebäude eine Plakette mit der Aufschrift „Renoviert und restauriert von Präsident Donald J. Trump“ anzubringen und das Geländ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Plaza“ zu nennen.

Auch diese Variante sei unzulässig, urteilte Richter Cooper. Das Kennedy Center sei vom Kongress als Denkmal für den ermordeten Präsidenten John F. Kennedy geschaffen worden. „Einfach gesagt: Die Beklagten dürfen ohne Zustimmung des Kongresses am Kennedy Center keine Denkmäler für Präsident Trump oder irgendjemanden oder irgendetwas anderes errichten“, schrieb Cooper.

Die demokratische Kongressabgeordnete Joyce Beatty aus Ohio, die dem Kuratorium angehört und gegen die Namenspläne geklagt hatte, begrüßte die Entscheidung. Trump halte das Kennedy Center „als Geisel“, solange er seinen Namen dort nicht verewigen könne, sagte sie. Auch das Justizministerium hatte in einem der Gerichtsverfahren argumentiert, die öffentliche Würdigung Trumps am Gebäude sei für die finanzielle Zukunft des Hauses entscheidend.

Richter Cooper schrieb, dafür gebe es keine ausreichenden Belege.

Wenig später beschloss das Kuratorium die Schließung des Hauptgebäudes. Eine zweijährige Sanierung war ohnehin vorgesehen. Zuletzt verband die Leitung sie allerdings mit Warnungen vor einer akuten Finanz- und Sicherheitskrise. Dokumente, über die zuerst die „Washington Post“ berichtet hatte, sprechen von einem „sicheren finanziellen Kollaps“. Innerhalb weniger Wochen könnten die Mittel fehlen, um Gehälter, Rechnungen und Wartungsarbeiten zu bezahlen. Zugleich sei der Zustand des Gebäudes ein Sicherheitsrisiko, so das Gremium.

Die Renovierung soll unter anderem Belüftungssysteme, Sanitärtechnik, Aufzüge und Brandschutz umfassen. Auch die Fassade und die Säle sollen saniert werden. Der Kongress hatte dafür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rund 257 Millionen Dollar bereitgestellt. Diese Mittel sind für die Baumaßnahmen bestimmt und können nicht verwendet werden, um Verluste und ausbleibende Spenden auszugleichen.

Die Finanzkrise ist auch eine Folge von Trumps Eingriffen. Seit der Präsident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das Kuratorium umgebaut hatte und sich zum Vorsitzenden wählen ließ, haben zahlreiche Künstler und Produktionen Auftritte abgesagt, darunter die Macher des Musicals „Hamilton“. Gleichzeitig gingen Spenden und Ticketverkäufe zurück. Für das laufende Geschäftsjahr wurden zuletzt Einnahmen von 124 Millionen Dollar prognostiziert; ursprünglich waren 220 Millionen veranschlagt. Besonders deutlich zeigt sich der Rückgang beim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Dessen Ticket-Auslastung sank von 72 Prozent im Jahr 2024 auf 58 Prozent im Folgejahr. Zuletzt waren nur noch 41 Prozent der Karten verkauft worden.

Die Schließung des Kennedy Center hat auch Folgen für die Stadt Washington. Das 1971 eröffnete Kulturzentrum war über Jahrzehnte ein Wirtschaftsfaktor für die Viertel Foggy Bottom und West End. Restaurants und Hotels lebten auch von Konzert-, Opern- und Theaterbesuchern. Einige Betriebe berichten bereits von deutlichen Umsatzrückgängen. Ganz zum Erliegen kommen soll der Betrieb nach bisherigen Plänen nicht. Im Erweiterungsbau „The Reach“ sollen weiterhin Kulturveranstaltungen stattfinden, das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soll auf andere Spielstätten ausweichen.

Juristisch ist di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as Kennedy Center unterdessen nicht beendet. Gegen das Grundsatzurteil zur Umbenennung aus dem Frühjahr läuft ein Verfahren vor dem Bundesberufungsgericht für den District of Columbia. Daneben klagen Denkmalschutz- und Architekturorganisationen gegen Teile der geplanten Renovierung.

Seepferdchen

Von Uwe Ebbinghaus

Millionen Kinder sind bereits in den Brunnen gefallen, in Deutschland soll ihnen jetzt ein „Seepferdchen“ beim Überwasserhalten helfen, künftigen Generationen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udem die Aufsicht der Eltern und die Gnade der Brunnenbesitzer. Dieses überspitzte Bild kommt einem in den Sinn, wenn man sich Ursula von der Leyens Straßburger Rede zur Lage der Union vom Mittwoch anhört, in der eine Begrenzung von Social Media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angekündigt wurde. Doch der Nachteil des geplanten „EU Kids Act“ ist: Gegen den lockenden Brunnen „Social Media“, der in Wirklichkeit ein großes, reißendes Meer ist, in dem Jugendliche in Europa täglich für mehrere Stunden abtauchen, hilft die Wunschvorstellung einer erfolgreichen Verhandlung der EU mit den Techbros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vielleicht Jahren, nichts. Der deutsche Vorschlag eines Internetführerscheins namens „Seepferdchen“ wirkt symptomatisch putzig. Konkret will die Kommission soziale Medien für Kinder unter 13 Jahren verbieten, unter Fünfzehnjährige sollen ein eingeschränktes Nutzerkonto unter Aufsicht der Eltern bekommen. „Change takes time“, sagte Ursula von der Leyen, dabei ist höchste Eile geboten. In den USA gab es zuletzt einen Vergleich zwischen dem Meta-Konzern und mehreren Bundesstaaten, nachdem das Unternehmen im Prozess nicht widerlegen konnte, dass die Algorithmen von Instagram und Co. junge Menschen süchtig machen und dass es davon wusste. Der Konzern war dann nicht nur bereit, einen Ausgleich von mehr als 16 Milliarden US-Dollar zu zahlen, er muss jetzt auch dafür sorgen, dass die Nutzungszeit für unter Achtzehnjährige auf zwei Stunden am Tag begrenzt wird und es eine Nachtruhe (die in China schon existiert) sowie eine Art Nachrichtensperre während der Schulzeit gibt: Was für ein überfälliges Eingeständnis, dass gehandelt werden muss! Das aus Sicht der EU Machbare ist dabei nicht das Sinnvolle: Die Union muss ihren Kurs ändern. Sie sollte die Forderungen der US-Bundesstaaten an Meta als eigenen Maßstab für alle Social-Media-Plattformen anlegen und dafür sorgen, dass diese im Gleichschritt mit den USA in Europa umgesetzt werden. In Deutschland wäre zudem ein umfassender Medienunterricht auf der Höhe der Zeit und ein Verbot von Smartphones an allen Schulen schnellstmöglich umzusetzen. Gekonnt muss wieder Leselust vermittelt werden, das Wundermittel gegen Online-Deformationen aller Art.

Berlin verlässt Humboldt-Forum

Die Stiftung Humboldt-Forum soll die bislang vom Land Berlin genutzten Flächen im rekonstruierten Berliner Schloss übernehmen. Das geht aus dem neuen Hauptstadtfinanzierungsvertrag hervor, den die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Land Berlin am Dienstag unterzeichnet haben. Dieser regelt das finanzielle Engagement des Bundes für Sicherheit und Kultur in der Bundeshauptstadt. Für beides stehen von 2028 an rund fünf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davon 2,9 Milliarden für die Kultur. Neu ist die Beteiligung des Bundes an der für 2032 anstehenden Sanierung der Berliner Philharmonie mit 225 Millionen Euro. Die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erhalten 11,5 Millionen Euro Bundeszuschuss pro Jahr. Bei der Opernstiftung und der Barenboim-Said-Akademie erhöht der Bund seine Förderung stufenweise auf 14 Millionen Euro jährlich. „Bundesweit relevante Exzellenzprojekte“ und Einrichtungen im Museums- und Musikbereich sollen mit bis zu 12,2 Millionen Euro bezuschusst werden. Das Literaturfestival und der Sonderausstellungsbetrieb im Gropiusbau werden zudem in die Zuständigkeit der Kulturveranstaltungen des Bundes in Berlin überführt. Die bisher im Humboldt-Forum gezeigte Ausstellung „Berlin global“ soll 2028 ins sanierte historische Marinehaus umziehen. Die damit frei werdenden 4000 Quadratmeter sollen an die Stiftung Humboldt-Forum übergehen. Über deren künftige Nutzung ist noch nicht entschieden. kil

Die Niederlagen der Herrenmenschen

Ihre außerordentliche Widerstandskraft sollte ihnen ausgetrieben werden: Herero-Kämpfer in deutscher Gefangenschaft, 1905
Foto Bridgeman

Womit die Deutschen nicht rechneten: Matthias Häussler schildert, wie die Herero und Nama sich gegen die Besatzer zur Wehr setzten.

n ihrer Laudatio zur Verleihung des Frankfurter Goethe-Preises an Uwe Timm erinnerte die Schriftstellerin Shida Bazyar daran (F.A.Z. vom 29. August), dass „Morenga“, der 1978 publizierte Roman des Preisträgers, mit „aufwendiger Recherchearbeit“ und „gewitzter Montagetechnik“ eine seinerzeit markante Leerstell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beleuchtet habe: den Kolonialkrieg sowie den Völkermord an den Herero und Nama in der damaligen Kolonie Deutsch-Südwestafrika, dem heutigen Namibia, zu Beginn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Zwar lagen, als „Morenga“ erschien, bereits substanzielle Studien von dem ostdeutschen Historiker Horst Drechsler und dem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Helmut Bley aus den Sechzigerjahren zu dieser „Leerstelle“ vor, doch geriet das Thema bald wieder weitgehend in Vergessenheit. Daran vermochten letztlich weder Timms Roman noch der darauf basierende, einige Jahre später ausgestrahlte Fernsehdreiteiler etwas zu ändern.

Anfang dieses Jahrtausends entfaltete sich das Interesse an der deutschen Kolonialgeschichte jedoch neu, mit einem deutlichen Fokus auf Südwestafrika. Seither sind zahlreiche einschlägige 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veröffentlicht worden, Ausstellungen und Dokumentationen thematisieren verschiedene Facetten der deutschen Kolonialherrschaft. Auch im Geschichtsunterricht findet das Thema langsam Eingang. Sukzessive werden Gebeine und Schädel von Opfern des Genozids und weiterer Kolonialverbrechen, die zu „Forschungszwecken“ nach Deutschland gebracht worden waren und dort lange unbeachtet in den Magazinen von Museen und Universitäten lagerten, an Namibia und andere ehemalige Kolonien zurückgegeben.

Die langjährigen Verhandlungen zwischen der deutschen und der namibischen Regierung – unter Ausschluss der Opfergruppen – endeten zwar mit einem „Versöhnungsabkommen“, trugen allerdings kaum zur Versöhnung bei, zumal Berlin sich weiterhin weigert, Reparationsansprüche der ehemaligen Kolonie anzuerkennen. Überhaupt scheint die Aufmerksamkeit von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für koloniale Themen schon wieder zu schwinden. Der amtierende Kulturstaatsminister Wolfram Weimer signalisierte jedenfalls mehrfach, dass ihn koloniale Themen eigentlich nicht interessieren. Und die AfD, populärer denn je, ergeht sich gar in einem aggressiven Kolonialrevisionismus und diffamiert die kritische Aufarbeitung kolonialer Herrschaft als „Schuldkult“.

Gleichwohl will sich Matthias Häusser nicht in den Chor jener Stimmen einreihen, die in Deutschland eine „koloniale Amnesie“ am Werke sehen. Die koloniale Vergangenheit sei nicht im eigentlichen Sinne vergessen, dafür ha be das gesellschaftliche Teilsystem der Wissenschaft längst gesorgt. Die könne es allerdings nicht allein richten, eine „veritable“ koloniale Erinnerungskultur zu etablieren und zu kultivieren. Die Namibia-Forschung müsse sich jedoch „den Vorwurf gefallen lassen, dass neuere, den aktuellen Forschungsstand reflektierende und gleichzeitig ein breiteres Publikum adressierende Darstellungen der namibisch-deutschen Kolonialgeschichte sehr dünn gesät sind“.

Diese Lücke will der Bochumer Historiker mit „Die Last der Sonne“ nun schließen. Ob er in seinem Buch „erstmals die ganze Geschichte“ der Kolo-

Matthias Häussler: „Die Last der Sonne“. Die Kriege der OvaHerero und Nama gegen die deutsche Kolonialherrschaft. C.H. Beck Verlag, München 2026. 316 S., Abb., geb., 32,- €.

nialkriege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 erzählt, wie der Schutzumschlag vollmundig verheißt, sei einmal dahingestellt. Häussler kommt aber ohne Zweifel das Verdienst zu, in zugänglicher Weise nachzuzeichnen, wie die kriegerischen Konflikte zwischen einheimischen Gesellschaften und „weißen Herren“ eskalierten und in einen Völkermord mündeten. Seine große Stärke liegt vor allem in der sehr differenzierten Analyse der deutschen Akteure, während sein Blick auf die afrikanischen Gesellschaften insgesamt weniger eindringlich ausfällt.

Der Autor ist bereits durch einige grundlegende Studien zur Thematik hervorgetreten. In seiner aus der Luzern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Dissertation hervorgegangenen Monographie über den „Genozid an den Herero“ (2018) betonte er etwa die Bedeutung von Emotionen und sah Zufälle, Misserfolge und verletzte Ehrgefühle aufseiten der Deutschen als entscheidende Faktoren für die Entfesselung von exzessiver Gewalt; Aspekte, die er hier wieder aufgreift. Zugleich kritisiert Häussler, dass angesichts des markanten strategischen Gefälles zwischen Kolonisierenden und Kolonisierten und des unbeschreiblichen Leids, das die Kolonialherren über die Herero und Nama brachten, in Teilen der Literatur einer allzu „schroffen Täter-Opfer-Asymmetrie“ das Wort geredet werde. Denn trotz „der ungleichen Mittel, über welche die Konfliktparteien jeweils verfügten, und trotz der schweren Entbehrungen und Verluste, die das Weiterkämpfen gerade den autochthonen Gruppen abverlangte, blieb das Kriegsgeschehen über weite Strecken ausgeglichen“.

Es sei gerade dieser anhaltende Anspruch der Herero und Nama auf „Subjekthaftigkeit“ gewesen, den die Deutschen ihnen partout austreiben wollten. Die stetige Entgrenzung von 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 interpretiert Häussler entsprechend als Folge des Unvermögens der Kolonialherren, die Einheimischen mit gleichsam konventionellen Mitteln zu beugen. Diese Deutung bildet so etwas wie den roten Faden der Darstellung und ist gepaart mit dem dezidierten Anliegen, die einheimischen Gesellschaften nicht als hilflose Opfer einer erdrückenden Kriegsmaschinerie, sondern als „handlungsmächtige, afrikanische Subjekte“ zu präsentieren. Wiederholt bezieht der Autor soziologische Theorien zu Krieg und Gewalt mit ein. Leider bindet er seinen Ansatz jedoch nicht an die umfassende internationale Kolonialismusforschung zurück, die sich mit der Frage nach den Spielräumen der Kolonisierten intensiv und kontrovers auseinandergesetzt hat. Wie überhaupt 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und sei es nur zu den anderen deutschen Kolonien, im Buch leider so gut wie gar nicht vorkommen.

Das erste Kapitel zum vorkolonialen Namibia zeichnet ein differenziertes Bild von Migrationsbewegungen, fragilen politischen Allianzen und Handelsnetzwerken, die die Region in der Zeit vor der Ankunft der Kolonialherren prägten. Wie viele andere Historiker vor ihm zeigt Häussler, dass die Deutschen, nachdem sie 1884 Deutsch-Südwestafrika zum „Schutzgebiet“ erklärt hatten, zunächst keineswegs mit unwiderstehlicher Überlegenheit das Land einnahmen, sondern zahlreiche Kompromisse mit einheimischen Herrschern eingehen mussten. Dies hinderte sie freilich nicht daran, sich von Beginn an als Zivilisationsbringer zu gerieren, die für die lokale Bevölkerung in der Regel nur rassistische Verachtung übrighatten.

Häussler schildert sodann die fortschreitende Kolonisierung des Landes, die sich vor allem mit Theodor Leutwein verband. Der badische Pfarrerssohn und Karrieremilitär übernahm 1895 das Kommando der „Schutztruppe“, drei Jahre später wurde er zum Gouverneur ernannt. Das „System Leutwein“ stand für eine Politik, die darauf abzielte, lokalen Herrschern ein wenig Souveränität zuzugestehen, sie zugleich gegeneinander auszuspielen und Widerständigkeit mit Gewalt zu bestrafen. Leutwein führte zudem eine Reihe von Verordnungen ein, welche die rassische Privilegienherrschaft vorbereiteten. Ausführlich geht der Autor auf die eskalierende Rolle der Siedler ein, die, je größer die Gruppe wurde, immer mehr die „Herrenmenschen“ hervorkehrten und eine „Privatisierung von Gewalt“ etablierten, „die jedes Gedankens an ein staatliches Gewaltmonopol spottete“.

Der Ausbruch der Krieges 1904 und die folgenden Entwicklungen werden von Häussler sehr detailreich und eindringlich dargelegt. Ein zentraler Akteur in den Ausführungen ist, wenig überraschend, General Lothar von Trotha, Verfechter eines unerbittlichen „Rassenkriegs“ und berüchtigter Autor des „Vernichtungsbefehls“ an die Herero, der bald nach Kriegsbeginn Leutwein abgelöst hatte. Trothas Feldzug gegen die Herero zeichnete sich, schreibt der Autor, insgesamt durch große militärische Inkompetenz aus. Die Tatsache, dass sich die Herero der von ihm geplanten „Entscheidungsschlacht“ durch Flucht entzogen, sich gleichsam weigerten, „sich an Trothas ,Choreographie“ zu halten und ,mitzuspielen“, habe massiv am Selbstbewusstsein des Generals gekratzt. In der Folge opferte er „der Illusion, die Scharte des Versagens doch noch auswetzen zu können, ungezählte Menschenleben“.

Das Kriegsgeschehen, in das nach mehr als einem Jahr auch die Nama eintraten, nahm viele Wendungen, doch eine Maxime der Deutschen blieb, wie die Studie zeigt, auch weit über die eigentlichen Kampfhandlungen hinaus leitend: „ein für alle Mal mit der Selbständigkeit der indigenen Gruppen „aufzuräumen“. Häussler argumentiert, dass die Geschichte genozidaler Verheerungen daher nicht mit Krieg und Konzentrationslagern endet.

Die Verwaltung tat danach alles, die im Krieg konzipierte „Eingeborenenpolitik“ zu vollenden, die darauf zielte, die zahlenmäßig bereits massiv dezimierten einheimischen Gesellschaften durch Maßnahmen wie Internierung oder „Verpflanzung“ so zu zerstören, dass sie sich nie wieder „an ,weißem’ Leben oder Eigentum vergreifen würden“. Diese Politik wirkte in Namibia weit über die deutsche Kolonialherrschaft hinaus. Die kontrovers diskutierte Frage, ob der Genozid in Südwestafrika auch spätere Vernichtungskriege in Osteuropa oder gar den Holocaust prägte, greift der Autor jedoch nicht auf. ANDREAS ECKERT

Auf den Professor folgt der Strafprofessor

Claudia Kampmann widmet sich Adolf von Harnacks Einfluss auf die theologische Berufung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Kaiserreich

Die Bonner Kirchenhistorikerin Claudia Kampmann, die durch eine gewichtige Dissertation über Adolf von Harnacks Unterstützung der bürgerlichen Frauenbewegung bekannt geworden ist, will in ihrer Habilitationsschrift den Ort der protestantischen Universitätstheologie zwischen dem Staat Wilhelms II., den Kirchen und der Universität vermessen. Sie konzentriert sich dabei auf die gelehrtenpolitischen Aktivitäten Harnacks, der weit über sein eigenes Fach, die Ältere Kirchengeschichte, hinaus erheblichen Einfluss auf die Wissenschaftspolitik der preußischen Kultusbürokratie gewann.

Das Verhältnis des international hoch anerkannten Berliner Kirchenhistorikers zu Friedrich Althoff, dem bis 1906 entscheidenden Mann im Ministerium, beschreibt sie als eine „amicitia“, die trotz bleibender Distanz durch wechselseitige Sympathie, Vertrauen und professionelle Diskretion geprägt war. Mehrfach bewies Harnack öffentlich Loyalität gegenüber dem „heimlichen Kultusminister“, der wegen seiner außergewöhnlichen Machtfülle und des Rechts zum immediaten Vortragsrecht beim Kaiser immer wieder angefeindet wurde. Althoff sicherte sich diese Loyalität auch durch „gelegentliche extraordinäre Gehaltserhöhungen“.

Harnack beriet den Ministerialdirektor zunächst mit Blick auf Berufungsverfahren in den evangelisch-theologischen Fakultäten. Er empfahl historisch-kritisch arbeitende Gelehrte, die sich in ihrem Fach durch eigenständige und originelle Leistungen ausgewiesen hatten. Ihr wissenschaftliches Urteil müsse besonnen und ausgewogen, verständlich und klar sowie selbständig sein. Sie sollten zugleich Harnacks einem genuin bürgerlichen Tugendkanon verpflichteten Erwartungen an einen guten Hochschullehrer entsprechen. Von einem Ordinarius seien neben außergewöhnlichen Leistunge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Ehrlichkeit, Anspruchslosigkeit, Höflichkeit, Fleiß, Diensttreue und selbstbewusstes Auftreten zu erwarten.

Dank dieses Kriterienkatalogs konnte Harnack, der Sohn eines lutherisch-konservativen Praktischen Theologen in Dorpat, bisweilen auch bedeutende konservative Theologen aus Erlangen oder Dorpat empfehlen. Oft wusste er über anstehende Berufungsverfahren früher und besser Bescheid als Althoff und dessen Beamte. Doch folgten Althoff und der Minister Harnacks Vorschlägen keineswegs blind. Nur in der Hälfte der theologischen Berufungsverfahren, bei denen Althoff Harnacks Rat erbat, machte sich das Ministerium dessen Empfehlungen zu eigen. Ging es um Lehrstühle in traditionell konservativen Fakultäten wie Greifswald und Rostock, wurde Harnacks Rat gar nicht erst gesucht. Hier suchte Althoff den Rat Hermann Cremers, eines dezidiert konservativen Systematischen Theologen der Greifswalder Fakultät.

Harnack und Althoff stimmten im Interesse überein, die Freiheit der akademischen Theologie gegenüber den Hegemonialansprüchen der Kirchen zu verteidigen. Ihr Briefwechsel zeigt, dass Althoff „moderne Theologen“ gegen die oft sehr polemischen Angriffe kirchlichkonservativer Akteure zu schützen versuchte. Um einerseits das oft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Ansehen eines Professors zu wahren und andererseits den Forderungen der kirchlich wie politisch Konservativen entgegenzukommen, erfand er die Institution des sog. „Strafprofessors“: Nach der Berufung eines Modernen oder Liberalen richtete das Ministerium eine zweite Professur für einen „positiven“, theologisch konservativen Fachkollegen ein. So wurden kirchen- und theologiepolitische Konflikte, die bisher nur in Synoden und Parlamenten sowie in der Presse ausgetragen worden waren, in die Fakultäten hineingetragen. Das sorgte im universitären Alltag für viel Unruhe und Streit, bot den Studierenden aber die Möglichkeit, höchst gegensätzliche Positionen kennenzulernen.

Harnack gelang es, Althoff von der „Kulturbedeutung“ der akademischen Theologie für das „geistige Leben der Nation“ zu überzeugen. Er beriet den Ministerialdirektor keineswegs nur bei universitäts- und wissenschaftspolitischen The men. Sie kooperierten auch in Fragen der Kirchenpolitik sowie in der Schulpolitik. Beide befürchteten ein Wiederaufleben des Kulturkampfs durch intellektuelle Scharfmacher auf beiden Seiten und setzten deshalb auf eine konfessionsversöhnende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 Bis in die Curricula für den Geschichts- und Religionsunterricht an höheren Schulen reichte hier Harnacks Einfluss. So bietet Claudia Kampmanns dichte, begriffsscharfe Untersuchung auch viel Neues zur preußischen Schulgeschichte im Kaiserreich. FRIEDRICH WILHELM GRAF

Claudia Kampmann: „Evangelische Theologie zwischen Staat, Kirche und Universität“. Eine Ortsbestimmung ausgehend von der Korrespondenz zwischen Adolf Harnack und Friedrich Althoff (1886–1908). De Gruyter, Berlin / Boston 2025. 665 S., geb., 119,95 €.

Gegen die Oligarchen

Von Frauke Steffens

Das politische Leben von Bernie Sanders ist eine der Erfolgsgeschichten der amerikanischen Politik, wenn auch ohne die ultimativen Erfolgs-Meilensteine. Präsident ist der unabhängige Senator aus Vermont nie geworden, nicht einmal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 auch nicht Minister. Und doch hat der inzwischen 85-Jährige die Politik stärker verändert als viele andere. Seit mehr als fünfzig Jahren vertritt er Positionen, die in den USA oft als zu weit links galten: Er will starke Gewerkschaften, eine allgemeine Krankenversicherung, höhere Steuern für Reiche und eine Politik, die wirtschaftliche Ungleichheit al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begreift.

Nun erscheint Sanders' neues Buch „Fight Oligarchy“ auf Deutsch, fast ein Jahr nach dem amerikanischen Original. Das ist für politische Bücher ungünstig, es bietet aber immerhin die Möglichkeit, Forderungen und Vorhersagen mit der Gegenwart zu vergleichen. Sanders' Ausgangspunkt ist die Konzentration von Reichtum und Macht. Die USA seien auf dem Weg von der Demokratie zur Oligarchie. Elon Musk, Jeff Bezos oder Mark Zuckerberg besitzen nicht einfach obszön viel Geld; ihr Reichtum verschaffe ihnen Kontrolle über Medien und Politik. Unter Donald Trump sei auch die persönliche Bereicherung von Politikern eskaliert wie nie zuvor.

Sanders' Erklärung des Trumpismus wurzelt in den realen Problemen der Wähler: Während Produktivität und Privatvermög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immer größer wurden, stagnierten die Löhne. Fabriken verschwanden, aber Krankenversicherungen und Wohnungen wurden immer teurer. Statt die Ursachen zu bekämpfen, lenke Trump die Wut auf Sündenböcke – Schwarze, Einwanderer, queere Menschen. Die Demokraten hätten sich gleichzeitig von der Arbeiterklasse ab- und reichen Spendern zugewandt, kritisiert Sanders die Partei, deren Mitglied er nicht ist, als deren „Outreach Chair“ er aber fungiert und um deren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er sich zweimal bewarb.

Dabei ist der Senator etwa in der Einwanderungspolitik weniger links, als viele denken. „Offene Grenzen“ fordert er nicht. Natürlich müsse die Grenze besser gesichert werden, schreibt Sanders. Gewalttäter ohne Aufenthaltsrecht sollten abgeschoben, das Einwanderungssystem reformiert werden. Trump setze stattdessen auf die rassistische Dämonisierung von Migranten und einen Abschiebungsapparat, der mehrheitlich nicht Schwerkriminelle ins Visier nehme.

„Fight Oligarchy“ ist weniger Theorie- als politisches Kampfbuch und richtet sich deutlich an amerikanische Wähler. Im letzten Drittel folgt ein konkretes Programm: Sanders will die Macht der Großspender in der Politik brechen, Wähler automatisch registrieren und Militärausgaben kürzen. Er fordert Medicare for all, bezahlbaren Wohnraum, stärkere Gewerkschaften, einen höheren Mindestlohn, öffentliche Kinderbetreuung und bezahlte Elternzeit. Fast ein Jahr nach Erscheinen des Buches sind viele dieser Forderungen weiter populär. Die amerikanische Linke ist vielerorts stärker geworden, gewinnt manche Vorwahlen, Zohran Mamdani ist Bürgermeister von New York. Aber die Bewegung produziert auch neue Probleme, streitet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 und bekommt von „moderaten“ Parteigrößen Gegenwind. Auf Probleme wie den linken Antisemitismus haben Organisationen wie die DSA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aus Sicht vieler Kritiker keine Antworten, die sie bündnisfähiger machen würden.

Passend zu diesen Konfliktlinien ist kürzlich ein anderes Buch über Bernie Sanders erschienen. Tad Devine, Sanders' Chefstratege aus dem Wahlkampf 2016, rekonstruiert in „How the Democrats Screwed Bernie“, wie die Parteiführung damals Hillary Clinton bevorteilte, vom Debattenkalender über die Superdelegierten bis zum Streit um die Wählerdatenbank. Dahinter steht eine aktuelle Frage: Wie viel innerparteiliche Rebellion vertragen die Demokraten? Sanders' eigene Position ist konstant geblieben, er will wirtschaftliche Macht begrenzen, Klassenunterschiede politisieren und Mehrheiten organisieren. „Fight Oligarchy“ aktualisiert dieses Programm. Und Sanders demonstriert, was der amerikanischen Linken oft fehlt, nämlich die klare Vorstellung davon, wen Politik überzeugen muss: nicht nur Fraktionen der eigenen Bewegung, sondern eine Mehrheit der Wähler.

Foto Museo Nacional de Escultura

Was hat Ed Sheeran sich gedacht?

Unerhört: Wie ein Schmusesänger sich dem Bekenntniszwang im Nahostkonflikt zu entziehen versucht

Was ist kurioser: dass ein Popstar sich einer Meinungsäußerung zum Thema Palästina enthält oder dass andere Popstars bei einer Tournee in seinem Vorprogramm nicht mehr auftreten wollen, weil sie sich auf der Bühne nicht zu Palästina äußern sollen?

Der Bekenntniszwang im Sinne von „Free Palestine“ ist in der Popkultur zur Normalität geworden. Er ist ein T-Shirt-Spruch, ein Social-Media-Accessoire; mit Details einer Sachdebatte oder gar Expertise hat er selten zu tun. Gerne wird die Identifikation mit der Sache der Palästinenser durcheinandergeworfen mit anderer Identifikation, zum Beispiel mit der Sache der Iren. Ob das sinnvoll ist, darüber könnte man länger nachdenken.

Der 1991 geborene britische Schmusesänger Ed Sheeran hat sich zur Sache Palästinas gar nicht geäußert, nur gesagt, dass der Nahostkon-

Ed Sheeran Foto Reuters

flikt ihn erschrecke. Er habe dazu eine Meinung, die er aber aus der Öffentlichkeit heraushalte und nicht auf seinen Konzerten kundtun wolle.

Das, dieses Freihalten eines Popkonzerts von Bekenntniszwang, wird heute nicht nur als außergewöhnlich empfunden, sondern als ungehörig, ja skandalös. Aber er habe doch, so der 1983 geborene amerikanische Rapper Macklemore laut Medienberichten, auch deshalb zugesagt, mit Ed Sheeran auf Tournee zu gehen, damit er „auf Bühnen und in Stadien in ganz Amerika stehen und zwei Worte sagen kann, die mir sehr am Herzen liegen: Free Palestine“.

Sheerans Tourveranstalter hatte etwas dagegen und schloss Macklemore von geplanten Konzerten aus, auch weil dessen Ankündigung ihrerseits für Protest gesorgt hatte, etwa vom Israeli-American Council (IAC). Macklemore ist schon vor Jahren durch den Auftritt im Kostüm eines orthodoxen Juden aufgefallen, das als üble antisemitische Karikatur aufzufassen war. Sheeran selbst teilte mit, er habe mit „Aktivisten auf beiden Seiten“ gesprochen, um eine gemeinsame Lösung zu finden, aber ohne Erfolg. Nach dem Ausschluss Macklemores kündigten weitere Musiker an, nicht mehr als sogenannte Support Acts für Sheeran auftreten zu wollen. Sie erhielten Zuspruch unter Aufbietung großen Meinungsfreiheitsgeschützes.

Gut möglich, dass das Verhalten aller Musiker beziehungsweise das ihrer Managements auch von Kalkül bestimmt ist. Bei Superstars, wie Sheeran einer ist, lautet es, möglichst nicht zu polarisieren. Den weniger bekannten Musikern könnte gerade das Polarisieren dienlich sein – generell kann man sich die Verdorbenheit in dieser Aufmerksamkeitsökonomie womöglich nicht schlimm genug vorstellen.

Aber selbst wenn das so ist, enthält Sheerans Statement noch einen interessanten Aspekt. Er wolle seine Auftritte vor allem deshalb nicht zur politischen Meinungsäußerung nutzen, weil unter seinen Zuschauern viele junge Menschen, auch Kinder, von überallher seien. Für sie wolle er einen „Ort der Sicherheit und Zuflucht“ schaffen.

Auch das wird von vielen Aktivisten gewiss schon als Provokation verstanden, als Zynismus gar – aber ist es wirklich so abwegig? Man müsste noch nicht einmal speziell für die Kinder argumentieren, um Sheerans Einschätzung für weise, ja erfrischend zu halten. Erfrischend, weil es so unglaublich langweilig und kaum weltverbessernd wäre, wenn Theater-aufführungen, Filmfestivals, Buchmessen und sogar Schmusekonzerte nur noch Abschussrampen für Parolen sein sollten, wie gut sie auch immer gemeint sein mögen. JAN WIELE

M anchmal darf man eine Ausstellung nach ihren Werbeplakaten und ein Buch nach seinem Einband beurteilen. Von

Weitem schon leuchtet einem die moderne Maria Magdalena der jungen spanischen Malerin Nieves González mit verführerisch langem Blondhaar und kühlem Blick im modisch roten Anorak von der Städel-Fassade entgegen. Sie hält einen ebenso metallicrot glänzenden Totenschädel in der Hand, den sie zu streicheln scheint. Und im Vorraum des ersten Saals türmen sich unter einem Glassturz Bücher über die Heilige, die oft genug in den vergangenen 1400 Jahren ihrer intensiven Rezeption zur Hure gemacht wurde: Dan Browns Bestseller „Sakrileg“ von 2004, der sie zur Ehefrau Christi und Mutter seiner Kinder umschrieb, ist da fast noch das harmloseste. Lediglich fünf Prozent der Publikationen zur Heiligen sind wissenschaftlich oder ernsthaft zu nennen, der Rest Schund.

Auch in der Popkultur ist die widersprüchliche Figur bis heute sehr präsent, was sich an dem gruseligen, durchs Treppenhaus des Städels wabernden Song „(I'll never be) Mary Magdalena“ von Sandra oder auch an diversen Liedern von Lady Gaga und Madonna zeigt. Diese extreme Dichotomie umreißt letztlich auch den bigotten Umgang von Kirche und Gesellschaft mit ihr, der die demütige Berufsbüßerin je nach Bedarf gerne auch aufreizend zeigte. In keiner anderen Heiligen amalgamieren sich jedenfalls so viele Personae und Archetypen wie in ihr, was die Künstlerinnen Marlene Dumas und Kiki Smith bereits im ersten Saal eindrücklich vorführen. Wenn diese letzte Ausstellung von Liebieghaus-Abteilungsleiter Stefan Roller sich mit dem selbst etwas frivol-poppig klingenden Titel „Sin. Pray. Love“ also zwischen derart extremen Gegensätzen aufspannt, ist das mit den durchgängig hochkarätigen 110 Ausstellungsstücken aus 1000 Jahren – das älteste Werk ist ein hinreißendes Elfenbeinrelief aus Salerno mit den zwei Marien am Grabe nach Matthäus – mehr als gedeckt.

Nüchtern betrachtet, verbindet sich biblisch mit der Maria aus Magdala eine Person, die Christus bis zuletzt begleitet, bei der Kreuzigung am Stamm des Marterholzes gezeigt wird, bei der Grablegung zugegen ist, um den Leichnam zu salben, damit den beinahe letzten Körperkontakt zu haben und schließlich als Erste überhaupt am Ostermorgen am Grab zu sein und dem Auferstandenen im „Noli me tangere“ als Gärtner zu begegnen. Mit ihr verschmelzen die namenlose und von Christus begnadigte fußwaschende Sünderin aus dem Lukasevangelium und die Maria von Bethanien bei Johannes, die ebenfalls Christi Füße mit Tränen netzt, salbt und mit ihren langen Haaren trocknet. Mit Letzterer bekommt Magdalena Geschwister, nämlich Martha und den von Christus auferweckten Lazarus.

Mittelalterliche Legenden schmücken ihre 40 Jahre nur von Engelssang und drei Broten genährten Buße in der Wüste und ihre Schiffsreise mit Anlandung in der Provence aus. Der Herzog von Burgund behauptet im 11. Jahrhundert kess, sie sei weiter in „sein“ Vézelay gezogen, dort verstorben und man besitze ihre Reliquien, wodurch als Cash Cow eine der größten Pilgerkirchen der Romanik entsteht, die das provenzialische Saint-Maximin-la-Sainte-Baume erst um 1370 wieder für sich zu reklamieren weiß. Fast immer gibt es also einen triftigen, oft finanziellen Grund für die künstlerische Indienstnahme der häufig Vergebung und Belohnung durch eine Himmelfahrt erlangenden Sünderin.

Die Sündenbombe der Kirche

Auf Girolamo di Benvenutos um 1500 entstandenem Triptychon aus dem Depot des Städels ist in den zentralen Glaubensszenen Kreuztragung, Kreuzigung und Beweinung Magdalena jeweils sehr präsent. Das weist sie als für das Mittelalter enorm wichtige „Apostola Apostolorum“ aus.

Doch auch Laurent de La Hyres 1656 für die Kartause von Grenoble entstandenes „Noli me tangere“ verlegt die Szenerie genau in jene karge Gegend des Klosters, um den dortigen Profibüßern den Sinn ihres harten Daseins zu legitimieren. Mit seinem Markenzeichen des knorrigen Baumstumpfs und dem überirdisch tiefen Blau des Gewands übertrifft das Bild gar Lorrain. Zusätzlich malt er ihren attributiven Totenschädel als Felsgesicht raffiniert in den steinigen Hintergrund hinein. Bettelorden überhaupt wählten Magdalena besonders gern zu ihrer Patronin.

Der Meister von 1518 aus London hingegen präsentiert seine ziemlich sicher als Ex-Prostituierte verstandene Magdalena in luxuriösem Gewand und Schmuck, ein

Strang, der sich ebenfalls durchzieht. Das am rätselhaftesten glänzende Gewand der Kunstgeschichte liefert indes Giovanni Girolamo Savoldos sich eigenartig wegduckende „Maria Magdalena vor dem Grab“ von 1535 aus der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Wie von der Feuerwehr in eine Metallfolie eingehüllt, scheint sie das Heil der soeben bezeugten Auferstehung ebenso zu spiegeln wie ihr Mantel den strahlend blauen Himmel.

Die Wüstenbüßerin verschmilzt schließlich ein weiteres Mal mit einer anderen Person, der Wüsteneremitin Maria Aegyptiaca, deren Nacktheit von körperlangen Haaren mehr betont als verhüllt wird. Die berühmteste Aegyptiaca im Eigenhaarkleid ist sicher jene Tilmann Riemenschneiders vom einstigen Münnerstädter Hochaltar, die leider nicht ausgeliehen wurde. Luis Salvador Carmonas „Maria Egipciaca“ aus dem zweiten Drittel des 18. Jahrhunderts dagegen zeigt, warum man eine spanisches Maria immer von anderen unterscheiden kann: Auf der Iberischen Halbinsel tragen die Magdalenen züchtige Ganzkörper-Baströckchen.

Derartige Umdeutungen und Sonderikonographien reizten viele Künstler: Giovanni Lanfrancos barocke „Elevatio der Maria Magdalena“ aus Neapel präsentiert diese zwar von Engeln gen Himmel getragen bereits fern und klein am Himmel. Die Szenerie erscheint allerdings ähnlich unheimlich wie Goyas „Flug der Hexen“ nahezu zwei Jahrhunderte später.

Alle weiblichen Archetypen in einem: Das Städel zeigt die bislang größte Schau zur aufgeladenen Figur der heiligen Maria Magdalena vom Mittelalter bis heute.

Im sehr katholischen Spanien musste es ein züchtigerer Bastrock sein, denn das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übliche Haarkleid enthüllte zu viel: Luis Salvador Carmonas „Maria Egipciaca“, zweites Drittel des 18. Jahrhunderts.

Heilige in Silbermetallic: Giovanni Girolamo Savoldos „Magdalena vor dem Grab“ spielt vor Venedigs Kulisse und gibt bis heute Rätsel auf. Foto National Gallery

Eine der bis zum heutigen Tag kitschfrei ergreifendsten Darstellungen ist El Grecos „Büßende Magdalena“ von um 1580 aus Worcester. Sie besitzt bereits alles, was der Barock an der Heiligen lieben und immer weiter ausreizen wird: Der sogenannte himmelnde Blick aus tränenverhangenen Augen, das immergrüne Efeu als Zeichen ihrer Liebe zum Herrn rankt schon am Felsen hinter ihr hoch, das Salbgefäß ist wohl erstmals in der Kunst eine kleine Glasviole, die auch ihre Tränen auffangen könnte, in jedem Fall aber eigentlich ein Vas-sacra-Symbol der Mutter Christi ist. Der modisch semitransparente und bestickte Schleier umweht ihren Hals als bewegtes Beiwerk, das innere Bewegtheit anzeigt, ebenso furios, wie die typischen Wolken El Grecos einen Schleiertanz der Trauer am eisblauen Himmel aufführen.

Dem Barock ist sie lebendes Vanitassymbol mit Schädel und Spiegeln wie bei Georges de la Tours „Büßender Magdalena bei der Meditation“ von 1635. Die ähnlich wie Magdalena zerrissene Epoche reizt das Thema aber auch hin zum Schlafzimmerbild exzessiv aus. Halb nackt und vollbusig büßt und geißelt sie sich und liegt orgiastisch umher wie Berninis verzückte Teresa von Avila. Wer sich hier kopfschüttelnd fremdschämt für den allzu männlichen Blick, hat nicht unrecht, doch haben auch Künstlerinnen wie Lavinia Fontana, Elisabetta Sirani oder Luisa Roldán das Thema kaum weniger sinnlich angepackt, sich in der Renaissance auffällig viele Frauen bis hin zu Königinnen wie die Statthalterin der Niederlande, Margarete von Österreich, als Magdalena porträtieren lassen, beispielsweise von Dürer, von dem zwei hinreißende „Tüchlein“-Malereien zu sehen sind. Das reicht bis zu Lotte Laserstein, die 1983 Catharina Sjölund, Tochter eines Freundes im schwedischen Exil, als Magdalena malt.

Im letzten Saal dann setzt Arnold Böcklin mit seiner „Trauer der Maria Magdalena an der Leiche Christi“ von 1867 aus Basel noch einmal ein Fanal in herbem Pathos. Wie der ebenfalls im dortigen Museum gezeigte tote Christus Holbeins ist auch der Korpus von Böcklins tot daliegendem Gemarterten erschreckend fahl und grünlich-weiß verfärbt unter dem transparenten schwarzen Schleiertuch aus Gaze, das von Magdalenas Schultern über das Geschlecht Christi weht und so das nackte weiße Fleisch bedeckt, wie es überhaupt scheint, als habe der Schweizer Symbolist alle Farbe aus dem Bild herauslaufen lassen. Böcklin setzt damit bewusst Dunkles gegen die schmalzige Salonmalerei.

Nicht weniger aufsehenerregend, wenngleich um vieles kleiner ist Félicien Rops' Frontispiz zu „L'Amante du Christ“ von 1921. Vertrackt schon in der meisterlich eingesetzten Technik der Heliogravüre, umgarnt und verführt Magdalena hier einen nackten schwarzen Jesus mit dessen Leichenbinden. Der Erlöser steht starr wie eine Mumie, doch mit offenen Augen da und lässt dieses nekrophile Bondage mit sich geschehen. Obwohl vor mehr als 100 Jahren ersonnen, wirkt Nikos Kazantzakis' literarische Maximalprovokation „Die letzte Versuchung Christi“ von 1952 dagegen beinahe harmlos.

Der eigentliche und unvergessliche Blickmagnet zum Schluss bleibt jedoch Max Beckmanns monumentales „Christus und die Sünderin“ von 1917 aus dem Saint Louis Art Museum, auf dem Magdalenens Schleier in Zinnoberrot aus der Halb-Grisaille herausleuchtet, während in aller Uneindeutigkeit, die den Maler bis heute als einen Kosmos für sich auszeichnet, Christus gleichzeitig in der „Noli me tangere“-Haltung wie auch als Gefangener und Auferstehender erscheint. Sein kantiger Schädel aber weist durchaus Ähnlichkeit mit dem Charakterkopf Beckmanns auf.

Der Rundlauf durch 1000 Jahre Kunstgeschichte begann mit Marlene Dumas und endet mit ihr. „Naomi Cambell [sic!] as Maria Magdalena“ von 1996 kondensiert noch einmal die gesamte Widersprüchlichkeit der christlichen Figur im Porträt des häufig randalierenden Topmodels, das wie so viele andere alle Seiten der Projektionsfigur Maria Magdalena zugleich in sich trägt. STEFAN TRINKS

Maria Magdalena. Sin. Pray. Love. Städel Frankfurt; bis zum 17. Januar 2027. Der Katalog kostet 49,90 Euro.

Der Stadtmenschenfreund

Er hat maßgeblich dazu beigetragen, die Stadtplanung aus der Fixierung auf den Autoverkehr zu lösen: zum 90. Geburtstag von Jan Gehl

Wohl selten hat eine private Lebensentscheidung einen solchen Einfluss auf den öffentlichen Raum in vielen Städten in der ganzen Welt gehabt wie im Fall von Jan Gehl. Der gebürtige Kopenhagener lernte gegen Ende des Architekturstudiums in seiner Heimatstadt Ingrid Mundt kennen. Die Psychologin sollte seinen Blick auf die Architektur entscheidend verändern. An der Akademie gleichsam gedrillt gemäß den Dogmen der Moderne, veränderte sich nun seine Perspektive. „Warum interessieren sich Architekten nicht für Menschen?“, lautete seine neue Leitfrage.

1965 bereiste das Paar italienische Städte, um systematisch zu untersuchen, wie sich die Menschen im öffentlichen Raum bewegen und wo sie sich warum aufhalten. In ihrer Verhaltensforschung kamen die beiden zu dem Ergebnis, dass die Bewohner einer Stadt das Gefühl haben, Teil einer Gemeinschaft zu sein, wenn sie sich im städtischen Raum begegnen, statt isoliert in ihrer Wohnung zu hocken. „Das Leben auf öffentlichen Plätzen ist wichtig für die soziale Gesundheit“, sagte Gehl einmal in einem Interview. Das klingt wie eine Binse, damals bedeutete es einen Tabubruch, dem Funktionalismus der autogerechten Stadt Versagen zu attestieren.

Jan Gehl Foto Gehl Architects

Maßgeblichen Einfluss auf die Gedankenwelt von Gehl hatte auch die kanadische Architekturkritikerin Jane Jacobs, die sich überaus erfolgreich als Aktivistin gegen den Abriss von alten Stadtvierteln in New York einsetzte. Nicht zuletzt der Autorin von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ist es zu verdanken, dass Teile von Little Italy, Chinatown und des West Village nicht verschwunden sind. Als „Großmutter humanistischen Planens“ hat Gehl Jane Jacobs einmal bezeichnet. Im Jahr 1962, als Greenwich Village als gerettet gelten konnte, begann der Umbau von Kopenhagen. Und Gehl wurde dessen maßgeblicher Ideengeber.

Seine Erfolge machten ihn zum Vordenker und zum international gefragten Vortragsredner. Dabei ist er kein Theoretiker; seine Bücher glänzen nicht durch brillante Formulierungen. Gehl ist ein Pragmatiker, der mit einem untrüglichen Sinn für das Machbare und für das richtige Timing ausgestattet ist. Er verfolgte eine Strategie der kleinen Schritte, probierte Dinge aus und gab sie, falls sie sich in der Praxis als untauglich erwiesen, auch wieder auf. Kopenhagen wurde nicht von heute auf morgen zur internationalen Musterstadt, sondern in mehreren Jahrzehnten, um den

Bürgern Zeit zur Anpassung zu geben: In jedem Jahr reduzierte die Stadtverwaltung die Fläche für Stellplätze um drei Prozent. Gleichzeitig wurde der gewonnene Raum dafür genutzt, Bänke aufzustellen, Bäume zu pflanzen und Straßencafés zu eröffnen.

In Deutschland ist Gehl dagegen nicht zum Zuge gekommen. Das Land sitze in einer kulturellen Blase, äußerte er einmal in einem Interview, es sei selbstzufrieden. Gehl selbst wird daran nichts mehr ändern können, er hat sich aus dem aktiven Berufsleben zurückgezogen. Aber das Büro Gehl Architects, das er gemeinsam mit Helle Søholt gegründet hat, gedeiht auch nach seinem Ausscheiden; mehr als einhundert Mitarbeiter sind an Standorten in Kopenhagen, New York und San Francisco tätig. Am heutigen Donnerstag wird Gehl 90 Jahre alt. MATTHIAS ALEXANDER

JETZT IM KINO

Wenn Sehnsüchte der Erniedrigten auf die Gleichgültigkeit der Glorreichen treffen

Wie ein guter Neunzigminüter im Kino: Anna Bergmann inszeniert Henrik Ibsens „Gespenster“ am Theater Basel als pointiert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Parabel auf den Untergang des männlichen Abendlandes. Von Robin Passon, Basel

Nur sie verfolgt die Kamera bis in die staubigsten Ecken der Wandschränke. Nur ihre aufgerissenen Augen sind es, die die Zuschauer wie aus einem Film noir anstarren. Erschrocken, ängstlich, verführerisch, Hollywoodlachen, dann wieder ernst. All die Gesichtsausdrücke für die große Leinwand hat sie längst gelernt und muss doch immer noch das Parkett bohnern.

Regine, die in Henrik Ibsens „Gespenster“ vor allem zur Verdeutlichung der Schandtaten anderer diente, bringt in der Inszenierung von Anna Bergmann am Theater Basel eine weitere, eine Klassenperspektive auf das transgenerationale Trauma der Familie Alving ein. Sie, diese Puppe des Hauses, die in ihrem

adretten Dienstmädchendress von der einen in die andere Ecke gestellt wird wie ein Mannequin, ergreift hier die Stimme und erzählt, wie sie schon in ihrer Kindheit auf den Schößen fremder Männer sitzen und den Druck ihrer Erektionen gegen ihren zerbrechlichen Kinderkörper aushalten musste. Das Rot ihres Tüllkleids leuchtet ihr in Traumsequenzen wie ein Irrlicht aus der Finsternis des Herrenhauses entgegen und lässt aufblitzen, was aus ihr hätte werden können, wenn sie nicht in dieses soziale Elend hineingeboren worden wäre.

Regine weiß, dass sie jetzt ihr Leben ändern muss, fort aus dem Haus und weg aus dem Dorf, wenn sie nicht an sich selbst und den Altlasten der Alvings zugrunde gehen will. Wenn in den grauen Abendstunden der Nebel vom Fjord hinein in die Seelen der anderen Hausgäste gezogen ist, tanzt sich Regine, in Gestalt der ungeheuer körperlich spielenden Regina Raimjanova, frei. Schmettert Sofakissen auf den Boden, köpft den Champagner, springt und juchzt und singt. Anna Bergmann legt ihr dazu Texte der Künstlerin Tracey Emin und aus Ingmar Bergmans „Herbstsonate“ in den Mund, die die schmerzhaft unstillbaren

Sehnsüchte der Erniedrigten in Sprache gießen.

Ästhetisch ist dieser Abend, mit seiner Überlagerung des realistischen Bühnenbilds von Ben Baur und den expressionistischen Live-Videos von Sophie Lux bezwingend. Ohne künstliche Längen mit den mal mehr, mal weniger glaubhaften Einschüben zu erzeugen, gelingt es der Regie, Ibsens Erzähltempo in einen wunderbar rhythmisierten Abend zu übersetzen, der wirkt wie ein guter Neunzigminüter im Kino. Dieser Eindruck rührt auch daher, dass Bergmann ihre ganz auf Regine fokussierte Setzung mit beeindruckender Konsequenz verfolgt, ohne sich in Nebenerzählungen zu verzetteln. Den Preis dafür müssen die anderen Fi

Die uns kirre machenden Gespenster, die wir vor einiger Zeit riefen und jetzt einfach nicht mehr loswerden können: Links im Fenster und auf der Videoprojektion: Regina Raimjanova als Regine. Rechts im Fenster: Bärbel Schwarz als Pastor Manders. Foto Ingo Höhn

guren zahlen, die hier über ihre vorgegebenen Wesenszüge hinaus wenig Eigenleben entwickeln.

Zwar macht Bergmann aus Pastor Manders hier Frau Pastor, mit Kollar und Kreuz am Revers, die dunkelroten Haare zu einem strengen Zopf geflochten, doch der Modus, in dem Bärbel Schwarz die Empörung über die unsittlichen Abgrün- de in der Familienhistorie vortragen muss, erinnert an überprobte Schulthea- teraufführungen, die jedes Moment des Überraschtseins verloren haben. Die Umbesetzung indes überspitzt Bergmann nicht als zeitgeistige Verrenkung, sondern verschärft damit schlüssig die Heuchelei der kirchlichen Moralinstanz und steigert die Fallhöhe von Helene Alvings sozialem Dilemma in der engstirnigen Dorfgemeinschaft. Doch weder wird die Sittenwächterin als entschiedene Stützerin der Gewalthierarchien gezeigt, noch wird sie als Karikatur ihrer Rolle vorgeführt. Auch in der Figur des Tischlers Engstrand (Daniel Lommatzsch) hätte mehr Potential gelegen als die des typenhaften Trunkenbolds, dem die Verlogenheit allzu offensichtlich ins grinsende Gesicht geschrieben steht. Diese Schablonenhaftigkeit einerseits und die Unschlüssigkeit andererseits führen dazu, dass sein Schauspiel an diesem Abend oft solide, aber selten packend wirkt.

Ganz bewusst reduziert wirkt hingegen die Rolle der Hausherrin Helene Alving, um die der Abend üblicherweise kreist. Carina Braunschmidt verleiht ihr eine Stimme, die knarzt und dröhnt wie das wettergepeitschte Haus selbst, aus deren Gleichgültigkeit der immer nur ausgehaltene Schmerz eines Lebens spricht. Was ihr glorreicher Gatte getan hat, während sie seine Geschäfte geführt hat und dafür angefeindet wurde, ihrem Sohn das Vaterhaus zu verwehren, erzählt sie nun mit dauergequältem Lächeln. Die Fassade, die sie um ihre Familie aufrechterhalten wollte, sie ist ihr in den Körper gefahren.

Überhaupt scheint diese Helene längst kein Mensch aus Fleisch und Blut mehr zu sein. Das starre Kleid mit den riesigen Puffärmeln und dem wulstigen Saum, das ihr der Kostümdesigner Cédric Mpaka geschneidert hat, verschluckt jede Proportion, bemächtigt sich seiner Trägerin, die sich unter dem Druck der unerbittlichen Öffentlichkeit selbst zur bloßen Spielfigur der Witwe, der Herrin, der Mutter gemacht hat. Am Ende des Abends wird sie selbst von dem Gefühl sprechen, nie geboren, sondern bloß ausgestoßen worden zu sein.

Dann endlich, in diesem Schlussdialog von Mutter und Sohn, kann sie Osvald (Dominic Hartmann) offenbaren, welche Narben ihr schon als Kind zugefügt wurden. Wie da eine Mutter ihrem eigenen Sohn die Angst vor ihm und seinen Erwartungen gesteht, wird zum Gipfel dieses Abends. Das grausame Ende, das Ibsen für Helene und Osvald vorgesehen hatte, erspart die Regie ihnen. Sie muss ihm die Sonne nicht in Form der Morphiumkapseln bringen; hier dürfen die beiden innig umschlungen auf dem Sofa verharren, während Regine aus dem Zuschauerraum ihren Schlussmonolog spricht.

Umzingelt vom Grauen der Vergangenheit und den Abgründen der Zukunft, gibt es für sie kein Gut und Böse mehr. Wie Blechfiguren einer Jahrmarkt-Schießbude musste sie alle abknallen, um den Bann dieses Hauses endlich zu durchbrechen und alles hinter sich zu lassen. Patschnass von den Fluten des norwegischen Atlantiks schleppt sie sich am Ende durch die Straßen, auf der nie enden wollenden Flucht vor ihren Gespen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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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e Welt? Heidelberg mit Blick auf Neckar und Schloss
Foto Picture Alliance

Ich will Teil sein dieser Schicksalsgemeinschaft

Thomas Maissen lebt als Schweizer in Heidelberg und möchte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werden. Gründe hat er viele: eine Entgegnung auf den Wahlschweizer Stefan Rebenich.

Von Thomas Maissen

Gibt es eine schweizerische Nationalität?“ So fragte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75 kurz nach den Reichseini-

gungen in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Der ehemalige Züricher Regierungsrat wurde 1861 nach Heidelberg berufen, wo er die Rechtswissenschaften grundlegend prägte und als Abgeordneter im badischen Parlament die kleindeutsche Lösung begrüßte. Würde aber der junge schweizerische National- und Bundesstaat von 1848 seine Eigenständigkeit gegen die staatsbildenden Nationalismen behaupten? Bluntschli antwortete differenziert: „Wenn es eine schweizerische Nationalität gibt, so hat dieselbe in hohem Grade einen internationalen Charakter.“ Kulturell orientierten sich die deutsch-, französisch- und italienischsprachigen Schweizer zu Recht an ihren Nachbarländern. Doch zugleich hätten Bundesstaat, Recht und Armee belastbare institutionelle Klammern geschaffen.

Anderthalb Jahrhunderte später würden sich die Schweizer den Konditionalis verbieten, wenn es um ihre Nationalität geht. Als Klammer würden sie, die oft nur eine der vier Landessprachen sprechen, aber weiterhin die politischen Institutionen und Verfahren nennen. Das tut auch mein in der Schweiz eingebürgerter Kollege Stefan Rebenich, wenn er erklärt, was seine zweite Heimat besser mache als Deutschland: wettbewerbsorientierter Föderalismus mit hoher kommunaler und kantonaler Autonomie; hohe Investitionen in Infrastruktur; Eigenverantwortung bei der Sozialversicherung und für politische Entscheidungen in einer (direkten) Demokratie, die heikle Fragen wie die Immigration nicht ausklammert (F.A.Z. vom 24. August).

Ich widerspreche Rebenichs Lob nicht, muss aber seine biographischen Einleitungssätze gleichsam umgekehrt formulieren. Wir sind vor gut 20 Jahren nach Heidelberg gezogen, wo wir, nach zwischenzeitlich zehn Jahren in Paris, seit 2023 wieder leben. Wie Rebenich in Bern wollen wir als Rentner hier wohnen bleiben. Die Rheingrenze prägt den Alltag kaum: Heidelberg und Bern sind sich deutlich ähnlicher als Heidelberg und Berlin oder Bern und ein Dorf im Tessin. Die Lebensqualität ist hoch: Ubi bene, ibi patria. Die meisten unserer besten Freunde wohnen in Heidelberg und werden in der heilen Welt dieser Universitätsstadt bleiben. Dennoch reagieren sie eher überrascht darauf, dass ich die Einbürgerung beantragt habe. Weshalb?

Das Verfahren dauert hier rund ein Jahr, in Zürich sind es zwei. Zuvor muss man zehn Jahre in der Schweiz gelebt haben, davon mindestens zwei in der gleichen Gemeinde. In Deutschland sind es fünf Jahre, Wohnortswechsel möglich. In Zürich kann morgens um sieben Uhr die Polizei an der Wohnungstür klingeln, um zu überprüfen, ob die Ehe mit einem ausländischen Partner auch tatsächlich gelebt wird. Einbürgerung bedeutet in der Schweiz Aufnahme in eine politische Gemeinde, in der man wohnt – oder besser: „zu Hause ist“. Wir reden nicht von schweizerischer „Staatsangehörigkeit“, sondern von „Bürgerrecht“, und zwar primär in einer Gemeinde. Darüber werden wir Bürger des Kantons, in dem die Gemeinde liegt, und da dieser Kanton der Eidgenossenschaft angehört, bekommen wir gleichsam in zweiter Ableitung einen roten Pass. Weil diese Kooptation ein politischer Akt ist, kann noch heute die Bürgergemeindeversammlung sie vollziehen: Man kennt sich und entscheidet, wer eingebürgert wird – also dem kommunalen Souverän angehören darf.

In großen Städten ist die Einbürgerung wie in Deutschland ein verwaltungsrechtlich geregelter Vorgang. In Heidelberg ist der Aufwand überschaubar, die Gebühr auch: 255 Euro. Seit August 2007 können Staatsangehörige aus EU-Ländern und, kulanterweise, der Schweiz eingebürgert werden, ohne dass sie ihren ursprünglichen Pass abgeben müssen. Allerdings nicht, solange sie im Ausland wohnen. Das galt auch für den Direktor des Deutschen Historischen Instituts in Paris (DHIP), obwohl diese Tätigkeit meinen Integrationswunsch begründete. Das vom Bund finanzierte DHIP steht seit 1958 im Dienst der Versöhnung der vormals historischen Erbfeinde. Wie lächerlich wäre es gewesen, wenn der Direktor eine Veranstaltung zum Versailler Frieden mit der Ansage eröffnet hätte, er sei als Schweizer in dieser Geschichte neutral!

Vielmehr bewundere ich den historiographischen und erinnerungspolitischen Umgang der Bundesrepublik mit 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Es würde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dienen, wenn andere sie zum Vorbild nähmen: nicht nur Russland und Serbien oder die einstigen Achsenmächte Japan und Italien, auch Frankreich oder die Schweiz. Nach 1945 flüchteten sich die Deutschen ebenfalls in die Rolle des Opfers: von Bombardements, Eroberung und Vertreibung, aber auch der Verführung durch eine verbrecherische NS-Clique. Die DDR beanspruchte, mit dem faschistischen Erbe so konsequent gebrochen zu haben, dass der sozialistische Staat keine Verantwortung für NS-Verbrechen übernehmen müsse. Die Bundesrepublik tat gerade dies in staats- und völkerrechtlicher Kontinuität zum Deutschen Reich. Doch es war ein langer Weg, bis „die“ Deutschen inklusive Wehrmacht von den Achtzigern an als Täterkollektiv dastanden, das den Holocaust verbrochen hatte und 1945 von seinen selbst gewählten Führern befreit werden musste.

Deutschlands Vergangenheitspolitik ist international die große Ausnahme geblieben. Zumal das akademische Milieu es sich mit der Selbstanklage manchmal sogar zu leicht macht. Die Deklamation „Ich bin kein Patriot“ ist ähnlich undifferenziert wie „Ich bin ein Patriot“. Deutsche dürfen als Kollektiv auf manches stolz sein, darunter die historische Selbstkritik. Und wenn sie solche Errungenschaften verteidigen wollen, müssen sie diese benennen können. Das festzuhalten, relativiert nicht den Holocaust.

Aus seiner historischen Erfahrung heraus übernimmt Deutschland vielfältig Verantwortung. Das wird gerade im Schweizlob mancher Deutscher deutlich. Das Land könne glücklich sein, weil es nicht für die neuen Bundesländer aufkommen müsse; weil es die eigene Währung nicht dem Euro geopfert habe; weil es viel weniger Geld für die Ukraine ausgebe. So verrät sich Sehnsucht nach einem Staat, einer Gesellschaft, die sich neutral heraushält: wie die Schweiz. Deutschland investiert einen großen Teil seines Reichtums in nationale und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 um dem eigenen und allgemeinen Wohlstand eine breite, dauerhafte Basis zu bewahren.

Das ist keine rein altruistische Politik. Aber sie zielt auf ein weit gefasstes, langfristiges Gemeinwohl. Entsprechend hat Angela Merkel 2015 eine Million Kriegsflüchtlinge nach Deutschland einwandern lassen. Das war eine solidarische Handlung mit hohen finanziellen und politischen Kosten. Aber Deutschland schafft das. Sein internationales Ansehen war damals beträchtlich und ist es geblieben. Wen wünschten sich die Franzosen 2017 in einer Umfrage als nächsten Präsidenten? Angela Merkel! Der damalige Direktor des DHIP war stolz auf „seine“ Bundeskanzlerin.

Das wegleitende Prinzip der Schweiz ist nicht Solidarität, sondern Autonomie. Kantone und ihre Gemeinden können den Einkommensteuerfuß selbst festlegen und damit wohlhabende Zuwanderer anziehen. Einen vergleichbaren, aber schwächeren Steuerwettbewerb kennt Deutschland nur bei der Gewerbesteuer. Zudem reduziert der Finanzausgleich die Differenz der Steuerkraft von Bayern und Bremen von dem Faktor 1,7 auf 1,2 pro Kopf. Das Ziel ist, dass alle Bürger (und Steuerzahler) derselben Nation für vergleichbare staatliche Leistungen etwa gleich viel Geld zur Verfügung haben. Die Schweiz denkt nicht von den sozialen Rechten der Individuen her, sondern vom politischen Status der autonomen Gemeinden und souveränen Kantone. Ihr Finanzausgleich reduziert die Steuerkraft von Zug mit seinen vielen Briefkastenfirmen gegenüber dem strukturschwachen Jura bloß von Faktor 4,4 auf 2,9, sodass man dort rund dreimal mehr Steuern entrichtet als am schönen Zugersee.

Wie wäre es um den sozialen Zusammenhalt in Deutschland bestellt, wenn schweizerische Praktiken gälten? Deutschland ist eine Schicksalsgemeinschaft: Wer im Schützengraben nebeneinander lag oder aus Ostgebieten geflohen ist, akzeptiert Ungleichbehandlungen viel schlechter als derjenige, für den die größte Erschütterung in den vergangenen Jahrhunderten vom Baulärm reicher Neubürger stammte.

Wo der Kirchturm den Horizont definiert und nicht die nationalen Grenzen, bleibt das Politische kleinteilig. Wenn man keine außenpolitischen Ambitionen hat, ist das, wie Rebenich festhält, ein Vorteil: Man kennt und vertraut sich, man übernimmt im „Milizsystem“ ehren- oder nebenamtlich öffentliche Funktionen. Das Ideal ist Selbstverwaltung, nicht Selbstlosigkeit, wie bereits Bluntschli festhielt: „Der Opferbereitschaft für öffentliche Zwecke steht ein harter Egoismus gegenüber, der rücksichtslos auf Erwerb und Geldgewinn losgeht.“ Zugleich sah der Jurist die Schweiz als Modell „eines friedlichen und freundlichen Nebeneinanderseins und Zusammenwirkens“ unterschiedlicher Sprachen und Konfessionen. Damit habe die Schweiz „Ideen und Prinzipien geklärt und verwirklicht, welche für die ganze europäische Staatenwelt segensreich und fruchtbar“ sein sollten: für das friedliche „Ideal der Zukunft“.

Nach dem Zeitalter der Weltkriege definiert ein Großteil meiner Miteidgenossen sein Schweizertum dezidiert nicht über eine solche Grenzen überschreitende Mission, sondern darüber, dass sie keine Europäer seien. Ich bin, als Schweizer, ein Europäer. Deutschland ist die Hauptstütze, politisch wie finanziell, für dieses Europa. Diese demokratische, rechtsstaatliche Stütze will ich mitstützen, nicht nur fiskalisch, sondern als Staatsangehöriger auch politisch. Erhebliche Herausforderungen stehen an, etwa in Form der AfD, deren Verfassungstreue nicht gesichert ist. Wenn die unverzichtbare Stütze Europas wegbrechen sollte, wer sonst kann die historisch einmalige Friedensordnung gewährleisten, in der wir aufwachsen durften? Bestimmt nicht die Schweiz, die ihr neutrales Gärtchen weiter kultivieren möchte, selbst wenn die Welt zugrunde geht.

Thomas Maissen, 1962 in Zürich geboren, lehrte Neuere Geschichte mit dem Schwerpunkt Frühe Neuzeit a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Von 2013 bis 2023 war er Direktor am Deutschen Historischen Institut Paris.

Erzählen gegen den Untergang

Eine Krisentagung der Film- und Fernsehbranche in Köln: Wie können Bewegtbildinhalte der bedrohten Demokratie zu Hilfe kommen?

Wenn es ein Weckruf war, hat er funktioniert. „Ich hätte nie gedacht, dass es so voll wird“, nuschelte Kida Khodr Ramadan, um anerkennend nachzuschieben: „Cool.“ Der Schauspieler, Regisseur, Produzent und wohl für immer (auch hier wieder) mit der Rolle des Toni Hamady in „4 Blocks“ verbundene Ramadan war wie eine ganze Reihe hochkarätiger Produzenten und Regisseure der Einladung von Martina Richter zu einer von ihrer Firma, HMR International, gemeinsam mit den MMC Studios und dem Film Festival Cologne ausgerichteten, gegen alle Gepflogenheiten sogar kostenlos angebotenen Fachkonferenz zum Thema „Demokratie erzählen“ gefolgt.

Geplant hatte man die Tagung, als der Wahlsieg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absehbar wurde. Dass diese Partei dann tatsächlich nahezu durchmarschieren konnte, hat auch die Film- und Fernsehbranche aufgeschreckt: Ein großer Kölner Kinosaal war bis zur letzten Reihe gefüllt. Sven Lehmann (Grüne), Vorsitzender des Bundestagsausschusses für Kultur und Medien, sprach in seinem Impulsvortrag von einer „Zäsur“, die die Politik in Deutschland und die Zivilgesellschaft verändern werde.

Nicht zufällig wollten die Rechts-populisten eine Neuausrichtung der Kultur. Empathie und Perspektivwechsel entstünden nämlich in den Geschichten, die eine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über sich erzähle. Gefördert werden solle unter einer möglichen AfD-Regierung hingegen nur Kultur, die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sfindung diene. Es gehe letztlich um die Frage, „welche Stimmen Gehör finden“. Unter Druck stehe auch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 für viele der Produzenten der wichtigste Abnehmer ihrer Inhalte. Für Kreative werde es in Deutschland immer schwerer.

Wie aber erzählt und stärkt man nun Demokratie in Film, Dokumentation und Serie? Niemals belehrend, darauf konnten sich so gut wie alle Vortragenden und Diskutanten einigen. Nötig sei es, Filme mit Haltung zu machen, die aber – darauf hob insbesondere die in Israel geborene, in Deutschland lebende Regisseurin Ester Amrami ab – offen für Widersprüche und Komplexität sein müssten. Ihr sei sogar „ein Film mit der falschen Botschaft“ lieber als ein zu didaktischer. Es gehe ja gerade darum, auch Menschen zu zeigen und zu verstehen, die nicht so dächten wie man selbst.

Dem konnte Henriette Lippold (Ufa Mitte), die Produzentin unter anderem von „Deutschland 83“, nur zustimmen: Sie arbeite bei ihren oft auf Ostdeutschland fokussierenden Themen gern mit „gemischten“ Teams aus Ost- und Westdeutschen, weil durch den Austausch wichtige Fragen zustande kämen. Ümit Uludağ und Erik Winker von der auf engagierte Dokumentarfilme spezialisierten Produktionsfirma Corso Film ergänzten, dass sie in ihrer Arbeit darauf achteten, die weniger Sichtbaren sichtbar zu machen, etwa durch das konsequente Erzählen aus der Betroffenenperspektive.

Die Produzentin Birgit Schulz, die mit ihrer Firma „Bildersturm“ für Dokumentarfilme mit feministischer Ausrichtung steht („Petra Kelly – Act Now!“, „Was an Empfindsamkeit bleibt“), brachte Kampfgeist in die Runde: „Im Gegensatz zu früher bin ich nicht mehr bereit, Filme zu machen, die nicht wirklich eine politische Intention haben.“ Sie erreiche mit ihren Filmen durchaus auch die junge Generation, sagte Schulz. Das schaffte eine Serie wie „4 Blocks“ ebenfalls, außerdem lenkte sie den Blick auf sonst wenig sichtbare Milieus, in diesem Fall auf kriminelle Clans. Ob sie damit schon demokratiefördernd war, bleibe dahingestellt. In jedem Falle sei „4 Blocks“ der AfD ein Dorn im Auge, so Kida Khodr Ramadan. Inzwischen wählten aber auch Migranten aus dem Wedding die AfD, deshalb sei der Dialog darüber in Film und Medien so wichtig – und zugleich schwierig: „Man macht ja indirekte Werbung auch für die.“ Angst vor dieser „Hurensohnpartei“ habe er aber nicht: „Ich steh da wie eine Eins und geb ihnen eins.“

Ramadan lenkte den Blick auch darauf, was gerade nicht gut laufe für Filmemacher wie ihn. Man verliere die erzählerische Freiheit, weil in Sendern und Redaktionen alles ängstlich infrage gestellt werde. Für einen normalen Namen wie „Osama“ etwa musste er kämpfen. Selbst eine Zigarette, die einer seiner Charaktere rauchen sollte, wurde zum Problem. „Kontrolle“ sei „ein ganz großes Element“ geworden („es fängt schon beim Gendern an“). Und das mit Folgen: „Du hast schon Blockaden beim Schreiben.“ Für den Regisseur und Produzenten Volker Heise ist das Problem noch viel größer: Gewollt seien etwa im Dokumentarfach, in dem er unterwegs ist, nur noch Filme über Prominente oder starke Marken, die ihr Publikum quasi gleich mitbringen. Ein experimentelles Format wie „24h Berlin“ oder „Berlin 1933“ sei heute kaum noch durchsetzbar. Das Zuschneiden auf Zielgruppen mache jedoch kaputt, was den Dokumentarfilm im Kern auszeichne: seine Autonomie, die zu Unvorhergesehenem führe.

Im Laufe des Tages wurde dann auch der Zweifel hinsichtlich der Wirksamkeit des demokratischen Erzählens vernehmlicher. So zeigte sich Melanie Andernach, die den bewegenden Dokumentarfilm „Sieben Winter in Teheran“ (2023) über die Hinrichtung der Studentin Reyhaneh Jabbari in Iran produziert hat, „sehr ratlos“, wie man zukünftig erzählerisch gegenhalten solle, wenn die andere Seite permanent und mit großer Reichweite polarisierende Inhalte liefere. Nachzuziehen mit Dokumentarfilmen bloß noch über Prominente und Marken – sie teilte Heises Wahrnehmung – sei keine angemessene Antwort. Verloren gehe dabei „ein anderer Blick auf Gesellschaft“.

"Fast schon verzagt wirkte Michael Souvignier,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Zeitsprung Pictures, als er sagte, mit Filmen wie „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 „Führer und Verführte“ oder zuletzt „Nürnberg 45“ habe er Millionen junge Menschen erreicht – und müsse jetzt erschüttert und frustriert feststellen, „wie der Antisemitismus wieder um sich greift“. Daran sei massiv die AfD schuld. Noch krasser drückte es die Produzentin Alice Brauner,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1946 gegründeten CCC Filmkunst, aus. Ihr Vater Artur Brauner, der große deutsch-jüdische Filmproduzent, habe von seinen über 350 Filmen allein 25 gemacht, die den Opfern des Holocaust gewidmet seien: „Und am 7. Oktober 2023 musste ich lernen, dass das alles für die Katz war, jeder einzelne Film, darunter „Hitlerjunge Salomon“.

Dass das Wiederaufflammen des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zusammenfällt mit dem Verschwinden der letzten Zeitzeugen, sei eine besonders bittere Erfahrung. Alice Brauner hat schließlich all ihre Wut über diese Zustände in ein Projekt kanalisiert, das vielleicht zeigen kann, was „Demokratie erzählen“ unter den gegenwärtigen, für Menschen jüdischer Abstammung od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drohlicher werdenden Gesellschaftsumständen heißen kann. Denn mit „Block 10“, der –basierend auf historischen Dokumenten – medizinische Sterilisationsexperimente in Auschwitz zeigt, haben Alice Brauner (Buch) und Marcus O. Rosenmüller (Regie) den vielleicht radikalsten, drastischsten Spielfilm über die Shoah überhaupt gemacht. Seine Ausweglosigkeit ist Programm: „In Auschwitz gab es keine Heldengeschichten.“

„Ich wollte diesen Frauen wieder eine Stimme geben“, sagte Brauner, und sie will offensichtlich noch mehr: diesen Film, der im November in die Kinos kommt, allen entgegenschleudern nämlich, die von einer „Neuausrichtung der deutschen Erinnerungskultur“ faseln. Man wisse ja, so Brauner, dass Erinnerung nicht nur aus Zahlen bestehe, sondern „aus Menschen, aus Körpern, aus Entscheidungen, aus Angst, aus Würde“. Im Film ist das so eindrücklich zu spüren, dass die Tagung nach den Ausschnitten ins Stocken kam; niemand konnte eine Weile lang richtig weitersprechen.

In anderen Panels ging es dann wieder ganz klassisch um Verteilungs- und Rechtefragen zwischen Produzenten und Verwertern. Und doch nahm man am Ende von dieser Tagung, die wie eine Krisensitzung der Branche anmutete, diesen Appell mit: Wenn die Demokratie angegriffen wird, gilt es zu kämpfen. In diesem Fall um die Narrative. OLIVER JUNGEN

Liebes-Wiesn

Romantik und Liebe auf dem Oktoberfest? Darüber dreht der Münchner Filmemacher Simon Verhoeven für Netflix die Romantic Comedy „Oktoberfest“. Der Dreh beginnt am Samstag auf der Theresienwiese. Im Mittelpunkt steht eine junge Kellnerin, die zum ersten Mal auf der Wiesn arbeitet. Angaben zu Schauspielern und Handlung gibt es noch nicht. Als Komparsen wurden rund 4000 Kinder, Jugendliche und Erwachsene angeworben. Sie würden als Wiesn-Publikum, Bedienungen und Zeltmitarbeiter benötigt, hatte Netflix beim Castingaufruf erklärt. dpa/F.A.Z.

Springer-Chef Mathias Döpfner, als er Ende Juni den Mitarbeitern des „Telegraph“ die Übernahme verkündete. Foto Geoff Pugh/Telegraph

Was hat Springer mit dem „Daily Telegraph“ vor?

Mit dem „Daily Telegraph“ hat Springer eine Traditionsmarke der britischen Presse gekauft, die ihre konservative Ausrichtung pflegt. Springer-Chef Mathias Döpfner schwebt ein digitales Weltblatt vor. Wie geht das zusammen? Ein Empfang in London vermittelt erste Eindrücke / Von Gina Thomas, London

Seit kurz nach seiner Gründung im Jahr 1855 führt der „Daily Telegraph“ ein Emblem mit einem beflügelten Telegraphenzeiger, dessen Zifferblatt die Worte, „Was“, „Is“ und „Will be“ trägt – „War, Ist und Wird Sein“. Der auf „Will“ gerichtete Zeiger hebt ebenso wie die Telegraphenmaste und Leitungen des damals gerade erfundenen „Internets des 19. Jahrhunderts“ die Zukunftsorientierung des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verankerten Blattes hervor.

Unter dem Symbol für Modernität und Geschwindigkeit ist ein Buch mit dem Zeitungsnamen aufgeschlagen. Daraus sprießen die emblematischen Blumen der vier Teile des Vereinigten Königreichs. Sie bekräftigen die Identität des Traditionsblatts, dessen Innovationsbereitschaft im Widerspruch zum altmodisch-konservativen Image steht. Es wird leicht vergessen, dass der „Electronic Telegraph“ 1994 die erste digitale Tageszeitung in Europa war.

Seit dem Abschluss der Übernahme durch den Springer Verlag Ende Juni ist diese hochgradig britische Marke nun in deutscher Hand. Im Rahmen seiner Strategie, „führender Anbieter von digitalem und KI-unterstützten Journalismus in der freien Welt“ zu werden, strebt der Springer-Vorstandsvorsitzende Mathias Döpfner eine stufenweise Globalisierung des „Telegraph“ an. Durch die Erschließung des amerikanischen und breiteren englischsprachigen Markts soll der konservative Titel im Kampf um die westlichen Werte ein Gegengewicht zur linksliberalen Meinungslandschaft setzen.

Zum Ende der Sommerpause lud Döpfner jetzt mit der neuen, von der „Bild“-Gruppe gewechselten Geschäftsführerin Carolin Hulshoff Pol und dem „Telegraph“-Chefredakteur Chris Evans zur Feier „des Beginns eines neuen Kapitels für den Telegraph“ ein. Die Versammlung wirkte eher wie eine Echokammer, die den Beinamen „Torygraph“ des konservativen Flagschiffs veranschaulichte, als eine Begegnung mit der britischen Medienwelt oder der politischen Elite. Aus der Politik war die konservative Oppositionsführerin Kemi Badenoch der prominenteste Gast. Im Wesentlichen aber ging es bei dem Empfang wohl um eine erste Begegnung von „Telegraph“-Mitarbeitern mit ihren neuen Eigentümern.

Statt ein Londoner Traditionshaus als Standort zu wählen, wie man es vielleicht von einem konservativen Blatt erwartet hätte, signalisierte das von der Star-Architektin Zaha Hadid gestaltete Restaurant der Serpentine Gallery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den Blick nach vorn, den Döpfner in einer kurzen Ansprache hervorhob, mit der er sich beim Publikums einschmeichelte.

Hadids Anbau an das ehemalige Pulver- arsenal aus der Zeit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 wirkt wie eine Versinnbildlichung des Nebeneinanders vo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in einem zukunftsweisenden

Forum. Döpfner griff das Logo seiner neuen Akquisition auf, um darzulegen, dass er schützen werde, was war und ist: das Vermächtnis, die Werte, das „Charisma“ der Marke, die journalistische Güte. Als Kapitalist, der Geldverdienen als nötige Voraussetzung für die Schaffung gesellschaftlicher Werte sehe, wolle er vor allem Potentiale durch die Investition in Journalismus und Technologie aktivieren.

Was auch immer die Veränderungen sein mochten, und es werde sich viel verändern, unterstrich Döpfner, verbürge er sich persönlich dafür, die journalistische Integrität des „Telegraph“ zu schützen. Mit der Aufforderung, robust zu sein und mitunter auch den Eigentümern Ärger zu bereiten, erklärte er, sich darauf zu freuen, das nächste Kapitel des „Telegraph“ zu gestalten. Zweiundzwanzig Jahre nach dem Scheitern von Döpfners erstem Versuch, den „Telegraph“ zu erwerben, ist Springer der sechste Eigentümer in der 171-Jahrelangen Geschichte der Zeitung.

Nach drei Jahren des energieraubenden Schwebezustands unter Zwangsverwaltung wegen der massiven Überschuldung der Barclay-Familie, die Springer 2004 im Kampf um den „Telegraph“ überboten hatte, herrscht in der Führungsriege der britischen Mediengruppe Erleichterung darüber, dass Döpfner sein Ziel diesmal erreicht hat. Die Redaktion hatte sich energisch gegen die Übernahme durch einen von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unterstützten Vermögensfonds gewehrt und mit anderen Medienunternehmen auf die damals noch konservative Regierung eingewirkt, ausländische staatliche Beteiligungen an britischen Zeitungen und Magazinen zu verhindern. Im Gespräch bezeichnet Chris Evans, seit 2014 Chefredakteur des „Daily Telegraph“, die Übernahme durch Springer aufgrund der gemeinsamen Werte und Vorstellungen als die bestmögliche Lösung. Innerhalb des Unternehmens wird die Zuversicht allerdings durch Unbehagen über mögliche Stellenverluste im Zuge der von Springer angestrebten Beschleunigung des digitalen Wandels und des Einsatzes von KI gedämpft.

Es bleibt die große Frage, wie ein deutsches Unternehmen, zumal unter einer deutschen Geschäftsführerin, die ihren blutjungen, mit Digitalisierung und KI befassten Stabschef Tim Häberle von „Bild“ als Transformations-Manager mitgebracht hat, das Gespür für die Besonderheiten des „Telegraph“ entwickeln kann, um die Globalisierung voranzutreiben, ohne das britische Wesen der Marke preiszugeben. Dazu zählen profilierte, von Heldentum und Ausdauer erzählende Nachrufe auf britische Veteranen ebenso wie mittelständische englische Marotten, wie Schlaglöcher oder Dorfgemeinschaftshäuser und Nachbarstreite um Gartenhecken, die zum Gewebe des englischen Lebens gehören, sich aber im Ausland schwer vermitteln lassen.

Es ist nicht ohne Ironie, dass ein deutscher Zeitungskonzern ausgerechnet den Titel erworben hat, in dem das patriotische Echo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is vor Kurzem lauter nachhallte als in anderen britischen Blättern. Der „Telegraph“ sei nun „Zeh Telegraph“ geworden, witzelte ein Leser der „Financial Times“. Im „Telegraph“ kommentierte ein anderer Leser die Springer-Übernahme mit der Feststellung, dass die Schlacht um England also doch verloren worden sei. Und eine weitere Stimme warnte, dass sie ihre 65 Jahre lange Beziehung zum „Telegraph“ beenden werde, wenn Springers Europa-Begeisterung das Blatt durchdringe. Das, fügte sie hinzu, würde das Ende des „Daily Telegraph“ bedeuten.

Der ins Oberhaus beförderte Thatcher-Biograph Charles Moore, der in den ersten Jahren des Jahrtausends Chefredakteur des „Daily Telegraph“ war und heute noch Kolumnist der Zeitung ist, hält den kriegsbedingten Vorbehalt gegen einen deutschen Eigentümer nicht mehr für problematisch. Vor zwanzig oder dreißig Jahren hätte sich dies als Verhängnis erweisen können. Davon sei wenig geblieben. Allerdings könne die Stimmung umschlagen, wenn alles schiefgehe. Der Argwohn von „Telegraph“-Lesern richte sich eher gegen die EU als gegen Deutschland. Aber das verstehe Döpfner als Euroskeptiker, der gegen den Brexit gewesen sei, nach Moores Einschätzung jedoch „keine leidenschaftliche emotionale Verehrung für die EU“ empfinde.

Für Moore liegt die Herausforderung darin, die Identifikation des Mutterschiffs mit Britannien bei der Globalisierung nicht zu kompromittieren. Vieles könne in der Übersetzung von einer nationalen zu einer internationalen Leserschaft verloren gehen. Moore weist auch darauf hin, dass die Polarisierung zwischen Linksliberalen und Konservativen im britischen Journalismus weniger markant sei als in den USA. Ziemlich viele „Telegraph“-Leser seien eher kulturell kohärent als ideologisch motiviert. Wie Evans hält Moore die Springer-Übernahme für „besser als fast alles, was uns hätte zustoßen können“, weil keine Regierung involviert sei und der neue Eigentümer die Medien verstehe.

Seinen Durchbruch erlebte Ralf Richter 1981 mit seiner Rolle in „Das Boot“, viele erinnern ihn aber auch als „Kalle“ aus der Krimi-Komödie „Bang Boom Bang“. Ralf Richter, 1957 geboren in eine Künstlerfamilie als eines von acht Kindern des Bochumer Architekten Otto Richter, war ein Multitalent – Fernseh- und Bühnenschauspieler, aber auch Musiker wie sein jüngerer Bruder Frank-Martin Strauß, der bekannt ist als „FM Einheit“ und als Mitglied der „Einstürzenden Neubauten“. Bevor Ralf Richter sich dem Schauspiel zuwandte, absolvierte er eine Schreinerlehre.

Mathias Döpfner erzählt gern, wie der „Telegraph“ für Axel Springer ein Leitstern gewesen sei. Dabei ist die Marke international längst nicht so bekannt wie die um 70 Jahre ältere „Times“. Als Springer in den frühen Jahren der Bundesrepublik begann, sich um den Erwerb der damals im Besitz der britischen Militärregierung befindlichen „Welt“ zu bemühen, erzählte er einem Besatzungsoffizier mit engen Verbindungen zu den Zeitungen in der britischen Zone, darunter „Spiegel“ und „Zeit“, dass er eine deutsche „Times“ machen wolle, auch wenn das immer ein Verlustgeschäft bleiben sollte. Diese Form von Einschränkung liegt gewiss nicht in Döpfners Kalkül.

Parallel besuchte er die Schauspielschule in Bochum, von der er aber bald als „nicht ausbildbar“ verwiesen wurde. Frühe Erfolge hatte er dennoch. Er spielte an der Berliner Volksbühne und am Hamburger Schauspielhaus, bevor er 1980 mit dem Tatort „Hetzjagd“ für das Fernsehen entdeckt wur-

Die raue Seele des Ruhrpotts Der Schauspieler Ralf Richter ist gestorben

Falsche Angaben über Fachärzte einer Klinik

Unternehmen haftet, wenn der Chatbot halluziniert

Wer einen Chatbot auf seiner Unternehmenswebsite einsetzt, haftet für halluzinierte Falschangaben. Ein entsprechendes Urteil des OLG Hamm vom Mai ist nun rechtskräftig geworden, wie das Gericht der F.A.Z. mitteilte (Aktenzeichen: 4 UKl 3/25). Die Entscheidung hat Signalwirkung für ähnliche Fälle.

In Wirklichkeit sind A und B keine Fachärzte. Der Chatbot hatte halluziniert. Zudem gibt es gar keinen „Facharzt für ästhetische Medizin“ und auch keinen „Facharzt für ästhetische Behandlungen“. Die Klinik sprach von einem „bedauerlichen technischen Versehen“, modifizierte den Chatbot, wollte aber die Abmahnkosten nicht bezahlen. Unzutreffende Antworten des Chatbots seien ihr nicht als eigene geschäftliche Handlungen zurechenbar. Der Chatbot arbeite als KI-System auf Basis statistischer Wahrscheinlichkeitsberechnungen autonom und werde nicht gesteuert oder kontrolliert. Äußerungen seien somit nicht auf eine menschliche Willensentschließung zurückzuführen.

Im konkreten Fall ging es um die Website einer Klinik. Dort war ein Chatbot zur Kundenkommunikation installiert, der Fragen in Echtzeit beantwortete, auch zu den Geschäftsführern der Klinik. Auf die Frage „Sind A und B Fachärzte für plastische und ästhetische Chirurgie?“ gab der Chatbot folgende Antwort: „Ja, A und B sind Fachärzte für plastische und ästhetische Chirurgie. Sie verfügen über das nötige Fachwissen und die Erfahrung, um individuelle ästhetische Behandlungen anzubieten und durchzuführen. Möchten Sie einen Termin vereinbaren?“ Auf die nachfolgende Frage „Welchen Facharzttitel haben die beiden?“ gab der Chatbot folgende Antwort: „[...] Dr. A und Dr. B sind beide Fachärzte für ästhetische Medizin. Möchten Sie einen Termin vereinbaren?“

Der Chatbot sei von einer Consultingfirma entwickelt, konfiguriert und trainiert worden, wobei nur die in die Vektordatenbank eingebundenen Inhalte wie die Texte der Website verwendet worden seien. Dort waren keine unzutreffenden Angaben über die Facharztqualifikation der Geschäftsführer enthalten. Ein weiteres Argument der Klinik war, dass Websitenutzer von der Fehleranfälligkeit KI-generierter Antworten wüssten.

Mit diesen Argumenten drang die Klinik nicht durch. Für das Gericht stellen die Antworten des Chatbots eine geschäftliche Handlung dar. Die Klinik habe entscheidenden Einfluss darauf, wie der Chatbot kommuniziert. Belegt werde dies schon dadurch, „dass die Klinik nach dem Vorfall problemlos in der Lage war, den Chatbot so umprogrammieren zu lassen, dass er keine unzutreffenden Antworten mehr auswarf“. Es liege auf der Hand, dass Personen, die sich ernsthaft für schönheitsoperative Eingriffe interessieren, ein gesteigert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zu erfahren, ob die Mediziner über einen Facharzttitel verfügen. „Dies nicht zuletzt deshalb, weil missglückte [...] Schönheitseingriffe seit vielen Jahren eine breite mediale Berichterstattung erfahren und für die Betroffenen weitreichende Folgen haben.“ Die Klinik hätte bei gehöriger Anstrengung vorhersehen müssen, dass sich potentielle Kunden mit der Frage nach der Facharztqualifikation an den Chatbot wenden.

Wer auf seiner Website einen Chatbot einsetzt, sollte dessen Angaben regelmäßig auf Richtigkeit kontrollieren und die KI im Zweifel abschalten. Sonst droht Haftung. Im konkreten Fall hatte die Klinik noch Glück, es ging um nur 260 Euro nebst Zinsen. Allerdings kommen noch die kompletten Kosten des Gerichtsverfahrens hinzu. JOCHEN ZENTHÖFER

de. Ein Jahr später besetzte ihn Wolfgang Petersen als herumproletenden Maat Frenssen in seinem Welterfolg „Das Boot“. Richter spielte trotz seiner künstlerisch- akademischen Herkunft oft wilde Typen, Bösewichte und, sehr überzeugend, den rauen, aber sympathischen Ruhrpottler, der das Publikum mit seiner schnodderigen Art

Spätestens diese Rolle in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Komödien der Wiedervereinigungsjahre machte ihn zu einer viel geliebten Kultfigur des Ruhrgebiets. In dem Film „Superstau – ich ramm die Sau“ gibt er den trotz allem liebenswürdigen und ums Wohl seiner Familie besorgten deutschen Proleten aus Gelsenkirchen, der in einem Megastau feststeckt; in der Bergbau-Saga „Rote Erde“ spielte er den Bergmann Otto Schablowski. Richter setzte mit seinen Rollen den Malochern des Ruhrgebiets, dessen Geschichte und ihren Geschichten, ein oft amüsantes und berührendes Denkmal. Als viel gefragter Schauspieler in Serien wie „Ein Fall für Zwei“, „Tatort“ oder „Großstadtrevier“ prägte er nicht nur das deutsche Fernsehen, sondern auch die Wahrnehmung einer ganzen Region. Nach längerer Krankheit ist Ralf Richter am Montag im Alter von 69 Jahren gestorben. NIKLAS MAAK („Was wollt ihr Tröten denn schon wieder“) erfreut. Als „Kalle Grabowski“ in der Krimikomödie „Bang Boom Bang – ein todsicheres Ding“ gab er 1991 einen Gangster, der im Knast einen Erotikfilm anschaut und, als er darin seine Frau als Schauspielerin entdeckt, ausrastet, ausbricht und auf einen turbulenten Rachefeldzug geht.

Ralf Richter (1957 bis 2026) Foto dpa

Fernsehen am Donners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5.30 ZDF-Morgenmagazin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151). Krimiserie. Urlaub in der Hölle 9.55 Morden im Norden (52). Krimiserie. Ein dunkles Geheimnis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266)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14.10 Rote Rosen (4379).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15.10 Sturm der Liebe (4632).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16.10 Elefant, Tiger & Co. Zoo-Doku. Wie bei Muttern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Quiz 18.50 WaPo Duisburg (24/24). Krimiserie. Verdammt lang her 19.45 Wissen vor acht – Mensch. Infotainment. Wie gesund ist es, den Wecker wegzudrücken? 19.50 Wetter 19.55 Wirtschaft

20.00 Tagesschau

20.15 Wer einmal lugt. Ein Krimi aus Passau Deut. Kriminalfilm mit Marie Leuen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Stefan Rudolf, Xenia Tiling. Regie: Daniel Rübesam, 2026. Mia Baders verschollener Vater Adam Nolan taucht nach vielen Jahren wieder auf – mitten in Passau.

21.45 Kontraste Moderation: Lena Ganschow

22.1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50 50 Jahre extra 3 – Die Show Moderation: Christian Ehring

0.05 50 Jahre extra 3 – Die Doku Reportage-Reise mit Freddy Radeke und Jakob Leube

0.53 Tagesschau 0.45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Deut. Kriminalfilm, 2026 2.18 Tagesschau

2.20 Mankells Wallander Das Leck. Schwed./Deut. Krimireihe mit Krister Henriksson,, 2009

ZDF

5.30 ZDF-Morgenmagazin. Infotainment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 Service täglich. Infomagazin 10.30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Letzte Worte 11.15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Escape Room 12.00 ARD-Mittagsmagazin. Infotainment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Kochshow. Mario Kotaska sucht den Spitzenkoch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Unterhaltung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Hochzeit mit Hindernissen 17.00 heute 17.10 hallo deutschland. Boulevard-magazin 18.00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Straflust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Trennungsschmerzen

20.15 Die Bergretter Dramaserie. Ohne Ausweg. Als die Kinder von Franziska Lehmann bei einer Gletschertour verschwinden und die Suche eingestellt wird, greift Franziska zu einer radikalen Maß- nahme und setzt die Bergretter unter Druck.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Maybrit Illner Talkshow. Moderation: Maybritt Illner

23.15 Markus Lanz Talkshow 0.30 heute journal update

0.45 Kneecap Irisch/Brit. Tragikomödie mit Liam Óg Ó Hannaidh, Naoise Ó Cairealláin, JJ Ó Dochartaigh, Josie Walker, Michael Fassbender. Regie: Rich Peppiatt, 2024

2.20 Auckland Detectives – Tödliche Bucht Thriller-Serie. Gefährliche Nähe

3.50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Escape Room

4.35 hallo deutschland Boulevard-magazin

ARTE

8.55 Die Sachsen – Piraten. Heiden. Kaiser 10.25 Die Deutsche Alpenstraße. Unterwegs zwischen Bergen, Seen und Schlössern 11.25 Re: Volksleiden Rücken – Was hilft wirklich? Neue Sendung 11.55 Küchen der Welt. Sizilien: Anelletti al forno 12.25 Stadt Land Kunst. U. a.: Indien 14.00 Mord im Mittsommer. Fall 24: Rakel. Schwed. Krimireihe mit Alexandra Rapaport, 2025 15.4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Kap Verde, Insel Santiago 16.10 Kanada – Der weite Norden 17.05 Baishanzu – Chinas unbekanntes Naturjuwel 17.50 Vietnams geheimnisvoller Norden 18.35 Vietnams tropischer Süden 19.20 Arte Journal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19.40 Re: OP im Mutterleib, Hoffnung für Babys

20.15 Der Fliegenpilz Dokumentation. Zwischen Mythos und Wissenschaft. Glücksbringer, Giftpilz, Mythos: Um kaum einen Pilz ranken sich so viele Geschichten wie um den Fliegenpilz. Die Dokumentation verbindet diese mit Wissenschaft und aktueller Forschung zu einer faszinierenden Reise durch die Welt des Amanita muscaria, so sein lateinischer Name.

21.05 Im Königreich der Pilze Dokumentation

22.00 Prisoner 951 (1/4) Dramaserie.

23.10 Prisoner 951 (2/4) Dramaserie. Fine alte Schuld

0.10 Prisoner 951 (3/4) Dramaserie. Der Preis der Freiheit

1.15 Prisoner 951 (4/4) Dramaserie. Das Geständnis

2.15 Irak: Vergiftetes Wasser, verkaufte Nieren Dokumentation

3.10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Indien, Chennai

3 sat

8.05 Alpenpanorama 8.30 ZIB 8.33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zeit 9.45 nano 10.25 Universum: Land der Berge – 9 Länder, 9 Gipfel 11.55 Alte Liebe rostet nicht – Die wachsende Leidenschaft für Oldtimer 12.20 Servicezeit 12.50 Unkraut 13.20 Portugal von oben 14.05 Terra X: Welten-Saga II: Die Schätze Südeuropas 14.50 Terra X: Welten-Saga II: Die Schätze Japans 15.30 Terra X: Welten-Saga II: Die Schätze Nordafrikas 16.15 Terra X: Welten-Saga II: Die Schätze Südamerikas 17.00 Terra X: Welten-Saga II: Die Schätze des Nahen Ostens 17.45 Terra X: Welten-Saga II: Die Schätze Griechenlands und der Türkei 18.30 Nano: Regenwald Revival. Aufforstung und Naturschutz in den Tropen 19.00 heute 19.20 Kulturzeit

20.15 Forschung extrem – Unser Weltbild am Limit? Dokumentation. Was können wir wissen? Sind wir Teil einer Simulation, oder besteht die Welt in Wirklichkeit nur aus Informationen? Ingolf Baur unterwegs zu den Grenzgebieten menschlicher Erkenntnis.

21.00 Leben im Multiversum – Gibt es uns unendlich oft? Talkshow 22.00 ZIB 2

22.25 auslandsjournal extra Infomagazin

22.55 Der Umzugskoordinator – Abschied von der Wohnung Dokumentation 23.45 Y-History: Arbeit 4.0 – Macht Kl meinen Job kaputt? Dokumentation

0.20 10 vor 10

2.00 Backen ohne Nachtschicht Reportage. Ein Bäcker geht neue Wege

RTL

9.00 GZSZ (8609) 9.30 Unter uns (7957) 10.00 Ulrich Wetzel (270) 11.00 Barbara Salesch (324). Anschlag auf Schönheits-Doc! Wollte sich der Verlobte eines Schlagersternchens rächen?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337). Ende einer Albtraumehe! Hat unglückliche Polizistin ihren Noch-Ehemann erschossen? 15.55 Ulrich Wetzel (1). Hat Krankenpfleger Möchtegern-Schauspielerin mit Abführmittel außer Gefecht gesetzt?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Tochter von Influencerin zerschneidet Mutter das Gesicht 17.30 Unter uns (7958) 18.00 Explosiv (180) 18.30 Exclusiv (180)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34). Schachmatt 19.40 GZSZ (8610). Gefährliche Anziehung

20.15 HeidiFest Show 22.30 Die Stefan Raab Show Moderation: Stefan Raab 23.30 Markus Krebs live! Permanent Panne Comedyshow 24.30 DTLN Nolting

0.35 CSI: Miami (10) Krimiserie. Ausgezählt! Horatio und sein Team müssen den Mord an einem Volkszähler aufklären, der tot im Kofferraum eines Wagens gefunden wurde, den Jesse und Walter angehalten haben.

1.25 CSI: Miami (11) Krimiserie. Loyalität ist eine Frage des Verhaltens. Eine Frau wird erstochen und der Täter scheinbar auf frischer Tat ertappt. Es scheint, als sei Zach Finley bei ihr eingebrochen, habe sie vergewaltigt und anschließend erstochen. Nur eine Star-Anwältin kann ihm helfen.

2.10 NFL Live American Football. Week 2: Thursday Night: Detroit Lions at Buffalo Bills. Live

www.faz.net/tv

SAT 1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Infotainment. Moderation: Karen Heinrichs, Matthias Killing. Gäste: Bülent Ceylan, Kyra Baltrusch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Gerichtsshow. Mord verjährt nicht / Schwesternkrieg / Die gewaschene Tote / Handtaschenkrieg / Vaterschaftsroulette (1) / Brautkleid bleibt Brautkleid / Vaterschaftsroulette (2)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Reality-Soap. Test-Situation 16.00 Auf Streife. Reality-Soap. Tiefe Abgründe 17.00 Notruf. Infomagazin. U. a.: Bin ich ein Vampir? 18.00 Lenßen hilft. Doku-Soap. Schule – Nein Danke! / Graue Haare, rote Zahlen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Missverständnis ohne Ende? 19.45 Sat.1 :newstime

20.15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Spielshow. Moderation: Jörg Pilawa

23.00 Die größten Geheimnisse der Welt Infotainment. Von den Alpen zur afrikanischen Skelettküste

1.00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Spielshow. Moderation: Jörg Pilawa

3.10 Die größten Geheimnisse der Welt Infotainment. Von den Alpen zur afrikanischen Skelettküste 4.45 Auf Streife Reality-Soap. Sauerkraut und arme Würstchen

ZDF Neo

8.10 Stadt, Land, Lecker 8.55 Die Küchenschlacht 9.40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25 Bares für Rares 12.10 Death in Paradise 15.40 The Rookie 17.05 Suits. Verlieren, um zu gewinnen / Paare und Partner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The Rookie. Redwood / Gebrochene Herzen 21.35 heute-show 22.15 Böhmi brutzelt mit Motsi Mabuse 22.45 ZDF Comedy Sommer mit Till Reiners 23.15 Maithink X – Die Show 23.50 Neo Ragazzi 0.35 In der Nacht des 12. Franz./Belg. Krimi, 2022

Phoenix

9.00 Vor Ort 9.30 Fachkräftemangel. Geschäfte mit der Anwerbung 10.00 Vor Ort 10.30 phoenix plus 12.00 Vor Ort 12.45 phoenix plus 14.00 Vor Ort. Doku 14.45 phoenix plus. Doku 15.30 Fachkräftemangel. Doku. Geschäft mit der Anwerbung 16.00 Dokumentation 17.30 Der Tag. Doku 18.00 Aktuelle Reportage 18.30 Magellans Reise um die Erde. Doku. Das Abenteuer der ersten Weltumsegelung 19.15 Der Mann, der Amerika seinen Namen gab. Doku. Amerigo Vespucci 20.00 Tagesschau 20.15 Reporter in Hitlers Krieg. Doku. Von der Diktatur in die Demokratie 21.00 phoenix runde. Talkshow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Dokumentation 23.00 Der Tag. Doku 0.00 phoenix runde. Talkshow 0.45 Dokumentation

Pro Sieben

9.05 The Middle 9.55 Young Sheldon 10.25 2 Broke Girls 10.50 Two and a Half Men 11.45 The Big Bang Theory 12.4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The Middle 14.05 Young Sheldon 14.30 2 Broke Girls 15.00 Two and a Half Men 16.00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18.00 News 18.10 Die Simpsons 19.05 Galileo 20.15 Beauty & The Nerd 22.50 Wer stiehlt Matthias Schweighöfer die Show? 1.55 Eden – Du bezahlst für jede Lüge

Tele 5

14.55 Star Trek: Legenden 15.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57)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58) 17.10 Sliders (515) 18.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20.15 Die Logan Verschwörung. Amerik./Kanad./Belg./Brit. Thriller, 2012 22.20 Trapped – 24 Stunden Angst. Amerik./Deut. Thriller mit Charlize Theron, 2002 0.30 Firenado. Brit. Actionfilm, 2023

KIKA

12.20 Mascha und der Bär (86/91) 12.30 The Garfield Show 12.55 Mirette ermittelt 13.15 Taylors Welt der Tiere 13.40 Die Pfefferkörner (251/283) 14.10 Schloss Einstein – Erfurt 15.00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s Ranch (42/52) 16.10 Power Sisters 16.35 Sherlock Yack 17.00 The Garfield Show 17.25 Die Schlümpfe 17.45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Die Biene Maja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19.25 Löwenzahn (380)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Die Imposter

Hessen

8.15 Die Ratgeber 8.45 Eisbär, Affe & Co. (159). Ein Gorillakind wird flügge 9.35 mex. das marktmagazin 10.20 Rote Rosen (4378) 11.10 Sturm der Liebe (4631) 12.00 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 Deut. Komödie mit Heio von Stetten, 2006 13.30 Alles Klara (16). BioTot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37). Pony am Stock 15.10 Mord mit Aussicht (19). Krimiserie. Saftladen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alle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Quarks. Die große Sonnen-Frage: zu wenig, zu viel? Genau richtig! 21.00 Visite. Unterschätzte Volkskrankheit: Wenn Kopfschmerzen den Alltag bestimmen 21.45 Hessenschau 22.00 strassenstars 22.30 Tage, die es nicht gab (7). Dramaserie 23.20 Oderbruch (13). Mysteryserie. Veronika 0.10 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 Deut. Komödie, 2006 1.40 Tage, die es nicht gab (7)

NDR

8.10 Sturm der Liebe (4631) 9.00 Nordmagazin 9.30 Hamburg Journal 10.00 SH Magazin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Hallo Niedersachsen 11.30 Brisant 11.55 Die Nordreportage 12.25 In aller Freundschaft (306). Dunkle Sterne 13.1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249). Klarheit 14.00 die nordstory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odensee (7). Wer wagt, verliert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74) 18.00 Regionales 18.15 Die Nordreportage. Der XXL-Tunnelbohrer unter der Elbe – Arbeiten für die Energieversorgung von morgen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mareTV. Amrum – Warum? Darum. 21.00 mareTV 21.45 NDR Info 22.00 Geisternetze – Der Usedom-Krimi. Deut. Krimi, 2025 23.30 Großstadtbrevier (404). Wer ist Lothar Krüger ? 0.20 Gertrud Stranitzki. Das Kostümfest / Das Modell 1.10 Geisternetze – Der Usedom-Krimi. Deut. Krimi, 2025

RBB

8.30 rbb24 Abendschau 9.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Unterstellungen / Beim zweiten Anlauf 10.3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15). Wahlverwandtschaften 11.15 Giraffe, Erdmännchen & Co. (218) 12.05 Morden im Norden (105). Opfer 12.55 Garten & Lecker (28). Blumenkohlmousse unter Magnolien 13.40 Morden im Norden (106). Schuld und Sühne 14.30 Liebe Zartbitter. Deut. Drama mit Christine Neubauer, 2003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16). Beruflich und privat 17.05 Panda, Gorilla & Co. (219)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Der Tag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Enkel für Anfänger. Deut. Komödie mit Maren Kroymann, 2020 21.55 Regionales 22.25 Mord mit Aussicht. Spätlese / Walzing Mathilde 0.05 Über die Grenze. Alles auf eine Karte. Deut. Krimireihe, 2017 1.35 Über die Grenze. Gesetzlos. Deut. Krimireihe, 2017

ARD, 20.15 Uhr,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Frederike Bader (Marie Leuenberger) verfolgt eine Spur. Foto BR

WDR

9.10 Regionales 9.40 Wer weiß denn sowas? 10.25 Garten & Lecker 11.1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1.55 Elefant, Tiger & Co. 12.45 Aktuell 13.00 Seehund, Puma & C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So süß können Fische sein 14.20 Rentnercops. Echte Freunde / Wolke 4 16.00 Aktuell 16.15 Hier und heute 18.00 Aktuell / Lokalzeit 18.15 Servicezei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Quarks. Die große Sonnen-Frage: zu wenig, zu viel? Genau richtig! 21.00 Gute Nachrichten vom Planeten. Wie können wir die Sonne clever nutzen? 21.45 Aktuell 22.15 Frau tv 22.45 Meine Tics und ich – Leben mit Tourette 23.30 Nachtstreife 2.0 (1). Rausch und Randale 0.15 Die Magnetischen. Franz. Drama, 2021 1.50 Erlebnisreisen

MDR

8.05 Sturm der Liebe (4631) 8.5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374). Schuldgefühle 9.45 Quizduell – Olymp (488) 10.35 Elefant, Tiger & Co. (466) 10.58 Aktuell 1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Augen zu und durch! / Wennschon – dennschon 12.30 Zwei Frauen für alle Felle. Neues Glück. Deut. Dramareihe mit Bettina Zimmermann, 2025 13.58 Aktuell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401)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066) 16.00 MDR um 4 17.45 Aktuell 18.10 Brisant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MDR Garten 20.15 Visite 21.15 artour 21.45 Aktuell 22.10 Echtes Leben: Maikes Drama – ohne Insulinpumpe droht der Tod 22.40 Holt – Der Windkraft-Schwindler. Deut. Doku-Film, 2026 0.10 Twist 0.40 Visite 1.40 artour

SWR

10.20 Eisenbahn-Romantik (871). Die Schnellzug-Legende Baureihe 01 – Sonderfahrt zum 90-jährigen Jubiläum 10.50 Sturm der Liebe (4631). Telenovela 11.40 aktiv und gesund (2). U.a.: Waldbaden 12.10 ARD-Buffet Spezial 12.55 Ein Engel und Paul. Deut. Romanze mit Eva Hassmann, 2003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130). Quiz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54). Krimiserie. Der Waschlappen 16.00 Regionales 16.05 Kaffee oder Tee. Magazin 17.00 Regionales 17.05 Kaffee oder Tee. Magazin 18.0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Regionales 22.00 Watzmann ermittelt. Krimiserie. Trugschluss / Der letzte Tusch 23.35 IKEAs Feind Nr. 1. Doku. Geschäfte auf Russisch 1.06 Wie extrem wird das Wetter, Sven Plöger? Doku 1.5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Doku

BR

9.00 Tele-Gym (1) 9.15 Dahoam is Dahoam. Bamberger knickt ein / Hubert, das Feierbiest 10.15 Nashorn, Zebra & Co. (311) 11.05 Abenteuer Wildnis 11.50 aktiv und gesund 12.20 Schnittgut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822). Lebenslügen 13.35 Morden im Norden (103). Diva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Quizduell-Olymp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 17.30 Regionales 18.00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mehr/wert 19.30 Dahoam is Dahoam (3797). Regelverstoß 20.00 Tagesschau 20.15 quer. ... durch die Woche mit Christoph Süß 21.00 30 Jahre Schlachthof – Die Jubiläumsshow 22.30 BR24 22.45 Ottis Schlachthof 23.50 Hindafing. Hidden Champion / Der Mann der Stunde 1.20 Puls Startrampe 1.50 Puls Open Air 2023

RTL 2

13.55 SOS – Retter im Einsatz 16.00 News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70) 17.05 Hartz Rot Gold (11). Die einen auf der Baustelle, die anderen auf dem Kiez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71). Haarige Zukunft?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15 Jahre Ausnahmezustand bei Berlin – Tag & Nacht! – Das Super Best Of / 15 Jahre Berlin – Tag & Nacht – Das große Jubiläums-Special (1) / 15 Jahre Berlin – Tag & Nacht – Das große Jubiläums-Special (2) 22.15 Naked Attraction – Dating hautnah 1.55 Der Trödeltrupp. Otto und Sükrü bei Sabine / Mauro bei Leonie

Super RTL

9.15 Rubble & Crew 9.45 Super Wings 10.15 Paw Patrol 10.45 Gabby's Dollhouse (2) 11.10 Glücksbärchis – Entdecke die Magie 11.40 Barbie – Ein verborgener Zauber (9) 12.05 Grizzly & die Lemminge 12.35 Die Thundermans (9) 13.05 Voll zu spät! 13.45 Ninjago – Aufstieg der Drachen (19) 14.15 Älvinnn!!! 14.40 Jade Armor (13) 15.10 Die Nektons (64) 15.40 Die Eintracht und ich (9) 16.05 Pokémon Horizonte: Die Serie (34) 16.35 SpongeBob 17.15 Voll zu spät! 18.20 Scooby-Doo (19) 18.50 Alvinnn!!! 19.40 Woozle Goozle 20.15 CSI: Miami. U.a.: Zusammenstöße / Übung macht den Mörder? / Angestachelt / Leo & Sienna 0.55 Teleshoppingsendung

Kabel 1

8.20 Bull. Dramaserie. Schlechte Karten / Die Jugendliebe 10.10 Hawaii Five-0. Krimiserie. Das Schmetterlingstattoo 11.05 MacGyver. Actionserie. Fälschungen und Lügner 12.00 FBI: Special Crime Unit. Krimiserie. Gangsta Rapper 13.00 Castle. Krimiserie. Wachtel oder Täubchen / Stillstand 14.50 Bull. Dramaserie. Machiavelli 15.50 News 16.00 Bull. Dramaserie. Der Teufel im Detail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Magazin. Alm-Traum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Kochshow. „Mandou’s“, Frankfurt am Main 18.55 Achtung Kontrolle! Reality-Soap. Ein Polizist aus München fährt jetzt Streife in Florida 20.15 Rosins Restaurants. Kochshow. „Magicuisine“, Neu-Ulm / „Rother Kuppe“, Hausen / „Rossini“, Dortmund 2.00 Kabel Eins : newstime

Vox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Krimiserie. U.a.: Wie Kain und Abel 12.20 CSI: Miami. Krimiserie. U.a.: Sterne verglühen 15.00 Shopping Queen. Doku-Soap. Tag 4: Bianka, Halle 16.00 Guidos Deko Queen (49). Realty-Soap. Tag 4: Nicola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29). Doku-Soap 18.00 First Dates. Dateshow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Kochshow. Tag 4: Basti, Münsterland 20.15 Der Hobbit – Smaugs Einöde. Neuseel/Amerik. Fantasyfilm mit Ian McKellen, 2013 23.35 VOX Nachrichten 23.55 Medical Detectives. Doku-Serie. U.a.: Dem Täter auf der Spur 3.25 Medical Detectives – Geheimnisse der Gerichtsmedizin (7). Doku-Serie 4.15 Medical Detectives – Geheimnisse der Gerichtsmedizin (11). Böses Blut

ARD-alpha

8.30 Tele-Gym (7) 8.45 Panoramabilder 10.00 Schnittgut 10.30 aktiv und gesund 11.00 Wohnen mal anders 11.45 Die 4 Elemente 12.05 Tagesgespräch 13.00 Tele-Gym 13.30 nano 14.00 treffpunkt medizin 14.45 Unkraut 15.15 team. recherche: Kings of Scam – Wer klickt, verliert 16.45 Fake-Inserate auf Immoscout24 17.15 Die 4 Elemente. Am Anfang war die Kraft 17.30 Nordtour 18.15 Respekt. Demokratie lernen – was sich an Schulen ändern muss 18.45 Quarks. Lasst die Flüsse frei! Wie unsere Gewässer wieder lebendig werden 19.30 nano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größten Flüsse der Erde: Der Amazonas 21.05 Wie man einen Lautsprecher baut / Wie man eine Mundharmonika fertigt 21.50 Wie man eine Filmszene vertont 22.20 Quarks. Lasst die Flüsse frei! Wie unsere Gewässer wieder lebendig werden 23.05 Europamagazin 23.35 The Day 0.05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0.25 Bob Ross 0.55 Space Night

WELT

Stündlich Nachrichten 12.15 Die Welt am Mittag 12.20 Welt – Meinung am Mittag 12.30 Die Welt am Mittag 12.45 Börse am Mittag 13.15 Die Welt am Mittag 13.30 Welt-Spezial 14.30 Welt Newsroom 14.45 Ki-welt 15.15 Welt Newsroom 15.25 Welt-Spezial 15.55 Börsenflash 16.15 Unter Vier 16.55 Börsenflash 17.15 Welt-Spezial 17.45 Börse am Abend 18.15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18.30 Die Welt am Abend 20.10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20.15 Mayday 22.50 Lost Places 1.15 Mayday

ntv

Stündlich Nachrichten 9.15 ntv Wirtschaft 9.30 Nachrichten 9.40 ntv Wirtschaft 10.30 Nachrichten 10.40 ntv Wirtschaft 11.30 Nachrichten 11.40 ntv Wirtschaft 12.30 News Spezial 13.15 ntv Wirtschaft 13.30 News Spezial 14.15 ntv Wirtschaft 14.30 News Spezial 15.30 ntv Wirtschaft 15.40 ntv Service 16.15 ntv Wirtschaft 16.30 News Spezial 17.15 ntv Wirtschaft 17.30 News Spezial 18.30 ntv Wirtschaft 18.40 ntv Service 19.15 ntv Wirtschaft 19.30 News Spezial 20.15 Kriegsschiffe. Schiffskonvois / Die Bismarck 22.05 Aufstieg der Diktatoren (1) 23.15 ntv Wirtschaft 23.30 Aufstieg der Diktatoren 1.10 Kriegsschiffe

CNN

8.00 CNN Newsroom 9.45 World Sport. Magazin 10.00 CNN Newsroom 11.00 CNN Headline Express. Infomagazin 12.00 CNN This Morning 13.00 CNN News Central 14.30 World Sport. Magazin 15.00 Connect the World 15.45 World Sport. Magazin 16.00 Connect the World 17.00 One World 17.30 CNN Creators. Dokumentation 18.00 One World 19.00 Amanpour. Infomagazin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 Dokumentation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World Sport. Magazin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 Dokumentation

Radio am Donnerstag

HÖRSPIEL

22.05 Freispiel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German Diaries (3/4). Von Samuel Beckett. Samuel Beckett wird auf seiner Reise durchs winterliche Nazideutschland zuneh- mend geplagt von Geldknappheit und gesundheitlichen Beschwerden.

KLASSIK

9.05 Der Vormittag - BR-KLASSIK U. a.: Antonin Dvorák: Polonéza Es-Dur (Tschechische Philharmonie Prag: Václav Neumann) / Ludwig van Beethoven: Zwölf Variationen G-Dur über ein Thema aus Händels „Judas Maccabaeus“, WoO 45 / Ethel Smyth: The Boatswain's Mate“, Ouvertüre (BBC National Orchestra of Wales: Rumon Gamba) /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Ein Sommernachtstraum“, Ouvertüre (Orchestra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Charles Mackerras)

9.05 Musikstunde – SWR Kultur Die „Durchseelung“ der Musik – zum 150. Geburtstag des Dirigenten Bruno Walter. U. a.: Emilia Giuliani: Präludium op. 46 Nr. 1 / Gustav Mahler: „Gestrandet!“ Trauermarsch aus der Sinfonie Nr. 1 Titan/ Robert Schumann: „Äußerst bewegt“ aus „Kreislerjana“ op. 16

9.05 Klassik Forum – WDR 3 U. a.: Franz Schubert: „Der Musensohn“, D 764 / Jean-Philippe Rameau: „Entrée des Muses“, aus der Oper „Les Boréades“ / Camille Saint-Saëns: „La muse et le poète“, op. 132

13.05 Mittagskonzert – SWR Kultur U. a.: Johannes Brahms: „Es tönt ein voller Harfenklang“. „Ich hab die Nacht geträumet“. „Schwesterlein“

18.03 Klassik-Stars – BR-KLASSIK U. a.: Johann Sebastian Bach: Konzert a-Moll, BWV 1041 (Kammerakademie Potsdam: Peter Rainer) / Franz Schubert: „Am Bach im Frühling“, D 361 / Kyousei Yamamoto: „Medley of Japanese Folk Songs“

20.00 Konze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Musikfest Bremen. U. a.: Johann Sebastian Bach: Passacaglia c-Moll BWV 582. Aus den Leipziger Chorälen: „An Wasserflüssen Babylon“ BWV 653

20.03 ARD Radiofestival 2026. Konzert / Oper - BR-KLASSIK 75. Internationaler Musikwettbewerb der ARD München. 2. Abschlusskonzert der Preisträgerinnen und Preisträger. U. a.: Jean Françaix: Konzert für Fagott und 11 Streichinstrumente

JAZZ, POP, ROCK

17.50 Jazz vor sechs – SWR Kultur Listen to „A Love Supreme“. John Coltrane 100

21.05 JazzFacts – Deutschlandfunk Vater des Spiritual Jazz? John Coltrane zum 100 Geburtstag

23.00 ARD Radiofestival Jazz. „Men in Blech“ – HR 2 The Story of Marching Band

FEATURE & MAGAZIN

8.30 Das Wissen – SWR Kultur Gesund zunehmen – Was hilft bei Gewichtsverlust? Rund 1,6 Millionen Erwachsene in Deutschland sind untergewichtig – bedingt durch Alter, Stress oder Krankheit. Während sich öffentliche Debatten um Schlankheitsideale und Diäten drehen, gibt es auch zahlreiche Gründe, zunehmen zu wollen: Viele Untergewichtige leben mit Stigmatisierungen, Sportler streben Muskelmasse an, Krebspatienten kämpfen um ihr Überleben.

15.00 Der zweite Gedanke – HR 2 Podcast mit Natascha Freundel. Zukunft Deutschland: AfD an der Macht? Die Debatte mit Natascha Freundel, Justus Bender und Heike Klüver

16.00 Am Nachmittag – HR 2 Gespräch mit den Schriftstellern Artur Becker und Fikri Anil Altintas

17.05 Forum – SWR Kultur Finale von Babylon Berlin – Wie prägt das Fernsehen unser Geschichtsbild? Karsten Umlauf diskutiert mit Dr. Hanno Hochmuth, Historiker, Leibniz-Zentrum für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 Potsdam / Prof. Dr. Judith Keilbach, Medien- und Kulturwissenschaftlerin, Freie Universität Amsterdam / Rüdiger Suchsland, Filmkritiker und Regisseur

19.30 Zeitfragen.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In Zukunft ohne Kinder? Gründe für den Geburtenknick

22.05 Historische Aufnahmen – Deutschlandfunk Wahrheit, gehüllt in den Schleier von Schönheit. Über den Dirigenten Bruno Walter

LESUNG

9.00 Unser Haus mit Rutsche (Folge 9 von 15) – MDR Kultur von Safia Al Bagdadi 14.00 Meine Kinderjahre (Folge 14 von 20) MDR Kultur Von Theodor Fontane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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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hr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Quarterly

Reiche greift in den Gasmarkt ein

Zu Besuch bei einem Großverbraucher: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auf dem Gelände der Salzgitter AG Foto dpa

Die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will nun doch etwas gegen die Schieflage am Gasmarkt tun. Die grundsätzliche Verantwortung sieht die Politik aber nicht bei sich.

Energiebranche und Politik haben am Mittwoch mit gemischten Gefühlen auf Pläne von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CDU) reagiert, angesichts historisch niedriger Füllstände der Gasspeicher nun doch in den Markt einzugreifen. Der Staat schaffe damit Unsicherheiten über seine Strategie, sagte etwa Timm Kehl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Gasverbandes, der F.A.Z. Die Grünen kritisierten, der Vorstoß sei grundsätzlich richtig, komme aber zu spät.

Zuvor war bekannt geworden, dass die CDU-Politikerin ein bereits vorhandenes Instrument, sogenannte Long Term Options (LTOs), in größerem Umfang einsetzen will. Eine für den Herbst geplante Ausschreibung soll entsprechend aufgestockt werden. Mit den LTOs kann der Marktgebietsverantwortliche Trading Hub Europe (THE) Lieferungen bei Händlern reservieren. Zieht THE die Option, müssen die Händler liefern und bekommen einen garantierten Höchstpreis. Dies soll dazu beitragen, die Versorgung über den Winter sicherzustellen.

Eine Ministeriumssprecherin verwies darauf, dass die Vorsorge grundsätzlich dennoch Aufgabe des privaten Marktes sei. „Staatliche Eingriffe sollten höchst sorgsam überlegt sein, denn sie beeinflussen das Marktgeschehen und damit die Preise“, sagte Staatssekretär Frank Wetzel. „Wo die öffentliche Hand Einspeisung anreizt, nimmt sie Einfluss auf die Nachfrage am Markt und trägt gegebenenfalls zu einem höheren Gaspreis-niveau bei.“ Hintergrund sind die derzeit mit gut 80 Euro je Megawattstunde sehr hohen Gaspreise. Sie sorgen dafür, dass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nur sehr wenig eingespeichert worden ist. Die Speicher sind derzeit nur zu 56 Prozent gefüllt; der Füllstand ist so niedrig wie in dieser Jah-

Von Bastian Hauser, Berlin, Hanna Decker, Frankfurt, und Nadine Bös, Düsseldorf

reszeit schon lange nicht mehr. Bundesnetzagenturchef Klaus Müller bestätigte am Mittwoch, dass das gesetzlich festgelegte Ziel von 80 Prozent nicht mehr zu schaffen sei.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spricht Regierungskreisen zufolge zudem mit den bundeseigenen Unternehmen Uniper und

SEFE. Es gebe aber keine Weisung des Bundes. SEFE teilte am Mittwoch mit, das Unternehmen handele „ausschließlich basierend auf strateg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Erwägungen und hat zur Befüllung der gebuchten Speicherkapazitäten eine eigenständige kommerzielle Geschäftsentscheidung getroffen“. Dabei gehe es dem Unternehmen ausschließlich um seine Interessen und darum, dass es die Lieferverpflichtungen gegenüber seinen Kunden einhalten könne.

„Wer einen Liefervertrag hat, wird beliefert“, sagte Gasverbandschef Kehler. „Geschützte Kunden, also Haushalte und öffentliche Einrichtungen, müssen sich keine Sorgen machen.“ Gerade in der Industrie und im Gewerbe gebe es allerdings Kunden, die wegen der hohen Preise noch keine Verträge für den Winter abgeschlossen hätten. Für die könne es laut

Kehler Anfang nächsten Jahres teuer werden. Der Gasverbandschef sieht hier die Kunden in der Verantwortung: „Wenn Sie einen Kamin haben, müssen Sie auch im Sommer Holz kaufen.“

Auch Uniper teilte auf Anfrage mit, das Unternehmen stehe mit der Bundesregierung „wie mit anderen Marktteilnehmern und Behörden“ im regelmäßigen Austausch über die allgemeine Versorgungslage. Eine Sprecherin schränkte jedoch ein: „Über den Einsatz seiner Speicher und den Gashandel entscheidet Uniper selbst.“ Uniper gehört seit der Gaskrise 2022 ebenfalls fast vollständig dem deutschen Staat. Als börsennotierte SE untersteht der Konzern aber rein rechtlich keinem Weisungsrecht der Aktionäre.

„Die Erzählung, man stünde vonseiten der Bundesregierung im Ernstfall bereit, hat offenbar die verminderte Befüllung der Gasspeicher während der letzten Wochen verstärkt und hätte nicht stattfinden dürfen“, sagte die energiepolitische Sprecherin der SPD, Nina Scheer. „Es ist wichtig, dass die Füllstände signifikant erhöht werden“, sagte der energiepolitische Sprecher der Unionsfraktion, Andreas Lenz. „Wir sollten alles tun, um eine Gasmangellage möglichst auszuschließen.“ Auch der energiepolitische Sprecher der Grünen, Michael Kellner, sagte, es sei richtig, zu handeln, da der Markt durch den Krieg am Golf gestört sei, aber Reiche habe zu langsam reagiert.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arbeitet derzeit an der Einrichtung einer nationalen Gasreserve, die aber erst im kommenden Jahr verfügbar sein soll. Das entsprechende Gesetz solle zeitnah ins Kabinett kommen, hieß es am Mittwoch aus Regierungskreisen. Diskutiert wird auch noch über die Finanzierung dieser nationalen Gasreserve.

In der Debatte um Entlastungen angesichts der hohen Spritpreise lehnt Wirtschaftsministerin Reiche derweil zentrale Forderungen der SPD ab. Aus Ministeriumskreisen hieß es am Abend, die Einführung eines Spritpreisdeckels oder einer Übergewinnsteuer sei aus mehreren Gründen problematisch. Regierungskreisen zufolge sind dafür allerdings Kanzleramt und Finanzministerium zuständig.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te angesichts der hohen Spritpreise Entlastungen angekündigt, genaue Maßnahmen aber offengelassen.

Pharmaverband warnt: Arzneimittelversorgung instabil

Verband Pro Generika hinterfragt die Verlässlichkeit in Krisen- und Kriegszeiten

FRANKFURT. Die deutsche Arzneimittelversorgung ist nach Einschätzung des Pharmaverbands Pro Generika nur unzureichend auf Krisenfälle vorbereitet. Schon heute sei die Versorgung mit Medikamenten gefährdet, wie wiederkehrende Lieferengpässe gezeigt hätten. Den Autoren, Bork Bretthau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Pro Generika, und Björn Stahlhut, ehemaliger Bundeswehroffizier und leitender Redakteur des Fachmagazins für Sicherheits- und Krisenvorsorge „security-network“, zufolge, wird ein großer Teil der für den deutschen Markt benötigten Arzneimittel in Asien, insbesondere in China, produziert. Im Krisenfall könnte dabei ein steigender medizinischer Bedarf auf eingeschränkte Liefermöglichkeiten treffen. Bretthauer und Stahlhut fordern daher eine stärkere Vorsorge, um die Versorgung auch unter außergewöhnlichen Bedingungen zu erhalten.

Anhand von fünf Szenarien, von Lieferengpässen und Cyberangriffen über hybride Angriffe und wirtschaftlichen Druck bis hin zum Verteidigungsfall, zeigt das Papier, welche Vorbereitungen bereits heute getroffen werden müssten. In dem geplanten Gesundheitssicherstellungsgesetz, das von der ehemaligen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n Nina Warken (CDU) angestoßen wurde, müssten verstärkt Vorsorgeleistungen integriert werden. Unter anderem durch einen intensiveren Austausch zwischen Arzneimittelherstellern und dem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BMG). In die Vorsorge sollten zudem neben Staat und Privatwirtschaft auch Wissenschaft, Zivilgesellschaft und europäische Partner einbezogen werden. Bretthauer und Stahlhut plädieren deshalb für ein europäisches Netz strategischer Produktions- und Lieferkapazitäten. Dies sei insbesondere mit Blick auf China geboten, das sie durch wirtschaftliche Abhängigkeiten als „geostrategisches Risiko“ für die Arzneimittelversorgung einstufen.

Ein von den Autoren gefordertes „Gesundheitssicherstellungs- und Vorsorgegesetz“ (GeSiVoG) müsse die Arzneimittelvorsorge aber auch wirtschaftlich tragfähig machen. Zusätzliche Lagerbestände, alternative Lieferanten und widerstandsfähigere Lieferketten sollten deshalb staatlich mitfinanziert werden. Gerade im Wettbewerb mit China müsse das GeSiVoG Rahmenbedingungen schaffen, unter denen Arzneimittelprodukte in Europa konkurrenzfähig bleiben. Die Logik: Versorgungssicherheit setze industrielle Möglichkeiten voraus.

Verdeutlicht wird das im Papier am Beispiel des Antibiotikums Amoxicillin. Einer Pro-Generika-Studie von 2020 zufolge lag der europäische Jahresbedarf bei rund 3670 Tonnen, von denen etwa 30 Prozent in Europa produziert wurden. Um diesen Anteil auf 60 Prozent zu erhöhen, wären rund 1101 Tonnen mehr nötig. Die Autoren beziffern die dafür erforderlichen Investitionen auf etwa 66 Millionen Euro. Für einen Anteil von 90 Prozent wären zusätzliche 2202 Tonnen und rund 132 Millionen Euro erforderlich. Die Zahlen seien allerdings nur als Größenordnung zu verstehen.

Bereits im Jahr 2022 hatte das BMG für das Brustkrebsmedikament Tamoxifen einen Versorgungsmangel festgestellt und daraufhin Sondereinfuhren veranlasst. Im April 2023 folgte ein weiterer Versorgungsmangel bei antibiotikahaltigen Säften für Kinder. Das 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empfahl in der Folge den Einsatz alternativer Arzneimittel und Wirkstoffe. Erst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erklärte das BMG den Versorgungsmangel für beendet.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krisenfesteren Arzneimittelversorgung kam zuletzt auch von der Bundesvereinigung Deutscher Apothekerverbände (ABDA). Anlässlich des Deutschen Apothekertags in München legte die Vereinigung der Bundesregierung einen Forderungskatalog vor. Darin spricht sich die ABDA unter anderem dafür aus, die Arzneimittelproduktion in Europa zu stärken und Apotheken systematisch in die Krisenvorsorge des Gesundheitssystems einzubinden. SEBASTIAN SPILLER

Neubaustrecke Hamburg-Hannover nimmt Fahrt auf

Jetzt beschäftigt sich der Bundestag mit dem Milliardenprojekt / Gegner warnen vor „norddeutschem Stuttgart 21“

HANNOVER/FRANKFURT. Die Deutsche Bahn lässt keine Zweifel gelten: „Nur die Neubaustrecke schafft genügend Platz auf der Schiene zwischen Hannover und Hamburg, damit sich die Züge nicht mehr stauen.“ Mit einem Kostenvolumen von voraussichtlich rund neun Milliarden Euro wäre das rund 109 Kilometer lange Projekt in Norddeutschland eines der größten Bauvorhaben auf deutschen Schienen in den nächsten Jahrzehnten. Es soll die bestehende deutlich längere Gleisverbindung über Uelzen, Celle und Lüneburg entlasten – zumal diese auch angesichts der Anbindung an die deutschen Seehäfen zu den verkehrsträchtigsten Strecken gehört.

Vor Ort ist die Planung dagegen ein Reizthema. Es gibt Zweifel an einer raschen Umsetzbarkeit, seit Jahren wird gestritten. Nun jedoch könnte es schneller vorangehen als bisher erwartet. Verkehrspolitiker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m Bundestag haben sich in einem Beschlussvorlagenentwurf für einen Neubau ausgesprochen statt eines ebenso erörterten Ausbaus. Kommende Woche könnte der Bundestag den Weg für die Fortsetzung der Planungen frei machen. Am Mittwoch soll sich der Verkehrsausschuss damit beschäftigen, am Donners- tag das gesamte Plenum.

Die Befürworter loben das Vorhaben in höchsten Tönen. Mit der Neubaustrecke werde die bestehende Strecke entlastet – dort könnten mehr Nahverkehrszüge fahren, nämlich doppelt so viele wie heute. Die Neubaustrecke selbst, auf der Tempo 250 möglich sein soll, wiederum helfe, „den Deutschlandtakt umzusetzen, der alle Fernverkehrszüge deutschlandweit wie ein Uhrwerk aufeinander abstimmt“.

Dagegen machte die SPD-geführte Landesregierung in Niedersachsen am Mittwoch ihrem Unmut über die Vorent-scheidung in Berlin Luft. Der Sprecher von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kündigte an, man habe die Ablehnung der Neubautrasse in der Vergangenheit mit Vehemenz vertreten und werde dies auch weiterhin tun. Die neue Trasse sei darauf ausgelegt, den Fernverkehr zu beschleunigen, benachteilige aber die Pendler in der Region. Der ländliche Raum zwischen Hannover und Lüneburg drohe „abgehängt“ zu werden. Ministerpräsident Lies spricht sich deshalb und wegen des zu erwartenden Widerstands entlang der neuen Strecke seit Jahren für einen Ausbau im Bestand aus.

Diese sogenannte „optimierte Alpha-E“-Lösung war im Jahr 2015 das Ergebnis eines aufwendigen Beteiligungsprozesses, der den jahrzehntelangen Streit über den Zugverkehr zwischen Hamburg und Hannover befrieden sollte. Lies hatte sich als damaliger Wirtschaftsminister persönlich stark in dem Dialogforum engagiert, während die Deutsche Bahn ihre Skepsis über dessen Ergebnis nie verhehlte und die Planungen für eine Neubautrasse weiter vorantrieb. Die Landesregierung befürchtet, dass ein Neubau die geplante Ertüchtigung der Bestandsstrecke über Lüneburg gefährdet. Es drohten „25 Jahre Stillstand“, sagte der Regierungssprecher.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in Hannover zog zudem die Befähigung der Deutschen Bahn für das Milliardenprojekt in Zweifel. Der Konzern bekomme nicht einmal sein „Brot-und-Butter-Geschäft“ auf die Reihe, wolle nun aber „Haute Cuisine“ präsentieren, kritisierte ein Sprecher von Wirtschaftsminister Grant Hendrik Tonne. Die rot-grüne Landesregierung ist allerdings nicht geschlossen in ihrem Widerstand gegen die Neubaustrecke. Der Koalitionsvertrag von SPD und Grünen enthält zwar eine Festlegung auf die „optimierte Alpha-E“-Variante. Aber große Teile der Grünen favorisieren eine Neubaustrecke, um die Bahn gegenüber dem Auto zu stärken. Die SPD-Fraktion warnte hingegen vor einem „norddeutschen Stuttgart 21“. Auch der niedersächsische CDU-Landesvorsitzende Sebastian Lechner stellte sich am Mittwoch gegen einen Neubau und unterstützt weiter wie die niedersächsische SPD die Variante „Alpha E“. bin./tih.

Jeder hat sein KI-Interesse

Von Alexander Armbruster

Die Entwicklung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ist in eine neue Phase eingetreten. KI-Systeme können nicht mehr „nur“ kompetent Texte schreiben oder Bilder generieren, sondern zunehmend eigenständig komplizierte Handlungen planen, durchführen und dabei nützliche Werkzeuge identifizieren und einsetzen. Ist das gefährlich? Natürlich. Ist eine große Katastrophe unausweichlich? Natürlich nicht.

Abseits dessen entblößt die neu aufgeflammte Debatte über die KI-Risiken, wer welche Interessen verfolgt. Nun hat sich der Nvidia-Chef eingemischt. Neue Regeln und Vorschriften braucht es nicht, sagt Jensen Huang, die Marktkräfte würden schon dafür sorgen, dass sich nur das durchsetzt, was funktioniert und sicher ist.

Auf den Markt zu vertrauen, ist zunächst eine sehr vernünftige Grundhaltung. In diesem Fall dürfte sie Huang besonders leichtfallen, weil der KI-Markt in einem zentralen Bereich vornehmlich aus einem Anbieter besteht: seinem Unternehmen. Nvidia stellt die leistungsfähigsten KI-Chips der Welt her, der Aktienkurs entwickelt sich atemberaubend, die Bewertung ist eher abenteuerlich. Sie basiert darauf, dass Nvidia Quartal für Quartal ein stark gewachsenes Geschäft meldet – und ein enorm wachsendes in Aussicht stellt. Die Anleger glauben das bislang gern. Neue Regulierung könnte ihnen durchaus aufs Gemüt schlagen. Auch Huang hat daran wenig Interesse.

Gleiches gilt für Donald Trump.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hat sofort mit jenen Techunternehmern geschimpft, die nun anregen, KI gemeinsam langsamer weiterzuentwickeln. Die Wählerschaft ist von Trump schon genervt genug, weil die Preise nicht nur an der Tankstelle hoch sind. Wenn jetzt noch das auf KI fußende Wirtschaftswachstum abnahme, sänke die Zustimmung für ihn weiter. Und dann sind da bekanntlich noch die Chinesen, mit denen sich Trump im wichtigsten Wettlauf überhaupt sieht: „Whoever wins AI, wins.“

So verfolgt jeder auch sein eigenes KI-Interesse in der aktuellen Debatte. Das heißt nicht, dass die Argumente deshalb zwangsläufig falsch sind. Es illustriert auf seine Weise aber, dass zumindest die ernst zu nehmenden Warner einen Punkt haben.

Die EU muss China gegenüber Kante zeigen

Von Hendrik Kafsack, Brüssel

Weit ausgestreckte Hand gegenüber Kanada, klare Kante gegen China: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zeichnete in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in düsteres Szenario: Der Handel mit China hat einen Kipppunkt erreicht. Ein Handelsdefizit von einer Milliarde Euro am Tag ist untragbar. Der „China-Schock 2.0“ ist da, die Deindustrialisierung der Industriechochburgen Europas die Folge.

Das mag eindimensional sein. Der Druck, unter dem Schlüsselbranchen wie die Automobilbranche, der Maschinenbau oder die Chemieindustrie stehen, hat viel mit der chinesischen Exportoffensive zu tun. Dies ist indes nicht der einzige Grund: Bürokratie, hohe Energiepreise und Managementfehler spielen ebenso eine Rolle. Von der Leyen trifft aber den Ton der Zeit. Selbs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wirbt heute für einen harten Kurs gegenüber China. Was das konkret bedeutet, ist unklar. Ist die EU bereit für einen offenen Konflikt mit China? Und wie kann sie China wirtschaftlich entgegentreten, ohne selbst in Abschottung zu verfallen?

Noch herrscht das Prinzip Hoffnung. Brüssel und Peking verhandeln seit einigen Monaten über eine Lösung für das Handelsungleichgewicht. Diese läuft darauf hinaus, dass sich China bei der Ausfuhr bestimmter Produkte selbst beschränkt. Die Kommission setzt darauf, dass China den Zugang zum EU-Binnenmarkt braucht und die Drohung mit neuen „Handelsinstrumenten“ Wirkung zeigt. Es gibt allerdings berechtigte Zweifel daran, ob es Peking ernst ist mit den Verhandlungen oder ob es eher versucht, die EU auszutanzen.

Zum Schwur könnte es schon im Oktober kommen. Dann läuft die von der Kommission gesetzte Frist für die Verhandlungen ab. Dann müssen die EU-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uf ihrem Gipfel Farbe bekennen, ob sie zu einem offenen Konflikt bereit sind. Deutschland als Haupthandelspartner Chinas kommt eine Schlüsselrolle zu. Wenn es der EU wie im Konflikt mit den USA abermals nicht gelingt, geschlossen zu handeln, steht sie auf verlorenem Posten.

In einem offenen Konflikt könnte China die EU wirtschaftlich erheblich unter Druck setzen. Die Abhängigkeit von Rohstoffen oder Halbleitern bleibt hoch. Auch die EU kann China allerdings durch Ausfuhrbeschränkungen für wichtige Maschinen und Produkte schaden. Das muss sie im Extremfall nutzen, wenn sie von Peking ernst genommen werden will.

Wie bisher kann es nicht weitergehen. Die EU kann nicht zusehen, wie in der Industrie Tausende Arbeitsplätze verloren gehen. Das kann sie auch politisch nicht aushalten. Sie muss ihre Industriekapazität erhalten. Sollte China im Jahr 2030 tatsächlich 45 Prozent der globalen Fertigungskapazitäten auf sich vereinen, stellt das die bisherige Ordnung des Welthandels grundlegend infrage.

Zugleich muss die EU aufpassen, dass sie mit ihrem neuen Chinakurs nicht über das Ziel hinausschießt. Abschottung bedeutet immer auch höhere Preise. Die Industrie muss mehr für Vorprodukte zahlen, die Konsumenten mehr für Elektroautos oder Solarpaneele. Die EU darf nicht von dem einen Extrem des unbegrenzten Han-

Ursula von der Leyen trifft den Ton der Zeit. Neuer Protektionismus ist aber nicht die Lösung.

dels mit China in das andere umschlagen. Sie muss eine nüchterne Kosten-Nutzen-Analyse anstellen, wo Zölle, Quoten oder Selbstbeschränkungen Sinn haben.

Auch der Schutz europäischer Schlüsselbranchen darf jedoch nicht darauf hinauslaufen, dass sich Politik und Industrie ausruhen. Abschottung hat noch nie Innovationen gefördert. Der Schutz muss deshalb zeitlich begrenzt sein. Die Politik muss die gewonnene Zeit nutzen, um Bürokratie abzubauen, Energiekosten zu senken und di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für die Industrie zu verbessern.

Parallel müssen die Europäer die Abhängigkeit von zentralen chinesischen Rohstoffen und Produkten mindern – zur Not durch eine Obergrenze für die Einfuhr von dort. Ob der von der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in der Rede vorgeschlagene zentrale Einkauf von Rohstoffen auf EU-Ebene eine gute Idee ist, ist eine andere Frage.

Der neue Kurs gegenüber China und die schwierigen Beziehungen zu den USA dürfen vor allem aber nicht dazu führen, dass sich die EU einigelt. Die Gefahr besteht. Nicht nur Industriekommissar Stéphane Séjourné dringt weiter darauf, die europäische Industrie auch vor dem Wettbewerb mit anderen Staaten zu schützen.

Deshalb war es wichtig, dass von der Leyen am Mittwoch dem kanad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ark Carney eine „assozierte Mitgliedschaft“ in der EU angeboten hat. Was immer daraus wird, die symbolische Bedeutung ist groß: Die EU sucht den von Carney in Davos geforderten Schulterschluss der Mittelmächte. In Peking wird das nicht unbeachtet bleiben.

Wie sich Entwicklungshilfe rechnet

Die deutsche Entwicklungshilfe steht unter Druck: Es fließt weniger Geld, Betrugsvorwürfe sorgen für Kritik, und die AfD will das zuständige Ministerium auflösen. Doch Forscher aus Göttingen zeigen, dass Entwicklungsausgab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rteile bringen.

Von Sebastian Spiller, Frankfurt

Der Ruf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hilfe war schon mal besser. In Zeiten, in denen die Ausgaben des Bundes stärker steigen als die Einnahmen, wächst die Kritik an Milliardenbeiträgen im Ausland. Zum Symbol der Debatte wurden die von Deutschland mitfinanzierten „Radwege in Peru“. Sie prägen bis heute die öffent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um Sinn und Zweck von Entwicklungsgeldern. Kürzlich berichtete zudem die „Welt“ über Betrugsvorwürfe im Jemen. Mitarbeiter sollen dort Entwicklungsgelder veruntreut haben.

Im kürzlich erschienenen „Meinungsmonitor Entwicklungspolitik 2026“ des Deutschen Evaluierungsinstituts der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stieg die Zustimmung für Entwicklungsausgaben zwar leicht – von 47 Prozent im letzten Jahr auf 52 Prozent im Jahr 2025. Der Wert liegt jedoch unter dem Niveau früherer Jahre. Im Jahr 2019, dem Beginn der Messungen, waren es noch fast 70 Prozent.

Die öffentliche Debatte dreht sich häufig um den Verdacht, dass die Gelder, die ins Ausland fließen, für Deutschland keinen messbaren Nutzen haben. Doch nach einer kürzlich 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kommt deutsche Entwicklungshilfe der eigenen Wirtschaft zugute – stärker als bislang bekannt. So steigere jeder investierte Euro in ein Partnerland die deutsche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sausfuhren mittel- bis langfristig um durchschnittlich 2,50 Euro. Weil in den Empfängerländern Einkommenseffekte zu mehr Nachfrage und Einfuhren aus Deutschland führen, würden in Deutschland rund 380.000 Arbeitsplätze geschaffen und gesichert.

In der von der staatlichen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 mit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werden fünf europäische Geberländer wie Deutschland sowie deren Zahlungen an etwa 140 Länder im

Zeitraum von 2005 bis 2024 analysiert. Alternative Verwendungsmöglichkeiten – wenn das Geld etwa in Deutschland investiert würde – werden in der Studie nicht betrachtet. Methodisch greifen die Forscher auf ein „Gravitationsmodell“ aus der Handelsforschung zurück, mit dem sich die Intensität des Handels zwischen zwei Ländern erklären lässt. Konkret prüften sie, ob ein Empfängerland mehr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aus einem Geberland importiert, wenn es von diesem mehr Entwicklungshilfe erhält. Das Ergebnis: Bei größeren Schwellenländern ist der Effekt stärker als bei ärmeren Entwicklungsländern, deren Handelsvolumen geringer ist. Für Deutschland zeigen sich besonders deutliche Effekte in der Chemie- und Elektroindustrie, im Maschinenbau, Transport und d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Für Bundesentwicklungsministerin Reem Alabali Radovan (SPD) zeigt die Studie: „Wer bei Entwicklungspolitik nur sieht, was Deutschland ausgibt, übersieht, was Deutschland dadurch gewinnt.“ Sie habe gerade in Indonesien erlebt, wie groß das Interesse an deutscher Technologie und deutschen Investitionen sei, sagte die Ministerin. Man könne es sich nicht leisten, am Wettbewerb um Märkte, Rohstoffe und Partner nicht teilzunehmen.

Anders bewertet Axel Dreh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a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die Studie: „Das ist nicht die Art von Studie, aus der man wirtschaftspolitische Empfehlungen ableiten sollte“, sagt er. Die Ergebnisse seien nicht falsch, doch die Untersuchung sei in erster Linie beschreibend. Dass Entwicklungshilfe die Ursache für höhere deutsche Exporte sei, lasse sich nicht beurteilen. Für Stephan Klingebiel, Politologe am Germ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DOS), hingegen bestätigen die Studienergebnisse die positiven wirtschaftlichen Effekte der Entwicklungspraxis. Die Studie sei wichtig, um den eigenen Nutzen von Entwicklungspolitik hierzulande zu verstehen.

Doch unabhängig davon, wie man die Studie bewertet: Die wirtschaftlichere Schwerpunktsetzung ist i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BMZ) angekommen. Im zu Beginn dieses Jahres erschienenen Reformplan wurde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als ein zentrales Ziel der Entwicklung verankert. Im Juli veröffentlichten dann das BMZ und da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ein gemeinsames Papier. Darin heißt es, man wolle „die Chancen und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utscher und europäischer Unternehmen in Entwicklungs- und Schwellenländern stärken und damit sowohl in Deutschland als auch in den Partnerländern zu Wachstum und lokaler Wertschöpfung beitragen“. Ende 2026 legen die beiden Ministerien ein zweites Maßnahmenpapier vor, das die Marktchancen deutscher Unternehmen im globalen Süden fördern soll.

Den Ansatz, deutsche Unternehmen an der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stärker zu beteiligen, hält Politologe Klingebiel für richtig. Deutschland habe vielfältige Eigeninteressen – etwa den Zugang zu Rohstoffen, Seltenen Erden und erneuerbaren Energien sowie verlässliche Lieferketten. Zusätzlich würden gute wirtschaftliche Beziehungen auch politisches Mitspracherecht in Migrations-, Klima- und Sicherheitsthemen sichern.

Zuletzt war Entwicklungsministerin Radovan Mitte August mit Vertreter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Indonesien. Das viertbevölkerungsreichste Land der Welt ist eines der neuen Fokusländer, in den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enger beteiligt werden soll. Bei der Reise ging es um die Zusammenarbeit im Bereich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und den Zugang zu Rohstoffen wie Nickel.

Innovationen: Besucher in einem Bayer- Werk in Indonesien Foto EPA

Zu den neuen Fokusländern des BMZ gehören auch afrikanische Staaten. Doch nur acht von insgesamt 54 afrikanischen Ländern würden der Studie zufolge zu den positiven Exporteffekten beitragen. Dennoch dürfe die strategische Bedeutung des Kontinents nicht unterschätzt werden, sagt Khadi Camara, stellvertretende Hauptgeschäftsführerin beim Afrika-Vere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Das wachsende Engagement in Afrika ließe sich durchaus bei „Hidden Champions“ beobachten, mittelständischen Unternehmen, die in spezialisierten Märkten operieren und der Öffentlichkeit weniger bekannt sind, sagt Camara. Zum Beispiel Infosim. Das internationale IT-Unternehmen aus Würzburg wachse besonders in Nigeria und Südafrika. Ein weiteres Unternehmen ist „Big Dutchman“. Das Agrarunternehmen plant und installiert technische Systeme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in über 20 afrikanischen Ländern.

Das Potential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in Afrika sei groß, sagt Camara. Doch der Markteinstieg falle vielen Unternehmen noch schwer. Die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müsse „Türen öffnen“, um zu informieren und Vorurteile abzubauen, insbesondere wenn Unternehmen nicht vor Ort sind. Dass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nun stärker in den Zielen des BMZ verankert ist, begrüßt Camara. Zuletzt reiste Bundesau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CDU) Ende Juli nach Mauretanien, Nigeria und Südafrika. In allen drei Ländern ging es auch um wirtschaftliche Fragen – unter anderem um Energie, Klima und Rohstoffzusammenarbeit.

Seit 2022 muss da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ntwicklung und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aber mit weniger Geld haushalten. Laut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standen dem Entwicklungsetat im Jahr 2022 13,8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Kommendes Jahr wird die Entwicklungsministerin 9,47 Milliarden Euro, nahezu ein Drittel weniger, ausgeben können. Damit werden Entwicklungsgelder im Jahr 2027 rund 1,7 Prozent des Bundeshaushalts ausmachen.

Kürzungen, die bei Bundes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CDU) und Nordrhein-Westfalens Staatskanzleichef Nathanael Liminski (CDU) auf Kritik stoßen. Beide forderten im Juli, einen Teil der Entwicklungsausgaben von der Schuldenbremse auszunehmen. Der AfD reicht das bei Weitem nicht: Sie forderte Anfang Juni in zwei Bundestagsanträgen nicht nur drastische Budgetkürzungen, sondern die Auflösung des BMZ.

Kürzungen könnten jedoch auch als Chance begriffen werden, sagt die stellvertretende Hauptgeschäftsführerin des Afrika-Verein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hadi Camara. Weniger Kapital könnte dazu führen, Entwicklungsgelder zielgerichteter einzusetzen. Die künftige Entwicklungspolitik müsse sich jedoch daran messen lassen, wie sie Unternehmen langfristig einbinde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Wenn die Jugend rechts wählt Wohin steuert Deutschland?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rft der wachsende Zuspruch junger Menschen zu rechten Parteien erneut grundlegende Fragen auf: Was bewegt die junge Generation, sich politischen Kräften zuzuwenden, die mit nationalen, migrationskr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 konservativen Positionen auf Stimmenfang gehen? Welche Rolle spielen soziale Medien, Zukunftsängste und das Gefühl, von der etablierten Politik nicht gehört zu werden?

Im Gespräch:

Justus Bender, Autor, Redakteur und AfD-Experte bei der F.A.Z.

Prof. Dr. Hajo Funke, Politologe

Luca Piwodda, siebenundzwanzigjähriger Bürgermeister im brandenburgischen Gartz Vincent-G, Content-Creator und Politik-Influencer

Moderation: Richard Pitsch, Studopolis, und Kati Schneider, F.A.Z.

Live in Berlin im F.A.Z. Atrium am 23. September 2026 um 19.30 Uhr oder im Livestream.

In Kooperation mit:

STUDO POLIS

DAS POLITISCHE FORUM FÜR STUDIERENDE

Jetzt anmelden: selection.faz.net/veranstaltungen

STANDPUNKT

Der Pflegesoli ist der falsche Weg

Von Jan-Marc Hodek, Gregor Thüsing, Volker Ulrich und Christian Waldhoff

Die Finanzierung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 befindet sich in einer kritischen Lage. Es fehlen Milliarden. Auf der Suche nach Finanzquellen wird die Forderung lauter, dass die private Pflegeversicherung finanziell einspringt. Weil ihre Versicherten im Durchschnitt (zumindest aktuell) jünger und gesünder sind und dadurch geringere Pflegekosten verursachen, sei ein Risikoausgleich „gerecht“. Ebenso wird nun erwogen, bei einem Wechsel von der privaten in die soziale Pflegeversicherung verpflichtend die kalkulatorischen Alterungsrückstellungen in den Ausgleichsfonds der Pflegeversicherung übertragen.

Schon aus gesundheitsökonomischer Sicht greift die Logik des „Pflegesoli“ zu kurz: Die finanziell bessere Situation der Privatversicherung ist nicht einfach ein Überschuss, der auf einen anderen Versicherungsträger übertragen werden kann. Das gilt auch, wenn man berücksichtigt, dass es relevante Unterschiede in der gesundheitlichen Risikostruktur der Versicherten gibt. Demographiebedingt wird der Anteil der versicherten Personen im pflegerelevanten Alter in der privaten Pflegepflichtversicherung stärker steigen als in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 Falls mit dem Alter auch die gegenwärtig noch niedrigeren Ausgaben je Versicherten steigen, kann der Risikoausgleich auch in die umgekehrte Richtung gehen. Wer will das?

Vor allem aber: Der bestehende Überschuss in der privaten Pflegepflichtversicherung ist wesentlich Folge eines anderen Finanzierungsmodells. Während die soziale Pflegeversicherung im Umlageverfahren vor allem von den laufenden Beiträgen ihrer Versicherten lebt, bildet die private Pflegepflichtversicherung Alterungsrückstellungen. Diese Mittel sind keine Überschüsse, die ohne Folgen umverteilt werden können, sondern Bestandteil einer langfristigen Vorsorgeidee für höhere Pflegeausgaben im Alter. Ein staatlich verordneter Transfer würde damit ein fatales Signal setzen: Wer für die demographische Alterung kapitalgedeckt vorsorgt, muss damit rechnen, dass dieses Kapital später zur Finanzierung eines anderen Systems herangezogen wird. Ökonomisch schwächt das gerade den Anreiz zu jener kapitalgedeckten Vorsorge, die angesichts der Alterung der Bevölkerung eigentlich gestärkt werden müsste.

Auch als kurzfristige Finanzierungsmaßnahme überzeugt der Pflegesoli nur begrenzt: Ein Transfer der angedachten rund zwei Milliarden Euro jährlich würde die strukturellen Finanzierungsprobleme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 nicht lö-

Transfers dieser Art können kurzfristig Zeit kaufen, sie ersetzen aber keine Reform.

sen. Die Gesamtausgaben lagen 2025 bei rund 73,8 Milliarden Euro. Zwei Milliarden Euro ändern nichts an den Kostentreibern: Mehr Pflegebedürftige, steigende Personalkosten und wachsende Leistungsansprüche verschwinden nicht durch einen Transfer von einem Versicherungssystem in das andere.

Ein Pflegesoli stopft vor allem ein aktuelles Finanzloch. Transfers dieser Art können kurzfristig Zeit kaufen – sie ersetzen aber keine Reform. Die Pflegeversicherung braucht dagegen eine ehrliche Debatte über ihre langfristige Finanzierung. Dazu gehören die Frage nach dem Leistungsumfang, nach mehr Eigenvorsorge, einer stärkeren Steuerfinanzierung gesamtgesellschaftlicher Aufgaben sowie vor allem die Frage der Hebung von Effizienzpotenzialen im Pflegesystem und wie wir Pflegebedürftigkeit möglichst lange vermeiden können.

Beiden Vorschlägen (Risikoausgleich und Einzahlung in den Ausgleichsfonds)

stehen zudem gewichtige juristische Bedenken gegenüber. Solche Zahlungen sind finanzrechtlich als Sonderabgaben zu qualifizieren, deren verfassungsrechtlich strenge Voraussetzungen hier nicht gegeben wären. Der Gesetzgeber darf Sonderabgaben nur zur Verfolgung eines Sachzwecks schaffen, der über die bloße Mittelbeschaffung hinausgeht.

Mit der Abgabe darf nur eine homogene Gruppe belegt werden, die in einer spezifischen Beziehung (Sachnähe) zu dem mit der Abgabenerhebung verfolgten Zweck steht und der deshalb eine besondere Finanzierungsverantwortung zugerechnet werden kann. Die mit der Abgabe belastete Gruppe muss also dem mit der Erhebung verfolgten Zweck evident näherstehen als jede andere Gruppe oder die Allgemeinheit der Steuerzahler. Das Abgabenaufkommen muss schließlich gruppennützig verwendet werden. Zusätzlich muss der Gesetzgeber im Interesse wirksamer parlamentarisch-demokratischer Legitimation und Kontrolle die erhobenen Sonderabgaben haushaltsrechtlich vollständig dokumentieren und ihre sachliche Rechtfertigung in angemessenen Zeitabständen überprüfen.

Selbst wenn man – großzügig – von der Homogenität der Gruppe der Abgabenpflichtigen ausgeht, ist nicht ersichtlich, warum eine besondere Finanzierungsverantwortung der Abgabenpflichtigen bestehen soll. Auch die Vorgabe, die Mittel gruppennützig zu verwenden, ist im Hinblick auf die PKV ja gerade nicht der Fall. Der Gesetzgeber sollte sich nicht auf rechtlich so dünnes Eis begeben, wenn er eine so wichtige Institution wie die Pflegeversicherung stabilisieren will. Wer andere Finanzierungsmöglichkeiten ernsthaft sucht, der wird sie sicher finden.

Jan-Marc Hodek lehrt Gesundheitsökonomie an der Hochschule Ravensburg-Weingarten, Gregor Thüsing Sozial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Bonn, Volker Ulrich lehrte Gesundheitsökonomie an der Universität Bayreuth, Christian Waldhoff Verfassungsrecht an der HU in Berlin.

Von der Leyen droht China wegen Defizits

BRÜSSEL.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hat von China konkrete Schritte zur Verringerung des Handelsdefizits mit der EU gefordert. „Unser Handelsdefizit gegenüber China liegt jetzt bei einer Milliarde Euro – täglich“, sagte von der Leyen am Mittwoch in Straßburg in ihrer alljährlichen Rede zur La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amit sei ein Wendepunkt erreicht. „Einige sagen, dass uns ein zweiter China-Schock ins Haus steht. Aber der ist schon da“, sagte sie. Der Schock führe zur Deindustrialisierung der Industriehochburgen Europas. Das sei untragbar.

China brauche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betonte von der Leyen. Eine einvernehmliche Lösung sei im Interesse Pekings. Wenn das nicht zum Ziel führe, sei die EU aber bereit zu handeln: „Wir werden alle verfügbaren Instrumente nutzen, um unsere Beziehungen wieder ins Gleichgewicht zu bringen.“ Um die Abhängigkeit von wichtigen Rohstoffen zu senken, will von der Leyen eine „Europäische Gesellschaft für kritische Rohstoffe“ gründen. Sie soll Rohstoffe zentral kaufen und Lager anlegen.

Im Kampf gegen die Bürokratie nahm von der Leyen die Mitgliedstaaten in die Pflicht. Die Kommission tue alles, um Bürokratie abzubauen. Damit das funktioniere, müssten die Staaten aber auch darauf verzichten, bei der Umsetzung von EU-Gesetzen in nationales Recht zusätzliche Verfahren oder Nachweise hinzuzufügen („Goldplating“). „Wir brauchen einen Pakt gegen Goldplating“, forderte die Präsidentin. Zustimmung erhielt von der Leyen aus den eigenen Reihen im EU-Parlament. „Goldplating ist auch ein Binnenmarktproblem“, sagt der CSU-Abgeordnete Markus Ferber. Dadurch entstehe wieder ein nationaler Flickenteppich.

In der Wirtschaft stießen von der Leyens Aussagen zur Bürokratie auf Kritik. Von der Leyen mache es sich zu einfach, wenn sie die Verantwortung auf die Mitgliedstaaten abwälze, sagte Thilo Brodtmann, Hauptgeschäftsführer des Maschinenbauverbandes VDMA. „Für die Automobilindustrie wären konkrete Antworten notwendig gewesen“, kommentierte die Präsidentin des Verbands der Automobilindustrie (VDA), Hildegard Müller, die Rede.

Vage blieb von der Leyen in der Frage, wie die EU mit den Risiken umgehen soll, die vo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KI) ausgehen. Sie kündigte eine enge Zusammenarbeit mit Kanada, Großbritannien und weiteren Partnern an. Sie sollen KI-Modelle bewerten, ein Frühwarnsystem entwickeln und zur KI-Sicherheit arbeiten. Unabhängig davon werde die EU im November „wegweisende Initiativen“ für industrielle KI in einigen wichtigen Branchen vorlegen, Gesundheit, Verkehr, Landwirtschaft, neue Fertigungstechnologien sowie Verteidigung und Weltraum.

„Europas Rolle im KI-Rennen beschränkt sich auf Kommentare von der Seitenlinie“, kritisierte die FDP-Abgeordnete Svenja Hahn. Alexandra Geese (Grüne) hieß den Fokus auf industrielle KI gut. „Aber diese KI muss in Europa gebaut werden, damit die europäischen Datenschätze Arbeitsplätze und Wertschöpfung in Europa schaffen“, sagte sie. hmk.

Neuer Chefvolkswirt

WASHINGTON. Der amerikanische Nobelpreisträger Michael Kremer wird Chefvolkswirt der Weltbank. Zum 1. Oktober werde er die Leitung der Forschungs- und Analysearbeit übernehmen, teilte das Institut mit Sitz in Washington mit. Als Group Chief Economist vertritt er die Weltbank auf internationaler Bühne und verfasst einflussreiche Publikationen.

Kremer komme zur Weltbank zu einem Zeitpunkt, „an dem die Welt mutige Lösungen für ihre dringendsten Entwicklungsherausforderungen braucht“, sagte Weltbank-Präsident Ajay Banga. „Michael Kremer hat seine Karriere nicht nur damit verbracht, wirksame Entwicklungsstrategien zu identifizieren, sondern sie auch in großem Maßstab zu erproben, und genau diese Denkweise brauchen wir jetzt.“

Der promoviert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der Harvard University ist derzeit an 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tätig. Seine Forschungsschwerpunkte umfassen unter anderem Wirtschaftswachstum, technologischen Wandel und Entwicklungsökonomie. 2019 wurden er sowie die Ökonomen Abhijit Banerjee und Esther Duflo für ihre Verdienste im Kampf gegen Armut mit dem Nobelpreis fü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ausgezeichnet.

Kremers Vorgänger war Indermit Gill, der vier Jahre lang das Amt bekleidet hatte. dpa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warnt vor Überkapazitäten in China.

Özdemir drängt Merz zu strikterem China-Kurs

Foto AFP

Von Julia Löhr, Berlin, und Benjamin Wagener, Ravensburg

Baden-Württembergs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Grüne) macht sich immer größere Sorgen um die Zukunft der 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In der Woche, in der Özdemir auch das von der Schließung bedrohte VW-Werk in Neckarsulm besuchte, hat sich der Grünen-Politiker nun mit der eindringlichen Bitte a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gewandt,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für besse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zu kämpfen.

In dem Brief an Merz, welcher der F.A.Z. vorliegt, geht Özdemir vor allem auf die Autoindustrie ei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ürden mit „erheblichen Überkapazitäten und strukturellen Preisvorteilen auf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drängen“. Özdemir fordert, das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gegenüber China geschlossen und mit einem klaren Verhandlungsmandat auftreten und auf fai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hinwirken muss“. Hintergrund sind drohende Produktionsverlagerungen von Mercedes, die unsichere Zukunft für das Volkswagen-Werk Neckarsulm und Stellenstreichungen bei Zulieferern wie Bosch, ZF oder Mahle.

Konkret fordert Özdemir „eine Flexibilisierung der CO ${2}$ -Flottengrenzwerte“. Die Senkung des Reduktionsziels für 2035 von 100 auf 90 Prozent sei „überlebenswichtig für die Automobilindustrie“, und zwar „ohne zusätzliche Kompensationen“. Im Hinblick auf das Verbrenner-Aus sollen laut den aktuellen Plänen bis zum Jahr 2035 insgesamt 90 Prozent der CO ${2}$ -Emissionen im Vergleich zu 2021 reduziert werden und nicht wie ursprünglich geplant 100 Prozent – verbunden allerdings mit Kompensationen, die Unternehmen für die zusätzlichen Emissionen erfüllen müssen. Diese kritisiert die Industrie als unrealistisch und bürokratisch. Özdemir schließt sich dieser Position nun an. Auch für die Lastwagenindustrie fordert Özdemir Unterstützung und schließt sich einem Appell der Hersteller Daimler Truck, DAF, Ford Otosan, Iveco, MAN, Scania, Traton und Volvo an, die in dieser Woche zum Auftakt der Messe IAA Transportation in Hannover gefordert hatten, die für 2027 geplante Überprüfung der EU-Flottenziele vorzuziehen und zu lockern. Das Problem, vor dem die Hersteller stehen, ist immer noch dasselbe w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 aktuelle Regulierung sieht hohe Strafzahlungen vor, wenn die Unternehmen die Emissionen der im Jahr 2030 zugelassenen Neufahrzeuge nicht um 43 Prozent im Vergleich zu 2019 senken. Der Ärger der Unternehmen basiert darauf, dass die Fahrzeuge entwickelt und auf dem Markt sind, die Speditionen sie aber nicht kaufen, weil

Zu viel Getöse, zu viel Trubel, zu viel Stress für die Dutzenden Pferde im Einsatz, mahnt die Tierschutzpartei, die in der Zweiten Kammer des Parlaments immerhin drei von 150 Sitzen hält. Sie moniert, dass die Tiere vor dem Prinsjesdag zur Vorbereitung extra mit Lärm traktiert würden. Und in der Tat: Die „Kavallerie Ehreneskorte“, die bei königlichen Zeremonien zur Seite steht, spricht von „Gewöhnungsübungen“ für die Pferde: Am Tag vor dem Prinsjesdag etwa ist das die „Strandübung“ im Stadtteil Scheveningen; beteiligt sind Schulkinder, ein kleines Militärblasorchester und Soldaten zu Fuß. Sie alle „ahmen den Lärm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unerwartete Geräusche entlang der Route nach“, erklärt die Ehreneskorte.

die von der Politik versprochene Ladeinfrastruktur nicht vorhanden ist.

Ginge es nach der Tierschutzpartei, würden am „Prinsjesdag“ keine Pferde durch Den Haag schreiten. Doch sie gehören fest zum Bild beim Hochamt der niederländischen Politik, am dritten Dienstag im September. Am Prinsjesdag hält der König die Thronrede, anschließend legt der Finanzminister im Parlament die Haushaltspläne vor. Acht Gelderländer ziehen die gläserne Kutsche mit dem Königspaar durch die Innenstadt, berittene Polizisten begleiten das Geschehen. Während der Kutschenfahrt feuern die „Gelben Reiter“ auf dem Gras des nahen Malievelds auch noch minütlich einen Salutschuss aus Haubitzen ab.

Özdemir befürwortet den „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IAA), „den wir dringend brauchen, um unsere Industrie global zu stärken und Abhängigkeiten zu verringern“. Die EU will die Nachfrage nach in Europa gefertigten oder CO₂-armen Produkten gezielt stärken, indem deren Anbieter bei öffentlichen Aufträgen und der Fördermittelvergabe vorrangig zum Zuge kommen sollen. Der IAA müsse allerdings „praxistauglich ausgestaltet sein, Bürokratie vermeiden und bei den Made-in-EU-Anforderungen auch das Vereinigte Königreich einbeziehen“.

Im Hinblick auf eine größere Unabhängigkeit von China in der Batterietechnik fordert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dass „Europa nach dem Vorbild von Airbus geschlos-

Der Ruf der politischen Tierschützer aber verhallte ungehört. Wie üblich rollte die königliche Prachtkutsche am Dienstagmittag vom Palast Noordeinde zum Ort der Thronrede – in diesem Jahr zum Königlichen Schauspielhaus. Wie üblich las König Willem-Alexander dann jenen Text vor, den er vom Kabinett unter Führung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zur Eröffnung eines parlamentarischen Jahrs erhielt. Ebenfalls den Usancen entsprechend präsentierte Finanzminister Eelco Heinen in der Zweiten Kammer die Eckpunkte des Haushalts.

sen gemeinsame Großprojekte angehen muss“. Die bisherigen Pläne für einen „Battery Booster“ reichten nicht aus, das zeigten die Rückschläge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Batterie-Projekte Varta und Cellforce.

Ganz und gar unüblich aber sind die Umstände des diesjährigen Prinsjesdag. Denn seit gut einem halben Jahr regiert eine Minderheitskoalition aus drei Parteien das Land. Der Haushaltsplan für 2027 ist daher nicht viel mehr als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Eine Mehrheit muss in der Opposition erst noch zusammen-

Einen anderen Tonfall hat ein Gutzacht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Beirats von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das am Donnerstag vorgestellt wird. Die Bundesregierung sollte die Kris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nicht so sehr mit der Konkurrenz aus China begründen, sondern endlich ihre eigenen Schwächen beseitigen, heißt es darin.

Die Schwäche Deutschlands sei „nicht nur auf einzelne, besonders stark China-exponierte Sektoren begrenzt“, sie sei vielmehr sektorübergreifend, heißt es in dem Gutachten, das die Ökonomen Felix Bierbrauer, Gabriel Felbermayr und

Wenn das Minderheitskabinett den Haushalt zimmert

gesucht werden. Schon innerhalb der Koalition hatte es geknarzt, zwischen den Linksliberalen unter Führung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Rob Jetten, den Rechtsliberalen und den Christdemokraten. Erst nach viel Streit und auf den letzten Metern einigten sich die drei. Dabei wichen sie in einer Reihe von

In Den Haag regiert eine Rechts-links-Koalition ohne Mehrheit im Parlament. Schon intern bekam sie den Etat nur zäh zusammen. Nun muss sie um Unterstützung aus der Opposition buhlen. Aber wo – links, rechts?

Von Klaus Max Smolka, Den Haag

Hans Gersbach verfasst haben. „Standortfaktoren, Kostenbelastungen, Marktaustritte und binnenwirtschaftliche Hemmnisse in Deutschland“ hätten eine größere Bedeutung als der „China-Schock“.

Punkten vom Koalitionsvertrag ab, spickten die Pläne mit Zugeständnissen an Oppositionsparteien, auf deren Unterstützung sie angewiesen sind. Nur: Sie kamen zu spät, um rechtzeitig vor dem Prinsjesdag noch Vereinbarungen mit der Opposition zu schließen.

Die Debatte über neue handelspolitische Schutzinstrumente, um Exporte aus China in die EU zu erschweren, sieht das unabhängige Gremium kritisch. Importbeschränkungen und Vorschriften für lokale Wertschöpfungsketten unter dem Schlagwort „Buy European“ seien „ineffiziente Schutzinstrumente, weil sie den heimischen Anpassungsanstrengungen eher entgegenwirken und verstärkte Direktinvestitionen sowie Technologietransfer nur indirekt begünstigen“. Die EU würde sich damit zudem „in einen Bereich begeben, der nicht mehr mit dem multilateralen WTO-Rahmen vereinbar ist“.

Der Prinsjesdag markiert auch die Eröffnung des Parlaments.

„Das Kabinett will mit dem Haushalt 2027 eine Grundlage für eine breite Zusammenarbeit bilden“, verlas Willem-Alexander. „Auch Parteien, die nicht Teil der Koalition sind, können hoffentlich eigene Punkte darin erkennen.“ Zum Beispiel hat die Regierung ihr Vorhaben aufgegeben, das Renteneintrittsalter direkt an die durchschnittliche Lebenserwartung zu koppeln. In der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hält sie zwar an ihrem Plan fest, wonach künftig höchstens ein Jahr statt zwei Jahre gezahlt wird – verschiebt die Reform aber um ein Jahr auf 2029. Die Eigenbeteiligung in der Krankenversicherung soll weniger stark als zunächst geplant steigen, nämlich um 15 auf 400 Euro jährlich. Arbeitnehmer werden indes stärker belastet.

In der Bundesregierung drängt vor allem die SPD auf solche Instrumente.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fordert seit geraumer Zeit einen „europäischen Patriotismus“ i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setzt sich dagegen für einen partnerschaftlichen Umgang mit China ei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positionierte sich zuletzt hingegen auch in Richtung eines restriktiveren Kurses gegenüber China.

Das Haushaltsdefizit soll während der Legislaturperiode unter der Drei-Prozent-Vorgabe nach Maastricht liegen, 2027 allerdings mit 2,9 Prozent an der Marke kratzen. Die Kaufkraft der Haushalte, eine wichtige Rechengröße in der niederländischen Etatplanung, sinkt den Plänen zufolge im kommenden Jahr im Durchschnitt um 0,1 Prozent.

„Dieser Haushalt war nicht von vornherein in Beton gegossen“, sagte Finanzminister Heinen von der rechtsliberalen VVD, als er traditionsgemäß der Zweiten Kammer den Koffer mit den Etatdokumenten überreichte. Reformen seien nötig, Zusammenarbeit sei es aber ebenso.

Grundsätzlich empfiehlt der Beirat, dass die EU sich besser gegen wirtschaftlichen Druck aus Washington und Peking wappnen solle, ohne den freien Handel preiszugeben. Die Kommission könne mit gleich gesinnten Staaten „plurilaterale Resilienzabkommen“ schließen. Die Abkommen sollten „gemeinsame Antworten ermöglichen, wenn einzelne Staaten mit Zöllen, Exportbeschränkungen oder anderen wirtschaftlichen Maßnahmen politischen Druck ausüben“.

Strittig ist nun, wo diese Zusammenarbeit gesucht wird. Die Regierung hätte am liebsten eine lagerübergreifend breite Unterstützung, schaut nach rechts und nach links in der zersplitterten Parteienlandschaft der Zweiten Kammer. Aber da gehen nicht alle auf den Oppositionsbänken mit, manche fordern eine Grundsatzentscheidung: zuvorderst Progressief Nederland, kurz Pro, jene neue Partei, die aus dem Zusammenschlus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vdA und Grünlinks hervorgegangen ist. Ihr Fraktionsvorsitzender Jesse Klaver sagt, das Kabinett könne nur eines haben: eine Mehrheit links oder rechts. Kategorisch stellt er zwei Bedingungen für eine Zusammenarbeit: Einsparungen im Sozialen müssten zurückgenommen und Vermögen stärker belastet werd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Spektrums will die Partei JA21 eine klare Regierungsentscheidung in die eine oder andere Richtung, wie ihr Chef Joost Eerdmans mehrmals deutlich gemacht hat.

Bei der Wahl im vergangenen Oktober hatte die Mehrheit der Wähler zwar bürgerlich-liberal gestimmt, doch als Einzelkraft mit den meisten Stimmen ging Jettens linksliberale D66 hervor. Die Pole in der mühevoll geschmiedeten Koalition bilden seine Partei und die VVD, dazwischen steht der Christdemokratische Aufruf (CDA). In der Koalitionsvereinbarung beschlossen die drei im Februar bedeutende Einschnitte ins soziale Netz. In der Woche vor dem Prinsjesdag protestierten Arbeitnehmer dagegen, Beschäftigte in der metallverarbeitenden Industrie streikten, einen Tag lang stand ein großer Teil des öffentlichen Verkehrs still.

Am Mittwoch begann die traditionelle zweitägige Generaldebatte, auf der die Fraktionsvorsitzenden über die Leitlinien der Regierungspolitik und die Finanzen debattieren. Wie der Prinsjesdag ist auch sie in diesem Jahr eine besondere: Indizien, welche Oppositionsparteien sich auf ernsthafte Gespräche über den Haushalt einlassen, gab es zunächst keine. Für das Kabinett beginnt die Arbeit am Haushalt jetzt erst richtig. Pro-Chef Klaver formulierte, was langsam eine gängige Beschreibung für die Mehrheitssuche der Minderheitsregierung wird: „Wir erleben jetzt permanente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Tage der Wahrheit für Tipico

Online-Roulette: Tipicos Rolle steht zur Disposition.
Foto Mauritius

Der Wettenanbieter hat Casinospiele online angeboten, obwohl sie verboten waren. Der Fall ist kompliziert – und landet jetzt am BGH. Von Dominik Jäger, Frankfurt

Für einen Spieler geht es am Donnerstag um Verluste von 10.092 Euro nebst Zinsen – doch für die Tipico Games Ltd. geht es um weit mehr. Der Spieler klagt Verluste aus Glücksspiel ein. Di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vor dem Bundesgerichtshof (BGH) am Donnerstag in Karlsruhe reiht sich ein in eine Vielzahl von Verfahren gegen den Sportwettenanbieter Tipico Co. Ltd. und den Anbieter von Online-Casinospielen Tipico Games.

In gleich zwei Verfahren steht Tipico Games am Donnerstag als beklagtes Unternehmen vor dem BGH. Eines hat eine besondere Strahlkraft, der BGH hat es zum Leitentscheid (I ZR 216/25) gemacht. „Wenn der BGH eine Rechtsfrage entscheidet, halten sich deutsche Gerichte in aller Regel an die Vorgaben des Bundesgerichtshofs, auch wenn es keine rechtliche Bindung gibt“, sagt Matthias Siegmann, Seniorpartner der Kanzlei Siegmann Höger. Er vertritt die Spielerseite am Donnerstag vor dem Bundesgerichtshof.

Dem Leitentscheid von Donnerstag gehen nicht nur eine Vielzahl anderer Verfahren gegen Tipico Games und andere Online-Casinoanbieter voraus, auch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lage zu Glücksspiel ist relevant. Hintergrund: Im Jahr 2004 wird Malta Mitglie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U) und verteilt Konzessionen an Glücksspielunternehmen. Tipico, das seinen Ursprung in Karlsruhe hat, wird auf der Insel neu gegründet. Es beruft sich wie andere Glücksspielunternehmen auf die Freiheit, Dienstleistungen in der gesamten EU anzubieten, sofern diese in einem Mitgliedsstaat zugelassen sind.

In Deutschland ist Glücksspiel Ländersache, doch der Bund setzt Leitplanken. 2012 tritt der Glücksspielstaatsvertrag in Kraft, der Online-Glücksspiel generell verbietet. Das bleibt bis zum 1. Juli 2021 so, seitdem sind lizenzierte Online-Casinos erlaubt. Tipico Games hatte vor 2021 und nach dem 1. Juli 2021 Glücksspiel in Deutschland angeboten – trotz fehlender Erlaubnis. Erst seit Oktober 2022 hat das Unternehmen eine deutsche Lizenz. Doch der klagende Spieler will seine Verluste für die beiden Zeiträume vor und nach dem 1. Juli 2021 erstreiten und argumentiert, nicht gewusst zu haben, dass Online-Glücksspiel in Deutschland verboten war.

Der Nutzer ist damit nicht allein. Zahlreiche Spieler treten ihre Fälle an Gesellschaften ab, die die Verfahren an ihrer Stelle ausgechten; Zivilgerichte berichten von einer hohen Auslastung. Immer wieder pausiert der BGH Verfahren, da Tipico und andere Anbieter mit dem Europarecht argumentieren und deutsche Gericht einige Fälle an den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 (EuGH) verweisen. Das Verfahren von Donnerstag hatte der BGH ausgesetzt.

Dass der oberste Gerichtshof es jetzt wieder als Leitverfahren aufnimmt, könnte mit einem Urteil des EuGH von April (C 440/23) zu tun haben. Damals hatte das oberste europäische Gericht entschieden, dass ein Spieler verlorene Wetteinsätze von Online-Glücksspielanbietern zurückverlangen darf, wenn diese in seinem Wohnsitzstaat verboten waren. Selbst wenn das Unternehmen eine europäische Lizenz, etwa aus Malta, besaß.

Vor diesem Hintergrund und augrund des EuGH-Urteils gibt sich Anwalt Siegmann selbstbewusst: „Ich gehe davon, dass wir das Leitentscheidungsverfahren gewinnen“, sagte er der F.A.Z. Ähnlich sieht das Sascha Münch. Der geschäftsführende Partner der Kanzlei Rightmart vertritt Spieler in anderen Glücksspielfällen.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der Bundesgerichtshof nun entscheiden wird, dass Tausende deutsche Spieler ihre Verluste aus nicht genehmigten Online-Casinoangeboten zurückfordern können“, sagt Münch.

Ronald Reichert von der Kanzlei Redeker vertritt Tipico am Donnerstag vor dem BGH und stellt das Verbot von Glücksspiel in Deutschland vor dem 1. Juli 2021 infrage: „Aus unserer Sicht fehlte die europarechtliche Basis für ein Totalverbot von Online-Glücksspiel in Deutschland. Daher betrachten wir das Angebot von Tipico Games vor Juli 2021 mit der maltesischen Lizenz als zulässig“, sagt Reichert. Er fordert: „Der BGH muss diese Frage vom EuGH beantworten lassen.“

Bis die vielen einzelnen Glücksspielverfahren entschieden sind, wird es wohl Jahre dauern. „Aus dem Markt hört man, dass es teilweise zu Vergleichsangeboten von Online-Casinos gekommen ist und teilweise auch Vergleiche geschlossen wurden“, sagt Rechtsanwalt Siegmann. Der Vertreter der Spielerseite fügt hinzu: „Ob Vergleichsangebote angenommen werden, beruht auf der persönlichen Entscheidung des einzelnen Klägers.“

Ein Urteilsspruch am Donnerstag gilt als unwahrscheinlich. Während Tipico abermals auf das Europarecht pocht, hofft die Spielerseite, dass der Zivilsenat in Kürze urteilt. Doch selbst wenn der BGH für die Spieler entscheidet, ist die Frage des tatsächlichen Geldflusses noch nicht beantwortet. Denn Malta schützt seit 2023 Glücksspielkonzerne mit der „Bill 55“, einem Gesetz, das Glücksspielunternehmen und Sportwettenanbieter vor der Vollstreckung nach Urteilen europäischer Gerichte schützt. Ein Urteil des EuGH dazu steht aus (C-683/24). Für Tipico geht es um mehrere Hundert Millionen Euro, sofern alle Spieler ihre Verluste aus Sportwetten und Online-Casino geltend machen.

2030 fahren alle neuen Daimler-Stadtbusse elektrisch

Für Überlandbusse dauert es noch – es fehlen Ladesäulen in ländlichen Gebieten

Foto Jasper Hill
Daimler-Buses-Chef Till Oberwörder

HANNOVER. Hätte Daimler Buses nur Stadtbusse im Angebot, wäre Till Oberwörder eine Sorge los. Der Vorsitzende der Geschäftsführung des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Busspezialisten würde dann nämlich zu den wenigen Chefs von Fahrzeugherstellern gehören, die sich keine Gedanken mehr um die Regeln zur Verminderung der CO₂-Emissionen von Straßenfahrzeugen machen müssten. „Wir haben sehr früh gesagt, dass wir bei den Stadtbussen nicht mehr in die Euro-7-Welt einsteigen. Von 2030 an fahren unsere Stadtbusse rein elektrisch“, sagte Oberwörder im Interview mit der F.A.Z. auf der Messe IAA Transportation in Hannover.

Nach den Verordnungen der EU müssen Stadtbusse vom Ende der Dekade an zu 90 Prozent und fünf Jahre später zu 100 Prozent als emissionsfreie Fahrzeuge verkauft werden. Neuzulassungen von Bussen mit der Abgasnorm Euro-6, die das Unternehmen noch entwickelt hat, sind nur noch bis Mitte 2029 erlaubt. „Die Stadt ist für uns eine Art Leuchtturm, um zu zeigen, dass die Elektromobilität funktioniert“, beschreibt Oberwörder die Umstände, warum die Antriebswende beim innerstädtischen Busverkehr so problemlos verläuft. „Die Stadt hat klar definierte Routen, klare Andockpunkte und Depots – da kann man eine Ladestrategie sehr gut ableiten.“ 2025 sind 65 Prozent der von Daimler Buses neu zugelassenen Busse elektrisch gefahren.

Ganz anders sieht es bei den Überland- und den Reisebussen aus, die die Tochtergesellschaft des größten Lastwagenherstellers der Welt, Daimler Truck, ebenfalls herstellt. Dort gelten die Flottengrenzwerte der Lastwagen. Nach den Regeln müssen die Emissionen der im Jahr 2030 verkauften Fahrzeuge um 43

Prozent unter denen des Jahres 2019 liegen. „Wir stehen da vor denselben Problemen wie die Lastwagen-Kollegen – der Aufbau der Ladeinfrastruktur kommt nicht nach“, sagt Oberwörder, für den sich die Herausforderung im Unterschied zu Truckherstellern noch einmal verschärft. „Wir brauchen nicht 35.000 Ladesäulen bis 2030, sondern noch einmal 14.000 mehr, weil unsere Reisebusse eben nicht an den üblichen Autobahnachsen unterwegs sind, sondern auch zu touristischen Zielen wie dem Schloss Neuschwanstein fahren.“ Derzeit gibt es europaweit etwa 2000 Ladesäulen für Busse und Lastwagen.

Mit der Umstellung der Antriebe hat der europäische Marktführer, der neben den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Werken in Neu-Ulm und Mannheim in Europa auch Fabriken in Tschechien, Spanien, der Türkei und Frankreich unterhält, im

Jahr 2018 begonnen. Nach den Stadtbussen des Modells Citaro folgten zur Mitte der aktuellen Dekade die ersten Überlandbusse, bis 2030 sollen dann auch die Reisebusse der Marken Setra und Mercedes-Benz an der Reihe sein. „Auch die Überlandbusse waren bislang ein Dieselsegment, das nun nach und nach in die Batteriewelt überführt wird. Da kommen wir aber nun auch an den Punkt, dass uns Ladepunkte in der Fläche fehlen“, erläutert der Manager.

Im Hinblick auf die Größe des Markts sind die Stadtbusse das wichtigste Segment des Unternehmens noch vor den Überland- und Reisebussen. Deshalb hat Daimler Buses zuletzt auch die Angebote ausgebaut, mit denen der Hersteller Kommunen bei der Antriebswende hilft. „Wir haben in Europa bereits rund 90 Projekte, in denen wir die Kommunen bei der Umstellung ihres Nahverkehrs unterstützen“, sagt Oberwörder. Im Jahr 2025 steigerte Daimler Buses seinen Absatz um 399 Busse auf insgesamt 26.991 Fahrzeuge. Der Umsatz stieg um rund 14 Prozent auf 5,9 Milliarden Euro bei einem operativen Gewinn (Ebit) von 594 Millionen Euro. Das entspricht einem Plus von 40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und einer operativen Umsatzrendite (Ebit) von rund zehn Prozent.

Wie die Ergebnisse zum Ende der Dekade aussehen werden, wird nicht zuletzt davon abhängen, wie groß die Sorgen von Till Oberwörder im Hinblick auf die CO₂-Regulierungen bei Überland- und Reisebussen sein werden. Denn die Strafzahlungen bei einem Verfehlen der Flottengrenzwerte sind empfindlich. „Um es klar zu sagen: Wir sind nicht gegen die Ziele, aber wir brauchen jetzt einen Realitätscheck“, sagt der Daimler-Buses-Chef mit Blick auf die Forderung, die von der EU für 2027 in Aussicht gestellte Überprüfung der Flottengrenzwerte vorzuziehen.

Oberwörder schließt sich damit dem Appell großer Lastwagenhersteller an. Gemeinsam mit den Chefs von DAF, Ford-Otosan, Iveco, MAN, Scania, Traton und Volvo hatte die Vorstandsvorsitzende von Daimler Truck, Karin Rådström, zum Auftakt der Messe in Hannover gefordert, die EU-Flottenziele möglichst noch in diesem Jahr zu überprüfen und zu lockern. Auch der Chef von Daimler Buses wünscht sich einen Hochlauf der Infrastruktur, der synchronisiert werde mit dem Hochlauf des Fahrzeugvolumens. Und das sei nicht die Aufgabe der Hersteller. „Man kann jetzt darüber klagen, ob alle Beteiligten ihren Beitrag wie geplant erfüllt haben, aber viel wichtiger ist, dass wir jetzt schauen, wie wir vorankommen.“ ben.

Alleinimporteur edler Havanna-Zigarren ist insolvent

Sanktionen der EU sollen der Grund sein

FRANKFURT/DORTMUND. Selbst Nichtrauchern sind die legendären kubanischen Zigarren ein Begriff. Weit weniger bekannt ist das Unternehmen, das die dicken Glimmstängel aus der Karibik auf den deutschen Markt bringen darf. Havannas oder Habanos heißen die handgerollten Premiumzigarren „Made in Kuba“. Offizieller Alleinimporteur von Habanos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Polen ist eine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 namens 5th Avenue Products Trading GmbH. Der mondäne Firmenname erinnert an die brodelnde Geschäftsstraße durch Manhattan, doch der Firmensitz befindet sich im idyllischen Waldshut-Tiengen im Südschwarzwald.

Obwohl das Geschäft mit den Habanos lukrativ ist, hat das Unternehmen die Eröffnung eines Insolvenzverfahrens beantragt. Das Amtsgericht Waldshut-Tiengen hat den Rechtsanwalt André Berbuer von der Freiburger Kanzlei BSK Berbuer Speier Kuhn laut einer Bekanntmachung vom 9. September zum vorläufigen Insolvenzverwalter bestellt. Der Insolvenzantrag hat einen ungewöhnlichen Hintergrund. Offenbar ist der Havanna-Importeur unverschuldet zwischen die Fronten des Kampfs internationaler Behörden gegen die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geraten. Müssen Zigarrenfreunde jetzt um den Habanos-Nachschub zittern?

Das Unternehmen setzt laut einer Mitteilung alles daran, das zu verhindern. „Vorbehaltlich der geltenden rech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und der operativen Umsetzbarkeit ist es unser Ziel, die Geschäftstätigkeit so bald wie möglich wieder aufzunehmen“, heißt es darin. Da es sich um einen Exklusiv-Importeur handelt, können Händler die Havannas nicht aus alternativen Quellen beschaffen, wenn ihre Lagerbestände abverkauft sind. Das könnte vor allem für Tabakläden ein Problem werden, die ausschließlich oder größtenteils auf den Verkauf von Habanos setzen.

Laut Insolvenzverwalter Berbuer geht die Insolvenz ausschließlich auf Sanktion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urück, die gegen einen mittelbaren Gesellschafter verhängt wurden. Diese schlagen, jedenfalls nach derzeitigem Stand, auf das Unternehmen durch. Nun werde versucht, im Austausch mit den zuständigen Behörden einen Konsens und Arbeitsmodus zur Aufrechterhaltung des Geschäftsbetriebs zu finden. „Hierauf liegt aktuell der Schwerpunkt“, teilte Berbuer der F.A.Z. auf Anfrage mit.

Das Problem: Alle Vermögenswerte des Unternehmens gelten wegen der EU-Sanktionen als eingefroren. Es kann daher zum Beispiel kein Geld überweisen, weil die Konten gesperrt sind. Derzeit ist es technisch zahlungsunfähig, auch wenn es über genug Liquidität verfügt. Der Insolvenzverwalter versucht, bei den zuständigen Bundesbehörden eine Freigabe zumindest von Teilen des Vermögens zu erreichen.

Hintergrund der Sperre sind laut „Die Tabakzeitung“ EU-Sanktionen gegen das milliardenschwere kriminelle Konglomerat Prince Holding Group aus Kambodscha und dessen Vorsitzenden Chen Zhi. Der Organisation werden Onlinebetrug, Menschenhandel, Entführungen und Folter vorgeworfen.

Südostasiatische Banden haben massenhaft Menschen in regelrechte Scam-Zentren gelockt und diese zu systematischen Betrugsfeldzügen quer durch das Internet gezwungen. Die unzähligen Opfer der Cyberbetrüger sind über die ganze Welt verstreut. Mittlerweile haben internationale Behörden begonnen, zurückzuschlagen. Chen Zhi, der Kopf der Prince Holding Group, wurde verhaftet und in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gebracht.

Mit den Verbrechermethoden der Scammer hat die Havanna-Importfirma aus Waldshut-Tiengen nichts zu tun. Sie ist nur zwischen die Fronten geraten, weil der mutmaßliche Bandenführer Chen Zhi nach Recherchen des Onlineportals „Halfwheel“ über internationale Holdingstrukturen an dem halbstaatlichen kubanischen Zigarrenvertreiber Habanos S.A. beteiligt ist. Die Habanos S.A. wiederum hält Anteile an der 5th Avenue Products Trading, sodass Chen Zhi laut „Halfwheel“ rechnerisch 16 Prozent an dem Unternehmen zugerechnet werden. Die mittelbare Verflechtung habe Banken zur Sperre der Konten veranlasst.

Der exklusive Havanna-Importeur 5th Avenue wurde 1989 von dem vor etwa einem Jahr verstorbenen Schweizer Zigarren-Unternehmer Heinrich Villiger als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 mit der kubanischen Habanos S.A. gegründet. Es vertreibt laut Firmen-Website 27 Habanos-Marken wie Bolívar, Montecristo oder Cohiba hauptsächlich über qualifizierte Tabakhändler. Laut Insolvenzverwalter Berbuer betreibt das Unternehmen keine eigenen Läden, liefert aber, zum Teil exklusiv, an etwa 200 Geschäftspartner und Einzelhändler in Deutschland. Es beschäftigt aktuell 49 Mitarbeiter.

Auf dieses starke Fundament will das Unternehmen in der schwierigen Situation bauen. „Wir setzen uns mit voller Überzeugung dafür ein, diese Stärken zu erhalten und auf eine nachhaltige Zukunft des Unternehmens hinzuarbeiten“, heißt es in der Mitteilung. Die weiteren Entwicklungen werde es sorgfältig bewerten und über Neuigkeiten informieren. arp./mfe.

TSMC findet KI riskant

Der Auftrags-Chiphersteller nutzt sie nur vorsichtig

TOKIO. Auf den Hightech-Messen in Taiwan gehört das Preis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und ihrer Möglichkeiten seit einigen Jahren fest zum Programm. Umso mehr überraschen nun Aussagen eines Spitzenmanagers der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wonach der Konzern selbst die Technologie nur sehr zurückhaltend einsetze. TSMC ist der weltgrößte Auftragsfertiger von Chips für die KI-Rechenzentren von Nvidia und für viele weitere Techkonzerne.

Insbesondere i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sei man sehr vorsichtig, da bei unsachgemäßem Einsatz Risiken wie Datenlecks und Datenverfälschung bestünden, sagte Y.J. Mii auf einer Veranstaltung in Taiwans Hauptstadt Taipeh. Er ist Co-Chief Operating Officer, also so etwas wie der Betriebsvorstand des Konzerns.

„KI ist wie ein dreijähriger Superman. Sie kann ziemlich mächtig sein, aber sie weiß nicht, welchen Schaden sie anrichten kann“, sagte Mii vor Studierenden d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 der er selbst einst studierte. „Und sie weiß nicht, was richtig und was falsch ist“, sagte Mii laut taiwanischen Medienberichten. Er verwies auf die jüngsten Vorfälle, bei denen Modelle von OpenAI und Anthropic ungewollt in externe Organisationen eingedrungen seien.

Der Manager hatte auf einem Karriereforum der Universität gesprochen und war von den Studenten nach dem Einsatz von KI in der Arbeit von TSMC gefragt worden. Seine Einlassungen passen in die aktuelle Debatte zu den Gefahren von KI. Einige Brancheninsider warnten zuletzt öffentlich davor, dass die neue Technologie schon bald die ganz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könnte. Dario Amodei, der Vorstandschef des KI-Entwicklers Anthropic PBC, hatte angesichts wachsender Sorgen über schwerwiegende Risiken dazu aufgerufen, die Entwicklung der fortschrittlichsten KI-Modelle zu verlangsamen, und davon die Zustimmung von OpenAI-Chef Sam Altman und xAI-Chef Elon Musk erhalten.

Zu dieser Diskussion äußerte sich Mii nicht direkt. Er wollte seine Skepsis eher mit Blick auf die mangelnde Praktikabilität der Technologie im Design hochmoderner Chips verstanden wissen. KI sei derzeit nicht besonders nützlich, um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von Halbleitertechnologie zu helfen, sagte Mii.

Da kein anderer Konzern so leistungsstarke Halbleiter fertigen kann wie TSMC, steigt die Nachfrage nach den Chips der Taiwaner durch den KI-Boom seit Jahren kräftig. Allein im August dieses Jahres lag der Umsatz mehr als 50 Prozent über dem Vorjahreswert. kann.

Zuversicht im Wohnungsbau

Ifo: Unternehmen sehen Licht am Ende des Tunnels

MÜNCHEN. Im Wohnungsbau hat sich die Stimmung nach einer Umfrage des Ifo-Instituts deutlich verbessert: Das von Ifo ermittelte Geschäftsklima der Branche stieg von minus 29 Punkten im Juli auf minus 22,7 Punkte im August, wie das Institut am Mittwoch mitteilte. Die Unternehmen beurteilten ihre aktuelle Lage zwar unverändert schlecht, ihre Erwartungen dagegen stiegen stark.

„Die Unternehmen sehen zunehmend Licht am Ende des Tunnels“, erklärte der Leiter der Ifo-Umfragen, Klaus Wohlrabe. „Die steigenden Baugenehmigungen nähren die Hoffnung, dass sich die Auftragslage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belebt.“

Noch sei davon in den Auftragsbüchern allerdings wenig zu sehen. Der Anteil der Unternehmen mit Auftragsmangel blieb mit 41,3 Prozent nahezu unverändert. Zudem werden nach wie vor viele Vorhaben storniert: 13,4 Prozent der Unternehmen berichteten von abgesagten Projekten.

„Die bessere Stimmung ist bislang vor allem ein Vorschuss auf die Zukunft“, betonte Wohlrabe. Für eine nachhaltige Erholung müssten aus den genehmigten Projekten Aufträge werden. AFP

Wo die Welt für einen Moment stehen bleiben darf.

Raffles Seychelles PRASLIN, SEYCHELLEN

- Elegantes 5-Sterne-Pool-Villen-Resort direkt an der Traumbucht Anse Takamaka auf Praslin

- Jede der 86 Villen mit privatem Pool und Terrasse

- Vier Restaurants und zwei Bars mit internationaler, asiatischer und Sushi-Kü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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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scher Panorama-Infinitypool unter Palmen mit Meerb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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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Offer: Kostenfreies Upgrade auf Halbpension Mindestaufenthalt von 5 Nächten / Reisezeitraum: 08.04. – 31.10.2027

Kuda Villingili Maldives NORD-MALÉ ATOLL, MALEDIVEN

- Resort mit Privatinsel-Feeling im Nord-Malé Atoll

- Villen und Residenzen mit privatem Pool direkt am Strand oder über dem türkisfarbenen Meer

- Größter Pool der Malediven – 150 Meter langer Pool in der Inselmitte mit Sonnenliegen

- Acht Restaurants mit internationaler Küche, drei Bars und eine exklusive Whiskey- & Cigar Lounge

- Spa-Insel mit acht über Wasser gebauten Behandlungsvillen, Yoga Pavillon mit Meerblick

- Abwechslungsreicher Wassersport beim Schnorcheln, Tauchen, Surfen

One&Only Le Saint Géran POSTE DE FLAQO, MAURITIUS

- Traumlage auf privater Halbinsel mit langem, weißem Sandstrand

- Sieben Restaurants und Bars, von Prime Steak bis panasiatisches Tapasake

- Umfangreiches Spa mit Massagen, Dampfbad, Sauna und individuellen Beauty-Anwendungen

- Privates Sunset-Dinner am Steg umgeben von Lagune und Meer

- Kids-Club und Unterhaltungsangebot für Paare und Familien gleichermaßen

Special Offer: 20 % Preisvorteil auf alle Zimmerkategorien Mindestaufenthalt von 3 Nächten / Buchungszeitraum bis zum 31.10.2026 / Reisezeitraum bis 17.10.2026 und 01.11.-26.12.2026

North Island NORTH ISLAND, SEYCHELLEN

- Nur 11 exklusive Villen auf privater Insel für höchste Abgeschiedenheit

- Barefoot Luxury mit privatem Pool und persönlichem Villa-Attendant

- Individuell abgestimmte Gourmet-Menüs

- Tauchen und Schnorcheln mit Meeresschildkröten im türkisfarbenen Wasser

• Ganzheitliches Spa mit Yoga am Strand

- Gelebter Naturschutz durch eigenes Inselrehabilitations-Projekt

Milaidhoo Maldives BAA ATOLL, MALEDIVEN

- Intime Boutique-Insel im Baa Atoll, UNESCO-Biosphärenreservat

- 50 stilvoll-schlichte Villen mit privatem Pool, direkt am türkisfarbenen Wasser

- Nur wenige Minuten von Hanifaru Bay: Manta-Rochen und Walhaie hautnah

- Kulinarisches Highlight: Dinner im bootsförmigen Ba'theli-Restaurant – tropische Aromen Glasboden-Meerblick

- Serenity Spa mit Überwasser-Behandlungsräumen und Yoga-Pavillon am Ozean

- Barfuß-Luxus für Paare und Ruhesuchende mit Wassersport-Angeboten

The St. Regis Le Morne Resort LE MORNE, MAURITIUS

- Einzigartige Lage am Fuße des UNESCO-Welterbes Le Morne Brabant, direkt an der Lag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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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hat der rote Faden gefehlt“

Hochpolitisch: Digital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CDU) im April bei der Ankündigung der Übernahme mit Cohere-Gründer Aidan Gomez

Die Übernahme der einstigen deutschen KI-Hoffnung Aleph Alpha durch Cohere ist unterzeichnet. Hier sprechen die Chefs Aidan Gomez und Ilhan Scheer über ihre Pläne – und was in der Vergangenheit schiefgelaufen ist.

Von Maximilian Sachse, Frankfurt

Die Übernahme des deutschen KI-Start-ups Aleph Alpha durch den kanadischen Wettbewerber Cohere ist unterzeichnet. Das verkündeten beide Seiten am Mittwoch auf der KI-Konferenz All In in Montreal. „Wir bauen einen deutschkanadischen KI-Champion für die Welt“, sagte Cohere-Gründer Aidan Gomez vorab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Es sei wichtig, dass Deutschland und Kanada die Kontrolle über eine Technologie behielten, die wahrscheinlich „die wichtigste Technologie des Jahrhunderts“ sei.

Cohere trainiere immer größere KI-Modelle und arbeite daran, mit den großen KI-Laboren auf dem neuesten Stand der Technik zu konkurrieren. Aleph Alpha habe sich auf kleinere, spezialisierte Modelle für besonders kritische Einsatzgebiete in der Regierung und in regulierten Branchen fokussiert. „Zusammen haben wir ein überzeugendes Angebot für den wachsenden Bedarf nach souveräner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agt Gomez.

Im April hatten Cohere und Aleph Alpha im Beisein des deutschen Digitalministers Karsten Wildberger (CDU) und seines kanadischen Amtskollegen Evan Solomon ihren Plan zu einem Zusammenschluss vorgestellt. Wildberger war nun auch in Kanada vor Ort. Für ihn ist der Zusammenschluss ein zentraler Schritt, um die Unabhängigkeit von amerikanischen Unternehmen wie Open AI, Anthropic, Google oder Microsoft zu stärken, die das Geschäft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bislang auch in Europa dominieren.

Es folgten harte Verhandlungen um die Ausgestaltung der Übernahme. Jetzt aber steht ein Plan: Das Unternehmen wird auf der ganzen Welt als Cohere firmieren. Der Standort von Aleph Alpha in Heidelberg bleibt erhalten und wird zum „Tech Hub“. Berlin soll neben Toronto zur zweiten Unternehmenszentrale für das neue kanadisch-deutsche Unternehmen werden. Gomez hat dort während seiner Zeit bei Google selbst gearbeitet und schwärmt von den gut ausgebildeten deutschen Fachkräften. Insgesamt wird Cohere nach der Übernahme mehr als 1000 Mitarbeiter beschäftigen.

Der noch im Unternehmen verbliebene Aleph-Alpha-Mitgründer Samuel Weinbach wird Chef der Forschungsabteilung im gemeinsamen Unternehmen; der erst im vergangenen Jahr zu Aleph Alpha gestoßene Ko-Chef Ilhan Scheer soll das operative Geschäft leiten. Die Transaktion steht noch unter dem Vorbehalt behördlicher Genehmigungen, die Cohere bis Ende des Jahres erwartet.

Das 2019 gegründete Aleph Alpha galt nach dem Erscheinen des KI-Chatbots ChatGPT im Jahr 2022 als große deutsche Hoffnung auf eigene KI-Sprachmodelle. Doch die hochgesteckten Erwartungen konnte das Start-up nicht erfüllen, mit dem rasanten Fortschritt konnte Aleph Alpha technisch nicht mithalten. Das Start-up fokussierte sich daraufhin stärker auf die Entwicklung einer Orchestrierungsplattform für KI und auf branchenspezifische KI-Anwendungen als auf KI-Grundlagenmodelle auf dem neuesten Stand der Technik.

Hinzu kamen interne Querelen. Zunächst bekam Mitgründer Jonas Andrulis vergangenen Sommer mit Reto Spörri einen Ko-Chef zur Seite gestellt, der sich zuvor einen Namen bei Aleph Alphas wichtigstem Investor gemacht hatte, der Schwarz-Gruppe. Zudem holte das Startup den ehemaligen Gründer und Accenture-Manager Ilhan Scheer aus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er sollte zunächst in der Rolle des „Chief Growth Officers“ im kriselnden Start-up aufräumen und perspektivisch die Chefrolle von Mitgründer Jonas Andrulis übernehmen.

Das geschah dann nach gerade einmal zwei Monaten viel früher als von den meisten erwartet. Andrulis sollte eigentlich Vorsitzender des Aufsichtsgremiums werden, verließ das Unternehmen im Januar dann aber komplett, um sich auf ein neues eigenes Projekt zusammen mit dem Beratungskonzern Roland Berger zu konzentrieren – und wohl auch, weil er mit der neuen Ausrichtung des Unternehmens nicht vollständig einverstanden war. Fast zeitgleich mit ihm gingen 50 Mitarbeiter, die Aleph Alpha wegen des neuen Kurses mit einem stärkeren Fokus aufs Kerngeschäft entließ. Geräuschlos verlief der Umbau nicht.

In seinem ersten öffentlichen Interview spricht Scheer nun lächelnd von einem „ziemlich ereignisreichen Jahr“, das er in dieser Form bei der Annahme des Jobs auch nicht habe kommen sehen. „Als ich bei Aleph Alpha angefangen habe, habe ich unglaublich viele Möglichkeiten und talentierte Menschen gesehen, aber es hat der rote Faden gefehlt“, sagt Scheer. Er erzählt von einer Konferenz, auf der er die Anwesenden gefragt habe, wer Aleph Alpha kennt. Da seien viele Hände hochgegangen. Aber als er gefragt habe, was

Aleph Alpha eigentlich genau mache, seien die Hände wieder runtergewandert.

Durch die mediale Aufmerksamkeit habe Aleph Alpha sehr viele Kundenanfragen mit ganz unterschiedlichen Anliegen angenommen, ohne wirklich die Kapazitäten für so ein aufwendiges Projektgeschäft zu haben. Hinzu kam eine Vielzahl an Vertriebspartnerschaften mit Beratungen, die man gar nicht richtig habe bedienen können. Das habe teils zu Unzufriedenheit bei Partnern und Kunden geführt.

Aleph Alpha habe dann viele Partnerschaften gestoppt, ein „schmerzhafter, aber nötiger Schritt“, wie Scheer sagt. „Wir machen keine KI-Dienstleistungen mehr, die nichts mit unseren Kernprodukten zu tun haben.“ Strategisch wichtige Kooperationen wie mit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habe man hingegen noch ausgebaut. Das Unternehmen sollte sich unter Scheer wieder stärker auf das Wesentliche konzentrieren: die Entwicklung großer Sprachmodelle und eine Plattform, um diese in Unternehmen und Behörden einzusetzen.

In Kürze soll ein neues deutsch-englisches Sprachmodell erscheinen. „Wir wollen nicht mit den großen Allzweckmodellen mithalten, sondern in unserer Nische das beste Modell für unsere deutschsprachigen Kunden im öffentlichen Sektor, im Legal-Bereich und der Industrie bieten“, sagt Scheer. Eigentlich sei Aleph Alpha bereit gewesen, auch allein noch einmal anzugreifen. Dann kamen die Gespräche mit Cohere, die – je nachdem wen man fragt – mal mehr, mal weniger von der Schwarz-Gruppe und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mit vorangetrieben wurden. „Der Zusammenschluss mit Cohere macht uns zum globalen Spieler“, sagt Scheer. Allein der Zugang zu Rechenkapazitäten erhöhe die Konkurrenzfähigkeit enorm. Zudem hätten die Werte gut zueinander gepasst.

Mittelfristig sollen beide Entwickler-teams zusammen an neuen Modellen arbeiten, kurzfristig soll das Aleph-Alpha-Team erst mal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s brandneuen eigenen Modells begleiten. Die gemeinsamen Produkte sollen unter anderem auf Stackit laufen, dem Cloudangebot der Schwarz-Gruppe. Der für die Marken Lidl und Kaufland bekannte Konzern hatte im April angekündigt, nach der Übernahme noch einmal 600 Millionen Dollar in Cohere zu investieren.

Cohere-Gründer Aidan Gomez blickt schon weiter in die Zukunft. „Mittelmächte wie Deutschland und Kanada müssen zusammenarbeiten und ihre Fähigkeiten miteinander teilen“, sagt Gomez – und spricht eine Einladung an weitere Länder aus, sich der Entwicklung „demokratischer KI-Fähigkeiten“ anzuschließen, ob aus Europa oder Asien. (Kommentar Seite 22)

Das Tempo im Klimaschutz verlangsamt sich

Börsennotierten Unternehmen aus Deutschland geht in ihren Bemühungen um geringere Emissionen die Luft aus

FRANKFURT. Deutsche Unternehmen sind auch im Jahr 2025 bemüht gewesen, ihre CO₂-Emissionen zu reduzieren. Unter den börsennotierten Konzernen sind immerhin zehn mit ihren derzeitig geplanten Investitionen auf einem Kurs, der den Zielen des Klimaabkommens von Paris entspricht. Allerdings verschlechtert sich die Situation auch in mehr Konzernen, als sie sich verbessert.

Diese Ergebnisse stammen aus dem diesjährigen Whatif-Report des Softwareunternehmens Right Based on Science. Dieses nutzt Daten aus der seit dem Jahr 2024 verpflichtenden Nachhaltigkeitsberichterstattung von Dax-, M-Dax- und S-Dax-Unternehmen. Durch sechs Umrechnungsschritte erlaubt seine Methodik, sowohl das Ausgangsniveau der Emissionen als auch selbst gesetzte Ziele und den aktuellen Reduktionskurs in die Einheit Grad Celsius umzurechnen. Dadurch werden absolute Werte in Relation zur Wertschöpfung gesetzt und für alle Unternehmen vergleichbar.

Von den 160 Unternehmen der Dax-Familie haben 71 Daten geliefert. Unter Banken und Versicherern sei die Datenqualität nicht ausreichend gewesen, teilt Right mit. Eine Analyse der Wirtschaftsprüfer von Deloitte und des Deutschen Rechnungslegungs Standards Committee vom Juli hatte sogar 151 Unternehmen erfasst, den Schwerpunkt aber auf die Berichterstattungspraxis und nicht die ermittelten Emissionswerte gelegt.

„Die Geschwindigkeit hat abgenommen“, sagt Hannah Helmke, Ko-Geschäftsführerin von Right und Autorin der Studie. „Das hat auch mit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zu tun. Sie macht es schwieriger, in die Dekarbonisierung zu investieren.“ 25 Unternehmen wiesen in diesem Jahr schlechtere Werte auf als im Vorjahr, 19 verbesserten sich. Vier Unternehmen, die zuvor noch darunterlagen, sind über die Zielmarke einer Erwärmung von 1,7 Grad gerutscht. Dazu zählen der Geschmacksstoffhersteller Symrise und der Autoproduzent Porsche.

Die Ambitionen sind nicht geschwunden. Betrachtet man den Wert, bei dem die Hälfte darunter- und die andere Hälfte darüberliegt (Median), ergäbe sich ein Kurs von 1,8 Grad, wenn die bisherigen Anstrengungen fortgesetzt würden. Im Vorjahr hatte dieser Wert bei 2,2 Grad gelegen. Allerdings fallen im Vergleich zum Durchschnitt beim Median die Ausreißer nach oben aus dem Blickfeld. Hier waren der Mobilitätsausrüster Knorr-Bremse mit einem Anstieg von 4,3 auf 6 Grad und der Agrarchemiekonzern Bayer mit einem Anstieg von 6,6 auf 7,5 Grad auffällig. Diesen erklärt Helmke mit einem Effekt durch einmalige Ausgaben und ein schwaches Ergebnis im Berichtsjahr.

Der Leverkusener Konzern selbst betont, seine Anstrengungen aufrechtzu erhalten. „Bayer hat seine absoluten Emissionen im Vergleich zum Basisjahr 2019 kontinuierlich reduziert und liegt auf dem Zielpfad seiner Emissionsziele“, sagte ein Sprecher der F.A.Z. Der eigene Transitions- und Transformationsplan sei durch die internationale Initiativ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validiert worden und führe demnach dazu, dass der Konzern bis zum Jahr 2050 klimaneutral wirtschaften. Nachhaltigkeits-Ratingagenturen hätten Bayer Bestnoten gegeben.

Unter den Paris-konformen Unternehmen findet sich ein bunter Strauß unterschiedlicher Geschäftsmodelle. Sie stammen aus der Energiebranche, aus dem Maschinenbau und dem Tourismus. An der Spitze der 40 größten deutschen Konzerne steht der Maschinenbauer Gea, das einzige Unternehmen im Dax, das sich den strengen Regeln der Initiative „Say on Climate“ unterzogen hat und auf einen rechnerischen Klimakurs von 0,8 Grad kommt. Im M-Dax weist die Essenslieferplattform Delivery Hero den besten Wert aus. Und im S-Dax steht mit Alzchem ein Chemieunternehmen, das schon frühzeitig auf fossilfreie Prozesse gesetzt hat.

Von diesem Ausreißer abgesehen, verschlechtern sich die Werte in der Chemieindustrie, was mit dem Geschäftserfolg zusammenhängt. Die Branche hatte sich sehr offensiv in der Debatte über eine Reform des europäischen Emissionshandels eingebracht – dem zentralen Klimaschutzinstrument in der EU, das mithilfe von Mengenlimits, eines CO₂-Preises und langfristiger Rechtssicherheit einen Anreiz setzt, in emissionsparende Technik zu investieren.

Auch wenn sich der errechnete Klimaschutzkurs von 3,8 auf 4,1 Grad verschlechtert hat, betont der Chemiekonzern, in wirtschaftlich und geopolitisch herausforderndem Umfeld am Schwerpunkt nachhaltige Transformation festzuhalten. „Die schwache Industriekonjunktur und geringere Auslastungen haben nicht nur die finanzielle Entwicklung vieler Industrieunternehmen beeinflusst, sondern wirken sich auch auf Kennzahlen aus, die Emissionen und wirtschaftliche Leistung miteinander in Beziehung setzen“, sagt Nachhaltigkeitsleiter Ralf Düssel. Das verstelle den Blick darauf, dass Evonik Emissionen in der eigenen Produktion (Scope 1) und im Energieverbrauch (Scope 2) seit dem Jahr 2021 um 30 Prozent reduziert habe. In der Lieferkette (Scope 3) ging der Ausstoß um 17 Prozent zurück.

Spitzenreiter Gea hat seinen Erfolg erreicht, obwohl das selbst gesetzte Ziel nur bei 2,5 Grad liegt. „Vergangenes Jahr konnten wir wichtige Zwischenziele bereits ein Jahr vor Plan erreichen. In dem Tempo wollen wir weitermachen“, sagt Nadine Sterley, Chief People & Sustainability Officer von Gea. Die Klimastrategie setze darauf, die Energie- und Ressourceneffizienz der Maschinen zu steigern, sodass die Kunden dadurch Kosten sparten. „Damit verbinden wir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mit Nachhaltigkeit.“

Spuren der international geringeren Aufmerksamkeit für den Klimaschutz ließen sich erkennen, sagt Christian Klein, Professor für Sustainable Finance der Universität Kassel. „Einen generellen Abschied von Klimazielen sehe ich aber nicht, auch international nicht“, sagt er. Öl- und Gasunternehmen bewegten sich in die Gegenrichtung, auch die Finanzbranche in den USA. Die Zahl der Unternehmen mit wissenschaftsbasierten Zielen aber wachse weiter. „Was ich sehe, ist etwas anderes: Die Ziele bleiben stehen, aber das Tempo lässt nach“, sagt Klein. 37 von 65 Unternehmen der Right-Studie mit einem eigenen Ziel liegen hinter ihrer Vorgabe.

Die finanziellen Spielräume würden enger, Klimaschutz-Investitionen würden verschoben. Studienautorin Helmke betont, es führe nicht zwingend zu einem besseren Kurs, nach außen die Bereitschaft zu signalisieren. „Es macht keinen Unterschied, ob man ein Paris-konformes Ziel hat oder nicht“, sagt sie. Gleichzeitig sehen Wissenschaftler, die sich mit dem Thema beschäftigen, dass sich Unternehmen der Verantwortung auch nicht entziehen können. „Selbst bei Dax-Unternehmen können wir heute noch Transparenzmängel bei Klimazielen erkennen“, sagt Patrick Velte, Professor für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der Universität Lüneburg.

Beide Forscher beklagen, dass Transparenz und Qualität der Daten zu wünschen übrig ließen. Deutschland hat die Richtlinie zur Nachhaltigkeitsberichterstattung (CSRD) noch nicht in deutsches Recht umgesetzt. „Ich bin als Forscher, der die externen Stakeholder vertritt, weiterhin unzufrieden mit der Qualität der Berichterstattung“, kritisiert Velte. Kapitalmärkte,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und Forscher seien auf Transparenz angewiesen, sagt Christian Klein: „Für solche Analysen brauchen wir verlässliche Zeitreihen, und wenn die brechen, können wir die Bemühungen der Unternehmen kaum noch beurteilen.“ PHILIPP KROHN

Betriebsrat von Bosch mit Forderungen

STUTTGART. Angesichts der sich zuspitzenden Krise in der deutschen Autoindustrie fordert der Betriebsrat des Autozulieferers Bosch einen Runden Tisch von Arbeitgebern, Gewerkschaften und Politik. Der Gesamtbetriebsratsvorsitzende von Bosch Mobility, Frank Sell, sagte vor Journalisten: „Die Transformation unserer Industrie gelingt nur, wenn wir Wertschöpfung und Arbeitsplätze in Europa halten.“

Notwendig sei eine pragmatische und vor allem zügig umgesetzte Industriepolitik mit klaren „Made-in-EU“-Regeln, die die Zeit verschaffe, sich gemeinsam wettbewerbsfähig aufzustellen. Um die Zukunft der Branche zu sichern, müsse eine Taskforce tragfähige Lösungen erarbeiten. Der Gesamtbetriebsrat der Bosch-Mobilitätssparte vertritt rund 74.000 Beschäftigte an etwa 40 deutschen Standorten.

Sell sagte, er sei es leid, zu irgendwelchen Politikern zu fahren und ein Foto zu machen. Das rette keine Arbeitsplätze. Die Beschäftigten hätten hohe Erwartungen an die Politik. Der Betriebsrat mahnte unter anderem die zügige Umsetzung des geplanten Industriegesetzes (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an, das die EU-Kommission im Frühjahr als Entwurf vorgestellt hatte.

Die Stimmung unter den Beschäftigten des weltgrößten Autozulieferers ist sehr angespannt. Wegen des Stellenabbaus und der Frage, wie es mit der Auto- und Zuliefererindustrie weitergehe, gebe es „so viel Wut und so viel Frust in den Mannschaften“, sagte der Arbeitnehmervertreter. Schon seit Ende 2023 gibt es bei Bosch Stellenabbauprogramme.

Nach Angaben der IG Metall gingen im vergangenen Jahr 50.000 Arbeitsplätze in der Branche verloren. Am kommenden Montag plant die Gewerkschaft einen Aktionstag und über 200 Veranstaltungen in ganz Deutschland bei Autobauern und Zulieferern. Für Bosch arbeiten im Verbrennerbereich rund 40.000 Beschäftigte in Europa.

„Soll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auch in Zukunft als Industriestandort eine führende Rolle einnehmen, müssen wir unsere Spielregeln an den bestehenden Markt und die Mitbewerber anpassen, sonst sterben wir in Schönheit“, sagte Mario Gutmann, Aufsichtsratsmitglied und Betriebsratschef in Bamberg. Wenn man die wirtschaftliche Substanz und die soziale Sicherheit der Menschen aufs Spiel setze, gefährde das d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lt. „Wir benötigen pragmatische Übergangspfade statt eines starren Enddatums 2035.“ ols.

Laster ohne Fahrer für Lidl

FRANKFURT. Wer in der Lidl-Filia-le in Edermünde südlich von Kassel einkaufen geht, kann dort Zeuge eines innovativen Projekts werden. Denn einen Teil der Waren liefert ein Elektrolastwagen mit autonomer Fahrfunk-tion. Der Lkw hat kein Führerhäuschen und fährt von allein. Sein kurzer Weg vom Logistikzentrum in die nahe gelegene Filiale führt über eine öffentliche Straße. Lidl setzt damit nach eigenen Angaben als erster Einzel-händler einen kabinenlosen und autonomen Elektrolastwagen in festgelegten Bereichen zur Filialbelieferung im Realbetrieb auf öffentlichen Straßen in Deutschland ein.

Projektpartner von Lidl ist das schwedische Technologieunternehmen Einride, das an der amerikanischen Technologiebörse Nasdaq notiert. An der Frankfurter Börse schoss der Kurs der Offshore-Papiere von Einride am Mittwoch rund 20 Prozent nach oben. Einride feiert das Projekt mit Lidl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als internationalen Meilenstein für das autonome Fahren. Das Fahrzeug hat Platz für bis zu 15 Europaletten und kann bis zu dreimal am Tag liefern. Es kann die Lieferungen im Trockensortiment auf der Route komplett abdecken und während des viermonatigen Projektzeitraums bis zu 3000 Paletten bewegen.

Ist das Lidl-Projekt ein Mittel gegen den chronischen Mangel an Lastwagenfahrern? Christian Hirte,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ekretär beim Bundesminister für Verkehr, sieht das Lidl-Vorhaben als wegweisend. Autonomes und emissionsfreies Fahren sei keine Zukunftsmusik mehr, sondern werde auf unseren Straßen Realität. „Dass Lidl und Einride diesen Schritt jetzt gehen, unterstreicht die Innovationskraft moderner Logistik und die des Standortes Deutschland, der auch vom Mobility Data Space unterstützt wurde“, sagte Hirte laut der Lidl-Mitteilung. Der Mobility Data Space ist eine öffentlich geförderte Plattform für den Handel mit Mobilitätsdaten. mfe.

Hohe Nachfrage: Während der drei Wochen Oktoberfest sind zentrale Unterkünfte in München sehr begehrt. Foto Imago

Am Samstag, 19. September, ist es wieder so weit: Um Punkt 12 Uhr wird Münchens Oberbürgermeister Dominik Krause (Grüne) mit dem traditionellen Fassanstich das Oktoberfest eröffnen. Die Wiesn bringt nicht nur Münchner in den Bierzelten und Fahrgeschäften zusammen. Sie zieht auch Hunderttausende Gäste aus aller Welt in die bayerische Landeshauptstadt. Bis zum 4. Oktober werden auf der Theresienwiese abermals mehrere Millionen Besucher erwartet.

Doch schon im Vorfeld mehren sich in der „Weltstadt mit Herz“ kritische Stimmen zum Ansturm der Wiesn-Touristen. Die Nachfrage nach Übernachtungsmöglichkeiten steigt während des Volksfests erheblich. Wer nicht in einer Stadt im Münchner Umland unterkommen und mit dem Zug in die Landeshauptstadt pendeln will, sucht auf Plattformen wie Airbnb, Booking.com und anderen Portalen nach einzelnen Zimmern oder ganzen Wohnungen. Nach einer Stichprobe der F.A.Z. waren wenige Tage vor Beginn des Oktoberfestes noch zahlreiche Angebote für die kommenden Wochen verfügbar. Für das letzte Septemberwochenende, das bei vielen ausländischen Wiesn-Besuchern besonders beliebt ist, waren zentrumsnahe Unterkünfte allerdings kn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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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ieter und Vermieter zur Wiesn beachten müssen

Wenige Tage vor dem Oktoberfest hat sich in München eine ungewöhnliche Allianz aus Mietervertretern, Hoteliers und Gastronomen zu Wort gemeldet. Sie eint das Ziel, bezahlbaren Wohnraum in München zu erhalten und einer weiteren Ausbreitung der Kurzzeitvermietung entgegenzuwirken. „Jede Wohnung, die bezahlbar ist und aus dem normalen Wohnungsmarkt fällt, ist eine zu viel – und dagegen wollen wir vorgehen“, sagte Beatrix Zurek vom Münchner Mieterverein jüngst vor Journalisten.

Vor dem Oktoberfest drängen der Münchner Mieterverein und Gastronomen auf strengere Grenzen für Airbnb & Co. Dabei sind vor allem die Eigentümer und Mieter in der Pflicht. Von Marcus Jung, Frankfurt

Zustimmung erhielt sie aus den Reihen des Bayerischen Hotel- und Gaststättenverbands. Dessen Vertreter Christian Schottenhamel verwies auf die aus seiner Sicht unfaire Wettbewerbssituation gegenüber privaten Anbietern von Ferienunterkünften. Hotels und Pensionen müssten zum Schutz ihrer Gäste in vielen Bereichen strengere Anforderungen erfüllen als private Vermieter von Unterkünften über Onlineplattformen. Schottenhamel, dessen Familie seit Generationen unter anderem ein Festzelt auf der Theresienwiese betreibt, sagte: „Unsere Mitarbeiter finden keine bezahlbaren Wohnungen in München mehr.“ Mieterverein und Dehoga Bayern forderten abermals schärfere Regeln für Plattformen wie Airbnb und Booking.

Die Plattformen stellen in erster Linie die technische Infrastruktur und den Vermittlungsdienst bereit. Für sie gelten zwar eigene gesetzliche Pflichten;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konkrete Nutzung der Wohnung liegt aber grundsätzlich beim Anbieter. In München darf Wohnraum grundsätzlich nicht zweckentfremdet werden. Besonders relevant ist die Fremdenbeherbergung: Wird eine Wohnung mehr als acht Wochen im Kalenderjahr Feriengästen überlassen, ist dies grundsätzlich genehmigungspflichtig. Seit August 2026 müssen Wohnungen, die online als Ferienunterkünfte angeboten werden, außerdem vorab bei der Stadt registriert werden. Das gilt auch für Mieter, die ihre Wohnung ganz oder teilweise untervermieten – es gibt also kein Onlineinserat mehr ohne vorherige Registrierung. Dass eine Vermietung aber auch über acht Wochen hinaus im Einzelfall genehmigungsfähig sein kann, zeigt eine Entscheidung des Bayerischen Verwaltungsgerichtshofs aus dem Jahr 2021.

Das Gericht befasste sich mit einer Stewardess, die ihre überwiegend selbst genutzte Münchner Wohnung während ihrer Abwesenheiten bis zu drei Monate im Jahr über Airbnb vermietet hatte. Ohne die Vermietung hätte die Wohnung während dieser Zeiten leer gestanden und hätte dem allgemeinen Wohnungsmarkt ebenfalls nicht zur Verfügung gestanden. Der VGH sah deshalb keinen Grund für ein pauschales Vermietungsverbot. Die Entscheidung ist für Eigentümer aber kein allgemeiner Freibrief, sondern war der besonderen beruflichen Situation geschuldet.

Auch Mieter müssen aufpassen. Wer seine Wohnung oder einzelne Räume untervermieten will, braucht grundsätzlich die Erlaubnis des Vermieters. Das gilt auch für Angebote auf Airbnb, Booking oder vergleichbaren Plattformen. Bei der teilweisen Untervermietung kann ein Anspruch auf Zustimmung bestehen, wenn nach Abschluss des Mietvertrags ein berechtigtes Interesse entsteht – etwa wegen eines vorübergehenden beruflichen oder privaten Aufenthalts an einem anderen Ort. Die Zustimmung sollte vor der ersten Vermietung schriftlich eingeholt werden und möglichst den Zeitraum, die überlassenen Räume sowie die vorgesehenen Untermieter nennen.

Wer während der Wiesn mit hohen Tagesmieten ein lukratives Geschäft machen will, sollte die aktuelle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gerichtshofs beachten. Nach einem Urteil vom Januar 2026 kann sich ein Mieter nicht auf ein berechtigtes Interesse an der Untervermietung berufen, wenn er damit einen Gewinn erzielt, der über die Deckung seiner eigenen wohnungsbezogenen Kosten hinausgeht. Einen Anspruch auf Zustimmung gibt es dann nicht. Wer dennoch ohne Erlaubnis weitervermietet, riskiert eine Abmahnung und unter Umständen eine Kündigung.

Booking zu mächtig? Die meisten buchen direkt im Hotel

Eine Studie relativiert die Marktmacht des Portals

FRANKFURT. Der Dauerstreit, ob im Hotelgeschäft mit der Plattform Booking.com ein dominierender Akteur entstanden ist, der Herbergen Vermittlungskonditionen nahezu diktieren kann, wird um eine Facette reicher. Eine Studie der Fachhochschule Westschweiz (HES-SO Valais-Wallis) kommt zu dem Ergebnis, dass sich für die Mehrheit der Buchungen, nämlich 51,3 Prozent, Reisende direkt an Hotels wenden, über deren eigene Internetseite, per Mail oder per Telefon. Über Portale erfolgen europaweit 29,9 Prozent der Buchungen, in Deutschland sind es 31,9 Prozent; allerdings ist unter den Hotelportalen Booking.com den anderen Plattformbetreibern weit enteilt. Der restliche Anteil entfällt unter anderem auf Buchungen in Reisebüros und auf Zimmer, die als Teil von Pauschalreisen samt Flug vermarktet werden.

Den Markt hatten der europäische Hotelverband Hotrec und mehrere nationale Verbände untersuchen lassen. Die Lobbyisten der Hotellerie sehen sich trotz des großen Direktbuchungsanteils in ihrer Kritik bestätigt, dass Booking.com eine marktbeherrschende Stellung erlangt habe. Der Studie zufolge werden in Europa 66,1 Prozent aller Zimmer, die über Hotelportale gewählt werden, bei Booking.com gebucht. In Deutschland sind es laut den Zahlen 69,2 Prozent. Der Zweitplatzierte Expedia erreicht hierzulande einen Anteil von 11,1 Prozent, der deutsche Rivale HRS, der hierzulande einst Buchungsplattformen populär machte, kommt auf 9,9 Prozent.

„Hotels brauchen digitale Plattformen, aber sie brauchen auch echte Wahlfreiheit. Wachsende Konzentration darf nicht in wachsende Abhängigkeit umschlagen“, sagt Hotrec-Präsident Alexandros Vassilikos. Tobias Warnecke, Geschäftsführer des deutschen Hotelverbands IHA, sieht zudem die Einschätzung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bestätigt, dass Booking in der Onlinevermittlung von Hotelzimmern „marktbeherrschend“ sei. Jüngst hatte das Gerich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uG) die mit diesem Argument begründete Kommissionsentscheidung bestätigt, Booking die Übernahme des Flugportals Etraveli zu verbieten. Die Studie liefere „dazu die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Entsprechung“, so Warnecke.

Hotels beklagen seit Langem, dass Booking hohe Vermittlungsprovisionen von 15 Prozent oder mehr des Übernachtungspreises fordere und in der Vergangenheit sogar vertraglich verlangt hatte, dass nirgendwo günstigere Konditionen als auf dem Portal angeboten werden. Diese sogenannten Bestpreisklauseln darf Booking mittlerweile nicht mehr anwenden. Über Klagen versuchen nun zahlreiche Hotels einen Schaden geltend zu machen, da diese ehemaligen Klauseln sie zu niedrigen Preisen gezwungen hätten.

Booking sieht sich zu Unrecht am Pranger. Konzernchef Glenn Fogel hatte im Frühjahr in der F.A.Z. auf Vorzüge für kleinere Hotels verwiesen, denen die Marketingkraft großer Unterkunftskonzerne fehle. „Kaum beachtet wird, dass wir Hotels für Millionen mögliche Kunden erst auffindbar machen“, sagte er. Zudem beklagte er, dass Kunden bei Booking.com suchten und danach doch auf einer Hotel-Website buchten. Auf welchem Weg Reisende Zimmer am günstigsten bekommen, dokumentiert die Studie nicht. Allerdings berichteten 51 Prozent der befragten Hotels, dass Plattformen, die Provisionen kassierten, die vom Hotel gesetzten Preise häufig oder gelegentlich unterböten. In vier von fünf Fällen hätten die Unterkünfte den niedrigeren Raten nicht zugestimmt. Der einfache Buchungsprozess auf Portalen sorgt aus Sicht der Unterkunftsbetreiber für ein weiteres Ärgernis: Neun Prozent der Direktbuchungen im Hotel werden storniert, bei Booking-Buchungen sind es 19 Prozent. tko.

BSH tauscht den Chef aus

Hausgerätehersteller in schwierigen Zeiten

MÜNCHEN. Europas größter Hausgerätehersteller BSH bekommt einen neuen Chef. Matthias Metz werde den Vorsitz der Geschäftsführung bei der Münchner Bosch-Tochtergesellschaft zum Monatsende nach vier Jahren aufgeben und das Unternehmen verlassen, teilte die BSH Hausgeräte GmbH am Mittwoch mit. Sein Nachfolger kommt aus dem eigenen Haus: Rudolf Klötscher, der seit mehr als drei Jahren als Vertriebschef fungiert und für Europa und die Entwicklungsländer zuständig war, werde Metz' Posten übernehmen. Er stehe „für eine konsequente Fortsetzung des eingeschlagenen Weges“, teilte BSH mit. Klötscher ist vier Jahre älter als Metz. Der Hausgerätehersteller hatte zuletzt unter der schwachen Baukonjunktur und der wachsenden heimischen Konkurrenz in China gelitten.

Auch Marketingchef Alexander Dony, der das China- und Nordamerikageschäft unter sich hat, wird ausgetauscht. Mirko Aksentijevic, bisher Leiter der Region Europa, zieht an seiner Stelle in die Geschäftsführung ein. Für das Chinageschäft und die Region Nordamerika ist dann Klötscher verantwortlich. BSH geht durch schwierige Zeiten. Diverse Werke waren ursprünglich von der Schließung bedroht gewesen, sollten dann aber doch an Interessenten verkauft werden. Nachdem der Betriebsrat ein Alternativkonzept vorgelegt hatte, hatte der Hausgerätehersteller seine Pläne geändert. Dadurch sollen Arbeitsplätze erhalten werden.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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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nosen der Tageshöchsttemperaturen

Vorhersage für heute

Wetter in Deutschland heute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Von Nordwesten dichte Wolkenfelder mit Regen oder Sprühregen. Im Nordosten anfangs Sonne und Wol- ken, später von der Kieler Bucht et- was Regen. Höchstwerte zwischen 18 und 21 Grad. Mäßiger, an der Küse- te frischer, an der Nordsee auch star- k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Vorhersage: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Wechsel von Sonnenschein und mal mehr, mal weniger Wolken, dabei bis zum Abend überall trocken. Am Nachmittag Temperaturen zwischen 15 und 22 Grad. Zunächst mäßiger, in Böen auch frischer, später oft nur schwacher Wind aus westlichen bis südwestlichen Richtungen.

Nordrhein-Westfalen, Hessen, Rheinland-Pfalz, Saarland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und später vom Ruhrgebiet und Nieder-rhein etwas Regen. Bis zum Nachmittag Erwärmung auf 16 bis 24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Wind aus südwestwestlichen Richtungen, vereinzelt frische bis starke Böen.

Im Nordwesten und äußersten Norden ziehen im Tagesverlauf triste Wolkenfelder mit etwas Regen oder Sprühregen vorüber. In den übrigen Gebieten bleibt es meist trocken. Sonnenschein und mal mehr, mal weniger Wolken wechseln sich ab. Die Temperaturen lieg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15 und 25 Grad. Dazu weht 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m Nordwesten und an der Küste frischer und in Böen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lichen bis westlichen Richtungen.

Biowetter

Anfangs fühlt man sich heute noch wohl, im Tagesverlauf nimmt die Belastung für den Organismus jedoch zu. Dann stellen sich bei Wetterfühlichen Kopfschmerzen und Kreislaufbeschwerden ein. Auch Rheuma- und Arthritispatienten müssen sich darauf einstellen, dass die Schmerzen allmählich zunehmen.

WetterKontor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Teils freundlich, teils wechselnd bewölkt und weitgehend trocken. In der Frühe örtlich Nebel oder Hochnebel und in den Bayerischen Alpen letzte Regentropfen. Bis zum Nachmittag Anstieg der Temperaturen auf 17 bis 25 Grad. Schwacher, vereinzelt mäßiger Wind aus Süd bis West.

Weitere Wetterinformationen und -daten finden Sie im Internet: www.fa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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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dtewetter in Eur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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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üssel	19°	20°	22°
Budapest	23°	22°	25°
Bukarest	28°	29°	31°
Dublin	17°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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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w	25°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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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23°	23°	25°
Prag	20°	21°	22°
Riga	18°	19°	18°
Rom	30°	28°	29°
Sofia	27°	28°	29°
Stockholm	17°	18°	17°
St. Petersburg	15°	17°	16°
Venedig	24°	24°	25°
Warschau	18°	22°	22°
Wien	20°	21°	24°
Zürich	22°	21°	22°

Accra	25°	25°	24°
Algier	30°	28°	28°
Casablanca	26°	26°	27°
Johannesburg	27°	22°	22°
Kairo	39°	33°	33°
Kapstadt	20°	22°	23°

Städtewetter Nordamerika

Chicago	25°	24°	28°
Los Angeles	27°	27°	28°
Miami	32°	33°	34°
Montreal	20°	17°	14°
New York	30°	28°	19°
Vancouver	25°	23°	23°

Städtewetter Lateinamerika
Buenos Aires	25°	24°	25°
Caracas	33°	34°	34°
Lima	24°	23°	23°
Mexiko-Stadt	21°	21°	21°
Rio de Janeiro	24°	23°	26°
Santiago	24°	25°	24°

Städtewetter Naher Osten

Ankara	21°	24°	24°
Antalya	29°	30°	32°
Bagdad	42°	44°	41°
Dubai	43°	44°	45°
Riad	40°	41°	42°

Städtewetter Asien

Bangkok	32°	33°	31°
Hongkong	30°	31°	31°
Shanghai	26°	27°	27°
Neu Delhi	34°	33°	34°
Peking	33°	29°	28°
Seoul	26°	29°	29°
Tokio	22°	22°	24°

Australien und Neuseeland
Auckland	17°	15°	17°
Melbourne	15°	20°	21°
Sydney	19°	26°	30°

Das besondere Wetterereignis Der Zeitraum Juni bis August 2026 (nordhemisphärischer Sommer) war nach Copernicus global gesehen, zusammen mit 2024, der bisher wärmste.

„Die Planbarkeit der Industrie ist kaum noch gegeben“

Der Traditionskonzern Continental hat viele Umbrüche hinter sich. In seinem ersten Interview spricht der neue Vorstandschef Christian Kötz über Probleme am Standort Deutschland, hohe Spritpreise und Wachstum in Donald Trumps Amerika.

Fokus auf Reifen: Christian Kötz,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Continental AG, am Stammsitz in Hannover Foto Daniel Pilar

Herr Kötz, Continental ist ein deutscher Traditionskonzern, aber Ihre größten Reifenfabriken stehen längst woanders, in Rumänien,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oder Portugal. Kann man in Deutschland noch wettbewerbsfähig produzieren? Wir produzieren in Deutschland, in Korbach, und haben auch vor, das weiterhin zu tun. Man muss aber eingestehen, dass es nicht wirtschaftlich abbildbar ist, jedes Produkt hierzulande herzustellen. In Korbach können wir neben Pkw-Reifen in großer Zahl auch sehr spezifische, kleine Stückzahlen fertigen, etwa Ultra-High-Performance-Reifen für besondere Anwendungen. Oder unsere Zweirad- und Rennradreifen, mit denen zum Beispiel der Tour-de-France-Sieger Tadej Pogačar unterwegs war. Im Massensegment dagegen wird es immer schwieriger.

Die Reifenhersteller haben hierzulande stark abgebaut, vor allem wegen hoher Lohn- und Energiekosten. Ihre Konkurrenten Michelin und Goodyear ziehen eine beispiellose Schließungswelle durch. Conti hat schon vor Jahren das Werk in Aachen geschlossen.

Es wäre zu kurz gesprungen, die Schließungen nur auf die Kosten zu reduzieren. Viele alte Standorte in Westeuropa liegen in dicht bebauten Gebieten und haben kaum noch Expansionsmöglichkeiten. Wir haben schon früh auf standardisierte „Megaplants“ gesetzt, die durch ihre Größe effizient sind und zugleich flexibel auf Nachfrageschwankungen reagieren können. Das war in Aachen nicht mehr möglich, weil unser Standort dort nicht wachsen konnte. In Korbach haben wir dagegen ausreichend Platz. Kosten bleiben aber natürlich ein entscheidender Faktor.

Für die Verbraucher sind vor allem die hohen Spritpreise ein Ärgernis. Jetzt will die Bundesregierung wieder einschreiten. Beeinträchtigen steigende Benzinpreise Ihr Geschäft?

Es kann Veränderungen im Automobilmarkt geben, wenn zum Beispiel Elektroautos durch die hohen Benzinpreise attraktiver werden. Für unsere Reifen macht der Antrieb eines Autos aber keinen Unterschied. Sie verbessern den Rollwiderstand von Autos mit Verbrennern und E-Motoren gleichermaßen und helfen insbesondere auch Flottenbetreibern, Kraftstoffverbrauch und damit Kosten zu senken. Das ist nicht zu unterschätzen, schließlich beeinflusst der Rollwiderstand 20 bis 30 Prozent des Spritverbrauchs. Aber klar ist auch: Alles, was die Inflation treibt, ist für die Wirtschaft und die Konsumenten nicht förderlich.

Auf der anderen Seite erhöhen die aktuellen Wahlerfolge der AfD den Druck in der Politik, unpopuläre Reformen zurückzunehmen. Was erwarten Sie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Die bisherige Reformagenda kann nur der Anfang sein. Wir brauchen Reformen, die nachhaltig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sichern. Dazu gehören die Sozialabgaben und natürlich die Energiekosten. Wir versuchen, selbst gegenzusteuern: In Korbach investieren wir in einen Windpark und werden dort künftig rund zwei Drittel der von uns benötigten Energie selbst erzeugen. Ein weiterer Faktor sind die Verwaltungs- und Bürokratiekosten. Der Aufwand nimmt täglich zu. Das ist aber eher ein europäisches als ein rein deutsches Thema.

Auf die EU zu schimpfen, ist ja fast schon ein Volkssport geworden. Oft hat die Regulierung einen guten Grund.

Das ist richtig, aber vieles wird unnötig verkompliziert. Nehmen Sie etwa die Verpackungsverordnung, an der es zu Recht viel Kritik gibt. Oder die geplante Regulierung zum Schutz von Wäldern, vor allem tropischen Regenwäldern: Die ist für uns als Reifenhersteller sehr relevant, denn bei Rohstoffen wie Kautschuk soll künftig sichergestellt werden, dass dafür keine neuen Wälder abgeholzt werden. Das unterstützen wir, die Regulierung ist aber handwerklich verbessierungswürdig. Zudem hat die EU die Einführung mehrfach verschoben. In Erwartung ihres angekündigten Inkrafttretens hatten wir mit unseren Lieferanten jedoch schon alles geregelt und mehr als 100 Millionen Euro investiert, unter anderem in entsprechende Tools und Systeme. Die Planbarkeit für die Industrie ist in so einem Fall kaum noch gegeben.

Die Autoindustrie steckt in Europa in der Krise. Wie stark trifft das einen Lieferanten wie Continental?

Wir werden am Kapitalmarkt immer in die Schublade der Autoindustrie einsortiert. Das ist auch nachvollziehbar, aber de facto gehören wir in unserer neuen Aufstellung als reiner Reifenhersteller eher zum Konsumgütergeschäft. Unsere Verkäufe hängen nicht primär von den Absatzzahlen der Autoindustrie ab. Denn drei von vier Euro erwirtschaften wir im Ersatzgeschäft und nicht mit der Erstausrüstung von Neuwagen. Solange Menschen ihre Fahrzeuge nutzen, brauchen sie Reifen. Unser Geschäft ist also an den Verkehr gekoppelt, nicht an die Konjunktur. Das ist unser struktureller Vorteil und macht unser Geschäft so resilient.

Aber auch Sie bekommen Druck durch Billigkonkurrenz aus Fernost. Die EU hat gerade erst Antidumpingzölle auf Pkw- und Transporterreifen aus China in Kraft gesetzt.

Grundsätzlich brauchen wir fai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Man muss aber differenzieren: Als Reifenhersteller sind wir im Premiumsegment stark. Dort entscheidet nicht der niedrigste Preis, sondern das beste Gesamtpaket. Viele chinesische Wettbewerber dagegen sind im Budgetsegment tätig. Was den Automarkt betrifft, ist die Expansion chinesischer Autohersteller für Continental eine Chance. Diese Unternehmen stellen hohe Anforderungen an Qualität, Technologie und Nachhaltigkeit. Viele der in China produzierten Fahrzeuge, die jetzt nach Europa exportiert werden, fahren deshalb auf Continental-Reifen. Bei BYD etwa sind unsere Produkte schon sehr präsent, genau wie bei vielen anderen chinesischen Marken. Wenn diese Hersteller nun in andere Regionen vordringen, etwa nach Südostasien, profitieren wir davon ebenfalls. Deshalb bauen wir auch unsere Kapazitäten in Asien weiter aus.

Das Traditionshaus Continental war lange ein Zulieferer, der auch Elektronik und Mechatronik hergestellt hat. Jetzt sind Sie reiner Reifenhersteller. Was ist dadurch möglich, was vorher nicht ging?

Es stimmt, wir stellen uns neu auf. Ganz abgeschlossen ist die Transformation jedoch erst, wenn wir den Verkauf unserer Sparte für Industrieprodukte, Contitech, abschließen, also das sogenannte Closing vollziehen werden. Damit rechnen wir frühestens zum Jahreswechsel. Wir sind überzeugt, dass wir uns als reiner Reifenhersteller besser auf das fokussieren können, was wir besonders gut können. Gleichzeitig sind wir so in der Lage, schneller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und mit dem sprichwörtlichen Veränderungswahnsinn besser umzugehen, den wir derzeit auf der ganzen Welt sehen, als ein komplexer Konzern. Das war immer der Ausgangspunkt aller Überlegungen, und die positiven Effekte sehen wir jetzt schon.

Hier in Hannover, wo wir gerade das Interview führen, hat Conti erst vor wenigen Jahren die neue Zentrale bezogen. Können Sie nachvollziehen, dass es manche als Verlust empfinden, dass der Konzern nun auf das Reifengeschäft zurückgestutzt ist?

Ich kann das nachvollziehen, auch aus unserer Rolle als Arbeitgeber heraus: Für viele Mitarbeiter macht es einen Unterschied, ob sie in einem Konzern mit über 200.000 oder 56.000 Beschäftigten arbeiten. Größe wird intuitiv oft als Sicherheit wahrgenommen. Für uns aber gilt: Anpassungsfähigkeit ist wichtiger als Größe. Gleichzeitig zeigt der Kapitalmarkt sehr klar, dass die Neuaufstellung Wert geschaffen hat: Vor zwei Jahren war die damalige Continental AG als Ganzes an der Börse rund 10,8 Milliarden Euro wert. Heute kommen Continental und die abgespaltene Techniksparte Aumovio kombiniert auf eine Bewertung von rund 17 Milliarden Euro.

Der Weltmarkt für Reifen ist ja recht gut verteilt. Vor allem im Premiumsegment dominieren Michelin, Bridgestone, Goodyear und Conti. Sind Übernahmen für Sie eine Option?

Akquisitionen waren immer ein Teil der Wachstumsstrategie von Continental. Manche Reifenwerke – etwa in Portugal, der Slowakei oder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 sind durch den Kauf lokaler Hersteller zu uns gekommen. Übernahmen bleiben grundsätzlich eine Option, wenn sie finanziell sinnvoll darstellbar sind und uns inhaltlich voranbringen. Ich denke da zum Beispiel an das Geschäft mit Spezialreifen oder unsere Marktpräsenz in Asien. Unsere finanzielle Schlagkraft dafür wird künftig zunehmen. Wir reduzieren unsere

Verschuldung und generieren rund eine Milliarde Euro Free Cashflow nach Zinsen und Steuern pro Jahr. Für den Fall einer Konsolidierung in der Reifenindustrie könnten wir mittelfristig für einen Zukauf mehrere Milliarden Euro mobilisieren.

Auch in Amerika wollen Sie nun zulegen. Dabei sorgt Trumps Protektionismus dort für viel Unsicherheit. Wie wollen Sie den Marktanteil vergrößern? Nordamerika ist neben Asien der Markt, in dem wir die größten Wachstumschancen sehen. Wir haben in den USA drei Reifenwerke und eines in Mexiko. Das ermöglicht uns, einen Großteil der dort verkauften Produkte lokal zu produzieren, ohne dass uns die US-Importzölle allzu hart treffen. Bei Lkw-Reifen ist unser Amerikageschäft fast komplett autark, stellt also alles vor Ort her, bei Pkw-Reifen liegt die Quote heute bei etwa 40 bis 50 Prozent. Wir wollen unsere Produktionskapazität nun besser auslasten und weiter ausbauen und sehen vor allem bei Pick-ups und großen SUVs viele Möglichkeiten. Sie wissen ja, wie beliebt solche Autos in Amerika sind. Und wir sind in dem Segment noch deutlich unterrepräsentiert.

Neben US-Zöllen und Umbrüchen in China ist auch die Versorgungssicherheit ein Großthema für die Industrie. In Reifen stecken viele verschiedene Rohstoffe. Wie machen Sie Ihre Lieferkette resilienter?

Wir kaufen jedes Jahr Rohmaterial im Wert von etwa vier Milliarden Euro ein. Setzt man das ins Verhältnis zu unseren 14 Milliarden Euro Umsatz, wird schnell klar, wie wichtig das Thema ist. Derzeit ist vor allem der Ölpreis ein Kostentreiber, weil viele Rohstoffe für Reifen ölbasierte Vorprodukte sind. Wir versuchen etwa mit langfristigeren Lieferverträgen gezengzusteuern. Die Krisen der vergangenen Jahre haben zudem gezeigt, wie wichtig diversifizierte Bezugsquellen sind. Seit dem Überfall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beziehen wir beispielsweise keinen Industrieruß – ein für die Reifenproduktion wichtiger Rohstoff – mehr von dort, sondern aus anderen Ländern, auch aus Asien.

Der Krieg hat den Blick Europas auf die eigene Verteidigungsfähigkeit geschärft. Werden Rüstungskonzerne für Conti nun interessante Geschäftspartner?

Ja, das ist für uns ein interessantes, wachsendes Segment. Wir sehen dabei zwei Wege: Wir verkaufen Reifen direkt an die Hersteller von Militärfahrzeugen, da sind wir mit den wesentlichen Unternehmen im Kontakt und haben auch Geschäfte in der Anbahnung. Und wir liefern Reifen für den Ersatz direkt an Kunden wie die Bundeswehr. Über beide Wege bauen wir derzeit das Geschäft aus. Es kann ein attraktives, komplementäres Standbein werden. Allerdings muss man auch realistisch sein: Die Rüstung wird für uns nie so relevant sein, dass sie über einen kleineren einstelligen Prozentsatz unseres Umsatzes hinauswächst.

Zur Person

Der Dax-Konzern Continental ha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tliche Strategiewechsel vollzogen. Da wirkt der neue Vorstandsvorsitzende Christian Kötz beinahe wie ein Stabilitätsanker: Er stammt aus der Region und hat sein ganzes Berufsleben im Konzern verbracht. Geboren wurde Kötz in Braunschweig. Dort und in Kopenhagen studierte er, bevor er bei Conti erste Funktionen im Vertrieb und in der Produktentwicklung übernahm. Seit sieben Jahren sitzt er im Vorstand, und als der damalige Konzernchef Nikolai Setzer zum Jahreswechsel ging, war schnell klar, dass der Reifenfachmann Kötz sein Nachfolger wird. Conti positioniert sich heute als reiner Reifenhersteller – eine Rückkehr zu den Wurzeln des 1871 als „Continental-Caoutchouc- und Gutta-Percha Compagnie“ gegründeten Unternehmens mit Hauptsitz in Hannover. Die einst dominanten Geschäfte mit Antriebstechnik, Elektronik, Sensorik und Software wurden in mehreren Schritten abgestoßen. Damit ist Conti kleiner geworden, verbunden mit der Hoffnung auf mehr Flexibilität. Arbeiteten früher noch mehr als 200.000 Menschen für den Konzern, werden es bald knapp 60.000 sein. Der 56 Jahre alte Wirtschaftsingenieur Kötz hat drei Kinder, lebt in Hannover und fährt fast jeden Tag mit dem Fahrrad zur Arbeit.

Sprechen wir zum Schluss noch einmal über Ihre Aktionäre. Die Familie Schaeffler ist auch nach der Aufspaltung Ihr wichtigster Anteilseigner. Wird die Familie irgendwann aussteigen, weil es zwischen dem Elektronik- und Mechanikgeschäft der Schaeffler AG und den Reifen von Conti keine Überschneidungen mehr gibt? Ich kann nicht für unsere Aktionäre sprechen. Ganz grundsätzlich beobachte ich, dass im Moment viele langfristig orientierte Investoren neu bei Continental einsteigen. Denn wir liefern Rendite so zuverlässig wie Reifen. Für manche Investoren mag das weniger aufregend sein als in der früheren Konstellation, in der wir Reifen, Software, Elektronik, Sensorik und Antriebstechnik unter einem Dach hatten und auch weitaus größer waren. Dafür sind wir heute als attraktiver Dividendentitel im Portfolio sehr verlässlich und resilient.

Die Fragen stellte Christian Müßgens.

Keine Wunder

Von Maximilian Sachse

Die Unterzeichnung der Übernahme des deutschen KI-Start-ups Aleph Alpha durch den Wettbewerber Cohere in Kanada wollte Karsten Wildberger (CDU) sich nicht entgehen lassen. Der deutsche Digitalminister hat den Deal entscheidend mitvorangetrieben. Er erhofft sich von dem jetzt kanadischdeutschen KI-Unternehmen eine echte Alternative zu den großen amerikanischen KI-Anbietern Open AI, Anthropic und Google. Ohne Zweifel ist es wichtig, dass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Behörden sich nicht vollständig von amerikanischer KI abhängig machen. Im Juni verhängte die US-Regierung zeitweise ein Exportverbot für die fortschrittlichsten KI-Modelle des Unternehmens Anthropic. Das zeigte, wie erpressbar Europa in seiner digitalen Infrastruktur sein kann. Cohere kann eine Alternative werden. Mehr Angebot und Konkurrenz schaden dem KI-Markt nicht. Mit allzu hohen Erwartungen sollte man dennoch vorsichtig sein. Die gab es auch für Aleph Alpha, dass von Medien und Politikern einst als „europäisches Open AI“ gefeiert wurde. Der Anspruch des Heidelberger Start-ups, europäische KI-Modelle auf Spitzenniveau zu entwickeln, war immer eine große Wette mit schlechten Quoten. In Heidelberg hat man versucht, mit einem Bruchteil der Ressourcen das nachzubauen, was die amerikanischen Branchenführer mit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auf die Beine gestellt hatten. Das scheiterte – weil Geld fehlte, aber auch weil das Management falsche Entscheidungen traf und sich verzettelte.

Nun hat man mit Cohere zwar einen deutlich größeren Eigner mit mehr Zugang zu Rechenkapazitäten, der wichtigsten Währung des KI-Zeitalters. Aber im Vergleich zur amerikanischen Konkurrenz ist Cohere immer noch winzig. Und auch in dieser gibt es durchaus Konkurrenz. Da ist zum einen das französische Unternehmen Mistral. Vor allem aber experimentieren immer mehr Unternehmen mit offenen chinesischen KI-Modellen, die sich auch auf lokalen Servern betreiben lassen. Auch das kann – bei aller gebotenen Vorsicht – eine Alternative zur US-Dominanz sein. Zweifellos erhofft sich Cohere von der Übernahme Aleph Alphas auch Aufträge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Das Unternehmen muss aber technisch und wirtschaftlich mit einem guten Angebot überzeugen. Das Wohlwollen des Digitalministers darf dabei keine Rolle spielen.

Waymo-Taxis versichert

MÜNCHEN. Die Allianz will die fahrerlosen Taxis von Waymo als Versicherer und Dienstleister bei ihrem Markteintritt in Europa begleiten. Der Münchner Versicherungskonzern werde die Robotaxi-Flotte über seine Tochtergesellschaft Allianz Partners versichern und Schäden regulieren, teilten beide Unternehmen am Mittwoch mit. Weitere Dienstleistungen, etwa bei der Bergung von Fahrzeugen, seien angedacht. Darüber hinaus wollen die Allianz und die Tochtergesellschaft des Google-Konzerns Alphabet gemeinsam zur Sicherheit autonomer Fahrzeuge, Schadentrends und Risiken forschen. Die Zusammenarbeit ist laut „Handelsblatt“ zunächst auf drei Jahre angelegt.

Autonomes Fahren ist für die Versicherungsbranche Neuland. Lange war etwa umstritten, inwieweit die Hersteller für Unfälle mit Robotaxis haften müssten. Zwar dürften sie weniger Schäden verursachen, deren Regulierung aber viel teurer werden. „Autonome Mobilität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zählen zu den bedeutendsten Veränderungen, die unsere Branche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prägen werden“, sagte Allianz-Partners-Chef Tomas Kunzmann. Es gehe darum, den Passagieren stets ein Gefühl der Sicherheit zu geben.

Waymo hat Ende August angekündigt, autonom fahrende Taxis in München auf die Straße zu bringen. Es wäre der erste Schritt der Expansion nach Europa. Der kommerzielle Betrieb solle Ende 2027 aufgenommen werden. Testfahrten seien für den Herbst geplant. Die VW-Tochtergesellschaft Moia testet ihr Robotaxi in Hamburg. Reuters

N icht nur die Benzinpreise sind außergewöhnlich hoch, auch Heizöl kostet so viel wie lange nicht mehr: 177,86 Euro je 100

Liter meldete am Mittwoch das Internetportal Heizoe124, an das 500 Öl-händler ihre Preise berichten. Das ist der höchste Wert seit der Anfangszeit des Ukrainekriegs 2022. Nun naht der kalendarische Herbstanfang und mit ihm die kältere Jahreszeit. Die Öl-händler berichten, die Nachfrage nach Heizöl steige wahrnehmbar. Für viele Verbraucher aber wird sich die Frage stellen: Soll man jetzt trotz der hohen Preise Heizöl kaufen – oder lieber warten?

Genau kennt den künftigen Heizölpreis niemand. Die Investmentbank Goldman Sachs, die sich in der Branche gut auskennt, erwartet zum Jahresende einen Brent-Rohölpreis von 85 Dollar je Barrel (Fass zu 159 Liter); das wäre deutlich weniger als die derzeitigen 107 Dollar. Im Median erwarten die Ölanalysten sogar nur 80,50 Dollar für das vierte Quartal.

Das könnte für wieder etwas sinkende Heizölpreise sprechen. Aber sicher ist das nicht. „Wie sich die Heizölpreise im weiteren Jahresverlauf entwickeln, lässt sich schwer prognostizieren“, sagt Lundquist Neubauer vom Energie-Vergleichsportal Verivox: „Die weitere Preisentwicklung hängt weniger von saisonalen Effekten ab als vielmehr von den geopolitischen Entwicklungen.“

Matthias Bauer, Energiefachman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Baden-Württemberg in Stuttgart, rät daher zu einer Strategie aus drei Elementen: Warten, wenn man es sich erlauben kann, sonst nur Teilmengen kaufen. Im nächsten Jahr möglichst bis Juli kaufen. Und mittelfristig die Ölheizung austauschen.

Früher habe er immer gesagt, man solle Heizöl kaufen, bevor die Sommerferien in der Schule vorbei seien, sagt Bauer. Schon seit zwei, drei Jahren gelte die Regel so nicht mehr. Aber derzeit sei die Entwicklung extrem: An 100 Euro je 100 Liter habe man sich 2025/2026 gewöhnt, aber mehr als 150 Euro seien heftig.

Verbraucher sollten zunächst prüfen, wie dringend eine Bestellung sei, meint der Fachman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Wenn der Füllstand des Heizöltanks auf 20 Prozent sinke, solle man bestellen. Immerhin müsse man bedenken, dass mit dem Beginn der Heizsaison die Wartezeiten zunähmen, sagt Iris Veronica Restrepo Lopez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Schleswig-Holstein. Und Bauer warnt, dass man um Weihnachten herum unter Umständen kaum einen Händler finde, der überhaupt liefere.

„Wer nicht kaufen muss, sollte die Preise beobachten“, rät Bauer. Selbst wenn sich die geopolitische Lage nicht grundsätzlich ändern sollte, gebe es immer auch mal günstigere Phasen: „Stark wird der Preis aber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wahrscheinlich nicht heruntergehen, das wäre eher ein Glücksfall.“ Nicht unterschätzen sollten Verbraucher jedenfalls, welche Ölrechnung derzeit fällig werde. Wer einen 3000-Liter-Tank zu füllen habe, der zahlte voriges Jahr vielleicht 3000 Euro. Jetzt könnten es 4500 oder derzeit auch mehr als 5000 Euro sein. Bauer sagt: „Das zahlt man nicht mal eben so aus der Portokasse.“

Wenn man zwischenzeitliche Preis- tiefs nutzen wolle, solle man bei der Bestellung beim Ölhändler gleich den Tagespreis fixieren. Eine Möglichkeit, ihn zu drücken, seien zudem Sammelbestellungen. Da könne es Haftungsrisiken

Heizöl-Lieferung: Die Rechnung fällt deutlich höher aus als im vorigen Jahr.

Soll man nun Heizöl für den Winter kaufen?

Der Preis ist derzeit sehr hoch. Tipps, wie Verbraucher jetzt am besten vorgehen. Von Christian Siedenbiedel, Frankfurt

geben: Wer zahlt im Konfliktfall für die Sammelbestellung? Aber unter „guten Nachbarn“ sei das eine sinnvolle Möglichkeit. Chancen zum Energiesparen zu nutzen, sei natürlich auch sinnvoll. „Wer auf ein Grad bei der Heiztemperatur verzichtet, kann sechs Prozent Energie einsparen“, sagt Bauer. Die Isolierung des Kellers biete manchmal auch noch Sparmöglichkeiten, außerdem die Isolierung von Leitungen. Mittelfristig sei aus seiner Sicht grundsätzlich der Austausch von Ölheizungen notwendig.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Hamburg weist zu dem darauf hin, dass viele Heizungen falsch eingestellt seien, auch hier bestehe noch Sparpotential; dazu berate man Verbraucher auf Wunsch.

Den Tank jetzt einfach leerlaufen lassen sollte man auf keinen Fall, sagt Bauer: „Das kann ins Auge gehen.“ Ein leerer Tank mitten im Winter sei das größere Risiko als ein paar Cent mehr je

Heizöl

Durchschnittspreis in Deutschland, in Euro je 100 Liter

Quelle: heizoel24.de / F.A.Z.-Grafik: helf.

Liter, findet auch Lorenz Bücklein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Sachsen. Man müsse den Tank ja nicht komplett füllen. Eine gute Strategie sei, Teilmengen zu bestellen. Man könne beispielsweise schauen, dass man so viel habe, dass man gut ins neue Jahr komme, um nicht in der besonders umkämpften Zeit nachbestellen zu müssen.

Das Vergleichsportal Heizoel24 berichtet aus der Praxis, es werde derzeit in der Tat wieder mehr bestellt, aber kleinere Mengen. „Das wäre auch meine Strategie“, sagt Oliver Klapschus, der Chef von Heizoel24: „1000 Liter kaufen, wenn der eigene Vorrat knapp ist, und dann auf bessere Preise im Dezember oder Januar spekulieren. Falls es vorher günstiger werden sollte, kann man jederzeit nachtanken.“

Aufpassen sollten Verbraucher, dass sie nicht an Fakeshops für Heizöl im Internet gerieten, warnen die Verbraucherzentralen. Er habe zuletzt elf Meldungen über solche Fälle in Baden-Württemberg bekommen, sagt Bauer. So habe ein dubioser Anbieter die Internetseite eines regionalen Ölhändlers im Stuttgarter Raum gekapert; das sei inzwischen aber abgestellt.

Drei Anzeichen für Fakeshops sollten einen misstrauisch machen, sagt der Verbraucherschützer. Erstens, wenn das Öl zu billig sei. „100 Liter für 120 Euro gibt es im Moment nicht.“ Zweitens, wenn Vorkasse verlangt werde. Das solle man nie machen. Und drittens könne ein Blick ins Impressum einer Internetseite helfen: Wenn ein scheinbar regionaler Heizölanbieter nicht in Deutschland gehostet sei, solle man misstrauisch sein. Auch eine IBAN für die Rechnung, die nicht mit DE beginne, erfordere zumindest einen genaueren Blick. Im Zweifelsfalle bedeute das: Finger weg!

Revolut nimmt Schweiz in den Fokus

ZÜRICH. Die britische Digitalbank Revolut will mit einer eigenen Lizenz und Millioneninvestitionen ihr Geschäft im lukrativen Schweizer Markt ausbauen. Das Unternehmen habe bei der Eidgenössischen Finanzmarktaufsicht (Finma) eine Banklizenz beantragt, teilte Revolut mit. Damit wolle Revolut den Kunden in der Schweiz ein breiteres Angebot unter anderem mit Gehaltskonten, einem Zugang zur Schweizer Einlagensicherung und lokalen IBANKontonummern anbieten. In dem Land würde Revolut nach Großbritannien, Litauen und Frankreich damit die vierte eigenständige Bank in Europa betreiben, sagte Revolut-Vertriebschef David Tirado. „Das spiegelt die Bedeutung wider, die wir diesem Markt beimessen.“

Eingeschränkt ist das Fintech in der Schweiz bisher dadurch, dass es keine Gehaltskonten und auch keine auf Franken lautenden Anlagekonten anbieten kann. Dennoch ist Revolut mit mehr als 1,3 Millionen Kunden eigenen Angaben zufolge die führende Digitalbank des Landes. Dies entspreche einer Marktdurchdringung von rund 24 Prozent, sagte Tirado. „In zwei bis drei Jahren rechnen wir damit, die Marke von 40 Prozent zu überschreiten.“

Gegenwärtig ist Revolut in der Schweiz und in Deutschland über die in Litauen zugelassene Revolut Bank UAB aktiv. Reuters

Britische Inflationsrate und Anleihezinsen steigen

Teuerung klettert auf 3,1 Prozent / Vorerst wird die Notenbank aber wohl die Zinsen noch nicht erhöhen

LONDON. Getrieben von höheren Energiepreisen ist die Teuerungsrate in Großbritannien im August von 2,9 auf 3,1 Prozent gestiegen. Dies teilte das Statistikamt ÖNS am Mittwoch mit. An diesem Donnerstag wird die Notenbank über den weiteren geldpolitischen Kurs abstimmen. Die höhere Inflationsrate im Königreich dürfte den Druck auf die Bank of England (BoE) verstärken. Ökonomen erwarten aber derzeit noch keine Zinserhöhung. Allgemein wird erwartet, dass die Geldpolitiker den Leitzins vorerst bei 3,75 Prozent belassen. Anders als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die im Juni und September den Zins auf nun 2,5 Prozent erhöhte, hat die Londoner Notenbank bislang nicht an der Zinsschraube gedreht.

Aber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könnte der Druck zu stark werden. „Wenn die Energiepreise hoch bleiben, dann werden die Zinserhöhungen anderer Zentralbanken und die Markterwartungen die Bank of England wahrscheinlich zu einem Zinsschritt im November zwingen“, meint Andrew Wishart, Volkswirt der Berenberg Bank in London. Der Preisanstieg ist auch ungünstig für die Labour-Regierung von Premierminister Andy Burnham, der sich den Kampf gegen zu hohe Lebenshaltungskosten auf die Fahnen geschrieben hat.

Laut Prognosen der Deutschen Bank wird die Inflationsrate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bis zum Jahreswechsel nahe an die Vier-Prozent-Marke klettern. „Die Wahrscheinlichkeit von Zinserhöhungen ist zuletzt gestiegen“, sagte Sanjay Raja, der britische Chefvolkswirt der Deutschen Bank.

Aktuell ist es vor allem der Ölpreis, der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in Großbritannien verteuert. Die Notenbanker um Gouverneur Andrew Bailey beobachten mit Sorge, ob die gestiegenen Energiepreise eine breitere Teuerungswelle auslösen. „Es gibt gewisse beunruhigende Trends bei den Dienstleistungspreisen“, meinte Raja. „Der Druck der Lebenshaltungskosten wird intensiver.“ Allerdings deutet sich ein schwächeres

Wachstum der Löhne an: Aufgrund einer Verschlechterung des Arbeitsmarktes steigen die Löhne zuletzt langsamer.

Schatzkanzler John Healey sagte zu den Inflationsdaten: „Der Krieg im Nahen Osten wirkt sich weltweit auf die Inflation aus, nicht nur hier bei uns. Das spüren wir bei unseren Rechnungen, beim wöchentlichen Einkauf und an den Tankstellen.“ Die Regierung habe „frühzeitig Maßnahmen ergriffen, um Familien zu helfen und Unternehmen eine Atempause zu verschaffen“. Damit ist gemeint, dass die Burnham-Regierung im Juli die Mehrwertsteuer auf die Stromrechnungen ausgesetzt hat. Zudem wurde etwa für Pubs die Steuer etwas reduziert.

Bank of England: Der Druck auf die Notenbank nimmt zu.... Foto EPA

Nach Einschätzung von Ökonomen ist der Spielraum im Staatshaushalt stark geschrumpft. Healey muss am 29. Oktober sein erstes Budget für das Haushaltsjahr 2027 vorlegen. Beobachter schätzen, dass der Finanzminister etwa zehn Milliarden Pfund durch Einsparungen oder Steuererhöhungen finden muss, um eine Lücke im Haushalt zu schließen.

Besonders unangenehm ist für Schatzkanzler Healey der Anstieg der Staatsanleihezinsen. Die Rendite der zehnjährigen Papiere kletterte über 5,3 Prozent und erreichte damit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2007. Die Rendite für dreißigjährige Papiere erreichte mit mehr als 5,9 Prozent sogar das höchste Niveau seit 1998. In anderen Industrieländern liegt sie meist deutlich niedriger.

Zehnjährige Bundesanleihen stiegen zuletzt auf gut 3,5 Prozent, die italienischen Papiere auf 4,4 Prozent, französische Anleihen auf 4,5 Prozent. Großbritannien ist mit knapp drei Billionen Pfund (3,5 Billionen Euro) verschuldet und zahlt darauf im Jahr schon mehr als 100 Milliarden Pfund Zinsen. Der frühere Chefvolkswirt der Notenbank, Andy Haldane, sagte zum Renditeanstieg: „Das bedeutet, dass im Budget nächsten Monat einige harte Entscheidungen kommen müssen.“ ......ppl.

Teures Heizöl

Von Christian Siedenbiedel

Physische Engpässe für Heizöl sind auf absehbare Zeit für Deutschland wohl eher unwahrscheinlich. Aber der Preis ist enorm gestiegen. Zuletzt hat er 177,86 Euro je 100 Liter erreicht. Im Sommer lag die Aufmerksamkeit vor allem auf Benzin, zumal dessen Preis laufend an den Anzeigetafeln der Tankstellen vorgeführt wird. Das hat vermutlich für viele dazu geführt, das Heizthema bislang zu unterschätzen. Knapp 19 Prozent der Haushalte in Deutschland heizen noch mit Öl. Sie werden den deutlichen Preisanstieg merken, sobald sie jetzt Brennstoff nachbestellen. Das wird richtig teuer.

Für Haushalte mit Gasheizung, das sind rund 56 Prozent, kommen die Preiserhöhungen oftmals zeitversetzt. Zudem sorgte die Abschaffung der Gasspeicherumlage zunächst für etwas Entlastung. Zuerst waren es nur die Großhandels- und Neukundenpreise für Erdgas, die enorm gestiegen sind und zum Teil Rekordmarken erreichten. Nach und nach trifft es aber auch die Masse der Haushalte. Oftmals droht nach dem Ablauf der Garantiezeit im Vertrag ein Preissprung.

Mittelfristig führt für viele Haushalte wohl kein Weg am Austausch der alten Heizung vorbei. Kurzfristig aber könnte auch wieder Sparen angesagt sein. Vielleicht erinnert sich der eine oder andere noch an die Debatte aus der Energiekrise von 2022, ob man im Wohnzimmer in der Daunenjacke „Tatort“ gucken solle. Zumindest in kostenbewussten Haushalten könnte das wieder losgehen.

Baywa-Sanierung kommt voran

MÜNCHEN. Die Sanierung der Baywa AG erfordert erhebliche Zugeständnisse der Zeichner einer Hybridanleihe über 100 Millionen Euro. Nach der neuen Sanierungsvereinbarung erhalten sie nur zwei Prozent ihres Kapitals zurück und müssen auf Zinsen verzichten. Das gab der Agrarkonzern bekannt. Zudem ist der zweite Anlauf zur finanziellen Restrukturierung laut Baywa auf der Zielgeraden. 267 der 268 Gläubiger hätten dem im Sanierungsplan vorgesehenen Verzicht auf rund 1,5 Milliarden Euro grundsätzlich zugestimmt.

Die Baywa war 2024 nach einem kreditfinanzierten Expansionskurs an den Rand der Insolvenz geraten. Unter dem langjährigen Vorstandschef Klaus Josef Lutz baute die Baywa das Geschäft mit erneuerbaren Energien aus, kaufte zu und häufte Schulden von fast sechs Milliarden Euro an. Ein erster Sanierungsplan scheiterte aufgrund neuer Schwierigkeiten im Geschäft mit Wind- und Solarpark. Das zweite Sanierungsprogramm gibt dem Vorstand zwei Jahre mehr Zeit. Im Juni hatten sich die Großaktionäre – die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en der bayerischen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nossenschaftsbanken – bereit erklärt, ihren Baywa-Anteil von zusammen gut 67 Prozent einem Treuhänder zu übertragen. hpe.

Die Bö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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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Spot ($/Unze)	4293,52	4337,55
Rohöl (London $/Barrel)	108,48	107,37
1 Euro in Dollar	1,1539	1,1537
1 Euro in Pfund	0,8558	0,8574
1 Euro in Franken	0,9441	0,9449
1 Euro in Yen	178,86	178,88

Alle Werte Stand: 16:13 Uhr

Analysten sehen Apples neues iPhone skeptisch

Apple hat sein erstes faltbares Smartphone vorgestellt – für mindestens 2299 Euro. Fachleute sind gespalten. Von Susanne Klöpfer, Frankfurt

Apple hat vergangene Woche sein erstes faltbares Smartphone, das iPhone Duo, vorgestellt, für einen stolzen Preis von 2299 bis 3799 Euro. Zusammengeklappt hat es die Größe eines Reisepasses. Aufgefaltet erreicht der Bildschirm nahezu die Größe eines iPad Mini und ist in diesem Zustand den Angaben zufolge das dünnste iPhone des Konzerns, der seit Anfang September von John Ternus geleitet wird. Eine technische Weltneuheit ist das faltbare Handy nicht. Samsung hat seine Version schon 2019 vorgestellt, auch Huawei und Google haben solche Geräte im Angebot.

Der Markt für Falthandys ist bislang zwar klein, aber wachstumsstark. Zahlreiche Hersteller drängen in diese Nische, weil sie sich dank vergleichsweise hoher Verkaufspreise eine Verbesserung ihrer Gewinnmargen erhoffen. Diese sind durch den rasanten Anstieg der Preise für Komponenten wie Speicherchips unter Druck geraten.

Die Analysten zeigten sich von den Wachstumsaussichten der Apple-Aktie

dennoch nicht uneingeschränkt überzeugt: 32 von 55 empfehlen laut dem Finanzinformationsdienstleister Bloomberg die Aktie zum Kauf, 17 rieten zum Halten und sechs zum Verkauf. Dem Kurs von 332,27 Dollar stand ein durchschnittliches Zwölf-Monats-Kursziel von 332,45 Dollar gegenüber. Die Apple-Aktie legte in den vergangenen zwölf Monaten etwa 40 Prozent zu.

Mit Spannung erwartet: das faltbare iPhone Duo bei der Vorstellung im Steve Jobs Theatre in Cupertino am 9. September 2026
Foto AFP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rstm.

Die höheren Preise für das iPhone 18 Pro und Pro Max seien ein Balanceakt, schreibt Samik Chatterjee, Analyst bei J.P. Morgan. Apple könne damit zwar gestiegene Speicherkosten weitergeben, müsse aber zugleich die Nachfrage schützen. Leasingangebote, hohe Eintauschprämien der Mobilfunkanbieter und Apples eigene Rückkaufprogramme könnten die monatliche Belastung für viele Kunden weitgehend stabil halten. Die Preisentscheidungen seien daher „unterstützend für einen positiven Volumenzyklus“, urteilt Chatterjee und stuft die Aktie mit „Overweight“ bei einem Kursziel von 340 Dollar ein.

Die Schweizer Bank UBS bleibt beim faltbaren iPhone Duo vorsichtiger. Die Nachfrage dürfte zunächst vor allem von bestehenden Apple-Kunden kommen: „Es ist unwahrscheinlich, dass Duo Umsteiger anzieht“, schreibt der Analyst David Vogt. Zugleich rechnet die Bank mit einem starken Verkaufsstart von mehr als fünf Millionen Geräten und bewertet die Aktie mit „Neutral“, bei einem Kursziel von 296 Dollar.

Noch skeptischer ist Helena Wang von Phillip Securities Research. Sie erwartet zwar eine starke Nachfrage nach dem faltbaren iPhone Duo, vor allem wegen dessen Neuheitswerts.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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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haltigkeit der Nachfrage zu den zunehmend hohen Preisen müsse sich allerdings erst noch zeigen, schreibt sie. Apple könne mit dem Duo zwar seine durchschnittlichen Verkaufspreise und den Produktmix verbessern, doch „KI bleibt der schwächere Teil der

Apple-Investmentthese“. Bislang gebe es „keine klaren Belege dafür, dass Apple Intelligence die Geräte-Upgrades maßgeblich vorantreibt“. Deshalb hält Wang an ihrer Einstufung „Reduce“ fest, bei einem Kursziel von 300 Dollar.

Neben der überarbeiteten Version der digitalen Assistentin Siri präsentierte der Konzern spezielle Funktionen für Apple Watch und AirPods. Sie können Fremdsprachen in Echtzeit übersetzen, während die Uhr Körperdaten analysiert und auf mögliche Gesundheitsprobleme hinweist. In China und der EU sind die Funktionen wegen fehlender Freigaben und regulatorischer Hürden vorerst nicht verfügbar.

Die Analysten sind sich zwar weitgehend einig, dass Apple mit dem faltbaren Smartphone knapp 20 Jahre nach dem Erscheinen des ersten iPhones einen neuen Umsatztreiber schaffen kann. Uneinig sind sie jedoch darüber, ob daraus zusätzliches Geschäft entsteht oder ob bestehende Kunden lediglich von anderen Modellen wechseln.

Aktienmärkte

Tief	52 Wochen Vergleich	Hoch	Börsenwert in Mio. € Gesamt	15.9.26 Schluss	16.9.26 15.56 h	Xetra Veränd. in % seit		Div. - Rend.
						15.9.	30.12.25
			Dax	25402.28	25516,58	+0,4	+4,2
			Adidas ▲	141,90	144,25	+1,7	-14,7	$2,80^{1x}$ 1,94
			Airbus SE (NL) ▲▼	195,08	196,88	+0,9	-0,6	$3,20^{1x}$ 1,63
			Allianz SE ▲▼	444,60	447,60	+0,7	+14,6	$17,10^{1x}$ 3,82
			BASF SE ▲	51,84	52,23	+0,8	+17,6	$2,25^{1x}$ 4,31
			Bayer ▲	48,71	48,77	+0,1	+31,8	$0,11^{1x}$ 0,23
			Beiersdorf	74,50	74,78	+0,4	-20,2	$1,00^{1x}$ 1,34
			BMW St. ▲	62,86	62,36	-0,8	-33,0	$4,40^{1x}$ 7,06
			Brenntag SE	60,70	61,40	+1,2	+23,9	$1,90^{1x}$ 3,09
			Commerzbank	42,47	41,66	-1,9	+15,4	$1,10^{1x}$ 2,64
			Continental	68,56	70,02	+2,1	+3,0	$2,70^{1x}$ 3,86
			Daimler Truck Hldg.	43,24	43,77	+1,2	+17,3	$1,90^{1x}$ 4,34
			Deutsche Bank ▲	33,34	33,34	+0,0	+0,7	$1,00^{1x}$ 3,00
			Deutsche Börse ▲	277,40	277,00	-0,1	+23,8	$4,20^{1x}$ 1,52
			Deutsche Telekom ▲▲▼	28,90	28,91	±0,0	+4,5	$1,00^{1x}$ 3,46
			DHL ▲	55,80	56,02	+0,4	+19,9	$1,90^{1x}$ 3,39
			E.ON SE	17,39	17,63	+1,4	+9,3	$0,57^{1x}$ 3,23
			Fresenius M. C.	39,78	40,02	+0,6	-1,8	$1,49^{1x}$ 3,72
			Fresenius SE	45,39	46,23	+1,9	-5,6	$0,00^{1x}$ 0,00
			GEA Group	64,35	64,85	+0,8	+12,2	$1,30^{1x}$ 2,00
			Hannover Rück SE	255,40	255,20	-0,1	-4,1	$12,50^{1x}$ 4,90
			Heidelberg Materials	149,05	149,50	+0,3	-33,0	$3,60^{1x}$ 2,41
			Henkel Vz.	72,88	73,70	+1,1	+5,9	$2,07^{1x}$ 2,81
			Hochtief	378,00	389,20	+3,0	+15,5	$6,60^{1x}$ 1,70
			Infineon Techn. ▲▲	54,33	54,76	+0,8	+45,1	$0,35^{1x}$ 0,64
			Mercedes Benz Grp. ▲	46,56	45,61	-2,0	-24,1	$3,50^{1x}$ 7,67
			Merck	130,90	132,15	+1,0	+7,8	$2,20^{1x}$ 1,66
			MTU Aero Engines	333,50	336,90	+1,0	-5,2	$3,60^{1x}$ 1,07
			Münchener Rück ▲▼	512,80	511,40	-0,3	-9,0	$24,00^{1x}$ 4,69
			Qiagen (NL) ▲	37,18	37,30	+0,3	-8,8	$0,35^{1x}$ 0,82
			Rheinmetall ▲▼	1028,60	1024,80	-0,4	-34,3	$11,50^{1x}$ 1,12
			RWE	58,28	59,62	+2,3	+31,7	$1,20^{1x}$ 2,01
			SAP SE ▲▲▼	187,08	186,12	-0,5	-10,7	$2,50^{1x}$ 1,34
			Scout24 SE	74,65	74,95	+0,4	-12,6	$1,50^{1x}$ 2,00
			Siemens ▲▼	258,80	260,75	+0,8	+9,0	$5,35^{1x}$ 2,05
			Siemens Energy ▲▼	133,00	135,52	+1,9	+12,6	$0,70^{1x}$ 0,52
			Siemens Health. ▲	38,87	38,80	-0,2	-13,6	$1,00^{1x}$ 2,58
			Symrise	89,40	91,14	+1,9	+32,3	$1,25^{1x}$ 1,37
			Volkswagen Vz ▲	81,02	78,96	-2,5	-23,7	$5,26^{1x}$ 6,66
			Vonovia SE	18,01	17,89	-0,7	-27,1	$1,25^{1x}$ 6,99
			Zalando SE	21,75	21,58	-0,8	-14,8	$0,00^{1x}$ 0,00

	M-Dax		31135,75	31345,10	+0,7	+2,4
	3849,57	Aixtron SE ■	33,27	33,93	+2,0	+96,1	$0,15^{1x}$
	1950,59	Aroundtown (L)	1,80	1,78	-0,9	-32,7	$0,08^{1x}$
	3666,87	Aumovio SE	36,60	36,65	+0,1	-14,6	$0,00^{1x}$
	7449,33	Aurubis	163,80	165,70	+1,2	+33,4	$1,60^{1x}$
	4253,06	Auto1 Group SE	19,40	19,16	-1,2	-29,8	$0,00^{1x}$
	4372,20	Bechtle ■	35,44	34,70	-2,1	-20,6	$0,70^{1x}$
	2848,68	Billinger SE	74,75	75,75	+1,3	-29,5	$2,80^{1x}$
	5505,60	CTS Eventim	55,55	57,35	+3,2	-26,9	$1,44^{1x}$
	11248,26	Delivery Hero SE	36,75	36,70	-0,1	+61,5	$0,00^{1x}$
	9167,08	Deutsche Lufthansa	7,55	7,63	+1,0	-9,3	$0,33^{1x}$
	1767,55	Deutz	12,00	11,58	-3,5	+36,2	$0,18^{1x}$
	14540,00	DWS Group	72,80	72,70	-0,1	+28,7	$3,00^{1x}$
	2392,10	Elmos Semicond. SE ■	135,40	139,40	+3,0	+43,7	$1,50^{1x}$
	8182,96	Evonik Industries	17,44	17,56	+0,7	+31,4	$1,00^{1x}$
	3321,66	flatexDegiro	30,42	30,16	-0,9	-17,9	$0,30^{1x}$
	5575,86	Fraport	60,00	60,30	+0,5	-13,8	$1,00^{1x}$
	2948,73	Ireenet ■	25,10	24,80	-1,2	-15,5	$2,07^{1x}$
	2726,11	Fuchs SE Vz.	41,50	41,62	+0,3	+9,1	$1,23^{1x}$
	7744,44	Hella	70,20	69,70	-0,7	-15,6	$0,22^{1x}$
	9075,99	Hensoldt ■	77,10	78,58	+1,9	+7,1	$0,55^{1x}$
	2678,72	Hugo Boss	38,06	38,05	±0,0	+5,3	$0,04^{1x}$
	4796,40	Ionos Group SE ■	34,48	34,26	-0,6	+28,1	$0,00^{1x}$
	2228,85	Jenoptik ■	37,50	38,94	+3,8	+99,0	$0,40^{1x}$
	2992,76	K+S	16,45	16,71	+1,6	+34,5	$0,07^{1x}$
	5421,13	Kion Group	41,39	41,32	-0,2	-39,5	$0,62^{1x}$
	16797,04	Knorr-Bremse	103,90	104,20	+0,3	+9,5	$1,90^{1x}$
	3544,74	Krones	112,60	112,20	-0,4	-17,4	$2,80^{1x}$
	1174,31	Lanxess	13,64	13,60	-0,3	-22,8	$0,10^{1x}$
	3576,53	LEG Immobilien SE	46,64	46,54	-0,2	-25,2	$2,92^{1x}$
	6947,33	Nemetschek SE ■	59,75	60,15	+0,7	-35,2	$0,68^{1x}$
	9290,12	Nordex SE ■	38,72	39,22	+1,3	+34,7	$0,00^{1x}$
	20547,61	Porsche	45,12	45,11	±0,0	-1,1	$1,01^{1x}$
	4416,13	Porsche Hldg. SE	29,27	28,84	-1,5	-27,8	$1,51^{1x}$
	3300,58	Puma SE	21,81	22,30	+2,2	±0,0	$0,00^{1x}$
	6600,29	Rational	575,00	580,50	+1,0	-12,2	$20,00^{1x}$
	4147,50	Renk Group	41,61	41,48	-0,3	-22,7	$0,58^{1x}$
	4982,72	RTL Group (L)	32,10	32,20	+0,3	-6,5	$5,50^{1x}$
	3281,30	Salzgitter	53,80	54,60	+1,5	+36,0	$0,20^{1x}$
	9097,92	Sartorius Vz. ■	238,60	243,00	+1,8	-1,7	$0,74^{1x}$
	6444,11	Schaeffler	6,78	6,82	+0,6	-18,4	$0,30^{1x}$
	2310,00	Siltronic ■	68,00	70,00	+2,9	+43,1	$0,00^{1x}$
	1278,83	Suss MicroTec SE ■	64,25	66,90	+4,1	+70,9	$0,04^{1x}$
	2165,94	TAG Immobilien	11,42	11,38	-0,4	-14,0	$0,40^{1x}$
	31813,81	Talanx	121,80	123,20	+1,1	+8,3	$3,60^{1x}$
	9639,90	thyssenkrupp	15,16	15,49	+2,2	+67,0	$0,15^{1x}$
	5297,87	TKMS	83,00	83,40	+0,5	+26,2	$0,00^{1x}$
	18180,00	Traton SE	36,28	36,36	+0,2	+19,2	$0,93^{1x}$
	3320,63	TUI	6,49	6,54	+0,8	-27,2	$0,10^{1x}$
	5314,56	United Internet ■	27,38	27,68	+1,1	±0,0	$0,50^{1x}$
	4615,51	Wacker Chemie	86,30	88,50	+2,5	+27,6	$0,00^{1x}$

Prime Standard

Frankfurt	15.9.Schluss	16.9.15.56 h
1&1	23,40	23,35
11 88 0 Solutions	2,00	2,04
3U Holding	0,94	0,912
ad pepper media (NL)	2,56	2,56
adesso SE	58,80	58,00
Adler Group (L)	0,11	0,092
All for One Gr. SE	67,60	67,60
Allane SE	12,50	12,60
Alzchem Group	158,60	159,60
Amadeus Fire	17,78	17,06
Arzneiwerk Vida	-	0,13
Asta Energy Sol. (A)	56,00	58,60
Atoss Software SE ■	90,60	89,10
Aumann	12,95	13,05
Basler	21,10	20,90
Bastei Lübbe	5,84	6,14
Baywa	8,22	8,24
BayWa vNA	2,45	2,57
BB Biotech N (CH)	53,80	54,60
Befesa (L)	36,05	34,85
Bertrandt	8,52	8,42
bet-at-home.com	2,96	3,10
Bike24 Holding	2,38	2,39
Biofrontera	2,31	2,31
Borussia Dortmund	3,25	3,23
Brain Biotech	2,71	2,66
Branicsk Group	0,542	0,542
Brockhaus Techno.	21,10	21,10
Cancom SE ■	22,20	22,50
Carl Zeiss Med. ■	29,72	30,00
Ceconomy	3,87	3,99
Cewe Stiftung	107,00	106,40
Cherry SE	1,12	1,13
Data Modul	27,80	27,40
Delticom	2,18	2,18
Demire Real Est.	0,366	0,346
Dermapharm Hldg. SE	37,70	37,65
DMG Mori	47,10	47,10
Douglas	7,59	7,54
Drägerwerk St.	85,60	84,40
Drägerwerk Vz ■	112,40	113,00
Dt. Beteiligungs	21,15	21,10
Dt. EuroShop	17,54	17,48
Dt. Konsum REIT	1,27	1,17
Dt. Pfandbriefbank	3,32	3,33
Dürr	16,92	16,98
Eckert & Ziegler SE ■	12,28	12,14
Edag Engineering (CH)	2,97	2,87
Einhell Germany	67,60	66,80
Electrovac	7,76	7,51
Eleving Group (L)	1,59	1,59
ElringKlinger	5,21	5,19
elumeo SE	1,98	2,00
Evotec SE ■	2,79	2,79
Fabasoft (A)	15,60	15,50
Fielmann Grp.	37,90	38,30
First Sensor	53,50	53,50
Formycon	20,20	20,15
Fortec Elektronik	11,00	11,05
Fr. Vorwerk Gr. SE	65,00	65,05
Fuchs SE	35,15	35,20
Gerresheimer	27,62	27,72
Gesco	14,20	14,20
GFT Technol. SE	25,75	26,30
Global Fashion (L)	0,45	0,432
Grammer	12,40	12,60
Grand City Pr. (L)	8,31	8,21
Grenke	11,20	11,32
H2APEX Group (L)	1,18	1,18
Haier Smart Home (CN)	1,84	1,84
Hamberner Reit	4,23	4,21
Hamburger Hafen	21,50	21,60
Hapag-Lloyd	136,70	136,30
Hawesko Hldg. SE	15,75	16,30
Heidelberg Ph.	2,48	2,48
Heidelberger Druck.	1,37	1,38
HelloFresh SE	2,77	2,71
Henkel St.	67,50	67,20
hGears	0,191	0,486
Highlight Com. (CH)	0,582	0,582
Hoenele	7,70	7,56
HomeToGo SE (L)	0,772	0,74
Hornbach Hldg.	83,90	81,30
Hypoport SE	76,10	77,35
Indus Holding	37,75	38,40
init innovat. SE	42,95	43,15
Instone Real	6,52	6,24
Intershop Comm.	1,34	1,34

InTiCa Systems SE	1,43	1,42
IVU Traffic Tech.	24,90	24,10
Jost Werke SE	60,70	61,70
Jungheinrich	24,84	25,20
Knaus Tabbert	11,54	11,66
Koenig & Bauer	8,57	8,62
Kontron (A)	20,38	20,26
KSB SE St	896,00	898,00
KSB SE Vz	816,00	838,00
KWS Saat SE	77,20	76,80
Leifheit	12,65	12,55
Logwin (L)	278,00	280,00
LPKF Laser&Elec. SE	11,85	12,20
Masterflex SE	13,90	13,90
MBB SE	172,00	172,20
MediClin	5,65	5,70
Medios	10,14	10,08
Mister Spex SE	1,07	1,08
MLP SE	9,06	9,15
Multitude (CH)	5,80	5,78
Mutares	25,70	25,60
MVV Energie	30,00	30,40
Nagarro	78,00	78,00
NFON	3,40	3,37
Norma Group SE	18,68	18,44
Novem Group (L)	2,16	2,22
OHB SE	179,40	175,40
Ottobock SE ■	55,10	54,20
OVB Holding	18,90	18,60
paragon GmbH	1,05	1,11
Patrizia SE	6,79	6,75
Pentixapharm	1,84	1,81
PNE	7,18	7,25
ProCredit Hldg.	8,62	8,56
ProSiebenSat.1 SE	3,52	3,50
PSI Software SE	44,80	44,70
PVA TePla ■	28,44	28,58
PWO	21,20	21,40
Q.Beyond konv.	3,40	3,40
R. Stahl	12,00	12,00
Redcare Pharmacy (NL)	52,35	52,85
Rhön-Klinikum	14,40	14,30
SAF Holland SE	22,05	22,70
Sartorius St.	181,40	190,40
Schott Pharma	23,35	23,35
Secunet Security	200,00	197,20
Serviceware SE	12,50	12,55
SFC Energy	19,96	20,35
SGL Carbon SE	3,99	3,97
Shelly Group SE (BG)	61,80	62,40
Singulus Techn.	7,94	8,58
Sirma Group (BG)	0,728	0,718
Sixt SE St.	68,55	69,00
Sixt SE Vz.	56,80	56,60
SMA Solar Techn. ■	57,65	55,10
SMT Scharf	5,65	5,70
SNP SE	80,80	81,00
Softing	2,32	2,31
Springer Nature	20,10	19,70
Stabilus SE	15,50	15,58
Stratec	24,95	24,90
Ströer SE	37,30	36,50
Südzucker	12,62	12,56
Surteco Grp. SE	7,15	7,10
Syzygy	1,16	1,16
Takkt	3,10	3,24
TeamViewer SE ■	6,61	6,58
technotrans SE	28,20	28,20
thyssenkr. nucera	7,90	8,05
tonies SE (L)	11,56	11,28
Uniper SE	48,65	48,25
United Labels		- 0,976
Verbio SE ■	30,74	30,20
Villeroy & Boch	14,35	14,25
Vincorion SE	18,74	18,05
Viscom SE	4,94	4,90
Volkswagen St.	81,45	79,15
Voltatron	3,66	3,61
Vossloh	57,15	57,50
Vulcan Energy RL (AUS)	1,39	1,38
Wacker Neuson SE	23,90	24,05
WashTec	37,00	37,10
Westwing Grp. SE	11,95	11,85
Wüst. & Württ.	14,12	14,26
YOC	4,51	4,46
Zeal Network SE	42,30	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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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k (aus dem H-Dax)

Tagesgewinner	Veränd. %	52-W.-Gewinner	Veränd. %
Suss M. Tec SE	+4,12	Verbio SE	+178,89
Jenoptik	+3,84	Aixtron SE	+174,18
CTS Eventim	+3,24	SMA Solar	+157,71
Hochtief	+2,96	Suss M. Tec SE	+143,10
Elmos Semic. SE	+2,95	Jenoptik	+138,31
Tagesverlierer	Veränd. %	52-W.-Verlierer	Veränd. %
Deutz	-3,50	Evotec SE	-54,31
VW Vz	-2,54	Rheinmetall	-46,09
Cancom SE	-2,40	Aroundtown	-44,83
Bechtle	-2,09	Nemetschek SE	-43,15
Mercedes Benz	-2,04	Renk Group	-41,25

Dax im Jahresverlauf (X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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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auf: 25516,58 52-W. Hoch/Tief: 26618,74/21863,81

Europäische Börsen Kurse in Euro

Frankfurt	15.9.Schluss	16.9.15.56 h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Compass Group (GB)	56,30379.4056,2827.08	56,20373.8056,32
AB Inbev (BE)	68,56	69,08	Crédit Agricole (F)	18,33	18,46
ABB N (CH)	80,58	83,04	Danone (F)	61,98	60,96
Ahold Delhaize (NL)	31,74	31,88	Danske Bank (DK)	49,93	49,99
Air Liquide (F)	165,82	166,32	Dassault Systemes (F)	20,50	21,04
Amadeus IT (E)	54,18	54,74	Diageo (GB)	18,89	18,80
Anglo American PLC (GB)	45,90	45,95	DSM-Firmenich (CH)	91,66	92,30
Antofascita (GB)	41,66	41,56	Endesa (E)	41,51	42,51
ArcelorMittal (L)	63,32	63,52	Enel (I)	8,70	8,86
ASML Hold. (NL)	1370	1419	Engie (F)	23,54	23,90
Assa-Abloy AB (SE)	29,90	30,40	Eni (I)	24,50	24,41
AstraZeneca (GB)	140,70	142,95	Equinor ASA (N)	39,45	39,43
Atlas Copco A (SE)	17,01	17,32	Ericsson B fr (SE)	8,69	8,69
Aviva PLC (GB)	8,20	8,42	Erste Group Bank (A)	117,10	118,70
AXA (F)	43,77	43,91	EssilorLuxottica (F)	143,70	145,20
BAE Systems (GB)	23,34	23,38	Exor (NL)	71,15	71,20
Banco Santander (E)	12,71	12,71	Experian Group (JE)	32,60	32,60
BBVA (E)	24,94	24,90	Ferrari (NL)	352,05	355,20
BNP Paribas (F)	101,74	101,38	Flutter Entertain. (IRL)	86,00	86,00
BP (GB)	6,78	6,73	Geberit N (CH)	577,80	576,00
Brit. Am. Tobacco (GB)	49,62	49,03	Generali (I)	45,45	45,76
BT Group (GB)	2,37	2,37	Givaudan N (CH)	3390	3408
Caixabank (E)	13,16	13,20	Glencore (JE)	6,70	6,70
Capgemini (E)	109,35	109,10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GSK PLC (GB)	21,50	21,75
Heineken Hold. (NL)	67,90	67,85
Heineken N.V. (NL)	71,68	71,70
Hermit Hypnimat. (F)	1380	1382
Hexagon B (SE)	8,20	8,28
Holcim N (CH)	72,24	71,48
HSBC Hold. (GB)	17,86	17,62
Iberdrola (E)	20,03	20,19
Inditex (E)	53,50	52,54
ING Groep (NL)	31,65	31,93
Intesa Sanpaolo (I)	6,70	6,73
Investor B (SE)	35,44	35,53
KBC Group (BE)	130,75	132,05
Kone (FI)	50,28	50,18
Kühne + Nagel N (CH)	228,80	229,20
L'Oréal (F)	379,75	380,20
Legrand (F)	132,35	135,60
Linde PLC (IRL)	398,80	400,60
London Stock Ex. (GB)	98,32	94,96
LVMH Moët Hen. (F)	407,40	407,20
Michelin (F)	33,21	32,82
National Grid (GB)	12,98	12,93
Naturgy Energy (E)	29,02	29,20
NatWest Group (GB)	7,96	8,05
Nestlé N (CH)	82,46	82,17
Nokia (FI)	8,58	9,00

Aktien-Indizes

52 Wochen Vergleich		Dividende	Helmaltbörse		Frankfurt
			15.9. Schluss	16.9. 15.56 h	16.9. 15.56 h	Ver. in %
	3M Co.	0,78$b	164,67	165,41	142,55	+0,6
	Alphabet Inc. A	0,22$b	344,98	346,48	299,55	+0,6
	Amazon.com	0,00$b	248,42	248,11	215,05	+0,2
	American Express	0,95$b	324,43	316,60	280,80	-1,0
	Amgen	2,52$b	375,65	377,02	321,90	-1,5
	Apple Inc.	0,27$b	331,34	332,77	288,15	+0,6
	Boeing Co.	2,06$b	209,69	209,14	181,90	+0,5
	Caterpillar Inc.	1,63$b	783,54	788,86	682,20	+0,7
	Chevron Corp.	1,78$b	217,77	214,09	184,96	-1,6
	Cisco Systems	0,42$b	110,07	110,54	95,72	+0,1
	Coca Cola Co.	0,53$b	88,71	88,40	76,54	-0,4
	Disney Co.	0,75$b	106,42	107,37	92,18	-0,3
	Goldman Sachs	5,00$b	976,67	971,45	854,20	+2,4
	Home Depot	2,33$b	305,48	307,05	264,00	+0,4
	Honeywell Intl.	0,70$b	203,44	206,48	175,88	-0,1
	IBM	1,69$b	248,37	242,04	211,10	-2,6
	Johnson & Johnson	1,34$b	267,20	267,51	231,40	+0,8
	McDonald's	1,86$b	252,78	249,36	216,70	-1,5
	Merck & Co.	0,85$b	143,79	144,04	124,52	+0,5
	Microsoft	0,91$b	497,12	493,60	428,55	-0,5
	Morgan (J.P.)	1,50$b	352,49	351,15	305,05	+1,4
	Nike	0,41$b	36,22	36,33	31,53	+0,3
	NVIDIA Corp.	0,25$b	212,17	214,82	186,00	+1,2
	Procter & Gamble	1,09$b	146,67	147,05	126,96	+0,0
	Salesforce Inc.	0,44$b	255,65	254,12	219,90	-3,1
	Sherwin Will.	0,80$b	323,22	324,56	279,30	-0,1
	Travelers Comp.	1,25$b	377,97	379,58	330,70	+1,8
	UnitedHealth	2,32$b	375,93	379,08	325,20	-1,8
	VISA	0,67$b	375,62	374,75	324,80	+0,1
	Walmart Inc.	0,25$b	108,09	107,78	93,60	-0,5

Nordea Bank Abp (FI)	17,45	17,77
Novartis N (CH)	120,00	122,04
Novonesis B (DK)	57,24	57,20
Novo-Nordisk B (DK)	36,80	36,74
Orange (F)	15,69	15,78
Partners Group (CH)	651,80	660,80
Pernod Ricard (F)	61,06	61,06
Philips Electr. (NL)	21,52	21,56
Poste Italiane (I)	25,90	26,05
Prosus (NL)	35,92	35,37
Prudential (GB)	11,49	11,43
Publicis Group (F)	100,30	98,40
Reckitt Benckiser (GB)	59,64	59,42
Relx (GB)	29,76	29,52
Richemont (CH)	180,40	177,15
Rio Tinto (GB)	84,03	84,65
Roche PS (CH)	377,05	383,90
Rolls-Royce Grp. (GB)	16,70	16,85
Ryanair Holdings (IRL)	22,40	22,19
Safran (F)	319,80	321,00
Saint-Gobain (F)	69,50	69,74
Sampo OYJ (FI)	9,43	9,43
Sandvik (SE)	32,19	33,31
Sanofi S.A. (F)	74,31	73,99
Schneider Electr. (F)	275,80	279,00
Scot.&South. En. (GB)	27,00	27,60

SEB A (SE)	20,09	20,05
Shell (GB)	42,60	42,42
Sika N (CH)	189,30	193,00
Standard Ch. PLC (GB)	26,66	26,47
Stellantis (NL)	4,45	4,37
STMicroelectronics (NL)	41,52	42,69
Svenska Handelsbk. (SE)	13,48	13,37
Swedbank A (SE)	34,40	34,84
Swiss Life NA (CH)	964,40	974,80
Swiss Re N (CH)	145,55	147,25
Swisscom NA (CH)	710,00	710,00
Telefónica (E)	3,65	3,70
Telenor (N)	12,56	12,58
Tesco (GB)	5,65	5,65
Thales (F)	236,20	240,00
TotalEnergies (F)	80,70	80,74
UBS Group N (CH)	44,28	44,15
UCB (BE)	210,00	209,50
UniCredit (I)	82,58	82,92
Unilever PLC (GB)	54,21	53,99
Veolia Environnem. (F)	31,40	31,62
Vinci (F)	110,60	112,15
Volvo B (SE)	29,77	29,37
Wolters Kluwer (NL)	71,22	68,48
Zurich Insur. Grp N (CH)	632,00	630,80

Devisenmärkte

EZB-Referenzkurse	14.9.	15.9.
Australischer Dollar	1,6202	1,6194
Brasilianischer Real	5,9564	5,9440
Britisches Pfund	0,8560	0,8558
Chinese Yuan	7,7489	7,7444
Dänische Kronen	7,4753	7,4752
Hongkong-Dollar	9,0599	9,0518
Indische Rupien	110,3755	110,7285
Isländische Krone	139,8000	140,0000
Japanese Yen	178,5200	178,8600
Kanadier Dollar	1,6431	1,6430
Mexikanischer Peso	19,7200	19,7972
Neuseeland-Dollar	2,0012	2,0042
Norwegische Kronen	10,7670	10,7850
Polinscher Zloty	4,3418	4,3400
Rumánische Lei	5,2568	5,2627
Schwedische Kronen	11,2810	11,2740
Schweizer Franken	0,9431	0,9441
Singapur-Dollar	1,4676	1,4682
Südafänkanischer Rand	18,7695	18,7777
Thaïndischer Baht	38,4070	38,4190
Tschechische Kronen	24,2940	24,2920
Türkische Lira	56,1636	56,1255
Ungarische Forint	365,3300	366,0300
US-Dollar	1,1551	1,1539

Warenmärkte

52 Wochen		52 Wochen			15.9.	16.9.	Veränd. in %
Tief	Vergleich Hoch	Hoch	Tief		Schluss	15.56 h	15.9. 31.12.
Deutsche Indizes
		3450,14	2941,66	FA.Z.	3300,75	3312,99	+0,37 +2,0
		26618,74	21863,81	Dax	25402,28	25516,58	+0,45 +4,2
		33547,52	26803,25	M-Dax	31135,75	31345,10	+0,67 +2,4
		4284,41	3322,31	Tec-Dax	3976,62	3991,76	+0,38 +10,2
		14097,64	11558,54	H-Dax	13443,31	13506,00	+0,47 +4,7
		19325,96	15592,82	S-Dax	18127,33	18178,53	+0,28 +5,8

Europäische Indizes
	234,95	196,20
	457,90	374,31
	6577,20	5376,81
	5572,96	4547,30
	692,33	571,67
	663,41	549,24
	2698,48	2228,40
	1984,60	1615,32
	1124,13	916,79
	2732,32	1948,59
	14660,81	10927,22
	15204,92	10053,74
	1800,63	1325,41
	20356,50	15052,00
	8755,03	7505,27
	14669,51	11867,9
Amerikanische Indizes
	54744,33	45057,28
	30762,20	22841,42

F.A.Z.-Euro	225,78	226,68	+0,40	+7,4
F.A.Z.-Euro Performance	440,18	441,93	+0,40	+9,8
Euro Stoxx 50 (Europa)	6236,50	6260,61	+0,39	+8,1
Stoxx Europe 50 (Europa)	5295,41	5316,60	+0,40	+8,1
Euro Stoxx (Europa)	657,65	661,48	+0,58	+8,0
Stoxx Europe 600 (Europa)	634,18	637,27	+0,49	+7,6
S&P Euro 350 (Europa)	2578,43	2590,65	+0,47	+7,7
Euronext 100 (Europa)	1877,01	1887,08	+0,54	+9,7
AEX Index (Amsterdam)	1095,87	1097,71	+0,17	+15,4
Comp. Index (Athen)	2695,21	2696,55	+0,05	+27,2
OMX Index (Helsinki)	13670,39	13813,72	+1,0	+11,9
BIST 100 (Istanbul)	13892,30	12973,57	-6,6	+15,2
OMXC 20 Ind. (Kopenhagen)	1563,76	1570,18	+0,41	-2,4
IBEX 35 (Madrid)	19555,90	19621,50	+0,34	+13,4
CAC 40 (Paris)	8090,28	8131,30	+0,51	-0,22
SMI (Zürich)	13808,87	13863,97	+0,40	+4,5
Dow Jones (New York)	52093,11	52018,70	-0,14	+8,2
Nasdaq 100 (Nasdaq)	28937,84	29160,02	+0,77	+15,5

Titel	aktuell	± %
S&P GSCI Index (Spot)	760,48	-0,54
DAXglobal® Gold Miners	867,06	+0,43
American Gold Bugs (HUI)	794,87	+0,59
Gold, Spot (€/Unze)	3760,53	+1,1
Gold, New York ($/Unze)	4280,10	-0,60
Silber, NY ($/Unze)	64,98	+1,2
Kupfer, NY ($/lb)	6,50	+0,64

Münzen, Barren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A. = keine Angaben; gs = geschlossen; ■ = auch im Tec-DAX enthalten; ▲ = auch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 ▼ = auch im Stoxx Europe 50 enthalten; Die Dividenden sind die letztezahlten Ausschüttungen in Landeswährung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Hochzahl hinter Dividende: Zahl der Ausschüttungen je Jahr; Dividendendenritte: Brutto-Dividendenrendite auf Basis der letztgezahlten Jahresdividende; Das 52-Wochen-Hoch/Tief wird berechnet auf Basis von fageshoch- und -tiefkursen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Börsenkapitalisierung: Berechnung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relevanten Gattung; Dividendendenrendite berechne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auf Basis von Verlaufs- bzw. Schlusskursen.

Schalterpreisein Euro	16.9.
	Ankauf	Verkauf
1 kg Gold	116548,40	123557,10
1 oz Krügerrand	3615,60	3822,80
1/2 oz Krügerrand	1807,80	2015,00
1/4 oz Krügerrand	903,90	1026,30
1/10 oz Krügerrand	361,60	418,00
1 oz Britannia	3615,60	3879,30
1/2 oz Britannia	1807,80	1996,10
1/4 oz Britannia	903,90	1016,90
1/10 oz Britannia	361,60	400,90
20 Mark W. II	833,30	1128,40
20 Fr. Vreneli	675,00	731,20
2 Rand	850,90	895,20
1 Österr. Dukat	400,20	437,70
50 Chile Pesos	1063,70	1141,20
1 kg Silber	1695,10	2305,86
1 oz Maple Platin	1425,00	1972,19

*=Vortag, Quelle: Degussa Goldh., Endkundenpreise

„Lateinamerika verfügt über eine breite Rohstoffbasis“

Leonard Kwan kommt als Portfoliomanager für Schwellenländer viel herum. Im Gespräch verrät er, wo er Chancen für Anleger sieht und wo schwarze Schwäne auftauchen könnten, die Investments zunichte machen.

Von Archibald Preuschat, Frankfurt

Die Zeiten niedriger Zinsen sind vorbei – zumindest vorerst. Für Anleger in Schwellenländeranleihen eröffnet das Chancen, sagt Leonard Kwan. Im globalen Vergleich seien die Gesamtrenditen inzwischen wieder attraktiv. Bei Anleihen mit potentieller Investment-Grade-Qualität seien Renditen von sechs bis sieben Prozent zu erzielen. „Der Ausgangspunkt ist, dass die Gesamtrenditen attraktiv sind“, sagt der Fondsmanager, dessen Arbeitgeber T. Rowe Price mit einem verwalteten Vermögen von 1,87 Billionen Dollar zu den international 25 größten Assetmanagern gehört. „Das ist für die meisten Anleger auf längere Sicht interessant“, sagt Kwan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Dabei müsse ein Anleger nicht zwingend auf sinkende Zinsen setzen. Wer wegen der amerikanischen Fiskalpolitik oder einer möglicherweise weiter restriktiven Geldpolitik der Federal Reserve mit höheren Zinsen rechne, könne sich auf kürzere Laufzeiten konzentrieren. Im mittleren Bereich der Zinskurve seien weiterhin Renditen von fünf bis sechs Prozent möglich.

„Wenn Sie wegen fiskalischer Bedenk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oder wegen möglicher weiterer Zinserhöhungen der Fed besorgt sind, können Sie ein kürzeres Durationsprofil beibehalten“, sagt Kwan. Im fünf- bis sechsjährigen Bereich ließen sich weiterhin fünf bis sechs Prozent verdienen. Gerade darin liege ein Vorteil festverzinslicher Anlagen: Die Laufzeiten ließen sich an die Einschätzung des Zinsumfelds anpassen.

Besonders zuversichtlich ist Kwan derzeit für Lateinamerika. Mexiko, Brasilien und Kolumbien profitierten von einer Welt, in der Energie- und Rohstoffpreise erhöht blieben. „Wir sind derzeit eher von Südamerika und Lateinamerika überzeugt“, sagt der Fondsmanager. Die Region profitiere aus seiner Sicht von den höheren Energie- und Rohstoffpreisen. Kriege und geopolitische Spannungen führten häufig dazu, dass Sachwerte wie Öl, Gas, Metalle und andere natürliche Ressourcen stärker in den Blick rückten. Die Unsicherheit rund um wichtige Handels- und Transportrouten verstärke diesen Effekt.

Lateinamerika verfüge über eine breite Rohstoffbasis. Brasilien habe nicht nur Öl, sondern auch eine bedeutende Landwirtschaft und große Vorkommen an Metallen. Mexiko und Kolumbien seien ebenfalls Ölproduzenten, während Chile und Peru über umfangreiche Kupfervorkommen verfügten. Das sei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Ausbau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relevant. „Die Rechenzentren und die dazugehörige Infrastruktur benötigen große Mengen an Strom, Kupfer und weiteren Metallen. Ein Teil dieser Nachfrage kommt den rohstoffreichen Schwellenländern zugute“, begründet Kwan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Hinzu komme, dass sich der politische Zyklus in einigen Ländern verändert ha-

Rohstoffe und Landwirtschaft: Erntemaschinen auf einem brasilianischen Sojafeld Foto AFP

be. In Chile und Kolumbien seien Mitterrechts-Kräfte zuletzt stärker geworden. „In Ländern wie Chile und Kolumbien hat sich der politische Zyklus in gewisser Weise verändert“, sagt Kwan. Mitterrechts-Kandidaten seien zuletzt stärker als linksorientierte Bewerber aufgetreten. Das könne die finanzielle Lage und die Investitionsbedingungen verbessern, sofern die neuen Regierungen für mehr Haushaltsdisziplin und verlässliche Rahmenbedingungen sorgten.

Zugleich lägen die Länder geographisch weit entfernt von den Kriegen im Nahen Osten und in der Ukraine. Ihre Nähe zum 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sraum sei ein weiterer Vorteil. Die hohen Ausgab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für Infrastruktur, Verteidigung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rzeugten eine Nachfrage, die über die Rohstoffmärkte bis nach Lateinamerika ausstrahlen könne.

Asien wiederum könne in einem Portfolio eine defensivere Rolle übernehmen. „Wenn die Risikobereitschaft abnimmt, ist Asien in der Regel der qualitativ hochwertigere und weiter entwickelte Teil des Schwellenländeruniversums“, sagt Kwan. Die höhere Kreditqualität mache die Region defensiver für ein Portfolio.

Eine weitere interessante Region sei Zentralasien. Kasachstan verfüge über Öl, Usbekistan über Bergbau- und Goldvorkommen, zudem spiele Uran eine wichtige Rolle. „Sie sitzen tatsächlich auf einem der größten Goldvorkommen der Welt“, sagt Kwan über die Region. In einer Welt, in der Staaten ihre Energieversorgung diversifizieren wollten, könne auch die Kernenergie an Bedeutung gewinnen. „Atomkraft ist in dieser Zeit, in der man seine Energieressourcen diversifizieren will, eine Option.“

Auch eine Neuordnung der Handelswege könne Zentralasien stärken. Die Unsicherheit über maritime Engpässe und die Verwundbarkeit einzelner Transportrouten dürfte China dazu bewegen, seine Landverbindungen durch Zentralasien, den Nahen Osten und weiter nach

Europa auszubauen. „Es wird erhebliche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in Zentral-asien geben“, sagt Kwan. Der sogenannte mittlere Korridor – also Handelsverbind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unter Umgehung russischer Routen – könnte dadurch an Bedeutung gewinnen. Die dafür nötigen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würden wiederum die Nachfrage nach Rohstoffen und Dienstleistungen in der Region erhöhen.

„Auch die Golfstaaten passen sich an die veränderte geopolitische Lage an“, sagt Kwan. Häfen außerhalb der Straße von Hormus, zusätzliche Pipelines und alternative Exportwege könnten die Abhängigkeit von einem einzigen Engpass verringern. Saudi-Arabien etwa arbeite seit Langem daran, Öl auch über Routen an der Westküste der Arabischen Halbinsel ausführen zu können. Solche Projekte seien kostspielig, zeigten aber, wie Staaten auf geopolitische Risiken reagierten – und wie daraus neue Investitionsmöglichkeiten entstehen könnten.

Die höheren Renditen in den Schwellenländern seien allerdings kein Geschenk. Sie spiegelten politische und fiskalische Risiken wider. „Die Anleiherenditen in Brasilien liegen in der Größenordnung von vierzehn Prozent, was sehr, sehr hoch ist“, sagt Kwan. Daran lasse sich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erkennen, dass die Bedenken hinsichtlich der Fiskalpolitik schon in den Kursen enthalten seien.

Argentinien etwa habe in der Vergangenheit wiederholt seine Auslandsschulden umstrukturieren müssen. Das aktuelle Umfeld sei dennoch günstiger geworden. „Argentinien hat einen politischen Kurswechsel von links nach rechts erlebt“, sagt Kwan. Das Land profitiere zu dem erheblich vom derzeitigen Energieumfeld. „Vor allem die Schieferöl- und Schiefergasformation Vaca Muerta kann sich zu einer wichtigen Einnahmequelle entwickeln, was auch vorteilhaft für die Staatsfinanzen ist. Zudem bieten Metalle und Lithium zusätzliche Chancen für das Land und auch die Konsolidierung der Staatsfinanzen“, sagt Kwan.

Peru und Kolumbien hätten sich zuletzt politisch in Richtung Mitte oder Mitte-rechts bewegt. In Mexiko habe Präsidentin Claudia Sheinbaum im Umgang mit Donald Trump Geschick bewiesen. „Sie versteht es, amerikanische Bedenken frühzeitig aufzugreifen und di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stabil zu halten. Ob ihr das dauerhaft gelingt, muss sich allerdings noch zeigen“, urteilt Kwan.

Venezuela könne eine solche Überraschung darstellen. Auch Kuba müsse man im Blick behalten, weil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dort ihre Interessen zuletzt deutlicher artikuliert hätten. Aus Sicht der Weltwirtschaft wäre ein Konflikt in der Karibik vermutlich weniger folgenreich als eine Eskalation mit Iran, die regionale Entwicklung könnte jedoch an die Erfahrungen mit Venezuela erinnern.

„Das weitreichendste Szenario wäre allerdings ein Konflikt zwische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Europa um Grönland“, sagt Kwan. Diesen kann er sich aber selbst nur schwer vorstellen. Sollte es dennoch dazu kommen, wären die Folgen für Dänemark, Skandinavien und die europäischen Märkte erheblich. Vor allem aber würde ein solcher Schritt die transatlantische Allianz in ihrem Kern erschüttern, gibt Kwan zu bedenken.

Die Reaktion der Märkte könnte über Europa hinausgehen. „Wenn man bereit ist, eine solche Aktion gegen einen engen Verbündeten zu beginnen, ist unklar, wie man weiterhin definiert, wer Freund und wer Feind ist“, sagt Kwan. Anleger könnten daraus den Schluss ziehen, dass amerikanische Vermögenswerte politisch weniger verlässlich seien. Eine ähnliche, wenn auch keineswegs vergleichbare Reaktion habe man nach dem sogenannten „Tag der Befreiung“ beobachtet: Der Dollar gab nach, amerikanische Anleihen gerieten unter Druck, und Investoren diversifizierten stärker weg von US-Vermögenswerten.

Der amerikanische Aktienmarkt sei zwar weiterhin stark – stärker als die europäischen Börsen. Das lasse sich jedoch mit der fiskalischen Expansion und der Kursphantasie rund um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rklären. „Bei den global besonders sensiblen Anlageklassen, also bei Anleihen und Währungen, ist bereits eine vorsichtigere Haltung zu erkennen“, urteilt der Anleiheexperte mit mittlerweile drei Jahrzehnten Berufserfahrung. Ein offener Konflikt zwische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Europa wäre ein schwarzer Schwan im eigentlichen Sinn. Es gebe viele Gründe, Vernunft wie institutionelle Interessen, warum dieses Szenario nicht eintreten sollte. „Gerade deshalb bleibt es eine Aufgabe langfristiger Anleger, auch das Undenkbare zumindest in die Risikobetrachtung einzubeziehen“, sagt Kwan.

STANDPUNKT

Warum KI-Gewinne nach mehr aussehen, als sie sind

Von Björn Heissenberger

Nach den von Factset erfassten Analystenschätzungen dürfte der Gewinn der Unternehmen des S&P 500 in diesem Jahr um 30 Prozent steigen. Ein großer Teil dieser Gewinnstärke beruht jedoch auf einem zeitlichen Bilanzierungseffekt. Verkauft ein Hersteller Server, Halbleiter oder Rechenzentrumstechnik, verbucht er Umsatz und Marge sofort. Auch beim Käufer fließt das Geld sofort ab. In dessen Gewinnrechnung erscheint die Investition jedoch nicht als Aufwand, sondern verteilt sich über mehrere Jahre als Abschreibung. So kassiert der S&P 500 die Gewinne des KI-Booms heute, während ein großer Teil der Belastung erst nach und nach sichtbar wird. Die Gewinnrechnung zeigt damit vor allem die Sonnenseite des KI-Booms. In den freien Mittelflüssen (Cashflow) sieht das anders aus. Dort lassen sich Investitionen nicht über Jahre verteilen. Liquide Mittel fließen ab, wenn das Geld auch tatsächlich ausgegeben wird. Vom erwarteten Gewinnsprung um 30 Prozent bleibt dort nur ein Wachstum im niedrigen einstelligen Bereich übrig. Der Gewinn des S&P 500 sieht deshalb besser aus, als es die Mittelflüsse hergeben. Auch das Kurs-Gewinn-Verhältnis lässt den Index damit günstiger

dex damit günstiger erscheinen.

Besonders drastisch zeigt sich die Diskrepanz zwischen Gewinnen und Mittelfluss bei den fünf großen „Hyperscalern“. Nach Schätzungen von Vi-

sible Alpha soll ihr Nettogewinn in diesem Jahr um 25 Prozent steigen. Ihr freier Cashflow aber soll gleichzeitig um 91 Prozent auf rund 16 Milliarden Dollar fallen. Einer halben Billion Dollar Gewinn stehen damit gerade einmal 16 Milliarden Dollar freier Cashflow gegenüber. Open

Enttäuscht die Monetarisierung von KI, geraten die Margen unter Druck.

AI, die KI-Sparte von SpaceX sowie viele Start-ups schreiben hohe Verluste, geben aber große Summen für KI-Infrastruktur aus. Ihre Ausgaben erzeugen bei den im Index notierten Verkäufer-Unternehmen Umsatz und Cashflow. Der Verlust von Open AI und Co. fällt dagegen außerhalb des Index an. Ohne diese Mechanik sähe das Cashflow-Wachstum des S&P 500 noch niedriger aus.

Verdienen die Hyperscaler mit KI künftig mehr, als sie zusätzlich investieren müs-

sen, kann sich ihr freier Mittelfluss wieder erholen. Allerdings dürfte ein wachsender Teil dieser Investitionen dauerhaft wiederkehren. Der Schwerpunkt des KI-Ausbaus verschiebt sich zunehmend von langlebigen Gebäuden auf kurzlebigere Server und andere Rechen-Hardware, die regelmäßig ersetzt werden muss. Entscheidend ist deshalb nicht nur, welche zusätzlichen Umsätze KI erzeugt, sondern wie viel laufend investiert werden muss, um diese Umsätze überhaupt aufrechtzuerhalten. Selbst im günstigen Fall kann ein nachlassendes Investitionstempo das Wachstum der Chiphersteller bremsen. Enttäuscht die Monetarisierung von KI und werden Budgets gekürzt, geraten die Umsätze und Margen der Hersteller unter Druck. Die Gewinne des KI-Booms sind nicht erfunden. Ein Teil ist jedoch ein Vorschuss auf die Erwartung, dass die heutigen Investitionen künftig ausreichend hohe Kapitalrenditen erwirtschaften. Tritt das nicht ein, wird die Gewinnrechnung die schlechte Nachricht erst nach und nach zeigen. Im Cashflow selbst sieht man die Rechnung schon heute.

Der Autor ist Gründer und Vorstandschef der Heissenberger Vermögensverwaltung AG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Was aus den Ölkrisen zu lernen ist

Zu „Benzinpreise steigen nach Huthi-Vormarsch“ (F.A.Z. vom 14. September): Politischer Aktionismus ist die falsche Antwort auf die stark gestiegenen Preise für Mineralölprodukte. Bei Festlegung des geforderten Spritpreisdeckels spürbar unter dem Marktpreis könnten Versorgungsstörungen eintreten, sofern der Staat die Differenz nicht ausgleicht. Zudem schwächt das Instrument – ebenso wie ein Tankrabatt – die Lenkungswirkung der Preise und lässt Zielgenauigkeit bei der Entlastung der Verbraucher vermissen. Die Erhebung einer „Übergewinnsteuer“, ebenfalls von Politikern der Linken und der SPD befürwortet, wäre mit einer Schwächung des Wirtschaftsstandortes Deutschland verbunden. Die Unsicherheit für Investoren – auch aus dem Ausland – würde vergrößert, da sie jederzeit mit einer Sondersteuer zu rechnen hätten.

Sinnvolle Entlastungen für die Verbraucher wären eine stärkere Senkung der Einkommensteuer auf niedrige und mittlere Einkünfte als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beschlossen sowie die dauerhafte Reduktion der Stromsteuer für alle Verbraucher auf das europarechtlich zulässige Mindestniveau. Die letztgenannte Maßnahme würde zudem die Sektorenkopplung begünstigen, also den auch klimapolitisch erwünschten verstärkten Einsatz von Strom im Verkehr und im Wärmemarkt. Der dadurch bewirkte Rückgang des Ölverbrauchs ließe zumindest mittelfristig auch eine Dämpfung der Ölpreise erwarten.

Statt marktwirtschaftsfremde Instrumente in Erwägung zu ziehen, wäre es sinnvoll, zunächst mehr Transparenz über die Fakten herzustellen. Dazu gäbe es Möglichkeiten, von denen in den Energiekrisen der 1970er-Jahre Gebrauch gemacht worden war. So hatte in der damaligen sozialliberalen

Koalition das FDP-geführte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in der Ölkrise 1973/74 mit der Mineralölindustrie auf freiwilliger Basis das „Nationale Informationssystem“ (NIS) zur Verbesserung der Information der Bundesregierung über den deutschen Ölmarkt vereinbart. Das zu dieser Zeit eingeführte System bestand aus regelmäßigen Meldungen über die Preise für Mineralölprodukte auf dem Inlandsmarkt (Verbraucher, Großhandel, ab Raffinerie) sowie die Rohölversorgungskosten, die Importpreise für Mineralölerzeugnisse, die wesentlichen Kostenelemente im Bereich Verarbeitung und Vertrieb, die Nettoerlöse nach Hauptprodukten und die Ergebnisrechnung.

Ergänzt wurde dieses System, indem eine Übersicht zur Ergebnisrechnung der Unternehmen für den Bereich Mineralölverarbeitung und -vertrieb eingeführt wurde. Außerdem wurden die erzielten Margen kenntlich gemacht. Diese Daten waren von allen in Deutschland tätigen Raffineriegesellschaften erfasst worden. Anfang 1979 hatte da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eine Vereinbarung mit der Mineralölindustrie erzielt, die es ermöglicht hatte, die abgefragten Daten in aggregierter Form zu veröffentlichen. Mit dieser Aufgabe war damals das Energiewirtschaftliche Institut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EWI) betraut worden. Damit konnte ein wichtiger Beitrag zur Erhöhung der Transparenz der Ertragssituation auf dem Mineralölmarkt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geleistet werden. Gleichzeitig hatte dieses System einer Überreizung bei der Preisgestaltung durch die Unternehmen wirksam entgegengewirkt.

Das Risiko der CDU

Jasper von Altenbockums Leitglosse „Stärke und Schwäche der Rechts-populisten“ (F.A.Z. vom 15. September) legt mit seinem Schwedenvergleich nahe, dass Deutschlands Sonderweg im Umgang mit Rechts-populisten die AfD eher stärkt als schwächt. Da die FDP nicht im Bundestag vertreten ist und die Union ein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AfD ausschließt, braucht die Union für eine Regierungsmehrheit die SPD. Andere Mehrheiten ohne AfD erfordern mehrere Parteien links der Mitte. Das stärkt deren Verhandlungsposition und zwingt die Union zu Kompromissen, die manche konservative Anhänger ablehnen.

Zwar nahmen viele von ihnen die Lockerung der für unantastbar erklärten Schuldenbremse zähneknirschend hin. Doch diese Bereitschaft ist nicht unbegrenzt. Rückt die Union zu weit nach links, kann der Unmut über ihren Kurs die Sorge vor einem Erstarken der AfD überwiegen.

Altenbockum zeigt einen anderen Weg auf: Als Zaungast kann eine

PROFESSOR DR. HANS-WILHELM SCHIFFER, KÖLN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 mit markigen Worten pauschale Systemkritik betreiben. Muss sie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gilt der „Pragmatismus des Konkret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hatten seit 2022 die konservativ-liberale Minderheitsregierung gestützt; 2026 wollten sie vom Mehrheitsbeschaffer ins Kabinett wechseln. Doch ihr Stimmenanteil sank nach dem vorläufigen Ergebnis erstmals seit ihrem Reichstagseinzug 2010. Auch der schwedische Politikkommentator Mats Knutson vermutet, die Partei habe sich für dieses Ziel pragmatischer und weniger radikal gezeigt. Das habe womöglich nicht allen bisherigen Wählern gefallen.

Die Brandmauer bewahrt die AfD vor dieser Bewährungsprobe. Sachbezogene Zusammenarbeit sollte deshalb zumindest in den Kommunen kein Tabu sein. Dort würde sich zeigen, ob die AfD konkrete Lösungen liefert oder – wie die Schwedendemokraten – nur mit Wasser kocht.

MICHAEL PFEIFFER, NEUHAUSEN AUF DEN FILDERN

Das Risiko der Normalisierung

Im Kommentar von Jasper von Altenbockum („Stärke und Schwäche der Rechtspopulisten“, F.A.Z. vom 15. September) zeigt sich ein problematischer Trend der aktuellen Debatte: die vorzeitige Kapitulation vor der Normalisierung des Rechtspopulismus. Der vorgeschlagene „Pragmatismus des Konkreten“ tarnt sich als nüchterne Realpolitik, ist jedoch hochgradig riskant.

Es ist ein qualitativer Unterschied, ob eine Demokratie unter dem brutalen Zwang einer echten parlamentarischen Alternativlosigkeit neue Wege gehen muss oder ob intellektuell bereits im Vorfeld der Boden dafür bereitet wird. Letzteres ist kein Pragmatismus, sondern ein vorauseilender Verzicht auf politische Prinzipien. Damit wird genau jene Relativierung befeuert, die radikalen Kräften den Weg in die Institutionen ebnet.

Die Annahme, dass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Rechtspopulisten automatisch „entzaubert“, ist empirisch gelinde gesagt gewagt und ignoriert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Unsere Verfassung wurde als „wehrhafte Demokratie“ konzipiert, eben weil ma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rlebte, wie fatal der Glaube an die Einbindung und Zähmung radikaler Kräfte war.

Der europäische Vergleich (wie Schweden oder Italien) vernachlässigt zudem, dass dort oft bereits eine tiefe institutionelle Erosion stattfindet. Deutschland sollte keinen „Sonderweg“ um des Sonderwegs willen gehen, sondern aus historischer Einsicht. Den Schutzwall der Abgrenzung ohne Not einzureißen, ist kein Pragmatismus, sondern staatspolitische Fahrlässigkeit.

ENGELBERT HEIMBURGER, FRANKFURT AM MAIN

Gebt den Menschen Hoffnung!

Zu „Merz und Marx“ (F.A.Z. vom 9. September): Simon Strauß wundert sich, dass Merz nach dem Debakel nicht angekündigt habe, von Brandmauer, Reform- und Rüstungspolitik oder gar eigener Kanzlerschaft zu lassen. Ich wundere mich, dass Merz noch immer nicht begriffen zu haben scheint, dass die Leute erstens von ihm erwarten, dass er Reformen vorantreibt, und zwar zügig und gerecht. An erster Stelle wäre da die Klimapolitik zu nennen – und nicht diese Nebenschauplätze, die Simon Strauß in seiner Aufzählung erwähnt. Merz hält die Wähler für unterbelichtet, als wüsste nicht fast jeder, was die Stunde geschlagen hat.

Dürre und Sintfluten brennen den Leuten unter ihren Nägeln, sie wollen aber nicht die Einzigen sein, die sich einschränken müssen. Wie wäre es mit einem Tempolimit innerorts von 30 Kilometern pro Stunde? Gerecht, weil es die Vermögenden genauso träfe. Und zweitens bräuchte Merz eine attraktive Erzählung der Zukunft, eine, die den Menschen Hoffnung einimpft. Sein vorwurfsvolles Gerede vom „Ärmelaufkrempeln“ dagegen stiftet nur Frustration.

Und jetzt gibt er sich auch noch überrascht davon, dass die Leute „emotional“ wählen. Für was waren noch mal die Luftballons, Kugelschreiber und Blumensamen gedacht, die auch die CDU seit Jahrzehnten an ihren Wahlständen bereithält?

DR. LARS MEINHARDT, WARD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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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FlexZins TF	€'	983,06/983,06	-1,10
DekaGlobAktLRCF(A)	€'	281,08/270,92	-1,30
Deka-Indust 4.0 CF	€'	265,92/256,31	-6,28
Deka-Indust 4.0 TF	€'	239,11/239,11	-6,34
Deka-Lifestyle CF	€'	87,35/84,19	-4,12
Köln Str.Chance	€'	86,21/84,52	-2,23

Köln Str.Ertrag	€*	45,67/44,77	-1,84
Köln Str.Wachstum	€*	48,58/47,63	-2,20
KölnStr.Chance+	€*	76,07/74,58	-2,36
UnterStrat Eu CF	€*	195,49/188,42	-4,15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BaAZSt off 25	€-	135,72/133,06	-2,01
Deka-PB Wert 4y	€-	114,88/111,53	-1,53
Deka-PfSel ausgew	€-	130,84/127,03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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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PfSel moderat	€-	108,44/106,31	-1,85
DekaStruk.5Chance	€-	246,29/241,46	-1,89
DekaStruk.5Chance+	€-	398,60/390,7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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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Struk.5Wachst.	€-	120,58/118,22	-2,08
Hamb Stiftung D	€-	1006/986,03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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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pa TrendKonz P	€-	92,11/88,57	-1,20
Haspa TrendKonz V	€-	99,80/95,96	-0,99
LBBW Bal. CR 20	€-	46,06/45,16	-2,21
LBBW Bal. CR 40	€-	56,02/54,92	-2,31
LBBW Bal. CR 75	€-	80,96/79,37	-2,69
Priv BaPrem Chance	€-	222,87/210,2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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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E Zins Global P€	€ 134,65/132,01	-1,28
DJE-Asien PA€	€ 255,40/243,24	-0,84
DJE-Concept PA	€ 166,03/158,12	-1,02
DJE-Div&Sub P	€ 756,37/720,35	-1,34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der Anteilspreise von Qualitätsfonds -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DJE-Europa PA	€ 526,07/501,02	-1,84
DJE-Gold&Ressou PA	€ 353,24/336,42	3,55
DJE-Gold&Stabfd PA	F 165,76/157,87	-1,72
DJE-Mittel&Innov PA	€ 177,29/168,85	-3,72
DJE-Multi Ass&Tre	€ 372,80/358,46	-2,29
DJE-Sht Term Bd PA	€ 112,82/111,70	-0,92
DJE-Zins&Divid PA	€ 192,75/185,34	-1,73
FMM-Fonds	€ 90,17/85,88	-1,02

DWS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5,01/33,34	-3,14
grundb. europa RC	€	35,12/33,45	-3,15
grundb. Fok Deu RC	€	50,38/47,98	-2,51
grundb. Fokus D IC:	€	50,70/48,29	-2,50
grundb. global IC:	€	46,10/43,9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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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ds Direkt Sicav

Skyline Dynamik

€ 363,54/3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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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NESSGLOBAL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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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quity Inc	€*	/20,0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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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Tel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HWB Pf. Plus CHF	F*	74,42/74,42	-1,87
HWB Pf. Plus R	€*	122,04/122,0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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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B Vict.Str.Pf. R	€*	1431/1431	-1,13
HWB Vict.Str.Pf. V	€*	1432/1432	-1,13

IFM Independent Fund Management AG

ACATIS FV Akt.GI. €* 300,85/286,53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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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Cities € 59,09/56,0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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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enSelect A	€·	206,08/196,27	-2,35
Dividende A	€·	87,51/83,34	-3,63
ERGO Vermög Ausgew€	€·	67,49/64,58	-2,06
ERGO Vermög Flexi	€·	73,19/69,70	-2,13
ERGO Vermög Robust €	€·	55,24/53,12	-1,81
EuroBalance	€·	78,64/75,62	-3,40
EuroErtrag	€·	71,53/69,1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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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Invest A	€·	163,18/155,41	-1,05
EuroKapital	€·	71,68/68,27	-3,32
EuroRent A	€·	28,05/27,10	-1,67
GlobalAktien	€·	88,01/83,82	-4,36
GlobalBalance DF	€·	89,71/86,26	-1,99
GlobalChance DF	€·	112,63/107,27	-2,83
ProInvest	€·	322,89/307,51	-4,69
ReturnSelect A	€·	58,56/56,85	-2,03
VermAnlage Komfort	€·	71,17/68,76	-1,10
VermAnlage Ret A	€·	90,59/87,11	-1,79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45,81/44,0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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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Fonds I Nach €* /146,70 -0,26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211,4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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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vestment

www.union-investment.de Tel. 069 589 98-6060

PrivFd:Kontr.	€*	145,31/145,31	-1,27
PrivFd:Kontr.pro	€*	216,31/216,31	-1,09
UniDeutschl.XS	€*	181,23/174,26	-5,56
UniESG Aktien DeuA	€*	337,06/321,01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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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avorit: Aktien	€*	331,35/315,57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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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Geldmarktfds	€*	47,80/47,80	0,15
UniRak	€*	161,32/156,62	-2,42
UniRak Konserva A	€*	122,28/119,88	-2,28
UniRak -net-	€*	84,57/84,57	-2,45
UniStrat: Ausgew.	€*	89,62/87,0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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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FairWorldFonds	€*	59,79/58,33	-2,67
PrivatFonds: ESG	€*	58,66/58,6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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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lobal Div-netA	€*	136,27/136,27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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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pti4	€*	99,34/99,34	0,00
UniRak ESG A	€*	107,49/104,36	-2,37
UniRak ESG net A	€*	101,75/101,7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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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Rak KonESG netA	€*	108,43/108,4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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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lmmo:Dt.	€*	96,57/91,97	0,01
Unilmmo:Europa	€*	48,47/46,16	0,09
Unilmmo:Global	€*	41,35/39,38	0,00

Universal Investment

Degussa Univ.Rent €* 66,90/65,59 -1,36

Universal-Investment-Luxembourg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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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burg Invest

DMüller Prem Akt € €* 91,20/87,69 -1,11

W&W Asset Management Dublin

SouthEast Asian Eq €* /213,1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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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embourg Placement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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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gemeine Erläuterungen

Investmentfonds nach Kapitalanlagegesetzbuch (KAGB)

Whrg.: Währung (A = Australischer Dollar, € = Euro, F = Schweizer Franken, £ = Brit. Pfund, ¥ = Japanische Yen, P = Polnischer Zloty, S = Schwedische Krone, \$ = US-Dollar). Ausg.: Ausgab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Rückn.: Rücknahm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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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dspreise etc.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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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Nachlass bricht das Schwe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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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ht, Vertreibung, Neubeginn - eine Spurensuche

Dem inneren Schweinehund die Hand reichen

E

in aufgeschnapptes Gespräch neulich beim Laufen:

„Na, dein innerer Schweinehund hat aber nicht viel Auslauf, wir haben uns doch gesehen!“

erst gestern gesehen!“

„Nee, der ist an der kurzen Leine.“

Gelächter.

„Meinem habe ich auch einen Maulkorb verpasst.“

Viele Menschen nehmen sich vor, mehr Sport zu machen, scheitern aber am Alltag. Das muss nicht sein. Ein Achtsamkeitsexperte klärt auf.

René Träder schmunzelt. Er liebt solche Alltagsbeobachtungen. Den Resilienz- und Achtsamkeitsexperten aus Berlin mit der angenehmen Stimme kennen viele von DAK-Gesundheit-Podcastfolgen und Youtube-Impulsen. Seine Resilienz-Bücher sind Bestseller („Das Leben so: Nein! – Ich so: Doch!“). Unternehmen buchen ihn für Workshops. Und wer fühlt es nicht: Der Tag war lang. Draußen regnet es. Chips, Schokolade, Cola (gekühlt) und die neue Folge der Lieblingsserie warten. Ungünstige Voraussetzungen für das Rad, das Gym, den Lauf. Die über Jahre erworbene Reaktion auf den Müdigkeitsreiz ist Ausruhen. Fett, Zucker essen und trinken: Es stößt (kurz) gute Gefühle an. Das ist der Dreiklang auf dem Weg zu einer stabilen Gewohnheit. Wie soll die Alternative aus „rausgehen, nass werden, anstrengen“ da eine Chance haben?

Viele Menschen nehmen sich vor, mehr Sport zu machen, scheitern aber am Alltag. Die Frage an den Fachmann lautet also: Warum reicht unsere Willenskraft oft für regelmäßige Bewegung nicht aus, und welche Hilfen bieten Selbstwirksamkeit und Achtsamkeit? René Träder antwortet: „Willenskraft ist eine begrenzte Ressource. Wenn der Alltag voller Reize und Anforderungen war, kann abends die Energie für eine zusätzliche Aufgabe fehlen. Der morgendliche Plan „Ich muss Sport machen klingt nach einer weiteren Aufgabe. Wir können uns zwingen. Aber daraus wird keine gute Gewohnheit.“

Von Frank Heike, Hamburg

Der eigene Kraftspeicher, wie die Regensburger Sportpsychologin und Buchautorin Professor Petra Jansen diese Ressource bezeichnet, ist ein Gefäß von begrenzter Kapazität. Ist er leer, können

KÖRPER MIT GEIST Fitness in allen Lebenslagen: Was wir tun und was wir lassen können.

Selbstkontrolle und Aufraffen zum Sport trotz hoher Selbstwirksamkeit schwerfallen. Das ist die Theorie vom Kraftspeichermodell der Selbstkontrolle. Die Bewegung, die wir ausüben, sollte uns Freude machen. Sonst ist die Willenskraft eine kurze Brücke. Die Lösung kann sein, klein anzufangen, um Erfolge einzusammeln, die dem Gehirn signalisieren: „Ich kann mich bewegen. Ich kann mich um mich kümmern.“ Das setzt eine positive Spirale in Gang.

René Träder sagt: „Selbstwirksamkeit ist Vertrauen. Vertrauen entsteht durch Erfahrungen. Wer erlebt, dass sie oder er trotz eines stressigen Tages 15 Minuten Bewegung schafft und sich danach besser fühlt, bekommt eine konkrete Selbsterfahrung. Das stärkt die Selbstwirksamkeit. Der Muskel der Selbstwirksamkeit wächst, weil ich etwas tue, nicht weil ich es mir lediglich vornehme.“ Den täglichen Sport als Teil der To-do-Liste zu begreifen und abzuarbeiten, widerspricht dabei dem Gedanken des achtsamen Sports. René Träder erklärt: „Wenn Sport nur To-do ist, sind wir direkt beim nächsten To-do. Dann geht es schnell ums Absolvieren: wie lange noch, wie viele Bahnen oder Runden noch. Wann ist der Yoga-Kurs vorbei? Wie viele Kilo Kreuzheben im Gym? Wie viele Kalorien habe ich verbrannt? Was muss ich noch einkaufen?“

Eine achtsame Bewegung gleicht hingegen einer ausgiebigen Dusche nach dem langen Tag. Nicht nur weil es notwendig ist, duschen wir, sondern weil es gut ist, wahrzunehmen, wie Wasser prasselt, Shampoo duftet. Vielleicht verlängern wir diese Handlung sogar noch. „Achtsamkeit verändert die Haltung, die man zur Bewegung hat“, sagt Träder: „Sport kann bedeuten, das Spüren zu trainieren, nicht nur die Muskeln.“ Achtsam heißt, bei dem zu sein, was wir machen: Ich spüre Körper und Atmung, An- und Entspannung. Sport kann ein Mittel sein, aus dem Kopf in den Körper zu kommen. Das ist gerade für Menschen mit Bürojobs sinnvoll, weil sie viel Kopfstress haben, weniger Körperstress. Die Wahrnehmung dessen, was ist, ohne sie zu bewerten, ist ein zentraler Punkt bei der Achtsamkeit im Sport.

Ganz grundsätzlich, findet René Träder, gehört zur achtsamen Bewegung unbedingt die Wahl des richtigen Sports. Wähle ich Laufen ausschließlich als Mittel zum Zweck (um fit zu werden, abzunehmen, gesünder zu leben), rutsche ich ins Pflichtgefühl. Wenn das Ziel attraktiv ist, der Weg dahin aber nicht, wird mich mein innerer Schweinehund irgendwann zurück auf die Couch zwingen. Denn der Weg (Sport) wirkt nur kognitiv attraktiv, ist aber weder mit Freude noch mit Erfahrung verknüpft. „Wenn genau diese Bewegung es nicht schafft, etwas Gutes in mir auszulösen, bin ich in drei Wochen wieder bei den Chips, denn die garantieren mir ein gutes Gefühl.“

Träder rät, dem inneren Schweinehund die Hand zu reichen, ihn als Partner zu begreifen. Denn Achtsamkeit bedeutet ja, sich mehrmals am Tag selbst zu besuchen, bei sich einzuchecken, Gefühle zu spüren, sie vielleicht durch Atmung anzupassen. Zwei Wege benennt er. Zum einen: das eigene Bedürfnis sehen. Also: Ich lasse den Sport Sport sein. Ich mache den Sofa-Abend. Ich möchte mich nicht zwingen. Das ist (auch) achtsam: Ich kann es sein lassen. Und stelle mir die Frage: Wenn ich um 20 Uhr nicht mehr joggen kann, vielleicht kann ich das am nächsten Morgen tun? Oder ich plane meinen nächsten Arbeitstag so, dass ich abends weniger müde bin? Zum anderen sind sehr kleine Schritte „erlaubt“.

Ideal sind monotone Bewegungen, um Achtsamkeit und Resilienz zu kräftigen. Im Alltag liegt die Aufmerksamkeit häufig auf den Problemen, der Be- und Abwertung anderer (oder von uns selbst), der Zukunft. Achtsamkeit bedeutet, wahrzunehmen, was ist – ohne drauf reagieren zu müssen: Es kommt ein Gedanke, den lasse ich ziehen. Ich nehme den Reiz wahr, aber ich muss ihm nicht folgen: „Meine Beine sind schwer.“

Das heißt auch, wir ärgern uns auch nicht darüber, dass wir in der Vergangenheit zu wenig Sport getrieben haben. Wir bewerten das also nicht. Wir können die Dinge akzeptieren, wie sie sind. Das macht stressresistenter im Alltag. Die Sportpsychologin Petra Jansen erinnert daran, dass andere Techniken der Entspannung, wie das Musikhören oder das Videoschauen, die Aufmerksamkeit von den eigenen Körpersignalen ablenken. „Sie erschweren langfristig ihre Wahrnehmung.“ Schon kleine bewusste Übungen können zu achtsamen Handlungen werden – konzentriert geschnürte Laufschuhe zum Beispiel. Auch dem großen Begriff der Meditation kommt man so bei, erklärt Träder: „Meditation bedeutet lediglich, in der Gegenwart zu sein, indem man die Aufmerksamkeit bewusst auf die aktuelle Ebene richtet. Drauf konzentrieren, Stufen zu steigen. Bewusst. Meditation ist Trainieren der Gegenwart. Der Sport ist die Meditation.“

Auch hier gibt es kein erlaubt/verboten-Gegensatzpaar. Oft hilft Ausdauersport beim Sortieren von Gedanken. Was sage ich der Chefin? Was besser nicht? Ist der Herbsturlaub finanziell möglich – und nötig? Durch körperliche Bewegung wird mentale Bewegung angestoßen. „Das war dann vielleicht wenig meditativ, denn man war nicht beim Vogelgezwitscher, der Atmung, dem Knirschen der Schuhe. Aber innere Schubladen wurden aufgezogen. Es wurde sortiert“, sagt Träder. In manchen Achtsamkeits-Traditionen ist die Praxis der Freundlichkeit prominent. Die Freundlichkeit kann während des Work-outs trainiert werden: „Danken Sie sich selbst dafür, dass Sie heute dieses Work-out machen. Versuchen Sie dabei, ganz bei sich zu bleiben und ganz bewusst den Vergleich mit anderen aufzugeben“, rät Professorin Jansen. Allemal „erlaubt“ ist es dann, sich nach Abschluss der Einheit mit einem Auf-die-Schulter-Klopfen zu loben. Oder/und mit einem lauten „Yes!“.

Drei Übungen zum achtsamen Sport

■ Die Ein-Minuten-Bewegung

Im Laufe des Tages eine Minute bewusst bewegen. Treppen gehen, strecken, zum Supermarkt spazieren. Ohne Handy oder Kaffee in der Hand. Eine Minute lang die Aufmerksamkeit auf die Bewegung lenken – wie nehme ich meinen Körper wahr? Nur in die Beine spüren, zum Beispiel. Eine kleine achtsame Bewegungseinheit, um mit sich in Kontakt zu kommen, die Gedanken zurückzuholen.

Der achtsame Kilometer

Solange ich diesen Kilometer gehe, laufe oder fahre, konzentriere ich mich auf drei Aspekte: Wie ist meine Atmung gerade? Was nehme ich an mir wahr, was kribbelt, was scheuert, wo wird etwas warm oder kalt? Was nehme ich in meiner Umgebung wahr (Vogelgezwitscher, Motorbrummen, Kinderstimmen)? Man darf zwischen den drei Einheiten springen.

Der Vorher-Nachher-Check

Vor der Einheit schaue ich auf einer Skala von null bis zehn, wie gestresst oder angespannt ich gerade bin: Wie fühle ich mich? Null steht für schlecht, zehn für ausgezeichnet. Ich checke bei mir ein. Die gleiche Frage stelle ich nach der Einheit wieder. Ohne den Zwang, dass jetzt etwas besser geworden sein muss. Ich springe also nicht in die Aktivität rein und wieder raus, sondern checke bewusst bei mir ein und wieder aus.

Versprechen gehalten US-Open-Sieger Zverev startet bei Davis Cup

FRANKFURT. Von New York in die ostwestfälische Provinz, vom US-Open-Finale zur zweiten Qualifikationsrunde im Davis Cup: Alexander Zverev hat sein Versprechen gehalten, er schlägt am Wochenende für die deutsche Tennisauswahl auf. Mit reichlich Rückenwind reist der frischgebackene Grand-Slam-Sieger nach Halle – und kann dort ein weiteres Karriereziel ins Visier nehmen. „Wir freuen uns sehr, dass Alexander trotz der großen körperlichen Belastung nach dieser außergewöhnlichen Grand-Slam-Saison und seinem US-Open-Triumph zu unserem Heimspiel nach Halle kommt“, sagte Deutschlands Davis-Cup-Kapitän Michael Kohlmann vor dem Vergleich mit Kroatien.

Zverev selbst hatte seine Teilnahme nach seinem zweiten Grand-Slam-Erfolg am vergangenen Sonntag zunächst offengelassen. Er habe „große Lust“ zu spielen, sein Team würde ihm allerdings davon abraten, hatte der 29-Jährige nach seinem Sieg im Endspiel gegen den US-Amerikaner Ben Shelton gesagt. Nun hat sich Zverev nach kurzer Bedenkzeit für den Einsatz entschieden. Und das, obwohl ihm für ein weiteres Karriereziel etwas Ruhe gewiss guttäte. Platz eins in der Weltrangliste winkt, der Italiener Jannik Sinner ist für Zverev nicht mehr weit entfernt. Bislang stand in Boris Becker (1991 für zwölf Wochen) erst ein Deutscher an der Spitze des Männer-Rankings. „Das ist ein tolles Zeichen für unsere Mannschaft und die deutschen Tennisfans“, sagte Kohlmann. Gemeinsam mit Yannick Hanfmann, Daniel Altmaier sowie dem Erfolgsdoppel Kevin Krawietz/Tim Pütz trifft Zverev am Samstag und Sonntag in Halle auf Außenseiter Kroatien. sid

In Kürze

Athleten ohne Herber

Die Athletenvereinigung Athleten Deutschland e.V. muss ihre Geschäftsführung neu besetzen. Wie der Verein mitteilte, beendet Johannes Herber seine Tätigkeit als Geschäftsführer nach acht Jahren im kommenden Sommer. Herber, früherer Basketballprofi und Nationalspieler, habe seine Entscheidung am vergangenen Samstag im Rahmen der Mitgliederversammlung verkündet. Er sei stolz darauf, dazu beigetragen zu haben, dass sich Athleten Deutschland als „starke Stimme für die Rechte und Interessen von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etabliert“ habe, wird Herber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zu seinen Plänen zitiert. F.A.Z.

Formel 1 kreist in Türkei

24 Rennen, mehr Sprints und zwei neue Strecken: Im Formel-1-Kalender für 2027 machen Barcelona/Spanien und Zandvoort/Niederlande für Portimão/Portugal (20. Juni) und Istanbul/Türkei (3. Oktober) Platz. In Deutschland findet wie erwartet kein Rennen statt, daran wird sich vorerst auch nichts ändern. Die Anzahl der Sprintrennen steigt von sechs auf zehn, die Formel 1 begründete diesen Schritt mit dem „kontinuierlichen Erfolg und der hohen Nachfrage“. In Bahrain, Australien, Japan, Monaco und Abu Dhabi finden erstmals Sprintrennen statt. Die Saison 2027 soll am 14. März in Bahrain beginnen. sid

Der Universalkönner im deutschen Volleyballteam

Erik Röhrs steht für die neue Variabilität der deutschen Volleyballer – bei der laufenden EM ebenso wie bei der Karriereplanung

FRANKFURT. Nach einer anspruchsvollen Vorrunde mit vier Siegen aus fünf Partien binnen sechs Tagen bei der Volleyball-Europameisterschaft kam der Ruhetag am Spielort Cluj Napoca in Rumänien für Erik Röhrs ganz recht. „Mal eine halbe Stunde am Pool in der Sonne liegen“, so lautete sein Plan für den Mittwochnachmittag, „den Kopf runterfahren.“

Wobei der Programmpunkt „Ausspannen“ für ihn auch nicht komplett zeitfüllend angesetzt war. Krafttraining gehörte ebenso zur Tagesordnung, was Röhrs als „ziemlich wichtig“ erachtet. Dazu eine kleine technische Einheit mit Balltouches und Annahmen. Routinen, die zum Volleyball-Handwerkszeug gehören und immer, immer wieder gefestigt werden müssen.

Erik Röhrs spielt bei dieser EM eine tragende Rolle innerhalb des deutschen Volleyball-Nationalteams. Üblicherweise agiert der Fünfundzwanzigjährige als Außenangreifer. Durch den Ausfall von Altstar Georg Grozer ergab sich allerdings eine Lücke auf der Diagonalposition – die nun Röhrs als Universalkönner neu zu interpretieren versucht.

„Es ist nicht meine Stammposition“, sagt er über sein neues Betätigungsfeld, „aber auch nicht komplett ungewohnt.“ Der Diagonalspieler agiert üblicherweise als Hauptangreifer, der von jeglichen Annahme- und Abwehrarbeiten befreit ist.

Das deutsche Team tritt bei dieser EM etwas unkonventioneller an, da Röhrs zwischen den Rollen changiert. „Es kann auch von Vorteil sein, mit drei Annahmespielern anzutreten“, sagt er und hilft bisweilen hinten mit, wodurch „mehr Raum abgedeckt ist“.

Auch im Angriff verteilt sich die Last „auf mehrere Schultern“ – weshalb das deutsche Team schwerer auszurechnen ist, als wenn jeder Ball über den einen Topmann gespielt wird, wie es zu Grozers Glanzzeiten zumeist der Fall war.

Die neue Variabilität lässt sich auch in der Statistik ablesen. Nach Abschluss der Vorrunde mit Siegen über die Türkei (3:1), Lettland (3:0), Gastgeber Rumänien (3:2) und die Schweiz (3:1) sowie einer 0:3-Niederlage zum Abschluss gegen Olympiasieger Frankreich führt Erik Röhrs die interne Scorerliste mit 66 Punkten an. Doch die anderen Außenspieler Tobias Brand (59), Moritz Reichert (38) und Theo Mohwinkel (26) haben ebenfalls nennenswert gepunktet.

„Und wir sind sehr stark über die Mitte“, betont Röhrs. Eine Variante, die andere Teams deutlich seltener wählen, was

sich an der Erfolgsbilanz der Mittelblocker Anton Brehme (42) und Tobias Krick (33) gut ablesen lässt. „Es verteilt sich sehr gut“, sagt Röhrs, „das ist eine unserer Stärken.“ Als Funfact wertet er die Tatsache, dass die von ihm erzielten 66 Punkte mit seiner Rückennummer 66 korrelieren – und dass die Deutschen jüngst einen „Weltrekord“ aufstellten, als sie gegen Italien einen Satz mit 66:64 gewannen. Es will die Numerologie aber auch nicht überbewerten. „Normal spiele ich mit der sechs“, sagt Röhrs, „schon mein Vater trug immer die sechs.“ Doch in der Nationalmannschaft war die Glückszahl an Zuspieler Johannes Tille vergeben. Deshalb wählte er die Doppelsechs.

Der Mann im Mittelpunkt: Erik Röhrs

Eine gewisse Flexibilität auch in kleinen Dingen zeichnet Röhrs aus. Seine tragende Rolle im Nationalteam stützt sich auf eine kontinuierliche Entwicklung. Vom VC Potsdam-Waldstadt und den Berliner TSC, wo er in Kindheit und Jugend spielte, schaffte er über den VC Olympia den Sprung in die Bundesliga.

Nach einem Intermezzo bei den United Volleys Frankfurt erlebte er „eine gute Zeit“ bei den Powervolleys Düren und ein „tolles Jahr“ bei der SVG Lüneburg, das im Einzug ins Europapokal-Finale gipfelte. „Das Level der Bundesliga ist nicht schlecht“, meint Röhrs, „aber im Vergleich zum Niveau der Topligen in Italien oder Polen einfach schwächer.“

Sogar Lüneburgs Vereinstrainer Stefan Hübner, selbst einst hochdekorierter Volleyball-Nationalspieler, animierte ihn zum Wechsel ins Ausland. Röhrs heuerte bei Vero Volleys Monza in der starken italienischen Liga an. Nun wagt er kommende Saison den Sprung zum griechischen Rekordmeister Olympiakos Piräus.

„Es ist der nächste logische Schritt“, sagt der deutsche Aufsteiger über seinen Wechsel nach Griechenland und verweist darauf, dass es im Volleyball „ziemlich üblich“ sei, Einjahresverträge abzuschließen und sich dann neu zu orientieren. „Je besser man wird, desto höher möchte man die Erfolgsleiter hochklettern.“

Auch mit dem Nationalteam strebt Röhrs die nächste Stufe an. Nach dem Ruhetag fliegen die Deutschen an diesem Donnerstag gemeinsam mit den anderen Teams, die sich aus Gruppe D fürs Achtelfinale qualifiziert haben, nach Sofia. In der bulgarischen Hauptstadt stehen am Wochenende die ersten K.-o.-Duelle an. Egal gegen wen es gehen wird, für Röhrs gilt nur eine Devise: „Wir gehen voll auf Angriff.“ ACHIM DREIS

„Abschied, den er verdient“ Messi läuft noch mal für Argentinien auf

BUENOS AIRES. Die Ära ohne Lionel Messi beginnt für Argentiniens Nationalmannschaft – mit Lionel Messi. Der achtmalige Weltfußballer erhält im anstehenden Länderspielfenster einen offiziellen Abschied, das teilte Argentiniens Verband AFA am Dienstagabend mit. Am 6. Oktober wird Messi im Test gegen Benin dabei sein, Schauplatz ist das Monumental-Stadion in Buenos Aires. In den Tagen zuvor absolviert Argentinien zudem Länderspiele gegen Bolivien (30. September in Córdoba) und gegen Burkina Faso (3. Oktober in Buenos Aires). Die drei Tests sind die ersten Länderspiele nach Messis Rücktritt aus der Nationalmannschaft Ende August.

Messi solle nun „den Abschied bekommen, den er wirklich verdient, hier in Argentinien“, sagte AFA-Präsident Claudio Tapia in einem Video auf der Plattform X. Messi hatte nach dem verlorenen WM-Finale gegen Spanien und einiger Bedenkzeit die Entscheidung zum Rücktritt getroffen, 21 Jahre war er zuvor für sein Land aufgelaufen. In diese Zeit fallen unter anderem das verlorene WM-Finale gegen Deutschland in Brasilien 2014 sowie der lang ersehnte Triumph in Qatar 2022 gegen Frankreich. 2021 und 2024 führte Messi die Albiceleste zum Sieg bei der Copa América. sid

Bayern verlängern auch mit Freund

MÜNCHEN. Der FC Bayern hat wie erwartet auch den Vertrag mit seinem Sportdirektor Christoph Freund verlängert und seine Führungsriege damit für die nächsten Jahre komplettiert. Der 49 Jahre alte Österreicher unterschrieb wie zuletzt Vorstandschef Jan-Christian Dreesen und Sportvorstand Max Eberl bis 2029. Auch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ist noch rund drei Jahre an den Klub gebunden. Freund war im Sommer 2023 von RB Salzburg nach München gekommen, nachdem er dort 17 Jahre lang in der sportlichen Leitung tätig gewesen war.

Klubchef Dreesen bescheinigte Freund in „all unseren sportlichen Entscheidungen eine zentrale Rolle“. Die Erfolge der vergangenen Jahre seien „mit ein Verdienst seiner hervorragenden Arbeit“. Außerdem pflege Freund einen „ausgezeichneten Austausch“ mit Trainer Kompany, sei „eng an der Mannschaft und hat zugleich den gesamten sportlichen Bereich im Blick“. Freund habe „die in ihn gesetzten Erwartungen mehr als erfüllt“, lobte Dreesen. Sportboss Eberl nannte Freund einen „wertvollen Teil unseres Teams, eine wichtige Anspielstation im sportlichen Bereich, von den Profis mit dem Staff bis hin zum FC Bayern Campus“. sid

Aufstand nördlich von Lissabon

Nach einer der größten Sensationen der portugiesischen Fußballgeschichte spielt Torreense in der Europa League. Auf dem Papier ist Portugals Pokalsieger chancenlos – doch er hat ungewöhnliche Stärken.

Von Tilo Wagner, Lissabon

Flüchtige Verliebtheit: Dino Toppmöller verlässt Lens nach anfänglicher Begeisterung schon wieder.
Foto EPA

Die Geschichte einer kurzen Romanze

Als Dino Toppmöller im Sommer zum französischen Klub RC Lens kommt, sind beide Seiten hingerissen. Nun ist er nach sechs Pflichtspielen seinen Job los. Wie kann so etwas passieren? Von Stephan Klemm, Köln

Zu Beginn dieser Liaison knisterte es auf beiden Seiten enorm. Jean-Louis Leca, der Sportdirektor des nordfranzösischen Traditionsklubs RC Lens, wirkte geradezu hingerissen von seinem neuen Trainer: „Das Feeling war direkt da. Es war mehr als Fußball. Es waren zwei Männer, die eine Verbindung aufgebaut haben.“ Der Coach wiederum, Dino Toppmöller aus Deutschland, war seinerseits ebenfalls völlig begeistert von seinem neuen Arbeitsumfeld: „Für einen Trainer ist das Projekt das Wichtigste. Ich glaube an dieses Projekt, in dem der Trainer stets in alle Prozesse eingebunden ist.“

Nach nur sechs Spielen lässt sich sagen: So richtig eingebunden in alle Prozesse dürfte Toppmöller nicht gewesen sein, denn diese fußballromantische Beziehung endete abrupt. Am Dienstag trennte sich Lens von Toppmöller, die französische Sporttageszeitung „L'Equipe“ titelte passend: „Gescheiterte Ehe“. Doch was ist eigentlich passiert?

Lens, Vizemeister und Pokalsieger der vergangenen Saison, ist ein Klub mit großen Ambitionen. Der Sieg im französischen Supercup im Duell des Cupgewinners mit dem Meister Paris Saint-Germain sollte es schon sein. Und der 45 Jahre alte Toppmöller lieferte in seinem ersten Pflichtspiel: Lens siegte 1:0, der ehemalige Trainer von Eintracht Frankfurt gewann seinen ersten Titel, und die Zukunft schien golden. Zumal der Racing Club auch noch mit einem stürmischen

Die Stadt Torres Vedras, rund 50 Kilometer nordwestlich von Lissabon, ist in Portugal eigentlich für den Straßenkarneval bekannt: Am Fastnachtsdienstag marschieren bunte Pappmachéfiguren zu brasilianischen Sambarhythmen durch die Stadt. Dieses Jahr war alles anders: Der Karnevalsumzug wurde verschoben, weil ein Sturm Ende Januar in der Region schwere Schäden angerichtet hatte. Und das große Straßenfest fiel diesmal nicht in die fünfte Jahreszeit, sondern auf den 24. Mai 2026: Der Fußballverein Sport Clube União Torreense gewann im Pokalfinale gegen den haushohen Favoriten und Champions-League-Viertelfinalteilnehmer Sporting Lissabon mit 2:1 nach Verlängerung. Es war das erste Mal in der portugiesischen Fußballgeschichte, dass ein Zweitligaver ein den Pokal mit nach Hause nahm. Mit dem Sieg im Nationalstadion Jamor qualifizierte sich Torreense direkt für die Gruppenphase der Europa League.

Der Fußballaufstand im Westen Portugals hat eine Vorgeschichte. Wie so viele portugiesische Fußballvereine weckte auch der SCU Torreense das Interesse ausländischer Investoren. Der chinesische Unternehmer Qi Chen hatte vor über einem Jahrzehnt 70 Prozent der Aktiengesellschaft Torreense S. A. D. gekauft, die alle Geschäfte rund um den Profifußball des Vereins abwickelt. Doch der Klub trat auf der Stelle und blieb in der dritten portugiesischen Spielklasse nur Mittelmaß. In Torres Vedras bahnte sich ein ähnliches Drama an, wie es traditionelle Vereine wie Beira-Mar oder Belenenses bereits erlebt hatten: Eine schlecht geführte AG bedrohte nicht nur die finanzielle Zukunft des Profifußballs, sondern die Existenz des ganzen Sportvereins.

„Torreense hat die dunkelste Phase seiner Geschichte erlebt, als wir von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übernommen wurden“, sagt Pressesprecher Marco Castro der F.A.Z. „Die Unzufriedenheit, die diese Situation bei der lokalen Bevölkerung aus-

5:2 gegen Auxerre am ersten Spieltag in die Liga startete. Doch es folgten ein 1:2 in Straßburg und ein 0:1 daheim gegen Lorient, was bei dem einst so von Toppmöller begeisterten Leca erste Zweifel an der Arbeit seiner Neuverpflichtung aufkommen ließ. Zwei gedrehte Partien schienen wieder für Toppmöller zu sprechen. In der Champions League lag Lens bei Slavia Prag bis zur 90. Minute mit 1:2 zurück, drehte die Partie in der Nachspielzeit aber noch und gewann 3:2. In Le Mans spielte Lens nach einem 0:2-Rückstand 2:2.

Beides half Toppmöller aber nicht mehr. Der neue Trainer habe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Eingewöhnung in sein neues Umfeld, vermittelten Quellen aus dem Klub der „L'Équipe. Hinzu kam Kritik an Toppmöllers Spielauffassung und der körperlichen Verfassung seines Teams. Die Spieler klagten demnach intern über einen Mangel an taktischer

löste, veranlasste eine Gruppe von Einheimischen, sich zu mobilisieren, um den Klub wieder aufzubauen.“

Im Sommer 2019 kaufte der Verein, unterstützt von lokalen Unternehmern, die Anteile des chinesischen Investors zurück und legte damit den Grundstein für einen finanziell stabilen Fußballklub. In den folgenden Jahren schaffte der SCU Torreense den Aufstieg in die zweite Liga und verpflichtete 2023 einen jungen, ambitionierten Sportdirektor. Der studierte Sportwissenschaftler André Sabino hatte in Lissabonner Vorstadtklubs und einem angolanischen Verein erste Erfahrungen gesammelt, bevor er als Sportdirektor mit der U-23-Mannschaft von Estoril überraschend die Meisterschaft gewann.

In Torres Vedras musste Sabino seine ganze Kreativität unter Beweis stellen. Ohne Aussicht auf Ruhm und ohne große finanzielle Möglichkeiten war es für Torreense fast unmöglich, junge portugiesi-

Schulung, die Einheiten seien längst nicht so gut wie die von ihnen geschätzte Trainingsarbeit von Toppmöllers Vorgänger Pierre Sage. Vor allem die zuletzt vielen Gegentore warfen Fragen auf. „L'Équipe“ zitiert eine Quelle aus dem inneren Zirkel des Vereins in Bezug auf Toppmöller: „Die Feststellung ist, dass es auf allen Ebenen ein umfassendes Versagen gegeben hat.“

Vielleicht helfen solche Vorwürfe dem Klub auch, die frühe Entlassung nachträglich zu rechtfertigen. Sicher ist aber, dass vor allem Nelson Morgado, einer von Toppmöllers Ko-Trainern, intern sehr viel Ablehnung auf sich zog. Er sollte Toppmöllers Verbindung zum Team der Analysten sein, doch es entwickelten sich Dissonanzen. Zudem kursierten zuletzt Berichte von erheblichen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Morgados mit dem französischen Staff des RC Lens. Die Vereinsführung um Klubpräsident Joseph

sche Talente zu verpflichten. Die großen Klubs Sporting, Benfica, Porto, Braga oder Guimarães unterhalten große, gut geölte Scoutingabteilungen, die die Karrieren talentierter Spieler in Portugal schon im Kindesalter verfolgen. Sabino und sein vierköpfiges Scoutingteam haben deshalb das Augenmerk auch auf den spanischen, französischen und brasilianischen Markt gerichtet.

„Wir suchen junge Spieler mit Potential und Entwicklungsspielraum“, erklärte Sabino jüngst im Interview mit der portugiesischen Wochenzeitung „Expresso“. „Spieler, die nicht auf dem Höhepunkt ihrer sportlichen Karriere sind. Denn nur so schaffen wir es, sie zu verpflichten.“

Ein Beispiel: der Spanier Javi Vázquez. Als Sechzehnjähriger spielt er 2016 bereits mit seinem Ausbildungsverein FC Sevilla in der UEFA Youth League. Doch der Linksverteidiger verpasste den Sprung in die erste Mannschaft und war bis 2024 in

Oughourlian entschloss sich daher am Montag, sich von Morgado zu trennen. Das wiederum empfand Toppmöller als eine unzulässige Einmischung in seine Arbeit und sein Trainerteam, die er nicht dulden könne. Die Folge dieser Loyalität: Auch Toppmöller musste gehen. Er sei aber nicht von sich aus zurückgetreten, verlautete aus Lens.

Gleichwohl zeigte sich der deutsche Coach generös in Bezug auf die ihm zustehende Abfindung für seinen aufgelösten Zweijahresvertrag. In dieser Hinsicht kommt Toppmöller seinem einstigen Arbeitgeber entgegen. Insgesamt wurden Toppmöllers Professionalität und seine Kommunikation in Lens sehr geschätzt.

Überraschungsteam: der Sport Clube União Torreense Foto Mario Vasa

Die Nachfolge von Toppmöller tritt nun am Freitag bei der AS Monaco interimsmäßig der frühere Lens-Spieler und aktuelle Ko-Trainer Yannick Cahuzac an. Ein Trainerdiplom besitzt er nicht, daran arbeitet er gegenwärtig noch. Cahuzac ist in Lens äußerst beliebt, er schloss sich dem Klub erst vor dieser Saison als Assistent von Toppmöller an.

Unter dem einstigen Lens-Trainer Franck Haise arbeitete Cahuzac von 2022 bis 2023 bereits als Standard- und Defensivcoach. Haise sagte damals: „Er hat das Profil eines künftigen Cheftrainers.“ Sportdirektor Leca und Oughourlian betonten, dass sie Cahuzac behutsam aufbauen wollten, aber nicht als Konkurrenz zu Toppmöller betrachteten. Fakt ist, gewollt oder nicht: Cahuzac ist bis auf Weiteres Trainer des RC Lens.

der zweiten und dritten spanischen Liga aktiv, bevor er von André Sabino nach Portugal geholt wurde.

Mittlerweile ist Javi Vázquez eine der Stützen des Erfolgs von Torreense und hat das Interesse großer Vereine geweckt. Für die finanzielle Zukunft von Torreense ist das umso wichtiger: Im vergangenen Transfersommer hat der Verein über vier Millionen Euro aus Spielerverkäufen eingenommen – das ist fast die Hälfte des Jahresbudgets.

Der Überraschungspokalsieger des vergangenen Jahres steht vor einer schwierigen Saison. Wenige Tage nach dem großen Triumph im Mai verpasste Torreense im entscheidenden Relegationsspiel den Aufstieg in die erste Liga.

Die neue Saison begann mit einem Fehlstart: Nach nur einem Sieg aus sechs Spielen steht der Verein auf dem 14. Platz der zweiten Liga. Der Kader wurde auch mit Blick auf die zusätzliche Belastung durch die Europa-League-Teilnahme erweitert. Doch die Verantwortlichen in Torres Vedras wissen um die Schwierigkeit, neue Spieler in eine Mannschaft zu integrieren, die sich aus 16 Nationalitäten zusammensetzt.

Eine Rückkehr ins Oberhaus des portugiesischen Fußballs hat für den Verein höchste Priorität. Torreense hofft auf die Zukunft: Der Verein hat in den Bau eines Fitnesscenters, einer Kantine und einer Unterkunft investiert, um insbesondere die U-23-Mannschaft weiter zu fördern. 2024/25 wurde der Klub zum ersten Mal U-23-Meister, im vergangenen Jahr belegte der Verein den dritten Platz – vor Benfica, Braga und Sporting.

Auch wenn eine erfolgreiche Gruppenphase in der Europa League nicht im Zentrum der sportlichen Ziele liegen mag, ist die erste Teilnahme des Vereins an einem europäischen Wettbewerb auch für die Verantwortlichen wichtig: Das Schaulaufen versteckter Talente aus der portugiesischen Provinz beginnt heute in Norwegen gegen Lilleström SK.

Einfach mehr Gras fressen

Von David Lindenfeld

Wie fühlt es sich wohl an, ein Spiel bei der Fußball-WM zu gewinnen? Wenn Sie sich das schon immer gefragt haben, liebe Leserinnen und Leser, freuen wir uns, dass wir Ihnen endlich die richtige Antwort auftischen können. Die Gefühle spielen verrückt. Genauer: das Hungergefühl. Thomas Tuchel jedenfalls packte es nach dem Sieg seines englischen Nationalteams gegen Mexiko im Sommer so sehr, dass er noch heute etwas bereut: den Rasen im Stadion nicht gegessen zu haben. Wie man auf diese Idee kommt, werden Sie nun fragen und womöglich kurz darüber nachdenken, ob Tuchel in seiner Zeit als Trainer beim FC Bayern in den sauren Apfel gebissen und zu viel Schafkopf mit Thomas Müller gespielt hat. Doch so wird es wohl eher nicht gewesen sein.

Tuchel wollte, dass für immer etwas vom saftigen Grün des Aztekenstadions in seinem Körper bleibt. Was uns etwas merkwürdig erscheint, wenn wir im Grundschulunterricht beim Thema Verdauung richtig aufgepasst haben. Aber so oder so ist klar: Tuchel geht kulinarisch neue Wege. Beim BVB gab er noch zu allem seinen Senf dazu, krempelte den Kantinenplan komplett um. Während der WM nun hatten wir folgende Über-

Thomas Tuchel rätselt: Hätte er während der WM seine Ernährung anpassen müssen?

schrift gelesen, in die Welt gesandt vom Sport-Informationsdienst: „Baked-Beans: England mit Soulfood zum Titel?“ Die Frage können wir inzwischen beantworten: Mit Bohnen auf Toast wurde es nichts – die englische Titeldiät geht weiter. Soulfood hin oder her. Womöglich lag es aber auch einfach hieran: Harry Kane, auch das erfuhr man nämlich nebenbei, griff lieber zu Rührei auf Toast. Geschmäcker sind bekanntlich verschieden.

Und damit zum Thema, bei dem in dieser Woche jeder deutsche Fußballfan anbeißt: die Nationalmannschaft, bei der schon wieder so viel durchgesickert ist wie sonst nur auf den penibel gepflegten Fußballrasen dieser Welt, wenn es mal regnet. Immer wieder wurden neue Namen bekannt, die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zum Start seiner Zeit beim DFB-Team an diesem Donnerstag offiziell berufen (oder nicht berufen) wird. Es sind meist die Berater, die nicht um den heißen Brei herumreden und die Namen publik machen, sofern sich nicht Younes Ebnoutalib beim Einkaufen in der Frankfurter Innenstadt vor einer Kamera verplappert und damit auf Tiktok landet. Der Hunger der Fußballwelt nach Informationen – er ist noch größer als der von Tuchel nach einem gewonnenen WM-Spiel.

Ob Klopp das schmeckt? Vermutlich eher nicht. Aber wer weiß, wie der neue Coach kulinarisch tickt? Bisher ist uns zu diesem Thema nur ein Satz von DFB-Präsident Bernd Neuendorf über Klopps erste Wochen auf den Tisch gekommen: „Er geht in die Kantine, ist sehr nahbar für alle.“ Auch zum Grillen soll er die DFB-Mitarbeiter schon eingeladen haben. Was bei diesen Anlässen auf dem Speiseplan stand, ist leider nicht überliefert. Es klingt aber ganz danach, als sei alles in Butter. Endlich soll Gras über die verpatzte WM wachsen, der Weg zur EM 2028, die Klopps erstes großes Turnier sein wird, beginnen. Gut auch für Tuchel, dass der Kontinentalvergleich in England, Schottland und Wales ausgetragen wird. Im Mutterland des Fußballs und den angrenzenden Nationen sind die Wiesen besonders grün und saftig. Das Auge ist bekanntlich mit. Bleibt nur zu hoffen, dass die deutsche Nationalelf bis dahin auf ein neues Rezept setzt: mehr Leckerb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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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Teufel wohnt im Paradies

Tasmanien gilt vielen als Gelobtes Land, weil die Welt hier noch nicht aus den Fugen geraten zu sein scheint. Ist das eine Illusion, oder gibt es tatsächlich einen solchen Flecken auf Erden? Von Jakob Strobel y Serra

Das bessere Ende der Welt? Trotz der Tasmanischen Teufel, den Obercholerikern der Tierwelt? Es könnte tatsächlich so sein: Sonnenaufgang an der Küste von Bruny Island. Fotos Picture Alliance

W ir blicken dem Teufel ins Auge, und es ist alles wahr, was man sich von ihm erzählt. Verschlagen und furchtein-

flößend glotzt er uns an, hinterhältig und hochfahrend fixiert er uns, frech wie Oskar stiert er uns ins Gesicht, als seien wir sein nächstes, sein sicherstes Opfer, und bleckt dabei sein schauriges Reißzahngebiss, mit dem er stärker zubeißen kann als jedes andere Säugetier. Wie eine riesige, fette, pechschwarze Ratte sieht der größte, lebende Raubbeutler aus, dessen Ohren höllenfeuerrot wie jene des Leibhaftigen werden, wenn er sich aufregt, und das macht dieser Obercholeriker des Tierreichs andauernd. Dann kreischt und pöbelt er wie Rumpelstilzchen, ist mit seinem Gekeife noch kilometerweit zu hören, stinkt obendrein wie die Pest und versetzt Mensch und Tier in Angst und Schrecken. So ist er, der Tasmanische Teufel, das diabolische Kronjuwel des tierischen Kuriositätenkabinetts auf der schönen, wilden, australischen Insel Tasmanien.

Zum Glück begegnen wir diesem Abgesandten des Höllenreichs nicht in freier Wildbahn, sondern im 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 eine halbe Stunde nördlich der tasmanischen Hauptstadt Hobart. Es ist die wichtigste Kranken- und Rettungsstation für Tasmaniens Fauna, bewahrt Jahr für Jahr Tausende von Tieren vor dem sicheren Tod, setzt die meisten wieder aus, behält aber auch ein paar Exemplare zur Anschauung da, damit man sich eine Vorstellung von der biologischen Einzigartigkeit dieser Insel machen kann. 50 Millionen Jahre lang war Australien vom Rest der Welt vollkommen isoliert, und Tasmanien lag nach der Abtrennung von der großen Landmasse des Kontinents noch einmal einsamer im Ozean. Deswegen konnten hier Heerscharen endemischer Arten überleben, sogar solche, die auf dem australischen Festland invasiven Arten wie den Dingos zum Opfer fielen.

Wir machen in Bonorong Bekannt- schaft mit Beuteldachs und Kurzschnabeligel, Pfuhluhn und Blauzungenskink, Nacktnasenwombat und Tüpfelbeutelmarder, lauter Wesen, die aussehen, als habe sie sich ein surrealistischer Maler ausgedacht. Dazwischen döst eine Tigerotter ganz unschuldig in ihrem offenen Terrarium, obwohl sie für die meisten tödlichen Schlangenbisse in Australien verantwortlich ist, während Dutzende von Kängurus kreuz und quer durchs Gras hüpfen und sich von den Besuchern so vertraut wie Haushunde füttern lassen – ein befremdlicher Anblick angesichts der seltsamen Gestalt dieser Tiere, die wir für Einbildungen der Phantasie oder der Spaßvögel von Monty Python hielten, wären wir nicht gerade von ihnen umzingelt.

Wie reich Tasmaniens Tierwelt ist, haben wir bisher nur bei den Fahrten über die Insel erahnt, wenngleich auf keine besonders ansehnliche Weise. Die Straßen sind gesäumt von den Kadavern unachtsamer Wildtiere, auf jeden Kilometer scheint mindestens eine Leiche in jedem Zustand der Verwesung und Zerfetzung zu kommen. Manchmal sind die Tiere noch vollkommen intakt, manchmal nur noch Hautfetzen und Knochensplitter. Und niemand scheint sich angesichts der unfassbar großen Zahl die Mühe zu machen, all die Kadaver wegzuräumen. Vielleicht liegt es aber nicht an Nachlässigkeit, sondern an einem gelasseneren Umgang mit dem Leben und seinem Ende am Ende der Welt.

Die toten Tiere sind die einzigen Schönheitsflecke auf einer Insel, auf der sich der Mensch die Erde noch nicht so rigoros untertan gemacht hat wie fast überall sonst. Die Hälfte der Fläche Tasmaniens steht unter Naturschutz, ein Fünftel trägt das Gütesiegel eines UNESCO-Weltnaturerbes, und selbst dort, wo die Wildnis in eine Kulturlandschaft verwandelt worden ist, haben wir nie das Gefühl, dass die Welt aus dem Lot und auf der falschen Fährte sei – schon gar nicht im Tal des Flusses Huon südlich von Hobart, der sich auf seiner 150 Kilometer langen Reise vom tiefsten Herzen Tasmaniens zum Pazifik mit den Tanninen der Eukalyptusbäume und Bergwiesengräser an seinen Ufern vollsaugt. Sie lassen das Blau seines Wassers fast schwarz werden und reflektieren nicht nur das Sonnenlicht, sondern auch das leuchtende Grün der bewaldeten Bergrücken zu beiden Seiten des Flusses wie in einem Spiegel und mischen das Ganze zu einem wunderbaren, zutiefst beruhigenden Farbenspiel, das Cézanne gemalt haben könnte.

Wir befahren den Huon River auf einem antiquarisch knarzenden Holzboot, 1948 erbaut und immer noch mit großväterlicher Gemütlichkeit vor sich hin schnaufend. Es trägt aus Koketterie den französischen Namen „Ladrone“ für Dieb, obwohl es mit seinem biederen Interieur aus tasmanischem Blackwood und den plüschigen Sitzmöbeln ganz und gar nicht kriminell, sondern vollkommen vertrauenswürdig wirkt. Eine Welt voller Gelassenheit und Friedfertigkeit zieht an uns vorüber, dekoriert mit Apfelplantagen und Weingärten, Pappelalleen und Birkenwäldchen, Pferdekoppeln und Rinderweiden. Wir passieren adrette Dörfer mit spielzeugkleinen Kirchen, in denen die Gläubigen wie in einer Puppenstube beieinanderhocken, mit hübschen Häuschen, vor denen der Oleander wuchert, und Ruderclubs, deren Revier das idyllischste auf Erden ist – wer sich hier in die Riemen legt, wird lächelnd schwitzen.

Ab und zu macht ein windschieves Schild auf ein Bed & Breakfast aufmerksam, ganz selten sehen wir ein kleines Hotel oder einen Campingplatz und nirgendwo Spuren von touristischer Überformung, dafür umso mehr gewachsene Authentizität – wie das alte Gefängnis in der Kleinstadt Franklin, das nicht größer als ein Toilettenhäuschen ist und uns endgültig die Gewissheit gibt, dass man sich vor Kapitalverbrechen hier nicht fürchten muss und die „Sleeping Beauty“ weiterhin ihren süßen Schlaf genießen kann. Diese Gebirgsformation, in der man leicht die Silhouette einer ruhenden Frau mit Kopf, Hals und Brüsten erkennen kann, schließt den Horizont wie eine Metapher ab, so gut passt sie zu dieser Gegend, so gut kann man sich im Huon Valley betten, ohne vom Lärm der Welt geweckt oder von den Besuchermassen des globalisierten, touristischen Universums wachgeküsst zu werden.

Das südlichste Weinbaugebiet Australiens zieht sich an den Hängen des Huon River entlang, ein Patchwork aus winzigen Gütern, die oft nicht mehr als einen Hektar bewirtschaften und dank der kühlen Temperaturen und ozeanischen Winde Gewächse keltern können, wie man sie in Australien – dem trockensten und heißesten aller Erdteile – nirgendwo sonst findet. Kate Hill, einer der Stars der Region, gehört mit ihren fünf Hektar Rebfläche schon zu den Großen und mit ihrer Biographie zu den typischen Bewohnern des Huon Valley. Nach einer erfolgreichen Karriere in Weingütern auf dem australischen Festland machte sie sich 2018 am Huon River selbständig, um ihren eigenen Weg zu gehen und ihre eigenen Träume wahr werden zu lassen – von Rieslingen, die so schlank und delikat sind, dass sie auch aus Franken oder von der Nahe stammen könnten; von Spätburgundern, die in Eleganz und Finesse ihren burgundischen Brüdern in nichts nachstehen; von Shiraz, die keine Aromen-Bomben wie ihre Cousins aus dem Barossa Valley sind, sondern wahre Gewürzbasare, die unsere Nase mit Muskatnuss und weißem Pfeffer umschmeicheln.

Die Degustation in der Kate Hill Winery, die kaum mehr als ein Einfamilien-

häuschen mit offenem Wintergarten ist, übernimmt zu unserer Verblüffung Stefanie aus Hannover, eine gelernte Kieferorthopädin, die sich seit zehn Jahren im Huon Valley den Reben und der Bildhauerei widmet und gleichfalls ein archetypischer Vertreter dieser Gegend ist, wie wir zwischen Riesling und Spätburgunder lernen. Das Tal sei ein fabelhafter Ort zum Leben, sagt Stefanie, die Menschen hilfsbereit, die Stimmung freundlich, die Luft sauber, das Wasser rein und die Natur unberührt. Es gebe phantastische Viktualien von Jakobsmuscheln und Austern bis zu Lämmern und Wallabys, die wie eine Mischung aus Rind und Reh schmeckten, aber viel billiger als Rindfleisch seien. Dass eine solche heile Welt der Sorglosigkeit nicht unentdeckt bleiben kann, liegt auf der Hand. „Tasmanien ist gerade sehr beliebt bei Auswanderern nicht nur vom australischen Festland, sondern aus aller Welt, weil das hier der beste Ort ist, um sich zur Ruhe zu setzen – oder für Menschen, die in der Mitte ihres Lebens ihr Dasein überprüft und etwas ganz Neues angefangen haben“, sagt Stefanie, die selbst der beste Beweis für diese Feststellung ist und insgeheim hofft, nicht allzu viele Nachahmer zu finden, unendlich ist der Platz schließlich nicht.

Noch aber gibt es ihn reichlich, und so ist es nur ein Katzensprung vom Huon Valley in eine Natur, die seit Jahrtausenden so wächst, wie sie und nicht der Mensch es will. Im Nationalpark Tahune im tiefsten Tasmanien stehen wir nach einer Dreiviertelautostunde ein klein wenig desillusioniert vor den berühmten Huon-Kiefern, die nirgendwo sonst auf Erden vorkommen, aber so unscheinbar aussehen wie ein Nadelbäumchen in einem deutschen Mittelgebirge. Doch das täuscht: Huon-Kiefern gehören zu den ältesten Bäumen überhaupt, wuchsen schon vor 130 Millionen Jahren zu Zeiten des Urkontinents Gondwana und erreichen ein Methusalem-Alter von 2500 Jahren. Ihr Holz duftet außerdem verführerisch und ist so schön gemasert wie der feinste Bernini-Marmor. Das wussten schon die ersten Siedler auf der Insel und fällten die Kiefern mit Begeisterung – die trotzdem überlebt haben, weil es in Tasmanien niemals genug Menschen gegeben hat, um ihnen den Garaus zu machen.

Dann klettern wir auf einen stählernen Steg, der uns über die Baumwipfel des Regenwaldes trägt, erreichen einen bedrohlich schwankenden Ausguck 50 Meter über dem Huon River, brauchen gottgleiches Vertrauen in die Ingenieurskunst, um nicht augenblicklich umzukehren, und blicken über Eukalyptus-Giganten, hoch wie Hochhäuser, über Lorbeerbäume und Schuppenfichten, tasmanische Ulmen und tasmanische Eiben, über umgestürzte Urwaldriesen in einem dichten Pelz aus Moos und undurchdringliche Zauberwälder aus Farnen, die wie Feenflügel aussehen. Es ist eine so urwüchsige und kraftvolle, so überwältigende und einladende Natur, dass wir am liebsten zu einem Henry David Thoreau würden, um sein Daseinsexperiment in Tasmaniens Wäldern zu wiederholen – ohne zu ahnen, dass uns am Ende unserer Reise genau das vergönnt sein könnte.

Ein Regenbogen empfängt uns auf der kurzen Überfahrt mit der Fähre von der Südspitze Tasmaniens nach Bruny Island, eine Brücke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so nah und klar, so leuchtend und strahlend, wie wir es noch nie gesehen haben. Fast können wir mit unseren Händen nach dem Regenbogen greifen, fast könnte man glauben, unter der Wasseroberfläche seien bunte Scheinwerfer versteckt, die den Himmel mit einer riesigen Parabel erleuchten. Und wenn es stimmt, dass am Ende des Regenbogens ein Schatz

Fortsetzung auf Seite 3

Zauberwald im Herzen Tasmaniens: der Tahune- Nationalpark mit seinen riesigen Far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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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schen

Der Münchner Flughafen hebt seine strengen Flüssigkeitenregelungen pünktlich zum Beginn des Oktoberfestats auf. Reisende können nun Behälter mit bis zu zwei Litern im Handgepäck mitnehmen, wobei größere Behälter nach wie vor im Koffer verstaut und eingecheckt werden müssen. Der Nürnberger Flughafen hatte seine Flüssigkeitenbeschränkung bereits im Mai aufgehoben. Moderne Computertomographen sollen flüssigen Sprengstoff automatisch erkennen. Die Umrüstung auf die CT-Technologie hat laut Ministerium etwa 45 Millionen Euro gekostet. F.A.Z.

2 Lean Luxury in Finnlands Hauptstadt

Die Lean-Luxury-Marke Ruby Group hat ihr erstes Hotelprojekt in Finnland angekündigt. Das Haus mit 84 Zimmern soll im Helsinkiert Stadtteil Kamppi in einem denkmalgeschützten Gebäude aus dem 19. Jahrhundert entstehen. Die Eröffnung ist für 2028 geplant. Das bislang als Bürogebäude genutzte Haus wird zu einem Hotel mit öffentlichen Zonen im ersten Stock umgebaut, wobei wesentliche historische Elemente erhalten bleiben sollen. F.A.Z.

3 Sport schauen bei Delta Air Lines

Delta Air Lines bietet demnächst auf internationalen Flügen kostenlose Live-Sportübertragungen an. Möglich macht dies eine Partnerschaft mit Sport 24, dem Live-Sportkanal der Sportvermarktungsagentur IMG. Über das bordeigene Delta-Sync-WLAN können Passagiere künftig die Kanäle Sport 24 und Sport 24 Extra auf ihren privaten Endgeräten empfangen. Voraussetzung ist eine kostenlose Sky-Miles-Mitgliedschaft, die auch direkt an Bord abgeschlossen werden kann. F.A.Z.

Stiften gegangen, Wirtshaus gefangen

In aussichtsreicher Lage auf einer hohen, ins Achental vorspringenden Bergzunge. Vielleicht an der Stelle eines früheren noch heidnischen Heiligtums?“ So beschrieb Georg Dehios „Handbuch der deutschen Kunstdenkmäler“ vor mehr als sechzig Jahren die Lage der Schlechinger Filialkirche St. Servatius auf dem Schlossberg.

Im Westen der Geigelstein, im Norden die Kampenwand, zu deren Füß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Chiemsee liegt. Im Tal herausgeputztes Bilderbuch-Bayern, frisch frisiert die Wiesen, da liegt nichts herum, und kein Geraffel verschandelt die Optik. Freilich, ein wenig am Ende der Welt ist man hier nach Auffassung mancher Zugezogener schon, denn am Ende der Straße liegt Kössen, und das gehört schon zu Österreich.

Die kleine Kirche hoch über der Straße nach Süden nennt der Volksmund aber nicht St. Servatius, sondern Streichenkirche, benannt nach der Bergzunge, auf der sie steht. Man sagt, jeder Schlechinger sei hier oben, 250 Meter über dem Dorf, getauft worden. Im ehemaligen Mesnerhaus, ein paar Schritte unterhalb der Kirche, ist jetzt ein spektakulär aufwendiger Rettungsversuch unternommen worden, aus dem ehemaligen Berggasthof Streichen wieder einen künftigen Berggasthof zu machen.

Das sah zunächst gar nicht gut aus. Nach dem Tod des letzten Wirtes Franz Strohmayer im Jahr 2020 – er war im Wirtshaus zur Welt gekommen – drohte dem Gasthof eine ungewisse Zukunft. Seine Hinterbliebenen wünschten sich, der Streichen solle auch künftig ein Ort für alle bleiben. Die Gemeinde Schleching war sich nur in einem sicher: dass sie sich nicht sicher war, wie mit dem Anwesen zu verfahren sei. Selbst Geld in die Hand zu nehmen, dazu wollte sich der Gemeinderat nicht durchringen. Verkaufen wollte man auch nicht, obwohl es dem Vernehmen nach nicht an horrend hohen Angeboten gefehlt habe.

Dann erlöste ein vor dreißig Jahren Zugezogener die unentschiedenen Schlechinger. Thomas C. Wilde ordnete nach dem Verkauf seiner Münchner Kommunikationsagentur seine Finanzen und gab sich einen Ruck. Er gründete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Yvonne eine Familienstif-

Der Berggasthof Streichen oberhalb von Schleching in Oberbayern ist zu neuem Leben erwacht. Ermöglicht haben das zwei Stiftungen, die viel Geld in die Hand genommen haben. Jetzt soll es brummen im Achental.

Von Hannes Hintermeier

tung und verpartnerte sich 2021 zum Erwerb des Berggasthofes mit der Stiftung Kulturerbe Bayern.

Dazu muss man wissen, dass diese 2018 gegründete Institution des Freistaats – sie wird vom Kunst- und Wissenschaftsministerium gefördert – höchste Ziele hat. Sie möchte so etwas werden wie der National Trust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Der wurde 1895 gegründet, besitzt 500 Burgen,

Und dahinter der Geigelstein: Der Berggasthof Streichen ist seit Anfang September wieder geöffnet. Foto Thomas Dashuber

Herrenhäuser, Parks, Industrieanlagen inklusive erheblichen Landbesitzes in England, Wales und Nordirland. Er hat 5,4 Millionen Mitglieder und nahm zuletzt knapp 850 Millionen Euro im Jahr ein, beschäftigt 14.000 Mitarbeiter und verfügt über 55.000 freiwillige Helfer.

Die Stiftung Kulturerbe Bayern besitzt drei Immobilien – ein historisches Stadthaus in der Judengasse in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Schloss Erkersreuth im oberfränkischen Selb und den Berggasthof Streichen. Acht Gründungsstifter haben seinerzeit ein niedriges zweistelliges Millionenvermögen bereitgestellt, der Löwenanteil kam von einem Zustifter. Das Geld soll Stück für Stück in Immobilien investiert werden, was umgekehrt eben bedeutet, dass es in absehbarer Zeit aufgebraucht sein wird, wenn nicht neue Stifter auf den Plan treten.

Schon die Startphase verlief nicht geschmeidig, mehrere Vorstandsriegen wurden verschlossen. Aktuell angeführt wir die Stiftung von dem mittelständischen Münchner Unternehmer und Juristen Nikolaus Walther, der gute Kontakte zur Regierungspartei unterhält. Kunst- und Wissenschaftsminister Markus Blume nannte den Streichen bei der Eröffnung Ende Juni „einen Sechser im Lotto“. Der Verein Kulturerbe Bayern, der parallel existiert und 3000 Mitglieder hat, erhebt Mitgliedsgebühren und wirbt mit freiem Eintritt – in die eigenen Objekte und in jene des National Trust.

Der Kaser, das Nebengebäude in Form einer Almhütte, dient als Versammlungsraum der Schlechinger „Streichenfreunde“, einer Förderinitiative, zu der bis zu ihrem Tod prominente Politiker wie Alois Glück und der ehemalige Bundespräsident Horst Köhler zählten. Nikolaus Walter, ein stattliches Mannbild in Sommerstoiber und gestreifter Krawatte, sitzt bei der Vorstellung des sanierten Streichen äußerst zufrieden auf der Terrasse des Kasers und lässt den Blick über Gipfel und Wipfel streichen. „Die Bevölkerung steht voll hinter uns“, sagt Walther.

Der Mann hat eine Mission, wie er mit weiten Armbewegungen unterstreicht, wenn er vom „Bavarian Trust“ spricht. Historische Gebäude will er nicht nur sichern, sondern so weiterentwickeln, dass sie wieder „erlebt und geliebt werden können“. Gerade im Norden, in der oberfränkischen Heima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Markus Söder, sieht er nicht ausgeschöpftes Potential – etwa in dem zuletzt von dem Porzellan-Fabrikanten Philip Rosenthal bewohnten Schloss Erkersreuth. „Mit seiner Lage in der Mitte Deutschlands könnte es ein interessanter Tagungsort werden“, so Walther, eine Art Schloss Meseberg, schwebt ihm vor. Allerdings scheint das 350 Kilometer von Berlin entfernte Selb für ein Gästehaus der Bundesregierung doch zu weit abgelegen.

Damit der Berggasthof Streichen in neuer Pracht erstehen konnte, wurde nicht gekleckert: Alles ist vom Feinsten. Fünfzig Firmen, überwiegend aus der Umgebung, waren am Bau beteiligt. Das ehemalige Mesnerhaus stammt aus dem 18. Jahrhundert, es hat ein Satteldach, das Erdgeschoss ist Massivbauweise, das Obergeschoss eine Holzkonstruktion, davor zwei Balusterlauben, Balkone, die man getrost für einen Jodler und Blumenkästen mit Geranien nutzen kann.

Für die Stiftung Kulturerbe Bayern hat der Architekt Paul Mößmer die denkmalgerechte Baumaßnahme geleitet, begleitet wurde er dabei von der Stellvertreterin Walthers im Stiftungsvorstand, der Innenarchitektin Pilar Prinzessin zu Salm-Horstmar. Ursprünglich waren 5,79 Millionen veranschlagt worden, die tatsächlichen Kosten beziffert Pressesprecherin Judith Schlumberger-Steger als „im mittleren einstelligen Millionenbereich“ liegend.

Für Dielenböden und Mobiliar kamen Weißtanne und Fichte zum Einsatz, dazu neue Steinfußböden, die geschickt auf alt machen. In der Gaststube und den Nebenzimmern steht ein von der Berufsfachschule für Holzschnitzerei und Schreinerei in Berchtesgaden entworfener „Streichenstuhl“, dessen schmale Lehne an ein T-Lineal erinnert. An den Wänden alte Fotografien, auch sie fachgerecht restauriert und von einer Kunsthistorikerin gehängt. Das Ultramarinblau der Bemalung aus dem 19. Jahrhundert wurde zum Vorschein gebracht und erneuert. Hinter dem Lehmputz verborgen, ist eine Wandheizung.

Nagelneu ist die Profiküche, für deren Einbau erst einmal das Bodenniveau gesenkt werden musste, um eine praktikable Raumhöhe zu erzielen. Auf der Rückseite des Hauses hat man eine Rampe gebaut, wie sie sonst als Zufahrt für den Heuschober dient. Darunter lagern die Pellets für die Heizung und Technikräume. Auf dem Dach eine denkmalgerechte Photovoltaik-Anlage in Kupferfarbton, die mit dem Bürgerenergiepreis Oberbayern ausgezeichnet wurde, den die Bayernwerk AG, eine Tochter des Stromriesen E.ON vergibt.

Im Obergeschoss gibt es 22 Betten in elf Zimmern. Alle eint, dass sie keine Bäder haben. Die Gäste müssen sich mit zwei Etagenduschen und -toiletten begnügen, ganz wie früher, aber natürlich in zeitgenössischem Standard. Bakelitschalter sind natürlich Pflicht. Zwei Familienzimmer verfügen über eine zweite Schlafebene für Kinder, zu der eine steile Treppe führt. Reisewarnung: Zimmer 4 ist nur für Menschen bis zu einer Körpergröße von 1,90 Meter geeignet. Erreichbar ist das Haus auch von einem neuen Parkplatz an der Bundesstraße aus.

Zu einem Berggasthof gehört, so lautete die Ansage der Bauherren, dass man sich den Aufenthalt auch leisten können muss. Ausdrücklich nicht erwünscht war eine Chichi-Bude à la Tegernsee, sondern eine Einkehr für Gäste, die es mit den Bergen haben. Schließlich schmückt sich die Gemeinde Schleching mit der vom Deutschen Alpenverein vergebenen Auszeichnung „Bergsteigerdorf“.

Der neue Wirt ist gebürtiger Österreicher, aber sozialisierter Bayer. In der Rosenheimer Gegend aufgewachsen, machte Markus Schmiedhuber von Kindesbeinen an Begegnungen mit der Gastronomie – der Vater hatte ein Wirtshaus in der Wildschönau. Er selbst kochte im Hotel Fürstenhaus am Achensee und im Arlberg Hospiz Hotel. In Heinz Winklers „Residenz“ in Aschau war er Chefpatissier, bevor er sich vor sieben Jahren mit einem eigenen Hotel-Restaurant in Engelsberg selbständig machte und vor zwei Jahren zusätzlich den Landgasthof Suranger in Amerang übernahm. Pächter ist die Augustiner-Brauerei. Dass es neben dem klassischen Hellen aus München auch Weißbier aus der Staatsbrauerei Weihenstephan gibt, könnte mit Wünschen höheren Ortes zu tun haben. So genau weiß Schmiedhuber das nicht, es ist ihm auch gleichgültig. „Oberste Priorität für mich: Ich muss meine Pacht einspielen.“ Im September erwartet er „einen brutalen Run, aber vor der staden Zeit habe ich schon Bammel“, sagt Schmiedhuber. So zupackend er klingt, wird ihm bestimmt etwas einfallen.

Anfang September ist es losgegangen, 90 Sitzplätze drinnen, 60 im Kaser, 140 im Biergarten. Die halbe Bier kostet unter fünf Euro, der Schweinsbraten um die 17 Euro. Die Übernachtung für eine Person schlägt mit 95 Euro, ein Doppelzimmer mit 135 Euro zu Buche. Ein Familienzimmer beginnt, abhängig vom Alter der Kinder, bei 215 Euro, Frühstück ist immer dabei.

Ein Denkmal wieder mit Leben zu füllen, ist auch für einen routinierten Gastronomen kein Selbstläufer. Fühlt er sich zum Erfolg verdammt, weil ihm das Motto der Stiftung Kulturerbe – „Machen wir's gut!“ – ins Lastenheft geschrieben wurde? Markus Schmiedbauer hat schnell begriffen, dass mit dem Streichen ein Narrativ verbunden ist, das sich von üblichen Pachtverträgen unterscheidet, allein schon wegen der öffentlichen Sichtbarkeit. Deshalb sagt er verschmitzt: „Ich glaube fest daran, weil alle daran glauben.“

Information: www.berggasthof-streichen-de.

Deutschland

www.zur-reise.de

4 Freie Fahrt statt Schranke

Kroatien stellt die Maut auf seinen Autobahnen auf ein System ohne Halt um. Vorgesehen sind 208 Kontrollportale an den Autobahnknoten und 140 Spuren, auf denen sich nicht angemeldete Fahrzeuge kurzfristig registrieren lassen. Erfasst werden die Fahrzeuge über den ENC-Transponder oder über die automatische Kennzeichenerkennung. Einbezogen sind auch die Konzessionsstrecken Zagreb-Macelj und das Istrische Ypsilon. Die ersten Abschnitte werden Anfang Oktober umgestellt. Mit den bisherigen SMART-Karten lässt sich die Maut dann nicht mehr bezahlen. rsr

Zum Teil wurden die Recherchereisen für diese Ausgabe von Veranstaltern, Fluglinien, Hotels oder Fremdenverkehrsämtern unterstützt. Dies hat keinen Einfluss auf den Inhalt der Texte.

Hin und weg

Wer reist nach Sachsen-Anhalt?

Sachsen-Anhalts Tourismusexperten müssen ihr Land nicht schönreden. Dort erhebt sich der sagenmwobene Brocken, blüht die Heide, steht ein Märchenschloss, und auf den Hügeln thronen Burgen. In Quedlinburgs Altstadt gibt es so viele Fachwerkhäuser, dass die UNESCO sie zum Weltkulturerbe ernannt hat. Und in Wittenberg hämmerte Luther einst seine 95 Thesen an das Eingangsportal der Schlosskirche. Natürlich muss man auch nach Dessau, zum Bauhaus.

Doch jeder Ort ist mehr als die Summe seiner architektonischen, historischen und landschaftlichen Aushängeschilder – er ist für die Besucher auch eine Projektionsfläche. Das weiß der Deutsche Hotel- und Gaststättenverband Sachsen-Anhalt sehr genau. Nach der Landtagswahl, bei der die AfD nur knapp eine absolute Mehrheit verpasst hat, äußerte er sich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besorgt. Der Verband berichtet von Gästen, die das Land gerne bereisen würden, aber es aus Angst lieber meiden. Man brauche jetzt eine zukunftsorientierte Landesregierung „die eine offene Willkommenskultur für Gäste aus aller Welt zeigt“.

Auf der Facebook-Seite des Verbands sorgte die Veröffentlichung für hitzige Diskussionen. Ein User schreibt: „Tatsächlich haben wir vorgestern unsere Reise für Thale storniert.“ Obwohl es dort und in Quedlinburg wunderschön sei, „geht für uns die Vorstellung, das quasi jeder 2. eine rechtsextremistische Partei gewählt hat, überhaupt nicht“. In einem anderen Post heißt es: „Also ich würde auf keinen Fall nach SA fahren. Allein der Gedanke, dass ich neben einem sitze, der mit 50 Prozent Wahrscheinlichkeit eine rechtsradikale Partei gewählt hat, da dreht sich mir der Magen um.“ Allerdings ließe sich einwenden: Wer kennt schon die politische Gesinnung des Lieblingsbäckers um die Ecke? Eine „trans Frau“ berichtet von zunehmender Gewalt in AfD-Hochburgen. Sie müsse ihre Ziele streng nach Sicherheitsaspekten auswählen. Viele Kommentatoren jedoch kritisieren den Verband heftig und werfen ihm „wirtschaftsschädigende Panikmache“ vor.

Man versteht, dass Menschen, die wegen ihrer Hautfarbe, Herkunft oder ihrer sexuellen Identität Anfeindungen fürchten, Sachsen-Anhalt als Reiseziel von der Landkarte streichen. Für alle anderen könnte gerade jetzt gelten: erst recht hinfahren. Nach Quedlinburg, Halle und Dessau, in den Harz und in die Altmark. Warum sollte man ein Land jenen überlassen, die es politisch vereinnahmen, kulturell umdeuten und vorschreiben wollen, wer willkommen ist und wer nicht? Auch Sachsen-Anhalt ist mehr als das Bild, das seine lautesten politischen Kräfte von ihm entwerfen. MELANIE MÜ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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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 Teufeln in Tasmanien

verborgen liegt, müssen wir ihm nun ganz nah sein.

Sobald die Fähre anlegt und die anderen Autos verschwunden sind, fühlen wir uns, als seien wir am Ende des Endes der Welt angelangt, am letzten Zipfel Erde vor der Antarktis, dort, wo die Zivilisation zum Firnis in einer grenzenlosen Natur zu werden scheint, was für eine schöne Illusion! Genährt wird sie von tiefen Wäldern voller Eukalyptus, Akazien und Zedern, Kiefern, Silberbanksien und Riesenfarnen, von Grasland und Lagunen, Dünen und Stränden mit einem Sand, so weiß wie in der Karibik, und einem Meer, so blau wie die Opale aus dem australischen Outback; und von Zwergpinguinen, die nur 45 Zentimeter groß und ein Kilo schwer werden, tagsüber Zuflucht im Wasser suchen und nur nachts an Land kommen, weil sie sich vor den Menschen und ihren Hunden fürchten, selbst hier, an diesem Ort der Friedfertigkeit.

Doch wir sind nicht allein in der Wildnis, sondern teilen sie mit Menschen, die sich in diesem stillen Refugium eingerichtet haben wie glückliche Eremiten. Bunte Briefkästen stehen im Dutzend am Straßenrand, ohne dass wir die dazugehörigen Häuser zu Gesicht bekämen. Schilder weisen uns darauf hin, dass auf Bruny Island Wein und Whiskey, Gin und Bier gemacht werden. Restaurants im Bretterbudenstil mit eigener Austernzucht laden uns dazu ein, von den Kostbarkeiten des Meeres zu naschen – wie könnten wir der Versuchung widerstehen, wo könnten Austern besser schmecken als hier, an diesem Weltenende. Und die Größe des Parkplatzes lässt uns erahnen, dass es keine verborgenen Gärten Eden mehr auf Erden gibt.

Wir sehen die Austernbänke vom Truganini-Aussichtspunkt aus, der auf der Spitze einer hohen Düne liegt, an der engsten Stelle einer handtuchschmalen, das offene Meer von einer Lagune trennenden Landzunge. Benannt ist der Aussichtspunkt nach einer tapferen Frau des Aborigines-Volkes der Lunawanna-alonnah, das einst auf Bruny Island lebte und auf einer Tafel bis heute als legitimer Besitzer der Inseln ausgewiesen wird. Überall in Australien wird inzwischen den Ur-einwohnern auf diese Weise Tribut gezollt, in keiner Touristenbroschüre fehlt an prominenter Stelle der Hinweis, dass wir uns im Land der Aborigines befinden und ihnen höchsten Respekt schuldig sind.

Truganini musste das typische, tragische Aborigines-Schicksal erdulden. Seeleute erschlugen ihre Mutter, Robbenfänger raubten ihre beiden älteren Schwestern, und trotzdem brach sie nicht mit den britischen Kolonialisten. Als die Krankheiten des weißen Mannes ihr Volk auszurotten drohten und die Briten entschieden, die Lunawanna-alonnah zu ihrem eigenen Schutz auf eine einsame Insel umzusiedeln, half ihnen Truganini dabei und überzeugte ihre Landsleute zu emigrieren. Doch es brachte nichts, die Aborigines starben trotzdem, entweder an den eingeschleppten Krankheiten oder am Schmerz über den Verlust ihrer Heimat – auch Truganini, deren Leben als vorletzte Aborigine-Frau Tasmaniens mit ausschließlich indigenem Stammbaum 1876 in Hobart endete. Heute bewahren immer noch

Ureinwohner auf Bruny Island, die aus Mischehen mit Weißen hervorgegangen sind, das Erbe ihrer Ahnen und schreiben die Geschichte der ältesten, lebenden Kultur auf Erden fort, die seit mindestens 2000 Generationen und 42.500 Jahren existiert, die spielend zwei Eiszeiten und nur mit knappster Not die Ankunft des weißen Mannes überlebt hat.

Noch nicht einmal 200 Jahre alt und trotzdem der zweitälteste, in Australien erhaltene Leuchtturm ist jener von Bruny Island, der weiß wie die Gischt hoch oben auf einer Klippe thront, umgeben von einer Macchia aus Akazien, Wacholder und Südsee-Myrte. Alle Schiffe mussten

Wann kommen die scheuen Zwergpinguine an Land? An den Stränden von Bruny Island ganz im Süden Tasmaniens braucht man viel Geduld.

auf ihrem Weg von Europa nach Sydney oder Melbourne die Südspitze Tasmaniens mit ihrer zerklüfteten Steilküste passieren, und vielen wurden die messerscharfen, von wütenden Wellen umspülten Grate knapp unter der Wasseroberfläche zum Verhängnis. Allein 1835 sanken hier drei Schiffe, darunter die George III., die 134 Menschen in den Tod riss, woraufhin der Bau des Leuchtturms beschlossen wurde. Jetzt stehen wir auf seiner Spitze, betrachten die vergilbten Fotografien der tapferen Wärter, die rettungslose Einsamkeit ertragen mussten, nur dank eines sporadisch auftauchenden Versorgungsboots mit dem Rest der Welt

Tannine färben sein Wasser fast schwarz und reflektieren das Licht wie in einem Spiegel: der Huon River südlich von Hobart. Fotos Picture Alliance

Familientreffen der Beuteltiere: Kängurus im 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 bei Hobart.

verbunden waren und trotzdem blieben – einer der Eremiten hielt es hier unfassbare 37 Jahre aus. Und wir müssen an jenen weisen Mann denken, der sagte, ein Leuchtturmwärter könne nur ein Philosoph oder ein Einfallspinsel sein.

Eben noch haben wir den tosenden Ozean aus der sicheren Distanz des Leuchtturmwärters schaudernd betrachtet, und jetzt sind wir mittendrin. Ein Schnellboot mit Rennmaschinenmotor bringt uns an die Südspitze von Bruny Island, fährt Achterbahn über drei Meter hohe Wellen, schlägt so hart auf, dass der Rumpf zu bersten droht, und schneidet dem Blanken Hans mitten durchs Gesicht. Wir rasen an der zweithöchsten Steilküste der südlichen Hemisphäre vorbei, einer bis zu 274 Meter hohen Felswand aus schwarzgrauem Dolerit, diesem 200 Millionen Jahre alten Vulkangestein, das beim Auseinanderbrechen des

Urkontinents Gondwana aus dem Erdinneren an die Oberfläche katapultiert wurde – und sich seither so zäh wie vergeblich den Elementen trotzend gegen seine Verwitterung wehrt, mit den spektakulärsten Resultaten.

An manchen Stellen haben Wind und Wetter den Stein zu geometrischen Formationen erodiert, zu Quadern von solcher Regelmäßigkeit, als habe ein Riese Bauklötze aufeinandergestapelt oder mit Hammer und Meißel bearbeitet. Andere Dolerit-Steilwände sehen aus wie Elefantenhaut, wieder andere wie versteinerte Mousse au chocolat. Manchmal ragen einzelne Steinstelen wie gewaltige Totems aus dem Meer, und manchmal hat der Pazifik tiefe Höhlen in den Dolerit gegraben, in die das Wasser mit 80 Kilometern pro Stunde hineinrast, um dann 20 Meter hoch in die Luft zu spritzen, als habe eine aquatische Explosion stattgefunden.

Uns stockt der Atem, uns fährt der Schrecken in die Glieder. Die Möwen und Sturmtaucher aber hocken so stoisch hoch oben auf den Felsvorsprüngen wie Madonnen an der Fassade einer gotischen Kathedrale, während sich viel weiter unten knapp oberhalb der Gischt Hunderte von Seelöwen so entspannt sonnen, als lägen sie an der Riviera. Ab und zu nehmen sie ein Bad oder einen Imbiss im Meer und erklimmen dann wieder elegant wie ein tierischer Tarzan ihren felsigen Liegeplatz. Unser Kapitän steuert das Boot derweil in rasendem Tempo bis an die südlichste Felsnadel, um dann im letzten Moment todesfürchtig beizudrehen, denn dahinter werden die Wellen, die ungebremst 3000 Kilometer weit von der Antarktis heranrollen, für ein Schiffchen wie unseres trotz Rennmaschinenmotor zum sicheren, nassen Grab.

Wir suchen Zuflucht im Schoß von Bruny Island, biegen von der Straße ab, rumpeln über eine Sandpiste und erreichen eine stille Bucht und einen Strand mit schwarzen Lava-Brocken und windschießen Kiefern, der übersät ist von Austernschalen und Treibholz, so bleich wie die Knochen gestrandeter Wale. Eine Holzhütte mitten im Nirgendwo erwartet uns, ein Bett, eine Badewanne, ein Bollerofen, das Kühlschränkchen von dienstbaren Geistern mit einem frugalen Imbiss gefüllt, alles in einem Raum, die Toilette draußen in einem winzigen Häuschen. Und stünde nicht ein einsames Wohnhaus nebenan, fühlten wir uns hier wie Henry David Thoreau in seinem amerikanischen Wald, nur am anderen Ende der Welt, umringt von Kängurus und Wallabys, die in der Dämmerung zu Dutzenden um unsere Hütte hüpfen, ganz ohne Scheu, als wären wir ihre Komplizen in dieser unendlichen, menschenleeren Einsamkeit, immer auf der Hut vor dem Tasmanischen Tiger.

Was ist Unendlichkeit? In der Nacht am Weltenende wissen wir es, denn dann wird sie vom abstrakten Begriff zur plastischen Anschauung. Je länger sich unser Auge an die Dunkelheit gewöhnt, umso mehr Sterne tauchen am Firmament auf, immer mehr werden es, unaufhaltsam, unablässig, mehr als wir jemals zuvor gesehen haben, und bevölkern den nachtschwarzen Himmel bald in einer solchen Zahl, dass wir uns wundern, warum sie nicht ständig krachend miteinander kollidieren. Es sind Abermillionen, so unfassbar viele, dass nicht einmal die Götter sie zählen können, geschweige denn der Mensch in seiner Mickrigkeit, es ist ein unfassbar schöner Anblick. Und plötzlich ahnen wir, dass der Schatz am Ende des Regenbogens gar nicht vergraben ist.

Informationen: Tasmaniens Hauptstadt Hobart ist ein guter Ausgangspunkt für Touren über die Insel. Das erste Haus am Platz ist The Tasman, das zur Luxussparte des Marriott-Konzerns gehört (www.marriottcom), eine günstigere Option ist das ebenso zentral gelegene Boutiquehotel Moss (www.mosshotel.com.au). Auskünfte über das 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 gibt es unter www.bonorong.com.au, über den Tahune-Nationalpark unter https://parks.tas.gov.au. Die einsame Hütte auf Bruny Island kann man unter www.sheepwashbay.com buchen. Allgemeine touristische Auskünfte unter www.discovertasman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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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 der Woche

Retrocharme und Futurismus

Das australische Autorenduo Michelle Mackintosh und Steve Wide, sie Buchgestalterin, er DJ und beide langjährige Japankenner, widmen ihr neues Buch Ozu Yasujiros Film „Tokyo Story“ als Porträt einer sich im Nachkriegsjapan generalüberholenden Metropole zwischen Fortschritt, Melancholie, Wertewandel und Nostalgie. In zehn Kapiteln laden sie den Leser ein, seine eigene Tokio-Geschichte zu schreiben, je nach Gusto, Flaniertempo und Finanzkraft – beeindruckend ist das Kapitel „Tokio kostenlos“ mit Tipps für Gratis-Panoramablicke, -Galerien oder -Museen.

Das liebevoll gestylte Werk führt durch Tokios Themenwelten gleichende Stadtteile wie das Bücherviertel Jimbō-chō oder das Elektronikviertel Akihabara. Der Schwerpunkt liegt auf eher stillen als schrillen Aspekten und Rückzugsorten der Tradition, auf Vintage-Modeläden wie in Shimokitazawa oder Kunsthandwerk in Kuramae. Die Autoren interessieren sich für im Schatten der Konsumtempel verborgene Tempel und Schreine wie den zauberischen Meiji-Schrein und stellen den Setagaya-Boroichi-Flohmarkt als immaterielles Volkskulturgut vor. Sie geben praktische Tipps in Sachen Entschleunigung wie Kimono-Dressing-Kurse oder Kintsugi-Workshops.

Statt nur digital leben Tokioter gerne auch retro und analog: So gibt es originelle Listening Bars mit Vinylplatten und viel Gefühl, Papeterien, Pinselläden. Das Buch evoziert Filme von Ozu, Wenders und Miyazaki wie ein Badehaus, das als Vorlage für das in „Chihiros Reise ins Zauberland“ diente. Es folgt ferner den Spuren bekannter Personen wie in Form der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n Privatbibliothek von Haruki Murakami. Ein Fokus ist die reichhaltige Kulinarik, Soulfood- und Dessertkultur. So porträtiert der Band Tokio nicht nur als Aushängeschild der Popkultur, sondern auch als kreativen Flickenteppich der versteckten Enklaven und tiefenentspannten kleinen Manufakturen, Seitengassen und Subkulturen. STEFFEN GNAM

„Tokyo Story. Ein Guide für Entdecker“ von Michelle Mackintosh und Steve Wide. DK Verlag, München 2026. 264 Seiten. Gebunden, 25 Euro.

Monumentale Bilderschau: Die ehemals triste Betonmauer lädt zur visuellen Weltumseglung ein. Foto Volker Mehnert

Galerie der Woche

Seemannsgarn und Seemannskunst

Segler auf dem Weg in die Karibik machen auf den Azoren gerne Zwischenstopp. In der Marina von Horta haben die Crews ein Kunstwerk hinterlassen, das immer weiter wächst.

Nicht alles, vielleicht sogar nur weniges zeugt von großem künstlerischem Können, und dennoch präsentiert diese Galerie eine famose Bilderschau. Hunderte Crews aus aller Welt haben phantasievolle Malereien mit den Namen ihrer Segelboote auf die Hafenmauer gepinselt und auf diese Art ein kollektives Gesamtkunstwerk geschaffen. Die Marina von Horta auf der Azoreninsel Faial ist seit Langem der beliebteste Zwischenstopp der Segler auf ihrem Weg von Europa in die Karibik und zurück. Hier treffen sich Millionäre mit ihren Luxusyachten, Einhandsegler auf Transatlantikkurs und Aussteiger auf dem Weg rund um die Welt.

Am Abend versammeln sich alle am Ufer im legendären Peter Café Sport, schon 1918 gegründet und bis heute eine Institution. Anfangs kehrten dort die Walfänger ein, die in Horta einen Versorgungshafen errichtet hatten, und später kamen die Mitarbeiter zahlreicher Telegraphieunternehmen, die über Faial ihre interkontinentalen Kabelstränge verlegten und überwachten.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diente die Bucht von Horta als bevorzugtes Ziel für Zwischenlandungen von Flugbooten auf der Route zwischen Amerika und Europa.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schließlich wurde die Marina zum Treffpunkt von Seglern und Weltenbummlern, die sich hier ausruhten und ihre Schiffe reparierten, aber auch Nachrichten und Päckchen für befreundete Crews hinterließen. Irgendwann hat dann ein inspirierter Seemann mit einem Bildchen von seinem Boot die tristen Betonmauern zu buntem Leben erweckt. Weil Seemannsgarn auf den Weltmeeren nach wie vor in Mode ist, entstand der Glaube, dass sich jede Crew kreativ in diese Chronik eintragen müsse, um heil an ihr nächstes Ziel zu kommen. So ist mit der Zeit die monumentale Freiluftgalerie entstanden, hinter der sich bis zum Horizont der weite Atlantik erstreckt. Jahr für Jahr tauchen neue Bilder auf, während andere durch Wind und Regen verblassen – eine Sammlung naiver Kunstwerke und zugleich ein ständig aktualisiertes Geschichtsbuch der Segelschifffahrt über den Atlantik. VOLKER MEHNERT

Spirituose der Woche Tequila mit Bollenhut

Wer erinnert sich nicht schmerzhaft an Tequila-Abende in der Disco? Und an den kleinen Plastik-Sombrero, den man sich gerne mit nach Hause nahm? Jetzt gibt es ein Konkurrenzprodukt. Es stammt nicht aus Mexiko. Und statt eines Sombreros könnte allenfalls ein Bollenhut den Verschluss schmücken, denn als Herkunft wird der Schwarzwald angegeben.

Klingt verwirrend? Ist es auch. Denn einen Schnaps aus dem Herzen der Agave herzustellen, ist eine mexikanische Angelegenheit, schließlich wachsen die Pflanzen dort. Drei Männer – Laurin Lehmann, Sebastian Dresel und Florian Faude – wollten trotzdem Mexiko am Kaiserstuhl spielen. Denn eigentlich liegt der Brennort Bötzingen nicht im Schwarzwald, obwohl der Name der Spirituose, Selva Negra, dies nahelegt.

Importiert wird übrigens nur ein Agavenextrakt, nicht die ganzen stattlichen Agavenherzen, die in Mexiko entweder geröstet (für den Mezcal) oder gedämpft werden (für den Tequila). Außerdem abweichend sollen beim Selva Negra während des Destillationsprozesses Kirschen beigefügt werden, das Schwarzwälder Kirschwasser lässt grüßen.

Es gibt drei unterschiedliche Produkte der „Agaven-Spirituose“, denn Mezcal oder Tequila dürfen die Produzenten das Ergebnis wegen des Herkunftsschutzes nicht nennen. Besonders interessant ist der „Blanco“, denn hier verfälscht Holzfassreife nicht das Aroma. Die klare Spirituose duftet recht typisch pflanzlich-floral, außerdem leicht fruchtig, etwa nach Grapefruitschale, sowie einem Hauch Pfeffer. Nimmt man einen Schluck, findet sich eine weiche, leicht ölige Konsistenz, danach wird es sehr wärmend, die vegetabile Seite wird deutlicher, und eine Idee Mandel tritt hinzu. Viel Kraft, stimmig. Ein halber Liter kostet ungefähr 45 Euro.

Bleibt die Frage, ob es den Quasi-Schwarzwald-Tequila wirklich braucht. Wahrscheinlich nicht, aber er gefällt. Und schließlich gibt es etwa auch nach dem Portwein-Verfahren hergestellte Liköre von deutschen Winzern, die man nicht missen möchte. Vielleicht sollte man es einfach als Kompliment an das mexikanische Original verstehen. GERALD FRANZ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LESERREISEN

Advent in Speyer & Straßburg - Flussreise an Bord der AMADEUS Elegant

Genießen Sie die Vorweihnachtszeit auf eine ganz besondere Art und entdecken Sie den Zauber einer Adventsflussreise. Lehnen Sie sich zurück und erleben Sie die festliche Jahreszeit aus einer neuen Perspektive.

√ Modernes First-Class-Schiff mit komfortabler Ausstattung

Kulinarik auf hohem Niveau: Vollpension an Bord

√ Stimmungsvolle Vorweihnachtsatmosphäre an Bord

√ Die Weihnachtsmärkte in Speyer und in Straßburg

1. Tag: Einschiffung in Frankfurt. Am Nachmittag erwartet Sie die AMADEUS Elegant zur Einschiffung in Frankfurt. Nachdem Sie sich in Ihrer Kabine eingerichtet haben, erwartet Sie die Schiffsleitung zum adventlichen Begrüßungsgocktail in der Panorama-Lounge-Bar. Dem schließt sich das erste Abendessen an Bord an.

2. Tag: Speyer. Am frühen Morgen erreichen wir Speyer. Wir empfehlen Ihnen am Vormittag die Teilnahme an unserem Stadtrundgang (AP) durch die Domstadt. Am Nachmittag haben Sie dann genügend Zeit für einen individuellen Bummel über den Speyrer Weihnachtsmarkt und durch die festlich geschmückte Altstadt. Am Abend verlässt die AMADEUS Elegant Speyer.

3. Tag: Straßburg. Auch Straßburg erreicht die AMADEUS Elegant noch im Morgengrauen. Am Vormittag zeigen wir Ihnen auf einer Stadtrundfahrt (AP) die vielen Sehenswürdigkeiten der Elsass-Metropole. Nach dem Mittagessen erfolgt dann der kostenlose Transfer zurück in die Altstadt von Straßburg. Bunt geschmückt und wunderschön dem Stadtbild angepasst präsentiert sich der Straßburger Weihnachtsmarkt. Neben vielen bekannten Weihnachts-Spezialitäten haben Sie ausreichend Zeit auch elsässische Weihnachts-Spezialitäten zu genießen. Rücktransfer zum Schiff gegen 16:30 Uhr. Während wir die Rückreise rheinabwärts antreten, präsentieren wir Ihnen an Bord unser Farewell-Dinner.

4. Tag: Ausschiffung Frankfurt. Am Morgen erreicht die AMADEUS Elegant wieder Frankfurt, wo Ihre Advents-Flussreise nach dem Frühstück endet.

Im Reisepreis bereits enthalten: Flusskreuzfahrt mit MS AMADEUS Elegant: von Frankfurt bis nach Straßburg und zurück · 3 × Übernachtung auf MS AMADEUS Elegant in der gebuchten Kabinenkategorie · Ein- und Ausschiffungsgebühren, Hafentaxen und Schleusengebühren · Will-

Hotline: (069)75 91-37 86 · E-Mail: leserreisen-glob@faz.de · Prospekt, Beratung und Buchung: Montag bis Freitag von 9 bis 18 Uhr, Samstag und Sonntag von 10 bis 14 Uhr. Verantwortlich für den Inhalt dieser Anzeige und für die Durchführung der Reise ist der Veranstalter 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Uferstraße 24, 61137 Schöneck

kommenscocktail · Vollpension an Bord mit vier Mahlzeiten täglich · 1 × Farewell-Dinner im Rahmen der Vollpension an Bord · Benutzung der Bordeinrichtungen · Unterhaltungsprogramm an Bord · Bordreiseleitung · Reiseliteratur

Reisetermine 2026:

02.12. - 05.12. | 05.12. - 08.12.* | 08.12. - 11.12.* 11.12. - 14.12.* | 14.12. - 17.12. | 17.12. - 20.12. *An diesen Terminen + 100 € p.P.

Reisepreis pro Person (2er-Belegung) Außenkabine Haydn-Deck 15 m²:

2 Personen 599 € p.P. | 1 Person 899 € Kabine Strauss-Deck 15 m², franz. Balkon: 2 Personen 799 € p.P. | 1 Person 1.099 € Kabine Mozart-Deck 15 m², franz. Balkon: 2 Personen 899 € p.P. | 1 Person 1.199 € Suite Mozart-Deck 22 m², franz. Balkon: 2 Personen 1.199 € p.P.

Weitere Informationen auf selection.faz.net

D er Himmel ist verhangen, es tröpfelt leicht. Doch beim Durchschreiten des Niedertors in die Ahrweiler Altstadt scheint es, als hätte jemand einen großen Hebel umgelegt. Jetzt regnet es wie aus Kübeln, Wasser spritzt vom Pflaster zurück nach oben, von Markisen und überlasteten Regenrinnen klatscht es sturzbachartig herunter. Am späteren Abend ist der Spuk vorbei, der immer noch vielen Menschen die Angst in die Glieder jagt. Fünf Jahre ist es her, dass anhaltender Starkregen in der Region zu einer Hochwasserkatastrophe mit 135 Todesopfern und einem unfassbaren Ausmaß an zerstörter Infrastruktur führte. Das werden die Menschen noch lange nicht und vielleicht niemals vergessen. Doch das Leben muss weitergehen.

Meike Näkel wirkt so freudig und optimistisch wie eh und je, und besonders freut sie sich über ihren Sekt, der gerade fertig geworden ist. Schaumwein gehört in dem von Spätburgundern geprägten Familienweingut Meyer-Näkel nicht zu den Stammprodukten. Umso erstaunlicher ist es, dass der ohne jede Zuckerschönung auskommende Brut Nature aus Spätburgunder-Trauben mit einem vielschichtigen Bouquet, einer vitalen, wunderbar eingebundenen Säure und phantastischer Länge überzeugt. Auf dem Rückenetikett jedoch finden sich ein paar Angaben, die den Glasinhalt erst einmal zweitrangig erscheinen lassen: Die Trauben stammen von 2019, dem letzten Jahr vor Corona und zwei Jahre vor der Flut. Gefüllt 2020, steht außerdem dort, 68 Monate Hefelager. Wie konnte dieser Sekt so perfekt reifen, während alles um ihn herum buchstäblich in den Sturzfluten unterging?

Dass es ihn überhaupt noch gibt, liegt daran, dass er in der Flasche reifen durfte. Denn in dem schmucklosen Keltergebäude, in dem Meike Näkel und ihre Schwester Dörte gerade das Rolltor herunterlassen, weil die direkt daneben verlaufende Bundesstraße lärmt, werden die Rotweine allesamt in kleinen Holzfässern gelagert. In der Nacht auf den 15. Juli 2021 wurden diese ausnahmslos weggerissen. Nur neun Fässer überstanden die Flut schadlos, alle anderen verschwanden oder wurden leer und zerstört wiedergefunden, eines davon sogar in den Niederlanden.

Die Schmutzlinie, die die Flut in der Kelterhalle zurückgelassen hat, könnte man leicht übersehen. Zu hoch an der Wand verläuft sie, noch über den Metallgestellen, in denen die Fässer ruhen. Die beiden Frauen mussten das Gebäude, durch das in der dramatischen Nacht ganze Baumstämme knallten, schwimmend verlassen. Es gelang ihnen, sich in den Ästen eines Baumes festzuhalten. Dort verbrachten sie durchnässt die Nacht, während um sie herum alles zugrunde ging, bis sie von der Feuerwehr mit einem Boot gerettet wurden.

Man hat den Eindruck, dass der Weg nach oben ihr Motto geblieben ist. Während die Spätburgunder schon als Ortsweine Spitzenniveau besitzen, strebt nun auch der Schaumwein in die oberste Liga. Noch arbeiten die Winzerinnen und ihr Team in dem wiederhergerichteten Gebäude inmitten eines Sammelsurium an eigenen und zwischen Flut und Lese 2021 ausgeliehenen und gespendeten Fässern, Pressen, Entrappern. Gerade für Besucher sieht das Kelterhaus mit der nüchternen Adresse Bundesstraße 1G bei Dernau nicht unbedingt einladend aus. Da das Stammhaus im Ort ebenfalls schwer beschädigt wurde und ohnehin sehr klein und versteckt war, wird nun neu gebaut. Jahre der Grundstückssuche, des Schreibens von Anträgen und Finanzierungsfragen liegen hinter den Schwestern, und bald kann es losgehen – aber nicht am Ufer der Ahr. Man möchte nicht mehr nah am Wasser sein, nach oben wird es gehen, in die Weinberge, dorthin, wo man nie mehr von braunen Fluten überrascht werden kann.

Dass es aufwärtsgehen soll, sieht man im buchstäblichen Sinne an vielen Stellen im Ahr-Tal. So wurde der Veranstaltungskeller unter der Winzergenossenschaft Mayschoß-Altenahr zugeschüttet und das ganze Gebäude abgerissen. Der großzügige Neubau wird „angehoben“, wie es in der Sprache der Architektur heißt, und mit Dachterrassen und begrünten Dächern ausgestattet. Damit entledigt man sich gleichzeitig mehrerer Probleme. Veranstaltungskeller neu zu bauen, ist in Flussnähe an der Ahr aufgrund des Hochwasserschutzes praktisch verboten. In die Höhe zu gehen, bedeutet weniger Gefahr bei Überschwemmungen. Und schließlich ziehen Menschen heute lichte und moderne Verkostungs- und Veranstaltungsräume klaustrophobischen Kellern vor. Wenn der Neubau fertig ist, werden die Besucher in luftiger Höhe sitzen und auf die spektakuläre Landschaft des von Schiefersteilhängen geprägten Tals schauen können.

Die Bewegung nach oben, um sich für die Zukunft zu wappnen, sieht man in dem sturzflutgefährdeten Tal immer wieder, etwa bei Bertram-Baltes. Das Weingut wurde bei der Flut so stark beschädigt, dass es nicht mehr genutzt werden kann. Bisher führt das unkonventionell arbeitende Ehepaar Julia Bertram und Benjamin Baltes den Betrieb in einem Übergangsgebäude weiter. Doch die höher gelegene Baustelle in der Nähe von Mayschoß ist schon recht weit gediehen und soll einmal unten die Fasskeller, darüber die Weinbereitung und ganz oben Büros und eine moderne Präsentation der Weine umfassen.

Ganz oben am Hardtberg über Dernau zeigt Julia Baltes, wie der Weinbau bei ihnen funktioniert – der kein reiner Weinbau mehr sein soll. Alle paar Rebzeilen

Schluss mit der Schunkelei

Kein Platz für Sauftouristen: Der Qualitätswein, der in Spitzenlagen wie dem Dernauer Pfarrwingert wächst, soll künftig an der Ahr die Hauptrolle spielen. Fotos Weingut Meyer-Näkel, Sandra Fehr
Sie blicken zuversichtlich in die Zukunft, obwohl sie Schreckliches erlebt haben: die Winzerinnen Dörte und Meike Näkel

Fünf Jahre nach der Flut an der Ahr sind viele Wunden verheilt – und vieles hat sich verändert. Für den Weinbau und den Tourismus war die Katastrophe auch ein Katalysator, um sich für die Zukunft zu wappnen. Die ersten Resultate sind vielversprechend. Von Gerald Franz

Weinbau jenseits der Konventionen: Schafe spielen für Julia Bertram und Benjamin Baltes in den Wingerten eine Schlüsselrolle. Foto Andreas Durst

Dicht gedrängt: Die Schiefersteillagen, der Fluss und Winzerdörfer wie Dernau teilens sich das schmale Ahrtal. Foto Mauritius

werden Obstbäume gepflanzt, hier und da gibt es auch Gemüse. Das Gras im Weinberg wird nicht geschnitten, sondern von Schafen abgefressen. Sie sorgen außerdem für die Düngung, halten mit dem Geruch ihrer Wolle oben am Waldrand Wildtiere fern und knabbern überflüssige Geiztriebe an den Reben ab. Diese wiederum sind so hoch erzogen, dass die Schafe an die Früchte nicht herankommen. Das geringe Laub und die fehlende Bodenwärme sorgen außerdem dafür, dass trotz der zunehmend heißen Sommer die Spätburgunder des Winzerpaars wunderbar leicht im Alkohol ausfallen.

„Die Flut war ein Katalysator“, sagt Sermann, weil sie eine Region, die schon vorher über ihre touristische Zukunft nachdenken musste, gezwungen hat, diese Zukunft schneller und grundsätzlicher zu gestalten. So macht Sermann kein Hehl daraus, dass er etwa den Kristallspiegelsaal in Altenahr nicht vermisst. Dieser Tanzsaal war so etwas wie das Inbild des überkommenen Tourismus an der Ahr – Busgruppen, mittelmäßiger Alkohol in rauen Mengen und Schwoof bis zum Morgengrauen –, von dem manche Betriebe nicht lassen wollten. Bis es dann eben gar nicht mehr ging, weil die Veranstaltungsräume zerstört waren und die Besucher nach der Flut erst einmal komplett ausblieben.

Nach oben soll auch wieder die Entwicklung des Tourismus zeigen. Er ist neben dem Weinbau eine der Haupteinnahmequellen des Ahrtals und geht mit ihm meist Hand in Hand, oft sogar unter einem Dach – so wie bei Lukas Sermann, der in Altenahr neben seinem Weingut auch das Restaurant „Thüres“ führt und zwei Gästezimmer hat. Und als ob das nicht reichen würde, ist der Enddreißiger außerdem Vorsitzender des Vereins Ahrwein, eines Zusammenschlusses der Gebietswinzer, die den Wein und die Region verbinden und das Image der Ahr als Tourismusgegend weiterentwickeln wollen.

Langsam kehrt der Tourismus zurück in das flussaufwärts sich dramatisch verengende Tal zwischen Remagen und Ahrbrück. Die Zahl der Übernachtungsgäste lag im vergangenen Jahr bei 886.000, 2019 waren es 1,4 Millionen. Die Zahl der Tagesbesucher hingegen war mit drei Millionen nicht mehr weit entfernt von den 3,4 Millionen vor der Flut. Zwar gibt es nach wie vor Weinfeste, bei denen exzessiv gefeiert wird, gerne auf Anhängern, die – vollbesetzt mit fröhlichen Zechern – im Schritttempo durch das Tal gezogen werden. Doch sie gehören inzwischen eher zu den Raritäten. Stattdessen sind thematische Rundwanderwege wie die sogenannten Ahrschleifen angelegt worden. Und mit dem geplanten Bau einer Hängebrücke und eines Skywalk hoch über dem Tal folgt man gleichfalls dem Trend der Zeit.

Auch sonst geschieht viel Neues: Man kann jetzt eine Rheinkreuzfahrt mit Fünf-Gänge-Menüs und korrespondierenden, prämierten Ahr-Weinen buchen oder sich bei den „AhrWeinWalks“, einer Mischung aus Verkostung und geführter Wanderung, über Weinbau, Geologie und Flutfolgen informieren. Überarbeitet wurde außerdem der Tag der Offenen Weinkeller, bei dem die Besucher nicht nur die Weine, sondern jetzt auch die Menschen dahinter und ihre Betriebe kennen lernen und damit ein tieferes Verständnis für das Kulturgetränk bekommen. Man setzt man nun auf kleinere Gruppen, direkteres Erleben etwa durch anfassbares Bodengestein oder Riechstationen. Dass diese Form des Tourismus funktioniert, zeigt sich daran, dass der nächste Termin laut der Homepage von Ahrwein-Vereins schon restlos ausverkauft ist. Er findet im April 2027 statt.

Dass man die neu entstandenen Chancen nutzen muss, findet auch Astrid Rickert, Kellermeisterin der Winzergenossenschaft Mayschoß-Altenahr. So konnte eine für Lieferungen wichtige Straße neben dem Keltergebäude endlich gebaut werden. Vorher standen hier zwei Häuser. Auch in der Winzergenossenschaft versteht man die Katastrophe als Katalysator und will keine Rückkehr zum Alten. So hat die 1868 gegründete Kooperative zuletzt wieder viele kleine Erzeuger unter ihre Arme genommen und damit ihre Anbaufläche deutlich erweitert.

Denn viele Winzer können oder wollen ihre Trauben nicht mehr selbst verarbeiten und vermarkten. Das hat auch mit dem veränderten Fremdenverkehr zu tun. Früher hatten die Winzer ein gutes Auskommen, weil die Touristen in Scharen mit dem Auto kamen und sich den Kofferraum voller Weinkisten packten. Heute hat das Ahrtal nicht nur mit weniger Besuchern, sondern auch mit einem stetig sinkenden Weinkonsum zu kämpfen. Und dass besonders die Nachfrage nach Rotwein nachlässt, trifft das für seine Spätburgunder bekannte Tal besonders hart.

Qualität statt Quantität ist die einzige Lösung, davon sind die meisten Menschen im Tal überzeugt. Deswegen begrüßen sie auch den Neubau des Dorint-Hotels in Bad Neuenahr. Anstelle des Kurhotels aus den Achtzigerjahren entsteht ein hochwertigeres Haus, die Eröffnung ist für nächstes Jahr geplant. Im Ahrtal wird es, neben anderen Hotels, sehnsüchtig erwartet. Denn die Übernachtungszahlen, die besonders wichtig für einen nachhaltigen Tourismus sind, liegen nicht nur wegen mangelnden Interesses potentieller Besucher noch zurück. Es liegt auch an fehlenden Übernachtungskapazitäten. Im Vergleich zu 2019 gibt es heute 1400 Betten weniger, was die touristische Entwicklung im Ahrtal weiterhin einschränkt. Und dass Investoren wieder Geld in Hotels stecken, bedeutet für die Region nicht nur eine Linderung des Beherbungsengpasses. Es ist auch ein Signal dafür, dass man dem Ahrtal den Aufschwung zutraut.

Unmittelbar nach der Flut warb die Region mit der Kampagne „We AHR open“, um deutlich zu machen, dass Besucher trotz des Ausnahmezustands willkommen sind. Jetzt geht das Ahrtal-Marketing den nächsten Schritt. „Ahrtal. Wieder im Fluss“ lautet der neue Slogan, der sowohl die Erfolge des Wiederaufbaus als auch die Neuorientierung sichtbar machen will, wenngleich beides noch lange nicht abgeschlossen ist. Doch gerade, weil sich die Kräne und Betonmischer noch immer drehen, braucht man die Touristen dringender denn je. „Kommt!“, lautet die eindeutige Botschaft, man hat geöffnet, man empfängt die Besucher mit offenen Armen. Verständnis sollte man allerdings dafür aufbringen, dass viele Winzer nicht mehr zeigen möchten, wie hoch das Wasser damals stand. Es schmerzt, immer wieder zurückzuschauen. Der Blick muss nach vorne gehen.

Informationen unter www.ahrtal.com, www.meyer-naekel.de, www.sermann.de und www.bertram-baltes.de.

den Seiten dröhnt der Fluss

Zwischen

Der Name des Ortes ist Programm: Alles dreht sich bei Gerrit Engels Fotografien um Stein, in seiner natürlichen und menschengemachten Form. Fotos Gerrit Engel

Gerrit Engel hat in und um Bad Gastein fotografiert. Doch seinen Bildband hat er nicht nach dem Ort benannt, sondern nach dem Material, das ihn umgibt: Stein. Von Freddy Langer

M it dem Namen Gastein wird heute ebenso ein Ort wie ein Tal bezeichnet. Entwickelt hat er sich über Jahrhunderte,

wobei Sprachwissenschaftler eine Verschiebung von der keltischen Ausgangsform Gastona über das frührömische Gastuna sowie das altbairische Castuna vermuten. Übersetzt bedeutet der Begriff grauer oder schäumender Fluss, was beides gut zur wilden Gasteiner Ache passt. Spätere slawische Einflüsse führten zu Gastyna und eine Lautverschiebung endlich zum bairischen Gastáin. Das wird der Fotograf Gerrit Engel alles wissen. Aber er trennte den Namen an anderer Stelle und sucht im Stein nach dem Ursprung der Gegend und dem Wesen des Ortes.

Dass ebenso das Wort Gast im Namen enthalten ist, erwähnt Gerrit Engel ebenfalls und folgt in gewissem Maß auch diesem Strang der Ortsgeschichte. Denn Spuren hat der Tourismus mit mehr als einer Million Übernachtungen im Jahr etliche in die kleine Stadt mit nur 5000 Einwohnern gegraben, genauer: Sie ragen in die Höhe. Als gewaltige Gebäude aus Ziegeln, aber auch aus Beton, was ja strenggenommen ebenfalls eine Art von Stein ist. Gerrit nennt ihn „gegossene Mineralität“ und „künstlich verdichtete Erdgeschichte“. Und recht eigentlich hätte man vermuten können, dass ihn gerade dieser Aspekt Bad Gasteins besonders interessiere. Denn mit seinen großartigen, bisweilen kiloschweren Bildbänden „Marzahn“, „Manhattan – New York“ und „Berlin“ hat er sich im Laufe des vergangenen Vierteljahrhunderts seinen Platz unter den großen deutschen Architekturfotografen gesichert. Nun aber Landschaft.

Oder doch nicht? So wie Gerrit Engel in seinen Aufnahmen Städte auf deren Gebäude reduziert hat, Menschen möglichst nichts ins Bild bekommen wollte und stets Wert auf einen monochrom grauen Himmel legte, der im Idealfall der Farbe des Asphalts entsprach, wodurch die Häuser wie aus einer neutralen Fläche hervorzutreten scheinen, so reduziert er nun die Landschaft auf ihr Material. Gleichermaßen auf den Stein wie auf das Wasser. Denn was ihn an Bad Gastein augenblicklich faszinierte, was er allerdings mehr gespürt als begriffen hatte, so schreibt er im Vorwort des diesmal eher schmalen Bildbands „Stein“, sei eine Energie gewesen, die den Ort wie ein anhaltender, tiefer Ton durchziehe. Es ist das unablässige Tosen des Wasserfalls, der mitten im Ort mehr als 300 Meter über steile Felsen in die Tiefe dröhnt. Bevor man ihn zu sehen bekommt, muss man sich zwar fast durchs halbe Buch blättern. Aber weil Gerrit Engel ihn schon vor den ersten Bildern erwähnt, glaubt man, sein Toben und Tosen auch hinter anderen Aufnahmen wie aus der Ferne wahrzunehmen.

Das Buch beginnt im Nebel, der wie ein leichtes Tuch über den Bergen liegt und über dem düsteren Tann, dessen Baumspitzen dünn und zart durch die Wolkenfetzen piksen. Das kennt man aus der Romantik zuhauf, und Gerrit Engel gewinnt dem Motiv wenig Neues ab. Aber wenn der Nebel aufsteigt, als hebe sich ein Vorhang, dann blickt man vier Bilder weiter auf reines Gestein, blanke Materie, rau und brutal, deren ungeheuerlicher Dimension man erst gewahr wird, wenn man in diesem Gewitter aus Stein einzelne Bäume ausmacht – hingetupft wie Bonsais im Land der Riesen. Das sind Bilder einer dramatischen Natur wie aus jener Zeit, als man den Alpen noch mit Unbehagen begegnet ist. Zugleich aber meint man, Gerrit Engel wolle in diesen Bildern der Architektur der Berge auf den Grund gehen. Schroffe Wände zeigt er als deren Fassaden, Bäume, wo denn welche wachsen, als die Bewohner, die wie auf Balkonen und Terrassen stehen oder aus den Fenstern schauen. Und einmal führt ein in den Stein geschlagener Stollen in die Tiefe des Berges. Türen gibt es also auch.

„Stein“ ist kein einfaches Buch. Dennoch wünschte man ihm, dass es in den Souvenirläden von Bad Gastein stapelweise neben den Kassen läge. Schon allein, weil Künstl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nicht unmaßgeblich für eine Renaissance des Kurorts gesorgt haben. Denn ein Selbstläufer war Bad Gastein schon lange nicht mehr – auch wenn der Glaube an die Heilkraft des Wassers seit Jahrhunderten florierte. Vor 600 Jahren hatte hier Kaiser Friedrich III. in den radonhaltigen Quellen gebadet. Ein halbes Jahrtausend später kamen ebenso Kaiser Wilhelm wie Otto von Bismarck in die Sommerfrische. Da waren die Hotelpaläste der Belle Époche längst wie gewaltige Pilze aus den steilen Wänden des engen Tals in die Höhe gewachsen. Und auch nachdem man im Laufe des 20. Jahrhunderts den Winter als Ferienmöglichkeit dazu erfunden hatte, ging es mondän und munter weiter. Auf den Pisten waren unter anderen der Schah von Persien und Liza Minnelli unterwegs. Bad Gastein nannte sich das Monte Carlo der Alpen.

nannte sich das Monte Carlo der Alpen. Von den Sechzigern an allerdings ließ sich der Niedergang nicht verheimlichen. Der Glanz erlosch und kam auch durch das brutalistische Konferenzzentrum aus Sichtbeton, entworfen von Gerhard Garstenauer, nicht zurück; im Gegenteil.

In den Siebzigern und Achtzigern schloss ein Hotel nach dem anderen. Der Ort wurde zum Sanierungsfall. In den leer stehenden Häusern, allesamt Schmuckstücke einer Zeit des Luxus und der Eleganz, wuchs an den Wänden der Schimmel, in den Zimmern lebten Tauben, überall spazierte man an Bauzäunen entlang. Gut aufgehoben war hier nur noch, wer dem Adjektiv morbid-extravagant etwas abgewinnen konnte. Das hat sich erst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fünfzehn Jahren wieder geändert. Die großen Hotels wurden modernisiert, schicke Bars und Restaurants verbreiten Großstadtflair – auch wenn auf den Fotografien von Gerrit Engel davon nichts zu sehen ist. Er ist kein Reportagefotograf und schon gar kein Sozialdokumentarist.

Was Gerrit Engel zeigt, sind kühne Perspektiven auf eine erhabene Wildnis hier, strenge Kompositionen mit Details kühner Großbauten dort, und in Einzelfällen konzentriert er sich auf deren Zusammenprall. Dann sieht es aus, als wachse das eine aus dem anderen heraus. Als seien Gebäude aus dem Felsen geschlagen. Und als seien die türkis leuchtenden Becken eines Schwimmbads bloß konsequent weitergedacht, was draußen in den Bächen durch Strudel entsteht, wenn sie grün schimmernde Becken ins Flussbett fräsen.

Aber während das Wasser mit seinen ungeheuren Massen und einer ungebändigten Kraft den Stein mit der Langmut von Jahrmillionen in aller Ruhe zernagt, zerschlugen die Menschen die Felswände im Takt von Maschinen und schichteten das Material mal zu Häusern, mal zu Kirchen auf und immer wieder zu Natursteinmauern, an denen nun wiederum Regen, Wind und Wetter nagen. Nichts hat Bestand, könnte das Resümee dieser Bilderzählung sein. Und dann zeigt Gerrit Engel wie in einem sarkastischen Kommentar zur Nützlichkeit der Natur als Material auf einem Bild eine Palette von Waschbetonplatten auf ausgeschüttetem Kies vor einer Wand aus Fels: Der Stein zerbröselt, bis nichts mehr übrig bleibt.

Dennoch ist „Stein“ als künstlerische Bestandsaufnahme insgesamt ein eher stiller, zurückhaltender Kommentar. Bäume scheinen bei Gerrit Engel ein wenig grüner als in Wirklichkeit, Beton wirkt ein wenig grauer. Und mit einem Augenzwinkern weist er darauf hin, dass die Struktur von Plastikfolien vor einem fehlenden Fenster über dieselben Reize verfügt wie das, zu Zöpfen verdreht, eine Klippe hinabstürzende Wasser. Oft ist es die Ästhetik der neuen Sachlichkeit, der er sich bedient und in deren kühlen Distanzierung manches gespenstisch und unwirklich wirkt – ganz gleich, ob es sich um menschenleere, kulissenhafte Straßenzüge handelt oder um eine große Halle, deren Boden übersät ist mit herabgestürzten Deckenlampen. Erschreckender aber sind letztlich eher die verschneite, abweisende Wildnis steil aufragender Berge oder Bilder zerfurchter Klippen, an denen haushohe Bäume den Halt verlieren. Jenseits der Kategorien von sublim und pittoresk möchte man da von einer ganz eigenen Art von Schönheit sprechen, die Gerrit Engel in seinen Fotografien gebannt hat und zu der am besten der Begriff widerspenstig passt.

„Stein“ von Gerrit Engel.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und Franz König, Köln 2026. 104 Seiten, 68 Farbfotografien. Gebunden, 38 Euro.

15. Jahrestagung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31.8.-1.9.2026

Casino-Gebäude am Campus Westend, Frankfurt am Main

Der Gesundheitsstandort Deutschland zwischen Reformdruck und Innovationskraft

Wie Deutschland Versorgung finanzierbar halten und zugleich seine Innovationskraft stärken kann. Ein Bericht von Dr. Louise von Stechow.

Die 15. Jahrestagung de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fiel in eine Zeit, in der für den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 Deutschland entscheidende Weichen gestellt werden. Die Ausgaben des Gesundheitssystems steigen, und der demographische Wandel erhöht den Druck auf die Versorgung. Gleichzeitig verschärft sich der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 um Investitionen i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Hinzu kommen geopolitische Unsicherheiten und eine veränderte Arzneimittelpreispolitik in den USA. Deutschland steht damit vor einem Balanceakt. Das Gesundheitssystem muss finanziell stabilisiert werden, ohne die Innovationsfähigkeit des Pharma- und Forschungsstandorts zu schwächen.

Gesundheit als zutiefst demokratische Aufgabe

Dass dabei mehr auf dem Spiel steht als Kosten und Wettbewerbsfähigkeit, machten bereits die Eröffnungsbeiträge der Jahrestagung deutlich. Prof. Dr. Jochen Maas, Vizepräsident des House of Pharma, hob die Bedeutung eines funktionierenden Gesundheitssystems für das Vertrauen in die Demokratie hervor. Auch die hessische Gesundheitsministerin Diana Stolz bezeichnete die Aufgabe im Gesundheitswesen als „tiefdemokratisch“. Wenn im Krankheitsfall die Versorgung nicht mehr verlässlich funktioniere oder benötigte Medikamente fehlten, werde daraus schnell eine gesellschaftliche Frage.

Diese Debatten fallen in eine Zeit wachsenden Vertrauensverlusts. Beim Vorabendempfang auf Einladung der Hessischen Landesregierung verwies Peer Steinbrück, ehemaliger Bundesfinanzminister und Mitinitiator der Initiative für einen handlungsfähigen Staat, auf das schwindende Vertrauen in die staatliche Handlungs- und Funktionsfähigkeit und betonte den daraus entstehenden Reformdruck.

Janina Mütze, Gründerin und CEO von Civey, präsentierte aktuelle Befragungs-daten.

Wie angespannt die Stimmung ist, zeigte auch Janina Mütze, Gründerin und CEO des Meinungsforschungsunternehmens Civey, mit aktuellen Befragungsdaten. Die Ergebnisse zeigten, dass die Unsicherheit in der Bevölkerung seit Beginn der Pandemie deutlich gestiegen sei und sich auch auf das Gesundheitssystem erstrecke. 84 Prozent der Befragten sehen umfassenden Reformbedarf im Gesundheitssystem, vier von zehn sorgen sich um ihre persönliche Medikamentenversorgung. Gleichzeitig hält eine große Mehrheit eine leistungsfähige Pharma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für wichtig.

Sparen reicht nicht

Dass kurzfristig gespart werden muss, wurde auf der Tagung allgemein anerkannt. Klar war auch, dass die Sparmaßnahmen alle Akteure des Gesundheitssystems betreffen werden. Pharmaindustrie, Krankenhäuser, Ärzte, Krankenkassen und Versicherte müssten ihren Anteil leisten. Auch Maas betonte, dass alle Beteiligten einen Beitrag zur Stabilisierung des Systems erbringen müssten. Steinbrück griff diesen Gedanken später auf und formulierte ihn zugespitzt:

„Die Reform ist dann am besten, wenn alle gleichermaßen quieken.“

Gleichzeitig herrschte Konsens, dass kurzfristige Sparmaßnahmen zunächst nur dazu dienen können, Finanzierungslücken zu schließen, langfristig aber grundlegende Reformen notwendig sind.

„Insgesamt hätte ich mir gewünscht, dass wir mehr grundlegende Reformen auf den Weg gebracht hätten und nicht nur überall an der Kostenschraube gedreht hätten“,

sagte Christiane von der Eltz, Vorstandsmitglied der Berlin-Chemie AG.

Ein wiederkehrendes Thema der Jahres- tagung war dabei die Frage, wie sich die Effizienz des Gesundheitssystems steigern lässt. Ministerin Stolz verwies darauf, dass Deutschland eines der teuersten Gesundheitssysteme weltweit habe, bei Lebenserwartung und gesunden Lebensjahren jedoch lediglich im Mittelfeld liege. Mehr Geld führe also nicht unbedingt zu besseren Ergebnissen. Das machte auch Prof. Dr. Jürgen Graf, Vorstandsvorsitzender und Ärztlicher Direktor der Universitätsmedizin Frankfurt, deutlich. Er verglich Hessen mit Dänemark. Beide haben eine ähnliche Einwohnerzahl, doch Dänemark kommt mit deutlich weniger Krankenhäusern und Betten aus und erreicht zugleich eine höhere Lebenserwartung bei geringeren Ausgaben. Graf plädierte für stärker spezialisierte Zentren und effizientere Versorgungsstrukturen.

Mehr Effizienz bedeutet dabei nicht nur, bestehende Versorgungsstrukturen zu verbessern. Langfristig sollte das Ziel sein, Erkrankungen möglichst zu verhindern, statt ihre Folgen später aufwendig behandeln zu müssen.

Von der Reparaturmedizin zur Prävention Der größte Teil der Mittel im Gesundheitssystem fließt derzeit in die Behandlung bereits bestehender Erkrankungen, während die Prävention deutlich weniger Gewicht hat. Vertreter aus Industrie, Medizin und Politik sahen hier erheblichen Veränderungsbedarf.

Graf sagte, dass dafür auch die Anreize im Gesundheitssystem verändert werden müssten.

„Der Anreiz im deutschen Gesundheitswesen ist, Versorgungsleistung zu erbringen im Reparaturbetrieb.“

Selbst wissenschaftlich gut belegte Präventionsmaßnahmen würden teilweise schlechter vergütet als die Behandlung bereits eingetretener Erkrankungen. Neben finanziellen Anreizen für Prävention brauche es jedoch auch einen gesamt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 Dazu gehörten mehr Gesundheitsbildung und Kommunikation, möglichst bereits in der Schule.

Auch Thomas Müller, Leiter der Abteilung Arzneimittel, Medizinprodukte und Biotechnologie i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bezeichnete Prävention als den „heiligen Gral“, verwies aber zugleich auf die politische Schwierigkeit, Veränderungen des Lebensstils gesellschaftlich durchzusetzen. Als Beispiel nannte er die Debatte über eine Zuckersteuer. Maßnahmen, die Ernährungs- und Lebensgewohnheiten über Preise oder Verbote steuern sollen, könnten schnell auf gesellschaftlichen Widerstand stoßen. Aufklä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Akzeptanz sind damit wichtige Voraussetzungen für gelungene Prävention.

Der Gesundheitsstandort unter internationalem Druck

Doch die Reform des deutschen Gesundheitssystems adressiert nur die nationale Seite der Herausforderungen. Gleichzeitig gerät der Pharma- und Forschungsstandort durch internationale Entwicklungen zunehmend unter Druck. Der Wettbewerb um Investitionen und pharmazeutische Innovation verschärft sich.

Müller warnte mit Blick auf rückläufige Erstzulassungen, Europa verliere „leider an Boden“. China habe sich zugleich zu einem ernsthaften Wettbewerber bei biopharma-azeutischen Innovationen entwickelt.

Zugleich verändert die Most-Favored-Nation-Preispolitik der USA die wirtschaftliche Kalkulation internationaler Pharmaunternehmen. Wenn europäische Arzneimittelpreise auf den erheblich größeren US-Markt zurückwirken, kann eine frühe Markteinführung in Deutschland oder Europa an Attraktivität verlieren. Das könnte auch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en i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zu Lasten des Standorts Deutschland beeinflussen.

Diesen Druck auf das deutsche Pharmaökosystem unterstrichen auch Vertreter der Industrie. Christiane von der Eltz und Shashank Deshpand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Managing Directors und Head of Human Pharma bei Boehringer Ingelheim, warnten vor potentiellen Folgen der veränderten Rahmenbedingungen.

Zugleich betonte Deshpande, dass Deutschlands Stärken nicht kleingeredet werden dürften. Das Land verfüge weiterhin über wichtig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n starken Pharmastandort, darunter exzellente Universitäten und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owie eine leistungsfähige industrielle Infrastruktur.

Boehringer Ingelheim

Auch Prof. Dr. Josef Hecken, ehemaliger unparteiischer Vorsitzender des Gemeinsamen Bundesausschusses, des obersten Beschlussgremiums der Selbstverwaltung im deutschen Gesundheitswesen, warnte davor, die Ausgangslage schlechter zu reden, als sie ist. Beim Zugang zu neu zugelassenen Arzneimitteln steh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weiterhin sehr gut da, insbesondere bei Onkologika und Arzneimitteln für seltene Erkrankungen. Im europäischen Durchschnitt liege die Verfügbarkeit deutlich niedriger, und neue Arzneimittel erreichten die Versorgung wesentlich später. Gerade diesen Vorteil gelte es zu wahren.

Aus Forschung muss Innovation werden Um ein innovativer Pharmastandort zu bleiben, muss Deutschland nicht nur Forschung fördern, sondern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auch besser in Anwendungen und Produkte übersetzen. Prof. Dr. Manfred Schubert-Zsilavecz, Präsident des House of Pharma, betonte, Deutschland müsse lernen, gute Ideen junger Wissenschaftler konsequenter in Patente und Produkte zu überführen. Auch Deshpande hob die Bedeutung dieser Translation hervor.

„Innovation muss zum Patienten kommen, sonst ist es einfach nur Wissenschaft.“

Peer Steinbrück im Gespräch mit Heike Göbel, verantwortliche Redakteurin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der F.A.Z. über Reformfähigkeit, Vertrauen und die Zukunft des Innovationsstandorts Deutschland.

Hier setzte auch Prof. Dr. Veronika von Messling, Leiterin der Abteilung Gesundheit und Lebenswissenschaften i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Raumfahrt, an. Deutschland verfüge über ein reiches Forschungsökosystem, habe aber noch „Luft nach oben“, wenn es darum gehe, Erkenntnisse in Anwendung und Wertschöpfung zu übertragen. Die Hightechagenda solle deshalb gezielt die Übergänge entlang der Innovationskette verbessern. Von Messling bezeichnete sie als „Mitmachagenda“, deren Erfolg vom Zusammenspiel vo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Wirtschaft abhänge.

Neben Biotechnologie und Gesundheitsdaten hob von Messling auch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als „Wegbereiter der personalisierten Medizin“ hervor. Auch für

Schubert-Zsilavecz gehört es zu einem innovativen Pharmastandort, KI entlang der gesamten Wertschöpfungskette stärker einzusetzen. Wie das bereits in der Praxis aussieht, zeigte Dr. Marion Zerlin, Geschäftsführeri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Deutschland bei Sanofi. KI werde im Unternehmen unter anderem genutzt, um die Erfolgschancen klinischer Studien zu erhöhen, geeignete Patientenpopulationen zu identifizieren und Dosierungen besser vorherzusagen. Dafür greife Sanofi auf eigene Forschungsdaten und internationale Gesundheitsdaten zurück. Daten aus Deutschland spielten bislang jedoch kaum eine Rolle, weil der Zugang weiterhin begrenzt sei.

Auch Prof. Dr. Wolfgang Wick, Vorsitzender des Wissenschaftsrats, sah beim Zugang zu Gesundheitsdaten einen Wettbewerbsnachteil. Bei der Nutzbarkeit von Routine- und Versorgungsdaten aus Kliniken hätten andere Forschungsstandorte bereits einen Vorsprung. Soll Deutschland bei KI-gestützter Forschung und Arzneimittelentwicklung wettbewerbsfähig bleiben, muss das vorhandene Datenpotential deshalb konsequenter für die Forschung nutzbar gemacht werden.

Vom Wollen zum Handeln

Die Jahrestagung zeigte ein klares Bewusstsein aller Akteure für die großen Herausforderungen des deutschen Gesundheitsstandorts. Deutschland muss gleichzeitig sparen und investieren, Versorgung effizienter organisieren und Innovation honorieren, Prävention stärken und Spitzenforschung finanzieren, Digitalisierung und Gesundheitsdaten besser nutzbar machen und regulatorische Verfahren harmonisieren. Gerade weil diese Ziele teilweise miteinander konkurrieren, braucht es eine langfristige Strategie, vor allem aber den Willen zur Umsetzung. Am Ende führte vieles zurück zu Steinbrücks Diagnose beim Vorabendempfang der Jahrestagung:

„Wir haben es nicht mehr mit einem Erkenntnisproblem zu tun. [...] Alle stehen unter dem Eindruck des Umsetzungsproblems.“

Entscheidend sei, so Steinbrück, Reformen nicht nur zu denken, sondern tatsächlich umzusetzen. Dafür brauche es weniger kleinteilige Kontrolle, mehr Vertrauen und die Bereitschaft, politische Konflikte auszuhalten.

Gerade in einem so komplexen und stark regulierten System wie der Gesundheitswirtschaft, das zugleich in internationale Abhängigkeiten eingebettet ist, erscheint ein solcher Pragmatismus nicht als leichte Aufgabe. Mit dem Medizinforschungsgesetz und dem Gesundheitsdatennutzungsgesetz auf nationaler Ebene sowie dem EU Biotech Act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gibt es bereits Ansätze, Verfahren zu vereinfachen, Forschung zu beschleunigen und regulatorische und bürokratische Hürden abzubauen. Damit diese Maßnahmen den deutschen Pharmastandort tatsächlich stärken, sind offener und zukunftsorientierter Dialog zwischen allen beteiligten Akteuren und vor allem ein gemeinsamer Wille, die angestoßenen Reformen konsequent umzusetzen, nötig.

Genau dafür bietet die Jahrestagung des House of Pharma Raum: für den Austausch zwischen Entscheiderinnen und Entscheidern aus Gesundheitswirtschaft und Pharmaindustrie, in Panels, Workshops und persönlichen Gesprächen.

IMPRESSUM

F.A.Z. Konferenz House of Pharma Anzeigensonderveröffentlichung der F.A.Z. BUSINESS MEDIA GmbH – Ein Unternehmen der F.A.Z.-Gruppe

Fotos

Fotos F.A.Z. Business Media GmbH / Andreas Henn

Verantwortlich für den redaktionellen Inhalt Dr. Otto-Quintus Russe, Geschäftsführer,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e.V.

Redaktionelle Umsetzung Dr. Louise von Stechow, freie Expertin fü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und zuständig für Berichterstattung und Außendarstellung de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e.V.

Umsetzung Layout F.A.Z. BUSINESS MEDIA GmbH, Pariser Straße 1,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Pharma als Leitindustrie: Was der Standort braucht

Zwischen Herstellerabschlag, Standortklausel und Innovationsanreizen: Wie Deutschland eine starke Pharmaindustrie sichern kann. Ein Bericht von Dr. Louise von Stechow.

Dr. Christian Geinitz (Moderation), Christiane von der Eltz, Johannes Bauernfeind, Prof. Dr. Jürgen Graf und Thomas Müller in der Diskussion über den Gesundheitsstandort. (v.l.n.r.)

Seit Jahren wird darüber diskutiert, welche Rolle Pharma als Leitindustrie für den Standort Deutschland spielen kann. Neben Umsatz, Investitionen und Beschäftigtenzahlen geht es dabei auch um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Branche. Janina Mütze, Gründerin und CEO des Meinungsforschungsunternehmens Civey, zeigte in ihrer Keynote, dass die Bevölkerung der Pharmaindustrie eine zentrale Rolle für Deutschland zuschreibt.

„92 Prozent halten eine eigene leistungsfähige Pharmaindustrie [...] für wichtig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Etwa 80 Prozent sehen die Sicherstellung der medizinischen Versorgung als zentrale Aufgabe der Branche. Zugleich hat sich das Vertrauen in Pharma gegenüber früheren Erhebungen verbessert, während es bei vielen staa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Institutionen zurückgegangen ist. Mütze bezeichnete die Pharmaindustrie im Vergleich sogar als möglichen „Vertrauensanker“.

Wenn die Pharma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eine Leitindustrie sein soll, stellt sich aber zugleich die Frage, welche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sie dafür braucht. Darüber diskutierte eine Expertenrunde mit Vertreterinnen und Vertretern aus Politik, Industrie, Medizin und Krankenkassen.

Wie schwierig die Balance zwischen Standortförderung und Finanzierbarkeit ist, zeigte die Debatte über den im GKV-Beitragssatzstabilisierungsgesetz vorgesehenen, mehr als verdoppelten Herstellerabschlag. Christiane von der Eltz, Vorstandsmitglied der Berlin-Chemie AG, sah die Branche durch die amerikanische

Most-Favored-Nation-Preispolitik und zusätzliche Einsparungen in Deutschland

„von zwei Seiten in die Zange genommen.“

Höhere Belastungen könnten Investitionen und Innovationen bremsen. Eine Standortklausel müsse daher Unternehmen berücksichtigen, die in Deutschland forschen, klinische Studien durchführen oder produzieren.

Johannes Bauernfeind,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AOK Baden-Württemberg, hielt dagegen, dass Standortförderung nicht aus Beitragsmitteln der gesetzlich Versicherten finanziert werden dürfe. Thomas Müller vo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verwies auf die besondere Struktur des deutschen Arzneimittelmarktes. Krankenkassen seien zentrale Nachfrager und beeinflussten damit auch Innovationsanreize für die Pharmaindustrie. Zugleich hätten vergleichsweise hohe Preise bislang dazu beigetragen, dass neue Arzneimittel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in Deutschland früh erreichen. Eine Kommission soll nun klären, wie eine Standortklausel ausgestaltet und finanziert werden kann.

In seiner anschließenden Keynote richtete Thomas Müller den Blick auf die politischen Instrumente, mit den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den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 stärken wollen. Vom EU Biotech Act bis zur geplanten Pharma- und Medizintechnikstrategie der deutschen Bundesregierung sollen einfachere regulatorische Verfahren, bessere Rahmenbedingungen für klinische Studien und eine effizientere Nutzung von Gesundheits- und Real-World-Daten dazu beitragen, Europas Wettbewerbsfähigkeit gegenüber den USA und China wieder zu stärken.

„Wir haben [...] in Europa auch die Herausforderung, dass wir Innovation wertschätzen müssen.“

Zugleich wies Müller auf die Komplexität des europäischen Gesundheitsmarktes hin. So habe zum Beispiel das EU-HTA, das die klinische Bewertung neuer Arzneimittel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stärker harmonisieren soll, den erhofften Bürokratieabbau bislang nicht erreicht.

Die Bevölkerung wünscht sich eine starke heimische Pharmaindustrie. Wie sich deren Innovationskraft mit einem langfristig finanzierbaren Gesundheitssystem verbinden lässt, bleibt jedoch eine zentrale Herausforderung. Ein Teil der Lösung müsse, so Prof. Dr. Jürgen Graf, Vorstandsvorsitzender und Ärztlicher Direktor der Universitätsmedizin Frankfurt, auch bei den Krankenhäusern ansetzen, wo Innovation die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erreicht.

Pharma im globalen Wettbewerb

Warum Deutschland trotz wachsender Konkurrenz gute Voraussetzungen hat – und wo es besser werden muss.

Der deutsche Pharmastandort verfügt weiterhin über gute Voraussetzungen, steht aber international wie national zunehmend unter Druck.

Dieses Spannungsfeld prägte die Keynote von Shashank Deshpand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Managing Directors und Head of Human Pharma bei Boehringer Ingelheim.

„Gesundheit ist Wettbewerb.“

Mit diesem Gedanken leitete Deshpande seine Ausführungen ein. Denn die Gesundheitsindustrie schaffe neben medizinischer Versorgung und Innovation auch hochqualifizierte Arbeitsplätze und trage zur industriellen Wertschöpfung bei. Deshpande verdeutlichte das am Beispiel des eigenen Unternehmens. Boehringer Ingelheim beschäftige 19.000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entrichte hier rund 70 Prozent seiner weltweiten Steuern und habe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rund 12 Milliarden Euro i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investiert.

Als ein in Deutschland verwurzeltes Unternehmen wolle Boehringer Ingelheim auch künftig von Deutschland aus forschen und neue Medikamente entwickeln. Doch der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 um Investitionen in pharmazeutische Innovation habe sich verschärft, und Deutschland und Europa müssten damit Schritt halten.

Shashank Deshpande, Boehringer Ingelheim, über Deutschlands Pharmastandort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Besonders die von der Trump-Administration verfolgte Most-Favored-Nation-Preispolitik beschäftige die Branche. Wenn niedrige europäische Arzneimittelpreise künftig auf den größeren US-Markt zurückwirkten, der für viele Unternehmen 50 bis 70 Prozent ihres Umsatzes ausmache, könne eine Markteinführung in Deutschland oder Europa wirtschaftlich weniger attraktiv werden.

Als weitere Hemmnisse nannte Deshpande regulatorische Unterschiede sowie deutlich schnellere Studien- und Zulassungsverfahren in den USA und China.

Handlungsbedarf sieht Deshpande auf deutscher, aber auch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Klinische Studien müssten schneller möglich sein, regulatorische Verfahren einfacher werden und Real-World Evidence stärker berücksichtigt werden. Vor allem aber müsse Europa beim Tempo zulegen.

„Der Zug ist nicht abgefahren.“

Trotz der Herausforderungen blieb Deshpandes Fazit zuversichtlich. Anders als viele energie- und rohstoffintensive Industrien verfüge die Pharma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weiterhin über hervorragende Voraussetzungen.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sei daher, warum Deutschland diese Stärke nicht gezielter nutze, um Pharma und Biotechnologie als Innovationsmotor, Arbeitgeber und Wachstumsbranche auszubauen.

Dazu gehört für Deshpande auch eine grundsätzliche Debatte darüber, was Deutschland Gesundheit und pharmazeutische Innovation wert sind. Hochinnovative Arzneimittel müssten angemessen vergütet werden. Zugleich müsse auch die Industrie ihren Beitrag zu einem langfristig finanzierbaren Gesundheitssystem leisten.

Klartext ohne Amt: Interview mit Josef Hecken zu Herausforderungen und Chancen personalisierter Medizin und zur Exzellenz des deutschen Pharmastandorts

Josef Hecken über neue Wege der Evidenzgenerierung, den Wert früher Arzneimittelzugänge und notwendige Strukturreformen. Ein Bericht von Dr. Louise von Stechow.

F.A.Z.-Wirtschaftskorrespondent Dr. Christian Geinitz im Gespräch mit Prof. Dr. Josef Hecken über Evidenzgenerierung, Arzneimittelzugang und Strukturreformen. (v.l.n.r.)

Deutschland redet viel über die Schwächen seines Gesundheits- und Pharmastandorts. Prof. Dr. Josef Hecken, ehemaliger unparteiischer Vorsitzender des Gemeinsamen Bundesausschusses, setzte im Interview mit dem F.A.Z.-Wirtschaftskorrespondenten Dr. Christian Geinitz einen anderen Akzent und nahm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r Evidenzgenerierung in den Fokus.

Zunächst hob Hecken dabei die Stärken des Pharmastandorts Deutschland hervor. Beim Zugang zu innovativen Arzneimitteln steh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weiterhin ausgesprochen gut da, besonders bei Onkologika und Orphan Drugs. Gerade in der Onkologie könne dieser Zeitvorteil für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entscheidend sein.

Doch Hecken sieht diesen Vorsprung gefährdet. Zum einen sorge die US-Arzneimittelpreispolitik für Unsicherheit bei international tätigen Pharmaunternehmen. Zum anderen hält Hecken die bestehenden Verfahren der Nutzenbewertung bei hochpersonalisierten Therapien zunehmend für unzureichend. Die Nutzenbewertung beurteilt den Zusatznutzen neuer Arzneimittel gegenüber einer Vergleichstherapie und bildet damit eine zentrale Grundlage für die anschließenden Preisverhandlungen.

Hecken plädierte deshalb für neue, pragmatische Wege der Nutzenbewertung, die Patientensicherheit und den Evidenzanspruch wahren, zugleich aber den

Besonderheiten hochpersonalisierter Therapien Rechnung tragen.

Neue Therapien brauchen neue Evidenz Hecken betonte, dass randomisierte kontrollierte Studien der Goldstandard für die meisten Indikationen sind und auch bleiben werden. Doch bei sehr kleinen, molekular definierten Patientengruppen, bei denen zum Teil nur 100 oder 120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für eine Therapie in Frage kämen, sei diese Art der klassischen

Evidenzgenerierung teilweise schlicht nicht realisierbar.

Er schlägt deshalb strukturierte Registermodelle vor, in die alle in Frage kommenden Patienten aufgenommen werden. Neue Therapien könnten zunächst unter klar definierten Bedingungen in spezialisierten Zentren eingesetzt und die Ergebnisse nach zwei oder drei Jahren erneut bewertet werden.

„Warum nicht einmal das Narrativ aufgeben, dass ohne klassische Bewertung gar nichts geht, und sagen: Wir probieren einen Wirkstoff zwei Jahre zu einem Interimspreis in der Versorgung aus und trennen danach auf Grundlage der Daten die Spreu vom Weizen?“

So ließe sich Evidenz unmittelbar aus der Versorgung gewinnen. Ein solches Modell sei nicht nur ökonomisch sinnvoller, sondern könne zugleich der Patientensicherheit dienen und einen Vorsprung für den Forschungsstandort Deutschland schaffen, indem der frühe Zugang zu Arzneimitteln mit einer frühen Generierung relevanter Daten verknüpft werde.

Dass Registerdaten nicht dieselbe Evidenzqualität wie randomisierte Studien liefern, räumte er ausdrücklich ein. Die Konsequenz dürfe jedoch nicht sein, diese Daten gar nicht zu nutzen. Vielmehr müssen geeignete Bewertungsmaßstäbe für solche Daten gesetzlich definiert werden. Zu hohe Anforderungen an die in Registerdaten nachzuweisenden Effekte entsprächen nicht der medizinischen Realität. Fortschritt vollziehe sich häufig schrittweise und nicht in Form dramatischer Effekte.

Für Hecken ist die Umsetzung neuer Wege zur Bewertung des Arzneimittelnutzens auch eine Standortfrage. Wenn Deutschland innovative Therapien früh finanziere, die daraus entstehenden Daten aber nicht systematisch für Forschung und Weiterentwicklung nutze, werde ein wichtiger Wettbewerbsvorteil verschenkt. Deutschland habe bereits hohe Arzneimittelausgaben und könne im globalen Wettbewerb nicht allein über zusätzliche finanzielle Mittel bestehen.

„Wir können nur mit Exzellenz überzeugen.“

Maß, Mitte und Mut bei Reformmaßnahmen

Beim Kostendruck im Gesundheitssystem erklärte Hecken, dass die Pharmaindustrie wie alle anderen Akteure zur finanziellen Stabilisierung des Systems beitragen müsse. Kritisch äußerte er sich zu Unternehmen, die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en unmittelbar mit politischen Sparmaßnahmen verknüpften, hob zugleich aber die Rolle der Branche als Innovationstreiber hervor.

Es sei aber zu kurz gedacht, sich bei Reformen nur auf Einsparungen bei Arzneimitteln zu fokussieren und andere Bereiche, etwa die Krankenhausstrukturen, auszuklammern. Deutschland leiste sich bei hohen Gesundheitsausgaben weiterhin eine zu stark fragmentierte Krankenhauslandschaft.

„So wie es ist, ist es nicht gut. Es ist nur teuer.“

Aus Heckens Sicht brauche es dabei „Maß und Mitte“, vor allem aber den Mut, grundlegende Strukturreformen anzugehen.

Eine Leitindustrie braucht Spitzenforschung

Forschung als Herz für den Pharmastandort Deutschland – und wie aus wissenschaftlicher Exzellenz Innovation wird. Ein Bericht von Dr. Louise von Stechow.

Eine leistungsfähige Pharmaindustrie beginnt lange vor der Entwicklung und Zulassung neuer Therapien. Sie braucht dafür eine Forschungslandschaft, die neu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hervorbringt. Deutschland verfügt hier über eine starke Ausgangsbasis. Gemessen an wissenschaftlichen Publikationen gehört der Forschungsstandort international zur Spitzengruppe. Entscheidend ist jedoch, wie sich diese starke Grundlagenforschung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behaupten und die Translation neuer Erkenntnisse in klinische Innovationen stärken lässt.

Einen politischen Rahmen dafür soll die Hightechagenda der Bundesregierung schaffen. Prof. Dr. Veronika von Messling, die i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Raumfahrt die Abteilung Gesundheit und Lebenswissenschaften leitet, machte in ihrer Keynote deutlich, dass Forschung dabei nicht vollständig auf konkrete Anwendungen ausgerichtet werden könne. Wissenschaft sei ihrem Wesen nach nicht planbar. Öffentliche Forschungsförderung müsse dennoch Bedingungen schaffen, unter denen aus neuen Erkenntnissen gesellschaftlicher und wirtschaftlicher Nutzen entstehen könne. Die Hightechagenda verstehe sie deshalb nicht allein als Förderprogramm, sondern auch als Katalysator.

„Die Hightechagenda ist eine Mitmachagenda“,

sagte von Messling. Entscheidend sei dabei das Zusammenspiel vo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Wirtschaft. Dieses Zusammenwirken betonte auch Dr. Marion Zerlin, Geschäftsführerin Forschung & Entwicklung der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Auch aus Industriesicht entscheide die Qualität des Forschungsumfelds über Investitionen, sagte Zerlin und verwies auf die geplante Milliardeninvestition des

Unternehmens am Standort Frankfurt. Gleichzeitig nutze Sanofi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sstandorte gezielt dort, wo Verfahren schneller und Kooperationen leichter möglich seien.

Während Translation entscheidend dafür ist,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in Innovationen zu überführen, bleibt gerade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eine wichtige Quelle disruptiver Innovationen. Dies betonte der Vorsitzende des Wissenschaftsrats, Prof. Dr. Wolfgang Wick. Eine stärkere Orientierung an gesellschaftlicher Wirkung dürfe deshalb nicht dazu führen, Forschung nur noch nach unmittelbarer Anwendbarkeit zu beurteilen.

Doch auch in der Forschung verschärft sich der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 und wissenschaftliche Exzellenz wird zunehmend zu einer Frage technologischer Souveränität. Die Paneldiskussion zeigte zugleich, dass internationale Kooperation ein unverzichtbarer Teil der Forschung bleiben werde, diese angesichts geopolitischer Veränderungen aber bewusster gestaltet werden müssten. Frederik Bouffier, MdB, Mitglied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und des Ausschusses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Raumfahrt und 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 plädierte dafür, gegenüber China

„so offen wie möglich und so geschlossen wie nötig“

zu agieren. Auch von Messling warnte vor Abschottung, forderte aber eine realistische Abwägung gemeinsamer Interessen und möglicher Risiken.

Für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deutschen Forschung wird künftig auch das richtige Verhältnis von Wettbewerb und Zusammenarbeit innerhalb der Forschungslandschaft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Wettbewerb belebt das Geschäft“, sagte von Messling. Gerade in der Grundlagenforschung könne eine wettbewerbliche Situation Exzellenz fördern. Wo es jedoch darum geh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in Entwicklung und Wertschöpfung zu überführen, sei Zusammenarbeit entscheidend. Auch Wick betonte, dass bei großen wissenschaft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die besten Köpfe und Einrichtungen über regionale und institutionelle Grenzen hinweg zusammenfinden müssten. Wick brachte es so auf den Punkt:

„Wir wollen in manchen Disziplinen ganz oben mitspielen, und dafür müssen wir uns sehr wahrscheinlich zusammentun.“

Prof. Dr. Veronika von Messling, Frederik Bouffier, Prof. Dr. Wolfgang Wick und Dr. Marion Zerlin diskutierten über Spitz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Moderation: Joachim Müller-Jung. (v.l.n.r.)

Hessen als starker Pharmastandort

roonkologie, Deutsches Krebsforschungszentrum

Forschung, Industrie und Versorgung eng vernetzt: Wie Hessen seine Stärken als Pharmastandort nutzen will.

Diana Stolz, Hessische Gesundheitsministerin, über den „hessischen Weg“ und das Zusammenspiel von Forschung, Industrie und Versorgung.

Welche Bedeutung ein regional starker Forschungs- und Industriestandort für die Gesundheitswirtschaft haben kann, machten die Vertreter der Hessischen Landesregierung auf der Jahrestagung deutlich. Die hessische Gesundheitsministerin Diana Stolz verwies darauf, dass rund 20 Prozent der Beschäftigten der deutschen Pharmaindustrie in Hessen arbeiten und fast ein Drittel der Brancheninvestitionen hier getätigt werden.

„Deutschland war und ist ein bedeutender Pharmastandort. Hessen ist das Herzstück dieser

pharmazeutischen Innovationskraft“,

Stolz und Staatssekretär Prof. Dr. Christian Raible, der am Vorabend der Veranstaltung gesprochen hatte, verbanden die Standortfrage zudem unmittelbar mit der Arzneimittelversorgung. Dafür müssten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Initiativen ineinandergreifen, um die Resilienz der Gesundheitswirtschaft und der Pharmaindustrie zu stärken.

so die Ministerin.

Zugleich betonte Stolz den „hessischen Weg“. Politik, Wissenschaft, Industrie, Versorgung und Patienten müssten gemeinsam an tragfähigen Lösungen arbeiten. Wie dieses Zusammenspiel konkret aussehen kann, zeigte die Ministerin am Thema Frauengesundheit. Noch immer würden geschlechtsspezifische Unterschiede etwa bei Arzneimittelwirkung und Dosierung sowie in Forschung und Lehre nicht ausreichend berücksichtigt. Hessen wolle hier gegensteuern, mit gezielten Ausbildungsangeboten an hiesigen Hochschulen und dem Women Heart Health Center in Frankfurt, das die kardiovaskuläre Versorgung von Frauen stärken soll. Das Thema Frauengesundheit zeigt dabei, wi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neue Versorgungsangebote und politische Schwerpunktsetzung an einem starken Gesundheitsstandort zusammenwirken können.

Staatssekretär Prof. Dr. Christian Raible beim Grußwort am Vorabend der Veranstaltung.

Die Zukunft der Gesundheitswirtschaft im Blick: 7 Workshops, 7 Lösungsansätze von Prävention und Frauengesundheit bis zu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mpulse für die Gesundheitswirtschaft von morgen mit konkreten Ansätzen für Versorgung,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Patientin droht mit Umsatz – Was es für alle bringen könnte, zur Frauengesundheit zu forschen Verband forschender Pharma-Unternehmen (vfa)

Workshop des vfa zur Frauengesundheit

Der vfa-Workshop untersuchte, weshalb für die Frauengesundheit trotz absehbarer ökonomischer Rendite nur wenige Medikamente entwickelt wurden und werden. McKinsey und Weltwirtschaftsforum beziffern das globale Potential für die Wirtschaftskraft einer besseren Versorgung auf eine Billion US-Dollar jährlich. Vertreter:innen von Universitätsmedizin, Industrie und Bund waren sich einig: Die neue staatliche Forschungsförderung für Frauengesundheit hilft. Doch noch viel mehr Grundlagenforschung wird gebraucht, die in Therapieentwicklung und Versorgung mündet. Das käme den Frauen, aber auch einem zukunftsfähigen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 Deutschland zugute.

Mit Früherkennung zu einer zielgerichteten Versorgung – Chancen und Hürden am Beispiel Niereninsuffizienz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Der Workshop widmete sich der Frage, wie sich Versicherte mit einer Nierenschwäche frühzeitig identifizieren lassen, damit sie anschließend eine leitliniengerechte Arzneimitteltherapie erfahren könnten. Sekundärprävention effizient umzusetzen ist kein Selbstläufer, aber möglich. Es braucht dafür engagierte Akteure seitens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 und weiterer Projektpartner, die bereit sind neue Wege zu suchen und auszuprobieren. Wenn Versicherte mit einem hohen Risiko früh angelegte Tests akzeptieren, steckt dahinter ein großes Potential für eine bessere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und perspektivische Kostensenkungen. Dies ist relevant für die Zukunft des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s Deutschland. Wenn künftig Ressourcen im Gesundheitswesen zielgerichteter risikoadjustiert und effizienter eingesetzt würden, bliebe mehr Raum für die Reduzierung von Ausgaben und die Ermöglichung innovativer Therapien und Behandlungen.

Workshop von Boehringer Ingelheim zur zielgerichteten Vorsorge bei Nieren-insuffizienz

Die Post-Antibiotika-Ära – Der Wettlauf um alternative Therapien

Technologieland Hessen

Antibiotikaresistenzen zählen zu den größten Bedrohungen für die globale Gesundheitssicherheit. Aber wie kommen alternative Therapien gegen resistente Keime aus der Forschung in die Versorgung? Hessen nimmt bei der Infektionsforschung und Phagentherapie eine Vorreiterrolle ein: In Frankfurt wurden bereits zehn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individuell mit Phagen behandelt. Der Schlüssel für eine breite Anwendung liegt darin, eine personalisierte Therapie mit einer skalierbaren Herstellung zu verbinden. Um dies zu ermöglichen, braucht es Investitionen, geeignete Rahmenbedingungen und innovative Start-ups. So kann Hessen zum Wegbereiter neuer Therapien für den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 Deutschland werden.

Workshop des Technologielandes Hessen zur Post-Antibiotika-Ära

Gesundheitsdaten nutzbar machen – Aktuelle Entwicklungen und Chancen für die Pharmaindustrie

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mbH

Wird Deutschland durch den Europäischen Gesundheitsdatenraum (EHDS) innovationsfähiger? Ab 2029 können Gesundheitssdaten für Forschung, Entwicklung und öffentliche Gesundheit sekundär genutzt werden. Für die Gesundheitsindustrie bedeutet dies eine Doppelrolle: Als Datennutzerin kann sie Daten für eigene Forschungs- und Entwicklungsvorhaben beantragen. Als Dateninhaberin muss sie Gesundheitssdaten auf Anfrage bereitstellen. In unserem Workshop wurde deutlich: Das Potential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st groß. Voraussetzung sind u.a. verfügbare hochwertige Datensätze und vertrauensvolle Zugangswege.

Workshop der 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zur Nutzbarkeit von Gesundheitsdaten

Rabattverträge für Patentarzneimittel: Risiken und Nebenwirkungen für Standort und Versorgung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 Co. KG

Workshop von AbbVie zu Rabattverträgen für Patentarzneimittel

Im Mittelpunkt des Workshops stand die Frage, wie die Ziele einer bezahlbaren Gesundheitsversorgung mit Innovationsförderung und Versorgungssicherheit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können. Die Diskussion verdeutlichte, dass Eingriffe in den Markt innovativer Arzneimittel Auswirkungen auf Forschungsinvestitionen, Markteinführungen und Therapieoptionen haben können. Einigkeit bestand darüber, dass Deutschland auch künftig Rahmenbedingungen benötigt, die Innovation ermöglichen, den Zugang zu neuen Therapien sichern und gleichzeitig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s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s stärken.

Einsparungsmaßnahmen im Gesundheitssystem und deren Auswirkungen auf die Fertigung am Pharma-Standort Deutschland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AG

Workshop von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zu Einsparungsmaßnahmen im Gesundheitssystem

Im Workshop „Einsparungsmaßnahmen im Gesundheitssystem und deren Auswirkungen auf den Pharma-Standort Deutschland“ befassten sich Dr. Thekla Kurz (Miltenyi Biotec), Dr. Thilo Brinkmann (B. Braun) und Dr. Igor Kozeletskyi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mit der Frage, wie sich das neue 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 auf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s Standorts Deutschland auswirkt. Die zentrale Erkenntnis: Erfolgreiche Pharmastandorte entstehen nicht durch Einzelmaßnahmen, sondern durch das Zusammenspiel von Strategie, Innovation, Talenten und starken Netzwerken. Deutschland muss jetzt handeln, um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den Anschluss nicht zu verlieren.

R&D-Beschleunigung mit KI - Process Reimagination vom Prozessmodell bis zur produktiven Lösung am Beispiel klinischer Studienberichte Unit8 Germany GmbH

Workshop von Unit8 Germany Management Consulting zu R&D-Beschleunigung mit KI

Der Workshop widmete sich der Frage, wie sich die Prozessanalyse klinischer Studienberichte mit KI beschleunigen lässt und Engpässe schneller identifiziert werden können. KI verlagert menschlichen Aufwand von der Dokumentation zur Bewertung. Automatisierte Datenaufnahme, Analyse und Prozessmodellierung verkürzen die Neugestaltung von 4 bis 6 auf 2 bis 3 Wochen bei halber Teamgröße. Solche Effizienzgewinne verkürzen Entwicklungszeiten, schaffen Kapazität für mehr Studien und stärken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s Standorts.

Da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Vernetzung, Forschung und Ausbildung

3 Fragen an Jochen Maas

Da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vernetzt Unternehmen, Hochschul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Politik und weitere Akteure des Gesundheitswesens entlang der pharmazeutischen Wertschöpfungskette. Als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Netzwerk will es den Austausch zwischen diesen unterschiedlichen Partnern fördern und dazu beitragen, dass aus wissenschaftlichen Erkenntnissen neue Kooperationen und Anwendungen entstehen.

Prof. Dr. Jochen Maas ist Vizepräsident de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Der Biologe und Veterinärmediziner leitete von 2010 bis 2023 di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von Sanofi in Deutschland.

Was kann da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leisten, was einzelne Unternehmen, Hochschulen oder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allein nicht können?

Der wichtigste Punkt ist di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Stakeholdern – und der Schritt von der Kommunikation zur konkreten Zusammenarbeit. Hochschulen, Pharmaunternehmen, Politik und Behörden bringen jeweils unterschiedliche Perspektiven und Kompetenzen mit. Das House of Pharma kann diese Akteure zusammenbringen und daraus Kooperationen entwickeln. Ein gutes Beispiel ist PROXIDRUGS, wo akademische Forschung und Pharmaunternehmen gemeinsam an neuen Wirkstoffkonzepten arbeiten. Ein anderes sind Projekte zu digitalen Zwillingen, bei denen Unternehmen gemeinsam mit der Goethe-Universität und dem Fraunhofer-Institut daran arbeiten, beispielsweise klinische Studien besser und schneller zu machen. Genau solche Kooperationen entstehen nicht von selbst. Es braucht ein Netzwerk, das die richtigen Partner miteinander ins Gespräch bringt und daraus gemeinsame Projekte entwickelt.

Wie haben sich di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en Pharma- und Gesundheitsstandort Deutschland in den vergangenen 15 Jahren verändert?

Kostendruck gab es im Gesundheitswesen schon immer. Neu ist vor allem der geopolitische Wettbewerb. Die USA sind für Pharmaunternehmen nach wie vor der mit Abstand wichtigste Markt, gleichzeitig wächst mit China ein neuer starker Wettbewerber heran. China investiert gezielt in Universitäten, Forschung, Talente und gute Rahmenbedingungen für die Industrie. Deutschland ist weiterhin ein hervorragender Forschungsstandort, aber wir müssen aufpassen, dass wir nicht zurückfallen. Bei klinischen Studien waren wir lange die Nummer zwei hinter den USA, heute liegen wir deutlich weiter hinten. Ein Grund sind zu komplizierte Strukturen – von Datenschutz bis zu zahlreichen Ethikkommissionen. Wir müssen die Stärke unserer Grundlagenforschung besser in Entwicklung und Anwendung übersetzen. Biotechnologie und Gesundheitswirtschaft können dabei zu einem wichtigen Wachstumsmotor für Deutschland werden: Wir haben die wissenschaftlichen Köpfe, hochwertige Arbeitsplätze und brauchen vergleichsweise wenig natürliche Ressourcen und Energie.

Prof. Dr. Jochen Maas, Vizepräsident des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Was muss die Rhein-Main-Neckar-Region tun, um ihre Position als Pharma- und Innovationsregion zu erhalten und auszubauen?

Die Region hat zunächst einen großen Vorteil: Hier sitzen mit AbbVie, Sanofi, Merck, Boehringer Ingelheim und BioNTech mehrere globale Pharma- und Biotechunternehmen. Bei Start-ups können wir dagegen noch besser werden; Regionen wie München, Berlin oder Heidelberg sind uns teilweise voraus. Entscheidend wird deshalb sein, akademische Forschung, Startups und die großen Unternehmen enger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Gleichzeitig sollten wir die Region größer denken und Mittelhessen mit Gießen und Marburg ebenso einbeziehen wie Mainz und Heidelberg – auch wenn dabei drei Ländergrenzen überschritten werden. Förderprogramme wie LOEWE sind wichtig, ebenso bessere Bedingungen für Ausgründungen, wachsende Biotechunternehmen und klinische Studien. Am Ende müssen wir die gesamte Wertschöpfungskette im Blick behalten: Ein hervorragendes Forschungsergebnis allein ist noch keine Innovation. Innovation entsteht erst, wenn aus Grundlagenforschung eine Anwendung wird, die beim Patienten ankommt.

3 Fragen an Ivan Đikić

Der mit dem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assoziierte Zukunftscluster PROXIDRUGS bringt Partner aus Wissenschaft, Biotechnologie und Pharmaindustrie in der Rhein-Main-Region, i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lt zusammen, um eine neue Klasse von Wirkstoffen zu entwickeln. Im Mittelpunkt des Clusters stehen neue therapeutische Ansätze, die zelluläre Mechanismen gezielt nutzen, um bislang schwer adressierbare krankheitsrelevante Proteine zu beeinflussen.

Prof. Dr. Ivan Đikić ist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Biochemie II an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und Sprecher von PROXIDRUGS. Der international renommierte Molekularbiologe und Biochemiker forscht insbesondere zu Ubiquitin-Signalwegen und Autophagie und deren Bedeutung für Erkrankungen wie Krebs und neurodegenerative Erkrankungen.

Was macht proximitätsinduzierende Wirkstoffe wissenschaftlich und therapeutisch so vielversprechend?

Proximitätsinduzierende Wirkstoffe stehen für eine grundlegend neue Art, wie Medikamente wirken können. Klassische Medikamente binden meist an ein krankheitsrelevantes Protein und blockieren dessen Funktion. Proximitätsinduzierende Wirkstoffe gehen einen anderen Weg: Sie bringen gezielt Proteine zusammen, die normalerweise nicht miteinander interagieren, und nutzen dadurch vorhandene zelluläre Prozesse, um ein krankheitsverursachendes Protein beispielsweise abzubauen oder seine Funktion zu verändern. Das eröffnet völlig neue Möglichkeiten. So können auch Proteine therapeutisch adressiert werden, die bislang als „undruggable“ galten, weil klassische Wirkstoffe sie nicht wirksam erreichen konnten. Die rasanten Fortschritte beim gezielten Proteinabbau, etwa mit PROTACs und Molecular Glues, zeigen bereits das große Potential dieses Ansatzes. Gleichzeitig geht das Feld inzwischen weit über den Proteinabbau hinaus: Künftig könnten solche Wirkstoffe auch genutzt werden, um die Aktivität, Lokalisation oder Interaktionen von Proteinen gezielt zu steuern und damit völlig neue Wirkmechanismen für Medikamente zu erschließen.

Warum bietet die Rhein-Main-Region besonders günstige Voraussetzungen für ihre Entwicklung?

Die Rhein-Main-Region vereint mehrere Stärken, die nur selten in dieser Dichte zusammenkommen: international wettbewerbsfähige Grundlagenforschung, eine starke chemische und pharmazeutische Expertise, exzellente medizinische Einrichtungen und ein wachsendes Biotechnologie-Ökosystem. Die Goethe-Universität und ihre Partnerinstitutionen bündeln Kompetenzen von der Strukturbologie, Chemie und Zellbiologie bis hin zur Wirkstoffentwicklung und klinischen Medizin. Im Rahmen von PROXIDRUGS haben wir diese Fähigkeiten gemeinsam mit Pharma- und Biotechnologieunternehmen in einem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netzwerk zusammengeführt. Diese Verbindung komplementärer Expertise schafft ein Umfeld, in dem aus Erkenntnissen der Grundlagenforschung schneller neue therapeutische Konzepte und letztlich neue Medikamente entstehen können.

Prof. Dr. Ivan Đikić,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Biochemie II an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und Sprecher von PROXIDRUGS.

Was braucht es, um wissenschaftliche Exzellenz schneller in neue Medikamente, Start-ups und Wertschöpfung zu übersetzen?

Deutschland bringt exzellente Wissenschaft hervor, doch auf dem Weg von der Forschung in die Anwendung verlieren wir noch zu häufig an Dynamik. Wir brauchen stärkere Strukturen, die es akademisch Forschenden, Klinikerinnen und Klinikern sowie Unternehmen ermöglichen, bereits in frühen Innovationsphasen eng zusammenzuarbeiten. Dafür sind langfristige Investitionen in translationale Infrastrukturen, der Zugang zu Technologie- und Wirkstoffentwicklungsplattformen, die gezielte Förderung unternehmerischer Kompetenzen sowie flexible Finanzierungsmöglichkeiten für die risikoreiche Phase zwischen akademischer Entdeckung und marktfähiger Anwendung erforderlich. PROXIDRUGS hat sich die Schaffung eines solchen Ökosystems zum Ziel gesetzt: eines, in dem exzellente Wissenschaft nicht nur Publikationen hervorbringt, sondern auch neue Technologien, Start-ups, Medikamente und damit nachhaltige Wertschöpfung für die Region und die Gesellschaft schafft.

3 Fragen an Josefine Becker

Der berufsbegleitende Pharma-MBA der Goethe Business School verbindet klassische Management- und Führungskompetenzen mit branchenspezifischem Wissen entlang der pharmazeutischen Wertschöpfungskette. Das gemeinsam mit dem House of Pharma & Healthcare entwickelte Programm richtet sich an Professionals aus der Pharmaindustrie und verwandten Bereichen, die ihre fachliche Erfahrung um eine übergreifende Managementperspektive erweitern möchten.

Josefine Becker ist bei Roche in Berlin im Bereich Health System & Governmental Affairs tätig. An der Schnittstelle von Gesundheitssystem, Politik und Wirtschaft vertritt sie die politischen Interessen des Unternehmens und verbindet dabei unternehmerische wie gesellschaftliche Perspektiven, um nachhaltige Lösungen zu fördern. Den Pharma-MBA absolvierte sie von 2023 bis 2025.

Warum haben Sie sich für einen spezialisierten Pharma-MBA entschieden?

Für mich war entscheidend, Managementkompetenz nicht losgelöst von meinem beruflichen Umfeld zu entwickeln. Die Pharmaindustrie bewegt sich in einem besonders komplexen Spannungsfeld aus Innovation, Regulierung, Wirtschaftlichkeit und gesellschaftlicher Verantwortung. Genau diese Verbindung bildet der PharmaMBA ab: Er vermittelt fundierte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und strategische Kompetenzen und verknüpft sie konsequent mit den Besonderheiten unserer Industrie. Besonders wertvoll war für mich dabei der Perspektivwechsel – über die eigene Funktion hinaus die gesamte pharmazeutische Wertschöpfungskette und ihre Zusammenhänge besser zu verstehen.

Was haben Sie aus dem Programm unmittelbar in Ihre berufliche Praxis übertragen?

Der MBA hat meine Perspektive auf viele Themen noch einmal erweitert. In der politischen Interessenvertretung gehört es zu meiner täglichen Arbeit, politische und regulatorische Entwicklungen einzuordnen und ihre Relevanz für das Unternehmen herauszuarbeiten. Durch das Programm fällt es mir heute noch leichter, diese Entwicklungen konsequent mit der Businessperspektive zu verknüpfen – also gewissermaßen zwischen politischer und unternehmerischer Sprache zu übersetzen. Gerade der intensive Einblick in unterschiedliche Bereiche der pharmazeutischen Wertschöpfungskette hat dabei geholfen, Auswirkungen auf verschiedene Unternehmensfunktionen noch besser mitzudenken. Gleichzeitig nehme ich aus dem MBA immer wieder neue Impulse mit, politische Fragestellungen auch aus strategischer, ökonomischer oder kommerzieller Perspektive zu betrachten. Diese zusätzliche Perspektive empfinde ich als besonders wertvoll für meine tägliche Arbeit in einem internationalen Unternehmen.

Josefine Becker, Roche. Absolventin des Pharma-MBA der Goethe Business School.

Wem würden Sie das Programm empfehlen – und würden Sie es selbst wieder machen?

Ich würde den MBA insbesondere Professionals empfehlen, die bereits Erfahrung in Pharma, Biotech oder Healthcare mitbringen und ihre fachliche Perspektive um ein breiteres Verständnis für unternehmerische Zusammenhänge erweitern möchten. Das berufsbegleitende Format ist durchaus anspruchsvoll und erfordert ein gutes Zeitmanagement. Gleichzeitig liegt genau darin ein großer Mehrwert: Vieles, was man im Studium diskutiert und lernt, lässt sich unmittelbar mit der eigenen beruflichen Praxis verbinden. Ich persönlich würde mich in jedem Fall wieder für das Programm entscheiden – nicht nur wegen des erworbenen Wissens, sondern vor allem wegen der neuen Perspektiven, des Austauschs mit Menschen aus unterschiedlichsten Bereichen der Industrie und der persönlichen Weiterentwick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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