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Monde - 17.09.2026.pdf

《世界报》艺术节与“多元女性”共襄盛举

世界报艺术节 —— 年度盛会，聚焦女性

石油与天然气：能源冲击加剧

• 燃料、天然气，以及现在的电力……能源价格飙升，削弱了家庭收入和企业活动 ▶ 周二，法国的柴油平均价格为 2,34 欧元 / 升，非常接近 4 月份的最高纪录（2,38 欧元）。SP95-E10 汽油的价格为 2,15 欧元

▶ 自胡塞武装控制也门附近的曼德海峡以来，中东冲突推动了价格飙升

• 由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精炼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原油价格 第 5 页和第 14 页

社论 沙特阿拉伯 与全球经济 陷入困境

勒科尔尼 性暴力：“莉安娜之死迫使我们行动”

在给《世界报》的一篇投稿中，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详细说明了他打算为一项全面反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法律拨款的金额，该法律将于秋季在议会讨论。在年轻的莉安娜被谋杀三个多月后，勒科尔尼先生写道，政府向议员们提出了一项“近 1,5 亿欧元用于反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以及“26 亿欧元用于儿童保护”的预算方案，但他并未详细说明这些数字，而此时正值总统大选前夕，预算投票结果尚不确定。

第 12 页及“观点”栏目第 28 页

逝世 凯瑟琳·林格，蜜苏科组合的自由之声

2011. 年 4 月 28 日于巴黎。SAMUEL KIRSZENBAUM 为《世界报》拍摄

歌手凯瑟琳·林格于 9 月 14 日周一在巴黎因患恶性癌症去世，享年 68 岁。作为词曲作者和表演艺术家，她不仅与生活伴侣弗雷德·奇钦共同组成了蜜苏科组合。在四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她以独立身份进行了多次亮相、碰撞与合作。在她的灵魂伴侣于 2007, 年因同样恶性的癌症去世（享年 53 岁）后，她断言：“没有不幸，只有生命；没有不幸，也有快乐！”凯瑟琳·林格拥有坚实且低音深沉的嗓音，其高音如同解放的呐喊。蜜苏科组合创作了一系列令人亢奋的畅销曲，其中 1984 年的《Marcia baila》讲述了一名阿根廷舞者的故事。

普京：一个被掩体化的总统，一个被笼罩的俄罗斯

• 在计划于 9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的俄罗斯立法选举前夕，《世界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普京体系”的文章
• 该调查的第一部分聚焦于“西洛维基”，即在精英阶层中无处不在的来自安全部门的官员
• 尽管基辅发起的无人机袭击动摇了俄罗斯经济，但乌克兰战争仍是一个禁忌话题

第 2-3 页，“地平线”栏目第 20 页

ANNE-GAËLLE AMIOT

以色列 报道 内塔尼亚胡的 选举堡垒

欧洲 巴黎与柏林 在欧盟预算问题上 产生分歧

总统大选 五名候选人 参加社会民主党 初选

腐败 反腐协会 Anticor 面临 被置于司法监管下的 风险

奥利维尔·福尔、拉斐尔·格鲁克斯曼、热罗姆·盖吉、埃马纽埃尔·莫雷尔和塞贡琳·鲁瓦亚尔将在 10 月 17 日前决出胜负

MACSF 储蓄

带着问题来， 带着策略走

政治 玛丽娜·勒庞争取退休人员支持

社会 埃菲尔铁塔负责人 因排斥女性员工 而受到质疑

国民联盟（RN）反对政府的削减开支方案，旨在争取老年选民的选票

在非佣金制专家顾问的陪同下，让您的资产增长并得到保障。

√ 为您的计划提供储蓄方案，提升并多元化您的资产，保护您的亲人…… √ 经过严格筛选的金融产品 单位账户类产品存在资本损失风险*

共同守护明天 macsf.fr 3233 免费服务 + 通话费

广告

* 保险公司仅承诺单位账户的数量而非其价值。投资于单位账户类产品的金额不保证获益，且会根据金融市场的演变而出现上涨或下跌的波动。单位账户类产品的描述和运作方式详见关键信息文件（DIC）或信息说明书，可通过 macsf.fr 网站的“金融产品”页面获取。

MACSF 保险 - SIREN 编号 775 665 631 - SAM - 受《保险法》管辖的企业 - MACSF 退休储蓄 - 受《保险法》管辖的匿名人寿保险公司，注册资本 58 737 408 欧元，已全部缴足 - 在楠泰尔商业与公司登记处（RCS）注册，编号 403 071 095 - 总部地址：Cours du Triangle - 10 rue de Valmy - 92800 PUTEAUX - 邮寄地址：10 cours du Triangle de l'Arche - TSA 60300 - 92919 LA DÉFENSE CEDEX。

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经济受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而削弱

战争持续四年多后，针对炼油厂和仓库的袭击加剧了通货膨胀和赤字

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已承认：今年夏天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袭击——主要针对炼油厂、港口和石油仓库，以及电子商务巨头的仓库——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损害。“他们给我们造成了真正的损失，”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 9 月 1 日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致命的损害，”他保证道，但随后补充说：“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总体损失相当严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 [PIB] 的 1 %。”通过瞄准炼油厂，基辅成功地导致石油处理能力下降了 20 % 到 30 %。这是自 2022 年 2 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

在 9 月 18 日（周五）至 20 日（周日）即将举行的立法选举前夕，这一声明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罕见地承认乌克兰袭击的影响以及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现实。然而就在两周前的 8 月中旬，该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刚刚被冷酷地解雇，原因是他公开表达了许多莫斯科商业精英私下里承认的观点。

在一次会议上，开发银行 Vnesheconombank 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烈·克莱帕奇（Andreï Klepach）发出警告：战争给经济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并将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他解释说，面对中国和美国，甚至在“某些方面”面对乌克兰，俄罗斯“已经落后”。“我们幻想那里的一切都会崩溃，”安德烈·克莱帕奇警告道。在 2025 年 7 月 1 日接受《世界报》采访时，他曾是莫斯科最早公开警告俄罗斯已进入停滞状态的人之一。

在发表了这一极具批判性的观察后，曾在 2008 年至 2014 年担任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的安德烈·克莱帕奇因此被撤职。然而，莫斯科的许多人认同他的诊断：在冲突初期由军事支出驱动后，俄罗斯经济明显放缓。非军事部门陷入困境。国防已成为主要驱动力，占 GDP 的 8 % 以上（而入侵乌克兰前为 5 %）。但最重要的是，国防部门占据了国家资源，政府将其预算的 40 % 拨给国防，削减社会支出以维持战争机器。公共赤字可能会比 2025 年翻倍，而 2025 年时赤字已经翻了一番。

增长受阻

“乌克兰的袭击主要加剧了该国最核心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而大规模的军事支出以及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早已推高了通胀，” The Bell（俄罗斯主要的流亡经济专业媒体）的创始人之一彼得·米罗年科（Pyotr Mironenko）解释道。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乌克兰袭击后燃料短缺的影响，9月份的年通胀率已超过 6 %。预计到 2026 年底，通胀率将接近 7 %，这将是连续第七年超过克里姆林宫设定的 4 % 目标。

乌克兰对俄罗斯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及其竞争对手 Ozon 仓库的袭击，给这些公司的供应商造成了沉重的财务损失，并助长了上述通胀压力。彼得·米罗年科提醒道：“因此，通胀的加速阻碍了央行降低利率，使经济陷入停滞。即使根据官方预测，2026 年的 GDP 增长率也不应超过 1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在 9 月 11 日（周五）被迫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14 %。这虽然能限制通胀，但使借贷成本维持在极高水平，限制了私人投资，从而抑制了增长。

为了弥补赤字和支付战争相关开支，国家正在迅速增加债务。9 月 3 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一次经济论坛上，弗拉基米尔·普京缓称：“考虑到我们的公共债务水平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这里并没有什么危机。”今年的官方赤字目标为 GDP 的 1,6 %，远低于欧洲水平。

尽管总统给出了这些保证，但莫斯科商界的不安情绪依然显而易见。流亡俄罗斯媒体 The Insider 于 8 月 25 日发布了一份被认为是俄罗斯最大国有银行 Sberbank 内部分析的报告，题为《俄乌冲突实现和平的方案》，日期为 4 月。该文件最初由 Black Mir-

国防开支 占据国家资源， 预算占比达 40 %， 削减了 社会支出

“在许多地区，汽油根本买不到”

现任职于柏林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安德烈·雅科夫列夫强调，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正对民众产生影响

访谈

安德烈·雅科夫列夫（Andrei Yakovlev）是一位流亡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现为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他曾是莫斯科著名的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并负责该校的工业与市场研究学院。他分析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以及 Wildberries 仓库袭击所带来的后果。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经济有影响吗？

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总统）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但不能高估短期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且后果将更为负面。例如，[自7月以来] 对[电子商务巨头] Wildberries 仓库的袭击，其影响将在六个月或一年后显现。数以万计的供应商失去了货物和资本，毫无生存机会。其中大多数依赖贷款维持运营。政府宣布推迟其纳税期限，银行也对其贷款实施了延期偿还。但这仅仅是缓兵之计。这数万家小企业的破产将导致数千亿卢布的贷款无法偿还，从而进一步削弱银行体系。

至于袭击炼油厂导致的汽油短缺，最终同样会显现出来。凭借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的进口，以及在许多地区实施的汽油销售配额（例如，一名驾驶员只能购买 30 或 40 升汽油），当局勉强维持着局面。在莫斯科、其他大城市以及主要公路沿线，加油站仍有汽油供应。但在许多小城镇和偏远地区，汽油根本买不到，或者售价比大城市高出两到三倍。这种情况将对当地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经过四年半的战争，俄罗斯经济是否已经削弱？

目前，它仍在运转，因为像所有市场经济一样，它懂得如何适应。但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的问题，叠加了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积累的所有困难。例如，燃料短缺导致价格再次上涨并加速通货膨胀。此外，还有税收的增加，特别是针对小企业的税收，以及年初引入的增值税上涨。

因此，企业的压力在增加。许多与军事部门无关或未能获得补贴的公司被迫缩减规模或停止活动。与此同时，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央行维持高利率，抑制了所有增长。最终，在一个已经停滞的经济体中，成本、支出和税收在增加，而收入却在减少。

这些经济损失是否威胁到克里姆林宫与民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并对立法选举产生影响？

随着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次数增加且形式多样化，战争已进入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之中。这些袭击的现实，反驳了克里姆林宫宣传机构四年来一直营造的常态化形象。面对民众日益增长的厌倦感，选举对于当局来说可能是一个危险时刻，因为从理论上讲，选举应允许通过投票表达反战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当局在[八月]将口号为“为了和平与自由”的“苹果党”（Iabloko）排除在投票之外。

这次立法选举与至少十五年来组织的所有选举一样，不过是一场掩饰。反对派候选人被排除在外，结果将被操纵。但是，在普遍不满的背景下，如果结果与选民的感知产生剧烈偏差，可能会引发示威活动，就像 2011 年的俄罗斯或 2020 年的白俄罗斯那样。因此，许多安全负责人[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建议干脆取消这次选举。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需要这次选举来维持表象以及他在体制内部的合法性。

商界以及残存的自由派精英能否推动政治变革？

尽管困难重重，但俄罗斯经济比苏联崩溃前夕的苏联经济状况要好。但政治体制已变得更加压制。面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试图结束战争的几乎完全失败，以及经济的显著恶化，精英阶层和很大一部分官僚机构开始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僵局。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不仅仅是面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问题，因为这涉及极高的个人风险。他们看不到任何积极的替代方案，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承担这种风险。在 1980 年代末，在经济形势更为严峻的背景下，苏联精英将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转型视为共产主义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如今，提出国家未来新愿景的任务落在反对派身上。但这同时也必须来自西方，尤其是欧洲。然而，在冲突开始四年半之后，欧洲政治负责人仍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战后，欧洲准备与什么样的俄罗斯共存？现在，为了让俄罗斯重新走回正常国家的道路，欧洲能为那些准备与克里姆林宫对抗的俄罗斯反对派提供什么？

采访记录： 本杰明·凯内尔（BENJAMIN QUÉNELLE）

ror 是一个发布俄罗斯官员和商人数据的黑客组织，他们根据 Sberbank 负责人格尔曼·格列夫（German Gref）发送的邮件提出了八种情景：俄罗斯获得“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可能性为 7 %，远低于冻结冲突并部分解除制裁情景的 32 %。作者主要描述了根据 Sberbank 专家分析的、压力日益增加的俄罗斯经济：油气收入下降，预算赤字高于预期，储备基金逐渐耗尽，民用部门在高利率影响下陷入停滞。

[图片] 8月2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科尔皮诺一个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的物流中心。法新社（AFP）

“失衡现象日益增加”

“一方面，俄罗斯经济继续表现出一定的韧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失衡、潜在问题和结构性扭曲正在累积，”维尔纽斯欧洲人文大学教授尼古拉·库尔巴卡（Nikolaï Kulbaka）总结道。随着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增加，战争已进入俄罗斯人及其经济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袭击并未引发重大问题，但给大量俄罗斯人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尼古拉·库尔巴卡警告说。

事实上，莫斯科和基辅已进入一场新的消耗战，双方通过攻击对方的经济基础设施展开较量。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7月至8月的估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长程无人机数量约为 10 000 架，而反方向的数量仅为其四分之一。至于巡航导弹，俄罗斯的发射次数约为 300 次，而乌克兰方面为 45 次。双方的目标一致：通过深度打击来针对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以及民众的士气。

“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更多是心理上的而非经济上的：俄罗斯人意识到战争已经波及他们的领土，而克里姆林宫在保护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方面无能为力，”塞浦路斯研究机构欧洲分析与战略中心（Center for Analysis and Strategies in Europe）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弗拉迪斯拉夫·伊诺曾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分析道。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使联邦预算中的油气收入减少了约 15000 亿卢布 [约 154 亿欧元]，使其降至 2025. 年水平以下。但这些袭击主要引发了 1 % 的额外通货膨胀，导致运输成本大幅上涨，以及……民众不满情绪的增加。■ 本杰明·奎内尔（BENJAMIN QUÉNELLE）

多涅茨克地区的挫败反驳了普京的凯旋主义

在乌克兰军队的夹击下，俄军不得不放弃斯维亚托希尔斯克附近的阵地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言论中，多少是戏谑，多少是对实地情况的脱节？9月1日，这位俄罗斯总统在众多高级将领面前宣布，已占领斯维亚托希尔斯克——位于乌克兰东部多涅茨克地区北部的一座小镇。然而，这座东正教圣地自四年前基辅军队发起闪电反攻并将其解放以来，一直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9月7日，乌克兰军团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准将拍摄了一段视频，他身处著名的斯维亚托希尔斯克圣母安息修道院附近，以此反驳弗拉基米尔·普京，并讽刺敌国元首的“谎言文化”。

这种文化无疑导致了俄军在多涅茨克地区最北端占据的凸出地带遭遇挫败，该地带此前曾推进至距离斯维亚托希尔斯克12公里的地方。这一消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观察员之间已流传了十天。9月15日（周二），安德里·比列茨基证实了这一消息，并声称在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清除了渗透的俄罗斯战斗人员，并额外解放了1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被乌克兰军队夹击数月后，俄军的凸出地带在被包围的威胁下崩溃。军事分析师克莱门特·莫林（Clément Molin）早在9月8日就在X平台上评论道：“这是乌克兰在2026年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之一，将推迟对顿巴斯北部的进攻。”据称，俄军已后撤至距离斯维亚托希尔斯克25公里以外的地方。

俄罗斯指挥官经常被下属指责为了达成既定目标并获取勋章，而向总参谋部过早宣布占领某些地区。结果，俄罗斯步兵在缺乏足够支持的情况下，被迫发起极高风险的冲锋，以夺取那些据称已经安全的阵地。

引导滑翔炸弹

引导滑翔炸弹 俄罗斯亲俄Telegram频道Rybar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并指出“利曼（Lyman，斯维亚托希尔斯克附近的大城市）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斯维亚托希尔斯克（……）。这些战术上的失败虽然整体上还不至于危及全局，但由于对形势的错误评估以及向上级汇报时的系统性谎言，可能会演变成战略层面的问题。”

尽管如此，前线的整体局势对乌克兰军队并不有利。俄军向由多涅茨克地区仍处于乌克兰控制下的两座大城市——斯洛维扬斯克（Sloviansk）和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构成的“围墙”发起的进攻正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进展。乌克兰军事分析师科斯蒂亚廷·马霍韦茨（Kostiantyn Machovets）强调：“威胁正在增加，因为俄罗斯武装部队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场仅剩约7.5公里。”他将其描述为

尽管如此，前线整体局势对乌克兰军队并不有利

他将克拉马托尔斯克南部的科斯蒂安廷诺夫卡局势形容为“极其危急”，俄罗斯军队在那里“认为夺取该市的战斗已接近胜利。乌克兰武装部队仅牢牢控制着北部街区和火车站”。该市市长瓦迪姆·利亚赫（Vadym Lyakh）承认：“斯洛维扬斯克周围的情况尤为困难。俄罗斯的前沿阵地距离这里仅剩 10 公里。”俄罗斯炮兵已经能够打击市中心，使其成为一座被俄罗斯无人机笼罩的“前线城市”。在更南方的 700 公里活跃前线上，一次针对连接多布罗皮利亚与克拉马托尔斯克道路的渗透行动，威胁到一条重要的军事后勤通道。

尽管在无人机的战术使用上拥有技术优势，但乌克兰军队在维持防线方面仍持续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俄罗斯军队利用其数量优势，采取步兵微型小组（一到两名士兵）不间断渗透的策略，利用乌克兰阵地与林区之间的漏洞进行渗透，因为在林区中无人机的监视效果较差。

俄罗斯空军投入使用的一种武器，构成了乌克兰人在前线面临的主要未解决问题。这就是滑翔制导炸弹，由轰炸机在高空投下，且投弹点位于前线之外，以避开乌克兰的防空防御。这些威力巨大的炸弹重量在 250 公斤至 1.5 吨之间，有时每天有数百枚投向同一区域，能够摧毁任何防御阵地。

近几个月来，莫斯科军队完善了一套增强这些滑翔炸弹杀伤力的战术。即利用无人机进行侦察，一旦确认乌克兰阵地位置，立即用炸弹将其摧毁。乌克兰军队被迫放弃被毁阵地，而俄罗斯的渗透行动随即展开。至于远程防空覆盖的匮乏（尤其是在前线），则导致乌克兰人无法在俄罗斯轰炸机投弹前将其击落。

在就任总司令一个月后，米哈伊洛·德拉帕蒂（Mykhailo Drapaty）正在顿涅茨克地区进行重组，该地区目前仍有 21 % 由乌克兰控制。但他仍然缺乏必要的技术工具和人员数量来阻挡俄罗斯的推进。

埃马纽埃尔·格林斯潘（EMMANUEL GRYNSZPAN）

法国对俄罗斯寡头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令人费解的宽容

巴黎要求将这位据称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从制裁名单中剔除

欧盟大使们对此感到震惊。在（一致通过）更新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俄罗斯受制裁人员名单之际——该项工作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此次原定于9月15日周二完成——法国要求将在莫斯科、塔什干和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往返的大亨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Alicher Ousmanov）移出名单。法国由此加入了斯洛伐克的行列，后者自今年夏天以来一直主张将这位亿万富翁以及同样据称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从制裁名单中剔除。

9月14日周一，欧盟大使们决定在9月22日之前，就这约3000名受制裁个人和实体中的这两个名字如何处理做出决定。一名欧盟外交官指出：“在夏天之前，27个国家中的26个在延续制裁名单方面存在共识，当时只有斯洛伐克表示反对。现在反对的国家变成了两个，这引起了法国合作伙伴的极大不解。”

据《金融时报》报道，法国当局试图通过取消针对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的制裁，以换取几名在阿塞拜疆被任意拘留的法国公民的释放。一名要求匿名的乌克兰消息人士证实，如果采取宽容态度，至少有“一名在世界某处入狱的法国公民可能会被释放”。

“国家安全”议题 巴黎尤其关注马丁·赖安（Martin Ryan）的处境。这位法国商人于7月底被巴库司法部门在二审中以“间谍罪”判处十年监禁——他否认这些指控。法国外交部已要求“立即释放”他。周二，该囚犯的父亲告诉法新社，阿塞拜疆最高法院将于11月25日审理其案件。另一名法国人阿纳斯·德拉兹（Anass Derraz），法国水务工业公司SAUR的中东区总监，曾于2025年11月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原因是接受了阿塞拜疆裔俄罗斯亿万富翁法尔哈德·艾哈迈多夫（Farkhad Akhmedov）的贿赂。在该案件中，爱丽舍宫前特使、长期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贝纳拉（Alexandre Benalla）也被提及。

为了证明其做法的正当性，巴黎将其掩盖在“国家安全”议题之下，对可能的交换行为含糊其辞。爱丽舍宫在未提供更多细节的情况下指出：“我们希望对那些就乌斯马诺夫先生问题与我们接触的国际合作伙伴做出积极回应。”

针对来自布鲁塞尔的批评，法国当局提醒称，“法国是最致力于通过一切手段加强对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压以及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关于制裁名单内容的另一次会议将于9月18日周五举行。《世界报》联系了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的团队（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寡头），但对方不愿回答我们的提问。

这位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商人现年 73 岁。据《福布斯》杂志估算，他在矿业和电信领域积累的财富约为 140 亿美元（即 120 亿欧元），属于围绕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边的少数核心商人圈子。在 2022 年入侵乌克兰之前，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习惯于在撒丁岛的五星级酒店 Cala di Volpe 与部分富豪商人会面，其中包括仍受到欧盟和英国制裁的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2022 年夏天，这家豪华酒店的员工向《世界报》透露，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在那里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里耶夫往来，后者当时每年都会租赁该宫殿酒店面积 250 平方米的总统套房。

直到今年春天，仍由维克多·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在更新制裁名单时多次威胁行使否决权。2025 年 3 月，布达佩斯和斯洛伐克成功促使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的妹妹古尔巴霍尔·伊斯梅洛娃被移出制裁名单。3 月，调查网站 The Insider 公开了一段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与其匈牙利同行彼得·斯宰多之间的电话访谈，其中前者请求后者提供此项帮助。

在布鲁塞尔，此事引发了担忧。“巴黎方面严重低估了将‘承诺取消欧盟对俄制裁’作为其与阿塞拜疆双边分歧中施压手段所带来的后果，”一名外交人士警示道，“这创造了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先例。向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是：只要绑架一名欧盟公民，一切皆有可能。”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周一谴责道：“现在绝对不是取消制裁的时候，绝对不是保护俄罗斯寡头免受制裁的时候，也绝对不是欧洲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礼遇的时候。” ■

克莱尔·加蒂诺（CLAIRE GATINOIS）、 菲利普·雅克（PHILIPPE JACQUÉ，发自布鲁塞尔） 以及卢卡斯·米尼西尼（LUCAS MINISINI）

巴黎与柏林在欧盟预算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扩大

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Antonio Costa）正开始访问各国首都，旨在为 2028-2034 年的预算寻找妥协方案

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当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 9 月 15 日周二晚上最后一次审读她的《欧盟年度报告》演讲稿，而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Roberta Metsola）准备次日在斯特拉斯堡迎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时，安东尼奥·科斯塔则在爱丽舍宫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共进晚餐。欧洲理事会主席与法国国家元首关系良好，但这并非一次礼节性访问，而是一次涉及 20000 亿欧元的访问。

20000 亿欧元，这是欧盟委员会向 27 个成员国提出的 2028-2034 年期间的欧盟预算金额。这笔资金将用于延续共同农业政策，继续支持欠发达地区，并为新的优先事项提供资金，其中首要的是竞争力与国防。欧盟委员会还为其新任务请求资源：特别是要确保美国或中国平台遵守其重大数字法律。最后，它必须在预算中找到偿还为资助后疫情时代复苏计划（7500 亿欧元）而借入贷款的资金。

安东尼奥·科斯塔希望必须一致通过该预算的成员国能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他深知，考虑到密集且具有高政治风险的选举日程，2027 年他们将很难达成妥协。事实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或波兰都计划举行选举——而背景则是民族主义和极右翼的崛起。

柏林与“节俭国家”结盟 在这种背景下，这位葡萄牙社会党前总理于 8 月 25 日开始访问欧洲各国首都，试图与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寻找共识。目前来看，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恰恰相反。在 9 月 9 日前往柏林会见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之后，安东尼奥·科斯塔在巴黎进行了他的第 22 次会晤，并且只能遗憾地发现，法国和德国的立场似乎不可调和。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领导了所谓的“节俭国家”，并于 8 月 27 日在柏林召集这些国家开会。在一份共同声明中，德国、奥地利、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要求削减数千亿欧元的共同支出。他们的目标是

L'Allemagne refuse de rééditer l'expérience de l'emprunt commun, et le recours à de nouvelles ressources propres de fonctionnement de la Commission. Mais aussi les fonds liés à la cohésion et à l'agriculture, afin de privilégier la compétitivité et à défense.

德国拒绝重复共同借贷的经验，也拒绝使用欧盟委员会新的自有运行资源。此外，他们还针对凝聚力基金和农业基金，旨在优先考虑竞争力与国防。

法国与波兰或意大利一样，认为必须在不牺牲传统政策的情况下使欧盟预算现代化，因此为此需要寻找新资源。柏林拒绝重复共同借贷的经验，同时也拒绝使用新的自有资源（税收、税款、关税……）。

相反，巴黎以及欧洲议会和欧洲人民党党团德国主席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主张，欧盟应拥有不依赖于成员国贡献的收入。法国还希望欧盟再次举债，以资助偿还 27 国共同借入的 7500 亿欧元贷款，该贷款旨在减轻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破坏。

独立之价

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媒体《La Lettre》在9月9日披露的那样，巴黎和柏林在如何支出计划用于国防和航天的131 milliards d'euros竞争力基金方面也存在分歧。

对于法国而言，获得这笔资金的条件必须与成员国在2025年12月针对“欧洲国防工业计划”（一项首批资金为1,5 milliard d'euros的基金）所批准的条件一致：符合条件的设备必须包含至少65 %的欧洲组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其视为一个原则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欧盟想要建立一个真正欧洲化且共享的国防体系，这就是独立之价。

但德国和“节俭国家”不再希望受这些标准的约束，以免阻碍其与美国集团合作的企业，或限制基于美国许可的武器生产。对此，爱丽舍宫回应称：既然必须削减欧盟预算，那么就取消这些国防基金吧。这一威胁可能会引起柏林盟友的反应，因为他们依赖这些资金，而德国本身已经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军事投资计划。然而，这一威胁并未吓到法国国防部权力巨大的军备总局（DGA），后者更倾向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

据一名布鲁塞尔消息人士透露，共和国总统在离开爱丽舍宫之前，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威胁，拒绝批准一份缺乏雄心、既无欧洲优先原则也无自有资源的预算。这正是其合作伙伴所担忧的，因为他们面临着必须与国民联盟（RN）或“不屈法国”协商2028-2034年预算的威胁——前者准备将法国对欧洲的贡献削减一半，而后者则寄希望于取消部分法国债务。

苏菲·法伊 (SOPHIE FAY) 与 菲利普·雅克 (PHILIPPE JACQUÉ)

日本冲绳，保守派获胜为加强军事化铺平道路

新任州长承诺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东京 - 通讯员报道

冲绳已“转绿”。在经历了一场以激烈的网络虚假信息行动为特征的选举活动后，日本西南部的这个都道府县重新回到了自由民主党（执政的自民党，其代表色为绿色）的怀抱。9月13日（周日），随着源太·古贺（Genta Koja）当选州长，这一转变正式尘埃落定。

这位四十多岁的州长出生于该小群岛的首府那霸，在以“让冲绳前进！”为口号的竞选活动后，他获得了 59,4 % 的选票。他承诺将“创建新的盈利业务领域”，同时对“冲绳周边安全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他的成功预示着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将有所加强，而该地区正处于应对中国威胁的最前线。

源太·古贺，42 岁，已婚，五个孩子的父亲。在公共管理部门工作十二年后，这位马拉松爱好者曾在 NTT Data 公司工作，致力于推广初创企业，随后投身政坛并担任那霸市副市长。他首次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得到了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的支持，后者将此次选举视为对其“政府稳固程度的测试”，同时还得到了一个由自民党、极右翼参政党（Sanseito）以及公明党（中右翼）组成的广泛联盟的支持。

源太·古贺击败了现任州长田巻き登（Denny Tamaki）。后者在竞选总部跳了一曲冲绳传统舞蹈“卡恰希”（kachashi）后，与支持者一同淡出舞台。被支持者称为“丹尼”的田巻き登已领导当地行政部门八年，他一直将反对该小群岛军事化作为其行动的核心驱动力。

紧张局势的焦点

正如在冲绳一贯的情况那样，这个问题与经济议题共同占据了辩论的中心，因为该县是日本最贫穷的地区。田巻正登（Denny Tamaki）在 2018 年和 2022 年当选时，一直强调他反对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普天山基地（目前位于宜野湾市中心）迁移至冲绳北部边野古的一处在建填海地。这一项目一直是当地民众的紧张局势焦点，他们认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该县的蔑视——冲绳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 0,6 %，却聚集了日本群岛 70 % 的美国基地。

然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边野古工程的推进，最终削弱了对该项目的反对力量，使经济问题成为了选民优先考虑的核心。对于古謝玄太（Genta Koja）而言，边野古是“消除普天山基地所带来危险的现实解决方案”。迁移该基地的决定是在 2004 年一架直升机坠落在跑道附近的一所大学校园后做出的。古謝玄太寄希望于经济预期，承诺将“使净工资翻倍”、“增加育儿补贴”以及“提高旅游收入”。旅游业和建筑业是冲绳的主要产业。他还希望投资于人工智能（IA）或造船厂。

由于反对普天山基地的迁移、反对政府旨在加强自卫队（FAD，日本军队）在该县岛屿部署的计划，以及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的升级，田巻正登与政府之间产生了隔阂。作为报复，政府毫不犹豫地削减了对冲绳的补贴。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田巻正登承诺建设一个“忠于冲绳精神的团结社会”，并强调其政绩——即利用增长的税收来资助育儿服务和多样性政策（特别是对同性伴侣的支持），但他未能成功连任。田巻正登及其领导的“全冲绳”（All Okinawa）联盟还成为了社交网络上由人工智能（IA）生成的虚假信息的攻击目标。其中一条信息警告称，他们的胜利将允许中国“接管冲绳”。此外，一些伪装成来自田巻正登阵营的虚假消息也在传播，这些消息承诺向投票给他的人提供“礼物”——而这在法律上是非法的。

随着古謝玄太的获胜，自民党（PLD）完成了对该县的重新掌控。在 2024 年的县议会选举中，他支持的 20 名候选人全部胜出，导致支持田巻正登的联盟失去了多数席位。在 2026 年 2 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赢得了冲绳的所有四个选区。在即将进行旨在遏制其民调下滑的内阁改组，以及 10 月其执政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因此得到了宽慰。■ PHILIPPE MFSMER

法国接待约瑟夫·奥恩总统，重申其在黎巴嫩的作用

爱丽舍宫举办旨在支持黎巴嫩军队的国际峰会

贝鲁特 - 特派记者

这一想法产生于7月底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一次对话中，并得到了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全力支持。爱丽舍宫将于9月17日举行一次会议，为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及内部安全部队的国际会议做准备。一名总统亲信指出，此举旨在“有力地反驳我们不再介入黎巴嫩事务的观点”。

自从法国于2025年9月22日承认巴勒斯坦国以来，对此举感到愤怒的以色列一直试图将巴黎排除在中东外交危机（尤其是黎巴嫩问题）的解决过程之外。“以色列希望单独与黎巴嫩人打交道。但法国的行动不带任何私心，是为了黎巴嫩的安全，以及恢复其国家地位和主权，”法国总统身边的人士强调道。

6月26日，在黎巴嫩什叶派运动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经历了四个月的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该国南部6%的领土）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旨在通过真主党的解除武装来换取停火以及以色列军队的逐步撤离。该框架协议是在美国调停下达成的，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均未能参与表态。

因此，约瑟夫·奥恩周四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同出席，证明了法国在这一对总统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韧性，而此时框架协议所设定的试点区域内，真主党的解除武装进程似乎陷入停滞。“试点区域没有进展，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并未方便黎巴嫩武装部队 [FAL] 的行动。黎巴嫩武装部队虽然部署了部队，但不足以覆盖整个区域。目前尚未发现武器库，”一名联合国消息人士认为。

“法国并非在临时救援黎巴嫩，而是在法国长期存在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因为危险依然存在，”一名外交官警示道。真主党虽然在军事上被削弱，但在以色列占领及其持续轰炸的影响下，在黎巴嫩什叶派中的受欢迎程度有所回升。黎巴嫩军队的部分成员来自该群体，他们深知与真主党的冲突随时可能演变为内战。该外交官担心，如果没有重大的军事进展，以色列将长期维持其占领。

“购物清单”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行为与在华盛顿批准的框架协议精神相悖，他此前已表示，以色列北部的安全将由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领土上的驻军来保障。法国驻黎巴嫩大使帕特里克·杜雷尔（Patrick Durel）认为：“当前局势使得黎巴嫩军队（FAL）难以采取行动，冲突非常激烈。在整个领土上部署军队是一个无法一蹴而就的过程，但意愿是存在的。”

周四的会晤是在所谓的“亚喀巴进程”框架下进行的，这是由约旦国王

自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努力与巴黎保持距离

阿卜杜拉二世于 2015 年发起的一项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倡议。此次峰会完全聚焦于黎巴嫩，旨在支持其政府打击真主党，将聚集来自“雪松之国”（黎巴嫩）、约旦以及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或联合国的众多高级将领。美国方面，黎巴嫩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约瑟夫·克利尔菲尔德（Joseph Clearfield）将军以及美国驻贝鲁特大使米歇尔·伊萨（Michel Issa）将出席，随行人员还包括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的亲信顾问。

这些军事专家将负责评估黎巴嫩军队为履行其关于真主党解除武装的承诺所需的能力。这些思考可能会为捐赠者会议提供素材，而原定于 3 月 5 日举行的会议因战争而推迟。帕特里克·杜雷尔表示：“这是一次支持黎巴嫩军队的国际动员，也是一次与黎巴嫩军队总司令会面、倾听并就他们目前在做、有必要做以及计划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做的事情进行交流的机会。关键在于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们曾与黎巴嫩方面共同为捐赠者会议准备了一份‘购物清单’。目前存在双重问题：士兵的薪资已不足以维持生活 [自 2019 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薪水已提高了 20%。而且，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黎巴嫩军队能承担起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 [Finul，负责在该国维持和平] 的职责，但为此需要车辆、武器、汽油、弹药……”法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国防参赞布鲁诺·科斯坦蒂尼（Bruno Costantini）上校观察到。

黎巴嫩军队缺乏足够的能力，特别是在排雷或战斗工程方面。他们在防御无人机或火箭弹方面的监测手段也非常匮乏。

在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于 12 月 31 日结束任期的前几个月，此次会议还将探讨替代方案。但巴黎方面已经警告，不要持有那种认为国际军事存在的作用仅限于“打击真主党”的简单想法。法国总统的一位亲信强调：“我们的任务不是对真主党进行军事干预，而是支持黎巴嫩当局行使国家对武器的垄断权，这将在一个明确的政治框架内进行。”在巴黎看来，该国最需要的是改革。

“归根结底，黎巴嫩只有政治问题，”这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亲信分析道，他意识到在以色列举行立法选举之前，黎巴嫩问题很难取得进展。定于 10 月 27 日举行的选举可能会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赶下台。

克莱尔·加蒂诺（CLAIRE GATINOIS） 与 埃莱娜·萨隆（HÉLÈNE SALLON） 报道

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反对派的希望

在总理的选举堡垒迪莫纳，辩论焦点集中在10月7日的应对管理上

9月14日，以色列迪莫纳的一家餐厅内，该市市长本尼·比顿（Benny Biton）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合影。LAURENCE GEAI / MYOP 为《世界报》拍摄

以色列迪莫纳 - 特派员报道

伊登·阿布特布尔（Eden Abutbul）毫不犹豫地表示，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是犹太国家内部阴谋的结果。“这不是‘比比’[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昵称]的错。军队内部出现了背叛。有些人想要让‘比比’下台，”这位在以色列南部城市迪莫纳的一家电信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坚称。

没有任何事实能证实这一阴谋论，但它在右翼和极右翼选民中继续盛行：根据《马里夫报》（Maariv）9月初发布的一项民调，现任政府联盟中每十名选民就有六人对此深信不疑。伊登·阿布特布尔神秘地透露，“很快就会有证据出现”，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她只表示，像她的家人和大多数朋友一样，她将在10月27日的立法选举中投票给政府首脑的名单。她的信念之坚定，以至于无法容忍任何质疑，即便这种观点毫无道理：“左翼人士支持恐怖主义。”

在10月7日袭击发生三年后，像这位年轻员工一样，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一大部分选民仍然执着于他们的偶像。这位政治生活的指南针已担任总理十九年，远超犹太国家的创始人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ourion）。

然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无疑失去了大量支持者。2022年11月，他的名单获得了32个席位。如今，民调显示其席位在20到22个之间，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约三分之一的选民。因此，剩下的只有那些无论在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都极其坚定的核心支持者，他们无法想象这个犹太国家在没有这位近77岁的政治人物的情况下会有怎样的未来。

迪莫纳是一座拥有40,000名居民的平民城市，位于内盖夫沙漠之中，大部分由破旧的公共住房区组成。在这座利库德集团的堡垒中，居住着许多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s）。在2022年的上一次立法选举中，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这里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创下了全国纪录之一。

“‘比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2023年10月7日标志着安全局势的断裂，同时也标志着政治的断裂。根据智库“以色列民主研究所”（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9月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在全国范围内，三分之二的犹太选民表示，他们在10月27日的选举选择将基于这一悲剧性的日子以及随后采取的应对措施。

“10月7日之后，所有人都承担了责任，除了一个人：‘比比’，”24岁的尼尔（Nir）评论道（与所有仅使用名字的人一样，他不希望透露全名）。他曾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选民，但这次坚信将投票给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安全先生’的幻象已经破灭，”55岁的摄影师伊齐克·卡多什（Itzik Kadoche）指出。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派，决定投票给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竞争对手、前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后者在民调中拥有微弱优势。对于许多孩子在加沙或黎巴嫩度过数月的家庭来说，战争负担的分担问题是一个公开的伤口。在现任政府的帮助下，超正统派青年继续逃避兵役，这被视为严重的平等缺失。而他们的代表作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在过去四年中为其学校获得了额外资金，这被认为不可接受。就好像总理通过其短期选择，从内部地使以色列社会的承重墙产生了裂缝。

迪莫纳（Dimona）购物中心里的一小群退休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在这里大声交流：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讨论，在希伯来语中通常被称为“parlament”（议会），男人每天在同一个地方大声地讨论所有事情。72岁的莫谢（Moshé）曾是一名工程师，生活在摩洛哥和迪莫纳之间，他发现自己成了唯一一个为现任总理辩护的人：“内塔尼亚胡拥有经验。在他的反对者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这位退休人员解释道。他坚定不移的支持令他的前同事们感到恼火，这些人此前都是利库德集团（Likoud）的选民。“世界上哪个领导人在1200名公民被屠杀后还能留在岗位上？没有一个人，”其中一名退休人员指出。“内塔尼亚胡及其周围的人试图分裂社会。他们攻击所有人。这不可能，”另一人解释道，他的家人来自印度，为了寻找工作和廉价住房而定居于此。

70岁的雅克（Jacques）打断了他，其家人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移民而来。他也长期投票给利库德集团，但他无法释怀10月7日的灾难。“‘比比’说他在 7, 那天早上没有被叫醒，”他嘲讽道，“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完了。”这位退休人员将投票给反对派名单。但他的四个孩子并非如此，他们分成了两派，分别支持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和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这两位极右翼领导人被认为更具宗教色彩。因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还必须面对来自盟友的竞争。31岁的努里埃尔（Nuriel）在监狱管理部门工作，具有俄罗斯血统，他暗示将投票给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其核心措施是在10月7日之后允许超过 300 000 名以色列人持有持枪证。 “在迪莫纳，我们被阿拉伯村庄包围，不安全感很强，”他指出。他也听到了流传的传闻。“有哈马斯的录音说，以色列情报部门允许他们在10月7日进入以色列，”他认为自己知道这一点——这是另一个阴谋论。

这场竞选 艰苦、肮脏、 充满争议、 充斥着 言语暴力， 实际上 并不允许 任何辩论

这场政治斗争异常艰难，因为对于一部分选民来说，真相已不再重要；而这场激烈的、肮脏的、充满争议、言语暴力和指责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根本无法开展任何辩论。“阴谋论掩盖了关于10月7日事件的真正问题，”伊齐克·卡多什（Itzik Kadoche）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告诉自己必然存在某种背叛，而不是一次集体性的失败，这样心理上会轻松一些，”55岁的米哈尔·埃尔马莱姆（Michal Elmalem）补充道，她是迪莫纳（Dimona）市议员，几个月前开始担任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政党的活动组织者。

虽然内塔尼亚胡阵营很难奢望获胜，但他们仍能通过阻止反对派获得明确多数，从而阻碍对方的胜利。而加迪·艾森科特的支持者们则希望出现真正的转折，希望理性与某种节制能够获胜。他们认为，其候选人出身于摩洛哥裔家庭，能够吸引底层民众。“很多人不想公开表示他们会投票给我们，”米哈尔·埃尔马莱姆讲述道，“当我问人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时，他们跟我说的不是‘安全’，而是我们之间的裂痕和仇恨。我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团结大家的人。只要不是内塔尼亚胡就行……” ■

吕克·布罗内尔（LUC BRONNER）

也门胡塞武装寻求巩固其合法性

这些控制着曼德海峡的叛军，希望在红海安全问题上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9月11日从政府军手中夺取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后，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进一步提高了其野心。他们现在正积极寻求将这一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认可。首先是在也门国内，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将自己塑造为地区海上安全不可或缺的对话方。

整个夏天，该叛军组织一直遵循着一套一贯的战略，旨在服务于其国家野心以及对其导师伊朗的支持。在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后，胡塞武装将目标对准了沙特的基础设施和油轮。他们试图令该王国窒息，而沙特是政府军的主要支持者，此前为了绕过被伊朗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已将其部分石油流量转向红海，通过曼德海峡运输。9月份，他们夺取了沿西海岸直到曼德海峡的所有领土。因此，他们现在可以决定哪些船只拥有通行权。

尽管他们宣布沙特船只不得通过，但胡塞武装声称，对于其他船只，通行将保持免费且“安全”。然而，他们明确指出，船只必须提前通知抵达，且不得与任何其他参与方打交道。“胡塞武装试图缓解国际社会的担忧以赢得时间，从而巩固其控制权，”也门智库萨那战略研究中心（Sana'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联合创始人马吉德·阿尔-马达吉（Maged Al-Madhaji）分析道。

无需完全关闭海峡，仅凭威胁就足够了。“事实证明，他们的导弹和无人机是非常强大的干扰因素，”波尔多政治学院教授、《海洋空间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des espaces maritimes, Armand Colin, 2025）一书的作者西尔万·多梅格（Sylvain Domergue）指出。各国政府和公司感到被迫去适应

该反政府武装组织于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

他们的条件及其政治算计。事实上，国际海运贸易参与者似乎已将这一现实视为新常态。保险公司根据胡塞武装的推测意图来计算保费，而运输公司则直接向其寻求保证，或让船只绕道红海，采取新的航线。

寻求国际合法化是胡塞武装长期以来的野心。艾克斯-马赛大学研究也门胡塞运动国家化与合法化的博士生朱尔斯·格朗日·加斯蒂内尔（Jules Grange Gastinel）解释道：“在2014年占领该国首都萨那之后，胡塞武装接管了也门旧有的国家机器，同时保留了一些外交官，直到今天，这些人仍在致力于与安曼、巴格达或开罗等地维持双边关系。”

处于地区竞争的核心 2018年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的《斯德哥尔摩协议》确认了国际社会认可的政府（总部设在也门南部）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停火，这首先使他们在国际赞助的外交进程中占据了首要地位。阿尔-马达吉（M. Al-Madhaji）先生强调：“这并不是承认其行政机构为也门合法政府，但参与此类进程让他们有机会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参与者。”此后，胡塞武装通过阿曼进行谈判，这进一步证实了地区和国际参与者必须与他们打交道的观点。

伊朗是世界上唯一给予胡塞政权政治和外交承认的国家。他们的双边关系是正式的：一名胡塞武装大使驻在德黑兰，一名伊朗常驻大使驻在萨那。伊斯兰共和国还向也门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后勤和军事支持，“甚至深入到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Abdel-Malik Al-Houthi）的办公室，其中就有伊朗[国家]机器的成员，”朱尔斯·格朗日·加斯蒂内尔指出，“胡塞武装的目标与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由伊朗支持的盟友和武装组织网络，旨在抵消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的目标紧密相连。”

事实上，这两个参与者的议程在最近几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在曼德海峡实施的强制性控制，使胡塞武装能够将影响力扩展到也门冲突之外，使其处于地区竞争以及地区强权与国际强权之间平衡的核心位置。对于德黑兰而言，他们在极其恰当的时机成为了一个额外的杠杆，使其能够向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施压，并提高其要求。

原定于9月14日在阿曼举行、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伊朗与海湾国家会晤，最终在前一天被沙特阿拉伯推迟。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沙特认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带来了对利雅得而言“不可接受的新现状”。由于胡塞武装已经占领了曼德海峡，这种现状变得更加不可接受。

法妮·阿尔兰迪斯（FANNY ARLANDIS）

“全球最大石油合同”背后的男人

委内瑞拉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Alejandro Betancourt）是特朗普在油田开发领域备受争议的合作伙伴

波哥大 - 区域特派员

他是这笔交易背后的操盘手。美国政府与一家委内瑞拉私营企业在8月底达成协议，计划将17个油田——约占该国储量四分之一——的开采权特许给该公司，期限为一百年。直到5月为止，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洛佩斯（Alejandro Betancourt Lopez）还因一项洗钱调查而被瑞士当局发出引渡令，

人物档案

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

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现年46岁，是19世纪一位委内瑞拉总统的后裔。他曾就读于加拉加斯库姆布雷斯（Cumbres de Caracas）私立天主教学院，随后前往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双学士学位，之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由于涉嫌洗钱，他此前被禁止离开英国领土。

而现在，通过持有特许权的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Nabep），他成为了美国总统口中“全球历史上最大石油合同”的参与者。这家公司注册地在巴巴多斯，近期已成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生产商，仅次于美国雪佛龙（Chevron）公司；美国国防部刚刚收购了该公司 35 % 的股份。

然而，这位 46 岁的亿万富翁名声不佳，批评者称他为“bolichico”——这个词是指在雨果·查韦斯（1999-2013）和尼古拉斯·马杜罗执政期间，通过接近权力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的年轻商人。尽管从未被正式起诉，但贝坦库尔先生在瑞士、西班牙和美国曾多次因洗钱和逃税受到调查。马德里方面怀疑他向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官员行贿 42 百万美元（36 百万欧元），以在与石油相关的外汇交易中挪用 48.5 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资金据称被投资于西班牙。

他如今作为“石油之王”的地位，加剧了人们对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与美国之间协议的质疑。

“目前出现的一大担忧是缺乏透明度，当然还有在获取这些资源过程中资金被挪用的风险，”人权活动家、和平实验室共同负责人、现流亡墨西哥的拉斐尔·乌兹卡特吉（Rafael Uzcategui）强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助理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z）于 9 月 4 日在 X 平台上尖锐地讽刺道：“把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控制权交给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简直就像任命杰弗里·爱泼斯坦 [1953-2019] 为教育专员一样。”

发电厂

在贝坦库尔先生领导的“家族”投资基金 O'Hara Financial 的网站上，他详细列出了自己在全球无数公司中持有的资产，涵盖非洲的银行业、板式网球场预订平台、求职平台、在线支付等。他还领导着一家在西班牙创立的太阳镜公司 Hawkers，该公司在短时间内已跻身全球主要制造商之列。他还讲述了自己在原材料和建筑领域的经验，这些经验最初是在多家设在拉丁美洲的跨国公司中积累的。在 2000, 年初，年轻的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创立了他的

尽管从未被正式起诉，但贝坦库尔先生曾多次成为调查对象

自己的公司 Derwick Associates。从 2009 年起，该公司在委内瑞拉面临严重电力短缺之际，赢得了 11 座发电站建设的公共工程合同。反腐败组织“透明委内瑞拉”（Transparencia Venezuela）声称，他在合同中虚报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费用。

西班牙和瑞士的调查仍处于开启状态——始于 2019 年

西班牙和自 2019 年以来有所下降——这与苏黎世检察官办公室在 2025 年 11 月撤回引渡请求无关。贝坦库尔先生当时在英国被捕，随后被处以软禁，并被没收了意大利和委内瑞拉护照。尽管如此，他仍能乘坐直升机在两处房产之间往返，其中包含一座拥有 14 间卧室的庄园。

据瑞士公共媒体 RTS 报道，苏黎世检察官办公室在 5 月份撤销逮捕令时，将其理由归结为“英国引渡法的特殊性”，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日报《华盛顿邮报》则提到，美国高层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允许这位否认任何舞弊行为的商人能够旅行。美国媒体还报道称，贝坦库尔先生在 6 月份获得了一份签证，以便多次前往美国与加拉加斯协商石油协议。CNN 媒体最后详细报道了美国总检察长、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律师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施加的压力，旨在让迈阿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撤销一项关于涉嫌与 PDVSA 相关的贿赂洗钱调查，该调查涉及贝坦库尔先生。

鲁迪·朱利安尼的服务

在接受定居迈阿密的委内瑞拉记者塞尔希奥·诺韦利（Sergio Novelli）采访时，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由此可以保证，“[在美国] 没有针对他的任何调查正在进行”。在这次采访中，鲁比奥先生回顾道，这位亿万富翁在 2019 年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自封总统——并获得特朗普先生及其他 50 多个国家承认——期间，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持”。2020 年初，德尔西的哥哥、时任通信部长的豪尔赫·罗德里格斯（Jorge Rodriguez）曾指责贝坦库尔先生为反对派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他强调，“这个小偷”雇佣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换取美国对其起诉的放弃。

但时间已经过去。从 2023 年起，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在委内瑞拉重新获得青睐——针对他的起诉在那里已被放弃——并强势回归石油领域，于次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Nabep。鲁比奥先生将选择这家公司（美国国防部将在其中持有 35 % 的股份）且无需招标的决定，解释为该公司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在产量方面最大的私营企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也辩称：“在商业世界中，当你选择合作伙伴时，重要的不是知道谁是对的，而是谁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取得结果。”

根据 Axios 网站的报道，1 月 3 日，当美国特种部队在加拉加斯逮捕尼古拉斯·马杜罗时，正是贝坦库尔先生致力于说服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与鲁比奥先生讨论由她领导国家的可能性。9 月 2 日，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为这位商人辩护，提醒人们“他在多年前就在委内瑞拉被宣判无罪”。在被联系时，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未回应《世界报》的请求。

朱莉娅·帕斯夸尔（JULIA PASCUAL） 与 安吉琳·蒙托亚（ANGELINE MONTOYA）

《世界报》 / 工作坊

夜校课程

艺术史

如何欣赏一幅画？

从 7 月 10 日起 画作中的整个世界

主讲人：弗朗索瓦丝·巴尔贝-加尔 (Françoise Barbe-Gall) 艺术史学家、国家博物馆讲师

一幅画作所产生的吸引力源自何处？是其形式美？精神深度？神秘特质？还是令人惊叹的简洁？在这些表象背后，究竟在讲述怎样的故事？它在绘画史上改变了什么？ 从 7 月 10 日起，欢迎参加我们全新的夜校课程系列，围绕五幅绘画杰作及其传承，探讨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

巴黎大学城阿根廷之家主任辞职

圣地亚哥·穆齐奥是阿根廷保守派圈子的亲信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这个人物已变得过于累赘。经过数月的争议，法阿双国籍律师圣地亚哥·穆齐奥 (Santiago Muzio) 最终辞去了巴黎国际大学城 (CIUP) 阿根廷之家 (Casa Argentina) 主任的职务。他于 2024, 年 12 月被任命，尽管此前已在职五个月，但这位阿根廷和欧洲保守派圈子的亲信因一系列争议性决定而受到批评：撤除纪念阿根廷独裁时期 (1976-1983) 受害者的纪念牌、在馆内组织极右翼会议、在入口大厅安装圣母像、驱逐被其定义为“意识形态化”的居民，以及资金管理不透明……

圣地亚哥·穆齐奥（未回应《世界报》的采访请求）此前还拒绝签署大学城的价值观宪章，该宪章禁止基于性别或性取向的歧视。巴黎大学城每年在首都南部接待来自 150 个国家、分布在 47 座国家之家中的 12 000 名学生、研究人员和艺术家，大学城管理部门内部的不安情绪显而易见。一些人并不掩饰希望看到这个人物离职的愿望，因为他的言论带有种族主义、恐同、伊斯兰恐惧症和气候怀疑论色彩，与 CIUP 自 1925. 年成立以来所秉持的和平、人道主义、平等、尊重和非歧视价值观背道而驰。但阿根廷之家的运作方式较为独立，仅隶属于阿根廷人力资本部。

9月初，圣地亚哥·穆齐奥在由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 (Vincent Bolloré) 所有的《周日日报》上表示，他希望“将这个地方从极左翼和觉醒意识形态 (woke) 的爪牙中解救出来”，并坚称对阿根廷极右翼总统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拥有“不可动摇的忠诚”。显然，这种忠诚并未得到对方的回报。

翻修工程

关于其离职的传闻此前一直在流传。周日，阿根廷日报《克拉林报》（Clarin）断言，将其免职的决定是在两周前秘密做出的，原因是担心此事会破坏米莱总统访问巴黎的行程。米莱将于30 septembre出席“阿根廷周”（Argentina Week）活动，该活动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组织并持续至10月2日，旨在推广阿根廷企业。围绕圣地亚哥·穆齐奥（Santiago Muzio）的争议在6月被再次引发，当时一千多名法国和阿根廷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签署了一封信函，其中就对目前在阿根廷之家（Casa Argentina）进行的各项翻修或维护工程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忧。圣地亚哥·穆齐奥曾任由玛丽娜·勒庞的侄女马里昂·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创办的私立政治科学学院马德里分院院长。

根据部分居民的说法，这些工程改善了院长家属住所的舒适度，却牺牲了其他更紧迫的项目，例如残疾人通道或某栋楼的淋浴设施。该信函呼吁人力资本部“紧急对已投入的支出进行审计和监督”。

7月30日，巴黎市政府曾要求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Jean-Noël Barrot）对圣地亚哥·穆齐奥的管理情况展开“调查”。巴罗在$1表示正在“与阿根廷当局进行讨论”，但未提供更多细节。

截至周一下午，其辞职尚未正式公布，但阿根廷人力资本部在前一天已向法新社（AFP）确认了此事。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圣地亚哥·穆齐奥的继任者将是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阿尔弗雷多·索托（Alfredo Soto），他本人过去也曾居住在阿根廷之家。他将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即重建与大学城（Cité universitaire）当局以及校园内其他房屋的联系。

在法国的阿根廷公民议会（L'Assemblée des citoyens argentins de France）在五个月来一直要求其辞职，该议会周日对圣地亚哥·穆齐奥的离职表示欢迎。该议会认为，其继任者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撤销由穆齐奥出于政治报复而实施的居民驱逐行动”、“重新安装纪念30 000名失踪者的纪念牌”，并签署大学城价值宪章。

面对撤除纪念牌引发的强烈抗议，国际大学城（CIUP）决定在24 mars——即1976年政变50周年纪念日——在国际之家（Maison internationale）的正面，即阿根廷之家正对面，安装其自己的纪念独裁政权受害者的纪念牌。

安杰琳·蒙托亚（ANGELINE MONTOYA）

在哥伦比亚，地震后乔科省深重的创伤

在该国最贫困的省份，大多数灾民仍在等待承诺的援助

报道

QUIBDO ET UNION PANAMERICANA（哥伦比亚）- 特约记者

卡特琳·伦特里亚·阿斯普里亚（Katherin Renteria Asprilla）找到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她坐在篮球场的木地板上，周围是五十多顶帐篷以及往来的人群。这个 11 岁的女孩是 8 月 10 日袭击哥伦比亚西部的 7,4 级地震的受害者之一，此次地震造成至少 331 人死亡。在作为临时避难所的基布多（Quibdo）——乔科省（Choco）首府——的体育馆里，她正尝试地做作业。

卡特琳与母亲英格里斯·阿斯普里亚·莫雷诺（Ingris Asprilla Moreno）一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一百多名同样失去家园的人共同生活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根据风险与灾难管理部门 9 月 10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 36 000 多套房屋被毁，100 000 多套被认为不可居住，759 栋建筑倒塌，4 300 多所学校受到影响。

作为地震的震中，乔科省也是该国最贫困的地区：近三分之二的居民（绝大多数为非裔后裔）深受贫困之苦；由于道路基础设施薄弱，该地区在地理上处于孤立状态；且经济因依赖矿业开采以及武装团体的存在而变得脆弱。

地震发生以来，英格里斯试图维持一个小型化妆品流动摊贩生意，她将商品放在一个塑料盒里，并小心地保存在作为避难所的帐篷中。由于她的学校受损严重已被关闭，她的女儿尝试通过远程学习课程。乔科技术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而这位母亲原本在该校即将完成环境工程专业的学业。这个家庭的命运充满不确定性。英格里斯希望能够收到建筑材料的捐赠以重建房屋。即便如此，她仍需筹措资金来支付施工负责人的费用。

“失去了一切”

今年6月当选的极右翼总统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宣布，将开始向受灾人员发放住房援助金，金额最高可达约100 万哥伦比亚比索（280欧元），大约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一半，发放期限为三个月。但在当地，还没有人拿到这笔钱。在基布多（Quibdo）北郊的奥布雷罗区（quartier Obrero）情况同样如此。“这里居住的人大多数年来因为武装团伙而被迫流离失所，”在乔科省（Choco）负责“行动反对饥饿”（Action contre la faim）组织项目的负责人卡洛斯·费尔南多·希门尼斯（Carlos Fernando Jimenez）解释道，该组织曾向该区居民分发食品援助。“这里的地形崎岖，建筑有时是简陋的手工搭建，或是未完工，亦或材料质量低劣，这导致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

11月9日，哥伦比亚乔科省基布多的体育馆内。NADÈGE MAZARS 为《世界报》拍摄

这里大约有15栋房屋倒塌，40多栋房屋已无法居住，社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埃默·安德烈斯·罗马尼亚（Eimer Andres Romaña）详细介绍道。他指着自己租住的一栋两层楼房——其中大部分已被摧毁——表示自己也“失去了一切”。到处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进入被判定为损坏严重的建筑。从外部看，损坏情况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外墙上的红色标记指明了每个家庭的命运：“拆除”、“撤离”、“限制使用”、“不可居住”、“加固”、“墙壁倒塌”……在某些地方，这些标记旁边写着“EGC”的首字母缩写，代表哥伦比亚盖坦军队（Armée gaitaniste de Colombie）的存在，该组织是该国主要的准军事和犯罪组织，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海湾克兰”（Clan del Golfo）。

人们有时无处可去。就像莱迪·尤贝利（Leidy Yubeli）一样，她住了七年且是用多年积蓄买下的房子现在变得太危险了。地面下陷，墙壁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损失太大了，”这位38岁的女性克制地说道，她的丈夫已外出寻找建筑工人的零活。在同一条陡峭的小路下方，61岁的玛丽亚·莫斯克拉·佩雷亚（Maria Mosquera Perrea）在自家的两面砖墙之间固定了木材，以防止它们在邻居房屋的重量下倾斜——那栋房子已被判定拆除，但在等待期间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来拆除建筑、清理碎片并稳定有崩塌风险的斜坡，”基布多市长拉斐尔·安德烈斯·博拉尼奥斯·皮诺（Rafael Andrés Bolaños Pino）解释道。

“在受灾的大城市，人们可以申请贷款。而在这里，他们依赖国家”

拉斐尔·安德烈斯·博拉尼奥斯·皮诺（RAFAEL ANDRES BOLAÑOS PINO），基布多市长

“在像卡利（Cali）这样受灾的大城市，人们可以申请贷款。而在这里，人们依赖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存在感却十分稀缺。

在乔科省，地震加剧了许多脆弱性。“我们的社区早已面临需求。因为老鼠和蚊子，我们有卫生问题。最近由于金矿开采，蝙蝠离开被砍伐的区域并侵入房屋，河流的水被污染了……”距离基布多向南70公里的普兰-德-拉斯帕杜拉（Plan de Raspadura）社区行动委员会主席珍妮·莫斯克拉·奥雷韦洛（Jenny Mosquera Orehuelo）列举道。在这个拥有1500名居民的村庄里，没有自来水。而地震后由“行动反对饥饿”与威欧利亚基金会（fondation Veolia）合作提供的水，仅能通过安装一个移动净水站来实现。

暮色景象

“抱怨的人必须学会顺从，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我们被赋予的生活，”51岁的居民卢兹·达里（Luz Dary）这样地哲学地说道。她坐在家门前，手抚摸着因癌症而植入的胃造口。她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地震。在普兰-德-拉斯帕杜拉（Plan de Raspadura），50栋房屋被毁，作为非裔哥伦比亚社区朝圣地的迪维诺-埃切-霍莫（Divino Ecce Homo）教堂的一部分被撕裂，相邻的托儿所也被判定为危房。几公里外的圣拉斐尔-埃尔-多斯（San Rafael El Dos），学校呈现出一幅暮色景象。一名负责周边警戒的安全人员保证，没有学生受伤，但该机构已不复往日之风貌：那里散落着被遗弃的办公桌椅，教科书被赤道地区的雨水淋得湿透……当地人说，歌手夏奇拉（Shakira）将通过她的“赤脚基金会”（Fundacion Pies Descalzos）提供援助。这位哥伦比亚巨星于8月18日与慈善家们一同访问了该地区，并承诺将进行投资。

“我们也接待了一位副部长和‘上帝的一分钟’（El Minuto de Dios）组织的访问。我们被列为优先援助对象，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57岁的约兰达·库里·帕拉西奥斯（Yolanda Curi Palacios）表示，她是邻近的联合泛美（Union Panamericana）村圣华金（San Joaquin）公立学校的协调员。在这里，800名学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教室仍可使用，且由于地下水储备失效，食堂已关闭。

因此，学校采取半天制运行。这只是权宜之计。“下午，家长们在金矿工作，因此学生们经常被单独留下而无法到校，”约兰达·库里·帕拉西奥斯遗憾地说道。孩子们尤其不想回到远程教学模式：“有些人没有手机，而新冠肺炎（Covid-19）时期在学术知识方面留下了后遗症。学生们在情感上受到了创伤。每当我们感觉到余震时[截至9月8日，已记录到约300次余震]，就会出现恐慌情绪。我们必须努力忍住不哭。但这非常困难。”

朱莉娅·帕斯夸尔（JULIA PASCUAL）

奥尔良：一座成为气候变暖实验室的花园

大布雷耶植物园（L'arboretum des Grandes Bruyères）凭借其树种的多样性，能够测试树木对干旱和酷暑的抵抗力。

“乍一看，它们状态良好。但必须靠近这些树，才能发现它们曾遭受痛苦且仍在承受。”在这个九月的下午，玛丽·德盖（Marie Degaey）——这座占地14公顷、被文化部授予“卓越花园”（Jardin remarquable）标签的花园的导游兼开发负责人——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巨杉和北美튤立树的叶片。这些树木耸立在位于奥尔良森林英格兰（Ingrannes）的大布雷耶植物园中。

在一条小径的尽头，一棵欧洲赤松挺立着，它的针叶部分脱落，被夏季晒成了褐色。虽然一大片由近期降雨恢复生机的三叶草抹去了三个月极端高温的记忆，但缺水与夏季酷暑对林木的共同影响仍让玛丽·德盖感到担忧。

“直到2027年春天，我们才能真正衡量损失的程度。目前必须耐心等待，因为表象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国家森林局（ONF）的树木学家兼专家树艺师蒂埃里·拉曼（Thierry Lamant）强调道，“一棵被晒焦、掉叶子的树是有能力重新生长起来的。相反，各种压力的叠加以及温度波动的重复出现可能会导致其死亡。”这位植物学家认为，某些样本

这些在博斯平原（plaine de Beauce）边缘生长、被严密监测的树木讲述了未来森林可能的模样，它们可能无法在2026年的夏天生存下来。一棵日本榉树（zelkova du Japon）——其轮廓和锯齿状叶片让人想起榆树——此前已因之前的干旱和冬季风暴而衰弱，并被害虫啃食，已于8月底被砍伐。

致命的栓塞风险

在园区的边缘，靠近一个人工水池的地方，一些阔叶树已经披上了秋天的红装。另一些树则为了节省体力，在应对水分短缺时提前落叶。如果植物进入低速运转状态，光合作用也会中断，从而使其面临致命的栓塞风险。

“这就像是树皮上被晒伤了，而树皮是保护树木维管系统的屏障，”玛丽·德盖观察到，“在高温影响下，会产生坏死组织。要么它能愈合，要么它会变得衰弱，导致真菌和寄生虫大量繁殖。”这意味着一场漫长的痛苦折磨。开发负责人确认道：“之前的夏天已经削弱了树木，2026年的酷暑可能是压死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座植物园由一对热爱自然的人自20世纪1960年代末开始打造，早已不再是最初被遗弃的荒林。其创建者贝尔纳·德·拉罗什富科（Bernard de La Rochefoucauld）和布里吉特·德·拉罗什富科（Brigitte de La Rochefoucauld）曾梦想建立一座装饰花园：而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植物物种保护区。根据现场公布的数据，每年有近12000名访客到访。

对于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Inrae）的研究人员以及国家森林局（ONF）的专家来说，这里是一个露天实验室。随着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稀有物种种子，这里的实验地块被逐步规划，用于测试从美洲、中东或南亚移栽而来的树木的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押注于来自半干旱环境的品种，这些品种主要集中在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北部之间，能够承受各种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同时也是大布雷耶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蒂埃里·拉曼解释道。

太快了

这些在博斯平原边缘生长、受到严格监测的树木，讲述了未来森林可能的样子。“我们致力于悉心照料这些物种。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在这里试图理解的内容能对大多数人有所帮助，但我们的使命仍然是一个收藏公园：至于是否推广这些物种，则由林业员、公共机构或有意愿的私人管理人员决定，”玛丽·德盖（Marie Degaey）微笑着说道。

在卢瓦雷省（Loiret）的这个地区，气候以改良的大洋性气候为主，这些引进的树木已经成为了山毛榉或长柄橡树的替代方案，而后者作为国家象征，已不再适应其新的生态系统。这是科学家们自 1980 年代中期温度曲线首次出现上升趋势以来一直思考的结果。

此后，法国持续升温，速度之快以至于森林空间无法及时适应。“我们只剩下大约 10 年的时间来希望让人们能处于阴凉之下，”蒂埃里·拉曼（Thierry Lamant）说道，“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不决，期待我们的森林能继续适应，也没有时间拒绝来自异地的物种。必须迅速行动，否则我们将陷入绝境。”

维克多·里亚莱（VICTOR RIALLAIS）

8 月 29 日，在布卢瓦举行的社会党夏季大学上。GUILLAUME HERBAUT 为《世界报》拍摄

左翼初选出现五位候选人

此次投票旨在 10 月 17 日前确定“社会民主空间”的总统候选人

原本应该是六位，但最终参加“社会民主空间”初选起跑线的将是五位。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热罗姆·格迪（Jérôme Guedj）和塞贡琳·鲁瓦亚尔（Ségolène Royal）将代表社会党（PS）参选；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代表“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埃马纽埃尔·莫雷尔（Emmanuel Maurel）代表“共和社会左翼”（GRS）。第一轮投票定于 10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定于 10 月 16 日和 17 日。

根据《世界报》周三上午获得的消息，在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此前已提交支持签名以参加初选的厄尔省议员菲利普·布伦（Philippe Brun）被社会党采取预防性停职处理。此次投票是在“管理层收到关于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严重事实的举报”之后进行的。初选组织委员会于 9 月 16 日周三最终确认了这份候选名单。

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例如索姆省议员、“起立！”（Debout!）党创始人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他在周二再次表达了苦涩之情。“好吧，游戏结束。大象竟然害怕一只老鼠！”他在社交网络上写道。尽管这位议员公开进行了竞选，但他并未采取行动去接触初选组织委员会，因为他认为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及其领导的“公共广场”对此持反对意见。

委员会内部强调了与这位前“不屈法国”（LFI）干部的路线分歧。“鲁芬怎么可能参加一场要求签署宪章并尊重原则的初选，而该宪章要求尊重……”

初选宪章要求落选者随后支持获胜者

“欧洲社会党 [PSE]？这不是他的立场。我们举行的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体系的初选，”协调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门努奇（Patrick Mennucci）详细解释道。

事实上，《世界报》查阅的该宪章要求落选者随后支持获胜者，其中提到了欧洲社会党，并明确规定候选人的政治路线必须基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欧盟。尽管这位索姆省的议员在 2022 年 11 月接受《新观察家》（Nouvel Obs）采访时曾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此后他已与这一称谓保持距离。

另一位被排除在进程之外的人物是沙托登（厄尔-卢瓦省）的前社会党市长法比安·韦尔迪耶（Fabien Verdier）。据其随行人员向法新社（AFP）透露，他直到最近才重新获得社会党党籍，且未能集齐必要的推荐签名。至于投资银行家马修·皮加斯（Matthieu Pigasse，同时为《世界报》监事会成员），他未能完成其候选流程，声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碉堡”，并指责包括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和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在内的组织者。

虽然候选人们已经开始竞选，但正式的交锋将于 9 月 23 日在 LCI 频道的一档节目中开始，届时他们将面对一个“法国人小组”。10 月 1 日，所有人将在 France 2 和 France Inter 的黄金时段进行辩论。在第一轮投票前，BFM-TV 将组织第三场节目。考虑到相关政党的非党员必须支付 15 欧元才能参与，这一进程是否具有吸引力？选民在 10 月 5 日（含）之前可以办理登记。对于这场初步看来被高度掌控的选举而言，选民规模将成为关键议题之一。

专注于实质内容

在像社会党（PS）这样一个卡特尔化的政党中（据帕特里克·门努奇称，目前有 27 000 名选民），这次初选实际上有利于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他在党内拥有大量支持者，此外还有“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成员的投票（据内部人士透露，在 8 000 到 10 000 名选民之间）。埃马纽埃尔·莫雷尔领导的政治团体 GRS 声称拥有约 2 000 名成员。这位前罗讷河口省议员补充道：“这三个政党加起来，选民人数将接近 50 000 人。我希望通过辩论，最终能有 80 000 到 90 000 名选民。”

既然起跑线已经确定，候选人们将不得不专注于提案的实质内容，而这些内容目前还难以显现。第一个达成共识的点是：所有人都希望打击食利者和巨额遗产。瓦兹省的社会党参议员亚历山大·乌齐尔（Alexandre Ouizille）参与了拉斐尔·格鲁克斯曼的竞选，他主张：“面对想要降低富人遗产税的右翼，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文化之战。我们需要恢复财富税（ISF）的逻辑，并让人们明白，我们攻击的不是小规模的家庭房产，而是那 1 % 的超级遗产，即超过 2 百万欧元的遗产。”

根据候选人们的计算，这样一项措施每年将产生 150 亿欧元的资金，但他们对于这笔资金的去向存在分歧。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希望将其用于建立一种递减的通用社会贡献金。换句话说，通过降低社会缴费，使税前工资与税后工资更接近，从而提高法国人的购买力，这被认为是竞选的优先事项。而奥利维尔·福尔则对此表示反对，他重复称其为“递延工资”，是用于资助社会保障体系的。埃马纽埃尔·莫雷尔持有相同观点，他提醒道，缴费豁免已经让国家“损失了数十亿欧元”。

第一书记则更倾向于将这笔钱投资于生态转型。他还希望“暂停向任何未承诺进行生态转型的企业支付股息”，并阻止国家提交一份“向地球索取超过其能提供之物”的预算。这两个理论概念，他还需要证明其可行性。同样关注环境问题的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已要求生态主义者亚尼克·雅多（Yannick Jadot）在 10 月初前提交一份“生态革命百日计划”，他也必须提出具体的想法。

战略议题

每位候选人都将致力于塑造自己的独特性。埃松省议员热罗姆·格迪（Jérôme Guedj）在最近关于社会保障融资法案的讨论中担任社会党领袖，他希望主导健康与弱势群体议题。其提案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综合社会保障体系”，这将导致互助保险（mutuelles）的终结。至于埃马纽埃尔·莫雷尔（Emmanuel Maurel），他计划“提出三大突破：去全球化、去商品化（通过退出全市场模式），以及民主化（通过增加直接的公民参与，或赋予雇员更多权力）”。

作为竞争中唯一的女性，塞贡琳·鲁瓦亚尔（Ségolène Royal）预计将成为关注焦点。这位 2007 年的总统候选人因其“无上限”的性格而令多位对手心生畏惧，她将“公正的秩序”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这位前环境部长反复强调，她通过此次参选“无需证明任何事情”，并承诺打造一个没有社会运动的“宁静法国”，但目前尚未提出实际的政纲。

除了核心议题，总统大选的战略考量也将主导初选辩论。 13 日，由 Ipsos BVA-CESI 工程学院为《世界报》开展，并与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及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合作发布的选举调查显示，根据不同假设，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在首轮投票中的支持率在 11,5 % 至 13,5 % 之间，而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则在 4,5 % 至 5,5 % 之间。这不仅将影响投票结果，也让这位“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共同主席成为了目标，其团队担心在初选期间会出现一个“反格鲁克斯曼阵线”。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未来与“不屈法国”（LFI）的结盟问题，因为逻辑上总统大选之后将紧随立法选举。拉斐尔·格鲁克斯曼或热罗姆·格迪对此坚决反对，但奥利维尔·福尔并非如此。在接受 BFM-TV 采访，被问及“福尔政府中是否可能会有 LFI 的部长”时，这位第一书记回避了问题，并拒绝立即排除与国民议会中左翼第一大力量进行讨论的可能性。他甚至打算自豪地继承 2022 年“新生态与社会人民联盟”以及 2024 年“新人民阵线”的遗产。这是向那些在未来几年将面临选举或连任挑战的社会党议员发出的信号。 ■ 桑德琳·卡西尼（SANDRINE CASSINI）

以及 罗宾·理查多（ROBIN RICHARDOT）

右翼与中间派竞选局势趋于紧张

[...OMITTED...]

阿塔尔、菲利普与雷塔约之间的分歧令其阵营担忧

爱德华·菲利普失足，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趁机出击，而布鲁诺·雷塔约则对此深感欣慰。仅凭一段被剪辑过的视频——其中这位“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探讨了“总统在5月当选并在9月就职的制度”这一假设——就足以让他遭到攻击。“我并不是说[当选总统]应该休三个月的假，但坦率地说，在重新出发前，休一周或两周的假没有坏处，”这位前总理在企业家宝琳·莱尼奥（Pauline Laigneau）于9月7日上线的播客中如此表示。

三天后，国民联盟（RN）利用该片段的病毒式传播，攻击这位右翼和中间派中最有希望进入爱丽舍宫的竞争者，并给他贴上了“懒惰的爱德华”的绰号。他的竞争对手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则毫不犹豫地趁势补刀。“我认为法国已经没有一分钟可以浪费了（……）。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这位复兴党（Renaissance）秘书长于9月11日在梅斯举行的青年农民返校活动上强调。次日，在同一地点，爱德华·菲利普假装不在意。“我完全没有处于兴奋状态，也完全没有攻击性，”他回答道，暗示这位三十岁的后辈是一个“过于急躁的人”。这两位前政府首脑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并未逃过雷塔约阵营的眼睛。“阿塔尔的选民与菲利普基本相同。后者可能不会喜欢他的攻击性，”一名共和党（LR）主席的亲信指出。

右翼和中间派的总统竞选便是如此，三位主要政党领袖（地平线党、复兴党和共和党）共同竞争：自春季以来，这些接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竞争者们陷入了一场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的阵地战。当两名前马蒂尼翁宫主人陷入对决时，这位前内政部长则认为，自己拥有自由空间去占据一个觊觎极右翼的激进右翼领域。“让中间阵营的候选人们自己去协调吧，但我不是中间派，”布鲁诺·雷塔约本周末在接受《周日日报》（Journal du dimanche）采访时断言。

这种分裂的气氛令这些政治组织的干部和当选官员感到担忧。“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和布鲁诺·雷塔约在定位上越来越疏远。要让他们回到与爱德华·菲利普相同的范畴内，需要一次巨大的电击疗法，”中间派参议员领袖埃尔韦·马赛（Hervé Marseille）警告道。

阿塔尔“好战”

右翼和中间派碎片化的危险在 3 到 9 सितंबर期间由 Ipsos BVA-CESI 工程学院为《世界报》开展的选举调查中得到了证实，该调查是与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以及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合作完成的。尽管爱德华·菲利普在首轮投票意向中领先竞争对手，支持率在 14 % 到 21 % 之间波动，但他的基本盘仍比国民联盟（RN）和不屈法国（LFI）候选人的基本盘要脆弱得多。如果没有统一，玛丽娜·勒庞与让-吕克·梅朗雄——两人均是第四次参选——之间进行第二轮对决的威胁将变得切实可见。

就像连通器一样，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所期待的选举动态取决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的退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布鲁诺·勒塔约的退出。“对于爱德华·菲利普来说，关键在于被右翼和中间派选民认定为一名‘有用的候选人’，”这位勒阿弗尔（塞纳-马里蒂姆省）市长竞选团队的一名成员总结道。一名部长将选择爱德华·菲利普比作一种“排除法投票”：“那些不想要阿塔尔、不想要勒塔约的人会投票给他……菲利普目前是候选人中最不糟糕的一个。”

文艺复兴党秘书长加布里埃尔·阿塔尔 5 सितंबर在里尔大减价活动中。AIMÉE THIRION 为《世界报》拍摄

这些本应巩固其领导地位的民调，不足以使其在所属政治阵营中获得合法性。这些疑虑让主张组织初选的支持者们重新获得了动力。面对这个反菲利普阵线的形成，勒阿弗尔市长努力塑造一个团结的形象。因此，他提议在万圣节期间举行一次会面，邀请右翼和中间派的重量级人物，从民主运动党（MoDem）主席弗朗索瓦·贝鲁，到新能量党（Nouvelle Energie）主席兼戛纳（阿尔卑斯-马里蒂姆省）市长、同样是候选人的大卫·利斯纳德（David Lisnard）。

这是他在 8 月底呼吁建立一个“统一政党”或“联邦”之后，在重新统一事业中铺设的新砖块。

每个人都试图摆脱马克龙主义的烙印，但面临着竞选被这一议题吞噬的风险

“做梦吧！”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私下里愤怒地表示，并频繁地与同行进行沟通。为了阻挡爱德华·菲利普的道路并标明与布鲁诺·勒塔约的对立，文艺复兴党秘书长近期主张像弗朗索瓦·贝鲁那样，建立一个“从共和右翼到左翼”的联盟。两人共同持有这样一种信念：仅靠中间派和右翼的统一“范围太窄，不足以获胜，也太窄，不足以执政。”

在爱德华·菲利普的身边，人们越来越警惕这位上塞纳省的议员及其亲信，认为他们“不择手段”且“好战”。一名行政部门成员观察到，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像个夏季集市上的“金霸王电池兔子”一样，在小酒馆之间奔波，提出越来越“激进”的方案，他在孤注一掷。该成员认为这与勒阿弗尔市长稳健的竞选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不利用时事进行‘柔道’式反击，就无法起飞”。文艺复兴党领袖这种全方位的部署并未使其在民调中取得进展，但确实撼动了他的马蒂尼翁宫前任。

“令雷塔约窒息”

爱德华·菲利普此前放弃披露其在春季承诺的“大规模计划”，如今则在点滴地透露其政纲措施。8月底，他选择前往马约特岛，旨在抢占移民议题的先机。在教育和打击毒品走私之后，他将于周四展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愿景。此外，他将在本月底前公布其引发诸多质疑的退休金改革方案。

“当你是一个严肃的候选人时，你不会为了保持领先而保持模棱两可，尽可能少地表态，”布鲁诺·雷塔约的发言人奥斯曼·纳斯鲁批评道。但爱德华·菲利普的支持者们则致力于维持礼貌的关系。即便当共和党（LR）的候选人刻意涉足国民联盟（RN）的领域（包括法治问题）时，地平线党（Horizons）的候选人仍使用委婉的措辞以顾及对方。一名菲利普派的战略家透露：“首要想法是令雷塔约窒息，”他坦承其第一轮竞选活动将聚焦于右翼关注的议题——移民、安全和预算正统性。与此同时，通过争取其他人的支持，旨在使共和党主席以及加布里埃尔·阿塔尔陷入孤立，后两者的竞选活动仅依赖于小规模的忠实追随者圈子。

地平线党的候选人坚信统一的必要性将占据主导，因此对他伸出橄榄枝后遭遇的冷遇并不在意。其竞选共同主管吉尔·博耶支持道：“如果不思考与谁共同治理、为何治理以及以何种形式治理，那将是失职的。这些在过去十年中都被低估了。”

专栏 / 索莱恩·德·罗耶：在非候选人状态下进行竞选的难处

从未有这么多的人参加总统大选：多达数十人。其中有已经宣布参选的正式候选人，也有潜在的或有条件的候选人，他们正在寻找发声的方式以及出击的最佳时机。自夏季结束以来，布鲁诺·勒梅尔一直在进行巡访，以推广他于8月23日发表的名为《为了另一个法国》的宣言。对于这位曾在2016年以“更新”为口号参加共和党（LR）初选的前经济部长来说，复兴必须通过制度性的变革来实现：一方面，国家应集中于核心优先事项并将其余事务委派出去；另一方面，应建立一个由六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组成的民族国家联盟，以在欧盟内部增加影响力。

如果他的这些提议（他在9月13日周日于RTL电台再次详细阐述）能在法国民众中产生共鸣，并且如果他能摆脱贴在身上的标签（“欠下10000 亿赤字的人”），布鲁诺·勒梅尔将会参选。否则则不会。克萨维埃·贝特朗同样持观望态度，

他表示自己会参选，是的，但……不是现在。对于这位在2022年共和党初选中落败的上法兰西大区议会主席来说，在非候选人状态下进行竞选是“在现实中测试其想法”并尝试凝聚共识的一种手段。凭借在2015年和2021年大区选举中两次击败国民联盟的选举经验，他正等待年底正式进入赛场。他的参选将取决于他能否围绕其准备的提议引发讨论，以及一个或多个占据相同政治空间的候选人是否可能退出——例如地平线党的爱德华·菲利普、复兴党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共和党的布鲁诺·勒塔约。

在左翼，弗朗索瓦·奥朗德同样在等待年底揭晓其意图。这位前共和国总统在押注一种“备选方案”：一旦社会民主党初选失败，或者获胜者的民调崩溃，他将出面。与此同时，他正在完善自己的方案，这包括一次“更新”以及向中间路线的偏移，在经济路线上更加倾向于劳动和竞争力，并承认此前左翼统一战略的局限性。这位前国家元首已经租用了竞选办公室并频繁出访，尽管他尚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选。

没有决定性的退出

还有一些人仍在拳击场周围徘徊，却迟迟不愿登场：弗朗索瓦·巴鲁安（François Baroin）、让-路易·博鲁（Jean-Louis Borloo）、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贝尔纳·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后者向法国人民发出了一封长信，并对其候选人身份（是否已宣布）保持模糊状态；以及伊丽莎白·博尔内（Elisabeth Borne），她希望在2027年5月“中间派能够获得代表”。9月18日至20日，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在索格河畔利勒（L'Isle-sur-la-Sorgue，位于沃克吕兹省）邀请了一部分这些“真假候选人”——克萨维埃·贝尔特朗（Xavier Bertrand）、让-路易·博鲁、伊丽莎白·博尔内、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和贝尔纳·卡泽纳夫——参加一次旨在为总统大选寻找“另一条道路的人们的会面”。

这些潜在候选人的增加，反映出传统政党的衰落，它们无法向成员强加一条统一的路线和单一的化身。至少，所有人似乎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为了“松开勒庞-梅朗雄这两把钳子”，需要一个“强有力”且具有“冲击力”的方案，因为法国人有着深刻的变革和激进欲望，正如9月13日发布的第三波选举调查所显示的。该调查由 Ipsos BVA-CESI 工程学院为《世界报》开展，并与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让·饶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及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合作完成。

“如果只是‘大同小异’（more of the same），那么这个方案将不足以松开枷锁，”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评价道。“我提交的计划不会是2012年计划的升级版，”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重复道。然而，关键还在于能否被听到。媒体格局的碎片化以及大型凝聚性活动的衰落——二十年来，“20点新闻”的收视率下降了一半——对于所有希望其思想能构建公共辩论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对于这些寻求存在感的待定候选人来说更是如此。

后者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他们的策略与民意波动挂钩。他们等待局势明朗后再行动：有些人等待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或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的退出，另一些人则等待社会民主党初选候选人的失败。克萨维埃·贝尔特朗将其理论化：他想成为“填补空缺的候选人，而不是多出来的候选人”。而弗朗索瓦·奥朗德则在寻找“蚂蚁洞”（机会）。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位置的空出。

然而，秋季开学季并未带来中间阵营在夏季前所期待的明朗化。路线几乎没有变动。没有任何决定性的退出能重新洗牌。如果这些人之间的分胜负取决于民意动态，那么在缺乏动态的情况下，这种分胜负如何实现？这个秋天预示着将成为一个“百慕大三角”，不止一个总统野心可能会在此迷失。与此同时，潜伏候选人的增加，使本就模糊且高风险的总统大选方程式变得更加复杂。

在面对2027年、民意中主导地位是渴望突破的当下，每位候选人首先寻求的是摆脱“马克龙主义”的烙印，但这冒着让竞选被这一议题所吞噬的风险。这使得中间阵营的身份进一步模糊，而该阵营正难以通过自身来定义。 “马克龙造成了这种情况，”共和党（LR）成员、莫城（Meaux，位于塞纳-马恩省）市长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çois Copé）指责道。“他通过‘与此同时’（en même temps）的方式治理，系统性地摧毁所有他们曾经推崇的人，引发[国民议会]解散，并且忽略了组织总统多数派。”

爱德华·菲利普倾向于谈论自己在总理府（Matignon）期间的政绩，而将共和国总统边缘化，他正设想通过一次政治重组来恢复左翼与右翼之间传统的对立。至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他虽然声称自己继承了“超越”的理念，但为了表达忏悔，他每天都在延长这两个五年任期内“失败”与“盲点”的清单——包括制度改革、退休金改革、青年政策、主权职能以及住房政策等。最后，布鲁诺·勒塔约则在竭力否认自己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下的政府任职经历。但对于共和党（LR）议员团主席洛朗·沃基耶而言，这三位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对“马克龙主义”进行“清算”，而这也是“团结之前”的先决条件之一。

玛丽亚玛·达拉梅 与 玛丽·普扎杜

达尔马宁试图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

正义部长希望在爱德华·菲利普身边成为“社会右翼”的代表，同时筹谋后续计划

8月30日，热拉尔·达尔马宁在图尔宽（北省）参加政治回归活动。CYRIL BITTON / DIVERGENCE 为《世界报》拍摄

热拉尔·达尔马宁在爱德华·菲利普的竞选活动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8月30日周日，在图尔宽（北省），正义部长在众多摄像机和镜头前，为这位总统候选人提供的炸薯条撒调料。“这就是我在这次竞选中的作用！”他在促使地平线党（Horizons）主席在分量上表现得更“慷慨”后，笑着说道。

这两位曾在人民运动联盟（UMP，共和党的前身）共事的前同僚，在热拉尔·达尔马宁的政治回归活动之际，通过这种搭档形式公开亮相，以正式宣布后者对其“二十年好友”的支持。爱德华·菲利普对这次分量十足的加入表示赞赏，他正处于一场竞选中，而目前分散的中间阵营据他自承正面临“逆风”。在最高权力选举前七个月，热拉尔·达尔马宁也不断发出警告，称如果其阵营在面对国民联盟和“不屈法国”时失败，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他在8月17日接受《北方之声》（La Voix du Nord）采访时警告称：“这不仅仅是玛丽娜·勒庞或让-吕克·梅朗雄的胜利，这意味着我们甚至连反对党都算不上。”

“艰难时刻”

在马克龙权力核心圈度过了十年之后，这位43岁的部长感受到了统治末期的眩晕感。数月以来，这位司法部长一直呼吁在右翼和中间派中举行初选，一度希望能够竞争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继任者。但右翼和中间派三个主要政党主席（复兴党的高布里埃尔·阿塔尔、地平线党的爱德华·菲利普以及共和党的布鲁诺·勒塔约）的参选，阻断了他进入爱丽舍宫的前景。

5月13日，他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的麦克风前惊呼：“因沙安拉（Inch'Allah），因沙安拉”，故意对其总统野心保持模糊。但到了夏天，热拉尔·达尔马宁最终决定“不再增加分裂”，因为他认为爱德华·菲利普在民调中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这位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的负责人看到，莉安娜谋杀案的轰动进一步敲定了他的选择——莉安娜是一名11岁的初中生，于5月底在热尔省被杀害。一名中间阵营的政党负责人评论道：“从莉安娜案到写给洛朗·努涅斯的信（日期为7月29日，揭露了在处理未成年人暴力问题上的缺陷），再到法官和警察工会的愤怒，他所在的部门所遭遇的这些挫折在近几个月削弱了他的力量。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出击了。”

至于热拉尔·达尔马宁，他否认在该案中刑事链条功能失调的披露使其变得脆弱。他在接受《北方之声》（La Voix du Nord）采访时回答称：“不能仅凭一些波折就得出影响国家或个人的政治结论”，并辩称在十年的部长生涯中，他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那么，他该如何寻求另一种存在感？首先，是通过向爱德华·菲利普表达“忠诚”——菲利普在2017年抵达马蒂尼翁宫（总理府）之初，就任命他为行动与公共账目部长。其次，是押注于其“社会右翼”的敏感度，而这位前总理（2017-2020年）的观点则更为自由主义。除了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坚持强硬路线外，这位司法部长还希望在勒阿弗尔市长（塞纳-马里蒂姆省）身边扮演“社会激励者”的角色，就像他的榜样菲利普·塞冈在1995年之于雅克·希拉克那样。

关于爱德华·菲利普曾提及的67岁退休制度？热拉尔·达尔马宁认为这过于粗暴。他敦促这位总统候选人向工人阶级发声，以更好地打破其技术官僚的形象，否则“他将被击败”。在图尔宽，热拉尔·达尔马宁对他这位同行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承认自己“爱他那些不被大众喜爱的地方”。

这种支持远非一张空白支票，反而唤醒了中间阵营内部对热拉尔·达尔马宁真实意图的怀疑。许多干部对他公开或私下发表的那些苦涩评论感到讽刺，这些评论透露出一种担忧，即爱德华·菲利普最终可能仅仅成为一个“默认选择”的投票对象。他们中没有人忘记，今年春天热拉尔·达尔马宁还在质疑这位诺曼底人竞选的意愿。然而在同一时期，爱德华·菲利普的支持者却将热拉尔·达尔马宁视为理想的竞选经理。但后者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该职位“不符合他的级别”——据一名亲信透露，达尔马宁曾在2016年人民共和联盟（UMP）初选期间为尼古拉·萨科齐担任过这一职务。

这一信息已被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接收，他梦想着能将右翼和中间派团结起来：为此，他将该党在未来立法选举中的提名谈判工作，委托给了这位对选民分布了如指掌的人。“他的经验以及与所有人沟通的能力，将使他扮演一个相当核心的角色，”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的随员如此赞赏道。

“第一名水手”

如果获胜，有些人想象杰拉尔德·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将竞选国民议会议长，甚至入主马蒂尼翁宫。在《北方之声》（La Voix du Nord）报中，杰拉尔德·达尔马宁建议由克萨维埃·贝尔特朗（Xavier Bertrand）出任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潜在的总理——甚至没有通知当事人，尽管他前一天刚与对方见过面。但这位图尔宽（Tourcoing）的前市长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任内曾多次与政府首脑之位擦肩而过，他尚未放弃。他不是曾断言自己将成为这位勒阿弗尔人的“第一名水手”吗？

“我不认为政治选择是基于友谊，但我知道友谊很重要”

爱德华·菲利普 总统候选人

如果选举失利，许多人想象杰拉尔德·达尔马宁将主导 2027. 年选举后产生的政治重组。作为一名务实主义者，这位部长预判了所有可能性。“如果不幸未能当选共和国总统，那么必须有人来代表反对派，”他在与多位对话者交流时如此倾诉。在“地平线党”（Horizons）内部，人们坚称“每个人都为后续做打算”是很正常的。爱德华·菲利普在私下里安抚道：“我不认为政治选择是基于友谊，但我知道友谊很重要。”

该候选人竞选团队的一名成员则倾向于将杰拉尔德·达尔马宁的算计视为其长期悲观情绪的症状。早在 2017, 年 1 月，在日报《观点报》（L'Opinion）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时任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副秘书长的他曾预言，如果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情况将是最糟糕的：“他远非病国之药，相反，他将成为最终的毒药。如果——愿上帝不要如此——他当选，将使法国陷入制度动荡，并导致我们政治生活的崩溃。那么，在这种真空状态下，最卑劣的民粹主义将会到来，即勒庞女士的那一套。毫无疑问。”然而，这样的预言并未妨碍他在几个月后加入新任共和国总统的阵营。■

玛丽亚玛·达拉梅（MARIAMA DARAME） 与 玛丽·普扎杜（MARIE POUZADOUX）

布鲁诺·勒塔约重新聚焦购买力议题

这位共和党候选人重申了其旨在提高工资、降低能源和汽油价格的主要措施

政治是重复的艺术，也是适应的艺术。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主题，但语境已然不同。在举行了一场名为“获胜的劳动”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八个月后，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于9月15日周二，在共和党（LR）的巴黎总部再次提出关于购买力的建议。这位2027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随行人员表示，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一次“更新”，并承认之前的首次尝试因过于技术化而未引起足够关注。

“法国人才刚刚开始关注2027年，”这位前内政部长的一位顾问解释道。同时，人们的目光也正投向加油站入口处的价格显示牌。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已经就如何减轻法国人的钱包负担提出了各自的想法。这位“不屈法国”的总统候选人建议将加油站的燃料价格封顶（汽油每升1,70欧元，柴油每升1,80欧元），而国民联盟（RN）的候选人则主张将能源和燃料的增值税（TVA）税率从20 %降低至5,5 %。

布鲁诺·勒塔约断言，不能让这些“江湖骗子”独占鳌头。“梅朗雄先生所提议的，简直就是确保会出现短缺，”他表示。共和党主席一向热衷于标榜其计划的“严肃性”，因此决定在“周末期间”组织这次新闻发布会。此次版本更短、节奏更快，且没有像1月份那样出现冬季般汹涌的数据和幻灯片。候选人这次努力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这位右翼党魁承诺将加油站的价格降低“每升15至17欧分”。为了实现这一折扣，勒塔约先生希望取消能源节约证书（CEE）。该机制

右翼党魁承诺将加油站价格降低“每升15至17欧分”

强制要求能源供应商资助旨在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发展电动出行的行动。

CEE创建于2005,，是一个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以及1995,年2月2日法律的机制，该法律当时由时任环境部部长、如今支持布鲁诺·勒塔约的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推动。勒塔约还建议——与玛丽娜·勒庞一样——废除第三部多年能源规划法。其缺陷何在？他认为该计划过于倾向于受补贴的可再生能源，而根据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的说法，其结果将是“给法国人的账单再增加三个月”。

“严重危机”

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对此深信不疑。他自称是那位“在不增加 1 欧元债务的情况下，提高法国人购买力的候选人”。而购买力目前正受到一项支出项目的严重拖累，即住房支出。在这方面，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与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 9 月 13 日星期日提出的建议相近。为了“消除规范性障碍”，这位旺代省的参议员希望取消“净零人工化”（ZAN）和强制性的能源性能诊断（DPE），同时加强打击非法占用房屋（squats）并终止租金管制。

他与国民联盟（RN）候选人的区别则在其他方面。在“能力”这一领域——这是右翼用来指责国民联盟所谓“业余主义”的常用论点——“当玛丽娜·勒庞展示她的住房计划时，她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数字”，勒塔约竞选团队的一名干部低声说道。另一个区别是，后者建议在申请社会住房时仅给法国人优先权。布鲁诺·勒塔约则没有涉足这一领域。这位候选人对此坦然接受，他并不寻求开展一场积极正面的竞选。“严重危机的条件已经触发。如果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个类似希腊的剧本，”布鲁诺·勒塔约警告道，他描述的场景是，当治理国家的人将国家搞到破产时，法国人不得不“精打细算每一个欧元”。这无疑是在给他的两位中间派对手——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制造麻烦，他将他们（虽未点名）称为“修补匠候选人”。为了做得比“修补”更好，布鲁诺·勒塔约打算实施一项以提高劳动价值和购买力为核心的政策。周二，他再次有机会解释他的想法：通过“每天多工作 30 分钟”，让所有法国人获得“额外两个月的工资”。从理论上看，这项措施非常有吸引力：通过对年工作时长超过 1623 小时的部分设立“零缴费”门槛，从而摆脱 35 小时工作制。从第 36 小时起，税前工资将等于税后净收入。但仍需衡量其可能产生的投机效应以及在不同规模企业中的应用情况。最重要的是，还需要获得法国人的认同。

能源、教育、劳动、宪法改革……布鲁诺·勒塔约提出了大量建议，出版了多本主题书籍，但在民调中却难以取得突破。在 Ipsos BVA-CESI 为《世界报》开展的选举调查中，他在第一轮的得票率为 7 %。看来，在法国，就像对待劳动一样，“严肃”并不总是能获得回报。

亚历山大·佩德罗（ALEXANDRE PEDRO）

玛丽娜·勒庞巩固其在退休人员中的根基

国民联盟致力于争取此前对极右翼话语持抵触态度的选民群体

真是天大的好机会！政府为削减赤字而采取的两项优先方案威胁到了退休人员的购买力：其中提及了取消养老金的指数化调整，以及取消退休人员税前收入 10 % 的减免。对于国民联盟（RN）来说，绝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关键的传球机会。9月14日周一，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毫不犹豫地将这次机会转化为得分：这位来自索姆省的议员在 TF1 电视台警告称：“这是红线！”，他趁机为这一庞大的选民群体辩护，并以退休人员被古怪地纳入“劳动法国”这一理由来证明其正当性，认为该群体应免受任何增税的影响。

正如每年秋季一样，极右翼在议会审查预算期间，预计将把捍卫退休人员作为其指导方针。在目前追求数十亿欧元节省的背景下，触动养老金将是巨大的财政节省来源；但这将成为试图打破那道“钢筋混凝土天花板”的障碍——用“右翼联盟”意识形态专家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的话来说，正是这道天花板在 2017 年和 2022 年阻挡了玛丽娜·勒庞进入爱丽舍宫的道路：那就是退休人员的选票。

“退休人员[是]一个比其他群体更需要被安抚的选民群体，而我们懂得如何与他们沟通”

让-林·拉卡佩勒（JEAN-LIN LACAPELLE） 国民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

2024 年，国民联盟在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对总理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发起了不信任投票，因为他希望对高于最低工资（smic）的养老金采取低于指数的调整——即其增长幅度仅为通货膨胀率的一半。考虑到“退休人员在法国选民 [占投票者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以及在国民联盟选民中的权重”，让-菲利普·唐吉当时公开承认这是一种选举策略。

“红色警报”

政治生活的讽刺之处在于，2024年，国民联盟（RN）也曾提议取消自1978年起设立的退休人员参考税务收入10%的减免额度，该项政策每年耗资60亿欧元——该修正案提议将其替换为1000欧元的固定减免额。该提议很快被撤销。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曾大胆地在BFM-TV的直播中谈到此事。他至今仍记得：“那天下午，我的团队给我打电话说‘红色警报’。我们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办公室也接到了抗议电话。”其他议员也立即收到了来自其选区退休选民的负面反馈。

内部讨论的另一条路径是建立一套将重点放在富裕阶层上的养老金指数化机制，但这同样被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否决。同样，这位候选人致力于进一步降低遗产税，这也是老年选民的另一项优先诉求。预算的严谨性在此有所损失，而国民联盟则在退休选民中获得了收益。在由Ipsos BVA-CESI工程师学院为《世界报》开展，并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及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合作开展的第三波选举调查中（于9月13日周日公布），退休人员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投票意向几乎与整体选民持平，为30%（整体选民为33%）。若根据社会职业类别进一步细分，CSP+（高社会职业地位）退休人员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比例为21%，而CSP-（低社会职业地位）退休人员则为38%。

来自Cevipof的政治学家吕克·鲁班（Luc Rouban）将退休人员向极右翼投票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这始终对应着右翼选民的激进化。这一现象最初出现在2012年至2017年间的CSP-退休人员中（得票率从17%上升至30%，如果加上“法国挺起”候选人尼古拉·杜邦-埃尼昂的得票）。随后在2017年至2022年间出现在CSP+群体中（得票率从13%上升至24%，加上“收复”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的得票）。此后，退休人员对极右翼的认同并未减速：我们针对2027年的首份选举调查显示，极右翼在CSP-退休人员中的总投票意向将达到44%，在CSP+退休人员中将达到31%。

让-菲利普·唐吉认为，这“主要源于我们选民的自然老龄化，同时也源于在预算方面的基础工作、对养老金指数化的捍卫以及‘领带战略’”，即2022年当选的89名国民联盟议员在国民议会中尽量不过多制造喧哗。

他继续说道，议员在选区的存在是这一安抚战略的基石：“四年来，国民联盟的选区代表了

随着时间流逝，经历过让-马里·勒庞否认大屠杀言论的选民数量在减少

近20%的领土，如果加上相邻选区，则达到50%。而且议员们参加了很多舞会茶会！”时间的流逝也有助于减少经历过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前身）共同创始人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1928-2025）否认大屠杀言论的选民数量。

经济自由主义

根据吕克·鲁邦（Luc Rouban）的分析，这种演变与其说是国民联盟（RN）定位的改变，不如说是政治博弈的变化：“由于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提供的政治方案缺乏一致性，选民转而支持国民联盟。由于国民联盟将重点放在预算问题上，而经济依然是该选民群体的首要关注点，这种‘策略性投票’得到了促进。”在退休选民中，这位研究员察觉到的并非文化上的不安全感，而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抬头，且其增长势头惊人。而这恰恰契合了国民联盟自 2022 年以来深耕的领域——该党对规范和公共支出的敌视态度日益公开。

正如国民联盟全国局成员让-林·拉卡佩勒（Jean-Lin Lacapelle）所观察到的，“如今的退休人员不再感到受保护或安心。然而，这个群体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需要安全感，而我们懂得如何与他们沟通。”“安抚”是勒庞主义战略的核心关键词，自 2017. 年以来一直被反复强调。无论是放弃退出欧盟、抹除所有激进言论，还是展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执政前六个月的预期蓝图，皆在为此服务。

但同样需要安抚的，还有一系列担心其当选会对法国产生影响的利益相关者。2023, 年，民调专家兼国民联盟顾问热罗姆·圣-马里（Jérôme Sainte-Marie）做出了如下诊断：“退休人员的犹豫并非出于文化原因。在 2022, 年，他们担心的不是她的政纲，而是体制的延续性。他们害怕人们对玛丽娜·勒庞的恐惧，并担心这种恐惧可能会引发金融恐慌或房地产崩盘。他们认为游客将不再到来，欧洲将切断资金，投资者将撤离。必须消除这种恐惧，玛丽娜·勒庞才能获胜。”

吕克·鲁邦观察到，在这一点上，国民联盟将从 Ipsos BVA-CESI 工程学院的调查中看到有趣的指标：“退休人员对现状最感到担忧，但无论其社会职业类别如何，有 58 % 的人强烈要求对法国社会进行‘深度改革’。”同时，有 45 % 的人希望法国政治生活中出现更多“激进的想法和行为以推动事情进展”。玛丽娜·勒庞似乎能够回应这种诉求。

克莱门特·吉尤（CLÉMENT GUILLOU） 与 科伦廷·莱苏尔（CORENTIN LESUEUR）

推荐地址

Akante, Bonaldo, Bontempi, Calligaris, Cattelan, Kartell, Mobilier de France, Mobliberica... 巴黎最大的桌椅空间，以最优价格提供顶级品牌。

EspaceTopper® 100 1926 • 2026 自 1926 年起传承的家族企业 ans

巴黎 15 • 7J / 7 • M° Charles Michels 63 rue de la Convention, 01 45 77 80 40 145-147 rue St-Charles, 01 45 75 02 81 沙发、床垫、家具： 详情见 www.topper.fr

想要销售，您想要的是实惠方案还是最佳方案？

Tarifs 01 / 01 / 26 每行单价：15,50 € HT - 18,60 € TTC 其他格式：请咨询我们 stephane.pesque@mpublicite.fr

勒科尔尼削减预算并向各政党施压

总理希望国家支出与 2026 年保持“严格同一水平”

文本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原计划在 9 月 18 日前将其发送给公共财政高级委员会的专家。但在最后一刻，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决定修改其 2027 年预算草案，以适应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一方面，总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特别是为了回应莉安娜事件，他承诺将提供资金支持，以打击性别暴力和性暴力，并更好地保护儿童。这些最后的修正能否让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最后一任预算获得通过？这正是关键所在。

关于支出，原则上自 7 月 15 日起就已敲定，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当天向各部长发送了 2027 年该项支出的预设“上限”。当时，整体公共支出在剔除通胀因素后预计增长 0.8%，这一增长主要由国家支出（+ 2.5%）驱动，尤其是由于军事重新武装（+ 15%）以及债务利息支出增加（+ 13%）。其他部委的预算额度原计划仅小幅增长 0.4%。

总理最终判定，虽然增长幅度小，但仍然过高。因此，该增长率将被严格设定为 0%。“面对经济层面恶化的形势”，“我决定重新开放上限通知书，以便在国家支出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他在 9 月 14 日发给政府成员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的目标是使这些支出（国防支出除外）在“2027 年预算中与 2026 年预算保持严格同一水平”。所有部委都将受到这次最后一刻削减预算的影响。马蒂尼翁宫预计由此可节省约 12 亿欧元。

近日，法国经济上空阴云密布，预算前景变得黯淡。全球石油价格回升，预示着一场长期的能源冲击。法国为借贷而必须支付的利率达到了 2000 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峰值。

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已跌至零或接近于零。结果是，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信中承认，2026 年的公共赤字“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5%”，从而正式宣布放弃其核心目标：赤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将停滞不前或增加。而且，尽管在最后时刻节省了 12 亿欧元，但在 2027 年，赤字真正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大打出手”的诱惑

面对金融危机的风险，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世界报》获得查阅的一封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信函中，总理建议，对谷歌处以的罚款金额（含利息共 46 亿欧元）不应进入欧盟金库，而应直接重新分配给成员国，“考虑到今年各国预算面临的巨大压力”。对于法国而言，这将代表约 8 亿欧元。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于 8 月 29 日在约讷省桑斯参加共和国实验室夏季大学期间。AGNÈS DHERBEYS / MYOP 为《世界报》拍摄

7月，支出原计划增长 0,8 %。总理最终判定，这一幅度虽小，但依然过高

因为与此同时，总理打算应对被视为优先的新需求。为此，政府已承诺向遭受干旱影响的农民提供 1,3 亿欧元的援助。而且，“尽管我们面临财务困难”，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提议拨出近 1,5 亿欧元用于打击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以及 26 亿欧元用于儿童保护。此时，国民议会距离审议应对莉安娜（Lyhanna）事件的“综合法案”仅剩一周时间。

这笔资金规模比预期要大一些。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周二发表于《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详细说明，如果这些款项在预算辩论中获得通过，“将能够招聘 300 名法官”，“加强对协会的预算支持”，并“招聘 700 名新调查员和 300 名学校管理人员，其中包括学校护士”。这一声明看来是对那些考虑在 2027 预算启动期间弹劾政府的政治力量施压，因为这样做将使司法部门和协会失去打击此类暴力的手段。

弹劾政府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不怀疑，在距离总统大选六个月之际，各政党在预算辩论中会倾向于“大打出手”。 17 8月，在前往吉伦特省视察今年夏天被大火烧毁近 42 000 公顷土地的现场时，总理已呼吁议员们履行职责。

他在谈到秋季预算投票时表示：“当我们提供解决方案时，我不怀疑那些要求民事安全资源的人会承担起责任”，并补充道，“不能因为有总统大选就要胡作非为”。

反对派在回到议事大厅后，是否会对马蒂尼翁宫主人反复强调的“责任”论据产生共鸣？ 2025, 国民联盟（RN）和“不屈法国”利用预算辩论来抨击共和党和社会党（PS）的议员，谴责他们与勒科尔尼政府勾结，导致 2026 预算通过——该预算在 1 月份通过宪法第 49.3 条获得通过。

一年后，对于这位在国民议会中依然缺乏多数支持的总理来说，任务再次显得艰巨——

与此同时，他打算应对被视为优先的新需求：农民、性暴力

——且此次面临的是所有都决心反对的反对派。在总统大选前夕，两个执政党不希望被指责为政府的“拐杖”。

因此，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尔·福尔（Sébastien Lecornu 曾在 2025 秋季向其做出让步，暂停 2023, 的退休金改革）今年在参与预算讨论时的心态明显不再那么宽容，他开门见山地承诺，如果“方案符合预期路径”，将弹劾政府。

然而，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则保证，她更倾向于让议会通过一个即使是“不完美”的预算，而不是通过一项特别法，因为后者会在她 2027. 获胜时限制其操作空间。因此，在“不屈法国”极有可能提交弹劾动议的情况下，她为自己的党团弃权留下了空间……这为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点燃了一线希望。

丹尼斯·科斯纳德（DENIS COSNARD）、 马里亚玛·达拉梅（MARIAMA DARAME） 以及 娜塔莉·塞冈（NATHALIE SEGAUNES）

莉安娜事件：有承诺但手段模糊

时代之风，每逢周日

总理提及打击性暴力资助的“多年期规划”

性别暴力与性暴力？这一问题将成为围绕《综合法案》（loi intégrale）议会辩论的核心。该法案目前正在特别委员会审议，随后将于10月1日在国民议会提交会议讨论。这份由跨党派起草并与一线协会共同构建的文本，在6月因莉安娜（Lyhanna）事件而重新受到关注：一名11岁女童被绑架，随后遭到强奸并被杀害，而涉嫌作案者此前已被多次投诉和举报。

《综合法法案》旨在解决针对女性和儿童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中的“盲区”。它规划了广泛的措施，从预防到加强司法手段，重点在于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该文本得到了从法国共产党到共和党在内的241名议员的支持（极右翼和“不屈法国”除外）。在法案的倒数第二篇文章中，计划每年拨出30亿欧元用于这场斗争。在许多协会看来，这是一个最低金额。“根据我们的估计，这30亿欧元仅能满足目前提出申诉的女性受害者的需求，尚未考虑到未成年人以及那些没有走进警察局大门的人，”女性基金会主席安妮-塞西尔·马尔费尔（Anne-Cécile Mailfert）解释道。

已作出的承诺

在 9 月 15 日周二发表于《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首次提及该法案提案的“资金问题”。今年 6 月，在莉安娜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和动员浪潮之后，他曾承诺推动该法案进行审议。他承认资金是“可信度的条件之一”，并宣布政府将“首次提出一项多年期规划”。对于自 9 月起重新发起动员并要求“完整法律、完整投票和完整预算”的女性主义协会来说，这是一个胜利。但这些协会保持谨慎，目前要求查看承诺的具体细节。

因为在评论文章中，总理对于未来法律所分配的额外资金表述模糊。诚然，他指出“政府将向议会讨论提交一个基础方案，在国家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中，针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拨付近 15 亿欧元。此外，还计划拨付 26 亿欧元用于儿童保护”。

然而，总理府（Matignon）的相关部门澄清称，这些金额并不代表额外的预算投入，而实际上是目前在多个预算项目（司法、警察、医疗等）中用于处理此类暴力的现有资金。总理府表示，此次统计此前从未进行过，其目的首先是“强调国家已经在该公共政策中投入的资金”。

同样，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文章中提到，如果预算获得通过，将招聘 300 名法官和 700 名司法警察新调查员。也就是说，这些是司法部和内政部（Beauvau）已经作出的承诺，与该完整法案无关。

在被问及完整法案提案中列入的 30 亿欧元时，总理府部门回答称，“现在承诺具体金额还为时过早”。总理府进一步明确，这一切将取决于该文本在国民议会通过后，“最终投票通过的措施细节”。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的这篇文章在字里行间向社会党喊话。社会党主导推动该完整法案，而政府绝对需要社会党来达成妥协，以便通过 2027, 年的财政预算案，而这项工作预料将充满艰险。

9 月 16 日周三，特别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首先听取相关部长（司法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以及负责男女平等的部长级代表欧若拉·贝尔热）的陈述。毫无疑问，议员们将非常关注并要求就资金问题给出进一步解释。

格雷瓜尔·比索（GRÉGOIRE BISEAU） 与 索莱娜·科尔迪耶（SOLÈNE CORDIER）撰文

Anticor 面临司法监管威胁

凡尔赛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管理反腐败协会

8月，在反腐败环法之旅期间，位于圣让德布赖耶（卢瓦雷省）的一个 Anticor 展位。J. CHARPENTIER / «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 / MAXPPP

这是反腐败协会 Anticor 管理层与部分前成员自 2020 年以来展开的司法斗争中的新一章。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凡尔赛司法法院于 9 月 11 日（周五）指定了一名临时管理人，“任务是管理该协会”，期限最长为一年。此前，法院宣布“撤销 2020 年 6 月 13 日的股东大会 [AG]（以及随之而来的] 理事会选举”。该临时管理人将有权管理协会的日常运作，“在司法程序中代表协会”，并决定该协会是否能在政治-金融案件中申请成为民事原告。

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力，因为它可以让协会在司法程序过程中申请调查行为，并能迫使检察机关在敏感案件中启动司法调查。该协会此前曾在多起案件中这样做，其中包括与爱丽舍宫前秘书长亚历克西·科勒（Alexis Kohler）相关的案件，后者于 2022 年因“非法获取利益”被起诉。Anticor 前主席（2020-2024）埃莉斯·范·贝内登（Elise Van Beneden）在书面回应中表示：“今天，法院 (...) 打算将整个协会、其涉及的 160 起政治-金融诉讼及其战略方向交给一名既非选举产生也非活动人士的司法管理人，而此人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独自决定停止我们所有的诉讼程序。”

这项司法决定对协会而言看似具有毁灭性，但其中包含一个关键的细微差别。法官特意排除了民事程序中常见的“临时执行”。因此，Anticor 可以通过对该决定提出上诉来避免管理人的任命——其主席艾玛·泰勒费尔（Emma Taillefer）打算这样做：“我们的协会将继续像以往一样运作，遵守法律及其章程。这项没有附带临时执行的司法决定 (...) 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去维护 Anticor 这一独立的公民制衡力量。”而抗议者的律师马克-亚历山大·迈尔（Marc-Alexandre Myre）则表达了其客户的满意之情：他认为这一决定“构成了一次重大的司法胜利，因为它承认了 Anticor 协会内部的章程投票规则未被遵守”。

陷入瘫痪的协会

为了理解此事，必须回到 2020 年市政选举前夕。2019 年 6 月，该协会的十名理事组成了一个工作组，旨在提出一项章程改革方案。其目标对象是当选官员，以及在协会中担任管理职务的法官（无论他们是理事、伦理委员会成员还是地方代表）。该工作组认为，“Anticor 的管理人员在选举活动期间或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不应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一点至关重要。（……）政治活动是永不停歇的”。

这一立场未能说服 21 名理事中的另一半。后者与领导层意见一致，认为将当选官员和法官排除在管理岗位之外，无异于参与到该协会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击的“全员腐败”论调之中。况且，章程已经规定，管理人员在参与竞选时应退出职务。2020 年 2 月，协会主席让-克里斯托夫·皮卡尔（Jean-Christophe Picard）辞去主席职务，以参加尼斯的一份生态主义候选人名单。

当月，工作组请求将他们的改革提案列入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AG）议程。但由于新冠疫情，协会被迫将股东大会推迟到 2020 年 6 月 13 日，并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除了常规议题外，执行委员会提议撤换所有理事并选举一个新的理事会（CA）。委员会认为，由于理事之间存在几乎势均力敌的冲突，协会已陷入瘫痪。

两组竞争名单的竞选宣言被发送给会员。会员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执行委员会提出问题，委员会将在股东大会当天给予答复。法院认为，正是这一点出了问题：“对会员的书面咨询（……）无法实现真正的辩论。” 另一个引起法官关注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委托投票。当时仅允许电子投票，且在 2020 年股东大会当天全天开放。

投票结果显示，领导层名单以 568 票对 345 票获胜。但改革推动者并未就此放弃。在退休商人马塞尔·克洛德（Marcel Claude）的带领下——他当时是默尔特-摩泽尔省的地方代表，随后创建了另一个反腐败协会“AC !! Anti-Corruption”——他们发起了多次法律程序，特别是于同年 12 月对 2020 年 6 月的股东大会提出质疑。

在向法院提出的请求中，抗议者还要求获取 6,397 名前任及现任会员的名单。领导层依据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CNIL）的意见表示反对，并在 2025 年 10 月提交给法官的结论中指出：

法官排除了临时执行。Anticor 可以通过上诉来避免指定管理员。

一家商业名称为“Ligne Ethique”的公司（……）由其中一名[抗议者]克洛德先生于[2019 年 6 月]创建，[其目的是]向地方当局和企业销售反腐败培训，从而[将]反腐败斗争货币化，尽管他们多次请求，但这在 Anticor 内部从未被接受”。六个月后，即 3 月，马塞尔·克洛德将其股份转让给一名 26 岁的工业维护技术员。“这家公司已经停业多年，我的儿子接手了它，但他并不从事培训工作，”马塞尔·克洛德回应道。

此人并非与法院毫无瓜葛。根据《世界报》查阅的一项司法裁决，马塞尔·克洛德（Marcel Claude）曾于2002年1月因在管理大东部大区一个无家可归者援助协会期间涉嫌背信罪，被判处六个月监禁，缓刑执行。此次定罪源于莫泽尔省前议员、前沃伊皮（Woippy）市长弗朗索瓦·格罗斯迪迪埃（François Grosdidier，任职于2001-2017年）的起诉。

此后，马塞尔·克洛德一直与这位右翼当选官员对立。2002年6月，他请求撤销格罗斯迪迪埃先生的议员选举结果。2017年，当时担任Anticor协会当地负责人的他，向媒体透露了该协会针对沃伊皮市长向司法机关提交的一份举报。马塞尔·克洛德对此坦承：“在Anticor，2017年或2018年曾召开过一次理事会特别会议，会上对我表示了支持。当一个人被定罪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得拿把枪自杀，从此再也没有权利做任何事了吗？”

雷米·杜普雷（RÉMI DUPRÉ） 与 劳拉·莫特（LAURA MOTET）

巴黎课外托管服务：安妮·伊达尔戈将其归结为“集体失败”

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面前，这位前市长对“功能失调”表示遗憾，但拒绝独自承担责任

周二（9月15日），前巴黎社会党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首次就巴黎课外托管服务中的性暴力问题发表长篇谈话，她拒绝为此次溃败独自承担责任。在召集她的课外托管领域暴力预防与处理调查委员会的参议员们面前，她将其称为一次“集体失败”。

这位在2014年至2026年3月期间任职的前市长虽然向受害者表达了“全部的同情”和“巨大的遗憾”，但她强调了其任期职权之外的缺陷：机构之间缺乏“协作”、市长可支配的“法律工具”不足，以及巴黎行政部门的“功能失调”——而她直到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她强调：“我们的机构——巴黎市政府、地方政府、国民教育局、警方、司法部门——在保护孩子方面都失职了，这是一个集体失败。”

在一段长篇的前言中，她回顾了自2014年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启动市总监察局调查、创建举报协议、实施“计划”、改善人员招聘与培训……），随后，安妮·伊达尔戈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主要回答了巴黎共和党参议员、巴黎市议员兼委员会报告员阿涅斯·埃夫伦（Agnès Evren）的提问。

双方的交流重点集中在市长获取实时信息的程度以及建议措施的执行情况上。这位前当选官员承认：“并非所有工作都落实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引用了总监察局一次“快速任务”的结果，该结果在2025年显示，该局2015年一份报告中的50%建议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她辩称：“我对行政部门负责，但并非任何市长都要”

她将家庭的“绝望感和被遗弃感”归咎于司法运作规则

“对包括个人在内的功能失调，以及对已下达指令的不遵守负责。”

安妮·伊达尔戈特别提到，她在任期结束时才“发现”，法律事务部门在2021年单方面决定，当已识别的案例已涉及投诉并因此处于司法调查中时，不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进行举报。她遗憾地表示：“他们在没有政治认可的情况下修改了准则：我的行政部门没有执行我的指令，这极其令人不快。”阿涅斯·埃夫伦追问：“那么这就是一个处于‘自由滑行’状态（失控）的行政部门吗？”对此，安妮·伊达尔戈回答说，“如果[她]领导巴黎市，[她会]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她补充道：“我要求执行但未被彻底执行的准则，是对被举报的人员立即停职。”

“市长的受害者心态”

这位现任全球气候市长网络大使还将其认为家庭所感受到的“迷茫与被遗弃感”归咎于司法运作规则：“是我们应司法机关的要求而没有通知家属，因为这受到司法调查保密协议的约束。”针对阿涅斯·埃夫伦（Agnès Evren）关于巴黎披露的暴力行为是否具有所谓“系统性”的提问，市长否认了这一说法，辩称这是一个“全国性议题”：“市长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他们并没有掌握所有信息。如果说具有系统性，那是发生在整个国家规模上的。”

“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回答并不感到惊讶，这些回答总是指向漏洞以及各方的责任，但绝不承认自己的责任，”课外活动求助团体（collectif SOS Périscolaire）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做出回应。该协会进一步写道：“在这次听证会上，市长们表现出的‘受害者心态’而非强调其法律责任，其出现频率之高令人无法忍受。”

紧随其后接受听证的是 2017 年至 2024 年期间的学校事务副市长，以及随后担任第一副市长至 2026, 年的帕特里克·布洛什（Patrick Bloche），他也同样表示自己“无法解释一切”。他主张道：“总监察局 [在 2025 年] 指出的是漏洞和功能失调，但我并不是负责跟踪执行 2015 年报告措施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并保证“从 2025 年起 [市政府] 重新审视了一系列此前未实施的建议”。至于行政部门在已有家属投诉的情况下，不再根据第 40 条规定进行系统性报告的选择，这位前副市长将其淡化为：“任何报告都使得检察院得到了通知，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位 11 区的前区长（2008-2014）还将向家属传递的信息具有“缺失性”归因于“遵守司法调查保密”的义务或未成年人警察队的沟通缺失。

巴黎新任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Emmanuel Grégoire）——他曾任人力资源副市长（2014-2017）随后任第一副市长（2018-2024）——将于周三轮到接受听证；他预计将被问及的问题包括：针对那些导致 2015 年报告中半数建议未被执行的责任人员，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海伦·贝克梅齐安（HÉLÈNE BEKMEZIAN）

能源价格全面上涨

这场新的能源冲击正削弱法国人的购买力并损害企业利益

燃油：自1月1日起上涨约 70 % 每升燃油价格演变（单位：欧元）

燃料、天然气，以及现在的电力：在市场上，各项能源价格同时飙升，使家庭收入和企业活动陷入脆弱状态。中东冲突的爆炸性局势助长了这一波涨势。

此前，伊朗与美国在6月签署的一项备忘录曾带来缓和的希望，但近几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袭击的重启，以及德黑兰的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使这一希望化为乌有。9月11日星期五，利雅得决定关闭其东西向输油管道（这是其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出口原油的唯一通道），这在石油市场引发了新一轮冲击：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在 107 美元（92,70 欧元）左右波动。

这些遥远的地缘政治动荡对法国人的钱包产生了有害影响。“所有能源指标都亮起了红灯，面对这场不断恶化的危机，我们发现自己毫无对策，”政治学院（Sciences Po）教授、能源专家蒂埃里·布罗斯（Thierry Bros）指出。这足以唤起人们对 2022 年能源冲击的痛苦记忆。“从那时起，欧洲就一直未能摆脱能源价格高企的局面，”Decysive研究公司创始人、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关联专家塞西尔·梅松纳夫（Cécile Maisonneuve）补充道，“除了对购买力的影响，这次新危机还将扩大欧洲与其竞争对手在能源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并可能导致工业场地的关闭。”

产能不足

尽管政府反复强调加油站“不存在短缺风险”，但驾驶员们依然面临着一个令人眩晕的方程式：燃料价格不断突破天花板。根据专门分析加油站发布数据的 Roole 公司数据显示，9月15日星期二，每升柴油的平均价格为 2,34 欧元，非常接近其4月份的最高纪录（2,38 欧元）。至于 SP95-E10 汽油，其价格为每升 2,15 欧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价格提醒人们，自危机开始以来，精炼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比原油更快。这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大幅减少，且自7月以来，俄罗斯的柴油出口中断，因为乌克兰的袭击导致其许多石油设施停运。欧洲本地炼油能力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局势。法国传统上进口 50 % 的柴油需求和近 10 % 的无铅汽油，但在半个世纪内失去了四分之三的炼油厂。

燃料在家庭预算中的占比越来越重，同时也推高了通货膨胀。尤其是柴油：作为生产体系和物流链的核心，“它提高了公路运输、农业、建筑业、工业、货物配送以及最终部分食品价格的成本，”巴黎-道芬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里斯·若弗龙（Patrice Geoffron）列举道。

作为柴油或航空煤油的同类产品，家用燃油（fioul domestique）

“我们将带着不断攀升的价格进入取暖季”

雅克·德洛尔研究所（Institut Jacques Delors）能源中心主任 PHUC-VINH NGUYEN 认为，价格同样在攀升至顶峰，每 1000 升接近 1800 欧元，一年内上涨了 60 %。对于大约 300 万依赖这种燃料取暖的家庭（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农村地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法国燃料、汽油与取暖联合会国家顾问弗雷德里克·普兰（Frédéric Plan）指出：“我们观察到补给出现了严重滞后”，他提到在 4 月至 8 月期间，销售量同比下降了 40 % 至 50 %。

“比美国更贵”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1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危机爆发前，近一半使用燃油取暖的家庭已经处于能源脆弱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收入较低。弗雷德里克·普兰描述道，为了应对账单的飙升，这些居民采取了“分批填充”的方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等待观察今年冬天是否需要减少房屋的取暖量。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同样是一场天然气危机，欧洲批发市场上该原材料价格的跳涨证明了这一点：周二，作为欧洲基准的荷兰 TTF 期货合约显示价格为每兆瓦时 81 欧元。

“燃料补给出现严重滞后”

弗雷德里克·普兰 (FRÉDÉRIC PLAN) 法国燃料联合会 国家顾问

(MWh)，这是自2023年初以来的最高点，且已超过战前水平的两倍。

这种飙升直接影响到约600万户订阅了与天然气基准销售价格挂钩方案的法国家庭：该价格由能源监管委员会（CRE）每月计算，自5月以来几乎持续上涨。CRE主席埃马纽埃尔·瓦尔贡（Emmanuelle Wargon）周二在接受Radio Classique采访时指出，对于相关家庭而言，2026年的平均账单可能会比2025年高出约120欧元。

“我们将以一个不断攀升的价格进入取暖季，”雅克·德洛尔研究所（Institut Jacques Delors）能源中心负责人福-温·阮（Phuc-Vinh Nguyen）担忧地表示。诚然，没有人想象会回到2022年的峰值，当时TTF价格曾短暂突破300欧元。“但欧洲企业的天然气支付价格已经是美国的七到十倍。而且我们不能排除今年冬天每兆瓦时达到100欧元的可能性，”阮先生警告道。

天然气库存水平异常之低进一步加剧了担忧：欧洲的储气库填充率仅为68%，德国甚至只有56%，这是至少十五年来的罕见情况。法国的情况较好，填充率为76%，但如果邻国出现困难，法国仍面临价格再次承压的风险。

在整个2026年夏天，欧洲运营商一直在观望，希望价格下跌以便在气温下降前以更低成本填满储罐。但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很难出现缓解，因为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GNL）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并进入全球市场。一旦遭遇严峻考验（例如一个极寒的冬天），欧洲将不得不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以高价争取由美国发运的液化天然气货船。

政府债券波动 由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风险正给债券市场带来压力。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15日周二达到了5.03%，这是自2007年7月以及次贷危机（即高风险房地产贷款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欧洲，作为大陆基准的德国同类债券收益率升至3.53%，而9月14日周一晚间为3.51%，创下2009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利率则攀升至4.50%，前一日为4.47%。“石油市场依然动荡，”商业银行（Commerzbank）分析师芭芭拉·兰布雷希特（Barbara Lambrecht）强调，“中东局势再次恶化。”在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其领土后，沙特阿拉伯周二承诺将予以“坚定”反击。近日，胡塞武装通过一次闪击战，给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沙特造成了重大挫败，目标直指沙特王国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这条通过红海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海上通道，已成为利雅得为了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采取的战略要道。

电力价格也开始飙升。在法国批发市场上，9月14日周一，2027年的日历价格（按一年平均值平滑计算）现已回升至每兆瓦时90欧元左右，比一周前已增加了约10欧元。作为对比，该价格在7月份仅为60欧元。

“新冲击”

“在短短几天内，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迅速传导至法国电价，使得企业在临近冬季时再次面临新一轮能源冲击的风险，”Capitole Energie咨询公司的价格专家哈桑·亚蒂姆（Hassan Yatim）认为。“更惊人的是，”在他看来，隔夜销售的批发市场价格周平均值已达到 151 欧元 / MWh 左右，这是自 2023 年 3 月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由于欧洲电力在本地生产，受地缘政治动荡的直接影响比石油和天然气要小。特别是在法国，电力 90 % 以上依赖于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但在某些国家（如德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电力是通过天然气生产的。当原材料价格飙升时，“天然气发电厂的生产成本随之提高，这最终会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电价，包括法国在内，”能源咨询公司 Omnegy 的联合创始人尼古拉斯·勒克莱尔（Nicolas Leclerc）总结道。

对于大多数法国家庭而言，电价的影响将会有所延迟。大多数家庭仍订阅受监管的销售价格，即 EDF 的“蓝色电价”（tarif bleu），其由公共当局确定的下一次价格调整预计将在 2027 年 2 月进行。

阿德里安·佩库（ADRIEN PÉCOUT） 与 玛丽·德·韦尔热（MARIE DE VERGÈS）

燃料价格飙升，消费量骤减

这是加油站价格飙升最明显的体现：数月来，法国的道路燃料消费量出现骤减。根据石油专业委员会（Comité professionnel du pétrole）的最新数据，8 月份燃料交付量（以立方米计）较去年夏天下降了 6,6 %，其中仅柴油一项就下降了 9,2 %。自 1 月起累计同比下降幅度为 5 %。这是近年来（除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外）从未出现过的趋势。在 2024 年以及 2025 年，消费量每年下降幅度均不足 1 %。

有些人可能会将其视为气候方面的利好消息。法国首次接近其为实现脱碳目标而设定的轨迹，即到 2035 年为止，销售量每年下降 6 %。然而，近几个月的消费萎缩更多是汽车驾驶员被迫承受的结果，而非计划之内的行为。

目前仍需进一步了解，在燃料价格触顶的影响下，人们放弃了哪些行程：9 月 15 日星期二，柴油平均每升价格为 2,34 欧元，而 SP95-E10 汽油每升达到 2,15 欧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消费量的下降在柴油方面更为显著，”法国燃料、汽油和供暖联合会国家顾问弗雷德里克·普兰（Frédéric Plan）指出。对于主要使用柴油的道路运输商或手工业者来说，该燃料的价格涨幅高于汽油（一年内分别上涨 41 % 和 24 %），这可能会促使某些企业放缓或推迟工程，甚至拒绝过远的行程。

交通电动化

根据法国石油、能源与出行工业联盟主席菲利普·卡斯巴斯（Philippe Casbas）的说法，消费下降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参数，但卡斯巴斯先生补充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前，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经济放缓期”，他提醒人们，1月和2月的销售额已经出现下滑。

此外，交通电动化的长期趋势在危机的影响下得到了加强。8月份，电动汽车占新注册车辆的 38 %（不包括混合动力发动机），在企业车队采购中甚至达到了 42 %，创下纪录。然而，它们在整个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仍然有限：根据国家电动出行发展协会 Avere 的数据，电动汽车数量为 2 百万辆，约占流通车辆的 5 %。

A. PT 与 M. D. V.

人工智能成为韩国改革核心

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遭遇阻力

首尔 - 特派员报道

在韩国，人工智能（IA）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它被视为一场深刻社会变革的承诺，能够为该国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强大的半导体产业收入支持以及政府的引导下，人工智能旨在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使每个人受益。据韩国总统李在明（Lee Jae-myung）称，这将使韩国成为“人工智能供应链中不可或缺且处于核心地位的参与者”。

这一计划在肥沃的土壤上启动，因为韩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转型中紧跟潮流，并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根据谷歌韩国（Google Korea）于 26 日公布的一项研究，韩国人的人工智能使用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1,7 倍。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 Public First 透露，74 % 的韩国在职人员希望接受人工智能培训，而这种培训带来的年度生产力提升每人可达 2,3 百万至 4,7 百万韩元（约 1450 至 3000 欧元）。

凭借这一坚实基础，韩国在无视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展开其雄心，并于 2024, 9 月成为首个采取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国家。当时，保守派总统尹锡悦（Yoon Suk Yeol，2022-2025）宣布进行一次“全民动员”，以实现“使韩国成为人工智能第三强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宏伟愿景”。尽管其继任者李在明来自进步阵营，但相关公告仍在接连发布。2025, 12 月，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基于三大支柱的行动计划：创建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社会做出贡献。自 1 月以来，《人工智能基本法》在创新与用户安全之间取得了平衡。

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政府希望通过对半导体巨头三星（Samsung）和 SK 海力士（SK Hynix）的创纪录利润征税，来建立一个投资基金。其目光深远且宏大：今年 6 月，政府宣布这两家集团将在四家新半导体工厂（即“fabs”）以及一个 HBM（高带宽内存，人工智能不可或缺）芯片封装中心投资 800 000 万亿韩元（约 4550 亿欧元）。

“压倒性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包括现代罗特姆（Hyundai Rotem）和韩华航天（Hanwha Aerospace）在内的多家工业集团，将在 2028 年前推动面向十大主要业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这些领域包括造船、国防、航天、家用电器、化学、物流以及医院。政府将支持韩国本土物理人工智能和智能体（agentic）模型的开发。

SK 和 GS 财阀计划与互联网巨头 Naver 合作，在 2035, 年前投资 1000 000 万亿韩元，建设总容量为 18,4 吉瓦（GW）的专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无晶圆厂半导体设计公司 Rebellions、FuriosaAI 和 DeepX 将通过一条独立于美国英伟达（Nvidia）的自主供应链，为他们提供神经处理单元（NPU，旨在加速人工智能计算的微处理器）。工业部长金正宽（Kim Jung-kwan）强调，韩国届时将能够“在市场上保持压倒性的领导地位，并在存储半导体领域拥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

7月21日，韩国龙仁的一处半导体生产基地建设现场。KIM HONG-JI / 路透社

这些数据中心将充当“Token工厂”（Token是人工智能用于货币化的基本单位）。“凭借基于Token经济的‘全民AI’计划，韩国应当成为一个每个公民都能在没有财务压力的情况下使用AI的国家，并确立自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快建立起AI社会的地位，”曾任AI研究员的科学部长裴京勋（Bae Kyung-hoon）如此认为。“韩国采取了生态系统方法——同时覆盖需求端和供给端。AI投资将被视为未来二十到三十年的增长引擎。由于全球AI供应链正处于全面重组之中，韩国必须迅速行动。它希望在这一过程结束前，将自己定位在供应链的核心位置，”韩国6G论坛（第六代无线通信技术）咨询委员会主席兼国家AI实验室主席闵元基（Wonki Min）详细阐述道。

能源基础设施

利用人工智能（AI）还旨在应对人口下降、青年失业以及在面对日益激烈的中国竞争时工业未来的竞争力等挑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的中小型企业目前雇用了 80 % 的劳动力，但其生产力仅为大型企业的三分之一。闵先生指出：“通过缩短研究、设计和实施的时间，AI 加速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节奏。资本的再投资速度更快，并能找到更多投资机会；这将转化为成本的降低和活力的增强。”

AI 政策的另一个优势应该是实现区域发展的重新平衡。四座“晶圆厂”（fabs）将建在全罗道，该地区位于西南部，目前相对欠发达。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并非没有疑问，其中就包括必不可少的能源基础设施问题。8 月 20 日公布的一项政府研究估计，新政策将推动电力需求在 2040, 年前达到接近 165 吉瓦的峰值，而目前的水平为 104 GW。

另一个挑战是说服韩国民众，因为在极其农村化的全罗道建设工厂以及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其对环境的影响引发了质疑。这些项目引起了保守派反对党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选址选择，因为全罗道是进步派的堡垒—。

韩国人的AI使用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7倍

[接前文] 存在。政府还希望在经济特区设立“晶圆厂”（fabs），并在这些区域放宽税收规则和劳动法。

这一选择引起了不满，因为金属工业工会已呼吁在部署AI和机器人技术时提供就业保障，而现代汽车（Hyundai）的工会则要求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必须经过劳资双方的协议。

与此同时，工业界表示，如果社会紧张局势严重，他们准备将生产线外迁。劳动部长金英勋（Kim Young-hoon）在7月14日承认：“我们需要一个适应AI时代的新社会契约。”

此外，在人才资源方面也面临挑战。根据2025年斯坦福AI指数（Stanford AI Index），韩国正经历AI专家的净流出，且在该领域吸引的外籍人才寥寥无几——根据软件政策研究机构（Software Policy and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仅为604人，占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1%。

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培养10,000名机器人和AI专家，并为工人开发学习框架。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总统委员会副主席河正宇（Ha Jung-woo）解释道，政府还希望定义“在一个AI几乎融入所有职业的社会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目前正在开展工作，旨在将这些新技能整合到整个教育体系中，而不是将AI视为计算机系专属的学科”。

约瑟夫·李（Joseph Yi）教授认为，一些岗位将会消失，另一些则会演变，为了让每个人都能适应，“AI必须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部署，因为创新依赖于对先入之见的质疑、对非主流假设的验证以及超越机构限制的信息流动。开放并非在经济发展之上额外增加的道德奢侈品。对于一个在AI时代面临中国竞争、且成本高昂的小国来说，开放必须成为工业战略的核心”。在这样一个充满不信任且异见难以发声的韩国社会中，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菲利普·梅斯默（PHILIPPE MESMER）

比利时半导体领域出现间谍嫌疑

一名高管被怀疑通过“镜像公司”技术向中国传递工业秘密

布鲁塞尔 - 通讯员

这个故事像极了间谍电影的剧本。一名男子在布鲁塞尔-扎文特姆机场被捕。他拥有比利时和中国双重国籍，且履历十分耐人寻味。这名52岁的前高管曾就职于BelGaN，这是一家在2024年破产的弗拉芒企业。该公司生产一种极具战略意义的技术：用于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的氮化镓芯片。

但这并非剧本，而是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于9月7日发布的一份公告。公告确认，该嫌疑人在5月10日被捕后一直被临时羁押。他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并为了中国的利益泄露商业秘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详细说明：“某些证据表明，该当事人曾在该比利时公司担任研究管理职务，与此同时，他还在一家中国公司担任负责人。这家中国公司从事类似的生产活动，是在他就职几个月后成立的，并由一家中国投资基金提供资金。”

申请破产

在东法兰德省的奥德纳尔德（Audenarde），氮化镓芯片的专业技术在 2010 年前后于 ON Semiconductors 公司内部得到发展。由于陷入财务困境，该公司在 2022 年被由中国投资者支持的 BelGaN 公司收购，后者启动了向这一战略技术的全面转型——

BelGaN 公司生产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技术：氮化镓芯片

——该技术被视为欧洲技术独立的一项资产。2024 年初，随着首批客户订单的到来，氮化镓芯片的赌注似乎即将兑现。然而，该公司在几个月后申请破产，导致 400 多名员工失业。 如今，对前高管的逮捕为这次破产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在收购奥德纳尔德工厂后不久，另一家公司在中国福建省成立。令人不安的是，这家名为“Gankool”的公司生产的技术与 BelGaN 完全相同。

一种被明确识别的策略

因此，调查人员怀疑这名于 5 月被捕的男子将比利时公司的技术诀窍转移给了 Gankool。检察机关强调：“调查可能会揭露与氮化镓芯片生产相关的专业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被非法转移至国外的情况。”

如果这些怀疑得到证实，这可能是一个“镜像公司”的案例，这是情报部门已经明确识别的一种策略。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在其年度报告中清晰地分析了这一现象：“中国企业投资于比利时的公司、研究中心或衍生公司——倾向于投资那些开发前沿技术但资金不足的小型实体——以便获取技术，随后在中国创建一家镜像公司，以更大规模地生产同样的技术。”

自 2020 年起，一项欧盟法规鼓励成员国建立战略领域外国投资筛选机制。在比利时，该工具直到 2023 年 7 月才生效，即在 BelGaN 被中国投资者收购之后。独立智库埃格蒙特研究所（Institut Egmont）的地缘经济研究员维克多·德·德克尔（Victor De Decker）指出：“BelGaN 的情况反映了旧的政策框架。我认为现在一家中国企业不可能如此深入地渗透进比利时的一家半导体公司。”

该研究员警告称，剩下的难点在于，对于已经处于中国控制下的公司，在怀疑发生技术泄露时如何干预，而“不必担心随之而来的外交反弹”。2025 年秋季，荷兰政府干预中国翼腾集团（Wingtech）旗下的芯片制造商 Nexperia 的管理，随后引发了中国在欧洲汽车工业关键零部件出口方面的报复措施。

ALIX LE BOURDON

希腊人希望结束紧缩政策

距离立法选举仅剩几个月，总理承诺的减税措施难以令人信服

雅典 - 特约记者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于9月5日出席在希腊举行的塞萨洛尼基国际贸易博览会。 ALEXANDROS AVRAMIDIS / 路透社

在长达八年的危机期间（2010-2018），希腊通过了数十亿欧元的预算削减方案以满足债权人的要求。据政府称，这一切已成为过去。该国已恢复增长，增长率接近 2 %，并在 2026 年实现了接近国内生产总值（PIB） 4 % 的初级盈余（即不含债务利息支出）。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在9月6日于塞萨洛尼基国际贸易博览会的开学演讲中对这些数据表示赞赏，但他承认“经济的成功并未体现在所有公民的钱包中”。为了在计划于春季举行的立法选举前几个月解决这一问题，这位自 2019 年起执政的保守派领导人宣布，将在 2027 年提供 22 亿欧元的减税措施并提高购买力。

政府打算在 2028 年 1 月将最低月薪从 920 欧元（税前）提高到 1000 欧元。公务员将重新获得在紧缩年代被取消的 500 欧元圣诞奖金。退休人员的年度奖金将从 300 欧元提高到 400 欧元。此外，政府还计划为拥有三个孩子的家庭以及年收入低于 20 000 欧元的农民提供个人所得税减免。政府承诺到 2029 年将电力批发价格逐步降低 30 %，并启动一项针对年轻人的住房贷款计划，因为房价上涨已成为主要的不满因素之一。

但对于许多希腊人来说，总理的宣布还远远不够。在科林（Corinthe）附近，种植葡萄的迪米特里斯·巴拉富塔斯（Dimitris Balafoutas）并未被说服。“即使明年不用交税，我也无法维持生计，”他表示。销售 20 吨科林葡萄，他的年收入不超过 14 000 欧元。“而且我还得支付化肥、种子以及前往农田所需的燃料费用，”这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抱怨道。

“操作空间有限” 日内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米哈利斯·尼基福罗斯（Michalis Nikiforos）认为，政府给自己设定了限制，从而削弱了其行动能力。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承诺不会让公共账目失控，并将继续提前偿还部分债务，以提升希腊在市场上的形象。他也不打算增加对富人的征税。“因此，采取大规模措施的操作空间很小，”这位经济学家分析道。

希腊私营部门 36 % 以上的雇员月薪（税前）低于 1000 欧元。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希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欧盟（UE）最低的国家之一，为 26400 欧元，而欧盟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为 38100 欧元。

埃夫蒂希亚·塔苏（Eftychia Tasou）是一名合同制小学教师，月薪（税前）为 1000 欧元，她原本期待总理能宣布住房补贴。“我的房租每月 540 欧元。在支付了电费、水费和杂费后，我就什么都不剩了，”这位年轻女性解释道，“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我根本无法生存。”

在中小企业中，危机结束后的情况也远未得到解决。斯皮罗斯·弗拉迪（Spyros Vradi）经营着一家生产纸板包装的企业，雇佣了约 20 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他的电费账单上涨了 30 % 到 40 %。尽管如此，他解释道：“我们不能过多地提高售价，因为这样会失去客户。”在他看来，政府宣布的援助措施简直是“可笑的”。

低薪岗位

其企业在危机期间面临的困难并未完全消失。一些客户（包括大型连锁超市）仍然延迟数月支付账单。“而且银行在向小企业提供贷款时继续设置障碍，”他愤怒地强调道。

“矛盾之处在于，在希腊，尽管经济在增长且失业率在下降，但工资增加却非常有限，”米哈利斯·尼基福罗斯（Michalis Nikiforos）指出。他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增长部分依赖于旅游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岗位通常薪资较低且具有季节性；同时，危机期间开始并由保守派政府延续的劳动力市场去监管化也是原因之一。

“当例如某些员工合法地每天工作13个小时，或者存在协议从第三方国家引进工人，在度假村或农田中进行季节性雇佣时，很难提高工资，”米哈利斯·尼基福罗斯解释道。

根据希腊银行的预测，通货膨胀率在2026年预计将超过3%（2025年已达3%），这在希腊的这一矛盾现象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使公共财政得以增长，但却削弱了民众的购买力。

玛丽娜·拉芬伯格（MARINA RAFENBERG）

项目征集

需要支持 一项关于 打击 数字虚假信息 的研究项目吗？

请在2026年9月26日前提交申请

机器人化使 Cocorico 能够将其纺织生产线迁回洛特省

Cocorico 有一个标杆：优衣库（Uniqlo）。这个由亚瑟·夏尔（Arthur Charle）及其兄长汤姆（Tom）和妹妹科琳（Coline）于 2017 年创立的法国品牌，与这家日本服装巨头一样，提供“衣橱基础款”。亚瑟·夏尔解释道：“但在 Cocorico，所有产品均在法国制造。”他并保证：“向所有人销售‘法国制造’的产品是完全可能的，而不仅仅是那些买得起的人。”不过他认为，前提是法国制造商必须重新审视其操作模式，通过“放弃我们祖辈使用的缝纫机”，加大对“在中国已运行多年”的技术投资，从而降低成本。

Cocorico 旨在证明这种模式的可行性。该品牌在法国拥有约 30 家分包商，用于生产其卫衣、T恤、内衣及牛仔裤系列。今年 7 月，该品牌在弗雷西内-勒-热拉（Frayssinet-le-Gélat，位于洛特省）开设了一家制造工厂。近 500 000 欧元被用于改造一座位于 Cocorico 仓库附近的农舍。目前，该工厂专注于生产其业务支柱——T恤；这家中小企业每年销售 300 000 到 400 000 件 T恤（在总计 100 万 件的销量中）。该负责人计算道，其生产线目前每天可制作“1200 到 1500 件 T恤”。

在参观了中国和越南的“高度自动化”工厂并投入“一年时间进行研发”后，Cocorico 的联合创始人决定为该生产单元配备十余台机器，其中包括几台能够完成服装制作主要步骤的自动化设备。夏尔先生强调，这些机器在十余名员工的管理下运行，且无需对人员进行深入培训。缝制一件 T恤的六个部件仅需几分钟。Cocorico 已计划以此方式生产其他类型的服装，包括“2027 年生产平角裤和卫衣”。最终，这家拥有 50 名员工的中小企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其 5 000 个参考款目录中的一半产品。

这种制造模式使该品牌能够“保持竞争力”，维持实惠的价格，并顺应“少买但买好”的趋势，即鼓励购买本地制造的产品。该负责人认为：“确实存在改善消费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影响的解决方案。然而，作为制造商，不可能忽视购买力问题。法国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花 40 欧元去买一条法国制造的平角裤。”因此，该品牌将其 T恤售价定为 24,90 欧元，五条装内裤售价 49,50 欧元，并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在网上尽可能地销售其系列产品。

9 月，Cocorico 将开展“法国日”（French Days）促销活动，价格最高可打“- 60 %”，随后将准备 11 月底的“黑色星期五”活动。2026 年，该品牌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 30 百万欧元，比 2025 年增长近 40 %。夏尔先生预计到 2030 年可实现 1 亿欧元的销售额。但他并不打算开设实体店，也不打算出口其系列产品。在此之前，该负责人坚信人工智能将改善纺织工业的制造成本：“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将有助于服装生产的回流。”

朱丽叶·加尼叶（JULIETTE GARNIER）

France Inter 坚持让查尔斯·萨宾继续播音

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跨工会组织投票决定再次发起罢工预警

在法国广播电台，管理层与工会双方均不愿让步。在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员工于 15 日星期二召开全体会议，投票决定针对一项招聘决定提交新的罢工预警：该决定旨在聘请极右翼杂志《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的编辑部副主任，负责 Inter 星期天早晨的政治评论栏目。因此，该集团的广播频道可能会在 21 日星期一再次受到干扰。

就在此前几个小时的上午， Inter 的台长塞琳·皮加勒（Céline Pigalle）试图通过接见员工代表和编辑部部门主管来重启对话。她提议在 21 日那一周举行一次关于“多元主义”执行方式的“讨论研讨会”，这是该电台记者在本次冲突之前就提出的要求。但法国广播电台 SNJ-CGT 局员利昂内尔·汤普森（Lionel Thompson）透露，全体会议决定“首先要求撤销查尔斯·萨宾（Charles Sapin）的评论专栏”。相比之下，关于对 Inter 管理层发起不信任投票的动议，由于目前似乎未能达成一致，尚未做出决定。

此次为期 24 小时的再次罢工将紧随 13 日星期日和 14 日星期一的罢工之后。作为法国收听率最高的电台， Inter 的记者们进行了强力动员；据多个工会来源称，在星期一早晨排班的 65 人中，有 44 人停止工作。 Culture、Franceinfo 以及 ICI 网络（原 Bleu）也受到了影响。而法国广播电台管理层统计，当天的员工罢工比例为 12,05 %（其中 Inter 为 38,26 %）。

“马蜂窝”

聘用《当代价值》高管的行为再次引发了关于“多元主义”及其定义的辩论。多元主义是否有界限？极右翼在广播频道中应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在 2025 和 2026, 季度，与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结盟的“共和右翼联盟”（UDR）党发起了一项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公共视听媒体偏向左翼。该委员会由埃罗省的 UDR 议员查尔斯·阿隆克尔（Charles Alloncle）主持。

“将一份多次因煽动种族仇恨或侮辱性”

聘用《当前价值》记者再次引发关于多元主义及其定义的争论

与此同时，利昂内尔·汤普森（Lionel Thompson）愤怒地表示，这涉及种族主义。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的工会也对查尔斯·萨潘（Charles Sapin）出现在TNT 16频道的Franceinfo频道表示不满。公共广播电视集团CGT全国广播、电视和视听工会秘书长皮埃尔·穆谢尔（Pierre Mouchel）用他的话来说，指责萨潘在“助力传播违背共和原则的思想”。

除了定期作为评论员出现外，查尔斯·萨潘周日晚上还会在该频道与《政治》（Politis）周刊主编、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罗哈亚·迪亚洛（Rokhaya Diallo）进行一场“对决”。9月13日周日，辩论重点围绕玛丽娜·勒庞提出的社会住房“国家优先权”提案展开。“社会住房的分配有相关标准，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籍不能成为其中一项，”查尔斯·萨潘表示赞同。他还声明道：“左翼和所有人面对‘国家优先权’这个想法时，说‘天哪，这是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幻想’，这种反应在我看来相当绝妙，而事实上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已经在执行这一原则了”，并举例提及进入公务员体系的资格和投票权。

“我非常责怪管理层把我们推入这样一个困境，”该电台的一位知名人士透露，“无论我们现在怎么做，无论做出什么决定，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都将再次面临排山倒海般的攻击而变得脆弱。”在经常讨论“查尔斯·萨潘事件”的CNews频道上，帕斯卡尔·普罗（Pascal Praud）在9月14日周一抨击了两天前在《巴黎人报》（Le Parisien）发表的一篇支持罢工者的公开信的300名签署者，称他们为“拿补贴的跟屁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议员查尔斯·奥隆克（Charles Alloncle）准备于9月30日在Fayard出版社（隶属于文森特·博洛雷旗下）出版一本名为《我誓言说出全部真相》的书。在书中，他将在议会关于公共视听部门中立性、运作及资金的调查委员会工作结束四个月后，讲述该委员会的幕后故事。

米歇尔·莫罗（MICHAËL MOREAU）

损益 / 电信 伊莎贝尔·沙佩隆（ISABELLE CHAPERON）著

谁来为主权买单？

药品、能源、国防：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洲正竭尽全力试图减少关键工业领域对外部的依赖。而有什么比通信网络更具战略意义的呢？唯一的问题是，电信运营商们并没有那么慷慨。他们拒绝独自承担主权的账单。

9月15日周二，来自 Orange、Telefonica、Deutsche Telekom 或 Swisscom 的17位高管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旨在谴责欧盟委员会试图将中国华为的基站及其他设备从欧洲移动网络和固定互联网中剔除的意愿。他们认为，这些强制要求将“给该行业带来高达40 milliards d'euros的更换成本”，这是欧盟委员会估算值的三倍。在他们看来，投入这么多资金将导致“该行业失去部署光纤、5G和6G不可或缺的资本”。

他们的目标是一项关于针对“高风险”硬件的网络犯罪文本，该文本目前正在成员国与议会之间讨论。虽然文中从未提及华为的名字，但欧盟委员会的目标显然就是这家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另一家中国同行中兴（ZTE）。面对间谍活动或蓄意切断连接的威胁，布鲁塞尔认为，为了确保欧洲电信基础设施的安全，这种清除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与美国自2018年以来针对这家深圳科技巨头发起的战争立场一致。

警惕机会主义效应 主权固然很好且必要，但谁来买单？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欧洲为了确保重新工业化并减少技术依赖而开始采取的积极政策所涉及的挑战。在布鲁塞尔在法国的推动下，希望在公共采购市场建立“欧洲优先”原则之际，这也暴露了“欧洲制造”的陷阱。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斯特凡·塞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希望将公共采购者从“价格独裁”中解放出来，以避免有利于那些依靠补贴支撑的中国产品。但要警惕机会主义效应。虽然华为的竞争对手——芬兰诺基亚（Nokia）和瑞典爱立信（Ericsson）正对此感到欣喜，但电信运营商则担心欧洲设备供应商会利用这种情况提高价格：根据他们的预测，这笔额外费用将使账单增加 20 % 以上。

一个公民团体提议工业复兴

该团体由经济学家、学者和工业界人士组成，提交了一份旨在“摆脱衰退管理逻辑”的宣言

由于总统竞选在即，宣言季已经开启。一个由国立工艺美术学院（CNAM）教授、工业问题专家奥利维尔·卢安西（Olivier Lluansi）领导的所谓“公民”新团体，于9月15日星期二提交了其关于法国“工业复兴宣言”。

该团体得到了CFE-CGC工会以及塑料工业联合会Polyvia等机构的支持，成员包括经济学家、学者和工业界人士；其目标旨在“将工业重新置于法国社会计划的核心”，而距离2027年的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已不足一年。卢安西先生解释道：“围绕这一议题，政治共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政党都同意进行再工业化，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在他看来，“在缺乏政治或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再工业化可以成为国家的一个项目多数方案”。

这份宣言是CNAM一年系列会议的成果，它发出了“全面动员的呼吁”，并认为形势“绝对紧急”：“工业并非众多经济部门中的一个，也不是一个统计调整变量，而是我们社会契约的核心支柱，是在大帝国回归时代确保我们国家主权的必要条件。”

该团体认为，虽然在2016年至2023年之间确实出现了“再工业化的开端”，但自“2024年夏天趋势反转”以来，这一进程已陷入停滞；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两个五年任期的成绩被评为“不足”，法国制造业在财富创造中所占的份额“仍停留在10%”，而我们的几个欧洲邻国则为15%。

“立即获益”

在建议采取的措施中，包括增加公共采购量，“将公共采购中法国制造产品的比例从 40 % 提高到 60 %，使我们与德国模式保持一致”。这样的转变将为“我们的国家企业带来 150 亿欧元的营业额立即获益”。另一项建议是动员储蓄，目前储蓄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导向不足，而这正是解决国家预算状况所导致的财务僵局的一种方案：“必须在家庭储蓄的 6 6000 亿欧元中动员 100 到 2000 亿欧元，用于资助我们的工业体系，并在十年内创造 600 000 个就业岗位。”

其他建议进一步完善了该清单，例如

“工业是我们社会契约的核心支柱，也是我们国家主权的必要条件，”该集体认为，还应实现行政与监管的简化、更好地获得土地资源和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以及改善职业培训，因为目前工业领域有 60 000 个职位空缺。

除了这些被广泛认同的措施外，该宣言还提出了更具“结构性”且具有争议的“选择”，旨在“摆脱衰退管理逻辑”。在这些“重大转向”中，该集体呼吁“重新平衡法国工业体系的经济治理”，认为目前的治理过于倾向于大型集团和跨国公司，而对小型或中型企业以及中型企业支持不足。宣言还指出，必须更好地衔接生态规划与生产规划：“如果没有生产设备的转型，环境转型就无法成功；同样，如果没有对其生态足迹的掌控，就无法构思可持续的工业复兴。”

最后，再工业化要求“重构社会契约”，以便为降低企业的生产税提供资金，并相应地提高工业领域的工资。每年 200 亿欧元的这种演进资金从哪里来？宣言质疑道：“能否提高增值税（TVA），或对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是否应该要求冻结最高额度的养老金？”该集体打算将这些问题提交给不同的总统候选人。

巴斯蒂安·博内富斯 (BASTIEN BONNEFOUS)

《世界报》

帕特里克·布兰科·鲁伊沃 (Patrick Branco Ruivo)，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总经理，2024 年 8 月 27 日于孟买（印度）。HINDUSTAN TIMES / SIPA

全页

此后，他以一种被认为缺乏协作精神的管理风格领导这座地标。在接受《世界报》个人询问时，帕特里克·布兰科·鲁伊沃（Patrick Branco Ruivo）由其传播部门代为回应：“为了彻底查清此次事件并制定行动计划，已启动多项调查，其中一项是由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SETE）委托的独立事务所负责。调查结论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出于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程序的尊重，我们将在届时再次发布消息。”

据多个消息来源透露，他在裁定铁塔的项目时仅凭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将决定强加给下属，而下属大多数时候不敢反驳他。他的

一名“不知情”的总经理，下属的“过度热忱”……调查将需厘清事实

这种“易怒”的性格甚至体现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作为蓝莓派的爱好者，在一次圣诞活动期间，他不顾餐饮特许经营商的反对，强行要求在小吃店供应蓝莓派。他还坚持向米其林星级餐厅“儒勒·凡尔纳”（Le Jules Verne）的主厨弗雷德里克·安东（Frédéric Anton）指点菜品创意，甚至亲自审核铁塔精品店购物袋的设计，而这些店铺本是由服务商管理的。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与一名据称忽略了像 BAPS 这样敏感代表团要求的总经理形象相矛盾。尤其是每周都会举行多次会议准备私人访问，其中至少一次是在他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

2023年秋季，在时装周期间，欧莱雅巴黎（L'Oréal Paris）希望在著名的前广场举行走秀。按照惯例，一个工作组举行会议并出具了反对意见：技术部门和安全部门面对组织规模之大和复杂度之高而退缩，因为在铁塔正常运营期间，搭建工作将需要数周时间。但帕特里克·布兰科·鲁伊沃不顾其部门的意见，对欧莱雅说了“是”。于是，活动于2023年10月1日星期日举行，演员伊娃·朗格利亚（Eva Longoria）、安迪·麦道尔（Andie MacDowell）以及模特肯德尔·詹娜（Kendall Jenner）出席，观众人数远超预期。对于被动员的埃菲尔铁塔工作人员来说，那个夜晚变成了噩梦。

因此，与印度代表团访问相关的争议，是近年来动摇“铁娘子”的社会不安情绪的最新症状，而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留下了伤痕。2026年的夏天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都相当“火热”：面对接连而至的热浪，工会争取为在室外工作的员工获得保护措施。“就像建筑工人一样，天气太热时，工地就得停工，”埃菲尔铁塔社会经济委员会（CSE）秘书、CGT代表迪安·达沃因（Diane Davoine）提醒道，“在三次热浪期间，我们整天站在室外。这在身体上令人精疲力竭，甚至非常危险。”

在较低层级，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SETE）的管理层绝大多数由帕特里克·布兰科·鲁伊沃亲自聘用的巴黎市政府前官员组成。例如，负责铁塔周边产品商业化的主管，此前曾任巴黎市政府秘书处特使；而 SETE 的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则曾任巴黎市环境卫生总行政副处长——两人均未回应《世界报》的采访请求。他们在 SETE 内部的职责分配与此前在巴黎市政府担任的职务并不总是相匹配。然而，他们对市政运作的内幕和市政府的要求非常熟悉。但这种经验似乎并未能消除某种不透明性，因为 SETE 的官方网站自 2019 年以来就再未发布过任何活动报告。■ 洛朗·特洛（LAURENT TELO）

“转岗期”：一项资源匮乏的新培训机制

在职业快速演变的背景下，目前启动的项目寥寥无几

“回到学校并不容易，但这是值得的，”来自塔恩省 Lavaur Ambulances 公司的 40 岁员工洛伊克·谢勒（Loïc Chelle）解释道。在经过六周的培训后，他于 6 月正式获得了国家救护员文凭；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救护助理，职业生涯早期则从事旅游业。

从驾校秘书到教练，从行政助理到会计，从融资专员到客户关系专员……这些职业路径均得益于“转岗期”（période de reconversion）。这是一项自 2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培训机制，基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颁布的一项关于组织员工内部或外部流动性的法律。它取代了 Transco（集体转型）和 Pro-A（交替晋升）机制，面向所有私营部门员工开放，无论其职级、年龄或资历如何。培训的开展基于

数据统计

68 百万

这是 France Compétences 在 2026 年拨付给能力运营商（OPCO）用于新“转岗期”机制的预计预算金额。

5 000 欧元

这是 OPCO 为单个培训路径提供的平均资助金额。

13 600

这是 2026 年的目标申请件数。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协议。资金主要由能力运营商（OPCO）提供，企业或员工的个人培训账户（CPF）也可提供补充资金。

“这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学习创新基金会（Fondation innovations pour les apprentissages）的任务负责人扬·布维耶（Yann Bouvier）主张道，“特别是对于应对职业生涯延长以及确保员工的就业能力而言。”家乐福法国区运营人力资源总监玛丽-海伦·沙维尼（Marie-Hélène Chavigny）也持有相同观点：“这种方法对企业和员工都至关重要。员工将越来越需要通过终身学习来获取新技能，以适应新职业。”法国民主工会（CFDT）联邦秘书埃里克·米尼翁（Eric Mignon）强调，该机制针对的是具体岗位，且最终有真实的就业出口。他遗憾地表示：“太多员工对那些毫无结果的培训感到失望。”

转岗期的时长在 150 到 450 小时之间，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若行业或企业协议有规定，则可延长至 36 个月内的 2100 小时。例如，银行业在 26 日签署的一项协议中，将最长时长提高至 24 个月内的 550 小时。在医疗卫生领域，各分支机构也正在就突破法定框架进行谈判。卫生领域 OPCO（OPCO Santé）的机构关系、分支与合作伙伴总监内莉·伊万查克（Nelly Ivanchak）解释说：“护理员的培训可能长达 18 个月，而护士的培训则需要三年。”

在机制实施几个月后，目前进展如何？

无论哪个行业，外部转岗均处于停滞状态

“启动过程是渐进的，我们目前处于启动阶段，至今收到约 40 份申请。对此机制的掌握需要时间，”金融服务与咨询领域 OPCO——Atlas 的发展总监尼古拉斯·里维耶（Nicolas Rivier）观察到。

“管理路径”

在商业领域，申请数量开始大幅增加。“我们的行业有着深厚的社会阶层流动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转换期是一项极佳的机制，对我们的企业至关重要，”商业与分销联合会就业培训部门负责人塞琳·帕利斯（Céline Palisse）解释道。截至目前，已有 500 个内部路径获得了资金支持，其中包括门店运营管理人员、门店活动组织者以及生鲜产品销售顾问的专业资格证书。

另一方面，OPCO Mobilités 累计收到了约一百份申请。OPCO Mobilités 总经理伊莎贝尔·梅姆堡（Isabelle Maimbourg）详细说明道：“关于管理路径的申请越来越多，例如从调度员转变为运输与物流单位负责人。我非常相信这项机制。”玛丽-海伦·沙维尼（Marie-Hélène Chavigny）强调了这种双赢关系：“我们实现了员工价值的资本化，而对他们而言，这是动力和自豪感的来源。”然而，无论在哪个行业，外部职业转换都处于停滞状态。尼古拉斯·里维耶（Nicolas Rivier）指出：“其运作机制要复杂得多。”该机制规定，员工暂时前往另一家企业学习新职业并进行培训，由接收企业支付薪酬。在职业转换期间，其原劳动合同暂停，这为其保留了返回原岗位的权利。内莉·伊万恰克（Nelly Ivanchak）指出：“外部流动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需要时间。她继续说道：“最难管理的是跨行业流动 [例如一名面包师希望成为护理助理]。”

扬·布维耶（Yann Bouvier）认为：“企业对这项新机制深信不疑，但 [2026 年] 68 百万欧元的预算显得过于轻微。”塞琳·帕利斯确认道：“我们不缺乏需求，而是缺乏资金。”商业领域拥有的预算额度为 5 百万欧元。在实施这项新机制之前，Opcommerce 在 2025. 年为 Pro-A 计划拨款 15 百万欧元，资助了 3100 个路径。在医疗卫生领域，Pro-A 计划曾拨款 30 百万欧元资助 2500 个路径。如今，职业转换期的预算为 4 百万欧元。内莉·伊万恰克强调：“即使公共资金的比例下降，它仍然不可或缺。行业协会和企业进行补充，这种三方协作模式是良性的。”

对于法国民主工会（CFDT）而言，这一新工具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预判就业演变（生态转型、人工智能……），而非仅仅是被动反应。全国秘书热罗姆·莫兰（Jérôme Morin）总结道：“这需要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关注的是中长期。”

米里亚姆·杜贝尔特朗（MYRIAM DUBERTRAND）

CARNET DE BUREAU CHRONIQUE PAR JULES THOMAS

旨在终结“母亲天花板”的措施

这是一种最能象征职场男女不平等的歧视：一名女员工在产假结束后返回岗位，发现自己的部分职责或奖金被削减，不再被邀请参加某些会议，也无法获得她渴望的晋升。这是“母亲惩罚”（pénalité maternelle）的诸多面向之一，在女性与男性平等高级委员会（HCE）于 9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描述。该文件基于现有研究指出，如果将针对生育的直接歧视（如在告知怀孕后被拒绝录用或在试用期被解雇、被拒绝晋升、奖金降低、被边缘化），以及转为兼职甚至因生育而更换职业的情况累加起来，孩子的出生会导致母亲的薪资收入下降 40 %。而对于父亲而言，其影响几乎为零。

除了“玻璃天花板”（指在晋升至最高职位和薪酬水平时，职业发展速度慢于男性）或“粘性地板”（指女性在职业前景有限的岗位中占比过高）这两个概念外，该报告还探讨了“母亲天花板”： “这条界限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同样具有结构性影响，它出现在实际的、被假设的或预期的母亲身份与较低的可用性、较低的流动性或较低的抱负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孩子的出生 导致母亲 薪资收入 下降 40 %

“不平等的熔炉”

目前尚无统计数据可以衡量歧视行为的演变。但担任女员工代理律师十五年的玛丽-奥塞昂·热利（Marie-Océane Gelly）指出：“这些情况依然很普遍。雇主总是强调，他们认为将女员工重新安置在对可用性要求较低的新岗位上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歧视的意图。关于生育的相同集体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HCE 的报告提出了 45 项措施，旨在更有效地解构“母亲惩罚”和“母亲天花板”：在员工人数超过 50 人的企业中，强制要求对母亲在产假回归后，以及在孩子出生三年后和 10 年后的职业轨迹进行跟踪。在工作条件方面，HCE 还设想了“一项在生育后返回工作岗位时的临时调整权（远程办公、时间调整等）”，或者在管理岗位上试点工作岗位共享， “以提供一种替代被迫兼职和职业降级的方案”。

报告建议将母亲的薪酬轨迹跟踪纳入职业平等指数。该指数目前正处于修订过程中，旨在落实一项关于薪资透明度的欧盟指令，其目的正是为了减少结构性不平等。

专家观点 / 企业

大学研究工作能够具有创造性吗？

为了认可“优秀”的大学研究工作，人们通常要求学术上的卓越与严谨。然而，面对技术、社会和生态的剧变，人们也期待大学能通过大胆且不落窠臼的项目来应对这些挑战。如何使这些指令相兼容？

在芒什省塞里齐（Cerisy）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该地每年都会举行研究人员之间的辩论），探讨了大学研究工作在制度框架并非为此设计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创造性的不同途径（《大学与创造力：理想与必要》，皮埃尔·莫格林与弗朗索瓦·蒂博主编，HDiffusion出版，250页，27欧元）。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中，大学创造力最紧迫也最冒险的挑战仍然是新学科的创建。由于采用了学科“行会”式的组织形式，大学保留了一种社团模式。因此，电影与视听研究的诞生是一次“英雄式的创造”。因为尽管电影工业处于先驱地位且繁荣发展，但“电影学”却遭到了古典文学和艺术研究的误解。它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兴起，这得益于众多个人倡议、学生的狂热以及大学自主权的结合。如今，“数字人文”同样需要创建共享的数字化设备，其团队涵盖了从考古学、语言学到文学和社会学的各个领域。

第二类项目则要求大学建立与地区、企业或公共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在美国，底特律市向创意领地的转型，得到了旨在提供创新培训的大学中心的助力，这些中心还接收城市发展机构和初创公司。这些项目仍处于尝试阶段，因为人们不再期待大学提供“现成”的知识，而是希望它能提供一个平台，让利益不同的参与者努力相互学习。

最后，旨在实现教学创造性的项目可能会冲击机构本身的认同感。人工智能的密集使用便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所“革命性”的大学，它们打破了教学规范，以促进自主和创造性的学习。文森大学的经验（1969年至1980年间向所有工人、非高中毕业生、外国人开放的实验性大学中心）、丹麦自1972年起设立的罗斯基勒大学，继续激励着艺术与科学、工程与设计之间交叉实验的开展。然而，那些最原创的实验，例如位于上萨瓦省的乌什物理学校（Ecole de physique Houches），通常诞生在体制边缘。

大学内部的 创造力 仍然过于依赖 个人倡议

汇总的研究结果证实，大学内部的创造力仍然过于依赖个人倡议，且在招聘和制度支持缺乏连续性面前显得过于脆弱。必须承认，大学研究工作不仅是一次学术严谨性的练习，它也是一项集体创造性的工作，必须得到支持，否则社会和科学都无法应对当代的挑战。

为了使工作“生态化”

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如今已然繁荣的研究领域”。就业、工作和培训参与者如何应对环境危机带来的挑战，是资格研究中心（Céreq）一份名为《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工作与培训》的在线出版物的核心内容。在人类学家费利西·德鲁约（Félicie Drouilleau）、Céreq科学总监塞琳·加斯凯（Céline Gasquet）和经济学家热拉尔丁·里科（Géraldine Rieucau）的指导下，一个科学家集体提出了多项实地调查，旨在探索在组织内部推动环境转型所采取的不同杠杆。切入角度多样：通过社会对话来考虑这些挑战、教育在改变行为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垃圾分类员工对其自身活动的看法分析。

当该出版物探讨“工作的生态化”这一概念时，其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文中强调，“转型（……）不仅体现在一个新的专业就业细分领域的出现，[而且]体现在资格要求和职业活动的弥散性转变中”。科学家们由此接触到了一些工作组织、任务内容，以及有时是劳动者从中能找到的意义正在发生演变的实地场景。作者指出，这些情况在目前仍是极少数，但它们能够揭示促进任务“绿化”的现有路径。

食品贸易行业提供了一个初步示例。书中的一个章节分析了一家独立乳制品-奶酪店和一家有机食品店员工的任务，这些组织与传统的“不可持续”模式截然不同。“工作实践的生态化”是如何具体体现的？“销售员的职业角色”被重新定义：他们承担起面向客户的“教育使命”，以解释生产条件和环境影响。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加强能力并扩展知识。多功能性得到了鼓励，这与当时存在的“高度分工”相对立。这使得所采取的行动更具意义。

工作的生态化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建筑业（BTP）企业中。这是一种由两家中小企业（PME）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生态化”，作者在这些企业中进行了调查。在这里，生态被视为一个“利基市场”，这导致

《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工作与培训》 塞琳·加斯凯、费利西·德鲁约、热拉尔丁·里科（主编），Céreq Essentiels，第6号，140页

经济模式发生倾斜，进而引发对工作组织和需要演进的任务的思考。员工必须养成关于垃圾分类、材料回收或水资源管理的习惯。

对此，该著作揭示了为了确保技术规格书和标准得到遵守而进行的“不断的管理工作”。这恰恰强调了这种绿化并非没有障碍。作者指出：“指令并不[总是]被执行”。因此，这种实践的生态化也有其负面影响：它可能伴随着“更强的道德说教色彩”，导致控制的加强以及包括员工之间在内的“更激烈的冲突”。

弗朗索瓦·德诺耶（FRANÇOIS DESNOYERS）

安妮-加埃尔·阿米奥（ANNE-GAËLLE AMIOT）

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处于掩体中的总统

普京体制 1 / 3 —— “西洛维基”（siloviki），这些来自安全部门的官员已经掌握了权力。他们散播的恐惧与猜忌氛围，禁止任何人质疑克里姆林宫

作为一名孤立且深陷于自身执念的战争首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活在一个“移动掩体”之中。防弹豪华轿车、装备精良的护卫车队、在全国各地克隆的掩体式住所中完全复制的办公室、无处不在的防空系统、武装到牙齿的保镖以及身着迷彩服的士兵：这就是克里姆林宫首领所处的环境。在 2026 年 9 月 18 日（周五）至 20 日（周日）举行的立法选举之前，普京在 2026 年夏季重启了在俄罗斯境内的旅行，此前他已有近六个月几乎没有前往地方视察。由于担心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无论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在极少数前往“友好国家”的旅途中（例如 9 月 11 日至 13 日前往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印度），都有一座“堡垒”随行。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越陷越深，73 岁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安全的痴迷程度就越高。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开始入侵该国四年半之后，这场无止境战争的僵局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死胡同，并可能威胁到其权威的稳定。乌克兰无人机或许并非弗拉基米尔·普京唯一恐惧的危险。根据英国周刊《经济学人》 9 月 1 日引用的一名消息人士称，普京曾向亲信透露：“他们会把我吊死。”他并未明确所恐惧的敌人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可以肯定的是：普京将自己的命运与乌克兰战争绑定在了一起。他担心一旦失败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后果，”一名专门研究普京精英阶层和派系竞争的政治学家警告道。该专家通过莫斯科的安全通讯软件接受采访，并要求匿名。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掌俄罗斯四分之一世纪后，“西洛维基”（siloviki，安全机构成员，该新词源自俄语 sila，意为“力量”）掌握了权力。处于顶端的是克格勃的继承者——联邦安全局（FSB）。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扩充了总统卫队（FSO）的人员规模：自 2022 年以来，总统令四次增加了总部的人员数量，使其增加到 800 多人，其中包括无人机操作员，甚至还有……总统餐食试吃员。总体而言，这支卫队的规模极其庞大：虽然相关信息被列为机密，但据称其人数超过 50,000 人。

FSO 在负责保护总统的同时，还以“国家安全”之名在监视民众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克里姆林宫还可以依靠拥有约 370,000 人的国家卫队（Rosgvardia）。该“内部安全”机构由弗拉基米尔·普京于 2016 年创建，并交给他的前保镖之一维克托·佐洛托夫管理，直接受总统行政部门领导。该机构遍布全国，执行克里姆林宫要求的所有维持秩序的任务：控制人口、为前线招募志愿者，以及对被占领的乌克兰城市进行俄罗斯化。

“歇斯底里的烙印”

这些“西洛维基”（权力部门人员）在精英阶层和社会中无处不在，但他们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尤其是在联邦安全局（FSB）内部。“在这些精英中，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年长者在个人层面上依赖普京，而年轻者则主要依赖于普京建立的体制。所有人都会成为极端主义者。当关键时刻到来时，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是保留体制，还是保留普京？”同一位政治学家预测道。普京已不再被所有人视为该体制及其财务租金的核心环节。这正是他产生个人不安全感的原因。“有一天，他将陷入自己制造的死胡同，被困在他物理上和政治上的‘地堡’之中。”

目前，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挥舞升级威胁。8月22日，在距离立法选举一个月、且其选民因战争疲劳而乐观情绪消退之际，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承诺：“我们将坚定前行。”第五年依然没有真正突破的战斗本身就是

总统卫队（FSO）人数极其庞大：相关信息虽被列为机密，但其人数可能超过 50,000 人

这场本应迅速结束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但没有任何经济或政治问题似乎能对弗拉基米尔·普京造成致命打击，因为他掌握着财务资源和镇压机器。“因此，升级将会发生。在乌克兰前线，以及在内部前线——西洛维基将对社会进行更严密的管控。这两次升级密不可分，构成了该政权的本质，”依然留在莫斯科的少数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之一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预测道，“克里姆林宫在修辞上的升级带有歇斯底里的烙印。”

随着西洛维基在精英阶层掌权并侵蚀社会，针对“敌人”（乌克兰、欧洲、西方）的仇恨语言已变得常态化。“他们营造了一种恐惧和猜忌的氛围，阻碍了任何互信和真诚的观点表达，”一名来自《新标签》（Novaïa Vkladka）的记者证实。这是一家被迫流亡但仍保留地区通讯员的俄罗斯独立媒体。“为了识别反对者，联邦安全局鼓励告密：教师举报学生，反之亦然；妻子举报丈夫，反之亦然；员工之间互相举报。这种普遍的猜忌引发了间谍活动的狂热。在某些城市的街道上，例如在彭扎 [位于莫斯科东南 500 公里处]，横幅激励民众保持‘警觉’，‘搜寻叛徒’，”该记者讲述道。

“俄罗斯人很清楚：如果他们待在自己的角落里保持沉默，就不会被抓走。在我的厨房里，在我的别墅里，我可以谴责不公正和战争的恐怖；但在工作中，我只说：‘政治不是我的事。’这种潜在的恐惧是联邦安全局的胜利，”另一名在乌拉尔地区的记者总结道。西洛维基实施的“全方位监控”维持了这种氛围。在剧院里，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被部署在现场，以核实演员在下台后没有发表反克里姆林宫的言论。书店和图书馆处于监控之下。出版社聘请审查员，在任何出版物面世前，识别出“潜在问题”的段落。联邦安全局审视社交网络，寻找可能导致 15 年监禁的“极端主义”评论。人权捍卫者估计，政治犯人数在 3000 到 4600 人以上之间。

这些起诉行动出现了新的升级：涉及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案件。其操作手法让人想起苏联时期的做法：在学生群体中潜入挑衅代理人，假装批评入侵乌克兰；而实际上，他们是在诱捕那些准备支持基辅的年轻人。在战争爆发前，每年涉及叛国和间谍罪的起诉案件仅有 10 到 15 起。“如今，这些案件已成为一种大规模镇压机制，而联邦安全局（FSB）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流亡俄罗斯人、一家分析中心创始人基里尔·帕鲁贝茨（Kirill Parubets）解释道。据他统计，自 2022 年以来，至少有 1635 人在此类案件中被起诉。

学校作为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共鸣箱，是西洛维基（siloviki）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 6 月，弗拉基米尔·普京下令加强检察机关和联邦安全局（FSB）的检查。“在多个地区，他们的分支机构要求提交关于预防极端主义的报告。这种氛围甚至渗透到了校园之中，”流亡法国且与俄罗斯家庭保持联系的儿童心理学家尤里·拉普申（Iouri Lapchine）谴责道。“一种‘国家为了防御内外敌人而构建的系统’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一名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联系并要求匿名的莫斯科心理学家证实，“国家安全的逻辑已经渗透到国家治理、公共领域以及集体心理之中。每个人都明白：联邦安全局（FSB）在保护我们免受敌人和叛徒的侵害。”

“他不再听任何人的话”

在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不到一个月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奠定了基调。这位前克格勃特工认为绝不能表现出软弱，于是开启了第二战场：对抗俄罗斯境内的“第五纵队”。他曾严厉谴责道：“任何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都能将真正的爱国者与人渣和叛徒区分开来，并将后者像不小心掉进嘴里的飞虫一样吐掉”，并要求对社会进行“自然且必要的净化”。情报部门的人员——联邦安全局（FSB）、联邦保护局（FSO）、国家卫队（Rosgvardia）——领会了这一信号。

这段令人胆寒的演说成为了一个标志性时刻。那是2022年3月16日，在入侵乌克兰三周之后。那天，弗拉基米尔·普京身着黑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面色阴沉，咬紧牙关，在他其中一座总统官邸的办公工作室中录制了一段冗长的独白。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间一样，他通过视频会议与各部部长和地区州长交谈。这种远程会议成了总统的日常——而电视观众在每档新闻节目中都能看到大量截选片段。屏幕中心是普京，单独一人，特写镜头。他的面孔压制着那些被拍成全景的对话者，后者只能倾听并表示赞同。

“普京把自己‘地堡化’了！”一名驻莫斯科的欧洲高级外交官在乌克兰战争初期讽刺道，“在新冠疫情期间，防疫措施使他陷入孤立；只有他的亲信和联邦安全局的朋友能接近他。此后，虽然防疫措施放宽了，但孤立和盲目并未消失。”围绕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讨论依然像这些视频会议一样。“他不再听任何人的话。如果对话者表达出疑虑，普京就会对其产生怀疑，认为这是外部操纵的结果，”在入侵乌克兰三年后，一名仍与克里姆林宫保持联系的总统行政部门领导人向《世界报》透露，“对于大多数不愿对克里姆林宫及其战争提出质疑的俄罗斯人来说，正常生活的表象仍在继续。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成了‘西洛维基’（siloviki）体制的囚徒。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座露天监狱：在囚禁之中，谁敢批评总管？” ■

本杰明·克内尔 (BENJAMIN QUÉNELLE)

下一集：俄罗斯如何变成“FSB国家”

凯瑟琳·林格

艺术家，蜜苏科组合 (Rita Mitsouko) 歌手

2020年10月5日星期一，巴黎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因新冠疫情流行，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街区正在埋葬其至高无上的偶像——朱丽叶·格雷科（Juliette Gréco），一位自由、傲慢且不驯的女性。凯瑟琳·林格希望参加葬礼，她带着她的手风琴手一同前来。这位摇滚歌手、朋克女将步履轻盈，谦卑且激动，她悄悄溜进一条小巷，唱起了盖·贝阿尔（Guy Béart）的歌：“在圣日耳曼德普雷 / 再也没有以后 / 没有后天，也没有下午。”她的发髻已失去了规整，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

仪式结束后，她没有跟随官方队列。天气温和，她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坐下喝一杯。她向路人问好，随后又突然变得倔强，她偶尔会这样。除了说真话，凯瑟琳·林格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她是一个不断的惊喜。但她认同自己的生命轨迹及其艺术传承，包括朱丽叶·格雷科，以及20世纪的朗诵艺术家玛丽安·奥斯瓦尔德（Marianne Oswald，1901-1985），还有她的加州流行摇滚之友Sparks乐队，尼诺·罗塔（Nino Rota，1911-1979），以及阿根廷的探戈舞者。阿根廷导演阿尔弗雷多·阿里亚斯（Alfredo Arias）说：“凯瑟琳拥有恰到好处的撕裂感。”

凯瑟琳·林格是画家萨姆·林格（Sam Ringer）和建筑师珍妮妮·埃廷格（Jeannine Ettinger）之女，于9月14日在巴黎因急性癌症去世，享年68岁。林格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作为词曲作者和表演者，她不仅是1979年与弗雷德·奇钦（Fred Chichin）共同组建的蜜苏科组合的一半。在四十年的艺术投入中，她以独立身份进行了多次亮相、碰撞与合作。在她的灵魂伴侣于2007年11月同样因急性癌症去世（享年53岁）后，她果断地表示：“没有不幸，只有生命；没有不幸，也有快乐！”

凯瑟琳·林格是一位伟大的歌手，嗓音浑厚，低音深沉，高音则像解放的呐喊般迸发。与“机器迷”弗雷德·奇钦一起，她创作了一系列令人亢奋的畅销曲，其中1984年推出的《Marcia baila》开启了这一浪潮。在密特朗时期的法国，正值“反种族主义救援组织”（SOS Racisme）成立之际，人们在街头随着蜜苏科组合的歌曲扭动身体，在狂喜中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首挽歌：“但正是死亡将你谋杀，马西亚（Marcia）”——《Marcia baila》讲述的是一名美籍阿根廷舞者的故事，她于1983年因急性癌症去世，年仅36岁。 19.

一场业力之遇

作为朋克之子，蜜苏科组合 (Rita Mitsouko) 在“全球音响”大爆发时期登场，当时 Nova 电台和《Actuel》杂志正大力推广这一趋势。时尚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 (Jean Paul Gaultier) 为林格设计了中国式胸衣和花卉油布服装。她还披着 Félix Potin 品牌的塑料袋。弗雷德·奇钦则留着一撇流氓般的细胡须，穿着条纹裤。这段冒险持续了二十八年，期间创作了七张录音室专辑和两张现场专辑，并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流行热门单曲，如《Andy》、《Les Histoires d'A.》、《C'est comme ça》、《Alors c'est quoi?》、《Singing in the Shower》（与 Sparks 合作）、《Ding, ding, dong》以及《Y'a d'la haine...》。

凯瑟琳·林格 18 月 1957 年出生于叙雷讷（现属上塞纳省）。她于 1969, 年在短片《Les Deux Coquines》中首次尝试演员身份。讽刺的是，该片的编剧是来自洛林地区的犹太人玛丽安·奥斯瓦尔德 (Marianne Oswald)，她精通“说唱式演唱”，曾在柏林的卡巴莱剧场接受训练。当时年仅 11 岁的凯瑟琳·林格最初是一名童模，在片中穿着裙子和衬衫。那时她心中有一个独特的男性理想形象：塞居尔伯爵夫人笔下那个受歧视的英雄——驼背的弗朗索瓦。多年后，她在面对主持人米雷耶·杜马斯 (Mireille Dumas) 时，以一副天真的样子说道，因为她当时是“古怪的”。

她年近 20 岁时，沉浸在音乐剧的前卫艺术中。她出演了由米歇尔·莱里斯 (Michel Leiris, 1901-1990) 原著改编的《Nuits sans nuit》，音乐由米歇尔·普伊格 (Michel Puig) 创作，迈克尔·隆斯代尔 (Michael Lonsdale, 1931-2020) 执导。她跳舞，并在玛莱文化空间学习，那里的教师是旅法的美籍阿根廷人马西亚·莫雷托 (Marcia Moretto)，她与科皮 (Copi) 和阿尔弗雷多·阿里亚斯 (Alfredo Arias) 关系密切。1977. 年，凯瑟琳·林格与她一起在车站咖啡馆 (Café de la Gare) 演出了由西班牙人阿尔曼多·亚马斯 (Armando Llamas) 执导的《Silences nocturnes aux îles des fées》。因此，马西亚当时的生命仅剩六年。

那个时代并非没有风险：“性、毒品与摇滚”的方程式被视为艺术天才的标准。夜晚充满活力。原则上，女性获得了解放，而正因如此，人们说服她们接受一种虚幻的性自由。17 岁的凯瑟琳·林格住在巴黎第 19 区，并出演色情电影。“没有人强迫我这么做，”她在 1986. 年的《Sexy Folies》节目中告诉米雷耶·杜马斯，“要做这件事，必须得有点古怪的性格，需要勇气，需要压抑心中的愤恨，色情片就是我的兵役”，其中充斥着“暴力且艰难的情况，个人形象被完全碾碎，被还原为虚无”。但在舞台上，她的身体属于她自己，她掌控着它，用一种既波动又断促的肢体语言将其展现。

1979, 年，马克·奥 (Marc O', 1927-2025) 和热内维耶芙·埃尔韦 (Geneviève Hervé) 将摇滚歌剧《Flash Rouge》的主角交给了年轻的凯瑟琳·林格，并招募了一名替代吉他手弗雷德里克·奇钦 (Frédéric Chichin)，后者刚因涉毒被监禁在弗雷讷监狱（马恩河谷省）后出狱。这个男孩 1954, 年出生于克利希（上塞纳省），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奥弗涅和意大利血统。他的父亲让-路易·奇钦 (Jean-Louis Chichin) 是一位共产主义画家，于 1962 年创办了《电影之镜》(Miroir du cinéma) 杂志。与凯瑟琳·林格的相遇是决定性的，是业力之遇。随后，他们共同居住在巴黎东部，组成了一对稳固的伴侣，并育有三个孩子。

两人共同雕琢歌词，“捣鼓机器”，发明了家庭工作室，所有事情都一起完成。很快，蜜苏科组合 (Rita Mitsouko) 组建完成，并在 Gibus 俱乐部举办了首场演唱会。凯瑟琳的父亲在灯笼

1957年10月18日 出生于叙雷讷（上塞纳省） 1979年 结识弗雷德·奇钦，两人共同组成了后来的蜜苏科组合 (Rita Mitsouko) 1984年 发行专辑《Rita Mitsouko》，包含曲目《Marcia baila》 1986年 发行专辑《The No Comprendo》，包含曲目《Andy》和《Les Histoires d'A.》 1988年 与马克·拉沃恩合作歌曲《Qu'est-ce que t'es belle》 2007年 弗雷德·奇钦逝世 2011年 发行首张个人专辑《Ring'n Roll》 14 SEPTEMBRE 2026 逝世于巴黎

在那个只崇尚图形调色板和3D技术的时代，现场表演具有一种魔力。

凯瑟琳·林格始终为自己的私生活划定界限，对于任何关于其情感和家庭生活的询问，她都保持着一种截然的、近乎惊恐的距离感。她经常重复说，关于她生活的所有需要被讲述的内容，都已经写在她的歌曲里了。舞者马西亚、她的男人、欲望、生命力，还有她的父亲萨姆·林格（Sam Ringer）。萨姆是一名波兰犹太人，在经历了从奥斯威辛到特雷津纳等“九个集中营”的五年监禁后，于1945.年被苏联军队解救，随后来到巴黎学习美术。在 1980, 年初入籍法国，萨姆·林格启发了那首欢快且富有律动感的《Petit Train》（“小火车在乡间穿行 / 来来回回 / 继续前行 / 蜿蜒曲折”），该曲收录于 1988, 年发行的专辑《Marc & Robert》中。同年，她与马克·拉沃恩合作了一首不可或缺的浪漫歌曲《Qu'est-ce que t'es belle》。

28 avril 2011. 萨缪尔·基尔森鲍姆（SAMUEL KIRSZENBAUM）为《世界报》撰写

凯瑟琳·林格是她自身欲望的诠释者。她是独一无二的。她像蝴蝶一样轻盈跳跃。1995, 年，在刚刚结束一场高强度、狂热且充满节日气氛的“Système D Tour”巡演后，她在巴黎音乐城停留了两天，与爵士手风琴手理查德·加利亚诺（Richard Galliano）共同举办了一场“艾迪特·皮亚芙”独唱会。在皮亚芙的标准曲目中，她穿插了滚石乐队的《Heaven》、由利奥·费雷（Léo Ferré）谱曲的兰波诗作《Les Assis》，以及卡埃塔诺·费洛索（Caetano Veloso）和查尔斯·特雷内（Charles Trenet）的作品。林格用一种难以界定的口音和波动起伏的语调进行吟唱。

2002, 年，她在巴黎夏约宫剧院出演阿尔弗雷多·阿里亚斯（Alfredo Arias）的《Concha Bonita》，重拾其戏剧背景。巡演

蜜苏科组合的演出接踵而至。2007, 年4月，该组合庆祝了 La Cigale 剧院成立 20 年，这家巴黎剧院是由他们在 1987. 年参与开幕的。蜜苏科组合以及凯瑟琳·林格在友谊方面有着传奇般的忠诚。他们与那不勒斯好友、演员、导演兼歌手毛罗·乔亚（Mauro Gioia）共同构思了一场向尼诺·罗塔（Nino Rota）致敬的独唱会。在弗雷德·奇钦逝世后，凯瑟琳·林格接手了该项目，并于 2008, 年出版了《Rendez-vous chez Nino Rota》。

地下河流

2013年，她与电子探戈组合Gotan Project的两名创始人爱德华多·马卡罗夫（Eduardo Makaroff）和克里斯托夫·H·米勒（Christophe H. Müller）合作。他们共同构思了Plaza Francia项目，并由此诞生了专辑《A New Tango Song Book》。“她拥有那种与探戈相得益彰的法式俏皮，”爱德华多·马卡罗夫向《世界报》解释道，“她会被歌词和副歌所打动。因此，我们开始为她创作。”这对于一名表演者来说是一种特权。林格在其中乐在其中，翻唱了阿斯托尔·皮亚佐拉（Astor Piazzolla，1921-1992）的《Libertango》。

人们喜爱林格，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明显的逻辑。她创造了地下河流。她热爱自嘲。她演唱《Starmania》。她有时会吹口哨，这对嗓音有好处。她避开权贵，在如此丰富的艺术产出中，她不愿让蜜苏科组合（Rita Mitsouko）的能量就此消亡。2008年，她将共同举办的“Variéty Tour”更名为“凯瑟琳·林格演唱蜜苏科组合及更多（Catherine Ringer chante les Rita Mitsouko and more）”。而这个“更多”则是她的个人兴致，比如由米娜（Mina）创作的意大利经典歌曲《L'Importante è finire》，或是Mink DeVille乐队的《Venus of Avenue D》。

2011年，她创作了首张个人专辑《Ring n'Roll》，由大卫·鲍伊的合作伙伴马克·普拉蒂（Mark Plati）以及说唱团体武当帮（Wu-Tang Clan）成员RZA共同制作。为了清算悲伤，她借用了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曾被电影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Lucino Visconti）用于电影《威尼斯之死》。她填入的词句——“你的脸庞，你的双手，还有你的胸膛……”——是写给不在场的人的。这首歌名为《Malheur》。2017年，她发行了第二张录音室专辑《Chroniques et Fantaisies》。

2025年10月，在蓬皮杜中心因装修关闭前夕，这位“女王”凯瑟琳在波堡（Beaubourg）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她的唱片公司Because Music（也是Christine and The Queens或Justice的唱片公司）抓住这个机会庆祝其成立20周年。博物馆在展品撤离后显得空旷，被一群出生在1980年代之后的年轻人占据。他们对蜜苏科组合了如指掌。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是法式摇滚的高潮。她在Family Affair乐队的陪伴下占据整个空间，该乐队由她的儿子劳尔·奇钦（Raoul Chichin）领导，自父亲去世后，劳尔一直陪伴她登台。在演出结束时，她带着一丝冷淡地说道，这种令人不安的距离感本可以演变成一个长久的拥抱：“我选他是因为他很优秀……否则……”

凯瑟琳·林格曾在法国巡演一部名为《生活的色情》（L'Erotisme de vivre）的音乐朗诵剧，该剧于2021年创作，旨在支持巴黎的雨歇特剧院（Théâtre de la Huchette）。在毛罗·乔亚（Mauro Gioia）的导演下，她在其中揭示了女诗人爱丽丝·门德尔森（Alice Mendelson，1925-2025）的文字。今年6月，她因“声带问题”不得不取消前往巴黎诗歌之家的行程，而她的嗓音此前从未遇到过障碍。

维罗妮克·莫泰涅（VÉRONIQUE MORTAIGNE）

丁托雷托：迅捷而精湛的笔触

威尼斯大师的三十余幅绘画与素描作品在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展出

展览

《苏珊娜与长老们》（约 1555-1556 年），丁托雷托作。艺术史博物馆 / 绘画馆

对于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只需少量作品便足以证明其伟大。在巴黎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中，丁托雷托的绘画和素描作品仅有三十余件，但这已足够证明雅各波·罗布斯蒂（1518 / 1519-1594）——因其父亲的职业而被昵称为“丁托雷托”（意为“小染工”）——属于这一艺术贵族阶层。此次展览并非回顾展，因为考虑到他在圣罗科大 confraternity（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创作的杰作，以及为教堂和总督府创作的其他大型宗教系列作品都无法离开意大利威尼斯，回顾展本就无法实现。因此，本次展览是通过法国和意大利博物馆的借展而搭建而成的一部选集。

如果展览时间更长，且《被伏尔甘惊扰的玛尔斯与维纳斯》（约 1551-1552 年或 1555 年）能从德国慕尼黑借展而来，人们也不会抱怨。如果能增加第二个素描展厅就更好了，因为在纸上创作时，丁托雷托的力量足以媲美米开朗基罗（1475-1564）。但即便如此，目前的展览仍成功地让观众同时感受到让该艺术家成名的旋转式精湛技艺，以及隐藏在这种技艺之下、更为复杂的东西。

关于他的名声：他被认为是一位作画速度极快、远超常规的画家，并完善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迅捷”（prestezza）在同时代的人看来，要么是巨大的优点，要么是严重的缺陷；而艺术史也效仿了这种观点，往往将其对丁托雷托的认知简化为这一点。所谓的“迅捷”，是指在高速创作中的从容。他使用油画颜料就像使用水彩一样。他通过保留可见的线条来勾勒身体或任何其他元素的主导线。他的创作方式倾向于“示意”而非“模仿”。因此，他让人们赞赏的是那种直击本质、动作精准且掌控完美的笔触。

具有深意的双手

然而，丁托雷托并未止步于这些省略式的线条。色彩对比和光影效果足够强烈，使得观众无需画家深入细节即可理解。在卡昂美术馆收藏的《十字架降身》（创作于 1550 年代下半叶）的前景中，仰面跌倒的圣母在呐喊着痛苦。近看时，她的面孔简化为张开的嘴巴和闭上的眼睛所留下的阴影，鼻子几乎没有痕迹。但这个浅赭色的椭圆体积被一块面纱环绕，面纱深邃的蓝色与某种罩衫同样深邃的红色，以及支撑圣母的年轻女性衣服的白色形成了碰撞。在几步之外观察，这个头部便呈现出一种雕塑般的厚重感。痛苦体现在裙子蓝色布料下可见的腿部紧绷感中，这种蓝色与面纱的颜色一致。沿着木制十字架干涸的血迹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痛苦。由于丁托雷托在这些绯红色血迹附近布置了绣有彩色丝线的蓝色布料（作为基督身体的裹尸布），这些血迹显得更加醒目。因此，关键不在于丁托雷托作画是否迅速，而在于衡量什么样的色彩逻辑在组织作品并强化其表达。

这种表达既取决于出人意料元素的丰富程度

“Prestezza”即是高速创作时的流畅感。他运用油画颜料，宛如在画水彩一般

他将这些元素引入每一幅画布，使其变得更加浓密、更耐人寻味、更具生命力。在肖像画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没有任何细节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面容，显然如此，还是衣着，亦或是寡妇手指上的婚戒，以及双手的姿态。

其中一幅约创作于 1550 年的男性肖像，来自英国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是一幅以黑色为主调的构图。光线集中在面部和双手。然而，向后转的左手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弯曲，仿佛在抓握某个并不存在于画中的物体。类似的古怪之处也可见于提香（1488-1576）的作品中，提香与委罗内塞（1528-1588）是丁托列托两位伟大的威尼斯同代艺术家。

在大型构图中，更有许多细节可寻。虽然这些宗教题材的画布凭借其整体效果、明暗对比的戏剧性，以及当然还有那份“prestezza”而脱颖而出，但它们同样值得近距离观察。为意大利维琴察的一座礼拜堂创作于 1547 年至 1549 年间的《圣奥古斯丁的奇迹》，描绘了圣人在雷雨云背景下漂浮，为朝圣者带来治愈，据称这一奇迹发生在 912 年的意大利北部。但在构图的前景到背景之间，聚集着大量盲人、残疾人和瘫痪者。丁托列托通过他们的姿态，以及拐杖或简陋辅助器具的存在，精准地刻画了他们的病痛。

在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完整的写实。丁托列托画的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一家救济院或隔离病院。他利用圣经或神话题材，同样清晰地描绘了男性的贪欲、其暴力性及其后果——女性身体的交易。在《达那厄》（约 1570 年）中，很难相信这只是巧合：这位阿格斯公主被化身为金雨的宙斯所占有，金币沿着她的腹部和大腿向私处滑动，而女仆则在围裙里收集杜卡特金币。这里对威尼斯高级妓女的暗示十分明确。

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来自维也纳的《苏珊娜与长老》（约 1555-1556 年）中——仅此一幅画就足以让人们专程前往参观——背景中出现了一头雄鹿，象征着男性力量；树上则有一只喜鹊，众所周知，喜鹊无法抵御闪亮之物的诱惑。丁托列托本可以不在这个关于窥淫的故事中加入这些元素，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为故事增添了道德寓意。

为了结束此次展览行程，馆方增加了 19 世纪法国画家的作品，他们曾对这位威尼斯大师表现出浓厚兴趣。马奈（1832-1883）对卢浮宫收藏的丁托列托《自画像》（1588 年）的临摹作品，缺失了老大师那种认命的沉稳—— 70 岁的他审视自己，预感到生命将近，以至于他在自己的面孔下方开始绘制一颗头骨。

另一组严苛的对比将丁托列托的两个版本与德拉克罗瓦 1835 年的《十字架降下》和《十字架上的基督》相对照。一方面是形式简化与色彩张力带来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人物、细节和无用符号的混乱堆砌。唯有塞尚（1839-1906）在绘画的狂醉中通过了考验。与丁托列托比试，风险极高。

菲利普·达让 (PHILIPPE DAGEN)

“永恒的丁托列托”展，巴黎 8 区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展出至 2027 年 1 月 24 日。

阿里·巴尼萨德尔与古斯塔夫·莫罗：两位游离于流派之外的画家

这位伊朗艺术家在巴黎的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展出作品，与这位 19 世纪画家的画布相对而展，同时也在塔德乌斯·罗帕克画廊展出。

艺术

阿里·巴尼萨德尔（Ali Banisadr）在曾是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 1826-1898）工作室、现已成为博物馆的建筑中走动，该馆位于巴黎第 9 区。这位 1976 年出生于德黑兰、自 2000 年起定居纽约的画家在这里做什么？他正在检查自己选择与莫罗作品共同展出的作品陈列：包括绘画、粉彩、素描，以及其创作中的新尝试——雕塑。博物馆邀请他在此进行创作介入，同时他在首都第 3 区的塔德乌斯·罗帕克画廊同步展出。

这两场展览统一在同一个标题《护身符》（Talisman）之下，这也是其中一幅画布的名称。这幅画从远处就能吸引目光，但却无法用语言描述。一个人类或神性的生物位于中心，头朝下，被一圈白绿相间的光环围绕。还有其他拟人化的生物，以幽灵或碎片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让人联想到鸟类，此外还有各种符号、曲线和色彩鲜艳的斑点。另一幅大尺寸画布《烟雾与镜子》（Fumée et Miroirs），以及尺寸较小的《可怕之美》（Terrible beauté）或《残余》（Résidus）也是如此。青铜雕塑被命名为《独眼巨人》（Cyclope）、《炼金术士》（L'Alchimiste）或《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后者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传奇国王，其《史诗》是巴尼萨德尔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许多其他神话元素也出现在作品中，有时仅能隐约察觉。

魔幻艺术

他表示自己“一直以来”就了解古斯塔夫·莫罗，“因为他是那种不属于任何‘主义’的艺术家。他做他想做的事，而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这类艺术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因为他的作品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无法被归入任何流派或时尚。阿里·巴尼萨德尔继续说道：“我不能说他启发了我，但我能在他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除了对交织或叠加形式的扩散以及对浓烈、有时甚至是粗犷色彩的共同偏好外，他们的绘画在风格上确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感兴趣的是看他如何编排作品。作品由来自各处的碎片组成，因为他的目光投向所有方向，没有限制：莫卧儿绘画、波斯细密画、其他文化的符号，远超人们认为他应该关注的范围。当然，他了解欧洲绘画传统，但他也对所有其他文化充满好奇。”

巴尼萨德尔将莫罗的画布定义为花瓶。“作品是一个包含许多东西的容器。这里没有等级之分，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形象和符号。它们共同发挥作用。问题是：它传达了什么？如何传达？它在视觉上是否起作用？形象和符号是否被重新赋予了能量？”当有人指出这种“能量”（charge）的概念在魔幻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时，他表示赞同，并引用了他最近阅读的一本书——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于 1957 年出版、但直到 2024 年才被翻译成英文的《魔幻艺术》（L'Art magique）。在这本书中，这位诗人汇集了所有文明的作品，从史前到现代，涵盖西方和非西方，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在他看来，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具有心理暗示的力量，以及激发梦境的能力。被布勒东的当代人所忽视的莫罗，在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巴尼萨德尔用一句话对此进行了证明：“莫罗和高更一样，拥有魔幻之眼。”这句话似乎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PH. D.

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 位于巴黎第 9 区。展至 12 月 7 日。 塔德乌斯·罗帕克画廊， 位于巴黎第 3 区。展至 10 月 10 日。

巴塔巴斯与他的马查尔在“奇特对话”中

从10月2日起，这位艺术家将演出《傲慢之马的坟墓》。这是他作为骑手最后一次登场。

报道

6月的欧伯维利耶（塞纳-圣但尼省）。阳光灿烂，但尚未像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那样灼人。我们来到了让-若雷斯大道176号。这是一个传奇地址：1989年，巴塔巴斯在此停放他的马车，将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的这里变成了他的大本营，而在此四年前，他创立了自己的津加罗（Zingaro）马术剧院。“Zingar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吉普赛人”，也是他那匹于1998年去世的马的名字，他曾通过演出《三联画》（Triptyk）向其表达了令人心碎的致敬。

同样是在这里，他的马匹和伙伴们——仅举几例，如Horizonte、Le Caravage、Quixote或Vinaigre——通过从《奇美拉》（Chimère）到《日食》（Eclipse）、从《灵魂之出》（Ex Anima）到《乌鸦赞美诗》（Cantiques du corbeau），以及《Loungta》和《Darshan》等马术歌舞剧和歌剧，在观众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他约我们在那里观看《傲慢之马的坟墓》的排练，该剧将于10月2日起上演。

但今天的欧伯维利耶堡垒十分安静。巴塔巴斯的最新创作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困惑。这里早已没有了40匹马占据整个空间的喧嚣，因为现在只剩下几匹。也远离了早期演出的嘈杂与狂热。这里笼罩在一种如大教堂般的静谧之中。

2020年，巴塔巴斯曾想导演他们之间的“无声对话”：“我想展示仅仅是对工作的虔诚、对艺术的追求、对马的倾听，如何能激发出一种普世的情感。”遗憾的是，新冠疫情改变了计划。如今，为了陪伴这场“奇特对话”，巴塔巴斯思考了音乐和文字的必要性。他甚至考虑过只让观众看到和听到他的马。

因为在巴塔巴斯的王国里，存在着某种神圣之物。那些曾在津加罗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进入这里，就意味着要遵守沉默之誓。或许是因为沉默能让人倾听这个王国真正的主宰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是马教会了我倾听，”巴塔巴斯坦言。他正在这里准备他以及他的马查尔（Tzar）最后一次登场——他在夏季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了观众。

最终，他将与吕西尔·布朗热（Lucile Boulanger）共同登台，后者将用古大提琴演奏让·德·圣-科隆布、马兰·马雷、尼古拉斯·霍特曼和菲利普·埃桑的作品，延续“坟墓”（tombeau）的精神——这是一种为挚爱之人创作的音乐形式。此外，他还将朗读其著作《从一匹马到另一匹马》（D'un cheval l'autre，伽利玛出版社，2020年）以及《傲慢之马的坟墓》（诗集，将于2027年初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部分片段。

2022年的巴塔巴斯与他的马查尔。摄影：ALFONS ALT

在马场里，巴塔巴斯借助一个梯子爬上查尔（肩高1.95米），他对这匹马一见钟情。“远看，它像一匹古老的纯血马，就像英国版画里的那样；近看，它像一只黑色且细长的长颈鹿，”他在《从一匹马到另一匹马》中写道。查尔在幼马时期的一次牧场事故中肩部骨折。“这种残疾让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友谊，”这位在一次轻便摩托车事故后险些被截肢的人说道。

空灵，神圣

看着他们前行，一个披着乌木色的马衣，另一个全身黑衣，仿佛融为一体。他们以慢步——“所有步法之母”——静静行走，这种静谧是“那些渴望学习之人的姿态”。在马背上无需言语。于是，一场仿佛没有手脚参与的芭蕾开始了，因为在巴塔巴斯（Bartabas）这里，没有任何动作，除非，大概是臀部上增加的几克压力，从而引导马匹向左开始快步。仅持续几个步幅。随后回到慢步。缰绳放长。轻抚。

“在马背上，我们是提出建议，而不是强加意志，”他说，“马回应你的方式——无论慷慨与否——都能告诉你它的状态，以及你可以要求什么、要求到什么程度。我的老师不多，但有一位来自隆尚（Long-champ）的老大师保罗·普尔辛（Paul Poursin），他常说：‘优秀的驯马师，是知道何时要求，何时奖励的人。’最理想的情况甚至是在马匹理解了你的要求、且在它执行之前就给予奖励：这就是这次新尝试的核心所在。我想展示我工作的本质，而非结果。”

旨在让人们感受而非证明。旨在触动而非惊艳。这是一场严苛且每日重复的追求：“面对演员，你可以重新开始，重复，再次排练场景。但面对马，工作时间非常短，因此必须分析每一次训练。”他透露，例如，“今天我想，之前让它快步走也许是个愚蠢的决定：它当时已经急于结束了”。巴塔巴斯邀请人们进入他们交流的私密空间，这并非一场壮观的表演，而是一次冒险。随后再次出发：舌尖轻唤，快步换腿。训练开始时略显僵硬的察尔（Tzar）突然凝聚起精神，变得年轻了。变得空灵，神圣。

“与马相处是一种交流：它强迫你像质疑它一样质疑你自己。我们学习倾听彼此：这始终是相互的，”巴塔巴斯随后在他的房车里说道。他放松下来，坦言道：“其实我很喜欢和记者聊天。这就像一种精神分析，能让人精炼并重新调整很多事情！”

“因此，当察尔进行‘西班牙步’（passage，一种节奏感极强且格外庄重的快步）时，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只能感觉到它在强调这个动作：仅此而已。一切都将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像在细线上行走，纤细且敏感。而且必须接受它有些日子状态不佳的事实……”对于“进步”这个词，他更倾向于使用“探索”。“驯马，就是寻找一种共同的语法并不断精炼。”

这也是回归他热情与工作的原点。是回想起孩提时代的自己，作为助手，满怀钦佩地看着保罗·德·隆尚的训练课：

“这种无言的对话让我着迷，也许这也是我想呈现的东西。让观众进入我小时候的那种状态，并为其中一些人点燃这团火焰。”在分别之时，我们最后一次观察他们两人。像每次训练结束后一样，巴塔巴斯为察尔冲洗，然后踮起脚尖给它喂几块切好的胡萝卜。我们也踮起脚尖悄悄离开，让他们在平静中继续交谈。

艾米莉·格兰热雷（ÉMILIE GRANGERAY）

《傲慢之马的坟冢》（Tombeau pour un cheval d'orgueil），巴塔巴斯作品。10月2日至12月31日在位于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塞纳-圣但尼省）的津加罗马术剧院（Théâtre équestre Zingaro）上演。7岁起可观看。《向下的一举》（Un geste vers le bas），致力于记录他与编舞家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相遇与交流（伽利玛出版社），10月8日出版。

《鹿之鸣》：升级版第 2 季

最长动物直播节目回归，共计 510 小时直播，在社交网络和 YouTube 上同步播出

直播

注意！“随时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句充满自嘲的口号伴随着《鹿之鸣》（Le Brame du cerf）自 7 日起回归。这是电视史上最长的动物直播节目，持续时间长达 3 周。也就是说，在 510 小时的时间里，十台固定摄像机被安置在法兰西岛大区的一片森林中（选址于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区域），进行 24 小时全天候拍摄。

屏幕上，水池、水沟、林地的画面交替出现，展现出一群漫步的鸭子，传出风的声音，直到迎来高潮：发情季节鹿群标志性的鸣叫。在第一季一年前取得成功后，第 2 季的推出成为了必然。第一季在 France.tv 上获得了 400 000 次连接，在社交网络（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TikTok）上则达到了 135 万 次。这一成功令制作方 Eden 和播出方 France.tv 都感到惊讶，该概念由区域频道 ICI（原法国 3 台）巴黎-法兰西岛大区站提出。“我们预料到会有好奇心驱动的成功，但没想到会如此狂热，”该节目发起方的区域频道内容总监马克·德利·埃斯波斯蒂（Marc Degli Esposti）向《世界报》确认。他也是这句口号的创造者。这位弗拉基米尔·扬凯莱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 1903-1985, “几乎不存在”概念的提出者）和“陌生人”（Les Inconnus）组合的粉丝，在意识到自己看到落叶或小野猪经过都会感到欣喜时，想到了改编该喜剧组合的一个段子——在那个段子中，三位幽默演员模仿《星际迷航》系列，不断重复：“注意！什么都没有发生。”

更高性能的摄像机 然而，在法国，这种“慢电视”（slow télé）仍需进一步争取观众，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同——在瑞典，每年春天有数百万观众关注驼鹿的迁徙。

为此，导演尼古拉斯·萨莱（Nicolas Sallé）精心提升了图像质量和构图。他使用了性能更强的摄像机，且数量增加，以便在更大规模的新区域覆盖更多地点，并提供更多样化的物种——人们期待能看到麝鼠。光伏面板的安装将人类的出入降至最低，因为人类留下的气味会惊走动物。另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变化是：由于热浪影响，拍摄时间比 2025 年提前了一周开始。

至于马克·德利·埃斯波斯蒂，他则对音频的改善尤为敏感，这让他能在晚上在“森林的声音”中入睡。他推荐这种体验，而 YouTube、TikTok 的多种分发形式以及 WhatsApp 提醒让这一切变得更加便捷。此外，每天早晨还会推出一段专家与记者莱亚·雅凯（Léa Jacquet）之间的访谈播客。

该团队希望吸引更年轻的观众，他们习惯于观看 Netflix，但也喜欢无所事事地放松。马克·德利·埃斯波斯蒂承认：“在这里，我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但有一个例外：强制播放的广告引起了不满，社交网络上的评论证明了这一点。成功的代价是，为了防止好奇者破坏生态平衡，拍摄地点不予公开。“如果我们明显发现人流量过大，我们会考虑重新规划。或者不规划，尽管明年的计划尚未敲定。”

卡特琳·帕卡里（CATHERINE PACARY）

《鹿之鸣》第 2 季，尼古拉斯·萨莱（Nicolas Srallé）执导。截至 9 月 28 日在 France.tv 持续播出。每天 17 h 58 至 23 h 59. 在 YouTube 直播。回放将在 France.tv 持续至 2050 年 12 月 31 日。

在蒙特利尔，街头巷尾皆是舞蹈

“街区舞蹈”活动在十余个地点为所有路人提供开放式演出

« L'Inconsistance »，由伊朗双人组 Vatchik Danse 演出，于 9 月 11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阿特沃特市场（Atwater Market）上演。摄影：MELIKA DEZ

报道

蒙特利尔（加拿大）

舞动城市。它的广场、小公园，以及那些进入难度不一的角落与缝隙。舞动街道。无论地形、无论沥青路面，面对高低起伏与打滑，面对坑洼与凸起。这要求舞者具备极高的柔韧性，并能迅速将动作适应于一个不舒适且残酷、毫无情面的环境。在艰苦中起舞，从都市的粗粝中迸发出火花，在路人的目光中捕捉惊愕的闪现——那些在奔波中停下脚步的人，突然被一种抓住他们的流畅感所吸引。

这种在户外进行编舞动作的艺术选择，是“街区舞蹈节”（Festival Quartiers Danses, FQD）的核心。该节日目前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十余个地点举行，将持续至 9 月 19 日。FQD 致力于公共空间，同时设有剧场节目，人们可以在其中欣赏到 Liam Francis 的《Lyre Liar》（该剧将于 11 月在巴黎上演）。FQD 由 Rafik Hubert Sabbagh 创立。“我们最初是在西蒙-瓦洛瓦广场（place Simon-Valois）用一辆卡车开始的，”这位即将完成第 24 届活动并庆祝最后一个赛季后交棒的创始人解释道，“当我构思这次活动时，并不是为了在蒙特利尔的文化日历中增加一个项目。我设计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没有钱的人，能够通过舞蹈接触到文化。”

这位冒险之人的梦想背景是“巴黎夏季街区节”（Paris Quartier d'été）。该活动创建于 1990 年，2017 年更名为“巴黎之夏”（Paris l'été），在法兰西岛大区的不同空间展开，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在近距离编舞艺术上的追求。“起初，有些人带着一丝轻蔑谈论‘街区’，认为我分散了精力，”他回忆道，“而今天，人们谈论的是这次活动的包容性。舞蹈必须走出围墙，属于那些认为自己不了解舞蹈、却突然在街道或公园转角处发现它的人。”

前提是天气条件允许。FQD 团队每天都紧盯着天气预报，望着天空祈祷。“我们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取消演出，因为我们真心希望表演能够举行，”负责物流的 Caroline Beaudry 解释道。9 月 9 日星期三，由于一场大雨导致热闹的表演区——节日广场（place des Festivals）变得无法使用且危险，开幕式被迫取消。“我安排在户外演出的都是年轻艺术家，”Rafik Hubert Sabbagh 评论道，“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跳舞，即使没有观众，即使面临受伤的风险……”

渴望较量

幸运的是，两天后的 9 月 11 日星期五，在阿特沃特市场，阳光再次眷顾。这座历史悠久的法定保护市场位于蒙特利尔西南部，距离市中心开车 15 分钟，始建于 1933 年，聚集了当地生产者和众多小酒馆。在成排的植物之间

“舞蹈必须走出其围墙，属于那些认为自己不了解它的人” —— 艺术节创始人 RAFIK HUBERT SABBAGH

在绿植与水果摊之间，团队在停车场搭建了临时总部。正值中午。现场有两名技术人员在工作。一辆卡车被用作化妆间。一把红色的遮阳伞遮盖着音响设备。一张舞蹈地毯被胶带固定在地面上。一条 FQD 的广告横幅因风力而垂落。

观众中包括十余位国际发行商，以及该区区长 薇罗妮克·富尼耶（Véronique Fournier），她自该活动创办以来一直提供补贴，并强调了其“分享与变革”的价值。蒙特利尔共有 19 个区，FQD 每个季度会与其中三四个区合作。三场表演接连上演，成功吸引了路人的目光。“这是蒙特利尔的新一代，”有人向我们低声透露。一支由嘻哈舞者组成的三人组表现大胆，其中编舞师 梅里莎·马丁（Mélissa Martin）在此推出了她的首部作品，名为《Bordélique》，通过展现特技研究而大放异彩。表演者 Lamont 同样在动作与声音之间展现出强烈的对抗欲望，她致力于 queer 社群，在她的独舞作品《nodus tollens》中全身心地投入律动。

相比之下，由伊朗人 纳西姆·卢蒂杰（Nasim Lootij）和 基亚萨·纳泽兰（Kiasa Nazeran）组成的 Vâtchik Danse 双人组则凭借戏剧张力呈现了作品《L'Inconsistance》——在这样一个视听极易被周围环境干扰的波动语境中，这无疑是一项挑战。“由于伊朗人在其国内面临表达困难，我们决定支持这家舞团两年时间，”编舞师 宝琳·热尔韦（Pauline Gervais）表示。

仅凭一条被风吹起的白色纸质横幅，纳西姆·卢蒂杰和基亚萨·纳泽兰就将观众带入了一场克制且具有参与感的、反对所有独裁政权的舞蹈剧场。希特勒和霍梅尼的声音在现场响起。“在户外演出我们的作品，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作品与‘真正’对话者——即广大公民——之间的关系，并直接向他们提出问题：‘这种让我们屈从于空洞言论的倾向究竟源自何处？’”纳西姆·卢蒂杰坦言。

游客人群

这种编舞方案的多样性凸显了该艺术节在美学上的开放性，并带来了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创作必须具有可及性且面向大众，”拉菲克·休伯特·萨巴格（Rafik Hubert Sabbagh）强调，他在24年间占据了蒙特利尔的70个场地。“每年我们都会尝试一个新地点，而不知道观众是否会加入我们，”卡罗琳·博德里（Caroline Beaudry）表示。

表演者 拉蒙特（Lamont）致力于 服务于 酷儿群体， 在她的独舞 《nodus tollens》中 全身心地投入

此次活动首次进驻“村庄”（le Village），这里长期以来被称为“同性恋村”。9月12日周六15时30分，定居蒙特利尔的几内亚艺术家阿里·凯塔（Aly Keita）带来了《随曼登节奏起舞》（Danser au rythme du Manden），这是一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的独舞，该作品获得了蒙特利尔艺术委员会在2025年颁发的旨在表彰舞蹈实践多样性的“Envol”奖。观众人数逐渐增加，他们参与了表演后的工作坊。

位于旧蒙特利尔的亚姆广场（place d'Armes）由于人流量极大，更容易吸引人群并产生凝聚力，是该艺术节最青睐的聚集地之一。9月13日周日，在排队参观圣母大教堂的游客人群面前，嘻哈舞成为了主角。来自温哥华的编舞师普尼特（Punit）和迈克尔·巴布拉尔（Michael Baboolal）以其亲切且细腻的默契温和地带动气氛，而习惯于街头舞蹈的蒙特利尔舞团 Molokhia Squad 则以稳健且坚定的地板舞（break）牢牢吸引了观众。

“街头永远是一个挑战，”Molokhia Squad 的两名表演者坦言，“观众不像在剧院里那样是被动留下的。如果他们喜欢演出，就会留下；否则，他们会在不打扰任何人的情况下离开。我们喜欢观众的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正是 FQD 以勇气和谦逊所培育的，它在一把小遮阳伞下，涵盖了对新一代创作者的支持、艺术的民主化以及文化旅游。

罗西塔·布瓦索（ROSITA BOISSEAU）

《寡妇湾》在艾美奖中大获全胜

这场通常被视为电视界“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为这部恐怖剧集加冕

尽管关于类别（正剧还是喜剧？）的争论屡见不鲜——如今大多数剧集都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折中风格——且人们始终担心演讲失控或笑话冷场，但艾美奖仍于9月14日周一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的孔雀剧院（Peacock Theater）落下帷幕。此次颁奖礼刷新了多项纪录，其获奖名单品味极佳，证明了尽管数量有所下降，但美国电视制作依然保持着高水准。

今年的颁奖礼由 NBC 频道转播，主持人是玛丽斯卡·哈吉泰（Mariska Hargitay）。她并非出身于脱口秀或深夜节目，而是纯正的电视网出身，因为她是《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New York, unité spéciale）的明星之一。这位女演员在主持过程中不忘提醒观众，她是15年来首位主持艾美奖的女性。在近三小时的典礼中，活动亮点包括向分别于1月和8月去世的凯瑟琳·奥哈拉（Catherine O'Hara）和多莉·帕顿（Dolly Parton）致敬，以及庆祝《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contre les vampires）播出30周年和《查理的天使》（Drôles de dames）诞生50周年。

厌世反乌托邦

作为时代标志，Apple TV 在周一晚间以 19 项提名领先，而 HBO 为 16 项。作为当晚的大热门，《寡妇湾》（Widow's Bay）此前已在单独举行的艾美奖“技术类”颁奖礼上斩获多座小奖杯。此次它再次几乎横扫所有奖项，打破了单部剧集获得奖项数量最多的纪录（14 项）。

这部由 Apple TV 出品的恐怖喜剧讲述了一位新英格兰地区的市长努力吸引游客前往其据称闹鬼的岛屿，该剧赢得了最佳喜剧剧集奖。威尔士演员马修·里斯（Matthew Rhys）被评为最佳喜剧剧集男主角，斯蒂芬·鲁特（Stephen Root，他在该类别中击败了因《缩减》（Shrinking）获得提名的哈里森·福特）和凯特·奥弗林（Kate O'Flynn）则分别获得最佳男配角和女配角奖。《寡妇湾》的创作者凯蒂·迪波尔德（Katie Dippold）获得了最佳剧本奖。这部 Apple TV 的剧集击败了旨在为其最后一季而战的《黑客》（Hacks），不过后者仍为其 75 岁的主演珍·斯马特（Jean Smart）赢得了一项新的最佳喜剧女主角奖——这已经是她的第八座艾美奖奖杯。

在剧情剧方面，由文斯·吉利根（Vince Gilligan）创作的惊人厌世反乌托邦剧集《普鲁里布斯》（Pluribus）讲述了一场外星人入侵导致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大脑的故事，但它未能击败医疗剧《匹兹堡》（The Pitt），后者连续第二年赢得该类别的艾美奖。这部由 R. 斯科特·格米尔（R. Scott Gemmill）和约翰·威尔斯（John Wells）为 HBO 创作的剧集是《急诊室的故事》（Urgences）的继承者，由诺亚·怀尔（Noah Wyle）等人主演，探讨了堕胎、疫苗接种、美国移民局（ICE）突击搜查以及枪支暴力等敏感话题。

马修·里斯的胜利

如果诺亚·怀尔像 2025, 年那样，凭借在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中担任急诊科主任的角色再次获得奖杯，那么里亚·西霍恩（Rhea Seehorn）依然在《普鲁里布斯》的最佳女主角类别中胜出。这位在《绝命律师》（Better Call Saul，她曾因此剧两次获得提名）中被发掘的演员首次获得艾美奖。至于文斯·吉利根，他则凭借最佳剧本奖（同样是《普鲁里布斯》）获得慰藉。

最佳限定剧奖（一个包含选集剧和电视电影的声望类别）今年授予了 HBO 出品的《DTF 圣路易斯》（DTF St. Louis）。该剧基调独特，在郊区生活的枯燥与压抑冲动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位天气预报员与其手语翻译之间建立的奇异亲密关系。

马修·里斯今年凭借《寡妇湾》和《我心中的野兽》（The Beast in Me，Netflix）获得两次提名，他同样在最佳限定剧男主角类别中击败了竞争对手，使他成为首位在同一场颁奖礼上获得两项最佳男主角奖的提名者。对于这位近年来频繁出现在荧幕上的前《美国谍战》（The Americans）明星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最后，79 岁的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凭借在 Netflix 电影《非凡亮眼的生物》（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中的角色，成为了该类别年龄最大的获胜者，引发了全场起立鼓掌。

奥德雷·富尼耶（AUDREY FOURNIER）

播客中的时事焦点

https: / podcasts.lemonde.fr / lheure-du-monde

被 MI5 特工欺骗的女性活动人士的疯狂调查

该系列讲述了女性们揭露其伴侣真面目的斗争

纪录片剧集

她们是五名英国年轻女性，从未想过自己会变成自己生活的侦探。“他们低估了我们的智力。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们能够追踪他们的线索并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他们以为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在他们看来，我们只是棋子。”尽管勇敢，但恐惧依然存在，其中三人选择在屏幕上通过伪装出镜。戴上假发，化上妆，使用化名，“莉莎”、“艾莉森”和“娜奥米”仅掩盖了部分身份，在镜头前勇敢地作证。“他们已经从我这里夺走了太多，”莉莎低声说道，“他们剖析了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拒绝再给他们更多。”

莉莎、艾莉森、娜奥米、贝琳达·哈维和海伦·斯蒂尔都是左翼活动人士。在1987年至2010年的多年间，她们与自己生命中的挚爱共同生活，并为动物权益、反法西斯主义、人权、反对垃圾食品以及应对全球变暖等事业而奋斗。直到有一天，她们发现自己的伴侣竟然是英国国内情报机构 MI5 的潜伏特工。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试图查明那个凭空消失之人的真实身份。约翰·巴克、马克·卡西迪、马克·斯通和鲍勃·罗宾逊究竟是谁？

露西·威尔考克斯（Lucy Wilcox）这部纪录片剧集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导演手法服务于这些女性独特的个人故事。在打破悬疑片常规代码的同时，传统的英雄角色（记者、律师、专家）退居幕后，他们的介入变成了次要内容。这种叙事上的反转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它让那些拒绝默默承受莫名失踪之痛的女性，重新掌控了自己的人生。

相同的诀别信

丽莎（Lisa）一路追到了爱尔兰。海伦·斯蒂尔（Helen Steel）则追到了新西兰。对伦敦档案的筛查彻底将她“击碎”：海伦发现她的前任情人约翰·戴恩斯（John Dines），化名巴克（Barker），盗用了一名已故儿童的身份，且已婚并担任警官：“这是一次真正的背叛。”艾莉森（Alison）的朋友中包括《卫报》的调查记者罗布·埃文斯（Rob Evans），她成功说服他提供帮助，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揭发马克·詹纳（Mark Jenner），化名马克·卡西迪（Mark Cassidy）。然而，这些原本可能被视为毫无底线的警官的个人偏差，仅仅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由国家公共秩序情报部门（National Public Order Intelligence Unit）在 1960 年代末建立的，旨在监视并破坏包括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在内的左翼团体激进行动的间谍与破坏系统。

2010 年，当丽莎在互联网上公布她与马克·肯尼迪（Mark Kennedy，化名马克·斯通）的故事并附上对方的承认时，海伦和艾莉森与她取得了联系，并再次引起了《卫报》的警觉。“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嵌套在另一个秘密之中的秘密。英国政府将其保守了数十年，”与罗布·埃文斯搭档的调查组负责人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回顾道。随着媒体的披露，此案演变为一场国家丑闻。议会要求展开调查。

三名新的卧底特工及其上司罗伯特·兰伯特（Robert Lambert，化名鲍勃·罗宾逊）被揭露。但罗布·埃文斯回忆道：“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丽莎断言：“没有任何关于这些被监视的女性如何受影响的叙述。这让我感到无比愤怒。”在海伦·斯蒂尔的号召下，五名活动人士对警方发起了集体诉讼，随后数十名其他受害者也加入了其中：“这就像是被国家强奸了一样，”她总结道。当她们阅读各自在某个夜晚发现放在客厅桌上的诀别信时，疑虑消除了：相同的措辞，相同的理由来证明分手是正当的。“这证明了他们收到了指令，并制定了一套退出策略，”丽莎分析道。一些已婚且为人父的特工甚至在抛弃孩子并销声匿迹之前，先让对方怀孕生子。

“在法律上，我们处于未知领域，”该集体诉讼的律师哈丽特·威斯特里奇（Harriet Wistrich）与菲莉帕·考夫曼（Phillippa Kaufmann）共同讲述道。当时 #MeToo 运动尚未爆发。但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法律斗争后，这两位法律专业人士在 2016 年为受害者赢得了赔偿，并获得了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的公开道歉。

桑德琳·贝尔托-克莱尔（SANDRINE BERTHAUD-CLAIR） 《卧底之爱》（Amours sous couverture）。 由露西·威尔科克斯（Lucy Wilcox，英国）执导的纪录片系列《国家丑闻》（Un scandale d'Etat），（3集 $\times$ 46 分钟），在 Canal + 频道播出。

当女儿让父亲随之起舞

每晚，安德烈亚·希门尼斯（Andrea Jimenez）都会邀请一名不同的演员登台，对方必须在她的引导下，化身为那位顽固的李尔王。

戏剧

想象一个年轻女性，因为拒绝继承父亲的公司而遭到驱逐。想象这位父亲的残酷：因为女儿宁愿选择戏剧而非利润丰厚的网球场管理工作，他便与女儿断绝关系。想象在这位生父投下的阴影中，一个当代李尔王的形象被重新激活。

无需想象，事实就在眼前：在巴黎的阿贝斯剧院（Théâtre des Abbesses），西班牙艺术家安德烈亚·希门尼斯站在观众面前，身处一个黑色空间，面对着麦克风和一个小平台，试图原谅这位顽固父亲所犯下的不可原谅之罪。这是一次半自传、半虚构的尝试，孕育出了一场创新、大胆且不可复制的演出，简而言之，令人着迷。

《李尔选角》（Casting Lear）由安德烈亚·希门尼斯撰写、构思并主演，它并非一场将观众困在“自我”忏悔室中的露骨心理治疗。艺术家的痛苦确实存在，但她的内敛、活力、极具杀伤力的幽默以及文字的犀利，将人们的情感升华为理智，避免了陷入黏稠的感伤主义。正因如此，泪水在此是被欢迎的，因为演员所使用的武器是清醒、反思与智慧。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创作，它呈现的是一个正在生成的剧场，一种即时剧场，在家庭冲突领域最顶尖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依然炽热的灰烬上点燃。每晚，这位西班牙女性都会邀请一名演员（彼此互不相识）在她的身边饰演李尔王——这个因为否认了三个女儿中唯一爱他的考迪利亚而注定陷入贫困、孤独、疯狂与死亡的角色。这位女演员讲述道，已有135名演员参与了这次练习：佩戴耳麦；重复提示员低语的台词

一场 创新、 大胆、不可 复制的演出， 简而言之， 令人着迷

(Matthieu Luro)；响应安德烈亚·希门尼斯下达的关于位置和语调的指令。呐喊、脱衣（或不脱）、舞蹈，以李尔王的身份强行进入或潜行进入，成为导演手中的傀儡。

令人震撼的人性

画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主导舞步的不再是家长，而是掌握主动权的考迪利亚。这是女儿对父亲的一次绝佳反击。对于接受挑战的演员来说，这是一场奇特的考验。在法国，埃里克·鲁夫（Eric Ruf）、丹尼斯·波达利德斯（Denis Podalydès，在阿维尼翁艺术节期间）、马塞尔·博佐内（Marcel Bozonnet）、洛朗·波特雷诺（Laurent Poitrenaux，在阿贝斯剧院）已经参与其中。随后，马修·阿马里克（Mathieu Amalric）、帕斯卡尔·格雷戈里（Pascal Greggory）、帕斯卡尔·雷内里克（Pascal Rénéric）、多西·鲁甘巴（Dorcy Rugamba）也将陆续在巴黎登场。9月12日星期六，演员亚瑟·诺齐谢尔（Arthur Nauzyciel）以如此真诚的态度执行了这套方案，使得演出获得了一种令人震撼的人性。以至于当关于原谅、死亡以及一种能够修复创伤的艺术的问题被提出时，没有人能分辨哪些属于虚构，哪些属于现实。

安德烈亚·希门尼斯选择在这个时刻，以一段令人振奋的独白，将考迪利亚从莎士比亚剧作的配角地位中解救出来，从而为她复仇。这是一个救赎的时刻，戏剧夺取了权力，终于减轻了女儿们对父亲的依赖。

乔埃尔·加约（JOËLLE GAYOT）

《李尔选角》，改编自莎士比亚《李尔王》。文本及原创构思：安德烈亚·希门尼斯。巴黎18区，城市剧院-阿贝斯分院（Théâtre de la Ville – Les Abbesses）。演出至9月18日。

纵横字谜

谜题第 26 - 214 号 作者：菲利普·杜皮斯 (PHILIPPE DUPUIS)

可在 jeux.lemonde.fr 找到我们的所有谜题

< / td><>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 / tr><><>I< / ><>< / ><> < / >< / ><><>II< / ><>< / ><> < / ><>< / >< / ><><>III< / ><>< / >< / ><><>IV< / ><>< / ><> < / ><>< / >< / ><><>V< / ><>< / >< / ><><>VI< / ><>< / >< / ><><>VII< / ><>< / >< / ><><>VIII< / ><>< / >< / ><><>IX< / ><>< / >< / ><><>X< / ><>< / ><> < / >< / table>

谜题第 26 - 213 号答案 横向

横向 I. Peinardement. II. Omnibus. Aa. III. Dao. Estimait. IV. Ci. Pré. Nenni. V. Alpes. Atre. VI. Slip. Ode. Sal. VII. Téléphage. Eo. VIII. Irise. GR. Gin. IX. Nie. Aviation. X. Gérontologue.

纵向 1. Podcasting. 2. Emaillerie. 3. Ino. Pilier. 4. Ni. Pépés. 5. Abers. Péan. 6. Ruse. Oh. Vt. 7. DST. Adagio. 8. Intégral. 9. Mimer. To. 10. Anes. GIG. 11. Nain. Aeiou. 12. Tatillonne.

I. 您永远无法将其解决。 II. 保证该保证。位于夏朗德-海洋省近海。 III. 充气且不可沉没。将删除。 IV. 实现。 V. 参与抵抗运动。由书记员记录。法兰西岛。 VI. 生产精美画布的工厂。像小麦一样繁茂。 VII. 我们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四分之一圈。路易十五的间谍。 VIII. 在小尺度上。原版西班牙语课程。主干道。 IX. 时间的划分。溪流与河流的宁芙。 X. 因此将无法被推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纸张来源：英国、法国。 回收纤维比例：100 %。本报采用源自可持续管理森林及受控来源的纸张印刷。富营养化：PTot = 0,0083 kg / 吨纸

在文蒂米利亚-科尼（Vintimille-Coni）铁路线上，背景为罗亚河谷（vallée de la Roya）中的索尔日村（Saorge，阿尔卑斯-海洋省）。TRENITALIA

乘坐文蒂米利-库内快车：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生命线”

这条阿尔卑斯山区的铁路在罗亚河谷（Roya）与韦尔梅尼亚河谷（Vermenagna）之间蜿蜒前行，穿过一座座高架桥与隧道。每到一站，中世纪的小巷、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或新艺术风格的别墅便在村庄中现身。

报道 文蒂米利（意大利）

“2020年亚历克斯（Alex）风暴后的第二天，这里什么都没了，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桥；整个村庄被摧毁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火车开过来，”弗朗切斯科·斯卡罗内（Francesco Scarrone）回忆道。这位皮埃蒙特裔的导游住在萨奥尔日（Saorge），那是阿尔卑斯-海滨省罗亚河谷中一座悬崖村庄。在几公里外的丰坦（Fontan）或拉布里格（La Brigue），以及国境线另一侧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的利莫内（Limone），情况同样如此：如果没有铁路工人部署的轨道车，这些与世隔绝的村庄在物资补给方面将面临更漫长且危险的等待。

这条救命之车便是尼斯-文蒂米利-库内国际线路，全长100公里，横跨法国的阿尔卑斯-海滨省以及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大区和利古里亚大区。自从亚历克斯风暴造成破坏以来，当地谷地居民将其称为“生命线”。但这条线路同样脆弱，因为它在结构上处于亏损状态，且两国共同管理方之间存在诸多争议。

“从心理上讲，亚历克斯灾难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证明了当地家庭对这趟火车的极高依赖，以及在道路关闭数月之久时，这条交通线路的必要性，”位于布雷伊-叙-罗亚（Breil-sur-Roya）的奇迹火车生态博物馆（Ecomusée du train des Merveilles）馆长米歇尔·布劳恩（Michel Braun）解释道。在这个村庄，从地中海沿岸出发的、被称为“奇迹火车”的尼斯-布雷伊-滕德线与文蒂米利-库内线在此汇合。

这条坐落在山间的铁路有着一段离奇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的构想是利用波河平原与地中海之间（从都灵到尼斯）的商业路线。自中世纪起，这条路径就被用于运输盐类和商品。该铁路线于1928年10月30日开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后在意大利的资金支持下于1979年重新启用。其建设工程规模宏大，铁路紧贴陡峭的地形，在封闭的谷地中需克服1 000米的海拔落差。“必须进行创新，尤其是在那个没有先进工具的时代。螺旋隧道通过在山中挖掘转弯和环路，实现了海拔的提升，”米歇尔·布劳恩解释道。

坚固的岩壁

从文蒂米利（Vintimille）出发，一旦坐进 10 h 39 分班次的三节车厢之一，数以百计的高架桥和隧道便接踵而至。这就像火车在由蜿蜒的罗亚河（Roya）冲刷出的峡谷中与风景玩起了捉迷藏。海岸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山峦以及山谷中依然飘荡着意大利气息的中世纪村庄。虽然尼斯在 1860 年割让给法国，但滕德（Tende）和拉布里格（La Brigue）这两个村庄直到 1947 年仍属于意大利。

“对我们来说，边界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很多人在隧道的另一边，在利莫内（Limone）或科尼（Coni）有亲戚。我在学校学习法语，而在家里，我们说意大利语或布里加斯语（brigasque），”致力于维护该铁路线的“重建罗亚河”（Remontons la Roya）协会成员查尔斯·克劳迪奥（Charles Claudio）透露。巴洛克式教堂色彩鲜艳的立面、点缀在小巷墙壁上的 potales（供奉圣母玛利亚小像的壁龛），以及更具代表性的 sugelli（传统新鲜面食），都证实了这里与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的渊源。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讲出关于这片土地的小故事。

来自罗亚河畔布雷伊（Breil-sur-Roya）的玛加利·谢蒂乌伊（Magali Chétioui）讲述道，她的父亲曾从利布雷（Libre）——一个直到 1947 年仍属于意大利、深藏在山中的小村落——前往布雷伊，用配给券兑换物资。这位前铁路员工还记得曾载她前往尼斯上高中的 micheline（轻便铁路车）。“我经历过都灵-布雷伊-尼斯线！”在意大利一侧，斯特法尼亚·佩罗蒂（Stefania Perotti）也持有同样的情感，她负责欧盟 Interreg Alcotra Vermenagna Roya III 项目，旨在挖掘横跨滕德山口的罗亚河谷和韦尔梅尼亚河谷（Vermenagna）的遗产财富：“这是度假的火车，是通往大海的火车。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一条充满情怀的线路。”

在罗亚河畔布雷伊，从车窗可以看到热那亚之门（porte de Gênes）的石拱门，以及由文蒂米利伯爵为了保护古城而建造的克鲁埃拉（la Cruella）防御塔。在到达下一站索尔日（Saorge）之前，一座俯瞰罗亚河岸、被毁掉一半的房屋提醒着人们亚历克斯（Alex）风暴的猛烈。这座“阳台村”的中世纪小巷和拱形通道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走向始建于 1633 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山谷的宏伟感源自都灵与尼斯之间修建的皇家大道；在所有这些村庄中都能见到的巴洛克式教堂和礼拜堂，标志着教会的权力以及 17 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审美标准，”当地导游弗朗切斯科·斯卡罗内（Francesco Scarrone）解释道。

在拉布里格，圣母泉礼拜堂（chapelle Notre-Dame-des-Fontaines）便是这些瑰宝之一。从车站出发，步行一小时即可抵达。

这座深藏在森林中的建筑，其墙壁完全覆盖着 15 世纪末的壁画。在由乔瓦尼·巴莱松（Giovanni Baleison，1463-1492）绘制的描绘玛利亚生活的祭坛场景中，可以隐约看到罗亚河谷和滕德绿石——这种泥质岩广泛应用于圣母升天大教堂（collégiale Notre-Dame de l'Assomption）的屋顶、过梁和门廊。

此外，在丰坦（Fontan）和滕德之间，建议开启手机指南针以免迷失方向！火车缓慢行驶（40 公里 / 小时），多次跨越罗亚河，并通过螺旋隧道逐渐升高。当我们步行前往圣救世主礼拜堂（chapelle Saint-Sauveur）时，海拔进一步提升，其石灰岩悬崖俯瞰着滕德，人们可以在此俯瞰阿尔卑斯山峰上覆盖着针叶林的斜坡全景。

现在，意大利已经不远了。长 8 公里的滕德隧道标志着边。

在抵达索尔日（Saorge）之前不久，一座俯瞰罗亚河（Roya）河岸、被毁掉一半的房屋提醒着人们亚历克斯（Alex）风暴的猛烈

十来个人在站台上等待从文蒂米利亚（Vintimille）出发的 12 h 20 的列车。他们大多在医院工作，居住在皮埃蒙特（Piémont）。

离开这个边境村庄时，一面马蹄形的干石墙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墙内，二十多个蜂箱被安置在面向阳光的长凳上。这种该地区典型的防御性养蜂场矿物围墙，过去用于保护蜜蜂免受恶劣天气、盗窃以及贪婪熊类的侵害。这种在 tendasque 方言中被称为“naïjou”的设施在三年前得到了修复。

在山的另一侧，在韦尔梅尼亚（Vermenagna）山谷中，火车继续行驶在蜿蜒的路线上。它经过以豪华滑雪胜地闻名的利莫内（Limone）；韦尔南特（Vernante）及其旧玻璃厂的 2 根砖砌烟囱；罗卡维奥内（Roccavione）及其新艺术风格的别墅——那是都灵、利古里亚和尼斯富人的夏季住所；博尔戈圣达尔马佐（Borgo San Dalmazzo）及其车站，那里曾设有专门接待萨伏依王朝（Maison de Savoie）皇室成员的房间。随后，火车进入平原抵达科尼（Coni）。

这座中世纪城市令人惊喜，它拥有 8 公里长的拱廊，风格与色彩交织，分布在加林贝尔蒂广场（place Galimberti）的两侧。该广场以皮埃蒙特抵抗运动英雄杜乔·加林贝尔蒂（Duccio Galimberti，1906-1944）的名字命名。每个周二的市场日，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会在这个面积超过 2 公顷、面向群山的超大广场上相聚。这里是这条生命线的终点。

贝内迪克特·布卡伊（BÉNÉDICTE BOUCAYS）

旅< / td><>途< / ><>笔记< / >< / tr>< / table>

我们的记者在 Italia 和 Visitcuneese 旅游局的帮助下组织了此次旅行。

交通

从文蒂米利亚车站出发，每天有四班前往科尼（意大利语为 Cuneo）的火车。时刻表可在“Remontons la Roya”网站上查询。

住宿

在布里格（La Brigue），圣马丁旅馆（Auberge Saint-Martin）：这座具有中世纪魅力的住宅于 2012, 年翻新，位于村庄广场上。双人间 70 欧元起。在科尼，皇家超级加旅馆（Hotel Royal Superga）：位于加林贝尔蒂广场附近，该酒店设有优雅的客房和一个可俯瞰城市美景的露台。双人间 95 欧元起。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 性别暴力与性暴力：莉安娜之死令我们责无旁贷

政府首脑首次宣布，他打算为旨在对抗性别暴力与性暴力的“综合法案”拨付的资金金额，该法案将于秋季在议会进行讨论。

11 岁的莉安娜之死震惊了全国，并揭露了我们制度中的某些缺陷。司法调查正在进行中 [该儿童的尸体于 6 月 4 日在热尔省被发现，此前她被绑架并遭到强奸]，调查必须以必要的严谨态度查明事实并确定责任。但克制并不意味着允许遗忘或漠视。莉安娜之死令我们责无旁贷。

首先，我们要纠正那些失效的部分，因为暴力在社会的沉默、平庸化或宽容中滋长：儿童的证词过于频繁地被质疑，支配被误认为权威，警报为了不造成干扰而被轻视。我们需要进行的战斗，首先是一场反对暴力的文化之战。性别暴力与性暴力渗透到所有生活场所，甚至延伸至数字空间。它们存在于家庭领域。它们首先针对女性，并大规模地打击儿童。据估计，每年有 160 000 名儿童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当受害者经历相同的暴力路径时，公共权力部门往往仍处于碎片化的状态。

我们并非从零开始。危险电话、防接近手环、专业中心、关于乱伦及儿童性暴力的独立委员会、妇女之家以及对强奸罪的新刑事定义，都推动了我们的法律和实践。由政府发起并近期由国民议会通过的儿童保护法案，构成了另一个重要步骤：将对接触未成年人的专业人员进行司法背景审查普及化、设立儿童安全令、规范性暴力案件的调查期限、加重对未成年人连续强奸罪的处罚……

法律已经演进，手段已经增加。但这些进展尚未在所有地方形成一条连续的保护链。这就是所谓的“综合”法案提案的意义所在。2024, 年秋季，相关协会公布了基于其服务受害者的经验而提出的 140 项建议。不同政治倾向的议员们对此采取了行动。

6 月 23 日，在国民议会面前，我承诺该文本将在议会恢复工作后立即列入议程。这一承诺已经兑现。国务委员会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的指导，使得我们能够继续进行重写，目标只有一个：当一名受害者开口说话或有危险被报告时，具体会发生什么？

经验反馈必须引导我们。我们必须预防暴力、简化流程、明确责——

我们将提出 一项近 1,5 亿欧元的 启动基础资金 用于对抗性别暴力 与性暴力，该资金将 分布在国家预算 与社会保障预算中

——任，更好地培训相关人员并缩短期限。在立法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第二天就会执行法律的人，包括警察、司法、学校、医疗、社会工作或协会领域的人员。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让人相信那些在法律上不确定或在实操中无法执行的措施。

文化斗争

我们不能浪费时间，2027年的预算文本计划投资40百万欧元用于司法程序的数字化，以加快投诉处理速度并缩短判决周期。

一个完整的回应意味着任何受害者都不应再承受我们机构碎片化带来的痛苦。当一名儿童倾诉时，警报必须得到跟进，证据必须得到保存，其证词必须在无需多次作证的情况下被记录。更换住所不应导致数月的等待；紧迫的危险必须获得立即的保护。网络暴力必须被定名并受到制裁。

法律必须加强调查员和法官的专业化、鉴定质量、对家庭暴力环境下儿童的保护，以及对最脆弱受害者的陪同支持。对记录受害者证词的人员进行更好的培训，将提高他们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但回应的核心也位于司法干预之前。关于情感、关系及性教育的教育并非次要的补充：它直接参与到保护工作中。它教会人们，身体永远不属于他人，沉默并非同意，而控制或羞辱并非爱的证明。文化斗争还必须面向男孩和男性。

这一转变涉及整个社会：家庭、学校、职场、体育、文化、媒体和数字平台。它也涉及协会。这些协会提供接纳、提供避难、进行治疗、在法律程序中提供陪同，并推动观念的演变。它们不是国家不稳定的补充力量，我希望它们的资金能够从此变为固定且跨年度的。

剩下的问题是手段。这是可信度的前提。我们不需要一个脱离操作时间表的理论金额，而需要准备好部署的措施和真实的执行能力。我们需要一条可信的路径。

法国懂得如何规划那些能让国家长期投入的努力，正如我们在国防领域所做的那样。在保护受害者方面，法国也必须采取同样的严谨：一个目标，年度阶段，通过投票确定的手段，以及受控的执行。因此，政府将首次提出一个跨年度的路径，并每年将其转化为财政法案和社会保障融资法案。该规划必须逐项明确动员的人员和手段、部署时间表以及预期结果。

警觉与行动的职责

尽管我们面临财务困难，但 2027 年的预算将体现这一意愿。政府将向议会讨论提交一项初步方案，在国家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中共同拨出近 1,5 亿欧元，用于打击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此外，还计划拨款 26 亿欧元用于儿童保护。如果相关文本获得通过，将能够招聘 300 名法官，增强致力于打击性别和性暴力以及保护受害者的协会预算，并招聘 700 名新调查员和 300 名学校管理人员（包括护士）。

这项预算是第一步，而非终点。这些用于打击性别和性暴力的资金必须被清晰地标识，在跨部门预算文件中得到更好的跟踪，并每年在议会面前进行评估。议会现在将接手审议该文本。政府将立即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在财务文本中落实必要的承诺。

因此，从 10 月起，我将签署相关法令，以推广并加强女性 / 健康之家（maisons des femmes / santé）的建设，建立一个关于医疗卫生领域暴力的国家协调平台，在国民教育系统中实施一项关于性暴力的问卷调查以让孩子们敢于发声，以及一项规定在涉及性犯罪的案件中，对于决定不予起诉（classement sans suite）必须提供系统化、个体化且详细理由的法令。紧迫性要求我们快速工作，而严肃性禁止我们草率行事。

成功的衡量标准将在于实际发生了哪些改变：孩子的话语在第一次说出时就被听到，举报不再被遗漏，保护措施被立即决定，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知道如何行动，曾经被轻视的行为不再被轻视。

尽管如此，法律永远无法取代整个社会的警觉。莉安娜（Lyhanna）的名字不应成为一种短暂的情绪或一项权宜之法。它必须时刻提醒我们警觉与行动的职责。对于所有那些发声却未被听到、等待却未被保护的人们，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愤慨，更是行动。因为信任源于我们采取的行动。政府正在采取行动。议会将进行投票。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 总理

卡米耶·布罗耶尔 (Camille Broyelle) 与 皮埃尔-奥利维尔·里戈多 (Pierre-Olivier Rigaudeau)：Arcom 除禁止 CNews 和 Europe 1 的地面广播网络外别无选择

公法教授们对 Arcom 在管理极右翼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 (Vincent Bolloré) 所拥有的媒体时，放弃其作为视听监管者职责的行为表示遗憾。

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 (Laurent Nuñez) 在费多罗娃 (Fedorova) 案中向视听与数字通信监管局 [Arcom] 进行的干预绝非寻常之举。这标志着监管机构的失败，它无法履行法律赋予其的视听监管者角色。

回顾事实。2022,年3月，欧盟禁止 RT France 媒体运行，理由是其采取的宣传行动旨在破坏社会凝聚力，动摇民主机构和选举进程。随后，该俄罗斯频道的负责人克塞尼亚·费多罗娃 (Xenia Fedorova) 及部分编辑部成员在博洛雷集团的媒体中找到了避风港。这些媒体向他们开放了频道，而 CNews 和 Europe 1 的主持人则采用了亲克里姆林宫的论调。

通过 1 家全国性地面电视和 1 家地面广播电台的传播，俄罗斯的影响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可信度和可见度。而 Arcom 却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国家被迫在7月采取行动，由内政部长出面下令驱逐克塞尼亚·费多罗娃。随后 CNews 宣布她将通过双向直播回归，这同样没有引起监管机构的任何反应。内政部长再次干预，这一次是直接向 Arcom 提出，我们可以想象，是邀请其承担起责任。

Arcom 的被动并非偶然。这延续了十年来一项蓄意的不干预政策，该政策使得两家全国性视听媒体——CNews 和 Europe 1——演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公然违反了法律和多元化的要求。

媒体多元化的目的是让所有观点都能被听到，以便公民能够自由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做出明智的投票，它是民主运作的核心。在美国，对国家的不信任以及对市场美德的信仰，导致其在实现多元化方面依赖私营参与者。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一直拒绝这种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相当于将垄断媒体和主导公共辩论的权利交给那些拥有资金能力的人。在法国，媒体多元化并不依赖于私营部门的倡议，而是依托于公共干预。

不要被吓倒

在纸质媒体中，这种干预体现为公共援助和细致的发行规则，代表整个政治光谱的所有新闻刊物都能从中受益。观点类报刊的多样性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依赖于公共行动。

在视听领域，运营一家国家级电视频道或广播电台的成本使得这种公共支持难以实现。因此，法律在允许展示右翼或左翼编辑路线的同时，禁止国家级电视和广播电台转变为“战斗媒体”。这一禁令并非损害而是保护了言论自由，因为它允许所有观点在视听领域中得到呈现，并

ARCOM 的被动并非偶然。它是过去十年一直执行的刻意不干预政策的延续。

给予每种观点相同的说服机会。然而，这一简单且在法律中白纸黑字写明的规则，从未被 CNews 或 Europe 1 遵守，这两家媒体由同一股东持有，传播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监管机构虽然是专门为确保多元化和信息真实性而设立的，但从未采取行动有效地强制 CNews 和 Europe 1 遵守法律。

就这样，在 2027 年总统大选前几个月，视听领域的多元化未能得到保障。极右翼享有极大的特权，不仅拥有 1 个，而是拥有两个国家级视听媒体，其候选人已经占据了优势。

由于 CNews 和 Europe 1 始终对监管机构的经济处罚完全不以为意，唯一能够恢复公平选举竞争的措施，就是直接撤销其使用频率的许可，法律对拒不执行的发行商有此规定。

而这恰恰是 Arcom 拒绝做出的决定，它肯定担心会被起诉为审查制度。然而，我们不应被吓倒。事实上，没有什么能禁止这些媒体通过其他渠道发声，就像 C8 频道在从地面数字电视波段消失后所做的那样。实际上，博洛雷集团（groupe Bolloré）主张的并非言论自由，而是通过国家级无线电电视和广播获取的、无可比拟的接触公众和影响舆论的机会；尽管有社交网络和数字替代媒体，这些传统媒体依然在构建公共辩论。

然而，法国法律的规定是，恰恰因为视听媒体的影响力，它们承担着更强的义务：即向公众提供多元化的节目，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并防止任何外国干预。面对不愿承担公众责任的电视和广播电台，Arcom 除禁止其使用国家无线电网络外别无选择。这一义务源于法律，根据宪法，任何行政机关都不能规避。现在，只有法官能够纠正这一局面，以克服监管机构严重的结构性缺失。这就是一个学者集体向国务委员会提起诉讼反对 Arcom 的意义：让每个人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卡米耶·布罗耶尔（Camille Broyelle）是巴黎泛塞学院大学（université Paris-Panthéon-Assas）的公法教授；皮埃尔-奥利维尔·里戈多（Pierre-Olivier Rigaudeau）是法国上法兰西理工大学（université polytechnique Hauts-de-France）的公法教授。

选举干预的目标不仅是候选人，更是民主信任

为了有效应对威胁选举活动的外国威胁，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沙里隆（Frédéric Charillon）、奥雷利安·科尔松（Aurélien Colson）和约瑟芬·斯塔隆（Joséphine Staron）阐述了应建立的机制以及应避免的错误。

今年夏天，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和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这三位已宣布参加2027, 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成为了虚假信息行动的目标。根据国防与国家安全总秘书处（SGDSN）下属的专业机构Viginum的认定，这些行动由亲俄网络发起。

法国在威胁之中进入了选举周期。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法国可以借鉴其他民主国家的经验，特别是长期承受选举干预压力的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因为这些干预已不再是民主博弈之外的异常现象，而是国际冲突的常规手段之一。当行动变得隐蔽、具有操纵性，且由外国出资或远程操控，旨在扭曲一个政治共同体获取信息、进行辩论并选择领导人的条件时，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外国干预很少创造我们的裂痕，而是利用预先存在的断裂。它们在对机构的不信任、意识形态的极化、受创的记忆、身份紧张、地缘政治分歧以及被边缘化的感觉中滋长……敌对行动不仅是在健康的公共空间中注入虚假信息，它们还放大了已经存在的脆弱性，使现有的叙事激进化，并将外部战略嫁接在内部的分歧之上。

这正是主要风险所在：我们的脆弱性源于社会的极化，而某些外国叙事与国内的政治话语产生了共鸣。法国在“国家-战略-情报”模式上很稳固，但在培养公民信息韧性方面，比其他民主国家进度稍慢。

向所有候选人发出预警

那么，在 2027 年之前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就应设立一个永久性的“2027年总统大选”工作组，汇集国防与国家安全总秘书处（SGDSN）、Viginum、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视听与数字通信监管局、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以及负责竞选监督的机构。该工作组将制定危机预案、开展实战演习、建立与平台的联系程序、制定公开的归因原则以及应对攻击时的沟通规则。民主制度绝不能在漏洞被利用的那个夜晚才发现自己的脆弱。

同时，必须加强 Viginum 在语言能力、法律能力以及对真正决定总统大选走向的平台（TikTok、YouTube、Telegram、Instagram、Facebook，以及虚假新闻网站）的分析能力。对社交网络 X 的过度关注误导了公共管理人员，因为该平台虽然对记者和活动人士而言可见度很高，但对于所有易受影响的群体来说并非核心。

我们还应将总统大选作为《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一次重大测试。在正式竞选开始前，各平台应公布其选举计划，指定法语紧急联系人，提高政治广告的透明度，记录有偿的影响力活动，并确保增加数据访问权限。一个民主国家不能依赖于由境外管理的算法“黑箱”。

我们还可以为所有候选人建立一套快速预警程序，不分党派。这涉及于培训

每个竞选团队都应知道在遭受攻击后的前两小时内该怎么做

针对数字卫生、深度伪造（deepfakes）、文件泄露、虚假新闻稿、账号被盗以及紧急举报等方面，为竞选团队提供培训。其目的并非帮助某个阵营对抗另一个阵营，而是为了保护选举的公正性。每个团队都应知道在遭受攻击后的前两小时内该怎么做。

我们还应建立一个由媒体、研究人员、事实核查员、基于公开信息的情报专家（如开源情报项目 Osint）、平台方及公民社会组成的独立联盟。如果仅由国家出面发声，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试图控制真相；如果国家保持沉默，谣言则会滋生。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机制，能够快速地为攻击事件提供背景分析，解释其操作模式，并与那些不再盲目相信官方言论的公众进行沟通。

挑战不仅限于总统大选 最后，必须为两轮投票之间的时间段做好准备，这段时间预计将是最危险的阶段。此时两极分化达到顶峰，媒体时间被压缩，操纵的诱惑最强。一项特殊协议应规定设立一个 24 小时运转的专项小组，与平台方建立直接联系，设立统一的公共预警渠道，并制定一套加速保存数字证据的程序。

挑战不仅限于总统大选本身。干预的最终目标并不总是为了让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为了使选举本身失去合法性，削弱“投票仍能表达集体意愿”这一观念，让人相信一切都被操纵、造假或强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选举干预的目标不仅是候选人，更是民主信任。

因此，法国必须避免两种对称的错误：一是由于这些操作有时过于粗糙而将其轻视；二是反应过度，从而冒着让“审查”指控成真的风险。正确的应对方式更难实施：它结合了技术警觉、方法透明和公民动员。捍卫民主以对抗外国干预，并不是要关闭公共空间，而是要确保公民仍能在其中分辨出哪些属于正当辩论，哪些属于掩饰性的宣传，以及哪些属于敌对的操纵。在距离总统大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现在不再是谴责选举干预的时候，而是组织我们民主韧性的时刻。

弗雷德里克·沙里隆（Frédéric Charillon），巴黎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奥雷利安·科尔森（Aurélien Colson），埃塞克商学院（Essec）政治学教授；约瑟芬·斯塔隆（Joséphine Staron），埃塞克商学院地缘政治、国防与领导力中心高级研究员。

他们是埃塞克商学院“影响力、干预与恐吓策略观察站”（OS3i）的成员，此前与多位驻巴黎大使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发布了一份基于此次会谈的报告，可在 OS3i 网站上查阅。

崩溃

在经历了夏季的生态灾难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后，“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崩溃”这一观点再次引起关注。尽管这一观点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势回归，但却受到了诸多批评。

一个在风口上的词汇

学校停课、考试推迟、核电站停机、电力中断、铁路线路受干扰、水路运输供应下降、农业产量骤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这一切都由酷暑、干旱和火灾引起。今年夏天发生的生态灾难后果，是否是即将到来的崩溃的前兆？

8月17日，在 Franceinfo 的节目中，议员（生态主义者党）桑德琳·鲁索（Sandrine Rousseau）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是“关于崩溃开始的极其严重的警报”。自从美国生物学家兼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著作《崩溃：社会如何决定其消失或生存》（Gallimard, 2006）广泛传播以来，这个词在生态主义圈子中十分流行；而 2010 年代“崩溃学”（collapsologie）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这一跨学科流派通过帕布罗·塞尔维涅（Pablo Servigne）和拉斐尔·斯蒂文斯（Raphaël Stevens）的法国畅销书《一切如何崩溃》（Seuil, 2015）而为人熟知。

这个词最初是指19世纪建筑和矿坑的坍塌，随后在20世纪中期指政治政权的垮台，之后科学家们开始用它来指代工业文明可能的终结。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磷弹》（Fayard, 1972）中预言，由于人口指数级增长，1990年代起将出现大规模饥荒。四年后，由四位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撰写的一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建议停止经济增长，以防止其“将全球系统推向地球的极限并导致最终的崩溃”。

对崩溃理论的批评在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且往往带有救世主色彩。

在这些研究中，指数曲线在达到顶峰后，都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出现剧烈下降。另一个共同点是，崩溃通常伴随着全球大部分人口的减少。在2017年8月发表于《解放报》（Libération）的一篇文章中，前国土整治与环境部长（2001-2002）、崩溃学领军人物伊夫·科谢（Yves Cochet）预言，到 2040 年代，人类的一半将死亡。

一种“概念上的模糊”

然而，这个词项似乎涵盖了如此多样化的含义，以至于有时很难把握其相关性。许多知识分子也因此对其提出批评，例如哲学家让-皮埃尔·杜皮（Jean-Pierre Dupuy）就谴责其存在一种“概念上的模糊”。与拉鲁斯词典（Larousse）定义中给出的“突然削弱”这一观点相反，高蒂埃·夏佩尔（Gauthier Chapelle）、帕布洛·塞尔维涅（Pablo Servigne）和拉斐尔·史蒂文斯（Raphaël Stevens）在《另一种世界末日是可能的》（Une autre fin du monde est possible，Seuil，2018）一书中，将其视为一个“既遥远又临近，既缓慢又快速，既渐进又剧烈，[且]已经开始但尚未达到最关键阶段”的过程。

对崩溃理论的另一项批评在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且往往带有弥赛亚色彩。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弗雷索兹（Jean-Baptiste Fressoz）在 2019. 年发表于《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认为剧烈坠落后将迎来痛苦重生的观点，将当代环境动态及其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方面后果的复杂性，简化为了最古老的故事叙事之一：即《创世记》。”他随后补充道：“当代的环境危机，首先是非人类种群为了我们这个物种而发生的快速崩溃（我们和我们的牲畜占据了陆地脊椎动物生物量的 97 %），却被卷入了最陈词滥调的叙事之中：即‘文明的终结’。”

此外，崩溃学家们还面临着能源轨迹相对不可预测的问题。虽然今年夏天法国再次出现了因核电站停运而导致电力短缺的阴影，但化石能源产量剧减的阴影目前被推迟了。1940, 年，美国物理学家马里恩·金·哈伯特（Marion King Hubbert，1903-1989）预测全球石油产量将在 1970, 年达到峰值随后下降，之后他又将这一时间推迟到 2010. 年。在此期间，得益于使非常规石油开采变得更加容易的技术，黑金继续保持上升轨迹。尽管崩溃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但它至少有其价值，即警示人们注意生态扰动的加剧以及可能发生更严重灾难的风险。桑德琳·鲁索（Sandrine Rousseau）警告称：“我们认为自己强大，却无法思考我们的脆弱性。气候变暖将威胁到我们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根据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 2020 年 2 月公布的一项 IFOP 调查，65 % 的法国人已经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文明很快将会崩溃。在经历了今年这个酷暑之夏后，情况又会如何？

大卫·赫克（DAVID HECK）

专栏 / 作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

如果人工智能泡沫破裂会发生什么？

数据中心的巨额投资依赖于一项快速演进的新技术——人工智能（IA）。如果该行业的利润证明令人失望，如果泡沫破裂，会发生什么？这种情况不能排除。人工智能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成效可能被高估，在这种情况下，计划采用尖端模型的企业将减少需求。此外，预计能够运行在用户服务器甚至笔记本电脑上的“开放权重”模型将会增加。这意味着数据中心及其投资者将失去相应的收入。

因此，“七巨头”——将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推高的七家超大规模市值公司——在股市上出现剧烈下跌是有可能的。但股市回调并不总是意味着危机。如果 Meta 的股价下跌，马克·扎克伯格 [这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 确实会在爱尔兰购买更少的城堡，而像 Situational Awareness 这样专注于人工智能的投资基金将陷入困境。然而，这不足以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当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卷入其中时，危机才会发生。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承受着严重的 AI 相关风险。

相比之下，债务市场的演变则面临更大的威胁。数据中心建设成本的大部分是通过向非银行的私人信贷基金借款来融资的。如果对数据中心所提供服务的需求未能如期而至，这些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这是对违约的一种委婉说法。

违约

谁在投资私人信贷基金？人们可能会想象那是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机构）和热爱冒险的超级富豪。而实际上，投资主体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为了更好地获取这些机构资金，私人信贷基金本身收购了保险公司，从而可以将这些贷款填入其投资组合中。这使得保险业危机这一阴影变得愈发具体。

除了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借款外，私人信贷公司还利用其贷款组合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

如果对数据中心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不足，这些贷款将变成“非 performing”（non performants）贷款。

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利用杠杆效应成倍增加其承诺额度并提高收益。即使银行没有直接向人工智能公司和数据中心提供贷款或投资，它们也可能通过这一渠道，因这些公司潜在的困难而受到削弱。我们只能希望监管机构在监控这一情况。

最后，私人信贷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其贷款“证券化”。它们通过发行债券的“特殊目的载体”（véhicules ad hoc）将这些贷款整合在一起。这些证券被分为三个风险等级或“档次”（tranches）。每个档次对应于债务偿还的优先、次级或三级权利。中间档次，即被称为“夹层”（mezzanine）的中风险债券，被转售给其他资产管理机构。为了评估危机风险的紧迫性，我们需要更多关于该档次的危险程度及其持有者身份的信息。然而，目前情况并非如此。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分档以及不透明性：这让人想起 2007-2008 年次贷危机的种种要素。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他是《Money Beyond Borders : Global Currencies From Croesus to Crypto》（《跨越国界的货币：从克罗伊斯到加密货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344 页，25,96 欧元，未翻译）一书的作者。

摆脱对肥胖者的污名化

《超载》（SURCHARGE） 作者：露西·因兰（Lucie Inland） （HarperCollins 出版， 272 页， 18.90 欧元）

书籍评论

一个人可以既肥胖，又心态良好且身体健康。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但并非所有人如此。肥胖者是偏见和歧视的目标。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受此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OMS）的标准，其身体质量指数（IMC），即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等于或大于 30。厌肥症（grossophobie）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独立记者露西·因兰以“肥胖者视角”进行写作，她收集了大量证词，并将其与现有研究相结合。她的著作《超载：关于肥胖者在法国所遭受待遇的调查》（Surcharge. Enquête sur ce que subissent les gros en France，HarperCollins 出版，272 页，18.90 欧元）具体呈现了肥胖者所遭受的无处不在的污名化。其内容令人警醒。

校园霸凌、职场欺凌、社交网络攻击……他们面临的困难是日常性的：穿衣、在公共空间活动、旅行、租房。医疗护理有时会质量下降，甚至被拒绝。长期承受他人目光或无礼、甚至非人化的评论，导致人们陷入孤立和自我审查。肥胖女性报告的性暴力经历比其他人多十倍。

“穿这条牛仔裤我觉得自己很胖”、“你瘦了，太棒了，这样更适合你”。在一个崇拜纤细的社会中，谁一生中没有听过或说过至少一次这类话？这种“肥胖谈话”（fat talk）——字面意思即“关于肥胖的讨论”——败坏了社会关系。我们在电视、电影、广告、新闻、社交网络的广泛传播下成长，潜移默化地认为必须保持纤细。在流行文化中，肥胖的形象经常被用来作为反面教材：谁想变得像荷马·辛普森那样，既肥胖又愚蠢？

“既非过错，亦非疾病” 纤细被认为仅仅是一个意志力问题。这是错误的：没有任何饮食计划或治疗方法能产生奇迹。更何况，肥胖不仅是个体或医学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问题，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贫困相关。“肥胖既不是道德过错，也不是个人责任，更不是疾病本身，”露西·因兰强调道。

她列举了许多身体健康的肥胖女性的证词，她们被那些“接受过以 IMC 和体重作为评估健康标准培训”的医生们使其产生负罪感。然而，这个指数真的是正确的标准吗？自 1997 年起，该指数被世界卫生组织用作参考标准，但它“既没有考虑骨量、肌肉量和水分，也没有考虑脂肪分布，更没有考虑男女之间的形态差异，更不用说遗传倾向和环境因素了”。

她的书是一次接纳自我的邀请，也是一次呼吁尊重肥胖者权利与尊严的号召。该书的一大优势在于动员了那些能够掌控自身形象的强势人物。

萨宾·勒杜（SABINE LEDOUX）

地缘政治 / 吉尔·帕里斯（GILLES PARIS）专栏：中和“流氓AI”的挑战

末日预言地回归了。几个世纪前，它是大流行病的形式，随后变成了潜在的核灾难。而现在，它冠以人工智能（IA）之名——人们曾对其寄予厚望，但它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座焦虑工厂。当讨论还仅限于能耗巨大的数据中心时，即时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尚可辩论。随后，AI与就业岗位的消失联系在一起；而现在，来自该领域内部的专家们认为，机器发动政变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高达 10 %。这足以在冷静且理性的氛围中滋养恐慌。在得知这种恐慌究竟是操之过急还是正当合理之前，我们还需耐心等待。

由于潜在危险的难以捉摸，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核末日至少还体面地没有掩盖自己的行踪：裂变材料、炸弹、运载工具，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领域。但对于一个变得能够抵御所有控制的AI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种抵抗会以什么样的冲突形式面对其设计者？它将如何表现？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是通过使关键基础设施瘫痪或崩溃，还是通过对军事系统进行大规模黑客攻击？

面对这些不确定的威胁，我们更应感到担忧，因为世界的动荡极大地削弱了应对能力。美国在 1945. 年后建立的那个极不完善的全球治理尝试已所剩无几。当前的流行趋势是，在面对跨国挑战时，时刻披上“小主权”的外衣以营造行动的假象，这无疑在面对一个变成“流氓”或其自身雇佣兵的AI时，增加了无能的保证。

9月12日，Anthropic 的负责人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发出了暂停呼吁——该公司是推动美国当前狂热局面的引擎之一——但这一呼吁立即被白宫现任主人（他以一种荒诞且琐碎的方式使用AI）挥手否决。唐纳德·特朗普在 Meta、亚马逊和马斯克帝国的支持下重返白宫，并向他们承诺进行无限制的去监管，且立即通过总统令予以落实。他不会回头。对于这位习惯于将担忧视为“谎言”和“阴谋”的美国总统来说（除非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新的军备竞赛中没有理由减速，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中国几个月，而中国是该领域唯一的重大系统性竞争对手。

对于将于 9月24日 在华盛顿接见的同行习近平来说，结论是一致的。

两大 主要 强权 似乎在 承受 而非 主导 这场 新竞赛

Anthropic 负责人 发出的 暂停呼吁 被特朗普 挥手否决

暂停与追赶、随后是超越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此，在两个仅有“获胜野心”以及“同样热衷于对其各自军事机器进行持续清洗”之共同点的强权之间，这次峰会不太可能达成任何结果。

此外，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毅信刚刚将美国的一些AI模型列为战略风险。北京的媒体机构《环球时报》认为，达里奥·阿莫代在警告中强调了中国当局令人担忧的作用，这“充斥着旨在遏制中国的条款，实质上是AI领域的‘冷战手册’”。

存在的意义

然而，人们或许会幻想一场 AI 冷战，能像当年核武器领域的冷战那样产生同样的稳定效果。因为美国与苏联之间展开的军事原子竞赛，在莫斯科挑战美国优势之后，最终演变成了“恐怖平衡”，即确保相互毁灭。当时的竞赛主要局限于军火库的规模和运载工具的射程，从而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为签署相关监管条约铺平了道路。冷战还产生了另一个效果：虽然不完美但确实限制了核扩散，而这正是任何超级大国都不愿看到的。随着 1957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立以及十一年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由联合国构成的超国家机制找到了另一个存在的意义。

面对新的末日威胁，我们离这种前景相去甚远。两大强国在这次新军备竞赛中似乎更多是被动承受而非主导。事实上，在白宫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五角大楼一个月后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中，AI 仅被顺带提及。太平洋两岸的 AI 竞赛截然不同。在北京，它处于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即处于一个独裁政权的掌控中；而在美国，它则由私营部门推动，而该部门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有时十分矛盾，尤其是当政府意识到无限制的去监管化正使其丧失职权时。此外，考虑到进入门槛较低，AI 变成“流氓 AI”后扩散的风险极高，其行动范围可能会扩展到国家行为体之外。由于升级尚未结束，降级在短期内也难以实现。

沙特阿拉伯 与全球经济 陷入僵局

社论 M

一个陷阱再次在阿拉伯半岛和全球经济上合拢。也门胡塞武装的一次闪击战威胁到了该地区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的第二个战略海峡。这就是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曼德海峡，全球近 9 % 的海运贸易经此通过。此外，这些反政府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直接冲突的重启，以及在一次由伊拉克亲伊朗民兵发起的无人机袭击后，允许通过红海出口沙特石油的输油管道被关闭，进一步加剧了局势。

也门民兵在海峡附近击溃国际认可的政府军，这表明胡塞武装意图利用美以对抗伊朗所引发的地区混乱之机，力求让自己成为中东这一地区的不可或缺的对话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政权的攻势将是一次导致其“无条件投降”的“远征”，但这场攻势早已演变成一场泥潭，并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关闭。一方面是伊朗为了对这一战略咽喉实施前所未有的控制而关闭；另一方面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压力来实现武器无法达成的目标：即让伊朗按照华盛顿的条款投降。

伊朗政权尽管可以坚称自己未参与也门局势的升级——因为胡塞武装此前并未对今年3月针对该政权的轰炸做出反应——但胡塞武装此次取得胜利的攻势极大地服务于伊朗，再次凸显了美国敌手的破坏能力。同时，这也揭示了美国安全保证的匮乏，因为华盛顿显然对利雅得的强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发出的求救呼吁置若罔闻。

胡塞武装的攻势不可避免地让后者勾起痛苦的回忆。2015年，在本萨勒曼在其父亲萨勒曼国王的庇护下迅速掌权之初，他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随即投入了一场战争，尽管沙特王国投入了巨大的军事资源，但他最终证明自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最终在2022年选择退出，以便专注于国家的经济转型以及对后石油时代的准备。然而，这一宏伟计划正受到与伊朗战争的冲击，阿拉伯海湾沿岸其他君主制国家的发展模式亦然，而胡塞武装的新一轮攻势正将这个沙特之梦变为噩梦。此外，这还产生了另一个负面影响：使今年8月在沙特阿拉伯麦加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安全协议面临一项考验，而这些大国显然对此毫无准备。

伊朗政权的目标显然是希望在距离美国敏感的中期选举仅剩几周之际，推动油价飙升，从而迫使唐纳德·特朗普屈服。但与这场战争无关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将为此付出代价，正如那些在血本无原的国家中，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挣扎生存的也门人一样。

《世界报》节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前广场的夜晚；与热罗姆·费诺格利（Jérôme Fenoglio）一同参观办公场所；拱门之下；2025年9月在礼堂举行的辩论。CAMILLE MILLERAND / DIVERGENCE 与 MARWEN FARHAT 为《世界报》拍摄

《世界报》节聚焦“多元女性”

工作坊、会面、辩论、音乐会、美食……女性是我们年度盛会的中心

本届《世界报》节将安排多场关于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辩论，并提供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演说平台。此次活动于周五至周日在巴黎的《世界报》总部举行，必然会触及女权主义的抗争议题，但将始终坚持作为其基因的新闻报道方法。鉴于近年来女性权利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果如今正受到反弹（即所谓的“backlash”）以及男性主义运动兴起的威胁，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健康、金钱、环境或女权参与等多样化领域进行现状梳理，并探讨母亲身份、体育中的性别问题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等议题。

因此，本届第 12 届活动的三个夜晚将以女性为主题。周五将举行一场关于女性在《世界报》中地位的大型互动问答；周六将举办一场名为“我们的声音为了所有人”（已售罄）的公益音乐会，所得款项将捐给女性基金会（Fondation femmes），参与者包括艾米莉·洛伊佐（Emily Loizeau）、凯伦·安（Keren Ann）、珍妮·谢尔哈尔（Jeanne Cherhal）和 Feu! Chatterton 乐队；同样在周六，礼堂还将举行一场 100 % 由女性出演的双人古典音乐独奏会，其中包括钢琴家瓦妮莎·瓦格纳（Vanessa Wagner）。

但《世界报》节还包括工作坊、展览、与编辑部各部门的会面、建筑参观、导览路径、艺术表演以及一个专注于葡萄牙美食的“美食广场”。简而言之，这里将有适合所有女性……以及所有人的内容。

《世界报》节团队

安妮-塞西尔·梅尔费尔特（Anne-Cécile Mailfert） 于巴黎，6月 8 日。 AMAURY CORNU/ HANS LUCAS

“这是首次从受害者的视角出发，制定一部反对性暴力的法律”

访谈 / 安妮-塞西尔·马尔费尔（Anne-Cécile Mailfert）是女性基金会（Fondation des femmes）的主席，她将于本周六在《世界报》节（Festival du Monde）上亮相。她回顾了最终促成即将提交国民议会的这项法律提案的漫长历程。

在面对 11 岁的莉安娜（Lyhanna）被强奸并谋杀之后引发的民众愤怒时，政府决定在 10 月初审议一部全面反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法律。

正如女性基金会主席安妮-塞西尔·马尔费尔所解释的那样，这部法律由女性主义团体长期以来要求制定，旨在对这些暴力行为做出大规模的回应。

莉安娜在 5 月的失踪引发了强烈的公民动员。您是否预料到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确实，民众的动员程度稍微超出了我的预期。一个月以来，每周一在法国各地都有集会，随后在几周内就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巨大的游行……这种民众的冲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激进组织。但回顾来看，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对我们多年来所说之事的反应：性暴力规模巨大，且得益于 #MeToo 运动，投诉量激增，因此对正义的需求也随之激增。但与之相对的是，完全没有得到适当的回应。我们甚至观察到公共服务的恶化，机构在面对过载的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且资源低于我们所有欧洲邻国。人们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他们看到强奸文化盛行，施暴者受到免责体系的保护，而受害者在提起诉讼时，则面临着二次受害 [这指的是在犯罪发生后，由机构和 / 或周围人的不当反应所造成的额外痛苦]。

在 #MeToo 揭露了性暴力的规模化特征近十年后，是否需要一次电击般的冲击，才能让人们关注到涉及儿童的暴力问题？

在莉安娜事件之前，还有佩利科（Pelicot）案、勒斯库阿尔内克（Le Scouarnec）案，以及巴黎课后托管服务中的暴力事件……因此，除了电击效应，累积效应也起到了作用。莉安娜之死说明了这种“满溢”效应。正如演员安德烈亚·贝斯孔德（Andréa Bescond）所说，一个小女孩的死亡，是最后一次不公正，是最后一起罪行。这是一系列不公正的总和，例如在莉安娜之前的受害者罗莎（Rosa）的母亲，她曾去报案，但徒劳无功。

而政治负责人起初将责任推给欧什（Auch）的检察官，而没有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回应。正是由于 6 月份每周一晚上在法院前的集会，政府才同意讨论这部全面法律。最美妙的是，这部法律源自社会运动，是通过民众压力强加而成的。

我们女性主义者从 2000 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争取它的诞生。这是一项长期工作。2024 年，随着《世界报》的一篇历史性头版 [日期为 15 5 月]，聚集了约 100 名曾在 #MeToo 框架下作证的人员，他们要求制定一部全面反对性暴力的法律。随后我们发起了由近 200 个协会组成的联盟，以及一项签名人数超过 100 000 人的请愿书 [截至 15 9 月，计数器显示超过 348 000 人]，随后由塞琳·蒂博-马丁内斯（Céline Thiébault-Martinez）领导的议会联盟将 140 项措施转化为一份于 2025 年 11 月提交的文本。因此，当莉安娜事件发生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部框架法是如何回应这些暴力的系统性特征的？

它采用了女性主义关于系统分析的哲学。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既反映了一种文化、一种逍遥法外的状态，也反映了那些被弃之不顾的受害者。这影响到所有阶层、所有活动领域。有很多事情

“得益于 #MeToo，投诉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因此对正义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安妮-塞西尔·马尔费尔 (ANNE-CÉCILE MAILFERT) 女性基金会主席

在这部综合法案中。与批评者所认为的不同，这并非一部惩罚性或监禁性的法律。该法律涵盖了从预防到赔偿的整个过程，其中还包括对警察-司法系统的转型。它涉及数字化、劳动法、未成年人、卖淫、强迫婚姻……它考虑到了所有的脆弱群体，并确认残疾女性、外国女性、从事性工作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而且，这或许是第一次，法律从受害者的视角出发。除了法律的投票通过，这样一项改革的成功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您是否对其进行了量化？政府在这方面的承诺是什么？

这部与国务委员会共同修订的新法律已于 8 月 11 重新提交。在其倒数第二篇文章中，包含了一项每年 30, 亿欧元、持续 3 年的预算愿望。在随后的财政法案草案期间，我们需要动员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不给机构提供运作资金，它们将像现在一样，极度依赖于现有的政治权力，以及部长们为警察和法官设定的优先事项。战斗尚未结束。如果我们已经在方法论上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必须在实质内容上获胜。我们将为维持这部法律的雄心而奋斗。在当前的总统大选前夕，这将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任何政党有兴趣与我们合作，因为这部综合法案具有凝聚力，能够打破目前所有的极化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只有在民众动员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它才能最终实现。

采访记录：索莱娜·科尔迪耶 (SOLÈNE CORDIER) 本周六 19 h 30，由记者索莱娜·科尔迪耶主持的关于反对性别与性暴力综合法案提案的交流会，将与安妮-塞西尔·马尔费尔一起在《世界报》广场举行。辩论之后将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公益音乐会——“我们的声音为了所有人 × 《世界报》”。票价：全价 35 欧元，优惠价 28 欧元，订阅者 27 欧元，青年票 10 欧元。

八位艺术家参与一场前所未有的公益音乐会

Feu! Chatterton, Jeanne Cherhal, Augusta... 《世界报》与女性基金会共同举办一场旨在为其筹款的晚会

那是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2024, 100 年 5 月 14 日，100 位 #MeToo 运动的知名人士出现在《世界报》（5 月 15 日版）的封面，旨在为所有遭受暴力的女性发声。该封面配有一篇由近 150 位知名人士签署的公开信，要求制定一部关于性暴力的“综合法案”。

在两年时间里，针对女性的暴力、强奸和女性杀害事件不幸地没有停止。更糟糕的是，在世界各地，数十年以来争取到的权利正面临被质疑的现实。因此，在第 12 届节日活动中，《世界报》选择与女性基金会合作，于 9 月 19 日周六举办一场名为“我们的声音为了所有人 × 《世界报》”的特别公益音乐会。

在由记者索莱娜·科尔迪耶主持、基金会主席安妮-塞西尔·马尔费尔出席的关于针对女性和儿童的反对性别与性暴力综合法案提案的交流会之后，八位法国乐坛知名艺术家将在报社广场通过前所未有的演出带来震撼。当晚的所有收益将捐给女性基金会，该基金会为陪伴暴力受害者的基层协会提供资金、法律和物资支持。

凯伦·安 (Keren Ann)、亚瑟·富·班迪尼 (Arthur Fu Bandini)……

“在法国，如果没有协会网络的卓越工作以及参与性媒体开展的调查，性别暴力和性暴力将被掩盖，”歌手兼作曲家珍妮·谢尔哈尔（Jeanne Cherhal）表示，她将在《世界报》的拱门下演出。“当有人邀请我参加这场大型支持演唱会时，我一秒钟也没有犹豫。让我们共同发声！”这位艺术家将通过她那些带有女性主义色彩且欢快的歌曲，在钢琴的伴奏下讲述时光流逝、爱情与日常生活。随后，艾米莉·洛伊佐（Emily Loizeau）将接棒钢琴，在发行《世界的另一端》（L'Autre Bout du monde）二十年后，她继续在法国歌曲领域开辟一条独特的道路；接着是凯伦·安（Keren Ann），她在《巴黎之爱》（Paris Amour）中向这座首都倾诉爱意。

此外，观众还将领略到亚瑟·富·班迪尼（Arthur Fu Bandini）粗犷的摇滚笔触，这位巴黎人以幽默风趣著称，被誉为 2026 年《世界报》的“潜力之星”；还有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内斯琳·贝尔莫赫（Nesrine Belmokh）迷人的嗓音与大提琴，以及奥古斯塔（Augusta）用原声吉他演绎的细腻民谣。这场公益演唱会将以比利时歌手尤塞夫·斯瓦茨（Youssef Swatt's）极具社会参与感的说唱，以及五人组 Feu! Chatterton 炽热的摇滚乐收尾，在深夜之前让《世界报》的广场充满电能。

“我们的声音为了所有人 × 《世界报》”，周六 19 时 30 分至 0 时 30 分。 票价：全价 35 欧元，优惠价 28 欧元，订阅者 27 欧元，青年票 10 欧元。

100% 葡萄牙风味的餐饮体验

访谈 / 来自 Olaias 餐厅的 Monica Gomes 是将为节日参与者提供美食的四位主厨之一

《世界报》节日（Festival du Monde）首次将葡萄牙作为主打，旨在款待参与者。一个由 Food Market 组织并与 Visit Portugal 合作的葡萄牙特色“美食广场”（food court）将于 9 月 18 日（周五）至 20 日（周日）开放，无需门票即可进入。届时将有四家餐厅及其主厨出席。其中三家是巴黎餐厅：Canelas 负责甜点，Ofir 提供改良的经典菜肴，Sapinho 则提供传统的分享餐点；此外还有一家位于葡萄牙海岸菲盖拉达福什（Figueira da Foz）的 Olaias 餐厅。该餐厅获得了米其林葡萄牙指南 2024 年的“必比登美食指南”（Bib Gourmand）推荐，由 Monica Gomes 执掌，她擅长将大米演绎出多种形态。

在 Olaias，您使葡萄牙料理现代化，并且尤其注重对大米的运用…… 我们将其烹制成 caldoso 版本（一种浓汤奶油米饭）或烤制。我们使用陶土烤箱烹饪，使其顶部酥脆，底部柔软，且风味更浓。这使我们能够提供鱼肉米饭，或者加入姜黄的辛辣口味米饭，以及一种包含柠檬、香菜、蛤蜊和椰奶酱的清淡选择。而且我们的菜单会随季节而变化。

我不认为我的料理是传统的。当然，我的基础是葡萄牙式的，根基深厚，但我也受到其他影响。例如，我提供两款典型的法国甜点——苏塞特可丽饼（crêpe Suzette）和巧克力舒芙蕾。在法国吃得太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法国人是怎么保持身材的！

最初，您并不是打算成为一名主厨的。这份热情是如何产生的？

我最初是一名体育教师，但我一直对烹饪有着巨大的热爱。我曾与我的姑婆一起生活，她在一栋房子里担任管家，在那里服务了一辈子。因此，我在锅碗瓢盆的环绕中长大，认为食物和餐桌是巨大的快乐之源。由于我的丈夫从事这个行业，在经过多次实习（特别是向法国主厨学习）后，我决定转型，我们在 2021 年开设了自己的餐厅 Olaias。所以，我走了一条有些随机的道路，但我认为许多主厨也是如此。

本届《世界报》节日旨在向女性致敬。女性主厨在葡萄牙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在葡萄牙，80 % 的主厨是男性，20 % 是女性。然而在家里，情况恰恰相反！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那种权力地位。但情况正在改变。十或十五年前，女性主厨可以用一只手数过来。如今，我觉得女性在厨房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有些人甚至获得了荣誉。比如主厨 Marlene Vieira，她的 Marlene 餐厅在 2025 年获得了一颗米其林星；还有 Rita Magro，她是 2025 年葡萄牙最年轻的获得米其林星的主厨，目前在 Atrevo 餐厅执业。

节日给了您充分的自由来提供具有您个人风格的葡萄牙菜肴。我们将品尝到什么？

菜单上将有 alheira 炸丸子（一种类似于乔利佐的烟熏香肠），此外还有柠檬香菜鳕鱼配玉米奶油，以及茄子库斯库斯配鹰嘴豆泥和红椒粉。盘中的葡萄牙！

采访记录： JOSÉFA LOPEZ

《世界报》节日的葡萄牙料理“美食广场”将于周五中午至周日傍晚开放。一家酒吧还将提供从阿连特茹（Alentejo）到杜罗（Douro）地区的精选葡萄酒。菜品价格在 3 € 至 13 € 之间。葡萄酒 5 € 起。无需门票即可进入。

修复女性割礼创伤

一场免费开放的展览回顾了受创女性的重建之路

通过影像记录遭受性暴力女性的修复历程，这是摄影师埃洛迪·拉齐姆巴扎菲（Elodie Ratsimbazafy）在纪录片制作人卡琳·勒洛埃特（Karine Le Loët）的陪伴下，在名为“修复生者”（Réparer les vivantes）的展览中所承担的任务。这项纪录工作是在蒙特勒伊医院（塞纳-圣但尼省）的女性性创伤修复部门通过沉浸式调研完成的，旨在让这些遭受暴力的女性被看见。

她们捕捉了这些女性的眼神、讲述以及面对现实的历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4,5百万名女孩（其中大多数年龄在5岁以下）面临在2026年成为女性生殖器切割受害者的风险；同年，法国约有139 000名女性遭受过此类切割。巴黎大区受影响最严重，尤其是塞纳-圣但尼省，女性割礼比例高达7,2 %。

面对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埃洛迪·拉齐姆巴扎菲和卡琳·勒洛埃特希望反映这一涉及女性身体自主权这一基本权利的公共卫生问题，并展示她们走向重建的道路。通过同意公开身份并发声，这些被拍摄的女性决心与割礼等陈旧传统作斗争。

“修复生者”展览于10月21日在《世界报》前广场展出。免费开放。

2025年6月4日，位于葡萄牙菲盖拉达福什（Figueira da Foz）、主打米饭料理的Olaias餐厅主厨莫妮卡·戈梅斯（Monica Gomes）。 INÉS HORTELA/ RESTAURANT OLAIAS

蒂图·勒科克（TITIOU LECOQ）：“长期以来，女性主义在经济领域一直存在问题”

访谈 / 《伴侣与金钱》一书作者回顾男女之间的财务差异

职业生涯总是让男性获益更多。伴侣生活却往往让女性变得贫穷。家庭则倾向于在财务上偏袒男孩。

如果说金钱没有气味，那么它显然有性别之分。为什么这些差异依然存在？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消除它们？金钱是否仍然是男性的领域？五位女性金融专家将于 9 月 20 日周日 15 h 30, 起，在《世界报》礼堂就此展开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主义记者蒂蒂乌·勒科克（Titiou Lecoq），她是《伴侣与金钱：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富有》（L'Iconoclaste, 2022）一书的作者，该书有助于法国社会意识到导致这些不平等的各种机制。她尤其以其“酸奶罐理论”而闻名。该理论认为：处于伴侣关系中的女性倾向于支付日常购物开支，而男性则负责支付大额支出；一旦分手，男方带走了汽车，女方则留下了空酸奶罐……

法国银行关于金融教育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女性对金融课题的掌握程度低于男性——例如通货膨胀率、股票的定义、利息计算等。金钱是男性的领域吗？

一个家庭中的钱越多，就越是由男性管理。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所解释的，女性特质是建立在自我奉献的观念之上，而男性特质则建立在经济权力之上。奉献是无偿的，而一个开始计算得失的女性，父亲必须承担与母亲相同时长的强制性陪产假。父亲单独陪伴婴儿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遗憾立法者没有强制规定[7 月 1 日起生效的] 新出生假的一部分必须由父母非同步地领取。

蒂蒂乌·勒科克，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在巴黎。 CHLOÉ VOLLMER-LO

关于薪资，我对欧盟透明度指令在法国法律中的转化寄予厚望 [该法案拟赋予雇员了解担任同等职务的同事平均薪资的权利，并取代 2018 年设立的佩尼科（Pénicaud）指数]。佩尼科指数将这一议题带到了企业讨论桌上，但并未消除差距。

尽管女性意识到整体上的薪资不平等，但她们通常认为自己在个人层面并未受到影响。很多时候，她们是通过与同事聊天或偶然看到他人的工资单，才偶然发现自己的薪水较低。只要她们不知道自己个人受到了歧视，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对于那些对这些金钱问题感到困惑的女性，您有什么建议？

“女性非常擅长处理透支、过度负债以及资金短缺”

最重要的是保留一个个人银行账户，如果您必须面对经济暴力或任何形式的暴力，这将至关重要。至于其他方面，请意识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决定都会产生经济影响，即便我们从未被教导如何从这个角度去看待。

这有点糟糕。这种价值体系根深蒂固。很难与之对抗，除非，或许可以通过在学校开展金融教育来改变。

女性在资产管理方面的掌控力不如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财务一窍不通。她们非常擅长处理透支、过度负债以及普遍的资金短缺。管理贫困、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生存，这同样需要财务能力！但这并不是调查研究中被重点强调的能力。

在 2022 年，您的书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可能在财务上被欺骗，从零花钱到退休金，在职场以及在家庭中皆是如此。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吗？

近年来人们确实有了真正的意识觉醒。虽然长期以来，法国女性主义在经济问题上存在某种隔阂，尤其是因为女性主义者多倾向于左翼，但如今这些不平等现象已进入我们的意识。现在可以看到关于该主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在 Instagram 上普及这些问题的账号等。许多女性现在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财务，这是一个进步，是第一步，但在事实上，女性的整体经济状况并未改变，改革势在必行。

哪些改革是优先的？

在男女财务平等方面存在上千个问题，因此有上千个可以发力的杠杆。将于 2025 年起实施的夫妻个人所得税预扣率个体化是一项非常好的措施。[它使得夫妻中收入较低的一方不再被适用与另一方相同的税率。] 但必须进一步推进：将所得税与婚姻状态脱钩（déconjugaliser）。共同计算税额的方式更倾向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夫妻，这对女性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果您决定搬出父母家以获得独立，而您的兄弟选择再多住一段时间？请意识到，您的房租将成为无法节省的资金。请审视您的伴侣关系状态——是同居、民事结合（PACS）还是结婚。某些婚姻制度比其他制度提供更多的保护，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对婚前协议一窍不通，然而这比选择自助餐要重要得多！

还必须将社会救助金的计算与婚姻状态脱钩，使伴侣的收入不再被计入，就像之前针对成年残疾人津贴所做的那样，并为男性设立一项假期

请问问自己，您伴侣关系的财务运作方式是否符合您的价值观。您能否更公平地分担支出？更好地分配财富？如何给家务劳动赋予价值？每当您的状况发生变化时——如孩子出生、孩子入学、更换工作时——请思考这些问题。

由奥雷莉·布隆德尔（AURÉLIE BLONDEL）采访

周日下午 15 h 30，请参加名为“金钱，男人的事务”的辩论会。参与嘉宾包括：女权主义时事通讯《光荣者》（Les Glorieuses）创始人丽贝卡·阿姆塞勒姆（Rebecca Amsellem）、Oseille & Compagnie 咨询公司创始人埃洛伊丝·博莱（Héloïse Bolle）、金融法律专家兼播客《我的公正价值》（Ma juste valeur）创作者因萨夫·埃尔·哈西尼（Insaff El Hassini）、记者兼随笔作家蒂蒂乌·勒科克（Titiou Lecoq），以及专注于金钱问题的家庭治疗师尼科尔·普里厄（Nicole Prieur）。需预约。

女性遗产（MATRIMOINE）：如果遗产的未来由女性书写会怎样？

评论 / Société générale 副总经理主张为女性提供更好的财务支持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法国将有数万亿欧元易主。这是我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而这一次，这种转移将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女性的寿命更长，且作为生存配偶，她们继承遗产的频率更高。在经济、创业和职业生活中，女性每年的影响力都在增强，并且越来越多地由她们独立决定储蓄、投资以及主要住所的传承。

这一趋势有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女性遗产（matrimoine）。在中世纪，这个词指的是由母亲传递的财产，与由父亲留下的遗产（patrimoine）相呼应。这个词在今天值得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但差距依然存在。根据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AMF）2026年储蓄与投资晴雨表显示，仅有 24% 的女性表示持有金融投资，而男性这一比例为 45%。此外，根据 Ipsos-BVA 二月份通过 Ipsos.Digital 综合调查为 Société générale 开展的“女性与遗产”研究显示，47% 的女性认为自己缺乏管理遗产的能力，而男性这一比例为 31%。

这既不是因为缺乏兴趣，也不是因为缺乏能力。通常情况下，女性在储蓄和预算方面持有严谨的态度。真正的障碍在于她们是否认为自己拥有投资的合法性。然而，信心不能靠指令产生，而需要构建。我深信：知识是实现财务自由最强大的杠杆。投资并非随兴而为，也不是少数圈内人的特权。它是可以习得的：定义目标、选择期限、多元化配置、衡量风险。这是一种技能，而非天赋。这种技能可以改变整个人生：资助学业、购买住房、创办企业、应对职业转型、筹备退休，以及轮到自己进行传承。

银行承担着明确的责任：不是代替客户做决定，而是为他们提供理解、比较和选择的钥匙。在日益复杂的金融世界中，清晰的信息和高质量的建议价值连城。这就是 Société générale 对女性创业者及所有客户的承诺：举办见面会、大师课、专家演讲以及提供教学内容。随着我们今天启动的“女性遗产”（Matrimoine）计划，我们将扩大规模：该计划将整合、放大并最终使所有这些举措具体化。

这一举措符合我们的“谈谈钱”（Parlons argent）品牌主张。谈论金钱，就是谈论计划、未来和自由。这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完全自主决定手段。在遗产易主的时刻，我们肩负着共同的责任：确保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能够伴随着同样雄心勃勃的知识、信心和行动力的分享。将“女性遗产”转化为解放的杠杆，就是让更多女性能够在塑造其未来的决定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无论是为了她们自己，还是为了她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社会。通过支持这一转型，我们不仅是在为未来的继承做准备，更是在构建一个将管理金钱的能力视为解放、责任和可持续繁荣因素的社会。

卢博米拉·罗谢（Lubomira Rochet），Société générale 负责法国零售银行、私人银行及保险业务的副总经理

本周日 15 h 30，请参加“金钱，男人的生意”辩论会。随后将与 Société générale Private Banking 的萨米亚·雅库比（Samia Yakoubi）进行交流。需预约。

在巴士底，纺织品回收成为旗帜

访谈 / 在巴黎设计周期间，由旧衣制成的旗帜在七月柱周围飘扬

从远处看，人们能隐约看到色彩、形状，一只鸟，一个太阳，为巴士底广场注入了新的气息。当行人走近时，他们发现

在巨大的竹竿上，围绕着七月柱，一面面旗帜在风中飘扬。抬头仰望天空，环球之旅由此开始。

因为这部名为《巴士底的重新夺回》（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的巨型作品是由设计师克莱尔·雷纳尔（Claire Renard）和让-塞巴斯蒂安·布朗（Jean-Sébastien Blanc）构思的，它由 196 面旗帜组成——包括联合国的所有 195 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外加一面象征和平的白旗。每一面旗帜都是独一无二的，由旧衣手工制成，旨在将世界讲述为一个文化交织与融合的织物。“我们构思了一个讲述和平与共存的装置，在这个战争因领土和权力争端而无处不在的世界里。诚然，旗帜是身份的象征，但将 196, 面旗帜聚集在一起，就是传递一个关于共同生活的强烈信息，”这对设计师组合表示。

这部作品在巴黎设计周期间展出至 20 日 9 月，由其与世界节（Festival du Monde）、国家古迹中心（Centre des monuments nationaux）以及环保组织 Refashion 合作构思。Refashion 旨在支持纺织业从业者，目标是让衣服、家用亚麻制品和鞋类获得第二次生命。因为设计师正是利用从 Refashion 合作伙伴（特别是 Vosges TLC 回收中心）处回收的衣物

《巴士底的重新夺回》，巴黎，7 日 9 月。 让-塞巴斯蒂安·布朗

“我们收集了 1 吨纺织品，最终我们的创作需要 400 公斤！”

克莱尔·雷纳尔 设计师

进行创作的。“我们收集了 1 吨纺织品，最终我们的创作需要 400 公斤！我们首先按颜色进行分类：我们需要 30 % 的红色，然后主要是白色、蓝色、绿色、黄色和黑色。接着，我们开始寻找能让人联想到某个国家、某种文化的单品。分拣中心里充满了宝藏！”克莱尔·雷纳尔解释道。

“每面旗帜都讲述着一段旅程”

日本国旗是由白色和服织成的。为了创作三色旗，设计师们搜寻到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件白色厨师服以及一条法国航空的红色毯子。“我们希望每面旗帜都能讲述一段旅程、一个故事，无论是通过材质——如科特迪瓦的蜡染布、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锦缎——通过服装——如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裙、德国的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足球队球衣——还是通过象征——如为乌克兰找到的一块蓝色织物，它诉说着痛苦与缺失，”让-塞巴斯蒂安·布朗（Jean-Sébastien Blanc）详细介绍道。

这些拼贴作品是在位于伊夫里-叙尔塞纳（瓦兹河谷省）的 Huriya 协会工作室中完成的，该协会致力于纺织品的价值提升。随后，由约 15 名裁缝组成的团队将这些旗帜固定并用缝纫机缝制。“对于某些部分，我们还必须进行手工缝制，比如赤道几内亚国旗中心树木的叶子，或者墨西哥国旗上栖息在仙人掌上的金雕，”Huriya 的纺织艺术家裁缝之一丹妮拉·桑切斯·塞拉托（Daniela Sanchez Cerrato）讲述道。伯利兹国旗的刺绣采用锁边缝法，堪称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在巴士底广场上，行人绕着七月柱走了一圈又一圈，在自己心爱的国旗前拍照留念，或参与一场实景问答活动。由 Bambouscoopic 合作社提供的精美竹竿为作品增添了灵魂。对于 Studio 5.5 的两位艺术家兼联合创始人来说，使用这种材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20 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倡导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色彩的设计。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对纺织品的创作欲望：“如今市场上流动的服装量是一场生态灾难。作为设计师，我们如何就此传递信息？‘巴士底的再夺回’（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旨在提高公众对重复利用、修复、循环概念以及纺织品分类行为的意识。”信息很明确：衣服和鞋子绝不能扔进垃圾桶，而应放入收集点。废弃物甚至可以变成艺术品。这些旗帜目前均在 Drouot Estimations 进行拍卖，截止日期为 9 月 20 日。

约安娜·苏丹-里比博（YOANNA SULTAN-R'BIBO）

在巴黎设计周期间，“巴士底的再夺回”装置将展出在巴黎同名广场，直至 9 月 20 日，免费开放。在世界节（Festival du Monde）期间，欢迎在周六 12 点免费会见设计师克莱尔·雷纳德（Claire Renard）、让-塞巴斯蒂安·布朗（Jean-Sébastien Blanc）以及 Refashion 的营销与传播总监桑德琳·班迪尼（Sandrine Bandini）。此外，从 13 点起，将有一场前往巴士底广场实地参观作品的行程，需预约。价格为 11 € 至 15 €。

“没有任何一件衣服应该被扔掉”

访谈 / 生态组织 Refashion 总经理莫德·哈迪（Maud Hardy）强调了纺织与鞋类行业废物管理的重要性

大约 36 亿件。这是法国人在 2025, 购买的纺织品（包括服装、家用亚麻制品或鞋类）的惊人数量，十年间增长了约 40 %。因此，减轻这些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一项紧急任务。这正是生态组织 Refashion 的使命，该组织经生态部和经济部批准，负责预防和管理纺织与鞋类行业的废物。

该生态组织在每个环节都发挥作用：它资助并支持废旧产品的收集、分拣、重复利用和回收；提高公众对分拣行为和维修的意识；并引导品牌和时尚从业者走向更可持续、更循环的生产方式。作为《世界报》节日（Festival du Monde）和巴黎设计周（Paris Design Week）的合作伙伴，Refashion 通过在七月柱周围展出至 20 日的作品《巴士底狱的重新夺回》（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将在节日期间（周五至周六）提供服装和运动鞋维修工作坊，以及名为“真相之布”（Tissu de vérité）的展览，以揭秘纺织行业的幕后情况。Refashion 总经理莫德·哈迪回顾了该生态组织的任务以及该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随着 5 月启动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我们全部接收”（On prend tout），Refashion 正在向公众普及纺织品分拣。这种行为是否已成为法国人的习惯？

2025, 年，在法国销售的 917 000 吨纺织品、家用亚麻制品和鞋类中，仅有 30 % 被收集。这太少了！这意味着 70 %, （即每人每年近 10 公斤）最终进入了生活垃圾桶，随后被焚烧或填埋。这是一场环境灾难，也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现在有必要让所有公民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或鞋子——无论它是捡来的、损坏的、撕裂的还是有污渍的——应该被扔进垃圾桶。但这需要时间：我们花了十年才明白“抗生素不能随意使用”，花了三十年才养成玻璃分拣的习惯，因为我们意识到玻璃是一项重要资源。因此，我们的角色是通过一切手段让人们明白，棉花、涤纶或聚酰胺同样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法国是否有许多回收点？

是的，大约有 47 000 个，即每 1500 名居民拥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密集的网络，使得人们能够轻松在住所附近找到解决方案。这些就是您在街上看到的回收箱，此外在市政厅、资源回收中心或企业中也设有回收点。在 Refashion.fr 网站上，有一张地图会为您指示距离您最近的旧衣物和鞋类投放点。现在的关键是将这一行为变为一种习惯：当鞋子破洞或衣服太旧无法穿着时，将其放入密封袋中并投放到回收点。

纺织材料在回收后会如何处理？

在 2025 年回收的 270 000 吨材料中，55 % 在分拣后被重新定向至二手市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回收衣物、家用纺织品或鞋类将在对二手商品需求量很大的市场（如某些非洲国家）中获得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生命。36 % 被回收用于生产纱线、绝缘材料或其他材料。最后，8 % 用于制造回收固体燃料，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方案。因此，这些旧衣物和鞋类的资源化利用率非常高！

关于“超快时尚”（ultrafast-fashion）的法规以及针对 Shein、Temu 和 AliExpress 等品牌设立的惩罚性机制（malus），该法规于 2026 年 7 月通过并自 9 月 1 日起实施，这将带来什么改变？

两年来，议员们就这一话题频繁咨询 Refashion，我们对所有旨在减轻该行业环境影响的举措表示欢迎。这就是我们作为生态组织（éco-organisme）的职责。现在需要致力于该法律的实际执行，并为在法经营的 15 000 个品牌提供指导。针对超快时尚品牌的惩罚性机制是否会威慑消费者？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能为消费者提供解读关键、使其意识到购买行为对环境产生影响的规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与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巴士底狱的再夺回》（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合作——该作品由设计师克莱尔·雷纳尔（Claire Renard）和让-塞巴斯蒂安·布朗（Jean-Sébastien Blanc）创作，展出了 196 面由旧衣物制成的旗帜——这是否是在为提高这种意识而努力？

当然。首要信息就是提高公众意识。让人们明白，无论衣物处于何种状态，都有权获得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生命。而能成为一面旗帜、一件艺术品，是多么幸福的命运！这部作品还表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必须是集体性的。如果我们不共同努力，绿色革命将无法成功。如果说世界是由各种文化交织而成的织物（tissu），那么时尚（mode）——只需去掉一个“n”——同样是由缝纫（coutures）和“交织”（mé-tissages）构成的……我们的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寓言，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在各个层面共同协作，使其变得更加环保。

采访记录：Y. SU. “真相之织”（Tissu de vérité）展览于周五至周日 10 小时至 20 小时在《世界报》南大厅免费开放。

周六 16 至 18 .，您可以与 Huriya 协会一起定制您的旧衣。周日 14 至 18 .，您可以与 Nouvel Artisanat 一起修复您的运动鞋。活动在我们的节日期间于报社前广场与 Refashion 共同举办，免费参加。此外，欢迎在周六 12 , 免费与设计师克莱尔·雷纳尔和让-塞巴斯蒂安·布朗见面。并可预约在 13 , 起跟随引导路线前往巴士底狱，在现场欣赏他们的作品。价格为 11 € 至 15 €。

《世界报》

《世界报》开始关注女性页面

叙事 / 在1944年创刊之初，该报几乎完全由男性撰写和管理，随后，

它也逐渐经历了其女性主义革命

在1944年12月，《世界报》的第一份组织架构图中仅提到一个女性名字，那就是小说家热尔曼·博蒙（Germaine Beaumont），她是第一位获得雷诺多奖（1930）的女性。这种性别多样性转瞬即逝：在发表了两篇短评后，她的签名便从该日报的专栏中消失了。这个男性的堡垒直到几十年后才开始瓦解。第一位女记者尼科尔·菲韦特（Nicole Fiévet）于1948年被聘用，第二位于1950年入职，但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埃文诺（Patrick Eveno）称，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编辑部仍然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当该报创始人阿兰·博夫-梅里（Alain Beuve-Méry）于1969年离开该报时，女性在员工总数中仅占11.3%。

少数能够潜入这个男性世界的女性都拥有坚强的性格。另一些人则凭借社会声望帮助自己突破障碍：克洛德·萨罗特（Claude Sarraute）是小说家娜塔莉·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之女，也是哲学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之妻；伊冯娜·巴比（Yvonne Baby）的父亲是历史学家让·巴比（Jean Baby），岳父则是知识分子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

正如让-马里·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所言，《世界报》是一份“依托于其时代”的报纸，因此它最终开始关注在1970年代这个“伟大”十年中兴起的强大解放运动。在1974年关于合法化堕胎的辩论中，《世界报》站在了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一边。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同样支持女性权利的承诺贯穿其中。1980年，在对强奸法律定义进行改革时，洛朗·泽基尼（Laurent Zecchini）对一项文本表示赞赏，该文本质疑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自我满足，以及那种将一项令人厌恶的罪行简化为男性气概发展过程中一个小插曲的潜规则之沉重”。

而当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在次年成为首位进入法兰西学院的女性时，签名中不再用“J”来掩饰女性身份的雅克琳·皮亚蒂埃（Jacqueline Piatier）称赞这是一个“俱乐部的瓦解”。

西尔维·考夫曼（Sylvie Kauffmann）从这次经历中汲取了一个教训：必须更广泛地提高管理团队中的女性比例。机会在 2010 年出现，当时她成为了首位领导编辑部的女性。“女性候选人当时并不多，但我非常关注性别多样性。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工作：氛围变得没那么残酷了。”

在这些开拓之年，最后一座需要攻克的男性堡垒是报社的最高管理层：三年后，随着娜塔莉·努盖雷德（Natalie Nougayrède）就任总编辑，这座堡垒被攻破——但由于一场严重的管理危机，她的任期被缩短了。四年后，#MeToo 运动的飓风向所有仍持有怀疑的人证明，无论是在《世界报》还是在其他地方，时代都已经改变。报社很快意识到，这场全球性的发声是一个转折点。“面对这场既是国际性的又是法国本土的，既是政治又是社会性的，既是经济又是文化性的运动，我们必须创新，”时任编辑部主任的吕克·布罗内尔（Luc Bronner）解释道。

内部反思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氛围中，管理层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旨在将 #MeToo 变为“编辑重点”之一。大约三十名志愿者负责调查这场已被称为女性主义“第三波”的多维面相。在这个工作组中，正如在法国社会一样，两代人——以及两种论调——并存。“网络年轻记者的发言完全集中在

“女性的加入更新了看待新闻的视角”

西尔维·考夫曼 (SYLVIE KAUFFMANN) 首任编辑总监

性骚扰、日常性别歧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上，”西尔维·考夫曼讲述道，“我当时意识到，女性主义的论调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它不再关注进入职场、薪资平等或性别比例，而是关注男女之间的关系。”

在报社，就像在大多数工作集体中一样，#MeToo 相应地引发了许多内部反思。《世界报》是否无可挑剔？它是否忽视了性骚扰现象？它是否真正实践了薪资平等？

在薪酬方面，在标志着 #MeToo 兴起的 2017 年，补齐差距的工作进展顺利：为了消除男女薪酬差距，管理层自 2015 年起，每年向薪资委员会提供两笔资金，一笔用于传统的绩效加薪，另一笔用于弥补男女不平等。这些积极措施迅速见效。“补齐资金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当时薪资委员会的 CFDT 代表西尔维亚·扎皮 (Sylvia Zappi) 解释道。长期被忽视的打击性骚扰斗争也同样变得重要起来。

这些薪资平等和打击性骚扰的政策，无疑会让《世界报》首位女性部门主管伊冯娜·巴比 (Yvonne Baby, 1971年) 感到震惊。据记者克莱尔·德瓦里厄 (Claire Devarrieux) 称，这位先驱在报社遭受了许多“大男子主义的侮辱”，但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谈论“性别”暴力或“系统性”歧视。一年又一年，一厘米又一厘米，男女关系的准则发生了巨大的位移，以至于在几十年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以及《世界报》的面貌）。

安妮·舍曼 (ANNE CHEMIN)

宝琳·阿夫内尔-拉姆 (PAULINE AVENEL-LAM)

“欧莱雅基金会的强大之处，在于一项始于 20 多年前的实地承诺”

“目前并非男女平等的容易时期，但全球性的意识觉醒是真实的，而这是推动事情进展的必要条件。”宝琳·阿夫内尔-拉姆是欧莱雅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她目前通过两个不可或缺的干预领域——包容性美妆和科学——延续着 20 多年来对女性的承诺。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向我们介绍了基金会目前以及在未来几年面临的重大挑战。

长线投入的价值

“欧莱雅基金会的优势在于一项始于 20 多年前的实地承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尤其是在女性权利问题上，这种持久性既强大又具有象征意义。”宝琳·阿夫内尔-拉姆强调了这种行动的延续性，使欧莱雅基金会能够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种稳定性如今体现在实地工作中，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自 1998, 起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共同开展的“为了女性和科学”项目，已为 5000 多名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女性科学家提供支持。“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另一个女性科学家网络能聚集如此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在获得奖励的 5000 名女性中，有 6 人随后获得了诺贝尔奖，”宝琳·阿夫内尔-拉姆指出。

一家“执行型”基金会的实地承诺

欧莱雅基金会的承诺不仅具有持久性，而且深深植根于实地现实。“在基金会生态系统中，我们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直接执行自己的项目，”宝琳·阿夫内尔-拉姆解释道。除了捐赠，基金会还负责例如两辆流动美容与健康护理车的巡回服务、美容职业培训、对女性研究人员的支持，以及

宝琳·阿夫内尔-拉姆 欧莱雅基金会 执行董事

“我们观察到一些日益明显的逆风，例如年轻一代中男性至上主义（masculinisme）的抬头。”以及与合作伙伴协会的关系。最后一点尤为核心，并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式的运作模式。“如果没有我们的协会和机构合作伙伴，我们将无法产生同样的影响，”宝琳·阿夫内尔-拉姆补充道。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到法国科学院，再到 Banlieues Santé、贫穷之友（les Petits Frères des Pauvres）、女性之家（la Maison des femmes）、Emmaüs Solidarité 或巴黎公立医院系统（AP-HP），欧莱雅基金会既与大型机构合作，也与超本地化的协会合作，因为后者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们所支持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宝琳·阿夫内尔-拉姆详细介绍了社会美容流动沙龙的例子，其目标是提高弱势女性的福祉和自信心。“我们与长期合作的本地协会一起工作，以了解她们支持的女性是否对此感兴趣。我相信我们从未遭到过拒绝，”她明确表示。

植根于时代的使命

欧莱雅基金会对女性的使命具有持久性，且在近几年产生了特殊的共鸣。“我们观察到一些日益明显的逆风，例如年轻一代中男性至上主义的抬头，”宝琳·阿夫内尔-拉姆指出。对于欧莱雅基金会而言，这种逆境反而成为了额外的动力。根据女性主义慈善联盟（Coalition pour une Philanthropie Féministe）的一项研究，法国慈善事业分发的资金中仅有 7% 用于性别平等。这一数字证实了基金会历史性承诺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强了其对未来的雄心。“现在的关键是将意识转化为行动。例如，目前全球女性研究人员占比为 30 %，我们希望这个数字能尽快达到 50 %。我希望明天当我们翻开教科书时，看到一名女性科学家能像看到一名男性科学家一样自然，”宝琳·阿夫内尔-拉姆总结道。

LE FESTIVAL DU MONDE CONJUGUE AUX « FÉMININS PLURIELS »

FESTIVAL DU MONDE – SUPPLÉMENT LES FEMMES AU CŒUR DE NOTRE RENDEZ-VOUS ANNUEL

Pétrole et gaz : le choc énergétique s'aggrave

- Les carburants, le gaz et maintenant l'électricité... Les prix de l'énergie s'envolent, fragilisant les revenus des ménages et l'activité des entreprises ▶ Le litre de gazole coûtait en moyenne 2,34 euros, en France, mardi, tout proche du record d'avril (2,38 euros). Le SP95-E10 s'affichait à 2,15 euros

▶ La flambée est nourrie par le conflit au Moyen-Orient depuis que les houthistes contrôlent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au large du Yémen

- Les prix des produits raffinés montent plus vite que celui du pétrole brut, en raison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par l'Iran PAGES 5 ET 14

M ÉDITORIAL L'ARABIE SAOUDITE ET L'ÉCONOMIE MONDIALE PRISES DANS UN ÉTAU PAGE 31

Lecornu Violences sexuelles : « La mort de Lyhanna nous oblige »

DANS UNE TRIBUNE au Monde,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détaille les montants qu'il entend allouer à la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qui sera discutée au Parlement à l'automne. Plus de trois mois après le meurtre de la jeune Lyhanna, le gouvernement propose aux parlementaires une enveloppe « de près de 1,5 milliard d'euros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 et de « 2,6 milliard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 écrit M. Lecornu, sans détailler ces chiffres, alors que le vote du budget s'annonce incertain, à l'avant-veille de la présidentielle

PAGE 12 ET IDÉES PAGE 28

Disparition Catherine Ringer, voix libre des Rita Mitsouko

A Paris, le 28 avril 2011. SAMUEL KIRSZENBAUM POUR « LE MONDE »

LA CHANTEUSE Catherine Ringer est morte, lundi 14 septembre, à Paris, des suites d'un cancer fou-droyant, à 68 ans. Autrice, com-positrice, interprète, elle n'a pas été que la moitié des Rita Mit-souko, avec son conjoint dans la vie, Fred Chichin. Au long de quarante ans d'engagement artistique, elle a multiplié apparitions, confrontations, collaborations, en indépendante. Après la mort de son alter ego, en 2007, à 53 ans – lui aussi d'un cancer foudroyant –, elle a tranché: « Y'a pas de malheur, y'a que de la vie, y'a pas de malheur, y'a du plaisir aussi! » Catherine Ringer était dotée d'une voix solide, profonde dans les graves, aux aigus lancés comme des cris de libération. Les Rita Mitsouko ont composé une série de tubes euphorisants, entamée en 1984 par Marcia baila, l'histoire d'une danseuse argentine.

POUTINE UN PRÉSIDENT BUNKÉRISÉ, UNE RUSSIE SOUS CLOCHE

- A la veille du scrutin législatif russe, prévu du 18 au 20 septembre, « Le Monde » publie une série d'articles sur le « système Poutine » - Le premier volet de cette enquête porte sur les « siloviki », ces officiers issus d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omniprésents dans les élites - La guerre en Ukraine reste taboue, même si les frappes de drones menées par Kiev ébranlent l'économie russe

PAGES 2-3 HORIZONS PAGE 20

ANNE-GAËLLE AMIOT

Israël Reportage dans le bastion électoral de Nétanyahou PAGE 5

Europe Paris et Berlin s'opposent sur le budget de l'UE PAGE 4

Présidentielle Cinq candidats pour la primaire sociale- démocrate

Corruption L'association Anticor risque d'être placée sous tutelle judiciaire PAGE 13

Olivier Faure, Raphaël Glucksmann, Jérôme Guedj, Emmanuel Maurel et Ségolène Royal seront départagés d'ici au 17 octobre PAGE 8

MACSF ÉPARGNE

Venez avec des questions, repartez avec une stratégie

Politique Marine Le Pen courtise les retraités

Social Le patron de la tour Eiffel contesté après l'éviction du personnel féminin

PAGE 18

Le RN s'oppose aux pistes d'économies du gouvernement, dans le but d'obtenir les voix des plus âgés PAGE 11

Profitez de l'accompagnement d'un conseiller expert, non commissionné, pour faire grandir et préserver votre patrimoine.

√ Des solutions d'épargne pour accompagner vos projets, valoriser et diversifier votre patrimoine, protéger vos proches... √ Des supports financiers rigoureusement sélectionnés Il existe un risque de perte en capital sur les supports en unités de compte*

Ensemble, prenons soin de demain macsf.fr 3233 Service gratuit + prix appel

PUBLICITÉ

* L'assureur ne s'engage que sur le nombre d'unités de compte et non sur leur valeur. Les montants investis sur les supports en unités de compte ne sont pas garantis mais sont sujets à des fluctuations à la hausse ou à la baisse dépendant en particulier de l'évolution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La description et le fonctionnement des supports en unités de compte sont détaillés dans les Documents d'Informations Clés (DIC) ou la Note d'Information, disponibles sur la page Supports financiers du site macsf.fr.

MACSF assurances - SIREN n° 775 665 631 - SAM - Entreprise régie par le Code des assurances - MACSF épargne retraite - Société Anonyme d'Assurances sur la Vie régie par le Code des assurances, au capital social de 58 737 408 €, entièrement libéré - Enregistrée au RCS de Nanterre sous le n° 403 071 095 - Siège social : Cours du Triangle - 10 rue de Valmy - 92800 PUTEAUX - Adresse postale : 10 cours du Triangle de l'Arche - TSA 60300 - 92919 LA DÉFENSE CEDEX.

GUERRE EN UKRAINE

L'économie russe affaiblie par les drones ukrainiens

Après plus de quatre années de guerre, les frappes sur les raffineries et des entrepôts aggravent l’inflation et le déficit

V

ladimir Poutine l'a lui-même reconnu: les attaques des drones ukrainiens cet été sur les infrastructures à travers la Russie, principalement sur les raffineries, les ports et les dépôts pétroliers, mais aussi sur les entrepôts de géants de l'e-commerce, ont fait mal à l'économie nationale. « Ils nous ont causé de réels dommages », a déclaré le chef du Kremlin le 1er septembre, en marge du sommet de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de Shanghai, à Tianjin (Chine). « Ce n'est pas un préjudice critique pour nous », a-t-il assuré, avant cependant de préciser: « Le préjudice global, selon nos estimations préliminaires, est assez important, environ 1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 En ciblant les raffineries, Kiev est notamment parvenu à provoquer une baisse de 20 % à 30 % de la capacité de traitement du pétrole. Une première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en février 2022.

Cette déclaration est une rare reconnaissance par Vladimir Poutine de l'impact des frappes ukrainiennes et de la réalité des problèmes de l'économie russe, à la veill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qui doivent se tenir du vendredi 18 au dimanche 20 septembre. Deux semaines plus tôt, mi-août, l'un des plus réputés économistes du pays venait pourtant d'être sèchement licencié pour avoir dit tout haut ce que beaucoup, dans les élites d'affaires, confient tout bas à Moscou.

Lors d'une conférence, Andreï Klepach, économiste en chef de Vnesheconombank, la banque de développement, a mis en garde: les pressions exercées sur l'économie par la guerre risquent d'entraîner une « crise sociale » qui éclatera « au moment où personne ne s'y attendra particulièrement ». Il a expliqué que « la Russie est à la traîne » face à la Chine et aux Etats-Unis et même, « à certains égards», face à l'Ukraine. «Nous nous berçons d'illusions en pensant que tout va s'effondrer là-bas», a alerté Andreï Klepach qui, dans une interview au Monde, le 1er juillet 2025, avait déjà été l'un des premiers, à Moscou, à prévenir publiquement que la Russie était entrée en stagnation.

Après avoir livré ce constat très critique, Andreï Klepach, ex-vice-ministr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2008 à 2014, a donc été limogé. Beaucoup, à Moscou, partagent pourtant son diagnostic: après avoir été dopée par les dépenses militaires au début du conflit, l'économie russe a nettement ralenti. Le secteur non militaire est à la peine. La défense est devenue le principal moteur, pesant plus de 8 % du PIB (contre 5 % avant l'invasion de l'Ukraine). Mais, surtout, elle accapare l'Etat qui lui consacre 40 % de son budget, taillant dans ses dépenses sociales pour alimenter la machine de guerre. Le déficit public pourrait doubler par rapport à 2025, lorsqu'il avait déjà été multiplié par deux.

CROISSANCE BRIDÉE

«Les attaques ukrainiennes ont surtout aggravé le principal problème économique du pays: l'inflation, déjà alimentée par des dépenses militaires massives et des pénuries de main-d'œuvre engendrées par la guerre», explique Pyotr Mironenko, l'un des fondateurs de The Bell, le principal média russe en exil spécialisé en économie. En grande partie à cause des effets des pénuries de carburant après les attaques ukrainiennes, l'inflation annuelle a dépassé les 6 % en septembre. Elle devrait frôler les 7 % d'ici à la fin 2026, au-delà de l'objectif du Kremlin de 4 % pour la septième année d'affilée.

Les frappes ukrainiennes sur les entrepôts de Wildberries, leader russe de l'e-commerce, puis sur ceux de son concurrent Ozon, ont in-

LA DÉFENSE ACCAPARE L'ÉTAT, QUI LUI CONSACRE 40 % DE SON BUDGET, TAILLANT DANS LES DÉPENSES SOCIALES

fligé de lourdes pertes financières à leurs fournisseurs, et contribué à alimenter ces pressions inflationnistes. «Du coup, l'accélération de l'inflation empêche la banque centrale de baisser ses taux d'intérêt, plongeant l'économie dans la stagnation. Même selon les prévisions officielles, le PIB ne devrait pas croître de plus de 1 % en 2026», rappelle Pyotr Mironenko. La Banque centrale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a été contrainte, vendredi 11 septembre, de maintenir son taux directeur à 14 %. Cela permet certes de limiter l'inflation, mais cela maintient les coûts d'emprunts à des niveaux prohibitifs, limite les investissements privés et, donc, bride la croissance.

Pour financer son déficit et les dépenses liées à la guerre, l'Etat, lui, augmente rapidement sa dette. « Compte tenu du fait que nous avons l'un des niveaux de dette publique les plus bas au monde, il n'y a rien de critique ici », a temporisé Vladimir Poutine, le 3 septembre, lors d'un forum économique à Vladivostok, dans l'Extrême-Orient russe. L'objectif officiel de déficit pour cette année est de 1,6 % du PIB, bien moins que les niveaux en Europe.

Malgré ces assurances présidentielles, le malaise est bel et bien palpable dans les cercles d'affaires à Moscou. The Insider, l'un des médias russes en exil, a publié le 25 août une note présentée comme une analyse interne de Sberbank, la principale banque publique russe: « Scénarios pour parvenir à la paix dans le conflit Russie-Ukraine », datée d'avril. Le document, révélé à l'origine par Black Mir-

« Dans de nombreuses zones, l'essence est introuvable »

Désormais chercheur à Berlin, l'économiste russe Andreï Yakovlev souligne l'impact de l'inflation et des pénuries qui affectent la population

ENTRETIEN

Andrei Yakovlev, économiste russe en exil, est chercheur invité à l'Université libre de Berlin. Ancien professeur, à Moscou, de la réputée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économiques, responsable de son Institut d'études industrielles et de marché, il analyse les conséquences des attaques ukraiennes sur les raffineries russes et les entrepôts de Wildberries.

Les frappes de drones ukrainiennes ont-elles un effet sur l'économie russe?

Oui, et Vladimir Poutine [le président russe] l'a lui-même reconnu. Mais il ne faut pas surestimer l'impact à court terme. Cela sera surtout à long terme avec des effets bien plus négatifs. Par exemple, les effets des attaques [depuis juillet] sur les entrepôts [du spécialiste de l'e-commerce] Wildberries se feront sentir dans six mois, un an.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fournisseurs ont perdu leurs marchandises et leur capital, sans chance de survie. La plupart dépendaient d'emprunts pour fonctionner. Le gouvernement a annoncé un report de leurs impôts, et les banques ont instauré des moratoires sur leurs crédits. Mais ce n'est qu'un sursis. La faillite de c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petites entreprises entraînera des centaines de milliards de roubles de prêts impayés, fragilisant davantage le secteur bancaire.

Quant aux pénuries d'essence engendrées par les attaques sur les raffineries, elles vont pareillement se faire sentir à terme. Grâce aux importations de Biélorussie, du Kazakhstan et d'Inde, ainsi qu'au rationnement des ventes d'essence mis en place dans de nombreuses régions (par exemple, un automobiliste ne peut acheter que 30 ou 40 litres d'essence), les autorités parviennent tant bien que mal à gérer la situation. A Moscou, dans les autres grandes villes et le long des grands axes routiers, l'essence est disponible dans les stations-service. Mais, dans de nombreuses petites villes et zones reculées, l'essence est introuvable ou vendue à des prix deux à trois fois supérieurs à ceux des grandes villes. Cette situation aura un impact négatif sur l'économie locale.

Après quatre ans et demi de guerre, l'économie russe est-elle affaiblie ?

Aujourd'hui, elle continue de fonctionner car, comme toute économie de marché, elle sait s'adapter. Mais les drones ukrainiens créent des problèmes qui s'ajoutent à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accumulé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février 2022]. Par exemple, les pénuries de carburant entraînent de nouvelles hausses de prix et accélèrent l'inflation. Il y a aussi les hausses d'impôts, notamment pour les petites entreprises, et celle de la TVA, introduites en début d'année.

De ce fait, la pression sur les entreprises s'accroît. De nombreuses sociétés non liées au secteur militaire ou ne bénéficiant pas de subventions sont contraintes de réduire ou de cesser leurs activités. Cette situation survient alors que, pour lutter contre l'inflation, la banque centrale maintient des taux d'intérêt élevés, freinant toute croissance. En fin de compte, les coûts, les dépenses et les impôts augmentent, tandis que les revenus diminuent dans une économie déjà en stagnation.

Ces dommages économiques menacent-ils de bousculer le contrat social entre le Kremlin et la population, et d'avoir un effet sur les législatives ?

Avec la multiplication et la diversification des frappes de drones ukrainiens, la guerre est entrée dans le quotidien des Russes et dans l'économie. La réalité de ces attaques contredit l'image de normalité alimentée depuis quatre ans par la propagande du Kremlin. Face à la lassitude croissante de la population, les élections pourraient être un moment dangereux pour les autorités car, a priori, elles devraient permettre d'exprimer par le vote des sentiments antiguerre. C'est pourquoi les autorités ont [en août] exclu du scrutin le parti Iabloko, avec son slogan « Pour la paix et la liberté ».

Ces législatives, comme toutes les élections organisées depuis au moins quinze ans, ne sont qu'une mascarade. Les candidats de l'opposition sont écartés et les résultats seront truqués. Mais, si les résultats s'écartent radicalement de la perception des électeurs, dans un contexte de mécontentement général, cela pourrait provoquer des manifestations, comme en Russie en 2011 ou en Biélorussie en 2020. C'est pourquoi de nombreux responsables de la sécurité [principalement du FSB, le service fédéral de sécurité russe] ont proposé d'annuler purement et simplement ces élections. Cependant, Vladimir Poutine en a besoin pour maintenir les apparences et sa propre légitimité au sein du système.

Les milieux d'affaires, et ce qui reste des élites libérales, peuvent-ils entreprendre des changements politiques?

Malgré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l'économie russe se porte mieux que l'économie soviétique à la veille de l'effondrement de l'URSS. Mais le système politique est devenu bien plus répressif. Face à l'échec quasi total des tentatives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pour mettre fin à la guerre, et face à la détérioration notable de l'économie, l'élite et une part importante de la bureaucratie commencent à comprendre qu'elles sont dans une impasse. Mais elles ne savent pas comment en sortir. Il ne s'agit pas seulement d'affronter Vladimir Poutine, ce qui comporte des risques personnels très élevés. Elles ne voient aucune alternative positive et ne comprennent pas pourquoi elles devraient prendre ce risque. A la fin des années 1980, dans un contexte économique bien plus grave, les élites soviétiques voyaient dans la transition vers une économie de marché et vers la démocratie une vraie alternative au modèle communiste.

Aujourd'hui, il revient à l'opposition de formuler une nouvelle vision pour l'avenir du pays. Mais cela doit aussi venir du côté occidental, surtout européen. Pourtant, quatre ans et demi après le début du conflit,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européens n'ont toujours pas de réponse à ces questions : avec quelle Russie, après la guerre, l'Europe serait-elle prête à coexister? Que peut-elle offrir, maintenant, aux opposants russes prêts à la confrontation avec le Kremlin pour que la Russie retrouve le chemin d'un pays normal?

PROPOS RECUEILLIS PAR BENJAMIN QUÉNELLE ror, un groupe de hackeurs diffusant des données de responsables et d'hommes d'affaires russes, présente huit scénarios à partir de mails envoyés par German Gref, le patron de Sberbank : 7 % de probabilité pour un « avantage militaire décisif » en faveur de la Russie, loin derrière les 32 % pour un scénario gelant le conflit avec une levée partielle des sanctions. Les auteurs décrivent surtout une économie russe de plus en plus sous pression, selon les experts de Sberbank : chute des revenus pétroliers et gaziers, déficit budgétaire supérieur aux prévisions, épuisement progressif des fonds de réserves, stagnation du secteur civil sous l'effet des taux élevés.

Un centre logistique, à Kolpino, près de Saint-Pétersbourg (Russie), touché par des drones ukrainiens, le 23 août. AFP

«NOMBRE CROISSANT DE DÉSÉQUILIBRES» «D'une part, l'économie russe continue de faire preuve d'une certaine résilience. D'autre part, un nombre croissant de déséquilibres, de problèmes latents et de distorsions structurelles s'accumulent», résume Nikolaï Kulbaka,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européenne des humanités de Vilnius. Avec la multiplication des frappes de drones ukrainiens, la guerre est entrée dans le quotidien des Russes et de leur économie. « Elles n'ont pas engendré de problèmes majeurs. Mais elles ont laissé une impression très négative sur un grand nombre de Russes », prévient Nikolaï Kulbaka.

Moscou et Kiev sont en fait entrés dans une nouvelle guerre d'usure, à coups d'attaque sur les infrastructures économiques adverses. Une guerre asymétrique. Le bilan estimé en juillet-août donne une fourchette d'environ 10 000 drones russes à long rayon d'action tirés sur l'Ukraine, contre quatre fois moins en sens inverse. Pour les missiles de croisière, le chiffre est autour de 300 tirs russes, contre 45 du côté ukrainien. L'objectif est le même des deux côtés : frapper en profondeur pour cibler l'économie, les recettes de l'Etat et le moral de la population.

« Le problème principal en Russie est davantage psychologique qu'économique : les Russes constatent que la guerre a atteint leur territoire et que le Kremlin ne peut pas grand-chose pour protéger leur mode de vie habituel, analyse l'économiste Vladislav Inozemtsev, cofondateur du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Strategies in Europe, un groupe de recherche basé à Chypre. Les frappes ukrainiennes sur les raffineries russes ont réduit les recettes pétrolières et gazières du budget fédéral d'environ 1500 milliards de roubles [environ 15,4 milliards d'euros], les faisant passer en dessous des niveaux de 2025. Mais elles ont surtout provoqué une inflation supplémentaire de 1 %, une forte hausse des coûts de transport et... une hausse du mécontentement dans la population. » ■ BENJAMIN QUÉNELLE

Un revers dans la région de Donetsk contredit le triomphalisme de Poutine

Prise en étau par les forces ukrainiennes, l'armée a dû céder du terrain près de Sviatohirsk

Q

uelle est la part de la facé- tie et celle de la déconn- exion du terrain dans les propos de Vladimir

Poutine? Le 1 $^{er}$ septembre, le président russe annonçait, devant un parterre de haut gradés, la prise de Sviatohirsk, une petite ville du nord de la région de Donetsk, dans l'est de l'Ukraine. Or, ce haut lieu de l'orthodoxie orientale est resté sous le contrôle ukrainien depuis sa libération, il y a exactement quatre ans, à la suite d'une contre-offensive éclair des forces de Kiev. Démentant Vladimir Poutine, le brigadier général Andri Biletsky, commandant de corps d'armée ukrainien, s'est filmé, le 7 septembre, près de la fameuse laure de la Dormition-de-la-Mère-de-Dieu de Sviatohirsk, ironisant sur la « culture du mensonge » du chef d'Etat ennemi.

Cette culture a sans doute contribué à un revers essuyé par l'armée russe dans le saillant qu'elle occupait tout à fait au nord de la région de Donetsk, et qui avançait jusqu'à 12 kilomètres de Sviatohirsk. L'information circulait parmi les observateurs russes et ukrainiens depuis dix jours. Elle a été confirmée, mardi 15 septembre, par Andri Biletsky, qui revendique la liquidation des combattants russes infiltrés sur 75 kilomètres carrés et la libération de 10 kilomètres carrés supplémentaires.

Le saillant russe, après avoir été pris en étau par les forces ukrai- niennes depuis plusieurs mois, a cédé sous la menace d'un encerclement. « C'est l'une des victoires les plus importantes pour l'Ukraine en 2026, qui retardera l'offensive sur le nord du Donbass », commentait l'analyste militaire Clément Molin, sur X, dès le 8 septembre. L'armée russe aurait reculé à plus de 25 kilomètres de Sviatohirsk.

Les commandants russes sont fréquemment accusés par leurs subalternes d'annoncer prématurément à l'état-major la conquête de localités, afin de satisfaire aux objectifs fixés et d'empocher des médailles. En conséquence, l'infanterie russe se trouve poussée à effectuer, sans soutien adéquat, des assauts extrêmement risqués pour prendre des positions prétendument déjà sécurisées.

Bombes guidées planantes

Bombes guidées planantes Très irritée, la chaîne Telegram russe proguerre Rybar note que les « problèmes de Lyman [la grande ville voisine de Sviato-hirsk] ne se limitent pas à Sviato-hirsk (...). Les échecs tactiques, qui ne sont pourtant pas critiques dans l'ensemble, risquent de se transformer en problèmes à portée stratégique en raison d'une mauvaise évaluation de la situation et de mensonges systémiques dans les rapports transmis à la hiérarchie. »

Pour autant, la situation globale de la ligne de front n'est pas favorable aux forces ukrainiennes. L'offensive principale des forces russes vers la « muraille » constituée par les deux grandes villes de la région de Donetsk encore sous contrôle ukrainien, Sloviansk et Kramatorsk, connaît une inquiétante progression. « La menace grandit, car les forces armées russes ne sont plus qu'à environ 7,5 kilomètres de l'aérodrome de Kramatorsk », souligne l'analyste militaire ukrainien Kostiantyn Machovets. Il qualifie

POUR AUTANT, LA SITUATION GLOBALE DE LA LIGNE DE FRONT N'EST PAS FAVORABLE AUX FORCES UKRAINIENNES

« d'extrêmement critique » la situation de Kostiantynivka, au sud de Kramatorsk, où les forces russes « considèrent les combats pour la ville comme presque achevés à leur avantage. Les forces armées d'Ukraine ne tiennent fermement que les quartiers nord et la gare ». « La situation est particulièrement difficile autour de Sloviansk. Les positions avancées russes ne sont plus qu'à 10 kilomètres », a reconnu son maire, Vadym Lyakh. « L'artillerie russe est déjà capable de frapper le centre-ville, ce qui en fait une "ville du front" », hantée par les drones russes. Plus au sud, sur les 700 kilomètres de front actif, une infiltration sur la route reliant Dobropillia à Kramatorsk menace de couper une importante voie logistique militaire.

Malgré un avantage technologique dans l'usage tactique des drones, l'armée ukrainienne continue de souffrir d'un manque de personnel pour tenir les lignes de défense. Les forces russes profitent de leur avantage numérique pour pratiquer des infiltrations ininterrompues de microgroupes d'infanterie (un ou deux soldats) qui exploitent les failles entre les positions ukrainiennes et les zones boisées, où la surveillance des drones est moins efficace.

L'aviation russe est mise à contribution avec une arme qui constitue le principal problème non résolu des Ukrainiens sur la ligne de front. Il s'agit des bombes guidées planantes, larguées en haute altitude par des bombardiers, en deçà de la ligne de front pour se protéger de la défense antiaérienne ukrainienne. Ces bombes très puissantes, entre 250 kilos et 1,5 tonne, déversées parfois par centaines, quotidiennement, sur une même zone, écrasent et démolissent n'important quelle position défensive.

Ces derniers mois, les forces de Moscou ont affiné une tactique qui accroît l'impact de ces bombes planantes. Il s'agit de mener une reconnaissance au moyen de drones. Dès qu'une position ukrainienne est identifiée, les bombes l'écrasent. Les forces ukrainiennes sont contraintes d'abandonner leurs positions détruites, et les manœuvres d'infiltration russes démarrent immédiatement. Quant à la pénurie de couverture antiaérienne à longue portée, en particulier sur le front, elle empêche les Ukrainiens d'abattre les bombardiers russes avant qu'ils ne larguent leurs bombes.

Un mois après son entrée en fonctions en tant que commandant en chef, Mykhailo Drapaty procède à une réorganisation dans la région de Donetsk, toujours à 21 % sous contrôle ukrainien. Mais il ne dispose toujours pas des outils techniques ni de la quantité de personnel nécessaire pour bloquer l'avancée russe.

EMMANUEL GRYNSZPAN

L'intrigante mansuétude de la France à l'égard de l'oligarque russe Alicher Ousmanov

Paris demande que le milliardaire, réputé proche de Poutine, soit retiré de la liste des sanctions

Les ambassadeurs européens sont tombés de leur chaise. A l'heure du renouvellement (à l'unanimité) de la liste des personnalités russes sous sanction en lien avec la guerre en Ukraine – l'exercice a lieu tous les six mois et, cette fois-ci, il aurait dû être mené à terme mardi 15 septembre –, la France a demandé que le magnat Alicher Ousmanov, qui navigue entre Moscou, Tachkent et Dubaï (Emirats arabes unis), en soit sorti. Elle a ainsi rejoint la Slovaquie, qui milite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pour que le milliardaire soit retiré de la liste des sanctionnés, ainsi que l'oligarque Michael Friedman, également réputé proche de Vladimir Poutine.

Lundi 14 septembre, les ambassadeurs européens se sont donné jusqu'au 22 septembre pour décider quoi faire de ces deux noms, sur un ensemble de quelque 3000 personnes et entités sous sanction. « Avant l'été, il existait un consensus entre 26 des 27 pays pour reconduire la liste des personnalités sous sanction, seule la Slovaquie s'y opposait encore à l'époque. Désormais, il y en a deux, et cela suscite beaucoup d'incompréhension des partenaires de la France », constate un diplomate européen.

Selon le Financial Times,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chercheraient à obtenir la libération de plusieurs ressortissants français, détenus en Azerbaïdjan de manière arbitraire, contre la levée des sanctions qui touchent Alicher Ousmanov. Une source ukrainienne, qui souhaite rester anonyme, confirme qu'au moins « un citoyen français en prison quelque part dans le monde pourrait être libéré » en cas de mansuétude.

Enjeu de « sécurité nationale » Paris s'émeut notamment du sort de Martin Ryan, homme d'affaires français condamné fin juillet en appel à dix ans de prison par la justice de Bakou pour « espionnage » – des accusations qu'il conteste. Le Quai d'Orsay a exigé « sa libération sans délai ». Mardi, le père du détenu a indiqué à l'AFP que la Cour suprême azerbaïdjanaise examinerait son cas le 25 novembre. Un autre Français, Anass Derraz, directeur pour le Moyen-Orient de l'industriel français de l'eau SAUR, avait été condamné en novembre 2025 à douze ans de prison pour avoir accepté un pot-de-vin du milliardaire russe d'origine azerbaïdjanaise Farkhad Akhmedov, dans une affaire où est cité Alexandre Benalla, ex-chargé de mission à l'Elysée, longtemps proche d'Emmanuel Macron.

Pour justifier sa démarche, Paris se drape derrière un enjeu de « sécurité nationale », restant évasif sur un éventuel troc. « Nous souhaitons répondre positivement à nos partenaires internationaux qui nous démarchent au sujet de M. Ousmanov », pointe l'Elysée sans donner plus de détails.

Balayant les critiques venant de Bruxelles,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rappellent que « la France est un des pays les plus engagés pour renforcer la pression, par tous les moyens, sur l'appareil de guerre russe ainsi que pour soutenir l'Ukraine ». Une nouvelle réunion sur le contenu de la liste des personnes sous sanctions doit se tenir vendredi 18 septembre. Contactée par Le Monde, l'équipe d'Alicher Ousmanov – qui, lui-même, ne se considère pas comme oligarque – n'a pas souhaité répondre à nos questions.

Né en Ouzbékistan, l'homme d'affaires russe de 73 ans, dont la fortune faite dans les mines et les télécoms est évaluée à environ 14 milliards de dollars (soit 12 milliards d'euros) selon le magazine Forbes, fait partie de ce cercle restreint d'hommes d'affaires gravitant autour de Vladimir Poutine. Avant l'invasion de l'Ukraine, en 2022, Alicher Ousmanov avait l'habitude de retrouver une partie de ces riches businessmen, dont l'oligarque Roman Abramovitch, toujours sanctionné par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 Royaume-Uni, à l'hôtel cinq étoiles Cala di Volpe, en Sardaigne. Durant l'été 2022, des employés de l'établissement de luxe avaient confié au Monde qu'Alicher Ousmanov y côtoyait Ilham Aliev, président de l'Azerbaïdjan, qui louait alors chaque année les 250 mètres carrés de la suite présidentielle du palace.

Jusqu'au printemps, la Hongrie, encore dirigée par Viktor Orban, multipliait les menaces de veto lors du renouvellement des listes de sanctions. En mars 2025, Budapest et la Slovaquie avaient obtenu le retrait de Gulbakhor Ismailova, la sœur d'Alicher Ousmanov. En mars, le site d'investigation The Insider avait rendu public un entretien téléphonique entre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russe, Sergei Lavrov, et son homologue hongrois Peter Szijjarto, où le premier demandait ce service au second.

A Bruxelles, l'affaire inquiète. «Paris sous-estime véritablement les répercussions qu'il y a à utiliser la promesse de lever les sanctions de l'Union européenne contre la Russie comme moyen de pression dans ses différends bilatéraux avec l'Azerbaïdjan, s'alarme une source diplomatique. Le précédent que cela crée est très regrettable. Le message envoyé au monde entier est le suivant: prenez un ressortissa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n otage et tout devient possible. » « Ce n'est définitivement pas le moment de lever les sanctions, définitivement pas le moment de protéger les oligarques russes de ces sanctions et définitivement pas le moment pour l'Europe de faire le moindre cadeau à la Russie », a dénoncé, lundi, le président ukrai-

nien, Volodymyr Zelensky. ■ CLAIRE GATINOIS, PHILIPPE JACQUÉ (À BRUXELLES) ET LUCAS MINISINI

Le fossé se creuse entre Paris et Berlin sur le budget européen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Antonio Costa, a entrepris un tour des capitales afin de trouver la voie d'un compromis pour les années 2028-2034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T andis que la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Ursula von der Leyen, relira une dernière fois son discours sur l'état de l'Union, mardi 15 septembre dans la soirée, que la présidente du Parlement européen, Roberta Metsola, se préparera à accueillir, le lendemain à Strasbourg, le premier ministre canadien, Mark Carney, Antonio Costa, lui, dînera à l'Elysée avec Emmanuel Macron.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européen et le chef de l'Etat français s'entendent bien, mais ce n'est pas une visite de courtoisie. Plutôt une visite à 2000 milliards d'euros.

Deux mille milliards d'euros, c'est le montant du budg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que la Commission propose aux Vingt-Sept pour la période 2028-2034. Ils doivent servir à poursuivre la 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 à continuer à soutenir les régions les moins favorisées et à financer de nouvelles priorités, au premier rang desquelles la compétitivité et la défense. La Commission réclame aussi des moyens pour ses nouvelles missions : elle doit notamment faire respecter ses grandes lois sur le numérique par les plateformes américaines ou chinoises. Elle doit enfin trouver dans ce budget de quoi rembourser les emprunts contractés pour financer le plan de relance post-Covid-19 (750 milliards d'euros).

Antonio Costa aimerait que les Etats membres, qui devront adopter ce budget à l'unanimité, parviennent à un accord avant la fin de l'année. Il sait qu'en 2027 il leur sera très difficile de faire des compromis, compte tenu d'un agenda électoral dense et à hauts risques politiques. Des scrutins sont en effet prévus en Espagne, en France, en Italie ou en Pologne – sur fond de montée des nationalismes et de l'extrême droite.

Berlin lié aux pays « frugaux » Dans ce contexte, l'ex-premier ministre portugais socialiste a entamé, le 25 août, un tour des capitales européennes pour chercher avec les chefs d'Etat et de gouvernement européens un terrain d'entente. Sans grand succès, pour l'instant. Au contraire. Après Berlin, où Antonio Costa s'est rendu le 9 septembre pour rencontrer le chancelier Friedrich Merz, il honore, à Paris, son 22 $^{e}$ rendez-vous et ne peut que constater à quel point les positions française et allemande semblent inconciliables.

Friedrich Merz a pris la tête des pays dits « frugaux », qu'il a réunis à Berlin le 27 août. Dans une déclaration commune, l'Allemagne, l'Autriche, le Danemark, la Finlande, les Pays-Bas et la Suède ont réclamé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ards d'euros de coupes dans les dépenses communautaires. Dans leur viseur, les frais

L'Allemagne refuse de rééditer l'expérience de l'emprunt commun, et le recours à de nouvelles ressources propres de fonctionnement de la Commission. Mais aussi les fonds liés à la cohésion et à l'agriculture, afin de privilégier la compétitivité et à défense.

La France, comme la Pologne ou l'Italie, estiment qu'il faut moderniser le budget européen sans sacrifier ses politiques traditionnelles, et donc, pour cela, trouver de nouvelles ressources. Berlin refuse de rééditer l'expérience de l'emprunt commun mais aussi le recours à de nouvelles ressources propres (impôts, taxes, droits de douane...).

A l'inverse, Paris mais aussi le Parlement européen et le président allemand du groupe du Parti populaire européen, Manfred Weber, militent pour que l'UE se dote de revenus, qui ne dépendent pas des contributions des Etats membres. La France souhaite également qu'elle se réendette pour financer le remboursement de l'emprunt commun de 750 milliards que les Vingt-Sept ont contracté ensemble pour limiter les ravages économiques causés par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Le prix de l'indépendance

Ce n'est pas tout. Comme l'a révélé le média La Lettre, le 9 septembre, Paris et Berlin s'opposent également sur la manière dont les 131 milliards d'euros du fonds de compétitivité qui sont prévus pour la défense et le spatial doivent être dépensés.

Pour la France, les conditions pour bénéficier de cet argent doivent être les mêmes que celles validées par les Etats membres en décembre 2025 dans le Programme pour l'industrie européenne de la défense, un premier fonds de 1,5 milliard d'euros : les équipements éligibles doivent contenir au moins 65 % de composants européens. Emmanuel Macron en fait une affaire de principe. C'est à ses yeux le prix de l'indépendance de l'UE, si elle veut se doter d'une défense réellement européenne et partagée.

Mais l'Allemagne et les frugaux ne veulent plus être liés par ces critères, pour ne pas entraver leurs entreprises qui travaillent avec des groupes américains ou limiter une production d'armes sous licence américaine. Qu'à cela ne tienne, leur répond l'Elysée : puisqu'il faut couper dans le budget européen, supprimons ces fonds pour la défense. Cette menace devrait faire réagir les alliés de Berlin, qui comptent sur ces financements quand l'Allemagne a, elle, lancé un vaste programme d'investissements militaires. Elle n'effraie en revanche pas la puissant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rmement d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français, plus favorable à des accords bilatéraux, de pays à pays.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ourrait aller plus loin dans ses menaces, selon une source bruxelloise, et refuser de valider un budget trop peu ambitieux, qui ne contient ni préférence européenne ni ressources propres, avant de quitter l'Elysée. Ce que redoutent ses partenaires, sous la menace d'avoir à négocier ce budget 2028-2034 avec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rêt à diviser par deux la contribution de la France à l'Europe, ou avec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table sur l'annulation d'une partie de la dette française.

SOPHIE FAY ET PHILIPPE JACQUÉ

A Okinawa, au Japon, la victoire conservatrice ouvre la voie à une militarisation accrue

Le nouveau gouverneur promet une intensification de la présence militaire dans la région

TOKYO - correspondence

Okinawa est passé au vert. Au terme d'une campagne électorale marquée par d'intenses opérations de désinformation en ligne, le département du sud-ouest du Japon est revenu dans le giron du Parti libéral-démocrate (PLD au pouvoir, dont la couleur est le vert). Le changement a été scellé, dimanche 13 septembre, par l'élection de Genta Koja au poste de gouverneur.

Né à Naha, la capitale du petit archipel, le quadragénaire a obtenu 59,4 % des voix, au terme d'une campagne marquée par son slogan « Faisons avancer Okinawa! ». Il a promis de « créer de nouveaux secteurs d'activité rentables », tout en s'inquiétant d'une « situation sécuritaire dégradée autour d'Okinawa ». Son succès promet une intensification de la présence militaire dans le département, qui se trouve en première ligne face aux menaces chinoises.

Genta Koja, 42 ans, est marié et père de cinq enfants. Après douze années au ministère de la gestion publique, ce passionné de marathon a été employé chez NTT Data, où il a travaillé à la promotion des start-up, avant de se lancer en politique et de devenir adjoint au maire de Naha. Il se présenta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indépendant, avec le soutien de la première ministre, Sanae Takai-chi, qui voyait dans ce scrutin un « test de la solidité de [son] administration », et d'une large coalition réunissant le PLD, mais aussi le très extrémiste Sanseito et le parti Komei (centre droit).

Genta Koja a battu le sortant, Denny Tamaki, qui a quitté la scène avec ses soutiens, sur une dernière kachashi, une danse traditionnelle d'Okinawa, à son siège de campagne. «Denny», comme l'appellent ses partisans, dirigeait l'exécutif local depuis huit ans. Il avait fait de son opposition à la militarisation du petit archipel le moteur de son action.

Point de crispation

Comme toujours à Okinawa, cette question a occupé les débats, conjointement aux enjeux économiques, ce département étant le plus pauvre du Japon. Denny Tamaki avait été élu en 2018 et 2022 en martelant son opposition au transfert des activités de la base américaine des marines de Futenma, actuellement au cœur de la ville de Ginowan, vers un site aménagé sur un polder en construction à la pointe de Henoko, dans le nord d'Okinawa. Ce projet a toujours été un point de crispation pour la population locale, qui y voit l'expression du mépris du pouvoir central pour un département qui représente 0,6 % du territoire nippon mais abrite 70 % des bases américaines de l'Archipel.

Mais la montée des tensions régionales et l'avancement des travaux à Henoko ont fini par affaiblir l'opposition au projet, plaçant les questions économiques au cœur des priorités des électeurs. Pour Genta Koja, Henoko est la « solution réaliste pour éliminer les dangers que pose la base de Futenma ». La décision de transférer celle-ci a été prise après la chute d'un hélicoptère, en 2004, sur le campus d'une université située près de la piste. Misant sur les attentes économiques, Genta Koja a promis de « doubler le salaire net », « les aides à la garde d'enfants », et « les revenus du tourisme ». Le tourisme et la construction sont les principales activités d'Okinawa. Il veut aussi investir dans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ou les chantiers navals.

Par son opposition au transfert de Futenma, aux projets du gouvernement visant à renforcer la présence des Forces d'autodéfense (FAD, l'armée nippone) dans les îles du département et à l'intensification des exercices militaires conjoints nippo-américains, Denny Tamaki s'est aliéné le gouvernement qui a, en guise de représailles et sans état d'âme, réduit les subventions à Okinawa.

Dans ce contexte, Denny Tamaki n'est pas parvenu à se faire réélire, malgré sa promesse d'« une société solidaire, fidèle à l'esprit d'Okinawa » et la mise en avant de son bilan caractérisé par l'utilisation de recettes fiscales en hausse pour financer les services de garde d'enfants et des politiques en faveur de la diversité, notamment le soutien aux couples de même sexe. Denny Tamaki et sa coalition All Okinawa ont aussi été la cible de fausses information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générées par IA. L'une d'elles avertis- sait que leur victoire permettrait à la Chine de « prendre Okinawa ». De faux messages présentés comme émanant du camp de Denny Tamaki ont également circulé. Ils promettaient des « cadeaux » – ce qui est illégal – à ceux qui voteraient pour lui.

Avec la victoire de Genta Koja, le PLD achève sa reprise en main du département. Les 20 candidats qu'il soutenait lors des élections départementales de 2024 l'ont emporté, faisant perdre la majorité à la coalition soutenant Denny Tamaki. En 2026,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février, le PLD a remporté les quatre circonscriptions d'Okinawa. Voilà Sanae Takaichi rassurée à la veille d'un remaniement destiné à enrayer sa baisse dans les sondages, et à l'approche, en octobre, du premier anniversaire de son arrivée au pouvoir. ■ PHILIPPE MFSMER

La France réaffirme son rôle au Liban en recevant le président Joseph Aoun

L'Elysée accueille un sommet international consacré au soutien à l'armée libanaise

BEYROUTH - correspondante

L'idée avait jailli fin juillet lors d'une conversation entre Emmanuel Macron et le roi Abdallah II de Jordanie, récoltant le soutien appuyé du président libanais, Joseph Aoun. L'Elysée doit accueillir, le 17 septembre, une réunion préparatoire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soutien aux forces armées libanaises et aux force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s. De quoi offrir « un démenti cinglant à l'idée que nous ne serions pas dans le coup au Liban », indique un proch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puis la reconnaissance de l'Etat palestinien par la France, le 22 septembre 2025, Israël, ulcéré par cette initiative, s'efforce de tenir Paris à distance du règlement des crises diplomatiques au Moyen-Orient, notamment du dossier libanais. «Israël veut être seul avec les Libanais. Mais la France agit sans arrière-pensée, pour la sécurité du Liban, pour la restauration de son Etat et de sa souveraineté», insiste-t-on dans l'entourag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Le 26 juin, après quatre mois d'une guerre entre le mouvement chiite libanais Hezbollah et Israël, durant laquelle l'armée israélienne s'est emparée de 6% du territoire libanais dans le sud du pays, l'Etat hébreu et le Liban ont signé un accord-cadre pour obtenir un cessez-le-feu et le retrait progressif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contre le désarmement du Hezbollah. Cet accord-cadre s'est fait sous médiation américaine, sans que la France ni d'autres pays européens aient leur mot à dire.

La présence de Joseph Aoun aux côtés d'Emmanuel Macron, jeudi, témoigne donc de la ténacité française à l'égard de ce dossier si cher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lors que le processus de désarmement du Hezbollah dans les zones pilotes, fixées par l'accord-cadre semble patiner. « Les zones pilotes, ça n'avance pas car l'armée israélienne ne facilite pas le mouvement des Forces armées libanaises [FAL]. Les FAL ont déployé des troupes, mais pas de façon à saturer la zone. Il n'y a pas eu de découverte de caches d'armes », estime une source onusienne.

« La France ne vole pas au secours du Liban, mais elle agit dans la continuité d'une présence française, car il y a danger », s'alarme un diplomate. Le Parti de Dieu, affaibli militairement, a regagné en popularité auprès des chiites libanais sous l'effet de l'occupation israélienne et de ses bombardements incessants. L'armée libanaise, composée en partie de membres de cette communauté, sait qu'un affrontement avec le Hezbollah peut, à tout instant, dériver vers une guerre civile. Et, sans avancée militaire majeure, Israël maintiendra durablement son occupation, redoute ce diplomate.

«Liste de courses»

Le premier ministre israélien, Benyamin Nétanyahou, en contradiction avec la lettre de l'accord-cadre approuvé à Washington, a déjà indiqué que la sécurité du nord d'Israël serait assurée par la présence des forces israéliennes sur le territoire libanais. «La situation rend difficile l'action des FAL. Elle est très conflictuelle. Le déploiement de l'armée sur tout le territoire est un processus qui ne peut se faire en un claquement de doigts. Mais la volonté existe», estime Patrick Durel, ambassadeur de France au Liban.

La rencontre de jeudi s'inscrit dans le cadre dit du « processus d'Aqaba », une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e lancée en 2015 par le roi

Depuis la reconnaissance de l'Etat palestinien par la France, Israël s'efforce de tenir Paris à distance

Abdallah II de Jordanie pour lutter contre le terrorisme. Entièrement consacré au Liban, et destiné à soutenir son gouvernement dans sa lutte contre le Hezbollah, le sommet réunira un parterre de hauts gradés venus du pays du Cèdre, de Jordanie, mais aussi du Royaume-Uni, du Canada, d'Espagne ou des Nations unies. Côté Etats-Unis, le général Joseph Clearfield, chef du Groupe de coordination militaire pour le Liban, sera présent ainsi que l'ambassadeur américain à Beyrouth, Michel Issa, accompagnés de proches conseillers de Marco Rubio, le secrétaire d'Etat.

Ces experts militaires seront censés évaluer les moyens nécessaires à l'armée libanaise pour qu'elle respecte ses engagements au regard du désarmement du Hezbollah. Ces réflexions pourraient alimenter une conférence des donateurs, alors que celle prévue le 5 mars avait été ajournée du fait de la guerre. « C'est une mobilisation internationale en soutien aux FAL et une occasion de se réunir avec le commandant en chef de l'armée libanaise pour écouter et échanger sur ce qu'ils font, ont intérêt à faire et prévoient de faire dans les semaines et mois à venir. Il s'agit de comprendre quels sont leurs besoins », dit Patrick Durel.

« Nous avions préparé – avec les Libanais – une “liste de courses” pour la conférence des donateurs. Il y a un double problème : les soldats ne sont plus suffisamment payés [depuis la crise financière de 2019], même si les soldes ont été augmentées de 20 %. Et, dans l'idéal, on voudrait que les FAL fassent ce que faisait la Force intérimaire des Nations unies au Liban [Finul, qui assure la maintien de la paix dans le pays], mais pour cela il faut des véhicules, des armements, de l'essence, des munitions... », observe le colonel Bruno Costantini, attaché de défense à l'ambassade de France au Liban.

Les FAL ne disposent pas de capacités suffisantes,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 déminage ou d'ingénierie de combat. Elles ont très peu de moyens de surveillance pour se protéger des drones ou des roquettes.

A quelques mois de la fin du mandat de la Finul, le 31 décembre, il s'agira aussi de réfléchir à une alternative. Mais Paris met d'ores et déjà en garde contre l'idée simpliste d'une présence militaire internationale dont le rôle se limiterait à « cogner le Hezbollah ». « Notre mission n'est pas d'intervenir militairement contre le Hezbollah, mais d'appuyer les autorités libanaises dans l'exercice du monopole de l'Etat sur les armes, ce qui se fera dans un cadre politique clair », appuie un proch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Pour Paris, le pays a avant tout besoin de réformes.

« Au fond, il n'y a que des problèmes politiques au Liban », décrypte ce proche d'Emmanuel Macron, conscient que le dossier libanais pourra difficilement progresser avant la tenu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n Israël. Prévu le 27 octobre, le scrutin pourrait déloger Benyamin Nétanyahou du pouvoir.

CLAIRE GATINOIS ET HÉLÈNE SALLON

En Israël, les espoirs des opposants à Nétanyahou

A Dimona, bastion électoral du premier ministre, les débats se focalisent sur la gestion du 7-Octobre

Portrait du maire de la ville, Benny Biton, à côté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dans un restaurant de Dimona (Israël), le 14 septembre. LAURENCE GEAI/MYOP POUR « LE MONDE »

DIMONA (ISRAËL) - envoyé spécial

E den Abutbul n'a aucune hésitation. Si le 7 octobre 2023 a été aussi meurtrier pour Israël, c'est la conséquence d'un complot au sein de l'Etat hébreu. « Ce n'est pas la faute de "Bibi" [surnom du premier ministre israélien, Benyamin Nétanyahou]. Il y a eu des trahisons à l'intérieur de l'armée. Des gens qui voulaient faire chuter "Bibi" », assure la jeune femme, employée dans une entreprise de télécoms à Dimona, une ville du sud d'Israël.

Aucun fait ne vient corroborer cette théorie complotiste, mais elle continue de prospérer dans l'électorat de droite et d'extrême droite: six électeurs sur dix de l'actuelle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en seraient convaincus, selon un sondage publié au début de septembre par le journal Maariv. Eden Abutbul confie, mystérieuse, que, « bientôt, il y aura des preuves ». Sans en dire plus. Sinon que, comme sa famille et la plupart de ses amis, elle votera pour la liste du chef du gouvernement, le 27 octobre, lors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Avec une conviction telle qu'elle ne peut souffrir de contestation, même si elle n'a aucun sens : « Les gens de gauche sont pour le terrorisme. »

Trois ans après l'attaque du 7-Octobre, comme la jeune employée, une partie significative de l'électorat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demeure accrochée à son idole, boussole de la vie politique qui cumule dix-neuf années comme premier ministre, bien plus que le fondateur de l'Etat hébreu, David Ben Gourion.

Pourtant, Benyamin Nétanyahou a incontestablement perdu beaucoup de supporteurs. En novembre 2022, sa liste avait obtenu 32 sièges. Aujourd'hui, les sondages évoquent entre 20 et 22 sièges, soit la perte d'un tiers environ de son électorat. Il reste donc le noyau dur, au sens propre comme figuré, qui n'imagine pas l'avenir de l'Etat hébreu sans l'homme politique de presque 77 ans.

Dimona, ville populaire de 40 000 habitants, composée majoritairement de quartiers HLM dégradés, au milieu du désert du Néguev, en fait partie : dans ce bastion du Likoud, où vivent beaucoup de Mizrahis, des juifs venus d'Afrique du Nord et du Moyen-Orient, Benyamin Nétanyahou avait dépassé 50 % des voix lors du précédent scrutin législatif, en 2022, un des records nationaux.

« “Bibi” a fait son temps »

Le 7 octobre 2023 a marqué une rupture sécuritaire, mais aussi politique. A l'échelle nationale, deux tiers des électeurs juifs affirment que leur choix électoral, le 27 octobre, se fondera sur cette journée tragique et sur les réponses qui lui ont été apportées, selon une enquête publiée par le think tank 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le 9 septembre.

«Après le 7-Octobre, tout le monde a pris ses responsabilités, sauf un: "Bibi"», remarque Nir, 24 ans (il n'a pas souhaité donner son nom, comme toutes les personnes citées par leur prénom), un ancien électeur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convaincu de voter cette fois pour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Naftali Bennett, un des leaders de l'opposition. « L'illusion du M. Sécurité a éclaté », note Itzik Kadoche, photographe de 55 ans, opposant depuis longtemps, déterminé à voter pour l'ancien chef d'état-major Gadi Eisenkot, rival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qui dispose d'une fragile avance dans les sondages. La question du partage du fardeau de la guerre est une plaie ouverte pour beaucoup de familles dont les enfants ont passé de longs mois à Gaza ou au Liban. Que les jeunes ultraorthodoxes continuent d'y échapper, grâce à l'actuel gouvernement, est perçu comme une rupture d'égalité majeure. Que leurs représentants, alliés à Benyamin Nétanyahou, aient obtenu des financements supplémentaires pour leurs écoles ces quatre dernières années est jugé inacceptable. Comme si le premier ministre, par ses choix à court terme, avait fissuré, de l'intérieur, les murs porteurs de la so-

ciété israélienne.

Ce que confirme un petit groupe de retraités installés dans le centre commercial de Dimona, où ils échangent bruyamment : une discussion informelle, souvent appelée parlament («parlement») en hébreu, au cours de laquelle les hommes parlent de tout haut et fort, au même endroit, tous les jours. Moshé, 72 ans, un ancien ingénieur qui partage sa vie entre le Maroc et Dimona, se retrouve seul à défendre l'actuel premier ministre: « Nétanyahou a l'expérience. Il n'y en a pas un comme lui parmi ses opposants », explique le retraité. Son soutien indéfectible irrite ses ex-collègues, tous anciens électeurs du Likoud. « Quel leader dans le monde est resté en poste après le massacre de 1200 de ses citoyens ? Personne », fait remarquer un des retraités. « Nétanyahou et ceux qui l'entourent cherchent à diviser la société. Ils attaquent tout le monde. C'est pas possible », explique un autre, dont la famille est venue d'Inde pour s'installer là où il y avait du travail et des logements pas chers.

Jacques, 70 ans, dont la famille a émigré d'Oran (Algérie), l'interrompt. Lui aussi a longtemps voté pour le Likoud, mais il n'a pas digéré la catastrophe du 7-Octobre. « "Bibi" dit qu'il n'a pas été réveillé le matin du 7, se moque-t-il. Il a fait son temps, c'est fini. » Le retraité votera pour une liste de l'opposition. Mais pas ses quatre enfants, partagés entre le ministre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Itamar Ben Gvir, et celui des finances, Bezalel Smotrich, les deux leaders d'extrême droite, perçus comme plus religieux. Car Benyamin Nétanyahou doit aussi affronter la concurrence de ses alliés. Nuriel, 31 ans, employé dans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d'origine russe, laisse entendre qu'il votera pour Itamar Ben Gvir. Sa mesure phare a été d'autoriser plus de 300 000 Israéliens à dispo-

La campagne, âpre, sale, polémique, remplie de violences verbales, ne permet en réalité aucun débat

ser d'un permis de port d'arme après le 7-Octobre. «A Dimona, on est entourés de villages arabes, le sentiment d'insécurité est fort», relève-t-il. Lui aussi a entendu des rumeurs circuler. «Il y a des enregistrements du Hamas qui disent que le renseignement israélien leur a permis d'entrer en Israël le 7-Octobre», croit-il savoir – une autre théorie conspirationniste.

La bataille politique est difficile parce que la vérité ne compte plus beaucoup pour une partie de l'électorat et que la campagne, âpre, sale, polémique, remplie de violences verbales et d'accusations, ne permet en réalité aucun débat. «Les théories du complot permettent d'effacer les vraies questions du 7-Octobre», estime Itzik Kadoche. «C'est moins douloureux pour beaucoup de gens de se dire qu'il y a forcément eu une trahison et qu'il ne s'agissait pas d'une faillite collective», ajoute Michal Elmalem, 55 ans, conseillère municipale, animatrice du parti de Gadi Eisenkot, à Dimona, depuis quelques mois.

Si le camp Nétanyahou peut difficilement rêver d'une victoire, il peut encore bloquer celle de l'opposition, en l'empêchant d'obtenir une majorité claire. Les militants de Gadi Eisenkot espèrent, eux, un vrai basculement, la victoire de la raison et d'une forme de tempérance. Leur candidat, issu d'une famille d'origine marocaine, peut séduire les classes populaires, pensent-ils. « Beaucoup ne veulent pas dire publiquement qu'ils vont voter pour nous, relate Michal Elmalem. Quand je demande aux gens ce qui ne va pas aujourd'hui, ils ne me disent pas la "sécurité", ils parlent des fractures et de la haine entre nous. Je leur dis : on a besoin de quelqu'un qui unit. Tout sauf Nétanyahou... » ■

LUC BRONNER

Au Yémen, les houthistes cherchent à asseoir leur légitimité

Les rebelles, qui contrôlent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veulent devenir incontournables sur les questions de sécurité en mer Rouge

A près avoir pris le contrôle du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aux mains d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le 11 septembre, les houthistes, soutenus par l'Iran, ont revu leurs ambitions à la hausse. Ils cherchent désormais activement à transformer cette victoire militaire en reconnaissance politique. Au Yémen d'abord, mais surtout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en se posant en interlocuteur incontournable de la sécurité maritime régionale.

Le groupe rebelle a suivi le fil d'une stratégie constante tout l'été, au service de ses ambitions nationales et de son soutien à son mentor iranien. Après avoir annoncé l'instauration d'un blocus maritime contre l'Arabie saoudite, le 20 juillet, les houthistes ont ciblé les infrastructures et les pétroliers saoudiens. Ils ont cherché à asphyxier le royaume, principal soutien d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qui avait redirigé une partie de ses flux pétroliers en mer Rouge, par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afin de contourner le détroit d'Ormuz bloqué par l'Iran. En septembre, ils se sont emparés de tous les territoires le long de la côte ouest, jusqu'au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Ils peuvent dès lors décider quel navire a le droit de passer ou non.

S'ils ont annoncé que les navires saoudiens ne passeraient pas, les houthistes ont affirmé que le passage resterait gratuit et « sécurisé » pour les autres. Ils ont cependant précisé que les bateaux devaient les prévenir de leur arrivée et ne traiter avec aucun autre acteur. « Les houthistes tentent d'apaiser les préoccupations internationales pour gagner du temps, afin d'ancrer leur contrôle », analyse Maged Al-Madhaji, cofondateur du Sana'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un laboratoire d'idées yéménite.

Nul besoin de fermer totalement le détroit. La menace suffit. «Leurs missiles et leurs drones se sont avérés des facteurs de nuisance très puissants, constate Sylvain Domergue, professeur à Sciences Po Bordeaux et auteur de Géopolitique des espaces maritimes (Armand Colin, 2025). Les Etats et les compagnies se sentent contraints de s'accommoder de

Le groupe rebelle a annoncé l'instauration d'un blocus maritime contre l'Arabie saoudite, le 20 juillet

leurs conditions et de leurs calculs politiques. » De fait, les acteurs du commerc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semblent avoir accepté cette réalité comme la nouvelle norme. Les assureurs calculent leurs primes selon les intentions supposées des houthistes, tandis que les compagnies de transport cherchent des garanties directement auprès d'eux ou détournent leurs navires de la mer Rouge et empruntent de nouvelles routes.

La quête de légitimation internationale est une ambition nourrie par les houthistes depuis longtemps. «Après s'être emparés de la capitale du pays, Sanaa, en 2014, les houthistes ont repris l'ancien appareil d'Etat yéménite tout en conservant des diplomates qui, encore aujourd'hui, travaillent à entretenir d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avec Amman, Bagdad ou Le Caire par exemple », explique Jules Grange Gastinel, doctorant qui travaille sur l'étatisation et la légitimation du mouvement houthiste au Yémen, à l'université d'Aix-Marseille.

Au cœur des rivalités régionales L'accord de Stockholm, conclu sous l'égide de l'ONU, en 2018, entérinant une trêve entre les forces du gouvernement reconnu par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qui siège dans le sud du pays, et les houthistes, leur a d'abord donné la première place dans un processus diplomatique parrainé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 Ce n'était pas une reconnaissance de leur administration comme gouvernement légitime du Yémen, mais participer à ce type de processus leur donne des occasions de se présenter comme un acteur politique incontournable », souligne M. Al-Madhaji. Depuis, les houthistes négocient par l'intermédiaire d'Oman, ce qui contribue à confirmer l'idée que les acteurs régionaux et internationaux se doivent de composer avec eux.

L'Iran est le seul pays au monde à accorder au pouvoir houthiste une reconnaissance politique et diplomatique. Leur relation bilatérale est officielle : un ambassadeur houthiste se trouve à Téhéran, et un ambassadeur permanent iranien réside à Sanaa.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apporte aussi aux rebelles yéménites un soutien financier, logistique et militaire, « jusqu'au sein du bureau du leader Abdel-Malik Al-Houthi, dans lequel se trouvent des membres de l'appareil [d'Etat] iranien, précise Jules Grange Gastinel. Les objectifs houthistes sont étroitement liés à ceux de l'axe de la résistance" [réseau d'alliés et de groupes armés soutenus par l'Iran pour contrer l'influence israélienne et américaine au Moyen-Orient] dirigé par l'Iran ».

Les agendas des deux acteurs n'ont d'ailleurs jamais été aussi alignés qu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Le contrôle coercitif exercé dans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offre aux houthistes le moyen d'exporter leur influence au-delà du conflit yéménite et de se placer au cœur des rivalités dans la région et de l'équilibre entre puissances régionales et internationales. Pour Téhéran, ils sont devenus un levier supplémentaire à un moment particulièrement opportun, lui permettant de mettre les Etats-Unis et leurs alliés arabes sous pression, et de revoir leurs exigences à la hausse.

La rencontre qui devait avoir lieu entre l'Iran et les pays du Golfe, à Oman, le 14 septembre, pour aborder la question du détroit d'Ormuz a finalement été reportée, la veille, par l'Arabie saoudite, qui juge que la proposition irano-omanaise sur Ormuz est porteuse d'un « nouveau statu quo inacceptable » pour Riyad, selon le site d'actualités américain Axios. Un statu quo d'autant plus inacceptable que les houthistes ont pris Bab Al-Mandab.

FANNY ARLANDIS

L'homme du « plus gros contrat pétrolier mondial »

Le Vénézuélien Alejandro Betancourt est le sulfureux partenaire de Trump pour l'exploitation des gisements

BOGOTA - correspondante régionale

I est l'homme derrière le deal. L'accord conclu fin août entr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et une entreprise vénézuélienne privée prévoit de concéder à cette dernière l'exploitation pour un siècle de 17 gisements pétroliers – soit environ un quart des réserves du pays. Jusqu'en mai, Alejandro Betancourt Lopez, un temps visé par un mandat d'extradition émis par les autorités suisses dans le cadre d'une enquête

LE PROFIL

Alejandro Betancourt

Descendant d'un président du Venezuela du XIXe siècle, Alejandro Betancourt, 46 ans, a été scolarisé dans le collège privé catholique Cumbres de Caracas, avant de partir pour suivre le cursus d'une double licence en économie et gestion d'entreprise à l'université Suffolk à Boston (Massachusetts), puis celui d'un master en administration des affaires à l'université d'Oxford, en Angleterre.

pour blanchiment, n'avait pas le droit de quitter le sol britannique.

Et le voilà associé au « plus gros contrat pétrolier de l'histoire mondiale » – selon les propos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 à travers sa compagnie, la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Nabep), détentrice de la concession. Domiciliée à la Barbade, cette société est devenue il y a peu le deuxième producteur privé du Venezuela, derrière l'américain Chevron, et le département de la défense des Etats-Unis vient d'en acquérir 35 % des parts.

La réputation du milliardaire de 46 ans est pourtant sulfureuse, ses détracteurs le qualifiant de « bolichico », un terme qui désigne de jeunes hommes d'affaires proches du pouvoir qui se sont enrichis de manière spectaculaire sous les présidences d'Hugo Chavez (1999-2013) et de Nicolas Maduro. S'il n'a jamais été mis en examen, M. Betancourt a fait l'objet de multiples enquêtes, en Suisse, en Espagne et aux Etats-Unis, pour blanchiment et fraude fiscale. Madrid le soupçonne d'avoir versé 42 millions de dollars (36 millions d'euros) de pots-de-vin à des responsables de la compagnie pétrolière publique vénézuélienne PDVSA pour détourner 4,85 milliards de dollars dans des opérations de change liées au pétrole dont une partie aurait été investie en Espagne.

Sa nouvelle position de roi du pétrole nourrit la suspicion qui entoure l'accord entre la présidente vénézuélienne par intérim, Delcy Rodriguez, et les Etats-Unis.

« L'une des préoccupations qui se font jour est le manque de transparence, ainsi que, bien sûr, le risque de détournement de fonds lors de l'obtention de ces ressources », souligne le militant des droits humains Rafael Uzcategui, codirecteur du Laboratoire de paix et exilé au Mexique. « Donner à Alejandro Betancourt le contrôle des réserves pétrolières vénézuéliennes, c'est un peu comme nommer Jeffrey Epstein [1953-2019] au poste de commissaire à l'éducation scolaire », a ironisé de façon cinglante, le 4 septembre sur X, Francisco Rodriguez, économiste associé au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ales électriques

Sur le site Internet d'O'Hara Financial, 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 familial » que M. Betancourt dirige, ce dernier détaille les actifs qu'il détient dans une myriade de sociétés à travers le monde, dans le secteur bancaire en Afrique, des plateformes de réservation de terrains de padel, de recherche d'emploi, de paiement en ligne... Il est aussi à la tête d'une entreprise de lunettes de soleil fondée en Espagne, Hawkers, qui s'est hissée en peu de temps parmi les principaux fabricants mondiaux. Il relate aussi son expérience dans le secteur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et de la construction, acquise d'abord auprès de plusieurs multinationales implantées en Amérique latin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le jeune Alejandro Betancourt fonde sa

S'il n'a jamais été mis en examen, M. Betancourt a fait l'objet de multiples enquêtes

propre société, Derwick Associates, qui remporte à partir de 2009 des marchés publics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11 centrales électriques au Venezuela, alors que le pays fait face à une grave pénurie d'électricité. L'organisation de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Transparencia Venezuela affirme qu'il a surfacturé ses contrats à hauteur de plusieurs milliards de dollars.

Les enquêtes restent ouvertes en Espagne et en Suisse – depuis 2019

Espagne et en baisse depuis 2019 –, indépendamment du retrait de la demande d'extradition qu'avait formulée le parquet de Zurich en novembre 2025. M. Betancourt avait alors été arrêté au Royaume-Uni puis assigné à résidence, privé de ses passeports italien et vénézuélien. Il pouvait néanmoins naviguer, à bord de son hélicoptère, entre deux de ses propriétés dont un manoir de 14 chambres.

Selon le média public suisse RTS, le parquet zurichois a justifié le retrait du mandat d'arrêt en mai par des « particularités du droit britannique en matière d'extradition », sans donner plus de détails. Le quotidien américain The

Washington Post évoque, pour sa part, la pression de hauts responsables américains pour permettre à l'homme d'affaires, qui nie toute malversation, de voyager. La presse américaine rapporte aussi que M. Betancourt a obtenu en juin un visa pour se rendre aux Etats-Unis à plusieurs reprises afin de négocier l'accord pétrolier avec Caracas. Le média CNN détaille enfin des pressions de Todd Blanche, procureur général des Etats-Unis et ancien avocat de Donald Trump, pour obtenir auprès du parquet fédéral de Miami le classement d'une enquête sur des soupçons de blanchiment de pots-de-vin liés à PDVSA et qui implique M. Betancourt.

Les services de Rudy Giuliani

Lors d'une interview accordée au journaliste vénézuélien installé à Miami Sergio Novelli,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a ainsi pu assurer qu'« aucune enquête [n'était en cours aux Etats-Unis] à son encontre ». Lors de cet entretien, M. Rubio a rappelé que le milliardaire avait « apporté un soutien important » à l'opposant vénézuélien Juan Guaido en 2019, lorsque celui-ci s'était autoproclamé président – et avait été reconnu par M. Trump et une cinquantaine d'autres pays. Début 2020, Jorge Rodriguez, le frère de Delcy et alors ministre de la communication, avait d'ailleurs accusé M. Betancourt de financer l'opposition à hauteur de « millions de dollars ». Il soulignait que « ce voleur » s'était offert les services de Rudy Giuliani, l'ancien avocat personnel de Donald Trump, pour obtenir l'abandon de poursuites contre lui aux Etats-Unis.

Mais le temps a passé. Dès 2023, Alejandro Betancourt est revenu en grâce au Venezuela – les poursuites le concernant y ont été abandonnées – et en force dans le secteur pétrolier, en fondant l'année suivante son entreprise Nabep. M. Rubio a justifié le choix – sans appel d'offres – de cette entreprise, dans laquelle le département de la défense américain aura donc désormais une participation de 35 %, par le fait qu'il s'agit de « la plus grande entreprise privée que le Venezuela ait jamais eue en termes de production ». « Dans le monde des affaires, lorsque vous choisissez un partenaire, l'important n'est pas de savoir qui a raison, mais qui a prouvé sa capacité à obtenir des résultats », a aussi justifié Chris Wright, secrétaire à l'énergie des Etats-Unis.

Le 3 janvier, alors que les forces spéciales américaines enlevaient Nicolas Maduro à Caracas, c'est, selon ce que rapporte le site Axios, M. Betancourt qui aurait œuvré pour convaincre Delcy Rodriguez de parler avec M. Rubio de la possibilité qu'elle dirige le pays. Le 2 septembre, Delcy Rodriguez prenait la défense de l'homme d'affaires, rappelant qu'« il a été acquitté au Venezuela il y a des années ». Contacté, Alejandro Betancourt n'a pas répondu aux sollicitations du Monde.

JULIA PASCUAL ET ANGELINE MONTOYA

Le Monde | Ateliers

Cours du soir

HISTOIRE DE L'ART

Comment regarder un tableau ?

à partir du 7 octobre Tout un monde dans un tableau

avec Françoise Barbe-Gall, historienne de l'art et conférencière des musées nationaux

D'où vient la fascination exercée par un tableau ? De sa beauté plastique ? De sa profondeur spirituelle ? De son caractère énigmatique ? De sa simplicité déconcertante ? Derrière cette apparence, quelle histoire est-elle vraiment en train de se jouer ? Qu'a-t-elle changé dans l'histoire de la peinture ? A partir du 7 octobre, participez à notre nouveau cycle de cours du soir consacré à ces questions passionnantes, autour de cinq chefs-d'œuvre de la peinture et de leur héritage.

Démission du directeur de la Maison de l'Argentine de la Cité U de Paris

Santiago Muzio est un proche des milieux conservateurs argentins

Pour beaucoup, c'est un ouf de soulagement, tant le personnage était devenu encombrant. Après des mois de polémiques, l'avocat franco-argentin Santiago Muzio a finalement démissionné de son poste de directeur de la Casa Argentina, la Maison de l'Argentine de la Cité universitaire internationale de Paris (CIUP). Nommé en décembre 2024, alors qu'il était déjà en fonctions depuis cinq mois, ce proche des milieux conservateurs argentins et européens était critiqué en raison d'une série de décisions controversées : retrait d'une plaque rendant hommage aux victimes de la dictature argentine (1976-1983), organisation de réunions d'extrême droite dans les locaux de la maison, installation d'une statue de la Vierge dans le hall d'entrée, expulsion de résidents qualifiés d'« idéologiques », gestion opaque des fonds...

Santiago Muzio – qui n'a pas répondu aux sollicitations du Monde – avait également refusé de signer la charte des valeurs de la Cité universitaire, qui interdit entre autres les discriminations fondées sur le genre ou l'orientation sexuelle. Parmi les autorités de la Cité U, qui accueille chaque année dans le sud de la capitale 12 000 étudiants, chercheurs et artistes de 150 nationalités répartis dans 47 maisons nationales, le malaise était palpable. Et certaines ne cachaient pas leur espoir de voir partir un personnage aux expressions racistes, homophobes, islamophobes et climatosceptiques, à l'opposé des valeurs de paix, d'humanisme, d'égalité et de respect et de non-discrimination portées par la CIUP depuis sa fondation en 1925. Mais la Maison de l'Argentine fonctionne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et ne dé- pend que du ministère du capital humain argentin.

Début septembre, Santiago Muzio avait déclaré au Journal du dimanche, propriété du milliardaire Vincent Bolloré, vouloir « extirper ce lieu des griffes de l'extrême gauche et de l'idéologie woke » et assurait avoir pour le président argentin d'extrême droite, Javier Milei, une « loyauté inébranlable ». Cela n'a visiblement pas été réciproque.

Travaux de rénovation

Des rumeurs circulaient au sujet de son départ. Dimanche, le quotidien argentin Clarin a affirmé que la décision de l'écarter avait été prise en catimini, deux semaines plus tôt, par crainte que cette affaire ne gâche la visite à Paris du président Milei, qui doit assister le 30 septembre à la Argentina Week, un événement organisé par Buenos Aires jusqu'au 2 octobre pour promouvoir les entreprises argentines. La polémique autour de Santiago Muzio – ancien directeur de l'antenne de Madrid de l'institut privé de sciences politiques fondé par Marion Maréchal, nièce de Marine Le Pen – avait été relancée en juin pa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un millier d'universitaires, écrivains, artistes français et argentins, qui s'inquiétaient, entre autres, de l'opacité dans laquelle se réalisent actuellement différents travaux de rénovation ou d'entretien menés à la Casa Argentina.

D'après certains résidents, ces travaux auraient permis d'améliorer le confort de l'habitation réservée à la famille du directeur, au détriment d'autres plus urgents, comme une rampe d'accès pour personnes handicapées ou les douches d'un pavillon. La lettre appelait le ministère du capital humain à « procéder de toute urgence à un audit et à un contrôle des dépenses engagées ».

Le 30 juillet, la Mairie de Paris avait demandé une « enquête » sur la gestion de Santiago Muzio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Jean-Noël Barrot, qui avait déclaré le $1^{\text{er}}$ septembre mener « des discussions avec les autorités argentines », sans donner plus de détails.

La démission n'avait toujours pas été annoncée officiellement lundi après-midi, mais elle a été confirmée la veille à l'Agence France-Presse par le ministère du capital humain argentin. Selon la presse argentine, le successeur de Santiago Muzio serait Alfredo Soto, vice-recteur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à l'université nationale de Rosario, qui a lui-même résidé à la Casa Argentina par le passé. Il aura la lourde tâche de reconstruire les liens avec les autorités de la Cité universitaire et avec les autres maisons du campus.

L'Assemblée des citoyens argentins de France, qui n'a eu de cesse pendant cinq mois d'exiger sa démission, s'est félicitée dimanche du départ de Santiago Muzio. Son successeur, estime-t-elle, devra en priorité «annuler les expulsions de résidents menées par Muzio à titre de représailles politiques», «remettre en place les plaques commémoratives rendant hommage aux 30 000 disparus» et signer la charte des valeurs de la Cité universitaire.

Face au tollé qu'avait suscité le retrait de la plaque, la CIUP avait décidé d'apposer, le 24 mars – jour du cinquantième anniversaire du coup d'Etat de 1976 –, sa propre plaque d'hommage aux victimes de la dictature sur la façade de la Maison internationale, juste en face de celle de l'Argentine.

ANGELINE MONTOYA

En Colombie, les plaies béantes du Choco après le séisme

Dans le département le plus pauvre du pays, la plupart des sinistrés attendent encore l'aide promise

REPORTAGE

QUIBDO ET UNION PANAMERICANA (COLOMBIE) - correspondante

Katherin Renteria Asprilla a trouvé une table et une chaise. Elle s'y est installée, sur le parquet du terrain de basket-ball, au milieu d'une cinquantaine de tentes et des gens qui vont et viennent. Cette fille de 11 ans fait partie des victimes du séisme de magnitude 7,4 qui a secoué l'ouest de la Colombie le 10 août, faisant au moins 331 morts. Et dans cet abri temporaire qu'est le gymnase de Quibdo, la capitale du département du Choco, elle entreprend de faire ses devoirs.

Avec sa mère Ingris Asprilla Moreno, Katherin vit depuis plus d'un mois une cohabitation précaire avec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ont, comme elles, perdu leur maison. Au total, dans le pays, plus de 36 000 logements ont été détruits, plus de 100 000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non habitables, 759 immeubles se sont effondrés et plus de 4 300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ont été affectés, selon un bilan communiqué par l'unité de gestion des risques et des catastrophes, le 10 septembre.

Epicentre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le Choco est aussi la zone la plus déshéritée du pays : près des deux tiers de ses habitants – en très grande majorité afro-descendants – souffrent de pauvreté, son territoire est isolé géographiquement en raison de la faiblesse des infrastructures routières, et l'économie est fragilisée par une dépendance à l'exploitation minière et la présence de groupes armés.

Depuis le séisme, Ingris tente de maintenir un petit business de vente ambulante de produits cosmétiques qu'elle a rangés dans une boîte en plastique, elle-même soigneusement conservée dans la tente qui lui sert de refuge. Sa fille essaye de suivre ses cours à distance car son collège, trop endommagé, a été fermé. Il en est de même de l'université technologique du Choco où la mère finissait un cursus d'ingénierie environnementale. Le sort de la famille est incertain. Ingris espère recevoir des dons de matériel pour reconstruire une maison. Même avec ça, il lui faudra trouver de quoi payer un maître d'œuvre.

« Tout perdu »

Le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élu en juin,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 annoncé le début du versement d'aides au logement qui pourront s'établir jusqu'à environ 1 million de pesos colombiens (280 euros), soit peu ou prou la moitié du salaire minimum, pendant trois mois pour les personnes sinistrées. Mais ici, personne n'en a vu la couleur. Pas plus que dans le quartier Obrero, en périphérie nord de Quibdo. «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ici ont pour la plupart été déplacées au fil des années à cause des groupes armés, explique Carlos Fernando Jimenez, le chef de projet de l'organisation Action contre la faim dans le Choco, qui a notamment distribué de l'aide alimentaire aux habitants du quartier. La topographie y est accidentée, les constructions sont parfois artisanales, pas terminées, ou les matériaux de mauvaise qualité, ce qui explique que les dégâts causés sont plus importants. »

Dans le gymnase de Quibdo, à Chocó, en Colombie, le 11 septembre. NADÈGE MAZARS POUR « LE MONDE »

Ici, une quinzaine de maisons se sont effondrées et une quarantaine ne sont plus habitables, détaille Eimer Andres Romaña,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d'action communautaire. Lui-même a « tout perdu », alors qu'il désigne la maison de deux étages qu'il louait, et dont une grande partie est détruite. De la Rubalise a été tendue ici et là pour interdire l'accès à des bâtiments jugés trop endommagés. De l'extérieur, le mal n'est pas toujours évident mais des inscriptions en rouge indiquent sur les façades le sort de chaque foyer : « Démolir », « Evacuer », « Usage restreint », « Non habitable », « Renforcer », « Murs effondrés »... Par endroits, ces inscriptions jouxtent les initiales « EGC », qui désignent la présence de l'Armée gaitaniste de Colombie, la principale organisation paramilitaire et criminelle du pays, plus connue sous le nom de Clan del Golfo.

Les gens n'ont parfois nulle part où aller. A l'image de Leidy Yubeli, dont la maison, qu'elle habitait depuis sept ans et fruit d'années d'économies, est devenue trop dangereuse. Le sol s'est affaisse, et les murs sont lézardés de fissures béantes. « La perte est grande », lâche avec pudeur cette femme de 38 ans dont le mari est sorti glaner quelque travail comme ouvrier du bâtiment. Plus bas sur le même chemin pentu, Maria Mosquera Perrea, 61 ans, a fixé du bois entre les deux parois en briques des toilettes de sa maison, pour éviter qu'elles ploient sous le poids de la maison voisine, promise à la démolition, et qui, dans l'attente, menace de s'effondrer. « Nous avons besoin de davantage de ma-

«Dans des grandes villes touchées, les gens peuvent faire des crédits. Ici, ils dépendent de l'Etat»

RAFAEL ANDRES BOLAÑOS PINO maire de Quibdo

chines pour démolir des bâtiments, dégager les décombres et stabiliser des talus qui présentent des risques d'éboulement, explique le maire de Quibdo, Rafael Andrés Bolaños Pino. Dans des grandes villes touchées comme Cali, les gens peuvent faire des crédits. Ici, les gens dépendent de l'Etat. » Un Etat dont la présence est rare.

Dans le Choco,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est venu s'ajouter à de nombreuses vulnérabilités. « Notre communauté avait déjà des besoins. On a des problèmes sanitaires à cause des rats et des moustiques. Récemment, du fait des mines d'or, les chauves-souris quittent les zones déboisées et envahissent les maisons, l'eau des fleuves est contaminée... », liste Jenny Mosquera Orehuelo, la présidente du conseil d'action communautaire de Plan de Raspadura, à 70 kilomètres au sud de Quibdo. Dans ce village de 1500 habitants, il n'y a pas d'eau courante. Et celle apportée depuis le séisme par Action contre la faim, en association avec la fondation Veolia, n'est permise que par l'installation d'une station mobile de potabilisation.

Spectacle crépusculaire

«Celui qui se plaint doit se résigner, on doit se préparer à ce qu'il nous est donné de vivre», philosophe Luz Dary, une habitante de 51 ans, assise devant sa maison, la main sur la poche gastrique qui lui a été posée à cause d'un cancer. Elle n'avait jamais vécu pareil séisme. A Plan de Raspadura, 50 maisons ont été détruites, une partie de l'église Divino Ecce Homo, lieu de pèlerinage pour la communauté afro-colombienne, a été arrachée et la crèche voisine a aussi été condamnée. Quelques kilomètres plus loin, à San Rafael El Dos, le collège offre un spectacle crépusculaire. Aucun élève n'a été blessé, assure un agent de sécurité qui surveille les abords, mais l'établissement n'est plus que l'ombre de lui-même: on y détaille des bureaux et des chaises abandonnés, des manuels détrempés par les pluies équatoriales... Ici, on dit que la chanteuse Shakira, à travers sa Fundacion Pies Descalzos («fondation aux pieds nus »), apportera de l'aide. La star colombienne s'est rendue dans la région, le 18 août, en compagnie de philanthropes, promettant des investissements.

« On a aussi eu la visite d'un vice-ministre et de l'organisation El Minuto de Dios. On est identifié comme prioritaire mais pour le moment, on n'a rien reçu », constate Yolanda Curi Palacios, 57 ans, coordinatrice du collège public San Joaquin, dans le village voisin d'Union Panamericana. Ici, moins de la moitié des classes sont encore accessibles aux 800 élèves et la cantine est fermée depuis que la réserve d'eau souterraine a été mise hors d'usage.

Alors, l'établissement fonctionne en demi-journée. Un pis-aller. « L'après-midi, les parents travaillent à la mine d'or alors, bien souvent, les élèves sont laissés seuls et ne viennent pas », regrette Yolanda Curi Palacios. Les enfants ne veulent surtout pas retourner à de l'enseignement en distanciel: « Certains n'ont pas accès à un téléphone et la période du Covid-19 a laissé des séquelles en matière de savoirs académiques. Les élèves sont marqués émotionnellement. A chaque fois qu'on sent des répliques [au 8 septembre, quelque 300 avaient été enregistrées], il y a des mouvements de panique. On doit s'efforcer de ne pas pleurer. Mais c'est très dur. »

JULIA PASCUAL

A Orléans, un jardin devenu laboratoire du réchauffement

L'arboretum des Grandes Bruyères permet, par la diversité de ses variétés d'arbres, de tester leur résistance à la sécheresse et à la canicule

A première vue, ils vont bien. Il faut approcher des arbres pour s'apercevoir qu'ils ont souffert et continuent à subir. » En cet après-midi de septembre, Marie Degaey, la guide et chargée de développement de ce « Jardin remarquable » – un label attribu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 de 14 hectares, ne quitte pas des yeux les feuillages des séquoias géants et des tulipiers de Virginie qui dominant le vaste arboretum des Grandes Bruyères, planté à Ingrannes, en forêt d'Orléans.

Au bout d'une petite allée, un pin sylvestre se dresse, partiellement déshabillé de ses aiguilles, brunies par l'été. Si un large parterre de trèfle, revigoré par les pluies récentes, a effacé le souvenir de trois mois de chaleurs extrêmes, les effets conjugués du manque d'eau et des canicules de l'été sur la futaie inquiètent Marie Degaey.

«Nous ne prendrons réellement la mesure des dégâts qu'au printemps 2027. Pour le moment, il faut patienter, car les apparences peuvent s'avérer trompeuses, souligne Thierry Lamant, dendrologue et expert arboriste pour l'Office national des forêts (ONF). Un arbre grillé, qui a perdu ses feuilles, est capable de repartir. En revanche, la combinaison des différents stress et la répétition des écarts de température peuvent conduire à sa mort. » Le botaniste estime que certains spécimens

Scrutés rigoureusement, ces arbres qui s'épanouissent aux portes de la plaine de Beauce racontent ce que pourrait être la forêt de demain pourraient ainsi ne pas survivre à l'été 2026. Un zelkova du Japon, dont la silhouette et les feuilles dentelées rappellent celles de l'orme, déjà affaibli par les sécheresses précédentes et les tempêtes hivernales, et grignoté par les insectes ravageurs, a d'ailleurs été abattu fin août.

Risque d'embolie létal

En lisière de domaine, à proximité d'une pièce d'eau artificielle, certains feuillus revêtent déjà leur robe rousse d'automne. D'autres, en réaction au déficit hydrique, se sont défoliés pour économiser leurs forces. Si la plante tourne au ralenti, la photosynthèse aussi s'interrompt, ce qui fait peser sur elle un risque d'embolie létal.

« Cela agit comme des coups de soleil sur l'écorce, qui protège le système vasculaire de l'arbre, observe Marie Degaey. Sous l'effet de la chaleur, des nécroses se créent. Soit il arrive à cicatriser, soit il est amoindri et voit proliférer champignons et parasites. » C'est la promesse, alors, d'une longue agonie. « Les étés précédents ont déjà fragilisé des arbres, les canicules de 2026 pourraient être celles de trop », confirme la chargée de développement.

L'arboretum, façonné par un couple d'amoureux de la nature depuis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n'a plus rien de la friche forestière trouvée à l'abandon. Bernard et Brigitte de La Rochefoucauld, ses créateurs, avaient rêvé un jardin d'ornement : il est devenu un conservatoire d'espèces botaniques à la biodiversité foisonnante visité chaque année par près de 12000 visiteurs, selon les chiffres communiqués sur place.

C'est un laboratoire à ciel ouvert pour les chercheurs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our l'agriculture, l'alimentation et l'environnement (Inrae) et pour les experts de l'ONF. Dessinées à mesure que des graines d'espèces rares étaient rapportées du monde entier, ses parcelles expérimentales permettent de tester la capacité d'adaptation d'arbres rapatriés du continent américain, du Moyen-Orient ou de l'Asie méridionale. «Il faut miser sur des variétés provenant de milieux semiarides, concentrés majoritairement entre le sud de la Californie et le nord du Mexique, capables de supporter toutes les variations de température et d'humidité», explique Thierry Lamant, par ailleurs membre du conseil scientifique des Grandes Bruyères.

Trop vite

Scrutés rigoureusement, ces arbres qui s'épanouissent aux portes de la plaine de Beauce racontent ce que pourrait être la forêt de demain. « Nous faisons en sorte de bichonner ces espèces. Notre espoir est que ce que nous tentons de comprendre ici soit utile au plus grand nombre, mais notre vocation reste d'être un parc de collections : à charge aux forestiers, aux organismes publics ou aux gestionnaires privés qui le souhaiteraient de les multiplier», sourit Marie Degaey.

Dans cette partie du Loiret, où prévaut un climat de type océanique altéré, ces arbres importés constituent déjà des solutions aux hêtres ou aux chênes pédonculés, emblèmes nationaux devenus inadaptés à leur nouvel écosystème. Le résultat d'une réflexion qui occupe les scientifiques depuis le milieu des années 1980 et les premières inflexions à la hausse de la courbe des températures.

Depuis, la France a continué à se réchauffer, trop vite pour que les espaces forestiers parviennent à s'adapter. «Il nous reste une dizaine d'années seulement pour espérer mettre les gens à l'ombre, dit Thierry Lamant. Nous n'avons plus le temps de nous poser de questions en espérant voir nos forêts continuer à s'adapter, ni pour fermer les portes à des espèces venues d'ailleurs. Il faut agir vite, sinon, nous allons dans le mur. »

VICTOR RIALLAIS

A l'université d'été du Parti socialiste, à Blois, le 29 août. GUILLAUME HERBAUT POUR « LE MONDE »

Cinq candidats pour la primaire à gauche

Le scrutin doit désigner, d'ici au 17 octobre, le candidat de l'« espace social-démocrate »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Ils devaient être six, ils seront finalement cinq sur la ligne de départ de la primaire de « l'espace social-démocrate ». Olivier Faure, Jérôme Guedj et Ségolène Royal concourront sous les couleurs du Parti socialiste (PS); Raphaël Glucksmann au titre de Place publique et Emmanuel Maurel pour la 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iste (GRS), lors du premier tour prévu les 9 et 10 octobre – le second tour est prévu les 16 et 17 octobre.

Selon les informations du Monde, mercredi matin, lors d'un bureau national, le député de l'Eure Philippe Brun, qui avait déposé ses parrainages pour concourir à la primaire, a été suspendu du PS à titre conservatoire. Ce vote intervient après « une saisine de la direction pour des faits graves susceptibles de relever du pénal ». Ce casting a été définitivement validé mercredi 16 septembre par le comité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D'autres sont restés au bord du chemin. Comme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et fondateur du parti Debout!, François Ruffin, qui a redit son amertume, mardi. «Bon allez, fin de partie. Les éléphants ont peur d'une souris!», a-t-il écri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Si le député a fait campagne publiquement, il n'a pas fait la démarche d'aller voir le comité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estimant qu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sa formation Place publique s'y seraient opposés.

Au sein du comité, on souligne les divergences de ligne avec l'ancien cadr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 Comment Ruffin aurait-il pu participer à une primaire où il faut signer une charte qui demande à respecter les principes du

La charte de la primaire exige que les perdants soutiennent ensuite le gagnant

Parti socialiste européen [PSE]? Ce n'est pas sa position. Nous avons fait une primaire fondée sur un corpus idéologique», détaille le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 coordination, Patrick Mennucci.

De fait, la charte, consultée par Le Monde, qui exige que les perdants soutiennent ensuite le gagnant, mentionne le PSE et précise que la ligne politique des candidats doit être fondée sur le « socialisme », la « social-démocratie » et l'Union européenne. Même si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s'était dit « social-démocrate » dans un entretien au Nouvel Obs de novembre 2022, il avait depuis pris ses distances avec ce qualificatif.

Autre personnalité écartée du processus, l'ancien maire PS de Châteaudun (Eure-et-Loir), Fabien Verdier, qui n'a repris sa carte au PS que très récemment et n'est pas parvenu à réunir les parrainages nécessaires, comme l'a précisé son entourage à l'Agence France-Presse. Quant au banquier d'affaires Matthieu Pigasse (membre du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du Monde), il n'a pas réussi à aller au bout de sa candidature, affirmant s'être retrouvé face à « un bunker » et accusant les organisateurs, dont Olivier Faure et Raphaël Glucksmann.

Si les candidats sont déjà en campagne, les hostilités doivent démarrer le 23 septembre lors d'une émission sur LCI au cours de laquelle ils seront confrontés à un « panel de Français ». Le 1 $^{er}$ octobre, tous débattront en prime time, sur France 2 et France Inter. Une troisième émission sera organisée avant le premier tour, sur BFM-TV. Le processus sera-t-il attractif, alors que les non-adhérents des partis politiques concernés devront débourser 15 euros pour y participer ? Les votants ont jusqu'au 5 octobre inclus pour s'inscrire. La taille du corps électoral sera l'un des enjeux-clés d'un scrutin verrouillé de prime abord.

Se concentrer sur le fond

Dans un parti cartellisé comme le PS, qui recense actuellement 27 000 votants, selon Patrick Mennucci, cette primaire est de facto favorable à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y compte de très nombreux soutiens, en plus du vote des militants de Place publique (entre 8 000 et 10 000 votants, selon une source interne). GRS, la formation politique d'Emmanuel Maurel, revendique environ 2 000 adhérents. «Entre les trois partis, nous ne serons pas loin des 50 000 votants. Et j'espère qu'avec les débats, il y aura finalement entre 80 000 et 90 000 votants», ajoute l'ancien député des Bouches-du-Rhône.

Maintenant que la ligne de départ est connue, les candidats vont devoir se concentrer sur le fond des propositions, qui peinent à émerger pour l'instant. Un premier point fait consensus: tous veulent s'attaquer aux rentiers et aux plus gros héritages. « C'est une bataille culturelle à menerface à la droite qui veut baisser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des plus riches. Il faut reprendre la logique de l'ISF [impôt sur la fortune] et faire comprendre qu'on ne s'attaque pas à la petite maison familiale, mais aux 1 % des super-héritages, ceux au-delà de 2 millions d'euros», défend le sénateur socialiste de l'Oise Alexandre Ouizille, investi dans la campagn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Une telle mesure dégagerait 15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selon les calculs des candidats, qui se divisent sur le fléchage de cette somme dégagée. Raphaël Glucksmann veut l'utiliser pour mettre en place une 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dégressive. Autrement dit, une baisse des charges sociales de façon à rapprocher le salaire brut du salaire net et à rendre du pouvoir d'achat aux Français, identifié comme une priorité pour la campagne. Olivier Faure, lui, s'y oppose, au motif que « c'est du salaire différé », répète-t-il, qui financ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mmanuel Maurel est sur la même ligne, rappelant que « les exonérations de cotisations coûtent déjà des milliards d'euros » à l'Etat.

Le premier secrétaire préférerait plutôt investir cet argent dans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Il souhaite aussi « suspendre le versement de

Les candidats vont devoir se concentrer sur le fond des propositions, qui peinent à émerger pour l'instant

dividendes pour toute entreprise qui ne s'engage pas dans sa transformation écologique » et empêcher l'Etat de présenter un budget qui « demande plus à notre Terre que ce qu'elle peut nous donner ». Deux concepts théoriques dont il devra prouver la faisabilité. Egalement engagé sur la question environnementale,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a demandé à l'écologiste Yannick Jadot de présenter d'ici début octobre un plan des « cent jours de la révolution écologique », devra, lui aussi, apporter des idées concrètes.

Enjeux stratégiques

Chaque candidat s'attachera aussi à cultiver sa singularité. Le député de l'Essonne Jérôme Guedj, chef de file des socialistes lors des dernières discussions sur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veut porter les sujets de santé et de vulnérabilité. Au cœur de sa proposition, l'idée d'une « sécurité sociale intégrale », qui aurait comme conséquence la fin des mutuelles. Quant à Emmanuel Maurel, il projette de « décliner trois ruptures : la démondialisation, la démarchandisation, en sortant du tout-marché, et la démocratisation, avec plus de participation directe et citoyenne, ou en donnant plus de pouvoir aux salariés ».

Seule femme de la compétition, Ségolène Royal devrait cristalliser l'attention. L'ancienne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07, que plusieurs adversaires craignent pour son caractère « no limit », a fait de « l'ordre juste » son cheval de bataille. L'ex-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répète qu'elle n'a « rien à prouver » à travers cette candidature et promet une « France tranquille », sans mouvements sociaux, mais sans réel programme pour l'instant.

Au-delà des thématiques de fond, les enjeux stratégiques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devraient aussi rythmer les débats de la primaire. La publication, le 13 septembre,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plaçait Raphaël Glucksmann entre 11,5 % et 13,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u premier tour, selon les hypothèses, contre entre 4,5 % et 5,5 % pour Olivier Faure. De quoi peser sur le scrutin mais aussi placer une cible sur le coprésident de Place publique, dont les équipes craignent un «front anti-Glucksmann» durant la primaire.

Autre question cruciale, celle des futures alliances avec LFI, alors que des législatives devraient logiquement suivre le scrutin présidentiel. Raphaël Glucksmann ou Jérôme Guedj y sont radicalement opposés, pas Olivier Faure. Interrogé sur BFM-TV pour savoir s'il « pourrait y avoir des ministres LFI dans un gouvernement Faure », le premier secrétaire a éludé la question et refusé d'exclure d'emblée des discussions avec la première force de gauch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Il compte même fièrement revendiquer l'héritage de la 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 en 2022, et du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en 2024. Un signal envoyé à des élus socialistes qui jouent ces prochaines années leur élection ou leur réélection. ■ SANDRINE CASSINI

ET ROBIN RICHARDOT

La campagne se tend à droite et au centre

Les divisions entre Attal, Philippe et Retailleau inquiètent leurs camps

E douard Philippe trébuche, Gabriel Attal saisit la balle au bond, pour le plus grand plaisir de Bruno Retailleau. Il aura suffi d'une vidéo tronquée du candidat Horizons dissertant sur l'hypothèse d'« un système dans lequel le président est élu en mai et prend ses fonctions en septembre », pour qu'il soit pris à partie. « Je ne dis pas que [le président élu] doit prendre trois mois de vacances, mais franchement, une semaine, deux semaines, ça ne fait pas de mal avant de repartir », a déclaré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ans un podcast de l'entrepreneuse Pauline Laigneau, mis en ligne le 7 septembre.

Trois jours plus tard,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a profité de la viralité de l'extrait pour attaquer le prétendant à l'Elysée le mieux placé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en lui accolant le surnom d'« Edouard le flemmard ». Son challenger Gabriel Attal ne s'est pas privé d'enfoncer le clou. « Moi, je considère que la France n'a plus une minute à perdre (...). Faut que ça bouge, tout de suite!», a appuyé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Renaissance, le 11 septembre, lors de la rentrée des Jeunes Agriculteurs à Metz. Le lendemain, au même endroit, Edouard Philippe a feint l'indifférence. « Moi, je ne suis pas du tout dans l'excitation, je ne suis pas du tout dans l'agressivité », a-t-il répondu, sous-entendant que son cadet trentenaire était un « homme trop pressé ». Cette acrimonie qui s'en-racine entre les deux ex-chefs du gouvernement n'a pas échappé au camp Retailleau. « Attal a plus ou moins les mêmes électeurs que Philippe. Ces derniers risquent de ne pas apprécier son agressivité », relève un proche du présiden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Ainsi va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qui voit concourir ses trois principaux chefs de parti (Horizons, Renaissance et LR): depuis le printemps, ces prétendants à la succession d'Emmanuel Macron sont engagés dans une guerre de position qui pourrait durer jusqu'au début de l'année 2027. Pendant que les deux anciens locataires de Matignon sont englués dans leur duel, l'ancie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stime, lui, avoir le champ libre pour occuper le créneau d'une droite radicale qui lorgne l'extrême droite. « Que les candidats du bloc central s'arrangent entre eux, mais moi je ne suis pas centriste », a asséné Bruno Retailleau, ce week-end, auprès du Journal du dimanche.

Le climat de division inquiète les cadres et les élus de ces formations politiques. « Gabriel Attal et Bruno Retailleau sont de plus en plus éloignés par leurs positionnements. Pour les ramener dans le même périmètre qu'Edouard Philippe, il va falloir un sacré électrochoc », alerte le chef de file des sénateurs centristes, Hervé Marseille.

Attal « va-t-en-guerre »

Ce danger de la fragmentation à droite et au centre est confirmé par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du 3 au 9 septembr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 de Sciences Po,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Edouard Philippe a beau bénéficier d'une avance notable sur ses concurrents, oscillant entre 14 % et 21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u premier tour, son socle reste bien plus friable que ceux des candidats du RN e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Sans union, la menace d'un second tour entre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 tous deux se présentent pour la quatrième fois – devient tangible. Comme dans un jeu de vases communicants, la dynamique électorale espérée par le candidat Horizons dépend du retrait de Gabriel Attal et,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de celui de Bruno Retailleau. « L'enjeu pour Edouard Philippe, c'est d'être identifié par les électeurs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comme un candidat utile », résume un membre de l'équipe de campagne du maire du Havre (Seine-Maritime). Un ministre compare le choix pour Edouard Philippe à un « vote d'élimination » : « Voteront pour lui ceux qui ne veulent pas d'Attal, pas de Retailleau... Philippe est aujourd'hui le moins mauvais des candidats. »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Renaissance, Gabriel Attal, à la Braderie de Lille, le 5 septembre. AIMÉE THIRION POUR « LE MONDE »

Ces sondages, qui auraient dû asseoir son leadership, ne suffisent pas à le légitimer auprès de sa famille politique. Ces doutes ont redonné du souffle aux partisans de l'organisation d'une primaire. Face à la formation de ce front anti-Philippe, le maire du Havre s'efforce d'incarner une figure rassembleuse. Il a ainsi proposé une rencontre à la Toussaint, conviant des ténors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du président du MoDem, François Bayrou, au président du parti Nouvelle Energie et maire de Cannes (Alpes-Maritimes), David Lisnard, lui aussi candidat.

C'est une nouvelle brique dans son entreprise de réunification après son appel à la construction d'un «parti unique» ou d'une

Chacun cherche à se défaire du stigmate macroniste, au risque de voir la campagne cannibalisée par cet enjeu

« confédération », fin août. « Même pas en rêve ! », a tonné Gabriel Attal en privé, multipliant les appels auprès de ses homologues. Pour barrer la route à Edouard Philippe et marquer son antagonisme avec Bruno Retailleau,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Renaissance prône depuis peu un rassemblement « de la droite républicaine à la gauche » à l'instar de François Bayrou. Les deux hommes partagent la conviction que la seule union du centre et de la droite « c'est trop étroit pour gagner, trop étroit pour gouverner. »

Dans l'entourage d'Edouard Philippe, on se méfie de plus en plus du député des Hauts-de-Seine et de ses proches jugés « capables de tout » et « va-t-en-guerre ». En se démultipliant comme un « lapin Duracell » de foires estivales en bistrots, avec des propositions toujours plus « radicales », Gabriel Attal joue son va-tout, observe un membre de l'exécutif, qui juge le contraste saisissant avec la campagne mesurée du maire du Havre : « Si on ne fait pas du judo avec l'actualité, on ne décolle pas ». Le déploiement tous azimuts du chef de file de Renaissance ne lui a pas permis de progresser dans les sondages. Mais il a bousculé son prédécesseur à Matignon.

«Asphyxier Retailleau»

Edouard Philippe, qui a renoncé à dévoiler son « projet massif » promis au printemps, égraine désormais au compte-gouttes les mesures de son programme. Fin août, il avait choisi Mayotte afin de préempter le sujet migratoire. Après l'éducation et la lutte contre le narcotrafic, il présentera, jeudi, sa vision de la lutte contr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t dévoilera, d'ici à la fin du mois, s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qui suscite nombre d'interrogations.

« Quand vous êtes un candidat sérieux, vous ne restez pas dans l'ambiguïté pour en dire le moins possible afin de garder votre avance», critique le porte-parole de Bruno Retailleau, Othman Nasrou. Mais les partisans d'Edouard Philippe sont soucieux de maintenir des relations cordiales. Même lorsque le candidat de LR marche sciemment sur les plates-bandes du RN, y compris sur l'Etat de droit, le candidat d'Horizons manie les circonlocutions pour le ménager. «L'idée, c'est d'abord d'asphyxier Retailleau», glisse un stratège philippiste qui assume de mener une campagne de premier tour focalisée sur les préoccupations de la droite – immigration, sécurité, orthodoxie budgétaire. En parallèle, les ralliements doivent esseuler le président de LR, ainsi que Gabriel Attal, dont les campagnes reposent sur de petits cercles de fidèles.

Convaincu que la nécessité de l'union prévaudra, le candidat Horizons ne s'offusque pas des rebuffades essuyées après sa main tendue. « Ce serait coupable de ne pas réfléchir avec qui on gouverne, pourquoi, et sous quelle forme. Ce sont des choses qui ont été sous-estimées c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 appuie son codirecteur de campagne, Gilles Boyer.

CHRONIQUE | SOLENN DE ROYER De la difficulté de faire campagne sans être candidat

IL N'Y A JAMAIS eu autant de candidats à une présidentielle : plusieurs dizaines. Il y a les officiels, déjà déclarés. Et les putatifs ou conditionnels, qui cherchent comment se faire entendre et le bon moment pour se lancer. Depuis la fin de l'été, Bruno Le Maire effectue une tournée pour promouvoir son manifeste « pour une autre France », publié le 23 août. Pour l'ancien ministre de l'économie, qui s'était présenté à la primaire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de 2016 sous le signe du « renouveau », le redressement doit passer par un bouleverse-ment institutionnel : d'un côté, un Etat qui se concentre sur des priorités fortes et délègue le reste ; de l'autre, une fédération d'Etats-nations à six (France, Allemagne, Italie, Espagne, Pologne et Pays-Bas) pour peser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Si ses propositions, qu'il a encore développées, dimanche 13 septembre sur RTL, rencontrent un écho chez les Français, et s'il parvient à se défaire de l'étiquette qui lui colle à la peau (« l'homme aux 1000 milliards de déficit »), Bruno Le Maire sera candidat. Sinon non. Même attentisme chez Xavier Bertrand,

qui a dit qu'il serait candidat, oui, mais... pas tout de suite. Pou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gion Hauts-de-France, défait à la primaire de LR en 2022, faire campagne sans être candidat est le moyen de « tester ses idées grandeur nature » et de tenter d'agréger. Fort de son combat électoral gagné deux fois cont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aux régionales de 2015 et de 2021, il attend la fin de l'année pour monter sur le ring. Sa candidature dépendra de sa capacité à créer le débat autour des propositions qu'il prépare et d'un éventuel décrochage d'un ou de plusieurs candidats occupant le même espace politique – Edouard Philippe pour Horizons, Gabriel Attal pour Renaissance et,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Bruno Retailleau pour LR.

A gauche, François Hollande attend, lui aussi, la fin de l'année pour dévoiler ses intentions. L'ancie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ait le pari du recours, en cas d'échec de la primaire sociale-démocrate, ou d'effondrement sondagier du vainqueur. En attendant, il peaufine son offre, qui passe par un aggiornamento et un glissement vers le centre, sur une ligne économique plus favorable au travail et à la compétitivité et actant les limites de l'ancienne stratégie d'union de la gauche. L'ancien chef de l'Etat a loué un local de campagne et multiplie les déplacements, sans savoir s'il pourra être candidat.

Aucun décrochage décisif

Autuin decrochage décisii D'autres encore tournent autour du ring, sans y monter : François Baroin, Jean-Louis Borloo, Dominique de Villepin, Bernard Cazeneuve, qui a envoyé une longue lettre aux Français et entretient l'ambiguïté sur le statut de sa candidature (déclaré ou pas), ou Elisabeth Borne, qui souhaite que « le centre soit représenté » en mai 2027. Du 18 au 20 septembre, le président du Mouvement démocrate, François Bayrou, invite à L'Isle-sur-la-Sorgue (Vaucluse) une partie de ces vrais-faux candidats – Xavier Bertrand, Jean-Louis Borloo, Elisabeth Borne, Thierry Breton et Bernard Cazeneuve – pour « un rendez-vous de ceux qui veulent un autre chemin »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La multiplication de ces candidatures potentielles dit l'affaiblissement des partis traditionnels, qui ne parviennent pas à imposer une ligne et une seule incarna-

tion à leurs membres. Au moins, tous semblent d'accord sur un point : pour « desserrer les deux mâchoires Le Pen-Mélenchon », il faudra une offre « forte », qui « impacte », alors que les Français ont un profond désir de changement et de radicalité, comme l'indique la troisième vague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publiée le 13 septembre.

« Si c'est “more of the same” [“du pareil au même”], l'offre ne sera pas suffisante pour desserrer l'étau », juge Bruno Le Maire. « Je ne présente pas un programme qui serait celui de 2012 en mieux », répète François Hollande. Encore faut-il pouvoir se faire entendre. La fragmentation du paysage médiatique et l'affaiblissement des grands rendez-vous fédérateurs – en vingt ans, le « 20 heures » a divisé par deux ses chiffres d'audience – sont un handicap pour tous ceux qui aimeraient que leurs idées structurent le débat public, et plus encore pour ces candidats en suspens, qui cherchent à exister.

Ces derniers se heurtent à un autre écueil. Leur stratégie est liée aux mouvements de l'opinion. Ils attendent que le paysage se clarifie afin de se lancer : un décrochage d'Edouard Philippe ou de Gabriel Attal pour les uns, l'échec du candidat issu de la primaire sociale-démocrate pour les autres. Xavier Bertrand le théorise : il veut être « un candidat à la place, pas un candidat de plus ». François Hollande, lui, guette le « trou de fourmi ». Autrement dit, chacun attend qu'une place se libère.

Or la rentrée n'a pas apporté la clarification qu'espéraient les stratégies du bloc central avant l'été. Les lignes bougent peu. Aucun décrochage décisif ne vient redistribuer les cartes. Si le départage entre les uns et les autres est lié aux dynamiques d'opinion, comment peut-il s'opérer en l'absence de dynamique? L'automne s'annonce comme un triangle des Bermudes, où plus d'une ambi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rait se perdre. En attendant, la multiplication des candidats en embuscade complique encore un peu plus une équation présidentielle déjà trouble et à haut risque.

A l'heure où le désir de rupture domine dans l'opinion en vue de 2027, chaque candidat cherche d'abord à se défaire du stigmate macroniste, au risque de voir la campagne cannibalisée par cet enjeu. De quoi brouiller encore un peu plus l'identité du bloc central, qui peine à se définir par lui-même. « Macron a généré cette situation, accuse le maire de Meaux (Seine-et-Marne), Jean-François Copé (LR). En gouvernant selon le "en même temps", en détruisant systématiquement tous ceux qu'ils promouvaient, en provoquant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en négligeant d'organiser la majorité présidentielle. »

Edouard Philippe, qui préfère parler de son propre bilan à Matignon en invisibilisan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e projette dans une recomposition politique à même de rétablir le clivage traditionnel entre la gauche et la droite. Gabriel Attal, lui, revendique sa filiation avec «le dépassement», mais allonge chaque jour la liste des «échecs» et des «angles morts» des deux quinquennats – réformes institutionnelles, des retraites, politiques de la jeunesse, régaliennes, du logement... – en signe de repentance. Enfin, Bruno Retailleau s'échine à renier son expérience gouvernementale sous Emmanuel Macron. Mais pour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des députés LR, Laurent Wauquiez, aucun des trois candidats n'échappera à un «devoir d'inventaire du macronisme», une des conditions «préalable au rassemblement».

MARIAMA DARAME ET MARIE POUZADOUX

Darmanin tente de se ménager un avenir politique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veut incarner la « droite sociale » auprès d'Edouard Philippe. Tout en préparant la suite

Gérald Darmanin, lors de sa rentrée politique à Tourcoing (Nord), le 30 août. CYRIL BITTON/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G érald Darmanin ajoute son grain de sel à la campagne d'Edouard Philippe.

Dimanche 30 août, à Tourcoing (Nord),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ssaisonne les frites servies par l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vant un rideau de caméras et d'objectifs. « Voilà à quoi je sers dans cette campagne! », lance-t-il, rieur, après avoir incité le président d'Horizons à se montrer plus « généreux » dans les portions servies.

Les deux anciens comparses de l'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 l'ancien nom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ont mis en scène leur tandem, à l'occasion de la rentrée politique de Gérald Darmanin, pour officialiser le soutien de ce dernier à son « ami de vingt ans ». Un ralliement conséquent salué par Edouard Philippe, engagé dans une campagne où le bloc central, pour l'heure dispersé, a de son propre aveu « le vent de face ». A sept mois de l'élection suprême, Gérald Darmanin ne cesse, lui aussi, d'alerter sur le risque de la marginalisation en cas de défaite de son camp face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t à La France insoumise. « Ce ne sera pas simplement la victoire de Marine Le Pen ou de Jean-Luc Mélenchon, ça veut dire que nous ne serons même pas l'opposition », a-t-il mis en garde dans un entretien à La Voix du Nord, le 17 août.

«Moments difficiles»

Après dix ans passés dans les arcanes du pouvoir macroniste, le ministre de 43 ans éprouve le vertige de cette fin de règne. En appelant durant des mois à l'organisation d'une primaire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le garde des sceaux a espéré un temps pouvoir prétendre à la succession d'Emmanuel Macron. Mais l'entrée en lice des trois principaux présidents de partis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Gabriel Attal pour Renaissance, Edouard Philippe pour Horizons et Bruno Retailleau pour Les Républicains) a obstrué son avenir élyséen.

Alors qu'il s'exclamait, le 13 mai, au micro de France Inter: «Inch'Allah, inch'Allah», entretenant sciemment le doute sur ses ambitions présidentielles, Gérald Darmanin a fini par se résoudre durant l'été à «ne pas ajouter de la division», considérant qu'Edouard Phillippe se trouve «le mieux placé» dans les sondages. Le loca-

Après dix ans dans les arcanes du pouvoir macroniste, le ministre éprouve le vertige de cette fin de règne

taire de la place Vendôme a vu son choix scellé par le retentissement de l'affaire du meurtre de Lyhanna – du nom de la collégienne de 11 ans assassinée fin mai dans le Gers. « Les mésaventures de son ministère, de l'affaire Lyhanna à la lettre adressée à Laurent Nuñez [datée du 29 juillet, et qui dévoile les défaillances dans la prise en compte des violences faites aux mineurs], en passant par la colère des syndicats de magistrats et de police, l'ont affaibli ces derniers mois. Il a compris qu'il ne pourrait pas y aller », commente un chef de parti du bloc central.

Gérald Darmanin, lui, nie avoir été fragilisé par la révélation des dysfonctionnements de la chaîne pénale dans cette affaire. « Ce n'est pas dans des péripéties que l'on tire des conclusions politiques qui engagent un pays ou soi-même », a-t-il répondu à La Voix du Nord, arguant avoir vécu « plein (...) de moments difficiles », en dix ans de vie ministérielle. Alors, comment exister autrement? D'abord, en faisant valoir sa « loyauté » auprès d'Edouard Philippe, qui dès son arrivée à Matignon en 2017 a fait de lui son ministre de l'action et des comptes publics. Ensuite, en misant sur sa sensibilité de « droite sociale », alors qu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2017-2020) a des vues plus libérales. Outre la défense d'une ligne ferm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et d'immigration, le garde des sceaux espère jouer auprès du maire du Havre (Seine-Maritime) le rôle d'« aiguillon social » qu'a occupé son modèle Philippe Séguin en 1995 auprès de Jacques Chirac.

La retraite à 67 ans, un temps évoquée par Edouard Philippe? Gérald Darmanin la juge trop brutale. Il exhorte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à s'adresser aux classes populaires, pour mieux rompre avec son image de technocrate, sans quoi « il sera battu ». A Tourcoing, Gérald Darmanin a dressé un portrait élogieux de son compagnon de route, tout en reconnaissant qu'il «l'aime pour les qualités pour lesquelles les gens ne l'aiment pas».

Loin d'être un blanc-seing, ce soutien a réveillé au sein du bloc central les suspicions sur les intentions réelles de Gérald Darmanin. Nombre de cadres ironisent sur ses commentaires douxamers, prononcés en public ou en aparté, trahissant l'inquiétude qu'Edouard Philippe ne finisse par incarner qu'un vote par défaut. Aucun d'entre eux n'a oublié qu'au printemps Gérald Darmanin questionnait encore le désir du Normand de faire campagne. A la même période, les soutiens d'Edouard Philippe voyaient pourtant en Gérald Darmanin le directeur de campagne idéal. Une offre déclinée par ce dernier, au motif qu'elle n'était «pas de son niveau», selon l'un des proches de celui qui a déjà occupé cette fonction auprès de Nicolas Sarkozy, lors de la primaire de l'UMP en 2016.

Ce message a été entendu par Edouard Philippe, qui rêve de fé- dérer la droite et le centre: il a confié à ce fin connaisseur de la carte électorale la négociation des investitures de son parti aux futur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 Son expérience, sa capacité à parler avec tout le monde lui conféreront un rôle assez central », loue-t-on dans l'entourage du candidat du parti Horizons.

« Le premier matelot »

En cas de victoire, certains imaginent Gérald Darmanin briguer la présidenc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ou même s'installer à Matignon. Dans La Voix du Nord, Gérald Darmanin a suggéré Xavier Bertrand comme potentiel premier ministre d'Edouard Philippe – sans même prévenir le principal intéressé, qu'il avait pourtant croisé la veille. Mais l'ancien maire de Tourcoing, à qui le poste de chef de gouvernement a échappé plusieurs fois sous Emmanuel Macron,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 N'a-t-il pas affirmé qu'il serait «le premier matelot» du Havrais?

« Je ne crois pas qu'on fait des choix en politique par amitié, mais je sais que ça compte »

ÉDOUARD PHILIPP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En cas de déroute électorale, beaucoup imaginent Gérald Darmanin se placer à la manœuvre de la recomposition politique qui naîtra des scrutins de 2027. En bon pragmatique, le ministre anticipe toutes les éventualités. « Si jamais, par malheur, on n'est pas élu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il faudra bien incarner une opposition », s'épanche-t-il auprès de plusieurs interlocuteurs. Chez Horizons, on affirme qu'il est normal que « tout le monde joue la suite ». Edouard Philippe rassure, en privé : « Je ne crois pas qu'on fait des choix en politique par amitié, mais je sais que ça compte. »

Un membre de l'équipe de campagne du candidat préfère voir dans les calculs de Gérald Darmanin le symptôme de son pessimisme chronique. Déjà, en janvier 2017,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par le quotidien L'Opinion, celui qui était alors secrétaire général adjoin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prédisait le pire en cas d'élection d'Emmanuel Macron : « Loin d'être le remède d'un pays malade, il sera au contraire son poison définitif. Son élection, ce qu'au diable ne plaise, précipiterait la France dans l'instabilité institutionnelle et conduira à l'éclatement de notre vie politique. Alors, dans ce vide, le populisme le plus abject arrivera, celui de Mme Le Pen. A n'en point douter. » Une telle prophétie ne l'avait pas empêché de rallier,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le nouve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

MARIAMA DARAME ET MARIE POUZADOUX

Bruno Retailleau repart sur le terrain du pouvoir d'achat

Le candidat Les Républicains a rappelé ses principales mesures pour augmenter les salaires et faire baisser les prix de l'énergie et de l'essence

La politique est l'art de la répétition, mais aussi de l'adaptation. Même lieu, même thème mais autre contexte. Huit mois après une première conférence de presse intitulée « Travail gagnant », Bruno Retailleau a remis sur la table ses propositions sur le pouvoir d'achat, mardi 15 septembre, au siège parisien de son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Plutôt qu'une rediffusion, l'entourage du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avance une « mise à jour » et admet que le premier exercice un brin technique était passé sous les radars.

«Les Français commencent tout juste à avoir la tête à 2027», explique un des conseillers de l'ancie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Ils ont aussi la tête levée en direction des totems à l'entrée des stations-service. Jean-Luc Mélenchon et Marine Le Pen y sont déjà allés de leurs idées pour soulager le portefeuille des Français. Le candidat «insoumis» à la présidentielle propose de bloquer les prix des carburants à la pompe (à 1,70 euro le litre d'essence et 1,80 euro le gazole) quand cell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plaide pour baisser le taux de TVA sur l'énergie et les carburants de 20 % à 5,5 %.

Impossible de laisser le champ libre à ces « bonimenteurs », coupe Bruno Retailleau. « Ce que propose M. Mélenchon, c'est tout simplement la pénurie assurée », avance-t-il. Toujours prompt à vanter le « sérieux » de son projet, le président de LR a donc décidé, « dans le week-end », d'organiser cette conférence de presse. Une version plus courte, plus rythmée et sans l'avalanche hivernale de chiffres et de diapositives présentés en janvier. Le candidat s'est cette fois-ci efforcé de formuler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Le patron de la droite promet ainsi de réduire les prix à la pompe de « 15 à 17 centimes d'euro par litre ». Pour obtenir cette ristourne, M. Retailleau souhaite supprimer les certificats d'économie d'énergie (CEE). Ce dispositif

Le patron de la droite promet de réduire les prix à la pompe de «15 à 17 centimes d'euro par litre»

oblige les fournisseurs d'énergie à financer des actions de réduction de la consommation d'énergie, d'amélioration de l'efficacité énergétique et de développement de la mobilité électrique.

Créé en 2005, le CEE est un dispositif fondé sur le principe du pol-lueur-payeur et sur la loi du 2 février 1995, portée à l'époque par Michel Barnier, 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et aujourd'hui soutien de Bruno Retailleau. Celui-ci propose aussi d'abroger – comme Marine Le Pen – la troisième loi de programmation pluriannuelle de l'énergie. Son tort? Ce plan serait trop favorable aux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subventionnées, avec pour conséquence, selon le candidat LR, « de rajouter trois mois de plus sur la facture des Français ».

« Crise grave »

Bruno Retailleau le revendique. Il est le « candidat qui augmentera le pouvoir d'achat des Français sans 1 euro de dette en plus ». Un pouvoir d'achat grevé notamment par un poste de dépense, celui du logement. En la matière, ses propositions sont, pour certaines, proches de celles formulées par Marie Le Pen, dimanche 13 septembre. Pour « lever les verrous normatifs », le sénateur de Vendée souhaite supprimer le zéro artificialisation nette (ZAN) et l'obligation de diagnostic de performance énergétique (DPE), mais aussi durcir la lutte contre les squats et mettre fin à l'encadrement des loyers.

La différence avec la candidate RN serait ailleurs. Sur le terrain de la compétence, argument cher à la droite pour renvoyer le RN à son

amateurisme supposé. « Quand Marine Le Pen présente son plan logement, elle ne donne pas un seul chiffre », souffle un cadre de la campagne Retailleau. Autre différence, cette dernière propose d'accorder la priorité aux seuls Français pour l'accès au logement social. Bruno Retailleau ne va pas sur ce terrain. Le candidat l'assume, il ne cherche pas à faire une campagne positive. « Les conditions d'une crise grave sont déjà enclenchées. Si rien ne change, nous pourrions connaître un scénario à la grecque », prévient Bruno Retailleau, décrivant des Français obligés de « compter chaque euro quand ceux qui les gouvernent ont mis l'Etat en faillite ». Une pierre dans le jardin de ses deux rivaux du bloc central, Edouard Philippe et Gabriel Attal, qu'il désigne – sans les nommer – comme les « candidats rafistoleurs ». Pour faire mieux que « rafistoler », Bruno Retailleau entend mener une politique axée sur la revalorisation du travail et sur le pouvoir d'achat. Mardi, il a eu l'occasion d'expliquer à nouveau son idée de « deux mois de salaire en plus » à tous les Français en contrepartie de « trente minutes de plus de travail chaque jour ». Sur le papier, la mesure paraît alléchante : sortir des 35 heures avec l'instauration d'un seuil « zéro cotisation » pour les heures travaillées au-delà de 1623 heures annuelles. A partir de la 36 $^{e}$ heure travaillée, le brut serait alors égal au net. Reste à en mesurer les possibles effets d'aubaine et son application selon la taille des entreprises. Et surtout à emporter l'adhésion des Français.

Energie, éducation, travail, réforme de la Constitution... Bruno Retailleau accumule les propositions, a publié plusieurs livres thématiques, mais peine à décoller dans les sondages. Il est donné au premier tour à 7 % dans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ar ipsos BVA-CESI pour Le Monde. A croire que, comme le travail, le « sérieux » ne paye pas toujours en France.

ALEXANDRE PEDRO

Marine Le Pen consolide son ancrage chez les retraités

Le RN s'attache à marquer son soutien à un électorat jusqu'ici rétif au discours d'extrême droite

Q

uelle aubaine! Deux des pistes prioritaires du gouvernement pour réduire le déficit menaceraient le pouvoir d'achat des retraités : la dé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est évoquée, comme la suppression de l'abattement de 10 % sur le revenu fiscal des retraités. Impossible, pour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de rater une telle passe décisive. Lundi 14 septembre, Jean-Philippe Tanguy transforme l'essai sans trembler : « Là, c'est une ligne rouge! », prévient sur TF1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sautant sur l'occasion de défendre ce grand contingent d'électeurs. Et de le justifier par l'inclusion baroque des retraités dans « la France du travail » qui devrait être préservée de toute hausse d'impôt.

Comme chaque automne, l'extrême droite devrait faire de la défense des retraités sa ligne directrice lors de l'examen du budget au Parlement. Toucher à leurs pensions serait une source d'importantes économies, dans un contexte de chasse aux milliards d'euros; mais un obstacle dans la tentative de faire tomber ce « pla-fond en béton armé » – selon le mot de l'idéologue de l'« union des droites », Patrick Buisson – qui a barré l'accès de Marine Le Pen à l'Elysée, en 2017 puis 2022 : le vote des retraités.

« Les retraités [sont] un électorat qui a besoin d'être rassuré plus qu'un autre, et on a su leur parler »

JEAN-LIN LACAPELLE membre du bureau national du RN

En 2024, la présidente du groupe RN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avait censuré le premier ministre, Michel Barnier, parce qu'il voulait sous-indexer les pensions supérieures au smic – soit les augmenter moitié moins que l'inflation. Une position électoraliste assumée à l'époque par Jean-Philippe Tanguy, compte tenu « du poids des retraités dans l'électorat des Français [entre un tiers et la moitié des votants] et du RN ».

«Alerte rouge»

Ironie de la vie politique, en 2024, le RN avait proposé, lui aussi, de supprimer l'abattement de 10 % sur le revenu fiscal de référence des retraités, instauré en 1978, qui coûte 6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 l'amendement proposait de le remplacer par un abattement forfaitaire de 1000 euros. Il avait été prestement supprimé. Jean-Philippe Tanguy avait osé en parler en direct sur BFM-TV. Il s'en souvient encore : «Dans l'après-midi, mon équipe m'a appelé pour me dire "Alerte rouge". On recevait des e-mails, des appels à la permanence pour protester. » D'autres députés avaient immédiatement eu des retours négatifs de leur électorat retraité en circonscription.

Une autre piste évoquée en interne, consistant en un mécanisme d'indexation des pensions concentrant les efforts sur les plus aisés, avait également été rejetée par Marine Le Pen. De la même manière, la candidate se fait fort d'abaisser encore la fiscalité sur les successions, une autre priorité de l'électorat âgé. La rigueur budgétaire y perd ce que le RN y gagne dans l'électorat retraité. Dans la troisième vague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publiée dimanche 13 septembre, les intentions de vote des retraités en faveur de Marine Le Pen sont quasiment au niveau de l'ensemble de l'électorat, à 30 % (contre 33 %). En affinant en fonction de la catégorie socioprofessionnelle, les retraités CSP + voteraient à 21 % pour Marine Le Pen, contre 38 % pour les CSP-.

Le politologue Luc Rouban, du Cevipof, distingue deux évolutions dans la montée du vote des retraités à l'extrême droite, qui correspond toujours à une radicalisation de l'électorat de droite. Le phénomène a d'abord concerné les retraités CSP-, entre 2012 et 2017 (de 17 % à 30 % des voix, si l'on ajoute celles pour Nicolas Dupont-Aignan, le candidat de Debout la France). Puis les CSP +, entre 2017 et 2022 (de 13 % à 24 % des voix, en ajoutant celles d'Eric Zemmour, le candidat de Reconquête!). Depuis, l'adhésion des retraités à l'extrême droite n'a pas été freinée: notre première enquête électorale pour 2027 ferait passer le total des intentions de vote pour l'extrême droite à 44 % pour les retraités CSP- et 31 % pour les retraités CSP+.

Jean-Philippe Tanguy y voit la conséquence, « pour l'essentiel, du vieillissement naturel de nos électeurs, mais aussi du travail de fond sur le budget, de la défense de l'indexation des retraites et de la "stratégie de la cravate" », qui a consisté, pour les 89 députés RN élus en 2022, à ne pas trop faire d'esclandr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a présence en circonscription des députés a été la clé de voûte de cette stratégie de réassurance, poursuit-il : « Depuis quatre ans, les circonscriptions RN représentent

Le temps qui passe diminue le nombre d'électeurs ayant vécu les déclarations négationnistes de Jean-Marie Le Pen

près de 20 % du territoire, et 50 % si l'on ajoute les circonscriptions voisines. Et les députés font beaucoup de thés dansants!» Le temps qui passe contribue aussi à diminuer le nombre d'électeurs ayant vécu les déclarations négationnistes de Jean-Marie Le Pen (1928-2025), le cofondateur du Front national (l'ancien nom du RN).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Selon l'analyse de Luc Rouban, l'évolution procède moins de l'évolution du positionnement du RN que de celle du jeu politique : « Ils se rabattent sur le RN en raison de l'inconsistance de l'offre politique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Ce vote utile est favorisé par la focalisation du RN sur les questions budgétaires, l'économie restant la première préoccupation de cet électorat. » Dans l'électorat retraité, le chercheur perçoit moins d'insécurité culturelle que de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dont la progression est spectaculaire. Ce qui tombe bien : c'est un créneau labouré depuis 2022 par le RN, de plus en plus ouvertement hostile aux normes et à la dépense publique.

Comme l'observe Jean-Lin Lacapelle, membre du bureau national du RN, «les retraités ne se sentent aujourd'hui plus protégés ni rassurés. Or, c'est un électorat qui a besoin d'être rassuré plus qu'un autre, et on a su leur parler. » Rassurer : le maître-mot des stratégies lepénistes, répété sur tous les tons depuis 2017. En abandonnant la sorti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n gommant tout langage outrancier ou en présentant ce à quoi ressembleraient les six premiers mois d'exercice du pouvoir de Marine Le Pen.

Mais rassurer, aussi, toute une série d'acteurs sur l'impact qu'aurait son élection sur la France. En 2023, le sondeur et conseiller du RN Jérôme Sainte-Marie faisait le diagnostic suivant : « La réticence des retraités n'est pas culturelle. En 2022, ils n'ont pas eu peur de son programme, mais de la pérennité du système. Ils ont peur de la peur qu'ont les gens de Marine Le Pen et qui pourrait provoquer, craignent-ils, une panique financière ou un effondrement de l'immobilier. C'est l'idée que les touristes ne viendraient plus, que l'Europe couperait les vivres, que les investisseurs partiraient. C'est cette peur qu'il faut lever pour que Marine Le Pen l'emporte. »

Sur ce point encore, les lepénistes verront dans l'enquête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des indicateurs intéressants, observe Luc Rouban: « Les retraités sont les plus inquiets de la situation actuelle, mais sont très demandeurs, à 58 %, d'une "réforme en profondeur"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quelle que soit leur catégorie socioprofessionnelle. » Ils sont aussi 45 % à souhaiter davantage d'« idées et de comportements radicaux dans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our faire avancer les choses ». Une aspiration à laquelle Marine Le Pen semble en mesure de répondre.

CLÉMENT GUILLOU ET CORENTIN LESUEUR

Bonnes adresses

Akante, Bonaldo, Bontempi, Calligaris, Cattelan, Kartell, Mobilier de France, Mobliberica... Les plus grandes marques au meilleur prix dans le plus grand espace tables et chaises à Paris.

EspaceTopper® 100 1926 • 2026 Maison familiale depuis 1926 ans

Paris 15 • 7J/7 • M° Charles Michels 63 rue de la Convention, 01 45 77 80 40 145-147 rue St-Charles, 01 45 75 02 81 Canapés, literie, mobilier : nos adresses sur www.topper.fr

POUR VENDRE, VOULEZ-VOUS LE BON PLAN OU LE MEILLEUR ?

Tarifs 01/01/26 Prix à la ligne : 15,50 € HT - 18,60 € TTC Autres formats : nous consulter stephane.pesque@mpublicite.fr

Lecornu rabote son budget et met les partis sous pression

Le premier ministre souhaite des dépenses de l'Etat « strictement au même niveau » qu'en 2026

Le texte était presque prêt. Il devait être envoyé d'ici au 18 septembre aux experts du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Mais au dernier moment, Sébastien Lecornu a décidé de revoir son projet de budget 2027 pour s'adapter à la nouvelle donn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D'un côté, le premier ministre s'ajuste au durcissement de la conjoncture en rabotant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de l'autre, en réponse notamment à l'affaire Lyhanna, il promet un geste financier pour lutter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t mieux protéger les enfants. Ces ultimes corrections permettront-elles au dernier budget d'Emmanuel Macron d'être adopté? L'enjeu est là.

Pour les dépenses, tout était en principe arrêté depuis le 15 juillet, date à laquelle Sébastien Lecornu avait envoyé à ses ministres les « plafonds » prévus en la matière pour 2027.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dans leur ensemble devaient alors croître de 0,8 % hors inflation, la hausse étant tirée par celles de l'Etat (+ 2,5 %), en raison surtout du réarmement militaire (+ 15 %) et par l'alourdissement des intérêts à payer sur la dette (+ 13 %). Les autres crédits ministériels devaient progresser d'un modeste 0,4 %.

Modeste, mais encore trop élevé, a finalement tranché le premier ministre. Ce sera plutôt un strict 0 %. « Face à la situation dégradée »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 j'ai décidé de rouvrir les lettres plafonds afin de dégager un effort supplémentaire sur les dépenses de l'Etat », écrit-il dans un courrier transmis le 14 septembre aux membres de son gouvernement.

Son but est que ces dépenses, hors défense, soient « strictement au même niveau dans le budget 2027 que dans le budget 2026». Tous les ministères devraient être concernés par ce coup de rabot de dernière minute. Matignon pense ainsi économiser environ 1,2 milliard d'euros.

Ces derniers jours, les nuages se sont accumulés au-dessus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obscurcissant l'horizon budgétaire. Les cours mondiaux du pétrole sont remontés, annonçant un choc énergétique de longue durée. Les taux d'intérêt que doit payer la France pour s'endetter ont atteint des sommets jamais vus depuis les années 2000.

La croissance de la France est tombée à zéro, ou presque. Résultat, en 2026, le déficit public « sera supérieur à 5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 reconnaît Sébastien Lecornu dans sa lettre, qui officialise ainsi l'abandon de son objectif central : au lieu de baisser, le déficit va stagner ou augmenter. Et, en 2027, il a peu de chances de reculer vraiment, malgré le 1,2 milliard d'euros dégagé in extremis.

Tentation de la « castagne »

Face au risque de crise financière, Sébastien Lecornu fait feu de tout bois. Dans un courrier à la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Ursula von der Leyen, que Le Monde a pu consulter, le premier ministre préconise que le montant de l'amende infligée à Google (4,6 milliards d'euros avec les intérêts) n'aille pas dans les caiss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mais soit redistribué directement aux Etats membres, « compte tenu des fortes pressions exercées sur les budgets nationaux cette année ». Cela représenterait quelque 800 millions d'euros pour la France.

Sébastien Lecornu, lors de l'université d'été du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 à Sens (Yonne), le 29 août. AGNÈS DHERBEYS/MYOP POUR « LE MONDE »

En juillet, les dépenses devaient croître de 0,8 %. Modeste, mais encore trop élevé, a finalement tranché le premier ministre

Car dans le même temps, le premier ministre entend répondre à de nouveaux besoins jugés prioritaires. Une aide de 1,3 milliard d'euros a ainsi été promise aux agriculteurs victimes de la sécheresse. Et « malgré les difficultés financières que nous connaissons », Sébastien Lecornu propose de consacrer près de 1,5 milliard à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t 2,6 milliard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à une semaine du début de l'examen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 la « loi intégrale » en réponse à l'affaire Lyhanna.

Une enveloppe un peu plus garnie que prévu. Si ces crédits sont votés lors du débat budgétaire, « ils permettront de recruter 300 magistrats », de « conforter le budget des associations», et de «recruter 700 nouveaux enquêteurs et 300 encadrants scolaires, dont des infirmières scolaires», détaille Sébastien Lecornu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dans Le Monde, mardi. Une annonce qui apparaît comme un coup de pression en direction des forces politiques qui envisageraient de censurer le gouvernement lors du début budgétaire pour 2027 et qui priveraient ainsi la justice et les associations de moyens pour lutter contre ces violences.

Censurer le gouvernement

Sébastien Lecornu ne doute pas que les partis politiques, à six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seront tentés d'aller « à la castagne » lors du débat budgétaire. Le premier ministre avait déjà appelé les parlementaires à leur devoir, le 17 août, lors d'un déplacement en Gironde sur les lieux de l'incendie qui a ravagé cet été près de 42 000 hectares.

« Quand on va apporter des réponses, je ne doute pas que celles et ceux qui nous ont demandé des moyens pour la sécurité civile prendront leurs responsabilités » lors du vote du budget à l'automne, avait-il lancé, ajoutant que « ce n'est pas parce qu'il y a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qu'il faut faire n'importe quoi ».

Les oppositions, une fois de retour dans l'Hémicycle, seront-elles sensibles à l'argument de responsabilité martelé par le locataire de Matignon? En 2025,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La France insoumise s'étaient saisis des débats budgétaires pour stigmatiser les députés Les Républicains et ceux du Parti socialiste (PS), dénonçant leur collusion avec le gouvernement Lecornu pour avoir laissé passer le budget 2026 – il avait été adopté en janvier grâce à l'article 49.3 de la Constitution.

Un an plus tard, la tâche s'annonce de nouveau ardue pour le premier ministre, toujours privé de majorité à l'Assemblée natio-

Dans le même temps, il entend répondre à de nouveaux besoins jugés prioritaires: agriculteurs, violences sexuelles

nale et confronté à des oppositions cette fois toutes décidées à s'opposer. A la veille de la présidentielle, les deux partis de gouvernement ne veulent pas être accusés d'être les béquilles du gouvernement.

Ainsi,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Olivier Faure, auquel Sébastien Lecornu avait notamment concédé à l'automne 2025 la suspension d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de 2023, aborde-t-il cette année la discussion budgétaire dans un état d'esprit nettement moins accommodant, promettant d'emblée de censurer le gouvernement « si la copie est conforme aux pistes ».

La candidate RN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Marine Le Pen, assure, cependant, préférer qu'un budget même «imparfait» soit adopté au Parlement, plutôt qu'une loi spéciale qui réduirait ses marges de manœuvre en cas de victoire en 2027. Elle ouvre ainsi la porte à l'abstention de son groupe dans le cas très probable où les «insoumis» déposeraient une motion de censure... et allume une lueur d'espoir pour Sébastien Lecornu.

DENIS COSNARD, MARIAMA DARAME ET NATHALIE SEGAUNES

Affaire Lyhanna : un engagement mais des moyens flous

L'air du Temps dans l'Epoque, tous les dimanches

Le premier ministre évoque une « trajectoire pluriannuelle » du financement de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La question sera au cœur des débats parlementaires autour de la loi intégrale, actuellement examinée en commission spéciale avant son arrivée en séanc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1er octobre. Le texte, transpartisan et coconstruit avec les associations de terrain, a été relancé en juin par l'affaire Lyhanna : l'enlèvement, suivi du viol et du meurtre d'une enfant de 11 ans par un auteur présumé qui avait déjà été l'objet de nombreuses plaintes et signalements.

La loi intégrale entend s'attaquer aux «angles morts» de ces violences massives perpétrées contre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Il prévoit un large spectre de mesures, allant de la prévention à un renforcement de l'arsenal judiciaire, en mettant l'accent sur l'accompagnement des victimes.

Soutenu par 241 députés allant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jusqu'a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à l'exclusion de l'extrême droite e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e texte prévoit, dans son avant-dernier article, d'allouer une somme de 3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à ce combat. Il s'agit, pour nombre d'associations, d'un montant minimal. « Selon nos estimations, ces 3 milliards permettraient seulement de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s femmes victimes qui portent plainte aujourd'hui, sans prise en compte des mineurs et de celles qui ne franchissent pas la porte d'un commissariat », explique Anne-Cécile Mailfert, présidente de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Des engagements déjà pris

Dans une tribune parue mardi 15 septembre dans Le Monde,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évoqu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 question des moyens »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qu'il s'était engagé, en juin, à faire examiner, dans la foulée de l'émotion et de la mobilisation suscitées par l'affaire Lyhanna. Il reconnaît qu'elle est « une des conditions de la crédibilité », annonçant que le gouvernement proposera «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e trajectoire pluriannuelle ». Une victoire pour les associations féministes, qui réclament depuis septembre et la reprise des mobilisations « une loi intégrale, un vote intégral et un budget intégral ». Mais, prudentes, elles demandent désormais à voir le détail des engagements.

Car, dans sa tribune, le premier ministre reste flou sur les moyens supplémentaires alloués à la future loi. Certes, il indique que «le gouvernement proposera à la discussion parlementaire un socle de départ de près de 1,5 milliard

Lecornu s'adresse entre les lignes au Parti socialiste, qui porte la loi intégrale, et dont il a besoin pour son budget

d'euros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réparti sur les budgets de l'Etat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n plus, 2,6 milliards d'euros sont prévu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Cependant, précisent les services de Matignon, ces montants n'annoncent pas un effort budgétaire supplémentaire mais correspondent, en réalité, aux sommes aujourd'hui consacrées à la prise en charge de ces violences dans plusieurs postes budgétaires (justice, police, santé...). Ce chiffrage, qui n'avait jamais été effectué, vise avant tout, selon Matignon, «à souligner ce que l'Etat investit déjà dans cette politique publique ».

De même, Sébastien Lecornu évoque dans sa tribune, si le budget est voté, le recrutement de 300 magistrats et de 700 nouveaux enquêteurs dans la police judiciaire. Soit les engagements déjà pris par la chancellerie et Beauvau, indépendamment de la loi intégrale.

Questionnés sur les 3 milliards d'euros inscrits dans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les services du premier ministre répondent qu'il est « trop tôt pour s'engager sur un chiffrage ». « Tout cela dépendra du détail des mesures qui seront finalement votées » après le passage du text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précise Matignon.

La tribune de Sébastien Lecornu s'adresse entre les lignes au Parti socialiste, qui porte la loi intégrale, et dont le gouvernement a absolument besoin pour trouver un compromis afin de faire adopter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un exercice qui s'annonce périlleux.

Mercredi 16 septembr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entame ses auditions, en commençant notamment par les ministres concernés (Gérald Darmanin,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Aurore Bergé, la ministre déléguée chargée de l'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Nul doute que les députés auront à cœur de demander des éclaircissements sur la question des moyens.

GRÉGOIRE BISEAU ET SOLÈNE CORDIER

Anticor sous la menace d'une tutelle de la justice

Le tribunal de Versailles a désigné un administrateur provisoire pour gérer l'association anticorruption

Un stand d'Anticor, à Saint-Jean-de-Braye (Loiret), lors du tour de France anticorruption, en août. J. CHARPENTIER/«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MAXPPP

C' est un nouvel épis-
ode dans la bataille
judiciaire opposant
la direction de l'as-

sociation de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Anticor à certains de ses anciens membres depuis 2020.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e tribunal judiciaire de Versailles a désigné, vendredi 11 septembre, un administrateur provisoire, « avec la mission de gérer l'association » pendant une durée maximale d'un an, après avoir prononcé « l'annulation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AG] du 13 juin 2020 [et donc de] l'élection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 L'administrateur provisoire sera susceptible de gérer le fonctionnement courant de l'association, de la « représenter en justice » et de décider si cette dernière pourra ou non se constituer partie civile dans des dossiers politico-financiers.

Un pouvoir crucial, car il permet à l'association de faire des demandes d'actes d'enquête en cours de procédure judiciaire, mais aussi de contraindre le parquet à ouvrir une information judiciaire dans des dossiers sensibles. Ce qu'elle avait fait dans plusieurs affaires, dont celle liée à l'ex-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Elysée Alexis Kohler, mis en examen « prise illégale d'intérêts » en 2022. « Aujourd'hui, le tribunal (...) entend confier l'ensemble de l'association, ses 160 procès politico-financiers et ses orientations stratégiques à un administrateur judiciaire qui n'est ni élu ni militant, et qui pourrait décider seul d'arrêter toutes nos procédures du jour au lendemain », réagit par écrit l'ex-présidente d'Anticor (2020-2024) Elise Van Beneden.

Cette décision judiciaire, d'apparence cataclysmique pour l'association, comporte une nuance de taille. Les juges ont pris soin d'écarter l'exécution provisoire, habituelle dans les procédures civiles. Anticor peut donc éviter la nomination de l'administrateur en faisant appel de cette décision – ce que compte faire sa présidente, Emma Taillefer : « Notre association continuera de fonctionner comme elle l'a toujours fait, dans le respect de la loi et de ses statuts. Cette décision de justice non assortie de l'exécution provisoire (...) n'aura pas de conséquences immédiates et nous détermine encore plus à préserver ce contre-pouvoir citoyen indépendant qu'est Anticor. » L'avocat des contestataires, Marc-Alexandre Myre, partage pour sa part la satisfaction de ses clients : cette décision « constitue selon eux une belle victoire judiciaire en ce qu'elle a reconnu que les règles statutaires de vote au sein de l'association Anticor n'avaient pas été respectées ».

L'association paralysée

Pour comprendre, il faut se replacer à l'orée des municipales de 2020. En juin 2019, dix administrateurs de l'association se constituent en groupe de travail pour proposer une réforme des statuts. Avec, en ligne de mire, les élus, mais aussi les magistrats qui sont cadres de l'association (qu'ils soient administrateurs, membres du comité d'éthique ou référents locaux). Pour le groupe de travail, « il paraît indispensable que les cadres d'Anticor n'aient aucune responsabilité politique, que ce soit au moment de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ou en dehors. (...) La politique, elle, ne s'arrête jamais ».

Cette position ne convainc pas l'autre moitié des 21 administrateurs. Pour ces derniers, en ligne avec la direction, exclure les élus et les magistrats des postes de cadres reviendrait à participer au « tous pourris » que l'association combat depuis sa création, en 2002. D'autant que les statuts prévoient déjà la mise en retrait des cadres en cas de participation à une campagne. En février 2020, 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Jean-Christophe Picard, démissionnera de la présidence pour participer à une liste écologiste à Nice.

Ce mois-là, le groupe de travail sollicite la mise à l'ordre du jour de leur proposition de réforme lors de l'AG prévue le 28 mars 2020. Mais le Covid-19 contraint l'association à reporter l'AG au 13 juin 2020, sous forme de visioconférence. Au-delà des points habituels, le bureau propose la révocation de tous les administrateurs et l'élection d'un nouve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CA). Selon lui, l'association est paralysée par le conflit qui oppose à parts quasi égales ses administrateurs.

Les professions de foi des deux listes concurrentes sont envoyées aux adhérents. Ces derniers peuvent adresser leurs questions par écrit au bureau, qui leur fera une réponse le jour de l'AG. Pour le tribunal, c'est sur ce dernier point que le bât blesse : « La consultation écrite des adhérents (...) ne permettait pas un véritable débat. » Autre sujet qui a fait tiquer les juges : l'impossibilité de voter par procuration. Seul était possible le vote électronique, ouvert toute la journée de l'AG de 2020.

Au terme du vote, la liste de la direction l'emporte, avec 568 voix contre 345. Les porteurs de la réforme ne lâchent pas pour autant. Menés par Marcel Claude, un commerçant retraité, alors référent local en Meurthe-et-Moselle et qui a, depuis, créé une autre association de lutte anticorruption, AC !! Anti-Corruption, ils multi- plient les procédures, contestant, notamment l'AG de juin 2020 en décembre de la même année.

Parmi leurs demandes à la justice, les contestataires réclament aussi les noms des 6 397 ex- et actuels adhérents. La direction s'y oppose, s'appuyant sur un avis d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 et relève, dans ses conclusions adressées au juge, en octobre 2025,

Les juges ont écarté l'exécution provisoire. Anticor peut éviter la nomination de l'administrateur en faisant appel

qu'« une société [au] nom commercial [de] "Ligne Ethique" (...) a été créée [en juin 2019] par un des [contestataires], M. Claude, et [qu'elle vise à] commercialiser des formations anticorruption aux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et en entreprise et donc [à] monétiser la lutte anticorruption, ce qui, malgré de nombreuses demandes de leurs parts, n'a jamais été accepté au sein d'Anticor ». Six mois plus tard, en mars, Marcel Claude transmet ses parts à un homme de 26 ans, technicien en maintenance industrielle. « Cette entreprise était en stand-by depuis des années et mon fils la reprend, mais il ne fait pas de formation », réagit Marcel Claude.

L'homme n'est pas non plus étranger aux tribunaux. Selon une décision de justice consultée par Le Monde, Marcel Claude a été condamné en janvier 2002 à six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pour abus de confiance en lien avec sa gestion d'une association d'aide aux sans-domicile-fixe dans le Grand-Est. Une condamnation faisant suite à une plainte de l'ancien député de Moselle et ex-maire de Woippy François Grosdidier (2001-2017).

Depuis, Marcel Claude s'oppose à l'élu de droite. En juin 2002, il requiert l'annulation de l'élection de M. Grosdidier à la députation. En 2017, alors qu'il est référent local d'Anticor, il communique auprès des médias sur un signalement à la justice que l'association a effectué sur le maire de Woippy. Marcel Claude assume : « A Anticor, il y a eu une réunion spéciale du CA en 2017 ou 2018 où on m'a soutenu. Quand quelqu'un est condamné, ça veut dire quoi ? Ça veut dire qu'il prend un pistolet et qu'il se tue, il n'a plus le droit de rien faire ? »

RÉMI DUPRÉ ET LAURA MOTET

Périscolaire parisien : Anne Hidalgo renvoie à un « échec collectif »

Devant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énatoriale, l'ex-maire a regretté des « dysfonctionnements », mais a refusé d'endosser seule la responsabilité

S' exprima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onguement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 périscolaire parisien, mardi 15 septembre, l'ancienne maire socialiste de la capitale, Anne Hidalgo, a refusé d'endosser seule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 faillite. Devant les sénateurs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 prévention et le traitement des violences dans ce secteur, qui l'avaient convoquée, elle a évoqué un « échec collectif ».

Si l'ancienne édile, en fonction de 2014 à mars 2026, a fait part de « toute [sa] compassion » et de ses « regrets immenses » envers les victimes, elle a insisté sur les lacunes externes à l'exercice de son mandat : le manque de « coopération » entre les institutions, l'insuffisance des « outils juridiques » à la disposition des maires et les « dysfonctionnements » de l'administration parisienne, dont elle n'a pris conscience que tardivement. « Nos institutions – Mairie de Pari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éducation nationale, police, justice – ont failli dans la protection de nos enfants, c'est un échec collectif », a-t-elle insisté.

Après un long préambule pendant lequel elle a rappelé ce qui avait été mis en place depuis 2014 (lancement d'une enquête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Ville, création de protocoles pour les signalements, mise en place de « plans », amélioration du recrutement et de la formation des agents...), Anne Hidalgo a répondu pendant plus de deux heures principalement aux questions d'Agnès Evren, sénatrice Les Républicains de Paris, conseillère de Paris et rapporteuse de la commission.

Les échanges se sont longuement portés sur le niveau d'information de la maire en temps réel et sur la bonne application des mesures recommandées. « Que tout n'ait pas été fait, c'est une évidence », a reconnu l'ex-élue, s'appuyant sur les résultats d'une « mission flash »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qui, en 2025, a révélé que 50 % des recommandations d'un rapport de 2015 de cette même inspection n'avaient pas été appliquées de manière satisfaisante. « Je suis responsable de l'administration, mais tout maire n'est pas

Elle a attribué « le désarroi et le sentiment d'abandon » des familles aux règles de fonctionnement de la justice

responsable des dysfonctionnements, y compris individuels, sur le non-respect des consignes qui ont été données », a-t-elle plaidé.

Anne Hidalgo dit notamment avoir « découvert » à la fin de son mandat que la direction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avait décidé unilatéralement, en 2021, de ne plus faire de signalement en vertu de l'article 40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lorsque le cas identifié faisait déjà l'objet d'une plainte et donc d'une enquête judiciaire. « Ils ont modifié la doctrine sans validation politique: mon administration n'a pas suivi ma consigne, c'est plus que fâcheux », a-telle regretté. « C'est donc une administration en roue libre ? », a relancé Agnès Evren, ce à quoi Anne Hidalgo lui a répondu que, « si [elle était] à la tête de la Ville de Paris, [elle saurait] que cela peut arriver ». Et d'ajouter: « La doctrine que j'ai demandé d'appliquer et qui n'a pas été appliquée jusqu'au bout était une suspension immédiate de l'agent pour lequel un signalement a été fait. »

«Victimisation des maires»

Celle qui est désormais ambassadrice d'un réseau mondial des maires pour le climat a également attribué «le désarroi et le sentiment d'abandon» des familles aux règles de fonctionnement de la justice : « C'est à la demande des autorités judiciaires que nous n'informions pas les familles, c'était couvert par le secret de l'instruction. » A la question d'Agnès Evren sur un supposé caractère « systémique » aux violences révélées à Paris, la maire a réfuté le terme, arguant qu'il s'agissait d'« un sujet national » : « Les maires ont une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mais ils n'ont pas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S'il y a un caractère systémique, c'est à l'échelle de notre pays. »

« Nous ne sommes malheureusement pas étonnées par ces réponses qui pointent toujours les failles, les responsabilités des uns et des autres, mais jamais les siennes », a réagi juste après dans un communiqué le collectif SOS Périscolaire. « La victimisation des maires plutôt que de souligner leurs responsabilités légales dans cette audition a été aussi récurrente qu'insupportable », écrit encore l'association.

Auditionné dans la foulée, l'adjoint aux affaires scolaires de 2017 à 2024 puis premier adjoint jusqu'en 2026, Patrick Bloche, a de même avancé qu'il n'avait « pas l'explication à tout ». « Ce que point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en 2025], ce sont des failles, des dysfonctionnements, mais je n'étais pas membre du comité de pilotage chargé du suivi de l'application des mesures du rapport de 2015 », a-t-il fait valoir, assurant qu'« à partir de 2025 [la Ville a] revisité un certain nombre de recommandations qui n'avaient pas été mises en œuvre. Quant au choix de l'administration de ne plus faire de signalement systématique par un article 40 quand il y avait déjà une plainte des familles, il a été minimisé par l'ancien adjoint : « Tout signalement a amené à ce que le parquet soit informé, je pense que c'est cela le plus important. » L'ancien maire du 11 $^{e}$ arrondissement (2008-2014) a également justifié le caractère « lacunaire » des informations transmises aux familles par l'obligation du « respect du secret de l'instruction » ou par l'absence de communication de la brigade des mineurs.

Le nouveau maire de Paris, Emmanuel Grégoire, également ancien adjoint aux ressources humaines (2014-2017) puis premier adjoint (2018-2024), doit être à son tour auditionné mercredi; il devrait être questionné, entre autres, sur les éventuelles sanctions administratives prises à l'égard des agents responsables de la non-application de la moitié des recommandations du rapport de 2015.

HÉLÈNE BEKMEZIAN

La hausse tous azimuts des prix de l'énergie

Ce nouveau choc énergétique vient grever le pouvoir d'achat des Français et pénalise les entreprises

Fioul : hausse d'environ 70 % depuis le 1er janvier Evolution du prix du litre de fioul, en euros

Carburants, gaz, et maintenant l'électricité: sur les marchés, les prix de l'énergie s'envolent tous en même temps, fragilisant les revenus des ménages et l'activité des entreprises. Une flambée nourrie par la situation explosive du conflit au Proche-Orient.

L'espoir d'un apaisement, né de la signature en juin d'un protocole d'accord entre l'Iran et les Etats-Unis, a été balayé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par la reprise des frappes autour du détroit d'Ormuz et les attaques d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 alliés de Téhéran, contre l'Arabie saoudite. Vendredi 11 septembre, Riyad s'est résolu à fermer son oléoduc Est-Ouest, unique voie d'exportation de son brut sans passer par Ormuz, provoquant une nouvelle onde de choc sur les marchés pétroliers: le prix d'un baril de brent, référence mondiale en la matière, évolue autour des 107 dollars (92,70 euros).

Ces lointains soubresauts géopolitiques ont des répercussions délètères sur le portefeuille des Français. « Tous les voyants énergétiques passent au rouge et l'on se retrouve sans solution face à une crise qui ne cesse de s'aggraver », constate Thierry Bros, spécialiste de l'énergie et professeur à Sciences Po. De quoi réveiller le souvenir douloureux du choc énergétique de 2022. « Depuis, l'Europe n'est pas sortie de prix de l'énergie très chers, ajoute Cécile Maisonneuve, fondatrice de la société d'études Decysive et experte associée à l'Institut Montaigne. En plus de son impact sur le pouvoir d'achat, cette nouvelle crise va renforcer l'écart en matière de compétitivité énergétique entre l'Europe et ses concurrents et risque de se traduire en fermetures de sites industriels. »

Manque de capacités

Le gouvernement a beau marteler qu'il n'y a « aucun risque de pénurie » à la pompe, les automobilistes n'en demeurent pas moins confrontés à une vertigineuse équation : celle de prix du carburant qui ne cessent de crever le plafond. Mardi 15 septembre, le litre de gazole coûtait en moyenne 2,34 euros, selon l'entreprise Roole, spécialisée dans les données publiées par les stations-service, tout proche de son record d'avril (2,38 euros). Quant à l'essence SP95-E10, elle s'affichait à 2,15 euros le litre, un niveau sans précédent.

Ces tarifs stratosphériques rappellent que, depuis le début de la crise, les prix des produits raffinés augmentent encore plus vite que celui du pétrole brut. Le résultat d'un trafic très réduit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auquel s'est ajoutée, depuis juillet, l'interruption des exportations de diesel de Russie où de nombreuses installations pétrolières ont été mises hors service par des attaques ukrainiennes. La situation en Europe est encore aggravée par le manque de capacités locales de raffinage. La France, qui importe traditionnellement 50 % de ses besoins en gazole et près de 10 % de son essence sans plomb, a perdu les trois quarts de ses raffineries en un demi-siècle.

Les carburants pèsent de plus en plus lourd dans le budget des ménages, en même temps qu'ils alimentent l'inflation. En particulier le gazole: essentiel au tissu productif et à la chaîne logistique, «il renchérit le transport routier, l'agriculture, le BTP, l'industrie, la livraison de marchandises et, à terme, une partie des prix alimentaires», énumère Patrice Geoffron, professeur d'économie à l'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Produit cousin du diesel ou du kérosène, le fioul domestique at-

« On va entrer dans la saison de chauffage avec un prix qui ne cesse de grimper »

PHUC-VINH NGUYEN chef du centre énergie de l'Institut Jacques Delors teint lui aussi des sommets, proches des 1800 euros les 1000 litres, en hausse de 60 % sur un an. Un véritable casse-tête pour les quelque 3 millions de ménages chauffés grâce à ce combustible, qui habitent majoritairement en zone rurale. « On constate un énorme retard dans le réapprovisionnement », indique Frédéric Plan, conseiller national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combustibles, carburants et chauffage, évoquant une baisse des volumes de ventes de 40 % à 50 % entre avril et août sur un an.

« Plus cher qu'aux Etats-Unis »

Près d'un ménage chauffé au fioul sur deux était déjà en situation de vulnérabilité énergétique avant la crise, notamment du fait de plus faibles revenus, selon une note de l'Insee parue en janvier. Pour faire face à l'envolée de la facture, ces résidents «fraction- nent le remplissage», décrit Frédéric Plan. En attendant de savoir s'il leur faudra cet hiver moins chauffer leur logement.

La crise d'Ormuz est aussi une crise du gaz comme en témoignent les bonds du prix de la matière sur les marchés de gros européens: mardi, le contrat à terme du TTF néerlandais, référence européenne, s'affichait à 81 euros le mégawattheure

« On constate un énorme retard dans le réapprovisionnement » en fioul

FRÉDÉRIC PLAN conseiller national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combustibles

(MWh), un plus haut depuis début 2023 et plus du double de son niveau d'avant-guerre.

Une envolée qui affecte directement les quelque 6 millions de foyers français abonnés à une offre indexée sur le prix repère de vente du gaz : calculé mensuellement par la Commission de régulation de l'énergie (CRE), celui-ci augmente de façon quasi continue depuis le mois de mai. Pour les ménages concernés, la facture moyenne en 2026 pourrait être supérieure d'environ 120 euros à celle de 2025, indiquait, mardi, la présidente de la CRE, Emma- nuelle Wargon, interrogée sur Radio Classique.

« On va entrer dans la saison de chauffage avec un prix qui ne cesse de grimper », s'inquiète Phuc-Vinh Nguyen, chef du centre énergie de l'Institut Jacques Delors. Certes, personne n'imagine renouer avec les sommets atteints en 2022, quand le TTF avait brièvement dépassé les 300 euros. «Mais les entreprises en Europe paient déjà leur gaz sept à dix fois plus cher qu'aux Etats-Unis. Et on ne peut plus exclure de se retrouver à 100 euros du MWh cet hiver», avertit M. Nguyen.

L'inquiétude est renforcée par le niveau anormalement bas des stockages de gaz : ces réservoirs sont garnis à 68 % en Europe, et même seulement à 56 % en Allemagne, du jamais-vu depuis au moins quinze ans. La France est mieux lotie, avec un taux de 76 %, mais risque d'encaisser de nouvelles tensions sur les prix en cas de difficultés chez ses voisins.

Durant tout l'été 2026, les opérateurs européens ont temporisé, espérant que les cours chutent pour pouvoir remplir les cuves à moindre coût avant la baisse des températures. Mais les analystes ne tablent guère sur une accalmie à court terme alors que le gaz naturel liquéfié (GNL) du Qatar ne trouve aucune issue pour quitter le détroit d'Ormuz et atteindre les marchés mondiaux. En cas de coup dur, comme celui d'un hiver très rigoureux, l'Europe devra affronter la concurrence asiatique pour pouvoir attirer au prix fort les

Perturbations sur les emprunts d'Etat Les risques d'inflation alimentés par la progression des cours du pétrole pèsent sur les marchés obligataires. Le rendement de l'emprunt américain à échéance dix ans a atteint, mardi 15 septembre, 5,03 %, un niveau inédit depuis juillet 2007 et le début de la crise des subprimes, ces prêts immobiliers à haut risque. En Europe, son équivalent allemand, référence sur le continent, se hissait à 3,53 %, contre 3,51 % lundi 14 septembre au soir, au plus haut depuis 2009. Le taux à dix ans français grimpait, lui, à 4,50 %, contre 4,47 % la veille. «Le marché pétrolier reste agité», alors que «la situation au Moyen-Orient s'est de nouveau envenimée», souligne Barbara Lambrecht, analyste de Commerzbank. L'Arabie saoudite a promis, mardi, de riposter avec «fermeté», après de nouvelles attaques des houthistes pro-iraniens du Yémen contre son territoire. Le mouvement houthiste a infligé, ces derniers jours, d'importants revers aux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yéménites et à leur allié saoudien, visant des infrastructures pétrolières du royaume et renforçant, au terme d'une offensive éclair, son emprise sur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Ce passage maritime, qui permet de relier l'Europe à l'Asie par la mer Rouge, est devenu stratégique pour Riyad afin d'éviter le détroit d'Ormuz.

cargaisons de GNL expédiées par les Etats-Unis.

Les valeurs de l'électricité commencent aussi à s'emballer. Sur les marchés de gros français, lundi 14 septembre, le prix calendaire pour 2027 (lissé sur une moyenne d'un an) est désormais remonté autour de 90 euros par MWh, soit déjà une dizaine d'euros de plus qu'une semaine auparavant. A titre de comparaison, il n'était que de 60 euros en juillet.

« Nouveau choc »

« En quelques jours, la hausse des prix du gaz s'est brutalement transmise à l'électricité française, faisant ressurgir le risque d'un nouveau choc énergétique pour les entreprises à l'approche de l'hiver », estime Hassan Yatim, spécialiste des prix pour le cabinet Capitole Energie. « Plus spectaculaire encore », selon lui : le prix du marché de gros pour des ventes du jour au lendemain a atteint une moyenne hebdomadaire de l'ordre de 151 euros par MWh, niveau sans précédent depuis mars 2023.

Produite localement, l'électricité européenne est moins directement touchée par les troubles géopolitiques que le pétrole et le gaz. Notamment en France où elle dépend à plus de 90 % du nucléaire et des renouvelables. Mais, dans certains pays, comme l'Allemagne, une part non négligeable est encore produite à partir de gaz. Quand les cours de la matière flambent, « les centrales électriques à partir de gaz produisent à des coûts plus élevés et cela finit par contaminer les prix de l'électricité sur l'ensemble du continent, y compris en France », résume Nicolas Leclerc, cofondateur du cabinet de conseil en énergie Omnegy.

Chez la plupart des ménages français, les cours de l'électricité auront un impact différé. Une majorité est encore abonnée au tarif réglementé de vente, le « tarif bleu » d'EDF, dont la prochaine révision, fixée par les pouvoirs publics, est attendue pour février 2027.

ADRIEN PÉCOUT ET MARIE DE VERGÈS

Les tarifs des carburants s'envolent, la consommation s'effondre

C'EST LA TRADUCTION la plus flagrante de la flambée des prix à la pompe : la consommation de carburants routiers s'effondre en France depuis des mois. En août, leurs volumes de livraisons en mètres cubes ont reculé de 6,6 % par rapport à l'été précédent, et même de 9,2 % pour le seul gazole, selon les dernières données du Comité professionnel du pétrole. Au cumul depuis janvier, d'une année sur l'autre, la baisse est de 5 %. Un mouvement inédi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hormis en 2020, celle d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En 2024 puis en 2025, la consommation a reculé de moins de 1 % par an.

Certains y verront peut-être une bonne nouvelle pour le clima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France se rapproche de la trajectoire fixée pour atteindre ses objectifs de décarbonation, soit une baisse de 6 % par an des volumes vendus d'ici à 2035. Sauf que l'érosion des derniers mois est davantage subie par les automobilistes que planifiée.

Il reste à mieux comprendre qui a renoncé à quels trajets sous l'effet de carburants dont les prix tutoient des sommets: le litre de gazole coûtait en moyenne 2,34 euros mardi 15 septembre, tandis que l'essence atteignait un record historique à 2,15 euros le litre de SP95-E10. « La baisse de la consommation est beaucoup plus marquée sur le gazole », fait remarquer Frédéric Plan, conseiller national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combustibles, carburants et chauffage. Du côté des transporteurs routiers ou des artisans qui roulent essentiellement au diesel, l'envolée des prix de ce carburant, plus forte que celle de l'essence (respectivement + 41 % et + 24 % sur un an), peut pousser certaines entreprises à freiner ou reporter des chantiers, voire à refuser des déplacements trop éloignés.

Electrification des transports

Selon Philippe Casbas, président de l'Union française des industries pétrolières énergies et mobilités, la baisse de la consommation est « multifactorielle ». Le prix est un paramètre évident, mais « le pays [était] entré dans un ralentissement économique bien avant le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ajoute M. Casbas, rappelant que les mois de janvier et février avaient déjà enregistré des reculs des ventes.

S'y ajoute la tendance de long terme à l'électrification des transports, renforcée à la faveur de la crise. Au mois d'août, les voitures électriques ont représenté 38 % des nouvelles immatriculations (sans compter les moteurs hybrides), et même 42 % des achats des flottes d'entreprises, un record. Leur poids dans l'ensemble du parc automobile reste néanmoins limité: 2 millions selon l'Avere, l'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mobilité électrique, soit environ 5 % des véhicules en circulation.

A. PT ET M. D. V.

L'IA au cœur des réformes en Corée du Sud

L'ambi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matièr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se heurte à des résistances

SÉOUL - envoyé spécial

Plus qu'une simple technologi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s'impose en Corée du Sud comme la promesse d'une réforme profonde de la société à même d'apporter des solutions aux problèmes du pays. Financée par les revenus de la puissante industrie des semi-conducteurs et encadrée par les pouvoirs publics, elle doit devenir un nouveau moteur de croissance, bénéficier à chacun et faire de la Corée du Sud « un acteur incontournable et central de la chaîne d'approvisionnement de l'IA », selon le président sud-coréen, Lee Jae-myung.

Le projet est lancé en terrain fertile, la Corée du Sud ayant embrassé les virages technologiques d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et disposant d'une base industrielle solide. Selon une étude dévoilée le 26 août par Google Korea, le niveau d'utilisation de l'IA par les Sud-Coréens est 1,7 fois supérieur à la moyenne mondiale. Public First, une société de conseil qui a son siège à Londres, révèle que 74 % des actifs sud-coréens souhaitent se former à l'IA et que le gain de productivité annuel résultant de cette formation peut atteindre entre 2,3 millions et 4,7 millions de wonps par personne (1450 à 3000 euros environ).

Forte de cette base solide, l'ambition se déploie en faisant fi des clivages politiques puisque la Corée a été le premier pays à adopter, en septembre 2024, une stratégie nationale de l'IA. A l'époque, le président conservateur, Yoon Suk Yeol (2022-2025) annonçait une « mobilisation nationale » pour réaliser « la grande vision d'une Corée devenue troisième puissance de l'IA », derrière les Etats-Unis et la Chine. Même si son successeur, Lee Jaemyung, est issu du camp progressiste, les annonces s'enchaînent. En décembre 2025, le Conseil présidentiel sur la stratégie national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 présenté un plan d'action reposant sur trois piliers : création d'un écosystème d'innovation, promotion de la transformation numérique à l'échelle nationale et contribution à une société mondiale fondée sur l'IA. Depuis janvier, la loi fondamentale sur l'IA concilie innovation et sécurité des utilisateurs.

Pour concrétiser cette stratégie, le gouvernement veut créer 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alimenté par une taxe sur les profits record des géants des semi-conducteurs Samsung et SK Hynix. De quoi voir loin, et grand : en juin, il a annoncé 800 000 milliards de wonis (environ 455 milliards d'euros) d'investissements dans quatre nouvelles usines ou « fabs » de semi-conducteurs par les deux groupes et dans un pôle de conditionnement de puces HBM (high bandwidth memory ou mémoire à large bande passante, indispensables à l'IA).

«Position de leader écrasante» De leur côté, plusieurs groupes industriels, dont Hyundai Rotem et Hanwha Aerospace, vont contribuer à la commercialisation d'ici à 2028 de robots humanoïdes conçus pour dix grands secteurs d'activité, dont la construction navale, la défense, le spatial, l'électroménager, la chimie, la logistique ou encore l'hôpital. Le gouvernement va appuyer le développement de modèles coréens d'IA physique et agentique.

Les conglomérats SK et GS prévoient, avec le géant d'Internet Naver, d'investir 1000 000 de milliards de wonis d'ici à 2035,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centres de données dévolus à l'IA d'une capacité totale de 18,4 gigawatts (GW). Les concepteurs de semiconducteurs sans usine, Rebellions, FuriosaAI et DeepX, leur fourniront des unités de traitement neuronal (neural processing unit, NPU, des microprocesseurs conçus pour accélérer les calcul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ar une chaîne d'approvisionnement souveraine, indépendante de l'américain Nvidia. La Corée du Sud pourra alors «conserver une position de leader écrasante sur le marché et un avantage technologique décisif dans le secteur des semi-conducteurs de mé moire», insiste le ministre de l'industrie, Kim Jung-kwan.

Construction d'un site de production de semi-conducteurs, à Yongin, en Corée du Sud, le 21 juillet. KIM HONG-JI/REUTERS

Ces centres de données serviront d'« usines à jetons » (les unités de base de l'IA servant à sa monétisation). « Grâce à l'initiative "IA pour tous" fondée sur l'économie des jetons, la Corée du Sud doit devenir un pays où chaque citoyen peut utiliser l'IA sans contrainte financière, et s'imposer comme le pays ayant mis en place une société fondée sur l'IA plus vite qu'ailleurs », veut croire le ministre des sciences, Bae Kyung-hoon, lui-même ancien chercheur en IA. « La Corée a adopté une approche écosystémique – couvrant aussi bien la demande que l'offre. L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IA s'annoncent comme le moteur de croissance des vingt à trente prochaines années. La Corée agit vite car la chaîne d'approvisionnement mondiale de l'IA est en pleine restructuration. Elle veut se positionner au cœur de celle-ci avant la fin du processus », précise Wonki Min, président des conseils consultatifs du Forum coréen sur la 6G – la sixième génération de technologies de communication sans fil – et du Laboratoire national d'IA.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Il s'agit aussi de relever par l'IA les défis comme le déclin démographique, le chômage des jeunes et la compétitivité future d'une industrie exposée à une concurrence chinoise de plus en plus vive. Selon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l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sud-coréennes emploient aujourd'hui 80 % des travailleurs, mais leur productivité ne représente qu'un tiers de celle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 En réduisant les délais de recherche, de conception et de mise en œuvre, l'IA accélère le rythme de l'ensemble de l'économie. Le capital est réinvesti plus rapidement et trouve davantage d'opportunités d'investissement; cela se traduit par une baisse des coûts et un dynamisme accru », précise M. Min

Un autre avantage de la politique de l'IA doit être un rééquilibrage du développement régional. Les quatre «fabs» seront construites dans le Jeolla, région du Sud-Ouest qui reste relativement peu développée.

La mise en œuvre de cette politique ne va pas pour autant sans questionnements, entre autres sur les indispensabl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Une étude gouvernementale dévoilée le 20 août estime que la nouvelle politique poussera la demande en électricité à un pic proche de 165 gigawatts d'ici à 2040, contre 104 GW aujourd'hui.

L'autre enjeu est de convaincre les Coréens eux-mêmes, alors que les projets d'usines dans le très rural Jeolla et les futurs centres de données interrogent sur leur impact environnemental. Ils suscitent des critiques de l'opposition conservatrice qui y voient un choix d'implantation politique, le Jeolla étant un bastion progres-

Le niveau d'utilisation de l'IA par les Sud-Coréens est 1,7 fois supérieur à la moyenne mondiale

siste. Le gouvernement veut aussi installer les «fabs» dans des zones économiques spéciales, aux règles fiscales et au droit du travail assouplis.

Un choix qui passe mal alors que le syndicat de la métallurgie a appelé à des garanties d'emploi face au déploiement de l'IA et de la robotique et que celui du constructeur automobile Hyundai veut que l'usage de robots humanoïdes soit soumis à un accord entre les partenaires sociaux.

Dans le même temps, les industriels sont prêts à délocaliser leur production en cas de tensions sociales fortes. « Nous avons besoin d'un nouveau contrat social adapté à l'ère de l'IA », a reconnu le 14 juillet le ministre du travail, Kim Young-hoon.

Il faut aussi trouver les ressources humaines dans un pays qui connaît, selon le Stanford AI Index de 2025, un exode net de ses experts de l'IA, et qui n'attire que peu de talents étrangers dans ce domaine – 604, soit 1,1 % du total des employés du secteur, d'après le Software Polic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s logiciels.

Le gouvernement veut former en cinq ans 10 000 spécialistes en robotique et en IA, et développer des cadres d'apprentissage pour les travailleurs. Il veut aussi définir «les connaissances et les compétences nécessaires à une société où l'IA est intégrée dans presque toutes les professions. Des travaux sont en cours pour intégrer ces nouvelles compétences à l'ensemble du système éducatif, plutôt que de considérer l'IA comme une discipline réservée aux départements d'informatique», explique Ha Jung-woo, vice-président du Conseil présidentiel sur la stratégie national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rtains emplois disparaîtront, d'autres évolueront et pour que chacun puisse s'adapter, estime le professeur Joseph Yi, «l'IA doit se déployer dans un environnement informationnel ouvert car l'innovation repose sur la remise en question des a priori, la vérification d'hypothèses impopulaires, la circulation de l'information au-delà des limites institutionnelles. L'ouverture n'est pas un luxe moral qui s'ajoute a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Pour un petit pays aux coûts élevés confronté à la Chine à l'ère de l'IA, l'ouverture doit être au cœur de la stratégie industrielle». Un véritable défi dans une société sud-coréenne marquée par la défiance et la difficulté de faire entendre des voix discordantes.

PHILIPPE MESMER

En Belgique, soupçons d'espionnage dans les semi-conducteurs

Un cadre est suspecté d'avoir transmis à la Chine des secrets industriels, par l'intermédiaire de la technique des « sociétés miroirs »

BRUXELLES - correspondance

L'histoire est digne d'un scénario d'espionnage. Un homme est arrêté à l'aéroport de Bruxelles-Zaventem. Il a deux nationalités : belge et chinoise, et surtout un CV intrigant. L'ancien cadre de 52 ans a travaillé pour BelGaN, une entreprise flamande qui a fait faillite en 2024. Elle produisait une technologie particulièrement stratégique : des puces en nitrure de gallium utilisées dans les secteurs des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l'aérospatiale et le domaine militaire.

Sauf qu'il ne s'agit pas d'un scénario mais d'un communiqué du parquet fédéral belge publié le 7 septembre, confirmant que le suspect est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depuis son arrestation, le 10 mai. Il est soupçonné d'espionnage et de divulgation de secrets d'affaires au profit de la Chine. « Certains éléments indiquent que l'intéressé, qui occupait un poste de direction dans la recherche au sein de l'entreprise belge, travaillait parallèlement en tant que dirigeant d'une entreprise chinoise exerçant une activité de production similaire, créée quelques mois après son entrée en fonctions et financée par 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chinois », détaille le parquet fédéral.

Dépôt de bilan

A Audenarde, en Flandre-Orientale, l'expertise dans les puces au nitrure de gallium s'est développée autour des années 2010 au sein de l'entreprise ON Semiconductors. En difficulté financière, celle-ci est rachetée en 2022 par BelGaN, société soutenue par des investisseurs chinois, qui engage une bascule complète vers cette technologie stratégique présen-

L'entreprise BelGaN produisait une technologie particulièrement stratégique: des puces en nitrure de gallium

tée comme un atout pour l'indépendance technologique européenne. Début 2024, le pari des puces en nitrure de gallium semble se concrétiser avec de premières commandes de clients. Pourtant, l'entreprise dépose le bilan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laissant plus de 400 salariés sur le carreau. Aujourd'hui, l'arrestation de l'ancien cadre jette une lumière nouvelle sur cette faillite. D'autant que, peu de temps après le rachat du site d'Audenarde, une autre société a été créée en Chine, dans la province du Fujian. Fait troublant, l'entreprise, baptisée « Gankool », produit exactement la même technologie que BelGaN.

Une tactique bien identifiée

Les enquêteurs soupçonnent donc l'homme arrêté en mai d'avoir transféré à Gankool le savoir-faire de l'entreprise belge. « L'enquête pourrait mettre en évidence le transfert illicite à l'étranger de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spécialisée et de secrets d'affaires relatifs à la production de puces en nitrure de gallium », souligne le parquet.

Si ces soupçons sont confirmés, il pourrait s'agir d'un exemple de « société miroir », une tactique bien identifiée par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Dans son rapport annuel, la sûreté de l'Etat belge analysait clairement ce phénomène : « L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investissent dans des entreprises, des centres de recherche ou spin-off belges – de préférence dans des entités de taille réduite qui développent des technologies prometteuses mais sont sous-financées –, afin d'accéder à la technologie et ensuite de créer une société miroir en Chine qui produira cette même technologie à plus grande échelle. »

Depuis 2020, un règlement européen encourage les Etats membres à se doter d'un mécanisme de filtrage des 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dans les secteurs stratégiques. En Belgique, cet outil n'est entré en vigueur qu'en juillet 2023, soit après le rachat de BelGaN par des investisseurs chinois. « Ce qui s'est passé avec BelGaN reflète l'ancien cadre politique, note Victor De Decker, chercheur en géo-économie à l'Institut Egmont, un cercle de réflexion indépendant. Je ne pense pas qu'une entreprise chinoise pourrait aujourd'hui s'implanter aussi fortement dans une société de semi-conducteurs en Belgique. »

Reste, prévient le chercheur, la difficulté à intervenir en cas de soupçon de fuite technologique sur des entreprises déjà sous contrôle chinois, « sans avoir peur du revers diplomatique qui en découlera ». A l'automne 2025, l'intervention du gouvernement néerlandais dans la gestion du fabricant de puces Nexperia, propriété du groupe chinois Wingtech, avait déclenché en retour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chinoises sur l'exportation de composants-clés pour l'industrie automobile européenne.

ALIX LE BOURDON

Les Grecs veulent en finir avec l'austérité

A quelques mois des législatives, les allégements fiscaux promis par le premier ministre peinent à convaincre

ATHÈNES - correspondante

Le premier ministre grec, Kyriakos Mitsotakis, à la Foire internationale de Thessalonique (Grèce), le 5 septembre. ALEXANDROS AVRAMIDIS/ REUTERS

Pendant huit années de crise (2010-2018), la Grèce a voté des milliards d'euros de coupes budgé-

taires pour satisfaire ses créanciers. Selon le gouvernement, c'est désormais du passé. Le pays a renoué avec la croissance, qui avoisine 2 %, et a dégagé en 2026 un excédent primaire (soit hors charge de la dette) proche de 4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Le premier ministre, Kyriakos Mitsotakis, s'est félicité de ces chiffres dans son discours de rentrée à la Foire internationale de Thessalonique, le 6 septembre, mais il a admis que «la réussite de l'économie ne s'est pas reflétée dans le portefeuille de tous les citoyens». Voulant y remédier à quelques mois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prévues au printemps, le leader conservateur au pouvoir depuis 2019 a annoncé 2,2 milliards d'euros d'allégements fiscaux et de revalorisation du pouvoir d'achat pour 2027.

Le gouvernement entend porter le salaire minimum de 920 euros brut mensuels à 1000 euros en janvier 2028. Les fonctionnaires doivent retrouver une prime de Noël de 500 euros, supprimée pendant les années d'austérité. Les retraités bénéficieront d'une prime annuelle portée de 300 à 400 euros. Des exonérations d'impôt sur le revenu sont également prévues pour les familles de trois enfants et les agriculteurs gagnant moins de 20 000 euros par an. Le gouvernement promet de faire baisser progressivement de 30 % les prix de gros de l'électricité d'ici à 2029 et de lancer un programme d'accès au crédit immobilier pour les jeunes alors que la hausse des prix des logements est devenue l'un des principaux sujets de mécontentement.

Mais pour beaucoup de Grecs, les annonces du premier ministre ne sont pas suffisantes. Près de Corin-

FONDS pour L'INDÉPENDANCE de la PRESSE

the, Dimitris Balafoutas, qui cultive du raisin, n'a pas été convaincu. «Même sans impôts à payer l'année prochaine, je n'arriverai pas à joindre les deux bouts», affirme-t-il. Pour 20 tonnes de raisins de Corinthe vendues, son revenu ne dépasse pas 14 000 euros par an. «Et je dois payer en plus les engrais, les semences et le carburant nécessaire pour me rendre dans les champs», déplore le quinquagénaire.

« Faible marge de manœuvre » Pour Michalis Nikiforos, professeur agrégé d'économie à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le gouvernement s'est imposé des limites qui réduisent sa capacité à agir. Kyriakos Mitsotakis a promis de ne pas dé-régler les comptes publics et de continuer à rembourser par anticipation une partie de la dette, pour redorer l'image de la Grèce auprès des marchés. Il n'entend pas non plus accroître la taxation des plus riches. « La marge de manœuvre est donc faible pour prendre des mesures d'envergure », analyse l'économiste.

Plus de 36 % des salariés du secteur privé en Grèce gagnent moins de 1000 euros brut par mois et, selon Eurostat, le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ar habitant est l'un des moins élevés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à 26400 euros contre 38100 euros en moyenne dans le reste de l'UE.

Avec son salaire de 1000 euros brut par mois, Eftychia Tasou, professeure des écoles vacataire, s'attendait à ce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annonce des aides au logement. « Mon loyer s'élève à 540 euros par mois. Quand, j'ai payé l'électricité, l'eau et les charges, il ne me reste rien, explique la jeune femme. Si je n'avais pas l'aide de mes parents, je n'y arriverais pas. »

Dans les PME, la situation est également loin d'être réglée depuis la sortie de la crise. Spyros Vradi dirige une entreprise qui fabrique des emballages en carton, et emploie une vingtaine de personnes; depuis la guerre en Ukraine, ses factures d'électricité ont augmenté de 30 % à 40 %. Pour autant, « nous ne pouvons pas tellement augmenter les prix de vente car nous perdrons des clients », explique-t-il. Les aides annonc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lui paraissent « ridicules ».

Des emplois peu rémunérés

Les difficultés auxquelles son entreprise était confrontée pendant la crise n'ont pas toutes disparu. Certains clients, y compris de grandes chaînes de supermarchés, continuent à régler leurs factures avec plusieurs mois de retard. « Et les banques continuent à faire des difficultés pour faire des prêts aux petites entreprises », souligne-t-il, en colère.

«Le paradoxe est qu'en Grèce, malgré la croissance et la diminution du chômage, les salaires n'ont que très peu augmenté», constate Michalis Nikiforos. Il explique cette situation par le fait que la croissance repose en partie sur des secteurs comme le tourisme, dont les emplois sont souvent peu rémunérés et saisonniers, mais aussi par la dérégulation du marché du travail amorcée pendant la crise et poursuivie par le gouvernement conservateur.

«Il est difficile d'augmenter les salaires quand, par exemple, certains employés travaillent légalement treize heures par jour ou quand il existe des accords pour faire venir des travailleurs de pays tiers pour être embauchés durant la saison dans des complexes hôteliers ou dans les champs», explique Michalis Nikiforos.

L'inflation, qui devrait dépasser les 3 % en 2026 selon les prévisions de la banque de Grèce (elle était déjà de 3 % en 2025), joue aussi un rôle essentiel dans ce paradoxe grec: elle a permis aux finances publiques de croître, mais elle a rogné le pouvoir d'achat de la population.

MARINA RAFENBERG

Appel à projets

BESOIN DE SOUTIEN POUR UN PROJET DE RECHERCHE DE LUTTE CONTRE LA DÉSINFORMATION NUMERIQUE ?

Candidatez avant le 26 septembre 2026

La robotisation permet à Cocorico de relocaliser sa production textile dans le Lot

Cocorico a un modèle : Uniqlo. La marque française fondée par Arthur Charle, son frère Tom et sa sœur Coline en 2017, propose « les basiques de la garde-robe », tout comme le géant japonais de l'habillement. « Mais, chez Cocorico, tout est fabriqué en France », explique Arthur Charle. Et d'assurer : « Il est tout à fait possible de vendre du made in France à tout le monde, et pas seulement à ceux qui ont les moyens de se le payer. » A condition, toutefois, estime-t-il, que les fabricants français revoient leur mode opératoire en « abandonnant la machine à coudre de nos grands-pères » pour investir davantage « dans les technologies qui, en Chine, tournent depuis des années » et permettent de réduire les coûts de revient.

Cocorico entend démontrer combien ce mo-

LA LIGNE DE PRODUCTION CONFECTIONNE DÉJÀ DE «1200 À 1500 TEE-SHIRTS PAR JOUR »

dèle est viable. La marque, qui a recours à une trentaine de sous-traitants en France pour sa collection de sweat-shirts, tee-shirts, sous-vêtements et autres jeans, a ouvert un atelier de fabrication, en juillet, à Frayssinet-le-Gélat (Lot). Près de 500 000 euros ont été investis dans l'aménagement d'un corps de ferme, voisin de l'entrepôt Cocorico. Pour l'heure, l'atelier est consacré à la fabrication de tee-shirts, pilier de son activité; la PME en écoule 300 000 à 400 000 par an (sur un total de 1 million de pièces vendues). Sa ligne de production confectionne déjà de «1200 à 1500 tee-shirts par jour», chiffre le dirigeant.

Après avoir visité des usines « ultra-automatisées » en Chine et au Vietnam et avoir consacré « un an à la recherche et développement », le cofondateur de Cocorico a décidé d'équiper cette unité de production d'une douzaine de machines, dont plusieurs automates qui permettent de réaliser les principales étapes de confection d'un vêtement. Ces machines tournent sous la houlette d'une douzaine d'employés, sans avoir nécessité une formation poussée du personnel, souligne M. Charle. Quelques minutes suffisent pour coudre les six pièces d'un tee-shirt. Cocorico envisage déjà de fabriquer ainsi d'autres types de vêtements, dont « des boxers et des sweat-shirts en 2027 ». A terme, la PME aux 50 salariés espère produire ainsi la moitié de son catalogue qui compte 5 000 références.

Ce mode de fabrication permet à la marque de « rester compétitive », de conserver des prix abordables et de surfer sur la tendance du « consommer moins mais mieux » qui incite à acheter des produits fabriqués localement. « Il existe des solutions pour améliorer l'impact économique, environnemental et social de sa consommation. Toutefois, en tant que fabricant, il est impossible d'oublier les questions de pouvoir d'achat, estime le dirigeant. Les Français ne peuvent pas tous dépenser 40 euros pour un boxer fabriqué en France. » Dès lors, la marque, qui vend ses tee-shirts à 24,90 euros et des lots de cinq culottes à 49,50 euros, a recours à tous les ressorts marketing pour écouler au mieux ses collections en ligne.

En septembre, Cocorico signe une opération «French Days» de prix cassés «jusqu'à – 60 %», avant de s'atteler à celle du Black Friday, prévue fin novembre. En 2026, la marque devrait atteindre 30 millions d'euros de ventes. Soit quasiment 40 % de plus qu'en 2025. M. Charle estime pouvoir réaliser 100 millions d'euros de ventes en 2030. Mais il n'entend ni ouvrir de boutiques, ni exporter ses collections. D'ici là, le dirigeant jure 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ura amélioré le coût de fabrication dans l'industrie textile : «Cette révolution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va aider à relocaliser la production d'habillement. »

JULIETTE GARNIER

France Inter maintient Charles Sapin à l'antenne

L'intersyndicale de Radio France a voté un nouveau préavis de grève

A

Radio France, ni la direction ni les syndicats ne veulent céder. Une 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personnels, réunie mardi 15 septembre à l'appel de l'intersyndicale, a voté pour le dépôt d'un nouveau préavis de grève contre le recrutement du directeur adjoint de la rédaction du magazine ultraconservateur Valeurs actuelles à l'editorial politique du dimanche matin sur France Inter. Les antennes du groupe pourraient ainsi être de nouveau perturbées le lundi 21 septembre.

Quelques heures plus tôt, dans la matinée, la directrice de France Inter, Céline Pigalle, avait tenté de relancer les discussions en recevant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ersonnels et les chefs de service de sa rédaction. Elle a proposé la tenue, la semaine du 21 septembre, d'un « séminaire de discussions » sur les modalités d'application du pluralisme, une demande des journalistes de la station, datant d'avant même ce conflit. Mais l'assemblée générale a tranché pour « poser au préalable le retrait de la chronique de Charles Sapin », confie Lionel Thompson, membre du bureau SNJ-CGT de Radio France. En revanche, l'organisation d'un vote sur une motion de censure contre la direction de France Inter, qui ne semble pour le moment pas faire l'unanimité, n'a pas été décidée.

Cette nouvelle grève de vingt-quatre heures ferait ainsi suite à celles des dimanche 13 et lundi 14 septembre. Les journalistes de France Inter, première radio de France en audience, s'étaient fortement mobilisés, puisque sur 65 inscrits au planning le lundi matin, 44 ont cessé le travail, selon plusieurs sources syndicales. France Culture, Franceinfo et le réseau ICI (ex-France Bleu) ont aussi été affectés. La direction de Radio France a, de son côté, comptabilisé 12,05 % de personnels grévistes ce jour-là (38,26 % chez France Inter).

«Guêpier»

L'embauche du dirigeant de Valeurs actuelles a relancé le débat sur le «pluralisme», et sa définition. Peut-il avoir des limites? Quelle place pour l'extrême droite sur les antennes? Une question sensible alors que le parti 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UDR), allié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fut, à la saison 2025-2026, à l'initiative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accusant l'audiovisuel public de partialité en faveur de la gauche. La commission fut présidée par le député UDR de l'Hérault Charles Alloncle.

«La ligne rouge a été franchie en intégrant au pluralisme un journal [Valeurs actuelles] plusieurs fois condamné», pour provocation à la haine raciale ou injure à caractère

L'embauche du journaliste de « Valeurs actuelles » a relancé le débat sur le pluralisme, et sa définition

raciste, s'emporte, de son côté, Lionel Thompson. Des syndicats de France Télévisions s'émeuvent eux aussi de la présence de Charles Sapin sur la chaîne Franceinfo, sur le canal 16 de la TNT, l'accusant de contribuer «à la représentation d'idées contraires aux principes républicains», selon les mots de Pierre Mouchel,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Syndicat national de la radiodiffusion, de la télévision et de l'audiovisuel CGT du groupe audiovisuel public.

Outre des apparitions régulières comme éditorialiste, Charles Sapin intervient le dimanche soir sur cette chaîne pour un «duel» face à Rokhaya Diallo, directrice de l'hebdomadaire Politis et militante antiraciste. Dimanche 13 septembre, le débat a notamment porté sur la proposition de Marine Le Pen d'une «priorité nationale» pour le logement social. «Il y a des critères d'attribution des logements sociaux, je ne vois pas pourquoi la nationalité ne pourrait pas en devenir un», a approuvé Charles Sapin. «Je trouve ça assez fabuleux la façon dont la gauche et tout le monde s'esbaudit devant cette idé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en disant "mon Dieu, c'est une lubie idéologique d'extrême droite" alors qu'on l'applique déjà pour tant de choses», a-t-il également déclaré, citant l'accès à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le droit de vote.

«J'en veux beaucoup à la direction de nous avoir mis dans un tel guépier, confie une figure de la station. Quoiqu'on fasse maintenant, quelles que soient les décisions, Radio France se retrouvera encore fragilisée par des tombereaux d'attaques. » Sur CNews, où «l'affaire Charles Sapin» est régulièrement abordée, Pascal Praud s'en est d'ailleurs pris, lundi 14 septembre, aux 300 signataires d'une tribune, publiée deux jours plus tôt dans Le Parisien en soutien aux grévistes, les qualifiant de « traîne-patins subventionnés ». C'est aussi dans ce contexte que le député Charles Alloncle s'apprête à publier un livre, chez Fayard (éditeur dans le giron de Vincent Bolloré) le 30 septembre, intitulé Je jure de dire toute la vérité. Il y racontera les coulisses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a neutralité, le fonctionnement et le financement de l'audiovisuel public, quatre mois après la clôture de ses travaux.

MICHAËL MOREAU

PERTES & PROFITS | TÉLÉCOMS PAR ISABELLE CHAPERON

Qui paie la facture de la souveraineté?

MÉDICAMENTS, ÉNERGIE, défense : dans un contexte géopolitique de plus en plus tendu, l'Europe tente, tant bien que mal, de réduire ses dépendances extérieures concernant les industries critiques. Or, quoi de plus stratégique que les réseaux de communication ? Seul problème, les opérateurs télécoms n'ont pas la fibre généreuse. Ils refusent de payer seuls la facture de la souveraineté.

Dix-sept hauts dirigeants d'Orange, Telefonica, Deutsche Telekom ou Swisscom ont publié, mardi 15 septembre, une position commune visant à dénoncer la volonté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d'évincer les antennes-relais et autres équipements du chinois Huawei des réseaux mobiles et Internet fixe en Europe. Ces obligations « imposeraient [au] secteur des coûts de remplacement pouvant atteindre 40 milliards d'euros », trois fois plus que les estimations de la Commission, avancent-ils. Autant d'argent dépensé qui, selon eux, promet de « priver le secteur des capitaux indispensables au déploiement de la fibre optique, de la 5G et de la 6G ».

Dans leur viseur, un texte sur la cybercriminalité visant le matériel « à haut risque », actuellement en discussion entre les Etats membres et le Parlement. Le nom de Huawei n'est jamais cité, mais c'est bien le premier équipementier télécom mondial et,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son compatriote ZTE qui sont ciblés par la

Commission. Face aux menaces d'espionnage ou de coupure volontaire, Bruxelles juge cette éradication indispensable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infrastructures télécoms en Europe. En ligne avec la position américaine qui mène la guerre contre le géant technologique de Shenzhen depuis 2018.

Attention aux effets d'aubaine La souveraineté, c'est bien, c'est nécessaire, mais qui paie ? Ce cas illustre à l'envi les enjeux de la politique volontariste que l'Europe commence à engager pour assurer sa réindustrialisation et réduire ses dépendances technologiques. De quoi exposer les chausse-trappes du « made in Europe » au moment où Bruxelles, sous l'impulsion de la France, veut instaurer la préférence européenne sur les marchés publics.

Le vice-président exécutif de la Commission, Stéphane Séjourné, souhaite libérer les acheteurs publics de la dictature du prix, afin d'éviter de favoriser les productions chinoises dopées aux subventions. Mais attention aux effets d'aubaine. Si les concurrents de Huawei, le finlandais Nokia et le suédois Ericsson se frottent les commutateurs, de leur côté, les opérateurs télécoms craignent que les équipementiers européens profitent de la situation pour augmenter leurs tarifs : un surcoût qui représenterait plus de 20 % de l'addition, selon leurs projections.

Un collectif citoyen propose une renaissance industrielle

Composé d'économistes, d'universitaires et d'industriels, ce groupe a présenté un manifeste pour « sortir de la logique de gestion du déclin »

La saison des manifestes est ouvert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oblige. Un nouveau collectif dit « citoyen », piloté par le professeur a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CNAM) et expert des questions industrielles Olivier Lluansi, a présenté, mardi 15 septembre, son « manifeste pour une renaissance industrielle » de la France.

Il est soutenu entre autres par le syndicat de la CFE-CGC ou par la fédération de la plasturgie Polyvia, composé d'économistes, d'universitaires et d'industriels ; son ambition vise à « replacer l'industrie au cœur du projet de société français », à moins d'un an d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 et législatives de 2027. « Il y a un consensus politique comme jamais auparavant autour du sujet, tous les partis sont d'accord pour réindustrialiser, il faut donc en profiter », explique M. Lluansi pour qui « la réindustrialisation peut devenir une majorité de projet pour le pays, faute de majorité politique ou parlementaire ».

Ce manifeste, fruit d'un cycle de un an de conférences au CNAM, lance « un appel à la mobilisation générale », jugeant « l'urgence absolue » : « L'industrie n'est pas un secteur économique parmi d'autres ou une variable d'ajustement statistique, mais le pivot central de notre contrat social et la condition sine qua non de notr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à l'heure du retour des grands empires. »

Pour le collectif, s'il y a bien eu « un début de réindustrialisation entre 2016 et 2023 », celui-ci est stoppé « depuis l'inversion de tendance à l'été 2024 » ; le bilan du double quinquennat d'Emmanuel Macron est jugé « insuffisant », avec la part manufacturière de la création de richesse en France qui « stagne toujours à 10 % », contre 15 % chez plusieurs de nos voisins européens.

«Un gain immédiat»

Parmi les mesures préconisées figure l'augmentation de la commande publique « pour passer de 40 % à 60 % de produits fabriqués en France dans les achats publics, nous alignant sur le modèle allemand ». Un tel changement apporterait « un gain immédiat de 15 milliard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pour nos entreprises nationales ». Autre proposition, la mobilisation de l'épargne, insuffisamment fléchée vers l'investissement productif, qui est une solution à l'impasse financière créée par la situation budgétaire du pays : « Il faut mobiliser 100 à 200 milliards d'euros sur les 6 600 milliards d'euros d'épargne des ménages pour financer notre tissu industriel et créer 600 000 emplois en dix ans. »

D'autres recommandations complètent la liste, comme la

« L'industrie est le pivot central de notre contrat social et la condition sine qua non de notr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 estime le collectif simpl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et réglementaire, un meilleur accès au foncier et à une énergie compétitive, ainsi qu'une amélioration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alors que 60 000 postes sont vacants dans l'industrie.

A côté de ces mesures largement partagées, le manifeste présente aussi des « choix plus structurants » et clivants, afin de « sortir de la logique de gestion du déclin ». Parmi ces « bifurcations majeures », le collectif appelle à « rééquilibrer la gouvernance économique du tissu industriel français », trop favorable aux grands groupes et aux multinationales et pas assez aux petites ou moyennes entreprises et aux entreprises de taille intermédiaire. Il faut aussi, selon le manifeste, mieux articuler planification écologique et planification productive : « La transition environnementale ne peut réussir sans transformation de l'appareil productif, de même qu'une renaissance industrielle durable ne peut être conçue sans maîtrise de son empreinte écologique. »

Enfin, la réindustrialisation commande « une refonte du pacte social » pour financer la baisse des impôts de production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a hausse en contrepartie des salaires dans l'industrie. Où trouver l'argent pour une telle évolution chiffrée à 20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 « Peut-on augmenter la TVA ou créer une TVA sur les produits importés ? Doit-on demander un gel sur les retraites les plus élevées ? », interroge le manifeste. Autant de questions que le collectif entend désormais poser aux différent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BASTIEN BONNEFOUS

Le Monde

Patrick Branco Ruivo,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Société d'exploitation de la tour Eiffel, à Bombay (Inde), le 27 août 2024. HINDUSTAN TIMES/SIPA

PLEIN CADRE

Le directeur de la tour Eiffel dans la tourmente

La mise à l'écart du personnel féminin pendant la visite d'une délégation hindoue, le 5 septembre, a déclenché une grève et deux enquêtes. L'affaire révèle le malaise social qui secoue la « dame de fer »

L a question, embarrassante, est en suspens depuis plusieurs jours: Patrick Branco Ruivo,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Société d'ex-

ploitation de la tour Eiffel (SETE), était-il informé des exigences formulées par la délégation hindoue à l'origine de l'immense tollé qui agite les réseaux sociaux ?

Le 5 septembre, une visite privée du deuxième étage a été organisée pour une délégation du Bochasanwasi Akshar Purushottam Swaminarayan Sanstha (BAPS), courant religieux hindou ultra-conservateur. Condition posée: qu'aucune agente féminine ne soit présente dans les lieux afin d'éviter aux membres du BAPS la moindre interaction avec une femme. Demande ahurissante – le BAPS s'est depuis excusé – transformée en consigne générale par un ou plusieurs membres de la direction de l'un des monument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u pays des Lumières.

Les conséquences ont été immédiates. Lundi 7 septembre, la tour Eiffel est restée fermée, ses salariés ayant déclenché une grève pour protester contre cette invisibilisation des femmes. Dans la foulée, le maire de Paris, Emmanuel Grégoire – la Mairie est propriétaire de la SETE à 99 % –, a diligenté deux enquêtes, une interne à la SETE, une autre, externe, confiée à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Ville de Paris pour reconstituer la chaîne de responsabilité et identifier le donneur d'ordre. Une certitude s'impose déjà: le préjudice en matière d'image pour le monument est colossal. Rappelons qu'en 2017 la Mairie de Paris affirmait dans un communiqué : « La Ville de Paris a l'ambition de faire de la tour Eiffel une vitrine irréprochable de la qualité de l'accueil parisien. »

Le maire de la capitale attend désormais le résultat des deux enquêtes. Il ne peut, de toute façon, suspendre directement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tour Eiffel, compétence appartenant 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a SETE. Ce conseil est composé de 12 « représentants » de la ville, dont les élues Rachida Dati (Les Républicains), demeurée étonnamment discrète, ou Audrey Pulvar (sans étiquette), et un représentant de la Métropole du Grand Paris.

SOUS LE FEU DES PROJECTEURS Pour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Ariel Weil, maire (PS) de Paris Centre, en poste depuis le 25 juin 2026, cette polémique est un joyeux cadeau de bienvenue. Mardi 8 septembre, sur Franceinfo, il a assuré ne pas avoir eu connaissance de la demande de la délégation hindoue : « Je n'étais pas au courant, et tout indique que le directeur général ne l'était pas non plus pour ce qui est de la visite même du dignitaire. C'est totalement choquant et inacceptable. Visible-ment, il y a eu du zèle. »

Un directeur général « pas au courant », le « zèle » de subordonnés... Les enquêtes devront faire le tri. Mais l'affaire révèle d'ores et déjà une piètre connaissance par les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des réalités quotidiennes de la Tour et expose le mode de gouvernance de cette grande machinerie – 402 salariés; 6,7 millions de visiteurs en 2025 et 156 million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Qui est Patrick Branco Ruivo, 55 ans,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SETE depuis le 8 novembre 2018, aujourd'hui sous le feu des projecteurs? Enarque, haut fonctionnaire, il a effectué quasiment toute sa carrière à la Mairie de Pa ris. Il y débute en tant que chef de bureau à la direction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devient sous-directeur de l'encadrement supérieur, puis directeur auprès du secrétariat général avant de rejoindre le cabinet d'Anne Hidalgo – maire de Paris de 2014 à 2026 –, qui l'a nommé à la tête de la SETE.

Depuis, il dirige le monument avec un style de management réputé peu collégial. Sollicité personnellement par Le Monde, Patrick Branco Ruivo a laissé son service de communication répondre: « Plusieurs enquêtes ont été diligentées, notamment par un cabinet indépendant mandaté par la SETE, afin de faire toute la lumière sur cet événement et définir un plan d'action. Leurs conclusions devraient être rendues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Par respect de cette démarche en cours, nous ne communiquerons à nouveau qu'à ce moment-là. »

Selon plusieurs sources, il arbitre les projets de la Tour d'un simple « j'aime » ou « je n'aime pas », imposant ses décisions à des collaborateurs qui, le plus souvent, n'osent pas le contredire. Son

Un directeur général « pas au courant », le « zèle » de subordonnés... Les enquêtes devront faire le tri

tempérament « soupe au lait » transparaît jusque dans les faits les plus anecdotiques : amateur de tartes aux myrtilles, il les a imposées dans les snacks contre l'avis du concessionnaire restauration au moment d'une animation de Noël. Il a aussi tenu à dicter ses idées de plats au chef du restaurant étoilé Le Jules Verne, Frédéric Anton, ou encore à valider personnellement le design des sacs des boutiques de la tour, pourtant gérées par un prestataire. Ce souci du détail colle mal avec l'idée d'un directeur qui aurait ignoré les exigences d'une délégation aussi sensible que celle du BAPS. D'autant que plusieurs réunions ont lieu chaque semaine pour préparer les visites privées, dont une au moins en sa présence.

A l'automne 2023, dans le cadre de la fashion week, L'Oréal Paris veut son défilé sur le célèbre parvis. Suivant l'usage, un groupe de travail se réunit et émet un avis défavorable: la direction technique et celle de la sécurité reculent devant l'ampleur et la complexité de l'organisation, qui nécessiterait plusieurs semaines de montage en pleine exploitation du monument. Mais Patrick Branco Ruivo, contre l'avis de ses propres services, dit oui à L'Oréal. L'événement a donc lieu le dimanche 1 $^{er}$ octobre 2023, en présence des actrices Eva Longoria, et Andie MacDowell et de la mannequin Kendall Jenner, et d'un public bien plus nombreux qu'attendu. La soirée virera au cauchemar pour les agents de la tour Eiffel mobilisés.

La polémique liée à la visite de la délégation hindoue est ainsi le dernier symptôme en date d'un malaise social qui secoue la « dame de fer »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et dont les relations entre la direction et les salariés portent les stigmates. L'été 2026 avait déjà été passablement chaud, aux sens propre et figuré : face aux vagues de canicule successives, les syndicats se sont battus pour obtenir d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pour les agents travaillant à l'extérieur. « Comme pour les ouvriers du BTP, quand il fait chaud, les chantiers s'arrêtent, rappelle Diane Davoine, déléguée CGT et secrétaire du comité social et économique (CSE) de la tour Eiffel. Pendant les trois vagues de canicule, on était debout toute la journée, en extérieur. C'était physiquement éreinant, voire dangereux. »

CONTRÔLE POLITIQUE

Reçus par la direction de la SETE le 23 juin, les syndicats évoquent un «droit à la fraîcheur». La réaction du directeur général est sans ambiguïté: «Il n'a pas supporté ce terme, raconte Diane Davoine. Il nous a hurlé dessus: “Vous êtes dans la surenchère ! Ces demandes sont exorbitantes!” Il ne nous protège de rien. Ce qui l'intéresse, ce sont les rentrées financières. » A l'issue de la réunion, l'avancée obtenue par les syndicats se résume à l'achat d'un réfrigérateur mis à la disposition du personnel. Plus généralement, les comptes rendus de CSE font état de passes d'armes peu amènes.

Plus grave, un jugement passé quasi inaperçu est venu sanctionner la gestion du monument. Le 21 octobre 2025,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a condamné la SETE à 37500 euros d'amende et à

Patrick Branco Ruivo a tenu à dicter ses idées de plats au chef du restaurant étoilé Le Jules Verne, Frédéric Anton

40 000 euros de dommages et intérêts à verser au CSE. La cour a sanctionné 27 délits d'entrave – une infraction qui punit le fait d'empêcher ou de perturber la mise en place et le travail des représentants du personnel dans une entreprise – pour avoir dissimulé, entre 2019 et 2021, un diagnostic révélant la présence de plomb sur la tour et n'avoir pas pris l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nécessaires à la préservation de la santé des ouvriers intervenant sur la campagne de peinture, des visiteurs et des salariés.

A ce conflit latent s'en ajoute un autre, plus juridique. Depuis les élections professionnelles du 26 mars 2026 remportées par la CGT, le CSE attend toujours de recevoir l'intégralité des documents légaux auxquels il a droit, comme la copie de la délégation de service public avec la Ville de Paris. « On m'a répondu qu'il fallait que je sois patiente, raconte Diane Davoine. Cela fait six mois qu'on attend l'autre moitié des documents, alors que le délai légal de transmission est d'un mois. On n'en peut plus de réclamer... Encore une fois, ce sont des délits d'entrave. » La CGT menace dé- sormais la direction de poursuites judiciaires.

Reste une question plus fondamentale, que l'affaire de la délégation hindoue a brutalement remise au goût du jour: quel contrôle exercent précisément les élus de la Ville de Paris sur la SETE, qui gère le monument pour le compte de la municipalité?

Une première piste réside peut-être dans l'assiduité du précédent président de la SETE nommé par la Ville de Paris, Jean-François Martins. Ancien adjoint d'Anne Hidalgo, chargé du tourisme et du sport et parti durant l'été 2026 après six ans de mandat, il avait transformé les réunions en présentiel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en rapides visioconférences. Contrairement à ses prédécesseurs, il ne venait qu'exceptionnellement à la SETE, et toujours en coup de vent, le plus souvent pour rencontrer des journalistes – à tel point qu'il a rendu son bureau, dont il n'avait pas l'usage. Pour autant, Jean-François Martins, par ailleurs à la tête d'une société de conseil en communication, n'a pas renoncé à ses émoluments. En 2024, il a touché une rémunération annuelle de 15245 euros et 9472 euros de jetons de présence. Sollicité, M. Martins n'a pas souhaité réagir.

A l'échelon inférieur, la direction de la SETE est composée à une écrasante majorité d'anciens fonctionnaires de la Mairie de Paris que Patrick Branco Ruivo a lui-même embauchés. Ainsi de la directrice chargée, notamment, de la commercialisation des produits dérivés de la tour, anciennement chargée de mission au secrétariat général à la Mairie de Paris. Ou du directeur du servi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e la SETE, ex-adjoint à la sous-directrice de l'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 de la propreté de Paris – ni l'un ni l'autre n'ont donné suite aux sollicitations du Monde. Des attributions au sein de la SETE qui ne sont pas toujours cohérentes avec leurs précédents postes à la Mairie de Paris. Ils sont, cependant, de fins connaisseurs des arcanes municipaux et des exigences de la Ville. Il semble que cette expérience n'empêche pas une certaine opacité, aucun rapport d'activité n'ayant été publié sur le site officiel de la SETE depuis 2019. ■ LAURENT TELO

La « période de reconversion », un nouveau dispositif de formation avec peu de moyens

Alors que les métiers évoluent rapidement, peu de projets ont été lancés pour le moment

I l n'a pas été facile de retourner à l'école, mais ça vaut le coup», explique Loïc Chelle, 40 ans, salarié de Lavaur Ambulances, dans le Tarn. A l'issue de six semaines de formation, il a pu finaliser en juin son diplôme d'Etat d'ambulancier, après avoir été auxiliaire ambulancier, et à la suite d'une première partie de carrière dans le tourisme.

De secrétaire d'auto-école à monitrice, d'assistante de direction à comptable, de chargé de financement à chargé de relations clients... Autant de parcours permis par la « période de reconversion », un nouveau dispositif de formation mis en place depuis le 1er février, à la suite d'une loi du 24 octobre 2025 qui organise la mobilité – interne ou externe – des salariés. Il remplace les dispositifs Transco (transitions collectives) et Pro-A (promotion par alternance) et est ouvert à l'ensemble des salariés du privé, quels que soient leur niveau, leur âge et leur ancienneté. La formation se fait à

LES CHIFFRES

68 MILLIONS

C'est le montant du budget prévisionnel consacré au nouveau dispositif « période de reconversion » et versé aux opérateurs de compétences (OPCO) par France Compétences pour l'année 2026

5 000 EUROS

C'est le montant moyen de la prise en charge par un OPCO pour un parcours.

13 600

C'est l'objectif du nombre de dossiers pour 2026.

la suite d'un accord entre entreprise et salarié. Elle est majoritairement financée par les opérateurs de compétences (OPCO), mais peut aussi être complétée par l'entreprise ou le 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 du salarié.

« C'est un outil fabuleux, plaide Yann Bouvier, chargé de mission à la Fondation innovations pour les apprentissages, notamment pour gérer l'allongement des carrières et garantir l'employabilité des salariés. » Même son de cloche pour Marie-Hélène Chavigny, DRH des opérations Carrefour France: « Cette approche est essentielle pour les entreprises comme pour les salariés. Il va falloir de plus en plus que ces derniers se forment tout au long de la vie pour acquérir de nouvelles compétences et s'adapter à de nouveaux métiers. » Eric Mignon, secrétaire confédéral CFDT, souligne qu'il s'agit d'un dispositif qui cible un emploi précis avec, à la clé, un débouché réel. « Trop de salariés sont décus par des formations qui ne mènent à rien », regrette-t-il.

La durée de la période de reconversion est comprise entre cent cinquante et quatre cent cinquante heures, sur un maximum de douze mois, avec la possibilité d'aller jusqu'à deux mille cent heures sur trente-six mois lorsque des accords de branche ou d'entreprise le prévoient. La banque, par exemple, a, dans un accord signé le 26 juillet, porté la durée maximale à cinq cent cinquante heures sur vingt-quatre mois. Dans le secteur de la santé, les branches sont également en train de négocier pour aller au-delà du cadre légal. « Une formation d'aide-soignant peut aller jusqu'à dix-huit mois et celle d'un infirmier prend trois ans », explique Nelly Ivanchak, directrice des relations institutionnelles, branches et partenariats pour l'OPCO Santé.

Où en est-on quelques mois

Quels que soient les secteurs, les reconversions externes sont au point mort

après la mise en place du dispositif? « Le démarrage est progressif, nous sommes en phase d'amorçage avec une quarantaine de demandes à ce jour. L'appropriation demande du temps », constate Nicolas Rivier, directeur du développement d'Atlas, l'OPCO des services financiers et du conseil.

« Parcours managériaux »

Dans le secteur du commerce, les demandes commencent à arriver en nombre. « Notre secteur a une forte tradition d'ascenseur social. Dans cette optique, la période de reconversion est un super dispositif, essentiel pour nos entreprises », explique Céline Palisse, cheffe du service emploi-formation de la Fédération du commerce et de la distribution. A ce jour, 500 parcours internes ont été financés, dont des certificats de qualification professionnelle de manageur opérationnel en magasin, animateur en magasin et conseiller de vente en produits frais.

De son côté, l'OPCO Mobilités totalise une centaine de demandes. «Nous avons de plus en plus de demandes concernant des parcours managériaux, comme, par exemple, de régulateur à responsable d'unité de transport et de logistique, précise Isabelle Maimbourg, directrice générale d'OPCO Mobilités. Je crois beaucoup à ce dispositif. » Marie-Hélène Chavigny souligne la relation gagnant-gagnant : «Nous capitalisons sur nos collaborateurs, et pour eux, c'est source de motivation et de fierté. » Quels que soient les secteurs, les reconversions externes sont en revanche au point mort. «La machineie est beaucoup plus complexe», note Nicolas Rivier. Le dispositif prévoit que le salarié part temporairement travailler et se former dans une autre entreprise sur un nouveau métier. Il est rémunéré par l'entreprise d'accueil. Son contrat de travail initial est suspendu pendant la durée de la reconversion, ce qui lui ouvre un droit au retour. «La mobilité externe peut marcher», note Nelly Ivanchak, mais il faut du temps. «Le plus compliqué à gérer étant la mobilité extrasectorielle [un boulanger souhaitant par exemple devenir aide-soignant]», poursuit-elle.

«Les entreprises sont convaincues par ce nouveau dispositif, estime Yann Bouvier, mais le budget de 68 millions d'euros [pour 2026] paraît bien léger. » «Nous ne manquons pas de besoins, mais de financements», confirme Céline Palisse. Le secteur du commerce dispose d'une enveloppe de 5 millions d'euros. Avant ce nouveau dispositif, l'Opcommerce avait financé 3100 parcours avec un budget de 15 millions d'euros pour la Pro-A en 2025. Dans le secteur de la santé, 2500 parcours en Pro-A avaient été financés pour 30 millions d'euros. Aujourd'hui, le budget pour la période de reconversion est de 4 millions d'euros. «Même si la part de financement public baisse, elle reste indispensable, souligne Nelly Ivanchak. Les branches et les entreprises complètent, et ce triptyque est vertueux. »

Pour la CFDT, l'atout majeur de ce nouvel outil est de permettre d'anticiper les évolutions de l'emploi (transition écologiqu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u lieu d'être dans la simple réaction. « Cela suppose un changement de mentalité, conclut Jérôme Morin, secrétaire national. Nous sommes dans le moyen-long terme. »

MYRIAM DUBERTRAND

CARNET DE BUREAU CHRONIQUE PAR JULES THOMAS

Des mesures pour mettre fin au « plafond de mère »

C'

est une discrimination qui symbolise le plus les inégalités femmes-hommes dans le monde du travail : après son retour de congé maternité, une salariée se voit retirer une partie de ses missions ou de

ses primes, n'est plus invitée à certaines réunions, n'arrive pas à obtenir la promotion qu'elle souhaitait. Il s'agit d'une des facettes de la « pénalité maternelle », décrite dans un rapport du Haut Conseil à l'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HCE), publié le 9 septembre. Partant d'études déjà existantes, le document rappelle que la naissance d'un enfant entraîne pour les mères une chute de revenu salarial de 40 %, si l'on cumule les discriminations directes à la maternité (refus d'embauche ou rupture de période d'essai à l'annonce d'une grossesse, refus de promotion, baisse des primes, mise à l'écart), mais aussi le passage à temps partiel, voire le changement de métier que peut entraîner cette maternité. Contre un impact proche de zéro pour les pères.

Outre les concepts de plafond de verre – une progression de carrière qui se ralentit par rapport aux hommes quand il s'agit d'accéder aux postes et rémunérations les plus élevés –, ou de plancher collant – la surreprésentation des femmes dans des métiers où les perspectives de carrière sont limitées –, le rapport

LA NAISSANCE D'UN ENFANT ENTRAÎNE POUR LES MÈRES UNE CHUTE DE REVENU SALARIAL DE 40 %

interroge le « plafond de mère » : « Cette frontière moins visible, mais tout aussi structurante, qui apparaît lorsque la maternité réelle, supposée ou anticipée est associée à une moindre disponibilité, une moindre mobilité ou une moindre ambition ».

«Le creuset des inégalités»

«Le creaset des inégalles» Il n'existe pas de statistiques permettant de mesurer l'évolution des pratiques discriminatoires. Mais «ces situations sont toujours courantes, relève Marie-Océane Gelly, avocate de salariées depuis quinze ans. Les employeurs insistent toujours sur le fait qu'ils croyaient bien faire en replaçant les salariées sur un nouveau poste exigeant moins de disponibilité, qu'ils n'avaient pas l'intention de discriminer. Les mêmes biais collectifs sur la maternité restent très ancrés. » Le rapport du HCE propose 45 mesures pour déconstruire de manière plus efficace la pénalité maternelle et le plafond de mère : rendre obligatoire, dans les entreprises de plus de 50 salariés, un suivi des trajectoires professionnelles des mères au retour du congé maternité, puis trois ans et 10 ans après une naissance. Sur l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le HCE imagine aussi « un droit temporaire à l'aménagement du retour au travail après maternité (télétravail, aménagement des horaires, etc.) », ou encore une expérimentation du partage du poste de travail dans les postes à responsabilités, « afin d'offrir une alternative au temps partiel subi et au déclassement professionnel ».

Le rapport propose d'intégrer le suivi des trajectoires de rémunération des mères à l'index de l'égalité professionnelle. Ce dernier est en cours de refonte dans le cadre de la transposition d'une directive européenne sur la transparence des salaires, qui vise justement à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structurelles.

AVIS D'EXPERT | ENTREPRISE

Le travail universitaire peut-il être créatif ?

Pour reconnaître le « bon » travail universitaire, on exige habituellement l'excellence et la rigueur académiques. Or, face aux bouleversements technologiques, sociétaux et écologiques, on attend aussi des universités qu'elles répondent à ces défis par des projets audacieux et hors des sentiers battus. Comment rendre compatibles ces injonctions?

L'un des colloques de Cerisy (Manche), où se tiennent chaque année des débats entre chercheurs, a exploré les différentes voies par lesquelles le travail universitaire peut être créatif, malgré un cadre institutionnel qui n'est pas conçu pour cette fin (Université et créativité. L'idéal et l'impératif, par Pierre Mœglin et Françoise Thibault, dir., HDiffusion, 250 pages, 27 euros). Dans un monde en transformation profonde, le défi le plus impératif et le plus risqué de la créativité universitaire reste la création de nouvelles disciplines. Avec son organisation en «guildes» disciplinaires, l'université a conservé un modèle corporatif. La naissance des é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 et audiovisuelles fut ainsi une «création héroïque». Car malgré une industrie du cinéma pionnière et florissante, la «filmologie » s'est heurtée à l'incompréhension des étude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 classiques. Elle a pris son essor entre 1970 et 1990, avec la conjonction entre de multiples initiatives individuelles, l'engouement des étudiants et l'autonomie des universités. Aujourd'hui, les «humanités numériques» nécessitent aussi la création d'équipements digitaux partagés, avec des équipes allant de l'archéologie à la linguistique en passant par la littérature et la sociologie.

Un deuxième type de projets sollicite les universités: la construction de partenariats avec des territoires, des entreprises ou des acteurs publics. C'est ainsi qu'aux Etats-Unis, la reconversion de la ville de Detroit en territoire créatif a été facilitée par des centres universitaires destinés à dispenser des formations en innovation, ainsi qu'à accueillir des agences de développement urbain et des start-up. Ces projets restent des épreuves, car on n'attend plus de l'université des savoirs « déjà là », mais qu'elle offre une plateforme où des acteurs aux intérêts différents s'efforcent d'apprendre mutuellement.

Enfin, les projets visant la créativité pédagogique peuvent heurter l'identité même de l'institution. L'usage intensif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n témoigne. L'histoire compte aussi plusieurs universités « révolutionnaires » qui ont rompu avec les codes de l'enseignement pour favoriser des apprentissages autonomes et créatifs. L'expérience de Vincennes (centre universitaire expérimental ouvert à tous - travailleurs, non bacheliers, étrangers - entre 1969 et 1980), l'université de Roskilde, dès 1972, au Danemark, continuent à inspirer des expériences de croisement entre arts et sciences, entre ingénierie et design. Cependant, les expériences les

LA CRÉATIVITÉ AU SEIN DE L'UNIVERSITÉ RESTE TROP LIÉE À DES INITIATIVES INDIVIDUELLES

plus originales, à l'instar de l'Ecole de physique des Houches, en Haute-Savoie, sont nées, très souvent, en marge de l'institution.

Les travaux réunis confirment que la créativité au sein de l'université reste trop liée à des initiatives individuelles, et trop vulnérable à l'absence de continuité dans les recrutements et dans les soutiens institutionnels. Il faut reconnaître que le travail universitaire n'est pas seulement un exercice de rigueur académique, il est aussi un travail de créativité collective qui doit être soutenu et sans lequel ni la société ni la science ne pourront relever les défis contemporains.

POUR «ÉCOLOGISER» LE TRAVAIL

C' est un défi d'ampleur, mais aussi un « champ de recherche désormais foison-

nant». La prise en compte des enjeux de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par les acteurs de l'emploi, du travail et de la formation est au cœur d'une publication en ligne du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es qualifications (Céreq), Travailler et se former pour répondre à la crise climatique. Sous la direction de Félicie Drouilleau, anthropologue, Céline Gasquet, directrice scientifique du Céreq et Géraldine Rieucau, économiste, un collectif de scientifiques propose des enquêtes de terrain explorant différents leviers activés pour mener la transition environnementale au sein des organisations. Les angles sont multiples: prise en compte de ces enjeux par le dialogue social, importance de l'éducation pour faire évoluer les comportements, analyse du regard porté par les salariés du tri des déchets sur leur propre activité.

La publication prend tout son intérêt lorsqu'elle se penche sur le concept d'«écologisation du travail», soulignant que «la transition (...) ne se traduit pas uniquement par l'émergence d'un nouveau segment d'emplois spécialisés, [mais] aussi par une transformation diffuse des qualifications et des activités professionnelles». Les scientifiques approchent ainsi des terrains où évoluent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le contenu des tâches et, parfois, le sens que les travailleurs peuvent y trouver. Des situations aujourd'hui très minoritaires, précisent les auteurs, mais qui permettent de saisir les voies existantes pour favoriser un verdissement des tâches.

Le secteur du commerce alimentaire en donne une première illustration. Un chapitre de l'ouvrage analyse les missions des salariés dans une laiterie-fromagerie indépendante et un magasin d'alimentation biologique, des organisations en rupture avec les modèles traditionnels « non durable[s] ». Comment s'incarne « l'écologisation des pratiques de travail »? « Les rôles professionnels des vendeurs » sont redéfinis : ils endossent une « mission éducative » en direction des clients, afin d'expliquer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et impacts environnementaux. Cela implique des compétences renforcées chez les travailleurs qui doivent développer leurs connaissances. La polyvalence est encouragée, ce qui s'oppose à la « forte division du travail » à l'œuvre. De quoi donner plus de sens aux actions menées.

Autre exemple d'écologisation du travail, celle pratiquée dans des entreprises du BTP. Une « écologisation par le haut », menée par les dirigeants et les cadres de deux PME au sein desquelles les auteurs ont mené des enquêtes. L'écologie y est perçue comme un « marché de niche », ce qui conduit

TRAVAILLER ET SE FORMER POUR RÉPONDRE À LA CRISE CLIMATIQUE de Céline Gasquet, Félicie Drouilleau, Géraldine Rieucau (dir.), Céreq Essentiels, numéro 6, 140 pages

à une inclinaison du modèle économique et, par suite, à une réflexion sur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et les tâches à faire évoluer. Les salariés doivent acquérir des réflexes autour du tri des déchets, de la récupération des matériaux ou de la gestion de l'eau.

L'ouvrage met en lumière à ce propos l'«incessant travail managérial» pour que soient respectés cahiers des charges et normes. L'occasion de souligner que ce verdissement n'est pas sans écueil. «Les consignes ne sont pas [toujours] appliquées», notent les auteurs. Cette écologisation des pratiques a donc ses revers: elle peut s'accompagner d'« une dimension plus moralisante», impliquant un renforcement des contrôles et des « conflits plus aigus », y compris entre salariés.

FRANÇOIS DESNOYERS

ANNE-GAËLLE AMIOT

Vladimir Poutine, président bunkérisé

LE SYSTÈME POUTINE 1|3 – Les « siloviki », ces officiers issus d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ont pris le pouvoir. Le climat de peur et de suspicion qu’ils diffusent interdit toute remise en question du Kremlin

C hef de guerre isolé et reclus dans ses certitudes, le président russe, Vladimir Poutine, vit dans un bunker ambulant. Limousine blindée, escorte de véhicules bourrés d'armes, bu-

reaux reproduits à l'identique dans ses résidences elles-mêmes transformées en abris clonés à travers le pays, systèmes de défense aérienne omniprésents, gardes du corps surarmés et soldats en tenue de camouflage : tel est l'environnement du chef du Kremlin qui, avant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organisées du vendredi 18 au dimanche 20 septembre, a repris, durant l'été 2026, ses voyages à travers la Russie, après six mois sans presque aucun déplacement en région. Par peur des drones ukrainiens, une forteresse l'accompagne dans ses mouvements, en Russie et lors de ses rares voyages dans des « pays amis », comme l'Inde, où il s'est rendu, du 11 au 13 septembre, pour le sommet des BRICS.

Plus l'«opération militaire spéciale» en Ukraine s'embourbe, plus la sécurité de Vladimir Poutine, 73 ans, est devenue une obsession. Quatre ans et demi aprè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du pays par la Russie, le 24 février 2022, l'enlisement de cette guerre sans fin devient une impasse pour le Kremlin et pourrait menacer d'en bousculer l'autorité. Les drones ukrainiens ne seraient pas le seul danger craint par Vladimir Poutine. « Ils vont me pendre », a-t-il confié à des proches, selon une source citée par l'hebdomadaire britannique The Economist, le 1 $^{er}$ septembre. Sans préciser si l'ennemi redouté vient de l'extérieur ou de l'intérieur. « Une certitude : Poutine associe son sort à celui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Il appréhende les conséquences sur sa vie en cas d'échec », prévient une politiste, spécialiste des élites poutiniennes et des rivalités entre clans. Jointe par messagerie sécurisée à Moscou, elle souhaite rester anonyme.

Un quart de siècle après l'arrivée de Vladimir Poutine à la tête de la Russie, les siloviki (membres des structures de sécurité, néologisme formé sur sila, la force) ont pris le pouvoir. Au sommet : le FSB, héritier du KGB. Parallèlement, le Kremlin a gonflé les effectifs de la garde présidentielle, le FSO : à quatre reprises depuis 2022, les oukases ont augmenté le nombre d'agents au siège central, passant à plus de 800 hommes, avec des opérateurs de drones, mais aussi des... goûteurs de repas présidentiel. Au total, cette garde est pléthorique : l'information est classifiée, mais ils seraient plus de 50 000.

Chargé de protéger le président, le FSO joue un rôle actif dans la surveillance de la population, au nom de la « sécurité nationale ». Le Kremlin peut compter aussi sur la Rosgvardia, la garde nationale, avec quelque 370 000 hommes. Créée, en 2016, par Vladimir Poutine et confiée à Viktor Zolotov, un de ses anciens gardes du corps, cette structure de « sécurité intérieure » agit sous l'autorité directe de l'administration présidentielle. Présente dans tout le pays, elle mène toutes les missions de maintien de l'ordre voulues par le Kremlin: contrôle de la population, recrutement de volontaires pour le front, russification des villes ukrainiennes occupées.

«STIGMATES DE L'HYSTÉRIE»

Omniprésents dans les élites et dans la société, ces siloviki ne forment pas pour autant un bloc homogène, surtout au sein du FSB. « Dans ces élites, les tensions s'intensifient. Les plus âgés dépendent personnellement de Poutine, les plus jeunes dépendent avant tout du système mis en place par lui. Tous seront jusqu'au-boutistes. Quand le moment crucial viendra, chacun devra choisir: garder le système ou garder Poutine?, anticipe la même politiste. Poutine n'est plus perçu par tous comme la pièce maîtresse du système et de sa rente financière. D'où son sentiment d'insécurité personnelle. Un jour, il sera au bout de l'im-passe dans laquelle il s'est mis, bloqué dans son bunker à la fois physique et politique. »

Pour le moment, Vladimir Poutine agite la menace de l'escalade. «Nous n'irons que de l'avant», a-t-il promis, le 22 août, au congrès de Russie unie, le parti du Kremlin, à un mois des législatives et alors que l'optimisme s'étiole au sein de son propre électorat, gagné par la lassitude de la guerre. La cinquième année de combats sans vraies percées est en soi

AU TOTAL, LA GARDE PRÉSIDENTIELLE, LE FSO, EST PLÉTHORIQUE : L'INFORMATION EST CLASSIFIÉE, MAIS ILS SERAIENT PLUS DE 50 000

l'échec de l'« opération militaire spéciale » qui devait être expéditive. Mais aucun problème économique ou politique ne semble fatal à Vladimir Poutine, qui dispose d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et de l'appareil répressif. « Il y aura donc escalade. Sur le front ukrainien. Et sur le front intérieur, avec toujours plus de mise sous cloche de la société par les siloviki. Indissociables, ces deux escalades forment l'essence du régime », prédit Andreï Kolesnikov, l'un des rares politistes critiques du Kremlin encore installés à Moscou. « L'escalade rhétorique du Kremlin porte les stigmates de l'hystérie. »

Le langage de haine, contre l'« ennemi » (l'Ukraine, l'Europe, l'Occident), s'est normalisé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es siloviki ont pris le pouvoir dans les élites et gangrené la société. « Ils instaurent un climat de peur et de suspicion, empêchant toute confiance mutuelle et toute expression sincère des opinions », témoigne un journaliste de Novaïa Vkladka (« nouvel onglet »), l'un de ces médias russes indépendants qui, contraints à l'exil, ont gardé des correspondants régionaux. « Pour identifier les opposants, le FSB encourage la délation : des enseignants dénoncent leurs élèves, et inversement; des épouses dénoncent leurs maris, et inversement; des employés se dénoncent entre eux. Cette suspicion généralisée engendre une frénésie d'espionnage. Dans les rues de certaines villes, comme à Penza [à 500 kilomètres au sud-est de Moscou], des banderoles incitent la population à la "vigilance", à la "recherche de traîtres" », raconte ce journaliste.

« Les Russes le savent : s'ils restent dans leur coin et gardent le silence, on ne viendra pas les chercher. Dans ma cuisine, à la datcha, je peux dénoncer l'injustice et l'horreur de la guerre; mais, au travail, je dis seulement : "La politique n'est pas mon affaire." Cette peur latente est une victoire pour le FSB», résume un autre journaliste, dans l'Oural. « L'omnisurveillance » exercée par les siloviki entretient ce climat. Dans les théâtres, des agents du FSB sont placés pour vérifier que les acteurs n'ont pas émis d'avis anti-Kremlin une fois sortis de scène. Librairies et bibliothèques sont sous contrôle. Les maisons d'édition engagent des censeurs pour, avant toute parution, repérer les passages « potentiellement problématiques ». Le FSB scrute les réseaux sociaux, en quête de commentaires « extrémistes » passibles de quinze ans de prison. L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humains comptent de 3000 à plus de 4600 prisonniers politiques.

Nouvelle escalade dans ces poursuites : les affaires de haute trahison et d'espionnage. Leurs opérations rappellent les pratiques soviétiques : dans des groupes d'étudiants sont infiltrés des agents provocateurs prétendant critiquer l'invasion de l'Ukraine ; en réalité, ils piègent les jeunes prêts à soutenir Kiev. Avant la guerre, on comptait de dix à quinze poursuites par an pour haute trahison et espionnage. « Aujourd'hui, elles sont un mécanisme de répression de masse dans lequel le FSB joue un rôle central », explique Kirill Parubets, Russe exilé, fondateur d'un centre d'analyse. Depuis 2022, a-t-il comptabilisé, au moins 1635 personnes ont été poursuivies dans ce type d'affaire.

Caisse de résonance de la propagande du Kremlin, l'école est l'une des principales cibles des siloviki. En juin, Vladimir Poutine y a ordonné le renforcement des inspections par le parquet et par le FSB. «Dans plusieurs régions, leurs antennes exigent des rapports sur la prévention de l'extrémisme. Ce climat se fait sentir jusque dans les cours d'école», dénonce Iouri Lapchine, psychologue pour enfants, exilé en France et en relation avec des familles en Russie. «Le concept d'Etat en système pour se défendre des ennemis intérieurs et extérieurs imprègne toutes les têtes», témoigne une psychologue à Moscou, qui, contactée par messagerie, a requis l'anonymat. «La logique de la sécurité d'Etat a pénétré la gouvernance étatique, la sphère publique et la psychologie collective. Tout le monde comprend: le FSB nous protège des ennemis et des traîtres. »

«IL N'ÉCOUTE PLUS PERSONNE »

Moins d'un mois après avoir envoyé ses troupes en Ukraine, Vladimir Poutine avait donné le ton. L'ancien espion du KGB, pour qui il ne faut jamais faire preuve de faiblesse, lançait un deuxième front : contre la « cinquième colonne » en Russie. « Tout peuple, en particulier le peuple russe, est capable de distinguer les vrais patriotes de la racaille et des traîtres, et de recracher ces derniers comme un moucheron qui aurait accidentellement atterri dans leur bouche », avait-il fustigé, exigeant la « purification naturelle et nécessaire de la société ». Les hommes des services – FSB, FSO, Rosgvardia – ont compris le message.

Glaçant, le discours a fait date. C'était le 16 mars 2022, trois semaines après l'invasion de l'Ukraine. Ce jour-là, costume et cravate noirs, visage sombre et mâchoire serrée, Vladimir Poutine s'exprimait dans l'un de ses longs monologues enregistrés dans le studio-bureau d'une des résidences présidentielles. Comme au temps d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il s'entretenait en visioconférence avec ministres et gouverneurs régionaux. Ces réunions à distance sont devenues le quotidien du président – et des téléspectateurs, abreuves de larges extraits, à chaque journal télévisé. Au centre de l'écran : Poutine, seul, en plan serré. Son visage écrase ses interlocuteurs, filmés en plan large, réduits à écouter et à approuver.

« Poutine s'est bunkérisé! », ironisait, dè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contre l'Ukraine, un haut diplomate européen en poste à Moscou. « Pendant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les mesures sanitaires l'ont isolé ; seuls ses proches et ses amis du FSB l'approchaient. Depuis, les mesures se sont assouplies, mais pas l'isolement et l'aveuglement. » Les discussions autour de Vladimir Poutine sont restées à l'image de ces visioconférences. « Il n'écoute plus personne. Si l'interlocuteur émet un doute, Poutine le considère avec suspicion, subodore une manipulation extérieure », confiait au Monde, trois ans après l'invasion de l'Ukraine, l'un des dirigeants de l'administration présidentielle resté en relation avec le Kremlin. « Pour la majorité des Russes préférant ne pas se poser de questions sur le Kremlin et sa guerre, l'apparence d'une vie normale se poursuit. Mais, pour les autres, nous sommes prisonniers du système des siloviki. La Russie s'est transformée en prison à ciel ouvert : en détention, qui ose critiquer le gardien en chef? » ■

BENJAMIN QUÉNELLE

Prochain épisode Comment la Russie est devenue « l'Etat-FSB »

Catherine Ringer

Artiste, chanteuse des Rita Mitsouko

Lundi 5 octobre 2020, églis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à Paris, port du masque obligatoire pour cause de pandémie de Covid-19. Le quartier enterre son icône suprême, Juliette Gréco, femme libre, insolente, insoumise. Catherine Ringer a voulu en être, avec son accordéoniste. A pas feutrés, modeste, émue, la rockeuse, la punk, se glisse dans une traverse, elle entonne du Guy Béart. «Il n'y a plus d'après/ A Saint-Germain-des-Prés/ Plus d'après-demain, plus d'après-midi. » Son chignon a oublié la discipline. Elle porte une robe à fleurs.

La cérémonie bouclée, elle ne suit pas le cortège officiel. Le temps est clément, elle s'assied à une terrasse de café pour y boire un verre. Elle dit bonjour à qui passe, puis se rebiffe, ça lui arrive. A part dire des vérités, Catherine Ringer n'a pas de ligne de conduite. Elle est une surprise constante. Mais elle assume sa ligne de vie, son héritage artistique, Juliette Gréco donc, Marianne Oswald (1901-1985), diseuse du XXe siècle, et puis les Sparks, ses amis californiens pop-rock, Nino Rota (1911-1979), les tangueros argentins. « Catherine, dit le metteur en scène argentin Alfredo Arias, avait le déchirement juste. »

Catherine Ringer, fille de Sam Ringer, artiste peintre, et de Jeannine Ettinger, architecte, est morte le 14 septembre à Paris, des suites d'un cancer foudroyant. Elle était âgée de 68 ans. La Ringer, c'était un phénomène. Autrice, compositrice, interprète, elle n'a pas été que la moitié des Rita Mitsouko, formés en 1979 avec Fred Chichin. Au long de quarante ans d'engagement artistique, elle a multiplié apparitions, confrontations, collaborations, en indépendante. Après la mort de son alter ego, en novembre 2007, à 53 ans, lui aussi d'un cancer foudroyant, elle a tranché: «Y'a pas de malheur, y'a que de la vie, y'a pas de malheur, y'a du plaisir aussi!»

Catherine Ringer fut une grande chanteuse, à la voix solide, profonde dans les graves, aux aigus lancés comme des cris de libération. Avec Fred Chichin, « un fan de machines », elle a conçu une série de tubes euphorisants, lancée en 1984 par Marcia baila. En pleine France mitterrandienne, alors que se crée SOS Racisme, la rue se déhanche sur la chanson des Rita Mitsouko en explosant de joie, percevant à peine qu'il s'agit d'une oraison funèbre: « Mais c'est la mort qui t'a assassinée, Marcia » – Marcia baila est l'histoire d'une danseuse américain argentine, morte en 1983 à 36 ans, déjà d'un cancer foudroyant.

Une rencontre karmique

Enfants du punk, les Rita Mitsouko débarquent en pleine explosion de la « sono mondiale », défendue par la radio Nova et le magazine Actuel. Couturier à la mode, Jean Paul Gaultier, habille Ringer de bustiers chinois, de toiles cirées à fleurs. Elle se drape dans des sacs plastiques de l'enseigne Félix Potin. Fred Chichin porte une fine moustache de voyou, des pantalons à rayures. L'aventure va durer vingt-huit ans, le temps de produire sept albums en studio et deux live, portés par une impressionnante série de succès populaires, Andy, Les Histoires d'A., C'est comme ça, Alors c'est quoi?, Singing in the Shower, avec les Sparks, Ding, ding, dong, Y'a d'la haine...

Née le 18 octobre 1957 à Suresnes (aujourd'hui dans les Hauts-de-Seine), Catherine Ringer avait fait ses débuts d'actrice en 1969, dans Les Deux Coquines, court-métrage scénarisé, ironie de l'histoire, par Marianne Oswald, juive de Lorraine, adepte du parlé-chanté, formée dans les cabarets de Berlin. Catherine Ringer, d'abord mannequin pour enfants, 11 ans, y apparaît en jupe et chemisier. Elle a à l'époque un idéal masculin singulier : François le Bossu, héros discriminé de la comtesse de Ségur. Parce qu'elle est « tordue », dira-t-elle bien plus tard, l'air innocent, à la présentatrice Mireille Dumas.

Élle a à peine 20 ans quand elle s'immerge dans l'avant-garde du théâtre musical. La voici en scène dans une adaptation de Nuits sans nuit, de Michel Leiris (1901-1990), musique de Michel Puig, mise en scène de Michael Lonsdale (1931-2020). Elle danse, elle prend des cours à l'espace culturel du Marais, où enseigne Marcia Moretto, une Américano-Argentine, proche de Copi et d'Alfredo Arias, exilée en France. Avec elle, Catherine Ringer interprète Silences nocturnes aux îles des fées, mis en scène par l'Espagnol Armando Llamas au Café de la Gare en 1977. Marcia, donc, n'a plus que six années à vivre.

La période n'est pas sans risques : l'équation sexe, drogue et rock'n'roll est l'étalon du génie artistique. La nuit est vivante. Les femmes sont libérées, en principe, et à ce titre, on les convainc d'une liberté sexuelle illusoire. Catherine Ringer, 17 ans, vit dans le 19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et joue dans des films pornographiques. «Personne ne m'y a obligée, disait-elle à Mireille Dumas, dans l'émission "Sexy Folies", en 1986. Pour faire ça, il faut avoir un caractère un peu bizarre, il faut du courage, ravaler ses rancœurs, le porno a été mon service militaire », émaillé de « situations violentes, difficiles, où l'image personnelle [était] complètement écrabouillée, réduite à néant ». En scène, son corps lui appartient, elle l'habite, le déploie dans une gestuelle à la fois ondulante et saccadée.

En 1979, Marc O' (1927-2025) et Geneviève Hervé confient à la jeune Catherine Ringer le rôle-titre d'un opéra rock, Flash Rouge, et recrutent un guitariste remplaçant, Frédéric Chichin, fraîchement sorti de la prison de Fresnes (Val-de-Marne) après une incarcération pour une affaire de stupéfiants. Né à Clichy (Hauts-de-Seine) en 1954, le garçon a des origines scandinaves, auvergnates et italiennes. Son père, Jean-Louis Chichin, artiste peintre et communiste, a fondé en 1962 le magazine Miroir du cinéma. La rencontre avec Catherine Ringer est définitive, karmique. Ensemble, ils habiteront l'Est parisien, formeront un couple solide et auront trois enfants.

Tous deux cisèlent les textes, « bidouillent les machines », inventent le home studio, ils font tout ensemble. Bientôt formés, les Rita Mitsouko donnent leurs premiers concerts au Gibus. Le père de Catherine fait de la lanterne

18 OCTOBRE 1957 Naissance à Suresnes (Hauts-de-Seine) 1979 Rencontre Fred Chichin, l'autre moitié des futurs Rita Mitsouko 1984 Album « Rita Mitsouko », avec le titre « Marcia baila » 1986 Album « The No Comprendo », avec les titres « Andy » et « Les Histoires d'A. » 1988 Chanson « Qu'est-ce que t'es belle », avec Marc Lavoine 2007 Mort de Fred Chichin 2011 Premier album solo « Ring'n Roll » 14 SEPTEMBRE 2026 Mort à Paris

magique en direct, à une époque qui ne jure que par les palettes graphiques et la 3D.

Catherine Ringer a toujours posé les limites de son intimité, opposant une distance tranchante, presque effarouchée à tout questionnement sur ses sentiments, sa vie de famille. Elle a souvent répété que ce qui doit être dit sur sa vie l'a été dans ses chansons. Marcia la danseuse, son homme, le désir, l'énergie vitale, et puis son père, Sam Ringer, juif polonais, venu étudier aux Beaux-Arts à Paris après avoir passé cinq ans en détention dans «neuf camps de concentration», d'Auschwitz à Theresienstadt, d'où il est libéré par les Soviétiques en 1945. Naturalisé françai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80, Sam Ringer a inspiré l'enjoué et dansant Petit Train («Le petit train s'en va dans la campagne/Va et vient/Poursuit son chemin/Serpentin »), extrait de l'album Marc & Robert, paru en 1988, l'année où elle joue les romantiques avec Marc Lavoine, pour une chanson incontournable, Qu'est-ce que t'es belle.

Le 28 avril 2011. SAMUEL KIRSZENBAUM POUR « LE MONDE »

Catherine Ringer est l'interprète de ses désirs. Elle est unique. Elle papillonne. En 1995, à peine sortie d'une tournée à haute tension, fiévreuse, festive, « Système D Tour », elle se pose pour deux jours à la Cité de la musique de Paris, pour un récital « Edith Piaf », donné avec l'accordéoniste de jazz Richard Galliano. Dans les standards de Piaf, elle glisse Heaven, des Rolling Stones, Les Assis, de Rimbaud mis en musique par Léo Ferré, du Caetano Veloso, du Charles Trenet. Ringer berce, avec un accent indéterminé, un débit sonore en oscillations.

En 2002, elle renoue avec son passé théâtral en jouant Concha Bonita, d'Alfredo Arias, au Théâtre de Chaillot, à Paris. Les tournées

Rita Mitsouko s'enchaînent. En avril 2007, le groupe fête les 20 ans de La Cigale, salle parisienne qu'ils avaient inaugurée en 1987. Les Rita, Catherine Ringer, sont d'une fidélité légendaire en amitié. Avec leur copain napolitain Mauro Gioia, acteur, metteur en scène, chanteur, ils imaginent un récital en hommage à Nino Rota. A la mort de Fred Chichin, Catherine Ringer reprend le projet et publie en 2008, Rendez-vous chez Nino Rota.

Rivières souterraines

En 2013, elle s'allie à Eduardo Makaroff et Christophe H. Müller, deux des fondateurs de Gotan Project, groupe de tango électro. Ensemble, ils imaginent le projet Plaza Francia, d'où naît l'album A New Tango Song Book. « Elle a cette gouaille française qui sied au tango, expliquait au Monde Eduardo Makaroff. Elle est émue par les paroles, les refrains. Du coup,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composer pour elle. » Un privilège d'interprète. Ringer s'amuse, elle reprend Libertango, d'Astor Piazzolla (1921-1992).

On aime Ringer parce que tout cela n'a pas de logique apparente. Elle crée des rivières souterraines. Elle aime la dérision. Elle chante du Starmania. Elle sifflote parfois. C'est bon pour la voix. Elle fuit les puissants et, au milieu de cette profusion, elle n'entend pas laisser mourir l'énergie des Rita Mitsouko. En 2008, elle rebaptise le «Variéty Tour» commun en «Catherine Ringer chante les Rita Mitsouko and more». Le «more», le plus, c'est son bon plaisir, L'Importante è finire, classique de la chanson italienne créé par Mina, ou encore Venus of Avenue D, du groupe Mink DeVille.

En 2011, elle compose son premier album solo, Ring n'Roll, produit par Mark Plati, le complice de David Bowie, et RZA, membre du groupe de rap Wu-Tang Clan. Pour régler le compte de la tristesse, elle emprunte à la Symphonie n°5 en do dièse mineur, de Gustav Mahler, utilisé par le cinéaste Lucino Visconti dans Mort à Venise. Les mots qu'elle y a mis – « Ton visage, tes mains et puis ton torse... » – sont adressés à l'absent. La chanson s'appelle Malheur. En 2017, elle publie son deuxième album studio, Chroniques et Fantaisies.

En octobre 2025, la reine Catherine donne un concert à Beaubourg, à la veille de la fermeture du Centre Pompidou pour travaux. Une occasion saisie par son label, Because Music, celui de Christine and The Queens ou de Justice, pour fêter ses 20 ans. Vidé de ses collections, le musée est dénudé, occupé par des bandes de filles et de garçons nés bien après les années 1980. Ils connaissent les Rita Mitsouko sur le bout des doigts. C'est un moment magique, un climax du rock à la française. Elle occupe l'espace entourée du groupe Family Affair, mené par son fils Raoul Chichin, qui l'accompagne en scène depuis la mort du père. Elle précise à la sortie, avec un soupçon de froideur, une distance perturbante qui pouvait finir en long câlin : « Je l'ai pris parce qu'il était bon... Sinon... »

Catherine Ringer tournait en France avec une lecture musicale, L'Erotisme de vivre, créée en 2021 pour soutenir le Théâtre de la Huchette, à Paris. Elle y dévoile les textes de la poétesse Alice Mendelson (1925-2025), dans une mise en scène de Mauro Gioia. En juin, elle avait dû annuler sa venue à la Maison de la poésie à Paris, pour des « problèmes de cordes vocales », elle dont la voix n'avait jamais connu d'empêchement. VÉRONIQUE MORTAIGNE

Le Tintoret, le geste preste et virtuose

Une trentaine de peintures et dessins du maître vénitien sont exposés au Musée Jacquemart-André

EXPOSITION

« Suzanne et les vieillards » (vers 1555-1556), du Tintoret.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GEMÄLDEGALERIE

Aux grands artistes, il suffit de peu d'œuvres pour rappeler qu'ils sont grands. Il n'y a qu'une trentaine de peintures et de dessins du Tintoret au Musée Jacquemart-André, à Paris, mais c'est assez pour vérifier que Jacopo Robusti (1518/1519-1594), surnommé «Tintoretto» (« petit teinturier ») en raison du métier de son père, est de cette aristocratie. L'exposition n'est pas une rétrospective, qui serait de toute façon impossible étant donné que les peintures de la 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 son chef-d'œuvre, ne peuvent plus quitter Venise (Italie), pas plus que ses autres grands cycles religieux destinés à des églises et au palais des Doges. C'est une anthologie montée grâce aux prêts de musées, français et italiens principalement.

Si elle avait été plus longue et si Mars et Vénus surpris par Vulcain (vers 1551-1552 ou 1555) était venu de Munich (Allemagne), on ne s'en serait pas plaint. Une deuxième salle de dessins n'aurait pas été de trop non plus car le Tintoret est, sur le papier, de la force de Michel-Ange (1475-1564). Mais, telle quelle, elle parvient à rendre sensibles à la fois la virtuosité tournoyante qui a fait la réputation de l'artiste et ce qui se trouve sous cette virtuosité et qui est plus complexe.

Sa réputation donc: celle d'un peintre qui travaille vite, bien plus vite qu'il n'est d'usage, et a perfectionné une manière qui lui est particulière. Sa prestezza a été tenue pour un grand mérite ou pour un terrible défaut par ses contemporains, imités par l'histoire de l'art qui réduit trop souvent à elle sa vision du Tintoret. La prestezza, c'est l'aisance à vive allure. Elle emploie les couleurs à l'huile comme si c'était de l'aquarelle. Elle indique les lignes directrices d'un corps ou de tout autre élément par des tracés qui demeurent visibles. Elle procède plutôt par indication que par imitation. Elle donne donc à admirer la justesse du geste qui va à l'essentiel, d'un mouvement parfaitement tenu.

Mains significatives

Mais, le Tintoret ne s'en tient pas à ces graphismes elliptiques. Les contrastes chromatiques et les effets d'éclairage sont assez appuyés pour que l'œil comprenne sans que le peintre entre dans les détails. Au premier plan de La Descente de croix du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Caen, qui date de la deuxième moitié des années 1550, la Vierge, tombée sur le dos, crie sa douleur. De près, son vi sage se réduit à l'ombre de la bouche ouverte et à celle des yeux fermés. Le nez est à peine marqué. Mais ce volume ovale ocre clair est cerné d'un voile dont le bleu intense se heurte au rouge aussi intense d'une sorte de blouse et au blanc du vêtement de la jeune femme qui soutient la Vierge. Vue à quelques pas, cette tête prend ainsi une densité sculpturale. La douleur se lit dans la crispation des jambes, perceptible sous le bleu de la jupe, le même que celui du voile. Elle est accentuée par les filets de sang qui ont séché le long de la croix de bois. Lesquels sont d'autant plus visibles que le Tintoret tend à proximité de ces coulures écarlates le drap bleu brodé de fils de couleurs faisant office de linceul pour le corps du Christ. Le principal est donc moins de savoir si le Tintoret travaille vite que de mesurer quelle logique chromatique ordonne l'œuvre et exacerbe son expression.

Celle-ci tient autant à l'abondance des éléments inattendus

La « prestezza », c'est l'aisance à vive allure. Elle emploie les couleurs à l'huile comme si c'était de l'aquarelle

qu'il introduit dans chaque toile et qui la rendent plus dense, plus intrigante, plus vivante. Dans les portraits, c'est flagrant: rien n'y est insignifiant, ni les physionomies évidemment, ni les vêtements, ni l'alliance au doigt de la veuve, ni la position des mains.

L'un des portraits d'homme, vers 1550, venu de la Christ Church d'Oxford (Royaume-Uni), est une composition en noir majeur. La lumière sur la face et les mains. Or la gauche, tournée vers l'arrière, est curieusement incurvée comme pour retenir un objet, qui n'est pas là. De telles étrangetés s'observent chez Titien (1488-1576), l'un des deux grands contemporains vénitiens du Tintoret, l'autre étant Véronèse (1528-1588).

Dans les grandes compositions, il y a encore plus à trouver. Si ces toiles à sujets religieux s'imposent par leurs effets d'ensemble, la dramaturgie du clair-obscur et, bien sûr, la prestezza, elles sont aussi à regarder de près. Le Miracle de saint Augustin, peint entre 1547 et 1549 pour une chapelle de Vicence (Italie), montre le saint en lévitation, sur fond de nuages orageux, apportant la guérison à des pèlerins, miracle qui aurait eu lieu en 912, dans le nord de l'Italie. Mais il y a, du premier plan jusqu'au fond de la composition, la foule des aveugles, des mutilés et des paralysés. Le Tintoret précise leurs maux par leurs postures, la présence d'un bâton ou d'un appareillage sommaire.

Ici, la représentation est complète. Le Tintoret peint un hospice ou un lazaret, plus qu'un miracle. Profitant des sujets bibliques ou mythologiques, il peint aussi nettement la concupiscence masculine, sa violence et sa conséquence – le commerce des corps féminins. On aurait peine à croire que ce soit un hasard si, dans sa Danaé (vers 1570), princesse d'Argos que Zeus possède en se métamorphosant en pluie d'or, des pièces glissent le long du ventre et des cuisses vers son sexe, alors que la servante recueille des ducats dans son tablier. L'allusion aux courtisanes vénitiennes est claire.

Il n'est pas fortuit non plus que dans Suzanne et les Vieillards (vers 1555-1556), venu de Vienne et qui justifierait à lui seul la visite, il y ait, à l'arrière-plan, un cerf, symbole de la force mâle, et, dans l'arbre, une pie, qui, comme on sait, ne résiste pas à l'attrait de ce qui brille. Le Tintoret aurait pu ne pas les introduire dans cette histoire de voyeurisme. Ils y sont et ajoutent leurs allusions morales à l'histoire. Pour conclure le parcours ont été ajoutées des toiles de peintre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qui ont marqué leur intérêt pour le Vénitien. La copie de l'Autoportrait (1588), du Tintoret, du Musée du Louvre, par Manet (1832-1883) manque de la gravité résignée du vieux maître qui se regarde, à 70 ans, et s'attend à finir bientôt, à tel point que, sous son visage, il a commencé par peindre un crâne.

Une autre comparaison sévère met face à face deux de ses versions de La Descente de croix et du Christ sur la croix, de Delacroix, de 1835. D'un côté, l'expression par la simplification des formes et la tension entre les couleurs ; de l'autre, une accumulation confuse de figures, de détails et de symboles inutiles. Seul Cézanne (1839-1906) passe l'épreuve, emporté par l'ivresse de peindre. Il est risqué de se mesurer au Tintoret.

PHILIPPE DAGEN

«Eternel Tintoret», Musée Jacquemart-André, à Paris 8 $^{e}$ . Jusqu'au 24 janvier 2027.

Ali Banisadr et Gustave Moreau, deux peintres hors des courants

L'artiste iranien expose à Paris au Musée Gustave-Moreau, en regard de toiles du peintre du XIX $^{e}$ siècle, et à la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ARTS

A li Banisadr va et vient dans la maison qui fut l'atelier de Gustave Moreau (1826-1898), devenue son musée, dans le 9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Que fait dans ces lieux le peintre, né à Téhéran en 1976, établi à New York depuis 2000? Il vérifie la présentation de ses œuvres qu'il a choisi de montrer avec celles de Moreau: peintures, pastels, dessins et, nouveauté dans son travail, sculptures. Invitation lui a été faite par le musée d'y intervenir tout en exposant simultanément dans la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dans le 3 arrondissement de la capitale.

Les deux présentations sont réunies sous le même titre, « Talisman », qui est aussi celui d'une des toiles. Elle attire de loin le regard, mais elle est impossible à décrire. Un être, humain ou divin, figure au centre, la tête en bas entourée d'une auréole blanc et vert. Il y a d'autres créatures anthropomorphiques, à l'état de spectres ou de fragments, d'autres encore qui font penser à des oiseaux et aussi toutes sortes de signes, de courbes et de taches vivement colorées. Il en est de même pour Fumée et Miroirs, une autre des grandes toiles, mais aussi de plus réduites, Terrible beauté ou Résidus. Les bronzes se nomment Cyclope, L'Alchimiste ou Gilgamesh, roi lé gendaire de Mésopotamie dont l'Epopée est l'une des lectures préférées de Banisadr. Bien d'autres mythologies sont présentes, parfois à peine perceptibles.

Arts magiques

Il connaît Gustave Moreau «depuis toujours, affirme-t-il, parce qu'il est un de ces artistes qui n'appartiennent à aucun "isme". Il faisait ce qu'il voulait faire et j'ai toujours recherché les artistes de ce genre ». La remarque vaut pour lui-même, dont l'œuvre n'a presque aucun rapport avec celles de ses contemporains. Elle est largement reconnue, mais impossible à assimiler à un courant ou à une mode. «Je ne pourrais pas dire qu'il m'inspire, mais je me reconnais en lui», continue Ali Banisadr. En dehors du goût certain pour la prolifération des formes entrelacées ou superposées, et pour des couleurs intenses, crues parfois, leurs peintures n'ont en effet, du point de vue du style, rien en commun. « Ce qui m'intéresse, c'est de voir comment il orchestre l'œuvre. Elle est constituée de fragments qui viennent de partout, parce qu'il regarde dans toutes les directions, sans limites : les peintures mogholes, les miniatures persanes, les symboles d'autres cultures, loin de ce qu'il est supposé regarder. Bien sûr, il connaît la tradition de la peinture européenne, mais il est aussi curieux de toutes les autres cultures. »

Banisadr définit les toiles de Moreau comme des vases. « L'œuvre est un récipient qui contient beaucoup de choses. Il n'y a aucune hiérarchie, mais beaucoup de figures, beaucoup de symboles différents. Ensemble, ils fonctionnent. La question est : qu'est-ce que ça communique ? Comment ? Est-ce que ça opère visuellement ? Est-ce que les figures et les symboles sont rechargés ? » Quand on lui fait remarquer que cette notion de charge est centrale dans les théories et les pratiques des arts magiques, il approuve et cite l'une de plus récentes lectures, L'Art magique, d'André Breton, publié en 1957, mais traduit en anglais seulement en 2024. Le poète y avait réuni des œuvres de toutes les civilisations, des préhistoriques aux modernes, occidentales et non occidentales, dessinées ou sculptées, qui, à ses yeux, avaient en commun le pouvoir de la suggestion psychique, la capacité de susciter des rêves. Moreau, que les contemporains de Breton ignoraient, y tenait une place importante. Ce que Banisadr justifie d'une phrase: « Moreau, comme Gauguin, a l'œil magique. » On en dirait autant de lui.

PH. D.

Musée Gustave-Moreau, à Paris 9 $^{e}$ . Jusqu'au 7 décembre.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à Paris 3 $^{e}$ . Jusqu'au 10 octobre.

Bartabas et son cheval Tzar en « conversation singulière »

A partir du 2 octobre, l'artiste se produira dans « Tombeau pour un cheval d'orgueil ». Son dernier tour de piste en tant qu'écuyer

REPORTAGE

Aubervilliers (Seine-Saint-Denis), au mois de juin. Le soleil brille mais ne brûle pas encore comme il le fera en cet été incendiaire. Nous voilà devant le 176, avenue Jean-Jaurès. L'adresse est mythique: c'est là qu'en 1989 Bartabas posait ses roulottes, faisant de ce qui n'était encore qu'un terrain vague son camp de base, quatre ans après avoir fondé son théâtre équestre Zingaro. Un nom qui signifie « gitan » en italien et qui était celui de son cheval, mort en 1998, auquel il a rendu un hommage déchirant avec le spectacle Triptyk.

C'est là aussi que ses chevaux et compagnons, Horizonte, Le Caravage, Quixote ou Vinaigre, pour n'en citer que quelques-uns, ont laissé une trace indélébile dans la rétine du public avec ses cabarets et ses opéras équestres, de Chimère en Eclipse, d'Ex Anima jusqu'aux Cantiques du corbeau, en passant par Loungta et Darshan. Et c'est donc là qu'il nous a donné rendez-vous pour assister aux répétitions de Tombeau pour un cheval d'orgueil, qui sera donné à voir à partir du 2 octobre.

Mais le fort d'Aubervilliers est bien calme aujourd'hui. La dernière création de Bartabas risque d'en dérouter plus d'un. On est loin du brouhaha des 40 chevaux qui occupaient tout l'espace, puisqu'il n'en reste que quelques-uns. Et loin du bruit et de la fureur des premiers spectacles. Il règne ici un silence de cathédrale.

En 2020, Bartabas avait voulu mettre en scène leurs « entretiens silencieux » : « J'avais eu envie de montrer comment, simplement, la dévotion à son travail, à son art, à l'écoute de son cheval peut dégager une émotion universelle. » Las, le Covid-19 en décida autrement. Aujourd'hui, pour accompagner cette « conversation singulière », Bartabas s'est posé la question de la pertinence de la musique et des mots. Il a même caressé l'idée de ne donner à voir et à entendre que son cheval.

C'est qu'il y a quelque chose de sacré au royaume de Bartabas. Celles et ceux qui ont travaillé à Zingaro le savent : entrer ici, c'est faire vœu de silence. Sans doute parce que ce dernier permet d'écouter ce que les véritables rois du royaume ont à dire. « Ce sont les chevaux qui m'ont appris à tendre l'oreille », confiait Bartabas, qui prépare ici son dernier tour de piste ainsi que celui de son cheval Tzar – il a prévenu son public par e-mail durant l'été.

Finalement, il partagera la scène avec Lucile Boulanger, qui fera résonner à la viole de gambe les œuvres de Jean de Sainte-Colombe, Marin Marais, Nicolas Hotman et Philippe Hersant dans l'esprit du tombeau, cette forme musicale composée pour un être aimé. Et fera entendre quelques extraits de son livre D'un cheval l'autre (Gallimard, 2020) et de Tombeau pour un cheval d'orgueil, recueil de poèmes à paraître début 2027 chez Gallimard.

Bartabas et son cheval Tzar, en 2022. ALFONS ALT

Dans le manège, un escabeau permet à Bartabas de se hisser sur Tzar (1,95 m au garrot), un cheval pour lequel il eut un coup de fou-dre. «De loin, on dirait un pursang à l'ancienne, ceux des gravures anglaises ; de près, c'est une gir- rafe noire et dégingandée », écrit-il dans D'un cheval l'autre. Poulain, Tzar a eu l'épaule brisée lors d'un accident au pré. « Cette infirmité nous lie d'une amitié fraternelle », dit celui qui échappa de peu à l'amputation après un accident de Mobylette.

Aérien, céleste

A les voir avancer, l'un avec sa robe d'ébène et l'autre tout de noir vêtu, on dirait qu'ils ne font qu'un. Ils vont au pas, « la mère de toutes les allures », et en silence, qui est « l'air de ceux qui veulent apprendre ». A cheval point besoin de mots. Commence alors un ballet que l'on dirait sans mains ni jambes, car chez Bartabas rien ne bouge sauf, sans doute, quelques grammes de plus sur une fesse qui permettent ce départ au galop à gauche. Pour quelques foulées seulement. Retour au pas. Rênes longues. Caresses.

« À cheval, on propose, on n'impose rien, dit-il. Et la manière dont le cheval te répond, plus ou moins généreusement, te donne une indication sur son état, sur ce que tu peux demander et jusqu'où. J'ai eu peu de professeurs mais un vieux maître, Paul [Poursin] de Long-champ, qui disait : "Le bon dresseur, c'est celui qui sait quand demander et quand récompenser." L'idéal serait même de récompenser un cheval quand il a compris ce que tu lui as demandé et avant même qu'il ne s'exécute : c'est tout l'enjeu de cette nouvelle proposition. Je veux montrer l'essence de mon travail, pas le résultat. »

Donner à ressentir plutôt que démontrer. Emouvoir plutôt qu'épater. Une quête austère, quotidienne: «Avec un comédien, on peut reprendre, répéter, refaire la scène. Avec un cheval, il y a un

« Je veux montrer l'essence de mon travail, pas le résultat » BARTABAS fondateur du Théâtre équestre Zingaro

temps de travail très court, donc il faut analyser chaque séance. » Par exemple, confie-t-il, « aujourd'hui, je me dis que c'était peut-être une connerie de l'avoir fait trotter avant : il était déjà impatient que ça se termine ». A l'opposé d'un show spectaculaire, c'est à une aventure que Bartabas convie en invitant dans l'intimité de leurs échanges. Et c'est reparti: appel de langue, changements de pied au galop. Un brin raide en début de séance, Tzar soudain se rassemble, rajeunit. Devient aérien, céleste.

«Avec le cheval, c'est un échange : il oblige à te questionner comme toi tu le questionnes. On apprend à s'écouter: c'est toujours réciproque », dira plus tard Bartabas dans sa caravane. Détendu, il se confie : « J'aime bien finalement parler aux journalistes. C'est comme une psychanalyse qui permet d'affiner, de réajuster les choses ! »

«Ainsi, quand Tzar “passage” [il prend ce trot cadencé particulièrement majestueux], on le verra à peine, juste qu’il le marque: c’est tout. Tout sera sur une crête, sur un fil, fin, sensible. Il faudra aussi accepter qu’il y ait des jours où il sera moins en forme... » Au mot « progrès », il préfère celui de « recherche ». « Dresser un cheval, c’est trouver une grammaire commune et affiner sans cesse. »

C'est aussi revenir à l'origine de sa passion et de son travail. C'est se souvenir de lui enfant, assistant, admiratif, aux séances de travail de Paul de Longchamp:

« Ce dialogue sans parole m'a passionné, et c'est peut-être ça aussi que je veux rendre. Mettre le public dans l'état où j'étais gamin et offrir la possibilité d'allumer cette flamme chez quelques-uns. » A l'heure de se quitter, on les observe une dernière fois tous les deux. Comme après chaque séance, Bartabas douche Tzar, avant de se hisser sur la pointe des pieds pour lui offrir quelques carottes coupées. Et on les quitte aussi sur la pointe des pieds, pour les laisser converser en paix.

ÉMILIE GRANGERAY

Tombeau pour un cheval d'orgueil, une création de Bartabas. Du 2 octobre au 31 décembre au Théâtre équestre Zingaro, à Aubervilliers (Seine-Saint-Denis). A partir de 7 ans. Un geste vers le bas, consacré à sa rencontre et à ses échanges avec la chorégraphe Pina Bausch (Gallimard), sortie le 8 octobre.

« Le Brame du cerf » : une saison 2 en version améliorée

Le plus long live animalier revient, avec cinq cent dix heures de direct, multidiffusé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sur YouTube

LIVE

Attention! « A tout moment, il peut ne rien se passer. » Le slogan tout en autodérision accompagne le retour, depuis le 7 septembre, du Brame du cerf, le plus long live animalier de la télévision, puisqu'il dure trois semaines. Soit cinq cent dix heures, pendant lesquelles dix caméras fixes, positionnées dans une forêt francilienne aux endroits identifiés comme particulièrement fréquentés par la faune, filament vingt-quatre heures sur vingt-quatre.

A l'écran, les plans d'une mare, d'un fossé, d'une futaie s'enchaînent, donnant à voir une famille

de canards en vadrouille, faisant entendre le bruit du vent, en attendant l'acmé : le brame caractéristique du cerf à la saison des amours. Cette saison 2 s'est imposée comme une évidence après le succès de la première, il y a un an, avec 400 000 connexions sur France.tv et 1,351 million sur les réseaux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TikTok). Un succès qui a surpris tant le producteur, Eden, que le diffuseur, France.tv, et sur un concept de la chaîne régionale ICI (ex-France 3) Paris Ile-de-France. « Nous nous attendions à un succès de curiosité, pas à un tel emballement », confirme au Monde Marc Degli Esposti, directeur des contenus de la chaîne régionale à l'origine du programme. Et inventeur du slogan. C'est en constatant qu'il pouvait s'extasier à la vue de feuilles tombant au sol ou au passage d'un marcassin que ce fan du philosophe Vladimir Jankélévitch (1903-1985, auteur du concept du « presque-rien ») et des Inconnus a eu l'idée de détourner un de leurs sketches, dans lequel les trois humoristes parodient la série Star Trek, en répétant : « Attention ! Il ne se passe rien. »

Des caméras plus performantes Encore faut-il transformer l'essai, dans une France où la « slow télé » doit encore convaincre, contrairement aux pays scandinaves – en Suède, la migration des élans est suivie par plusieurs millions de téléspectateurs chaque printemps.

Pour ce faire, le réalisateur Nicolas Sallé a pris soin d'améliorer la qualité de l'image, des cadrages. Il a utilisé des caméras plus performantes ; plus nombreuses, aussi, afin de couvrir plus de sites dans un nouvel espace, plus grand, et offrir une plus grande diversité d'espèces – des ragondins sont espérés. L'installation de panneaux photovoltaïques limite au minimum le passage d'humains, qui, en laissant une trace olfactive, font fuir les animaux. Autre évolution plus surprenante : à cause des canicules, le tournage a commencé une semaine plus tôt qu'en 2025.

Marc Degli Esposti est quant à lui particulièrement sensible à l'amélioration sonore, qui lui permet le soir de s'endormir « avec le bruit de la forêt ». Une expérience qu'il recommande, facilitée par les multiples déclinaisons sur YouTube, TikTok, les alertes WhatsApp. Auxquelles s'ajoute chaque matin un podcast d'entretien entre un spécialiste et la journaliste Léa Jacquet.

Le groupe espère capter un public plus jeune, plutôt habitué à regarder Netflix, mais qui aime aussi flemmander. «Là, on est dans le contre-pied total», admet Marc Degli Esposti. A une exception près : les publicités qui s'imposent et font râler, à en juger par les commentair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utre rançon du succès, pour éviter les curieux qui perturberaient l'équilibre de l'écosystème, les sites de tournage ne sont pas rendus publics. « Si on constate clairement qu'il y a une surfréquentation, on réfléchira à refaire autrement. Ou pas, même si rien n'est acté pour l'an prochain. »

CATHERINE PACARY

Le Brame du cerf, saison 2, de Nicolas Srallé. En continu sur France.tv jusqu'au 28 septembre. Chaque jour en direct sur YouTube, de 17 h 58 à 23 h 59. En replay sur France.tv jusqu'au 31 décembre 2050.

A Montréal, la danse à chaque coin de rue

La manifestation Quartiers Danses offre, dans une dizaine de lieux, des spectacles ouverts à tous les passants

« L'Inconsistance », du duo iranien Vatchik Danse, au marché Atwater, à Montréal (Canada), le 11 septembre. MELIKA DEZ

REPORTAGE

MONTRÉAL (CANADA)

Danser la ville. Ses places, ses squares, ses coins et recoins plus ou moins faciles d'ac-

cès. Danser la rue. Tout terrain, tout bitume, dénivellations et dérapages, trous et bosses. Souplesse exigée et adaptation immédiate du mouvement à un environnement inconfortable et cru qui ne fait pas de cadeau. Danser à la dure et arracher des étincelles à la rudesse urbaine, des flashes d'étonnement dans les regards des passants, ceux qui s'arrêtent dans leur course, soudain happés par un fluide qui les saisit.

Ce parti pris artistique d'un geste chorégraphique en plein air est le cœur battant du Festival Quartiers Danses (FQD), qui se dé- roule jusqu'au 19 septembre dans une dizaine de lieux, à Montréal, au Canada. Consacré à l'espace public, avec parallèlement une programmation en salle où l'on a pu savourer Lyre Liar, de Liam Francis, à l'affiche en novembre à Paris, le FQD a été fondé par Rafik Hubert Sabbagh. « On a démarré avec un camion sur la place Simon-Valois, précise celui qui signe sa 24 $^{e}$ édition et fête son ultime saison avant de passer le relais. Lorsque j'ai imaginé la manifestation, ce n'était pas pour ajouter un événement au calendrier culturel de Montréal. Je l'ai conçue pour que tout le monde, et notamment les gens qui n'ont pas d'argent, ait accès à la culture à travers la danse. »

En fond d'écran du rêve de cet homme aventureux, le festival Paris Quartier d'été. Créé en 1990, devenu Paris l'été en 2017, ce rendez-vous qui se décline dans différents espaces franciliens le conforte dans son désir d'un art chorégraphique de proximité. « Au début, certains parlaient avec un peu de mépris des "quartiers" et trouvaient que je me dispersais, se souvient-il. Aujourd'hui, on évoque l'inclusion de la manifestation. La danse doit sortir de ses murs et appartenir à ceux qui ne pensent pas la connaître et la découvrent soudain au détour d'une rue ou d'un parc. »

A condition que les conditions climatiques soient propices. Chaque jour, l'équipe FQD, vissée sur les prévisions météo, croise les doigts en regardant le ciel. « On attend toujours jusqu'au dernier moment pour annuler la représentation, car on veut vraiment que les performances aient lieu», explique Caroline Beaudry, qui pilote la logistique. Mercredi 9 septembre, l'ouverture a été annulée à cause d'une grosse pluie rendant impraticable et dangereux le site de la place des Festivals, dans l'effervescent quartier des spectacles. « Ce sont de jeunes artistes que je programme en extérieur, commente Rafik Hubert Sabbagh. Ils veulent danser à tout prix, même si le public ne vient pas et s'ils risquent de se blesser... »

Envie d'en découdre

Heureusement, le soleil nous fait de l'œil deux jours plus tard, vendredi 11 septembre, au marché Atwater. Situé dans le sud-ouest de Montréal, à quinze minutes en voiture du centre-ville, ce marché historique classé, ouvert en 1933, rassemble des producteurs locaux et une ribambelle de bistrots. Entre des rangées de plantes

« La danse doit sortir de ses murs et appartenir à ceux qui ne pensent pas la connaître » RAFIK HUBERT SABBAGH fondateur du festival

vertes et les étals de fruits, l'équipe a planté son QG éphémère sur le parking. Il est midi. Deux techniciens sont mobilisés sur le site. Un camion sert de loges. Un parasol rouge protège la sono. Un tapis de danse est scotché. Un calicot publicitaire FQD chute à cause du vent.

Parmi les spectateurs, dont une dizaine de diffuseurs internationaux, la maire de l'arrondissement, Véronique Fournier, qui subventionne la manifestation depuis ses débuts, en souligne les valeurs « de partage et de transformation ». Montréal compte 19 arrondissements et FQD collabore chaque saison avec trois ou quatre d'entre eux. Trois performances s'enchaînent et réussissent à capter les badauds. « C'est la relève montréalaise », nous glisse-t-on. Intrépide, un trio de danseuses hip-hop, dont la chorégraphe Mélissa Martin, qui signe ici son premier opus, intitulé Bordélique, brille en affirmant une recherche acrobatique. Même envie d'en découdre, entre gestes et sons, chez la performeuse Lamont, engagée auprès des communautés queer, qui pulse à corps perdu dans son solo nodus tollens.

C'est en revanche par sa tension dramatique – une gageure dans un contexte volatil où le regard et l'oreille sont vite parasités par tout ce qui se passe – que le duo Vâtchik Danse, composé des Iraniens Nasim Lootij et Kiasa Nazeran, impose L'Inconsistance. «Nous avons décidé de soutenir cette compagnie pendant deux ans en raison des difficultés d'expression que les Iraniens rencontrent dans leur pays», indique la chorégraphe Pauline Gervais.

Avec une simple banderole de papier blanc que le vent soulève, Nasim Lootij et Kiasa Nazeran entraînent le spectateur dans une danse-théâtre sobrement engagée contre toutes les dictatures. Les voix d'Hitler et de Khomeyni claquent. «Présenter notre pièce dehors nous a offert l'occasion de repenser sa relation avec ses "vrais" interlocuteurs – les citoyennes et citoyens – et de leur poser directement la question: "D'où provient cette tendance à nous soumettre aux discours vides?"», confie Nasim Lootij.

Foule de touristes

Cette variété des propositions chorégraphiques souligne l'ouverture esthétique du festival. Avec des paramètres imparables à la clé. «Il faut que les créations soient accessibles et grand public», insiste Rafik Hubert Sabbagh, qui

La performeuse Lamont, engagée auprès des communautés queer, pulse à corps perdu dans son solo « nodus tollens »

a occupé 70 lieux montréalais en vingt-quatre ans. « Chaque année, nous testons un nouvel endroit sans savoir si les spectateurs nous rejoindront », indique Caroline Beaudry.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manifestation s'installe dans le Village, longtemps appelé le « Village gai ». Samedi 12 septembre, à 15 h 30, Aly Keita, artiste guinéen basé à Montréal, présente Danser au rythme du Manden, un solo entre tradition et contemporain, qui a décroché le prix Envol pour la diversité des pratiques en danse, décerné par le Conseil des arts de Montréal, en 2025. Les spectateurs, dont le nombre augmente peu à peu, participent à l'atelier qui suit la performance.

Nettement plus facile et rassembleuse car ultrafréquentée, la place d'Armes, dans le Vieux-Montréal, est l'un des rendez-vous de prédilection du festival. Dimanche 13 septembre, devant une foule de touristes qui font la queue pour visiter la basilique Notre-Dame, le hip-hop est en vedette. Le chorégraphe Punit, venu de Vancouver, et Michael Baboolal emballent en douceur par leur complicité souriante et délicate, tandis que la compagnie montréalaise Molokhia Squad, habituée à danser dans la rue, accroche ferme avec un break solide et déterminé.

« La rue est toujours un challenge, confient les deux interprètes de Molokhia Squad. Le public n'est pas captif comme dans un théâtre. S'il aime le spectacle, il reste, et sinon, il s'en va sans déranger personne. Nous aimons cette liberté des spectateurs. » Une liberté que le FQD cultive avec vaillance et modestie, abritant soutien à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créateurs, démocratisation et tourisme culturel sous un petit parasol.

ROSITA BOISSEAU

« Widow's Bay » grande gagnante aux Emmy Awards

La cérémonie, souvent présentée comme l'équivalent des Oscars de la télévision, a couronné la série horrifique

Malgré la récurrence du débat sur les catégories – drame ou comédie? la plupart des séries cultivant aujourd'hui un savant entredeux –, la hantise du discours qui dérape ou de la blague qui fait flop, les Emmy Awards se sont achevés, lundi 14 septembre, au Peacock Theater de Los Angeles (Californie) sur une pluie de records et un palmarès d'excellent goût qui confirme, malgré la baisse quantitative, la belle tenue des productions américaines pour la télévision.

Retransmis cette année sur la chaîne NBC, ils étaient présentés par Mariska Hargitay, qui ne vient ni du stand-up, ni des late night shows, mais de la pure télévision de network, puisqu'elle est une des stars de New York, unité spéciale. La comédienne, qui n'a pas manqué de rappeler qu'elle était la première femme à présenter les Emmy Awards depuis quinze ans, a animé pendant près de trois heures une cérém nie marquée, entre autres, par un hommage à Catherine O'Hara et à Dolly Parton, mortes respectivement en janvier et en août, ainsi que par les 30 ans de Buffy contre les vampires et les 50 ans de Drôles de dames.

Dystopie misanthrope

Signe des temps, Apple TV partait leader, lundi soir, avec 19 nominations, contre 16 pour HBO. Grande favorite de la soirée, Widow's Bay avait déjà fait le plein de statuettes lors de la remise des Emmy Awards « techniques », au cours d'une cérémonie séparée. Elle a encore presque tout raffé, brisant le record du nombre de prix obtenus (14) par une seule série.

Cette comédie horrifique, signée Apple TV, sur les efforts d'un maire de Nouvelle-Angle-terre pour faire venir les touristes sur son île réputée hantée, l'a emporté dans la catégorie de la meilleure série comique. Le Gallois Matthew Rhys a été couronné meilleur acteur dans une série comique, aux côtés de Stephen Root (qui bat dans sa catégorie Harrison Ford, nommé pour Shrinking) et Kate O'Flynn, comme meilleurs seconds rôles. La créatrice de Widow's Bay, Katie Dippold, repart avec la statuette du meilleur scénario. La série d'Apple TV coiffe au poteau Hacks, venue pour en découdre pour sa dernière saison, et qui vaut tout de même à son interprète Jean Smart, 75 ans, un nouveau prix de la meilleure actrice dans une comédie – ce n'est rien de moins que son huitième Emmy Award.

Du côté des séries dramatiques, Pluribus, étonnante dystopie misanthrope signée Vince Gilligan, sur une invasion extraterrestre ayant pour conséquence de fusionner l'humanité en un seul cerveau, n'a pas réussi à battre la série médicale The Pitt, qui remporte l'Emmy Award de la catégorie pour la deuxième année consécutive. Héritière d'Urgences, incarnée entre autres par Noah

Wyle, cette production, créée par R. Scott Gemmill et John Wells pour HBO, a abordé des sujets sensibles comme l'avortement, la vaccination, les descentes de l'ICE – la police de l'immigration américaine – et la violence par armes à feu.

Triomphe de Matthew Rhys

Et si Noah Wyle repart, comme en 2025, avec une statuette pour son rôle de chef des urgences dans un hôpital débordé d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Rhea Seehorn l'emporte tout de même dans la catégorie meilleure actrice pour Pluribu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la comédienne, découverte dans Better Call Saul (série pour laquelle elle fut nommée deux fois), reçoit un Emmy Award. Quant à Vince Gilligan, il se console avec le prix du meilleur scénario (également pour Pluribus).

Le prix de la meilleure minisérie, une catégorie prestigieuse qui inclut les anthologies et les téléfilms, a cette année été décerné à DTF St. Louis, une production HBO au ton singulier, sur l'étrange proximité développée entre un présentateur de chaîne météo et son interprète en langue des signes, sur fond d'ennui pavillonnaire et de pulsions refoulées.

Nommé deux fois cette année, pour Widow's Bay et The Beast in Me (Netflix), Matthew Rhys a également battu ses concurrents dans la catégorie du meilleur acteur dans une minisérie, ce qui fait de lui le premier nommé à recevoir deux prix du meilleur acteur au cours d'une même cérémonie. Un triomphe pour l'ancienne star de The Americans, très présente à l'écran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nfin, Sally Field, 79 ans, est quant à elle devenue la gagnante la plus âgée de sa catégorie pour son rôle dans le film Netflix 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 déclenchant une standing ovation dans la salle.

AUDREY FOURNIER

les enjeux de l'actualité en podcast

https://podcasts.lemonde.fr/lheure-du-monde

La folle enquête de militantes trompées par des agents du MI5

La série relate le combat de femmes pour démasquer leur compagnon

SÉRIE DOCUMENTAIRE

Elles sont cinq jeunes femmes britanniques et n'auraient jamais pensé se transformer en détectives de leur propre vie. « Ils ont sous-estimé notre intelligence. Ils n'auraient jamais imaginé qu'on pourrait suivre leur piste et les démasquer. Ils pensaient qu'il n'y aurait aucune conséquence. Pour eux, nous étions des pions. » Malgré leur courage, la peur est toujours là et trois d'entre elles choisissent d'apparaître grimées à l'écran. Perruques, maquillage, prénoms d'emprunt, « Lisa », « Alison » et « Naomi » ne se cachent qu'à moitié et témoignent, bravaches, face caméra. « Ils m'ont déjà tant pris, lâche Lisa. Ils ont décortiqué chaque détail de ma vie. Alors je refuse de leur en donner davantage. »

Lisa, Alison, Naomi, Belinda Harvey et Helen Steel sont des militantes de gauche. Durant des années, entre 1987 et 2010, avec l'amour de leur vie, elles ont partagé leur quotidien et leurs luttes pour la cause animale, l'antifascisme, les droits humains, contre la malbouff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Jusqu'au jour où elles découvrent que leur compagnon était un agent infiltré du MI5, le service de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britannique. Chacune va tout mettre en œuvre pour découvrir l'identité de celui qui s'est évanoui dans la nature. Qui sont vraiment John Barker, Mark Cassidy, Mark Stone et Bob Robinson?

La réussite de la série documentaire de Lucy Wilcox est d'avoir placé la mise en scène au service de l'histoire singulière de ces femmes. Dans une transgression des codes du film à suspense, les héros habituels (journalistes, avocats, experts) s'effacent. Leurs interventions passent au second plan. Cette inversion du récit, qui est aussi symbolique, remet à l'endroit la vie de celles qui ont refusé de subir ces disparitions inexpliquées.

Lettres d'adieu identiques

Lisa ira jusqu'en Irlande. Helen Steel jusqu'en Nouvelle-Zelande. L'épluchage des archives de Londres achève de l'«anéantir»: Helen découvre que son ancien amoureux, John Dines, alias Barker, a usurpé l'identité d'un enfant décédé, il est marié et officier de police: «Une véritable trahison. » Alison, qui compte parmi ses amis Rob Evans, un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du quotidien The Guardian, le convainc de l'aider, mais les preuves manquent pour confondre Mark Jenner, alias Mark Cassidy. Pourtant, ce qui aurait pu n'être qu'égarements d'officiers sans scrupules n'était que la partie émergée de l'iceberg: un système d'espionnage et de sabotage des actions militantes de groupes de gauche, dont Greenpeace, par le National Public Order Intelligence Unit mis en place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En 2010, quand Lisa publie sur Internet son histoire avec Mark Kennedy, alias Mark Stone, aveux à l'appui, Helen et Alison la contactent et remettent le Guardian en alerte. « On était face à un secret enchâssé dans un autre secret. L'Etat britannique avait su le garder pendant des décennies », retrace Paul Lewis, chef du pôle investigation qui a constitué un binôme avec Rob Evans. Après les révélations de la presse, l'affaire tourne au scandale d'Etat. Le Parlement exige une enquête.

Trois nouveaux agents sous couverture sont démasqués, ainsi que leur boss, Robert Lambert, alias Bob Robinson. «Mais ce n'était que le début de l'histoire», se souvient Rob Evans. «Il n'y avait aucun récit de la façon dont cela avait affecté les femmes espionnées, tranche Lisa. Cela me mettait dans une colère folle. » Convaincues par Helen Steel, les cinq militantes lancent une action collective contre la police, rejointes par des dizaines d'autres victimes: « C'était comme avoir été violées par l'Etat », résume-t-elle. La lecture des lettres d'adieu que chacune retrouve chez elle un soir sur la table du salon ne laisse aucun doute : mêmes mots, mêmes arguments pour justifier la rupture. « C'est la preuve qu'ils avaient reçu des instructions et qu'ils avaient mis en place une stratégie de sortie », analyse Lisa. Certains agents, mariés et pères, sont même allés jusqu'à faire un enfant avant de l'abandonner et de disparaître dans la nature.

« Juridiquement, nous étions en terrain inconnu », relate Harriet Wistrich, avocate du collectif avec Phillippa Kaufmann. La déflagration #MeToo n'a pas encore eu lieu. Mais, après une longue bataille judiciaire, les deux femmes de loi obtiendront en 2016 réparations pour les victimes, et excuses publiques de Scotland Yard.

SANDRINE BERTHAUD-CLAIR Amours sous couverture. Un scandale d'Etat, série documentaire de Lucy Wilcox (R.-U.; 3 × 46 min) sur Canal +.

Quand les filles font valser les pères

Chaque soir, Andrea Jimenez invite sur scène un acteur différent, qui va devoir se laisser guider pour devenir ce roi Lear intraitable

THÉÂTRE

Imaginez une jeune femme répudiée par son père parce qu'elle a refusé de lui succéder à la tête de son entreprise. Imaginez la brutalité de ce père, coupant les ponts avec sa fille, parce qu'elle a préféré le théâtre à la gérance lucrative de terrains de tennis. Imaginez, dans l'ombre portée de ce géniteur, la figure réactivée d'un roi Lear contemporain.

Cessez d'imaginer, les faits sont là: au Théâtre des Abbesses, à Paris, Andrea Jimenez, artiste espagnole, se tient face au public, dans un espace noir, devant un micro et une petite estrade, pour essayer de pardonner l'impardonnable à ce père intraitable. Une tentative mi-biographique mi-fictionnelle qui accouche d'un spectacle novateur, audacieux, non reproductible, en un mot, passionnant.

Casting Lear, la représentation écrite, conçue et interprétée par Andrea Jimenez, n'est pas une thérapie exhibitionniste piégeant le spectateur dans le confessionnal du moi. La douleur de l'artiste existe, c'est vrai. Mais sa pudeur, son énergie, son humour ravageur, la fulgurance de son écriture élèvent les cœurs jusqu'à l'intellect en évitant le bain poisseux du pathos. Partant de quoi, les larmes sont bienvenues puisque les armes utilisées par l'actrice sont celles de la lucidité, de la réflexion et de l'intelligence.

Il s'agit d'une création à caractère unique qui met en jeu un théâtre en train de se faire, théâtre de l'immédiat qui s'enflamme sur les cendres toujours vives du plus expert des dramaturges en matière de conflits familiaux :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Chaque soir, l'Espagnole invite un comédien (qu'elle ne connaît pas plus qu'il ne la connaît) à jouer, à ses côtés, le rôle du roi Lear, promis à la misère, à la solitude, à la folie et à la mort pour avoir renié Cordélia, seule de ses trois filles à l'aimer. Cent trente-cinq fois, raconte la comédienne, des acteurs se sont prêtés à un l'exercice : s'équiper d'une oreillette ; répéter le texte murmuré par un souffleur

Un spectacle novateur, audacieux, non reproductible, en un mot, passionnant

(Matthieu Luro); répondre aux consignes de placement, d'intonation ordonnées par Andrea Jimenez. Crier, se dévêtir (ou pas), danser, entrer à marche forcée ou à pas de loup dans la peau du roi Lear en devenant la marionnette de la metteuse en scène.

Une humanité bouleversante

L'image parle d'elle-même: ce n'est plus le patriarche qui mène le bal mais Cordélia qui a la main. Belle revanche de la fille sur le père. Et drôle d'épreuve pour les acteurs qui relèvent ce défi. En France, Eric Ruf, Denis Podalydès (au Festival d'Avignon), Marcel Bozonnet, Laurent Poitrenaux (aux Abbesses) ont déjà joué le jeu. Suivront encore, à Paris, Mathieu Amalric, Pascal Greggory, Pascal Rénéric, Dorcy Rugamba. Samedi 12 septembre, le comédien Arthur Nauzyciel s'est soumis au protocole avec une telle sincérité que la représentation y a gagné une humanité bouleversante. Au point que, lorsque se sont posées les questions du pardon, de la mort et d'un art qui répare les blessures, personne ne pouvait dire ce qui relevait de la fiction ou de la réalité.

C'est le moment qu'a choisi Andrea Jimenez, fabuleuse interprète d'un monologue électrisant, pour venger Cordélia en la sortant des seconds rôles shakespeareniens. Le moment salvateur où le théâtre a pris le pouvoir en atténuant, enfin, le besoin qu'ont les filles de leur père.

JOËLLE GAYOT

Casting Lear, d'après Le Roi Lear, de Shakespeare. Texte et idée originale : Andrea Jimenez. Théâtre de la Ville – Les Abbesses, Paris 18 $^{e}$ . Jusqu'au 18 septembre.

MOTS CROISÉS

GRILLE N° 26 - 214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

II

[IMAGE]

III

[IMAGE]

IV

[IMAGE]

V

[IMAGE]

[IMAGE]

VI

[IMAGE]

VII

[IMAGE]

[IMAGE]

VIII

[IMAGE]

[IMAGE]

[IMAGE]

IX

[IMAGE]

X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213
HORIZONTALEMENT

HORIZONTALEMENT I. Peinardement. II. Omnibus. Aa. III. Dao. Estimait. IV. Ci. Pré. Nenni. V. Alpes. Atre. VI. Slip. Ode. Sal. VII. Téléphage. Eo. VIII. Irise. GR. Gin. IX. Nie. Aviation. X. Gérontologue.

VERTICALEMENT1. Podcasting. 2. Emaillerie. 3. Ino. Pilier. 4. Ni. Pépés. 5. Abers. Péan. 6. Ruse. Oh. Vt. 7. DST. Adagio. 8. Intégral. 9. Mimer. To. 10. Anes. GIG. 11. Nain. Aeiou. 12. Tatillonne.

I. Vous n'en viendrez donc jamais à bout. II. Garantit la garantie. Au large dans la Charente-Maritime. III. Gonflé et insubmersible. Supprimerai. IV. Réalisent. V. Engagées dans la Résistance. Descendue par le greffier. Ile de France. VI. Fabrique de belles toiles. S'épanouit comme le blé. VII. Grandes pages de notre histoire. Quart de tour. Espion pour Louis XV. VIII. Dans les petites mesures. Cours d'Espagne en VO. Grande voie. IX. Découpage du temps. Nymphe des ruisseaux et des cours. X. Ne pourront donc pas être repoussés.

VERTICALEMENT

1. Se pose les questions après coup.
2. Soutenir une fois de plus.
3. Plein de délicatesse. Tall Al-Mouqayyar aujourd'hui.
4. La famille a beaucoup aidé les artistes italiens. Affluent du Rhône.
5. Belle chevronnée. Bonne prise. Pas facile à clouer.
6. Dans le tutu. Faire le bon poids.
7. On s'y retrouve sur les talons.
8. Pompage à la source. Cours du Nord.
9. Virgile en a fait un héros. Dit tout sur votre compte.
10. A quitté les voiles hollandaises pour celles de Louis XIV. On s'y fait poursuivre.
11. Fixa solidement. Grande en Amérique. Cube chiffré.
12. Intraitables.

SUDOKU N°26-214

							5	1
				2	4	8		7
				8		2	9	4
			9	1	2	3		8
	6	5
	7	9		4	6
	8	2			7			5

Réalisé par Yan Georget (https://about.me/yangeorget)

1	4	5	2	9	3	6	8	7
7	8	6	4	1	5	9	2	3
3	2	9	8	7	6	4	1	5
2	3	1	6	5	4	8	7	9
8	5	7	1	2	9	3	4	6
6	9	4	7	3	8	2	5	1
9	7	8	3	4	1	5	6	2
5	6	2	9	8	7	1	3	4
4	1	3	5	6	2	7	9	8

Moyen Complétez toute la grille avec des chiffres allant de 1 à 9. Chaque chiffre ne doit être utilisé qu'une seule fois par ligne, par colonne et par carré de neuf cases.

Le Monde est édité par la Société éditrice du « Monde » SA. Durée de la société : 99 ans à compter du 15 décembre 2000. Capital social : 124.610.348,70 €. Actionnaire principal : Le Monde Libre (SCS).

Rédaction 67-69, avenue Pierre-Mendès-France, 75013 Paris. Tél.: 01-57-28-20-00

Abonnements par téléphone au 03 28 25 71 71 (prix d'un appel local) du lundi au vendredi, de 9 heures à 19 heures, et le samedi, de 9 heures à 17 heures. Depuis l'étranger au : 00 33 3 28 25 71 71. Par courrier électronique : abojournalpapier@lemonde.fr. Tarif 1 an : France métropolitaine : 399 €

Courrier des lecteurs Par courrier électronique : courrier-des-lecteurs@lemonde.fr

Internet : site d'information : www.lemonde.fr ; Emploi : www.talents.fr/

Collection : Le Monde sur CD-ROM : CEDROM-SNI 01-44-82-66-40 Le Monde sur microfilms : 03-88-04-28-60

La reproduction de tout article est interdite sans l'accord de l'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paritaire des publications et agences de presse n° 0727 C 81975 ISSN 0395-2037

Origine du papier : UK, France. Taux de fibres recyclées : 100 %. Ce journal est imprimé sur un papier issu de forêts gérées durablement et de sources controlées. Eutrophisation : PTot = 0,0083 kg/tonne de papier

Sur la ligne Vintimille-Coni, avec, à l'arrière-plan, le village de Saorge (Alpes-Maritimes), dans la vallée de la Roya. TRENITALIA

A bord du Vintimille-Coni, « ligne de vie » entre la France et l’Italie

Sinuant entre les vallées de la Roya et de Vermenagna, cette voie ferrée en milieu alpin emprunte viaducs et tunnels. A chaque arrêt, des villages dévoilent ruelles médiévales, églises baroques ou villas Art nouveau

REPORTAGE VINTIMILLE (ITALIE)

Le lendemain de la tempête Alex, en 2020, il n'y avait plus rien, plus de route, plus d'électricité, plus de pont ; le bourg était dévasté. C'est le train que l'on a vu arriver en premier », se souvient Francesco Scarrone. Le guide d'origine piémontaise vit à Saorge, l'un des villages suspendus de la vallée de la Roya, dans les Alpes-Maritimes. Même constat à Fontan ou à La Brigue,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à, ou encore à Limone, de l'autre côté de la frontière, dans le Piémont italien : sans les draisines mises en place par les cheminots, le ravitaillement de ces villages coupés du monde aurait été bien plus long et périlleux.

Ce train bienfaiteur, c'est la ligne internationale Nice-Vintimille-Coni, d'une longueur de 100 kilomètres, qui traverse les Alpes-Maritimes en France, le Piémont et la Ligurie en Italie. « Une ligne de vie », comme la surnomment les valléens depuis les dégâts de la tempête Alex. Une ligne fragile aussi, car structurellement déficitaire et sujette à de nombreux contentieux entre les deux pays cogestionnaires.

«Psychologiquement, la catastrophe d'Alex a joué un rôle. Elle a démontré l'attachement incroyable des familles à ce train et la nécessité de cette voie de communication alors que la route est restée fermée de longs mois», explique Michel Braun, directeur de l'Ecomusée du train des Merveilles, à Breil-sur-Roya, village où se rejoignent depuis la côte méditerranéenne le Nice-Breil-Tende, surnommé le « train des Merveilles », et le Vintimille-Coni.

L'histoire rocambolesque de cette voie ferrée perchée dans les montagnes remont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L'idée était d'emprunter la route commerciale entre la plaine du Pô et la Méditerranée, de Turin à Nice. Ce chemin servait à transporter le sel et les marchandises depuis le Moyen Age. La ligne ferroviaire, inaugurée le 30 octobre 1928, subit de très gros dégâts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vant d'être réactivée en 1979 grâce à des financements italiens. Sa construction est titanesque. Le chemin de fer se cramponne au relief escarpé, 1 000 mètres de dénivelé sont à franchir dans une vallée enclavée. «Il a fallu faire preuve d'innovation, surtout à cette époque où il n'y avait pas d'outils extraordinaires. Les tunnels hélicoidaux ont permis de gagner en altitude par un jeu de virages et de boucles creusés dans la montagne», explique Michel Braun.

Ruchers fortifiés

Au départ de Vintimille, une fois installé dans l'un des trois wagons du 10 h 39, les viaducs et tunnels se comptent par centaines. C'est un peu comme si le train jouait à cache-cache avec le paysage dans un canyon creusé par le cours d'eau tortueux de la Roya. La côte disparaît rapidement pour la montagne et les villages médiévaux de la vallée où flotte toujours un parfum d'Italie. Alors que Nice est cédée à la France en 1860, les villages de Tende et de La Brigue restent italiens jusqu'en 1947.

«Pour nous, la frontière est une abstraction, nous sommes nombreux à avoir de la famille de l'autre côté du tunnel, à Limone ou à Coni. J'ai appris à parler français à l'école et, chez moi, on parlait italien ou brigasque », confie Charles Claudio, de l'association Remontons la Roya, qui milite pour la défense de la ligne. Les façades colorées des églises baroques, les potales (niches contenant une statuette de la Vierge Marie) jalonnant les murs des venelles et, plus encore, les sugelli, pâtes fraîches traditionnelles, confirment cette affiliation piémontaise et ligurienne. Ici, tout le monde y va de sa petite anecdote sur le pays.

Magali Chétioui, de Breil-sur-Roya, raconte que son père allait de Libre, un hameau italien (jusqu'en 1947) perdu dans les montagnes, à Breil pour y échanger ses tickets de rationnement contre des denrées. L'ancienne cheminote se souvient aussi de la micheline qui la transportait jusqu'à Nice pour rejoindre son lycée. «J'ai connu le Turin- Breil-Nice!» Même attachement du côté italien pour Stefania Perotti, chargée du programme européen Interreg Alcotra Vermenagna Roya III destiné à valoriser la richesse patrimoniale des vallées de la Roya et de la Vermenagna, à cheval sur le col de Tende: « C'est le train des vacances, celui qui amène à la mer. Pour les Italiens, c'est une ligne de cœur. »

A Breil-sur-Roya, l'arc en pierre de la porte de Gênes est visible depuis les fenêtres du wagon, tout comme la tour fortifiée de la Cruella, édifiée par les comtes de Vintimille afin de protéger l'ancienne cité. Un peu avant Saorge, l'arrêt suivant, une maison à moitié éventrée surplombant les berges de la Roya rappelle la violence de la tempête Alex. Les ruelles médiévales et les passages voûtés du village en balcon mènent tout naturellement au couvent franciscain fondé en 1633.

« Le côté monumental de la vallée vient de la route royale construite entre Turin et Nice; les églises et chapelles baroques que l'on trouve dans tous ces villages marquent la puissance de l'Eglise et les canons de beauté de la Contre-Réforme au XVIIe siècle », explique le guide des lieux, Francesco Scarrone.

A La Brigue, la chapelle Notre-Dame-des-Fontaines est l'un de ces joyaux. Une balade d'une heure y conduit depuis la gare.

Les murs de l'édifice perdu dans la forêt sont entièrement recouverts de fresques datant de la fin du XV $^{e}$ siècle. Sur les scènes du chœur, peintes par Giovanni Baleison (1463-1492) et représentant la vie de Marie, on devine la vallée de la Roya et la pierre verte de Tende – de la pélite omniprésente sur les toits, les linteaux et le portail de la collégiale Notre-Dame de l'Assomption.

C'est par ailleurs entre Fontan et Tende qu'il est conseillé d'activer la boussole de son téléphone pour ne pas perdre le nord! Le train roule lentement (40 kilomètres/heure), franchit plusieurs fois la Roya et gagne de la pente en empruntant des tunnels hélicoïdaux. De la hauteur, nous en gagnons encore un peu plus en rejoignant à pied la chapelle Saint-Sauveur dont les falaises calcaires surplombent Tende, afin de dénicher un panorama sur les versants tapissés de conifères des sommets alpins.

L'Italie n'est plus très loin maintenant. Le tunnel de Tende, long de 8 kilomètres, marque la fron-

Un peu avant Saorge, une maison à moitié éventrée surplombant les berges de la Roya rappelle la violence de la tempête Alex

tière. Une dizaine de personnes attendent sur le quai l'arrivée du 12 h 20 provenant de Vintimille. La plupart travaillent à l'hôpital et vivent dans le Piémont.

En quittant le village frontalier, un mur en pierre sèche en forme de fer à cheval attire le regard. A l'intérieur, une vingtaine de ruches sont installées sur des banquettes face au soleil. L'enceinte minérale des ruchers fortifiés, typiques de la région, servait autrefois à protéger les abeilles des intempéries, des vols et des ours trop gourmands. Ce naïjou, en dialecte tendasque, a été réhabilité il y a trois ans.

De l'autre côté de la montagne, dans la vallée de Vermenagna, le train poursuit sa route sinueuse. Il traverse Limone, réputé pour sa station de ski cossue; Vernante, et les deux cheminées en brique de son ancienne verrerie; Roccavione, et ses villas Art nouveau, résidences d'été des riches turinois, liguriens et niçois; Borgo San Dalmazzo, et sa gare où une salle avait été aménagée pour accueillir la famille royale de la Maison de Savoie. Il rejoint ensuite la plaine et Coni.

La ville médiévale est une surprise avec ses 8 kilomètres d'arcades, mêlant styles et couleurs, situées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place Galimberti, du nom du héros de la résistance piémontaise, Duccio Galimberti (1906-1944). Tous les mardis, jour de marché, Français et Italiens se retrouvent sur cette place aux dimensions exceptionnelles, plus de 2 hectares, ouverte sur les montagnes. Terminus de la ligne de vie.

BÉNÉDICTE BOUCAYS

DE

CARNET

ROUTE

Notre journaliste a organisé son voyage avec l'aide des offices de tourisme Italia et Visitcuneese.

YALLER

De la gare de Vintimille, quatre trains par jour pour Coni (Cuneo en italien). Les horaires sont disponibles sur le site Remontons la Roya.

SE LOGER

A La Brigue, Auberge Saint-Martin : la demeure, au charme médiéval, rénovée en 2012, est située sur la place du village. Chambre double à partir de 70 euros. A Coni, Hotel Royal Superga : situé tout près de la place Galimberti, l'établissement dispose de chambres élégantes et d'une terrasse offrant une très belle vue sur la ville. Chambre double à partir de 95 euros.

Sébastien Lecornu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 la mort de Lyhanna nous oblig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annonce les montants qu'il entend associer à la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qui sera discutée au Parlement à l'automne

a mort de Lyhanna, 11 ans, a bouleversé notre pays et mis à nu certaines failles de nos institutions. Une enquête judiciaire est en cours [le corps de l'enfant a été retrouvé dans le Gers le 4 juin, après

qu'elle a été enlevée et violée], et elle doit pouvoir établir les faits et les responsabilités avec toute la rigueur nécessaire. Mais la retenue n'autorise ni l'oubli ni l'indifférence. La mort de Lyhanna nous oblige.

D'abord à corriger ce qui n'a pas fonctionné, car la violence prospère dans ce qu'une société tait, banalise ou excuse: une parole d'enfant trop souvent mise en doute, une domination confondue avec l'autorité, une alerte minimisée pour ne pas déranger. Le combat à mener est avant tout un combat culturel contre la violenc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traversent tous les lieux de vie, jusque dans l'espace numérique. Elles sont dans la sphère familiale. Elles visent d'abord les femmes et frappent massivement les enfants. Chaque année, on estime à 160 000 le nombre d'enfants victim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Les pouvoirs publics demeurent trop souvent organisés en silos quand les victimes vivent un même parcours de violence.

Nous ne partons pas de rien. Les téléphones grave danger, les bracelets anti-rapprochement, les pôles spécialisés, 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inceste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enfants, les maisons des femmes et la nouvelle définition pénale du viol ont fait progresser notre droit et nos pratiques. Le projet de loi sur la protection des enfants, porté par le gouvernement et récemment voté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e un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importante : généralisation du contrôle des antécédents judiciaires des professionnels au contact des mineurs, ordonnance de sûreté de l'enfant, encadrement des délais d'enquête en matièr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aggravation des peines pour les viols sériels sur mineur...

La loi a évolué et les moyens ont augmenté. Mais ces avancées ne forment pas encore, partout, une chaîne de protection continue. C'est le sens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dite « intégrale ». A l'automne 2024, des associations ont rendu publiques 140 propositions issues de leur expérience auprès des victimes. Des parlementaires de sensibilités différentes s'en sont saisis.

Le 23 juin, devant l'Assemblée nationale, j'ai pris l'engagement que ce texte serait inscrit à l'ordre du jour dès la reprise des travaux parlementaires. Cet engagement est tenu. L'éclairage du Conseil d'Etat et du Conseil économique, social et environnemental a permis de poursuivre la réécriture avec un objectif: que se passe-t-il, concrètement, lorsqu'une victime parle ou qu'un danger est signalé?

Le retour d'expérience doit nous guider. Nous devons prévenir les violences, simplifier les parcours, clarifier les responsa-

NOUS PROPOSERONS UN SOCLE DE DÉPART DE PRÈS DE 1,5 MILLIARD D'EUROS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RÉPARTI SUR LES BUDGETS DE L'ÉTAT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bilités, mieux former les acteurs et réduire les délais. En légiférant, nous devons aussi penser à celles et ceux qui appliqueront la loi dès le lendemain, dans la police, la justice, l'école, la santé, le monde social ou associatif. Rien ne serait pire que de laisser croire en des mesures incertaines sur le plan juridique ou non applicables sur le terrain.

Combat culturel

Nous ne perdons pas de temps, et les textes budgétaires pour 2027 prévoient un investissement de 40 millions d'euros pour numériser les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accélérer le traitement des plaintes et les délais de jugement.

Une réponse intégrale signifie qu'aucune victime ne doit plus supporter la fragmentation de nos institutions. Lorsqu'un enfant se confie, l'alerte doit être suivie, la preuve préservée et sa parole recueillie sans qu'il doive témoigner plusieurs fois. Un changement de domicile ne doit pas entraîner des mois d'attente; un danger immédiat doit recevoir une protection immédiate. Les violences en ligne doivent être nommées et sanctionnées.

La loi doit renforcer la spécialisation des enquêteurs et des magistrats, la qualité des expertises, la protection des enfants exposés aux violences dans leur foyer et l'accompagnement des victimes les plus vulnérables. Une meilleure formation de celles et ceux qui recueillent la parole des victimes améliorera leur capacité à prendre les bonnes décisions.

Mais le cœur de la réponse se situe aussi en amont de l'intervention de la justice. L'éducation à la vie affective et relationnelle et à la sexualité n'est pas un complément secondaire: elle participe directement à la protection. Elle apprend qu'un corps n'appartient jamais à un autre, que le silence n'est pas le consentement et que le contrôle ou l'humiliation ne sont pas des preuves d'amour. Le combat culturel doit aussi s'adresser aux garçons et aux hommes.

Ce changement engage toute la société : les familles, l'école, le monde du travail, le sport, la culture, les médias et l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Il engage aussi les associations. Elles accueillent, mettent à l'abri, soignent, accompagnent dans les procédures et font évoluer les regards. Elles ne sont pas les supplétifs précaires de l'Etat, et je souhaite que leur financement soit désormais fixe et pluriannuel.

Reste la question des moyens. Elle est une des conditions de la crédibilité. Nous n'avons pas besoin d'un montant théorique, détaché d'un calendrier opérationnel, mais de mesures prêtes à être déployées et de capacités réelles de mise en œuvre. Nous avons besoin d'une trajectoire crédible.

La France sait programmer dans le temps les efforts qui engagent durablement la nation, comme c'est le cas pour notre défense. Elle doit appliquer la même rigueur à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 une ambition, des étapes annuelles, des moyens votés et une exécution contrôlée. Le gouvernement proposera donc,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e trajectoire pluriannuelle, traduite chaque année dans les projets de loi de finances et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Cette programmation devra préciser, mesure par mesure, les effectifs et les moyens mobilisés, le calendrier de déploiement et les résultats attendus.

Devoir de vigilance et d'action

Le budget pour 2027, malgré les difficultés financières que nous connaissons, marquera cette volonté. Le gouvernement proposera à la discussion parlementaire un socle de départ de près de 1,5 milliard d'euros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réparti sur les budgets de l'Etat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n plus, 2,6 milliards d'euros sont prévu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Si les textes sont votés, ils permettront de recruter 300 magistrats, de conforter le budget des associations engagées dans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t pour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recruter 700 nouveaux enquêteurs et 300 encadrants scolaires, dont des infirmières.

Ce budget est une première marche, non un point d'arrivée. Ces crédits consacrés à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devront être clairement identifiés, mieux suivis dans un document budgétaire transversal et évalués chaque année devant le Parlement. Le Parlement se saisit désormais de ce texte. Le gouvernement prendra sans attendre les dispositions réglementaires qui lui reviennent et traduira dans les textes financiers les engagements nécessaires.

Ainsi, dès le mois d'octobre, je signerai les décrets relatifs à la généralisation et au renforcement des maisons des femmes/santé, à la mise en place d'une plateforme de coordination nationale sur les violences en santé, à la mise en œuvre dans l'éducation nationale d'un questionnaire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permettant de libérer la parole des enfants, ou encore celui rendant systématique la motivation individualisée et circonstanciée des décisions de classement sans suite dans des affaires portant sur des crimes sexuels. L'urgence commande de travailler vite; le sérieux interdit de travailler à la hâte.

Le succès se mesurera à ce qui changera réellement: une parole d'enfant entendue dès la première fois, un signalement qui ne se perd plus, une protection décidée sans délai, un professionnel formé qui sait agir, un comportement autrefois minimisé qui ne l'est plus.

Pour autant, la loi ne remplacera jamais la vigilance d'une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Le nom de Lyhanna ne doit pas devenir celui d'une émotion passagère ou d'une loi de circonstance. Il doit rester le rappel de notre devoir de vigilance et d'action. A toutes celles et tous ceux qui ont parlé sans être entendus, qui ont attendu sans être protégés, nous devons davantage qu'une indignation : nous leur devons des actes. Car la confiance naît des actes que nous prenons. Le gouvernement en prend. Le Parlement votera.

Sébastien Lecornu est premier ministre

Camille Broyelle et Pierre-Olivier Rigaudeau L'Arcom n'a d'autre choix que d'interdire le réseau hertzien à CNews et à Europe 1

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public déplorent l'abandon par l'Arcom de son poste de gendarme de l'audiovisuel, dans la gestion des médias propriétés du milliardaire d'extrême droite Vincent Bolloré

L'intervention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auprès de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Arcom], dans l'affaire Fedorova, n'a rien de banal. Elle marque la faillite du régulateur, incapable d'assurer le rôle de gendarme de l'audiovisuel que la loi lui a confié.

Rappelons les faits. En mars 2022, l'Union européenne interdit le média RT France, pour ses actions de propagande visant à fracturer la cohésion sociale, à déstabiliser les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et les processus électoraux. La directrice de la chaîne russe, Xenia Fedorova, et une partie de la rédaction trouvent alors asile dans l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Les antennes leur sont ouvertes, et les animateurs de CNews et d'Europe 1 endossent le discours pro-Kremlin.

Distillée sur une télévision et une radio nationales hertziennes, l'influence russe bénéficie d'une crédibilité et d'une visibilité inespérées. Aucune intervention de l'Arcom. Pour pallier sa carence, l'Etat est contraint d'agir, en juillet, par l'intermédiaire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qui ordonne l'expulsion de Xenia Fedorova. L'annonce par CNews de son retour en duplex ne suscite, elle non plus, aucune réaction du régulateur. De nouveau,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intervient, cette fois directement auprès de l'Arcom, pour l'inviter, on l'imagine, à prendre ses responsabilités.

La passivité de l'Arcom n'a rien d'un accident. Elle s'inscrit dans la continuité d'une politique délibérée de non-intervention menée depuis dix ans, qui a permis à deux médias audiovisuels nationaux, CNews et Europe 1, de se muer en instrument de combat idéologique, en violation flagrante de la loi et des exigences de pluralisme.

Destiné à permettre à toutes les idées d'être entendues afin que les citoyens soient en mesure de se forger librement leurs propres opinions et de voter de façon éclairée, le pluralisme des médias est au cœur du fonctionnement démocratique. Aux Etats-Unis, la défiance à l'égard de l'Etat et la croyance dans les vertus du marché conduisent à s'en remettre, pour sa réalisation, aux acteurs privés. Comme la plupart des pays européens, la France s'est toujours détournée d'un tel modèle qui revient à donner à ceux qui en ont les moyens financiers le droit d'accaparer les médias et de dominer le débat public. En France, le pluralisme des médias ne dépend pas de l'initiative privée; il repose sur l'intervention publique.

Ne pas se laisser impressionner

Dans la presse écrite, cette intervention prend la forme d'aides publiques et de règles de distribution minutieuses dont bénéficient tous les titres d'information représentant l'ensemble de l'échiquier politique. La diversité de la presse d'opinion n'est pas spontanée ; elle tient à l'action publique.

Dans le secteur audiovisuel, le coût d'exploitation d'une chaîne et d'une radio nationale ne permet pas d'envisager un tel soutien public. C'est pourquoi la loi, tout en permettant l'affichage d'une ligne éditoriale de droite ou de gauche, interdit aux télévisions et radios nationales de se transformer en média de combat. Cette prohibition n'affecte pas mais protèg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n permettant l'exposition dans le paysage audiovisuel de toutes les idées et en

LA PASSIVITÉ DE L'ARCOM N'A RIEN D'UN ACCIDENT. ELLE S'INSCRIT DANS LA CONTINUITÉ D'UNE POLITIQUE DÉLIBÉRÉE DE NON-INTERVENTION MENÉE DEPUIS DIX ANS

donnant à chacune les mêmes chances de convaincre. Cette règle pourtant simple et écrite noir sur blanc dans la loi n'a jamais été respectée ni par CNews ni par Europe 1 qui, détenues par le même actionnaire, diffusent la même idéologie. Surtout, alors qu'elle a été spécialement créée pour garantir le respect du pluralisme et de l'honnêteté de l'information,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n'a jamais entrepris d'imposer efficacement à CNews et à Europe 1 le respect de la loi.

C'est ainsi qu'à quelques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le pluralisme n'est pas assuré dans le paysage audiovisuel. L'extrême droite bénéficie du privilège exorbitant de disposer non pas seulement d'un, mais de deux médias audiovisuels nationaux, et ses candidats sont d'ores et déjà avantagés.

CNews et Europe 1 étant toujours restées parfaitement indifférentes aux sanctions financières du régulateur, la seule mesure susceptible de rétablir une compétition électorale loyale est le retrait pur et simple de leur autorisation d'utiliser les fréquences, que prévoit la loi pour les éditeurs récalcitrants.

C'est précisément la décision que l'Arcom refuse de prendre, craignant certainement le procès en censure qui lui serait intenté. Il ne faudrait cependant pas se laisser impressionner. Rien n'interdirait en effet à ces médias de s'exprimer sur d'autres canaux, comme l'avait fait la chaîne C8 après sa disparition des ondes de la télévision numérique terrestre. En réalité, le groupe Bolloré ne revendique pas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mais l'accès incomparable au public et à l'opinion que donnent les télévisions et radios nationales hertziennes qui, malgré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les médias alternatifs numériques, continuent de structurer le débat public.

La loi française est cependant ainsi faite que c'est précisément en raison de leur impact que les médias audiovisuels ont des obligations renforcées : celles de présenter au public des programmes pluralistes, garants de l'honnêteté de l'information et protégés de toute ingérence étrangère. Face à des télévisions et des radios qui ne veulent pas assumer leurs responsabilités à l'égard du public, l'Arcom n'a d'autre choix que de leur interdire le réseau national hertzien. Cette obligation résulte de la loi dont, en vertu de la Constitution, nulle 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ne peut s'affranchir. Seul le juge peut désormais redresser la situation pour surmonter la carence grave et structurelle du régulateur. Tel est le sens du recours engagé devant le Conseil d'Etat contre l'Arcom par un collectif d'universitaires: rappeler chacun à ses responsabilités.

Camille Broyelle est professeure de droit public, université Paris-Panthéon-Assas; Pierre-Olivier Rigaudeau est professeur de droit public, université polytechnique Hauts-de-France

Les ingérences électorales ne visent pas seulement des candidats, mais la confiance démocratique

Afin de répondre efficacement aux menaces étrangères qui pèsent sur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les politistes Frédéric Charillon, Aurélien Colson et Joséphine Staron exposent les dispositifs à mettre en place et les erreurs à ne pas commettre

A u cours de l'été, Gabriel Attal, Raphaël Glucksmann et Edouard Philippe, trois candidats déclaré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ont été visés par des opérations de désinformation attribuées à des réseaux prorusses par Viginum, le service spécialisé relevant du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SGDSN].

La France entre dans une séquence électorale sous menace. Pour y faire face, elle peut apprendre de l'expérience d'autres démocraties, en particulier en Europe orientale et baltique, qui vivent depuis longtemps sous la pression d'ingérences électorales.

Car ces ingérences ne sont plus une anomalie extérieure au jeu démocratique; elles sont l'un des instruments ordinaires de la confli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Le basculement intervient lorsque l'action devient dissimulée, manipulatoire, financée ou téléguidée de l'étranger pour fausser l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une communauté politique s'informe, débat et choisit ses dirigeants.

L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créent rarement nos fractures; elles exploitent les ruptures préexistantes. Elles prospèrent sur la défiance envers les institutions, la polarisation idéologique, les mémoires blessées, les tensions identitaires, les clivages géopolitiques, le sentiment de relégation... Les opérations hostiles ne consistent pas seulement à injecter de fausses informations dans un espace public sain. Elles amplifient des vulnérabilités déjà présentes, radicalisent des récits disponibles, greffent une stratégie extérieure sur des divisions internes.

Là réside le principal risque: notre vulnérabilité provient d'une polarisation de la société, tandis que certains récits étrangers entrent en résonance avec des discours politiques intérieurs. La France est solide sur le modèle Etat-stratégie-renseignement, mais moins avancée que d'autres démocraties sur la formation des citoyens à la résilience informationnelle.

Alerter tous les candidats

Que faire, alors, avant 2027? Installons dès maintenant une cellule permanente «Présidentielle 2027», réunissant le SGDSN, Viginum, l'Agence nationale de la sécurité des systèmes d'information,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le Quai d'Orsay et les autorités chargées du contrôle de la campagne. Elle préparera des scénarios de crise, des exercices grandeur nature, des procédures de contact avec les plateformes, une doctrine publique d'attribution et des règles de communication en cas d'attaque. La démocratie ne doit pas découvrir ses vulnérabilités le soir où elles sont exploitées.

Il faut également renforcer Viginum en capacités linguistiques, juridiques et d'analyse des plateformes où se jouera réellement la présidentielle : TikTok, YouTube, Telegram, Instagram, Facebook, mais aussi les faux sites d'information. L'attention excessive portée au réseau social X trompe les responsables publics, car cette plateforme, très visible pour les journalistes et les militants, n'est pas centrale pour tous les publics vulnérables.

Nous devons aussi fair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un test majeur pour le Digital Services Act [le règlement européen sur les services numériques]. Avant la campagne officielle, les plateformes devraient publier leurs plans électoraux, désigner des points de contact d'urgence francophones, rendre plus transparentes les publicités politiques, documenter les campagnes d'influence rémunérées et garantir un accès accru aux données. Une démocratie ne peut pas dépendre de boîtes noires algorithmiques administrées depuis l'étranger.

Nous pouvons aussi créer une procédure d'alerte rapide pour tous les candidats, sans distinction partisane. Il s'agit de former

CHAQUE ÉQUIPE DE CAMPAGNE DEVRAIT SAVOIR QUOI FAIRE DANS LES DEUX PREMIÈRES HEURES D'UNE ATTAQUE

les équipes de campagne à l'hygiène numérique, aux deepfakes, aux fuites de documents, aux faux communiqués, aux comptes usurpés et aux signalements d'urgence. L'objectif n'est pas d'aider un camp contre un autre, mais de protéger l'intégrité du scrutin. Chaque équipe devrait savoir quoi faire dans les deux premières heures d'une attaque.

Construisons également une coalition indépendante associant médias, chercheurs, fact-checkers, spécialistes du renseignement à partir d'informations publiques (tels que le projet de renseignement en open source Osint), plateformes et société civile. Si l'Etat parle seul, il sera accusé par certains de vouloir contrôler la vérité. Si l'Etat se tait, la rumeur prospérera. Il faut donc un dispositif capable de contextualiser rapidement les attaques, d'expliquer les modes opératoires et de parler à des publics qui ne croient plus spontanément la parole officielle.

L'enjeu dépasse la présidentielle Enfin, il faut préparer l'entre- deux-tours, qui s'annonce comme la séquence la plus dan- gereuse. La polarisation y est maximale, le temps médiatique compressé, la tentation manipul- atoire la plus forte. Un protocole spécial devrait prévoir une cellule vingt-quatre heures sur vingt- quatre, des contacts directs avec les plateformes, un canal public unique d'alerte et une procédure acclérée de conservation des preuves numériques.

L'enjeu dépasse la seule présidentielle. L'objectif ultime des ingérences n'est pas toujours de faire gagner un candidat. Il est de délégitimer l'élection elle-même, d'affaiblir l'idée que le suffrage exprime encore une volonté collective, de faire croire que tout est manipulé, truqué ou imposé.

Dans cette perspective, les ingérences électorales ne visent pas seulement des candidats, mais la confiance démocratique.

La France doit donc éviter deux erreurs symétriques: minimiser ces opérations parce qu'elles sont parfois grossières; y répondre de manière excessive au risque de donner corps aux accusations de censure. La bonne réponse est plus difficile à mettre en œuvre: elle combine vigilance technique, transparence méthodique et mobilisation civique. Défendre la démocratie contre l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ne consiste pas à fermer l'espace public. C'est faire en sorte que les citoyens puissent encore y discerner ce qui relève du débat légitime, de la propagande masquée et de la manipulation hostile. A moins d'un an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temps n'est plus à la condamnation de l'ingérence électorale. Il est à l'organisation de notre résilience démocratique.

Frédéric Charillon, professeur en science politique à l'université Paris Cité; Aurélien Colson, professeur de science politique à l'école de commerce Essec; Joséphine Staron, chargée de recherche senior au sein du centre de géopolitique, défense et leadership de l'Essec.

Membres de l'Observatoire des stratégies d'influence, d'ingérence et d'intimidation (OS3i) de l'Essec, ils ont réalisé un cycle de réunions avec des ambassadeurs représentant à Paris plusieurs pays. Ils ont publié une note, fruit de cette rencontre, disponible sur le site de l'OS3i.

EFFONDREMENT

Après les catastrophes écologiques de l'été et leurs effets sur nos vies, l'idée selon laquelle notre civilisation pourrait s'effondrer connaît un regain d'intérêt. Revenue en force depuis les années 2010, elle a pourtant été beaucoup critiquée

UN MOT DANS L'AIR

Cours annulés dans les écoles, examens reportés, centrales nucléaires à l'arrêt, coupures de courant, lignes ferroviaires perturbées, baisse des approvisionnements par trafic fluvial, chute des rendements agricoles, déplacement de centaines de milliers d'individus, le tout causé par la canicule, la sécheresse et les incendies... Les conséquences des catastrophes écologiques survenues cet été sont-elles les signes avant-coureurs d'un effondrement à venir?

Interrogée, le 17 août sur le plateau de Franceinfo, la députée (Les Ecologistes) Sandrine Rousseau y voyait « une alerte extrêmement grave sur l'effondrement qui commence ». Le terme est en vogue dans les milieux écologistes depuis la large diffusion de l'ouvrage Effondrement. Comment les sociétés décident de leur disparition ou de leur survie (Gallimard, 2006) du biologiste et géographe américain

Jared Diamond; il a été renforcé par l'apparition de la collapsologie dans les années 2010, un courant transdisciplinaire connu du grand public grâce au best-seller français Comment tout peut s'effondrer, de Pablo Servigne et Raphaël Stevens (Seuil, 2015).

Alors que le mot renvoie à l'affaiblissement des immeubles et des carrières au XIXe siècle, puis à la chute des régimes politiques au milieu du XXe siècle, des scientifiques s'en emparent ensuite pour désigner la possible fin de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En 1968, le biologiste américain Paul Ehrlich prédisait, dans La Bombe P (Fayard, 1972), que de vastes famines surviendraient dès les années 1990 du fait de la croissance démographique exponentielle. Quatre ans plus tard, un rapport au retentissement planétaire écrit par quatre scientifiques du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titulé « Les limites à la croissance », préconisait la fin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our empêcher qu'elle ne « précipite le système

UNE CRITIQUE DES THÉORIES DE L'EFFONDREMENT TIENT À LEUR PRISME ANTHROPOCENTRIQUE, AUX ACCENTS SOUVENT MESSIANIQUES

mondial vers les limites de la Terre et vers un effondrement ultime».

Dans chacune de ces études, des courbes exponentielles atteignent un pic, suivi d'une chute brutale causée par l'épuisement des ressources. Autre point commun, l'effondrement s'accompagne généralement du déclin d'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Dans un article de Libération paru en août 2017, Yves Cochet, ancien ministre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de l'environnement (2001-2002), figure de proue de la collapsologie, prophétisait ainsi la mort de la moitié de l'humanité d'ici aux années 2040.

Un « flou conceptuel »

Le terme semble cependant revêtir des significations si diverses qu'il est parfois difficile d'en saisir la pertinence. Il a d'ailleurs été critiqué pour cela par bon nombre d'intellectuels, tel le philosophe Jean-Pierre Dupuy, qui dénonçait un «flou conceptuel». A rebours de l'idée d'« affaiblissement brusque» donnée par la définition du Larousse, Gauthier Chapelle, Pablo Servigne et Raphaël Stevens l'envisagent, dans Une autre fin du monde est possible (Seuil, 2018), comme un processus « à la fois lointain et proche, lent et rapide, graduel et brutal, [qui] a déjà commencé mais n'a pas encore atteint sa phase la plus critique ».

Une autre critique des théories de l'effondrement tient à leur prisme anthropocentrique, aux accents souvent messianiques. «L'idée d'une chute brutale suivie d'une renaissance pénible rabat la complexité des dynamiques environnementales contemporaines et de leur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sociales et géopolitiques sur un récit des récits les plus vénérables qui soit : la Genèse », affirmait l'historien Jean-Baptiste Fressoz dans un article du Monde, en 2019. Avant d'ajouter: «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contemporaine qui est avant tout un effondrement rapide des populations non humaines au profit de notre espèce (nous et notre bétail représentons 97 % de la biomasse des vertébrés terrestres) est emportée dans le récit le plus éculé qui soit : celui de "la fin de la civilisation". »

Les collapsologues se heurtent en outre à la relative imprévisibilité des trajectoires énergétiques. Si le spectre d'une pénurie d'électricité engendrée par l'arrêt des centrales nucléaires a ressurgi cet été en France, celui d'une chute drastique de la production d'énergies fossiles est pour l'instant repoussé. En 1940, le physicien américain Marion King Hubbert (1903-1989) prédisait un pic, avant la chute, de la production mondiale de pétrole pour 1970, avant de la retarder aux années 2010. Entre-temps, l'or noir a poursuivi sa trajectoire ascendante, portée par des techniques qui rendent plus facile l'extraction du pétrole non conventionnel. Bien qu'ambiguë, l'idée d'effondrement a au moins le mérite de mettre en garde contre l'exacerbation des perturbations écologiques et le risque de voir advenir des catastrophes plus graves encore. « Nous nous pensons puissants et nous sommes incapables de penser notre vulnérabilité.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va menacer l'ensemble de nos structures sociales et politiques », alerte Sandrine Rousseau. Selon un sondage IFOP publié en février 2020 par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65 % des Français pensaient déjà que la civilisation telle que nous la connaissons allait bientôt s'effondrer. Qu'en sera-t-il après cet été caniculaire?

DAVID HECK

CHRONIQUE | PAR BARRY EICHENGREEN

Que se passera-t-il si la bull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éclate?

M assifs, l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dépendent d'une nouvelle technologi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qui évolue rapidement. Que se passera-t-il si les profits du secteur s'avèrent décevants? si la bulle éclate? Ce scénario n'est pas à exclure. Les retombées de l'IA en matière de productivité pourraient être surévaluées, auquel cas les entreprises envisageant d'adopter des modèles de pointe réduiront leur demande. Par ailleurs, on peut s'attendre à une multiplication des modèles «à poids ouverts», capables de tourner sur les serveurs des utilisateurs, voire sur des ordinateurs portables. Autant de revenus en moins à percevoir pour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et leurs investisseurs.

Une forte chute en Bourse des « Sept magnifiques » – les sept entreprises à très forte capitalisation qui ont tiré l'indice S&P 500 vers le haut - est donc possible. Mais les corrections boursières ne se traduisent pas toujours par des crises. Si le prix des actions de Meta chute, Mark Zuckerberg [le dirigeant de la multinationale] achètera certes moins de châteaux en Irlande, et des fonds d'investissement spécialisés dans l'IA, comme Situational Awareness, connaîtront des difficultés. Néanmoins, cela ne suffit pas à déclencher une crise financière. Celle-ci ne surviendra que si les banques, les compagnies d'assurance et autres investisseurs institutionnels sont impliqués. Or, rien ne prouve qu'ils soient fortement exposés au risque lié à l'IA.

L'évolution des marchés de la dette est, elle, davantage menacée. Une grande partie des coûts de construction des centres de données est financée par des emprunts auprès de fonds de crédit privé, non bancaires. Si la demande pour les services fournis par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n'est pas au rendez-vous, ces prêts deviendront « non performants », façon polie de parler de défaut de paiement.

Défaut de paiement

Qui investit dans les fonds de crédit privé? On imagine que ce sont des family offices (gestionnaires de patrimoine) et des super-riches aimant le risque. En réalité, ce sont surtout des investisseurs institutionnels: fonds de pension ou compagnies d'assurances. Pour mieux capter cet argent institutionnel, les fonds de crédit privé ont acquis eux-mêmes des compagnies d'assurances, dont ils peuvent charger les portefeuilles avec ces prêts. De quoi donner consistance au spectre d'une crise du secteur de l'assurance.

En plus d'emprunter auprès des fonds de pension et des compagnies d'assurances, les sociétés de crédit privé empruntent auprès des banques commerciales en utilisant leur

SI LA DEMANDE POUR LES SERVICES FOURNIS PAR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N'EST PAS AU RENDEZ-VOUS, LES PRÊTS DEVIENDRONT «NON PERFORMANTS» portefeuille de prêts comme garantie. Elles démultiplient ainsi leurs engagements par effet de levier et dopent leurs rendements. Même si les banques ne prêtent pas ou n'investissent pas directement dans les entreprises d'IA et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elles pourraient donc, par ce canal, être affaiblies par leurs difficultés potentielles. Nous ne pouvons qu'espérer que leurs régulateurs surveillent la situation.

Enfin, les sociétés de crédit privé «titrisent» de plus en plus leurs prêts. Elles regroupent ces prêts au travers de «véhicules ad hoc» qui émettent des obligations. Ces titres sont divisés en trois niveaux de risque ou «tranches». A chaque tranche correspondent des droits prioritaires, secondaires ou tertiaires sur le paiement du service de la dette. La tranche du milieu, dite «mezzanine» d'obligations à risque moyen, est revendue à d'autres gestionnaires d'actifs. Pour évaluer l'imminence du risque de crise, il nous faudrait en savoir plus sur la dangerosité de cette tranche et sur l'identité de ses détenteurs. Or, ce n'est pas le cas. Titrisation, véhicules ad hoc, découpage en tranche et opacité: cela rappelle les ingrédients de la crise des prêts subprimes de 2007-2008.

Barry Eichengreen est professeur d'économie et de sciences politiques à l'université de Californie à Berkeley. Il est l'auteur de « Money Beyond Borders : Global Currencies From Croesus to Crypto » (« l'argent par-delà les frontières : les monnaies mondiales de Crésus à la crypto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44 pages, 25,96 euros, non traduit)

SORTIR DE LA CULPABILISATION DES PERSONNES GROSSES

SURCHARGE de Lucie Inland (HarperCollins, 272 pages, 18,90 euros)

LIVRE

O n peut être gros, bien dans sa peau et en bonne santé. Une évidence? Pas pour tout le monde. Les personnes obèses sont la cible de préjugés et de discriminations. Or dans le monde, une personne sur huit est concernée: son indice de masse corporelle (IMC), soit le poids divisé par la taille au carré, est égal ou supérieur à 30, selon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La grossophobie fait des ravages. Journaliste indépendante, Lucie Inland, qui écrit «de chez les grosses», a recueilli de nombreux témoignages qu'elle a croisés avec les études existantes. Son livre Surcharge. Enquête sur ce que subissent les gros en France (HarperCollins, 272 pages, 18,90 euros) donne corps à la stigmatisation omniprésente dont sont victimes les personnes obèses. Et c'est édifiant.

Harcèlement scolaire, au travail,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sont quotidiennes : se vêtir, évoluer dans l'espace public, voyager, se loger. La prise en charge médicale est parfois dégradée, voire empêchée. Subir en permanence le regard ou les commentaires désobligeants, voire déshumanisants, pousse à l'isolement et à l'autocensure. Les femmes obèses déclarent dix fois plus d'antécédent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que les autres.

«Je me sens grosse dans ce jean», «Tu as minci, bravo, ça te va mieux». Dans une société qui voue un culte à la minceur, qui n'a pas entendu ou prononcé une phrase de ce genre au moins une fois dans sa vie? Le «fat talk» – littéralement « la discussion sur la grosseur » – pourrit les relations sociales. On grandit avec l'idée, largement véhiculée par la télévision, le cinéma, la publicité, la presse, les réseaux sociaux, qu'il faut absolument être mince. La figure du gros est souvent utilisée à ses dépens dans la culture populaire: qui a envie de ressembler à Homer Simpson, gros et bête?

«Ni une faute, ni une maladie» La minceur serait une simple question de volonté. Faux: aucun régime ni traitement ne permettent de miracle. D'autant que la grosseur n'est pas seulement une question individuelle ou médicale, mais profondément sociale, et largement liée à la précarité. «La grosseur n'est ni une faute morale, ni une 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 ni une maladie en soi», martèle Lucie Inland.

Elle multiplie les témoignages de femmes obèses en bonne santé, culpabilisées par des médecins «formés sous le prisme de l'IMC et du poids pour évaluer la santé». Or cet indice est-il le bon critère ? Utilisé comme mesure de référence par l'OMS depuis 1997, il « ne prend en compte ni la masse osseuse, musculaire et hydrique, ni la répartition des graisses, ni les différences morphologiques entre hommes et femmes, encore moins les prédispositions génétiques et les facteurs environnementaux ».

Son livre est une invitation à s'accepter, et un appel au respect des droits et de la dignité des personnes grosses. Un des grands atouts de son livre est de mobiliser des figures fortes qui ont su apprivoiser leur image.

SABINE LEDOUX

GÉOPOLITIQUE | CHRONIQUE PAR GILLES PARIS Le défi de neutraliser une IA voyou

L'apocalypse est de retour. Elle fut pandémique il y a quelques siècles, puis potentiellement nucléaire. Elle porte désormais les initiales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dont on attendait le meilleur mais qui est devenue en un temps record une usine à anxiété. Lorsqu'il n'était question que de centres de données énergivores, le rapport entre le coût immédiat et les bénéfices escomptés pouvait encore se plaider. Puis l'IA a été associée à la destruction d'emplois, et désormais des experts venus du ventre de la bête fixent à 10 % la possibilité de destruction de l'humanité à la suite d'un coup de force des machines. De quoi nourrir calmement et raisonnablement la panique. Il faudra patienter un peu avant de savoir si cette dernière est précipitée ou légitime.

Cette situation est sans précédent, du fait de la nature insaisissable des dangers potentiels. L'apocalypse nucléaire avait au moins le bon goût de ne pas avancer masquée. De la matière fissile, une bombe, un vecteur: on était en terrain connu. Il en va autrement avec une IA qui deviendrait capable de résister à tout contrôle. Quelle forme de conflictualité avec ses concepteurs prendrait cette résistance? Comment se manifesterait-elle? Défensivement ou offensivement? Par la paralysie ou l'effondrement d'infrastructures essentielles, par le piratage massif de systèmes militaires?

On doit d'autant plus s'inquiéter de ces menaces incertaines que les désordres du monde réduisent considérablement les capacités de réponses. Il ne reste plus grand-chose de la tentative de gouvernance mondiale très imparfaite mise sur pied par les Etats-Unis après 1945. La mode actuelle, qui consiste à se draper à chaque instant dans sa petite souveraineté pour donner l'illusion de l'action face à des défis transnationaux, est une garantie d'impuissance supplémentaire face à une IA devenue voyou, ou son propre condottiere.

L'appel à la pause lancé le 12 septembre par Dario Amodei, patron d'Anthropic, l'un des moteurs qui produisent aux Etats-Unis l'emballement en cours, a été immédiatement écarté d'un revers de main par le locataire de la Maison Blanche (qui en fait un usage anecdotique délirant). Donald Trump est revenu à la Maison Blanche sur le pavois de Meta, d'Amazon et de l'empire Musk, à qui il a promis la dérégulation sans limites, immédiatement traduite par décret présidentiel. Il n'y reviendra pas. Pour le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qui a assimilé comme de coutume les inquiétudes à un « bobard » et à un « complot », à moins que cela ne soit l'inverse, il y a d'autant moins de raisons de ralentir dans cette nouvelle course à l'armement que son pays dispose, selon lui, de quelques mois d'avance sur la Chine, le seul grand rival systémique en la matière.

Pour son homologue Xi Jinping, qui sera reçu à Washington le 24 septembre, le constat est iden-

LES DEUX PRINCIPALES PUISSANCES SEMBLENT SUBIR PLUS QUE CONDUIRE CETTE NOUVELLE COURSE

L'APPEL À LA PAUSE LANCÉ PAR LE PATRON D'ANTHROPIC A ÉTÉ ÉCARTÉ D'UN REVERS DE MAIN PAR TRUMP

tique. La pause est incompatible avec l'objectif de rattrapage, puis de dépassement. Il est donc improbable que la rencontre au sommet débouche sur quoi que ce soit entre deux puissances qui n'ont en commun que l'ambition de l'emporter, et le même entrain à soumettre leurs appareils militaires respectifs à des purges incessantes.

Le ministre de la sécurité d'Etat chinois, Chen Yixin, vient d'ailleurs de classer des modèles américains d'IA comme des risques stratégiques. Un organe de presse de Pékin, le Global Times, a jugé que la mise en garde de Dario Amodei, qui avait souligné le rôle jugé inquiétant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était « truffée de dispositions visant à endiguer la Chine et qu'il s'agit, en substance, d'un "manuel de la guerre froide" pour le secteur de l'IA ».

Une raison d'être

On rêverait pourtant d'une guerre froide de l'IA qui produirait les mêmes conséquences stabilisatrices que la première dans le domaine des armes nucléaires. Car la course à l'atome militaire disputée par les Etats-Unis et l'URSS avait fini par déboucher sur un équilibre de la terreur, la destruction mutuelle assurée, une fois remise en cause la supériorité américaine par Moscou. La course s'était alors limitée pour l'essentiel à la taille des arsenaux et à la portée des vecteurs, ouvrant la voie pendant cinq décennies à des traités permettant de les encadrer. La guerre froide avait produit un autre effet : la limitation imparfaite mais réelle de la prolifération nucléaire, dont aucune superpuissance ne voulait. La machinerie supranationale constituée par l'ONU avait trouvé une raison d'être supplémentaire avec la cré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tomique, en 1957, et le traité de non-prolifération nucléaire, onze ans plus tard.

On est très loin d'une telle perspective avec la nouvelle menace d'apocalypse. Les deux principales puissances semblent subir plus que conduire cette nouvelle course à l'armement. L'IA n'était d'ailleurs mentionnée qu'en passant dans la stratégie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publiée en décembre 2025 par la Maison Blanche, comme dans la stratégie de défense nationale rendue publique un mois plus tard par le Pentagone. La course à l'IA n'a rien à voir de part et d'autre de l'océan Pacifique. Elle reste sous le contrôle étroit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à Pékin, donc d'une dictature, alors qu'elle est portée aux Etats-Unis par un secteur privé qui entretient des relations parfois ambivalentes avec l'Etat fédéral, lorsqu'il revient à ce dernier que la dérégulation sans limites le dépouille de ses prérogatives. Les risques de prolifération d'une IA devenue voyou sont en outre extrêmement élevés compte tenu de la modestie du ticket d'entrée, qui peut étendre son domaine d'action au-delà des acteurs étatiques. L'escalade n'étant pas achevée, la désescalade n'est pas pour demain.

L'ARABIE SAOUDITE ET L'ÉCONOMIE MONDIALE PRISES DANS UN ÉTAU

ÉDITORIAL M

Un piège se referme à nouveau sur la péninsule Arabique et sur l'économie mondiale. Une offensive éclair des rebelles houthistes au Yémen menace en effet le second détroit stratégique de la région après Ormuz. Il s'agit de celui de Bab Al-Mandab, qui relie la mer Rouge à l'océan Indien et par lequel transite près de 9 % du commerce maritime mondial. S'y ajoutent la reprise des affrontements directs entre ces rebelles et l'Arabie saoudite, ainsi que la fermeture, après une attaque de drone conduite par une milice pro-iranienne d'Irak, de l'oléoduc permettant d'exporter le pétrole saoudien par la mer Rouge.

La mise en déroute, par les miliciens yéménites, des forces du gouvernement internationalement reconnu, à proximité du détroit, traduit la volonté des houthistes de profiter du désordre régional introduit par la guerre américain-israélienne contre l'Iran. Ils entendent s'imposer comme des interlocuteurs incontournables dans cette partie du Moyen-Orient.

L'offensive des Etats-Unis et d'Israël contre le régime iranien, qui devait être une « excursion » conduisant à une « reddition inconditionnelle », selon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s'est transformée depuis longtemps en bourbier, avec la double fermeture du détroit d'Ormuz. Par l'Iran, pour imposer un contrôle inédit sur ce goulet stratégique. Par les Etats-Unis, dans l'espoir d'obtenir par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ce dont les armes ont été incapables : une capitulation selon les termes de Washington.

Le régime iranien a beau jeu d'assurer ne pas être impliqué dans l'escalade au Yémen, alors que les houthistes n'avaient pas réagi aux bombardements dont il avait été la cible, en mars. Leur offensive victorieuse le sert considérablement en mettant une nouvelle fois en évidence les capacités de nuisance des ennemis des Etats-Unis. Elle souligne également le peu de consistance d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américaines, Washington étant manifestement resté sourd aux appels à l'aide lancés par le prince héritier saoudien, Mohammed Ben Salman, l'homme fort de Riyad.

L'offensive houthiste ne peut que raviver de mauvais souvenirs chez ce dernier. Fraîchement nommé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en 2015, au début de sa foudroyante prise du pouvoir sous l'égide de son père, le roi Salman, il s'était en effet lancé dans une guerre qu'il s'était montré incapable de remporter en dépit des moyens militaires considérables du royaume.

Mohammed Ben Salman avait fini par s'en désengager en 2022 pour se concentrer sur la 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son pays et sur la préparation de l'après-pétrole. Mais ce projet colossal est percuté par la guerre contre l'Iran, tout comme le modèle de développement des autres monarchies de la rive arabe du Golfe, et la nouvelle offensive houthiste transforme ce rêve saoudien en cauchemar. Elle produit un autre effet négatif en soumettant le pacte de sécurité conclu en août avec la Turquie et le Pakistan, à La Mecque, en Arabie saoudite, à un test auquel ces puissances n'étaient manifestement pas préparées.

Le régime iranien vise clairement une envolée des prix du pétrole, à quelques semaines d'élections de mi-mandat délicates aux Etats-Unis, pour faire plier Donald Trump. Mais le reste du monde, qui n'a rien à voir avec cette guerre, en payera également le prix, tout comme les Yéménites, qui survivent au gré de guerres incessantes dans un pays exsangue.

LE FESTIVAL DU Monde

De g. à dr. et de haut en bas : une soirée sur le parvis ; visite des locaux avec Jérôme Fenoglio ; sous l'arche ; débat à l'auditorium, en septembre 2025. CAMILLE MILLERAND/DIVERGENCE ET MARWEN FARHAT POUR « LE MONDE »

LE FESTIVAL DU MONDE CONJUGUÉ AUX « FÉMININS PLURIELS »

Ateliers, rencontres, débats, concerts, gastronomie... Les femmes sont au cœur de notre rendez-vous annuel

Le Festival du Monde consacrera de nombreux débats à la place de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et proposera un plateau majoritairement féminin. L'événement, organisé au siège du Monde, à Paris, de vendredi à dimanche, croisera, forcément, les enjeux militants du féminisme, mais s'en tiendra à la démarche avant tout journalistique qui constitue son ADN. Alors que certains acquis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n matière de droits des femmes sont aujourd'hui menacés par un retour de bâton, le fameux backlash, et par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u mouvement masculiniste, il nous a semblé pertinent de réaliser un état des lieux dans des domaines aussi variés que la santé, l'argent, l'environnement ou l'engagement féministe, et d'évoquer des sujets comme la maternité, la question du genre dans le sport ou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Trois soirées de cette 12 $^{e}$ édition seront donc placées sous le signe de la femme. Un grand quiz interactif portera sur leur place dans Le Monde le vendredi, un concert solidaire intitulé « Nos voix pour toutes » (complet) sera donné au profit de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le samedi – avec la participation d'Emily Loizeau, de Keren Ann, de Jeanne Cherhal et de Feu! Chatterton –, et un double récital de musique classique 100 % féminin prendra place dans l'auditorium, avec notamment la pianiste Vanessa Wagner, samedi également.

Mais le Festival du Monde, ce sont aussi des ateliers, des expositions, des rencontres avec les différents services de la rédaction, des visites de notre bâtiment, des parcours, des performances artistiques et un « food court » consacré à la gastronomie portugaise. Bref, il y en aura pour toutes... et tous.

L'ÉQUIPE DU FESTIVAL DU MONDE

Anne-Cécile Mailfert, à Paris, le 8 juin. AMAURY CORNU/ HANS LUCAS

«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E LOI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PART DU POINT DE VUE DES VICTIMES »

ENTRETIEN | Présente samedi lors du Festival du Monde, Anne-Cécile Mailfert, présidente de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revient sur le long parcours qui a abouti à la proposition de loi qui va arriver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Confronté à la colère populaire après le viol et le meurtre de Lyhanna, 11 ans, le gouvernement s'est résolu à examiner, début octobre, une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Réclamée de longue date par les collectifs féministes, elle entend apporter une réponse d'ampleur à ces violences, comme l'explique Anne-Cécile Mailfert, présidente de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La disparition de Lyhanna, en mai, a suscité une forte mobilisation citoyenne. Vous attendiez-vous à une telle réaction?

C'est vrai que la mobilisation populaire a un petit peu dépassé mes attentes. Des rassemblements partout en France tous les lundis, pendant un mois, puis une énorme manifestation à Paris, organisée en quelques semaines... Cet élan populaire a dépassé les organisations militantes traditionnelles. Mais, rétrospectivement, cela ne me surprend pas dans la mesure où c'est une réaction à ce qu'on dit depuis des années :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massives, et grâce à #MeToo, il y a eu une explosion des plaintes, donc une explosion de la demande de justice. Mais, en face, il n'y a pas du tout eu la réponse adéquate. On constate même une dégradation du service public, avec des institutions à la peine devant la surcharge de demandes et les moyens en deçà de ceux de tous nos voisins européens. Les gens prennent conscience de cette situation. Ils voient que la culture du viol prospère, que les agresseurs sont protégés par un système d'impunité, que les victimes, lorsqu'elles portent plainte, sont confrontées à une victimisation secondaire [cela désigne, après une infraction, les souffrances supplémentaires causées par la réponse inappropriée des institutions et/ou de l'entourage].

Près de dix ans après #MeToo, qui a mis en lumière le caractère massif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llait-il un électrochoc pour se saisir de celles concernant les enfants?

Avant Lyhanna, il y a eu l'affaire Pelicot, l'affaire Le Scouarnec, les violences dans le périscolaire parisien... Donc, au-delà de l'électrochoc, c'est l'effet accumulation, aussi, qui a joué. La mort de Lyhanna illustre cet effet de trop-plein. La mort d'une petite fille, c'est l'injustice de trop, le crime de trop, comme le dit la comédienne Andréa Bescond. Et c'est une somme d'injustices, avec, par exemple, la maman de Rosa, la victime avant Lyhanna, qui est allée porter plainte, en vain.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eux, ont d'abord rejeté la faute sur la procureure d'Auch, sans apporter une réponse globale. C'est grâce aux rassemblements devant les tribunaux tous les lundis soir en juin que le gouvernement a accepté de discuter de la loi intégrale. Ce qui est magnifique, c'est que la loi vient du mouvement social et qu'elle s'impose par la pression populaire.

Nous les féministes, depuis le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on se bat pour qu'elle voie le jour. C'est un travail de longue haleine. En 2024, il y a eu une accélération avec cette une historique du Monde [datée du 15 mai], rassemblant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avaient témoigné dans le cadre de #MeToo, et qui réclamaient une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On a ensuite lancé la coalition avec près de 200 associations, ainsi qu'une pétition qui a dépassé les

100 000 signataires [le compteur en affichait plus de 348 000, le 15 septembre], puis la coalition parlementaire emmenée par Céline Thiébault-Martinez a traduit les 140 mesures en un texte déposé en novembre 2025. Donc quand arrive l'affaire Lyhanna, nous sommes prêtes.

En quoi la loi-cadre répond-elle au caractère systémique de ces violences?

Elle reprend la philosophie féministe d'une analyse d'un systèm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sont à la fois le reflet d'une culture, d'une impunité et des victimes qu'on laisse sur le côté. Ça touche tous les milieux, tous les domaines d'activité.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 GRÂCE À #METOO, IL Y A EU UNE EXPLOSION DES PLAINTES, ET DONC DE LA DEMANDE DE JUSTICE »

ANNE-CÉCILE MAILFERT présidente de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dans cette loi intégrale. Contrairement à ce qu'en pensent ses détracteurs, ce n'est pas une loi répressive, carcérale. La loi va de la prévention à la réparation, en passant par une transformation du système police-justice. Cela touche à la fois au numérique, au code du travail, aux mineurs, à la prostitution, aux mariages forcés... Elle prend en compte toutes les vulnérabilités et affirme qu'il y a une surexposition aux violences des femmes handicapées, des femmes étrangères, des femmes prostituées.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peut-être, elle part du point de vue des victimes. Au-delà du vote de la loi, la réussite d'une telle réforme requiert des moyens financiers importants.

Les avez-vous chiffrés, et quels sont les

engagements du gouvernement sur ce point? La nouvelle loi, retravaillée avec le Conseil d'Etat, a été redéposée le 11 août. Elle intègre, dans son avant-dernier article, un vœu budgétaire de 3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pendant trois ans. Il faudra se mobiliser à l'occasion d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qui suivra. Une chose est certaine, c'est que si on ne donne pas aux institutions les moyens de fonctionner, elles seront ultradépendantes du pouvoir politique en place, comme aujourd'hui, et des priorités fixées par les ministres aux policiers et aux magistrats. Le combat n'est pas terminé. Si nous avons gagné sur la méthode, il faut maintenant l'emporter sur le fond. Nous allons nous battre pour que l'ambition de la loi soit maintenue. Et cela va être dur, dans un contexte préprésidentiel, où aucun parti n'a intérêt à travailler avec nous, parce que cette loi intégrale rassemble, casse toute la polarisation en cours. Dans ce contexte, je pense qu'elle n'aboutira que si la mobilisation populaire, elle, se poursuit.

PROPOS RECUEILLIS PAR SOLÈNE CORDIER Samedi à 19 h 30, la rencontre animée par la journaliste Solène Cordier autour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avec Anne-Cécile Mailfert, aura lieu sur le parvis du « Monde ». Le débat sera suivi d'un concert solidaire inédit, « Nos voix pour toutes × “Le Monde” ». Tarifs : plein à 35 €, réduit à 28 €, abonné à 27 € et jeune à 10 €.

HUIT ARTISTES POUR UN CONCERT SOLIDAIRE INÉDIT

Feu! Chatterton, Jeanne Cherhal, Augusta... « Le Monde » organise une soirée avec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et à son bénéfice

C e fut une photo historique. Le 14 mai 2024, 100 personnalités du mouvement #MeToo posaient en une du Monde (datée du 15 mai), afin de porter la voix de toutes les femm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Cette première page était accompagnée d'une tribune signée par près de 150 personnalités, demandant une «loi intégrale »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n deux ans, les affaires de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de viol, de féminicide, n'ont malheureusement pas cessé. Pire encore, la remise en cause des droits conquis pendant des décennies s'impose comme une réalité partout dans le monde. Pour la 12 $^{e}$ édition de son festival, Le Monde a donc choisi de s'associer avec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pour proposer, samedi 19 septembre, un concert solidaire exceptionnel, « Nos voix pour toutes × Le Monde ».

Après une rencontre animée par la journaliste Solène Cordier autour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sur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en présence de la présidente de la fondation, Anne-Cécile Mailfert, huit artistes reconnus de la scène française feront vibrer le parvis du journal avec des showcases inédits. Tous les bénéfices de la soirée seront reversés à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qui apporte un soutien financier, juridique et matériel aux associations de terrain accompagnant l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Keren Ann, Arthur Fu Bandini...

« En France, sans le travail incroyable du tissu associatif et les enquêtes menées par des médias engagés,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passeraient sous silence, affirme la chanteuse et compositrice Jeanne Cherhal, qui se produira sous l'arche du Monde. Quand on m'a demandé de me joindre à ce grand concert de soutien, je n'ai pas hésité une seconde. Ensemble, donnons de la voix!» Au piano, l'artiste racontera à travers ses chansons féministes et joyeuses le temps qui passe, l'amour, le quotidien. Autour d'un piano toujours se succéderont Emily Loizeau, qui, vingt ans après L'Autre Bout du monde, continue de tracer un chemin singulier dans la chanson française, et Keren Ann, qui déclare sa flamme à la capitale dans Paris Amour.

À découvrir aussi, l'écriture rock et brute d'Arthur Fu Bandini, Parisien gouailleur et «promesse» du Monde en 2026, la voix et le violoncelle envoûtants de la Franco-Algérienne Nesrine Belmokh et le folk délicat d'Augusta, à la guitare acoustique. Un concert solidaire qui s'achèvera par le rap engagé du Belge Youssef Swatt's et le rock incandescent du quintette Feu! Chatterton, pour électriser le parvis du Monde jusqu'au bout de la nuit.

«Nos voix pour toutes × “Le Monde” », samedi de 19 h 30 à 0 h 30. Tarifs : plein à 35 €, réduit à 28 €, abonné à 27 € et jeune à 10 €.

UNE RESTAURATION 100% PORTUGAISE

ENTRETIEN | Monica Gomes, du restaurant Olaias, est l'une des quatre chefs qui serviront leur cuisine aux festivalier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Festival du Monde met à l'honneur le Portugal pour régaler les festivaliers. En accès libre, un « food court » de spécialités lusitaniennes, organisé avec le Food Market et en partenariat avec Visit Portugal, ouvrira ses portes du vendredi 18 au dimanche 20 septembre. Quatre restaurants et leur chef seront présents. Trois adresses parisiennes, Canelas pour la partie sucrée, Ofir pour des classiques revisités, et Sapinho pour les plats traditionnels à partager, mais aussi le restaurant Olaias, installé à Figueira da Foz, sur la côte portugaise. Distingué par un Bib Gourmand 2024 du guide Michelin Portugal, il est dirigé par Monica Gomes, qui cuisine le riz dans tous ses états.

Chez Olaias, vous modernisez la cuisine portugaise et

travaillez, notamment, le riz... Nous le cuisinons en version caldoso – un riz crémeux en bouillon – ou au four. Nous le cuisons dans un four en terre cuite pour qu'il soit croustillant sur le dessus et moelleux en dessous, et qu'il ait plus de saveur. Cela nous permet de proposer un riz au poisson, un autre plus épicé avec du curcuma, ou encore une option légère avec citron, coriandre, palourdes et sauce au lait de coco. Et notre carte évolue au gré des saisons.

Je ne considère pas ma cuisine comme traditionnelle. Bien sûr, ma base est portugaise, très en-racinée, mais j'ai aussi d'autres influences. Par exemple, je propose deux desserts typiquement français – la crêpe Suzette et le soufflé au chocolat. On mange si bien en France, je ne sais pas comment vous gardez la ligne, vous les Français!

A l'origine, vous n'étiez pas destinée à être cheffe. Comment cette passion est-elle venue?

J'ai d'abord été professeure d'éducation physique et sportive, mais j'ai toujours eu un goût immense pour la cuisine. J'ai vécu avec ma grand-tante, qui était une sorte de gouvernante dans une maison où elle a servi toute sa vie. J'ai donc grandi entourée de casseroles et de marmites avec l'idée que la nourriture, la table, était une source d'immense plaisir. Mon mari étant dans le métier, j'ai décidé de me reconvertir après des stages, notamment auprès de chefs français, et nous avons ouvert notre restaurant, Olaias, en 2021. J'ai donc pris un chemin un peu improvisé, mais je pense que c'est le cas pour de nombreux chefs.

Cette édition du Festival du Monde met les femmes à l'honneur. Quelle place les cheffes occupent-elles au Portugal?

Au Portugal, 80 % des chefs sont des hommes, 20 % des femmes. Alors qu'à la maison, c'est l'inverse! Peut-être parce qu'il n'y a pas cette position de pouvoir. Mais les choses évoluent. Il y a dix ou quinze ans, on comptait les cheffes sur les doigts d'une main. Aujourd'hui, je trouve qu'on donne plus de visibilité aux femmes en cuisine, et certaines obtiennent même des distinctions. Comme la cheffe Marlene Vieira, qui a obtenu une étoile Michelin en 2025 pour son restaurant Marlene, mais aussi Rita Magro, la plus jeune cheffe à avoir eu une étoile au Portugal, en 2025 aussi, et qui officie maintenant au restaurant Atrevo.

Le festival vous donne carte blanche pour proposer des plats portugais à votre image. Qu'allons-nous déguster?

Au menu, il y aura des croquettes d'alheira – une saucisse fumée proche du chorizo –, mais également de la morue au citron, coriandre et crémeux de maïs, et enfin un couscous d'aubergines, purée de pois chiches et paprika. Le Portugal dans l'assiette!

PROPOS RECUEILLIS PAR JOSÉFA LOPEZ

Le «food court » de cuisine portugaise du Festival du Monde, sera ouvert de vendredi midi à dimanche en fin de journée. Un bar proposera également une sélection de vins de l'Alentejo au Douro. Plats entre 3 € et 13 €. Vin à partir de 5 €. En accès libre.

RÉPARER L'EXCISION

Une exposition en libre accès retrace la reconstruction de femmes mutilées

Mettre en images les parcours de réparation des femm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c'est la mission que s'est donnée la photographe Elodie Ratsimbazafy, accompagnée de la documentariste sonore Karine Le Loët, dans l'exposition « Réparer les vivantes ». Ce travail documentaire, mené en immersion à l'unité de réparation des femmes victimes de mutilations sexuelles de l'hôpital de Montreuil (Seine-Saint-Denis), met en lumière ces femmes violentées.

Elles ont capté leurs regards, leurs récits, leurs parcours face à une réalité: selon l'Unicef, 4,5 millions de filles, pour la plupart âgées de moins de 5 ans, risquent d'être victimes de mutilations génitales féminines en 2026 et, la même année, la France compte près de 139 000 femmes mutilées. La région parisienne est la plus touchée, tout particulièrement en Seine-Saint-Denis, avec 7,2 % de femmes excisées.

Horrifiées par ces chiffres, Elodie Ratsimbazafy et Karine Le Loët ont voulu rendre compte de cette problématique de santé publique qui touche au droit fondamental des femmes à disposer de leur corps, et montrer leur chemin vers la reconstruction. En acceptant de se dévoiler et de prendre la parole, les femmes photographiées sont déterminées à lutter contre les traditions archaïques comme l'excision.

L'exposition « Réparer les vivantes » est à découvrir du 10 au 21 septembre sur le parvis du « Monde ». Accès libre.

La cheffe Monica Gomes, du restaurant Olaias, à Figueira da Foz (Portugal), spécialisé dans le riz, le 4 juin 2025. INÉS HORTELA/ RESTAURANT OLAIAS

TITIOU LECOQ: « LONGTEMPS, LE FÉMINISME A EU UN PROBLÈME AVEC L'ÉCONOMIE »

ENTRETIEN | L'autrice du livre « Le Couple et l'argent » revient sur les disparités financières entre hommes et femmes

Une vie professionnelle qui rapporte toujours plus aux hommes. Une vie de couple qui, trop souvent, appauvrit les femmes. Des familles qui tendent à favoriser financièrement les garçons.

Si l'argent n'a pas d'odeur, il a manifestement un sexe. Pourquoi ces différences persistent-elles? Quels leviers actionner pour les effacer ? L'argent reste-t-il une affaire d'hommes? Cinq expertes des finances au féminin en débattront dimanche 20 septembre, à partir de 15 h 30, à l'auditorium du Monde. Parmi elles, la journaliste féministe Titiou Lecoq, autrice du livre Le Couple et l'argent. Pourquoi les hommes sont plus riches que les femmes (L'Iconoclaste, 2022), qui a contribué à la prise de conscience, en France, des différents mécanismes à l'œuvre derrière ces inégalités. Elle est notamment connue pour sa « théorie du pot de yaourt ». L'idée ? Les femmes en couple ont tendance à financer les achats du quotidien, les hommes à régler les grosses dépenses; à la séparation, monsieur repart avec la voiture, madame avec les pots vides...

Les résultats des enquête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sur l'éducation financière sont frappants : les femmes maîtrisent moins les sujets financiers que les hommes – le taux d'inflation, la définition d'une action, le calcul des intérêts, etc. L'argent est-il une affaire d'hommes ?

Plus il y a d'argent dans une famille, plus c'est l'homme qui le gère. Comme l'explique l'historienne Michelle Perrot, la féminité est construite sur l'idée du don de soi, la masculinité sur la puissance économique. Le don est gratuit, et une femme qui se met à compter, paternité obligatoire de la même durée que celui des femmes. Il est important que les pères se retrouvent seuls avec leur bébé : à cet égard, je regrette que le législateur n'ait pas imposé qu'une partie du nouveau congé de naissance [entré en vigueur le 1er juillet] soit prise de façon non simultanée par les parents.

Titiou Lecoq, à Paris, le 15 juin 2022. CHLOÉ VOLLMER-LO

Pour les salaires, j'attends beaucoup de la transposition en droit français de la directive européenne sur la transparence [le projet de loi doit donner aux salariés le droit de connaître la rémunération moyenne de leurs collègues occupant un poste équivalent, et remplacer l'index Pénicaud, instauré en 2018]. L'index Pénicaud a mis le sujet sur la table dans les entreprises, mais n'a pas gommé les écarts.

Les femmes ont beau être conscientes des inégalités de salaire globales, elles ne se pensent généralement pas concernées au niveau individuel. Souvent, c'est par hasard qu'elles se rendent compte qu'elles sont moins payées, en discutant avec un collègue ou en tombant sur la fiche de paie d'un autre. Tant qu'elles ne se savent pas personnellement discriminées, il ne se passe rien.

Que conseillez-vous à celles qui s'interrogent sur ces questions d'argent?

« LES FEMMES SONT TRÈS BONNES POUR GÉRER LES DÉCOUVERTS, LE SURENDETTEMENT, LE MANQUE D'ARGENT »

Le plus important est de garder un compte bancaire personnel, il sera indispensable si vous devez faire face à des violences économiques, ou des violences tout court. Pour le reste, prenez conscience que toutes nos décisions de vie ont des impacts économiques, même si on ne nous a pas appris à les voir comme ça.

c'est un peu moche. Ce système de valeurs est profondément intégré. Difficile d'aller à son encontre, à moins, peut-être, de développer l'éducation financière à l'école.

Que les femmes maîtrisent moins que les hommes la gestion du patrimoine ne signifie toutefois pas qu'elles n'y connaissent rien en matière de finances. Elles sont très bonnes pour gérer les découverts, le surendettement, le manque d'argent en général. Gérer sa pauvreté, s'en sortir avec peu, cela demande des compétences financières! Mais ce n'est pas celles qui sont mises en avant dans les enquêtes.

En 2022, votre livre dressait un triste constat : les femmes se font potentiellement arnaquer financièrement toute leur vie, de l'argent de poche à la retraite, au travail comme à la maison. La situation a-t-elle évolué?

Il y a eu une vraie prise de conscienc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i, longtemps, le féminisme français a eu un problème avec l'économie, notamment parce que les féministes étaient de gauche, ces inégalités sont désormais présentes dans notre esprit. On trouve des études pointues sur le sujet, des comptes Instagram qui vulgarisent ces questions, etc. Que beaucoup de femmes aient désormais conscience qu'elles ont le pouvoir d'agir sur leurs finances est un progrès, une première étape, mais dans les faits,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globale des femmes n'a pas évolué et des réformes sont nécessaires.

Quelles sont les réformes prioritaires?

Il y a mille problèmes en matière d'égalité financière femmes-hommes, donc mille leviers à actionner. L'individualisation du taux de prélèvement à la source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pour les couples, entrée en vigueur en 2025, est une très bonne mesure. [Elle a permis à celui des deux qui gagne le moins de ne plus se voir appliquer le même taux que l'autre.] Mais il faut aller plus loin : déconjugaliser l'impôt sur le revenu. Le calcul commun, favorisant plutôt les couples avec des écarts de revenus, a un effet négatif sur le travail des femmes.

Vous décidez de partir de chez vos parents pour être indépendante, quand votre frère lui, choisit de rester encore un peu? Ayez conscience que vos loyers seront autant d'argent non économisé. Interrogez-vous sur le statut de votre union – concubinage, pacs ou mariage. Certains régimes matrimoniaux protègent bien plus que d'autres, mais, la plupart du temps, les gens n'y connaissent rien en contrat de mariage, c'est pourtant bien plus important que le choix du buffet!

Il faut également déconjugaliser le calcul des aides sociales, pour que les revenus du partenaire ne soient plus pris en compte, comme cela a été fait pour l'allocation adulte handicapé, et instaurer, pour les hommes, un congé

Demandez-vous si le fonctionnement financier de votre couple correspond à vos valeurs. Pourriez-vous partager les dépenses plus équitablement? Mieux répartir vos richesses? Comment accorder une valeur aux tâches ménagères? Reposez-vous ces questions dès que votre situation évolue – à l'arrivée d'un enfant, quand il entre à l'école, si vous changez de travail...

PROPOS RECUEILLIS PAR AURÉLIE BLONDEL Dimanche à 15 h 30, participez au débat « L'argent, une affaire d'hommes » avec Rebecca Amsellem, fondatrice de la newsletter féministe « Les Glorieuses », Héloïse Bolle, fondatrice du cabinet Oseille & Compagnie, Insaff El Hassini, juriste financière, créatrice du podcast « Ma juste valeur », Titiou Lecoq, journaliste et essayiste, et Nicole Prieur, thérapeute familiale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d'argent. Sur réservation.

MATRIMOINE : ET SI L'AVENIR DU PATRIMOINE S'ÉCRIVAIT AU FÉMININ ?

TRIBUNE |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adjointe de Société générale plaide pour un meilleur accompagnement financier des femmes

Dans les prochaines décennies, des milliers de milliards d'euros vont changer de mains en France. C'est l'un des plus grands transferts de richesse de notre histoire. Et cette fois, il aura un visage largement féminin. Les femmes vivent plus longtemps. Elles héritent plus souvent, en tant que conjointes survivantes. Elles pèsent chaque année davantage dans la vie économique, entrepreneuriale, professionnelle et elles décident, seules, de plus en plus souvent, de l'épargne, de l'investissement, de la transmission de leur résidence principale.

Ce mouvement porte un nom oublié: le matrimoine. Au Moyen Age, il désignait les biens transmis par la mère, en écho au patrimoine légué par le père. Ce mot mérite de reprendre toute sa place aujourd'hui. Mais un fossé persiste. Seules 24% des femmes déclarent détenir des placements financiers, contre 45% des hommes, selon le baromètre 2026 de l'épargne et de l'investissement de l'Autorité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Et 47% d'entre elles ne se sentent pas assez compétentes pour gérer leur patrimoine, contre 31% des hommes, selon une étude « Femmes et patrimoine » menée par Ipsos-BVA pour Société générale via l'omnibus Ipsos.Digital en février.

Ce n'est ni un manque d'intérêt ni un manque de capacité. Les femmes ont, en général, un rapport rigoureux à l'épargne et au budget. Le vrai frein, c'est la légitimité qu'elles s'accordent – ou pas – à investir. Or, la confiance ne se décrète pas. Elle se construit. J'en suis convaincue: la connaissance est le levier le plus puissant de liberté financière. Investir ne s'improvise pas et n'est pas réservé à quelques initiés. Cela s'apprend : définir ses objectifs, choisir son horizon, diversifier, mesurer les risques. Une compétence, pas un don. Cette compétence change des vies entières : financer des études, acheter un logement, monter une entreprise, traverser un virage professionnel, préparer sa retraite, transmettre à son tour.

Aux banques revient une responsabilité claire: non pas décider à la place de leurs clients, mais leur donner l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comparer, choisir. Dans un monde financier toujours plus complexe, une information limpide et un conseil de qualité valent de l'or. C'est le sens de l'engagement de Société générale auprès des femmes entrepreneurs et de l'ensemble de ses clients: rencontres, masterclass, prises de parole d'expertes, contenus pédagogiques. Avec Matrimoine, que nous lançons aujourd'hui, nous changeons d'échelle: un programme qui rassemble, amplifie et rend enfin concrètes toutes ces initiatives.

Cette démarche s'inscrit dans notre signature « Parlons argent ». Parler d'argent, c'est parler de projets, d'avenir, de liberté. C'est donner à chacune les moyens de décider en toute autonomie. A l'heure où les patrimoines changent de mains, nous avons une 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 : faire en sorte que cette redistribution de richesse s'accompagne d'un partage tout aussi ambitieux de savoir, de confiance et de pouvoir d'agir. Faire du matrimoine un levier d'émancipation, c'est permettre à davantage de femmes de prendre toute leur place dans les décisions qui façonnent leur avenir – le leur, celui de leur famille, celui de notre société. En accompagnant cette transformation, nous ne préparons pas seulement les successions de demain. Nous construisons une société où savoir gérer son argent devient un facteur d'émancipation, de responsabilité et de prospérité durable.

Lubomira Rochet, directrice générale adjointe chargée des activités de banque de détail en France, banque privée et assurances de Société générale

Dimanche à 15 h 30, participez au débat « L'argent, une affaire d'hommes ». Suivi d'un échange avec Samia Yakoubi, de Société générale Private Banking. Sur réservation.

À BASTILLE, LE RECYCLAGE TEXTILE EN ÉTENDARD

RENCONTRE | A l'occasion de la Paris Design Week, des drapeaux fabriqués avec des vêtements usagés flottent autour de la colonne de Juillet

D e loin, on devine des couleurs, des formes, un oiseau, un soleil, qui offrent un souffle nouveau à la place de la Bastille. Lorsqu'ils s'approchent, les passants découvrent

des étendards flottant au vent, accrochés tout autour de la colonne de Juillet, sur d'immenses mâts en bambou. Les yeux levés vers le ciel, le tour du monde peut commencer.

Car l'œuvre monumentale 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 imaginée par les designers Claire Renard et Jean-Sébastien Blanc, se compose de 196 drapeaux – les 195 pays membres et observateur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uxquels s'ajoute un drapeau blanc, symbole de paix. Chacun de ces étendards, unique, a été fabriqué à la main à partir de vêtements usagés pour raconter le monde comme un tissu de cultures et de métissages. « Nous avons imaginé une installation qui parle de paix et de coexistence, dans un monde où les guerres sont omniprésentes, pour des enjeux de territoire, de pouvoir. Certes, le drapeau est un étendard identitaire, mais en assembler 196, c'est porter un message fort sur le vivre-ensemble », revendique le duo de designers.

Une œuvre à découvrir jusqu'au 20 septembre pendant la Paris Design Week et imaginée en partenariat avec le Festival du Monde, le Centre des monuments nationaux et l'éco-organisme Refashion, qui accompagne les acteurs de la filière textile avec pour objectif de donner une seconde vie aux vêtements, au linge de maison et aux chaussures. Car c'est à partir de vêtements récupérés auprès de collecteurs partenaires de Refashion, notamment la ressourcerie Vosges TLC, que les designers ont

« 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 », à Paris, le 7 septembre. JEAN-SÉBASTIEN BLANC

« NOUS AVONS COLLECTÉ 1 TONNE DE TEXTILES, ET 400 KILOS ONT FINALEMENT ÉTÉ NÉCESSAIRES À NOTRE CRÉATION! »

CLAIRE RENARD designer

travaillé. « Nous avons collecté 1 tonne de textiles, et 400 kilos ont finalement été nécessaires à notre création! Nous avons d'abord effectué des tris par couleur : il nous fallait 30 % de rouge, puis essentiellement du blanc, du bleu, du vert, du jaune et du noir. Ensuite, nous sommes partis à la recherche de pièces qui évoquent un pays, une culture. Le centre de tri regorgeait de trésors! », explique Claire Renard.

« Chaque drapeau raconte un voyage »

Le drapeau japonais est ainsi tissé de kimonos blancs. Pour composer l'étendard tricolore, les designers ont chiné un bleu de travail, une blouse blanche de chef cuisinier et une couverture rouge Air France. « Nous voulions que chaque drapeau raconte un voyage, une histoire, que ce soit à travers des matières – le wax pour la Côte d'Ivoire, le damas pour la Syrie –, des vêtements – une jupe flamenco pour l'Espagne, des maillots de foot du Bayern de Munich et du Borussia Dortmund pour l'Allemagne –, ou des symboles – un tissu bleu trouvé pour l'Ukraine, qui dit la douleur, l'absence », détaille Jean-Sébastien Blanc.

C'est à Ivry-sur-Seine (Val-de-Marne), dans les ateliers de l'association Huriya, qui œuvre pour la revalorisation textile, que les designers ont élaboré leurs patchworks, avant qu'une équipe d'une quinzaine de couturiers ne vienne épingler, puis coudre ces étendards à la machine. «Pour certaines pièces, nous avons dû aussi coudre des éléments à la main, comme le feuillage de l'arbre au cœur du drapeau de la Guinée équatoriale, ou l'aigle royal perché sur un cactus du drapeau mexicain», raconte Daniela Sanchez Cerrato, l'une des couturières artistes textiles de Huriya. Réalisée au point de chaînette, la broderie du drapeau du Belize est un bijou de délicatesse.

Sur la place de la Bastille, les passants tournent autour de la colonne de Juillet, d'un côté, puis de l'autre, s'immortalisent devant un drapeau qui leur est cher, ou se lancent dans un quiz grandeur nature. Fournis par la coopérative Bambouscoopic, les jolis mâts en bambou ajoutent une âme à l'œuvre. Pour le duo d'artistes, cofondateurs du Studio 5.5, qui défend depuis vingt ans un design engagé et politique, utiliser cette matière était une évidence.

Tout comme le désir de travailler le textile : « Le flux de vêtements qui s'écoule aujourd'hui sur le marché est un fléau écologique. Comment nous, designers, pouvons-nous délivrer un message à ce sujet ? 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 est aussi là pour sensibiliser le grand public aux notions de réemploi, de réparation, de circularité et, bien sûr, au geste de tri textile. » Le message est clair : les vêtements et les chaussures ne se jettent jamais à la poubelle, mais dans des points de collecte. Et le rebut peut même devenir œuvre d'art. Chacun de ces drapeaux est d'ores et déjà en vente aux enchères chez Drouot Estimations, jusqu'au 20 septembre.

YOANNA SULTAN-R'BIBO

A l'occasion de la Paris Design Week, l'installation « 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 » sera à retrouver sur la place du même nom, à Paris, jusqu'au 20 septembre, en accès libre. Pendant le Festival du Monde, venez également rencontrer les designers Claire Renard et Jean-Sébastien Blanc ainsi que Sandrine Bandini, directrice marketing et communication de Refashion, samedi à 12 heures, en accès libre. Et lors d'un parcours menant à la Bastille pour découvrir leur œuvre in situ, à partir de 13 heures, sur réservation. Tarifs de 11 € à 15 €.

« AUCUN VÊTEMENT NE SE JETTE »

ENTRETIEN | Maud Hardy,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l'éco-organisme Refashion, rappelle l'importance de la gestion des déchets de la filière textile et chaussures

Quelque 3,6 milliards. C'est le nombre vertigineux de pièces textiles – vêtements, linge de maison ou chaussures – achetées par les Français

en 2025, soit une hausse d'environ de 40 % en dix ans. Réduire l'impact environnemental de ces produits devient donc une urgence. Telle est la mission de l'éco-organisme Refashion, agréé par les ministères de l'écologie et de l'économie pour prévenir et gérer les déchets de la filière textile et chaussures.

L'éco-organisme agit à chaque étape : il finance et accompagne la collecte, le tri, le réemploi et le recyclage des produits usagés, sensibilise le grand public aux gestes de tri et à la réparation, et accompagne les marques et acteurs de la mode vers une production plus durable et circulaire. Partenaire du Festival du Monde et de Paris Design Week à travers l'œuvre 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 exposée jusqu'au 20 septembre autour de la colonne de Juillet, Refashion proposera tout au long du week-end du festival, de vendredi à samedi, des ateliers de réparation de vêtements et de sneakers ainsi que l'exposition « Tissu de vérité » pour comprendre les coulisses du secteur textile. Maud Hardy,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Refashion, revient sur les missions de l'éco-organisme et les transformations à l'œuvre dans la filière.

Avec la grande campagne de sensibilisation « On prend tout », lancée en mai, Refashion sensibilise le grand public sur le tri des textiles. Ce geste est-il entré dans les mœurs de Français ?

En 2025, sur les 917 000 tonnes de textiles, linge de maison et chaussures vendus en France, seuls 30 % ont été collectés. C'est très peu! Cela signifie que 70 %, soit près de 10 kilos par an et par personne, finissent dans les ordures ménagères, pour être ensuite incinérés ou enfouis. C'est une catastrophe environnementale et un véritable gâchis de ressources!

Il y a donc nécessité aujourd'hui de sensibiliser l'ensemble des citoyens sur le fait qu'aucun vêtement ou chaussure, qu'il soit trouvé, abîmé, déchiré, taché, ne se jette à la poubelle. Mais cela va prendre du temps: il a fallu dix ans pour comprendre que « les antibiotiques, c'est pas automatique », trente ans pour qu'on prenne l'habitude de trier le verre parce que nous avons compris qu'il s'agissait d'une ressource importante. Notre rôle est donc de faire comprendre par tous les moyens que le coton, le polyester ou le polyamide sont aussi des ressources inestimables.

Existe-t-il beaucoup de points de collecte en France?

Oui, près de 47 000, soit un pour 1500 habitants. C'est un maillage très dense, qui permet de trouver facilement une solution à proximité de chez soi. Ce sont les bornes que vous voyez dans la rue et il existe aussi des points de collecte dans les mairies, les ressourceries ou les entreprises. Sur le site Refashion.fr, une carte vous indique l'endroit le plus proche de chez vous pour déposer vos vêtements et chaussures usagés. L'enjeu est maintenant de faire de ce geste un réflexe : lorsqu'une chaussure est trouée ou qu'un vêtement est trop usé pour être porté, on le met dans un sac fermé et on le dépose dans un point de collecte.

Que devient la matière textile une fois collectée?

Sur les 270 000 tonnes collectées en 2025, 55 % sont réorientés vers de la seconde main après tri: cela veut dire que plus de la moitié des vêtements, linge de maison ou chaussures collectés vont avoir une deuxième, voire une troisième vie, sur des marchés très demandeurs de pièces d'occasion, comme certains pays africains. Ce sont 36 % qui sont recyclés, pour produire du fil, des isolants ou d'autres matériaux. Enfin, 8 % servent à créer du combustible solide de récupération, solution de remplacement aux combustibles fossiles. Le taux de valorisation de ces vêtements et chaussures usagés est donc très élevé!

Que va changer la réglementation sur l'ultrafast-fashion et le système de malus visant les marques Shein, Temu et AliExpress, votée en juillet 2026 et appliquée depuis le 1 $^{er}$ septembre ?

Depuis deux ans, Refashion a été très sollicité par les parlementaires sur le sujet et nous saluons toutes les initiatives qui visent à réduire l'impact environnemental de la filière. C'est le rôle de notre éco-organisme. Il va maintenant falloir travailler sur la mise en œuvre opérationnelle de cette loi, et accompagner les 15 000 marques présentes en France. Est-ce que le malus sur les marques d'ultrafast-fashion va dissuader le consommateur? Il est encore trop tôt pour le dire ; ce qui est sûr, c'est que toutes les dispositions qui donnent des clés de lecture au consommateur et le rendent conscient des impacts environnementaux de son achat sont essentielles.

S'associer à l'installation monumentale « La Re-prise de la Bastille », qui expose 196 drapeaux fabriqués à partir de vêtements usagés, créés par les designers Claire Renard et Jean-Sébastien Blanc, est-ce œuvrer pour cette prise de conscience?

Bien sûr. Le premier message, c'est la sensibilisation du grand public. Faire comprendre que tous les vêtements, quel que soit leur état, ont droit à une deuxième, une troisième, voire une quatrième vie. Et quel heureux destin que celui de devenir un drapeau, une œuvre d'art! Cette œuvre permet aussi de montrer que le mouvement vers l'économie circulaire doit être collectif. La révolution verte ne fonctionnera pas si on ne travaille pas tous ensemble. Si le monde est un tissu de cultures, la mode – il suffit d'enlever un « n » – est elle aussi faite de coutures, de « mé-tissages »... Notre filière est un peu une allégorie du monde, et tous ses acteurs ont besoin de travailler ensemble, à chaque niveau, pour la rendre plus vertueuse.

PROPOS RECUEILLIS PAR Y. SU. L'exposition « Tissu de vérité » est en accès libre de vendredi à dimanche, de 10 heures à 20 heures, dans le hall sud du « Monde ».

Personnalisez vos fripes avec l'association Huriya, samedi de 16 heures à 18 heures. Et restaurez vos sneakers avec Nouvel Artisanat, dimanche de 14 heures à 18 heures. Gratuit, lors de notre festival, sur le parvis du journal, avec Refashion. Venez également rencontrer les designers Claire Renard et Jean-Sébastien Blanc, samedi à 12 heures, en accès libre. Et suivez le parcours menant à la Bastille pour découvrir leur œuvre in situ, à partir de 13 heures, sur réservation. Tarifs de 11 € à 15 €.

Le Monde

Siège social : 67-69, avenue Pierre-Mendès-France - 75013 PARIS Tél. : +33 (0)1-57-28-20-00 Edité par la Société éditrice du « Monde » SA Président du directoire, 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 Louis Dreyfus Directeur du « Monde » : Jérôme Fenoglio

La reproduction de tout article est interdite sans l'accord de l'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paritaire des journaux et publications n° 0722 C 81975. ISSN : 0395-2037

Pré-presse Le Monde Impression L'Imprimerie - 79, rue de Roissy - 93290 Tremblay-en-France Printed in France

Origine du papier : France, Belgique. Taux de fibres recyclées : 87 %. Ce journal est imprimé sur un papier issu de forêts gérées durablement et de sources controlées. Eutrophisation : PTot = 0.008 kg/tonne de papier.

« LE MONDE » SE MET À LA PAGE DES FEMMES

RÉCIT | Quasi exclusivement écrit et dirigé par des hommes à ses débuts en 1944, le journal aussi a fait,

peu à peu, ses révolutions féministes

L e premier organigramme du Monde, en décembre 1944, ne mentionne qu'un seul prénom féminin, celui de la romancière

Germaine Beaumont, première femme à recevoir le prix Renaudot (1930). Mixité fugace: après deux billets, sa signature disparaît des colonnes du quotidien. Il faudra plusieurs décennies pour que le bastion masculin cède. Une première journaliste, Nicole Fiévet, est recrutée en 1948, une deuxième, en 1950, mais, dans les années 1950 et 1960, la rédaction reste, selon l'historien Patrick Eveno, «le domaine réservé des hommes». Quand Alain Beuve-Méry, fondateur du journal, quitte le quotidien en 1969, elles ne représentent que 11,3% des effectifs.

Les quelques femmes qui parviennent à se faufiler dans ce monde d'hommes sont toutes dotées d'un caractère bien trempé. D'autres jouissent d'un prestige social qui les aide à franchir les barrières: Claude Sarraute est la fille de la romancière Nathalie Sarraute et la femme du philosophe Jean-François Revel; Yvonne Baby a pour père l'historien Jean Baby et pour beau-père l'intellectuel Georges Sadoul.

Parce que Le Monde est un journal « adossé à son époque », selon le mot de Jean-Marie Colombani, il finit cependant par prêter attention au puissant mouvement d'émancipation qui émerge dans la « grande » décennie 1970. Lors du débat sur la légalisation de l'avortement, en 1974, Le Monde se range aux côtés de Simone Veil.

Un même engagement en faveur des droits des femmes marque la décennie suivante. Lors de la réforme de la définition légale du viol, en 1980, Laurent Zecchini applaudit un texte qui remet en question les « siècles de bonne conscience, la pesanteur de ce code non écrit qui fait d'un crime odieux un simple incident de parcours dans l'épanouissement de la virilité ».

Et lorsque Marguerite Yourcenar devient la première femme à entrer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l'année suivante, Jacqueline Piatier, dont la féminité n'est plus dissimulée par un «J» en signature, salue l'«éclatement d'un club».

« Sexisme ordinaire »

Si le journal se soucie, à partir des années 1970, de l'égalité hommes-femmes, c'est parce que certains journalistes décident de s'en saisir. Il faut cependant attendre 1980 pour que Le Monde consacre, au sein du service Société, l'égalité des sexes, la famille et l'enfance, comme une rubrique à part entière. Pendant plus de dix ans, Christiane Chombeau, qui réalise aussi des reportages sur d'autres thèmes, écrit dans les colonnes du journal sur le remboursement de l'avortement, la montée du divorce, les procès pour excision, les discriminations dans le monde du travail, la lutte pour l'égalité salariale.

Personne, à l'époque, ne s'en aperçoit vraiment, mais au cours de la décennie 1970, la rédaction de la rue des Italiens a changé de visage. Il y a encore peu de femmes, les « chefferies » restent très masculines, mais la féminisation, peu à peu, progresse: de 1969 à 1978, la part de rédactrices passe de 11,3% à 22,1%.

Josyane Savigneau fait partie des journalistes qui ouvrent,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cette nouvelle ère. « Quand je suis arrivée aux informations générales, en 1977, j'étais la seule femme du service, dit-elle. J'ai été l'une des premières rédactrices à ne pas venir d'un milieu aisé, à ne connaître personne dans le monde de la presse et à être arrivée là grâce au Centre de formation des journalistes. » Au cours de cette même décennie 1970, le service Politique recrute Anne Chaussebourg : « J'avais 24 ans. J'étais la seule femme parmi une dizaine d'hommes. Ils venaient travailler en costume-cravate, et ils s'appelaient par leur patronyme : j'étais la seule journaliste que l'on désignait par son prénom. »

Parmi les femmes embauché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et 1980, rares sont celles qui évoquent des problèmes de sexisme. Toutes racontent leur fierté de travailler pour le quotidien du soir, la liberté d'écriture qui régnait, l'impression grisante de participer au mouvement du monde. Certaines ont entendu des réflexions déplacées, d'autres ont eu l'impression que leurs augmentations de salaire se faisaient attendre, mais elles ne s'y attardent pas. « C'était le sexisme ordinaire des hommes de ces années-là : on les envoyait balader, on faisait avec », résume Josyane Savigneau. Certaines journalistes embauché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1980 et 1990 rapportent cependant des épisodes plus difficiles. L'une d'elles a reçu, en pleine nuit, à son domicile, des appels téléphoniques au cours desquels l'un de ses collègues mimait des râles; une autre a dû repousser les avances d'un rédacteur en chef qui a tenté de l'embrasser à deux occasions différentes. Annonçant qu'elle était enceinte, une troisième, alors cheffe de service, a entendu le directeur adjoint de la rédaction lui rétorquer d'un ton enjoué : « Je sais, j'ai vu que tes seins avaient grossi. » Toutes se sont tues. Un même silence entoure, à l'époque, les inégalités salariales.

Au fil des ans, les journalistes femmes s'implantent peu à peu dans tous les services. « Au service International, leur présence a renouvelé le regard sur l'actualité, souligne l'editorialiste Sylvie Kauffmann. Les correspondants écrivaient essentiellement sur la vie politique, la diplomatie et les guerres : les correspondantes ont ouvert le spectre en s'intéressant aussi à la vie des sociétés. »

Dans ces années 2000, les femmes gagnent la bataille de la féminisation – en 2002, Le Monde compte près de 40% de rédactrices –, mais peinent encore à accéder au sommet de la hiérarchie du journal. Lorsque Sylvie Kauffmann devient la première directrice adjointe de la rédaction du Monde, en 2004, elle fait, au sein d'une équipe de cinq hommes, l'expérience difficile de l'isolement. « L'ambiance de travail était infernale: l'exercice du pouvoir était fondé sur les rapports de force, ce qui créait beaucoup de tensions et de bras de fer inutiles. »

Sylvie Kauffmann tire de cette expérience une leçon: il faut féminiser plus largement les équipes de direction. L'occasion se présente en 2010, quand elle devient la première femme à diriger la rédaction. « Les candidatures féminines ne se bousculaient pas au portillon, mais j'ai été attentive à la mixité. Nous avons essayé de travailler autrement: le climat était beaucoup moins brutal. »

Dans ces années de conquête, la dernière forteresse masculine à prendre est la direction du journal: elle tombe trois ans plus tard avec l'accession de Natalie Nougayrède au poste de directrice – un mandat écourté par une grave crise de management. Quatre ans plus tard, la tornade #MeToo confirme à tous ceux qui en doutent encore que, au Monde comme ailleurs, les temps ont changé. Le journal comprend vite que cette prise de parole planétaire est un tournant. « Face à ce mouvement qui était à la fois international et français, politique et sociétal, économique et culturel, il fallait innover », explique Luc Bronner, alors directeur de la rédaction.

Interrogations en interne

Dans ce climat sans précédent, la direction crée une task force, une équipe spéciale, afin que #MeToo devienne l'une des «priorités éditoriales». Une trentaine de volontaires sont chargés d'enquêter sur les multiples facettes de ce que l'on appelle déjà la «troisième vague» du féminisme. Dans cette task force, comm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se côtoient deux générations – et deux discours. «La parole des jeunes journalistes du Web était totalement centrée sur

« LA PRÉSENCE DE FEMMES A RENOUVELÉ LE REGARD SUR L'ACTUALITÉ »

SYLVIE KAUFFMANN première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le harcèlement sexuel, le sexisme ordinai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t sexistes, raconte Sylvie Kauffmann. J'ai compris, à l'époque, à quel point le discours féministe avait changé: il ne portait plus sur l'accès au monde du travail, l'égalité des salaires ou la parité, mais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

Au journal, comme dans la plupart des collectifs de travail, #MeToo suscite en retour beaucoup d'interrogations internes. Le Monde est-il irréprochable? A-t-il ignoré des phénomènes de harcèlement sexuel? Pratique-t-il vraiment l'égalité salariale?

Du côté des rémunérations, le rattrapage, en cette année 2017 qui marque l'avènement de #Me-Too, est en bonne voie: pour résorber les écarts de rémunération entre les sexes, la direction, depuis 2015, confie tous les ans à la commission des salaires deux enveloppes, l'une pour les augmentations traditionnelles au mérite, l'autre pour le rattrapage des inégalités hommes-femmes. Ces mesures volontaristes portent rapidement leurs fruits. « L'enveloppe de rattrapage a constitué un accélérateur formidable », explique la représentante de la CFDT à la commission de l'époque, Sylvia Zappi. Longtemps négligée, la lutte contre le harcèlement sexuel prend, elle aussi, de l'importance.

Ces politiques d'égalité salariale et de lutte contre le harcèlement sexuel auraient sans doute stupéfié Yvonne Baby, la première femme cheffe de service au Monde (1971). Cette pionnière avait, selon la journaliste Claire Devarrieux, subi beaucoup d'«avanies machistes» au journal, mais à l'époque, on ne parlait pas encore de violences de «genre» ou de discriminations «systémiques». Année après année, centimètre par centimètre, les normes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se sont largement déplacées, jusqu'à changer profondément, en quelques décennies, le visage du monde (et du Monde).

ANNE CHEMIN

PUBLICITÉ

PAULINE AVENEL-LAM

« La force de la Fondation L'Oréal, c'est un engagement de terrain qui a commencé il y a plus de 20 ans »

« Le moment n'est pas facile pour l'égalité femmes-hommes, mais la prise de conscience globale est réelle, et c'est une condition sine qua non pour faire avancer les choses. » Pauline Avenel-Lam est la directrice exécutive de la Fondation L'Oréal. Elle poursuit aujourd'hui plus de 20 ans d'engagement auprès des femmes à travers deux domaines d'intervention incontournables : la beauté inclusive et la science. Pendant près d'une heure, elle nous a présenté les grands défis qui se profilent pour la Fondation aujourd'hui et pour

les années à venir.

Les vertus du temps long

« La force de la Fondation L'Oréal, c'est un engagement de terrain qui a commencé il y a plus de 20 ans. Cette longévité est à la fois puissante et symbolique dans un monde mouvementé et bousculé, notamment sur la question des droits des femmes. » Pauline Avenel-Lam souligne une

pérennité d'action qui a permis à la Fondation L'Oréal de construire des partenariats sur le long terme. Cette consistance se répercute aujourd'hui sur le terrain, à travers des accomplissements majeurs. Le programme Pour les Femmes et la Science, porté avec l'UNESCO depuis 1998, a ainsi permis d'accompagner plus de 5000 femmes scientifiques de tous âges et de tous niveaux. « Il n'existe pas à ma connaissance d'autre réseau de femmes scientifiques dans le monde qui ait réuni autant de profils d'excellence. Parmi les 5000 femmes récompensées, 6 ont ensuite reçu un prix Nobel », précise Pauline Avenel-La

L'engagement de terrain d'une Fondation « opératrice »

Inscrit dans la durée, l'engagement de la Fondation L'Oréal est également ancré dans la réalité du terrain. « Une de nos spécificités dans l'écosystème des fondations est que nous opérons directement nos projets », explique Pauline Avenel-Lam. Au-delà des donations, la Fondation prend par exemple en charge la tournée de deux salons de soins de beauté et de bien-être itinérants, les formations aux métiers de la beauté, le soutien aux chercheuses, ou encore

Pauline Avenel-Lam Directrice exécutive de la Fondation L'Oréal

« On observe des vents contraires, qui s'expriment de plus en plus, comme la montée du masculinisme chez les plus jeunes. » la relation aux associations partenaires. Ce dernier point est particulièrement central et structure un fonctionnement en écosystème. « Sans nos associations et nos partenaires institutionnels, nous n'aurions pas le même impact », ajoute Pauline Avenel-Lam. De l'UNESCO à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en passant par Ban-

lieues Santé, les Petits Frères des Pauvres, la Maison des femmes, Emmaüs Solidarité ou l'AP-HP, la Fondation L'Oréal s'associe aux grands acteurs comme aux associations hyper-locales, qui connaissent mieux que quiconque les problématiques des femmes qu'elles accompagnent. Pauline Avenel-Lam développe l'exemple des salons itinérants de socio-esthétique, dont l'ambition est de favoriser le mieux-être et la confiance en soi chez des femmes en situation de vulnérabilité. « Nous travaillons avec des associations locales que nous connaissons de longue date, pour

savoir si cela intéresse les femmes qu'elles accompagnent. Je crois que nous n'avons jamais essuyé de refus», précise-t-elle.

Une mission ancrée dans son époque

Inscrite dans la durée, la mission de la Fondation L'Oréal auprès des femmes trouv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une résonance particulière. « On observe des vents contraires, qui s'expriment de plus en plus, comme la montée du masculinisme chez les plus jeunes », précise Pauline Avenel-Lam. Pour la Fondation L'Oréal, cette adversité agit comme une motivation supplémentaire. Selon une étude de la Coalition pour une Philanthropie Féministe, seuls 7% des fonds distribués par la philanthropie française sont consacrés à l'égalité de genre. Un tel chiffre vient confirmer l'importance des engagements historiques de la Fondation tout en renforçant son ambition pour l'avenir. « L'enjeu, désormais, est de transformer la prise de conscience en actions. On compte par exemple 30 % de femmes chercheuses dans le monde aujourd'hui, nous souhaiterions que ce chiffre atteigne 50 % le plus vite possible. J'espère que lorsqu'on ouvrira un livre scolaire demain, on y verra une femme scientifique aussi naturellement qu'un homme scientifique », conclut Pauline Avenel-Lam.

QA Report - Le Monde - 17.09.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neru-vlm
• extraction_route=mineru-vlm
• Translation chunks: 150
• Extraction warnings:
• [MINERU-VLM] Successfully extracted via MinerU VLM (batch: 23eef71a-8431-4943-bf9c-e505f5683a8d)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124.610.34870, 15245, 1890, 221, 351, 37500, 399, 402, 75013, 81975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ffaire Lyhanna, Agence France, Air France, Alejandro Betancourt

Descendant, Alicher Ousmanov

Paris, Andri Biletsky, Anne Chaussebourg, Ariel Weil, Asphyxier Retailleau, Ateliers

Cours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存在多处致命性数字错误及严重漏译，审核结果如下：

═══ 审核报告 ═══

1. 数字量级错误 (BLOCKING)

• 错误内容：在“勒科尔尼 性暴力”段落中，译文写道：“一项‘近 1,5 亿欧元用于反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
• 原文核查：une enveloppe « de près de 1,5 milliard d'euros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
• 判定：[BLOCKING]。原文为 1.5 milliard (15亿)，译文误写为 1.5 亿，量级相差10倍，属于致命数字错误。

2. 严重漏译/截断 (BLOCKING)

• 错误内容：在“一个公民团体提议工业复兴”段落中，译文出现：“其他建议进一步完善了该清单，例如”后直接截断，缺失了关于公共采购比例、储蓄动员金额（6600亿欧元）等核心建议内容。
• 原文核查：Dans les mesures suggérées, on trouve l'augmentation des commandes publiques... mobiliser 100 à 200 milliards d'euros sur les 660 000 millions d'euros d'épargne des ménages...
• 判定：[BLOCKING]。该段落包含大量关键经济数据和政策建议，被大段截断，导致信息严重缺失。

3. 术语/翻译准确性 (WARNING)

• 错误内容：在“谁来为主权买单？”段落中，译文写道：“给该行业带来高达 40 milliards d'euros 的更换成本”。
• 原文核查：« donnerait à l'industrie un coût de remplacement allant jusqu'à 40 milliards d'euros »
• 判定：[WARNING]。此处出现了残留英文/法文（milliards d'euros），未将其翻译为“400亿欧元”，影响阅读流畅度。

4. 低中文密度区域审计 (WARNING)

• 审计对象：[中文占比 24%] 《世界报》节 及 [中文占比 26%] 推荐地址。
• 核查结果：译文中完全缺失了对应区域的翻译（如品牌列表 Akante, Bonaldo 等）。虽然部分纯数据表可过滤，但此处为品牌推荐/目录性质，不属于过滤范围。
• 判定：[WARNING] 漏译。

---

═══ 总结 ═══

审核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 (Blocking Issues Found)

主要缺陷： 1. 金额量级错误：15亿 $\rightarrow$ 1.5亿（致命）。 2. 核心段落截断：工业复兴宣言的建议部分被严重截断（致命）。 3. 残留原语：正文出现 "milliards d'euros" 未翻译。

建议：立即打回重译，重点核对所有金额单位（milliard $\rightarrow$ 十亿）并补全截断段落。

---

═══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24（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3（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4（共修复 1 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