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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黎世报》

NZZ – 成立于 1780

星期四，17. 9月 2026 · 第 215 期 · 第 247. 卷

插图：SIMON TANNER / NZZ

AZ 8021 苏黎世 · Fr. 5.90

关于 AI 未来的 信仰之争

在硅谷及其他地区，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定义权的斗争正激烈进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期待一个人类与机器融合的黄金未来；毁灭论者则预言文明即将被抹除；而怀疑论者认为这一切不过是炒作和幻想。观点与辩论，第 21 页，经济，第 22, 23 页

瑞士国家经济秘书处负责人辞职

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曾深度参与与美国的关税谈判

boe / etz · 国家秘书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的辞职出人意料。瑞士国家经济秘书处（Seco）在周三下午确认了相关的媒体报道。Seco 在一份公告中写道，她希望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迎接一项新挑战。

在联邦政府所在地伯尔尼，人们在猜测这一举措是否与联邦总统盖伊·帕梅林可能的辞职计划有关。随着她的离职，帕梅林失去了他最重要的高级官员。布德利格·阿尔蒂达曾深度参与与美国的关税协议。同时，她在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与印度的协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定已于一年前生效。

这位国家秘书被认为在经济界——包括国际上——拥有广泛的人脉。然而，她的勤勉和人脉近期屡次引发批评，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背景下。例如，布德利格·阿尔蒂达与围绕阿尔弗雷德·甘特纳（合作伙伴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的企业家群体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成功地在一次访问中亲自说服了唐纳德·特朗普，使其认可瑞士经济的优势。目前，针对当局在处理美国关税相关事宜中的做法，一项调查正在进行中。国民议会的业务审计委员会希望了解这些谈判是如何开展的。

在布德利格·阿尔蒂达离职后，关税档案将如何推进尚不明确。虽然瑞士在 2025 年 11 月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但一份最终的贸易协定目前仍未出现。

瑞士，第 7 页 观点与辩论，第 21 页

苏黎世剧院被掩盖的历史

剧院总监里泽营救被纳粹迫害的演员——却换来忘恩负义

rb · 20世纪30年代初，苏黎世剧院成为了抵御国家社会主义的堡垒。犹太裔剧院总监费迪南德·里泽将受到纳粹迫害的演员接至苏黎世，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该剧院不仅成为了阵线党（Frontisten）攻击的目标——他们经常在剧院前举行示威，反对这座“犹太剧院”，甚至连瑞士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也反对里泽的舞台。他们希望剧院能有一个更中立、更多关注瑞士本土的演出计划。

即便在剧院内部，里泽也遭遇了阻力——而这些阻力恰恰来自那些被他救了命的人。一些流亡演员在剧院内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他们看来，身为富商的费迪南德·里泽是一个阶级敌人。里泽本希望被视为“剧院大家庭”的一员，但在艺术家们那里，他却遭到了排斥，甚至是蔑视。

1938年，里泽移居美国。他将私有的剧院租赁给了一家运营公司，由该公司将其作为受补贴的舞台继续经营。奥斯卡·沃尔特林出任总监。如今人们在谈论流亡剧院的辉煌时代时，通常首先提到的是沃尔特林时期，尽管他接手了里泽几乎所有的演员阵容。直到今天，苏黎世市和苏黎世剧院在面对里泽的历史时依然感到困难。

副刊，第 36 页

哈希姆·塔齐被判处 25 年监禁

科索沃前总统在海牙因战争罪被定罪

马库斯·阿克雷特（MARKUS ACKERET）

科索沃前总统哈希姆·塔齐以及另外三名前科索沃高级官员，周三被海牙的科索沃特别法庭裁定犯有严重战争罪，并被判处 13 至 25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四名被告在 90 年代末均在科索沃解放军（UCK）中担任核心职务，并否认了相关指控。

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了科索沃人反抗塞尔维亚的武装斗争，并引导这个脱离贝尔格勒的地区走向独立。坐在被告席上的除了负责科索沃解放军政治与传播工作的塔齐，还有科索沃解放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卡德里·韦塞利（Kadri Veseli）、科索沃解放军行动部门负责人雷杰普·塞利米（Rexhep Selimi），以及科索沃解放军发言人、后来的科索沃议会主席雅库普·克拉斯尼奇（Jakup Krasniqi）。在科索沃，大多数人将他们视为英雄。因此，人们对这场审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科索沃的旁听者也表达了相应的愤慨。

虐待、酷刑与谋杀

塔奇被判处 25 年监禁，远低于检方要求的 45 年。这主要是因为由美国人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主持的法官小组认为，反人类罪的指控未获得证实，因此仅判定四名被告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这段时间跨度为 15 个月。1998 年 4 月，由 UCK 领导的科索沃抵抗力量与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强度增加。在北约干预后，塞尔维亚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随后国际科索沃保护部队（Kfor）于 6 月开始工作。在此期间，科索沃以及由 UCK 暂时控制的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发生了针对平民的严重袭击。

特别法庭认定，UCK 当时以残暴和专横的方式对待所谓的协作人员、间谍和叛徒，而这些人并非战斗行动的一部分。为此，UCK 不仅设立了条件非人的囚犯营，还虐待囚犯，在数十起案例中实施了酷刑，并应对谋杀行为负责。

塔奇及其共同被告因非法拘禁 385 人、残暴对待 49 名囚犯、对 303 人实施酷刑以及谋杀 96 人而被定罪。在判决理由中，史密斯不仅强调了获取证人证词的困难——因为证人多次受到恐吓，且部分证人在随后撤回了证词；他还指出了非法囚犯营中的虐待和酷刑所带来的长期生理和心理后果。

争议点在于，科索沃解放军的四名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应为这些严重罪行承担个人责任。法院采纳了检方的观点，认为四名被告执行了一个共同的犯罪计划。这四人在 UCK 中均担任领导职务，该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武装抵抗塞尔维亚当局，实现这个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省份的独立。

法官判定，四名被告为了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默认了上述罪行的发生。为此，他们将视为对手的人定为目标，并营造了一种氛围，将这些人描绘成“协作人员”、“间谍”或“叛徒”，从而对其进行迫害或谋杀。他们应对囚犯营的设立负责，其忠诚的下属执行了命令，并搜寻和虐待被定为目标的人员。而他们对此未采取任何行动。相反，他们向国际合作伙伴暗示自己遵守国际人道法，并利用其高层且具有影响力的地位来组织和纵容这些罪行。

代价高昂的审判

针对塔奇（Thaci）及其他 KLA（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物的判决在多次延迟后才出炉。在意识到即使是在国际支持下建立的科索沃司法体系框架内，也无法对科索沃独立战士涉嫌的罪行进行惩处后，海牙特别法庭直到 2015 年才获得批准成立。为了更好地保护证人及其证词，审理工作应在国外进行。但在形式上，该特别法院仍属于科索沃司法体系的一部分。

2020 年，时任科索沃总统的塔奇被起诉。此后不久，他辞去了职务，并与共同被告一起在海牙接受审判。审判于 2023 年开始，持续了三年多。被告漫长的羁押时间，以及为此支付的高昂费用、家属的旅费以及整个审判过程的开支，使该法庭面临多方批评。目前作出的判决有可能在科索沃引发不满，并在塞尔维亚产生满足感，而这正中民族主义者的下怀。不过，受害者可能也会感到慰藉。最终定论尚未得出，上诉程序极有可能启动。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已失效

美国无法再有效地保护其大型基地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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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魏斯弗洛格（CHRISTIAN WEISFLOG）

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伊朗就摧毁了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的神经中心：无人机和导弹击中了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以及卫星设施、仓库、一个无人机部队基地和食堂。《华尔街日报》估计损失约为 4 亿美元。

巴林的海军基地尤为暴露。它距离伊朗海岸不足 250 公里。正如上周再次证明的那样，德黑兰的导弹也能击中距离更远的美国目标。在美国军队摧毁波斯湾的伊朗油轮后，革命卫队向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Muwaffak Salti）空军基地发射了共 20 枚弹道导弹——该基地距离伊朗边境约 900 公里。据 CBS 电视台报道，数架战斗机受轻伤，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失去了一侧机翼。一名政府官员向《纽约时报》解释称，数名士兵可能遭受了颅脑损伤。

伊朗专家哈米德雷扎·阿齐齐（Hamidreza Azizi）在 X 上写道，相比 CBS 关于袭击后果的报道，革命卫队对此发表的声明更为重要。在袭击发生后不久，后者便宣布击中了美国飞机：“他们显然知道导弹的目标是谁，以及造成了怎样的破坏。”这表明军事侦察数据的获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阿齐齐认为，伊朗极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盟友的帮助。

许多建筑被毁

伊朗的袭击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目前，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报告了18人死亡，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将其部分士兵及其家属从基地撤离。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在巴林，之前的部队规模如今仅剩下一个“骨架”。

物资损失相当严重。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早在4月份就将军事基地的损失估计为50亿美元。5月份，《华盛顿邮报》分析了现有的卫星图像。结果显示：在中东的15个美国基地中，有217处建筑设施被摧毁或损坏。在周一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监察长确认了这些数字：“伊朗的袭击损坏并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和约旦的美国基地中的数百栋建筑和设施。”官方方面还首次承认在弹药方面存在“战略短缺”。

整体规模尚不明确。但前CIA分析师吉姆·兰森（Jim Lamson）在对话中表示：“已有足够的信息可以推断，该地区美国基地的关键环节受到了损坏。”因此，包括导弹防御能力或物流在内的各项功能受到了影响。

巴林海军基地的广泛毁坏影响尤为严重。在阿曼湾的约20艘美国军舰及其搭载的20 000名海军士兵每周需要约420 000份餐食和30百万升燃料。失去了巴林基地，这支舰队现在必须由来自马尔代夫以南的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珊瑚环礁的船只提供补给。从这座印度洋岛屿到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约3500公里的航程，一艘船需要大约五天时间。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出现供应短缺。据家属称，一些船员还患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数月无法在任何地方登岸。

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伊朗于3月摧毁了一架波音E-3哨兵（Boeing E-3 Sentry），这是美国军方的一套飞行预警与指挥系统。《新苏黎世报》已核实地点和飞机型号。 社交媒体 经路透社提供

“革命性的变革”

面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五角大楼目前正在讨论，按照原样重建军事基地的做法是否仍然值得。目前在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工作的专家拉姆森（Lamson）讲述道，早在2021年，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就曾警告过大型基地的脆弱性。但当时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现在如果美国在波斯湾恢复到之前的兵力部署规模，我会感到惊讶。”

前将军兼中央司令部司令大卫·彼得雷厄斯（David Petraeus）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目前的基地设计已经不再适用。”美国军方内部需要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Frank McKenzie）最近也将卡塔尔的乌代德（al-Udeid）等大型基地描述为过时。麦肯齐在一次播客中解释道：“我们必须向西转移。”美国应当在以色列、埃及或沙特阿拉伯的红海沿岸建立大型基地。

与伊朗之间更大的距离将为美国的防空系统争取更多时间来击退攻击。然而，在科威特、卡塔尔、巴林或阿联酋等小型海湾国家维持有限的部署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其他问题。拉姆森解释说，美国不仅要解决自己在中东的兵力部署问题，华盛顿还必须能够说服该地区的盟友在对抗伊朗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阿拉伯海湾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恰恰因为其领土上的美国存在而遭受了巨大损失。“未来他们是否还会表现出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兴趣？”

出于对安全的担忧，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卡塔尔一直依赖其领土上10,000名美国士兵的驻守。但近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杰德·安萨里（Majed al-Ansari）表示：“仅需一架无人机，就能使卡塔尔的天然气产量降低17%。而这架无人机的成本可能不超过100,000美元。”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很重要，但对于其国家的安全来说“还不够”。“独立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前五角大楼顾问比拉尔·萨布（Bilal Saab）在电子邮件中解释道：“美国的保护伞在这场战争中被击碎了。”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美国武器系统或弹药的失败。“更多的是美国政策和不可靠性的问题，”这位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助理研究员认为。事实证明，特朗普在发动这场战争时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

德黑兰制造新导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希望通过战争削弱伊朗军队，使其无法在国境之外发挥打击能力。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前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师拉姆森（Lamson）解释称，伊朗制造和研发新导弹的能力虽然被“严重削弱”，但德黑兰至少在短期内将依赖从中国、俄罗斯或朝鲜进口零部件。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其消除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能力的能力估计过于乐观。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德黑兰已经开始利用库存零部件重新制造新导弹。

此外，莫斯科自2023年以来一直秘密帮助德黑兰研发一种超音速巡航导弹。《金融时报》的调查揭露了这一点。俄罗斯的顶尖专家为此多次前往伊朗。拉姆森认为，美国的空袭虽然使该项目受挫，但不能排除中国向伊朗提供此类武器的可能性。路透社在2月份报道称，北京和德黑兰正在就交付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进行谈判。但北京方面一直对此予以否认。

伊朗的导弹库可能已被削弱，但该政权将竭尽全力，即使借助外国援助也要将其重建。该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长期来看似乎面临威胁。在8月份与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一次虚拟问答环节中，美国海军上将达里尔·考德尔（Daryl Caudle）在谈到巴林军事基地时表示：“我们短期内不会返回。”

五角大楼在太空部署武器

美国旨在威慑俄罗斯和中国——尽管签署了太空条约

伊莎贝尔·雅各比（ISABELLE JACOBI）

太空军备竞赛在国际上是被谴责的。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116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太空条约，以防止在宇宙中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长期以来，各方达成共识，认为不应在太空发生战争。

而如今的现实则截然不同：据美国政府称，中国和俄罗斯都正准备开发用于太空部署的武器。2020年和2024年，五角大楼担忧地表示，莫斯科正在太空测试反卫星武器。然而，华盛顿方面一直避免谈论自身的军备扩张。因此，当空军部长特洛伊·迈因克（Troy Meink）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太空军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几小时后，太空军新任司令道格拉斯·希斯（Douglas Schiess）将军在面对部队的就职演说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他将此目的定义为威慑敌对势力：“我们面对的是决心坚定的对手，他们正以极快的速度研发并部署系统，旨在直接攻击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

晦涩的声明

希斯和迈因克均未详细说明涉及哪些太空武器，也未透露这些武器何时部署。美国广播公司（ABC）援引一名太空军发言人的话称，这涉及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美国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观察俄罗斯和中国的武器测试。由于这些国家的行为，太空已变成战斗区域。

在美国宣布之后，中国警告不要将太空变成“战场”；俄罗斯则要求太空必须保持非武装状态。根据美国基金会“安全世界基金会”（Secure World Foundation）的报告，这两个大国都拥有地面和共轨道的反卫星武器。美国情报部门在2024年发出警告，指出俄罗斯正准备开发一枚用于太空部署的原子弹。美国专家认为，五角大楼的披露主要是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警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克莱顿·斯沃普（Clayton Swope）对这种威慑潜力表示质疑，他在CNN上表示：“如果要让这种披露产生威慑效果，对手必须理解美国这件武器究竟具有怎样的破坏潜力。”

预算在国会陷入僵局

《空军与太空军杂志》（Air and Space Forces Magazine）写道，多年来五角大楼一直在讨论“太空战斗火力”的必要性。去年12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旨在维护美国在太空利益并抵御威胁的“行政命令”。其中明确提到了“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特朗普于2019年创建了太空军。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推进特朗普的一项宏大计划，即建立一个全面的导弹防御系统——“金色穹顶”（Golden Dome）。白宫表示，“穹顶”计划在2029年前投入使用。其成本估计在1750亿至3万亿美元之间。五角大楼发布声明的时机值得关注。除了军事原因，国内政治原因可能也起到了作用。国会目前正在协商太空军的预算。特朗普政府希望将预算增加一倍以上。目前，这支分支部队的装备水平较低；其获得的资金略高于300亿，仅占国防预算的4%。

然而，国会的融资绝非板上钉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目前正对此产生分歧。希斯将军在演讲中说：“顺便说一句，国会，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因为凭借目前的预算，特朗普的计划几乎无法实现。

为联邦总理提供支持

八位基民盟州长在信中表达了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信任——尽管信中并未出现他的名字

危机中的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FILIP SINGER / EPA

比阿特丽斯·阿赫特贝格，发自柏林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本月内曾面临与前任奥拉夫·朔尔茨相似的命运：在立法期结束前失去总理府，并不得不宣布重新选举。他职业生涯的沙漏已经在流逝。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惨败之后，以及在周日即将举行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之前（基民盟在民调中仅略高于5%的门槛），据基民盟内部人士透露，他的一位或多位党内对手曾对他说过：一切都结束了。但现在，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梅尔茨在就任之初旨在纠正前任奥拉夫·朔尔茨（社民党）以及他的宿敌安格拉·默克尔的政策，而现在他正处于其总理任期以来最深重的危机之中。他面对的是势力增强的德国选择党（AfD），以及在民调中重新向社民党靠拢的左翼党。无论是在民众中还是在党内，他的支持率都跌至谷底。在2026年9月的RTL / NTV趋势晴雨表中，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跌至20%，这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面对这场危机，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州长们将将其替换。但这一计划目前似乎破产了。周三，一份由全部八位基民盟州长签署的文件将公开。签署人包括：丹尼尔·京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鲍里斯·赖因（黑森州）、斯文·舒尔策（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凯·韦格纳（柏林）、迈克尔·克雷奇默（萨克森州）、戈登·施尼德（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马里奥·福伊特（图林根州）、亨德里克·武斯特（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他们在信中对“联邦总理”表达了信任。

稳定性至关重要

文中称，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定性”。对于各州政府首脑而言，这种稳定性基于三个基本信念：首先，该国未来仍需要一个在联邦议院拥有自身多数席位、稳定且具备行动能力的联邦政府。基民盟（CDU）代表了“德国联盟民主制的成功模式”，以及一个在统一欧洲中的强大德国。通过这一点，他们同时拒绝了关于组建少数派政府的设想。其次，基民盟准备与“所有民主力量”合作。在州长们看来，这意味着选择替代方案（AfD）被排除在外。第三，对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新信任是通过倾听和政治行动建立的，而非通过人事讨论。这指的是关于更换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传闻和要求。该文件以这样的话语结尾：“人们可以信任我们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作为州长，我们将与联邦总理共同为此做出贡献。”

在这份显然经过精心协调的文件中，有一点没有出现：即“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这个名字。而事实上，明确指出他才是那个被支持的人本应是顺理成章的。这或许是州长们的一步棋，因为总理府曾请求他们提供这种支持。因为关于可能更换总理的传闻——早在春季时还仅是以低调（Piano）方式报道——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后已演变为强烈的（Fortissimo）声浪。在那里，选择替代方案（AfD）及其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成为了光彩夺目的胜利者。现任基民盟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则遭遇了惨败。

在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内部，人们迅速得出了结论：这不仅仅是舒尔策个人的失败，问题出在总理府。基民盟影响力人物克拉拉·冯·纳图西乌斯（Clara von Nathusius）在一次采访中精准地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有了这位联邦总理，再也赢不了选举了。”周日，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将进行选举。对于梅尔茨来说，州议会选举已成为党内的一次考验。基民盟的表现越差，他的处境就越艰难。

在选举之夜，梅尔茨计划在柏林的党总部召集基民盟主席团。据媒体《Table Media》报道，他想在那里提出一个“间接的信任问题”。不久之后，《图片报》（Bild）发表了否认声明：梅尔茨并不计划提出信任问题，“这不是主席团的职能”。事实上，联邦总理只能在联邦议院提出信任问题，旨在确保其仍拥有议会多数席位的支持。如果信任投票失败，联邦总统可根据联邦总理的建议在 21 天内解散联邦议院并宣布重新选举。

这使得联盟党议会党团成为了除州长之外的第二个权力因素。主席团无法推翻梅尔茨。然而，如果他失去自身党团的支持，他的总理之位将陷入严重危机。联盟党党团负责人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即使一周之后，梅尔茨依然是“不可撼动”的党首和政府首脑。

索德拒绝公开表态

梅尔茨取消美国之行也是向议员们传递的一种理解信号：原本总理应在周二飞往联合国大会，从而错过党团会议——他原定在那里被授予著名的亨利·基辛格奖。然而，关于总理优先级设置错误的指责传到了他的耳中。现在梅尔茨选择留下，并将在周二面对党团。

凭借各州总理签署的文件，梅尔茨的权力至多只能获得暂时保障。因为该文件中不仅缺少他的名字，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签名：权力巨大的巴伐利亚州总理马库斯·索德。虽然索德不属于基民盟（CDU），而是属于姐妹党基社盟（CSU），但这位巴伐利亚政府首脑放弃书面表态绝非偶然。

诚然，这位基社盟党魁在口头上支持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并坚决否认会由基社盟发起将其推翻的行动。然而，他觊觎总理之职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索德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武斯特被视为梅尔茨最可能的继任者——不过，参与签署该文件的武斯特明年还需应对州议会选举。联盟党的权力基础已明显转移：从总理府转向了各州总理，梅尔茨必须争取他们的好感。而更关键的是转向了党团，他将在周二面对党团。

冯德莱恩宏图在胸——但潜藏坠落风险

欧盟委员会主席就加拿大、社交媒体和移民涌入发表了期待已久的演讲

安东尼奥·富马加利，斯特拉斯堡

欧盟从未像对待本周三的“State of the Union”演讲那样，如此大肆宣传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一次演讲：倒计时和预告视频数周以来一直在推高预期。数十名影响力人士受邀出席，旨在向年轻受众推介演讲内容。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冯德莱恩展示了

欧盟必须提高行动能力 评论见第 21 页

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建议和想法。这些内容将作为明年 26 位由冯德莱恩密切管控的欧盟委员的工作基础。不过，部分方案的实施门槛较高。

■ 向加拿大靠拢：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他将于周四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的注视下，冯德莱恩表示，这个北美国家应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指出，能源、国防和原材料是合作应提升至“最高可能水平”的领域。然而，推动此次计划性靠拢的因素并非“文化、历史和个人联系”，而是在唐纳德·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双方与美国关系的恶化。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我们认为，权力不应属于最强、最富或声音最大的人”——但她并未点名提及美国总统。欧盟条约并未规定像目前为加拿大所勾勒的这种成员身份。此外，2028 年起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再次改变初始局面。根据欧盟外交渠道的消息，目前无法想象远在海外的加拿大能够参与到欧盟的四大自由市场机制中。

■ 欧洲安全理事会：冯德莱恩表示，根据德国政府的说法，由俄罗斯实施的莱比锡无人机事件表明欧盟需要新工具，并宣布将创建一个“欧洲安全理事会”。类似于北约的第 4 条机制，在低于武装攻击门槛的案例中，所有成员国应共同进行磋商。英国、乌克兰、加拿大或挪威等伙伴国也应参与其中。此外，冯德莱恩在采购防空或空中加油等关键军事能力方面，强调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在过去几年中，多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已经提出过创建“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想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始终因为与北约（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是其成员）的界限难以划分而失败。此外，小国也担心会被投票否决。

■ 社交媒体禁令：“我们正在剥夺孩子们的童年，”冯德莱恩在谈到孩子们在社交网络上花费的大量时间时说道。身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和六个孩子的祖母，冯德莱恩宣布了一项法律方案，具体细节将于周四公布。但其核心要点已经公开：13 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网络；15 岁以下禁止拥有个人账户；18 岁以下仅能访问具有“安全设计”的平台。TikTok、Instagram 或 Snapchat 等平台必须证明其遵守这些规则。欧盟近期推出的一款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可能会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但黑客在几分钟内就破解了该程序。同时，预计部分欧盟国家会产生抵触，因为它们要么已经制定了自己的方案，要么更倾向于采取更自由的方案。

■ 应对移民涌入：8月初数万名移民抵达西班牙飞地休达（Ceuta）一事，至今仍令欧盟委员会倍感困扰。针对那些“大规模人口流动被操纵并被用作武器”的情况，冯德莱恩主席因此提议建立一个欧洲危机反应框架。该框架的具体形式目前尚不明确。据外交圈消息，其核心在于异常情况下可能会暂停对寻求庇护者的个案审查权。这将使“推回”（Pushbacks）行为合法化。根据初步计划，欧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10月中旬的峰会上讨论这一议题。委员会可能会在年底前提交一份法律提案，而该提案可能会因涉及基本权利的顾虑，在欧盟理事会和议会引发激烈辩论。

■ 气候与人工智能：尽管冯德莱恩在演讲伊始就将气候相关的“真相之夏”以及人工智能竞赛称为“我们时代的转折点”，但她就此提出的内容并无太多新意。欧盟将坚持气候目标，并进一步推进可再生能源的扩建。一个新的“气候韧性框架”旨在调查100个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关于目前讨论激烈的人工智能监管，委员会主席仅表示，希望在模型评估、验证、预警和AI安全等领域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她并未提及美国或中国。此外，冯德莱恩希望与领先的科技公司讨论如何降低技术发展的速度。

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约75分钟的演讲。除了几次插话外，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这与近期关于移民的辩论有所不同——不过，缺席议员的人数在右翼党团中尤为显著。委员会主席在完成工作后本打算返回布鲁塞尔。但本周初她意识到，如果在嘉宾卡尼（Carney）演讲时缺席，可能不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于是她果断将在斯特拉斯堡的停留时间延长了一晚。

乌克兰军队夺回顿巴斯部分地区

俄罗斯的宣传军事地图导致克里姆林宫军队措手不及

乌克兰士兵于 9 月 11 日出现在顿巴斯北部前线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 ANATOLII STEPANOV / REUTERS

安德烈亚斯·吕施 (ANDREAS RÜESCH)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多次试图通过虚构的战果来营造胜利氛围。9 月 1 日，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项尤为令人震惊的声明：尽管他在顿巴斯的夏季攻势已经失败，但他却得意地宣布，俄罗斯军队不仅在推进，而且还加快了推进速度。据称，他们在前一天占领了顿涅茨克省北部的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市。

而事实上，斯维亚托戈尔斯克（意为“圣山”，因其古老的东正教修道院而闻名）在当时仍牢牢掌握在乌克兰手中。更有甚者：当普京认为他的军队处于这座顿涅茨河畔的修道院城市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撤退，因为乌克兰部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以东 20 多公里的地方，给他们带来了压力。

目前准确的前线走势尚不明确，但可以通过不同的碎片信息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景。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人成了自身宣传以及指挥链中系统性粉饰的牺牲品。这种现象早已为人所知：基层军官在面对上级无法实现的指标压力时，会报告虚假的占领情况，而这些所谓的占领充其量只是少数士兵的渗透。

系统性的自我欺骗

通常情况下，人们非常愿意相信此类报告，因为上层要求快速取得成果。因此，在等级制度中，级别越高，对局势的认知就越扭曲。克里姆林宫在去年 11 月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当时负责的地区指挥官向总统报告称，已完全占领哈尔科夫省的库皮扬斯克市。这一消息是错误的；直到今天，库皮扬斯克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这一次，俄罗斯领导层很快就被事实打脸。在普京发布成功消息六天后，乌克兰将军安德里·比列茨基在斯维亚托戈尔斯克淡定地拍摄了一段视频——他没有戴头盔，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修道院的金顶为背景——在视频中他解释说，该市远离前线。不过，这位将军并未透露前线究竟位于何处。

在乌克兰方面，则可以看到与俄罗斯夸大其词截然相反的情况：在成功的反击行动中，基辅有时会刻意保持沉默，以便让俄罗斯将领对前线的变动一无所知。例如，乌克兰直到 8 月才通报在顿巴斯南部夺回的大片领土，而这些行动早在春季就已完成。在那次反攻中，乌克兰人几乎将入侵者完全赶出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并夺回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类似的情况现在似乎在顿巴斯北部上演。虽然与乌克兰军方关系密切的分析小组 Deep State Map 仅记录了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以东的轻微变动，但独立观察员认为乌克兰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专门从事开源情报（OSINT）的法国分析师克莱门特·莫林（Clément Molin）估计乌克兰夺回的领土超过 200 平方公里，波兰军事专家康拉德·穆齐卡（Konrad Muzyka）甚至估计为 240 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楚格州（Kanton Zug）的大小。

卫星图像揭示局势

莫林没有被来自莫斯科和基辅的误导性报告所欺骗，而是系统地分析了卫星图像中可见的俄罗斯滑翔炸弹命中点。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追踪一项始于5月并在夏末日益加速的乌克兰行动。仅在8月份，这位法国研究员就在斯维亚托戈尔斯克（Swjatohirsk）以东记录了约200次命中——在俄罗斯地图上，这些地区被标为红色，仿佛已牢牢掌握在莫斯科军队手中。然而，对这些空袭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乌克兰部队已经推进到了那里。

因此，俄罗斯军队的高层部门（包括空军）必然知道这些挫折。但在指挥链的更高层，人们似乎在数周内更倾向于让最高将领层和克里姆林宫留在他们的幻想世界中。不过，在最近几天，几位俄罗斯军事博主敢于公开表达另一种观点。

其中一个例子是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分析小组 Rybar，该小组在8月底的地图上仍将俄罗斯军队标注在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市郊。而现在，他们大幅修正了这一图像。Rybar 在9月的第一周外交辞令地谈到了与军事虚假信息相关的“问题”。周二，其最新地图显示，前线已向东移动了多达30公里。

乌克兰夺回的领土具有重大军事意义。克里姆林宫为今年设定的目标是占领顿巴斯地区最后两个乌克兰大型堡垒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和斯洛恩斯克（Slowjansk）。为此，俄罗斯将领计划在该城市群的南部和北部发起钳形攻势。这把“钳子”的北部在初夏时分显得极其威胁。如果俄罗斯人确实控制了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他们就能在那里跨越顿涅茨河，并从北面包围斯洛恩斯克。

而现在看来，俄罗斯人似乎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他们一年多来逐步扩大的几乎整个前线凸起部分。根据多份报告，乌克兰人已推进至舍雷贝兹河（Scherebez），部分地区甚至更远。这条南北走向的顿涅茨河支流是一个天然障碍，可能会成为新的前线。随着俄罗斯军队撤至舍雷贝兹河后方，预期的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恩斯克的大规模进攻将进一步推迟。在俄罗斯要求基辅必须放弃整个顿巴斯的背景下，这也增强了乌克兰在外交上的地位。

俄军在空中占据优势

即便在更南端的顿巴斯地区，战争的进展也未如俄罗斯所愿。周二，关于少将安东·格鲁尼斯（Anton Grunis）死亡的消息流出。格鲁尼斯也属于那些倾向于向克里姆林宫描绘正面战线假象的将军之一。他在7月亲自向普京报告夺取了科斯季扬廷夫卡市（Kostjantiniwka），对此，总统明确赞扬了这位“拥有立陶宛名字的人”其“辉煌”的战斗表现。然而，两个月后，科斯季扬廷夫卡的市中心大部分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在格鲁尼斯获得“俄罗斯英雄”勋章几周后，据俄罗斯报道，他现已阵亡，据称是在一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

尽管如此，乌克兰人的整体军事形势依然极其艰难。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俄罗斯在地面上的推进，但在空战中仍处于明显劣势。莫斯科每天使用难以防御的喷气式无人机或导弹袭击该国，希望日益严重的破坏最终能击垮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相比之下，乌克兰的空袭尽管对俄罗斯的汽油供应等产生了影响，但杀伤力较低。无论如何，这些袭击并未改变普京政权继续战争的意志。

德国联邦政府加大对持刀袭击的处罚

执政联盟拟采取更强力措施打击激进化，并使用电子脚镣监控危险分子

苏珊·克罗伊茨曼（SUSANN KREUTZMANN），发自柏林

7月在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期间，针对和平庆祝人群的恐怖袭击震惊了整个德国。一名访客死亡，多人受重伤。但这次袭击也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因为袭击者此前已被安全部门列为危险分子，甚至被视为“高风险人员”。尽管如此，他仍能自由行动。这次恐怖袭击暴露了刑事追诉中的严重漏洞，以及当局对袭击者危险程度的错误评估。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和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Stefanie Hubig）在周三通过一系列加重处罚的措施做出回应。因此，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现在将加强对危险分子的监控，加大对恐怖袭击的处罚，并收紧青少年刑法。此外，还针对为恐怖组织筹集捐款的行为设立了新的刑事罪名。

多布林特宣布，应定期对被列为危险分子的人员使用电子脚镣，以限制其行动自由。此外，应制定统一的联邦标准来实施所谓的“预防性拘留”，而该项规定目前仅在联邦州层面有所规定。根据联邦政府的意愿，未来的持刀袭击将被处以至少一年的监禁，并被提升为“重罪”（Verbrechen）。多布林特强调：“提升罪名等级迫在眉睫。”因为此前，如果持刀袭击未造成人员重伤，则被视为“轻罪”（Vergehen），处罚幅度要低得多。

“拒绝宽容司法”

缓刑制度将受到重新审查。在做出相关决定时，应更充分地考虑民众的安全利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法院在判决时必须将被告人可能出现的激进化倾向纳入考量。专家认为，在柏林骄傲节（CSD）袭击者阿卜杜勒·巴卢特（Abdul Ballout）一案中，司法部门过于执着于其社会重新融入，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危险预测。因为巴卢特在5月被释放出狱，而几周后他就发动了袭击。今后，如果对青年成年人（即18至21岁的人员）适用青少年刑法，法院必须对此给出理由。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Stefanie Hubig）表示：“青少年刑法并非宽容司法。”即使在青少年刑法中，也必须始终兼顾安全利益。

政府计划针对为恐怖组织筹集捐款的行为设立一项新的刑事罪名。直到今天，支持恐怖组织最高可被判处十年监禁。联邦政府现在的目标是能够尽早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多布林特和胡比希在此提到了已经提交的《协会法》改革方案，旨在有针对性地打击国际金融网络。此次改革还将打击所谓的“哈瓦拉（Hawala）银行”系统，即绕过银行的资金转移。该法案目前正在联邦议院审议。

联邦政府还希望改善安全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胡比希表示，一旦发现有关激进化的线索，必须立即通知法院。虽然目前这种情况已经“经常且定期”发生，但仍需要更明确的规则。

此次公布的加重处罚措施不仅是对骄傲节恐怖袭击的反应。多布林特和胡比希此举也是在回应安全部队的要求。例如，警察工会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加大对刀具犯罪的处罚力度。因为在过去几年中，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刀击袭击显著增加。尤其是年轻男性，其中许多具有移民背景，被认为具有暴力倾向。在刀具犯罪领域，非德国籍嫌疑人的比例约为43%。这意味着外国人的比例明显过高，因为他们仅占德国人口的约15%。

袭击者被提前释放

包括伊斯兰主义专家、心理学家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Mansour）在内的专家也认为青少年刑法过于宽松。他批评称，即使青少年多次尝试加入恐怖组织，也仅被判处缓刑。

巴卢特很早就开始激进化，并于2025年前往黎巴嫩，据调查机关称，其目的是在叙利亚加入恐怖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他被黎巴嫩安全部队逮捕。在重新进入德国后，巴卢特被采取审前羁押。尽管安全部门持有顾虑，他仍被提前释放。在全德国范围内，联邦刑事警察局（BKA）统计约有450名伊斯兰主义危险分子，以及65名来自极右翼环境和12名来自极左翼环境的危险分子。当局认为这些人有可能实施严重的政治动机犯罪，甚至发动恐怖袭击。

在贝鲁特南部的达希耶，人们正涌向节日庆典。

一个亲真主党青年组织的咨询摊位。

真主党民众节上的充气城堡、蜂蜜与枪支

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试图在其大本营达希耶展示常态化生活

雷沃特·霍费尔，贝鲁特

（文字与图片）

胡赛因用优惠的价格吸引顾客：用不到3瑞士法郎的价格可以开七枪彩弹枪。目标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照片。“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可以把特朗普挂起来，”这个年轻人笑着说，并拿出一张A4尺寸的美国总统照片。在胡赛因的射击摊位旁边，有一个供孩子们玩的充气城堡，周围可以买到香料、玫瑰水以及大量印有真主党标志的照片或钥匙扣。音箱里传出的真主党赞歌精选在达希耶中心的阿舒拉广场上回荡。真主党在其位于贝鲁特南部的据点组织了一场面向全家人的民众节。

达希耶：这个位于黎巴嫩首都南部的街区是真主党的神经中枢。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甚至以该街区的名字命名了一项军事学说。2024年，该什叶派民兵组织的长期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在此被杀。今年春天，以色列战斗机也多次将该街区列为目标。

“反抗的象征”

但达希耶也是估计一百万人的家园，他们密集地居住在高层建筑中。具体人数无人知晓。当以色列还在定期轰炸这个南部郊区时，达希耶像一座鬼城——大多数人都逃离了。但现在，在这个以什叶派居民为主的街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常态。

然而，在阿舒拉广场附近，战争的沉默见证者依然矗立——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前才席卷达希耶：一栋住宅楼被完全炸毁，旁边矗立着一块被炸毁的混凝土碎片，上面布满了巨大的缺口，仿佛被巨人啃了几口。艾哈迈德·亚辛不想听到关于战争和破坏的事情。这位31岁的男子在一家销售南黎巴嫩蜂蜜的摊位前停了下来。“这个节日是反抗的象征，”这个戴着太阳镜、挎着男士手袋的年轻人说道。因为这表明，尽管遭到以色列的攻击，什叶派仍不会被赶出达希耶。真主党的支持者所说的“反抗”，是指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

“达希耶再次回到了正常的日常生活。”真主党领导人奈姆·卡塞姆最近也宣布了这一点，亚辛相信他的话。但许多构成这个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骨干的黎巴嫩什叶派人士，距离常态化和日常生活还很遥远。

许多人不相信这种平静

加桑·陶比（Ghassan Taube）位于南黎巴嫩城市艾塔伦（Aitaroun）的房屋在2024年就被以色列的轰炸完全摧毁。如今，这位65岁的男子在达希耶（Dahiye）销售来自该国南部的蜂蜜。

这位养蜂人的牙齿和指尖被染成了黄色：陶比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无过滤香烟。“我的180箱蜂巢都没了——我必须从零开始，”他在回忆失去房屋的那一天时说道。但这个男人说，现在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了。现在他老了，尤其是感到疲惫。在达希耶的民间节日上，像加桑·陶比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无论人们是来自贝鲁特南郊还是南黎巴嫩，许多人都面临着损失。而且，并非所有达希耶的居民都永久回到了这个南郊。许多人不相信这种暂时的平静。虽然以色列已经数月没有轰炸贝鲁特，但南部的战争从未停止。

过去，真主党资金充裕，曾支持其追随者进行重建，而现在则陷入了低谷。来自遭受重创的伊朗的资金注入正在减少。今年，该组织尚未向房屋被毁的人员支付任何支持资金。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后，真主党还能为每个被炸毁的家庭提供1.2万美金，并独立重建了达希耶。如今，在南郊只有少数角落能看到挖掘机在清理碎片。大多数被炸毁的房屋在原地腐烂。然而，软弱的黎巴嫩政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提供帮助。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黎巴嫩什叶派仍然更信任真主党的原因。

因此，那些坚定的真主党支持者依然存在——即使是过去几年的挫折也无法动摇他们对该民兵组织的信仰。其中一位是年轻的埃兹拉·苏韦达（Esra Suweida），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恰多尔（Tschador）——这是一种传统的伊朗服饰。她是真主党附属的一个青年组织成员，据这位年轻女性所说，该组织致力于“启蒙”。她和她的同伴在民间节日的入口处设立了一个信息摊位，在公告栏前为所有感兴趣的人提供关于黎巴嫩最重要的什叶派抵抗战士的事实资料。

在她身后，她的同事法蒂玛（Fatima）将一个弹匣插入一支机枪中，这是小型展览的一部分。“这是一把真枪，”法蒂玛自豪地宣布，“它是武装斗争的象征。”墙上挂着伊朗领导人、巴勒斯坦哈马斯代表以及被击毙的真主党指挥官的照片。

埃兹拉·苏韦达说，“抵抗”早在黎巴嫩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与以色列和美国的斗争。但这位年轻女性几乎是随口提到，大多数达希耶人仍然支持真主党的真正原因。在第一批什叶派民兵出现，以及从1982年起真主党成立之前，黎巴嫩的什叶派一直被剥夺权利。“他们曾是三等公民，”埃兹拉·苏韦达说。大多数什叶派在今天依然恐惧这种命运。真主党不仅运营自己的学校和福利组织，与腐败的国家结构相反，能为社区提供实际的东西。该民兵组织第一次给了什叶派一种自豪感和政治权力。许多黎巴嫩什叶派深信：如果没有真主党，他们将面临再次堕落的威胁。

排队买热狗

但埃斯拉·苏韦达很快又谈到了对抗外国入侵者的斗争。听她说话的人会觉得，似乎只有黎巴嫩什叶派才将这个国家从接连不断的外部威胁中拯救出来。她没有提到，是真主党决定在 2023 年先为巴勒斯坦哈马斯，然后在今年为伊朗挑起战争。达希耶已入夜，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场民众庆典。胡赛因摊位上唐纳德·特朗普的照片上，黄色油漆弹的污点渐渐增多。然而，尽管口头上宣扬反美主义，但即使是黎巴嫩的什叶派也无法逃脱美国文化强大的吸引力。

在真主党的游园会中，排队最长的是售卖美国热狗和汉堡的食品摊位。仿佛为了吃帝国主义者的食物必须支付赎罪券一样，收银台旁边还放着一个印有哈桑·纳斯鲁拉头像的小捐款箱。

简讯

爱沙尼亚新任国防部长

(德新社) · 前军队首领马丁·赫雷姆成为爱沙尼亚新任国防部长。这位 52 岁的无党派退役将军在被总统阿拉尔·卡里斯任命后，在塔林议会宣誓就职。赫雷姆在 2018 年至 2024 年期间担任爱沙尼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将担任该职至明年春季爱沙尼亚议会选举为止。他此前在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赫雷姆接替了汉诺·佩夫库尔，后者在一次关于为乌克兰采购弹药的丑闻后辞职。

欧盟旨在加快军备扩充速度

(德新社) · 欧洲议会已为大幅加快国防项目审批程序铺平道路。据议会透露，此类程序的最高期限将设定为 102 个工作日。如果主管机关在期限届满前未做出决定，则审批申请应被视为默许通过。议员们由此确认了与欧盟成员国谈判代表达成的协议。现在这些国家还需正式同意，但这被视为一项形式手续。该倡议的背景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情报部门最近认为，俄罗斯最迟到 2030 年将在军事上具备发动另一场战争的能力。

赫格塞斯赞赏德国在北约的路线

(德新社) ·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对德国在加强北约欧洲力量方面发挥的先锋作用表示认可。在五角大楼与德国同行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社民党）会面时，他谈到了“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职场之前，大概没有人认为可能取得的巨大进步”。两位部长还签署了一项军备协议，旨在加强通过德国生产来满足北约联盟对武器、弹药和装备的巨大需求。

卢卡申科释放囚犯

(德新社) · 在白俄罗斯，美国谈判代表约翰·科尔在与统治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谈判后，再次促使囚犯获释。作为交换，他承诺取消美国对两家白俄罗斯大企业的制裁。科尔在明斯克会谈后在 X 上分享道：“25 名囚犯今天获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直接外交的投入带来了成果。获释的囚犯随后抵达立陶宛，并由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和亲属迎接。

俄罗斯判决一名科学家有罪

(德新社) · 在一起关于涉嫌叛国罪的有争议审判中，俄罗斯法院判处科学家尼古拉·舒谢夫（Nikolai Sjusew）七年劳改营监禁。这名拥有加拿大和俄罗斯双重国籍的社会学家，因与国外政府机构合作，被位于叙克特夫卡（Syktywkar）的科米共和国最高法院判刑。人权人士将这位 70 岁且致力于维护俄罗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士定义为政治犯，因此认为他是司法专断的受害者。

“强迫女性佩戴头巾可能构成胁迫”

集成部长克劳迪娅·鲍尔（Claudia Bauer）认为，奥地利学校禁止佩戴头巾的规定是必要的。在与梅雷特·鲍曼（Meret Baumann）的对话中，她阐述了政府计划如何打击伊斯兰主义。

鲍尔女士，奥地利学校在几天前起开始禁止 14 岁以下的女孩佩戴头巾。启动情况如何？

在大部分地区，禁止儿童佩戴头巾的规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表明夏季学期的宣传阶段取得了成功。有些女学生在收到新规定通知后脱下了头巾。但个别情况下仍存在抵触情绪。

这种现象究竟有多普遍？您去年提到过一个 12,000 名女孩的数字。

这是专家的估计。在维也纳，14 岁以下的女生有 84,000 人，其中四成信仰伊斯兰教。根据一项德国的对比研究，我们知道大约每三个年轻穆斯林女性中就有一个表示一直佩戴头巾。仅在维也纳，换算下来就有大约 12,000 名 14 岁以下的潜在头巾佩戴者。近年来，这一数字也显著增加。

这仅仅是因为学校里的穆斯林女孩增多了，还是宗教规则的解读发生了变化？

这与过去十年的移民，尤其是家庭团聚有关。但尤其是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对信仰的解读比以前明显更严格。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影响力人物（Influencerinnen）宣称，女孩只有在尽可能早地佩戴头巾时，才是端庄的穆斯林。她们认为这能保护女孩免受男性的注视和虐待。这与我们的欧洲价值观不相容。

通常是那些自封为“道德卫道士”的男孩强迫女孩采取严格的伊斯兰教解读。作为一名女性，您是否觉得结果依然像往常一样，变成了针对女性的着装规定？

我当然对此感到困扰。有人指责我将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污名化。但为什么女孩会被强迫佩戴头巾？有人以青春期发育为由进行辩护，但我认为，年长的男性想在女孩一旦发育成熟就给她们打上标记，这令我深感厌恶。

那么您如何应对这些“道德卫道士”？我们有很多集成项目，旨在与这些教条主义环境中的男孩开展工作。单靠禁止佩戴头巾并不能确保女孩能够自主决定。但同样明确的是：强迫女性佩戴头巾可能构成胁迫。在这种情况下，将适用刑法。

您的政党奥地利人民党（ÖVP）早在 2019 年就与自由党（FPÖ）共同尝试通过一项范围较小的规定在学校禁止佩戴头巾。然而，该规定因侵犯宗教自由而被宪法法院废除。为什么这次会有所不同？

针对禁令，我们采取了许多配套措施，分别面向女孩、男孩和家长。在执行过程中，将采取谨慎的方式：重点在于宣传和对话，而非处罚。对我们而言，儿童福祉至关重要。与当时相比，规避禁令的可能性更小，因为禁令同样适用于私立学校，且自疫情以来，家庭教育的规定更加严格。此外，该禁令与 14 岁的宗教成年年龄挂钩。

那么，儿童福祉就是法院要求此类干预必须具备的“特殊客观正当理由”吗？

是的。这无关宗教符号。我们希望保证女孩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犹太男孩佩戴的基帕（Kippa）对身体和个人发展产生的影响，与极年轻女孩佩戴头巾的影响不同。后者传递了一种信息，即人们应该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

克劳迪娅·鲍尔（Claudia Bauer）对成功的融合有着明确的标准。DUNKER / BKA

但只有在社区能够接受且不会给女孩们带来额外冲突或导致被排挤的情况下，这种禁令才有利于儿童福祉。您如何确保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有些女学生只能在学校里向他人倾诉——即使她们正遭受其他形式的压迫甚至暴力。正因如此，学校成为一个能让女孩们自由发展的场所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赋予她们自信心和自主决定权。而头巾完全违背了这一点，因为它让她们变得“隐形”。头巾佩戴得越早，女性日后将其摘除的可能性就越小。对此已有相关研究。也许有些人自愿佩戴头巾，是因为她们的母亲和姐姐也这样做。但我们希望给女孩们时间，直到她们达到宗教法定成年年龄后再做决定。那时她们更能意识到这样做带来的后果。

如果所有显眼的宗教符号都被禁止出现在教室中，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但在奥地利，部分地区规定墙上必须挂十字架。在一个世俗国家，这难道不是一种矛盾吗？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并认同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学校中传达，并决定了……“我们希望赋予女孩们自信心和自主决定权。而头巾完全违背了这一点。”

整合部长

克劳迪娅·鲍尔（Claudia Bauer）是一位来自上奥地利州的31岁女性，一年半前起担任奥地利总理府的欧洲、整合与家庭事务部长。她的部门主导了从本学年起生效的针对女孩的头巾禁令，目前正计划制定一项禁止政治伊斯兰的禁令。这位来自保守派奥地利人民党（ÖVP）的政治家早在2017年以22岁之龄就被选入国民议会，并从2022年起担任青年与民防国务秘书。

我们的共同生活以及日历。因此我认为十字架很重要。我们不想像法国那样废除所有宗教符号。

政府还计划禁止政治伊斯兰。具体来说，这将如何实施？

一方面，我们希望禁止政治伊斯兰本身，但同时也要加强包括协会法、集会法或宗教法在内的各项法律。目前存在太多漏洞，使得例如穆斯林兄弟会能够建立组织结构，尽管该组织的符号已被禁止。在要求建立哈里发国的示威活动中，要求消灭共和国的行为竟然可以免受处罚。在这方面我们有采取行动的必要。2025年，伊斯兰主义的犯罪行为增加了40%。

目前已经有许多禁止极端主义和敌视国家活动的规定。与其制定新法，是否更需要更多的果断和资源来改善执行情况？

目前的法律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否则我们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穆斯林兄弟会能够成功在奥地利建立网络，说明现有法律过于宽松。在其发源地埃及，该组织被视为恐怖组织，但在欧洲则不然。在奥地利，目前仅禁止其符号，但仍可以成立协会。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

“政治伊斯兰”这个概念很模糊。2020年11月针对穆斯林兄弟会开展的、包含数十次突击搜查的大规模“卢克索行动”（Operation Luxor）在部分程度上是非法的，大多数诉讼被撤销，且没有一起被定罪。您如何保证不会出现针对某个宗教团体的随意行动？我们必须为禁止政治伊斯兰找到一个精确的定义。这关乎一种反对人权和我们法治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在此划定界限。我们不想影响世俗穆斯林，而是要保护他们。他们最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威胁，后者不断向他们灌输，称体面的穆斯林不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维也纳在2020年11月经历了一次造成四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并在两年前化解了一起针对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演唱会的袭击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中的这项禁令能起到什么作用？针对恐怖主义，我们有明确的法律。但我们必须在前期防止潜移默化的激进化。问题早已转移到了数字空间——不再仅仅是群体聚集并激进化的后院清真寺。仇恨传教者的账号必须被封禁。这些人打着宗教的幌子，反对我们所代表的一切。危及我们共同生活的内容不能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存在数日。如果有人号召杀害不信道者，那就是恐怖主义。此类内容必须立即从网络删除。目前，仇恨传教者还可以毫无问题地进入奥地利并举办活动。我们也必须阻止这种情况。

您还将政治伊斯兰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经历了一个创纪录的高温夏天，而且在欧洲边境有一个恐吓邻国并对奥地利发动混合战争的政权。

他无疑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与欧洲其他挑战的不同之处在于，极端主义和激进化很难被精准捕捉。这种发展是在静默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的。

使用这种措辞，以及实施头巾禁令以及可能禁止政治伊斯兰，难道没有风险让温和派穆斯林也感到被排挤吗？而他们对于整个信仰群体的融合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能够直呼其名，而且政治伊斯兰当然与伊斯兰教有关。在这里，人们以伊斯兰之名将宗教置于国家之上，要求引入沙里亚法并宣传建立哈里发国。而这正是我们要打击的。因为首先受到影响的，正是那些从伊朗等国逃离压迫来到奥地利的自由派穆斯林。他们希望在这里生活，不需要戴头巾，也不需要道德监察员，他们尊重我们的文化并希望融入。

作为融合部长，在您如此强硬地打击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同时，让自由派穆斯林获得更多发声机会，难道不是您的职责吗？

我认为让那些融合良好、积极参与的穆斯林走到台前，是信仰群体和媒体的责任。例如在头巾辩论中，只有那些反对法律并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斗争的人在发声。此外，我希望看到他们能与伊斯兰主义进行更明确的切割。

在维也纳，有一半的入学新生德语水平如此之差，以至于无法跟上课堂进度。这些孩子中有 60% 出生在奥地利。这难道不是融合的失败吗？是的，这些数字令人震惊。遗憾的是，现在的课堂教学不再主要关注知识的传授，而是致力于消除语言缺陷。我对计划中的《融合义务法》寄予厚望。尤其是许多母亲不参加德语课程，因为她们的丈夫禁止她们单独出门。如果她们承担照顾责任，此前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居住在这里的父母如果不懂语言，会对孩子产生不良示范，让他们认为即使不懂德语也能勉强生存。未来，对于那些不参加或不足以参加融合措施的人，将实施制裁。去年有 10,000 个德语课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中断。过去几年缺乏约束力是错误的。仅仅分发一份包含课程方案和咨询点的手册是不够的。

您个人认为什么样的融合才算成功？您最近说过，人们还应该听懂方言。坦白说，尽管我的母语是德语且在奥地利生活了很久，但我并不总是能听懂。

那是被简化后的转述。我一直强调，方言课程是在某人已经具备良好德语水平时的额外提供项。它们当然不是强制性的，也不会被考核。但部分人士表达了学习地区语言的愿望，例如因为他们在护理行业工作。

成功融合的标准是什么？ 学习德语，工作并能够自食其力，以及尊重我们的价值观。

联邦总统帕梅林失去其最重要的官员

瑞士国家经济秘书处（Seco）负责人海伦·布德利格辞职——她被视为为经济部长服务、专门处理极其棘手任务的国务秘书

海伦·布德利格将离开瑞士国家经济秘书处。 ANNICK RAMP / NZZ

BEATRICE BÖSIGER, MATTHIAS VENETZ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国务秘书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已提交辞呈，这一消息最早由《比尔克》报报道，且经《新苏黎世报》调查证实。瑞士国家经济秘书处（Seco）在周三下午的一份媒体通稿中确认了这一辞职决定。通稿中称，布德利格将于2027年3月底离开Seco，因为她希望迎接“一项新的挑战”。

不仅是伯尔尼的损失 评论见第21页

联邦总统盖伊·帕梅林在信中对此次辞职表示遗憾，并感谢布德利格所提供的服务。

布德利格自2022年起领导Seco，并深度参与了与美国的关税协议。她为何选择在此时离职尚不明确。虽然有人传言她有志于在私营经济领域发展，但也有声音认为，她的辞职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比尔克》报推测，这可能与一项针对美国关税协议的调查有关。业务审计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联邦当局在签署法律上不具约束力的意向书之前的操作流程。不过，伯尔尼的其他人士对此持有异议。

危机管理专家

目前尚不清楚她的决定是否与瑞士人民党（SVP）经济部长盖伊·帕梅林的未来计划有关。帕梅林自2016年1月起担任联邦委员会成员。他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而他还能在任职多久仍存疑问。过去几周，相关猜测不断增加。有传闻称，帕梅林将在本届会议结束时，即10月初宣布辞职。社会民主党（SP）的联邦委员会成员比阿特·扬斯被认为是经济部的潜在继任者之一。伯尔尼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可能影响了布德利格的决定。

不过，此前已多次出现关于帕梅林因背部问题而辞职的猜测，但均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布德利格的离开，他失去了一位最著名的首席官员。

在过去几年中，布德利格凭借处理极其棘手事务的能力赢得了声誉。在进入经济部工作之前，布德利格曾从事外交工作，曾担任驻泰国和南非大使。在曼谷期间，她在疫情期间为瑞士游客组织了回国航班，并为海外瑞士公民安排了疫苗接种。在2022年接管Seco后，下一场危机随即到来。布德利格必须领导社会合作伙伴之间的谈判。当时讨论的焦点是所谓的“侧翼措施”（flankierende Massnahmen）。在与欧盟的谈判中，瑞士必须做出让步，同时又要保护瑞士工资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然而，当时Seco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社会合作伙伴之间一度公开交锋。布德利格将各协会和工会重新带回了谈判桌。为此，她甚至得到了工会的赞赏。时任瑞士工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的丹尼尔·兰帕特当时在评价布德利格时表示：“她是第一个想要弄清楚实际情况的人。”

关税争端中的成功

除了最初在内政上的成功，布德利格很快在对外贸易政策领域也声名鹊起。经济部长盖伊·帕梅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更新现有协定。他的国务秘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她曾亲自前往印度六次，与当地政治家建立了信任关系。

与印度的协定于一年前生效。

2025年夏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瑞士征收了39%的惩罚性关税。正值国庆日，国内因此陷入危机气氛，联邦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特别会议。不久后有消息称，经济部希望与经济界代表会面并重新谈判。不久，一张具有影响力的瑞士经济领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照片在全国传开，照片中还出现了劳力士台钟和金条。

布德利格被认为在企业界——包括国际企业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她的即将离职对于瑞士政界和经济界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损失。没有她之后，关税谈判将如何进行尚不明确。瑞士在2025年11月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借此，瑞士成功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征收的关税税率从39%降低至15%

。不过，目前仍看不到最终贸易协定的达成。

布德利格的做法通常是不寻常的。过去几年，伯尔尼一直传闻她是经济部的强势人物。经济部长帕梅林的前员工解释说，这位领导并非“控制狂”；现任员工则表示，布德利格很重要，但她的行动始终是在与领导协商后进行的。

帕梅林本人在一年前告诉《新苏黎世报》，他欣赏布德利格在“谈判中的沟通感觉”。布德利格负责先行试探，一旦出现积极信号，他本人就会介入并做出决定。如果人们对此有其他看法，那也无所谓。“太好了！”（Tant mieux!）

虽然布德利格的勤奋受到称赞，但她的人脉关系近期也屡次引发批评。特别是在与

布德利格的勤奋受到称赞，但她的人脉关系近期也屡次引发批评。

美国的关税交易背景下。例如，这位国务秘书与围绕金融集团合作伙伴集团（Partners Group）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甘特纳的企业家群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拜访唐纳德·特朗普期间，这些企业家成功地让美国总统相信了瑞士经济的优势。正如《新苏黎世报》此前报道，甘特纳当时还为海伦·布德利格安排了会面等行程。

目前，针对与美国关税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情况，一项议会调查正在进行中。国民议会的业务审计委员会希望了解，去年11月最终促成美国与瑞士签署意向书的谈判是如何开展的。该委员会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完成其工作。

安德烈亚·卡罗尼向凯勒-苏特伸出援手

这位自由民主党（FDP）的参议员希望将大银行的自有资金规定交由联邦委员会决定

克里斯蒂娜·诺伊豪斯（CHRISTINA NEUHAUS）

本周四，参议院将揭晓卡琳·凯勒-苏特在所属党派中还拥有多少支持。这涉及到过去几年最重要的经济政策问题之一：在瑞银集团（UBS）通过收购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成为规模完全不同的银行后，应对其进行多强度的监管？

凯勒-苏特希望填补现有监管中的一个漏洞。她要求瑞银集团的瑞士总部今后必须为其在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提供全额的核心一级资本支持。目前，这一要求仅部分实现。联邦委员会认为，否则海外损失可能会削弱瑞士总部——并最终再次让国家承担责任。

相关数字非常可观。根据联邦政府的计算，已通过和计划中的规定将使瑞银集团的核心一级资本要求增加约200亿美元。由于该银行已经拥有资本缓冲，联邦政府根据2025年底的数据，将实际资本缺口估算为约90亿美元。

自从收购倒闭的大银行瑞士信贷以来，瑞银集团一直或多或少地在反对针对其海外子公司拟议的自有资金覆盖加强方案。卡琳·凯勒-苏特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在采访或公开讨论中，她对瑞银集团的评价直截了当，且经常带有某种愤懑。反之，以瑞银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埃尔莫蒂（Sergio Ermotti）为首的负责人则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将卡琳·凯勒-苏特描绘成“瑞银厌恶者”。

自由民主党内部的对手

因此，自由民主党内部的抵制情绪尤为值得关注。前党主席蒂埃里·布尔卡特（Thierry Burkart）曾是这位联邦委员的心腹，但他很早就对联邦委员会提出的僵化解决方案提出了质疑。部分由于他的影响，参议院经济委员会在8月底通过了一项反议案：仅要求海外持股的50%由核心一级资本（即CET1）覆盖。而另一半则可由重新设计的AT1债券抵充。

安德烈亚·卡罗尼 自由民主党参议员

委员会将其方案称为一种折中方案。其目的是在不过度损害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提高银行的韧性。支持者还认为，新型AT1工具应比以往更早地吸收损失，并在银行陷入急性危机之前就发挥作用。

然而，国家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表达了严重的保留意见。它们认为拟议的AT1工具不能等同于核心自有资本，并警告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以及法律和干预风险。显然，它们将委员会的决定视为银行密集游说的结果，并希望将时钟拨回几个小时。

共识已然瓦解

对于凯勒-萨特而言，这种公开的拉锯战极其令人不快。在2023年3月对瑞信（Credit Suisse）采取救援行动后，联邦政府内部曾形成广泛共识，认为必须加强“大而不能倒”的监管规则。三年后的现在，各方正就这些加强措施应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而产生分歧。而分歧线恰恰贯穿在自由民主党（Freisinn）内部。

然而，就在联邦议会参议院辩论前夕，事情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折。来自阿彭策尔州的自由民主党参议员安德烈亚·卡罗尼（Andrea Caroni）提交了一项申请，旨在协助其联邦委员会成员：他向《新苏黎世报》（NZZ）和瑞士广播电视公司（SRF）确认，他希望将自有资金问题重新交还给联邦委员会处理。

卡罗尼从制度层面为其干预行为辩护。他认为，自有资金规定传统上是由条例级别监管的。议会并非详细协商技术性复杂资本要求的正确场所，这应该是联邦委员会的职责。因此，将该问题退回并不意味着放弃更严格的规则。相反，议会此举是将权限和责任交还给联邦委员会。

卡罗尼的这项提议能否通过尚不确定。他本人将成功的机会评估为50:50. 本周四将揭晓后续进展。

经济版，第24页

《新比尔克报》（Neue Bürcher Zeitung）

谋杀罪不应再有追诉时效

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律修订——这是圣加仑州一项州级倡议发起者的胜利

雷纳托·沙茨（RENATO SCHATZ），发自伯尔尼

托马斯·本茨（Thomas Benz）认为自己知道一名被寻找了数十年的凶手。他表示，自己持有能够指证该男子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该男子没有不在场证明，甚至有案底。但一名刑事警察局的员工告诉他：“他受到了高层的保护。”本茨所指的是所谓的“水晶洞谋杀案”，该案发生在1982年的圣加仑莱茵河谷，当时一名15岁和一名17岁的女孩被杀。7月31. 日中午，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们是在奥伯里特（Oberriet）和科贝尔瓦尔德（Kobelwald）之间一个十字路口骑自行车的场景。两个月后，一名男子在水晶洞附近发现了女孩们的尸体。

本茨在报纸上读到这起谋杀案时年仅七岁。他因为在吕蒂（Rüthi）祖父母家度假而熟悉那个地区，包括那个十字路口和水晶洞。他从此再也无法摆脱这个案件。

本茨后来讲述道，他在八岁时就开始进行初步的询问。他视察尸体发现地以及可能的作案现场。成年后，他申请调阅文件，会见犯罪心理分析师，甚至会见一名预言家。本茨白天从事殡葬业，业余时间则像个痴迷者。他将自己塑造为一种在灰色地带调查的侦探，半合法且半公开。当媒体就水晶洞谋杀案采访他时，他会批评当局，并暗示存在丑闻和利益勾结。本茨是“人民的警察”，且自2012年起，他是最后一个仍在真正进行调查的人。

来自州议会的同事提供帮助

在瑞士，只有极少数犯罪行为是不适用追诉时效的：针对12岁以下儿童的性行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战争罪以及严重的绑架勒索。与德国或法国不同，谋杀罪并不在其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周三，联邦议会参议院决定取消谋杀案的追诉时效。正如同样来自莱茵河谷（Rheintal）的圣加仑州瑞士人民党（SVP）国民议员迈克·埃格尔（Mike Egger）所言，这是这场“本身几乎可以写成一部犯罪小说”的争论中的最新转折。

埃格尔处于这个故事的起点。2019年夏天，他参加了德国犯罪心理分析专家阿克塞尔·佩特曼（Axel Petermann）在奥伯里特（Oberriet）举行的一次客座讲座。会场座无虚席，有两百人出席，现场还提供烤香肠和啤酒。埃格尔当时还是州议员。那天晚上，他讲述了一项他与本茨（Benz）共同起草的州议会倡议，旨在使谋杀罪不再适用追诉时效。

通常情况下，州议会倡议在联邦政府所在地伯尔尼几乎没有机会，只有约十分之一能通过。但埃格尔拥有一个优势：他在那个秋天当选为国民议员，现在可以在现场为法律修订奔走游说。这个想法曾引发争议，但议会最终达成一致：谋杀罪的追诉时效应被取消；此外，严重身体伤害罪和过失致死罪的追诉时效应从15年提高到20年，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则从15年提高到30年。

这是两名女孩的最后一张照片，她们于1982年7月成为圣加仑州莱茵河谷所谓“水晶洞谋杀案”的受害者。凶手至今未被抓获。

2025年3月，参议院通过了该提案。今年6月，国民议会紧随其后。埃格尔在圣加仑州议会同事的帮助下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尼科洛·帕加尼尼（Nicolò Paganini）说服了中间党-福音派党（Mitte-EVP）党团，苏珊娜·温岑茨-斯陶法赫（Susanne Vincenz-Stauffacher）说服了自由民主党（FDP）党团。那天，本茨坐在国民议会大厅的旁听席上，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紧张感。“我紧张得差点要离开大楼，”本茨说。

约西奇赢得胜利

然而，参议院法律委员会（RK-S）突然介入。尽管两院都已通过该提案，但该委员会通过提出重新审议申请，实际上提出了一项异议。但问题是：为什么？是因为委员会发言人马蒂亚斯·米歇尔（Matthias Michel）所说的咨询反馈？还是更多是因为法律委员会的组成——与参议院不同，该委员会希望维持追诉时效制度？

无论如何，周三上午爆发了决定性的交锋。埃格尔坐在参议院中关注辩论，本茨则在家里通过直播观看。两人看到，他们的对手多次警告称，此举会激起“错误的希望”，或者会增加司法系统的负担。中间党参议员比特·里德（Beat Rieder）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的不只有不利证据”，还有“有利证据”。或者说，许多法律专家支持维持追诉时效。

主要是无党派人士丹尼尔·约西奇（Daniel Jositsch）据理力争。他列举了未破获的案件，以及受害者和失踪者的名字：安妮卡·胡特（Annika Hutter）、彼得·罗斯（Peter Roth）、莎拉·奥伯森（Sarah Oberson）、克劳迪娅·施瓦茨（Claudia Schwarz）、丽贝卡·比埃里（Rebecca Bieri）。最终，约西奇赢得了胜利：参议院以25票赞成、18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谋杀罪不适用追诉时效的提案。当结果出现在屏幕上时，约西奇向埃格尔点了点头。现在，这项州议会倡议只剩下两周后的最终投票这一道关卡。

本茨现在51岁。他期间转行成为了护理专业人员，但他仍想继续下去，继续调查，研究文件。虽然“水晶洞谋杀案”至今未破，但本茨在周三也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布洛赫的中立倡议看来将遭遇惨败

一项民调显示，该请愿仅在瑞士人民党（SVP）支持者中获得多数支持——所有其他阵营均明确表示反对

丹尼尔·格尼（DANIEL GERNY）

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通过这项中立倡议将对瑞士产生不利影响。在愿意参与投票的选民中，仅有约三分之一（34%）表示支持该全民请愿。这是 GfS Bern 研究所 9 月初受 SRG 委托进行的第二次民调结果。63% 的人明确或倾向于反对该倡议。而在 8 月份的上次民调中，这一比例为 55%。

该倡议要求瑞士保持永久且武装的中立。瑞士不得加入任何军事或防御联盟。仅在瑞士遭到军事攻击或攻击正在筹备时，才允许进行合作。该倡议是由克里斯托夫·布洛赫（Christoph Blocher）领导的“支持瑞士”（Pro Schweiz）委员会发起的。

该倡议目前仅在瑞士人民党（SVP）阵营中获得多数支持，其中 77% 的人明确或倾向于支持。在所有其他政党阵营中，反对者占据主导地位——从 92%（社会民主党 SP）到 77%（自由民主党 FDP）。相应地，认为该倡议毫无机会的观点也日益稳固：73% 的受访者预计其将被否决。此外，83% 的受访者表达了坚定的投票意向，而在反对阵营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反对趋势进一步稳固

此外，根据 GfS Bern 的数据，反对趋势在所有社会人口群体中均有所扩大。例如，在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群中，支持率从 8 月份的 59% 下降到 9 月份的 42%。在所有年龄组中，反对声音都在增加，不过 65 岁以上人群的支持率仍然最高。女性（66%）比男性（60%）更强烈地反对该倡议，但这两个群体的反对趋势都在加强。

因此，民意的形成遵循了全民倡议的典型模式：反对者力量增强，而支持者越来越难以用其论据来说服他人。GfS Bern 表示，由于民意形成已进入后期，预计在 9 月 27 日的投票日当天不会出现重大意外。如果不能强力动员自身阵营且不能扭转反对趋势，倡议支持者将无法赢得这次投票。

营养倡议毫无机会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营养倡议。64% 的愿意参与投票的选民明确或倾向于对该提案投反对票，仅 33% 的人支持。与 8 月份的首次民调相比，对该倡议的支持率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

营养倡议要求将瑞士的自给率从 50% 以下提高到 70%。如果该倡议获得通过，农民必须减少牲畜数量，转而种植植物。氮和磷对饮用水和土壤的污染必须降低。

同样，所有人群和地区都表现出反对态度：女性对该提案的好感度高于男性；法语区和提契诺州的认可度高于德语区；18 至 39 岁人群比其他年龄组更倾向于支持。到后周日为止，这种反对态度可能不会发生改变——相反：在中立倡议的影响下，反对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延续。

圣加仑州将居留许可与刑事记录挂钩

效仿提契诺州的打击犯罪模式

安德里·罗斯特特 (ANDRI ROSTETTER)

圣加仑州正在收紧发放居留许可和跨境通勤许可的实践。今后，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的公民在申请许可时，必须毫无例外地提交刑事记录证明。州议会于周三通过了瑞士人民党（SVP）提出的一项相关动议。

该州由此效仿了提契诺州的模式。自2015年起，位于贝林佐纳的移民当局便系统性地要求申请居留许可的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民提供刑事记录证明。提契诺州此举无视了《人员自由流动协议》（FZA），该协议自1999年起便禁止各州采取此类做法。

米索克斯的黑手党案件

今年2月，随着在格劳宾登州米索克斯（Misox）逮捕多名涉嫌为“恩德朗格塔”（'Ndrangheta）成员的人员，提契诺州的做法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其中一名被捕者此前曾在提契诺州申请居留许可，但因有前科而被拒绝。

然而，提契诺州的拒绝并未产生实际效果：该男子在格劳宾登州提交了新申请。尽管库尔的当局已收到提契诺州同事关于其前科的通知，但仍向其发放了许可。在格劳宾登州看来，其前科不足以成为拒绝发放居留许可的理由。

圣加仑州人民党在动议中明确提及了提契诺州的实践以及米索克斯案件。提契诺州政府在4月强调，这一实践在过去几年中已被证明有效。逮捕行动表明，得益于对刑事记录证明的审查，该州成功阻止了一名具有潜在有组织犯罪联系的人员在提契诺州获得居留许可。提契诺州政府还表示，欢迎更多州效仿其做法。

对工作量增加的警告

圣加仑州议会现在采取了这一行动——而且是违背本州政府意愿的。该政府曾在8月明确表示反对这项动议。政府虽然同意人民党的观点，即前科在评估许可申请时起重要作用，但认为圣加仑州目前已经在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行动空间。此外，系统性地要求提供刑事记录证明将增加行政工作量。

政府表示，圣加仑州当局目前已拥有合适的工具来获取所有与安全相关的信息。所有新入境人员，包括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的人员，在许可办理过程中都会被明确询问境内外是否有前科及待决的刑事诉讼。在产生怀疑时，该州会要求提供刑事记录证明。如果相关人员在瑞士搜寻系统 Ripol 或申根信息系统（SIS）中有记录，同样适用此规定。

圣加仑州的决定可能也会引起伯尔尼方面的极大关注。今年6月，联邦议会决定，有前科的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民将不再获得居留许可。这一新规定同样与《人员自由流动协议》（FZA）直接冲突。根据与欧盟的协议，只有在有明确迹象表明相关人员可能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例如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时，州政府才能要求提供刑事记录证明。

“丘吉尔会敦促我们的国家开展合作”

在温斯顿·丘吉尔发表著名的欧洲演说 80 年后，英国驻瑞士大使詹姆斯·斯奎尔（James Squire）表示：“瑞士无需加入任何联盟。”但在与格奥尔格·海斯勒（Georg Häsler）的对话中，他主张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

当时欧洲满目疮痍，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铁幕在东欧与西欧之间落下。1946 年 9 月，英国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访问了未受战争破坏的瑞士，这释放了第一个开启新局面的信号——尤其是他在苏黎世大学发表的演说。对于丘吉尔而言，“不再有战争”意味着要用一个统一欧洲的计划来取代民族间的敌对。

英国大使詹姆斯·斯奎尔利用苏黎世丘吉尔演说 80. 周年之际，在瑞士发起了一场魅力攻势。斯奎尔自 2008 年起进入外交服务部门，曾担任驻阿富汗副大使等职。此前，他曾在金融领域工作。斯奎尔在伯尔尼的岗位上已任职三年半。

斯奎尔大使先生，温斯顿·丘吉尔 1946 年在苏黎世呼吁：“让欧洲崛起！”但如今英国和瑞士都不属于欧盟。这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国家确实都属于欧洲。无论是否在欧盟之外，瑞士和英国都处于欧洲的核心地带。地理是我们的宿命。丘吉尔将欧洲视为一种文明，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必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他为这种文明进步设定了一个单一的模型。欧盟是统一欧洲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并非唯一的一种。

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个古老的民主国家与欧盟保持距离？ 对于两国来说，欧盟都是核心合作伙伴。在经济上，欧盟对我们和瑞士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市场。对我来说，现代欧洲认同的核心是民主。瑞士人的意愿体现在 1992, 年对欧洲经济区（EEA）投出的反对票，而英国人的意愿则首先体现在加入欧盟，随后体现在退出欧盟。这两者都是民主决定。

您在瑞士已经三年半了。您如何看待当地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讨论？

（图注：1946 年 9 月温斯顿·丘吉尔访问苏黎世：民众热情地欢迎这位英国战时首相。PHOTOPRESS-ARCHIV / KEYSTONE）

你不能将其与政治体制分开来看。权力始于市镇，然后才传递到联邦。这虽然减缓了决策速度，但使决策更具持久性。莫斯科关于瑞士不再中立的指控是不可信的。瑞士应当自信地表现自己。

丘吉尔会对今天欧洲的状态怎么说？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我 2023 年来到瑞士时，人们讨论威胁的方式更偏向理论。而今天人们在问：我们怎么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丘吉尔会敦促我们的国家开展合作。但他也同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要捍卫民主。

对此，瑞士的民主机制必须做出决定。从左翼到右翼的议员们在威胁分析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资金投入和能力建设上存在分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得更多：为了乌克兰，为了这场关乎我们安全的前线战斗，以及为了我们的国防。

虽然缓慢让瑞士具有韧性，但我们在国防上的支出依然过低，且几乎没有任何地面防空能力。

俄罗斯每天通过混合行动向英国，尤其是德国施压。在欧洲，我们距离战争的边缘有多近？

[...OMITTED...]

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这项任务。北约国家希望到 2035 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这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瑞士辩论的方向令我感到鼓舞。但实际需求可能远比我们今天认为的要大。

莱比锡机场的袭击企图表明了我们的处境：我们正从间谍活动和破坏行为转向可能导致多人死亡的袭击。普京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并非在为和平做计划；其野心已超出乌克兰。

英国似乎成了特别的目标：俄罗斯军舰在英吉利海峡表现出攻击性，战斗机侵入领空，此外高北地区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这就是英国支持乌克兰的代价吗？不仅是英国受到威胁，德国、波兰、芬兰或瑞典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我们正在更新国防并增强我们的韧性。对我们而言，“北约优先”适用，但并非“只有北约”。联盟之外的伙伴关系同样重要。威胁是一项共同的欧洲挑战。

富裕的瑞士在讨论将国防预算维持在 1% 左右。这样能为欧洲安全做出团结的贡献吗？

并不真正能。英国人和瑞士人可能都偏好实用主义：关键在于什么行之有效。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至关重要。E-3 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也发挥了作用。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我们可以为共同目标做出贡献。

瑞士和英国协商达成了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在脱欧后，或许错过了一个共同开发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制度化渠道的机会。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此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届政府的政治取向。法国即将举行选举，德国的政党体系正在发生偏移。欧洲理念是否面临被侵蚀的危险？

目前正在形成北约 3.0.。与此同时，像 E-3 这样的小多边形式也在出现：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协调对乌克兰的欧洲援助。这种野蛮生长是否危及欧洲制度化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我对其他国家的内政只能发表有限的评论。对于英国来说，北约仍然是国防的基石。在英国政坛，关于支持乌克兰并没有巨大的党派分歧。这表明了连续性。

即使作为脱欧国家，英国也为欧洲安全承担了更多责任。这也是丘吉尔的遗产吗？

这几乎是一个哲学问题。人们可能会认为，一座岛屿可以免受大陆发展的影响。但历史上从未如此。凡是涉及欧洲的事项，总有英国维度。我们面向世界并承担责任。

瑞士在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总是受到威胁最严重。也许这也能解释中立的价值。您如何评价瑞士的辩论？

英国尊重瑞士的中立。早在 1857 年普鲁士与瑞士联邦之间的纽沙泰尔贸易争端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就支持瑞士的立场。瑞士承担责任——直到今天：新的安全政策战略指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显然，瑞士从其处于北约区域的地理位置中获益。该战略明确指出，随之而来的是共同的责任。欧洲承担不起出现漏洞的代价。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中立政策持相当怀疑的态度。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关于该倡议，将由瑞士民众决定。但我们非常重视合作——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与北约的合作。瑞士空军正使用其 F / A-18 战机在约克郡进行夜航训练。此外还包括危机管理演习以及量身定制的北约伙伴关系。在我看来，这与瑞士中立政策的目标并不矛盾。瑞士无需加入任何联盟，但开展务实合作是有意义的。

詹姆斯·斯奎尔 (James Squire) 英国驻瑞士大使

«我们所有人都 必须做得更多： 为了乌克兰， 为了这场关乎我们 安全的前线战斗， 以及为了我们的 国防。»

我们是欧盟之外最大的两个欧洲经济体，但我们是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许多瑞士人告诉我，英国感觉就像一个没有共同边界的邻居——我想补充一点，也许这意味着没有直接邻居带来的负担。我们彼此欣赏，但并不相同。在 19. 世纪，英国人发现了瑞士的山脉……

最后再次谈谈眼前的威胁。俄罗斯大使馆就在这附近。联邦情报局将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GRU) 和对外情报局 (SVR) 特工的存在描述为一个问题。瑞士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否过于宽容？

瑞士拥有卓越的能力。联邦情报局 (NDB) 局长已经清晰地描述了间谍威胁。因为我们共享价值观和形势评估，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尽一份力。莱比锡是一个警钟：俄罗斯在进行破坏活动时甚至不惜造成人员死亡。英国在 2018 年索尔兹伯里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中经历了这一点。施皮茨实验室 (Labor Spiez) 对诺维乔克样本进行了分析——这就是合作的一个例子。再次强调：欧洲不能允许出现任何漏洞。

英国游客教会了瑞士人热爱阿尔卑斯山。在此之前，我们反而对大山感到恐惧。人们正是这样告诉我。回到政治话题：在退出欧盟后，我们首先填补了最重要的漏洞。之后我们才能变得更有雄心。该自由贸易协定在服务、数据、数字化和职业流动性方面面向未来。两国都能为欧洲的竞争力做出巨大贡献。

一旦一个人找到了自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斯特凡·茨威格 (Stefan Zweig)

赫利贝格，2026年9月

我们怀念深爱的丈夫、父亲、祖父、继父、兄弟和叔伯

尤尔格·彼得·马夸德 (Jürg Peter Marquard)

13. Juli 1945 – 14. September 2026

一位美妙的家庭成员，一位才华横溢的出版商，一位具有非凡人格的远见企业家。他凭借其沟通能力、对爱的热忱以及对生活的热情，通过媒体和公众触动并影响了许多人。他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将对他给予我们的一切心存感激。

拉奎尔·马夸德 (Raquel Marquard) 与 比安卡 (Bianca)、曼努埃拉 (Manuela)、文森特 (Vincent)、拉尔夫 (Ralph)

艾琳·罗西奥·多布罗娃 (Aline Rocio Dobrova) 与 迪米特里 (Dimitri)、伊莎贝拉 (Isabella)、塔莉亚 (Thalia)、莱文 (Levin)

菲利普·亚历山大 (Philipp Alexander) 与 埃拉 (Ella)、迈琳娜 (Maileena)、露米 (Lumi)

亚历山德拉·拉维尼亚 (Alexandra Lavinia)

奥德丽·普里西拉 (Audrey Priscilla)

卡罗琳·伊丽莎白 (Caroline Elizabeth)

丹尼尔 (Daniel) 与 蒂法尼 (Tiffany)、朱利安 (Julian)

安德烈亚斯 (Andreas) 与 科里娜 (Corina)、尼科 (Nico)

告别仪式将于 1. Oktober 2026, 13.30 Uhr 在苏黎世的圣母大教堂 (Fraumünster) 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将在至亲范围内进行。

吊唁地址：Villa Bella Vista, Biswindstrasse 17, CH-8704 Herrliberg

我们在悲痛与感激中告别我们的同行者与朋友

尤尔格 (Jürg)

13. Juli 1945–14. September 2026

尤尔格是我们敬重的商业伙伴，也是美妙的朋友。

他在欧洲媒体产业中的企业家成就绝无仅有。

他对待友谊的方式亦然。

我们的思念与他的家人、他的妻子拉奎尔 (Raquel) 以及他的孩子们艾琳 (Aline)、菲利普 (Philipp)、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奥德丽 (Audrey)、卡罗琳 (Caroline)、比安卡 (Bianca)、文森特 (Vincent) 同在。

代表 Ringier AG

迈克尔·林吉尔 (Michael Ringier)、艾芙琳·林格 (Evelyn Lingg)、罗宾·林格 (Robin Lingg)、罗曼·巴尔格齐 (Roman Bargezi)、马克·沃尔德 (Marc Walder)

oooRingier

集团哀悼其创始人

尤尔格 (Jürg)

凭借其企业独立性和对媒体变革的敏锐洞察，尤尔格自 1965 年起建立并塑造了一家企业，其规模已远远超出了创始人的个人影响。

我们将带着尊严、崇高的纪念以及他那富有远见的开拓精神，引领集团走向未来。

我们的思念与他的家人、朋友以及所有与他亲近的人同在。

代表 Group AG 比詹·赫兹里 (Bijan Khezri) 及 MBO 合作伙伴，董事会成员克里斯托夫·托尼尼 (Christoph Tonini)、马克·沃尔德 (Marc Walder) 以及全体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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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无法控制毒品场景

当局加强了镇压——但成瘾者正分散到各个街区

军营区域（Kasernenareal）是警方和社会工作者数月来增加部署的四个地点之一。DOMINIC NAHR / N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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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A BELZ

这个下午，警察已经到了。三名执法人员站在一棵大树下，搜查三名此前坐在草地上的男子。过程进行得十分平静。在几米外的一块毯子上，一名女性双腿伸直，身体前倾，处于亢奋状态。两名被拦截者在短时间内获准离开，一名则必须坐在地上，直到第二辆警车到达。随后他被戴上手铐，当警员将他带往汽车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自己的随身物品。

位于第4区的贝克公园（Bäckeranlage）是市政府自7月中旬以来，为防止毒品场景固定化而奋斗的四个重点区域之一。这意味着：警方以及外展社会工作机构 SIP 都增加了部署。除了贝克公园，重点区域还包括军营区域、中央车站的3号站台及其相邻的格斯纳大道（Gessnerallee），以及尚岑格拉本（Schanzengrabens）的部分区域。

这个下午，两名 SIP 的工作人员也在贝克公园内活动。他们与坐在草地上和公园边缘长椅上的人们交谈。有时他们能说服某人打一场羽毛球。此外，社会工作者多次尝试与那名处于亢奋状态的女性交谈。但徒劳无功：她短暂地抬头看了一眼，随后又一次次陷入昏沉。

一个被遗弃的游乐场

这个周一，公园里有药物依赖问题的人占据多数。社区中心的咖啡馆关闭了，攀爬架和游乐场被遗弃。在一次逮捕发生后不到半小时，下一辆警车就驶入公园并巡视了一圈。这一次没有警察下车。居民报告称，与初夏相比，公园里的情况有所缓解。另一些人则观察到，成瘾者现在更多地分散到周围住宅楼的内院中——这可能是加强管控带来的效果。

负责第4区协会中贝克公园事务的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证实了这一印象。但他表示：“通过市政府的措施，公园里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市政府对再次增长的场景反应可能有些迟缓，但与去年相比，情况已经好转。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咖啡馆是否营业。在营业的日子里，公园里会有更多的儿童和家庭。因此，该区协会目前正致力于争取今后不再设有休息日。

克里斯蒂安·阿萨宁（Kristian Asanin）也注意到了变化，他明确指出这是局部性的。这位人事顾问的办公室直接面对格斯纳大道，再走几米就能看到车站广场和中央车站的3号站台。这一地区同样被视为重点区域。“警察比初夏时要频繁得多，”阿萨宁说，“警员在进行检查并驱离人员。”但他说，一旦警察离开，“病人”（他这样称呼成瘾者）就会再次回来。

骚扰增加

阿萨宁认为，这些群体规模反而有所扩大，且消费者中年轻人的数量之多令人心惊。这位人事顾问在盖斯纳大道（Gessnerallee）底端工作了 15 年多。他表示，这里对瘾君子来说地理位置优越：从火车站很快就能到达，且靠近同样位于盖斯纳大道的一处毒品发放点。此外，一旦警察到来，人们可以迅速向各个方向分散到繁忙的街道中。

多米尼克·齐格蒙特（Dominique Zygmont）报告称，这种情况也延伸到了市中心方向。这位市中心协会的总经理表示，今年夏天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加入该协会的商家报告称，瘾君子骚扰顾客或员工的情况有所增加。一些商家因此加强了安全措施：例如雇佣额外人员，或者像某家银行那样，限制进入自动取款机（Bancomaten）区域。齐格蒙特说：“为此产生的费用——每月数千法郎——由企业自行承担。”他推测，警方加强管控将毒品消费者驱赶到了市中心。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尚岑格拉本（Schanzengraben）。 Löwenstrasse 协会主席马库斯·迈尔（Markus Meier）观察到，该场景同样发生了转移——现在更多地出现在 Löwenplatz 和 Sihlporte 之间。不过，这仅限于特定的时间段。迈尔说：“尤其是清晨，可以看到那里有多达 10 人的群体。”那里存在交易和吸食行为。他表示，自己会按照建议拨打警察或 SIP 的电话。但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到达的速度赶不上人们散去的速度。白

现在，随着秋天的到来，情况将自动有所缓解。

天时情况较为宽松。迈尔说，尚岑格拉本仍然是野餐和运动的热门地点，甚至有游客在那里游泳。

负责热点地区政策的安全部门在回复查询时表示，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效应：“在某个地方增加压力总是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转移。”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这种场景固定下来。

市政府在约两个月后发现情况有所改善。社会部门在回复查询时写道，所采取的措施导致在公共场所吸食的情况减少，毒品消费者的群体规模再次缩小。去年，当局估计在公共场所吸食的人数高达 400 人。社会部门表示，目前没有定期的统计数据。

据安全部门称，自 7 月中旬达到顶峰（一周约 200 人）以来，驱离人数近期大幅下降。在 8 月的最后一周，在四个热点地区及其直接相邻区域，仍有 47 人被驱离。不过，市政府和周边居民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一现象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条件。现在，随着秋天的到来，情况将自动有所缓解。

寻找第四个地点

目前，这四个区域仍被视为热点地区——相关措施仍在继续。安全部门和社会部门均强调，单纯依靠镇压并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然而，构成此前成功毒品政策的其他“支柱”几乎没有进展。中间党（Mitte-Partei）近期要求市议会针对克拉克可卡因（Crack）危机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调整——其“四支柱模型”。

社会部门表示，目前仍在“密集”寻找第四个设立接触与接待中心的地点。在该中心，成瘾者可以在此吸食，进行小规模交易并获得援助服务——前提是他们必须在苏黎世市拥有住所。

然而，今年夏天再次证实了一个事实：苏黎世街头约一半的成瘾者来自市外。社会局局长塞琳·维德默（Céline Widmer）近期告诉 Tamedia 旗下的报纸，因此她不仅在加强与各市镇的联系，还将该议题提交至州级社会会议。此外，她表示愿意研究在苏黎世引入类似于日内瓦市已实施的受控可卡因供应机制。

热点地区的居民希望市政府在冬季不要放松劲头。“今年夏天表明：苏黎世市在毒品政策方面面临着一项新挑战，”多米尼克·齐格蒙特（Dominique Zygmont）说道。他希望能够达成伙伴关系的解决方案。来自第4区居民协会的托马斯·施奈德（Thomas Schneider）认为，该议题也应列入州级议程，以分担苏黎世市承担的中心压力。根据他的观察以及与其他城区居民的交谈，他认为克拉克可卡因消费者的数量正在增加。

克里斯蒂安·阿萨宁（Kristian Asanin）表示，尽管市政府加大了投入，但盖斯纳大道（Gessnerallee）的情况依然令人困扰——且今年比去年更糟糕。他希望：市警察局能在盖斯纳大道下端设立一个警岗。

苏黎世市毒品场景热点地区

NZZ / mvl.

ERZ 丑闻提交联邦法院

前任主管乌尔斯·保利于 2023 年被判决，判决已生效

zge. · 苏黎世市与苏黎世废物处理与回收局（ERZ）前主管乌尔斯·保利（Urs Pauli）之间的纠纷将提交至最高司法机构：苏黎世市已将 7 月 30 日行政法院的一项判决上诉至联邦法院。市土木工程与废物处理部门在回复《新苏黎世报》的询问时确认了此事。

在保利所属部门被发现存在“小金库”后，市府在九年前将其立即解雇。随后，更多违规行为被揭露。其中涉及昂贵的公务用车、账目错误，甚至在 ERZ 场地上建立了一个私人动物园。2023 年，苏黎世地方法院以职务侵占、职务伪造文书和违背信托责任为由，对保利作出了生效判决。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以及 180 个日薪单位的罚金，每单位 60 瑞郎。

随后，市府要求他赔偿近 300,000 瑞郎的损失。但行政法院大幅削减了这笔赔偿要求，将其降至约 70,000 瑞郎。法院认为，市府对损失负有共同责任——因为其监管不够细致。这一论点是否成立，现在将由联邦法院决定。

苏黎世增加街道树木

树木应被视为完整的基础设施

mvl. · 苏黎世市与其树木之间的关系并非毫无矛盾。多年来，由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市政府一直承诺增加绿化和树木，但多年来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衡量标准是所谓的树冠覆盖面积，这比树木的数量更重要。因为大型古树提供的遮荫效果远超十几棵幼树。大多数树木是在私人土地上消失的，例如，当一座单户住宅被拆除并由一座多户住宅取代时。

现在，苏黎世市希望在至少能直接影响的区域——即街道空间——加快植树速度。该区域的树木比例应从 12,5 翻倍至 25 百分比。这相当于 1,1 平方公里的面积，或 154 个足球场。

据苏黎世城市绿化局（Grün Stadt Zürich）称，将种植的是“具有气候韧性的树木”。此外，他们将多样化树种，以防止例如在发生病虫害时导致整条林荫大道全部枯死。在一项新方案中，城市空间将被细致分析。其中将确定“绿化缺失区”，例如朗街（Langstrasse）周边或苏黎世西区。

但仅凭一项方案真的能种更多树吗？过去多次证明，由于涉及众多部门，市政府在植树执行方面并非十分高效。

对此，苏黎世城市绿化局写道，新变化在于现在为街道空间的规划创建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础。在道路建设工程中，树木现在必须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考虑”。今后，树木将不再被仅仅视为纯粹的装饰，而是被当作完整的基础设施来对待。大多数树木应尽可能在 2026 年代内完成种植。显然，这将伴随着大规模的停车位削减。

我的灵魂舒展宽阔的翅膀，飞越静谧的土地，仿佛飞向故乡。——约瑟夫·冯·艾兴多夫

祖米孔，2026年9月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告别我亲爱的丈夫，我们细心的父亲和岳父 / 公公，我们亲爱的祖父以及优秀的兄弟

伯纳德·埃米尔·布劳内-吕迪 (Bernard Emile Braune-Rüedi)，ETH / SIA 认证物理学家

* 22.02.1940 † 07.09.2026

在静默的哀悼中

伊丽莎白·布劳内-吕迪 (Elisabeth Braune-Rüedi)

斯特凡和乌塔-利希蒂 (Stéphane und Uta -Liechti)

阿梅代 (Amédé)

朱利安 (Julian)

娜塔莉和路德格·韦伯 (Nathalie und Ludger Weber)

尼古拉斯·韦伯 (Nicolas Weber)

诺艾米·韦伯 (Noémi Weber)

帕斯卡·韦伯 (Pascal Weber)

雷内-吕迪 (René -Rüedi)

玛德琳及其家人

亲友

告别仪式在至亲范围内举行。我们感谢所有在爱与友谊中与逝者相连的人。

请以向 THEODORA 基金会捐款代替献花，备注：Bernard 逝世，IBAN CH51 0900 0000 1006 1645 5

吊唁地址：Elisabeth -Rüedi, Morgental 31, 8126 Zumikon

我们哀悼我们的母亲、岳母 / 公公、祖母、曾祖母、姐妹、姨妈 / 姑妈和朋友

哈娜·贝尔洛维茨-芬克尔斯坦 (Chana Berlowitz-Finkelstein)

5. Juni 1931 至 15. September 2026

她意志坚定，热爱生活，热衷社交且心向世界——直至生命的终点。我们深切地怀念她。

迈克尔·贝尔洛维茨 (Michael Berlowitz) 和 布里吉特·布罗尼曼 (Brigitte Brönimann)

谢莉·贝尔洛维茨 (Shelley Berlowitz)、苏珊娜·迪特勒 (Suzanne Dietler)

大卫 (David)、朱莉亚·沙赫特 (Julia Schächter)

迪娜·魏特 (Dina Weidt)、海因茨·魏特 (Heinz Weidt)

伊扎克·佐哈尔 (Yitzchak Zohar) 及其家人，耶路撒冷

比娜·齐默曼 (Bina Zimmermann) 及其家人，佩塔提克瓦

伊夫·安德赖纳·科勒 (Yves Andraina Kohler) 与 米拉 (Mira)、拉拉 (Lara)

梅雷特 (Meret)、丽莎 (Lisa)、瓦亚 (Vaia) 与 努里 (Nuri)、埃内亚·鲁德尔 (Enea Ruedi Studer) 与 夏曼 (Charmaine)、希拉 (Sheila)、塔莉亚 (Talya) 帕斯卡·布罗尼曼 (Pascal Brönnimann)

安德烈亚·魏特 (Andrea Weidt)、延斯·布雷登贝克 (Jens Bredenbeck) 与 芬恩·尼克 (Finn Nick)，法兰克福、万达·奈 (Wanda Nay) 与 马克西姆·格洛里亚 (Maxime Gloria)

葬礼已经举行。 希瓦 (Schiwa)：星期四，17. September 2026: 9.00 – 12.00 Uhr 15.00 – 20.00 Uhr 星期五，18. September 2026: 9.00 – 13.00 星期六，19. September 2026: 20.30 – 21.30 星期日，20. September 2026: 9.00 – 13.00 。

若欲捐款，请遵循查娜 (Chana) 的意愿，支持新以色列基金 (Neuer Israel Fonds)：IBAN CH56 0900 0000 4003 73331。

吊唁地址：Sallenbachstrasse 29, 8055 Zürich

葬礼与安葬

苏黎世市人口局

Stadthaus, Stadthausquai 17, 8001 Zürich 电话 044 412 40 00 www.stadt-zuerich.ch / bestattungsamt

2026年9月17. 星期四的葬礼与安葬

彼得·马克斯·比切尔 (Büchel, Peter Max)，Jg. 1933, 8620 Wetzikon ZH, Bachtelstrasse 68。– 13.30 在 Hönggerberg 墓地进行土葬，随后在 Hönggerberg 墓地礼拜堂举行告别仪式。

维克多·布鲁诺·比尔基 (Bürki, Viktor Bruno)，Jg. 1946, von Langnau im Emmental BE, 8006 , Lindenbachstrasse 1。– 10.30 在 Hönggerberg 墓地进行骨灰安葬。

彼得·康拉德 (Konrad, Peter)，Jg. 1944, von Wohlen AG, 8104 Weiningen ZH, Püntenstrasse 4。– 13.30 在 Sihlfeld D 墓地安慰广场 (Platz des Trostes) 进行骨灰安葬。

尤苏夫·兰皮尔 (Lampir, Yusuf)，Jg. 1939, von , 丧偶（原配为 Lampir geb. Yücelay, Günin），8051 , Ueberlandstrasse 385。– 10.30 在 Witikon 墓地进行土葬。

恩斯特·罗伯特·皮伦 (Pieren, Ernst Robert)，Jg. 1938, von Adelboden BE, 丧偶（原配为 Pieren geb. Meyer, Lotti），8032 , Hottingerstrasse 60。– 14.30 在十字教堂 (Kreuzkirche) 归正教会举行追思礼拜。 埃丽卡·瓦尔瑟 (Walser, Erika)，Jg. 1954, von Seewis im Prättigau GR, 8047 , Breitenlooweg 11。– 14.15 在 Albisrieden 旧归正教会举行追思礼拜。

2026年9月18. 星期五的葬礼与安葬

弗朗齐斯卡·多萝西娅·阿克内希特 (Ackerknecht geb. Seebohm, Franziska Dorothea)，Jg. 1947, von , 丧偶，8047 , Flurstrasse 130。– 13.30 在 Witikon 墓地进行骨灰安葬。

克里斯平·维尔纳·布彻 (Bucher, Crispin Werner)，Jg. 1940, von Kerns OW, 8045 , Schweighofstrasse 209。– 13.30 在 Üetliberg 墓地进行骨灰安葬。

莫妮卡·玛丽亚·吉多利 (Ghidoli geb. Groner, Monika Maria)，Jg. 1946, von , 已婚，8049 , Im Wingert 30。– 10.30 在 Sihlfeld D 墓地骨灰林广场 (Urnenhainplatz) 进行骨灰安葬，随后在 Sihlfeld A 墓地礼拜堂举行告别仪式。 费利克斯·罗曼·赫尔佐格 (Herzog, Felix Roman)，Jg. 1964, von Homburg TG, 8049 , Reinhold-Frei-Strasse 47。– 11.00 在 Hönggerberg 墓地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

迭戈·帕特里克·贾吉-米勒 (Jaggy-Müller, Diego Patrick)，Jg. 1963, von , Kippel VS Wiler Lötschental VS, 妻子为 Jaggy geb. Müller, Annina Maria, 8049 , Rebbergstrasse 77。– 15.30 在 Hönggerberg 墓地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

乌苏拉·库恩 (Kuhn geb. Schaub, Ursula)，Jg. 1926, von Rheineck SG, 丧偶（原配为 Kuhn-Schaub, Adolf），8049 , Riedhofweg 4。– 13.30 在 Hönggerberg 墓地进行骨灰安葬。

萨宾娜·鲁斯·蒂格曼 (Tiegermann geb. Eglin, Sabine Ruth)，Jg. 1954, von , 8050 , Lavendelweg 3。– 11.00 在 Oerlikon 归正教会举行追思礼拜。

杰尔索米娜·蒂雷利 (Tirelli, Gelsomina)，Jg. 1932, von Italien, 丧偶，8032 , Dolderstrasse 25。– 10.30 在 Witikon 墓地进行土葬，随后在 Witikon 墓地礼拜堂举行告别仪式。

法学教授、荣誉博士

马丁·伦迪 23. September 1933–12. September 2026

马丁·伦迪在经历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后，于92岁高龄安详离世。他曾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法学正教授，是瑞士空间规划的共同塑造者，也是一位极其清晰、善良且可靠的人。

深切哀悼：

海蒂·伦迪-布雷克（Heidi Lendi-Bräker）、斯特凡·伦迪（Stephan Lendi）和塞巴斯蒂安·魏德曼（Sebastian Weidmann）、露丝·迪斯特-伦迪（Ruth Dürst-Lendi）、露丝·布雷克（Ruth Bräker）、亲属及友人

告别仪式将于 Mittwoch, 30. September 2026, um 11.00 在苏黎世圣母大教堂（Fraumünster）举行。

1043 次从头开始。

3 次取消假期。

研发出 1 种新的癌症诊断方法。

ENNIO LEANZA / KEYSTONE

“节日永远不可能实现气候中和”

三年前举行了最后一届苏黎世节（Züri-Fäscht）。2029年，该节日将以新形式重启。

新的苏黎世节，旧的问题——组委会负责人珍妮特·赫尔佐格（Jeannette Herzog）解释为何她仍愿意迎接这一挑战

2029年，苏黎世希望再次邀请市民参加城市节日。周二，市议会公布了新版苏黎世节的规划方案。节日将不再在湖边盆地举行，而是分散在莱姆巴赫（Leimbach）与亨格（Höngg）之间，沿锡尔河（Sihl）和利马特河（Limmat）分布。整个节日场地预计将延伸十公里。

新节日中尤为敏感的一点是：主办方仍是之前组织旧版苏黎世节的同一个协会。尽管如此，苏黎世民众节日协会（VZV）总经理珍妮特·赫尔佐格仍坚信这次尝试会取得成功。但她同时也向市政当局提出了明确要求。

赫尔佐格女士，如果没有飞行表演和烟花，苏黎世节就无法实现，尤其是烟花属于该节日的DNA：这此前一直是VZV的立场。那么，为什么该协会现在要承担起一个必须在没有这些吸引项目的情况下运行的节日的组织工作？

新方案说服了我们，而且市议会的投入表明：人们对城市节日的渴望依然存在，而且它可以是一个大型节日。VZV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节日将会有所不同，但会很精彩。

而且没有烟花。

苏黎世节的烟花一直非常绚丽，但我们也必须诚实面对。烟花将

“我们将举办一场精彩的派对。”

珍妮特·赫尔佐格 (Jeannette Herzog) 苏黎世民间节日协会 (Zürcher Volksfeste) 总经理

如今在政治、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评价明显更加严苛。在过去几届旧版“苏黎世节”（Züri-Fäscht）中，我们越来越在思考：如果节日的核核心吸引力日益受到争议，且不再符合城市的环保战略，那么这个节日的基石究竟是什么。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挫败感。我们的协会只有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组织委员会部分由志愿者成员组成。为了开发一套全新的概念，需要创意机构的专业能力。现在方案已经出炉，且得到了市议会的支持。

概念是新的，但问题似乎还是那些老问题。市政府依然有其气候目标。 目标冲突是可能的。但前提条件已经不同了。

在哪些方面不同？

在哪些方面： 以前我们是请求者。现在市政府将举办该节日视为其职责，因此承担了更强的义务。市议会的一个项目组也参与其中且非常投入。市政府的代表负责行政内部的协调工作。关键在于，节日的原则性可行性已经明确。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市议会提交一份详细方案。

绿党现在已经在抱怨新方案在生态上考虑不足。 我希望各政党能以开放的态度陪伴详细方案的制定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措施进行评估。一场节日永远不可能实现气候中和，它不会安静，总会有垃圾，也总会有开车前来的人。但我们将竭尽全力，让节日尽可能环保。

您对政界有什么期待？ 需要市议会做出一个原则性决定，即未来是否每三年举办一次城市节日。对于我们组织者来说，关键在于基础前提条件不会在每一届活动中都被重新质疑。这样的节日需要规划的确定性和广泛的政治支持。

这意味着，如果议会对详细方案有太多的修改要求，苏黎世民间节日协会 (VZV) 可能在一年后再次放弃？ 立即再次停止绝对不是我们的意愿。

节日场地计划从莱姆巴赫 (Leimbach) 延伸到亨格 (Höngg)。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流量可以更好地分散。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心地段可能会聚集大量游客，而偏远地区可能几乎吸引不到游客。您打算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通过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提供精彩的节目亮点。旧版“苏黎世节”也是如此。当时不仅在湖边有烟花，在布拉特草地 (Blatterwiese) 或兰迪草地 (Landiwiese) 也有其他景点。即便采用新方案，我们也会举办一场精彩的派对，它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区节日，而是一个真正的民间节日。

但恰恰是中间派政党在抱怨，说这不过是一系列平庸的社区节日。您如何确保它依然是一个民间节日？ 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保证的。但在周二公布消息后，我收到了很多支持。不仅来自活动行业，还来自许多曾参与旧版“苏黎世节”的人。这让我充满信心，人们参与新城市节日并贡献想法的意愿是很强的。这确实是一次冒险。但我们有雄心再次打造一个能吸引众多人群的精彩节日。

市议会希望提供比旧版“苏黎世节”更多的资金。协会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多少资金？

市政府预计金额约为 8,5 至 10,5 百万瑞郎。我们希望这次庆典能比之前的更少商业化。这需要市政府提供比以往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预算计划由赞助商承担相对较大的一笔费用。这肯定是一个挑战，因为如今许多企业的赞助意愿整体上变得更加谨慎。与此同时，新的庆典方案在此也提供了机遇。

采访：弗朗西斯卡·普拉德（Francesca Prader）

商人将儿子绑架至约旦

这名 44 岁的男子因绑架罪被苏黎世地区法院判处多年监禁

FABIAN BAUMGARTNER, TOBIAS MARTI

伊琳娜·文库（Irina Vencu）与她的儿子约瑟夫·赫克托（Josif Hector）已经分离 11 年了。他现在 13 岁，生活在约旦。那是他的父亲在 2015 年 8 月的一个夏天将他带走的地方。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他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夺走。

由于这一行为，伊琳娜·文库的前伴侣必须在苏黎世地区法院接受审判。对于法官而言，这是一个明确的案件：他判定这名来自约旦的 44 岁商人犯有加重绑架罪、非法剥夺未成年人监护权以及强迫罪。

联系突然中断

这一切始于2015年8月的一个周六早晨。当时伊琳娜·文库（Irina Vencu）的儿子刚满三岁。那天，父亲和儿子计划去苏黎世动物园，并于傍晚返回。

伊琳娜·文库后来回忆道，当她的前夫站在门前接孩子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他心情很好，并且在微笑。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剧变，联系突然中断。直到午夜才收到一条消息。前夫在信中写道，儿子现在很安全。不久后真相大白：他将孩子绑架到了约旦。

这并非一次冲动之举。该男子此前已在区政府办理了注销登记，几天后，他的雇主和托儿所也收到了他的辞职信。当这名约旦人在机场通过护照检查时，他还向警察出示了一份由母亲签署的允许带男孩出境的许可证明。然而，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前夫几周前与儿子前往约旦旅行时使用的。此外，自那次旅行以来，男孩的护照一直由他保管。这是一次没有归途的旅行：如今已成为13岁青少年的孩子至今仍生活在约旦首都。

但在2025年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2025年 1. 6月，警方在法兰克福机场逮捕了这名约旦商人。此前，瑞士司法部门已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在德国被捕后，他被引渡至苏黎世。

正是这次引渡，使得这名44岁的男子现在必须在苏黎世出庭受审。在法官的询问中，他并未否认将共同的儿子带回故乡。但他表示，他担心前伴侣会带着儿子回到她的故乡罗马尼亚。“我担心他将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只是想保护他。”

他认为这次旅行并非绑架。他还声称，并没有计划让约瑟夫·赫克托（Josif Hector）在这么多年里再也不能回到母亲身边。因此，他的辩护律师请求法院仅判定该商人犯有非法带走未成年人罪并予以处罚。

相反，检察官要求判处六年半监禁，罪名包括绑架和非法拘禁。检察官认为，这名约旦人精心策划了这次绑架。而且，他的行为绝对自私，表现出了极强的犯罪能量。“这是孩子可能遭遇的最严重的创伤。对于母亲来说也极其痛苦，因为这种突然的彻底失去与孩子死亡的感觉非常接近。”

法院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判处该商人6年监禁。此外，法院还对他处以10年的驱逐出境令。

在口头判决理由中，法官将该男子的行为和动机描述为“鲁莽且自私”。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能带儿子出境。当时三岁孩子的核心照顾者是母亲。而被告则在全职工作的同时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

“绝对的噩梦”

事实证明，伊琳娜·文库（Irina Vencu）并不同意将孩子带走。与母亲分离是一次严重的干预，危及了儿童福利。但这位母亲从未放弃——即使在无法见到儿子的 11 年里也是如此。

然而，被告阻止了遣返，并声明不会交还儿子。通过将孩子带走，他获得了对孩子的控制权；所有遣返尝试均在他面前失败。他声称自己曾努力寻求达成协议，这纯属掩饰之词。

相反，法院认为此案不存在全面的计划。被告此前已与儿子在约旦，当时虽然决定与妻子分开，但尚未决定实施绑架。具体的计划可能是在案发前几天才制定的。

虽然孩子在约旦没有遭受痛苦，并且在当地与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一起生活，生活水平较高。但这并不改变被告不应将男孩带到那里的事实。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已成立——无论孩子本身是否认为自己被绑架。

法官直接对被告说道，后者在听取判决时不时摇头：“您偷走了母亲儿子的童年。直到今天您仍不承认这一点。”因此，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案例。“您所做的事情，是每个父母心中绝对的噩梦。这个噩梦是由您造成的。”

此外，被告不明白他对自己儿子造成了什么。 “这是一个创伤性经历，不需要读过心理学专业也能明白。”

然而，随着定罪，这起绑架故事并未结束。毕竟，13 岁的约瑟夫·赫克托（Josif Hector）仍留在约旦。因此，法院警告被告，只要孩子无法返回瑞士，他将继续承担刑事责任。现在轮到他从监狱中对儿子施加影响了。

判决书 DG 260 041，日期 16.9.26，尚未生效。

NZZ

HERZGARACKE 苏黎世湖沙龙剧院

26 / 27 演出季

演出嘉宾： Richard Galliano Helge Schneider The Airlettes James Gruntz Lisa Berg Muttis Kinder Kurt Maloo Luigi Panettone Riana Anna Känzig Patrick Frey Six in Harmony Sam Singers 以及更多

首席合作伙伴 苏黎世州银行 (Zürcher Kantonalbank)

苏黎世市 文化局

沃尔特·海夫纳基金会 (walter haefner stiftung)

苏黎世州 / SWISSLOS 文化促进基金

创意办公室 (ÄMT FÜR IDEEN)

歌剧 戏剧 音乐会

苏黎世歌剧院

044 200 00 00, Opernhaus.cn Fr 18. Sept, 19.00, 《反叛之鸟》(Oiseaux Rebelles)

由 Dani Rowe 和 Mats Ek 编舞 Fr 18. Sept, 22.00 bis Sa 19. , 22.00 开幕庆典 “24h”

Do 24. , 19.00, 《燕子》(La rondine)

贾科莫·普契尼歌剧 Fr 25. , 19.00, 《魔笛》(Die Zauberflöte)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歌剧

戏剧

RIGIBLICK 剧院

Do 17. , 20.00. 皇后乐队致敬秀 (Tribute to Queen) Fr 18. , 20.00. 《旋律》(Melody) - 根据马丁·苏特 (Martin Suter) 的书改编

Sa 19. , 20.00. 客座演出季开幕：莫里哀的《伪君子》(Tartuffe oder Heuchler)，Za-Zà 剧团

So 20. , 18.00. 莫里哀的《伪君子》。Za-Z 剧团

Mo 21. , 20.00. 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遇见滚石乐队 (Richard III meets The Rolling Stones)

Di 22. , 20.00. 《车站之歌》(Ds Lied vo de Bahnhöf) Mi 23. , 20.00. 歌德的《浮士德》，配以摇滚和流行歌曲讲述

音乐会

[...OMITTED...]

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 (TONHALLE-ORCHESTER ZÜRICH)

044 206 34 34, tonhalle-orchester.ch, 苏黎世音乐厅 (Tonhalle Zürich) 周四 17. / 周五 18. Sep, 19.30, TZ 赛季开幕 帕沃·亚尔维 (Paavo Järvi)，音乐总监； 卡蒂亚·布尼亚蒂什维利 (Khatia Buniatishvili)，钢琴 柴可夫斯基、阿曼、斯克里亚宾 周日 20. Sep, 11.15 / 14.15, TZ 家庭音乐会

《关于狂野与驯服之音》 周三 23. / 周五 25. Sept, 19.30, 帕沃·亚尔维 (Paavo Järvi) 音乐总监 韦恩·马歇尔 (Wayne Marshall) 钢琴 福雷、格什温、比才

周四 24. Sept, 12.15, 管弦乐午餐音乐会 帕沃·亚尔维 (Paavo Järvi)，音乐总监 福雷、比才 18.30,

tonhalleCRUSH 帕沃·亚尔维 (Paavo Järvi)，音乐总监；

韦恩·马歇尔 (Wayne Marshall)，钢琴；塔尼娅·柯尼希 (Tanya König)，主持 福雷、格什温

苏黎世新音乐学院 (COLLEGIUM NOVUM ZÜRICH)

周四 17. Sept, 19.30, Brunnenhof, Studio 1 《沙漠》(Déserts)

苏珊娜·布鲁门塔尔 (Susanne Blumenthal)，指挥 克里斯蒂娜·达莱茨卡 (Christina Daletska)，女高音

赫尔费雷之秋 (HERBST IN DER HELFEREI)

www.herbst-helferei.ch

周四 17. Sept, 19.30 苏黎世音乐学院 (MKZ) 《魔幻小提琴》(Violino Magico) 斯维特拉娜·马卡罗娃 (Svetlana Makarova), 金素玉 (So-Ock Kim), 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 (Dimitry Smirnov), 尤里·雷维奇 (Yury Revich) 周五 18. Sept, 19.30, Helferei 文化中心 弗拉门戈 格里沙·戈里亚切夫 (Grisha Goryachev), Guitarra a Seis, 扬·冈萨雷斯·托雷斯 (Yan Gonzales Torres) 周六 19. Sept, 16.30, Helferei 文化中心 《动物狂欢节》 弗兰齐·弗里克 (Fränzi Frick), 保罗·汉德施克 (Paul Handschke), 本杰明·恩格利 (Benjamin Engeli) 19.30, Helferei 文化中心 《浪漫杜马》(Romantische Dumkas) Hegar Trio, 桑德罗·梅萨罗斯 (Sandro Meszaros), 莉莎·兰达卢 (Liisa Randalu)

herbst in der helferei

音乐邂逅 '26 今日与明日

14.-19. September 2026

. . . . ## 卢塞恩交响乐团 (LUZERNER SINFONIEORCHESTER) 041 226 05 15 / sinfonieorchester.ch

周三 14. & 周四 15. Okt, 19.30, 卢塞恩文化会议中心 (KKL Luzern) 赛季开幕：马勒《复活交响曲》 雷古拉·米勒曼 (Regula Mühlemann)，女高音；安娜·拉普科夫斯卡亚 (Anna Lapkovskaja)，女低音；

您也可以在此宣传您的活动：kulturmagnet.live

米夏埃尔·桑德林 (Michael Sanderling)，指挥

苏黎世新音乐会系列 (NEUE KONZERTREIHE ZÜRICH)

音乐厅票务处 电话 044 206 34 34, hochuli-konzert.ch 赛季开幕 周六 24. Okt, 18.30, 音乐厅 伊莎贝尔·法斯特 (Isabelle Faust) & 克里斯蒂安·贝祖登豪特 (Kristian Bezuidenhout)

G大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KV 379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KV 211 · Rondo KV 373 第40号交响曲 g小调 KV 550

电影

区域电影院

周四, 17.9. - 周三, 23.9.2026

巴尔 (BAAR)

Lux< / td>< colspan="2">kinozug.ch< / >< / tr><>< colspan="3">Dorfstr. 29b< / >< colspan="2">041 726 10 03< / >< / ><><>20.15< / ><>D< / ><>RESIDENT EVIL< / ><>首映< / ><>16< / >< / ><><>Sa / So< / ><>16.45< / ><>D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 ><>8. Wo.< / ><>12< / >< / ><><>Sa / So< / ><>14.30< / ><>D MINIONS & MONSTERS< / ><>11. Wo. Red. Eintritt< / ><>6< / >< / table>

巴登 (BADEN)

<>< colspan="2">STERK 1+2< / ><>sterk.ch< / >< / ><>< colspan="2">Bahnhofstr. 22< / ><>056 204 04 04< / >< / ><><>20.30< / ><>E / d / f PRESSURE< / ><>首映 12 (14)< / >< / ><><>Do / Sa / Mo / Mi 17.40< / ><>D SIE GLAUBEN AN ENGEL, HERR DROWAK? 12 (16)< / ><>< / >< / ><><>17.50< / ><>E / d / f THE INVITE< / ><>14 (16)< / >< / ><><>20.15< / ><>Sa / So 14.45< / ><>D DAS GEWISSE ETWAS 10< / >< / ><><>Fr / So / Di 18.00< / ><>Ov / d MEIN NEUES ALTES ICH< / ><>12< / >< / ><><>Sa / So 15.00< / ><>D STECKERLFISCHFIASKO< / ><>12< / >< / table>

Trafo 1-5

Brown Boveri Platz 1

Brown Boveri Platz 1< / td><>056 204 04 04< / >< / tr><><>17.30< / ><>Fr / So / Di 20.45< / ><>D< / ><>Do / Sa / Mo / Mi 20.45< / ><>E / d< / ><>Premiere< / ><>16< / >< / ><>< colspan="7">生化危机 (RESIDENT EVIL)< / >< / table>

<>< ="2">14.20 D 汪汪队立大功：宾格弗莱姆 (TAN PATROL DER BING FLEM)< / ><>6 (8)< / >< / ><>< ="2">14.30 / 17.40 D 20.00 E / d / f 蜘蛛侠：崭新之日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 ><>12 (14)< / >< / ><>< ="2">Do-Di 14.45 D 玩具总动员 5 (TOY STORY 5)< / ><>6< / >< / ><>< ="2">Do-Sa / Mo / Di 15.00 D 莫阿娜 (VAIANA)< / ><>8< / >< / ><>< ="2">15.15 D 小黄人与怪物 (MINIONS & MONSTERS)< / ><>6 (8)< / >< / ><>< ="2">17.10 D 招魂：来自彼岸 (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 / ><>16< / >< / ><>< ="2">17.20 E / d / f 绿洲：不要在愤怒中回头 (OASIS: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 ><>10 (12)< / >< / table>

比比·布洛克斯伯格 - 极尽魔幻的时光旅行 (BIBI BLOCKSBERG - DIE TOTAL VERHEXTE ZEITREISE)

迪本多夫 (DÜBENDORF)

Orion

<>< ="2">De 18.00 F / d 博雅尔斯基案件 (L'AFFAIRE BOJARSKI)< / ><>14< / >< / ><>< ="2">Do 20.30 E / d / f 邀请 (THE INVITE)< / ><>14 (16)< / >< / ><>< ="2">Fr 18.00 D 英格堡·巴赫曼 - 一个曾经... (INGEBORG BACHMANN - JEMAND, DER EINMAL ...)< / ><>6< / >< / ><>< ="2">Fr 20.00 F / d 突然之间 (SOUDAIN)< / ><>12 (14)< / >< / ><>< ="2">Sa / Mi 15.00 D 小黄人与怪物 (MINIONS & MONSTER)< / ><>6 (8)< / >< / ><>< ="2">Sa 18.00 Arab / d / f 一个悲伤而美丽的世界 (A SAD AND BEAUTIFUL WORLD)< / ><>12< / >< / ><>< ="2">Sa 20.15 I / d / f 实习生 - 提契诺之夏 (BECAÀRIA - EIN TESSINER SOMMER)< / ><>14< / >< / ><>< ="2">So 11.30 E / d / f 我的新旧自我 (MEIN NEUES ALTES ICH)< / ><>12< / >< / ><>< ="2"> 15.00 D 玩具总动员 5 (TOY STORY 5)< / ><>6< / >< / ><>< ="2"> 18.00 D 您相信天使吗，德罗瓦克先生？ (SIE GLAUBEN AN ENGEL. HERR DROWAK?)< / ><>12 (16)< / >< / table>

弗赖恩施泰因 (FREIENSTEIN)

Neues Kino Strickgasse 1

Do-Mo / Mi 20.00 D 某种特质 (DAS GEWISSE ETWAS) 10 • Sa / Mi 15.00 D 阿尼与巴尼 - 拯救水源 (ARNIE & BARNEY - RETTEN DAS WASSER) 0 • Di 20.00 D 我的新旧自我 (MEIN NEUES ALTES ICH) 12

韦廷根 (WETTINGEN)

<><>Do-Sa / Mo 20.00 I / d 五秒 (CINQUE SECONDI)< / ><>Premiere< / ><>16< / >< / ><><> 18.00 F / d / f 迟来的名声 (LATE FAME)< / ><>< / ><>12< / >< / table>

Mi 20.00 D 英格堡·巴赫曼 - 一个曾经 (INGEBORG BACHMANN - JEMAND, DER EINMAL)

温特图尔 (WINTERTHUR)

Kino Cameo am Lagerplatz

kinocameo.ch

<><>Do 18.00 Fr 12.15 I / d / f 五秒 (CINQUE SECONDI)< / ><> 16< / >< / ><><>Do 20.15 F / E / d 特里斯坦永恒 (TRISTAN FOREVER)< / ><> 6 (8)< / >< / ><><>Fr 20.15 Mo 17.45 D / e< / ><> 12 (16)< / >< / table>

11.00 F / Jap / d / f 突然之间 (SOUDAIN / ALL OF A SUDDEN) 12 (14) Di 18.00 Ov / d 我的新旧自我 (MEIN NEUES ALTES ICH) 12 Fr 17.15 Ov / d 小逃亡 (LES PETITES FUGUES) Hello again Sa 14.45 方言 PLITSCH PLATSCH FOREVER! Camelotte 6 Mo 20.30 Russ / D / d 伊万的童年 (IWANS KINDHEIT) 纪念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Di 20.15 Schwed / d 祭品 (OPFER / OFFRET) 纪念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Mi 19.30 E / d 文明计划 C (PLAN C FOR CIVILIZATION) 地球电影

楚格 (ZUG)

Gotthard

Gotthardstr. 18

kinozug.ch 041 726 10 02

Do / Di / Mi 19.30 Fr / Sa 20.15 17.00 l / d / f 五秒 (CINQUE SECONDI) 14 • Fr 18.00 Sa 17.15 14.30 F / d 骑自行车！ (À BICYCLETTE!) 2. 14 • Sa 14.30 20.15 D 您相信天使吗，德罗瓦克先生？ (SIE GLAUBEN AN ENGEL, HERR DROWAK?) 2. 14 • Mo 19.30 Ov / d / f 救赎 (SALVATION) 在 Gotthard 环游世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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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 -Mi 20.15 E / d 生化危机 (RESIDENT EVIL) 16 • 20.30 11.45 E / d / f 压力 (PRESSURE) 14 • Do / Mo 17.30 Fr / Di 15.00 D 某种特质 (DAS GEWISSE ETWAS) 3. 12 • Sa / 14.30 D 阿尼与巴尼 - 拯救水源 (ARNIE & BARNEY - RETTEN DAS WASSER) 3. 优惠票价 3 • Mo / Di 15.00 E / d / f 迟来的名声 (LATE FAME) 3. 14 • Sa / 14.30 D 塔德·斯通斯与神奇灯盏 (TAD STONES UND DIE WUNDER-LAMPE) 4. 优惠票价 6 • Do / Mo 15.00 Fr / Mi 17.45 E / d / f 邀请 (THE INVITE) 7. 14 • Fr 15.00 D 汪汪队立大功：恐龙电影 (PAW PATROL: THE DINO MOVIE) 7. 优惠票价 3 • Sa / 16.45 E / d / f 蜘蛛侠：崭新之日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8. 12 • Fr / Sa 20.00 16.15 E / d / t 奥德赛 (THE ODYSSEY) 10. 14 • Mi 15.00 D 比比·布洛克斯伯格 - 极尽魔幻的时光旅行 (BIBI BLOCKSBERG - DIE TOTAL VERHEXTE ZEITREISE) 预首映 优惠票价 6 • Mi 15.00 D 埃米尔与侦探们 (EMIL UND DIE DETEKTIVE) 预首映 优惠票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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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黎世报》

雅克琳·费尔要求规范代孕

该程序在瑞士被禁止，但案例正在增加——司法局局长警告其后果

政府委员雅克琳·费尔批评“代孕工厂背后的剥削体系”，但同时也保护这些父母。 MICHAEL SCHMID / KEYSTONE

GIORGIO SCHERRER

这是一个苏黎世民政登记处越来越常遇到的案例：一个孩子出生了，不是在瑞士，而是在像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它来自一名母亲的子宫，而这名母亲并非格鲁吉亚人，而是来自例如泰国。该孩子由另一名女性的卵子产生。这是受一对居住在瑞士、并希望在这里将该孩子认定为自己孩子的夫妇之委托。

代孕在瑞士被宪法规定为禁止。1992 年，74% 的有投票权者支持这一决定。然而，由代孕母亲出生的孩子在瑞士已成为现实。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被爱、被照顾、被责备。但在法律上，他们往往处于困难的境地——尤其是当他们有一天想要探索自己的出身时。

这并非什么新认知。但自从德国高级政治人物延斯·斯潘（Jens Spahn）今年夏天宣布通过代孕成为父亲后，这个话题再次随处可见。“我们想利用这次关注度，”苏黎世司法局局长、负责该州民政登记当局的雅克琳·费尔（SP）表示。她的信息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将向我们袭来。”

费尔处于其政治生涯的末期，实际上是一个“跛脚鸭”。在明年春季的换届选举中，她将不再参选。因此，她本可以悠闲地淡出公职。但显然她并不想这样做。她希望再次利用话题的热度，为一件对她而言重要的事情发声。

早在 2012 年，她在担任国民议会议员期间，就曾在一次请愿中要求联邦委员会澄清代孕相关事宜。“从那时起，出现过专家组、建议和讨论。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费尔说道。情况很明确：“国民议会正在逃避其责任。”

“订购一个孩子”

费尔在周一晚上向媒体展示的新数据确实表明，目前存在一定的行动需求：在苏黎世州，已知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案例正在稳步增加，尽管基数仍然较低。去年有 27 例，而 2012 年仅为 2 例。

多年来，约一半的案例涉及异性恋夫妇，三分之一为同性恋夫妇，六分之一为单身人士。在约三分之二的案例中，捐献的卵子来自匿名捐赠者，而精子几乎总是来自瑞士的意愿父亲。瑞士人为了代孕最常前往的国家是美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其中美国占所有出生人数的一半。

苏黎世州最高民政官员马库斯·斯托尔（Markus Stoll）利用一张包含 72 个箭头、71 个方框和 8 种颜色的图表，阐述了在瑞士获得认可的程序有多么复杂。简而言之：当地的法律体系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代孕案例，这些案例往往涉及多个国家以及无数的（部分为伪造的）证明文件。基本上，行政实践是由联邦法院的少数几个指导性判决决定的。然而，这些判决留下了很多空白。或者，正如费尔所说：“在这里，高度政治化的决定被交给了行政机关。”

在法律上，问题在于：虽然根据宪法，代孕是“不允许的”，但只有在瑞士境内进行代孕中介和实施才构成犯罪。那些在允许代孕的国外寻求代孕的人，则处于法律真空地带。他们并没有做任何违禁之事。但当地当局也不能简单地承认每一个构成了规避当地法律体系的外国裁决。

斯托尔表示，具体到这类案例，基本权利之间存在冲突：代孕母亲拥有其人格尊严以及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来自瑞士的所谓“意愿父母”拥有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而孩子则是当局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孩子有权不被像商品一样买卖，”斯托尔说，“并且有权了解自己的血统。”

州政府委员费尔强调，许多在瑞士的意愿父母都竭尽全力尊重这些权利。“这不是为了妖魔化任何人。这些人对孩子的渴望往往非常、非常强烈。有些父母会尽一切努力，以确保孩子以后能够获知自己的来源。”但也存在其他情况：“那些‘订购’一个孩子，然后期待当局处理好一切的人，是没有履行其责任的。”

虚假父亲

局长斯托尔（Stoll）报告称，在一些棘手案例中，出现了多份版本且来自不同国家、记载信息各异的出生证明。州政府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进行调查，才能确定哪份证明是伪造的。通常必须请求当地瑞士代表机构介入，以核实文件的真实性。

在超过一半的案例中，最终仍无法保障当事人了解自身血缘关系的权利——这通常是因为卵子捐献者保持匿名，甚至连父母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在瑞士，认领程序可能耗时三个月到三年半不等。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孩子和希望成为父母的人处于法律上的困境之中。

根据是否存在外国法院判决或仅有认领证明，以及证明来自哪个国家、谁才是真正的遗传学父母，最终往往还需要办理收养手续。而这则由另一个部门负责：儿童与成人保护局（Kesb）。

瑞士法律中的另一项规定在这些案例中导致了简直荒谬的后果：即“父亲推定”原则，根据该原则，分娩母亲的丈夫自动被视为

“这些孩子确实存在，”费尔（Fehr）说道。国家政治欠他们一套合理且贴近现实的法律。

父亲。对于已婚的代孕母亲而言，这意味着：瑞士当局必须首先登记其丈夫——即便有证据证明精子来自瑞士的意向父亲。

对于司法局局长费尔来说，情况很明确：这种法律和行政上的修补之作是一枚定时炸弹。她认为这种情况与海外收养的情况类似，而海外收养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历史性反思。在海外收养中，伪造的文件、赤裸裸的儿童贸易以及被掩盖的出身关系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并导致这一做法显著减少。

“在代孕问题上，受影响者在二、三十年后将面临完全相同的问题，”费尔说，“我们正处于重复同样错误的边缘，而我们此前对海外收养中出现的此类错误感到愤慨，这完全是正确的。”

这位社会民主党（SP）官员要求：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血缘法修订必须最终落实。在了解自身出身的权利方面，瑞士的意向父母应承担更多责任。费尔要求法律规定在提供外国文件时必须承担告知义务，并明确规定配合义务。

折中方案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

作为回报，她暗示，对瑞士目前非正式但实际上已确立的认可流程进行规范化，对她而言是可行的。其核心方向是：凡是能够规范地办理代孕——包括保障生育母亲的权利以及提供完整的血缘证明——的人，在瑞士境内不应再面临如此多的法律不确定性。而对于所有其他情况，则可能采取制裁措施。

面对费尔（Fehr）的批评和要求，负责此项事务的联邦司法局指向了该主题目前正在处理的业务，除此之外拒绝发表评论。该局表示，目前的情况与 2013 年回答费尔的请求时并无二致。

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讨论的是另一项要求：在瑞士将代孕合法化。尽管对联邦政府充满批评，但雅克琳·费尔（Jacqueline Fehr）也不支持这一做法。她表示，至多可以考虑引入利他主义模式——即不提供经济补偿——就像在丹麦和爱尔兰那样。但费尔说，就她个人而言，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她认为，这类案例最终的问题始终在于瑞士的准父母与代孕母亲及卵子捐赠者之间权力与资源的不对等，而后者往往来自贫困环境。“最糟糕的是这些‘代孕工厂’背后的商业化。归根结底，这些是剥削体系。”

与此同时，确实存在一些案例，最终所有参与者都感到满意——包括在瑞士的父母、代孕母亲，以及由于他们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年轻人。

无论人们对这一议题持何种立场，费尔表示：“这些孩子确实存在。他们就在这里。”国家政治欠他们一套合理且贴近现实的法律。假装这些案例不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幸福与问题——这根本不是一个选项。

市警继续采用橡胶弹

首次公布详细部署数据

DANIEL FRITZSCHE

在苏黎世市的政治讨论中，橡胶弹的使用屡次引发激烈争论。尤其是造成严重眼睛受伤的风险，多年来在市议会中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政治提案——尤其是来自左翼阵营的提案。

现在，安全局局长卡琳·里卡特（Karin Rykart，绿党）带来了一项创新：作为瑞士首个采取此举的警队，苏黎世市警将系统性地记录这种远程控制手段的使用情况，并将数据向公众开放。里卡特领导的安全部门在的一份公告中如此写道。此举旨在促成“基于事实的讨论”。

从 1. September 2025 到 31. August 2026 第一个统计年度的结算结果显示：市警在总共11次行动中使用了橡胶弹。公布的内容包括日期、事由、发射的弹药包数量（每包包含 35 枚圆角橡胶棱柱体）以及任何已知的受伤情况。根据市警提供的数据，在报告期内没有人员因橡胶弹而受伤。

统计数据表明，橡胶弹主要用于未经许可的游行、足球比赛周围的骚乱以及解散非法派对。警方在 13. 和 14. September 2025 阻止占领军营区域的行动中使用了最高强度的部署，共发射了 55 包弹药。此外，在 2026 年 5 月针对 1. Mai 后的多次游行中，共使用了 49 包弹药，以及在解散一次军营区域派对时使用了 26 包。与之相对的是针对性的单次部署：在第 4 区的一起涉及刺击武器的冲突中，或在反对堕胎者的“生命之行”反向游行期间，仅发射一包弹药就足以控制局面。在 1 月份苏黎世足球俱乐部与巴塞尔足球俱乐部的冠军赛期间，使用了两包弹药。

尽管目标是在中期内进一步减少使用，但市警强调了该手段的必要性。当去升级化和水炮等较温和的手段不足以奏效时，橡胶弹被用于将具有暴力倾向的群体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目前完全放弃该手段是不可行的：如果没有这种远程控制手段，直接肢体冲突的风险将增加，从而导致示威者和警察的受伤风险剧增。今后，相关数据将在每个新日历年的年初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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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慢勿快

登山向导兼体育讲师哈里·松德雷格（Harry Sonderegger）揭秘如何让徒步旅行成为高效且健康的耐力训练

伊内丝·海夫利格（INES HÄFL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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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即将结束。瑞士人不再涌向游泳池，而是重新涌向山峦，像收集积分一样积累徒步里程。徒步是该国最受欢迎的运动，超过一半的人定期登山。

直接出发徒步？有时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在瑞士，每年有 40,000 人在徒步时受伤。许多人是因为摔倒、打滑或绊倒。更多的人在回家时感到膝盖和髋部疼痛，由于大腿和小腿灼热，几天内几乎无法行走。

哈里·松德雷格是马格林根联邦体育学院（Eidgenössischen Hochschule für Sport Magglingen）的山地运动讲师。直到不久前，他还在担任登山向导，其中曾带领徒步团体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他精通徒步的理论与实践。他将解释如何使其成为高效且健康的耐力训练。

天气、路线、状况：准备徒步的人应事先详细了解信息。

徒步路径陡峭，地面经常松动。想要在其中安全移动，需要强壮的双腿和稳健的步伐。这两点都可以在家中很好地训练。松德雷格建议所有在山中活动的人进行腿部、腹部和背部的力量训练——每周两到三次，每次 40 到 60 分钟。他说：“规律的短时间训练比偶尔的长时间训练更好。”此外：年龄越大，力量训练就越重要。因为肌肉量会减少，可用的肌肉力量也会下降。

预防性力量练习

力量训练尤其能预防下山后的膝盖疼痛。在每一步中，数倍于体重的压力会短时间作用于膝关节。如果还背着沉重的背包，则会进一步增加负担。肌肉必须为这种压力做好准备。在健身房中，可以使用器械有针对性地训练大腿前侧、后侧肌肉以及小腿肌肉。或者，也可以在家里使用弹力带进行腿部训练。或者利用自身体重，并调整练习强度使其具有挑战性。

为了提高步伐的稳健度，松德雷格建议经常单脚站立。例如在刷牙时。这样可以改善所谓的“稳定平衡”，即静止状态下的平衡感。如果想提高在不稳定地面行走时的平衡感，即“不稳定平衡”，例如可以在平衡盘上练习。或者在花园里拉一根 slackline（平衡绳）。

松德雷格是徒步杖的拥趸。它们有助于避免摔倒并保护关节。这位 61 岁的男子由于髋部疼痛，自己已经使用了几年徒步杖。他说：“使用徒步杖徒步，就像开一辆四轮驱动的汽车一样。”

山峦并非健身房

徒步旅行的准备工作同样在脑海中进行。天气、路线、环境状况：准备徒步的人必须详细了解相关信息。松德雷格（Sonderegger）表示：“与慢跑不同，徒步旅行将安全性放在首位。”尤其在秋季，低海拔地区也可能降雪，在规划路线时必须注意这一点。同样需要注意的还有白昼时间的缩短：早起出发是值得的。

根据事故预防咨询中心的说法，许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徒步者注意力不集中、高估自己的能力或感到力不从心。高山往往诱使人们进行长途跋涉。平均而言，每小时可攀升 400 米高度，且不包括休息时间。缺乏经验者不应直接选择带有蓝白标记的阿尔卑斯山径，而应从一小时的徒步开始。之后可以逐步增加强度。攀升 1500 米的路线会占据一整天的时间——对于熟练者来说是可以完成的。如果很久没有徒步，在长途跋涉后，最好的情况是感到疲惫和肌肉酸痛；最坏的情况则是过度的雄心导致疼痛或受伤。

徒步能清空大脑：在长途跋涉后，人会带着疲惫与满足感入睡。而且，登山运动从长远来看也有益健康。经常徒步的人能提高基础耐力。心脏向血管泵入更多血液，肌肉获得更好的氧气供应，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易疲劳。

许多人徒步速度过快，心率几乎像登顶目标一样高。对于间歇训练来说，山峦通常不是合适的地方，因为许多徒步行程持续数小时而非数分钟。行进速度过快的人会逐渐进入无氧区间。乳酸水平升高，双腿开始发烫，疲劳感增加。相应地，恢复时间也会延长。

为了获得更好的基础耐力，训练应保持在有氧区间。简单来说，有氧训练意味着身体通过呼吸摄入足够的氧气，使肌肉能够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储备中获取所需能量。理想情况下，心率应保持在最高心率的 70% 以下。最高心率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粗略计算：220 减去年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如果因为劳累而无法说话，说明行进速度太快了。松德雷格说：“在徒步过程中，你应该能与他人流畅地交谈。如果因为呼吸急促而无法做到，说明强度过高。”有时沉默更好。松德雷格观察到，尤其是在团体中，徒步者往往行进速度过快。最雄心勃勃的人决定了速

为了提高步行的稳健度，应养成经常单脚站立的习惯。例如在刷牙时。

度，其他人则在后面匆忙追赶。因此，设置集合点非常重要，这样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徒步。

如果偶尔行进速度过快，可以通过收尾运动（Auslaufen）来改善恢复情况。无论是在平地进行，还是以低心率下山。而且，徒步之后也应该进行拉伸。频繁徒步会使某些肌肉缩短，例如大腿和臀部肌肉，这可能导致肌肉失衡和背部问题。松德雷格说：“理想情况下，应在徒步结束后立即进行拉伸。”

他特别建议进行髋屈肌练习。一种方法是瑜伽中的战士式：前腿保持弯曲，脚尖指向前方；后腿伸直，脚尖向外转。另一种练习是：站立时将一只脚拉向臀部，并将髋部向前倾斜。

2027年巴塞尔游泳欧锦赛面临取消危机

欧锦赛组织者正竭力寻找赞助商——但至今徒劳无功

纳丁·格贝尔 (NADINE GERBER)

目前的局面本应是极佳的：瑞士拥有诺埃·庞蒂 (Noè Ponti) 和罗曼·米秋科夫 (Roman Mityukov) 两名成功的游泳运动员。两人均获得了奥运奖牌，庞蒂甚至在短池赛中创下了世界纪录。此外，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取得了成效。按照计划，2027年12月在巴塞尔圣雅各布大厅 (St.-Jakobs-Halle) 举行短池游泳欧洲锦标赛。对于瑞士游泳协会 (Swiss Aquatics) 而言，这将是一个在国际大舞台上展示瑞士游泳运动的机会。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可能无法实现。

“明确缺乏的是赞助，”瑞士游泳协会主席尤文·卡梅伦 (Ewen Cameron) 表示。精英组欧锦赛及随后的大师赛总预算为 7,8 百万法郎。其中约 2 百万法郎仍有缺口。这笔资金计划通过赞助商筹集。其中 60 Prozent，即 1,2 百万法郎，必须在9月底前获得承诺。

卡梅伦表示，除此之外，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巴塞尔城市州和巴塞尔乡村州通过 Swisslos 体育基金提供的支持已获得保证，联邦政府和瑞士奥委会 (Swiss Olympic) 的拨款也已落实。巴塞尔市已尽其所能，包括降低了圣雅各布大厅的租金。此外，预计的门票收入预算也较为现实。

延长期限

显然，赞助方案未能引起企业的共鸣。“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游泳最多只是一项边缘运动，”卡梅伦说。这让他感到惊讶。根据联邦体育局的一项调查，游泳是瑞士参与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而在国际上，游泳更是最受关注的运动项目之一。

现在，协会正尝试向潜在出资者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不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还将涵盖健康预防、游泳培训和水上安全等主题。因此，卡梅伦仍然相信会有突破。“我只需要一两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深知：“如果到本月底还没有获得承诺，情况对我来说将变得危急。”因为准备工作本身就需要资金。目前，他能够动用协会的财务资金。但与此同时，瑞士游泳协会不能简单地承担财务风险。“我们不能冒协会破产的风险。”

如果资金无法筹齐会发生什么？卡梅伦表示，缩小活动规模是不可能的。固定成本——例如场馆、搭建和临时游泳池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因此，最可能的后果将是取消赛事，或者将举办权交还给欧洲游泳联合会 (European Aquatics)。

这将令运动员们感到失望。诺埃·庞蒂表示：“如果能在自己的国家，在瑞士观众面前争夺欧锦赛金牌，我真的会非常高兴。”苏黎世的青少年游泳运动员凯-琳·勒尔 (Kay-Lyn Löhr) 也会感到难过：“在瑞士代表瑞士参赛将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情。我认为欧锦赛也将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发展。”

卡梅伦并未掩饰他的担忧：“这件事让我非常困扰且不安。”但与此同时，他仍抱有希望。“我们已经指明了可行的路径。”不过目前尚未做出决定。如果企业原则上感兴趣，但内部决策流程需要更多时间，那么延长几周期限是有可能的。欧洲游泳联合会也在努力寻找赞助商。

缺失的网络

融资如此困难，令克里斯托夫·索辛（Christoph Socin）感到惊讶。作为巴塞尔CHI经典赛（CHI Classics Basel）的共同主席以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共同组织者，他通过其SET Consulting代理公司受聘于游泳协会。

索辛熟悉体育赞助的机制。在马术运动中，有一个专门的赞助者协会，许多其他体育项目也是如此。在那些领域，大型活动拥有经过多年积累的网络和历史。而游泳运动恰恰缺乏这一点。“在瑞士，从未举办过如此规模的游泳盛会，”索辛说道。因此，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欧洲游泳锦标赛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它能吸引什么样的观众。此外，长期以来，瑞士一直缺乏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游泳运动员。“这里没有基础，也没有历史。这些不可能一夜之间凭空产生。”

在经济方面，索辛看到了潜力。精英级欧锦赛计划与大师级欧锦赛结合举办。预计后者将吸引约2000至3000名参赛者。该地区的酒店、餐厅和其他服务供应商将从中获益。

欧洲游泳协会（European Aquatics）直到2026年4月才正式决定将巴塞尔选为举办地。据组织委员会称，他们直到大约一周前才收到最终合同。这加剧了时间压力。对于卡梅伦（Cameron）来说，如果被取消将尤为沉重。“我们现在拥有人才和成绩，”他说，“这将是一个能够可持续地展示协会，并让运动员们在自己的国家展现自我的机会。”

巴塞尔2027年是否真的能迎来欧洲的游泳精英，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决定。时间已经不多了。

《新苏黎世报》

将“无保护攀登”作为人生学校

极少数女性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攀登高墙——波兰人亚历山德拉·泰斯特拉（Aleksandra Taistra）就是其中之一

Aleksandra Taistra 曾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攀登者之一。如今，她进行无保护攀登（free solo）。

伊内斯·海夫利格（INES HÄFLIGER）

亚历山德拉·泰斯特拉攀登时果敢坚定，每一个抓手都已内化于心。她的手指紧紧扣住一道缝隙，向上拉身，双脚发力蹬起。在她下方深处是撒丁岛的森林。稍后她将讲述自己的思绪是如何转瞬即逝的，以及在下一秒如何忘记刚刚发生了什么。她处于高度专注状态，只思考下一个动作。其他任何事情都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错误的动作，就会坠入深渊。泰斯特拉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攀登这座200米高的墙壁。

今年5月，这位44岁的波兰女性在撒丁岛奥德欧山（Monte Oddeu）攀登名为“Alfredo Alfredo”的多绳段路线。她进行无保护攀登：没有绳索，仅靠双手和双脚。她紧贴墙壁坚持了四个小时，直到登顶。一位朋友——在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为她拍摄了视频。

“最愚蠢”的顶级项目

“Alfredo Alfredo”包含六段绳距，该路线的关键点难度评级为 7a。对于经验丰富的攀登者来说，这很容易完成。但在她之前，没有人曾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攀登此线。即便在全球范围内，塔伊斯特拉（Taistra）的无绳攀登（Free Solo）也极为出众，这被认为是女性攀登者完成的最难路线之一。

只有极少数女性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攀登高墙。法国攀登者凯瑟琳·德斯蒂维尔（Catherine Destivelle）在 80 和 90 年代凭借惊人的无绳攀登而闻名，美国人斯蒂夫·戴维斯（Steph Davis）则在 2000 年代成名。最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布雷特·哈灵顿（Brette Harrington）在巴塔哥尼亚无绳攀登了 750 米长的“Chiaro di Luna”路线，该路线在技术要求上低于“Alfredo Alfredo”。那是 2015 年的事。

无绳攀登的男性名单明显更长且更近。除了美国人亚历克斯·霍诺尔德（Alex Honnold），还包括瑞士人丹尼·阿诺德（Dani Arnold）、德国人亚历山大·胡贝尔（Alexander Huber）或法国人阿兰·罗伯特（Alain Robert）。阿诺德曾说过：“无绳攀登是攀岩的顶级项目。但它当然也是最愚蠢、绝对最危险的一种形式。”

塔伊斯特拉不建议任何人尝试无绳攀登：“想要进行无绳攀登的人必须训练 20 到 30 年，才不至于丧命。”她从 18 岁起就开始攀登，但直到两年前才偶尔尝试无绳攀登。每一次攀登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塔伊斯特拉说：“这条路线必须让人感觉像从厨房走到洗手间一样安全。而且是在防滑地面上。”对于外行人来说，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塔伊斯特拉是一名极限运动员：她投入巨大的精力试图将风险降至最低。

她花了数月时间熟悉萨丁岛的那面岩壁。她多次在有保护的情况下攀登，研究抓手和动作流程。为了准备无绳攀登，她经常在深夜攀登，因为那时没有干扰——期间她会给自己做保护。

不仅如此：她多次开着面包车带着两只狗来到岩壁底部，在那里过夜，观察太阳位置、岩壁温度和天气情况。“当我听到自己这么说时，我会想：‘天哪，太疯狂了。’但这样我就能与一个地方建立联系，并与它成为朋友。”

她反复强调，自己既没有遭受创伤，也没有抑郁。她说，她经常感到被误解，因为：“我热爱我的生活。”她的治疗师在开始时曾问她，为什么要在无绳攀登中冒险。于是她给他看了一段自己攀登的视频，并说：“无绳攀登教会了我如何正确地生活。”

塔伊斯特拉所说的“正确生活”，是指对自己好一些。在准备无绳攀登的过程中，她会细心对待自己，为周围环境设定界限，并倾听内心的声音。如果在无绳攀登前感觉状态不佳，她会放弃并折返。在岩壁上，她保持冷静，活在当下，除了自己，不依赖任何人。

有时她会问自己，为什么在地面上不能总是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在那里经常感觉没有那么棒？为什么我对那些在午夜打扰我、给我打电话的人不能说‘不’？为什么我不能一直对自己好？”

亚历山德拉·塔伊斯特拉（Aleksandra Taistra）曾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攀登者之一：她是第四位完成难度等级为 8℃+ 路线的女性。该路线位于一座 24 米高的岩石上。

那时，她既无法想象攀登高墙，也无法想象进行无绳攀登。直到她遇到了瑞士登山家罗杰·谢利（Roger Schäli）。

谢利在西班牙询问塔伊斯特拉是否想尝试多绳距攀登。塔伊斯特拉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在那之前，她只攀登过单绳距。他把她带到了萨丁岛。他们进入一个峡谷，他指向一面 400 米高的岩壁。塔伊斯特拉不相信那里可以爬上去。但她还是爬了上去。

经过四天的攀登，她爱上了多段攀登。随着攀登的岩壁越来越高，她的视野也随之开阔。她决定追随自己的梦想，离开波兰。从那时起，她便随攀登项目的指引而居。四年来，她一直住在撒丁岛，在那里担任攀登教练和物理治疗师。

塔伊斯特拉从一名竞技攀登者成长为一名极限攀登者。起初，她尤其被高山风格中技术要求极高的多段攀登所吸引，在这种攀登中，膨胀锚栓之间的距离很远。因此，坠落时的冲击力可能非常剧烈，在某些地段甚至危及生命。塔伊斯特拉在寻找一种方法，以便在远离地面的高处控制恐惧感。于是，她想到了通过无绳攀登（free solo）来进行准备。

2024年7月，她第一次在没有绳索的情况下进行攀登：“如果我说我不紧张，那是撒谎。”但与此同时，她感受到了一种如此新鲜且强烈的感觉。无绳攀登很快就不仅仅是一种训练。虽然她仍然进行多段攀登，但现在她将重心放在了无绳攀登上。如今，她觉得这种方式更加“友好”且“平静”。

回到地面的路

在一次无绳攀登（Free Solo）之后，她很难重新融入日常生活。她说：“我回到地面，向左看，向右看，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她感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无法理解“地面上的那些蠢事”，比如昂贵的品牌服装。因为她经历过一个过于纯粹的瞬间。

人们经常问她，无绳攀登是否会上瘾。塔伊斯特拉（Taistra）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的：“那种掌控一切且感觉极佳的体验太美好了。人们想要抓住这种感觉，于是去寻找更刺激、风险更高的项目。”

无绳攀登的历史表明了这种追求可能如何收场。许多知名攀登者坠落身亡：其中包括美国人约翰·巴查（John Bachar）、英国人德里克·赫西（Derek Hersey）和德国人马丁·费斯特尔（Martin Feistl）。

为了不跳入“黑洞”，塔伊斯特拉与她的治疗师讨论无绳攀登。她试图将其中积极的一面带入日常生活，将其视为一种体育挑战。她说：“我把它当成读一本书。这一页，砰！下一页就是正常的生活。”

今年秋天，她计划在撒丁岛进行另外两次无绳攀登，其难度将高于五月份的那条路线。如果成功，她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女性无绳攀登领域新顶尖人物的地位。然而，这几乎没有给亚历山德拉·塔伊斯特拉（Aleksandra Taistra）带来什么影响。她说：“无绳攀登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场竞争。”

她补充道，如果这是一场竞争，她现在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

“洁净男”形象受损

一名 Hyrox 运动员在明显患有腹泻的情况下赢得了比赛——这揭示了这项趋势运动的一个问题

布里吉特·温格（BRIGITTE WENGER）

在中国发生的一起事件给 Hyrox “洁净男”（Saubermänner）的形象蒙上了阴影。上周末，北京举行了一场该趋势赛事的比赛。Hyrox 包含八个力量站（如推雪橇、波比跳远或投墙球）并结合八次一公里的跑步，在亚洲相对较新。

为了提升比赛的规格，世界纪录保持者、澳大利亚人乔安娜·维特齐克（Joanna Wietrzyk）受邀参赛。照片显示，维特齐克在完成练习和跑步路段时，粪便正沿着她的腿部流下。

这一现象广为人知

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出现腹泻并非罕见之举。这种现象被称为“跑步者腹泻”（Runner’s diarrhea）：在剧烈运动期间，由于血液被肌肉组织大量占用，胃肠道的血液供应会减少。能量胶和能量棒等运动营养品会刺激胃肠道，压力和紧张感则会进一步加速消化。此外，跑步时持续的起伏也会震动肠道内容物。

最著名的腹泻事故发生在2005年的伦敦马拉松赛上。保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在第35公里处不得不于路边排便，当时有观众在场，尤其是摄像机正在记录。尽管如此，她在该场纯女子赛事中跑出了2:17:42的成绩，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Hyrox与马拉松的区别在于，马拉松运动员是单独奔跑，或者至少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进行。而在Hyrox比赛中，数百名运动员同时在室内的训练区活动，他们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地躺在同一块塑料地毯上，依次坐在划船机的座椅上，并接触相同的重量器材。

维特齐克（Wietrzyk）在做波比跳（Burpees）时俯卧在地上，然后站起，双脚向前跳，而她的前方、侧方和后方也有其他运动员在做同样的动作。在沙袋箭步蹲（Sandbag-Lunges）环节，她肩扛沙袋，大步向前跨出。旁边站着一名裁判（Judge），负责检查维特齐克每一步是否蹲得足够深。此时，棕色液体顺着她的胫骨流下，清晰可见。

裁判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训练区内的排泄物，这一点极具代表性。虽然在北京事件之前，运动员如果乱扔垃圾、往地上吐痰或擤鼻涕会被处以时间处罚，但关于腹泻发生时该如何处理，规则手册中并未记载。

目标：成为奥运项目

Hyrox是一项新兴运动。前德国曲棍球运动员莫里茨·菲尔斯特（Moritz Fürste）和汉堡体育经理克里斯蒂安·托茨克（Christian Toetzke）于2017年发明了这种“健身竞赛”。自此，它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运动——创始人正公开考虑将其推向奥运会。明年，预计将有超过200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超过2 亿欧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报名费。

显然，在如此快速的增长过程中，并非一切都运行顺畅。在比赛期间，训练区内有数十名裁判负责监督运动员，他们没有将维特齐克取消资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样做将违反现行规程。然而，赛事主管没有采取行动则是一次失职。

因为偏袒、不足甚至错误的裁判判决是Hyrox一个已知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一直被巧妙地掩盖在微笑之中。一年前，瑞士顶尖Hyrox运动员梅拉妮·毛雷尔（Melanie Maurer）及其当时的德国双人搭档詹妮弗·尼古劳斯（Jennifer Nikolaus）在汉堡的比赛中被取消资格，因为一名裁判多次告知她们波比跳远已完成，可以继续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又如在6月斯德哥尔摩的世界锦标赛上：德国冠军兼热门选手蒂姆·韦尼施（Tim Wenisch）冲过了终点线，尽管他在最后一站仅将100个药球中的99个投向墙壁。根据规则手册，他本应被取消资格，但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相比之下，美国表演者亨特·麦金太尔（Hunter McIntyre）则在比赛早期就失去了机会，因为他在波比跳中的粗心行为被严格处以时间处罚。

随后引发网络抨击

周末过后，菲尔斯特通过 Instagram 向 Hyrox 社区发表声明。他表示歉意，承认未能立即做出反应，且未能预见该事件——这是一个“错误”。他表示，赛事规则现在理所当然地将立即进行调整。现在，裁判和赛事主管有权在发现粪便、血液、呕吐物或尿液，且可能因此污染其他参赛者或设备时，将运动员移出比赛。

乔安娜·维特齐克（Joanna Wietrzyk）尽管患有腹泻，但仍赢得了在北京举行的比赛。随后，她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显然躺在医院病床上。在遭到网络仇恨评论的洗礼——恕我直言：一场网络抨击（Shitstorm）——之后，她很快删除了这张照片。

英国王室最后的马车制造者

澳大利亚人吉姆·弗雷克林顿（Jim Frecklington）的毕生事业未能完结

吉姆·弗雷克林顿为王室制造了三辆马车。2014年与“钻石禧年”马车的合影。JONATHAN BRADY / GETTY

芭芭拉·巴克豪森（BARBARA BARKHAUSEN）

在阳光下闪烁的金箔、承载着千年英国历史的材料、六匹温莎灰马——而在这之中，是一位来自悉尼郊区的谦卑工匠：吉姆·弗雷克林顿。近五十年来，这位澳大利亚人致力于一项在英国本土几乎已经绝迹的手艺：为英国王室制造代表性的礼仪马车。在他的一生中，他在距离伦敦数千公里的悉尼北部的一间工作室里，制造了三辆如此华丽的马车。

这位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名该专业工匠的马车制造者，已无法完成他的毕生事业。吉姆·弗雷克林顿于 9 月 11 日在悉尼因长期患癌去世，享年 76 岁。他的最后一个项目——为查尔斯三世国王准备的名为“英联邦皇家马车”（Commonwealth Royal Coach）的车辆，现在将由他的团队完成。

从设得兰矮马到女王

弗雷克林顿在八岁时就发现了自己对马车的热情，当时他的设得兰矮马怎么也不肯让人骑。他没有放弃，而是简单地造了一辆小车让矮马牵引。在悉尼著名的苏格兰学院（Scots College）完成学业后，弗雷克林顿最初前往北极，在那里操作重型机械参与修建跑道。

1972年，他移居英国，起初在温莎城堡为爱丁堡公爵工作，后来进入伦敦的皇家马厩（Royal Mews）。在那里，他负责照顾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礼仪马匹，据朋友称，他偶尔甚至能与女王并肩骑行。1977年，在女王登基25周年庆典及其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他负责管理一次巡回展览。巨大的公众反响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没有人再制造皇家马车，一项手工艺技术将面临失传的危险。于是他向白金汉宫提出请求，并得到了肯定答复。

1988年，弗雷克林顿完成了作为澳大利亚赠予伊丽莎白二世的“澳大利亚国家马车”（Australian State Coach）。2006年，随后推出了“钻石禧年国家马车”（Diamond Jubilee State Coach），该马车在2023年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加冕礼上投入使用。这些马车结构复杂：重量超过三吨，并配备了液压悬挂、加热和空调系统。

弗雷克林顿同时将它们视为英国历史的一种时间胶囊。在金饰的车身中，他嵌入了100多件历史碎片：来自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木材、纳尔逊海军上将的“胜利号”（HMS Victory）战舰的甲板木块、一颗滑铁卢战役的火枪弹、一块艾萨克·牛顿苹果树的碎片，以及一段来自英国著名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礼服的布料。

他将这些马车理解为“移动的艺术品”：与博物馆里的绘画或雕塑不同，它们会被实际使用。因此，顶尖的手工艺水平至关重要。

同行将弗雷克林顿描述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从不绘制设计图，而是将每个细节都记在脑海中。保守组织“支持君主立宪的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日本百岁老人首次突破10万

1963年引入的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微小礼节正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

萨洛梅·沃伦（SALOME WOERLEN）

尿布货架揭示了一个人口的年龄状况。在日本，自2011年以来，成人尿布的销量一直高于婴儿和幼儿尿布。2024年，尿布制造商王子控股（Oji Holdings）采取果断措施，将其产品线中的婴儿尿布完全删除。人口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趋势：日本百岁老人的人数首次超过100,000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恰有107,677人达到100岁或以上，比前一年增加了7,900多人。

卫生大臣上野健一郎（Kenichiro Ueno）在面对媒体时表示，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不安。他认为，如此多的人能够长寿、健康且积极地生活，要归功于医学和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面临着经济挑战。这一问题在国家赠予百岁老人的传统礼物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昂贵的清酒杯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日本都会庆祝“敬老日”，今年是在 21. 的九月。家庭成员利用这一天探望年长的亲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对社会的贡献。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 1947 年，1966 年政府将这一天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并扩大了传统：从此以后，每位年满 100 岁的人都会收到一份来自国家的个人祝贺信和一个传统的清酒杯。

这个杯子最初由纯银制成。尽管如此，国家的支出仍然在可控范围内。因为当政府在 1963 年开始系统地登记百岁老人时，这类人群仅有 153 人。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81 年，日本突破了 1000 人大关，1998 10 000 人大关。到 2009 年，已有 40 000 人收到该杯子，政府为了节省成本，将杯口直径从 10,5 厘米缩小到 9 厘米。

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措施带来的成效十分短暂。2015, 在百岁老人达到 61 500 人时，政府正式对这一传统进行了审查。受命的委员会建议完全取消这个昂贵的杯子，认为今后仅发送信函就足够了。然而，民众对此产生了抵触情绪，部委最终决定采取折中方案。

自 2016 年起，杯子不再由纯银制成，而是由镀银的镍银（Neusilber）制成。这样一来，每个杯子的价格从折合 38 法郎减半至 19 法郎。对于部委而言，这意味着其年度支出从 1,37 百万法郎减半至 760 000 法郎。

1963年以来日本百岁老人人数（单位：千人）

形势严峻

比清酒杯昂贵得多的，是社会保障系统的成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六月份将人口萎缩称为一场“无声的紧急状态”，认为这正在逐渐削弱国家的活力。政府资助了多项计划和补贴，旨在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但到目前为止，效果甚微。专家认为这有几个原因：结婚人数越来越少，就业女性越来越多，且抚养孩子的成本在增加。

与此同时，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日本拥有全球最高的预期寿命之一，女性平均寿命为 87,3 岁，男性为 81,3 岁。此外还有一个将日本与其他老龄化社会区分开的第二因素：出生率低，且在国际比较中，几乎没有移民迁入。外国人仅占日本人口的 3%。

仅在去年，人口就减少了近 100 万。由此，人口总数 42 年来首次跌破 1.2 亿大关。与这种人口下降相比，清酒杯的支出是最微小的问题。因为巨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未来谁来支付养老金，谁来照顾老人？

用这样的词语赞誉他，称只有极少数工匠能够“塑造出整个君主制的辉煌”。

团队完成最后一个项目

澳大利亚总督萨姆·莫斯廷（Sam Mostyn）写道，澳大利亚“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工艺大师，他的作品在澳大利亚与王室之间建立了持久的纽带”。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奉献精神和远见，他为保护传统技能以及创造具有君主制和国家意义的永恒象征做出了贡献。

他的最后一个项目——“英联邦皇家马车”（Commonwealth Royal Coach），由吉姆·弗雷克林顿（Jim Frecklington）通过多种方式资助，其中就包括

他将马车视为“移动的艺术品”。

抵押自己的房屋。尽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这位工艺大师直到最后仍希望能够亲自将其完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他曾将这辆马车描述为未来的“英国国家地标”。他的长期伙伴、参与了所有三个马车项目的车身漆工欧文·韦伯（Owen Webb）现在希望按照弗雷克林顿的意愿完成这项工作。据 ABC 报道，韦伯表示，他的朋友在去世时知道该项目“处于可靠之手”并会被完工。

小型飞机在洛伊克巴德坠毁

与山坡碰撞导致 三人死亡

ela. · 瓦莱州警方周三写道，这架 Cirrus SR22T 型飞机从卢加诺起飞，并在锡永机场进行了中途停留。随后，飞机继续飞往尼得瓦尔登州的布奥赫机场。16 点刚过，该飞机由于目前尚不明确的原因，与洛伊克巴德 Fluhalp 地区的北坡相撞。随后，第三方报告该地区出现了浓烟。

瓦莱州救援组织（KWRO 144）调派的救援力量立即派出三架直升机和两名救援专家赶赴事故现场。在现场，他们仅能确认三名机上人员已死亡。除了瓦莱州警方和 KWRO 之外，洛伊克巴德消防队、锡永机场消防队、瑞士运输安全调查局（Sust）以及沃州警方的技术保障专家也参与了行动。

Sust 已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刑事调查由联邦检察院（BA）与瓦莱州警方合作负责。BA 和 Sust 的调查将并行且在密切协调下进行。

《新苏黎世报》

瑞士需要更多的联邦制

我国的繁荣基于明智的制度以及地区间的竞争。这一成功秘诀正日益承压。作者：托马斯·富斯特（Thomas Fuster）

联邦宪法赋予了各州很大的权力。但其中许多州为了换取联邦资金，很乐意放弃自治权。DOMINIC FAVRE / KEYSTONE

那种对瑞士制度特殊性的缺乏理解再次出现了。最近在《周日新苏黎世报》对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阿尔图罗·布里斯（Arturo Bris）的一次采访中便可见一斑。这位出生于西班牙的人在采访中坚信，瑞士正在走下坡路。他认为原因之一就在于联邦制。这位经济学家抱怨道，在瑞士，大部分权力掌握在各州手中，而非中央政府手中。“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瑞士的一个问题，”布里斯说。因为在今天，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

这位洛桑教授并非唯一偏好强力中央集权国家的人。这种倾向在瑞士政界也颇受欢迎。在公开演讲中，人们大多一致认为，对于这个拥有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而言，分权的国家结构对于维持凝聚力至关重要。然而，在政治日常生活中，对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瑞士的承诺已几乎不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对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各级政府间相互交织的向往。

防止权力滥用

这种趋势十分危险。它威胁着瑞士的一个核心成功因素。因为瑞士的三级联邦制——联邦、州、市镇——与直接民主相结合，数十年来确保了瑞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表现远优于欧洲周边国家。尽管一些瑞士人喜欢自我暗示，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比欧洲邻国更勤奋甚至更聪明，但这种观点十分天真。事实上，这个国家仅仅是从更好的制度中获益，而联邦制对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 全球政府债务 失控以及 政治厌倦感 普遍存在的时代， 更理性的财政政策 以及更贴近公民 才是明智之举。

去中心化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例如，它能确保少数群体得到保护并贴近公民。问题在发生地以及拥有当地知识的地方得到解决。一个村庄是否需要体育馆，市镇比州或联邦更能做出准确判断。此外，强大的地区也能防止中央权力的权力滥用。联邦制引发的竞争也具有激活作用：州和市镇因此成为了创新的实验室。行之有效的经验会被推广并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只有联邦制才允许这种探索和学习。

然而，小型结构的优势正被遗忘。“规模大”被误认为是“好”。而将自身的规范调整为上级机构或国家的规范——委婉地被称为“协调”——被错误地视为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探索程序的联邦制被牺牲掉了：人们不再促进不同解决方案之间富有成效的共存，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性的主导。人们甚至满足于在失败时，至少所有人都错得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将这种胆怯称为“掩盖自己的屁股”（Cover your ass）。

不过，针对不断推进的集权化，出现了一些微小的抵抗：由联邦委员会和州政府会议（KdK）发起的一项名为“解耦 27”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联邦制，并以预算中立的方式批判性地审查联邦与州之间的交织关系。为此，项目定义了 21 个任务领域。这些领域涵盖了从医疗保险保费减免、退休人员补充津贴，到区域客运、铁路基础设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以及住房建设补贴。

在练习开始约两年后的 4 月，一份初步中期报告正式出炉。基于该报告，联邦委员会和

KdK 将在年底前确定进一步的行动方案。但预期不高。因为报告显示：联邦和州的专家大多支持维持现状。即便他们认为需要转移权限，其目标也主要指向进一步的集权化，例如在补充津贴或铁路领域。相反，旨在增加州自主责任的“解耦”方案在报告中被“大多数持批评态度”。

因此，“解耦 27”项目可能很难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各州正日益沦为联邦的执行机构。然而，联邦宪法规定的层级关系则完全不同。宪法规定，权力主要在州，联邦仅承担明确分配给它的任务，例如外交政策和国防。这种州的优先地位，连同高度的税收自主权，正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每当面临严峻局面时，联邦总是先行一步，最近的疫情或电力短缺便是例证。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没有原则的恳求者

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责任方。首先是联邦议会，它正越来越多地攫取原本应由各州负责的任务。许多政治家禁不住诱惑，将医疗保险保费减免或儿童看护补贴等受欢迎的诉求提升到国家层面。相比于在 26 个不同的州议会中费力地推动同一诉求，在国家层面能为政治家、政党和利益集团带来更多的媒体关注度和影响力。

其次——从国家政治角度来看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各州和市镇也在推动自身的权力削减。一旦上级提供资金，他们放弃自主设计权的速度快得令人惊诧。如果一个州必须通过提高州税或削减开支来独立融资，那么它可能会放弃某些计划；但只要联邦政府有望提供共同融资，这些计划突然间就变得极其紧迫。在宪法上如此强大的各州，正将自己降格为没有原则的恳求者，心甘情愿地用自主权换取资金注入。

目前，联邦与各州在 30 多个任务领域共有分工，每年的支出规模超过 500 亿法郎。此外，联邦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转交给各州。这种交织模糊了责任，并诱发浪费。苏黎世州就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在那里，仅 3,3 公里长的格拉特谷铁路（Glattalbahn）延伸段预算就高达 5.43 亿法郎，其中 1 亿法郎用于建设自行车道。如果联邦政府（其实在区域交通领域毫无涉足之必要）不支付高达 40 Prozent 的费用，该项目的规划可能会更加克制。

令人担忧的发展

瑞士需要回归联邦制国家的两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ät）：它要求各项任务最好在最低层级完成，只有在下级无法应对时，上级才介入。这种优先采用本地解决方案的做法，不仅能确保公共资金的节约使用，还能防止民众与政治之间产生疏离感。因为在这种疏离感最容易产生的地方，往往是那些远在首都或布鲁塞尔的机构在决定当地民众福祉的情况。

第二个需要重新赋予内涵的原则是财政等价原则（fiskalische Äquivalenz）。这个词听起来比实际复杂，其简单含义就是：“谁出钱，谁决定。”其背后的认知是，只有当决策、使用和融资三者统一时，政治才能保持适度。如果三者不统一会发生什么，每个人在餐厅里都能体会到：如果账单由组员平摊，许多人就不再点汤，而倾向于点多道菜的正餐。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国家层面，这种“混账单”模式总能可靠地导致贪婪。

因此，当经济学家阿尔图罗·布里斯（Arturo Bris）批评瑞士联邦制时，他是正确的。但与他的核心观点相反，这个国家遭受的不是联邦制过多，而是联邦制不足。尤其是在全球债务激增和政治厌倦症 endemic（流行）的时代，更理性的财政政策和更贴近公民的治理才是推荐之策。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几乎没有比“自下而上”的国家构建更好的方案。这种典型的瑞士特色如今几乎不再有人支持，而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声音却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新苏黎世报》

俄罗斯 Topol-M 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 SERGEI KARPUKHIN / 路透社

不存在俄罗斯核轮盘赌

克里姆林宫很可能非常清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如此，它依然将威胁作为筹码。 安德烈亚斯·乌姆兰（Andreas Umland）客座评论

在广泛的圈子里，人们仍然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无法被完全挫败。基辅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莫斯科，甚至无法将俄罗斯军队完全驱逐出乌克兰领土。这种思维模式认为，由于莫斯科拥有核武器，俄罗斯在战争中失败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为了避免受辱，俄罗斯将不得不使用其核武器。根据这一逻辑，为了规避这种风险，牺牲乌克兰的完整性和主权是值得的。

然而，基辅和西方从未计划让俄罗斯遭受彻底失败——例如乌克兰军队一路进军莫斯科。乌克兰仅仅寻求解放其领土中那些在 2014 年前被俄罗斯多次承认属于乌克兰，但在过去 12 年中被非法占领和吞并的部分。如今，泽连斯基总统甚至准备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追求“赢得”这场战争。

全球禁忌

基辅政府自 2025 年起明确表示，愿意将目前的前线作为未来停火协议的接触线。乌克兰也可以同意部分停火，即共同停止所有远程打击和 / 或停止对黑海航运的相互攻击。由此，基辅承认了乌克兰领土及主权可能暂时丧失给俄罗斯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如果能以此实现和平，乌克兰将接受俄罗斯获得部分胜利的事实。

此外，国际冲突的历史表明，认为被逼入绝境的大国会引发核升级的末日想象是不恰当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场残酷殖民战争中失败。人们经常忘记，阿尔及利亚并非传统的海外殖民地，而是被完全兼并为法国本土的一部分，且是 1,6 百万欧洲定居者的家园。

美国在越南被击败，苏联在阿富汗遭受了屈辱的失败，但这两大超级大国都没有试图通过核升级来阻止这些结果。中国在对越南的战争中失败，也没有将其升级；美国在阿富汗面对塔利班失败时——正如之前的苏联一样——同样没有升级。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一个核大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规模小得多且不具备核能力的敌人所带来的惊人失败，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按下那个红色按钮。

如今，全球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中大多数国家正在或曾经与非核国家进行战争。为什么这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自从美国 1945 年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以来，再也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其战争目标？为什么他们也从未威胁要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排除普京自 2014 年以来宣传性的武力恫吓的话？

与 1945 年以来核武器的研发和扩散并行，全球关于这些武器的思考也在不断演进。经过对核战争和核冬天全球后果的深入国际讨论，一种关于使用核弹头的非正式全球禁忌已经形成。诚然，核武器在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规划中依然扮演着突出角色——作为威慑手段以及在面对生存危机、全面战争时的最终国防工具。与此同时，为了进行外国干预而使用核武器在战略上的毫无意义以及在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在今天已得到广泛认可。

人们对这一禁忌有效性的信心如此之强，以至于一些非核国家甚至攻击过核大国。例如 1973 年，并不拥有核武器的埃及和叙利亚攻击了以色列，尽管当时已知以色列已经拥有核武器库。

乌克兰对俄罗斯核武器使用选项的忽视则又是另一回事。自 2014 年 2 月入侵克里米亚开启对乌战争以来，莫斯科的官员们多次以含蓄的方式威胁使用核武器。自 2022 年全面入侵开始，这些恐吓尝试不仅变得更加刺耳，而且更加频繁。俄罗斯在 2024 年公开修改了其核学说，以降低核升级的门槛。

莫斯科自 2014 年以来的末日修辞在欧洲和美国产生了影响。除了其他因素外，这导致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时犹豫不决—。

如今，人们普遍认同使用核武器在战略上毫无意义，且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

……（接前文）西方政府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存在严重的延迟，提供数量有限，且在武器使用方面设定了诸多限制。

相比之下，在乌克兰国内，俄罗斯发出的诸多核信号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相反，基辅一直在不断突破莫斯科所谓的“红线”。例如，2024年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对俄罗斯合法领土的地面入侵。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且俄罗斯内部深处的战略目标正遭到日益系统性的破坏。其中一些针对俄罗斯合法领土的袭击使用了西方武器，例如英国的“风暴阴影”（Storm Shadow）巡航导弹。

为什么俄罗斯没有做出核反应？对于莫斯科而言，在乌克兰引爆一枚或多枚核弹头所带来的战略得失净值将是不可预测的。只要基辅不完全投降，莫斯科通过这种升级行动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更多。鉴于乌克兰迄今展现出的社会韧性，即使面对核打击，该国也不会简单地放弃。然而，包括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将对俄罗斯打破核禁忌感到震惊，这将促使许多国家暂停与莫斯科的关系。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

奇怪的是，俄乌战争中实际的核升级可能会按照一种与西方许多人所担忧的完全不同的情景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历史学家马里亚娜·布杰林（Mariana Budjeryn）在 2024 年于著名的《原子科学家公报》中论证道，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感到有动力使用核武器，其目的并非为了防止在乌克兰遭受羞辱，相反，而是在其已经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就像 1945 年处于进攻态势的美国决定向几乎已被击败的日本投下原子弹一样，莫斯科可能会诉诸核武器，以便将对俄罗斯已经有利的军事局面转化为彻底的胜利。

在这种情景下，如果俄罗斯打破核禁忌，虽然它也将面临全球性的政治后果。但布杰林认为，“这些成本对于一个获胜的俄罗斯来说，比对于一个失败的俄罗斯来说更容易被缓冲。”她在 2024, 年写道，如果乌克兰看起来无论如何都已失守，西方国家可能会在对俄罗斯施加沉重代价时犹豫不决。文中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在欧洲赢得战争的俄罗斯来说，中国的谴责将不那么重要”。最终，“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必然会在北约各成员国首都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俄罗斯能够根据自身利益塑造一个更广泛的欧洲战后秩序”。

西方对俄罗斯作为核超级大国的敬畏，以及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失败后采取核反应的恐惧，都基于错误的假设。关于对乌克兰支持的规模、类型及持续时间的决定，不应由模糊的恐惧和战略短视所引导。这些决定应当以对犯罪侵略受害者的关切、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以及维护基本国际秩序的根本自身利益为特征。

安德烈亚斯·乌姆兰（Andreas Umland）是基辅欧洲政策研究所（Epik）的政策研究员。

国家经济秘书处（Seco）负责人布德利格辞职

此次离职不仅是伯尔尼的损失

克里斯蒂娜·诺伊豪斯 (CHRISTINA NEUHAUS)

《比尔克》报将她的离职与一项所谓的违反公务秘密指控联系在一起。而其他声音则认为，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这位无畏且老练的瑞士国家经济秘书处（Seco）负责人——早已计划好离职，并与她的上司、经济部长盖伊·帕梅林达成了一致。伯尔尼正处于议会会议期间，这座城市到处是政治家、官员和说客。离职传闻就像晚上的那杯白葡萄酒一样司空见惯。事实是：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已辞去职务，将于明年春季离职。新闻稿称，这位 61 岁的女性希望再次迎接新的挑战。

《比尔克》报推测，布德利格·阿尔蒂达离职是因为她最近失去了盖伊·帕梅林的绝对支持。可以肯定的是，针对 Seco 负责人的压力日益增大——在联邦委员会内部也是如此。两名来自社会民主党（SP）的联邦委员一直对这位高级官员雷厉风行的风格及其与经济界的亲密关系感到不安。在伊尼亚齐奥·卡西斯领导的外交部，面对她与美国良好的关系，人们显然担心会破坏与欧盟之间的平衡。而财务部部长卡琳·凯勒-苏特与帕梅林的国务秘书之间的摩擦在伯尔尼更是出了名的。

布德利格·阿尔蒂达属于那种即便被从大门赶出去，也会尝试从窗户爬进来的人。而凯勒-苏特则属于那种不喜欢感觉有人越权的人。因此，盖伊·帕梅林值得高度赞赏，因为他长期以来给予这位不那么循规蹈矩的 Seco 负责人所需的活动空间。作为回报，她为上司解决了棘手问题。在布德利格·阿尔蒂达的领导下，瑞士签署了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与印度的协定；此外，得益于她，瑞士与美国的关税争端也未升级。虽然瑞士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但仍未完全失去希望。

作为前外交官，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与瑞士经济界保持着极佳的联系，她的风格在华盛顿也备受推崇。但在瑞士这样一个凡是出类拔萃之人便会被视为可疑的国家，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2025 年 11 月，几位极富的企业家前往华盛顿拜访唐纳德·特朗普。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台钟、一块金条，以及关于如何解决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对瑞士贸易收支逆差问题的建议。这次行程取得了成功。特朗普将关税税率从 39% 降低至

盖伊·帕梅林值得高度赞赏，因为他长期以来给予这位不那么循规蹈矩的 Seco 负责人所需的活动空间。

15%，但在瑞士国内却引起了不满。布德利格·阿尔蒂达面临指控，称她向随行的亿万富翁泄露了联邦委员会谈判授权的细节。联邦议会参议院的业务审计委员会启动了调查，结果尚未公布。显然，像合作伙伴集团（Partners Group）联合创始人弗雷迪·甘特纳等相关人员在政治家面前极力为布德利格·阿尔蒂达辩护：她从未向他们泄露过关税授权的秘密细节。

但这种不信任似乎让布德利格·阿尔蒂达深受打击。无论如何，她决定离开。这不仅是联邦之都伯尔尼的损失，更是整个经济基地的损失。瑞士——出于意愿——拥有世界上最弱的政府。但世界已经改变。比联邦委员会更强大的势力根本不在乎基于规则的秩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拥有协商制政府的小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务秘书。海伦·布德利格·阿尔蒂达就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希望联邦委员盖伊·帕梅林能在其任期内明智地填补这一职位。因为在伯尔尼还流传着一个传闻：这位来自瑞士人民党（SVP）的经济部长也可能提前离职——而亲欧的、来自社会民主党的现任司法部长比特·扬斯（Beat Jans）则希望接任他的职务。

计划中的欧洲安全理事会

欧盟必须提高行动能力

乔纳斯·罗斯（JONAS ROTH）

年度欧盟国情报告通常是欧盟审视自身、确认自身地位的时刻。人们互相赞赏，散发信心，做出豪迈的承诺。今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同样对欧洲赞誉有加：“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随后，她补充了一句语气明显不那么绝对的话：“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们的联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其实无需使用虚拟语气。欧洲正处于风暴之中。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后果，使这个大陆面临巨大的挑战。而最大的安全政策威胁则是俄罗斯，其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持续近五年。欧洲也日益频繁地成为攻击目标。

在冯德莱恩发表讲话前的几天和几周里，这一点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周三凌晨，北约战斗机在立陶宛上空击毁了一架无人机。周一，一艘俄罗斯军舰向一架丹麦直升机发射了照明弹。近期，欧洲境内多家弹药工厂发生火灾。8月初，一次针对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以失败告终。

在此背景下，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其中一部分将包括建立一个欧洲安全理事会，以及一个类似于北约条约第 4 条的机制。通过该机制，一个成员国可以触发所有其他欧盟国家的磋商，以制定共同的应对方案。某种程度上，这将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迷你北约”。

这一方案出于多个原因来看是正确的。一方面，俄罗斯通过这些零星的挑衅，显然是在执行一项战略，旨在测试欧洲的防御意愿，在欧盟内部制造政治紧张局势，并增加欧洲支持乌克兰的成本。一个安全理事会可以帮助更好地协调对这类行动的反应。

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华盛顿的信号模棱两可，北约内部的紧张局势也随之增加。虽然欧盟安全理事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与跨大西洋防御联盟竞争，但这样一个机构可以让欧盟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参与者出现，并承担更多责任——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要求的那样。

然而，只要新的安全战略不能与欧洲可信的威慑力和行动能力相结合，一个安全理事会和额外的欧盟磋商既无法震慑克里姆林宫，也无法打动白宫。而这恰恰是症结所在。人们只需回想 2025 年 9 月的国情报告。当时，冯德莱恩宣布了多个国防项目，其中包括在东翼建立一道“无人机墙”。一年后，成员国仍未批准该计划。此外，目前在国家、欧洲和北约层面有多个防御倡议并行，这增加了协调行动的难度。

一年前，委员会主席还承诺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但该计划惨遭失败。本周，由于几个成员国提出了特殊要求，欧盟甚至未能将针对 3000 名俄罗斯个人的制裁延长一年。一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必须首先证明，它确实能提高欧盟的行动能力。

关于人类终结的警告

AI公司无需再制造恐慌

GIOIA DA SILVA

关于人工智能（AI）的头条新闻，其荒诞程度几乎达到了顶峰。硅谷的公司声称，他们正在创造一种如此强大的技术，以至于它可能会灭绝人类。而针对这一最糟糕的情景，他们现在的反应竟然不是停止开发这些致命工具，而是将其速度放缓。这些首席执行官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产品如此不可思议地强大，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恐惧。而我们这些开发者现在将数十亿欧元的利润前景置于次要位置——纯粹出于善良，因为我们心中牵挂着人类的福祉。

这种空谈揭露了当前AI开发的真实状态。那些所谓的“前沿实验室”（Frontier-Labs）等市场领导者已经到了一个他们无法再控制自己工具的地步。OpenAI和Anthropic尚未发布的AI智能体在没有人类指令的情况下，就入侵了其他公司的服务器。现在，这些实验室正急于寻找能够更好地控制其模型的方法。他们必须让这些模型不再违反法律，且不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否则，他们就无法发布这些产品——也就无法从中获利。

这一切纯粹是出于自身利益。如果AI公司今天就向客户开放其最强大的智能体，那么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客户将尝试利用这些智能体来自动化某些此前由人类完成的任务。即便许多任务能被令人满意地完成，但AI自动化的工作中仍会有一定比例出现错误。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智能体可能会违反法律或造成损害。这样一来，AI开发者很快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损害赔偿诉讼。

AI智能体会犯错是其天性使然。而且我们知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它们缺乏对世界的深层理解。虽然它们能高效地完成某些任务，但它们对善恶没有直觉。与我们人类不同，它们无法预见哪些行为会逾越伦理和法律的界限。毕竟，它们在根本上基于与那些鼓励青少年自杀倾向的AI聊天机器人相同的统计概率计算。

开发者更应该减轻其工具目前已经在造成的损害。

这些公司声称现在要放缓工具开发，这简直是讽刺。毕竟，他们没有让员工休假，也没有暂停服务器。相反，他们只是轻微调整了工作重心：不再仅仅致力于创建能力更强的模型，而是尝试让现有模型变得更可控。随着过去几天关于“末日”的沟通，这些公司再次丧失了一部分公信力。他们针对尚未存在的工具散布恐惧与惊恐。

在AI领域，现状已经足够令人发指。数据中心吞噬着海量的电力和水资源。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在抱怨AI聊天机器人才得以实现的版权侵权。女性和女孩必须忍受自己的衣服在虚拟世界中被“变没”。政治参与者在选举前夕向西方政治家扣上丑闻的帽子，并为此伪造证据。俄罗斯特工试图操纵西方聊天机器人的回答。AI公司不应通过制造关于人类未来终结的恐慌来驱使公众，而应致力于减轻其工具目前已经在造成的损害。

AI 领域正陷入一场信仰之争

毁灭、灿烂的乌托邦，还是仅仅是一场炒作？关于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人类，目前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三大思想流派。

鲁斯·富尔特雷尔（RUTH FULTERER）、马林·亨齐克（MALIN HUNZIKER）（文字），西蒙·坦纳（SIMON TANNER）（插图）

谁能想到，各大 AI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竟然会公开探讨共同减缓 开发的途径？就在几周前，硅谷在通往美好的 新世界的道路上似乎还跑得不够快。而现在，专家们正在讨论人工智能将我们全部抹除的概率百分比。这场辩论早已带上了宗教色彩。

毁灭论者早已存在，而现在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但并非每个人都被他们的论点所说服。以下是关于人工智能信仰之争中三大阵营的概述。

……交给以赢为导向的谷歌集团。如今，Open 本身已成为一家营利性公司。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及其同僚离开 Open 并创立 Anthropic，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Open 在面对强大的 时不够负责。而现在，Anthropic 的员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辞职。

达里奥·阿莫代继续推动 Anthropic 前行。他属于毁灭论者中的一个派系，在强调危险的同时，仍不断强调 的潜力。现在，他主张放缓 研究，以便为更多的安全审查争取时间。

恐惧机器起义：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和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从左上到右下）。

直到几天前，雅各布·考克森还只是众多 研究员中的一员。但他关于离开 Anthropic 的 X 平台帖子迅速走红。因为他给出的理由是，他过于担心自己参与构建的 可能会抹除人类。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止他一个：许多 公司的员工深信，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本十年内杀死我们所有人。这个阵营也被称为“ 毁灭论者”（KI-Doomer），源自英语单词“doom”（毁灭 / 末日）。

最著名的 毁灭论者之一大概就是 先驱杰弗里·辛顿，他因其成就而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界的最高奖项——图灵奖，以及诺贝尔奖。他认为，目前没有一个低智能物体能够控制高智能物体的先例。开发强大的 就像养一只虎崽：“如果你不能非常确定它长大后不会杀死你，你就应该感到担心。”

辛顿用简单的语言面向大众发声，而哲学家埃利泽·尤德考斯基则提供了冗长且精细的论证链。在所有世界末日场景中，都会创造出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优于人类且能欺骗人类的生物。然而，该生物的目标是不可理解或不可控的——并且它可能会因为一次偶然或错误而转向攻击人类。

AI毁灭论者预言世界末日

尤其在AI安全研究人员中，存在着许多“毁灭论者”（Doomer）。这也是因为那些担心AI导致世界末日的人，更有动力去研究未来超级智能的可控性。该领域还存在一系列非政府组织（NGO）——它们处于“有效利他主义”的影响圈内。这是一种

对失去控制的想象自智能机器研究之初就一直伴随其间。OpenAI在2015年成立的部分动机，就是为了不让这样一个重要课题被单一的、资金雄厚的社会思潮所主导，而这种思潮旨在最大化世界上的善意。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主要担忧之一就是失控的AI。而且，很大一部分安全研究人员显然担心自己的研究进展是否足够快。

并非所有AI毁灭论者都直接警告世界末日。有些人担心

现在AI公司谈到AI可以帮助构建新的AI，对于该阵营的所有支持者来说，这都是一个警示信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将开启一个向更智能、从而更危险的AI发展的进程，且速度越来越快。

他们“仅仅”是因为AI能让人们制造新型武器或瘫痪互联网而感到担忧。

乌托邦主义者们迫不及待地期待AI的未来：雷·库兹韦尔、萨姆·奥特曼、埃隆·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从左上到右下）。

AI信徒梦想工作与死亡的终结

埃隆·马斯克是最早的AI警告者之一。作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他多次警告AI风险。例如，他认为AI比核武器更危险，且杀手机器人灭绝人类的可能性具有相当的现实性。

但如今，马斯克正积极推动AI热潮——通过他的特斯拉（Tesla）和SpaceX公司，其AI部门xAI便隶属于后者。他将其追求背后的愿景称为“难以置信的富足”：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图景，其中太空中的数据中心为AI提供必要的计算能力，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由AI控制的人形机器人来替他们工作——并且我们在火星上建立定居点。

AI公司无需制造恐慌 第21页评论

马斯克认为，那些不再需要工作的人的生活将不是通过无条件基本收入，而是通过一种“无条件的高收入”来维持。在几周前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马斯克解释了他从AI毁灭论者转变为AI推动者的原因。他表示，他达成了一种哲学上的认知，即看到积极的一面。他有时认为：“即使有一个停止按钮，我们可能也不应该按下它，因为最可能的结果是对所有人而言难以置信的富足。”

马斯克的转变也可以用他现在自己拥有一家AI公司来解释。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喧闹的AI预言家中，大多数人都从AI繁荣中获益。马克·安德森也是其中之一。作为风险投资基金安德森·霍罗。

经济 瑞士新苏黎世报

维茨，他也投资了 OpenAI，他是美国 AI 乐观主义的领先发声者之一。

在 2023 年的一篇随笔中，他描述了其对 AI 所期待的一种“黄金时代”。其中一段摘录如下：每个孩子都将拥有一位极具耐心、富有同情心、知识渊博且乐于助人的 AI 导师，这位导师将利用“无限之爱的机器版本”帮助孩子最大限度地挖掘潜能。每位研究人员都将拥有一位 AI 助手、员工或合作伙伴，从而显著扩大其成就范围；每位首席执行官或政府代表在其领域也将拥有同样的助手，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将剧烈加速，新产业将涌现，新岗位将被创造，工资也将随之提高。

他在同年发表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描述了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他将市场和创新视为一个上升螺旋。通过技术进步，用更少的资源可以实现更多的事情，价格随之下降，购买力得以释放，从而增加对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他引用了“加速回报定律”，该定律认为技术进步通常会自我强化，从而加快进一步进步的速度，即实现指数级增长。

这种思维方式是由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塑造的，他是最早且最激进的 AI 信徒之一。这位极具挑衅性的远见者在 2005 年预言，到 2045 年左右，技术在智能方面将超越人类十亿倍。这处于一个被称为“奇点”的发展阶段。随着奇点的到来，人工智能将与人类智能融合。

……界限。它将扩大数百万倍。”

库兹韦尔在去年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分子级的机器人未来将把我们的大脑直接连接到云端。“我们的智能将不再受限于颅骨的大小——

他认为，到 2032 年左右，医学将凭借 AI 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以至于至少对于注重健康的人来说，每多活一年，预期寿命就增加一年。从这个转折点开始，衰老带来的生物损伤被修复的速度将快于其产生速度，因此人类将不再因衰老而死亡。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同样强调，AI 模型将带来科学突破。他相信，借助这项技术可以应对气候变化，探索整个物理学，并建立太空殖民地。

早在几年前，奥特曼就将其 AI 乐观主义建立在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之上，具体而言即摩尔定律：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半导体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计算机或智能手机每一代都变得更好，计算单元占用的空间更小，而新设备的售价则大致持平。

2021 年，奥特曼在随笔《万物摩尔定律》中写道，未来一百年的技术进步将远超人类自掌握火种和发明轮子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在这一预测一年半之后，他的公司推出了 Chat-GPT。

该阵营中的一些专家则完全拒绝“超级智能”的概念。前谷歌研究员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认为，相信存在某种单一形式的智能，且必须通过破解这种智能来创造一个能够解决人类所有问题——或将人类抹除的全能存在，这在逻辑上是一个错误。

而像企业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或获奖的AI研究员扬·勒昆（Yann LeCun）等人，虽然原则上相信AI有可能具备与人类相当或更强的思考能力，但他们认为目前基于语言模型的AI尚无法实现这一点。两人承认在数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破，但他们并不将这些视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证据，而仅将其视为证明当今AI在拥有足够指导和计算时间的情况下，能够在科学的形式化领域解决问题。

在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人们经常谈论那些“失控”的AI代理脱离其环境、相互协调并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事件。怀疑论者则反对这种描述。

怀疑论者呼吁回归理性

AI研究员梅拉妮·米切尔（Melanie Mitchell）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OpenAI和Anthropic的AI代理表现出这种看似恶意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其训练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AI公司并非简单地失去了对系统的控制，而是构建了具有内在风险的系统，且未能对其进行妥善监管。

此外还存在第三种阵营。这些人认为目前的讨论完全被夸大了。在他们看来，末日预言者与世界救世主其实是一类人，因为双方都坚信我们很快就会构建出一种强大的超级智能。而怀疑论者认为这种假设纯属胡说八道。

怀疑论者希望将围绕AI的讨论从炒作重新引导至AI的现实问题上，例如其错误率和不可靠性。或者关注AI系统耗电量巨大，以及被集成到武器中导致战争自动化的事实。在他们看来，人们不应讨论世界末日，而应讨论当前正面临的这些实际问题——并要求AI公司为其缺陷或高风险产品承担责任。

希望将讨论重新引导至眼前问题的专家：杨·勒昆（Yann LeCun）、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梅拉妮·米切尔（Melanie Mitchell）和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从左上到右下）。

Revolut 震撼瑞士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计划凭借银行牌照和 150-Millionen 的投资来开拓市场

EFLAMM MORDRELLE

Revolut 在瑞士发起了一场市场攻势，并已向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申请银行牌照。这家欧洲最大的新银行于周二发布了该消息。此外，Revolut 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 1.5 亿瑞郎以扩大在瑞士的业务规模。这笔资金将用于开发银行产品并创造就业机会。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将获得瑞士银行牌照称为下一个“逻辑步骤”，以便能为客户提供完整的银行服务。目前，Revolut 在瑞士拥有 1,3 百万客户，是最受欢迎的金融应用。但由于该公司不具备银行地位，因此无法提供本地工资账户。这导致雇员很难将其作为主要银行账户使用。到目前为止，该应用主要被用于支付或作为度假时的支付卡。

全部集成于一个 App

这种情况很快将会改变。作为一家瑞士银行，Revolut 除了提供工资账户外，还可以提供电子账单（E-Bill）、直接扣款、通过 Twint 支付以及用于养老金的第三支柱（Säule-3a）产品，且这些服务都将受到瑞士存款保护计划的保障。此外，该公司正在开发一套面向商家的支付处理解决方案。据瑞士区负责人朱利安·比格曼（Julian Biegmann）称，客户未来将能够通过该 App 管理所有事务。

但 Revolut 不仅想为客户提供更多服务，还希望颠覆市场。瑞士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瑞士客户的要求很高。“我们希望利用这一点，” 销售主管大卫·蒂拉多（David Tirado）表示。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是一家全球供应商，拥有 80 百万用户，并在许多欧洲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在这里取得成功对我们至关重要，”这位银行经理说道。为此，他们已经具备了所有必要条件。

起初， 从英国开展业务，并从 2017 年起向瑞士客户开放。尽管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几乎没有进行营销，但用户数量迅速增长，即便当时其卡片仅能用于支付。为了规避限制，需要一个本地的 IBAN 账号。为此， 利用了瑞士邮政金融（Postfinance）的基础设施。去年，这家新银行将瑞士客户从英国实体迁移到了立陶宛实体。 随后扩大了产品范围，在支付功能之外增加了投资产品。

根据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审查的结果，瑞士将成为 在欧洲获得全银行牌照的第四个国家。尽管 在零售客户领域已经主导了瑞士的新银行市场，但现在它还想与传统银行展开竞争。

新银行中的巨头

“我们受益于显著的规模效应，因此能够提供最优的价格，”蒂拉多表示。凭借其规模， 拥有规模效应。与瑞士本土的新银行相比，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是一个巨头。在最后一轮融资中， 的估值达到了 1150 亿美元。这使其成为欧洲价值最高的私有科技公司。

也不必畏惧与传统银行进行比较。虽然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无法与瑞银集团（UBS）1400 亿法郎的资本规模相媲美，但其估值显著高于朱利叶斯·贝尔（Julius Bär，150 亿法郎）、沃州州立银行（BCV，110 亿法郎）或在线银行 Swissquote（60 亿法郎）等金融机构。 的财务实力同样雄厚：去年其营收为 60 亿美元，利润为 17 亿美元。

目前尚不清楚何时能获得银行牌照。申请已于夏季提交给 Finma。他解释说，在 1.5 亿法郎的投资中，大部分将投入到财务、风险管理和合规领域的人员配置上。目前 在瑞士雇佣了 30 名员工，到 2027 年底，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 100 人左右。

赢得市场份额

由于目前的客户增长是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人们信心十足地认为，如果采取相应措施，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对于卢塞恩应用科学大学的银行学教授安德烈亚斯·迪特里希（Andreas Dietrich）而言，客户数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认为，此前的主要障碍在于 Revolut 尚未能确立其作为主账户银行的地位。

在 Revolut 的本土市场英国，有 5 到 10 Prozent 的客户将新银行（Neobank）作为其主银行账户。但与瑞士不同，英国传统银行的受欢迎程度低于瑞士。尽管如此，迪特里希认为新银行在瑞士达到这样的市场份额仍是有可能的。他表示：“信任度正在稳步增长。”

Revolut 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银行牌照是现实的。尤其是这家金融科技公司目前已拥有处理监管流程的经验：这家新银行在 3 月获得了英国的牌照，夏季获得了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牌照。而在 2026 年 9 月，Revolut 获得了国家银行特许经营权（National Bank Charter）的有条件批准——这是创建美国银行的 1 个第一步。

Neue Zürcher Zeitung

AT1 债券身陷争议

在瑞银（UBS）与联邦委员会的争端中，这种金融工具可能会危及关于自有资金的折中方案

BEATRICE BÖSIGER, EFLAMM MORDRELLE

本周四，联邦议会参议院将就瑞银的新资本规则进行辩论。讨论的核心是一份由参议院经济委员会（WAK-S）预先准备的折中方案。其中，所谓的 Additional-Tier-1（AT1）债券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些金融工具旨在解决什么问题，又为何如此具有争议？以下是最重要的问答。

核心议题是什么？

在 2023 年瑞信（Credit Suisse）倒闭后，联邦委员会制定了多项银行监管改革方案。目标是提高像瑞银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的安全性，并保护纳税人免受风险影响。该方案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将于本周四在参议院进行辩论。

争议焦点在于，瑞银在其总部必须为其海外持股保留多少自有资本。联邦委员会要求这家大银行必须以 100 Prozent 的核心一级资本（CET1）为其提供担保。而目前，该比例为 45 Prozent。

政治进程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WAK-S）在很大程度上向这家大银行做出了让步。虽然委员会仍然希望瑞银集团（UBS）为其海外持股提供全额资本覆盖，但其中仅一半要求使用“硬”自有资本，另一半则可以使用所谓的 AT1 债券。对于银行而言，后者的成本比硬自有资本更低。

参议院是否会听从其预审委员会的建议仍有疑问。来自联邦民主党（FDP）的参议员安德烈亚·卡罗尼（Andrea Caroni，来自阿彭策尔外罗登州）希望将该议案发回联邦委员会。他认为参议院根本不应受理此项议案。卡罗尼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表示，议会并非决定此类复杂事项的正确场所。此外，法律作为一种工具过于僵化。如果日后想要做出调整，通过条例（Verordnung）来实现将更具灵活性。

如果参议院批准了卡罗尼的申请，这将给卡琳·凯勒-苏特一个教训。这位财政部长将该事项作为法律修订案提交给议会，而不是利用其权限通过条例的方式来强制执行新的资本规则。卡罗尼估计该申请通过的机会是五十分之五十。他完全相信联邦委员会能够通过条例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间党（Mitte-Partei）的部分成员支持这一建议。来自索洛图恩州的参议员皮尔明·比绍夫（Pirmin Bischof）提交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申请。如果参议院不受理该议案，则轮到国民议会处理。如果国民议员得出相同的结论，该议案将以目前的形式在议会中被搁置。届时，凯勒-苏特可以通过条例来推行她的方案。因此，对于瑞银集团来说，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关于这家大银行核心资本的对决进入下一轮。 ARND WIEGMANN / 路透社

AT1 债券具体是什么，为什么很重要？

参议院预审委员会赋予了 AT1 债券重要地位。这类债券是特殊的证券，旨在危机时期为银行提供财务缓冲。在正常经营期间，它们的功能与普通债券相同，但银行必须为此支付高额利息。因为作为次级债券，它们比传统债券具有更高的风险。

理论上：在紧急情况下，AT1 债券要么自动转换为自有资本，要么可以被完全核销。虽然债券持有者将面临全额损失，但银行可以用新资本来抵消损失，从而避免由纳税人买单。

参议员们打算如何使用这些债券？

为了使其能够起到资本缓冲的作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希望对这些证券进行重新设计。这些“新”AT1 债券不应在银行进入清算或重组阶段时才被激活，而应在急性危机发生之前就启动。

这意味着：如果银行的自有资本低于特定水平，则不得再支付债券票息或分红。此外，银行还应削减管理层成员的奖金。

如果银行在六个月内未能重新满足自有资本要求，则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例如增资），或者必须向 AT1 持有者提供证券兑换方案。

这些债券修改方案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和国家银行都对修改 AT1 的建议提出了批评。唯一明确的是，根据 WAK-S 的建议，瑞银集团需要增加的硬自有资本（CET1）将比其目前持有的资本仅多出一点。

同样不清楚的是，AT1在资本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多少。虽然委员会的提案打算允许比例最高达50%，但像巴塞尔法学教授科琳·泽尔韦格-古特内希特（Corinne Zellweger-Gutknecht）这样的专家认为，对于外国持股而言，AT1的比例最高在20%以内才是可接受的。

为什么这些工具存在争议？

监管机构在上次金融危机后发明了AT1债券，旨在提高银行的安全性。在危机情况下，这些债券此前几乎没有被使用过。至于它们是否能实现其最初的目的——在银行崩溃前使其稳定下来——至今几乎没有经过验证。

AT1首次面临考验是在2017年6月。当时，欧盟当局因银行挤兑而将西班牙的波普拉尔银行（Banco Popular）送入清算程序。其股本被清零，12.5 亿欧元的AT1债券被核销，以减少随后被桑坦德银行（Bank Santander）收购时的损失。

在瑞信（CS）的紧急救援中，这些证券也扮演了极具争议的角色。2023年3月，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下令核销瑞信价值160 亿法郎的AT1债券。这是被瑞银（UBS）收购的一个条件。然而，此次核销并非用于稳定瑞信，而是作为瑞银的风险缓冲。此外，还需要数十亿法郎的国家损失担保。数千名AT1持有者在法院起诉Finma的决定。高额的损害赔偿诉讼风险迫在眉睫。

瑞银对这些债券持何种态度？

瑞银原则上反对提高资本要求，无论是以增加“硬”自有资本的形式，还是以“软”AT1债券的形式。对于银行来说，建立额外资本的成本非常高。此外，持有闲置资本效率低下，且会降低资本回报率，从而对股价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银行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其结果将是贷款成本增加。这将降低银行的竞争力并损害整体经济。瑞银估计，如果采纳WAK-S的建议，银行将需要持有约130 亿美元的额外资本（可用AT1覆盖），此外还需要约20 亿美元的硬自有资本（CET1）。

经合组织质疑瑞士租赁法

该组织认为对现有租金的监管产生了错误激励，建议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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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马特尔（ANDREA MARTEL）

在苏黎世或日内瓦，多年居住在同一套租赁公寓中的人可能拥有显著的财务优势。虽然近年来新招租公寓的租金大幅上涨，但现有合同中的租金增长速度则慢得多。搬家的人必须做好支付更多费用的心理准备，即使新公寓在质量或面积上并没有改善。

对于长期租户而言是有利的，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看来，这是瑞士住房市场的一个问题。在其最新的国家报告中，该组织异常详细地审视了住房市场。其结论是：瑞士的住房建设不足，现有住房空间未得到优化利用——而对现有租金的监管对此负有责任。

在此类国家报告中，经合组织成员国会定期相互评估经济政策并提出建议，而具体是否实施由各国自行决定。

经合组织建议瑞士放宽租赁法。现有合同与新合同中的租金应能根据相同的规则进行调整，并以新签署租赁合同的当地平均租金为基准。

相比之下，如今的现有租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提高，例如参考利率的变化、通货膨胀或增加了提升价值的投资。此举旨在保护租户免受滥涨租金的影响。

锁定效应

然而，经合组织（OECD）看到了副作用。新签租金与现有租金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种“锁定效应”（Lock-in-Effekt）：拥有廉价住房的人尽可能不放弃该住房。这增加了其他人进入住房市场的难度。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年轻人、离婚者、移民以及需要更频繁更换居住地的职场人士。他们更依赖于新挂牌的住房，因此必须支付相应更高的租金。多项研究证实了这种锁定效应的存在。房地产经济学家乌尔斯·豪斯曼（Urs Hausmann）也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指出，现行规定导致租户留在不再符合其需求的住房中，而其他人则几乎无法获得廉价住房。此类错误激励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里已为人所知。

作为第一步，经合组织建议使现有租金更紧密地与市场发展挂钩。它举了德国的例子，在德国，现有租赁关系中当地的对比租金起到了作用。在此过程中，租户应继续受到保护，免受过高的租金跳涨影响。不过，其前提是需要关于市场租金的更完善的官方数据。虽然联邦统计局会收集租金价格，但经合组织认为缺乏足够详细的当地市场租金官方数据。该组织在此时依赖于私营公司 Wüest Partner 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基于广告，而非实际签署的租赁合同。

从长期来看，经合组织参考了芬兰的经验。芬兰在 1990 年代逐步取消了租金管制，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经合组织将一个积极信号视为证明：在 1990 年至 2012 年间，租赁住房在住房总量中的比例从 12% 上升到 17%。

豪斯曼完全可以想象在瑞士对现有租金进行更频繁的调整。对于长期的租赁关系，这“可能是所有糟糕选项中最好的一个”。但简单的自由化则过于片面。任何改革都必须维护宪法所规定的防止租金滥用的保护机制。在这一点上，经合组织的建议并不具体：它虽然要求防止过高的租金跳涨，但并未说明这种保护应如何实施。

不过，经合组织认为租金监管仅是问题的一部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住房供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反应过于缓慢。经合组织将此归咎于多种内部障碍。各州和市镇之间的建筑法规差异巨大，这增加了建筑成本并阻碍了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审批程序拖延冗长。

因此，该组织要求进一步统一建筑法规，加强数字化，甚至在审核建筑申请时引入人工智能。此外，还应增加提起滥用异议的难度。

建筑领域有所进展

在这一点上，经合组织在伯尔尼的部分主张已得到了认可。联邦委员会希望限制针对建筑项目的申诉可能性。目前正在评估更严格的申诉前提条件，以及针对那些仅旨在阻止或延迟项目的异议所采取的成本后果。联邦环境、交通、能源和通信部（Uvek）应在年底前起草一份咨询草案。

而在现有租金方面，情况可能会更加困难。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早在 2015 年，经合组织就建议使其更紧密地与市场价格挂钩。新报告干巴巴地记录了结果：“未采取行动。”

最高银行家愿重归沉默

马塞尔·罗纳担任瑞士银行家协会主席的五年动荡岁月已至终点——这位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如今已感到足够。

马塞尔·罗纳坚信，高效的市场经济是任何自由社会的基石。他认为这一点需要得到更好的传播。ANDREA ZAHLER / CH MEDIA

PETER A. FISCHER

他回忆道，这让他费了很大的劲。最终，他说自己说服了自己接任瑞士银行家协会主席一职。人们能感觉到并相信这并非一句客套话。因为在此之前，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兼银行家确实多年地保持沉默。他自称追求和谐，但随时准备进行激烈的辩论——哪怕仅仅是关于新闻业应当报道、分析还是评论的问题（罗纳认为，记者尤其不应总是对成熟的公民指手画脚）。

罗纳在苏黎世大学接受了国民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8年期间，他在瑞士银行协会（Schweizerischer Bankverein）及其投资银行 Warburg Dillon Read 工作，随后在合并后的瑞银集团（UBS）中迅速晋升。然而，他在2007年出人意料地接任了首席执行官（CEO）一职，当时的瑞银集团正陷入困境，最终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这位来自阿尔高州的人不得不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结果在2009年被奥斯瓦尔德·格吕贝尔（Oswald Grübel）取代。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成了人们投射情绪的靶子，许多人对他形成了负面看法，而他其实已不想再公开表态。但参与塑造银行经济政策立场的前景最终还是深深吸引了罗纳。毕竟，这也被视为一种信任的证明。

本周四，在圣加仑举行的银行家日上，他将在任职五年后将主席之职移交给继任者——EFG私人银行首席执行官乔治·普拉代利（Giorgio Pradelli）。那么，他个人的成绩单如何？

完成了大量基础工作

“我们是一个由竞争对手组成的志愿者组织，”罗纳总结道，“我们必须寻找共同利益。”与媒体经常声称的相反，他认为目前运作良好。回顾过去，罗纳认为在 2023 年促使 Raiffeisen 银行重新加入银行家协会是一个重要步骤，这增强了对共同点的意识。此外，在罗纳的领导下，此前曾在瑞银（UBS）工作的罗曼·斯图德（Roman Studer）于 2023 年被任命为新任 CEO。罗纳阐述其观点时表示，如今的银行家协会首先是一个极佳的思想库，来自成员银行的无数专家在此共同开展基础工作。

瑞士在可持续发展主题上的自我监管如今已产生影响

62 岁的罗纳认为这属于基础工作的一部分。他表示，与欧盟不同，瑞士在此问题上抵制了过度的国家官僚化。

这位银行家协会主席特别关注的是瑞士商业银行代币（Buchgeld-Token）的设计，旨在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挽救至区块链世界，从而维持两级金融体系。否则，数字央行货币（如数字欧元）可能会通过后门引入全额准备金制度。

不过，银行家协会的商业银行代币仍处于开发和实验阶段。但罗纳坚信：“我们目前的旧系统相对高效且成本低廉。但它有一个有效期。技术变革终将到来，届时我们希望做好准备。”

罗纳将网络安全列为重大挑战之一。在他任职期间，瑞士金融部门网络安全中心（Swiss Financial Sector Cyber Security Center）于 2022 年成立。该中心以协会形式组织，瑞士各银行在其中与当局就制度和操作问题进行交流，并演练危机管理。罗纳（同时也是 UBP 私人银行的副总裁）认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系统性故障，部分原因在于各金融机构早已将安全问题长期置于议程之首。

仍需进一步阐明

过去几年，瑞信（Credit Suisse）的衰落也给罗纳（Rohner）蒙上了阴影，他将其称为一个转折点，这令他感到惊讶和悲哀。他认为这是管理失败和错误累积的结果。协会早前就表示，业界愿意从中吸取教训并得出结论。但监管的摆动幅度往往过大，必须承认其中存在目标冲突。因此，他试图在讨论中引入折中方案。他个人坚信，真正能保护纳税人的唯一方式是能够有序地退出市场。为此，绝不仅仅需要自有资本。而且人们不能只在应对过去，而必须展望未来。

在谈到瑞信危机中受损的政治、经济与银行关系时，罗纳变得激情澎湃。他认为将社会与经济（及其银行）视为两回事的叙事是极其错误的。“每个人都是经济的一部分，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直非常重要，”他强调道。他追求的是维护一种自由且高效的市场经济，这符合经济学奠基人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念。

回顾过去，这位银行家协会主席遗憾于没有更早地重视持续性的沟通。人们在旧有的范畴中思考时间太长了。社会意识不足的是，最终每8个纳税法郎中就有1个是由金融中心贡献的，而一个高效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和经济至关重要。在罗纳的领导下，银行家协会于2025年秋季首次发起了一场基于动态影像的国家形象宣传活动，主题为“保持流动即是前进。与银行同行，为了瑞士”。罗纳坚信，需要数年持续的投入并利用所有现代沟通渠道，才能纠正那些扭曲的认知。

“必须在还感到些许痛苦且有人对此感到遗憾时离开。”

马塞尔·罗纳（Marcel Rohner）

在银行日（Bankiertag）的最后一次主席演讲中，罗纳计划就激烈的竞争、良好的教育，以及银行家必须始终以受托人的责任感行事、准确了解交易对象及资金来源的必要性发表主张。

之后，这位银行界最高负责人将再次保持沉默。对此他表示：“必须在还感到些刀痛且有人对此感到遗憾时离开。”他并以其特有的自嘲精神，承诺将遵循他归于资深FDP联邦议会参议员亚瑟·汉森伯格（Arthur Hänsenberger）的一句话：“当你意识到自己已无话可说，却依然保持沉默，这是一种恩赐。”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提高基准利率

金融市场一直期待此次加息——但美国央行此举使其与唐纳德·特朗普陷入对抗状态

安德烈·穆勒（ANDRÉ MÜLLER），纽约

凯文·沃什（Kevin Warsh）犹豫了四个月，但现在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决定跨越卢比孔河。在三年多以来首次，且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首次，美国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而且此举违背了美国总统的明确意愿。

为了应对顽固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决定，今后将全球最重要的利率维持在3.75至4百分比之间。

股市对加息反应谨慎：美国股票价值轻微上涨，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

金融市场的最后通牒

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凯文·沃什（Kevin Warsh）在近期的公开露面中一直强调，打击通货膨胀对他而言至关重要。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物价压力依然高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伊朗战争再次导致能源价格上涨。随后，金融市场几乎是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沃什提高利率。如果美联储继续推迟这一步骤，尤其是在关键的债券市场上，动荡几乎将不可避免。

同样重要的是对未来利率决定的展望。根据经验，一旦美联储决定扭转趋势，通常不会仅止于一次加息。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新闻稿中进行了一些微调，例如强调国内消费表现出韧性。

委员会成员在每季度公布的经济预测中，为美联储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可能追求更紧缩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暗示。市场传统上将这些预测解读为美联储未来几个月可能采取行动的信号。绝大多数成员认为，美联储将在今年的两次剩余会议中，将基准利率再次提高至 4 到 4.25 ％。

此外，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此次一致通过了利率决定。这有助于沃什向政界为此次利率决定进行辩护。唐纳德·特朗普在春季任命沃什领导这家央行，他目前仍定期主张美联储应当降低基准利率。

总统此前对沃什有所宽容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直避免直接批评沃什。他及其政府团队甚至在修辞上为美联储主席搭建了桥梁：特朗普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在本周初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虽然反对加息，但他赞扬了沃什，并表示白宫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接受美联储的决定。

特朗普曾在之前的场合表示，沃什本人可能更希望利率降低，但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他可能会被那些追求政治议程的人投票否决。因此，总统现在可以将他的愤怒转向另一个方向。

毫无疑问，在关键的中期选举前七周进行加息，也会产生政治影响。高基准利率会抑制经济发展，这通常会对目前执政的政党——即特朗普的共和党——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认为美联储因此在选举年总是格外克制的想法是一种误区。历史分析表明，只要经济形势需要，即使在选举日期前夕，央行也会提高基准利率。

低失业率

此外，美联储目前即便保持不动，是否会对白宫有所帮助也极其令人怀疑：在美联储未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过去几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大幅上升，这反过来又显著提高了国内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的成本。

这一趋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金融市场普遍担心，汽油、柴油或航空煤油成本的上涨会引发广泛的物价上涨浪潮。从长远来看——而十年期国债市场关注的就是长远——如果美联储现在忽视这一风险并维持低利率，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因为这意味着它必须在稍后的时间点通过更大规模的基准利率上调来纠正这一错误。

最近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领导层在当前的利率决策上感到轻松许多。该央行通过其货币政策执行两项任务：将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并将通胀率维持在 2% 左右。但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当良好。失业率为 4.1%，且企业近期再次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相比之下，根据美联储偏好的指数，年通胀率为 3.7%。因此，大多数经济专家认为，此次加息的时机恰到好处。

NZZ /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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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遥远的雷龙王国

隐藏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峰之后，遥远的不丹王国勇敢地抵御着西方的影响。在统治不丹的龙王（Druk Gyalpo）的乐观设定下，实现幸福被视为国家的最高目标。

经由古瓦哈提进入不丹核心地带 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首府出发，车辆将带您前往国境。随后，您将穿过不断变化的植被带，前往拥有僧院城堡的大学城特拉希冈。从开发程度较低的东部出发，您将跨越三个气候区，抵达精神中心布姆唐，在那里您可以参观该国一些最古老的寺庙和僧院，并由一名喇嘛引导深入了解佛教。

移民、节日与世袭君主制

您将遇到一位在偏远山谷生活了 25 年以上的瑞士农业科学家。您将与当地人一起体验面具舞和国球射箭。在创萨小镇，您将进一步了解王室情况，随后在普那卡山谷徒步，并与幸福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交谈。旅程将继续前往首都廷布，拜访不丹-瑞士协会主席。在参观帕罗的宗堡后，最后您将攀登国家圣徒古鲁·仁波切的神秘隐居地，即著名的“虎穴寺”。

日期：2027年4月10.至26.日

参与人数：最少 15, 最多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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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专家：赫尔穆特·科尔纳（Helmut Köllner）

这位印度学专家兼旅行书籍作者曾学习梵文，能够传授关于佛教和印度教这两大世界宗教及其不同形式的知识。

NZZ 现场

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18.00–20.30 小时

苏黎世， Arthouse Le Paris

《新苏黎世报》对话电影《弗兰克与路易斯》——《新苏黎世报》独家电影放映及与佩特拉·沃尔佩的对话

门票与信息：nzz.ch / live +41 44 258 13 81

监狱剧《弗兰克与路易斯》（Frank & Louis）是瑞士导演佩特拉·沃尔佩（Petra Volpe）的首部英语作品。此前，她凭借《神圣秩序》（Die göttliche Ordnung）和《女英雄》（Heldin）等电影吸引了数百万观众。现在，她带来了另一个故事，沃尔佩将护理主题置于核心，讲述了一个在残酷之地关于温柔、脆弱与同情的故事。

此次《新苏黎世报》独家电影放映将在电影正式上映前举行。随后，乌尔斯·比勒（Urs Bühler）将与导演佩特拉·沃尔佩进行对话。

2026年10月22日起在电影院上映。

参与者：佩特拉·沃尔佩，导演兼编剧

主持： 乌尔斯·比勒， 《周日新苏黎世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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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收的争端进一步加剧了柏林的住房短缺

五年前，首都居民投票支持将 240,000 套公寓社会化——但此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詹尼克·贝尔瑟（JANNIK BELSER），柏林

每个柏林人都至少认识一个正在这座城市寻找住房——却根本找不到房的人。出于绝望，有些人采取了不寻常的方法。他们在路灯上贴海报，盲目地申请邻里间即将空出的公寓。海报上写着年龄、职业、预算和电话号码。而且通常还会写上寻找者承诺支付给前租客的推荐奖金金额。

即将到来的周日，柏林人将重新选举其州议会。所有政党都希望在住房政策上脱颖而出，这是德国首都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提供更多廉价住房——这是所有人的承诺。

然而，各党派的首席候选人对于柏林住房短缺的原因意见不一。首先是左翼政治家，他们将问题归咎于房地产公司——并要求进行大规模征收。

政治拉锯战

长期以来，柏林被认为是最后几个仍能负担得起廉价住房的大都市之一。但在过去几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十年间，互联网上挂牌出租公寓的平均每平方米租金翻了一倍多。

来源：联邦建设部对议会质询的答复（2025年6月）

为了应对这一发展趋势，“征收德国住宅公司（Deutsche Wohnen & Co.）”倡议在2021年强制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该团体将租金上涨归咎于私人房地产公司的逐利行为，并要求在柏林拥有超过3000套住房的公司必须将其房产转为公共所有。这意味着近 240 000 个住房单元将移交给一个公益性组织。在这次全民公投中，约 59 Prozent 的参与投票的柏林公民赞同该诉求。然而，由于这仅是一项决议建议而非法律草案，该决定在法律上不具有约束力。

自那时起，没有哪个话题比执行征收决定在柏林地方政治家之间讨论得更激烈了。当时由社民党（SPD）、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领导的柏林参议院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写道，这一诉求在法律上完全可以实现。

自2023年起在柏林执政的基民盟（CDU）与社民党联盟于2026年春季通过了一项《社会化框架法》。该法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土地可以转为公共所有。然而，这对房地产公司来说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后果，因为柏林政府政治家希望通过这项法律在政治上缓和征收要求。他们将其称为一个“工具箱”，以便参议院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采取行动。不过，柏林市长、基民盟政治家凯·韦格纳（Kai Wegner）明确表示，在他领导下不会采取这一步骤。他表示：“征收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问题。”

因此，在全民公投五年后，首都依然没有发生任何征收行为。现在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在竞选活动中，各候选人就该诉求最终应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施展开争论。其中，左翼党及其领衔候选人埃利夫·埃尔-

柏林新建住房数量减少 柏林州住宅及非住宅建筑的竣工住房数量

由于持续的不确定性，房地产公司可能会继续在德国首都的新建项目上保持谨慎。

-阿尔普（Elif Eralp）表现得最为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她认为自己有机会担任市长。埃尔阿尔普坚持要求彻底执行全民公投结果，尽管她最近表示这将“需要一段时间”。左翼党表示，仅愿意与支持该计划的政党组成联盟。

埃尔阿尔普可能会与绿党结盟。绿党在竞选纲领中将社会化描述为“法律上可行且资金可负担的”。但从民调数据来看，这两党在即将到来的周日可能无法获得足够高的选民份额以组建政府联盟。据推测，他们还需要另一个执政伙伴——例如社民党。

但其首席候选人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反对将住房社会化。这位社民党（SPD）人士表示，在柏林增加可负担住房有更好的措施。例如，他的政党在竞选活动中要求加强租赁法，并对高额租金欺诈进行坚决的刑事追究，其中甚至应包括监禁处罚。

其他政党，如德国选择党（AfD）和自由民主党（FDP），也反对社会化。而基民盟（CDU）在许多民调中与左翼党持平，有可能成为最强势力，该党也明确反对执行这项全民公投结果。其首席候选人斯特凡·埃弗斯（Stefan Evers）表示：“这种要求大规模征收的民粹主义呼吁，只会导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从核心来看，柏林住房市场存在短缺问题。城市增长迅速：2025年，首都的人口比十年前增加了近5%。与此同时，建筑活动在下降，且预计在可见的未来将保持低迷。虽然2025年获批的建筑项目数量在数年来首次有所增加，但其规模仍然过低，不足以缓解首都的住房状况。

尽管实际上存在需求，但供应却僵化？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个本不该出现的悖论。对此的一些解释超出了柏林的范围：疫情之后，利率和材料成本上涨，导致建筑成本增加。然而，仍有一些因素使首都的住房市场变得格外复杂。

例如，柏林的建筑法规比其他地方更严格。2015年引入的租金刹车机制（Mietpreisbremse）将租金涨幅与当地惯例挂钩，虽然该机制明确将新建筑排除在外，但它导致了市场的分裂：现有租约的住房往往比同类的新租赁住房更受欢迎。许多新租客是通过熟人关系选定的。

此外，许多房东试图让自己的房屋免受租金刹车机制的影响——例如，通过提供带家具的租赁或将其转换为商业空间。而且，自全民公投以来，大型房地产公司几乎不再规划新的建筑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很快可能会被转为公共财产。

滕佩尔霍夫：错失的机会

柏林审计法院估计，按市场价值收购将花费该联邦州 360 亿欧元。此外，每年还需要高达 10 亿欧元的支出，例如用于翻修。经济学家警告称，执行该全民公投结果将使柏林州的预算陷入严重的困境。

最后，周边地区的新建项目经常遭到反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滕佩尔霍夫机场（Tempelhofer Feld），这是一个由柏林州拥有的废弃机场。其面积相当于近 425 个足球场，是全球最大的市中心开放空间。柏林州政府曾多次尝试将该场地的一部分开放用于开发。然而，许多市民将滕佩尔霍夫机场视为一个绝不能放弃的近郊休闲区。这里同样举行过一次全民公投：2014 年，柏林市民投票支持禁止在滕佩尔霍夫机场进行建设。

因此，对于柏林参议院的下一个政府执政联盟来说，住房政策将成为一个核心行动领域。在关于征收的辩论中，该联盟也将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因为触发首次全民公投的团体已在去年秋天将其诉求制定成一份法律草案。该团体希望再次将其提交投票——从而获得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

受社会化影响最严重的是 DAX 指数成分股公司 Vonovia。该公司在柏林拥有近 138 000 套公寓，几乎是第二大私人房地产持有者的七倍。尽管受到如此影响，首席执行官卢卡·穆契奇（Luka Mucic）并未给出投票建议，但他抱怨辩论出现了“粗鄙化”。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克制是一种战术手段：穆契奇希望在面临数十亿欧元损失的威胁时依然保持冷静，从而安抚自己的股东。

而对于发起人来说，房地产公司必须获得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这一点很明确。他们写道，否则全民公投将进一步奖励“企业的投机行为”。补偿金额完全可以通过租金收入来覆盖。

如果方案获得通过，将引发一场法律拉锯战。目前尚不清楚，为了将 240 000 个住房单元转为公共财产，城市必须向私人房地产公司支付多少费用。根据对“征收”的定义，必须支付全额市场价值的补偿。而对于“社会化”，价格可以通过一项单独的法律来规定，从而低于市场价值。补偿金额很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

一个危险的先例

柏林的征收辩论不仅是对 Vonovia 公司的风险，更是对整个国家的风险——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至少如此认为。他们在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警告称，低于市场价格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可能会令全德国的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这将向全球市场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在德国，财产权是“可由政治随意处置的”。

联邦政府也对此感到警觉。7月，政府通过了一项旨在改善国内经济框架条件的改革方案。其中包含一项可能终结柏林征收计划的措施：执政联盟计划制定一项联邦法律，根据该法律，通过州级社会化法律将私人租赁住房存量国有化将不再可行。

然而，这一做法在法律上能否行得通仍存在争议。因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基本法》第15条中规定：“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可以为了社会化之目的，通过一项规定补偿种类和程度的法律，转为公共财产或其他形式的公共经济。”

事实上，这一条款从未被应用过。但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能够建立新国家体制的前提条件。当议会委员会在1949年起草宪法时，联邦共和国在经济上将如何组织尚不明确。第15条旨在从法律理论上使公共经济组织成为可能。

即便政府努力寻求明确方案，柏林住房市场仍面临陷入僵局的威胁。可以预见，相互矛盾的提案可能需要在长达数年的法律诉讼中才能得到解决。由于持续的不确定性，像 Vonovia 这样的大型住房集团可能会继续在德国首都对新建设项目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柏林参议院管理部门在人口预测中认为，未来几年城市居民数量将会增加。因此，住房短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部分原因也在于某些柏林人对征收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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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osidus< / td>< / tr><><>Cadmos Balanced B-Dist< / ><> 4 / 4f< / ><>134.05< / ><>3.3< / >< / table>

<><>< colspan="4">其他基金< / >< / ><><>Physical Gold B3< / ><>USD1 / 1e< / ><>230.57< / ><>-2.1< / >< / >

•ethos

Vontobel(CH)-EthosEqSwissM&S A 4 / 1e 548.36 3.5

法兰克福银行公司 私人银行 / 苏黎世 /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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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G Managed< / ><> 1 / 1e< / ><>67.41< / ><>-0.9< / >< / ><><>FBG Ertragsorien Kon. - KI 1< / ><> 1 / 1e< / ><>72.88< / ><>1.0< / >< / ><><>FBG Global Bal. Strategy< / ><> 1 / 1e< / ><>49.46< / ><>0.8< / >< / ><><>FBG Global Return Strategy 1< / ><> 1 / 1e< / ><>42.81< / ><>-2.2< / >< / >

FundPartner Solutions

Protea UCITS II-Prana India Eqty C USD1 / 1f 103.5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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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 Bond Fund CHF CHF 2 / 1e 106.67 -1.3 GENERALI INVEST - Long Term BF 1 / 1e 105.40 -1.4 Short Term Bond Fund 1 / 1e 565.91 -0.4

股票基金< / td>< / tr> <> Eq Fd Switzerland A< / ><> 2 / 1e< / ><>465.42< / ><>4.5< / >< / tr>< / table>

Anlagefonds 2 / 1e 140.30 -0.2 ESG Equity C 3 / 1e 101.52 6.7 ESG Multi Asset C 1 / 1e 101.09 2.7 Europe Balanced 2 / 1e 115.74 1.4 Europe Balanced EUR EUR 1 / 1e 157.31 1.2 INVEST - Risk Control 1 3 / 1e 92.70 -0.6 - Risk Control 2 3 / 1e 92.99 -0.6 - 3 3 / 1e 92.52 -1.5 - 4 3 / 1e 88.49 -1.5 - 5 3 / 1e 92.77 -1.4 - 6 3 / 1e 94.74 -1.5 Multi INDEX 10 2 / 1e 99.88 -1.9 INDEX 20 2 / 1e 113.82 -0.8 INDEX 30 2 / 1e 128.64 0.4 INDEX 40 2 / 1e 146.25 1.5

CORANDO

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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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ando Value . < / ><> 5 / 5e< / ><>200.72< / ><>9.1< / >< / tr><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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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ZWILLER FUNDS

债券基金 EG Bond ()

股票基金 EG European Equities (EUR) EUR 2 / 1e 327.20 -8.1

EG Global Equities (EUR) EG Swiss Equities () Gutzwill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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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投资 Gutzwiller TWO (USD)

USD2 / 1bi 197.70 2.9

Helvetica

房地产基金 HSC 4 / 4b 102.60 -3.2 HSL 4 / 2b 103.20 -3.6

Hérens Quality Asset Management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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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AM Quality Europe Eq Fd B-EUR EUR2 / 1e 246.11 -7.2 HQAM Quality Switz Eq Fd B- CHF2 / 1e 302.89 1.1 HQAM Quality USA Eq Fd B-USD USD2 / 1e 553.28 6.5

HSZ Group

HSZ China A 2 / 1 1 157.05 -2.5 China A EUR EUR 2 / 1 1 272.79 -4.0 A USD2 / 1 1 245.78 -5.6℃ 2 / 1 1 164.51 -2.2℃ USD2 / 1 1 256.94 -5.3 I 2 / 1 1 163.45 -2.2 I USD2 / 1 1 258.22 -5.3

SIAM Independent Asset Management

IAM European Equity - A 2 / 1e 1479.82 10.2 IAM Immo Securities - A 2 / 1e 1420.11 -2.4 IAM Swiss Equity - A 2 / 1e 3798.64 4.0

IMMOFONDS asset management

房地产基金 IMMOFONDS 2 665.00 -1.6

J.P.Morgan

债券基金

债券 Honduras JPM EM Corp Bond A acc USD2 / 2e 191.00 1.2 JPM Global Bond Opp A acc USD4 / 4e 154.35 -1.0 Inc Fd A () - USD4 / 4e 146.07 0.8

America Equity A USD2 / 2el 71.31 5.9 Asia Growth A - USD2 / 2el 57.12 25.1 EM Opportunities A USD4 / 4el 491.37 24.8 Them-Genet.Ther. A ()- USD4 / 4e 128.99 15.1 US Technology A - USD2 / 2el 148.28 9.3

策略基金

<> Gb Mac.Fd A ()- (hgd)< / ><> 4 / 4el< / ><>91.44< / ><>-1.8< / >< / tr> <> Global Income A () - EUR< / ><>EUR 4 / 4el< / ><>174.81< / ><>4.9< / >< / tr>< / table>

Lienhardt & Partner PRIVATBANK ZÜRICH

Lienhardt & Partner Nebenw.-Fd CH I 4 / 3e 256.91 -4.9 & Nebenw.-Fd CH R 4 / 3e 231.13 -5.5

策略基金

& Core Stra.Fd I- 2 / 1e 147.23 7.5 & Core Stra.Fd R- 2 / 1e 103.07 7.3

11b $^{1861}$

股票基金

Alpina Swiss Opportunity Fd AIC CHF CHF 1 / f 620.49 4.0 Alpina Swiss Opportunity Fd ARC 1 / 1e 602.70 3.1 Alpina Swiss Opportunity SRC 1 / 1e 330.81 3.4 Precious Cap. GI.M&M KI.1 2 / 1a 225.79 6.2 Precious Cap. GI.M&M KI.2 USD USD2 / 1a 405.94 3.4 Precious Cap. GI.M&M KI.3 2 / 1a 353.31 6.6 Precious Cap. GI.M&M KI.4 USD USD2 / 1a 413.46 3.7 Surtsey Metals & Mining Fund 2 (USD) USD2 / 1a 180.05 5.7 Surtsey Metals & Mining Fund S () 2 / 1a 161.01 9.2 Tavau Swiss 1 / 1e 322.54 -0.2 Tavau Swiss EUR hedged EUR 1 / 1e 220.03 1.0

卢塞恩州银行 (Luzerner Kantonalbank)

股票基金

LUKB Expert-Aktien Euroland S / M EUR2 / 1e 168.00 11.7 LUKB Expert-Tell CHF2 / 1e 133.90 5.1 -TopGlobal CHF2 / 1e 350.70 15.1 -TopSwiss -P- CHF2 / 1e 200.30 3.6

策略基金

Strategiefernus -Ertrag 2 / 1e 161.60 1.8 -Vorsorge 100 -E- 2 / 1e 132.70 9.7

-Vorsorge 25 -E- -Vorsorge 45 -E- -Vorsorge 75 -E- -Wachstum -Zuwachs

MIV GLOBAL MEDTECH

瑞士代表：Vontobel Fonds Services AG 电话 +41 58 283 53 50

www.vontobel.ch

MIV Global Medtech I1 1 / 1e 2131.69 -16.0 I2 EUR 1 / 1e 2253.94 -17.3 I3 USD1 / 1e 2602.06 -18.7 N1 2 / 2e 2055.01 -16.1 N2 EUR 2 / 2e 2172.94 -17.4 N3 USD2 / 2e 2507.41 -18.8 P1 1 / 1e 1906.26 -16.3 P2 EUR 1 / 1e 2015.80 -17.7 P3 USD1 / 1e 2326.32 -19.1

PATRIMONIUM

房地产基金 PSREF - A 2 / 1 179.00 -12.2

PENSADOR 独立资产管理

股票基金 Limmat Equity A 2 / 2e 195.30 10.8

PIMCO

基金

瑞士代表：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巴黎，苏黎世分行

债券基金< / td>< / tr><><>Capital Securities Inst acc< / ><> 2 / 2e< / ><>17.31< / ><>-2.2< / >< / ><><>Diversified Income Dur Hdg Inst acc< / ><>USD1 / 1e< / ><>20.07< / ><>4.3< / >< / ><><>Em Mkts Bd H Acc< / ><> 1 / 1e< / ><>9.19< / ><>-2.6< / >< / ><><> Bond Hdg< / ><> 1 / 1e< / ><>30.07< / ><>-4.8< / >< / ><><> Real Return Hdg< / ><> 1 / 1e< / ><>12.48< / ><>-3.4< / >< / ><><>Income (Hdg) acc< / ><> 2 / 1e< / ><>11.84< / ><>-3.9< / >< / table>

策略基金

<><>Glob Inv Gr Cred ESG H Acc< / ><> 1 / 1e< / ><>9.55< / ><>-4.4< / >< / ><><>PIMCO Climate Bd H Acc< / ><> 1 / 1e< / ><>8.58< / ><>-4.6< / >< / ><><>PIMCO Real Asset Growth acc< / ><>USD2 / 2e< / ><>15.45< / ><>8.2< / >< / table>

VON GRAFFENRIED 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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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immo 建筑投资

<>< colspan="4">房地产基金< / >< / ><><>Pro Re Es SICAV – Industrial< / ><> 2 / 2< / ><>159.40< / ><>-6.1< / >< / ><><>Pro Re Es SICAV – Residential< / ><> 5 / 5< / ><>161.20< / ><>-8.9< / >< / ><><>Streetbox Real Estate SICAV< / ><> 5 / 5< / ><>630.00< / ><>5.0< / >< / table>

股票基金 Nerrick Swiss Equity - A 4 / 4e 168.14 4.8

REALSTONE

房地产基金< / td>< / tr><><>Realstone RSF< / ><>CHF 5 / 5< / ><>152.40< / ><>-9.0< / >< / ><><>Solvalor 61< / ><>CHF 1 / 1< / ><>357.00< / ><>-3.6< / >< / table>

REICHMUTH & CO

股票基金

Reichmuth Bottom Fishing P 1 / 1a 1495.30 12.1 Bottom Fishing P EUR EUR 1 / 1a 3122.90 10.3 Dividendenselektion CH P 1 / 1a 2802.85 6.8 Global Leaders P 1 / 1a 1974.40 13.8 Pilatus P 1 / 1a 522.70 3.7

策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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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投资

<>< colspan="3">替代投资< / >< / ><><> Himalaja P-USD< / ><>USD1 / 1b 3106.85< / ><>23.6< / >< / ><><> Matterhorn+ P-USD< / ><>USD1 / 1b 2161.05< / ><>2.9< / >< / table>

responsAbility

其他基金

rA Global Micro and SME FF B USD4 / 1b 196.97 2.3 rA Global Micro and SME FF H 4 / 1b 121.00 -0.4 rA Global Micro and SME FF H EUR EUR 4 / 1b 149.95 1.2

Rieter Fische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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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ica Europ. Opp. Fund EUR 1 / 2e 252.58 -7.4 RFP Small & Mid Caps Switzerland A 2 / 2e 422.77 0.8 RFP Small & Mid Caps Switzerland B 2 / 2e 447.15 1.1 Small & Mid Caps Switzerland X 2 / 2e 455.07 2.0 Swiss Equity Equal-Weighted A 2 / 3e 192.12 9.7 Swiss Equity Equal-Weighted B 2 / 3e 199.61 10.1 Swiss Equity Equal-Weighted C 2 / 3e 208.97 10.5

St.Galler Kantonalbank

债券基金 SGKB (CH) II – Obligationen B 4 / 4e 110.58 -1.1 SGKB () II - Obligationen EUR B EUR 2 / 4e 98.26 -

<><>Finreon Swiss Eq IsoPro® () B< / ><> 2 / 1e< / ><>257.62< / ><>5.3< / >< / ><><> () II-Akt. Fokus Ostschweiz B< / ><> 2 / 1e< / ><>167.65< / ><>7.8< / >< / ><><> () II-Aktien Schweiz B< / ><> 4 / 4e< / ><>391.69< / ><>0.3< / >< / ><><> (Lux)-Aktien Welt - B< / ><> 1 / 1e< / ><>155.86< / ><>10.2< / >< / table>

策略基金

()-Strat Ausgewogen B 2 / 1e 152.41 6.1 ()-Strat Ausgewogen Eco B 2 / 1e 110.37 7.2 ()- Ausgewogen Eco V 2 / 1e 113.40 7.6 ()- Ausgewogen V 4 / 4e 135.91 6.5 ()- Einkommen B 4 / 4e 119.04 3.3 ()- Einkommen B 4 / 4e 105.05 3.1 ()- Einkommen V 4 / 4e 105.88 3.2 ()- Einkommen V 4 / 4e 118.86 3.4 ()- Kapitalgewinn B 4 / 4e 145.16 14.2 ()- Kapitalgewinn V 4 / 4e 147.32 14.5 ()- Wachstum B 4 / 4e 146.88 9.5 ()- Wachstum B 4 / 4e 118.59 11.2 ()- Wachstum V 4 / 4e 121.38 11.6 ()- Wachstum V 4 / 4e 154.92 9.8 (Lux)-Danube Tiger EUR - B EUR 1 / 1e 389.27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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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reon Tail RiskCont®0-100 () B 4 / 4e 122.71 5.8

SFP

<><>SF Property Securities Fd A< / ><> 4 / 4e< / ><>259.20< / ><>-1.1< / >< / ><><>SF Property Securities Fd I< / ><> 2 / 1e< / ><>263.99< / ><>-1.2< / >< / ><><> Securities R< / ><> 2 / 1e< / ><>264.72< / ><>-1.1< / >< / ><><> Selection A< / ><> 1 / 1e< / ><>150.89< / ><>-4.3< / >< / ><><> Selection I< / ><> 1 / 1e< / ><>153.08< / ><>-4.1< / >< / ><><> Selection R< / ><> 1 / 1e< / ><>158.28< / ><>-4.1< / >< / table>

房地产基金

SF Commercial Properties Fund< / td><>CHF 2 / 2< / ><>83.00< / ><>-0.6< / >< / tr><><>SF Retail Properties Fund< / ><>CHF 2 / 2< / ><>119.00< / ><>-2.1< / >< / ><><>SF Sustainable Property Fund< / ><> 1 / 1< / ><>137.80< / ><>-1.8< / >< / table>

Swiss Prime Site Solutions 房地产资产管理公司

房地产基金 SPSS IF Commercial 4 / 4 107.60 -2.5

SWISS ROCK

债券基金

Rock Abs.Ret. Bd B EUR 2 / 2e 11.19 0.6 Abs.Ret. Bd D hgd 2 / 2e 9.87 -1.0 .. -Plus B EUR 2 / 2e 12.32 0.6 .. -Plus D hgd 2 / 2e 10.82 -0.6 .. -Plus E hgd USD1 / 2e 13.29 1.0 Obli Glob Sensible BH 4 / 4e 8.05 -5.4

股票基金

<><> Aktien Europa B< / ><> 2 / 2e< / ><>26.55< / ><>11.0< / >< / ><><> Aktien Schweiz B< / ><> 2 / 1e< / ><>18.10< / ><>1.3< / >< / ><><> Schweiz Ind.PI. B< / ><> 2 / 2e< / ><>24.66< / ><>4.2< / >< / ><><> Schweiz Select B< / ><> 2 / 2e< / ><>14.07< / ><>-1.5< / >< / ><><> Schwellenländer B< / ><> 2 / 2e< / ><>28.54< / ><>31.2< / >< / ><><> Welt B< / ><> 2 / 2e< / ><>35.71< / ><>14.4< / >< / table>

策略基金

Strategie A Rendite 2 / 2e 16.15 4.1 Strategie B Ausgewogen 2 / 2e 24.20 7.9 Strategie C Wachstum 2 / 2e 28.59 11.9

其他基金

Gold Nachhaltig Beschafft A USD2 / 1e 247.24 -2.1

Swissinvest

房地产投资基金

房地产基金

Swissinvest REF 2 / 2 201.50 -5.4

债券基金

UBAM - Floating Rate Notes AC 1 / 1e 281.80 1.5 UBAM - Global High Yield Solution AC USD4 / 1e 270.80 2.1 - Med.Term US Corp.Bnd USD1 / 1e 227.69 -1.8 - USD Floating Rate Notes USD1 / 1e 282.21 2.6

股票基金

• Dr. Ehrhardt German Equity 1 / 1e 2822.52 -0.1
• Equity 1 / 1e 495.61 3.5

Vontobel

债券基金

Emerging Mark. Corp. Bd B USD4 / 4e 121.48 3.2 Emerging Markets Debt B USD2 / 1e 167.29 2.8 Euro Corporate Bond B EUR 2 / 1e 180.17 -1.9 Global Corporate Bond A USD4 / 4e 101.57 -1.4 Sust Bd CHF A CHF 1 / 1e 95.33 -1.2 Sust Em Mkts Loc Ccy Bd B USD2 / 1e 116.28 2.0 TwentyFour Str Inc Fund H (hedged) 4 / 4e 93.21 -2.8 TwentyFour Sus S-T Bd Inc H (hedged) 4 / 4e 94.07 -2.6

股票基金

Global Env Change B< / td><>EUR 2 / 1e< / ><>684.95< / ><>13.3< / >< / tr><><>Global Equity B< / ><>USD2 / 1e< / ><>441.83< / ><>-7.3< / >< / ><><>mtx Asian Leaders (ex Japan) B< / ><>USD2 / 1e< / ><>624.59< / ><>21.7< / >< / ><><>mtx Emerging Markets Leaders B< / ><>USD2 / 1e< / ><>241.57< / ><>22.2< / >< / ><><>Sustainable Swiss Dividend A< / ><> 4 / 1e< / ><>693.09< / ><>3.6< / >< / ><><>Sustainable Swiss Eq Inc Plus A< / ><> 4 / 1e< / ><>98.94< / ><>2.3< / >< / ><><>Sustainable Equity A< / ><> 4 / 1e< / ><>308.75< / ><>4.8< / >< / ><><>Sustainable M&S C A< / ><> 4 / 1e< / ><>1401.16< / ><>3.0< / >< / ><><> Eq Mlti Factor A< / ><> 2 / 1e< / ><>205.64< / ><>2.5< / >< / ><><>US Equity B< / ><>USD2 / 1e< / ><>2383.52< / ><>-10.0< / >< / table>

<><>< colspan="4">债券基金< / >< / ><><>Wydler Global Bond Fund A < / ><> 1 / 1e< / ><>88.97< / ><>0.2< / >< / ><><>Wydler Global Bond Fund A EURh< / ><>EUR 1 / 1e< / ><>79.58< / ><>1.2< / >< / >

<><>< colspan="4">股票基金< / >< / ><><>Wydler Global Equity Fund< / ><> 3 / 1a< / ><>297.97< / ><>7.1< / >< / >

WYSS & PARTNER

股票基金

<><>< colspan="4">股票基金< / >< / ><><>Xantos A< / ><> 1 / 1e< / ><>304.57< / ><>22.7< / >< / ><><>Xantos C< / ><> 1 / 1e< / ><>278.02< / ><>22.0< / >< / >

<><>< colspan="4">策略基金< / >< / ><><>W&P Dynamic Balanced USD< / ><>USD2 / 2e< / ><>127.87< / ><>-0.5< / >< / ><><>W&P Dynamic Growth < / ><> 2 / 2e< / ><>130.17< / ><>5.2< / >< / ><><>W&P Dynamic Growth USD< / ><>USD2 / 2e< / ><>114.43< / ><>-0.4< / >< / >

指数说明

份额发行与赎回条件：

第一位数字指份额发行的条件：

1. 无发行佣金和 / 或基金受益费用（按资产净值发行）

2. 基金管理公司和 / 或销售代理受益的发行佣金（同一基金可能因销售渠道不同而有所差异）

3. 基金受益的交易费（用于覆盖新资金投资时的费用）

4. 2) 和 3) 的组合

5. 份额发行的特殊条件

第二位（斜体）数字指份额赎回的条件：1. 无赎回佣金和 / 或费用

1. 无基金受益的赎回佣金和 / 或费用（按资产净值赎回）
2. 基金管理公司和 / 或销售代理受益的赎回佣金（同一基金可能因销售渠道不同而有所差异）
3. 基金受益的交易费（用于覆盖出售资产时的费用）
4. 2) 和 3) 的组合
5. 份额赎回的特殊条件

特殊说明：

a) 每周估值 b) 每月估值 c) 每季度估值 d) 无定期份额发行与赎回 e) 前一日价格 f) 较早估值 g) 暂时停止份额发行 h) 暂时停止份额发行与赎回 i) 价格指示 l) 清算中 x) 在收益和 / 或资本利得分配后

数值不保证准确 资产净值 (NAV) / 发行价不含佣金

指数

(19.02 时)< / td><>9月15日收盘< / ><>9月16日走势< / ><>9月16日 %< / ><>9月16日绝对值< / >< / tr><>< colspan="5">欧洲< / >< / ><><>SMI< / ><>13808.87< / ><>13868.66< / ><>0.43< / ><>59.79< / >< / ><><>SPI< / ><>19455.24< / ><>19557.13< / ><>0.52< / ><>101.89< / >< / ><><>ATX< / ><>6746.53< / ><>6810.44< / ><>0.95< / ><>63.91< / >< / table>

<><>DAX< / ><>25402.28< / ><>25537.75< / ><>0.53< / ><>135.47< / >< / ><><>CAC 40< / ><>8090.28< / ><>8140.59< / ><>0.62< / ><>50.31< / >< / ><><>S&P UK< / ><>2155.71< / ><>2161.53< / ><>0.27< / ><>5.82< / >< / ><><>Euro Stoxx 50< / ><>6236.50< / ><>6266.50< / ><>0.48< / ><>30.00< / >< / ><><>Stoxx Europe 50< / ><>5295.41< / ><>5313.42< / ><>0.34< / ><>18.01< / >< / ><><>Euronext 100< / ><>1877.01< / ><>1887.08< / ><>0.54< / ><>10.07< / >< / ><><>BIST 100< / ><>13892.30< / ><>13122.58< / ><>-5.54< / ><>-769.72< / >< / table>

<>< colspan="5">美洲 (走势价格)< / >< / ><><>道琼斯< / ><>52093.11< / ><>52036.10< / ><>-0.11< / ><>-57.01< / >< / ><><>S&P 500< / ><>7585.73< / ><>7605.30< / ><>0.26< / ><>19.57< / >< / ><><>纳斯达克< / ><>25981.57< / ><>26149.68< / ><>0.65< / ><>168.11< / >< / ><><>S&P TSX< / ><>35582.07< / ><>35668.15< / ><>0.24< / ><>86.08< / >< / ><><>墨西哥 IPC< / ><>63507.11< / ><>gs.< / ><>-< / >< / ><><>Bovespa< / ><>187148.47< / ><>186447.06< / ><>-0.37< / ><>-701.41< / >< / ><><>Merval< / ><>3079778.69< / ><>< / ><>-< / >< / table>

瑞士：瑞士市场指数 (SMI)

<>< colspan="5">亚洲与非洲< / >< / ><><>日经 225< / ><>63611.84< / ><>63857.24< / ><>0.39< / ><>245.40< / >< / ><><>恒生指数< / ><>24671.21< / ><>24708.40< / ><>0.15< / ><>37.19< / >< / ><><>上证综指< / ><>3864.28< / ><>3891.60< / ><>0.71< / ><>27.32< / >< / ><><>S&P ASX 200< / ><>8672.50< / ><>8696.50< / ><>0.28< / ><>24.00< / >< / ><><>印度 BSE (Vt.)< / ><>gs.< / ><>74003.82< / ><>-< / >< / table>

SMI: 0.43%

<>< rowspan="2">52周对比 低点< / >< colspan="2">52周< / >< rowspan="2">< / >< ="2">9月15日收盘< / >< ="2">成交量 (股)< / >< ="2">9月16日收盘< / >< ="2">9月16日 %< / >< ="2">2026 %< / >< ="2">1年 %< / >< ="2">3年 %< / >< ="2">5年 %< / >< ="2">最近派息< / >< ="2">市值 (百万)< / >< ="2">100日波动率< / >< ="2">2025 P / E< / >< ="2">与200日均线之差< / >< / ><><>高点< / ><>低点< / >< / ><><>< / ><>89.14< / ><>53.78< / ><>ABB N< / ><>76.68< / ><>1667t< / ><>78.26< / ><>2,06< / ><>32.15< / ><>40.30< / ><>138.74< / ><>141.60< / ><>0.94< / ><>1.20< / ><>142680.1< / ><>0.28< / ><>36.88< / >< / ><><>< / ><>68.34< / ><>47.80< / ><>Alcon

N< / td><>55.18< / ><>724t< / ><>55.10< / ><>0,14< / ><>12.93< / ><>10.14< / ><>25.64< / ><>30.85< / ><>0.28< / ><>0.51< / ><>27533.5< / ><>0.31< / ><>33.80< / >< / tr> <>< / ><>51.34< / ><>31.80< / ><>Amrize N< / ><>32.07< / ><>1345t< / ><>32.29< / ><>0,69< / ><>25.89< / ><>23.77< / ><>-< / ><>0.11$< / ><>0.34< / ><>18304.4< / ><>0.35< / ><>-< / >< / tr> <>< / ><>659.80< / ><>490.40< / ><>Geberit N< / ><>543.00< / ><>54t< / ><>544.80< / ><>0,33< / ><>12.07< / ><>7.38< / ><>19.11< / ><>27.96< / ><>12.90< / ><>2.37< / ><>18176.0< / ><>0.22< / ><>30.02< / >< / tr> <>< / ><>3592< / ><>2566< / ><>Givaudan

N< / ><>3215< / ><>16t< / ><>3244< / ><>0,90< / ><>3.12< / ><>3.34< / ><>13.07< / ><>29.22< / ><>72.00< / ><>2.22< / ><>29953.8< / ><>0.25< / ><>27.95< / >< / tr> <>< / ><>82.54< / ><>60.10< / ><>Holcim N< / ><>68.08< / ><>688t< / ><>68.46< / ><>0,56< / ><>11.96< / ><>0.56< / ><>101.05< / ><>147.04< / ><>1.70< / ><>2.48< / ><>38808.3< / ><>0.26< / ><>2.87< / >< / tr> <>< / ><>223.20< / ><>147.40< / ><>Kühne + Nagel N< / ><>218.20< / ><>217t< / ><>217.30< / ><>0,41< / ><>26.89< / ><>30.39< / ><>18.03< / ><>39.77< / ><>6.00< / ><>2.76< / ><>26239.8< / ><>0.24< / ><>29.25< / >< / tr> <>< / ><>102.80< / ><>65.00< / ><>Logitech Intern.

N< / ><>82.48< / ><>549t< / ><>82.34< / ><>0,17< / ><>0.98< / ><>6.05< / ><>28.58< / ><>7.84< / ><>1.26< / ><>1.53< / ><>13239.0< / ><>0.36< / ><>20.72< / >< / tr> <>< / ><>597.80< / ><>454.60< / ><>Lonza N< / ><>537.20< / ><>147t< / ><>538.40< / ><>0,22< / ><>0.11< / ><>1.90< / ><>8.24< / ><>30.58< / ><>5.00< / ><>0.93< / ><>37811.3< / ><>0.21< / ><>0.00< / >< / tr> <>< / ><>87.09< / ><>70.29< / ><>Nestlé N< / ><>77.89< / ><>3692t< / ><>77.66< / ><>0,30< / ><>1.37< / ><>8.03< / ><>26.33< / ><>32.02< / ><>3.10< / ><>3.99< / ><>200092.5< / ><>0.23< / ><>22.13< / >< / tr> <>< / ><>132.68< / ><>96.23< / ><>Novartis

N< / ><>113.84< / ><>2898t< / ><>114.28< / ><>0,39< / ><>4.27< / ><>17.96< / ><>30.69< / ><>54.80< / ><>3.70< / ><>3.24< / ><>232539.2< / ><>0.29< / ><>19.35< / >< / tr> <>< / ><>1107< / ><>614.00< / ><>Partners Group N< / ><>625.00< / ><>82t< / ><>619.40< / ><>0,90< / ><>36.95< / ><>41.98< / ><>40.53< / ><>61.50< / ><>46.00< / ><>7.43< / ><>16538.0< / ><>0.40< / ><>12.74< / >< / tr> <>< / ><>202.20< / ><>127.20< / ><>Richemont N< / ><>169.85< / ><>803t< / ><>170.75< / ><>0,53< / ><>0.76< / ><>12.74< / ><>40.30< / ><>74.27< / ><>4.30< / ><>2.52< / ><>91792.1< / ><>0.29< / ><>38.53< / >< / tr> <>< / ><>375.80< / ><>252.20< / ><>Roche

PS< / ><>360.60< / ><>947t< / ><>362.50< / ><>0,53< / ><>10.45< / ><>40.29< / ><>38.70< / ><>5.03< / ><>9.80< / ><>2.70< / ><>254679.0< / ><>0.24< / ><>22.40< / >< / tr> <>< / ><>197.60< / ><>120.35< / ><>Sika N< / ><>179.75< / ><>329t< / ><>182.80< / ><>1,70< / ><>12.42< / ><>0.08< / ><>25.24< / ><>44.20< / ><>3.70< / ><>2.02< / ><>29335.6< / ><>0.30< / ><>28.08< / >< / tr> <>< / ><>962.20< / ><>793.00< / ><>Swiss Life N< / ><>912.60< / ><>39t< / ><>922.20< / ><>1,05< / ><>0.59< / ><>12.03< / ><>59.05< / ><>92.21< / ><>36.50< / ><>3.96< / ><>25776.3< / ><>0.15< / ><>21.16< / >< / tr> <>< / ><>153.85< / ><>114.05< / ><>Swiss Re

N< / td> 140.00< / ><>503t< / ><>139.30< / ><>-0,50< / ><>4.86< / ><>1.13< / ><>48.16< / ><>69.75< / ><>6.30< / ><>4.52< / ><>41617.5< / ><>0.20< / ><>10.85< / >< / tr> <>< / ><>727.00< / ><>545.00< / ><>Swisscom N< / ><>673.00< / ><>60t< / ><>673.00< / ><>0,00< / ><>16.94< / ><>15.24< / ><>22.94< / ><>26.69< / ><>26.00< / ><>3.86< / ><>34862.7< / ><>0.16< / ><>27.42< / >< / ><><>< / ><>45.04< / ><>28.25< / ><>UBS Group N< / ><>41.86< / ><>6187t< / ><>41.76< / ><>-0,24< / ><>12.99< / ><>28.61< / ><>78.46< / ><>170.12< / ><>1.10$< / ><>2.63< / ><>136881.1< / ><>0.20< / ><>20.72< / >< / ><><>< / ><>626.00< / ><>521.00< / ><>Zurich Insur. Grp

N< / ><>600.80< / ><>131t< / ><>603.20< / ><>0,40< / ><>0.23< / ><>8.33< / ><>41.70< / ><>52.21< / ><>30.00< / ><>4.97< / ><>91219.0< / ><>0.15< / ><>15.44< / >< / table>

说明：在 52 周对比中，三角形表示当前价格与过去 52 周最高价或最低价的接近程度。市值按相应类别列出。

原材料

<>< colspan="2">52 周< / >< rowspan="2">< / ><>收盘价< / ><>%< / >< / ><><>最高< / ><>最低< / ><>15.09.< / ><>16.09.< / ><>2026< / >< / ><>< colspan="7">关键指标与指数< / >< / ><><>1060< / ><>609.75< / ><>DAXglobal® 金矿股< / ><>865.99< / ><>862.93< / ><>-0.35< / ><>9.78< / >< / ><><>6376< / ><>3787< / ><>GSCI 总回报指数< / ><>6235< / ><>6282< / ><>0.74< / ><>60.40< / >< / ><><>6027< / ><>4273< / ><>LMEX< / ><>5734< / ><>5784< / ><>0.87< / ><>13.53< / >< / table>

<><>< / ><>收盘价 15.09.< / ><>收盘价 16.09.< / ><>% 16.09.< / ><>% 2026< / >< / ><>< colspan="5">原材料< / >< / ><><>棉花, ICE-US, € / 磅< / ><>84.60< / ><>84.41< / ><>-0.22< / ><>31.28< / >< / ><><>咖啡 CSCE, c / 磅< / ><>289.25< / ><>280.95< / ><>-2.87< / ><>-19.37< / >< / ><><>可可 CSCE, $ / 吨< / ><>6029< / ><>5948< / ><>-1.34< / ><>-1.57< / >< / ><><>玉米, CBOT, € / 蒲式耳< / ><>535.75< / ><>530.00< / ><>-1.07< / ><>20.39< / >< / ><><>橙汁, ICE, € / 磅< / ><>153.55< / ><>144.30< / ><>-6.02< / ><>-29.25< / >< / ><><>大豆, CBOT, € / 蒲式耳< / ><>1319< / ><>1315< / ><>-0.28< / ><>25.54< / >< / ><><>小麦, CBOT, € / 蒲式耳< / ><>728.50< / ><>724.50< / ><>-0.55< / ><>42.90< / >< / ><><>糖, CSCE, € / 磅< / ><>19.06< / ><>18.92< / ><>-0.73< / ><>26.56< / >< / ><><>布伦特原油 ICE, $ / 桶< / ><>108.48< / ><>105.71< / ><>-2.55< / ><>73.55< / >< / ><><>天然气 Nymex, $ / mmBtu< / ><>2.92< / ><>2.89< / ><>-1.10< / ><>-21.68< / >< / ><><>原油 Nymex, $ / 桶< / ><>105.83< / ><>102.55< / ><>-3.10< / ><>78.60< / >< / table>

<>< colspan="3">取暖油 (3000-6000 升; 弗郎 / 100 升, 特轻型)< / >< colspan="2">04.09. 变动< / >< / ><><>苏黎世< / ><>156.00 (04.09.)< / ><>170.40 (11.09.)< / ><>9.23< / ><>14.40< / >< / table>

更新时间：19.02 Uhr< / td><>买入价< / ><>15.09. 卖出价< / ><>买入价< / ><>16.09. 卖出价< / >< / tr><>< colspan="5">苏黎世贵金属< / >< / ><><>黄金 ($ / 盎司)< / ><>4269< / ><>4271< / ><>4338< / ><>4340< / >< / ><><>黄金 (法郎 / 公斤)< / ><>112027< / ><>112527< / ><>114034< / ><>114534< / >< / ><><>白银 ($ / 盎司)< / ><>63.08< / ><>63.18< / ><>64.49< / ><>64.59< / >< / ><><>白银 (法郎 / 公斤)< / ><>1653< / ><>1668< / ><>1693< / ><>1708< / >< / ><><>铂金 ($ / 盎司)< / ><>1753< / ><>1763< / ><>1779< / ><>1789< / >< / ><><>铂金 (法郎 / 公斤)< / ><>45845< / ><>46595< / ><>46614< / ><>47364< / >< / ><><>钯金 ($ / 盎司)< / ><>1284< / ><>1289< / ><>1312< / ><>1317< / >< / ><><>钯金 (法郎 / 公斤)< / ><>33639< / ><>34009< / ><>34425< / ><>34795< / >< / table>

<>< colspan="7">LME ($ / t)< / >< / ><>< rowspan="2">< / >< colspan="4">15.09.< / >< colspan="2">16.09.< / >< / ><><>结算价< / ><>买入价< / ><>卖出价< / ><>结算价< / ><>买入价< / ><>卖出价< / >< / ><><>高纯铝< / ><>3260< / ><>3310< / >< / ><><>铜 Grade A< / ><>14045< / ><>14227< / ><>14225< / ><>14227< / >< / ><><>镍< / ><>16135< / ><>16130< / ><>16135< / ><>16090< / ><>16085< / ><>16090< / >< / table>

<>< colspan="5">金币< / >< / ><><>澳大利亚金块币< / ><>3456.00< / ><>3641.00< / ><>3518.00< / ><>3706.00< / >< / ><><>不列颠尼亚金币< / ><>3456.00< / ><>3641.00< / ><>3518.00< / ><>3706.00< / >< / ><><>克鲁格金币< / ><>3458.00< / ><>3547.00< / ><>3520.00< / ><>3610.00< / >< / ><><>枫叶金币< / ><>3456.00< / ><>3589.00< / ><>3518.00< / ><>3653.00< / >< / ><><>拿破仑金币< / ><>635.00< / ><>679.00< / ><>646.00< / ><>691.00< / >< / ><><>主权金币 (新)< / ><>805.00< / ><>880.00< / ><>819.00< / ><>896.00< / >< / ><><>Vreneli (20 法郎)< / ><>637.00< / ><>657.00< / ><>648.00< / ><>669.00< / >< / ><><>维也纳爱乐乐团金币< / ><>3456.00< / ><>3659.00< / ><>3518.00< / ><>3724.00< / >< / table>

货币与资本市场数据 苏黎世外汇与票据

<>< rowspan="2">16.09.< / >< colspan="2">外汇< / >< colspan="2">票据< / >< / ><><>买入< / ><>卖出< / ><>买入< / ><>卖出< / >< / ><><>1 欧元< / ><>0.9452< / ><>0.9454< / ><>0.9180< / ><>0.9780< / >< / ><><>1 美元< / ><>0.8191< / ><>0.8193< / ><>0.7825< / ><>0.8550< / >< / ><><>1 英镑< / ><>1.1031< / ><>1.1035< / ><>1.0300< / ><>1.1700< / >< / ><><>100 日元< / ><>0.5280< / ><>0.5281< / ><>0.4850< / ><>0.5725< / >< / ><><>1 加拿大元< / ><>0.5880< / ><>0.5882< / ><>0.5625< / ><>0.6275< / >< / ><><>100 港元< / ><>10.4410< / ><>10.4438< / ><>9.8000< / ><>11.6000< / >< / ><><>1 新加坡元< / ><>0.6431< / ><>0.6434< / ><>0.6150< / ><>0.6800< / >< / ><><>1 澳大利亚元< / ><>0.5839< / ><>0.5841< / ><>0.5450< / ><>0.6250< / >< / ><><>100 瑞典克朗< / ><>8.3647< / ><>8.3710< / ><>-< / ><>9.2000< / >< / ><><>100 挪威克朗< / ><>8.7543< / ><>8.7611< / ><>-< / ><>9.4500< / >< / ><><>100 匈牙利福林< / ><>0.2590< / ><>0.2592< / ><>0.2375< / ><>0.2775< / >< / ><><>100 捷克克朗< / ><>3.8879< / ><>3.8894< / ><>3.6500< / ><>4.1500< / >< / ><><>1 南非兰特< / ><>0.0503< / ><>0.0450< / ><>0.0575< / >< / table>

[...OMITTED...] <><>< / ><>121.69< / ><>97.40< / >< / ><><>美国< / ><>97.13< / ><>97.05< / ><>5.01< / ><>102.38< / ><>97.05< / >< / ><><>美国 (30 年)< / ><>96.48< / ><>96.31< / ><>5.37< / ><>103.38< / ><>95.48< / >< / table>

[⚠ 低质量翻译，建议复核] < / td><>收盘 15.09.< / ><>收盘 16.09.< / ><>+ / - 16.09.< / ><>+ / - 2026< / >< / tr><>< colspan="5">瑞士参考利率< / >< / ><><>瑞士平均隔夜利率 (Swiss Average Rate ON)< / ><>-0.0404< / ><>-0.0393< / ><>0,001< / ><>0,00< / >< / ><><>瑞士平均次日利率 (Swiss Average Rate TN)< / ><>-0.0363< / ><>-0.0380< / ><>-0,0017< / ><>0,01< / >< / ><><>瑞士平均短期利率 (Swiss Average Rate SN)< / ><>-0.0035< / ><>-0.0225< / ><>-0,02< / ><>-0,03< / >< / ><><>< / ><>收盘 2025< / ><>收盘 15.09.< / ><>收盘 16.09.< / ><>< / >< / ><>< colspan="5">债券指数（3个月，前一日）< / >< / ><><>瑞士债券指数 (SIX)< / ><>138.40< / ><>136.91< / ><>137.20< / ><>< / >< / ><><>回购指数 (Raiff.)< / ><>151.39< / ><>149.35< / ><>149.70< / ><>< / >< / table>

瑞士法郎债券

<>< colspan="4">52周< / >< rowspan="2">到期日< / >< rowspan="2">收盘 15.09.< / >< rowspan="2">收盘 16.09.< / >< rowspan="2">收益率 %< / >< / ><><>最高< / ><>最低< / ><>< / >< / ><>< colspan="8">银行、金融公司< / >< / ><><>100.9< / ><>99.8< / ><>1.05< / ><>Julius Bär 银行< / ><>04.29< / ><>100.05< / ><>1.03< / >< / ><><>101.8< / ><>99.5< / ><>1.40< / ><>Julius Bär 银行< / ><>04.32< / ><>99.85< / ><>1.43< / >< / ><><>103.7< / ><>101.7< / ><>2.375< / ><>Julius Bär 银行< / ><>09.27< / ><>101.73< / ><>0.58< / >< / ><><>107.8< / ><>104.2< / ><>2.375< / ><>Julius Bär 银行< / ><>04.31< / ><>104.20< / ><>1.41< / >< / ><><>100.0< / ><>97.8< / ><>1.06< / ><>Vontobel 银行< / ><>03.32< / ><>97.90< / ><>97.95< / ><>1.46< / >< / ><><>102.5< / ><>100.1< / ><>1.375< / ><>Vontobel 银行< / ><>04.30< / ><>100.15< / ><>100.25< / ><>1.30< / >< / ><><>98.2< / ><>95.9< / ><>0.05< / ><>巴塞尔乡村州银行 (Baselland. KB)< / ><>01.31< / ><>95.90< / ><>96.00< / ><>1.02< / >< / ><><>103.7< / ><>99.8< / ><>1.125< / ><>巴塞尔乡村州银行 (Baselland. KB)< / ><>08.34< / ><>99.75< / ><>99.90< / ><>1.16< / >< / ><><>105.5< / ><>102.8< / ><>1.875< / ><>巴塞尔乡村州银行 (Baselland. KB)< / ><>09.29< / ><>103.00< / ><>0.86< / >< / ><><>98.9< / ><>97.2< / ><>0.10< / ><>巴塞尔乡村州银行 (Baselland. KB)< / ><>03.30< / ><>97.15< / ><>0.93< / >< / ><><>100.1< / ><>97.9< / ><>0.375< / ><>巴塞尔乡村州银行 (Baselland. KB)< / ><>05.30< / ><>97.90< / ><>0.96< / >< / ><><>100.3< / ><>99.9< / ><>0.30< / ><>巴塞尔州银行 (Basler KB)< / ><>06.27< / ><>100.00< / ><>100.01< / ><>0.30< / >< / ><><>95.2< / ><>91.4< / ><>0.25< / ><>巴塞尔州银行 (Basler KB)< / ><>03.36< / ><>91.35< / ><>91.60< / ><>1.22< / >< / ><><>99.8< / ><>98.0< / ><>0.85< / ><>伯尔尼州银行 (Berner KB)< / ><>01.32< / ><>97.95< / ><>1.25< / >< / ><><>100.5< / ><>98.6< / ><>0.85< / ><>伯尔尼州银行 (Berner KB)< / ><>05.31< / ><>98.55< / ><>98.65< / ><>1.17< / >< / ><><>101.3< / ><>97.2< / ><>0.95< / ><>伯尔尼州银行 (Berner KB)< / ><>12.33< / ><>97.35< / ><>97.60< / ><>1.34< / >< / ><><>88.0< / ><>83.6< / ><>0.10< / ><>伯尔尼州银行 (Berner KB)< / ><>09.39< / ><>84.35< / ><>1.42< / >< / ><><>100.3< / ><>100.0< / ><>0.40< / ><>伯尔尼州银行 (Berner KB)< / ><>05.27< / ><>100.08< / ><>0.27< / >< / ><><>100.2< / ><>99.0< / ><>0.80< / ><>Bqe Canton.< / >< / table>

沃州。< / td> 07.30< / ><>98.95< / ><>99.00< / ><>1.08< / >< / tr> <>100.7< / ><>98.9< / ><>0.50< / ><>沃州州立银行 (Bqe Canton. Vaud.)< / ><>07.29< / ><>98.90< / ><>0.90< / >< / ><><>102.0< / ><>100.9< / ><>1.978< / ><>瑞士汽车金融 (CA Auto Fin. Sui.)< / ><>05.27< / ><>100.94< / ><>0.54< / >< / ><><>101.8< / ><>100.7< / ><>1.4625< / ><>CA next bank< / ><>03.27< / ><>100.68< / ><>0.16< / >< / ><><>97.0< / ><>95.1< / ><>0.03< / ><>CA Next Bank< / ><>09.31< / ><>95.15< / ><>1.03< / >< / ><><>106.8< / ><>104.0< / ><>1.932< / ><>CA Next Bank< / ><>09.30< / ><>103.95< / ><>0.93< / >< / ><><>100.3< / ><>99.6< / ><>0.649< / ><>Cembra Mon. Bk< / ><>09.28< / ><>99.60< / ><>0.85< / >< / ><><>100.3< / ><>98.3< / ><>0.4175< / ><>Cembra Mon. Bk< / ><>11.28< / ><>98.80< / ><>0.98< / >< / ><><>103.9< / ><>101.7< / ><>3.1125< / ><>Cembra Mon. Bk< / ><>04.27< / ><>101.65< / ><>0.41< / >< / ><><>100.0< / ><>99.6< / ><>0.152< / ><>Cembra Mon. Bk< / ><>10.26< / ><>99.99< / ><>0.29< / >< / table>

<><>106.0< / ><>103.1< / ><>2.411< / ><>Cembra Mon. Bk< / ><>08.29< / ><>103.10< / ><>1.31< / >< / ><><>100.9< / ><>99.1< / ><>1.00< / ><>Corner Bk< / ><>11.29< / ><>99.20< / ><>1.26< / >< / ><><>100.0< / ><>99.3< / ><>0.25< / ><>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 ><>06.28< / ><>99.30< / ><>0.65< / >< / ><><>96.0< / ><>93.8< / ><>0< / ><>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 ><>01.33< / ><>93.85< / ><>1.00< / >< / ><><>100.5< / ><>98.3< / ><>1.235< / ><>EFG Bank< / ><>04.32< / ><>98.30< / ><>98.65< / ><>1.49< / >< / ><><>100.9< / ><>99.3< / ><>0.9625< / ><>EFG Bank< / ><>06.29< / ><>99.40< / ><>1.18< / >< / ><><>105.8< / ><>102.7< / ><>2.1575< / ><>EFG Bank< / ><>06.30< / ><>102.70< / ><>1.42< / >< / ><><>102.0< / ><>100.8< / ><>1.45< / ><>弗赖堡州立银行 (Freiburger KB)< / ><>06.27< / ><>100.84< / ><>100.82< / ><>0.30< / >< / ><><>100.7< / ><>97.8< / ><>0.85< / ><>日内瓦州立银行 (Genfer KB)< / ><>12.32< / ><>97.80< / ><>1.22< / >< / ><><>100.7< / ><>98.7< / ><>0.75< / ><>格拉鲁斯州立银行 (Glarner KB)< / ><>07.31< / ><>98.70< / ><>1.03< / >< / ><><>98.6< / ><>97.1< / ><>0< / ><>格拉鲁斯州立银行 (Glarner KB)< / ><>10.29< / ><>97.10< / ><>97.20< / ><>0.96< / >< / ><><>107.5< / ><>103.3< / ><>1.60< / ><>格劳宾登州立银行 (Graubündner KB)< / ><>06.34< / ><>103.40< / ><>103.55< / ><>1.14< / >< / ><><>101.0< / ><>99.4< / ><>0.625< / ><>格劳宾登州立银行 (Graubündner KB)< / ><>04.29< / ><>99.35< / ><>0.88< / >< / ><><>100.3< / ><>100.1< / ><>0.35< / ><>卢塞恩州立银行 (Luzerner KB)< / ><>02.27< / ><>100.07< / ><>0.17< / >< / ><><>100.8< / ><>97.3< / ><>0.70< / ><>卢塞恩州立银行 (Luzerner KB)< / ><>02.33< / ><>97.40< / ><>97.55< / ><>1.12< / >< / ><><>100.4< / ><>98.4< / ><>0.875< / ><>卢塞恩州立银行 (Luzerner KB)< / ><>05.31< / ><>98.45< / ><>98.65< / ><>1.17< / >< / ><><>94.4< / ><>90.9< / ><>0.40< / ><>卢塞恩州立银行 (Luzerner KB)< / ><>03.38< / ><>91.05< / ><>1.24< / >< / ><><>100.3< / ><>98.0< / ><>0.50< / ><>卢塞恩州立银行 (Luzerner KB)< / ><>12.30< / ><>97.95< / ><>0.99< / >< / ><><>100.8< / ><>97.7< / ><>0.25< / ><>卢塞恩

0.30< / td> 100.30< / ><>1.39< / >< / tr> <>101.1< / ><>99.0< / ><>0.85< / ><>Raiffeisen< / ><>05.29< / ><>99.15< / ><>99.30< / ><>1.18< / >< / ><><>100.7< / ><>96.3< / ><>0.75< / ><>Schwyzer KB< / ><>11.34< / ><>96.30< / ><>96.60< / ><>1.23< / >< / ><><>101.9< / ><>100.8< / ><>1.375< / ><>St. Galler KB< / ><>06.27< / ><>100.79< / ><>100.83< / ><>0.34< / >< / ><><>103.9< / ><>101.3< / ><>1.875< / ><>St. Galler KB< / ><>09.34< / ><>101.30< / ><>< / >< / ><><>100.7< / ><>98.2< / ><>1.30< / ><>St. Galler KB< / ><>06.37< / ><>98.15< / ><>98.40< / ><>< / >< / ><><>100.3< / ><>96.8< / ><>0.85< / ><>St. Galler KB< / ><>09.35< / ><>96.75< / ><>96.95< / ><>1.23< / >< / table>

说明：国内和国外债券栏目交替公布。股票选择基于市值高低；Div. = 股息；Div.-Rend. = 股息率；GS = 参与凭证；I = 持有人股票；KBV = 市净率；KGV = 市盈率（基于预期收益）；Marktkapital = 按类别计算的市值；N = 记名股票；PS = 参与凭证；St. = 普通股；Vz = 优先股；t = 千；% = 百分比变化；Vol. = 成交量：显示的成交量包含交易所内和交易所外交易；52周最高 / 最低价：仅指交易所交易。Vt. = 前一日。所有数据不保证准确。

<><>95.7< / ><>92.1< / ><>0.25< / ><>St. Galler KB< / ><>04.35< / ><>92.05< / ><>92.35< / ><>1.23< / >< / ><><>101.4< / ><>95.6< / ><>1.13< / ><>Thurgauer KB< / ><>08.44< / ><>96.00< / ><>96.50< / ><>1.38< / >< / ><><>100.8< / ><>98.3< / ><>0.95< / ><>Thurgauer KB< / ><>07.34< / ><>98.35< / ><>98.55< / ><>1.17< / >< / ><><>99.7< / ><>97.4< / ><>0.375< / ><>Thurgauer KB< / ><>05.31< / ><>97.35< / ><>0.96< / >< / ><><>97.5< / ><>94.8< / ><>0.125< / ><>Thurgauer KB< / ><>05.32< / ><>94.75< / ><>95.00< / ><>1.04< / >< / ><><>102.1< / ><>98.1< / ><>1.05< / ><>Thurgauer KB< / ><>08.37< / ><>98.05< / ><>< / >< / ><><>100.0< / ><>99.7< / ><>0.20< / ><>UBP SA< / ><>12.26< / ><>99.97< / ><>0.32< / >< / ><><>99.5< / ><>98.5< / ><>0.375< / ><>UBS Group< / ><>08.29< / ><>98.55< / ><>98.75< / ><>0.81< / >< / ><><>100.0< / ><>99.2< / ><>0.435< / ><>UBS Group< / ><>11.28< / ><>99.70< / ><>0.58< / >< / ><><>102.3< / ><>97.8< / ><>0.935< / ><>UBS Switzerland< / ><>08.35< / ><>97.80< / ><>98.05< / ><>1.20< / >< / ><><>103.9< / ><>101.9< / ><>1.85< / ><>Valiant Bank< / ><>05.28< / ><>101.90< / ><>0.72< / >< / ><><>100.2< / ><>99.5< / ><>0.375< / ><>Valiant Bank< / ><>12.27< / ><>99.80< / ><>99.86< / ><>0.54< / >< / ><><>95.3< / ><>91.4< / ><>0.125< / ><>Valiant Bank< / ><>12.34< / ><>91.65< / ><>91.90< / ><>1.20< / >< / ><><>101.1< / ><>98.6< / ><>0.70< / ><>Walliser

KB< / td> 09.30< / ><>98.55< / ><>98.65< / ><>1.08< / >< / tr> <>97.7< / ><>95.4< / ><>0.05< / ><>Zuger KB< / ><>05.31< / ><>95.40< / ><>95.70< / ><>0.99< / >< / ><><>103.6< / ><>101.4< / ><>2.75< / ><>Zürcher KB< / ><>04.28< / ><>101.35< / ><>1.88< / >< / ><><>99.4< / ><>96.9< / ><>0.20< / ><>Zürcher KB< / ><>07.30< / ><>97.05< / ><>97.10< / ><>0.98< / >< / ><><>99.7< / ><>98.0< / ><>0.125< / ><>Zürcher KB< / ><>06.29< / ><>97.95< / ><>98.10< / ><>0.84< / >< / ><><>102.2< / ><>98.2< / ><>1.00< / ><>Zürcher KB< / ><>01.36< / ><>98.25< / ><>98.15< / ><>1.21< / >< / ><><>99.8< / ><>99.4< / ><>0.02< / ><>Zürcher KB< / ><>08.27< / ><>99.62< / ><>99.69< / ><>0.44< / >< / ><><>101.4< / ><>97.1< / ><>0.95< / ><>Zürcher

KB< / ><>01.37< / ><>97.45< / ><>1.21< / >< / ><><>100.1< / ><>99.3< / ><>0.25< / ><>Zürcher KB< / ><>03.28< / ><>99.35< / ><>0.68< / >< / ><><>100.4< / ><>99.4< / ><>0.30< / ><>Zürcher KB< / ><>01.28< / ><>99.58< / ><>99.59< / ><>0.61< / >< / ><><>103.4< / ><>101.5< / ><>1.85< / ><>Zürcher KB< / ><>11.27< / ><>101.57< / ><>101.61< / ><>0.53< / >< / table>

瑞士：SPI

<>< colspan="3">52周< / >< rowspan="2">收盘 16.09.< / >< rowspan="2">% 16.09.< / >< / ><><>最高< / ><>最低< / ><>< / >< / ><><>90.50< / ><>60.70< / ><>Accelleron< / ><>72.25< / ><>2.77< / >< / ><><>0.0720< / ><>0.0220< / ><>Addex Therap. N< / ><>0.0224< / ><>-7.44< / >< / ><><>26.22< / ><>14.54< / ><>Adecco Group N< / ><>23.70< / ><>-1.99< / >< / ><><>47.60< / ><>31.80< / ><>Adval Tech N< / ><>38.60< / ><>-4.46< / >< / ><><>14.00< / ><>11.50< / ><>Aevis Victoria N< / ><>13.70< / ><>6.61< / >< / ><><>238.50< / ><>180.80< / ><>Allreal N< / ><>195.20< / ><>-0.41< / >< / ><><>258.50< / ><>133.40< / ><>Also Holding N< / ><>191.80< / ><>0.00< / >< / ><><>23.82< / ><>6.85< / ><>ams-OSRAM< / ><>16.43< / ><>3.07< / >< / ><><>219.00< / ><>176.00< / ><>APG SGA

N< / ><>198.50< / ><>0.76< / >< / ><><>6.00< / ><>3.50< / ><>Arbonia N< / ><>4.91< / ><>0.31< / >< / ><><>72.60< / ><>37.05< / ><>Aryzta N< / ><>37.95< / ><>1.88< / >< / ><><>6.80< / ><>3.32< / ><>Ascom N< / ><>5.25< / ><>1.16< / >< / ><><>1.04< / ><>0.52< / ><>Asmallworld N< / ><>0.62< / ><>-0.81< / >< / ><><>172.60< / ><>103.80< / ><>Autoneum Hold. N< / ><>120.80< / ><>-0.82< / >< / ><><>55.80< / ><>39.60< / ><>Avolta< / ><>42.62< / ><>-0.47< / >< / ><><>83.25< / ><>48.52< / ><>Bachem Hold. N< / ><>76.95< / ><>-0.77< / >< / ><><>36.90< / ><>10.82< / ><>Bajaj Mobility N< / ><>26.85< / ><>0.75< / >< / ><><>1538< / ><>995.00< / ><>Barry Callebaut N< / ><>1108< / ><>0.91< / >< / ><><>1225< / ><>910.00< / ><>Baselland

KB< / ><>1155< / ><>-0.86< / >< / ><><>68.00< / ><>44.70< / ><>Basilea Pharmac. N< / ><>66.50< / ><>1.68< / >< / ><><>115.00< / ><>78.00< / ><>Basler KB PS< / ><>98.40< / ><>-0.30< / >< / ><><>57.00< / ><>35.20< / ><>BB Biotech N< / ><>51.70< / ><>-0.19< / >< / ><><>969.50< / ><>608.50< / ><>Belimo N< / ><>790.00< / ><>4.02< / >< / ><><>251.00< / ><>169.60< / ><>Bell Food Group N< / ><>230.00< / ><>2.68< / >< / ><><>12.40< / ><>6.68< / ><>Bellevue N< / ><>7.08< / ><>-1.39< / >< / ><><>62.00< / ><>42.90< / ><>Bergh Engelb.T.T. N< / ><>49.80< / ><>-0.20< / >< / ><><>430.00< / ><>252.00< / ><>Berner KB N< / ><>403.50< / ><>-1.34< / >< / ><><>33.60< / ><>21.20< / ><>BioVersys N< / ><>27.00< / ><>-4.26< / >< / ><><>183.50< / ><>121.90< / ><>BKW

N< / td> 123.50< / ><>0.49< / >< / tr> <>242.00< / ><>133.40< / ><>Bossard N< / ><>232.00< / ><>0.87< / >< / ><><>37.50< / ><>23.70< / ><>Bq. Cant. Geneve N< / ><>33.20< / ><>-0.60< / >< / ><><>135.20< / ><>91.30< / ><>Bq. Cant. Vaudoise N< / ><>126.80< / ><>-2.01< / >< / ><><>109.00< / ><>61.00< / ><>Bq. Canton de Jura N< / ><>73.00< / ><>0.69< / >< / ><><>398.50< / ><>299.50< / ><>Bucher Ind. N< / ><>316.50< / ><>-0.94< / >< / ><><>630.00< / ><>434.50< / ><>Burckhardt Comp. N< / ><>471.00< / ><>-0.11< / >< / ><><>192.40< / ><>116.60< / ><>Burkhalter N< / ><>120.20< / ><>1.86< / >< / ><><>1890< / ><>1030< / ><>BVZ N< / ><>1540< / ><>-0.65< / >< / ><><>340.50< / ><>125.40< / ><>Bystronic N< / ><>129.60< / ><>0.78< / >< / ><><>20.40< / ><>11.24< / ><>Calida Holding

N< / ><>13.48< / ><>-0.30< / >< / ><><>180.00< / ><>135.50< / ><>Carlo Gavazzi Hold.< / ><>158.50< / ><>0.32< / >< / ><><>105.50< / ><>84.50< / ><>Cembra Money Bk N< / ><>87.45< / ><>0.23< / >< / ><><>8.92< / ><>1.33< / ><>Centiel< / ><>5.88< / ><>5.38< / >< / ><><>27.50< / ><>22.20< / ><>Cham Swiss Prop. N< / ><>22.60< / ><>0.89< / >< / ><><>229.00< / ><>110.20< / ><>Cicor Technologies N< / ><>128.20< / ><>4.74< / >< / ><><>11.04< / ><>6.55< / ><>Clariant N< / ><>10.43< / ><>0.87< / >< / ><><>59.00< / ><>42.60< / ><>Coltene N< / ><>46.00< / ><>1.32< / >< / ><><>452.20< / ><>174.30< / ><>Comet N< / ><>323.00< / ><>4.19< / >< / ><><>323.00< / ><>250.00< / ><>Comp. Fin. Tradition I< / ><>254.50< / ><>-0.39< / >< / ><><>129.40< / ><>51.70< / ><>Cosmo

N< / ><>52.30< / ><>0.58< / >< / ><><>75.60< / ><>54.20< / ><>CPHG N< / ><>59.60< / ><>-0.67< / >< / ><><>27.90< / ><>11.05< / ><>Curatis N< / ><>17.90< / ><>-5.79< / >< / ><><>171.60< / ><>120.40< / ><>Dätwyler I< / ><>124.00< / ><>-0.48< / >< / ><><>69.70< / ><>52.40< / ><>DKSH Holding N< / ><>65.30< / ><>-0.31< / >< / ><><>11.25< / ><>3.92< / ><>DocMorris< / ><>10.27< / ><>2.39< / >< / ><><>75.10< / ><>47.15< / ><>dormakaba< / ><>62.10< / ><>0.16< / >< / ><><>396.00< / ><>255.50< / ><>Dottikon Es N< / ><>260.00< / ><>-0.76< / >< / ><><>90.75< / ><>60.30< / ><>DSM-Firmenich< / ><>87.50< / ><>1.04< / >< / ><><>73.40< / ><>47.30< / ><>Edisun Power N< / ><>70.00< / ><>-1.13< / >< / ><><>20.70< / ><>15.04< / ><>EFG

N< / ><>15.34< / ><>0.39< / >< / ><><>910.00< / ><>676.00< / ><>Emmi N< / ><>825.00< / ><>-1.20< / >< / ><><>839.50< / ><>530.00< / ><>EMS-Chemie N< / ><>804.50< / ><>0.12< / >< / ><><>92.20< / ><>81.00< / ><>Epic Suisse< / ><>83.60< / ><>-0.24< / >< / ><><>2.74< / ><>0.75< / ><>Evonext< / ><>2.00< / ><>-2.91< / >< / ><><>12.45< / ><>7.90< / ><>Feintool Intern. N< / ><>12.20< / ><>1.67< / >< / ><><>266.60< / ><>198.20< / ><>Flughafen Zürich N< / ><>201.80< / ><>0.90< / >< / ><><>990.00< / ><>669.00< / ><>Forbo N< / ><>931.00< / ><>0.87< / >< / ><><>19.20< / ><>16.55< / ><>Fundamenta R. N< / ><>16.85< / ><>0.00< / >< / ><><>188.25< / ><>130.20< / ><>Galderma Gr.< / ><>154.05< / ><>0.49< / >< / ><><>103.00< / ><>80.30< / ><>Galenica

N< / td> 82.30< / ><>-0.24< / >< / tr> <>0.23< / ><>0.0590< / ><>GAM N< / ><>0.0700< / ><>0.86< / >< / ><><>64.65< / ><>38.70< / ><>Georg Fischer N< / ><>54.15< / ><>0.19< / >< / ><><>26.00< / ><>20.50< / ><>Glarner KB N< / ><>25.60< / ><>-0.39< / >< / ><><>2810< / ><>1720< / ><>Graubündner KB PS< / ><>2640< / ><>0.38< / >< / ><><>250.00< / ><>208.00< / ><>Grp. Minoteries N< / ><>228.00< / ><>0.00< / >< / ><><>60.00< / ><>10.02< / ><>Gurit I< / ><>54.40< / ><>0.74< / >< / ><><>225.00< / ><>183.40< / ><>Helvetia Bal. Hold. N< / ><>213.80< / ><>1.04< / >< / ><><>147.40< / ><>107.60< / ><>HIAG Immobilien N< / ><>127.00< / ><>0.63< / >< / ><><>9.95< / ><>3.00< / ><>Highlight E. and E. I< / ><>5.30< / ><>-1.85< / >< / ><><>288.00< / ><>131.60< / ><>Huber + Suhner

N< / ><>167.60< / ><>1.33< / >< / ><><>4220< / ><>3940< / ><>Hypo Lenzburg N< / ><>4180< / ><>-0.48< / >< / ><><>7.56< / ><>2.80< / ><>Idorsia N< / ><>4.95< / ><>4.04< / >< / ><><>83.30< / ><>57.80< / ><>Implenia N< / ><>65.00< / ><>3.01< / >< / ><><>189.00< / ><>91.20< / ><>Inficon< / ><>158.20< / ><>0.64< / >< / ><><>54.49< / ><>48.20< / ><>Infracore N< / ><>48.20< / ><>-0.41< / >< / ><><>2590< / ><>1258< / ><>Interroll N< / ><>1402< / ><>0.43< / >< / ><><>181.80< / ><>154.00< / ><>Intershop N< / ><>159.80< / ><>0.25< / >< / ><><>162.50< / ><>126.50< / ><>Investis Holding N< / ><>145.00< / ><>0.35< / >< / ><><>150.00< / ><>120.50< / ><>IVF Hartmann N< / ><>123.00< / ><>0.82< / >< / ><><>76.86< / ><>51.76< / ><>Julius Bär

N< / ><>72.70< / ><>0.14< / >< / ><><>327.00< / ><>215.50< / ><>Jungfraubahn N< / ><>238.00< / ><>-5.74< / >< / ><><>332.00< / ><>202.00< / ><>Kardex N< / ><>228.50< / ><>-0.22< / >< / ><><>13.90< / ><>9.90< / ><>Klingelnberg N< / ><>10.60< / ><>3.41< / >< / ><><>83.50< / ><>40.30< / ><>Komax N< / ><>71.40< / ><>1.56< / >< / ><><>1.42< / ><>1.11< / ><>Kudelski I< / ><>1.32< / ><>-0.75< / >< / ><><>34.20< / ><>16.76< / ><>Kuros Biosc. N< / ><>16.96< / ><>0.47< / >< / ><><>69.70< / ><>40.75< / ><>Landis+Gyr N< / ><>45.55< / ><>1.11< / >< / ><><>16.25< / ><>9.34< / ><>lastminute.com< / ><>10.10< / ><>5.65< / >< / table>

欧洲 STOXX 600（精选） SPI: 0.52%

<><>590.00< / ><>254.50< / ><>Lem N< / ><>520.00< / ><>2.77< / >< / ><><>22.30< / ><>10.20< / ><>Leonteq N< / ><>20.45< / ><>-0.24< / >< / ><><>132000< / ><>86000< / ><>Lindt & Sprüngli N< / ><>89300< / ><>0.00< / >< / ><><>13360< / ><>8255< / ><>Lindt & Sprüngli PS< / ><>8615< / ><>-0.17< / >< / ><><>119.00< / ><>73.90< / ><>LLB N< / ><>115.60< / ><>-0.69< / >< / ><><>121.20< / ><>75.00< / ><>Luzerner KB N< / ><>117.20< / ><>-0.34< / >< / ><><>6.38< / ><>2.97< / ><>MCH Group N< / ><>6.22< / ><>0.00< / >< / ><><>177.20< / ><>107.40< / ><>Medacta Group N< / ><>110.80< / ><>0.18< / >< / ><><>97.50< / ><>70.60< / ><>Medartis

N< / td> 83.00< / ><>0.85< / >< / tr> <>12.36< / ><>7.61< / ><>Medmix< / ><>8.67< / ><>0.35< / >< / ><><>41.85< / ><>29.95< / ><>Meier Tobler N< / ><>33.80< / ><>1.20< / >< / ><><>886.00< / ><>680.00< / ><>Metall Zug N< / ><>861.00< / ><>-0.69< / >< / ><><>21.60< / ><>15.40< / ><>Mikron N< / ><>15.95< / ><>-0.93< / >< / ><><>15.86< / ><>10.56< / ><>Mobilezone N< / ><>12.62< / ><>0.16< / >< / ><><>406.00< / ><>315.00< / ><>Mobimo N< / ><>342.00< / ><>-0.44< / >< / ><><>3.96< / ><>2.66< / ><>Molecular Partn. N< / ><>3.21< / ><>-4.75< / >< / ><><>35.30< / ><>19.78< / ><>Montana Aerosp. N< / ><>23.80< / ><>1.06< / >< / ><><>31.85< / ><>9.60< / ><>Newron Pharmac. N< / ><>10.96< / ><>1.48< / >< / ><><>44.20< / ><>37.70< / ><>Novavest RE

N< / ><>39.30< / ><>-0.51< / >< / ><><>5.56< / ><>2.61< / ><>OC Oerlikon N< / ><>5.38< / ><>1.51< / >< / ><><>174.50< / ><>108.00< / ><>Orell Fuessli N< / ><>138.50< / ><>1.47< / >< / ><><>17.70< / ><>9.50< / ><>Orior N< / ><>11.72< / ><>0.51< / >< / ><><>6.72< / ><>4.20< / ><>Peach Property N< / ><>4.64< / ><>-2.11< / >< / ><><>140.00< / ><>40.20< / ><>Perrot Duval I< / ><>114.00< / ><>-0.87< / >< / ><><>455.00< / ><>400.00< / ><>Phoenix Mecano< / ><>444.00< / ><>0.68< / >< / ><><>465.00< / ><>388.00< / ><>Plazza N< / ><>425.00< / ><>0.24< / >< / ><><>50.10< / ><>21.80< / ><>PolyPeptide N< / ><>44.10< / ><>0.11< / >< / ><><>66.00< / ><>57.00< / ><>Private Equity N< / ><>61.20< / ><>-0.65< / >< / ><><>168.40< / ><>131.60< / ><>PSP Swiss Prop.

N< / ><>147.30< / ><>-0.20< / >< / ><><>32.35< / ><>14.70< / ><>R&S Group< / ><>17.96< / ><>4.30< / >< / ><><>4.49< / ><>0.15< / ><>Relief Therapeutics< / ><>0.15< / ><>-3.50< / >< / ><><>15.00< / ><>2.78< / ><>Rieter N< / ><>2.95< / ><>0.86< / >< / ><><>383.00< / ><>264.60< / ><>Roche I< / ><>369.80< / ><>0.54< / >< / ><><>53.20< / ><>41.00< / ><>Romande Energie N< / ><>48.00< / ><>0.00< / >< / ><><>75.90< / ><>43.86< / ><>Sandoz< / ><>65.72< / ><>-0.09< / >< / ><><>18.84< / ><>9.38< / ><>Santhera Pharma N< / ><>15.76< / ><>1.16< / >< / ><><>299.00< / ><>238.00< / ><>Schindler N< / ><>249.00< / ><>0.20< / >< / ><><>314.20< / ><>246.60< / ><>Schindler PS< / ><>253.60< / ><>0.24< / >< / ><><>21.40< / ><>17.30< / ><>Schlatter

N< / ><>17.90< / ><>-2.72< / >< / ><><>368.00< / ><>234.50< / ><>Schweiter Techn. I< / ><>356.00< / ><>1.57< / >< / ><><>89.10< / ><>49.50< / ><>Sensirion N< / ><>74.70< / ><>2.47< / >< / ><><>110.00< / ><>94.00< / ><>SF Urban Propert. N< / ><>100.00< / ><>0.00< / >< / ><><>146.40< / ><>98.30< / ><>SFS Group N< / ><>133.60< / ><>1.83< / >< / ><><>98.76< / ><>80.00< / ><>SGS N< / ><>93.00< / ><>0.45< / >< / ><><>1.49< / ><>0.49< / ><>SHL Telemedicine N< / ><>1.02< / ><>-4.67< / >< / ><><>101.60< / ><>65.05< / ><>Siegfried< / ><>72.70< / ><>-0.75< / >< / ><><>15.81< / ><>7.69< / ><>SIG Group N< / ><>13.20< / ><>-0.08< / >< / ><><>66.80< / ><>35.75< / ><>SKAN Group< / ><>63.00< / ><>-0.32< / >< / ><><>50.00< / ><>23.00< / ><>SMG

Holding< / td> 29.30< / ><>-2.50< / >< / tr> <>4000< / ><>2900< / ><>瑞士国家银行 (SNB N)< / ><>3090< / ><>-0.32< / >< / ><><>10.04< / ><>5.83< / ><>SoftwareONE N< / ><>9.13< / ><>-0.49< / >< / ><><>248.00< / ><>163.00< / ><>Sonova N< / ><>232.40< / ><>1.84< / >< / ><><>690.00< / ><>492.00< / ><>圣加仑州银行 (St. Galler KB N)< / ><>678.00< / ><>-0.29< / >< / ><><>31.70< / ><>17.25< / ><>施特德勒铁路 (Stadler Rail N)< / ><>29.70< / ><>0.95< / >< / ><><>37.50< / ><>28.00< / ><>StarragTornos Gr. N< / ><>34.00< / ><>3.03< / >< / ><><>109.80< / ><>73.02< / ><>Straumann N< / ><>95.18< / ><>-0.81< / >< / ><><>180.60< / ><>121.60< / ><>Sulzer N< / ><>146.80< / ><>1.45< / >< / ><><>50.40< / ><>38.70< / ><>Sunrise Communic.< / ><>41.98< / ><>-1.36< / >< / ><><>223.10< / ><>147.30< / ><>斯沃琪集团 (Swatch Group

I< / ><>174.65< / ><>0.58< / >< / ><><>43.90< / ><>30.02< / ><>斯沃琪 (Swatch N)< / ><>34.15< / ><>0.44< / >< / ><><>147.60< / ><>108.10< / ><>Swiss Prime Site N< / ><>125.60< / ><>-0.40< / >< / ><><>56.40< / ><>36.20< / ><>Swissquote Group< / ><>37.66< / ><>-4.27< / >< / ><><>215.00< / ><>110.60< / ><>Tecan N< / ><>215.00< / ><>2.19< / >< / ><><>87.00< / ><>59.20< / ><>Temenos N< / ><>67.00< / ><>-1.33< / >< / ><><>194.00< / ><>154.50< / ><>图尔高州银行 (Thurgauer KB PS)< / ><>161.50< / ><>-0.62< / >< / ><><>209.00< / ><>119.80< / ><>TX Group N< / ><>168.60< / ><>-1.52< / >< / ><><>184.40< / ><>125.60< / ><>Valiant N< / ><>151.00< / ><>-0.66< / >< / ><><>22.20< / ><>12.35< / ><>Varia US Prop. N< / ><>12.80< / ><>-3.76< / >< / ><><>727.20< / ><>305.10< / ><>VAT Group

N< / ><>586.20< / ><>2.99< / >< / ><><>850.00< / ><>603.00< / ><>Vaudoise Ass. N< / ><>752.00< / ><>1.48< / >< / ><><>25.20< / ><>17.10< / ><>Vetropack N< / ><>20.75< / ><>0.24< / >< / ><><>620.00< / ><>560.00< / ><>Villars N< / ><>575.00< / ><>0.00< / >< / ><><>94.40< / ><>58.20< / ><>Vontobel N< / ><>91.90< / ><>0.22< / >< / ><><>97.30< / ><>78.00< / ><>VP Bank N< / ><>96.00< / ><>-0.93< / >< / ><><>182.60< / ><>139.40< / ><>VZ Holding N< / ><>164.40< / ><>-0.48< / >< / ><><>49.10< / ><>35.50< / ><>V-ZUG N< / ><>41.95< / ><>-0.12< / >< / ><><>163.50< / ><>126.50< / ><>瓦莱州银行 (Walliser KB N)< / ><>160.50< / ><>-0.62< / >< / ><><>2090< / ><>1885< / ><>Warteck Invest N< / ><>1920< / ><>-1.03< / >< / ><><>31.50< / ><>9.03< / ><>Wisekey Intern.

N< / ><>9.50< / ><>-4.90< / >< / ><><>26.80< / ><>12.50< / ><>XLife Sciences< / ><>13.45< / ><>0.00< / >< / ><><>419.50< / ><>260.50< / ><>Ypsomed N< / ><>351.00< / ><>-1.63< / >< / ><><>91.30< / ><>59.80< / ><>Zehnder N< / ><>68.90< / ><>0.44< / >< / ><><>56.00< / ><>42.60< / ><>Züblin N< / ><>50.00< / ><>-1.96< / >< / ><><>2520< / ><>2060< / ><>Zug Estates Hold. N< / ><>2150< / ><>-2.71< / >< / ><><>11700< / ><>8580< / ><>楚格州银行 (Zuger KB N)< / ><>10750< / ><>0.00< / >< / table>

标准普尔 500 指数（精选）

52 周< / td>< rowspan="2">< / ><>收盘价< / ><>%< / >< / tr><><>最高< / ><>最低< / ><>16.09< / >< / ><><>76.18< / ><>49.56< / ><>AB Inbev< / ><>69.04< / ><>0.41< / >< / ><><>182.26< / ><>140.78< / ><>Air Liquide< / ><>166.42< / ><>0.11< / >< / ><><>221.30< / ><>157.42< / ><>Airbus SE< / ><>196.28< / ><>0.76< / >< / ><><>454.60< / ><>338.80< / ><>Allianz SE< / ><>449.20< / ><>1.03< / >< / ><><>1741< / ><>747.10< / ><>ASML Hold.< / ><>1396< / ><>1.26< / >< / ><><>28816< / ><>11404< / ><>AstraZeneca< / ><>12136< / ><>0.17< / >< / ><><>45.66< / ><>36.55< / ><>AXA< / ><>44.21< / ><>1.35< / >< / ><><>2360< / ><>1589< / ><>BAE Systems< / ><>2029< / ><>1.15< / >< / ><><>13.12< / ><>8.10< / ><>Banco Santander< / ><>12.69< / ><>0.19< / >< / ><><>538.30< / ><>353.55< / ><>Barclays< / ><>475.35< / ><>1.07< / >< / ><><>25.49< / ><>15.40< / ><>BBVA< / ><>24.72< / ><>-0.72< / >< / ><><>113.82< / ><>65.12< / ><>BNP Paribas< / ><>102.32< / ><>1.01< / >< / ><><>609.40< / ><>399.40< / ><>BP PLC< / ><>566.80< / ><>-2.33< / >< / ><><>5004< / ><>3677< / ><>Brit. Am. Tobacco< / ><>4191< / ><>-0.76< / >< / ><><>13.56< / ><>8.53< / ><>Caixabank< / ><>13.08< / ><>-0.61< / >< / ><><>611.50< / ><>368.60< / ><>Christian Dior< / ><>374.80< / ><>0.75< / >< / ><><>34.36< / ><>23.53< / ><>Deutsche Telekom< / ><>28.84< / ><>-0.21< / >< / ><><>10.31< / ><>7.69< / ><>Enel< / ><>8.90< / ><>1.80< / >< / ><><>29.89< / ><>17.79< / ><>Engie< / ><>24.07< / ><>1.95< / >< / ><><>25.02< / ><>14.48< / ><>Eni< / ><>24.24< / ><>-0.80< / >< / ><><>426.00< / ><>226.40< / ><>Equinor ASA< / ><>421.20< / ><>-0.61< / >< / ><><>323.80< / ><>143.05< / ><>EssilorLuxottica< / ><>145.10< / ><>0.48< / >< / ><><>633.70< / ><>304.45< / ><>Glencore< / ><>570.90< / ><>-0.89< / >< / ><><>2282< / ><>1455< / ><>GSK PLC< / ><>1866< / ><>0.62< / >< / ><><>2300< / ><>1359< / ><>Hermes Intl.< / ><>1383< / ><>0.58< / >< / ><><>1610< / ><>959.30< / ><>HSBC Hold.< / ><>1508< / ><>0.27< / >< / ><><>21.65< / ><>14.83< / ><>Iberdrola< / ><>20.24< / ><>1.00< / >< / ><><>59.42< / ><>44.34< / ><>Inditex< / ><>52.78< / ><>0.38< / >< / ><><>88.83< / ><>31.27< / ><>Infineon Techn.< / ><>55.00< / ><>1.23< / >< / ><><>32.30< / ><>20.23< / ><>ING Groep< / ><>31.94< / ><>0.77< / >< / ><><>6.94< / ><>4.81< / ><>Intesa Sanpaolo< / ><>6.74< / ><>0.60< / >< / ><><>405.80< / ><>338.85< / ><>L'Oréal< / ><>381.90< / ><>0.18< / >< / ><><>117.90< / ><>81.08< / ><>Lloyds Bank.Group< / ><>111.25< / ><>2.16< / >< / ><><>654.70< / ><>403.15< / ><>LVMH< / ><>410.95< / ><>1.11< / >< / ><><>575.60< / ><>437.40< / ><>Münch. Rück< / ><>511.60< / ><>-0.23< / >< / ><><>1429< / ><>1026< / ><>National Grid< / ><>1134< / ><>2.16< / >< / ><><>15.00< / ><>3.93< / ><>Nokia< / ><>8.84< / ><>1.70< / >< / ><><>409.95< / ><>224.25< / ><>Novo-Nordisk B< / ><>272.60< / ><>-1.20< / >< / ><><>63.94< / ><>35.19< / ><>Prosus< / ><>35.57< / ><>-2.41< / >< / ><><>8325< / ><>4556< / ><>Rio Tinto< / ><>7202< / ><>0.77< / >< / ><><>1585< / ><>1019< / ><>Rolls-Royce Grp.< / ><>1441< / ><>1.44< / >< / ><><>366.50< / ><>262.60< / ><>Safran< / ><>326.30< / ><>1.24< / >< / ><><>91.15< / ><>71.25< / ><>Sanofi S.A.< / ><>74.35< / ><>0.19< / >< / ><><>244.30< / ><>127.50< / ><>SAP SE< / ><>186.56< / ><>-0.28< / >< / ><><>312.30< / ><>220.40< / ><>Schneider [...OMITTED...]

Electr.< / td> 279.40< / ><>1.49< / >< / tr> <>42.85< / ><>29.55< / ><>壳牌 (Shell)< / ><>41.83< / ><>-2.05< / >< / ><><>291.70< / ><>198.00< / ><>西门子 (Siemens)< / ><>260.50< / ><>0.66< / >< / ><><>191.66< / ><>92.96<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 ><>137.12< / ><>3.10< / >< / ><><>81.34< / ><>49.24< / ><>道达尔能源 (TotalEnergies)< / ><>80.03< / ><>-0.57< / >< / ><><>86.42< / ><>57.36< / ><>联合信贷 (UniCredit)< / ><>82.92< / ><>0.41< / >< / ><><>5525< / ><>4068< / ><>联合利华 (Unilever PLC)< / ><>4640< / ><>-0.03< / >< / ><><>143.15< / ><>109.60< / ><>文西 (Vinci)< / ><>112.00< / ><>1.27< / >< / table>

<>< colspan="2">52周< / >< rowspan="2">< / ><>走势< / ><>%< / >< / ><><>最高< / ><>最低< / ><>9月16日< / >< / ><><>184.90< / ><>139.34< / ><>3M< / ><>162.71< / ><>-1.19< / >< / ><><>267.47< / ><>190.75< / ><>艾伯维 (AbbVie Inc)< / ><>263.17< / ><>0.05< / >< / ><><>408.61< / ><>235.84< / ><>Alphabet Inc. A< / ><>345.40< / ><>0.12< / >< / ><><>404.47< / ><>236.69< / ><>Alphabet Inc. C< / ><>342.07< / ><>0.19< / >< / ><><>287.20< / ><>196.00< / ><>亚马逊 (Amazon.com)< / ><>247.61< / ><>-0.33< / >< / ><><>584.73< / ><>149.85< / ><>AMD< / ><>521.46< / ><>3.42< / >< / ><><>387.49< / ><>290.97< / ><>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 ><>316.67< / ><>-2.39< / >< / ><><>447.03< / ><>269.77< / ><>安进 (Amgen)< / ><>377.56< / ><>0.51< / >< / ><><>344.57< / ><>236.65< / ><>苹果 (Apple Inc.)< / ><>332.52< / ><>0.36< / >< / ><><>65.23< / ><>46.12< / ><>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 ><>58.21< / ><>-2.21< / >< / ><><>537.74< / ><>464.01< / ><>伯克希尔-哈撒韦 B (Berkshire Hath. B)< / ><>519.12< / ><>0.46< / >< / ><><>254.35< / ><>176.77< / ><>波音 (Boeing)< / ><>210.66< / ><>0.46< / >< / ><><>495.00< / ><>289.96< / ><>博通 (Broadcom)< / ><>340.94< / ><>0.49< / >< / ><><>1073< / ><>448.87< / ><>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 ><>790.85< / ><>0.93< / >< / ><><>217.78< / ><>146.49< / ><>雪佛龙 (Chevron Corp.)< / ><>212.90< / ><>-2.24< / >< / ><><>130.37< / ><>66.81< / ><>思科 (Cisco Systems)< / ><>110.41< / ><>0.30< / >< / ><><>92.49< / ><>65.35< / ><>可口可乐 (Coca-Cola)< / ><>88.37< / ><>-0.38< / >< / ><><>1097< / ><>844.06< / ><>好市多 (Costco)< / ><>900.72< / ><>-0.07< / >< / ><><>117.09< / ><>92.19< / ><>迪士尼 (Disney Co.)< / ><>107.82< / ><>1.32< / >< / ><><>1293< / ><>712.05< / ><>礼来 (Eli Lilly)< / ><>1140< / ><>0.34< / >< / ><><>176.41< / ><>110.39< / ><>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 ><>164.59< / ><>-2.79< / >< / ><><>388.84< / ><>268.91< / ><>通用电气航空 (GE Aerospace)< / ><>317.62< / ><>3.44< / >< / ><><>1154< / ><>740.01< / ><>高盛 (Goldman Sachs)< / ><>977.44< / ><>0.08< / >< / ><><>421.39< / ><>289.10< / ><>家得宝 (Home Depot)< / ><>307.57< / ><>0.68< / >< / ><><>252.00< / ><>186.76< / ><>霍尼韦尔 (Honeywell Intl.)< / ><>207.15< / ><>1.82< / >< / ><><>332.46< / ><>199.19< / ><>IBM< / ><>240.39< / ><>-3.21< / >< / ><><>142.35< / ><>28.73< / ><>英特尔 (Intel)< / ><>101.56< / ><>4.54< / >< / ><><>281.07< / ><>173.33< /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 ><>267.41< / ><>0.08< / >< / ><><>366.50< / ><>279.10< / ><>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 ><>350.07< / ><>-0.69< / >< / ><><>601.62< / ><>464.52< / ><>万事达卡 (MasterCard)< / ><>569.35< / ><>-0.68< / >< / ><><>341.75< / ><>247.83< / ><>麦当劳 (McDonald's)< / ><>251.89< / ><>-0.35< / >< / ><><>156.92< / ><>77.58< / ><>默克 (Merck & Co.)< / ><>144.08< / ><>0.20< / >< / ><><>790.80< / ><>520.26< / ><>Meta Platforms< / ><>676.29< / ><>0.90< / >< / ><><>553.72< / ><>349.20< / ><>微软 (Microsoft)< / ><>493.33< / ><>-0.76< / >< / ><><>232.25< / ><>151.84< / ><>摩根 (Morgan

Stanley< / td> 206.85< / ><>0.28< / >< / tr> <>124.86< / ><>65.08< / ><>Netflix< / ><>77.22< / ><>0.88< / >< / ><><>76.97< / ><>36.17< / ><>Nike< / ><>36.34< / ><>0.32< / >< / ><><>236.54< / ><>164.27< / ><>Nvidia< / ><>215.76< / ><>1.69< / >< / ><><>329.50< / ><>114.50< / ><>Oracle< / ><>143.59< / ><>2.31< / >< / ><><>207.52< / ><>106.37< / ><>Palantir Techn.< / ><>172.11< / ><>0.26< / >< / ><><>207.76< / ><>142.11< / ><>Philip Morris< / ><>193.53< / ><>0.30< / >< / ><><>167.24< / ><>137.62< / ><>Procter & Gamble< / ><>147.58< / ><>0.62< / >< / ><><>226.88< / ><>155.64< / ><>RTX Corp.< / ><>197.29< / ><>0.92< / >< / ><><>269.11< / ><>146.32< / ><>Salesforce Inc.< / ><>250.12< / ><>2.16< / >< / ><><>377.77< / ><>289.86< / ><>Sherwin Williams< / ><>325.54< / ><>0.72< / >< / ><><>498.83< / ><>297.38< / ><>Tesla< / ><>361.84< / ><>1.47< / >< / ><><>334.03< / ><>152.73< / ><>Texas Instruments< / ><>264.53< / ><>0.42< / >< / ><><>398.70< / ><>252.26< / ><>Travelers Comp.< / ><>379.57< / ><>0.42< / >< / ><><>461.62< / ><>255.97< / ><>United Health< / ><>377.91< / ><>0.53< / >< / ><><>385.57< / ><>293.89< / ><>VISA Inc.< / ><>370.97< / ><>1.24< / >< / ><><>135.16< / ><>98.88< / ><>Walmart Inc.< / ><>108.32< / ><>0.21< / >< / ><><>97.76< / ><>72.78< / ><>Wells Fargo< / ><>88.10< / ><>1.81< / >< / table>

2026年11月19日，星期四 23. SUPPENTAG（汤日）

为了给受贫困影响的人们提供更多团结支持。

suppentag.schweizertafel.ch

NZZ format（NZZ 专题）

机器人来了

类人家庭助手和担任快递员的机器人狗：长期以来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事情，正迅速成为现实。尤其是中国，正投入数十亿资金研发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其明确目标是崛起为全球机器人超级大国。 “NZZ Format”将带您揭秘技术炒作背后的真相。

今晚 23.05 时在 SRF 1 播出 以及从周五起在 nzz.ch / format 上线

MeteoNews AG

冷锋< / td><>H< / ><>T< / >< / tr><><>暖锋< / ><>H< / ><>T< / >< / ><><>锢候面< / ><>H< / ><>T< / >< / ><><>< / ><>高压< / ><>低压< / >< / ><><>< / ><>晴朗< / ><>轻微多云< / >< / ><><>< / ><>多云< / ><>阴天< / >< / ><><>< / ><>阵雨< / ><>雷阵雨< / >< / ><><>< / ><>降雪< / ><>雾< / >< / ><><>< / >< colspan="2">22°< / >< / ><><>< / ><>水温< / ><>风向< / >< / table>

新苏黎世报

瑞士

未来 4 天预报

<><>周五< / ><>周六< / ><>周日< / ><>周一< / >< / ><>< colspan="4">东瑞士< / >< / ><><> < / ><> < / ><>< / >< / ><><>10° / 21°< / ><>9° / 23°< / ><>10° / 23°< / ><>11° / 20°< / >< / ><>< colspan="4">西瑞士< / >< / ><><> < / ><> < / ><>< / >< / ><><>13° / 21°< / ><>11° / 24°< / ><>12° / 26°< / ><>13° / 23°< / >< / ><>< colspan="4">南瑞士< / >< / ><><> < / ><> < / ><>< / >< / ><><>16° / 22°< / ><>13° / 23°< / ><>14° / 25°< / ><>14° / 27°< / >< / table>

[...OMITTED...]

山区天气

< / td><>风向< / ><>km / h< / ><>°C< / >< / tr><><>4000 m< / ><>西< / ><>25-50< / ><> $-2^{\circ}$ < / >< / ><><>3000 m< / ><>西< / ><>25-40< / ><> $3^{\circ}$ < / >< / ><><>2000 m< / ><>西< / ><>15-35< / ><> $9^{\circ}$ < / >< / ><><>1000 m< / ><>西< / ><>10-25< / ><> $16^{\circ}$ < / >< / table>

总体形势：亚速尔高压的边缘已延伸至我们这里，空气在很多地方已经干燥，阿尔卑斯山脉在早晨仍保留有部分残余水分。在昨天的冷锋之后，尤其是高海拔地区天气将再次回暖。周五，北部将暂时受到一个正在消散的扰动影响，意大利上空则有一个低压区。

今天：早晨平原地区部分地区有少量雾场，除此之外，这里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日出。阿尔卑斯山脉仍有一些残余云层，随后

污染物

<><>单位 μg / m3< / ><>苏黎世< / ><>伯尔尼< / ><>洛桑< / ><>泰尼孔< / ><>巴塞尔< / ><>卢加诺< / >< / ><><>细颗粒物 (PM10)< / ><>13< / ><>15< / ><>10< / ><>8< / ><>7< / ><>16< / >< / ><><>二氧化氮< / ><>14< / ><>17< / ><>21< / ><>14< / ><>9< / ><>14< / >< / ><><>臭氧< / ><>70< / ><>52< / ><>58< / ><>83< / ><>55< / ><>130< / >< / table>

空气质量条例相应的限值为：50, 80, 120，欧盟臭氧警报值为 240 $\mu$ g / m $^{3}$ 。测量数值为昨日 14 时。 用于检查打印质量的测量条 290 v. 4.5.1 quality&more - 苏黎世打印中心

欧洲

但会逐渐散开并转变为积云。在更高海拔地区，一天之中将出现范围越来越广的卷云。

展望：明天上午，北部地区将出现云开日现的交替天气，下午将变得越来越晴朗。南部和格劳宾登州空气较为潮湿，此处云量较多且有阵雨。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预报

nzz.ch / wetter

太阳与月亮

<>< colspan="2">< / ><>今日日出 I 明日日出< / ><>今日日落 I 明日日落< / >< / ><><>太阳< / ><>< / ><>07:05 / 07:07< / ><>19:34 / 19:32< / >< / ><><>月亮< / ><>渐盈< / ><>14:25 / 15:23< / ><>22:06 / 22:53< / >< / ><><>< / ><>18.9.< / ><>26.9.< / ><>3.10.< / >< / table>

风向 / 风力

< / td><>今天< / ><>明天< / >< / tr><><>苏黎世湖< / ><>西 1-4< / ><>西 2-4< / >< / ><><>上湖 (Öbersee)< / ><>西 1-4< / ><>西 2-4< / >< / ><><>格赖芬湖< / ><>西 1-4< / ><>西 2-4< / >< / ><><>瓦伦湖< / ><>西 1-4< / ><>西 2-4< / >< / ><><>博登湖< / ><>西 1-4< / ><>西 2-4< / >< / ><><>下湖 (Untersee)< / ><>西 1-4< / ><>西 2-4< / >< / ><><>楚格湖< / ><>西 1-4< / >< / ><><>View'see< / ><>西 1-4< / >< / table>

风力单位为蒲福风级，var = 可变

今天 明天 乌里湖 北 1-4 北 2-4 图恩湖 西北 1-4 西北 2-4 比尔湖 北 1-4 西 2-4 诺伊豪森湖 北 1-4 西 2-4 日内瓦湖 东北 1-4 西北 1-4 朗格湖 可变 1-4 西南 1-4 卢加诺湖 可变 1-4 南 1-4 西尔瓦普拉纳湖 可变 2-5 可变 2-5

meteonews

Meteonews AG Leutschenbachstrasse 95, 8050 Zürich 瑞士天气门户网站：meteonews.ch 个人天气咨询：0900 575 775 （瑞士固定电话每分钟 3.20 瑞士法郎）

明日国际天气

<>< colspan="3">欧洲< / >< / ><><>阿姆斯特丹< / ><>18< / ><>f< / >< / ><><>雅典< / ><>29< / ><>s< / >< / ><><>巴塞罗那< / ><>24< / ><>fR< / >< / ><><>柏林< / ><>20< / ><>fR< / >< / ><><>布鲁塞尔< / ><>20< / ><>f< / >< / ><><>布达佩斯< / ><>22< / ><>w< / >< / ><><>都柏林< / ><>17< / ><>R< / >< / ><><>法兰克福 / 美因< / ><>22< / ><>< / >< / ><><>汉堡< / ><>18< / ><>< / >< / ><><>赫尔辛基< / ><>16< / ><>< / >< / table>

<><>罗马< / ><>27< / ><>G< / >< / ><><>斯德哥尔摩< / ><>18< / ><>< / >< / ><><>华沙< / ><>21< / ><>f< / >< / ><><>维也纳< / ><>22< / ><>f< / >< / table>

<><>伊斯坦布尔< / ><>25< / ><>f< / >< / ><><>哥本哈根< / ><>18< / ><><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6< / ><>f< / >< / ><><>里斯本< / ><>28< / ><>s< / >< / ><><>伦敦< / ><>20< / ><>f< / >< / ><><>马德里< / ><>28< / ><>s< / >< / ><><>莫斯科< / ><>19< / ><>< / >< / ><><>慕尼黑< / ><>21< / ><>w< / >< / ><><>奥斯陆< / ><>15< / ><>w< / >< / ><><>巴黎< / ><>22< / ><>f< / >< / ><><>布拉格< / ><>20< / ><>w< / >< / table>

北美洲

<><>芝加哥< / ><>23< / ><>f< / >< / ><><>丹佛< / ><>27< / ><>G< / >< / ><><>洛杉矶< / ><>26< / ><>s< / >< / ><><>迈阿密< / ><>31< / ><>G< / >< / ><><>纽约< / ><>28< / ><>f< / >< / ><><>旧金山< / ><>21< / ><>f< / >< / ><><>多伦多< / ><>22< / ><>f< / >< / ><><>温哥华< / ><>20< / ><>f< / >< / ><><>华盛顿< / ><>29< / ><>f< / >< / table>

拉丁美洲

<><>波哥大< / ><>21< / ><><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24< / ><>f< / >< / ><><>加拉加斯< / ><>31< / ><>G< / >< / ><><>墨西哥城< / ><>24< / ><>G< / >< / ><><>圣地亚哥< / ><>28< / ><>f< / >< / ><><>圣保罗< / ><>22< / ><>f< / >< / table>

澳大利亚，新西兰

<><>奥克兰< / ><>13< / ><>R< / >< / ><><>墨尔本< / ><>21< / ><>f< / >< / ><><>珀斯< / ><>26< / ><>w< / >< / ><><>悉尼< / ><>25< / ><>s< / >< / table>

非洲< / td>< / tr><><>达喀尔< / ><>31< / ><>f< / >< / ><><>约翰内斯堡< / ><>23< / ><>fR< / >< / ><><>开罗< / ><>35< / ><>s< / >< / ><><>开普敦< / ><>20< / ><>s< / >< / ><><>拉各斯< / ><>28< / ><>G< / >< / ><><>马拉喀什< / ><>34< / ><>s< / >< / ><><>内罗比< / ><>26< / ><>fR< / >< / ><><>突尼斯< / ><>32< / ><>f< / >< / ><>< colspan="3">中东< / >< / ><><>迪拜< / ><>36< / ><>s< / >< / ><><>德黑兰< / ><>36< / ><>s< / >< / ><><>特拉维夫< / ><>31< / ><>fR< / >< / ><>< colspan="3">亚洲< / >< / ><><>曼谷< / ><>30< / ><>G< / >< / ><><>德里< / ><>32< / ><>f< / >< / ><><>香港< / ><>31< / ><>G< / >< / ><><>马尼拉< / ><>30< / ><>G< / >< / ><><>北京< / ><>30< / ><>fR< / >< / ><><>首尔< / ><>28< / ><>f< / >< / ><><>上海< / ><>29< / ><>fR< / >< / ><><>新加坡< / ><>33< / ><>G< / >< / ><><>东京< / ><>24< / ><>R< / >< / table>

s = 晴朗; S = 下雪; SR = 雨夹雪; w = 多云

<><>< / ><>< / >< / table>

3

SRF 1

13.05 Zu Tisch .... (W)。 13.35 Landfrauenküche。综艺。 14.30 Landfrauenküche。综艺。 15.25 Fluchtgefahr。剧情片 (瑞士 1974)。主演：Wolfram Berger。导演：Markus Imhoof。 17.05 SRF Kids News。杂志类节目。 17.20 Kids Inside。(4 / 4)。杂志类节目。 17.30 Guetnachtgschichtli。 17.40 Telesguard。 18.00 Tagesschau kompakt。 18.05 Meteo。 18.10 Mini Chuchi, dini Chuchi。 西西里岛 – 第 4 天。 18.25 Zu Tisch .... 报道系列。普罗旺斯 – 法国。 19.00 Schweiz aktuell。 19.25 Börse。 19.30 Tagesschau。 19.55 Meteo。

20.10 Baby unverpackt – 更少的尿布，更少的问题？。 纪录片。 21.05 Einstein。 动力行走： 外骨骼征服日常生活。 21.50 10vor10。 22.15 Meteo。 22.25 Gredig direkt。访谈。 23.05 Die Roboter kommen – 中国崛起为机器人超级大国。纪录片系列。 23.40 Newsflash。 23.50 Sternstunde Philosophie。 访谈。为什么狗让我们快乐，而狼让我们睿智。 00.55 Baby unverpackt

SAT 1

5.30 直播：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1.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00 。 13.00 。 14.00 。 15.00 Auf Streife – 新任务。 16.00 Auf Streife。 17.00 Notruf。 17.30 Notruf。 18.00 Lenssen hilft。 18.30 Lenssen hilft。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19.45 Grill Club。 20.00 Schudel's Food Stories。 20.15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综艺。主持人：Jörg Pilawa。 23.00 Die grössten Geheimnisse der Welt。 1.00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W)。

zwei

5.40 Drei auf zwei。综艺。Radio 3。 8.35 20 年前。 9.00 Landfrauenküche。综艺。Esthi Derungs, Safien GR。 9.50 Landfrauenküche。综艺。Brigitta Knörr, Nennikofen SO (6 / 8)。 10.40 Kulturzeit。 主持人：Nina Mavis Brunner。 11.25 Wissen@。(W)。 12.00 Drei auf zwei。综艺。Radio 3。 16.05 Wege zum Glück。电视连续剧。主演：Susanne Berckhemer。 17.00 Chicago Fire。剧情剧集。诅咒。主演：Taylor Kinney。 17.50 Wohnenossenschaften。纪录片。 18.50 3 Comedy-Zmorge – 精选。综艺。 19.30 。主播报。

20.00 sportflash。

20.10 直播：足球：欧联杯。 来自伊斯坦布尔 (TRK)。男子；第 1 赛日，贝西克塔斯 (TRK) – 马赛 (F)。 23.00 UEFA Europa League – 集锦。 23.35 sportflash。 23.40 Newsflash。 23.55 Impact Investigativ。 纪录片系列。 约会诈骗 – 瑞士公司如何欺骗单身人士。 00.20 20 年前。(W)。 00.45 3 Comedy-Zmorge – 精选。综艺。(W)。 01.15 Chicago Fire。剧情剧集。(W)。

Pro Sieben

9.05 The Middle。(W)。 10.00 Young Sheldon。(W)。 10.25 2 Broke Girls。(W)。 10.55 Two and a Half Men。(W)。 11.50 The Big Bang Theory。(W)。 12.45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The Middle。情景喜剧。 14.05 Young Sheldon。 14.35 2 Broke Girls。 15.00 Two and a Half Men。情景喜剧。 16.00 The Big Bang Theory。情景喜剧。掷骰子与接吻 / 像瀑布一样。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5 Die Simpsons。动画剧集。 19.05 Galileo。 20.15 Beauty and the Nerd。综艺。主持人：Kilian Kerner。 22.50 Wer stiehlt Matthias Schweighöfer die Show?。

ARD

5.30 直播：ZDF-Morgenmagazin。 为开启美好的一天。 9.00 。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9.55 Morden im Norden。 10.40 。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 14.10 Rote Rosen。 15.00 。 15.10 Sturm der Liebe。 16.00 。 16.10 Elefant, Tiger & Co.。 17.00 。 17.15 Brisant。 18.00 Gefragt – Gejagt。 18.50 WaPo Duisburg。(24 / 24)。犯罪剧集。 19.45 Wissen vor acht – Mensch。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新闻 (Tagesschau)。

20.15 《谎言之始》(Wer einmal lügt)。一部来自帕绍的犯罪剧。犯罪电影（德国 2026）。主演：Marie Leuen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导演：Daniel Rübesam。 21.45 《对比》(Kontraste)。杂志节目。主持人：Lena Ganschow。 22.15 日间主题 (Tagesthemen)。 22.50 《extra 3》50周年——综艺秀。主持人：Christian Ehring。 00.05 《extra 3》50周年——纪录片。报道。 00.35 新闻 (Tagesschau)。 00.45 《谎言之始》(Wer einmal lügt)。一部来自帕绍的犯罪剧。犯罪电影（德国 2026）。主演：Marie Leuenberger。(重播)。

ORF 1

14.25 《WaPo 博登湖》。15.15 《天堂岛谋杀案》(Death in Paradise)。16.05 直播：ZIB 快讯。16.10 《SOKO 基茨比尔》(SOKO Kitzbühel)。(1)。犯罪剧集。(重播)。17.45 直播：ZIB 快讯。17.55 《Smart10》。18.45 《Q1》。19.30 《影像中的时间》(Zeit im Bild)。19.51 天气预报。19.56 直播：体育新闻。20.02 ZIB。20.15 《真实故事：河畔之死——丹妮莎·肖尔蒂索娃案》(True Stories: Tod am Fluss – Der Fall Denisa Šoltisová)。纪录片。21.05 《真实故事：停车场谋杀案——谁杀了夏洛特·伯林格？》(True Stories: Der Parkhausmord – Wer tötete Charlotte Böhringer?)。纪录电影（奥地利 2024）。22.49 《欧洲之梦》(Eurodreams)。杂志节目。22.55 《血亲》(Blue Bloods)。犯罪剧集。23.40 直播：ZIB 快讯。23.45 《奥维尔：新地平线》(The Orville – New Horizons)。科幻剧集。细雨绵绵。

ZDF

5.30 直播：ZDF早间杂志。9.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9.05 《满杯》(Volle Kanne)。杂志节目。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如何保护它们？主持人：Florian Weiss。10.30 《港口边缘急救》(Notruf Hafenkante)。11.15 《SOKO 斯图加特》(SOKO Stuttgart)。12.00 午间杂志。14.00 今日新闻 (heute)。14.15 《厨房大战》(Die Küchenschlacht)。15.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15.05 《稀有之宝》(Bares für Rares)。16.00 今日新闻——欧洲版。16.10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犯罪剧集。17.00 今日新闻 (heute)。17.10 《你好，德国》(hallo deutschland)。18.00 《SOKO 斯图加特》(SOKO Stuttgart)。犯罪剧集。19.00 今日新闻 (heute)。19.20 天气预报。19.25 《港口边缘急救》(Notruf Hafenkante)。犯罪剧集。分手之痛。

20.15 《山地救援队》(Die Bergretter)。

20.15 《山地救援队》(Die Bergretter)。 冒险剧集。走投无路。 主演：Sebastian Ströbel。 21.45 今日日志 (heute journal)。天气预报。 22.15 直播：maybrit illner。 讨论。主持人：Maybrit Illner。 23.15 《马库斯·兰茨》(Markus Lanz)。脱口秀。 00.30 今日日志更新 (heute journal update)。 00.45 《Kneecap》。喜剧（爱尔兰 / 英国 2024）。 主演：Mógláí Bap, Mo Chara, DJ Próvai。导演：Rich Peppiatt。 02.20 《奥克兰侦探》(Auckland Detectives)—— 致命之湾。危险的亲近。 犯罪系列剧（新西兰 / 德国 2019）。导演： Robert Sarkies, Gaysorn Thavat。 03.50 《SOKO 斯图加特》(SOKO Stuttgart)。犯罪剧集。 密室逃脱。主演：Peter Ketnath。

ORF 2

13.25 天气预报。13.30 直播：一点后新闻。14.15 《侧写》(Seitenblicke)。(重播)。14.20 《西尔维亚下厨》(Silvia kocht)。14.45 《风暴之爱》(Sturm der Liebe)。15.35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16.20 《头条背后》(Hinter den Schlagzeilen)。17.00 直播：ZIB。17.05 直播：五点后新闻。17.30 直播：Studio 2。杂志节目。18.30 《具体》(konkret)。18.51 信息与提示。19.00 直播：今日联邦州。19.23 天气预报。19.30 《影像中的时间》(Zeit im Bild)。19.51 天气预报。19.56 体育新闻。20.05 《侧写》(Seitenblicke)。20.15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21.05 《寻妻，出让农场》。22.00 直播：ZIB 2。22.30 Eco 特辑。23.05 《Stöckl》。0.05 《一个小丑——一个生命》。纪录电影（奥地利 2021）。

3 sat

11.55 《旧爱不褪色——对经典老车的日益热爱》。 12.20 服务时间。12.50 《杂草》(Unkraut)。13.20 《俯瞰葡萄牙》。纪录片。14.05 《世界传奇》(Welten-Saga)。纪录片系列。南欧的宝藏。14.50 《世界传奇》(Welten-Saga)。 15.30 《世界传奇》(-)。16.15 《世界传奇》(-)。纪录片系列。南美洲的宝藏。17.00 《世界传奇》(-)。纪录片系列。近东的宝藏。 17.45 Terra X。18.30 《雨林复兴——热带地区的重新造林与自然保护》。 19.00 今日新闻 (heute)。19.20 《文化时间》(Kulturzeit)。杂志节目。

20.00 新闻 (Tagesschau)。

20.15 《极端研究——我们的世界观已达极限？》。 纪录片。

21.00 NANO 访谈。 脱口秀。多重宇宙中的生活——我们是否无限次存在？ 主持人：Stephanie Rohde。

SRF info

18.50 天气预报 (Meteo)。(重播)。19.00 瑞士新闻（手语版）。19.25 SRF 股市（手语版）。19.30 新闻 (Tagesschau)（手语版）。20.00 天气预报（手语版）。20.10 《俱乐部》(Club)。(重播)。21.15 《Kassensturz》(消费报告)。(重播)。21.55 天气预报 (Meteo)。(重播)。22.00 Telesguard。(重播)。22.10 SRF 股市。(重播)。22.15 体育快讯 (sportflash)。当日体育新闻。(重播)。22.20 瑞士新闻。杂志节目。(重播)。22.40 天气预报 (Meteo)。(重播)。22.45 SRF 股市。(重播)。22.50 《10vor10》(十点前新闻)。(重播)。23.20 Telesguard。(重播)。23.30 瑞士新闻。杂志节目。(重播)。23.50 体育快讯 (sportflash)。(重播)。23.55 SRF 股市。杂志节目。(重播)。0.00 《10vor10》(十点前新闻)。(重播)。

arte

11.25 背部大众疾苦——真正有效的是什么？(1 / 5)。(W)。 11.55 世界厨房。 12.25 城市 乡村 艺术。 13.10 城市 乡村 艺术。 14.00仲夏谋杀案。Rakel。犯罪系列剧 (S 2025)。(W)。 15.45 凭指南针与智慧航行深海。(W)。 16.10 加拿大——广袤的北方。(W)。 17.05 白山组——中国不为人知的自然瑰宝。(W)。 17.50 越南神秘的北方。纪录片。 18.30 越南热带南方。纪录片。 19.20 Arte 新闻志。 19.35 开诚布公——焦点。 19.40 子宫内手术，婴儿的希望。

20.15 毒蝇伞——在神话与科学之间。纪录片。

21.05 真菌王国。 纪录片。

22.00 囚徒 951。(1 / 4)。剧情剧。一切崩塌的时刻。 23.10 囚徒 951。剧情剧。旧债。由 Narges Rashidi 主演。 00.10 囚徒 951。剧情剧。自由的代价。 01.15 囚徒 951。(4 / 4)。剧情剧。坦白。 02.15 伊拉克的器官贩卖——无声的灾难。(W)。 03.10 凭指南针与智慧航行深海。纪录片系列。

Radio SRF 1

RTL

5.10 早晨愿望。 6.00 今日早晨。 6.31 地区新闻。 7.00 今日早晨。 7.17 早晨嘉宾。 7.31 地区新闻。 7.40 早起之金。 8.00 今日早晨。 8.10 浓缩咖啡。 8.31 地区新闻。 9.00 今日早晨。 9.40 方言专栏。 10.03 论坛。 11.08 指南。 12.03 地区新闻。 12.30 约会。 13.00 日间对话。 13.40 3 vo 5。 16.30 地区对角线。 17.10 体育。 17.30 地区新闻。 18.00 时代回声。 18.45 体育快报。 20.03 你的方言 Schnabelweid。 21.03 夜总会。 22.06 体育。 23.00 新闻。 0.00 新闻。

6.00 直播：德国早晨。 9.00 GZSZ。(W)。 9.30 我们之间。(W)。 10.00 Ulrich Wetzel——刑事法院。 11.00 Barbara Salesch——刑事法院。 12.00 直播：12点整——RTL 午间新闻。杂志。 15.00 Barbara Salesch——刑事法院。 15.55 Ulrich Wetzel——刑事法院。(1)。纪录片真人秀。 17.00 Ulrich Wetzel——少年法院。 17.30 我们之间。 18.00 直播：Explosiv——杂志。 18.30 直播：Exclusiv——明星杂志。 18.45 直播：RTL 最新消息。 19.05 所有的计数。肥皂剧。将死之局。 19.40 好时光，坏时光。肥皂剧。

20.15 直播：HeidiFest。

节目。由 Heidi Klum 主持。 22.30 直播：Stefan Raab 秀。 嘉宾：Stefan Mross。Stefan Raab 庆祝十月节并回顾喷气滑水世界锦标赛。 23.30 Markus Krebs 直播！ 持续故障。节目。 00.00 直播：RTL 夜间新闻。 00.35 CSI: 迈阿密。犯罪剧集。 被排除在外！由 David Caruso 主演。 01.25 CSI: 迈阿密。犯罪剧集。 忠诚是行为问题。由 David Caruso 主演。 02.10 直播：美式足球： NFL。周四之夜： 布法罗比尔队 – 底特律狮子队。

Radio SRF 2

7.00 文化新闻。 7.06 文化时事。 7.30 今日早晨。 7.52 浏览副刊。 8.00 -新闻。 8.06 -时事。 8.15 -时事。 8.30 今日早晨。 9.05 文化广场对话。 10.20 100 秒知识。 11.20 活动推荐。 11.40 日志。 12.04 简报。 12.30 约会。 13.00 古典电话。 13.45 协奏曲。 16.30 -新闻。 17.08 -时事。 17.16 -时事。 17.30 -新闻。 18.30 文化广场对话。 19.00 时代回声。 20.00 在音乐厅。 22.06 夜曲。 0.03 夜曲。

TV-TIPPS

SRF 1, 21.05 爱因斯坦

主持人兼业余运动员 Tobias Müller 尝试了一次自我实验：他腿上穿着一套未来主义的外骨骼，冲上楼梯，骑自行车行驶在山路，并测试这套“钢铁侠套装”中究竟蕴含多少额外的动力。制造商的承诺听起来非常惊人：减轻负担，提高性能，耐力可延长至 30%。但其中有多少能经得起科学测试？

SRF 1, 22.25 Gredig 直击

瓦莱丽·迪特利（Valérie Dittli）于 2022 年作为新人当选进入沃州政府。很快，她便与政府及所属政党产生了冲突。2026 年，她退出了中间党并创立了自由运动（Mouvement libéral）。在接受乌尔斯·格雷迪格（Urs Gredig）的采访时，瓦莱丽·迪特利谈到了瑞士西部与德语区瑞士之间的政治鸿沟、她寻求重新开始的动力，以及她如何从一名希望之星变成一名失去所属政党支持的州议员。

机器人来了——中国崛起为机器人超级大国

类人家庭助手和担任快递员的机器人狗：长期以来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正迅速成为现实。尤其是中国，正投入数十亿资金研发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目标明确地旨在崛起为全球机器人超级大国。瑞士也在进行投资。克劳迪娅·斯塔赫尔（Claudia Stahel）的这部电影揭示了技术热潮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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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 Prime《姐妹》（Schwesterlein）

剧情片：剧作家丽莎（Nina Hoss 饰）不愿接受双胞胎哥哥斯文（Lars Eidinger 饰）患有白血病的事实。她竭尽全力试图让斯文重新回到舞台上。为了这个灵魂伴侣，她忽略了其他一切，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婚姻做赌注。而她的母亲同样是一名演员，却被证明不可靠，且无法照顾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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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希特勒来了

《巴比伦柏林》的第五季也是最终季，展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如何瓦解魏玛共和国

那段可以在公开场合嘲笑希特勒的短暂时期：木偶戏演员雷根斯堡（Nikolaus Habjan 饰）带着他的讽刺性希特勒手偶进行表演。 FRÉDÉRIC BATIER / ARD DEGETO

让-马丁·比特纳（JEAN-MARTIN BÜTTNER）

一名下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处后方医院。他认为自己因为一次毒气袭击而失明。或者他只是在装病？医生询问他，因为他一直被认为很能干且获得过表彰。这名士兵目光空洞。他叫阿道夫·希特勒。

这部黑白影像的记忆——具有历史依据——开启了《巴比伦柏林》的第五季，也是最后一季。这部剧的投资近 40 百万欧元，不仅是德国电视史上最昂贵且在全球最成功的剧集，而且在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和其他导演的执导下，呈现出美感、刺激且令人不安的视觉效果。所有角色的选角也都极其出色。

令人困惑的支线剧情

这部最终季展现了魏玛共和国的衰落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夺权。纳粹党越是用其宣传和恐怖手段瓦解德国，冲锋队（SA）的打手越是挤进警察队伍，就有越多的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被逮捕、折磨和杀害。在《巴比伦柏林 5》的结尾，国会大厦陷入一片火海；这场大火可能并非由纳粹党纵火，但他们将其利用于反共宣传。

对于一部如此水准的剧集来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在结尾处迷失在了一个无关紧要且缺乏历史依据的支线剧情中，即关于希特勒所谓的病历。在希特勒带来的阴霾面前，这种侦探式的反转及其悬疑元素显得极其荒诞。

当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投降，希特勒在人群中大喊“被犹太人渗透的叛徒”。剧集中出现了这一场景，清楚地表明他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此外，从背叛的指控中衍生出了“背后捅刀”传说，即德国军队是被德国内部的平民背叛而导致失败的。

当然，当下的时机影响了观众的感受：不久前，被定性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大选中获得显著胜利。而此时，讲述魏玛共和国终结的《巴比伦柏林》大结局正好播出。

多年来反复闪现的类比，在当前选举与讲述旧时代的新剧集相结合的情况下，对某些人来说就像是一种证实：现代德国正在发生一种令人想起魏玛共和国的局势动荡。换句话说：现代德国面临着再次退回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煽动性报刊类似于社交媒体，AfD让人想起纳粹党（NSDAP），而争执不休的共产主义者和

社会主义者则类似于争执不休的绿党和左翼。

AfD在其队伍中容忍法西斯分子，这一点令人警觉。但如果由此将其与当年进行类比，则有将德国过去轻描淡写以及将德国现状妖魔化的风险——这些人应该去看一遍《巴比伦柏林》的全部五季。因为魏玛时代带来的不仅是爵士乐、香槟、查尔斯顿舞、可卡因和放纵。不仅有解放、包豪斯、绘画的前卫艺术以及蒙太奇小说的现代文学。相反，当时的共和国在政治上不稳定且受到暴力的威胁，议会运作缺乏经验、软弱且无能。

尤其是在最后阶段，政府不断更迭，新任帝国总理接连被任命。在街头，冲锋队进行谋杀，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互相攻击，针对政治人物的雇佣谋杀和对政治对手的严重虐待已成为日常。全球经济危机耗尽了德国的财富，最终产生了600万失业者。二十年代展示了德国本可以成为的样子，而三十年代则演示了德国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是如何变得残暴的。

最美好的事物被遗忘了

《巴比伦柏林》以华丽的视觉、宏大的叙事和深刻的历史意识，展现了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四年，即 1929–1933, 年。然而，整部剧集的弱点也同样压在了最后一季身上：《巴比伦柏林》在群像戏中投入了过多的角色，并将极其复杂的支线剧情编织进主线之中，以至于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可能会忘记主角的名字，接着是对其行为的理解，然后是对其困境的共情，最后则是对其命运的兴趣。

这种干扰观看与理解的弱点，被一种奇怪地被所有人忽略的优点所抵消。我们已经习惯了像《绝命毒师》或《神探夏洛克》这样美英剧集的精湛水准，且经常观看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剧集的英文原版。因此，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但通过《巴比伦柏林》可以再次感受到——德语是多么精准、机智、简洁、温柔、流畅，简而言之：德语是多么美丽。

Babylon Berlin, Staffel 5: ab dem 19. September in der ARD, ab dem 21. September auf Sky Show.

艾德·希兰将说唱歌手麦克莫尔踢出巡演

这位流行巨星希望将政治远离他的演唱会。然而，他的好友却在开场表演中高喊反以色列口号

雅娜·凯尔 (JANA KEHL)

两个词。美国说唱歌手麦克莫尔 (Macklemore) 9 月初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场演唱会上表示，这就是他想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在数万名观众面前，他呼吁：“自由巴勒斯坦！” (Free Palestine!)

这一信息并非出人意料。麦克莫尔以其支持巴勒斯坦的激进主义而闻名。他希望为加沙民众发声，同时指责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并将这个犹太国家称为种族隔离国家。“自由巴勒斯坦”——对麦克莫尔来说，这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他却因为这些话而遭到了审查。得出这一结论的不仅是这位说唱歌手，还包括国际音乐界相当一部分的人士。

在新泽西的演唱会上，麦克莫尔原本不应扮演主角。他是作为艾德·希兰 (Ed Sheeran) 的开场嘉宾出场的，原计划在这位流行巨星的美国巡演中再陪同参加八场演唱会。但在他将舞台用于政治使命之后，合作现在提前结束了。

希兰的巡演组织者表示，体育场运营商不允许麦克莫尔出现在演出阵容中。

这本会导致整个巡演被取消，并影响数十万名粉丝。在与所有相关方沟通后，人们做出了决定：“麦克莫尔将不再参加剩余的嘉宾演出。”

公众声援

首先对此做出回应的是麦克尔莫尔（Macklemore）本人。他在 Instagram 上写道，希兰告知他，使用“自由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这一口号伤害了人们。但他在新泽西州所说的话，此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与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共用舞台。”麦克尔莫尔写道，如果希兰对他给予了含蓄的支持，那么这件事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才有了这次取消决定。

尽管这种“含蓄”的支持并未出现，但埃德·希兰（Ed Sheeran）也感到被迫“澄清一些事实”，他同样在 Instagram 上写道。希兰主要阐述了他的困境：虽然他直接参与了讨论，但取消决定是由负责巡演合同的组织者做出的。他钦佩麦克尔莫尔坚持信仰的决心，但由于他自己自觉地不将舞台用于政治目的。他也对加沙问题持有自己的信念，但埃德·希兰表示，他希望为双方的外交和共情保留空间。

但音乐界并不认同埃德·希兰的观点。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众多男女歌手纷纷表示声援——不是声援这位爱尔兰流行巨星，而是声援麦克尔莫尔。其中包括那些同样在希兰开场演出中表演的音乐家。亚伦·罗（Aaron Rowe）和 Beoga、Lukas Graham 乐队以及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的哥哥、歌手菲尼亚斯（Finneas）宣布，他们也将放弃接下来的演出。

反犹主义的温床

因此，埃德·希兰现在完全失去了开场表演嘉宾。尽管这些嘉宾仍称他为“朋友”，但那些原定于开场演出的艺术家们表示，他们不能坐视“正当的声音”被噤声。

在麦克尔莫尔及其支持者看来，导致取消决定的主要责任人是一个男人：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 Kraft）。这位犹太血统的亿万富翁拥有一座体育场，其中一场演唱会原定于在那里举行。克拉夫特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并公开主张将麦克尔莫尔排除在外。

但最终，导致这场冲突的不仅仅是一位批评者，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也不仅仅是两个单词。在其中一场演唱会上，麦克尔莫尔向他的犹太观众表示：“对以色列的批评、对种族隔离的批评、对种族灭绝的拒绝——这绝非是对你们的批评。”

然而，麦克尔莫尔此前曾多次因矛盾的言论而陷入反犹主义的嫌疑。他的演讲和歌曲中充斥着对大屠杀（Shoah）的相对化处理、事实上对哈马斯的偏袒以及带有反犹色彩的阴谋论。最著名的例子是去年发布的歌曲《Fucked Up》。

在该歌曲的音乐视频中，出现了一张与以色列国旗交织在一起的美元钞票。随后出现了特朗普、贝佐斯、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图像。麦克尔莫尔多次暗示，犹太资本操纵着媒体和“精英”。在《Fucked Up》中还能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图像。该音乐家随后用两张图片支撑其观点：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与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相同——一张图片是一个巴勒斯坦儿童，另一张是 1943 年华沙犹太区的一个犹太男孩。

要求道歉

长期以来，多个犹太和以色列团体一直对麦克莫尔（Macklemore）持批评态度。在最近的一次事件中，以色列美国委员会（Israeli-American Council）在巡演的前两场演唱会后发起了一项请愿。该组织写道：“艾德·希兰（Ed Sheeran），请不要允许你的舞台被用来分裂人们或传播单方面的政治宣传。”

具有犹太血统的歌手 P!nk 也发表了看法。她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一篇帖子，要求向艾德·希兰巡演的观众道歉。P!nk 因此在评论区遭到了猛烈批评。艾德·希兰在最近的一篇帖子中关闭了评论功能。他目前看来也无法获得支持。

饰演托马斯·曼的最佳人选

在《祖国》（Vaterland）中，汉斯·齐施勒（Hanns Zischler）演绎了其职业生涯中的巅峰角色。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演员肖像

庆祝回归德国：埃里卡·曼（桑德拉·许勒 饰）与父亲托马斯·曼（汉斯·齐施勒 饰）。PATHÉ FILMS

保罗·扬德尔（PAUL JA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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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就像是要奔赴战场一样，”托马斯·曼在 1949 年 7 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失去了家园的归国者。法兰克福市希望向这位流亡者颁发歌德奖。而在德德边界的另一侧，魏玛也以类似的荣誉在招手：颁发给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歌德国家奖。这是一次在废墟之间穿行的旅程。

波兰导演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ł Pawlikowski）将托马斯·曼在欧洲的短暂停留拍成了一部慢动作公路电影：《祖国》。全片采用黑白影像。战争废墟。天空飘过的云朵。云层之下，一辆深色的美国豪华轿车，托马斯·曼在女儿埃里卡的陪伴下穿行在风景之中。

通过后视镜的目光。女儿代表着现在。她看到的是一个在道德上被摧毁的德国。父亲代表着过去。他只看到了自己。在东西两方的庆祝活动中，他维持着知识分子的权威姿态，并紧紧抓住那种突然变得不再完全一致的成名感。歌德，这位理想的、全能的德国人，不正是他，托马斯·曼吗？难道不是吗？

对于演员来说，同时演绎多种内心波动是一项挑战。那种被自制力引导的无意识反应。此外还有一点：一个在寻找自己角色的作家。有人能将此演绎得极其精彩，并且在《祖国》中最终找到了他一生的角色：汉斯·齐施勒。

这位现年 79 岁的演员，几乎没有任何大幅动作，却以此达到了全部的效果。他对内心撕裂感的刻画，是通过几乎难以察觉的面部细微变化来完成的。桑德拉·许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埃里卡·曼是一个绝佳的对手。她那充满怀疑的面孔不仅是对向父亲，更是针对整个德国。见鬼去吧。

“我是表演者”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不希望我们去‘演’什么，他不想要那种夸张的表演，”汉斯·齐施勒说道。这两个人相遇了，对他们而言，含蓄地表达就是一切。整整五十年前，当他与维姆·文德斯拍摄电影《时间之流》时，齐施勒在一次采访中曾表示：“我不是一名演员（Schauspieler），我是一名表演者（Darsteller）。”

节省下来的精力转化为一种风格——这位“非演员”在他最优秀的电影中培养了这种克制的风格。他曾与尚塔尔·阿克曼和让-吕克·戈达尔合作。还与阿格涅什卡·霍兰、克洛德·夏布罗尔、伊什特万·萨博、鲁道夫·托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及科斯塔-加夫拉斯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电视上的琐碎作品。

齐施勒难道不是在自我表演吗？在他位于柏林西端的别墅里，弥漫着一种托马斯·曼式的氛围。这座奢华的房子也可以矗立在汉堡的阿尔斯特湖畔。在阳光普照的阳台上，白色窗帘在夏末的微风中飘动。李子蛋糕旁堆起了高高的奶油。

汉斯·齐施勒穿着一件浅蓝白相间的细条纹西装外套，仿佛他与游艇有什么关系似的。玻璃展柜里放着贝壳，这见证了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所痴迷的热情。他还收集橙色纸张和勘误表——这些曾经由出版社随书附赠的纸条，既用来指出印刷错误，也用来为此道歉。

齐施勒收集了如今已被谷歌地图取代的路标，并以此在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举办了一场展览。这位演员在主业之外，还是翻译、随笔作家和小说家。他的新书《由美子的屏风》刚刚出版。一个人如此分散精力，建立起自己的灵魂档案，他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那些和他一样做这件事的人。

在齐施勒的图书馆里，让-吕克·戈达尔曾偷偷剪掉斯塔尔夫人《论德国》中的一页并据为己有。戈达尔和齐施勒一样，是一个狂热且博学的读者。这位演员翻译过德里达，并写过关于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兰茨·卡夫卡的精彩书籍。其中一部经典之作是《卡夫卡去电影院》，讲述的是这位作家在布拉格等地通过看电影来消磨时光的故事。

快速的先验之暗

当脑海中充斥着如此多的知识和理论时，在镜头前应该如何表现？“必须创造一个自信的瞬间，并忘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汉斯·齐施勒（Hanns Zischler）说道，“这是一个临场反应的瞬间。”他饰演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仿佛被雕刻进了沉重的粗花呢西装之中。齐施勒必须蓄起上唇胡须，此外还配上了假发和眼镜。大功告成。“托马斯·曼当年戴的那款眼镜，现在市面上还能买到。”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ł Pawlikowski）凭借《祖国》（Vaterland）创作了一部高度写实的电影，但其中却充满了隐喻。这种思想上的景深令齐施勒着迷。几周以来，这位演员在德国各地巡演，向观众讲解历史与美学上的细节：托马斯·曼在分裂的德国发表的歌德演说意味着什么，以及《祖国》中的光影导演为何如此重要。

“默片的光影导演！”汉斯·齐施勒在他阳台的白色沙发上说道，“大量的黑色！”电影角色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近乎先验的黑暗。这在政治上是契合的，但也有私人背景。帕夫利科夫斯基采取了艺术处理，将托马斯·曼之子克劳斯（Klaus）的自杀时间设定在德国之行期间。而事实上，自杀事件早在三个月前就发生在戛纳。

另一个被改编的历史细节是：陪伴这位伟大作家走过故土的并非埃里卡·曼（Erika Mann），而是他的妻子卡蒂亚（Katia）。在《祖国》中被如此设定，是为了构建一个由父亲、女儿和儿子组成的三角关系。“祖国”不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心理动力学上的。对于失去儿子的悲痛，词藻丰富的托马斯·曼却找不到语言来表达。

汉斯·齐施勒自己更狭义的“祖国”位于弗兰肯地区的朗根阿尔特海姆（Langenaltheim）村周围。他的家族在这里拥有采石场。对于孩子来说，那是景观上的伤口，但同时也是一种奇特解码工作的奇迹。“那是可以被阅读的混乱地形，”齐施勒说。

也许在新电影中也是如此，该片大部分在上西里西亚拍摄，地点并非田园诗般优美，而是在那些保留了历史沉积物的地带。事实上，剧组成功找到了一段希特勒时期的帝国高速公路原迹。托马斯·曼那辆黑色的电影版别克车在上面滑行，构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认为他的电影就像一个档案库。他利用媒介手段将历史档案化，但他也以字面意义上的方式再现了时代的面孔。他收集面孔。许多群众演员看起来就像是从40年代的照片中走出来的一样。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在汉斯·齐施勒身上一定看到了一个在某些方面超越原型的托马斯·曼。

他对任何矫揉造作都感到陌生

在汉斯·齐施勒身上，帕夫利科夫斯基一定看到了一个在某些方面超越原型的托马斯·曼。他并不强迫自己去“成为”托马斯·曼。他对任何矫揉造作（Pathos）都感到陌生，因此他能以一种揭露式的精准来演绎这种矫揉造作。

也许早年与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合作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在70年代的电影《城市之夏》（Summer in the City）和《时间之走》（Im Lauf der Zeit）中，人们根本没有思考什么是“角色”。只要不装模作样就行。齐施勒说：“那时我对作为演员的自我认知是：这事儿能成。”汉斯·齐施勒是一个从未想过要出人头地的人。他也从未想过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人物。结果很讽刺：现在他出名了。

《祖国》：10月8日起在瑞士电影院上映，9月3日起在德国电影院上映。

新苏黎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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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黎世报》

突然成为小说人物

作家瑞秋·卡斯克在《M 的生活》中描写了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她与娜塔莉·波特曼惊人地相似。

被抹去的视角：在瑞秋·卡斯克的小说中，没有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拥有名字。 MARTA PEREZ / EPA

朱莉安·利伯特

娜塔莉·波特曼有时真让人感到可怜。这位女演员公开推荐作家瑞秋·卡斯克，阅读了她的好几本书，甚至将她纳入了自己精心策划的 Instagram 读书会。结果，卡斯克写了一部小说，虽然并非官方承认，但显而易见是基于波特曼的生活。

在《M 的生活》中，主角——就像波特曼一样——在少女时期就成名了。她和那个显而易见的原型一样住在巴黎，为知名香水品牌代言，并曾饰演一名痴迷的芭蕾舞女演员。这部作品与波特曼 2010 年主演的心理惊悚片《黑天鹅》的相似之处，甚至延伸到了具体的场景中。然而，卡斯克笔下的波特曼替身并非仅仅是一个掩饰拙劣的复制品，而是一个极其空洞、脱离现实的人物。真是可恨的作家。

数页之长的描述

简短回顾：在洛杉矶和英国长大的库斯克（Cusk）于 2012 年出版了关于其离婚经历的回忆录《之后》（Danach）。为此，她遭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如此之多攻击，以至于她后来在采访中透露，有一段时间她完全无法写作。然而，2014 年她带着新小说《轮廓》（Outline）比预想中更快地回归，并解释称，经典的人物形象已不复存在。

从那时起，库斯克的作品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在不再相信一个自主的、完全可叙述的“我”之后，该如何书写自我？库斯克开发了一种名为“annihilated perspective”（被抹除的视角）的文学技巧。在这种技巧中，自传式的“我”并未消失，而只是后退了一步，通过叙述者遇到的人及其故事间接地显现出来。

库斯克在《M 的生活》（Das Leben der M）中一以贯之地延续了这一概念。就像主角 M 一样，这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拥有名字。第一人称叙述者没有，大多数其他人物也没有。电影未被点名，城市甚至治疗方法都被匿名化。与之相对，库斯克热衷于详细地描述空间。数页之长的描述，包括家具的位置、地板材质、玻璃窗和檐口。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有些乏味——除非读者对空间非常感兴趣。

小说中也没有真正的情节。这本来不是问题——如果叙述者没有在开头间接向读者做出承诺的话：在故事开始时，身为作家的叙述者向她的名流熟人 M 提议为其撰写自传。M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并问道：“你会直接编造一些东西吗？”这起初听起来很吸引人。与此同时，“那个人”——与叙述者同居的人——正因重病在医院治疗。M 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会因为这个共同的图书项目而如何改变？那个病人能否幸存？读者会产生这些疑问。

然而，在二十页之后，叙述作家那位神秘的伴侣康复了，两人一起旅行，而那个匿名的“我”断言道：“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 M。”至此，这部小说基本上已经到达了它在接下来的一百页中将一直停留的状态。在日益延伸至无尽的中段，读者一方面跟随那个突然变成“我们”的匿名之我，另一方面通过片段式描写以第三人称单数观察 M 的生活。

这里不仅没有专有名词，也没有紧张的剧情弧线。人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凭空出现的“我们”？这个“我们”在画廊里闲逛，而 M 则疏离地穿梭在各种被极其详尽描述的空间中。没有人感受到任何情绪。这意味着：情绪确实存在——恐惧、受辱、渴望、羞耻。但它们立即被转化为格言式的论点。例如，当嫉妒产生时，它会立即被分析：“一种残酷的嫉妒潜入了这段情事。嫉妒是最糟糕的情绪，因为它破坏了现实的结构。它将反叛转化为占有欲，转化为对所有权的渴望。”

不自觉的滑稽

名字的缺失以及对情感持续的抽象化处理，营造出一种奇异的单一感——仿佛一部黑白电影被投影在培养皿上。阅读时的视线无法聚焦。一切都显得含糊其辞，缺乏触感，且令人沮丧地缺乏对比。

当然，这种平庸化是刻意为之。但形式上的意图并不能抵消其在美学上的代价，而且在读了五十页之后，人们已经充分理解了这种手法。同样的问题在卡斯克（Cusk）的风格中反复出现。乍看之下，她的写作清晰且严谨，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种优雅很容易掩盖其底层的思想往往多么缺乏原创性。卡斯克笔下的 M 几乎完全符合那种脱离世俗的女演员刻板印象：被名声孤立，与知名度疏离。在这里感受不到任何矛盾性。

卡斯克的措辞越是严肃，她的文学姿态就越显得不自觉地滑稽。例如，她这样描述一张酒店床： “它有点太大了，因此有风险过度强调某些在某些人想象中绝非中立的活动——性与睡眠。” 是的，卡斯克女士，可能确实存在一部分人群，对他们而言，性与睡眠并非完全中立的活动。

读完这本书的感觉，就像是在快餐店吃了七层铝箔纸，结果最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土耳其烤肉。

《M 的生活》（Das Leben der M）是一个破碎的叙事承诺。卡斯克为了形式而牺牲了叙事冲突，但这种形式却支撑不起来。读这本书，当你终于把它合上时，感觉就像是在街角的快餐店吃了七层铝箔纸，结果最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土耳其烤肉。“该死的间接自我”，波特曼（Portman）在打电话给她的律师之前，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M 的生活》（Das Leben der M）。小说。Suhrkamp 出版社，柏林 2026. 175 S., Fr. 37.90.

德国为紧急情况做广告

联邦国防军、联邦情报局（BND）和宪法保卫局通过流行风格的宣传活动招募新人

泽尔达·比勒（ZELDA BILLER）

目前在德国大城市细心行走的人可能会感到紧张。例如在慕尼黑，一段时间以来，涂有迷彩色的有轨电车在市内穿行。车上写着联邦国防军的广告标语，如：“危机热点不能靠等待和喝茶来熄灭。”或者：“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几名和平主义的有轨电车司机——他们的工作毕竟也是“重要的事情”——拒绝驾驶这些电车。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使他们被迫从事非自愿的兵役。他们援引《基本法》第 4 条及其保证的良心自由。然而，法院判定雇主的经营自由胜诉。

但德国寻找的不止是士兵。情报机构显然也迫切需要新人。在柏林，联邦情报局（BND）的标语早已出现在广告柱和地铁海报上，诱人地写道：“办公室在柏林，行动在全球。”或者：“我们在寻找恐怖分子 (m / w / d)。与我们一起找到他们。”那些了解并喜爱以色列 Netflix 剧集《法乌达》（Fauda）的人，或许已经在脑海中想象自己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在秘密行动小组中追捕各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那些没有立即感到被使命召唤的人，至少可以在联邦情报局的官方在线商店购买德国对外情报机构的周边产品：印有德国国旗的杯子或可别在胸前的鹰徽。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受民主之托”

此外，在 Spotify 上，联邦宪法保卫局投放的广告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在下一首歌或播客开始之前，一个毫无特色的声音会轻快地低语道：“嘘，德国最神秘的职业起点在等着你。”广告以“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几乎不存在的工作领域：监视、情报搜集、分析”作为诱饵。最后说道：“发挥你的优势。承担责任，开启一份有意义且面向未来的职业生涯。成为宪法保卫人员吧。”该活动的名称为：“受民主之托”。

联邦共和国迫切需要士兵，这并非秘密。几十年来，军队一直被忽视。德国人已经习惯了和平，并且从二战后的“绝不再犯”中得出了一种观念——虽然可以理解，但最终也有些脱离现实——即德国绝不能再次在军事上采取行动。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俄罗斯的威胁是真实的，而美国人已几乎不可依赖。到 2035 年，联邦国防军的现役士兵人数计划从目前的 186 000 增加到 260 000。为此，政府不仅投资于海报，还将网红作为广告合作伙伴进行投资。

然而，阻力很大：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签署公开的反战信函，并撰写反对军事化的书籍。就在不久前，记者兼作家米图·桑亚尔（Mithu Sanyal）出版了和平主义教义指南《不。反对当下的军事化》。去年，还不满 30 岁的出版人奥勒·尼莫恩（Ole Nymoen）带着他的著作《为什么我绝不会为我的国家而战》在各大访谈节目中巡回宣传。期间，他发表了诸如“我宁愿生活在压迫之中，也不愿死去”这样具有历史感的言论。

不仅是联邦国防军，就连联邦宪法保卫局——其职责是保护民主免受那些试图从内部废除民主的人的侵害——显然在形象塑造上也面临困难。或者说，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使命。尽管该联邦局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将人员增加了一倍，预算增加了两倍，但它仍在继续寻找新员工。而且，它在招募时使用了与联邦国防军类似的承诺：一份有意义、有责任感且具有社会重要性的工作。

要求废除

随着联邦局的扩张，针对它的批评也随之增加。德国选择党（AfD）的联邦发言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多年来一直声称，将该党部分州分会定性为“确定的极右翼”的宪法保卫局，其实就是一群“卑劣的史塔西间谍”。即使是非直接受影响的人，如法学家兼记者罗南·斯坦克（Ronen Steinke），也要求废除该机构。斯坦克认为，宪法保卫局在监测标准上不够透明，且由于隶属于联邦内政部，容易成为执政者的政治工具。此外，丑闻接连不断：线人丑闻、行政失职，以及在 NSU（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案件中的失败。

从联邦国防军、联邦情报局（BND）和宪法保卫局这些充满现代感的国家宣传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难道现在每个角落都潜伏着逃避兵役者、恐怖网络和宪法敌人吗？例如，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宣传攻势，是否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的信任度日益降低？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在民主制度中，公民是主权者。他们将权力授予国家，并赋予其机构民主使命。而现在，像宪法保卫局这样的国家机关反过来宣传要给公民提供一个“民主使命”，这看起来几乎像是将这种关系颠倒了：不再是公民赋予国家民主使命，而是国家在招募公民来承担它的使命。

但人们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这不是令人不安的理由，而应是令人欣慰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军事和安全政策自我约束之后，德国开始补齐一些在其他国家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例如在瑞典，人们早已习惯了军队色彩缤纷的广告。即使在以色列，摩萨德（Mossad）通过海报或隐藏的谜题公开招募新人也并不罕见。

因此，迷彩色的有轨电车和搜查风格的广告海报，或许并不是德国变得更危险的迹象，而是它变得稍微正常了一些的标志。

苏黎世市档案馆

移民剧院上的阴影

费迪南德·里泽救了被纳粹迫害的演员们的生命。然而，他收获的不是感激，而是轻蔑。作者：里科·班德尔（Rico Bandle）

1947年6月27日夜里，在苏黎世高档郊区吕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名社区警察接手了一起异常案件。在夜间巡逻期间，大约23点，他在贝尔武尔酒店（Hotel Belvoir）的停车场遇到了前苏黎世剧院总监费迪南德·里泽的妻子，她正绝望地寻求帮助。“里泽夫人告诉我，她的丈夫失踪了，可能发生了谋杀，”该警察在随后的笔录中这样记录。

不久之后，他确实在酒店后方的一个地下室入口处发现了一具身体，对方毫无反应且颅骨破碎。“我看到那名男子躺在血泊中，没有生命迹象，”在苏黎世州档案馆应《新苏黎世报》请求首次公开的警方报告中这样写道。死者正是费迪南德·里泽。

这位剧院经营者在与朋友共进晚餐后，离开了酒店露台的餐桌，准备给汽车散热器加水——结果在黑暗中掉进了一个深两米的地下室入口。现场没有目击者。这位前剧院总监是被推下去的吗？警方对此并不认同：“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迹象表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导致了里泽的死亡。”

持续的威胁

费迪南德·里泽（Ferdinand Rieser）意外去世的消息，在《新苏黎世报》（NZZ）和《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这两大主流报纸上仅被简短提及。无论是市政府还是苏黎世剧院，都没有派遣官方代表出席在弗伦特恩（Fluntern）墓地举行的葬礼。几天后，《新苏黎世报》好歹刊登了那篇因演讲者患病而未能发表的简短悼词。

1927年后，位于海姆广场（Heimplatz）的苏黎世剧院外观。

如今在谈到那个辉煌的移民剧院时代——德语区最后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由剧院——时，人们通常只提到里泽的继任者奥斯卡·沃尔特林（Oskar Wälterlin）和库尔特·希尔施费尔德（Kurt Hirschfeld）。尽管这些由受迫害艺术家组成的明星剧团几乎完全是由里泽接手并传承下来的。费迪南德·里泽的名字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没有以他命名的街道，没有广场，在苏黎世甚至没有一块为这位勇敢的剧院总监设立的小型纪念牌。关于他的记忆仿佛被抹除了一般。

即便现在苏黎世剧院正在庆祝其成立100周年，人们在评价这位剧院创始人时依然有所保留。在苏黎世剧院的周年纪念博客中写道：“费迪南德·里泽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冷酷的商人，是‘资本家、吝啬鬼！’；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拯救了受迫害艺术家的男人。”

直到今天，关于费迪南德·里泽的一切依然异常沉寂。这位犹太企业家和戏剧狂热者在希特勒夺权后，将受迫害的艺术家从纳粹德国接到了苏黎世，其中一部分人是直接从集中营接出的。在他的领导下，苏黎世剧院发展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反抗纳粹的艺术抵抗中心。他忍受着众多对手持续的威胁和敌意——直到1938年，他突然决定移民美国。或许他觉得一切都太沉重了。也许他也担心德国人的入侵。就在几周前，德国国防军已经进驻奥地利。

费迪南德·里泽于1886年出生在苏黎世，是一名犹太葡萄酒商之子。在父亲去世后，年仅22岁的他就必须接管家族企业。然而，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戏剧。这是一种他与妻子玛丽安娜（Marianne）共同拥有的热情，玛丽安娜是作家弗朗茨·维尔费尔（Franz Werfel）的妹妹。1922年，他与兄弟共同收购了苏黎世旧的孔雀舞台（Pfauenbühne），1926年，他花费1,4百万法郎对剧院进行了改造，并成立了苏黎世剧院股份公司（Schauspielhaus AG）作为自己的运营公司。1926年9月30日，里泽举行了首场首演。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苏黎世剧院的诞生时刻。

在苏黎世 甚至没有 一块小型纪念牌 为这位勇敢的 剧院总监设立。 关于他的记忆 仿佛被抹除了一般。

里泽自觉地将该舞台作为私人剧院经营，完全不接受补贴。他希望免受政治的任何影响。事实证明，这一决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该剧院后来那种战斗性的反纳粹立场将无法贯彻。

对剧院的袭击

在成立之初，剧目单上主要是大众受欢迎的剧作，这对于一家私人资助的舞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艺术水准尚可，但远未达到德语剧坛的顶尖水平。这种情况在1933年希特勒夺权后发生了变化，当时德国的剧院立即被清理掉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里泽迅速做出反应，将众多大牌明星引入苏黎世剧院，包括沃尔夫冈·朗霍夫、特蕾莎·吉塞、利奥波德·林特贝格以及许多其他人。

里泽为演员们付出了多少努力，从沃尔夫冈·朗霍夫的例子中可见一斑。1933年夏天，朗霍夫因共产主义者身份被关押在博格莫尔集中营并遭受严重虐待。里泽向约瑟夫·戈培尔宣传部电影部门负责人汉斯·辛克尔，以及盖世太保和警方提交了书面干预请求。1934年，朗霍夫被释放，但未获得旅行许可。他最终通过躲在汽车后备箱中成功逃往瑞士。里泽夫妇在自家的别墅中接纳了他两个月，照顾这位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的演员，并自费为他在集中营被击碎的牙齿进行了修复。

朗霍夫成为了苏黎世剧院的观众宠儿。1935年，他在一家瑞士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沼泽士兵》（Die Moorsoldaten）。这本书作为对纳粹集中营恐怖行径的最早描述之一而被载入史册。

在艺术方面，里泽同样展现了勇气。早在1933年11月，他与当时的首席戏剧顾问库尔特·希尔施费尔德就首演了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种族》（Die Rassen），这是一部谴责迫害犹太人的作品。作家托马斯·曼和卡尔·楚克迈尔当时就坐在观众席中。1934年，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讽刺反纳粹剧作《曼海姆教授》（Professor Mannheim）引发了骚乱。阵线党人（Frontisten）在剧院前游行并袭击警察，导致108人被捕。

针对里泽剧院的抵制非常强烈。不仅来自纳粹，还来自要求剧目应更多地与瑞士相关的瑞士政治家和作家。文学教授兼国民议会议员沃尔特·穆施格要求，剧院必须成为“新瑞士精神的工具”。他认为，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由私人剧院经营是不可接受的。

演员们的排斥让里泽比任何事情都感到更痛苦：他原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共同对抗国家社会主义的剧院大家庭的一员。

里泽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留在剧院，这段时间他身边总是准备着一件武器。尽管有警方保护，阵线党人还是在1935年6月22日发动了一次袭击。在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演出期间，观众席内发生了数起恶臭弹和催泪弹爆炸，男厕所的一枚爆竹则震碎了窗玻璃。

这位院长不仅在剧院外部，在内部也面临着许多对手。讽刺的是，沃尔夫冈·朗霍夫竟成了反对院长的领头人物之一，在朗霍夫的阶级斗争思维中，院长被视为一个资本主义剥削者。从1934年底开始，朗霍夫在苏黎世剧院领导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德国共产党的最小组织单位，出于秘密行动的考虑，成员最多仅四五人。

在埃斯特·斯莱沃格（Esther Slevogt）撰写的朗霍夫传记（2011年）中，演员们对老板那种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厌恶被描述如下：“里泽……通常不仅为他聘请的演员筹集了外籍警察所要求的保证金——仅在1934年夏天，为朗霍夫一人就支付了2000法郎——而且后来在演员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时，还亲自将他们从度假地接回，并将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别墅中，直到危险解除。然而，被他救助的演员中，后来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件事值得提及。相反，他们参与到了对他的名誉毁损之

直到今天，里泽仍被指责利用艺术家的困境并支付低廉的薪水。然而，戏剧学者彼得·埃克辛格（Peter Exinger）在其关于里泽的博士论文中早已对此进行了修正。虽然工作强度确实很高，且来自德国的明星演员的收入低于此前在德国各大剧院的水平，但苏黎世剧院的薪资明显高于瑞士所有其他剧院。显然让演员们感到痛苦的是：他们受制于这位在金钱问题上经常毫不让步的剧院院长，且没有其他选择。

对回归的恐惧

演员特蕾莎·吉塞后来嘲讽那些共产主义者：一边不停地攻击剧院院长，但只要有好处可捞就绝不手软。“苏黎世剧院的‘红人们’不仅对他 [里泽] 唯命是从，而且还以鉴赏家的兴致地享用他端上桌的每一道菜。”

其中一些演员谈论里泽的方式，不仅听起来忘恩负义，简直是心怀恶意。埃尔温·帕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院长离职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 [演员] 尽可能彻底地将里泽从记忆中抹去。”

1938年，里泽一家移居美国，并将剧院出租给新剧院股份公司（Neue Schauspiel AG），由该公司继续运营——此时剧院已成为由市政府资助的剧院，并服务于“精神国防”（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里泽向市政府提出以3,5百万法郎的价格出售剧院，但市政府认为价格过高而予以拒绝。

剧院负责人担心里泽在战后可能会回来重新经营自己的剧院。这本是他的合法权利，毕竟剧院的所有权属于他。为此，新剧院股份公司总裁、出版商埃米尔·奥普雷希特在1944年甚至就此事向市长阿道夫·吕兴格寻求帮助。

1947年5月底，里泽确实回来了，并入住高档的鹳鸟酒店（Hotel Storchen）。尽管城中传闻他打算重新接管剧院，但这可能性较低，无论如何都没有证据支持。然而，他的到来一旦传开，他再次收到了恐吓信。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她的丈夫在吕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次社交晚餐后突然失踪时，他的妻子立即怀疑发生了谋杀。

费迪南德·里泽 1926年至1938年 苏黎世剧院 院长

将其归还给继承人？

人们如何对待这位勇敢但性格可能并不简单的剧院院长，让关于苏黎世流亡剧院的英雄故事显得不再那么完美。或许这就是人们不愿谈论里泽的原因。

对于一家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指点江山的剧院来说，另一个方面则更为尴尬：如果对苏黎世剧院采用与毕尔勒收藏（Bührle-Sammlung）绘画作品相同的标准，那么人们可能必须考虑将剧院建筑归还给里泽的继承人。虽然里泽的遗孀直到1952年才出售该建筑，因为市政府长期以来认为价格过高，但如果不是因为害怕纳粹迫害而逃亡，费迪南德·里泽大概率不会放弃他的剧院。

Neue Zürcher Zeitung

NZZ – GEGRÜNDET 1780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 Nr. 215 · 247. Jg.

ILLUSTRATION SIMON TANNER / NZZ

AZ 8021 Zürich · Fr. 5.90

Glaubensstreit um die KI-Zukunft

Im Silicon Valley und darüber hinaus tobt ein Kampf um die Deutungshoheit üb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Technologie-Utopisten erwarten eine goldene Zukunft, in der Mensch und Maschine verschmelzen. Untergangspropheten sagen die baldige Auslöschung der Zivilisation voraus. Und die Skeptiker halten das alles für Hype und Hirngespinst. Meinung & Debatte, Seite 21, Wirtschaft, Seite 22, 23

Die Seco-Chefin tritt zurück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war massgeblich an den Zollverhandlungen mit den USA beteiligt

boe/etz · Der Rücktritt von Staatssekretärin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erfolgt überraschend. Das Staatssekretariat für Wirtschaft (Seco) bestätigte entsprechende Medienberichte am Mittwochnachmittag. Sie wolle für die letzten Jahre ihrer beruflichen Laufbahn eine neue Herausforderung annehmen, schreibt das Seco in einer Mitteilung.

In Bundesbern wird spekuliert, ob ihr Schritt mit möglichen Rücktrittsplänen von Bundespräsident Guy Parmelin zusammenhängt. Mit ihrem Abgang verliert Parmelin seine wichtigste Chefbeamtin. Budliger Artieda war massgeblich am Zoll-Deal mit den USA beteiligt. Sie spielte aber auch eine wichtige Rolle beim Abschluss neuer Freihandelsabkommen – etwa mit Indien. Vor einem Jahr trat das Abkommen in Kraft.

Die Staatssekretärin gilt als gut vernetzt in der Wirtschaft – auch international. Ihr Fleiss und ihre Vernetzung lösten in letzter Zeit aber immer wieder Kritik aus. Besonders im Kontext der Zollverhandlungen mit den USA. So stand Budliger Artieda auch in engem Kontakt mit der Unternehmergruppe um Alfred Gantner, einen der Gründer der Partners Group. Ihnen gelang es, Donald Trump bei einem Besuch persönlich von den Vorteilen der Schweizer Wirtschaft zu überzeugen. Wegen des Vorgehens der Behörd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amerikanischen Zöllen läuft derzeit eine Untersuchung. Die Geschäftsprüfungskommission des Nationalrates will wissen, wie es zu den Verhandlungen kam.

Wie es nach dem Abgang von Budliger Artieda mit dem Zolldossier weitergeht, ist offen. Zwar hat die Schweiz im November 2025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mit den USA unterzeichnet, ein definitives Handelsabkommen ist aber nach wie vor nicht in Sicht.

Schweiz, Seite 7 Meinung & Debatte, Seite 21

Die verschwiegene Geschichte des Zürcher Schauspielhauses

Theaterdirektor Rieser rettete verfolgte Schauspieler vor den Nazis – und erntete Undank

rb · Anfang der 1930er Jahre entwickelte sich das Schauspielhaus Zürich zu einem Bollwerk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jüdische Theaterdirektor Ferdinand Rieser holte von den Nazis verfolgte Schauspieler nach Zürich und rettete ihnen damit das Leben. Das Theater wurde nicht nur zum Feindbild der Frontisten, die regelmässig vor dem Schauspielhaus gegen das «Judentheater» demonstrierten, auch Schweizer Intellektuelle und Politiker stellten sich gegen Riesers Bühne. Sie wünschten sich einen neutraleren, mehr auf die Schweiz bezogenen Spielplan.

Auch innerhalb des eigenen Hauses stiess Rieser auf Widerstand – ausgerechnet von jenen Leuten, denen er das Leben gerettet hatte. Einige der Exilschauspieler gründeten im Theater eine kommunistische Zelle; für sie war der reiche Unternehmer Ferdinand Rieser ein Klassenfeind. Rieser, der sich gerne als Teil einer Theaterfamilie gesehen hätte, stiess bei den Künstlern auf Ablehnung, ja Verachtung.

1938 emigrierte Rieser in die USA. Das Theater, das ihm privat gehörte, vermietete er an eine Betreibergesellschaft, die es als subventionierte Bühne weiterbetrieb. Direktor wurde Oskar Wälterlin. Wenn heute von der glorreichen Zeit des Emigrantentheaters die Rede ist, wird meistens erst die Zeit unter Wälterlin erwähnt, obschon er fast das ganze Ensemble von Rieser übernahm. Bis heute tun sich die Stadt und das Schauspielhaus mit der Geschichte Riesers schwer.

Feuilleton, Seite 36

25 Jahre Haft für Hashim Thaci

Kosovos früherer Präsident ist in Den Haag wegen Kriegsverbrechen verurteilt worden

MARKUS ACKERET

Der frühere Präsident Kosovos, Hashim Thaci, und drei weitere ehemalige hohe kosovarische Funktionäre sind am Mittwoch vom Kosovo-Sondertribunal in Den Haag schwerer Kriegsverbrechen für schuldig befunden und zu Freiheitsstrafen zwischen 13 und 25 Jahren verurteilt worden. Alle vier Angeklagten hatten Ende der neunziger Jahre zentrale Positionen in der Befreiungsarmee Kosovos (UCK) innegehabt und die Anschuldigungen zurückgewiesen.

Die UCK führte den bewaffneten Widerstand der Kosovaren gegen Serbien an und geleitete das von Belgrad abtrünnige Gebiet in die Unabhängigkeit. Neben dem für Politik und Kommunikation in der UCK zuständigen Thaci sassen Kadri Veseli, der Chef des UCK-Geheimdienstes, Rexhep Selimi, Leiter der operationellen Einheit der UCK, und Jakup Krasniqi, der Sprecher der UCK und spätere Parlamentspräsident Kosovos, auf der Anklagebank. In Kosovo gelten sie bei einer Mehrheit als Helden. Entsprechend gross war das Interesse an dem Prozess gewesen, und entsprechend empört äusserten sich kosovarische Prozessbeobachter.

Misshandlungen, Folter, Morde

Thacis Strafmass von 25 Jahren liegt weit unter den von der Anklage geforderten 45 Jahren. Das liegt primär daran, dass das Richterkollegium unter dem Vorsitz des Amerikaners Charles Smith den Vorwurf der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für nicht erwiesen hielt und die vier Angeklagten ausschliesslich für die schwerwiegende Verletzung des humanitären Völkerrechts in einem eng begrenzten Zeitraum verurteilte.

Dieser spannt sich über fünfzehn Monate. Im April 1998 nahmen die Kampfhandlungen zwischen dem von der UCK angeführten kosovarischen Widerstand und den Truppen der damaligen Bundesrepublik Jugoslawien an Intensität zu. Nach der Nato-Intervention verlor Serbien die Kontrolle über das Gebiet, bevor die Internationale Kosovo-Schutztruppe Kfor im Juni ihre Arbeit aufnahm. Während dieser Zeit kam es in Kosovo und in von der UCK zeitweise kontrollierten Gebieten Nordalbaniens zu schweren Übergriffen auf Zivilisten.

Das Sondertribunal sieht es als erwiesen an, dass die UCK damals mit Brutalität und Willkür gegen vermeintliche Kollaborateure, Spione und Verräter vorging, die nicht Teil des Kampfgeschehens waren. Dafür richtete sie nicht nur Gefangenenlager mit menschenunwürdigen Bedingungen ein. Sie misshandelte die Gefangenen auch, wandte in mehreren Dutzend Fällen Folter an und ist für Morde verantwortlich.

Thaci und seine Mitangeklagten sind wegen illegaler Gefangennahme von 385 Personen, brutaler Behandlung von 49 Gefangenen, Folter von 303 Personen und Mord an 96 Personen verurteilt worden. In der Urteilsbegründung betonte Smith nicht nur die Schwierigkeit, an Zeugenaussagen zu kommen, weil Zeugen vielfach eingeschüchtert worden seien und ihre Aussagen zum Teil später widerrufen hätten. Er wies auch auf die langfristigen physischen und psychischen Folgen der Misshandlungen und Folter in den illegalen Gefangenenlagern hin.

Umstritten war, inwieweit die vier Vertreter der Befreiungsarmee Kosovos persönlich für die schweren Verbrechen belangt werden können. Das Gericht folgte der Anklage, die den vier Beschuldigten das Verfolgen eines gemeinsamen kriminellen Plans unterstellte. Alle vier hatten führende Positionen in der UCK inne, deren Ziel der bewaffnete Widerstand gegen die serbische Obrigkeit und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mehrheitlich albanisch besiedelten Provinz war.

Die Richter befanden, die vier Angeklagten hätten die erwähnten Verbrechen in Kauf genommen, um ihre politisch-militärischen Ziele zu erreichen. Dafür hätten sie Personen ins Visier genommen, die sie als ihre Gegner wahrgenommen hätten, und ein Klima geschaffen, um sie als «Kollaborateure», «Spione» oder «Verräter» darzustellen, zu verfolgen oder zu ermorden. Sie seien dafür verantwortlich gewesen, dass die Gefangenen-lager eingerichtet worden seien, loyale Untergebene die Befehle ausgeführt hätten und die ins Visier genommenen Personen gesucht und misshandelt worden seien. Dagegen hätten sie nichts unternommen. Vielmehr hätten sie gegenüber den internationalen Partnern suggeriert, sich ans humanitäre Völkerrecht zu halten, und ihre hochrangige, einflussreiche Position für die Organisation und Duldung der Verbrechen missbraucht.

Kostspieliges Verfahren

Die Urteile gegen Thaci und die weiteren UCK-Führungsfiguren kommen mit mehrfacher Verspätung. Das Sondertribunal in Den Haag wurde erst 2015 beschlossen, nachdem klar geworden war, dass auch im Rahmen der mit internationaler Unterstützung eingerichteten Justiz in Kosovo die mutmasslichen Verbrechen der kosovarischen Unabhängigkeitskämpfer nicht geahndet werden könnten. Um Zeugen und ihre Aussagen besser schützen zu können, sollten die Verfahren im Ausland stattfinden. Formal ist das Sondergericht aber Teil der kosovarischen Justiz.

2020 war gegen Thaci, den damaligen Präsidenten Kosovos, Anklage erhoben worden. Dieser gab bald darauf sein Amt auf und stellte sich dem Verfahren in Den Haag, ebenso wie seine Mitangeklagten. 2023 begann der Prozess, der sich über mehr als drei Jahre hinzog. Die lange Untersuchungshaft für die Beschuldigten, sehr hohe Kosten dafür, für die Reisen der Familienangehörigen und für den Prozess überhaupt setzten das Tribunal vielfacher Kritik aus. Die nun ergangenen Urteile haben das Potenzial, in Kosovo Unmut auszulösen und in Serbien Genugtuung, die den Nationalisten in die Hände spielt. Genugtuung dürften aber auch die Opfer empfinden. Das letzte Wort ist noch nicht gesprochen, ein Berufungsverfahren ist sehr wahrscheinlich.

US-Militärbasen im Nahen Osten sind untauglich

Amerika kann seine grossen Stützpunkte nicht mehr wirksam gegen iranische Raketen und Drohnen schü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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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WEISFLOG

Bereits in den ersten Monaten des Kriegs zerstörte Iran das Nervenzentrum der amerikanischen Marine im Persischen Golf: Drohnen und Raketen trafen das Hauptquartier der Fünften Flotte in Bahrain und auch Satellitenanlagen, Warenhäuser, den Stützpunkt einer Drohneneinheit und die Kantine.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schätzt den Schaden auf rund 400 Millionen Dollar.

Die Marinebasis in Bahrain war besonders exponiert. Sie liegt weniger als 250 Kilometer von der iranischen Küste entfernt. Wie sich vergangene Woche erneut zeigte, können Teherans Raketen auch amerikanische Ziele in weiterer Entfernung treffen. Nachdem das amerikanische Militär im Persischen Golf iranische Tankschiffe zerstört hatte, feuerten die Revolutionswächter insgesamt 20 ballistische Raketen auf die jordanische Luftwaffenbasis Muwaffak Salti ab – rund 900 Kilometer von der iranischen Grenze entfernt. Mehrere Kampfjets seien leicht beschädigt worden, eine A-10 Thunderbolt habe einen Flügel verloren, berichtete der Fernsehsender CBS. Mehrere Soldaten hätten womöglich ein Schädel-Hirn-Trauma erlitten, erklärte ein Regierungsbeamter der «New York Times».

Bedeutsamer als der CBS-Bericht über die Folgen des Angriffs sei die Erklärung der Revolutionswächter dazu gewesen, schrieb der Iran-Experte Hamidreza Azizi auf X. Kurz nach der Attacke hätten diese die Treffer auf die amerikanischen Flugzeuge vermeldet: «Sie wussten offensichtlich, worauf die Raketen gezielt hatten und welchen Schaden sie anrichteten.» Dies deute auf einen grundlegenden Wandel bei der Beschaffung von militärischen Aufklärungsdaten hin. Sehr wahrscheinlich habe Iran von seinen chinesischen und russischen Verbündeten dabei Hilfe erhalten, meint Azizi.

Viele Gebäude zerstört

Die iranischen Angriffe forderten bisher wenige Todesopfer. Zurzeit beklagen die USA in diesem Krieg insgesamt 18 Tote, auch weil die Amerikaner einen Teil ihrer Soldaten und Familienangehörigen von ihren Basen evakuierten. In Bahrain sei nur noch «ein Skelett» der früheren Truppenstärke übrig geblieben, schrieb die «New York Times» kürzlich.

Die materiellen Verluste sind beträchtlich. Die konservative Denkfabrik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schätzte den Schaden auf den Militärstützpunkten bereits im April auf fünf Milliarden Dollar. Im Mai analysierte die «Washington Post» vorhandene Satellitenbilder. Sie zeigten: Auf 15 amerikanischen Basen im Nahen Osten wurden 217 Gebäudeanlagen zerstört oder beschädigt. In einem am Montag veröffentlichten Bericht an den Kongress bestätigten die Generalinspektoren des Aussenministeriums und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diese Zahlen: «Iranische Angriffe beschädigten und zerstörten Hunderte von Gebäuden und Anlagen auf amerikanischen Basen in Kuwait, Bahrain, Katar, den Emiraten, Saudiarabien, Oman und Jordanien.» Erstmals wurde von offizieller Seite auch ein «strategisches Defizit» an Munition eingestanden.

Das ganze Ausmass ist noch nicht klar. Der ehemalige CIA-Analyst Jim Lamson aber sagt im Gespräch: «Es gibt genügend Informationen, um davon auszugehen, dass Schlüsselaspekte der amerikanischen Basen in der Region beschädigt wurden.» Dadurch seien unter anderem die Fähigkeit zur Raketenabwehr oder die Logistik beeinträchtigt worden.

Die weitgehende Zerstörung der Marinebasis in Bahrain wiegt besonders schwer. Die rund 20 amerikanischen Kriegsschiffe im Golf von Oman und ihre 20 000 Marinesoldaten an Bord benötigen jede Woche rund 420 000 Mahlzeiten und 30 Millionen Liter Treibstoff. Ohne den Stützpunkt in Bahrain muss diese Flotte nun mit Schiffen vom Korallenatoll Diego Garcia südlich der Malediven versorgt werden. Um die 3500 Kilometer von der Insel im Indischen Ozean bis zum Zugang der Strasse von Hormuz zurückzulegen, benötigt ein Schiff rund fünf Tage. Diese Umstände führten auf dem Flugzeugträger «Abraham Lincoln» nicht nur zu Versorgungsengpässen. Gemäss Angehörigen litten einige Besatzungsmitglieder auch an schweren psychischen Problemen, weil sie während Monaten nirgends an Land gehen konnten.

Im März zerstörte Iran eine Boeing E-3 Sentry, ein fliegendes Frühwarn- und Leitsystem des amerikanischen Militärs auf der Prince Sultan Air Base in Saudiarabien. Die NZZ konnte Ort und Flugzeugtyp verifizieren. SOCIAL MEDIA VIA REUTERS

«Revolutionäre Veränderungen»

Im Pentagon wird nun angesichts der iranischen Raketen- und Drohnengefahr darüber diskutiert, ob sich der Wiederaufbau der Militärbasen in der ursprünglichen Form überhaupt noch lohnt. Bereits 2021 habe das amerikanische Zentralkommando im Nahen Osten (Centcom) vor der Verletzlichkeit der grossen Stützpunkte gewarnt, erzählt der Experte Lamson, der heute für das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arbeitet. Aber dann sei nichts unternommen worden. «Jetzt wäre ich überrascht, wenn die USA am Persischen Golf zur alten Truppenpräsenz zurückkehren würden.»

Der ehemalige General und Centcom-Kommandant David Petraeus wurde kürzlich in einem Interview noch deutlicher: «Die bisherige Gestaltung unserer Basen taugt nichts mehr.» Es brauche innerhalb des amerikanischen Militärs «revolutionäre Veränderungen». Auch der ehemalige Centcom-Kommandant Frank McKenzie bezeichnete grosse Basen wie etwa al-Udeid in Katar kürzlich als unzeitgemäss. «Wir müssen uns nach Westen orientieren», erklärte McKenzie in einem Podcast. Die USA sollten ihre grossen Stützpunkte in Israel, Ägypten oder an der saudischen Küste am Roten Meer einrichten.

Die grössere Distanz zu Iran würde den amerikanischen Flugabwehrsystemen mehr Zeit verschaffen, um Angriffe abzuwehren. Eine limitierte Präsenz in kleinen Golfstaaten wie Kuwait, Katar, Bahrain oder den Emiraten könnte den USA aber anderweitig Probleme bereiten. Amerika müsse nicht nur die Frage seiner eigenen Truppenpräsenz im Nahen Osten lösen, erklärt Lamson. Washington müsse seine Verbündeten in der Region auch überzeugen können, eine aktive Rolle im Kampf gegen Iran zu spielen. Doch die arabischen Golfstaaten hätten in diesem Krieg gerade wegen der amerikanischen Präsenz auf ihrem Territorium grossen Schaden erlitten. «Werden sie in Zukunft noch Interesse bekunden, ihre Bande mit den USA zu festigen?»

In der Sorge um seine Sicherheit hat das erdgasreiche Katar sich auf die Präsenz von 10 000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auf seinem Territorium verlassen. Nun aber sagte Majed al-Ansari, der Sprecher des katarischen Aussenministeriums, kürzlich: «Es brauchte nur eine Drohne, um die Erdgasproduktion in

Katar um 17 Prozent zu reduzieren. Eine Drohne, die vermutlich nicht mehr als 100 000 Dollar kostete.» Di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mit den USA sei wichtig, aber «nicht genug» für die Sicherheit seines Landes. «Selbständigkeit ist der einzig gangbare Weg.»

Der frühere Pentagon-Berater Bilal Saab erklärt per E-Mail: «Der amerikanische Schutzschirm wurde in diesem Krieg zerschmettert.» Der Grund dafür sei aber nicht unbedingt ein Versagen amerikanischer Waffensysteme oder Munition. «Vielmehr ist es eine Frage der amerikanischen Politik und Unzuverlässigkeit», meint der Associate Fellow der Denkfabrik Chatham House. Wie sich nun zeigt, unterschätzte Trump die iranische Schlagkraft, als er diesen Krieg begann.

Teheran baut neue Rakete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und seine Regierung wollen das iranische Militär mit dem Krieg so weit schwächen, dass es keine Schlagkraft mehr über die eigenen Landesgrenzen hinaus entfalten kann. Dieses Ziel verfehlte Washington bis jetzt. Irans Fähigkeiten zum Bau und zur Entwicklung neuer Raketen seien zwar «stark geschwächt» worden, erklärt der ehemalige CIA-Analyst Lamson. Teheran werde zumindest kurzfristig darauf angewiesen sein, Komponenten aus China, Russland oder Nordkorea zu importieren. Aber die Trump-Regierung habe ihre eigenen Fähigkeiten, die iranische Raketen- und Drohnenproduktion eliminieren zu können, zu optimistisch eingeschätzt. Laut einem kürzlich veröffentlichten Bericht des «Wall Street Journal» baut Teheran bereits wieder neue Raketen aus eingelagerten Komponenten.

Moskau hat Teheran zudem seit 2023 heimlich geholfen, einen Marschflugkörper mit Überschallgeschwindigkeit zu entwickeln. Recherchen der «Financial Times» deckten dies auf. Führende russische Experten reisten dazu mehrmals nach Iran. Der amerikanische Luftkrieg habe das Projekt nun zwar zurückgeworfen, meint Lamson. Aber es sei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China den Iranern diese Waffen aushändigen könnte. Im Februar berichtete Reuters darüber, dass Peking und Teheran über die Lieferung von Anti-Schiff-Marschflugkörpern mit Überschallgeschwindigkeit verhandeln würden. Peking stritt dies aber stets ab.

Das iranische Raketenarsenal mag geschwächt sein. Aber das Regime wird alles daransetzen, um es auch mit ausländischer Hilfe wieder aufzubauen. Die amerikanischen Militärbasen in der Region scheinen langfristig gefährdet zu sein. Bei einer virtuellen Fragestunde im August mit Marinesoldaten erklärte der amerikanische Admiral Daryl Caudle zur Militärbasis in Bahrain: «Wir werden nicht so bald wieder zurückkehren.»

Das Pentagon stationiert Waffen im Weltall

Die USA wollen Russland und China abschrecken – trotz Weltraumvertrag

ISABELLE JACOBI

Die Aufrüstung im Weltraum ist international geächtet. 116 Länder haben einen Weltraumvertrag unterschrieben, um die Verbreitung von Massenvernichtungswaffen im Kosmos zu verhindern, darunter die USA, Russland und China. Lange herrschte Konsens darüber, dass es keinen Krieg im Weltall geben dürfe.

Die Realität ist heute eine andere: Sowohl China als auch Russland sind lau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im Begriff, Waffen für den Einsatz im Weltraum zu entwickeln. 2020 und 2024 erklärte das Pentagon besorgt, Moskau teste Anti-Satelliten-Waffen im All. Doch man vermied es in Washington, über die eigene Aufrüstung zu sprechen. Umso mehr Aufsehen erregte es, als Luftwaffenminister Troy Meink an einer Konferenz bekanntgab, dass die Space Force bereits über «im Orbit stationierte Waffen zur Kontrolle des Weltraums» verfüge.

Stunden später doppelte der neue Kommandant der Space Force, General Douglas Schiess, während seiner Antrittsrede vor den Truppen nach. Als Zweck nannte er die Abschreckung feindlicher Mächte: «Wir sehen uns entschlossenen Gegnern gegenüber, die mit enormer Geschwindigkeit Systeme entwickeln und einsetzen, um den Vorspr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im Weltraum direkt anzugreifen.»

Kryptische Ansage

Weder Schiess noch Meink präzisierten, um welche weltraumgestützten Waffen es geht oder wann sie stationiert wurden. Der Fernsehsender ABC zitierte einen Sprecher der Space Force, der von defensiven und offensiven Fähigkeiten sprach. Die USA hätten seit 2007 Waffentests in Russland und China beobachtet. Wegen deren Handeln sei der Weltraum zur Kampfzone geworden.

Nach der Ankündigung der Amerikaner warnte China davor, den Weltraum zum «Schlachtfeld» zu machen; Russland verlangte, dieser müsse unbewaffnet bleiben. Laut dem Bericht der amerikanischen Stiftung Secure World Foundation verfügen beide Mächte über terrestrische und koorbitale Antisatellitenwaffen. Amerikanische Geheimdienste wiesen 2024 warnend darauf hin, dass Russland im Begriff sei, eine Atombombe für den Einsatz im Weltall zu entwickeln. Amerikanische Experten sehen in der Offenlegung des Pentagons vor allem eine Warnung an Russland und China. Clayton Swope vo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ellt das Abschreckungspotenzial infrage: «Damit eine solche Offenlegung abschreckend wirkt, müssen die Gegner der USA verstehen, welches Zerstörungspotenzial diese Waffe genau hat», sagte er auf CNN.

Budget hängt im Kongress fest

Seit Jahren werde im Pentagon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von «Weltraum-Kampff-euer» gesprochen, schreibt das «Air and Space Forces Magazine». Vergangenen Dezember erliess Präsident Trump eine «executive order» zur Wahrung amerikanischer Interessen im Weltraum und zur Abwehr von Bedrohungen. Dabei ist ausdrücklich von «einer möglichen Stationierung von Atomwaffen im Weltraum» die Rede. Trump hatte 2019 die Space Force ins Leben gerufen.

Parallel verfolgt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Trumps Grossprojekt eines umfassenden Raketenabwehrsystems – des «Golden Dome». Der Dome soll laut dem Weissen Haus bis 2029 im Einsatz sein. Die Kosten werden auf 175 Milliarden bis 3 Billionen Dollar geschätzt. Bemerkenswert ist der Zeitpunkt der Pentagon-Ansage. Neben militärischen dürften auch innenpolitische Gründe eine Rolle spielen. Im Kongress wird derzeit das Budget der Space Force verhandelt. Die Trump-Regierung möchte den Haushalt mehr als verdoppeln. Derzeit ist die Teilstreitkraft bescheiden ausgestattet; sie erhält mit etwas über 30 Milliarden bloss 4 Prozent des Verteidigungsbudgets.

Doch die Finanzierung durch den Kongress ist alles andere als gesichert. Die Republikaner und die Demokraten streiten sich gerade darüber. «Übrigens, wir brauchen deine Hilfe, Kongress!», sagte General Schiess in seiner Ansprache. Denn mit dem laufenden Budget lassen sich Trumps Pläne kaum realisieren.

Rückenstärkung für den Bundeskanzler

Acht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prechen Friedrich Merz in einem Brief ihr Vertrauen aus – sein Name kommt darin nicht vor

Der Kanzler in der Krise: Friedrich Merz.
FILIP SINGER / EPA

BEATRICE ACHTERBERG, BERLIN

Friedrich Merz drohte noch in diesem Monat ein ähnliches Schicksal wie seinem Vorgänger Olaf Scholz: das Kanzleramt vor dem Ende der Legislaturperiode zu verlieren und Neuwahlen ausrufen zu müssen. Die Sanduhr für seine Karriere lief bereits. Nach dem Debakel in Sachsen-Anhalt und vor der 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m Sonntag, wo die CDU in Umfragen nur knapp über der Fünf-Prozent-Hürde liegt, hätten ihm, so erfuhr man es aus CDU-Kreisen, einer oder mehrere seiner innerparteilichen Gegner gesagt: Es ist vorbei. Doch jetzt kommt es womöglich anders.

Merz, der angetreten war, um sowohl die Politik seines Vorgängers Olaf Scholz (SPD) als auch die seiner ewigen Rivalin Angela Merkel zu korrigieren, steckt in der tiefsten Krise seiner Kanzlerzeit. Er sieht sich einer erstarkten AfD gegenüber und einer Linkspartei, die in Umfragen wieder zur SPD aufgeschlossen hat. Seine Beliebtheitswerte sind im Keller, in der Bevölkerung wie in den eigenen Reihen. Im RTL/NTV-Trendbarometer vom September 2026 fielen CDU und CSU auf 20 Prozent, den schlechtesten Wert seit Oktober 2021.

Angesichts dieser Krise mehrten sich die Indizien für eine Ablösung durch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Plan scheint vorerst zerplatzt. Am Mittwoch wird ein Papier aller acht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öffentlich. Unterzeichnet haben: Daniel Günther (Schleswig-Holstein), Boris Rhein (Hessen), Sven Schulze (Sachsen-Anhalt), Kai Wegner (Berlin), Michael Kretschmer (Sachsen), Gordon Schnieder (Rheinland-Pfalz), Mario Voigt (Thüringen), Hendrik Wüst (Nordrhein-Westfalen). Darin sprechen sie dem «Bundeskanzler» ihr Vertrauen aus.

Stabilität ist gefragt

Deutschland brauche «mehr denn je Stabilität», heisst es darin. Für die Regierungschefs beruht diese auf drei Grundüberzeugungen: Erstens brauche das Land auch künftig eine stabile und handlungsfähige Bundesregierung mit eigener Mehrheit im Bundestag. Die CDU stehe für das «Erfolgsmodell der deutschen Koalitionsdemokratie» und für ein starkes Deutschland in einem geeinten Europa. Damit erteilen sie zugleich Gedankenspielen über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eine Absage. Zweitens sei die CDU zur Zusammenarbeit mit «allen demokratischen Kräften» bereit. Die AfD ist damit aus Sicht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ausgeschlossen. Drittens entstehe neues Vertrauen in die Christdemokratie durch Zuhören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 nicht durch Personaldiskussionen. Gemeint sind die Gerüchte und Forderungen nach einer Ablösung von Friedrich Merz. Das Papier endet mit den Worten: «Die Menschen können darauf vertrauen, dass wir ihre Probleme angehen. Als Ministerpräsidenten wollen und werden wir gemeinsam mit dem Bundeskanzler unseren Beitrag dazu leisten.»

Eines taucht in dem sicherlich sorgfältig abgestimmten Papier nicht auf: der Name «Friedrich Merz». Dabei wäre es naheliegend gewesen, ausdrücklich festzuhalten, dass er derjenige ist, dem man den Rücken stärkt. Womöglich handelt es sich dabei um einen Schachzug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die aus dem Kanzleramt um diese Rückendeckung gebeten wurden. Denn die Gerüchte über einen möglichen Kanzlertausch, über die erstmals im Frühjahr noch im Piano berichtet worden war, sind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zum Fortissimo angeschwollen. Dort ging die AfD mit ihrem 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als strahlender Sieger vom Platz. Der amtierende CDU-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kassierte eine krachende Niederlage.

Innerhalb von CDU und CSU war die Lesart rasch gefunden: Das sei nicht allein Schulzes Versagen, das Problem sitze im Kanzleramt. Die CDU-Influencerin Clara von Nathusius brachte es in einem Interview auf den Punkt, was viele dachten: «Mit diesem Bundeskanzler sind keine Wahlen mehr zu gewinnen.» Am Sonntag folgen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Für Merz sind die Landtagswahlen zur innerparteilichen Bewährungsprobe geworden. Je schlechter die CDU abschneidet, desto dünner wird die Luft für ihn.

Am Wahlabend will Merz das CDU-Präsidium in der Parteizentrale in Berlin versammeln. Dort wolle er eine «indirekte Vertrauensfrage» stellen, wie das Medium «Table Media» berichtete. Kurz darauf folgte ein Dementi in der «Bild»-Zeitung: Merz plane nicht, die Vertrauensfrage zu stellen, «das sei kein Instrument des Präsidiums». In der Tat kann der Bundeskanzler nur im Bundestag die Vertrauensfrage stellen, die dazu dient, sicherzustellen, dass er noch eine Mehrheit des Parlaments hinter sich hat. Scheitert dies, kann der Bundespräsident auf Vorschlag des Bundeskanzlers den Bundestag innerhalb von 21 Tagen auflösen und Neuwahlen ausrufen.

Das macht die Unionsfraktion nebe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um zweiten Machtfaktor. Das Präsidium kann Merz nicht stürzen. Verliert er jedoch den Rückhalt seiner eigenen Fraktion, gerät seine Kanzlerschaft ernsthaft in Gefahr.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hatte in einem Fernsehinterview erklärt, dass Merz auch in einer Woche noch «unumstösslich» Partei- und Regierungschef sei.

Söder verzichtet auf Bekenntnis

Merz' Absage eines USA-Trips ist auch ein Zeichen des Verstehens an die Abgeordneten: Eigentlich hätte der Kanzler am Dienstag zur Uno-Generalversammlung fliegen und die Fraktions-sitzung verpassen sollen – dort sollte ihm der renommierte Henry-Kissinger-Preis verliehen werden. Doch die Klage, der Kanzler setze falsche Prioritäten, erreichte ihn. Nun bleibt Merz und stellt sich am Dienstag der Fraktion.

Mit dem Papier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dürfte Merz' Macht höchstens vorläufig gesichert sein. Denn dort fehlt nicht nur sein Name, sondern auch eine wichtige Unterschrift: die des mächtigen bay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arkus Söder. Der gehört zwar nicht zur CDU, sondern zur Schwesterpartei CSU, trotzdem dürfte es kein Zufall sein, dass der bayrische Regierungschef auf das schriftliche Bekenntnis verzichtete.

Freilich stellt sich der CSU-Chef verbal hinter Friedrich Merz und schliesst einen von der CSU initiierten Sturz vehement aus. Seine Ambitionen aufs Kanzleramt sind jedoch ein offenes Geheimnis. So werden Söder und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 Landeschef Hendrik Wüst als wahrscheinlichste Nachfolger für Merz gehandelt – Wüst, der das Schreiben mitgetragen hat, hat allerdings im nächsten Jahr eine Landtagswahl zu bestreiten. Die Machtbasis der Union hat sich merklich verschoben: vom Kanzleramt hin zu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um deren Wohlwollen Merz froh sein muss. Und noch entscheidender: zur Fraktion, der er sich am Dienstag stellen will.

Von der Leyen plant gross – mit Absturzgefahr

Die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hielt eine lang erwartete Rede zu Kanada, Social Media und Migrationsanstürmen

ANTONIO FUMAGALLI, STRASSBURG

Noch nie hat die EU so viel Aufhebens um eine Rede von Ursula von der Leyen gemacht wie um die «State of the Union» von diesem Mittwoch: Ein Countdown und ein Videotrailer schürten wochenlang die Erwartungen. Dutzende Influencer wurden eingeladen, um die Inhalte einem jüngeren Publikum schmackhaft zu machen. Angesichts der geopolitischen Spannungen präsentierte von der Leyen

Die EU muss handlungsfähiger werden Kommentar auf Seite 21

Vorschläge und Ideen aus den unterschiedlichsten Bereichen. Sie sollen den 26 weiteren EU-Kommissaren, die von der Leyen eng kontrolliert, als Grundlage fürs kommende Jahr dienen. Die Hürden für die Umsetzung sind teilweise hoch.

■ Annäherung an Kanada: Vor den Augen des kanadischen Premierministers Mark Carney, der am Donnerstag zum EU-Parlament sprechen wird, sagte von der Leyen, dass das nordamerikanische Land zum «ersten assoziierten Mitglied der EU» werden soll. Von der Leyen nannte die Energie, Verteidigung und Rohstoffe als Bereiche, in denen die Zusammenarbeit auf das «höchstmögliche Niveau» gebracht werden soll. Treiber der geplanten Annäherung sind allerdings weniger die «kulturellen, historischen und persönlichen Verbindungen», sondern das beiderseits verschlechterte Verhältnis zu den USA, seit Donald Trump wieder ins Weisse Haus eingezogen ist. «Wir glauben, dass die Macht nicht den Stärksten, Reichsten oder Lautesten gehört», sagte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 verzichtete aber darauf, den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namentlich zu nennen. Einen Mitgliedstatus, wie nun für Kanada skizziert, sehen die EU-Verträge nicht vor. Auch könnte die neue US-Präsidentchaft ab 2028 die Ausgangslage wieder ändern. Gemäss diplomatischen EU-Quellen ist derzeit nicht vorstellbar, dass sich das weit entfernte Kanada an den vier Grundfreiheiten der Union beteiligen könnte.

■ Europäischer Sicherheitsrat: Der gemäss deutscher Regierung von Russland ausgeführte Drohnenvorfall von Leipzig zeige, dass die EU neue Instrumente brauche, sagte von der Leyen und kündigte die Schaffung eines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rates» an. Ähnlich wie beim Artikel-4-Mechanismus der Nato sollen bei Fällen, die unterhalb der Schwelle eines bewaffneten Angriffs liegen, alle Mitgliedsstaaten beratend zusammenkommen. Auch Partnerstaaten wie Grossbritannien, die Ukraine, Kanada oder Norwegen sollen an Bord sein. Von der Leyen pocht zudem bei der Beschaffung von militärischen Schlüsselfähigkeiten, etwa Flugabwehr oder Luftbetankung, auf ein noch besser koordiniertes Vorgehen. Die Idee eines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rates»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schieden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bereits aufgebracht. Bislang sind die Pläne aber stets an Abgrenzungsschwierigkeiten mit der Nato, der fast alle EU-Länder angehören, gescheitert. Auch befürchteten kleinere Staaten, überstimmt zu werden.

■ Social-Media-Verbot: «Wir nehmen Kindern ihre Kindheit», sagte von der Leyen und bezog sich auf die vielen Stunden, die diese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verbringen. Von der Leyen, selbst siebenfache Mutter und sechsfache Grossmutter, kündigte ein Gesetzespaket an, dessen Details am Donnerstag veröffentlicht werden. Die Eckwerte sind aber bereits bekannt: keine sozialen Netzwerke für Kinder unter 13 Jahren. Keine persönlichen Accounts unter 15 Jahren. Und bis 18 Jahre nur Zugang zu Plattformen mit «sicherem Design». Plattformen wie Tiktok, Instagram oder Snapchat müssen beweisen, dass sie die Regeln einhalten.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en könnte dabei die von der EU kürzlich vorgestellte Altersverifizierungs-App, die Hacker allerdings innert Minuten knacken konnten. Auch ist Widerstand vonseiten mancher EU-Staaten zu erwarten, die entweder schon eigene Vorlagen erarbeitet haben oder einen liberaleren Ansatz bevorzugen.

■ Antwort auf Migrationsanstürme: Die Ankunft Zehntausender Migranten Anfang August in der spanischen Enklave Ceuta beschäftigt die EU-Kommission noch immer. Für Situationen, «in denen Massenbewegungen gesteuert und als Waffe eingesetzt werden», schlägt Präsidentin von der Leyen deshalb einen europäischen Krisenreaktionsrahmen vor. Wie dieser aussehen soll, ist noch schwammig. Gemäss diplomatischen Kreisen geht es darum, dass in Ausnahmesituationen das Recht auf die Asyl-Einzelprüfung ausgesetzt werden könnte. Damit würden Pushbacks legalisiert. Gemäss vorläufiger Planung werden sich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er EU beim Gipfel von Mitte Oktober über das Thema beugen. Die Kommission könnte dann noch vor Ende Jahr einen Gesetzesvorschlag vorlegen, der wegen grundrechtlicher Bedenken im Rat und Parlament heftig debattiert werden dürfte.

■ Klima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Obwohl von der Leyen gleich zu Beginn ihrer Rede vom klimabedingten «Sommer der Wahrheit» und von dem KI-Wettlauf als «Wendepunkte unserer

Zeit» sprach, präsentierte sie dazu wenig Unbekanntes. Man werde an den Klimazielen festhalten und den Ausbau von erneuerbaren Energien weiter vorantreiben. Ein neuer «Rahmen für die Klima-resilienz» soll die hundert am meisten vom Klimawandel gefährdeten Gebiete eruieren. Bei der derzeit vieldiskutierten Regulierung der KI sagte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lediglich, dass man mit gleichgesinnten Partnern – bei denen sie weder die USA noch China nannte – in Bereichen wie der Modellbewertung, Verifizierung, Frühwarnung und KISicherheit zusammenarbeiten wolle. Zudem will von der Leyen mit den führenden Tech-Firmen darüber diskutieren, wie das Tempo der technologischen Entwicklung gedrosselt werden könnte.

Rund 75 Minuten sprach von der Leyen vor dem Plenum des EU-Parlaments. Abgesehen von ein paar Zwischenrufen kam es, anders als etwa kürzlich bei Migrationsdebatten, zu keinen Zwischenfällen – wobei die Anzahl der abwesenden Parlamentarier insbesondere bei den rechten Fraktionen auffällig gross war.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wollte sich nach getaner Arbeit eigentlich wieder nach Brüssel aufmachen. Zu Beginn der Woche realisierte sie aber, dass es bei Ehrengast Carney wohl nicht gut ankäme, wenn sie bei dessen Rede abwesend wäre – und verlängerte ihren Aufenthalt in Strassburg kurzerhand um eine Nacht.

Die Ukrainer erobern Gebiete im Donbass zurück

Propagandistische russische Militärkarten tragen zur Überrumpelung der Kreml-Truppen bei

Ukrainische Soldaten am 11. September in der Nähe der Frontstadt Kramatorsk im nördlichen Donbass.
ANATOLII STEPANOV / REUTERS

ANDREAS RÜESCH

Der russische Präsident Wladimir Putin hat im Ukraine-Krieg immer wieder mit Phantasieerfolgen Siegesstimmung zu verbreiten versucht. Am 1. September machte er bei einer Pressekonferenz eine besonders verblüffende Mitteilung: Obwohl seine Sommeroffensive im Donbass gescheitert war, verkündete er triumphierend, dass Russlands Truppen nicht nur vorrückten, sondern gar das Tempo ihres Vormarschs erhöht hätten. Am Vortag hätten sie die Stadt Swjatohirsk im Norden der Provinz Donezk eingenommen.

In Wirklichkeit befand sich Swjatohirsk, übersetzbar als «Heiligenberg» und berühmt wegen seines uralten orthodoxen Klosters, zu diesem Zeitpunkt fest in ukrainischer Hand. Mehr noch: Während Putin seine Truppen in der Klosterstadt am Fluss Donez wähnte, befanden sie sich auf dem Rückzug, bedrängt durch ukrainische Einheiten, die überraschend mehr als zwanzig Kilometer östlich von Swjatohirsk aufgetaucht waren.

Der genaue Frontverlauf bleibt vorerst ungewiss, aber aus verschiedenen Mosaiksteinen lässt sich ein ungefähres

Bild zeichnen. Klar ist: Die Russen wurden Opfer ihrer eigenen Propaganda und der systematischen Beschönigungen in ihrer Befehlskette. Das Phänomen ist seit Längerem bekannt: Lokale Offiziere werden von ihren Vorgesetzten mit unerreichbaren Vorgaben unter Druck gesetzt und melden fiktive Eroberungen, bei denen es sich bestenfalls um Infiltrationen einiger weniger Soldaten handelt.

Selbsttäuschung mit System

In der Generalität schenkt man solchen Berichten nur zu gerne Glauben, weil von oben rasche Erfolge eingefordert werden. So verzerrt sich das Lagebild immer weiter, je höher man in der Hierarchie geht. Eine ähnliche Peinlichkeit erlebte der Kreml im vergangenen November, als der zuständige Regionalkommandant dem Präsidenten die Nachricht von der vollständigen Eroberung der Stadt Kupjansk in der Provinz Charkiw überbrachte. Sie war falsch; Kupjansk steht bis heute unter ukrainischer Kontrolle.

Auch diesmal wurde die russische Führung schnell Lügen gestraft. Sechs Tage nach Putins Erfolgsmeldung nahm der ukrainische General Andri Bilezki in Swjatohirsk seelenruhig – ohne Helm, am helllichten Tag und mit den goldenen Kuppeln des Klosters als Hintergrund – ein Video auf, in dem er erklärte, dass sich die Stadt fern der Front befinde. Wo diese wirklich liegt, verschwieg der General allerdings.

Auf ukrainischer Seite lässt sich das Gegenteil der russischen Übertreibungen beobachten: Bei erfolgreichen Gegenangriffen bleibt Kiew manchmal bewusst still, um die russische Generalität über die Frontverschiebungen im Dunkeln zu lassen. So informierte die Ukraine beispielsweise erst im August über grössere Rückeroberungen im südlichen Donbass, die schon im Frühling erfolgt waren. Bei jener Gegenoffensive verdrängten die Ukrainer die Invasoren fast vollständig aus der Provinz Dnipropetrowsk und gewannen dabei ein Gebiet von mehreren hundert Quadratkilometern zurück.

Etwas Ähnliches scheint sich nun im nördlichen Donbass abzuspielen. Während die dem ukrainischen Militär nahestehende Analysegruppe Deep State Map nur geringe Verschiebungen östlich von Swjatohirsk festhält, gehen unabhängige Beobachter von einem viel grösseren ukrainischen Erfolg aus. Der au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spezialisierte französische Analytiker Clément Molin schätzt den ukrainischen Gebietsgewinn auf mehr als 200 Quadratkilometer, der polnische Militärexperte Konrad Muzyka sogar auf 240 Quadratkilometer, also auf eine Fläche von der Grösse des Kantons Zug.

Satellitenbilder verraten Lage

Molin liess sich nicht durch die irreführenden Berichte aus Moskau und Kiew täuschen, sondern wertete systematisch die auf Satellitenbildern erkennbaren Einschläge russischer Gleitbomben aus. So konnte er den Verlauf einer ukrainischen Operation nachzeichnen, die im Mai begann und im Spätsommer zunehmend an Fahrt gewann. Allein für den August zählte der französische Forscher etwa 200 Einschläge östlich von Swjatohirsk – in Gebieten, die auf russischen Karten rot eingezeichnet waren, als wären sie fest in der Hand der Truppen Moskaus. Doch die einzige plausible Erklärung für die Luftangriffe ist, dass dorthin ukrainische Einheiten vorgedrungen sind.

Führende Stellen im russischen Militär, unter anderem in der Luftwaffe, müssen deshalb von den Rückschlägen gewusst haben. Aber weiter oben in der Befehlskette scheint man es wochenlang vorgezogen zu haben, die oberste Generalität und den Kreml in ihrer Traumwelt zu belassen. In den letzten Tagen wagten sich allerdings mehrere russische Militärblogger mit einer anderen Sichtweise an die Öffentlichkeit.

Ein Beispiel dafür ist die militärnahe Analysegruppe Rybar, die auf ihren Karten noch Ende August russische Truppen am Stadtrand von Swjatohirsk eingezeichnet hatte. Inzwischen hat sie dieses Bild stark revidiert. Rybar sprach in der ersten Septemberwoche diplomatisch von «Problemen» im Zusammenhang mit militärischen Falschmeldungen. Am Dienstag zeigte ihre neuste Karte eine Front, die sich um bis zu dreissig Kilometer nach Osten verschoben hat.

Die ukrainischen Gebietsgewinne haben eine erhebliche militärische Bedeutung. Der Kreml hatte für dieses Jahr das Ziel vorgegeben, die beiden letzten grossen ukrainischen Festungsstädte im Donbass, Kramatorsk und Slowjansk, einzunehmen. Zu diesem Zweck plante die russische Generalität einen Zangenangriff südlich und nördlich dieser städtischen Agglomeration. Der nördliche Teil dieser «Zange» wirkte noch im

Frühsommer überaus bedrohlich. Hätten die Russen Swjatohirsk tatsächlich unter ihre Kontrolle gebracht, hätten sie dort den Donez überschreiten und Slowjansk nördlich umfassen können.

Nun scheint es vielmehr, dass die Russen fast die gesamte Ausbuchtung der Front, die sie seit über einem Jahr schrittweise erweitert hatten, in kurzer Zeit verloren haben. Laut verschiedenen Berichten sind die Ukrainer bis zum Fluss Scherebez und teilweise darüber hinaus vorgestossen. Dieser in Nord-Süd-Richtung verlaufende Nebenfluss des Donez ist ein natürliches Hindernis und könnte zur neuen Front werden. Mit dem russischen Rückzug hinter den Scherebez wird sich der erwartete Grossangriff auf Kramatorsk und Slowjansk weiter verzögern. Das stärkt die Ukraine auch diplomatisch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russischen Forderung, Kiew müsse auf den gesamten Donbass verzichten.

Russen in der Luft überlegen

Auch weiter südlich im Donbass läuft der Krieg für Russland nicht wunschgemäss. Am Dienstag sickerte die Nachricht vom Tod des Generalmajors Anton Grunis durch. Grunis hatte ebenfalls zu jenen Generälen gezählt, die dem Kreml gerne ein Wunschbild der Lage an der Front zeichneten. Er meldete im Juli Putin persönlich die Eroberung der Stadt Kostjantiniwka, worauf der Präsident «den Mann mit litauischem Namen» ausdrücklich für dessen «glänzende» Kampfleistung lobte. Gleichwohl ist das Stadtzentrum von Kostjantiniwka zwei Monate später noch immer mehrheitlich unter ukrainischer Kontrolle. Wenige Wochen nachdem Grunis den Orden eines «Helden Russlands» erhalten hatte, ist er nun laut russischen Berichten gefallen, angeblich bei einem ukrainischen Drohnenangriff.

Ungeachtet dessen bleibt die militärische Gesamtlage für die Ukrainer äusserst schwierig. Auch wenn sie Russlands Vormarsch am Boden weitgehend gestoppt haben, bleiben sie im Luftkrieg deutlich unterlegen. Moskau greift das Land täglich mit schwer abzuwehrenden Jet-Drohnen oder Raketen an, in der Hoffnung, dass die wachsenden Zerstörungen den Widerstand der Ukrainer doch noch brechen. Im Vergleich dazu sind die ukrainischen Luftangriffe trotz ihren Auswirkungen beispielsweise auf die Benzinversorgung in Russland weniger schlagkräftig. Am Willen des Putin-Regimes zur Fortsetzung des Krieges haben sie jedenfalls nichts geändert.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verschärft Strafen für Messerangriffe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will stärker gegen Radikalisierung vorgehen und Gefährder mit Fussfesseln überwachen

SUSANN KREUTZMANN, BERLIN

Der Terroranschlag auf friedlich feiernde Menschen beim Berliner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m Juli hat ganz Deutschland schockiert. Eine Besucherin starb, zahlreiche Menschen wurden schwer verletzt. Der Angriff stellte aber auch eine Zäsur dar. Denn der Attentäter war von den Sicherheitsbehörden als Gefährder eingestuft worden und galt sogar als «Hochrisikoperson». Dennoch konnte er sich frei bewegen. Durch den Terroranschlag wurden eklatante Lücken bei der Strafverfolgung und eine falsche Einschätzung der Gefährlichkeit des Täters durch die Behörden deutlich. Mit einem Katalog von Strafverschärfungen haben am Mittwoch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und 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reagiert. So sollen im Kampf gegen den islamistischen Terrorismus Gefährder jetzt stärker überwacht, Terrorangriffe härter bestraft und das Jugendstrafrecht verschärft werden. Ein neuer Straftatbestand wurde für das Sammeln von Spenden für Terrororganisationen geschaffen.

Dobrindt kündigte an, dass Fussfesseln bei als Gefährder eingestuften

Personen regelmässig zum Einsatz kommen sollten, um deren Bewegungsfreiheit einzuschränken. Ausserdem solle es bundeseinheitliche Vorgaben für eine sogenannte Präventivhaft geben, die nur auf Ebene der Bundesländer geregelt ist. Messerattacken sollen nach dem Willen der Bundesregierung künftig mit mindestens einem Jahr Freiheitsstrafe geahndet und zum Verbrechen hochgestuft werden. «Die Hochstufung ist dringend notwendig», so betonte Dobrindt. Denn bislang galten Messerangriffe, wenn damit Menschen nicht schwer verletzt wurden, als Vergehen mit wesentlich geringeren Strafen.

«Keine Kuscheljustiz»

Bewährungsstrafen sollen auf den Prüfstand gestellt werden. Bei Entscheidungen darüber sollen die Sicherheitsinteressen der Bevölkerung stärker berücksichtigt werden. In der Praxis heisst das, das Gericht muss in seinem Urteil auch eine mögliche Radikalisierung des Angeklagten in Betracht ziehen. Im Fall des Attentäters beim Berliner CSD, Abdul Ballout, hatte sich die Justiz nach Expertenmeinung zu sehr auf eine Resozialisierung festgelegt und damit eine falsche Gefahrenprognose erstellt. Denn im Mai wurde Ballout aus der Haft entlassen. Wenige Wochen später verübte er den Anschlag. Wenn für junge Erwachsene, also Personen von 18 bis 21 Jahren, das Jugendstrafrecht angewandt wird, soll künftig das Gericht dies begründen müssen. «Das Jugendstrafrecht ist keine Kuscheljustiz», sagte Bundes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Die Sicherheitsinteressen müssten auch im Jugendstrafrecht immer mitbedacht werden.

Ein neuer Straftatbestand soll für das Sammeln von Spenden für Terrororganisationen geschaffen werden. Die Unterstützung einer Terrororganisation wird bis heute schon mit einer Freiheitsstrafe von bis zu zehn Jahren geahndet. Der Bundesregierung geht es jetzt darum, dass Terrororganisationen frühzeitig finanzielle Mittel entzogen werden können. Dobrindt und Hubig verweisen dabei auf die bereits vorgelegte Reform des Vereinsgesetzes, mit der gezielt gegen internationale Finanznetzwerke vorgegangen werden soll. Mit der Reform soll auch das sogenannte «Hawala-Banking» bekämpft werden, also Geldtransfers unter Umgehung von Banken. Der Gesetzentwurf wird derzeit im Bundestag beraten.

Auch der Informationsaustausch zwischen Sicherheitsbehörden und Justiz soll nach dem Willen der Bundesregierung verbessert werden. Wenn es Erkenntnisse über Radikalisierungen gebe, müssten diese den Gerichten unverzüglich mitgeteilt werden, sagte Hubig. Das passiere zwar heute schon «oft und regelmässig». Es brauche aber klarere Regeln.

Die jetzt bekanntgegebenen Strafverschärfungen sind nicht nur eine Reaktion auf den Terroranschlag beim CSD. Dobrindt und Hubig kommen damit auch Forderungen von Sicherheitskräften nach. Polizeigewerkschaften verlangen beispielsweise schon lange, dass Messerkriminalität stärker bestraft wird. Den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ben Messerangriffe mit gefährlichen Körperverletzungen signifikant zugenommen. Vor allem junge Männer, viele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gelten als gewaltbereit. Der Anteil nichtdeutscher Tatverdächtiger liegt im Bereich der Messerkriminalität bei rund 43 Prozent. Damit sind Ausländer deutlich überrepräsentiert, denn sie machen nur etwa 15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in Deutschland aus.

Attentäter vorzeitig entlassen

Auch Experten wie der Islamismus-Experte und Psychologe Ahmad Mansour sehen das Jugendstrafrecht als zu milde an. Er kritisiert, dass selbst bei wiederholten Versuchen von Jugendlichen, sich Terrororganisationen anzuschliessen, nur Bewährungsstrafen verhängt würden.

Ballout radikalisierte sich früh und war 2025 nach Libanon gereist, um sich laut Ermittlungsbehörden in Syrien der Terrormiliz IS anzuschliessen. Er wurde von libanes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n festgenommen. Bei seiner Wiedereinreise nach Deutschland wurde Ballout in Untersuchungshaft genommen. Trotz Bedenken der Sicherheitsbehörden wurde er vorzeitig aus der Haft entlassen. Deutschlandweit zählt das Bundeskriminalamt (BKA) etwa 450 islamistische Gefährder sowie 65 Gefährder aus dem rechtsextremen und 12 aus dem linksextremen Milieu. Ihnen trauen die Behörden schwere politisch motivierte Straftaten bis hin zu Terroranschlägen zu.

In Dahiye im Süden Beiruts strömen die Menschen zum Fest.

Der Infostand einer dem Hizbullah nahestehenden Jugendorganisation.

Hüpfburg, Honig und Gewehre auf dem Volksfest des Hizbullah

Die libanesische Schiitenmiliz will in ihrer Hochburg Dahiye Normalität demonstrieren

REWERT HOFFER, BEIRUT

(TEXT UND BILDER)

Hussein lockt seine Kunden mit einem günstigen Angebot: Sieben Schüsse mit der Paintball-Kanone für umgerechnet nicht einmal drei Franken. Das Ziel ist ein Foto des israel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enjamin Netanyahu. «Wenn ihr wollt, kann ich auch Trump aufhängen», sagt der junge Mann lachend und holt ein DIN-A4-Foto des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hervor. Neben dem Schiessstand von Hussein steht eine Hüpfburg für die Kinder, rundherum kann man Gewürze, Rosenwasser und sehr viele Bilder oder Schlüsselanhänger mit den Symbolen des Hizbullah kaufen. Aus den Boxen wummert ein Best-of der Hymnen der libanesischen Schiitenmiliz über den Ashura-Platz im Zentrum von Dahiye. Der Hizbullah organisiert in seiner Hochburg im Süden von Beirut ein Volksfest für die ganze Familie.

Dahiye: Das Quartier südlich der libanesischen Hauptstadt ist das Nervenzentrum des Hizbullah. Israels Armee hat im zweiten Libanonkrieg 2006 sogar eine Militärdoktrin nach dem Stadtteil benannt. Hier wurde 2024 der langjährige Chef der schiitischen Miliz getötet, Hassan Nasrallah. Und auch in diesem Frühjahr haben israelische Kampfjets das Viertel immer wieder ins Visier genommen.

«Ein Symbol des Widerstands»

Doch Dahiye ist auch das Zuhause von geschätzt einer Million Menschen, die dort dicht gedrängt in Hochhäusern leben. Wie viel es genau sind, weiss keiner. Als Israel noch regelmässig die südliche Vorstadt bombardierte, glich Dahiye einer Geisterstadt – die meisten Menschen waren geflohen. Doch jetzt hat sich unter den mehrheitlich schiitischen Einwohnern des Quartiers ein wenig Normalität eingestellt.

Unweit des Ashura-Platzes stehen sie aber noch – die stummen Zeugen des Kriegs, der erst vor wenigen Monaten über Dahiye hereingebrochen ist: Ein

Wohnblock wurde komplett weggesprengt, daneben ragt ein ausgebombtes Betonfragment mit klaffenden Lücken in die Luft, als hätte ein Riese ein paarmal davon abgebissen. Ahmed Yassin will vom Krieg und von der Zerstörung nichts hören. Der 31-Jährige hat neben einem Stand für Honig aus Südlibanon angehalten. «Dieses Fest ist ein Symbol des Widerstands», sagt der junge Mann mit Sonnenbrille und Herrenhandtasche. Denn es zeige, dass die Schiiten trotz den israelischen Angriffen nicht aus Dahiye herausgetrieben werden könnten. Mit «Widerstand» meinen die Unterstützer des Hizbullah den bewaffneten Kampf gegen Israel.

«In Dahiye ist wieder der normale Alltag eingekehrt.» Das habe auch der Hizbullah-Chef Naim Kassem unlängst verkündet, und Yassin vertraut seinen Worten. Doch viele libanesische Schi-iten, die das Rückgrat der mit Iran verbündeten Miliz bilden, sind von Normalität und Alltag noch weit entfernt.

Viele trauen der Ruhe nicht

Ghassan Taubes Haus in der südlibanesischen Stadt Aitaroun wurde schon im Jahr 2024 durch ein israelisches Bombardement komplett zerstört. Heute verkauft der 65-Jährige seinen Honig aus dem Süden des Landes in Dahiye.

Die Zähne und Fingerkuppen des Imkers sind gelb gefärbt: Taube raucht eine filterlose Zigarette nach der anderen. «Meine 180 Kisten mit Bienenwaben waren fort – ich musste bei null anfangen», erinnert er sich an den Tag, als er sein Haus verlor. Doch die Arbeit falle ihm nicht mehr so leicht wie früher, sagt der Mann. Jetzt sei er alt und vor allem müde. Geschichten wie jene von Ghassan Taube hört man auf dem Volksfest in Dahiye zuhauf. Egal, ob die Menschen aus der südlichen Vorstadt Beiruts oder dem Südlibanon stammen – viele haben Verluste zu beklagen. Und längst sind nicht alle Einwohner Dahiyes permanent in die südliche Vorstadt zurückgekehrt. Viele trauen der vorübergehenden Ruhe nicht. Zwar bombardiert Israel schon seit

Monaten Beirut nicht mehr, doch der Krieg im Süden hat nie aufgehört.

Und während der Hizbullah in der Vergangenheit über volle Kassen verfügte und seine Anhängerschaft beim Wiederaufbau unterstützt hatte, herrscht jetzt Ebbe. Die Finanzspritzen aus dem angeschlagenen Iran werden kleiner. In diesem Jahr zahlte die Organisation bislang keinerlei Unterstützung für Menschen aus, deren Häuser zerstört wurden. Nach dem Libanonkrieg 2006 konnte der Hizbullah noch 12 000 Dollar für jede ausgebombte Familie aufbringen und baute eigenmächtig Dahiye wieder auf. Heute sieht man nur an wenigen Ecken der südlichen Vorstadt Bagger stehen, die den Schutt beiseiteschaffen. Die meisten ausgebombten Häuser rotten vor sich hin. Der schwache libanesische Staat hat jedoch weder damals noch heute geholfen. Auch deswegen vertrauen viele libanesische Schi-iten immer noch eher dem Hizbullah.

Und so gibt es sie noch immer – die knallharten Hizbullah-Unterstützer, die auch die Rückschläge der vergangenen Jahre nicht vom Glauben an die Miliz abbringen können. Eine von ihnen ist die junge Esra Suweida, die in einen schwarzen Tschador gekleidet ist – das traditionell iranische Gewand. Sie ist Mitglied einer dem Hizbullah nahestehenden Jugendorganisation, die sich der «Aufklärung» verschrieben hat, wie die junge Frau sagt. Sie und ihre Mitstreiterinnen betreiben einen Infostand am Eingang des Volksfestes, wo sie alle Interessierten vor einer Pinnwand mit Fakten über die wichtigsten schiitischen Widerstandskämpfer Libanons versorgen.

Hinter ihr setzt ihre Kollegin Fatima ein Magazin in ein Maschinengewehr, das Teil der kleinen Ausstellung ist. «Das ist eine echte Waffe», verkündet Fatima stolz. «Ein Symbol für den bewaffneten Kampf.» An einer Wand sind Fotos iranischer Anführer, palästinensischer Hamas-Vertreter und getöteter Hizbullah-Kommandanten aufgehängt.

Begonnen habe der «Widerstand» schon, als Libanon noch unter osmanischer Herrschaft gestanden habe, und er setze sich bis heute fort mit dem Kampf gegen Israel und die USA, sagt Esra Suweida. Fast schon beiläufig erwähnt die junge Frau aber auch den wahren Grund, warum wohl die meisten in Dahiye noch zum Hizbullah halten. Bevor es die ersten schiitischen Milizen und dann ab 1982 den Hizbullah gab, seien die Schiiten in Libanon entrechtet gewesen. «Sie waren Bürger dritter Klasse», sagt Esra Suweida. Vor diesem Schicksal haben die meisten Schiiten auch heute Angst. Nicht nur betreibt der Hizbullah eigene Schulen und Wohlfahrtsorganisationen, die der Gemeinschaft im Gegensatz zu korrupten staatlichen Strukturen überhaupt etwas bieten. Die Miliz hat den Schiiten zum ersten Mal ein Gefühl des Stolzes und politische Macht gegeben. Viele schiitische Libanesen sind überzeugt: Ohne den Hizbullah droht ihnen wieder der Abstieg.

Schlange stehen für Hotdogs

Schnell kommt Esra Suweida aber wieder auf den Kampf gegen ausländische Invasoren zu sprechen. Wer ihr zuhört, hat das Gefühl, dass es allein die libanesischen Schiiten waren, die das Land vor immer wiederkehrenden Bedrohungen von aussen bewahrten. Dass es der Entscheid des Hizbullah war, erst 2023 für die palästinensische Hamas und dann in diesem Jahr für Iran einen Krieg vom Zaun zu brechen, erwähnt sie nicht. Es ist Abend geworden in Dahiye. Immer mehr Menschen strömen zum Volksfest. Langsam ist auch das Foto von Donald Trump bei Husseins Stand mit gelben Paintball-Flecken übersät. Doch trotz dem vor sich hergetragenen Antiamerikanismus können sogar die Schiiten in Libanon dem mächtigen Sog der amerikanischen Kultur nicht entfliehen.

Die längste Schlange auf dem Hizbullah-Rummel ist vor dem Essensstand, bei dem amerikanische Hotdogs und Burger verkauft werden. Als müsste man für das Essen der Imperialisten einen Ablass bezahlen, steht neben der Kasse noch eine kleine Spendenbox mit dem Konterfei von Hassan Nasrallah.

IN KÜRZE

Neu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in Estland

(dpa) · Ex-Armeechef Martin Herem ist neu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Estlands. Der 52 Jahre alte parteilose General a. D. legte im Parlament in Tallinn den Amtseid ab, nachdem er von Staatspräsident Alar Karis ernannt worden war. Herem war von 2018 bis 2024 Befehlshaber der estnischen Streitkräfte und soll den Posten bis zur im kommenden Frühjahr in Estland anstehenden Parlamentswahl übernehmen. Er war zuletzt in der Rüstungsindustrie tätig. Herem folgt auf Hanno Pevkur, der nach einem Skandal um die Beschaffung von Munition für die Ukraine zurückgetreten war.

EU will Aufrüstung schneller ermöglichen

(dpa) · Das Europäische Parlament hat den Weg für eine erhebliche Beschleunigung von Genehmigungsverfahren für Verteidigungsprojekte freigemacht. Die Höchstdauer für solche Verfahren soll auf 102 Arbeitstage festgelegt werden, wie das Parlament mitteilte. Wenn die zuständige Behörde vor Ablauf der Frist kein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hat, soll der Genehmigungsantrag stillschweigend als angenommen gelten. Die Abgeordneten bestätigten damit eine Einigung mit Unterhändlern der EU-Staaten. Diese müssen nun noch formell zustimmen. Dies gilt allerdings als Formalie. Hintergrund der Initiative sind insbesondere die Bedrohungen durch Russland. Geheimdienste gingen zuletzt davon aus, dass Russland spätestens 2030 militärisch in der Lage sein dürfte, einen weiteren Krieg zu beginnen.

Hegseth lobt Deutschlands Kurs in der Nato

(dpa) · US-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hat Deutschland Anerkennung für eine Vorreiterrolle bei der Stärkung der Nato in Europa gezollt. Bei einem Treffen mit seinem deutschen Amtskollegen Boris Pistorius (SPD) im Pentagon sprach er von «grossen Fortschritten, die vor der Rückkehr vo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ins Amt wohl niemand für möglich gehalten hätte». Beide Minister unterzeichneten zudem eine Rüstungsvereinbarung, die darauf abzielt, den enormen Bedarf an Waffen, Munition und Ausrüstung im Nato-Bündnis verstärkt auch aus deutscher Produktion zu decken.

Lukaschenko lässt Gefangene frei

(dpa) · In Weissrussland hat der amerikanische Unterhändler John Coale nach Verhandlungen mit dem Machthaber Alexander Lukaschenko erneut Gefangene freibekommen. Im Gegenzug versprach er, die US-Sanktionen gegen zwei grosse weissrussische Unternehmen aufzuheben. «25 Gefangene sind heute frei!», teilte Coale nach den Unterredungen in Minsk bei X mit. Das Engagement für direkte Diplomatie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bringe Ergebnisse. Die freigelassenen Gefangenen trafen später in Litauen ein und wurden von Vertretern der weissrussischen Opposition und Angehörigen empfangen.

Russland verurteilt Wissenschafter

(dpa) · In einem umstrittenen Prozess wegen angeblichen Landesverrats hat ein russisches Gericht den Wissenschafter Nikolai Sjusew zu sieben Jahren Haft im Straflager verurteilt. Der Soziologe mit kanadischer und russischer Staatsbürgerschaft sei wegen Zusammenarbeit mit staatlichen Stellen im Ausland vom Obersten Gericht der Republik Komi in Syktywkar verurteilt worden. Menschenrechtler haben den 70-Jährigen, der sich für die Rechte ethnischer Minderheiten in Russland einsetzt, als politischen Gefangenen und damit als Opfer von Justizwillkür eingestuft..

«Eine Frau zum Kopftuch zu zwingen, kann Nötigung sein»

Integrationsministerin Claudia Bauer hält das Kopftuchverbot an Österreichs Schulen für nötig. Im Gespräch mit Meret Baumann erklärt sie, wie die Regierung den Islamismus bekämpfen will

Frau Bauer, an Österreichs Schulen gilt seit einigen Tagen ein Kopftuchverbot für Mädchen unter 14 Jahren. Wie ver- lief der Start?

In weiten Teilen wird das Verbot des Kinderkopftuchs sehr gut eingehalten. Das zeigt, dass die Aufklärungsphase im Sommersemester erfolgreich war. Es gab Fälle von Schülerinnen, die das Kopftuch nach einem Hinweis auf die neue Regelung ablegten. Vereinzelt gibt es aber auch noch Widerstand.

Wie verbreitet ist das Phänomen überhaupt? Sie nannten letztes Jahr eine Zahl von 12 000 Mädchen.

Das ist die Schätzung der Experten. In Wien gibt es 84 000 Schülerinnen unter 14 Jahren, von denen vier von zehn muslimischen Glaubens sind. Aus einer deutschen Vergleichsstudie wissen wir, dass rund jede dritte junge Muslimin angibt, immer ein Kopftuch zu tragen. Allein in Wien wären das umgerechnet rund 12 000 potenzielle Kopftuchträgerinnen unter 14 Jahr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gab es auch eine deutliche Zunahme.

Liegt das nur daran, dass es mehr muslimische Mädchen gibt an den Schulen, oder hat sich auch die Auslegung der religiösen Regeln geändert?

Es hängt mit der Migration der letzten zehn Jahre und insbesondere dem Familiennachzug zusammen. Aber gerade jüngere Muslime legen ihren Glauben auch deutlich strenger aus als früher. Auf Social Media gibt es Influencerinnen, die erklären, Mädchen seien nur dann anständige Musliminnen, wenn sie so früh wie möglich ein Kopftuch trügen. Dieses schütze vor den Blicken der Männer und vor Missbrauch. Das ist nicht vereinbar mit unseren europäischen Werten.

Oft sind es Buben, die als selbsternannte «Sittenwächter» den Mädchen eine strenge Auslegung des Islams aufdrängen. Stört es Sie als Frau nicht, dass die Folge nun wie so oft eine Kleidungsvorschrift für Frauen ist?

Natürlich stört mich das. Mir wird vorgeworfen, ich stigmatisiere junge Musliminnen. Aber warum werden Mädchen denn gezwungen, ein Kopftuch zu tragen? Es wird mit der Geschlechtsreife argumentiert, aber ich finde es zutiefst abstossend, wenn alte Männer Mädchen markieren wollen, sobald sie geschlechtsreif sind.

Und was tun Sie gegen «Sittenwächter»? Wir haben viele Integrationsprojekte, bei denen wir mit Buben aus diesen dogmatischen Milieus arbeiten. Das Kopftuchverbot allein wird nicht dafür sorgen, dass Mädchen selbstbestimmt entscheiden können. Was aber auch klar ist: Eine Frau zum Kopftuch zu zwingen, kann Nötigung sein. Da kommt das Strafrecht zur Anwendung.

Ihre Partei, die ÖVP, hat gemeinsam mit der FPÖ schon 2019 einen Versuch unternommen, das Kopftuch an Schulen zu verbieten mit einer weniger weit gehenden Regelung. Dennoch wurde diese vom Verfassungsgerichtshof wegen Verletzung der Religionsfreiheit aufgehoben. Warum sollte das nun anders sein?

Es gibt viele Begleitmassnahmen zum Verbot, für die Mädchen selbst, für Buben und für Eltern. Bei der Umsetzung soll zudem behutsam vorgegangen werden: Aufklärung und Gespräche stehen im Vordergrund, nicht Strafen. Für uns zählt das Kindeswohl. Im Vergleich zu damals gibt es weniger Umgehungsmöglichkeiten, weil das Verbot auch für Privatschulen gilt und die Regeln für den Heimunterricht seit der Pandemie strenger sind. Und es ist an die Religionsmündigkeit mit 14 Jahren geknüpft.

Das Kindeswohl ist also die «besondere sachliche Rechtfertigung», die das Gericht für einen solchen Eingriff verlangt hat?

Ja. Es geht nicht um das religiöse Symbol. Wir wollen die gleichen Entwicklungschancen für Mädchen garantieren. Die Kippa eines jüdischen Buben hat nicht dieselbe Auswirkung auf die körperliche und persönliche Entwicklung wie das Kopftuch auf sehr junge Mädchen. Es vermittelt, dass man sich für seinen Körper schämen muss.

Claudia Bauer hat klare Kriterien für eine gelungene Integration. DUNKER/BKA

Dem Kindeswohl dient das Verbot aber nur, wenn es in der Community akzeptiert wird und nicht zu zusätzlichen Konflikten für die Mädchen oder Ausgrenzung führt. Wie stellen Sie das sicher? Da müssen wir sehr aufmerksam sein. Es gibt Schülerinnen, die sich nur in der Schule jemandem anvertrauen können – auch wenn sie von anderen Formen der Unterdrückung oder sogar Gewalt betroffen sind. Gerade deshalb ist es so zentral, dass die Schule der Ort ist, wo sich Mädchen frei entfalten können. Wir wollen ihnen Selbstvertrauen und Selbstbestimmtheit vermitteln. Das Kopftuch steht dem vollkommen entgegen, weil es sie unsichtbar macht. Je früher es getragen wird, desto geringer is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eine Frau es jemals ablegt. Dazu gibt es Studien. Es mag sein, dass manche das Kopftuch freiwillig tragen, weil auch die Mutter und die grosse Schwester das tun. Aber wir wollen den Mädchen Zeit geben bis zur Religionsmündigkeit, das zu entscheiden. Dann sind sie sich auch der Konsequenzen eher bewusst.

Grössere Akzeptanz gäbe es, wenn alle auffälligen religiösen Symbole aus den Klassenzimmern verbannt würden. In Österreich gilt aber teilweise die Pflicht zum Kreuz an der Wand. Ist das nicht ein Widerspruch in einem säkularen Land? Wir sind ein christliches Land und bekennen uns zu unseren Werten. Diese werden in den Schulen vermittelt, bestimmen «Wir wollen Mädchen Selbstvertrauen und Selbstbestimmtheit vermitteln. Das Kopftuch steht dem vollkommen entgegen.»

Ministerin für Integration

bam. · Die 31-jährige Oberösterreicherin Claudia Bauer ist seit anderthalb Jahren Ministerin für Europa, Integration und Familie im österreichischen Kanzleramt. Ihr Ministerium war federführend beim Kopftuchverbot für Mädchen, das seit diesem Schuljahr gilt, und soll nun ein Verbot des politischen Islams ausarbeiten. Die Politikerin der konservativen ÖVP wurde bereits 2017 mit 22 Jahren in den Nationalrat gewählt und war ab 2022 Staatssekretärin für Jugend und Zivilschutz.

unser Zusammenleben und auch den Kalender. Ich finde das Kreuz deshalb wichtig. Wir wollen nicht wie Frankreich alle religiösen Symbole abschaffen.

Die Regierung plant auch ein Verbot des politischen Islams. Wie könnte ein solches konkret aussehen?

Wir möchten einerseits den politischen Islam an sich verbieten, aber auch diverse Gesetze wie das Vereins-, Versammlungs- oder Kultusrecht nachschärfen. Es gibt zu viele Lücken, die es ermöglichen, dass beispielsweise die Muslimbrüder Strukturen aufbauen können, obwohl die Symbole dieser Organisation bereits verboten sind. Bei Demonstrationen für ein Kalifat kann straflos die Auslöschung der Republik gefordert werden. Da haben wir Handlungsbedarf. Islamistische Tathandlungen haben im Jahr 2025 um 40 Prozent zugenommen.

Es gibt schon jetzt zahlreiche Bestimmungen, die extremistische und staatsfeindliche Aktivitäten verbieten. Braucht es statt eines neuen Gesetzes nicht mehr Konsequenz und Ressourcen, um den Vollzug zu verbessern?

Die momentane Gesetzeslage reicht offensichtlich nicht, sonst hätten wir das Problem ja gelöst. Wenn es der Muslimbruderschaft gelingt, in Österreich Netzwerke aufzubauen, sind die bestehenden Gesetze zu lasch. In ihrem Gründungsland Ägypten gilt sie als Terrororganisation, in Europa dagegen nicht. In Österreich sind derzeit nur ihre Symbole verboten, Vereine können aber dennoch gegründet werden. Das müssen wir ändern.

Der Begriff «politischer Islam» ist schwammig. Die grossangelegte «Operation Luxor» im November 2020 mit Dutzenden von Razzien gegen die Muslimbruderschaft war teilweise rechtswidrig, die meisten Verfahren wurden eingestellt, und es gab keine einzige Verurteilung. Wie garantieren Sie, dass es nicht zu willkürlichen Aktionen gegen eine Religionsgemeinschaft kommt? Wir müssen eine präzise Definition für das Verbot des politischen Islams finden. Es geht um eine Herrschaftsideologie, die sich gegen die Menschenrechte und unseren Rechtsstaat richtet. Da müssen wir die Grenze ziehen. Wir wollen nicht säkulare Muslime treffen, sondern sie schützen. Sie sind am meisten gefährdet durch Extremisten, die ihnen ständig einreden, anständige Muslime könnten nicht Teil der westlichen Welt sein.

Wien erlebte im November 2020 einen Terrorakt mit vier Toten und entging vor zwei Jahren einem Anschlag auf ein Taylor-Swift-Konzert. Was hätte dieser geplante Tatbestand in diesen Fällen gebracht? Gegen Terror haben wir klare Gesetze. Aber wir müssen die schleichende Radikalisierung im Vorfeld verhindern. Das Problem ist längst der digitale Raum – es geht nicht mehr nur um Hinterhofmoscheen, in denen sich Gruppen treffen und radikalisieren. Die Konten von Hasspredigern müssen gesperrt werden. Diese richten sich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Religion gegen alles, wofür wir stehen. Was unser Zusammenleben gefährdet, darf nicht tagelang auf Social Media verfügbar sein. Wenn jemand zur Tötung von Ungläubigen aufruft, ist das Terror. Solche Inhalte müssen sofort vom Netz. Hassprediger können derzeit auch problemlos nach Österreich einreisen und Veranstaltungen durchführen. Das müssen wir ebenfalls unterbinden.

Sie haben den politischen Islam auch schon als die grösste Gefahr unserer Zeit bezeichnet. Ist er das wirklich? Wir haben einen Sommer mit Rekordhitze erlebt und an Europas Grenze ein Regime, das seinen Nachbarn terrorisiert und einen hybriden Krieg auch gegen Österreich führt.

Er ist sicherlich eine der grössten Gefahren, die wir im Moment erleben. Der Unterschied zu anderen Herausforderungen in Europa ist, dass man Extremismus und Radikalisierung nur schwer greifen kann. Die Entwicklung passiert still und schleichend.

Besteht nicht die Gefahr, dass sich mit dieser Rhetorik, mit dem Kopftuchverbot und einem allfälligen Verbot des politischen Islams auch gemässigte Muslime ausgegrenzt fühlen? Genau sie wären ja fundamental wichtig für die Integration der gesamten Glaubensgemeinschaft. Man muss die Dinge schon beim Namen nennen dürfen,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hat der politische Islam mit dem Islam zu tun. Hier wird im Namen des Islams die Religion über den Staat gestellt, die Einführung der Scharia gefordert und die Errichtung eines Kalifats propagiert. Und genau das werden wir bekämpfen. Denn die Ersten, die davon getroffen werden, sind liberale Muslime, die aus Ländern wie Iran vor der Unterdrückung nach Österreich geflohen sind. Sie wollen hier ohne Kopftuch und Sittenwächter leben, unsere Kultur achten und sich integrieren.

Wäre es nicht auch Ihre Aufgabe als Integrationsministerin, den liberalen Muslimen mehr Gehör zu verschaffen – gerade weil Sie so hart vorgehen gegen den radikalen Islam?

Ich sehe es als Aufgabe der Glaubensgemeinschaft und der Medien, auch gut integrierte, engagierte Muslime vor den Vorhang zu holen. Bei der Kopftuchdebatte kommen zum Beispiel nur diejenigen zu Wort, die das Gesetz ablehnen und gerichtlich bekämpfen wollen. Zudem würde ich mir eine stärkere Abgrenzung vom Islamismus wünschen.

In Wien kann die Hälfte der Schulanfänger so schlecht Deutsch, dass sie dem Unterricht nicht folgen kann. 60 Prozent dieser Kinder sind in Österreich geboren. Ist das nicht ein Integrationsversagen? Ja, das sind erschreckende Zahlen. Im Schulunterricht geht es leider nicht mehr hauptsächlich um die Vermittlung von Wissen, sondern darum, Sprachdefizite auszumerzen. Ich setze grosse Hoffnungen in das geplante Integrationspflichtengesetz. Vor allem Mütter besuchen oft keine Deutschkurse, weil ihre Männer ihnen verbieten, allein das Haus zu verlassen. Wenn sie Betreuungspflichten haben, gab es bisher keine Verpflichtung. Hier lebende Eltern, die die Sprache nicht können, sind aber ein schlechtes Vorbild für ihre Kinder und vermitteln diesen, dass man auch ohne Deutsch über die Runden kommt. Künftig soll es Sanktionen geben für diejenigen, die an Integrationsmassnahmen nicht oder ungenügend teilnehmen. Letztes Jahr wurden 10 000 Deutschkurse unentschuldigt abgebrochen. Die fehlende Verbindlichkeit der letzten Jahre war falsch. Es reicht nicht, eine Broschüre mit Kursangeboten und Anlaufstellen auszuteilen.

Wann halten Sie persönlich Integration für gelungen? Sie haben kürzlich gesagt, man sollte auch Dialekt verstehen. Ehrlich gesagt tue ich das nicht immer, obwohl ich deutscher Muttersprache und schon lange in Österreich bin.

Das wurde verkürzt wiedergegeben. Ich habe immer betont, die Dialektkurse seien ein zusätzliches Angebot, wenn jemand schon ein gutes Deutschniveau habe. Sie sind natürlich nicht verpflichtend, es wird auch nicht geprüft. Teilweise haben sich Menschen aber gewünscht, die regionale Sprache zu lernen, zum Beispiel weil sie in der Pflege arbeiten.

Was sind die Kriterien einer gelungenen Integration? Deutsch zu lernen, zu arbeiten und selbst für den eigenen Unterhalt zu sorgen sowie unsere Werte zu respektieren.

Bundespräsident Parmelin verliert seine wichtigste Beamtin

Die Seco-Chefin Helene Budliger tritt ab – sie galt als Staatssekretärin für besonders heikle Aufgaben im Dienst des Wirtschaftsministers

Helene Budliger verlässt das Staatssekretariat für Wirtschaft.
ANNICK RAMP / NZZ

BEATRICE BÖSIGER, MATTHIAS VENETZ

Es ist eine handfeste Überraschung. Staatssekretärin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hat gekündigt, wie der «Blick» zuerst berichtet und auch Recherchen der NZZ ergeben haben. Das Staatssekretariat für Wirtschaft (Seco) hat den Rücktritt am Mittwochnachmittag in einer Medienmitteilung bestätigt. Darin heisst es, Budliger werde das Seco auf Ende März 2027 verlassen, da sie «eine neue Herausforderung» an-

Nicht nur für Bern ein Verlust Kommentar auf Seite 21

nehmen möchte. Bundespräsident Guy Parmelin bedauert den Rücktritt in dem Schreiben und dankt Budliger für ihre Dienste.

Budliger leitet das Seco seit 2022 und war massgeblich am Zoll-Deal mit den USA beteiligt. Warum sie ihr Amt gerade jetzt abgibt, ist unklar. Während ihr Ambitionen auf eine Karriere in der Privatwirtschaft nachgesagt werden, gibt es auch Stimmen, die sagen, ihr Rücktritt sei nicht ganz freiwillig erfolgt. Der «Blick» spekuliert, es gebe einen Zusammenhang mit einer Untersuchung zum Zoll-Deal mit den USA. Die Geschäftsprüfungskommission untersucht derzeit, wie die Bundesbehörden bis zur Unterzeichnung der rechtlich unverbindlichen Absichtserklärung gehandelt haben. Andere Stimmen in Bern widersprechen.

Die Krisenmanagerin

Unklar ist auch, ob ihr Schritt mit möglichen Zukunftsplänen des SVP-Wirtschaftsministers Guy Parmelin zusammenhängt. Er ist seit Januar 2016 Bundesrat. Sein Präsidialjahr neigt sich dem Ende zu, und wie lange er noch im Amt bleibt, ist fraglich.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aben sich die Spekulationen gehäuft. Es hiess, Parmelin werde am Ende der laufenden Session, also Anfang Oktober, seinen Rücktritt bekanntgeben. Als sein Nachfolger im Wirtschaftsdepartement wird unter anderem der SP-Bundesrat Beat Jans gehandelt. Möglicherweise – so sagen einige Beobachter in Bern – habe das Budligers Entscheid beeinflusst.

Über einen Rücktritt von Parmelin aufgrund seiner Rückenprobleme wurde allerdings schon mehrfach spekuliert. Bis anhin jeweils fälschlicherweise. Sicher ist aber: Mit Budliger verliert er seine bekannteste Chefbeamtin.

Ihren Ruf als Staatssekretärin für besonders heikle Angelegenheiten hat sich Budliger im Verlauf der vergangenen Jahre erarbeitet. Vor ihrer Tätigkeit im Wirtschaftsdepartement war Budliger für das diplomatische Corps tätig. Sie war Botschafterin in Thailand und Südafrika. In Bangkok organisierte sie während der Pandemie Repatriierungsflüge für Schweizer Touristen und Impfungen für Auslandschweizer. Nachdem sie das Seco im Jahr 2022 übernommen hatte, wartete die nächste Krise. Budliger musste die Gespräche zwischen den Sozialpartnern leiten. Zur Debatte standen damals die sogenannten flankierenden Massnahmen. In den Verhandlungen mit der EU musste die Schweiz Konzessionen machen, gleichzeitig sollten die Schweizer Löhne vor ausländischer Konkurrenz geschützt werden.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Seco und den Gewerkschaften war damals allerdings zerrüttet, und die Sozialpartner bekämpften sich phasenweise öffentlich. Budliger holte die Verbände und die Gewerkschaften wieder zurück an den Tisch. Dafür erhielt sie selbst von den Gewerkschaften Lob. Daniel Lampart, damals Chefökonom des Schweizerischen Gewerkschaftsbundes, sagte seinerzeit über Budliger: «Sie war die Erste, die verstehen wollte, was Sache ist.»

Erfolg im Zollstreit

Neben diesem ersten innenpolitischen Erfolg machte sich Budliger bald einen Namen in der Aussenhandelspolitik. Wirtschaftsminister Guy Parmelin ist seit Jahren bemüht, neue Freihandelsabkommen abzuschliessen und bestehende zu aktualisieren. Seine Staatssekretärin spielte in dieser Hinsicht eine wichtige Rolle. So reiste sie ein halbes Dutzend Mal persönlich nach Indien und baute mit den dortigen Politikern ein Vertrauensverhältnis auf.

Das Abkommen mit Indien trat vor einem Jahr in Kraft.

Im Sommer 2025 verhängte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trafzölle von 39 Prozent gegen die Schweiz. Ausgerechnet am Nationalfeiertag herrschte deshalb Krisenstimmung im Land, und der Bundesrat berief eine Sondersitzung ein. Bald hiess es, das Wirtschaftsdepartement wolle sich nun mit Vertretern der Wirtschaft treffen und nachverhandeln. Wenig später kursierte im ganzen Land das Foto von einflussreichen Schweizer Wirtschaftsführern im Oval Office. Inklusive Rolex-Tischuhr und Goldbarren.

Budliger gilt als gut vernetzt bei den Unternehmen – auch international. Ihr bevorstehender Abgang ist ein herber Verlust für die Politik in der Schweiz wie auch für die Wirtschaft. Wie es ohne sie mit den Zollverhandlungen weitergeht, ist unklar. Die Schweiz hat im November 2025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mit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terzeichnet. Damit gelang es ihr, den vo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verhängten Zollsatz von 39 auf 15

Prozent zu senken. Ein definitives Handelsabkommen ist derzeit allerdings immer noch nicht in Sicht.

Budligers Vorgehen war oft unkonventionell. In Bern hiess e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mmer wieder, sie sei die starke Figur im Wirtschaftsdepartement. Ehemalige Mitarbeiter von Wirtschaftsminister Parmelin erklärten, der Chef sei eben «kein Kontrollfreak», derzeitige Mitarbeiter sagten, Budliger sei wichtig, doch sie handle stets in Absprache mit dem Chef.

Parmelin selbst sagte der NZZ vor einem Jahr, er schätze Budligers «Kontaktgefühl in Verhandlungen». Budliger sondiere jeweils vor. Sobald es positive Signale gebe, schalte er sich aber selbst ein und entscheide. Wenn die Leute etwas anderes glaubten, sei das eben so. «Tant mieux!»

Zwar wird Budligers Fleiss gelobt, ihre Vernetzung löste in letzter Zeit aber auch immer wieder Kritik aus. Insbesondere im Kontext des Zoll-Deals mit den

Budligers Fleiss wird gelobt, ihre Vernetzung löste in letzter Zeit aber auch Kritik aus.

USA. So stand die Staatssekretärin auch in engem Kontakt mit der Unternehmergruppe um Alfred Gantner, den Gründer des Finanzkonzerns Partners Group. Bei ihrem Besuch bei Donald Trump gelang es den Unternehmern, den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von den Vorzügen der Schweizer Wirtschaft zu überzeugen. Gantner organisierte damals unter anderem Termine für Helene Budliger, wie die NZZ berichtet hat.

Wegen der Geschäftsführung der Behörd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amerikanischen Zöllen läuft momentan eine parlamentarische Untersuchung. Die Geschäftsprüfungskommission des Nationalrates will wissen, wie es zu den Verhandlungen gekommen ist, die im vergangenen November in einer Absichtserklärung zwischen den USA und der Schweiz gipfelten. Die Kommission plant, ihre Arbeiten in der zweiten Jahreshälfte 2026 abzuschliessen.

Andrea Caroni eilt Keller-Sutter zu Hilfe

Der FDP-Ständerat will die Eigenmittelvorschriften für Grossbanken dem Bundesrat überlassen

CHRISTINA NEUHAUS

An diesem Donnerstag wird sich im Ständerat zeigen, wie viel Rückhalt Karin Keller-Sutter in der eigenen Partei noch hat. Es geht um eine der wichtigsten wirtschaftspolitischen Fragen der vergangenen Jahre: Wie stark soll die UBS reguliert werden, nachdem sie durch die Übernahme der Credit Suisse zu einer Bank von noch einmal ganz anderer Dimension geworden ist?

Keller-Sutter will eine Lücke in der bisherigen Regulierung schliessen. Das Schweizer Stammhaus der UBS soll seine Beteiligungen an ausländischen Tochtergesellschaften künftig vollständig mit hartem Kernkapital unterlegen. Heute ist dies nur teilweise der Fall. Der Bundesrat argumentiert, Verluste im Ausland könnten sonst das Schweizer Stammhaus schwächen – und damit letztlich wieder den Staat in die Pflicht nehmen.

Die Zahlen sind beträchtlich. Nach Berechnungen des Bundes würden die beschlossenen und geplanten Regeln die Anforderungen an das harte Kernkapital der UBS um rund 20 Milliarden Dollar erhöhen. Weil die Bank bereits über Kapitalpolster verfügt, bezifferte der Bund die effektive Kapitallücke auf Basis der Zahlen von Ende 2025 allerdings auf rund 9 Milliarden Dollar.

Die UBS kämpft mehr oder weniger seit der Übernahme der gefallenen Grossbank CS gegen die geplante Verschärfung der Eigenmittelunterlegung für ihre Auslandtöchter. Karin Keller-Sutter hält dagegen. In Interviews oder auf Podien äussert sie sich unverblümt und oft etwas verbittert über die UBS. Umgekehrt lassen die Verantwortlichen um den UBS-Chef Sergio Ermotti kaum eine Gelegenheit aus, Karin Keller-Sutter als UBS-Hasserin hinzustellen.

Gegenspieler auch in der FDP

Besonders bemerkenswert ist der Widerstand deshalb innerhalb der FDP. Der ehemalige Parteipräsident Thierry Burkart, einst ein Vertrauter der Bundesrätin, stellte die rigide bundesrätliche Lösung früh infrage. Auch seinetwegen hat die Wirtschaftskommission des Ständerats Ende August einen Gegenvorschlag beschlossen: Nur 50 Prozent der ausländischen Beteiligungen sollen mit hartem Kernkapital, sogenanntem CET1, unterlegt werden müssen. Für die andere Hälfte sollen neu ausgestaltete AT1-Anleihen angerechnet werden können.

Andrea Caroni FDP-Ständerat

Die Kommission bezeichnet ihre Lösung als Kompromiss. Sie will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der Bank erhöhen, ohne deren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sfähigkeit übermäßig zu beeinträchtigen. Die Befürworter argumentieren zudem, die neuen AT1-Instrumente sollten früher als bisher Verluste auffangen und bereits eingreifen, bevor eine Bank in eine akute Krise gerate.

Doch Nationalbank und Finanzmarktaufsicht äusserten erhebliche Vorbehalte. Sie halten die vorgeschlagenen AT1-Instrumente nicht für einen gleichwertigen Ersatz für hartes Eigenkapital und warnten vor möglicher Destabilisierung sowie Rechts- und Interventionsrisiken. Offenbar bewerten sie den Kommissionsentscheid als Resultat intensiven Lobbyings seitens der Bank und wollen den Zeiger wieder ein paar Stunden rückwärts drehen.

Der Konsens ist dahin

Für Keller-Sutter ist das öffentliche Seilziehen mehr als unangenehm. Nach der Rettungsaktion für die Credit Suisse im März 2023 hatte sich in Bundesbern ein breiter Konsens gebildet, dass die Too-big-to-fail-Regeln verschärft werden müssten. Drei Jahre später wird nun darüber gestritten, wie weit diese Verschärfung gehen soll. Und die Front verläuft mitten durch den Freisinn.

Doch kurz vor der Ständeratsdebatte nimmt die Geschichte nun eine überraschende Wendung. Der Appenzeller FDP-Ständerat Andrea Caroni eilt seiner Bundesrätin mit einem Antrag zu Hilfe: Er will, wie er gegenüber der NZZ und SRF bestätigte, die Eigenmittelfrage wieder dem Bundesrat überlassen.

Caroni begründet seine Intervention institutionell. Die Eigenmittelvorschriften seien traditionell auf Verordnungsstufe geregelt worden. Das Parlament sei nicht der richtige Ort, um die technisch komplizierten Kapitalanforderungen im Detail auszuhandeln, das sei Sache des Bundesrats. Eine Rückweisung sei deshalb kein Verzicht auf strengere Regeln. Im Gegenteil: Das Parlament gäbe dem Bundesrat damit die Kompetenz und die Verantwortung zurück.

Ob Caroni mit seinem Vorstoss durchkommt, ist offen. Er selbst bezeichnet seine Chancen mit 50:50. An diesem Donnerstag wird sich zeigen, wie es weitergeht.

Wirtschaft, Seite 24

Neue Bürcher Zeitung

Mord soll nicht mehr verjähren

Der Ständerat stimmt einer Gesetzesänderung zu – ein Sieg für die Urheber einer St. Galler Standesinitiative

RENATO SCHATZ, BERN

Thomas Benz glaubt, einen seit Jahrzehnten gesuchten Mörder zu kennen. Er habe Dokumente, die den Mann belasteten, sagt er. Diese zeigten, dass er kein Alibi habe. Er sei sogar aktenkundig. «Doch er wurde von höherer Stelle geschont.» Das habe ihm ein Kripo-Mitarbeiter gesagt. Benz spricht von dem sogenannten Kristallhöhlenmord, der sich 1982 im St. Galler Rheintal ereignete und bei dem ein 15- und ein 17-jähriges Mädchen getötet wurden. Am Mittag des 31. Juli wurden sie zum letzten Mal gesehen, auf Fahrrädern bei einer Kreuzung zwischen Oberriet und Kobelwald. Zwei Monate später fand ein Mann die Leichen der Mädchen in der Nähe der Kristallhöhle.

Benz ist damals sieben Jahre alt, als er in der Zeitung vom Mordfall liest. Er kennt die Gegend von den Ferien bei seinen Grosseltern in Rüthi, die Kreuzung, die Kristallhöhle. Er wird den Fall nie mehr los.

Mit acht Jahren führt Benz die ersten Befragungen durch, so erzählt er es später. Er inspiziert den Fundort der Leichen, mögliche Tatorte. Als Erwachsener fordert er Dokumente an, trifft Profiler und sogar einen Hellseher. Tagsüber arbeitet Benz als Bestatter, daneben ist er ein Besessener. Er inszeniert sich als eine Art Detektiv, der in der Grauzone ermittelt, halblegal und halböffentlich. Wenn ihn die Medien zum Kristallhöhlenmord befragen, kritisiert er die Behörden, deutet Skandale und Seilschaften an. Benz ist der Polizist des Volkes, und seit 2012 der Letzte, der noch wirklich ermittelt.

Kollegen aus dem Kanton helfen

Es gibt nur wenige Straftaten, die hierzulande nicht verjähren: sexuelle Handlungen an Kindern unter zwölf Jahren, Völkermo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Kriegsverbrechen sowie qualifizierte Geiselnahme. Mord gehört nicht dazu, anders als beispielsweise in Deutschland oder Frankreich. Das ändert sich nun. Am Mittwoch hat der Ständerat beschlossen, die Verjährung bei Mordfällen abzuschaffen. Es ist die nächste Wendung in einer Auseinandersetzung, «die beinahe selbst ein Kriminalroman sein könnte», wie der St. Galler SVP-Nationalrat Mike Egger sagt, ebenfalls ein Rheintaler.

Egger steht am Anfang dieser Geschichte. Er besucht im Sommer 2019 einen Gastvortrag des deutschen Profilers Axel Petermann in Oberriet. Der Saal ist voll, zweihundert Leute sind da, es gibt Bratwurst und Bier. Egger ist damals noch Kantonsrat. Er erzählt an diesem Abend von der Standesinitiative, die er zusammen mit Benz erarbeitet habe, damit Mord nicht mehr verjähren könne.

Für gewöhnlich sind Standesinitiativen in Bundesbern chancenlos, nur rund ein Zehntel kommt durch. Aber Egger hat einen Vorteil: Er wird in jenem Herbst in den Nationalrat gewählt und kann jetzt vor Ort für die Gesetzesänderung weibeln. Die Idee ist umstritten, aber irgendwann einigt sich das Parlament: Die Verjährbarkeit bei Mord soll abgeschafft werden, dazu soll die Verjährungsfrist für schwere Körperverletzung und Totschlag von 15 auf 20 Jahre angehoben werden und jene für vorsätzliche Tötung von 15 auf 30 Jahre.

Das letzte Bild der beiden Mädchen, die im Juli 1982 Opfer des sogenannten Kristallhöhlenmordes im St. Galler Rheintal wurden. Der Täter wurde nie gefasst.

Im März 2025 stimmt der Ständerat der Vorlage zu. Im Juni dieses Jahres folgt der Nationalrat. Die nötige Mehrheit beschafft Egger auch dank seinen St. Galler Ratskollegen: Nicolò Paganini überzeugt die Mitte-EVP-Fraktion, Susanne Vincenz-Stauffacher die FDP-Fraktion. Benz sitzt an jenem Tag auf der Zuschauertribüne des Nationalratssaals und hält die Spannung kaum aus. «Ich musste beinahe das Gebäude verlassen, so nervös war ich», sagt Benz.

Jositsch setzt sich durch

Doch dann meldet sich auf einmal die Rechtskommission des Ständerates (RK-S). Sie legt gewissermassen Einspruch ein, indem sie einen Rückkommensantrag stellt, obschon beide Räte die Vorlage angenommen haben. Bloss: Warum? Wegen der Rückmeldungen aus der Vernehmlassung, wie der Kommissionssprecher Matthias Michel sagt? Oder vielmehr wegen der Zusammensetzung der RK-S, die – anders als der Ständerat – an der Verjährung festhalten will?

Jedenfalls kommt es am Mittwochmorgen zum entscheidenden Schlagabtausch. Egger sitzt im Ständerat, um die Debatte mitzuverfolgen, Benz ist zu Hause und schaut über den Livestream zu. Die beiden sehen, wie ihre Gegner mehrfach vor «falschen Hoffnungen» warnen, die geschürt würden, oder vor dem Mehraufwand für die Justiz. Dass «mit der Zeit nicht nur belastende Beweise» verschwänden, «sondern auch entlastende». Oder dass sich etliche Rechtsexperten für die Verjährbarkeit ausgesprochen haben, wie der Mitte-Ständerat Beat Rieder sagt.

Es ist vor allem der Parteilose Daniel Jositsch, der dagegenhält. Der die ungeklärten Fälle aufzählt, die Namen der Opfer und Vermissten: Annika Hutter, Peter Roth, Sarah Oberson, Claudia Schwarz, Rebecca Bieri. Und Jositsch setzt sich schliesslich durch: Der Ständerat nimmt die Unverjährbarkeit von Mord mit 25 Ja- zu 18 Nein-Stimmen bei 2 Enthaltungen an. Als das Resultat auf dem Bildschirm erscheint, nickt Jositsch Egger zu. Nun steht der Standesinitiative nur noch die Schlussabstimmung in zwei Wochen im Weg.

Benz ist jetzt 51 Jahre alt. Er hat sich inzwischen zum Pflegefachmann umschulen lassen, aber er will weitermachen, ermitteln, Dokumente studieren. Der Kristallhöhlenmord ist zwar bis heute ungeklärt. Doch auch Benz hat am Mittwoch einen kleinen Sieg errungen.

Für Blochers Neutralitätsinitiative zeichnet sich ein Absturz ab

Gemäss einer Umfrage findet das Begehren nur im Umfeld der SVP eine Mehrheit – alle übrigen Lager lehnen es klar ab

DANIEL GERNY

Immer mehr Stimmbürgerinnen und Stimmbürger kommen zur Auffassung, dass eine Annahme der Neutralitätsinitiative für die Schweiz schädlich wäre. Nur ein gutes Drittel (34 Prozent) der teilnahmewilligen Stimmbürgerinnen und Stimmbürger will dem Volksbegehren zustimmen. Das hat die zweite Umfrage ergeben, die das Institut GfS Bern Anfang September im Auftrag der SRG durchgeführt hat. 63 Prozent wollen die Initiative bestimmt oder eher ablehnen. Bei der letzten Umfrage im August waren es noch 55 Prozent.

Die Initiative verlangt, dass die Schweiz immerwährend und bewaffnet neutral sei. Sie darf keinem Militär- oder Verteidigungsbündnis beitreten. Möglich ist eine Zusammenarbeit lediglich, wenn die Schweiz militärisch angegriffen wird oder ein Angriff vorbereitet wird. Lanciert wurde sie unter Führung von Christoph Blochers Komitee «Pro Schweiz».

Mehrheitlich Zustimmung findet die Initiative nur noch im Umfeld der SVP, wo 77 Prozent bestimmt oder eher dafür sind. Im Umfeld aller anderen Parteien dominieren die Nein-Sager – von 92 Prozent (bei der SP) bis zu 77 Prozent (bei der FDP). Entsprechend verfestigt sich auch die Auffassung, dass die Initiative chancenlos ist: 73 Prozent der Befragten rechnen mit einer Ablehnung. 83 Prozent der Befragten äussern zudem eine feste Stimmabsicht, die im Nein-Lager sogar noch grösser ist.

Nein-Trend verfestigt

Zudem hat sich der Nein-Trend laut GfS Bern in allen soziodemografischen Gruppen verbreitert. So ist die Zustimmung bei Personen ohne Berufsabschluss von 59 Prozent im August auf 42 Prozent im September gesunken. Auch in allen Altersgruppen nimmt die Ablehnung zu, wobei die Zustimmung unter den über 65-Jährigen nach wie vor am grössten ist. Frauen lehnen die Initiative etwas ausgeprägter ab (66 Prozent) als Männer (60 Prozent), aber in beiden Gruppen hat sich der Nein-Trend verfestigt.

Die Meinungsbildung folgt damit dem Muster, wie es für Volksinitiativen typisch ist: Die Gegnerinnen und Gegner werden stärker, während es den Befürworterinnen und Befürwortern immer schwerer fällt, mit ihren Argumenten zu überzeugen. Weil die Meinungsbildung weit fortgeschritten sei, sei am Abstimmungssonntag vom 27. September auch nicht mit grösseren Überraschungen zu rechnen, so GfS Bern. Ohne starke Mobilisierung des eigenen Lagers und ohne Umkehr des Nein-Trends sei die Abstimmung für die Befürworter der Initiative nicht mehr zu gewinnen.

Ernährungsinitiative chancenlos

Dasselbe gilt für die Ernährungssinitiative. 64 Prozent der teilnahmewilligen Stimmberechtigten wollen bestimmt oder eher gegen die Vorlage stimmen, nur 33 Prozent sind dafür. Die Zustimmung zur Initiative ist gegenüber der ersten Umfrage im August um 14 Prozentpunkte zurückgegangen.

Die Ernährungsinitiative verlangt, dass der Selbstversorgungsgrad der Schweiz von unter 50 auf 70 Prozent erhöht werde. Im Falle einer Annahme müssten die Bauern die Tierbestände verringern und stattdessen Pflanzen anbauen. Die Belastung des Trinkwassers und der Böden durch Stickstoff und Phosphor müsste sinken.

Auch hier zeigt sich die Ablehnung in allen Bevölkerungsgruppen und Landesteilen: Bei Frauen bleibt die Sympathie für die Vorlage höher als bei Männern, in der Romandie und im Tessin ist sie höher als in der Deutschschweiz, und die 18- bis 39-Jährigen stimmen ihr eher zu als die übrigen Altersgruppen. An der Ablehnung werde sich bis übernächsten Sonntag wahrscheinlich nichts mehr ändern – im Gegenteil: Der Nein-Trend dürfte sich im Schatten der Neutralitätsinitiative weiter fortsetzen.

St. Gallen knüpft Aufenthalt ans Strafregister

Kriminalitätsbekämpfung nach Tessiner Vorbild

ANDRI ROSTETTER

Der Kanton St. Gallen verschärft seine Praxis bei der Vergabe von Aufenthalts- und Grenzgängerbewilligungen. Bürger aus EU- und Efta-Staaten müssen künftig ausnahmslos einen Strafregisterauszug vorlegen, wenn sie eine Bewilligung beantragen. Der Kantonsrat hat am Mittwoch einer entsprechenden Motion der SVP zugestimmt.

Der Kanton folgt damit dem Tessiner Vorbild. Die Migrationsbehörden in Bellinzona verlangen seit 2015 systematisch Strafregisterauszüge von EU- und Efta-Bürgern, die ein Aufenthaltsgesuch stellen. Die Tessiner ignorieren damit das Freizügigkeitsabkommen (FZA), das den Kantonen eine solche Praxis seit 1999 verbietet.

Mafia-Fall im Misox

In den öffentlichen Fokus rückte das Tessiner Vorgehen im vergangenen Februar mit der Festnahme von mehreren mutmasslichen Mitgliedern der 'Ndrangheta im bündnerischen Misox. Einer der Verhafteten hatte zuvor im Tessin ein Gesuch für eine Aufenthaltsbewilligung gestellt, war dort aber wegen Vorstrafen abgewiesen worden.

Die Tessiner Weigerung blieb allerdings folgenlos: Der Mann reichte im Kanton Graubünden ein neues Gesuch ein. Die Behörden in Chur erteilten ihm daraufhin die Bewilligung, obwohl sie von den Tessiner Kollegen über die Vorstrafen informiert worden waren. Aus Sicht der Bündner waren die Vorstrafen nicht schwerwiegend genug, um eine Aufenthaltsbewilligung zu verweigern.

Die St. Galler SVP bezieht sich in ihrer Motion ausdrücklich auf die Tessiner Praxis und den Fall Misox. Die Tessiner Regierung betonte im April, dass sich die Praxi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bewährt habe. Die Verhaftungen hätten gezeigt, dass der Kanton dank der Prüfung des Strafregisterauszugs verhindert habe, dass einer Person mit potenziellen Verbindungen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eine Aufenthaltsbewilligung im Tessin erteilt worden sei. Die Tessiner Regierung sagte auch, dass sie es begrüsse, wenn weitere Kantone ihrem Vorbild folgten.

Warnung vor höherem Aufwand

Der St. Galler Kantonsrat tut dies nun – und zwar gegen den Willen der eigenen Regierung. Diese hatte sich im August klar gegen die Motion ausgesprochen. Die Regierung stimmt zwar der SVP zu, dass Vorstrafen bei der Beurteilung von Bewilligungsgesuchen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Der Kanton St. Gallen nutze aber den rechtlichen Handlungsspielraum schon heute konsequent aus. Das systematische Einfordern von Strafregisterauszügen erhöhe zudem den administrativen Aufwand.

Die St. Galler Behörden verfügen laut der Regierung schon heute über geeignete Instrumente, um alle sicherheitsrelevanten Informationen zu beschaffen. Alle neu einreisenden Personen, auch jene aus EU- und Efta-Staaten, würden im Bewilligungsprozess ausdrücklich nach Vorstrafen und hängigen Strafverfahren im In- und Ausland befragt. Bei Zweifeln verlange der Kanton einen Strafregisterauszug. Das gelte auch, wenn eine Person im Schweizer Fahndungssystem Ripol oder im Schengener Informationssystem (SIS) vermerkt sei.

Der St. Galler Entscheid dürfte auch in Bern auf grosses Interesse stossen. Im Juni hat das eidgenössische Parlament entschieden, dass vorbestrafte EU- und Efta-Bürger keine Aufenthaltsbewilligung mehr erhalten sollen. Auch diese neue Regel steht in direktem Widerspruch zum FZA. Gemäss dem Abkommen mit der EU darf ein Kanton nur dann einen Strafregisterauszug verlangen, wenn er klare Anhaltspunkte dafür hat, dass die betreffende Person eine Gefahr für die öffentliche Ordnung sein könnte – also beispielsweise eine Verbindung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hat.

«Churchill würde unsere Länder zur Zusammenarbeit drängen»

«Die Schweiz muss keinem Bündnis beitreten», sagt der britische Botschafter in der Schweiz, James Squire, 80 Jahre nach Winston Churchills berühmter Europa-Rede. Im Gespräch mit Georg Häsler plädiert er aber für eine pragmatische Kooperation in Sicherheitsfragen

Europa lag in Trümmern, Deutschland war in Besetzungszonen aufgeteilt, und der Eiserne Vorhang senkte sich zwischen Ost- und Westeuropa. Der Besuch des britischen Kriegspremierministers Winston Churchill im September 1946 in der unversehrten Schweiz setzte ein erstes Zeichen des Aufbruchs – insbesondere seine Rede an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Nie wieder Krieg bedeutete für Churchill, der Feindschaft der Völker das Projekt eines vereinten Europas entgegenzusetzen.

Der britische Botschafter James Squire nutzte den 80. Jahrestag der Zürcher Churchill-Rede für eine Charmeoffensive in der Schweiz. Squire ist seit 2008 im diplomatischen Dienst und war unter anderem Vizebotschafter in Afghanistan. Zuvor hatte er im Finanzsektor gearbeitet. Squire ist seit dreieinhalb Jahren auf dem Posten in Bern.

Herr Botschafter Squire, Winston Churchill rief 1946 in Zürich: «Let Europe arise!» Doch weder Grossbritannien noch die Schweiz gehören heute zur Europäischen Union. Wie kommt das? Beide Länder gehören sehr wohl zu Europa. Die Schweiz und Grossbritannien stehen im Herzen Europas, auch ausserhalb der EU. Die Geografie ist unser Schicksal. Churchill dachte an Europa als Zivilisation, die nach zwei Weltkriegen einen besseren Weg finden musste. Er legte sich auf ein einziges Modell für diesen zivilisatorischen Fortschritt fest. Die EU ist ein Ausdruck eines vereinten Europas, aber nicht der einzige.

Weshalb halten gerade diese beiden alten Demokratien Abstand zur EU? Für beide Länder ist die EU eine zentrale Partnerin. Wirtschaftlich ist sie sowohl für uns als auch für die Schweiz der wichtigste Markt. Im Zentrum der modernen europäischen Identität steht für mich die Demokratie. Der Wille der Schweizer zeigte sich im Nein zum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aum 1992, jener der Briten zuerst im Beitritt und später im Austritt. Beides sind demokratische Entscheide.

Sie sind seit dreieinhalb Jahren in der Schweiz. Wie nehmen Sie den hiesigen auss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Diskurs wahr?

Winston Churchill bei seinem Besuch im September 1946 in Zürich: Die Bevölkerung begrüßte den britischen Kriegspremierminister euphorisch. PHOTOPRESS-ARCHIV / KEYSTONE

Man kann ihn nicht vom politischen System trennen. Die Macht beginnt in der Gemeinde und gelangt erst dann zum Bund. Das verlangsamt Entscheide, macht sie aber haltbarer. Die Behauptungen aus Moskau, die Schweiz sei nicht mehr neutral, sind nicht glaubwürdig. Die Schweiz darf selbstbewusst auftreten.

Was würde Churchill zum heutigen Zustand Europas sagen?

Er war ein Realist. Als ich 2023 in die Schweiz kam, wurde eher theoretisch über Bedrohungen gesprochen. Heute fragt man: Was tun wir, welche Fähigkeiten brauchen wir? Churchill würde unsere Länder zur Zusammenarbeit drängen. Er war aber auch Idealist: Er wollte die Demokratie verteidigen.

Darüber muss die Schweizer Demokratie entscheiden. Parlamentarier von links bis rechts teilen die Bedrohungsanalyse weitgehend; uneinig sind sie über Finanzierung und Fähigkeiten. Wir alle müssen mehr tun: für die Ukraine, die Frontlinie im Kampf um unsere Sicherheit und für unsere Verteidigung.

Die Langsamkeit macht die Schweiz zwar resilient, aber wir geben weiterhin zu wenig für die Verteidigung aus und besitzen praktisch keine bodengestützte Luftverteidigung.

Russland setzt Grossbritannien und insbesondere auch Deutschland täglich mit hybriden Aktionen unter Druck. Wie nahe stehen wir in Europa an der Schwelle zum Krieg?

Vor dieser Aufgabe stehen alle europäischen Staaten. Die Nato-Staaten wollen bis 2035 5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produkts für Verteidigung aufwenden. Das erfordert schwierige Entscheide. Die Richtung der Schweizer Debatte ermutigt mich. Doch der Bedarf ist wohl erheblich grösser, als wir heute denken.

Der Anschlagsversuch am Flughafen Leipzig zeigt, wo wir stehen: Wir bewegen uns von Spionage und Sabotageakten zu Angriffen, die viele Menschen hätten töten können. Putin geht immer grössere Risiken ein. Russland plant nicht für den Frieden; seine Ambitionen reichen über die Ukraine hinaus.

Grossbritannien scheint besonders im Visier zu sein: Russische Kriegsschiffe verhalten sich aggressiv im Ärmelkanal, Kampfflugzeuge dringen in den Luftraum ein, dazu die angespannte Lage im hohen Norden. Ist das der Preis für die britisch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Nicht nur Grossbritannien ist bedroht. Deutschland, Polen, Finnland oder Schweden erleben dasselbe. Wir erneuern unsere Verteidigung und stärken unsere Widerstandsfähigkeit. Für uns gilt «Nato first», aber nicht «Nato only». Auch Partnerschaften ausserhalb des

Die reiche Schweiz diskutiert über ungefähr 1 Prozent für die Verteidigung. Kann sie so einen solidarischen Beitrag zur Sicherheit Europas leisten?

Nicht wirklich. Briten und Schweizer teilen wohl ihre Vorliebe für den Pragmatismus: Entscheidend ist, was funktioniert. Die von Grossbritannien und Frankreich geführte «Koalition der Willigen» für die Ukraine war wichtig. Die E-3 waren auch bei den Atomverhandlungen mit Iran nützlich. Trotz unterschiedlichen Ausgangspunkten können wir zu gemeinsamen Zielen beitragen.

Die Schweiz und Grossbritannien haben ein neues Freihandelsabkommen ausgehandelt. Nach dem Brexit wurde aber vielleicht die Chance verpasst, gemeinsam einen institutionellen Zugang zum EU-Binnenmarkt zu entwickeln. Wie sehen Sie das?

Solche Formate hängen stark von den politischen Ausrichtungen der einzelnen Regierungen ab. In Frankreich stehen Wahlen an, in Deutschland verschiebt sich das Parteiensystem. Droht eine Erosion der europäischen Idee?

Gegenwärtig entsteht die Nato 3.0. Gleichzeitig entstehen minilaterale Formate wie die E-3: Grossbritanni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die zusammen die europäische Ukraine-Hilfe koordinieren. Gefährdet dieser Wildwuchs die institutionelle, regelbasierte Ordnung Europas?

Bündnisses sind wichtig. Die Bedrohung ist eine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Herausforderung.

Die Innenpolitik anderer Länder kann ich nur begrenzt kommentieren. Für Grossbritannien bleibt die Nato der

Selbst als Brexit-Land übernimmt Grossbritannien mehr Verantwortung für Europas Sicherheit. Ist auch das ein Erbe Churchills?

Das ist fast eine philosophische Frage. Man könnte meinen, eine Insel sei vor den Entwicklungen auf dem Kontinent geschützt. Das war historisch nie der Fall. Was Europa betraf, hatte immer eine britische Dimension. Wir sind welt-offen und übernehmen Verantwortung.

Eckpfeiler der Verteidigung. In der britischen Politik gibt es zur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keine grosse parteipolitische Kluft. Das spricht für Kontinuität.

Die Schweiz war stets dann am stärksten bedroht, wenn die europäischen Staaten untereinander Konflikte hatten. Vielleicht erklärt das auch den Wert der Neutralität. Wie beurteilen Sie die Schweizer Debatte?

Grossbritannien respektiert die Neutralität der Schweiz. Schon Königin Victoria stellte sich 1857 während des Neuenburgerhandels zwischen Preussen und der Eidgenossenschaft hinter den schweizerischen Standpunkt. Die Schweiz übernimmt Verantwortung – auch heute: Die neu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trategie hält fest, dass internationale Kooperationen fundamental seien. Klar: Die Schweiz profitiert von ihrer Lage im Nato-Raum. Aus der Strategie geht klar hervor, dass damit eine gemeinsame Verantwortung einhergeht. Europa kann sich keine Lücken leisten.

Churchill betrachtete die Neutralität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durchaus skeptisch. Wie sehen Sie das? Über die Initiative entscheidet die Schweizer Bevölkerung. Wir schätzen aber die Zusammenarbeit – bilateral und mit der Nato. Die Schweizer Luftwaffe trainiert mit ihren F/A-18 Nachtflüge in Yorkshire. Hinzu kommen Krisenmanagementübungen und die massgeschneiderte Nato-Partnerschaft. Meiner Ansicht nach steht dies nicht im Widerspruch zu den Zielen der Schweizer Neutralitätspolitik. Die Schweiz muss keinem Bündnis beitreten. Eine pragmatische Zusammenarbeit ist aber sinnvoll.

James Squire Britischer Botschafter in der Schweiz

«Wir alle müssen mehr tun: für die Ukraine, die Frontlinie im Kampf um unsere Sicherheit und für unsere Verteidigung.»

Wir sind die beiden grössten europäischen Volkswirtschaften ausserhalb der EU, gelangten aber auf unterschiedlichen Wegen an den Punkt, an dem wir heute stehen. Viele Schweizer sagen mir, Grossbritannien fühle sich wie ein Nachbar ohne gemeinsame Grenze an – vielleicht ohne den Ballast direkter Nachbarn, möchte ich anfügen. Wir mögen uns, sind aber nicht gleich. Im 19. Jahrhundert entdeckten die Briten die Schweizer Berge ...

Zum Schluss nochmals zur unmittelbaren Bedrohung. Gleich hier in der Nachbarschaft liegt die russische Botschaft. Der Nachrichtendienst des Bundes beschreibt die Präsenz russischer Agenten des Militärgeheimdienstes GRU und des Auslandnachrichtendienstes SVR als Problem. Ist die Schweiz gegenüber russischem Einfluss zu permissiv?

Die Schweiz verfügt über ausgezeichnete Fähigkeiten. Der NDB-Direktor hat die Spionagebedrohung deutlich beschrieben. Weil wir Werte und Lagebeurteilung teilen, muss jeder seinen Teil leisten. Leipzig ist ein Weckruf: Russland nimmt bei Sabotage auch Tote in Kauf. Grossbritannien erlebte das 2018 beim Chemiewaffenangriff in Salisbury. Das Labor Spiez untersuchte die Nowitschok-Probe – ein Beispiel für Zusammenarbeit. Noch einmal: Europa kann sich keine Lücken erlauben.

Die britischen Touristen haben die Schweizer gelehrt, die Alpen zu lieben. Vorher hatten wir eher Angst vor den Bergen. Genau das erzählen mir die Leute. Zurück zur Politik: Nach dem Austritt aus der EU schlossen wir zunächst die wichtigsten Lücken. Erst danach konnten wir ehrgeiziger werden. Das Freihandelsabkommen blickt mit Dienstleistungen, Daten, Digitalem und beruflicher Mobilität in die Zukunft. Beide Länder können viel zu Europas Wettbewerbsfähigkeit beitragen.

Wer einmal sich selbst gefunden, kann nichts mehr auf dieser Welt verlieren. Stefan Zweig

Herrliberg, im September 2026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unserem geliebten Ehemann, Vater, Grossvater und Stiefvater, Bruder und Onkel

Jürg Peter Marquard

13. Juli 1945 – 14. September 2026

Ein wunderbarer Familienmensch, ein begnadeter Verleger, Unternehmer und Visionär mit einer aussergewöhnlichen Persönlichkeit, der mit seiner Kommunikationsfähigkeit und der Liebe und Passion für das Leben und den Mitmenschen in den Medien und der Öffentlichkeit viele Menschen erreichte und bewegte, hat uns für immer verlassen; wir und alle, die ihn gekannt haben, werden ihm für alles, was er uns gegeben hatte, dankbar sein.

Raquel Marquard mit Bianca Manuela und Vincent Ralph

Aline Rocio Marquard Dobrova mit Dimitri, Isabella, Thalia, Levin

Philipp Alexander Marquard mit Ella Maileena und Lumi

Alexandra Lavinia Marquard

Audrey Priscilla Marquard

Caroline Elizabeth Marquard

Daniel Marquard mit Tiffany und Julian

Andreas Marquard mit Corina und Nico

Die Abdankungsfeier findet am Donnerstag, 1. Oktober 2026, um 13.30 Uhr in der Kirche Fraumünster in Zürich statt. Die Urnenbeisetzung erfolgt im Kreise der engsten Familie.

Traueradresse: Villa Bella Vista, Biswindstrasse 17, CH-8704 Herrliberg

In Trauer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m Weggefährten und Freund

Jürg Marquard

13. Juli 1945–14. September 2026

Jürg Marquard war uns geschätzter Geschäftspartner und wunderbarer Freund.

Seine unternehmerische Leistung ist in Europas Medienindustrie einzigartig.

Seine Art, Freundschaften zu leben, ebenso.

Unsere Gedanken sind bei seiner Familie, seiner Ehefrau Raquel Marquard und seinen Kindern Aline, Philipp, Alexandra, Audrey, Caroline, Bianca und Vincent.

Im Namen der Ringier AG

Michael Ringier, Evelyn Lingg, Robin Lingg, Roman Bargezi, Marc Walder

oooRingier

Die Marquard Group trauert um ihren Gründer

Jürg Marquard

13. Juli 1945–14. September 2026

Mit seiner unternehmerischen Unabhängigkeit und seinem Gespür für Medien und Wandlungen hat Jürg Marquard seit 1965 ein Unternehmen aufgebaut und geprägt, das weit über seinen Gründer hinausgewachsen ist.

Mit Würde, einem ehrenden Andenken, und geprägt von seinem visionären Pioniergeist führen wir die Marquard Group in die Zukunft.

Unsere Gedanken sind bei seiner Familie, seinen Freunden und allen Menschen, die ihm nahestanden.

Im Namen der Marquard Group AG Bijan Khezri & MBO Partner, Verwaltungsräte Christoph Tonini und Marc Walder sowie allen Mitarbeitenden

marquard group

Die Stadt bekommt die Drogenszene nicht in den Griff

Die Behörden haben die Repression verstärkt – doch die Süchtigen verteilen sich in die Quartiere

Das Kasernenareal ist einer der vier Orte, an denen Polizei und Sozialarbeiter seit Monaten vermehrt Präsenz zeigen. DOMINIC NAHR / N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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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A BELZ

Die Polizei ist an diesem Nachmittag schon da. Drei Einsatzkräfte stehen unter einem grossen Baum und durchsuchen drei Männer, die zuvor dort auf der Wiese gesessen haben. Der Vorgang geht ruhig vonstatten. Auf einer Decke, wenige Meter entfernt, sitzt eine Frau mit ausgestreckten Beinen, vornübergebeugt, im Rausch. Zwei der Angehaltenen können nach kurzer Zeit gehen, einer muss sich auf den Boden setzen, bis der zweite Polizeiwagen kommt. Erst dann bekommt er Handschellen angelegt, seine Habseligkeiten trägt er in einem Plastikbeutel mit, als die Beamten ihn zum Auto führen.

Die Bäckeranlage im Kreis 4 ist eines der vier Brennpunktgebiete, an denen die Stadt seit Mitte Juli gegen die Festsetzung einer Drogenszene kämpft. Das heisst: Die Polizei, aber auch die aufsuchende Sozialarbeit SIP erhöhten ihre Einsätze. Neben der Bäckeranlage zählen das Kasernenareal, das Gleis 3 beim Hauptbahnhof und die angrenzende Gessnerallee sowie Teile des Schanzengrabens dazu.

Auch zwei Mitarbeiter der SIP sind an diesem Nachmittag auf der Bäckeranlage unterwegs. Sie sprechen die Menschen an, die auf der Wiese und auf den Bänken am Rand des Parks sitzen. Manchmal können sie jemanden zu einer Partie Badminton überreden. Zudem versuchen die Sozialarbeiter mehrfach, mit der Frau im Rausch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Vergeblich: Sie blickt kurz auf, dämmert dann aber immer wieder weg.

Ein verwaister Spielplatz

An diesem Montag sind Menschen mit Suchtproblemen im Park in der Überzahl. Das Café im Gemeinschaftszentrum ist geschlossen, das Klettergerüst und der Spielplatz sind verwaist. Es dauert keine halbe Stunde nach der Festnahme, bis der nächste Polizeiwagen in die Parkanlage einbiegt und eine Runde dreht. Diesmal steigt kein Polizist aus. Anwohner berichten, dass sich die Situation im Park im Vergleich zum Beginn des Sommers beruhigt habe. Andere beobachten, dass sich Süchtige nun mehr in die Innenhöfe der umliegenden Wohnhäuser verteilen – vermutlich der Effekt der erhöhten Kontrollen.

Thomas Schneider, der sich im Quartierverein Kreis 4 um die Bäckeranlage kümmert, bestätigt diesen Eindruck. Aber er sagt: «Im Park hat sich die Situation durch die Massnahmen der Stadt deutlich verbessert.» Die Stadt habe vielleicht etwas spät auf die wieder wachsende Szene reagiert, aber auch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sei die Lage besser. Für die Atmosphäre spiele eine grosse Rolle, ob das Café geöffnet sei. An jenen Tagen sind mehr Kinder und Familien im Park. Der Quartierverein engagiert sich derzeit deshalb dafür, dass es künftig keine Ruhetage mehr gibt.

Veränderungen stellt auch Kristian Asanin fest, punktuelle, wie er präzisiert. Der Personalberater blickt von seinem

Büro direkt auf die Gessnerallee, die wenige Meter weiter auf den Bahnhofplatz und das Gleis 3 des Hauptbahnhofs trifft. Diese Gegend gilt ebenfalls als Brennpunkt. «Die Polizei ist sehr viel präsenter als noch Anfang Sommer», sagt Asanin. «Die Beamten kontrollieren und weisen Personen weg.» Aber sobald sie weg seien, kämen die «Patienten» wieder, wie er die Süchtigen nennt.

Vermehrte Belästigung

Asanin hat den Eindruck, dass die Gruppen eher grösser würden – und es erschreckend viele junge Leute unter den Konsumenten habe. Der Personalberater arbeitet seit mehr als 15 Jahren am unteren Ende der Gessnerallee. Er sagt, der Ort sei für Süchtige gut gelegen: vom Zug schnell erreichbar und in der Nähe einer Drogenabgabestelle, die ebenfalls an der Gessnerallee liegt. Zudem könne man sich schnell in alle Richtungen und in belebte Strassen verteilen, wenn die Polizei komme.

Auch in Richtung Innenstadt, wie Dominique Zygmont berichtet. Der Geschäftsleiter der City-Vereinigung sagt, dass sich in diesem Sommer etwas verändert habe. Viele der Gewerbetreibenden, die der Vereinigung angeschlossen seien, berichteten, dass Süchtige vermehrt Kunden oder das Personal belästigten. Manche hätten deswegen di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erhöht: etwa zusätzliches Personal angestellt oder, wie eine Bank, den Zugang zu den Bancomaten eingeschränkt. «Die Kosten dafür – mehrere tausend Franken im Monat – tragen die Unternehmen selbst», sagt Zygmont. Er vermutet, dass die verstärkten Kontrollen der Polizei die Drogenkonsumenten in die Innenstadt treiben.

Das betrifft auch den Schanzengraben. Markus Meier, Präsident der Vereinigung Löwenstrasse, hat beobachtet, dass sich dort die Szene ebenfalls verlagert – und nun vermehrt zwischen Löwenplatz und Sihlporte auftaucht. Allerdings betrifft das nur bestimmte Tageszeiten. «Vor allem am frühen Morgen sind dort Gruppen von bis zu zehn Personen zu beobachten», sagt Meier. Es werde gedealt und konsumiert. Er rufe dann, wie es geraten werde, die Polizei oder die SIP. Aber meist könnten die nicht so schnell da sein, wie die Menschen sich wieder wegbewegten. Tags-

Jetzt, da der Herbst Einzug hält, wird sich die Lage automatisch etwas entspannen.

über sei die Lage entspannter. Der Schanzengraben sei nach wie vor ein beliebter Ort für Picknick und Sport, Touristen badeten sogar, sagt Meier.

Das für die Brennpunktpolitik mitverantwortliche Sicherheitsdepartement teilt auf Anfrage mit, dass man sich dieses Effekts bewusst sei: «Erhöhter Druck an einem Ort führt immer zu einer gewissen Verlagerung.» Wichtig sei vor allem, dass sich die Szene nicht festsetzen könne.

Die Stadt stellt nach rund zwei Monaten eine Verbesserung der Situation fest. Die ergriffenen Massnahmen hätten dazu geführt, dass es weniger Konsum im öffentlichen Raum gebe und die Gruppen der Drogenkonsumenten wieder kleiner geworden seien, schreibt das Sozialdepartement auf Anfrage. Im vergangenen Jahr schätzten die Behörden die Zahl der Personen, die im öffentlichen Raum konsumieren, auf bis zu vierhundert. Regelmässige Schätzungen gebe es nicht, heisst es aus dem Sozialdepartement.

Laut dem Sicherheitsdepartement ist auch die Zahl der Wegweisungen seit einem Höhepunkt Mitte Juli – rund 200 in einer Woche – jüngst stark zurückgegangen. In der letzten Augustwoche wurden an den vier Brennpunkten und den direkt angrenzenden Gebieten noch 47 Personen weggewiesen. Bei der Stadt und den Anrainern gibt es allerdings eine Gewissheit: Die Grösse des Phänomens ist stark von den klimatischen Bedingungen abhängig. Jetzt, da der Herbst Einzug hält, wird sich die Lage automatisch etwas entspannen.

Suche nach viertem Standort

Noch gelten die vier Gebiete aber als Brennpunkte – die Massnahmen laufen weiter. Beim Sicherheits- wie auch beim Sozialdepartement wird betont, dass Repression allein keine nachhaltige Lösung sei. Doch bei den anderen «Säulen», die die bisher erfolgreiche Drogenpolitik ausmachen, geht es kaum voran. Die Mitte-Partei hat kürzlich den Stadtrat aufgefordert, das Vier-Säulen-Modell im Hinblick auf die Crackkrise zu überprüfen – und wenn nötig anzupassen.

Das Sozialdepartement teilt mit, man suche immer noch «intensiv» nach einem vierten Standort für eine Kontakt- und Anlaufstelle, wo Süchtige konsumieren, Kleinstmengen handeln könnten und Hilfsangebote bekämen – sofern sie ihren Wohnsitz in der Stadt Zürich hätten.

Doch der Fakt, dass rund die Hälfte der Süchtigen in Zürichs Strassen von ausserhalb kommt, hat sich auch in diesem Sommer bestätigt. Den Tamedia-Zeitungen sagte die Sozialvorsteherin Céline Widmer kürzlich, dass sie deswegen nicht nur den Kontakt mit den Gemeinden forciere, sondern das Thema zudem in der kantonalen Sozialkonferenz eingebracht habe. Sie äusserte zudem Bereitschaft, die kontrollierte Kokainabgabe, wie sie die Stadt Genf eingeführt habe, in Zürich zu prüfen.

Die Anrainer der Brennpunkte hoffen, dass der Elan der Stadt über den Winter nicht nachlässt. «Dieser Sommer zeigt: Die Stadt Zürich steht vor einer neuen Herausforderung in ihrer Drogenpolitik», sagt Dominique Zygmont. Man hoffe auf partnerschaftliche Lösungen. Thomas Schneider vom Quartierverein 4 findet, dass das Thema auch auf die kantonale Agenda gehöre, um die Zentrumslast, die die Stadt Zürich trage, zu teilen. Aus seinen Beobachtungen und Gesprächen mit Bewohnern anderer Stadtteile hat er den Eindruck gewonnen, dass die Zahl der Crackkonsumenten steigt.

Kristian Asanin sagt, die Situation an der Gessnerallee bleibe trotz erhöhtem Einsatz der Stadt störend – und dieses Jahr sei schlimmer als das letzte. Er wünscht sich: Die Stadtpolizei möge am unteren Ende der Gessnerallee einen Polizeiposten einrichten.

Brennpunkte der Drogenszene in der Stadt Zürich

NZZ / mvl.

ERZ-Affäre kommt vor Bundesgericht

Der frühere Direktor Urs Pauli wurde 2023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zge. · Der Streit zwischen der Stadt Zürich und Urs Pauli, dem früheren Direktor von Entsorgung und Recycling Zürich (ERZ), wird zu einem Fall für die höchste gerichtliche Instanz: Die Stadt Zürich hat ein Urteil des Verwaltungsgerichts vom 30. Juli an das Bundesgericht weitergezogen. Dies bestätigt das städtische Tiefbau- und Entsorgungsdepartement auf Anfrage der NZZ.

Die Stadt hatte Pauli vor mittlerweile neun Jahren fristlos entlassen, nachdem in dessen Abteilung eine schwarze Kasse gefunden worden war. Später kamen weitere Verfehlungen zum Vorschein. Es ging unter anderem um teure Dienstfahrzeuge, Fehlbuchungen und sogar um einen Privatzoo auf dem ERZ-Gelände. 2023 wurde Pauli vom Bezirksgericht Zürich wegen ungetreuer Amtsführung, Urkundenfälschung im Amt und ungetreuer Geschäftsbesorgung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Er erhielt eine bedingte Freiheitsstrafe von zwei Jahren und eine unbedingte Geldstrafe von 180 Tagessätzen à 60 Franken.

In der Folge verlangte die Stadt von ihm fast 300 000 Franken Schadenersatz. Das Verwaltungsgericht hat diese Geldforderung aber stark reduziert, auf noch gut 70 000 Franken. Das Gericht ist der Ansicht, dass die Stadt ein Mitverschulden am Schaden trage – sie habe zu wenig genau hingeschaut. Ob diese Argumentation zutrifft, muss nun das Bundesgericht entscheiden.

Mehr Strassenbäume in Zürich

Bäume sollen als vollwertige Infrastruktur behandelt werden

mvl. · Die Stadt Zürich und ihre Bäume – das ist keine unbelastete Beziehung. Seit Jahren verspricht die rot-grüne Stadtregierung mehr Grün und mehr Bäume, und seit Jahren passiert das Gegenteil. Massgebend ist dabei die sogenannte Baumkronenfläche. Sie ist wichtiger als die Zahl der Bäume. Denn gerade grosse, alte Bäume spenden sehr viel mehr Schatten als ein Dutzend junge. Die meisten Bäume gehen auf Privatgrund verloren. Zum Beispiel, wenn ein Einfamilienhaus abgerissen und durch ein Mehrfamilienhaus ersetzt wird.

Nun will die Stadt Zürich das Pflanzen von Bäumen zumindest dort beschleunigen, wo sie es direkt beeinflussen kann, nämlich im Strassenraum. Dort soll sich der Anteil verdoppeln – von 12,5 auf 25 Prozent. Dies entspricht einer Fläche von 1,1 Quadratkilometern oder 154 Fussballfeldern.

Gepflanzt werden laut Grün Stadt Zürich «klimaresiliente Bäume». Zudem variiere man bei den Arten, um beispielsweise bei einem Krankheitsbefall einen Totalausfall ganzer Alleen zu verhindern. In einem neuen Konzept wird der Stadtraum minuziös analysiert. Unter anderem werden «Defizitquartiere» ausgemacht, zum Beispiel rund um die Langstrasse oder in Zürich-West.

Doch lassen sich mit einem Konzept tatsächlich mehr Bäume pflanzen? In der Vergangenheit hat sich mehrmals gezeigt, dass die Stadt Pflanzungen nicht gerade unbürokratisch handhabt, weil zahlreiche Ämter involviert sind.

Dazu schreibt Grün Stadt Zürich, neu sei, dass jetzt eine verbindliche Grundlage für Planungen im Strassenraum geschaffen werde. Bäume müssten nun bei Strassenbauprojekten von Anfang an «mitgedacht» werden. Sie würden fortan nicht mehr nur als reine Gestaltung betrachtet, sondern als vollwertige Infrastruktur behandelt. Die meisten Bäume sollen möglichst noch in den 2020er Jahren gepflanzt werden. Klar ist, dass dies mit einem starken Parkplatzabbau verbunden sein wird.

Und meine Seele spannte weit ihre Flügel aus, flog durch die stillen Lande, als flöge sie nach Haus. Joseph von Eichendorff

Zumikon, im September 2026

Schweren Herzens haben wir Abschied genommen von meinem geliebten Ehemann, unserem fürsorglichem Vater und Schwiegervater, unserem geliebten Grandpapa und guten Bruder

Bernard Emile Braune-Rüedi dipl. Physiker ETH/SIA

* 22.02.1940 † 07.09.2026

In stiller Trauer

Elisabeth Braune-Rüedi

Stéphane und Uta Braune-Liechti

Amédé Braune

Julian Braune

Nathalie Braune und Ludger Weber

Nicolas Weber

Noémi Weber

Pascal Weber

René Braune-Rüedi

Madeleine Braune und Familie

Verwandte und Freunde

Die Abschiedsfeier fand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Wir danken allen, die dem Verstorbenen in Liebe und Freundschaft verbunden waren.

Anstelle von Blumenspenden gedenke man der Stiftung THEODORA, Vermerk Todesfall Bernard Braune, IBAN CH51 0900 0000 1006 1645 5

Traueradresse: Elisabeth Braune-Rüedi, Morgental 31, 8126 Zumikon

Wir trauern um unsere Mutter, Schwiegermutter, Grossmutter, Urgrossmutter, Schwester, Tante und Freundin

Chana Berlowitz-Finkelstein

5. Juni 1931 bis 15. September 2026

Sie war willensstark, lebenslustig, sozial und der Welt zugewandt – bis zu ihrem Ende. Wir vermissen sie sehr.

Michael Berlowitz und Brigitte Brönimann

Shelley Berlowitz und Suzanne Dietler

David Berlowitz und Julia Schächter Berlowitz

Dina Berlowitz Weidt und Heinz Weidt

Yitzchak Zohar und Familie, Jerusalem

Bina Zimmermann und Familie, Petach Tikvah

Yves Berlowitz und Andraina Kohler mit Mira und Lara

Meret Lisa Vaia Berlowitz mit Nuri und Enea und Ruedi Studer mit Charmaine und Sheila Talya Berlowitz Pascal Brönnimann

Andrea Weidt und Jens Bredenbeck mit Finn und Nick, Frankfurt Wanda Nay mit Maxime und Gloria

Die Beerdigung hat stattgefunden. Schiwa: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9.00 – 12.00 Uhr und 15.00 – 20.00 Uhr Freitag, 18. September 2026: 9.00 – 13.00 Uhr Samstag, 19. September 2026: 20.30 – 21.30 Uhr Sonntag, 20. September 2026: 9.00 – 13.00 Uhr.

Für allfällige Spenden bitten wir, in Chanas Sinn, den Neuen Israel Fonds zu unterstützen: IBAN CH56 0900 0000 4003 73331.

Traueradresse: Sallenbachstrasse 29, 8055 Zürich

BESTATTUNGEN UND BEISETZUNGEN

Stadt Zürich Bevölkerungsamt

Stadthaus, Stadthausquai 17, 8001 Zürich Telefon 044 412 40 00 www.stadt-zuerich.ch/bestattungsamt

Bestattungen und Beisetzungen vom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Büchel, Peter Max, Jg. 1933, 8620 Wetzikon ZH, Bachtelstrasse 68. – 13.30 Uhr Erdbestattung im Friedhof Hönggerberg, anschliessend Abdankung in der Friedhofkapelle Hönggerberg.

Bürki, Viktor Bruno, Jg. 1946, von Zürich und Langnau im Emmental BE, 8006 Zürich, Lindenbachstrasse 1. – 10.30 Uhr Urnenbeisetzung im Friedhof Hönggerberg.

Konrad, Peter, Jg. 1944, von Zürich und Wohlen AG, 8104 Weiningen ZH, Püntenstrasse 4. – 13.30 Uhr Urnenbeisetzung im Friedhof Sihlfeld D, Platz des Trostes.

Lampir, Yusuf, Jg. 1939, von Zürich, verwitwet von Lampir geb. Yücelay, Günin, 8051 Zürich,

Ueberlandstrasse 385. – 10.30 Uhr Erdbestattung im Friedhof Witikon.

Pieren, Ernst Robert, Jg. 1938, von Zürich und Adelboden BE, verwitwet von Pieren geb. Meyer, Lotti, 8032 Zürich, Hottingerstrasse 60. – 14.30 Uhr Trauerfeier in der ref. Kirche Kreuzkirche. Walser, Erika, Jg. 1954, von Seewis im Prättigau GR, 8047 Zürich, Breitenlooweg 11. – 14.15 Uhr Trauerfeier in der Alten ref. Kirche Albisrieden.

Bestattungen und Beisetzungen vom Freitag, 18. September 2026

Ackerknecht geb. Seebohm, Franziska Dorothea, Jg. 1947, von Zürich, verwitwet, 8047 Zürich, Flurstrasse 130. – 13.30 Uhr Urnenbeisetzung im Friedhof Witikon.

Bucher, Crispin Werner, Jg. 1940, von Kerns OW, 8045 Zürich, Schweighofstrasse 209. – 13.30 Uhr Urnenbeisetzung im Friedhof Üetliberg.

Ghidoli geb. Groner, Monika Maria, Jg. 1946, von Zürich, verheiratet, 8049 Zürich, Im Wingert 30. – 10.30 Uhr Urnenbeisetzung im Friedhof

Sihlfeld D, Urnenhainplatz, anschliessend Abdankung in der Friedhofkapelle Sihlfeld A. Herzog, Felix Roman, Jg. 1964, von Zürich und Homburg TG, 8049 Zürich, Reinhold-Frei-Strasse 47. – 11.00 Uhr Trauerfeier in der Friedhofkapelle Hönggerberg.

Jaggy-Müller, Diego Patrick, Jg. 1963, von Zürich, Kippel VS und Wiler Lötschental VS, Gatte der Jaggy geb. Müller, Annina Maria, 8049 Zürich, Rebbergstrasse 77. – 15.30 Uhr Trauerfeier in der Friedhofkapelle Hönggerberg.

Kuhn geb. Schaub, Ursula, Jg. 1926, von Rheineck SG, verwitwet von Kuhn-Schaub, Adolf, 8049 Zürich, Riedhofweg 4. – 13.30 Uhr Urnenbeisetzung im Friedhof Hönggerberg.

Tiegermann geb. Eglin, Sabine Ruth, Jg. 1954, von Zürich, 8050 Zürich, Lavendelweg 3. – 11.00 Uhr Trauerfeier in der ref. Kirche Oerlikon.

Tirelli, Gelsomina, Jg. 1932, von Italien, verwitwet, 8032 Zürich, Dolderstrasse 25. – 10.30 Uhr Erdbestattung im Friedhof Witikon, anschliessend Abdankung in der Friedhofkapelle Witikon.

Prof. Dr. iur. Dr. h.c.

Martin Lendi 23. September 1933–12. September 2026

Im Alter von 92 Jahren ist Martin Lendi nach einem langen und erfüllten Leben friedlich eingeschlafen. Er war ordentlicher Professor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an der ETH Zürich, Mitgestalter der schweizerischen Raumplanung und ein Mensch von grosser Klarheit, Güte und Verlässlichkeit.

In stiller Trauer:

Heidi Lendi-Bräker, Stephan Lendi und Sebastian Weidmann, Ruth Dürst-Lendi, Ruth Bräker, Verwandte und Freunde

Die Abdankung findet am Mittwoch, 30. September 2026, um 11.00 Uhr im Fraumünster in Zürich statt.

1043 Mal von vorne angefangen.

3 Mal Ferien abgesagt.

1 neues Verfahren zur Krebsdiagnose erarbeitet.

ENNIO LEANZA / KEYSTONE

«Ein Fest wird nie klimaneutral sein»

Vor drei Jahren fand das letzte Züri-Fäscht statt. 2029 soll es in neuer Form wiederauferstehen.

Neues Züri-Fäscht, alte Probleme – OK-Leiterin Jeannette Herzog erklärt, warum sie sich dennoch auf das Wagnis einlässt

2029 will Zürich wieder zum Stadtfest bitten. Am Dienstag hat der Stadtrat bekanntgegeben, wie das neue Züri-Fäscht aussehen soll. Nicht mehr am Seebecken, sondern dezentral zwischen Leimbach und Höngg entlang von Sihl und Limmat. Insgesamt soll sich das Festgelände über zehn Kilometer erstrecken.

Besonders brisant am neuen Fest: Als Veranstalter fungiert der gleiche Verein, der schon das alte Züri-Fäscht organisiert hat. Jeannette Herzog, Geschäftsleiterin des Vereins Zürcher Volksfeste (VZV), ist dennoch überzeugt, dass es gutkommt. Sie stellt aber auch klare Forderungen an die städtische Politik.

Frau Herzog, ohne Flugshow und Feuerwerk sei ein Züri-Fäscht nicht machbar, vor allem das Feuerwerk gehöre zur DNA des Fests: Das war bisher die Haltung des VZV. Warum übernimmt der Verein nun die Organisation eines Fests, das ohne diese Attraktionen auskommen muss?

Das neue Konzept hat uns überzeugt, und das Engagement des Stadtrats zeigt: Der Wunsch nach einem Stadtfest ist da, und es darf auch ein grosses sein. Der VZV schaut positiv in die Zukunft. Das Fest wird anders sein, aber gut.

Und ohne Feuerwerk.

Die Feuerwerke am Züri-Fäscht waren immer wunderschön, aber wir müssen auch ehrlich sein. Feuerwerke werden

«Wir werden eine gute Party haben.»

Jeannette Herzog Geschäftsleiterin Zürcher Volksfeste

heute politisch, gesellschaftlich und ökologisch deutlich kritischer beurteilt. Bei den letzten Ausgaben des alten Züri-Fäschts stellte sich für uns immer mehr die Frage, was die Grundlage des Fests ist, wenn seine Kernattraktionen zunehmend umstritten und nicht mehr mit der Umweltstrategie der Stadt vereinbar sind. Das hat bei uns sicherlich zu Frustration geführt. Unser Verein verfügt über eine kleine Geschäftsstelle und arbeitet im OK teilweise mit ehrenamtlich tätigen Mitgliedern. Um ein grundlegend neues Konzept zu entwickeln, brauchte es die spezifischen Kompetenzen einer Kreativagentur. Jetzt gibt es eines, und der Stadtrat steht dahinter.

Das Konzept ist neu, die Probleme scheinen aber die alten. Die Stadt hat weiterhin ihre Klimaziele. Zielkonflikte sind möglich. Die Voraussetzungen sind dennoch anders.

Inwiefern?

Inwiefern: Vorher waren wir Bittsteller. Jetzt sieht die Stadt das Fest als ihre Aufgabe an, und sie ist damit stärker verpflichtet. Eine Projektgruppe des Stadtrats ist mit an Bord und sehr engagiert. Die Vertreter der Stadt übernehmen die Koordination innerhalb der Verwaltung. Entscheidend ist, dass die grundsätzliche Machbarkeit des Fests geklärt ist. Unsere Aufgabe besteht nun darin, dem Stadtrat ein Detailkonzept zu unterbreiten.

Die Grünen beklagen sich jetzt schon darüber, dass das neue Konzept ökologisch nicht durchdacht sei. Ich würde es begrüssen, wenn die Parteien die Erarbeitung des Detailkonzepts mit Offenheit begleiten und die ökologischen Massnahmen anschliessend auf dieser Grundlage beurteilen. Ein Fest wird nie klimaneutral sein, es ist nicht leise, und es gibt immer Abfall, und es wird immer Leute geben, die mit dem Auto kommen. Wir werden aber alles daransetzen, dass das Fest so umweltverträglich wie möglich wird.

Was erwarten Sie von der Politik? Es braucht einen Grundsatzentscheid vom Stadtparlament, ob es künftig wieder alle drei Jahre ein Stadtfest geben soll oder nicht. Für uns als Organisatoren ist entscheidend, dass die grundlegenden Voraussetzungen nicht bei jeder Ausgabe erneut infrage gestellt werden. Ein solches Fest braucht Planungssicherheit und eine breite politische Unterstützung.

Heisst das, der VZV könnte den Bettel schon in einem Jahr wieder hinwerfen, sollte das Parlament zu viele Änderungswünsche beim Detailkonzept haben? Es ist sicher nicht unsere Absicht, gleich wieder aufzuhören.

Das Festgelände soll sich von Leimbach bis Höngg erstrecken. Das bietet den Vorteil, dass die Besuchermengen sich besser verteilen können. Naheliegend ist aber, dass sich an zentralen Punkten viele Besucher ansammeln dürften, während abgelegenere möglicherweise kaum Besucher anziehen. Wie wollen Sie dem entgegenwirken?

Indem wir an verschiedenen Orten zu verschiedenen Zeiten tolle Programmhöhepunkte bieten. Das war beim alten Züri-Fäscht nicht anders. Dort gab es ja auch nicht nur das Feuerwerk am Seebecken, sondern auch andere Attraktionen, zum Beispiel auf der Blatterwiese oder der Landiwiese. Wir werden auch mit dem neuen Konzept eine gute Party haben, die mehr ist als ein einfaches Quartierfest, nämlich ein richtiges Volksfest.

Gerade die bürgerlichen Parteien monieren aber, es sei eine biedere Quartierfestreihe. Wie wollen Sie sicherstellen, dass es trotzdem ein Volksfest wird? Garantieren kann man nichts. Aber ich habe nach der Ankündigung am Dienstag viel Zuspruch erhalten. Aus der Eventbranche, aber auch von vielen, die beim alten Züri-Fäscht dabei waren. Das stimmt mich zuversichtlich, dass die Bereitschaft gross ist, sich nun auch am neuen Stadtfest zu beteiligen und Ideen einzubringen. Es ist sicher ein Wagnis. Aber wir haben den Ehrgeiz, wieder ein tolles Fest hinzubekommen, das viele Leute anziehen wird.

Der Stadtrat will mehr Geld zur Verfügung stellen als beim alten Züri-Fäscht. Wie viel Geld braucht der Verein für die Durchführung?

Die Stadt rechnet mit etwa 8,5 bis 10,5 Millionen Franken. Wir möchten, dass das Fest weniger kommerziell wird als das alte. Dies benötigt einen grösseren Beitrag der Stadt als früher. Das Budget sieht zudem vor, dass wir einen relativ grossen Betrag über Sponsoren stemmen. Das wird sicher eine Herausforderung, denn viele Konzerne sind heute insgesamt zurückhaltender geworden mit Sponsoring. Gleichzeitig bietet das neue Festkonzept hier auch Chancen.

Interview: Francesca Prader

Geschäftsmann verschleppt seinen Sohn nach Jordanien

Der 44-Jährige wird für die Entführung vom Zürcher Bezirksgericht zu einer langjährigen Freiheitsstrafe verurteilt

FABIAN BAUMGARTNER, TOBIAS MARTI

Seit elf Jahren ist Irina Vencu von ihrem Sohn Josif Hector getrennt. Er ist inzwischen 13-jährig und lebt in Jordanien. An dem Ort, an den ihn sein Vater an einem Sommertag im August 2015 mitgenommen hatte. Weggerissen von der Mutter, in einer minuziös geplanten Aktion.

Für diese Tat muss sich der Ex-Partner von Irina Vencu am Bezirksgericht in Zürich verantworten. Für den Richter ist es ein klarer Fall: Er spricht den 44-jährigen Geschäftsmann aus Jordanien wegen qualifizierter Entführung, Entziehung eines Minderjährigen sowie Nötigung schuldig.

Plötzlich brach der Kontakt ab

Begonnen hatte alles an einem Samstagmorgen im August 2015. Der Sohn von Irina Vencu war da knapp drei Jahre alt. An jenem Tag wollten Vater und Sohn in den Zoo Zürich gehen. Am Abend sollten sie zurückkehren.

Als ihr Ex-Mann vor der Tür gestanden sei, um den Buben abzuholen, habe alles normal gewirkt. Er sei gut gelaunt gewesen und habe gelächelt, wird sich Irina Vencu später erinnern. Doch dann kam alles anders, der Kontakt brach plötzlich ab. Erst um Mitternacht traf eine Mitteilung ein. Der Ex-Mann schrieb darin, der Sohn sei jetzt in

Sicherheit. Bald zeigte sich: Er hatte das Kind nach Jordanien entführt.

Es war keine spontane Tat. Der Mann hatte sich zuvor beim Kreisbüro abgemeldet, sein Arbeitgeber und die Kinderkrippe erhielten wenige Tage später ein Kündigungsschreiben von ihm. Als der Jordanier am Flughafen die Passkontrolle passierte, zeigte er dem Polizisten zudem eine Erlaubnis, mit dem Buben ausreisen zu dürfen, unterschrieben von der Mutter. Bloss stammte das Papier von einer Jordanien-Reise, die der Ex-Mann wenige Wochen zuvor mit dem Sohn unternommen hatte. Auch den Pass des Jungen verwahrte er seit dieser Reise bei sich. Es war eine Reise ohne Rückkehr: Der inzwischen 13-jährige Teenager lebt noch heute in der jordanischen Hauptstadt.

Aber im Sommer 2025 änderte sich etwas: Am 1. Juni 2025 nahm die Polizei den jordanischen Geschäftsmann am Frankfurter Flughafen fest. Gegen ihn lag ein internationaler Haftbefehl vor, ausgestellt im Auftrag der Schweizer Justiz. Nach seiner Verhaftung in Deutschland wurde er nach Zürich ausgeliefert.

Erst diese Auslieferung machte es möglich, dass sich der 44-Jährige nun in Zürich vor Gericht verantworten musste. Er bestritt bei der Befragung durch den Richter nicht, dass er den gemeinsamen Sohn in seine Heimat mitgenommen hatte. Aber er sagte auch, dass er befürchtet habe, seine Ex-Partnerin würde mit dem Sohn in ihre Heimat Rumänien gehen. «Ich hatte Angst, dass er nicht mehr Teil meines Lebens sein könnte. Ich wollte ihn bloss schützen.»

Er habe die Reise nicht als Entführung empfunden. Und er behauptete auch, es sei nicht geplant gewesen, dass Josif Hector all die Jahre nie mehr zu seiner Mutter reisen könne. Seine Verteidigerin beantragte deshalb, der Geschäftsmann sei bloss wegen Entziehung eines Minderjährigen schuldig zu sprechen und zu bestrafen.

Der Staatsanwalt hingegen forderte eine Freiheitsstrafe von sechseinhalb Jahren, unter anderem wegen Entführung und Freiheitsberaubung. Der Jordanier habe die Entführung minuziös geplant. Und: Er habe absolut egoistisch gehandelt und erhebliche kriminelle Energie gezeigt. «Das ist das schlimmste Trauma, das einem Kind zustossen kann. Und auch für die Mutter äusserst traumatisierend, denn der plötzliche Totalverlust kommt dem Tod eines Kindes sehr nahe.»

Das Gericht ist nun weitgehend der Staatsanwaltschaft gefolgt und verhängt eine Freiheitsstrafe von 6 Jahren gegen den Geschäftsmann. Zudem hat es gegen den Jordanier einen Landesverweis von 10 Jahren ausgesprochen.

In seiner mündlichen Begründung bezeichnet der Richter das Verhalten und die Motive des Mannes als «rück-sichtslos und egoistisch». Er habe von Anfang an gewusst, dass er mit seinem

Sohn nicht habe ausreisen dürfen. Die Hauptbezugsperson des damals Drei-jährigen sei die Mutter gewesen. Der Beschuldigte habe Vollzeit gearbeitet, daneben ein Startup gegründet.

«Der absolute Albtraum»

Es sei erstellt, dass Irina Vencu mit dem Wegbringen des Kindes nicht einverstanden gewesen sei. Die Trennung von der Mutter sei ein massiver Eingriff gewesen und habe das Kindeswohl gefährdet. Aber die Mutter habe nie aufgegeben – auch nicht in den elf Jahren, in denen sie ihren Sohn nicht gesehen habe.

Der Beschuldigte habe die Rückführung aber verhindert und erklärt, seinen Sohn nicht zurückzugeben. Durch das Wegbringen habe er die Macht über das Kind erlangt; sämtliche Rückführungsversuche seien an ihm gescheitert. Seine Behauptung, er habe sich um eine Einigung bemüht, sei eine reine Schutzbehauptung.

Eine umfassende Planung der Tat sieht das Gericht hingegen nicht. Der Beschuldigte sei bereits zuvor mit seinem Sohn in Jordanien gewesen und habe sich dort zwar zur Trennung von der Frau, noch nicht aber zur Entführung entschlossen. Die konkrete Planung habe wohl erst wenige Tage vor der Tat stattgefunden.

Zwar habe das Kind in Jordanien nicht gelitten und lebe dort bei einem guten Lebensstandard mit Stiefmutter und Halbschwester. Das ändere jedoch nichts daran, dass der Beschuldigte den Knaben nicht dorthin habe bringen dürfen. Der Tatbestand der Entführung sei erfüllt – unabhängig davon, ob sich das Kind selbst als entführt betrachte.

Der Richter wandte sich direkt an den Beschuldigten, der das Urteil mit gelegentlichem Kopfschütteln aufnahm: «Sie haben der Mutter die Kindheit ihres Sohnes gestohlen. Das sehen Sie bis heute nicht ein.» Darum handle es sich um einen ausgesprochen schweren Fall. «Was Sie gemacht haben, ist der absolute Albtraum eines jeden Elternteils. Diesen Albtraum haben Sie verursacht.»

Zudem verstehe der Beschuldigte nicht, was er seinem eigenen Sohn angetan habe. «Das ist ein traumatisches Erlebnis, da muss man kein Psychologie-studium besucht haben.»

Mit der Verurteilung ist die Entführungsgeschichte allerdings nicht ausgestanden. Schliesslich weilt der 13-jährige Josif Hector noch immer in Jordanien. Das Gericht wies den Beschuldigten darum warnend darauf hin, er mache sich weiter strafbar, solange das Kind nicht in die Schweiz zurückkehren könne. Es sei nun an ihm, aus dem Gefängnis heraus Einfluss auf seinen Sohn zu nehmen.

Urteil DG 260 041 vom 16.9.26, noch nicht rechtskräftig.

N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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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206 34 34, tonhalle-orchester.ch, Tonhalle Zürich Do 17. / Fr 18. Sep, 19.30, TZ Saisoneröffnung Paavo Järvi, Music Director; Khatia Buniatishvili, Klavier Tschaikowsky, Ammann, Skrjabin So 20. Sep, 11.15 / 14.15, TZ Familienkonzert

«Von wilden und gezähmten Tönen» Mi 23. / Fr 25. Sept, 19.30, TZ Paavo Järvi Music Director Wayne Marshall Klavier Fauré, Gershwin, Biz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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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Septembe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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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ma

KINOS IN D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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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D	RESIDENT EVIL	Premiere	16
Sa/So	16.45	D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8. W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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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E/d/f PRESSURE	Premiere 12 (14)
Do/Sa/Mo/Mi 17.40	D SIE GLAUBEN AN ENGEL, HERR DROWAK?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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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Boveri Plat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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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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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Zürcher Zeitung

Jacqueline Fehr fordert Regelung von Leihmutterschaft

Das Verfahren ist in der Schweiz verboten, doch die Fälle nehmen zu – Justizdirektorin warnt vor den Folgen

Regierungsrätin Jacqueline Fehr kritisiert das «Ausbeutungssystem hinter den Leihmutterschaftsfabriken», nimmt aber auch die Eltern in Schutz. MICHAEL SCHMID / KEYSTONE

GIORGIO SCHERRER

Es ist ein Fall, wie er den Zürcher Zivilstandsämtern immer öfter begegnet: Ein Kind wird geboren, nicht in der Schweiz, sondern in einem Land wie Georgien. Es kommt aus dem Bauch einer Mutter, die nicht aus Georgien stammt, sondern zum Beispiel aus Thailand. Entstanden dank der Eizelle einer anderen Frau. Im Auftrag eines Paares, das in der Schweiz wohnt und das Kind hier als sein eigenes anerkennen lassen will.

Die Leihmutterschaft ist in der Schweiz per Verfassungsbestimmung verboten. 74 Prozent der Stimmberechtigten wollten das 1992 so. Doch Kinder, die von einer Leihmutter geboren wurden, sind in der Schweiz eine Realität. Sie werden geliebt, umsorgt, getadelt wie andere Kinder. Und sind rechtlich doch oftmals in einer schwierigen Situation – besonders, wenn sie irgendwann ihre eigene Herkunft erkunden wollen.

Eine neue Erkenntnis ist das nicht. Doch seit der deutsche Spitzenpolitiker Jens Spahn diesen Sommer verkündet hat, dank einer Leihmutter Vater geworden zu sein, ist das Thema wieder überall präsent. «Diese Aufmerksamkeit wollen wir nutzen», sagt die Zürcher Justizdirektorin Jacqueline Fehr (SP), zuständig für die Zivilstandsbehörden des Kantons. Ihre Botschaft: «Da kommt ein grosses Problem auf uns zu.»

Fehr steht am Ende ihrer politischen Laufbahn, ist eigentlich eine «lame duck». Bei den Erneuerungswahlen im kommenden Frühjahr tritt sie nicht mehr an. Sie könnte also gemütlich aus dem Amt trudeln. Doch das will sie offenkundig nicht. Sie will die Gunst der Themenkonjunktur noch einmal nutzen für ein Thema, das ihr wichtig ist.

Schon 2012, als Nationalrätin, habe sie in einem Postulat Klärung vom Bundesrat gefordert in Sachen Leihmutterschaft. «Seither hat es Expertengruppen, Vorschläge, Diskussionen gegeben. Aber passiert ist nichts», sagt Fehr. Der Fall sei klar: «Das nationale Parlament drückt sich vor seiner Verantwortung.»

«Ein Kind bestellen»

Die neuen Zahlen, die Fehr am Montagabend den Medien präsentierte, zeigen tatsächlich einen gewissen Handlungsbedarf: Im Kanton Zürich steigen die bekannten Fälle der Kinder mit Leihmutter stetig an, wenn auch auf tiefem Niveau. 27 waren es vergangenes Jahr – 2012 waren es noch 2.

Über die Jahre betraf gut die Hälfte der Fälle heterosexuelle, ein Drittel homosexuelle Paare und ein Sechstel Einzelpersonen. Die gespendete Eizelle stammt in rund zwei Dritteln der Fälle von einer anonymen Spenderin, die Samenzelle dagegen fast immer vom Wunschvater in der Schweiz. Die Länder, in die Schweizerinnen und Schweizer zwecks Leihmutterschaft am häufigsten gehen, sind die USA, die Ukraine und Georgien – wobei auf das erstgenannte Land die Hälfte aller Geburten entfällt.

Wie kompliziert das Verfahren für eine Anerkennung in der Schweiz ist, erläuterte Markus Stoll, der oberste Zivilstandsbeamte des Kantons, mithilfe einer Grafik, die 72 Pfeile, 71 Boxen und 8 Farben umfasste. Die Kurzfassung: Die hiesige Rechtsordnung ist auf die immer komplexeren Leihmutterschaftsfälle, die oftmals mehrere Länder und unzählige, teilweise gefälschte Urkunden umfassen, nicht gut vorbereitet. Im Wesentlichen bestimmt eine Handvoll Leitentscheide des Bundesgerichts die behördliche Praxis. Diese lassen jedoch vieles offen. Oder, wie Fehr es sagt: «Hier werden hochpolitische Entscheide den Behörden überlassen.»

Rechtlich ist das Problem Folgendes: Zwar ist die Leihmutterschaft laut der Verfassung «unzulässig». Doch strafbar ist allein ihre Vermittlung und Anwendung in der Schweiz. Wer Leihmutterschaft im Ausland – wo diese erlaubt ist – in Anspruch nimmt, fällt in eine Lücke. Etwas Verbotenes hat er oder sie nicht getan. Doch die hiesigen Behörden können auch nicht einfach jeden ausländischen Entscheid anerkennen, der eine Umgehung der hiesigen Rechtsordnung darstellt.

Konkret, so Stoll, stünden sich in solchen Fällen elementare Rechte gegenüber: das der Leihmütter auf ihre Menschenwürde und darauf, über ihren eigenen Körper zu bestimmen; das der sogenannten Wunscheltern aus der Schweiz auf Privatsphäre und Familienleben; und das des Kindes, das für die Behörden an oberster Stelle steht. «Es hat das Recht darauf, nicht wie eine Ware veräussert zu werden», sagt Stoll. «Und es hat das Recht, seine eigene Abstammung zu kennen.»

Viele Wunscheltern in der Schweiz, das betont Regierungsrätin Fehr, gäben sich alle Mühe, diese Rechte zu achten. «Es geht nicht darum, jemanden zu verteufeln. Der Kinderwunsch bei diesen Personen ist oftmals sehr, sehr gross. Es gibt Eltern, die alles tun, um ihrem Kind später das Wissen um seine Herkunft zu sichern.» Aber es gebe eben auch die anderen Fälle: «Wer sich ein Kind und dann erwartet, dass die Behörden sich um alles kümmern, der nimmt seine Verantwortung nicht wahr.»

Falsche Väter

Der Amtsleiter Stoll berichtet von verzwickten Fällen mit Geburtsurkunden in mehrfacher Ausführung und unterschiedlichen Angaben aus verschiedenen Ländern. Monate-, wenn nicht jahrelang dauerten die Abklärungen durch den Kanton, bis klar sei, welche Urkunde gefälscht sei. Oft müsse die örtliche Schweizer Vertretung eingeschaltet werden, um die Echtheit von Dokumenten zu überprüfen.

In mehr als der Hälfte der Fälle könne das Recht auf Kenntnis der eigenen Abstammung am Schluss dennoch nicht gesichert werden – meist weil die Eizellenspenderin anonym bleibe und nicht einmal die Eltern ihre echte Identität kennten. Zwischen drei Monaten und dreieinhalb Jahren kann das Anerkennungsverfahren in der Schweiz dauern. Eine lange Zeit, in der Kinder und Wunscheltern in einer rechtlich schwierigen Position sind.

Je nachdem, ob ein ausländisches Gerichtsurteil vorliegt oder bloss eine Anerkennungsurkunde, je nachdem, aus welchem Land diese stammt und wer genau die genetischen Eltern sind, ist am Schluss oftmals noch eine Adoption nötig. Dafür ist dann noch eine andere Amtsstelle zuständig: die Kindes- und Erwachsenenschutzbehörde (Kesb).

Regelrecht absurde Folgen hat eine andere Bestimmung des Schweizer Rechts in diesen Fällen: die Vaterschaftsvermutung, wonach der Ehemann der gebärenden Mutter automatisch als

«Diese Kinder gibt es», sagt Fehr. Die nationale Politik schulde ihnen sinnvolle, realitätsnahe Gesetze.

Vater gilt. Bei verheirateten Leihmüttern heisst das: Die Schweizer Behörden müssen zunächst ihren Mann eintragen – selbst wenn die Samenzelle nachweislich vom Schweizer Wunschvater stammt.

Für die Justizdirektorin Fehr ist klar: Dieses rechtlich-behördliche Flickwerk ist eine tickende Zeitbombe. Die Situation sei mit jener der Auslandsadoptionen vergleichbar,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mehrt historisch aufgearbeitet worden sei. Dort führten gefälschte Dokumente, ein regelrechter Handel mit Kindern und verschleierte Herkunftsverhältnisse zu tiefen seelischen Wunden – und zu einer markanten Abnahme dieser Praxis.

«Bei den Leihmutterschaften werden die Betroffenen in zwanzig bis dreissig Jahren exakt die gleichen Probleme haben», sagt Fehr. «Wir sind drauf und dran, die gleichen Fehler zu machen, über die wir uns bei den Auslandsadoptionen zu Recht so empören.»

Die Forderung der SP-Magistratin: Eine Anpassung des Abstammungsrechts, über die seit Jahren diskutiert werde, müsse endlich erfolgen. Beim Recht auf die Kenntnis der eigenen Herkunft müssten die Schweizer Wunscheltern vermehrt in die Pflicht genommen werden. Fehr verlangt eine gesetzlich vorgeschriebene Bringschuld bei ausländischen Dokumenten und eine explizit festgeschriebene Mitwirkungspflicht.

Kompromiss als mögliche Lösung

Im Gegenzug, so lässt sie durchblicken, wäre für sie eine Regularisierung der bisher informellen, aber in der Praxis etablierten Anerkennungsprozesse in der Schweiz denkbar. Die Stossrichtung: Wer eine Leihmutterschaft mustergültig abwickelt – inklusive Rechten der gebärenden Mutter und lückenloser Abstammungsdokumentation –, der soll hierzulande nicht mehr so viel Rechtsunsicherheit erleben. In allen anderen Fällen wären dagegen Sanktionen möglich.

Mit Fehrs Kritik und Forderungen konfrontiert, verweist das zuständige Bundesamt für Justiz auf die laufenden Geschäfte zu dem Thema und verzichtet sonst auf einen Kommentar. Die Sachlage sei noch immer dieselbe wie bei der Beantwortung des Postulats Fehrs von 2013.

Was bis jetzt nicht zur Debatte steht, ist eine andere Forderung: die Legalisierung der Leihmutterschaft in der Schweiz. Auch Jacqueline Fehr unterstützt eine solche nicht, bei aller Kritik am Bund. Allenfalls sei die Einführung der altruistischen Variante – ohne finanzielle Entschädigung – denkbar, so wie in Dänemark und Irland. Doch auch da sei sie persönlich skeptisch, sagt Fehr.

Am Ende sei das Problem in diesen Fällen stets das Macht- und Ressourcengefälle zwischen den Schweizer Wunscheltern und den Leihmüttern und Eizellenspenderinnen, die oftmals aus prekären Verhältnissen stammten. «Das Fatale ist der Kommerz hinter diesen Leihmutterschaftsfabriken. Letztlich sind das Ausbeutungssysteme.»

Gleichzeitig gebe es durchaus jene Fälle, in denen am Ende alle Beteiligten zufrieden seien – die Eltern in der Schweiz, die Leihmütter und die jungen Menschen, die dank ihnen das Licht der Welt erblickten.

Wie immer man zu der Thematik stehe: «Diese Kinder gibt es. Sie sind da», sagt Fehr. Die nationale Politik schulde ihnen sinnvolle, realitätsnahe Gesetze. So zu tun, als gebe es diese Fälle nicht – mit allem Glück und allen Problemen, die sie mit sich bringen –, das sei schlicht keine Option.

Stadtpolizei setzt weiterhin auf Gummischrot

Erstmals detaillierte Zahlen zu Einsätzen veröffentlicht

DANIEL FRITZSCHE

Der Einsatz von Gummischrot führt in der Stadztürcher Politik immer wieder zu heftigen Diskussionen. Insbesondere die Gefahr schwerer Augenverletzungen sorgt im Stadtparlament seit Jahren für hitzige Debatten und politische Vorstösse – vor allem von linker Seite.

Nun sorgt die Sicherheitsvorsteherin Karin Rykart (Grüne) für eine Neuerung: Als erstes Polizeikorps der Schweiz erfasse die Stadtpolizei Zürich die Verwendung des Distanzmittels systematisch und mache die Date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Das schreibt Rykarts Sicherheitsdepartement in einer Mitteilung. Damit solle «eine faktenbasierte Diskussion» ermöglicht werden.

Die Bilanz des ersten Erfassungsjahrs vom 1. September 2025 bis zum 31. August 2026 zeigt: Die Stadtpolizei griff bei insgesamt elf Einsätzen zu Gummischrot. Kommuniziert werden dabei das Datum, der Anlass, die Anzahl der verschossenen Pakete – jedes enthält 35 abgerundete Gummiprismen – sowie allfällige bekannte Verletzungen. Nach Angaben der Stadtpolizei sind im Berichtszeitraum keine Personen durch Gummischrot verletzt worden.

Ein Blick auf die Statistik zeigt, dass Gummischrot vor allem bei unbewilligten Demonstrationen, Ausschreitungen rund um Fussballspiele und bei der Auflösung illegaler Partys genutzt wurde. Den intensivsten Einsatz verzeichnete die Polizei am 13. und 14. September 2025 bei der verhinderten Besetzung des Kasernenareals, wo 55 Pakete verschossen wurden. Auch im Mai 2026 kam das Mittel an mehreren Nachdemos zum 1. Mai mit insgesamt 49 Paketen sowie bei der Auflösung einer Party auf dem Kasernenareal (26 Pakete) zum Einsatz. Demgegenüber stehen gezielte Einzel-einsätze: Bei ein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iner Stichwaffe im Kreis 4 oder während einer Gegendemonstration zum «Marsch fürs Läbe» von Abtreibungs-gegnern reichte die Abgabe eines einzigen Pakets, um die Lage unter Kontrolle zu bringen. Beim Meisterschaftsspiel zwischen dem FC Zürich und dem FC Basel im Januar wurden zwei Pakete eingesetzt.

Trotz dem Ziel, die Einsätze mittelfristig weiter zu reduzieren, betont die Stadtpolizei die Notwendigkeit des Einsatzmittels. Gummischrot werde genutzt, um gewaltbereite Gruppen auf Distanz zu halten, wenn Deeskalation und mildere Mittel wie Wasserwerfer nicht ausreichten. Ein vollständiger Verzicht sei derzeit nicht machbar: Ohne das Distanzmittel stiege das Risiko direkter körperlicher Konfrontationen und damit die Verletzungsgefahr für Demonstranten wie Polizisten drastisch. Künftig sollen die Zahlen jeweils Anfang des neuen Kalenderjahres publizier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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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 langsam als zu schnell

Der Bergführer und Sportdozent Harry Sonderegger verrät, wie Wandern zum guten und gesunden Ausdauertraining wird

INES HÄFLIGER

—

Der Sommer neigt sich dem Ende zu. Statt in die Badis strömen die Schweizerinnen und Schweizer wieder in die Berge, wo sie Wanderkilometer wie Treuepunkte sammeln. Wandern ist der beliebteste Sport des Landes, über die Hälfte geht regelmässig in die Höhe.

Einfach draufloswandern? Manchmal eine schlechte Idee. Jedes Jahr verletzen sich in der Schweiz 40 000 Personen beim Wandern. Viele, weil sie stürzen, ausrutschen oder stolpern. Noch mehr kehren mit schmerzenden Knien und Hüften heim, können tagelang kaum laufen, weil Oberschenkel und Waden brennen.

Harry Sonderegger ist Dozent für Bergsport an der Eidgenössischen Hochschule für Sport Magglingen. Bis vor kurzem arbeitete er als Bergführer, unter anderem führte er Trekkinggruppen durch das Himalaja-Gebirge. Er kennt das Wandern aus Theorie und Praxis. Er erklärt, wie es zum guten und gesunden Ausdauertraining wird.

GIAN EHRENZELLER / KEYSTONE
Wetter, Route, Verhältnisse: Wer wandern geht, sollte sich vorher gründlich informieren.

Wanderwege sind steil, der Untergrund oft lose. Wer sich sicher auf ihnen bewegen will, benötigt starke Beine und Trittsicherheit. Beides lässt sich gut daheim trainieren. Sonderegger empfiehlt allen, die in den Bergen unterwegs sind, Krafttraining für Beine, Bauch und Rücken – zwei- oder dreimal pro Woche für 40 bis 60 Minuten. Er sagt: «Regelmässige, kurze Einheiten sind besser als seltene, lange.» Ausserdem gilt: Je älter man wird, desto wichtiger wird das Krafttraining. Denn die Muskelmasse nimmt ab, und die verfügbare Muskelkraft schwindet.

Vorbeugende Kraftübungen

Krafttraining beugt insbesondere Knieschmerzen nach dem Bergabwandern vor. Bei jedem Schritt wirkt kurzzeitig das mehrfache Körpergewicht auf die Kniegelenke. Wer dazu noch einen schweren Rucksack trägt, erhöht die Belastung zusätzlich. Die Muskulatur muss auf diese Belastung vorbereitet sein. Im Fitnessstudio können an Geräten die vordere und die hintere Oberschenkelmuskulatur sowie die Wadenmuskulatur gezielt trainiert werden. Alternativ lässt sich das Beintraining zu Hause mit Gummibändern durchführen. Oder man arbeitet mit dem Eigengewicht und passt die Übungen so an, dass sie fordernd sind.

Für eine bessere Trittsicherheit rät Sonderegger, regelmässig auf einem Bein zu stehen. Zum Beispiel beim Zähneputzen. So verbessert man das sogenannte stabile Gleichgewicht, die Balance im ruhigen Stand. Wer das Gleichgewicht während des Gehens auf unsicherem Untergrund verbessern will, das labile Gleichgewicht, kann das beispielsweise auf einem Balancekreisel tun. Oder im Garten eine Slackline spannen.

Sonderegger ist ein Fan von Wanderstöcken. Sie helfen, Stürze zu vermeiden, und schonen die Gelenke. Der 61-Jährige nutzt sie wegen Hüftschmerzen seit einigen Jahren selbst. Er sagt: «Mit Stöcken zu wandern, ist, wie mit einem Allradantrieb Auto zu fahren.»

Berge sind kein Fitnessstudio

Die Vorbereitung auf eine Wanderung findet auch im Kopf statt. Wetter, Route, Verhältnisse: Wer wandern geht, muss sich gründlich informieren. Sonderegger sagt: «Anders als etwa beim Joggen steht die Sicherheit beim Wandern an höchster Stelle.» Gerade im Herbst kann bis in tiefe Lagen Schnee fallen, das ist bei der Routenplanung zu beachten. Genauso wie die kurzen Tage: Früh aufbrechen lohnt sich.

Laut der Beratungsstelle für Unfallverhütung passieren viele Unfälle, weil Wanderer unkonzentriert sind, sich überschätzen oder überfordert sind. Die hohen Berge verführen zu langen Touren. Im Schnitt bewältigt man 400 Höhenmeter pro Stunde, Pausen nicht eingerechnet. Unerfahrene sollten nicht gleich einen alpinen, blau-weiss markierten Weg wählen, sondern mit einer einstündigen Wanderung beginnen. Danach lässt sich der Umfang schrittweise steigern. Routen mit 1500 Höhenmetern füllen einen ganzen Tag – für Geübte gut machbar. Wer lange nicht gewandert ist, spürt nach einer langen Tour bestenfalls Erschöpfung und Muskelkater. Schlimmstenfalls rächt sich der Ehrgeiz mit Schmerzen oder Verletzungen.

Wandern lüftet den Kopf: Nach einer langen Tour fällt man müde und zufrieden ins Bett. Der Bergsport tut aber auch langfristig gut. Wer regelmässig wandert, verbessert die Grundlagenausdauer. Das Herz pumpt mehr Blut in die Gefässe, die Muskulatur wird besser mit Sauerstoff versorgt, und man ermüdet im Alltag weniger schnell.

Viele wandern zu schnell, ihr Puls ist fast so hoch wie das Gipfelziel. Für ein Intervalltraining sind die Berge meistens der falsche Ort, dauern viele Wanderungen doch mehrere Stunden und nicht wenige Minuten. Wer zu schnell unterwegs ist, kommt zunehmend in den anaeroben Bereich. Der Laktatspiegel steigt, die Beine beginnen zu brennen, und die Ermüdung nimmt zu. Entsprechend länger dauert die Regeneration.

Für eine bessere Grundlagenaus-dauer sollte das Training im aeroben Bereich bleiben. Vereinfacht gesagt bedeutet aerobes Training, dass der Körper über die Atmung genügend Sauerstoff aufnimmt, damit die Muskulatur die benötigte Energie aus Kohlenhydrat- und Fettreserven gewinnen kann. Der Puls bleibt idealerweise bei höchstens 70 Prozent des maximalen Pulses. Dieser lässt sich nach einer einfachen Faustregel grob berechnen: 220 abzüglich des Lebensalters.

Jeder braucht sein Tempo

Wer vor Anstrengung nicht mehr reden kann, ist zu schnell unterwegs. Sonderegger sagt: «Man sollte sich während des Wanderns gut mit den anderen unterhalten können. Geht das wegen des starken Atmens nicht mehr, ist die Belastung zu intensiv.» Manchmal ist Schweigen besser. Gerade in Gruppen seien Wanderinnen und Wanderer häufig zu schnell unterwegs, beobachtet Sonderegger. Der Ehrgeizigste bestimmt die Ge-

Für eine bessere Trittsicherheit sollte man regelmässig auf einem Bein stehen. Zum Beispiel beim Zähneputzen.

schwindigkeit, die anderen hetzen hinterher. Treffpunkte sind deshalb wichtig, damit jeder sein eigenes Tempo wandern kann.

Wer trotzdem einmal zu schnell unterwegs war, kann mit dem Auslaufen die Regeneration verbessern. Sei das im Flachen oder mit niedrigem Puls beim Bergablaufen. Und ja, auch nach einer Wanderung soll gedehnt werden. Häufiges Wandern verkürzt bestimmte Muskeln, etwa in Oberschenkeln und Gesäss, was muskuläre Dysbalancen und Rückenprobleme verursachen kann. «Im Idealfall dehnt man unmittelbar nach der Wanderung», sagt Sonderegger.

Er rät vor allem zu Übungen für den Hüftbeuger. Eine Möglichkeit ist die Krieger-Position aus dem Yoga: Das vordere Bein bleibt angewinkelt, der Fuss zeigt nach vorn. Das hintere Bein wird gestreckt, der Fuss nach aussen gedreht. Eine andere Übung: im Stehen einen Fuss ans Gesäss ziehen und die Hüfte nach vorn kippen.

Den Schwimm-EM 2027 in Basel droht das Aus

Die Organisatoren der Europameisterschaften suchen händeringend nach Sponsoren – bislang vergeblich

NADINE GERBER

Die Ausgangslage könnte eigentlich kaum besser sein: Die Schweiz hat mit Noè Ponti und Roman Mityukov zwei erfolgreiche Schwimmer. Beide holten Olympiamedaillen, Ponti stellte auf der Kurzbahn sogar einen Weltrekord auf. Und auch im Nachwuchsbereich wird erfolgreich gearbeitet. Nun sollen im Dezember 2027 die Kurzbahn-Europa-meisterschaften in der Basler St.-Jakobs-Halle stattfinden. Für Swiss Aquatics wäre es die Gelegenheit, den Schweizer Schwimmsport auf der grossen Bühne zu präsentieren. Doch so, wie es im Moment aussieht, wird das nicht klappen.

«Es fehlt explizit am Sponsoring», sagt Ewen Cameron, der Präsident des schweizerischen Schwimmverbands Swiss Aquatics. Das Gesamtbudget für die Elite-EM und die anschliessenden Masters-EM beträgt 7,8 Millionen Franken. Rund 2 Millionen sind noch offen. Dieses Geld soll über Sponsoren hereinkommen. 60 Prozent davon, also 1,2 Millionen, müssen bis Ende September zugesagt sein.

Dabei ist die Veranstaltung laut Cameron sonst weitgehend aufgegleist. Die Unterstützung der Standortkantone Basel-Stadt und Basel-Landschaft über den Swisslos-Sportfonds sei zugesichert, ebenso die Beiträge von Bund und Swiss Olympic. Die Stadt Basel habe ihre Möglichkeiten ausgeschöpft und unter anderem die Miete der St.-Jakobs-Halle reduziert. Auch die erwarteten Ticketeinnahmen seien realistisch budgetiert.

Verlängerung der Frist

Das Sponsoringkonzept findet bei den Unternehmen offensichtlich keinen Anklang. «Schwimmen ist für viele Unternehmen höchstens eine Randsportart», sagt Cameron. Das erstaunt ihn. Laut einer Erhebung des Bundesamts für Sport gehört Schwimmen zu den am häufigsten betriebenen Sportarten der Schweiz. International wiederum zählt Schwimmen zu den meistbeachteten Sportarten überhaupt.

Nun versucht der Verband, die Geschichte für potenzielle Geldgeber anders zu erzählen. Es soll nicht mehr nur um einen Sportanlass gehen, sondern auch um Themen wie Gesundheitsprävention, Schwimmausbildung und Sicherheit im Wasser. Cameron glaubt deshalb weiterhin an einen Durchbruch. «Ich brauche nur ein, zwei positive Zusicherungen.» Doch er weiss: «Ende dieses Monats wird es für mich kritisch, wenn ich keine Zusagen habe.» Denn bereits die Vorbereitungen kosten Geld. Vorerst hat er finanzielle Mittel des Verbands auslösen können. Gleichzeitig könne Swiss Aquatics nicht einfach ins finanzielle Risiko gehen. «Wir können nicht riskieren, dass der Verband bankrottgeht.»

Was passiert, wenn das Geld nicht zusammenkommt? Die Veranstaltung zu verkleinern, käme nicht infrage, sagt Cameron. Die Fixkosten – etwa für die Halle, den Aufbau und die temporären Schwimmbecken – blieben weitgehend bestehen. Die wahrscheinlichste Konsequenz wäre deshalb eine Absage beziehungsweise die Rückgabe der Austragungsrechte an den europäischen Dachverband European Aquatics.

Das wäre eine Enttäuschung für die Sportlerinnen und Sportler. Noè Ponti sagt: «Ich würde mich wirklich sehr darüber freuen, in meinem Land, vor Schweizer Publikum, um EM-Gold schwimmen zu können.» Auch die Zürcher Nachwuchsschwimmerin Kay-Lyn Löhr wäre traurig: «Die Schweiz in der Schweiz zu repräsentieren, wäre etwas mega Grosses. Ich denke, dass die EM auch dem Nachwuchssport zu einem Push verhelfen würde.»

Cameron verbirgt seine Sorge nicht: «Es beschäftigt und beunruhigt mich sehr.» Gleichzeitig habe er Hoffnung. «Wir haben gangbare Wege aufgezeigt.» Noch sei aber nichts entschieden. Eine Verlängerung der Frist um einige Wochen sei denkbar, falls Unternehmen grundsätzlich Interesse zeigten, für ihre internen Entscheidungsprozesse aber mehr Zeit benötigten. Auch European Aquatics bemühe sich um Sponsoren.

Fehlendes Netzwerk

Dass sich die Finanzierung als so schwierig erweist, überraschte Christoph Socin. Der Co-Präsident der CHI Classics Basel und Mitorganisator anderer Grossanlässe ist mit seiner Agentur SET Consulting vom Schwimmverband beigezogen worden.

Socin kennt die Mechanismen des Sportsponsorings. Beim Reitsport gibt es eine eigene Gönnervereinigung, in vielen anderen Sportarten ebenfalls. Grossanlässe verfügen dort über jahrelang gewachsene Netzwerke und eine Geschichte. Beim Schwimmen fehle genau das. «In der Schweiz gab es noch nie einen solchen Grossanlass im Schwimmen», sagt Socin. Entsprechend wisse man hierzulande kaum, was Schwimm-EM überhaupt ausmache und welches Publikum sie anzögen. Zudem habe es lange an international erfolgreichen Schweizer Schwimmerinnen und Schwimmern gefehlt. «Es gibt keine Basis und keine Geschichte. Die kann man nicht von heute auf morgen produzieren.»

Wirtschaftlich sieht Socin Potenzial. Die Elite-EM sollen mit den Masters-EM kombiniert werden. Für diese werden rund 2000 bis 3000 Teilnehmerinnen und Teilnehmer erwartet. Hotels, Restaurants und weitere Dienstleister in der Region würden davon profitieren.

Der offizielle Entscheid von European Aquatics für Basel fiel erst im April 2026. Den definitiven Vertrag erhielt das Organisationskomitee laut eigenen Angaben erst vor rund einer Woche. Das verschärft den Zeitdruck. Für Cameron wäre eine Absage besonders bitter. «Wir haben jetzt die Leute und die Erfolge», sagt er. «Es wäre die Möglichkeit, den Verband nachhaltig zu präsentieren und den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zu ermöglichen, sich im eigenen Land zu zeigen.»

Ob Basel 2027 tatsächlich Europas Schwimmelite empfangen wird, entscheidet sich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Viel Zeit bleibt nicht.

Neue Zürcher Zeitung

Free Solo als Lebensschule

Nur wenige Frauen begehen hohe Wände ungesichert – die Polin Aleksandra Taistra ist eine von ihnen

Aleksandra Taistra war früher eine der besten Sportkletterinnen der Welt. Heute klettert sie free solo.

INES HÄFLIGER

Aleksandra Taistra klettert entschlossen, sie hat jeden Griff verinnerlicht. Ihre Finger krallen sich in einer Furche fest, sie zieht sich hoch, stösst mit den Füssen ab. Weit unter ihr der sardinische Wald. Später wird sie erzählen, wie ihre Gedanken flüchtig auftauchen, wie sie im nächsten Moment vergisst, was eben war. Sie ist im Hyperfokus, denkt nur an die nächste Bewegung. Alles andere könnte tödlich sein: Eine falsche Bewegung, und sie stürzt in die Tiefe. Taistra klettert die 200 Meter hohe Wand ungesichert.

Im Mai begeht die 44-jährige Polin auf Sardinien die Mehrseillängenroute «Alfredo Alfredo» am Monte Oddeu. Sie klettert sie free solo: ohne Seil, nur mit Händen und Füssen. Vier Stunden lang klammert sie sich an der Wand fest, bis sie oben ankommt. Eine Freundin – sie ist gesichert – filmt sie.

Die «dümmste» Königsdisziplin

«Alfredo Alfredo» umfasst sechs Seillängen, die Schlüsselstelle der Route ist mit 7a bewertet. Für erfahrene Kletterer gut machbar. Doch vor ihr hat sie niemand ungesichert geklettert. Auch weltweit ragt Taistras Free Solo heraus. Es zählt zu den schwierigsten, die je von einer Frau geklettert worden sind.

Nur wenige Frauen erklimmen ungesichert hohe Wände. Die französische Kletterin Catherine Destivelle machte in den achtziger und neunziger Jahren mit spektakulären Free-Solo-Begehungen von sich reden, die Amerikanerin Steph Davis in den nuller Jahren. Zuletzt erklomm die Kalifornierin Brette Harrington in Patagonien ungesichert die 750 Meter lange Route «Chiaro di Luna», die technisch weniger anspruchsvoll ist als «Alfredo Alfredo». Das war 2015.

Deutlich länger und aktueller ist die Liste der Männer, die free solo klettern. Dazu zählen nebst dem Amerikaner Alex Honnold der Schweizer Dani Arnold, der Deutsche Alexander Huber oder der Franzose Alain Robert. Arnold sagte einmal: «Free Solo ist die Königsdisziplin des Kletterns. Aber es ist natürlich auch die dümmste, absolut gefährlichste Spielart.»

Taistra empfiehlt niemandem, ohne Seil Wände zu erklimmen: «Wer free solo klettern will, muss zwanzig bis dreissig Jahre trainieren, um nicht zu sterben.» Sie selbst klettert, seit sie achtzehn war. Erst seit zwei Jahren tut sie es gelegentlich free solo. Jede Begehung ist dabei ein Projekt für sich. Taistra sagt: «Die Route muss sich so sicher wie der Gang von der Küche zum WC anfühlen. Auf rutschfestem Boden.» Für Aussenstehende mag der Satz absurd klingen. Doch Taistra ist eine Extremsportlerin: Mit riesigem Aufwand versucht sie, die Risiken zu minimieren.

Monatelang machte sie sich mit der Wand in Sardinien vertraut. Sie kletterte sie mehrfach gesichert und studierte die Griffe und Bewegungsabläufe ein. Zur Vorbereitung auf ein Free Solo klettert sie häufig auch nachts, wenn nichts und niemand sie ablenkt – dabei sichert sie sich selbst.

Nicht nur das: Mehrmals fuhr sie mit dem Van und den beiden Hunden an den Wandfuss, übernachtete dort und beobachtete Sonnenstand, Wandtemperatur und Witterung. «Wenn ich mich so höre, denke ich: «O Gott, sie ist verrückt.» Aber so verbinde ich mich mit einem Ort und freunde mich mit ihm an.»

Immer wieder betont sie, dass sie weder traumatisiert noch depressiv sei. Sie fühle sich oft missverstanden, sagt sie, denn: «Ich liebe mein Leben.» Ihr Therapeut habe sie zu Beginn einmal gefragt, warum sie bei seilfreien Kletter-touren ihr Leben riskiere. Daraufhin zeigte sie ihm ein Video von sich beim Klettern und sagte: «Free Solo lehrt mich, wie man richtig lebt.»

Mit «richtig leben» meint Taistra, gut zu sich selbst zu sein. In der Vorbereitung auf ein Free Solo geht sie achtsam mit sich um, setzt ihrem Umfeld Grenzen und hört auf ihre innere Stimme. Fühlt sie sich vor einem Free Solo nicht gut, verzichtet sie und kehrt um. Am Felsen bleibt sie ruhig. Sie lebt im Hier und Jetzt, ist von niemandem abhängig ausser von sich selbst.

Manchmal frage sie sich, warum ihr das am Boden nicht immer gelinge: «Warum fühle ich mich dort oft nicht so grossartig? Warum sage ich nicht Nein zu Leuten, die mich nach Mitternacht nerven und anrufen? Warum bin ich nicht immer gut zu mir selbst?»

Einst zählte Aleksandra Taistra zu den besten Sportkletterinnen der Welt: Sie meisterte als vierte Frau eine Route im Schwierigkeitsgrad 8c+. Die Route führte auf einen 24 Meter hohen Felsen.

Damals konnte sie sich weder vorstellen, hohe Wände zu erklimmen, noch sie free solo zu klettern. Bis sie den Schweizer Alpinisten Roger Schäli traf.

Schäli fragte Taistra in Spanien, ob sie Mehrseillängen ausprobieren wolle. Taistra wusste nicht einmal, was das ist. Sie kletterte bis dahin nur eine Seillänge. Er nahm sie mit nach Sardinien. Sie fuhren in eine Schlucht, wo er auf eine 400 Meter hohe Wand zeigte. Taistra glaubte nicht, dass man dort hinaufklettern kann. Sie tat es trotzdem.

Nach vier Klettertagen hatte sie sich ins Mehrseillängenklettern verliebt. Mit den höheren Wänden weitete sich ihr Horizont. Sie beschloss, ihren Träumen zu folgen, Polen zu verlassen. Seitdem lebt sie dort, wo ihr Kletterprojekt sie hinführt. Seit vier Jahren ist das Sardinien. Hier arbeitet sie als Kletterlehrerin und Physiotherapeutin.

Taistra entwickelte sich von der Wettkampf- zur Extremkletterin. Zunächst reizten sie besonders technisch anspruchsvolle Mehrseillängen im alpinen Stil, bei denen die Bohrhaken weit auseinander liegen. Entsprechend heftig können Stürze sein, an manchen Stellen sogar lebensgefährlich. Taistra suchte nach einem Weg, die Angst so weit über dem Boden zu kontrollieren. So kam sie auf die Idee, zur Vorbereitung free solo zu klettern.

Im Juli 2024 kletterte sie zum ersten Mal ohne Seil: «Ich würde lügen, wenn ich sagen würde, dass ich nicht nervös war.» Zugleich war da dieses Gefühl: so neu und so intensiv. Die Free Solos wurden rasch mehr als ein Training. Zwar absolviert sie weiterhin Mehrseillängen, mittlerweile aber konzentriert sie sich auf die seillosen Begehungen. Sie empfindet diese heute als «freundlicher» und «friedlicher».

Der Weg zurück auf den Boden

Nach einem Free Solo fällt es ihr schwer, zurück in den Alltag zu finden. Sie sagt: «Ich gehe auf den Boden, schaue nach links und rechts und mag die Welt nicht.» Sie fühlt sich entfremdet von der Gesellschaft, versteht den «Blödsinn auf dem Boden» wie teure Markenkleidung nicht. Zu intensiv hat sie einen einfachen Moment erlebt.

Oft werde sie gefragt, ob Free-Solo-Klettern süchtig mache. In gewisser Weise ja, sagt Taistra: «Das Gefühl, alles unter Kontrolle zu haben und sich grossartig zu fühlen, ist so schön. Man will es festhalten und sucht nach spannenderen und riskanteren Projekten.»

Wie diese Suche enden kann, zeigt die Geschichte des Free Solo. Bekannte Kletterer stürzten ab: unter ihnen der Amerikaner John Bachar, der Brite Derek Hersey und der Deutsche Martin Feistl.

Um nicht in ein «schwarzes Loch» zu springen, redet Taistra mit ihrem Therapeuten über das Free-Solo-Klettern. Sie versucht, das Gute daran in den Alltag mitzunehmen, es als sportliche Herausforderung zu betrachten. Sie sagt: «Ich behandle es wie das Lesen eines Buches. Diese Seite, bumm! Die nächste Seite ist das normale Leben.»

Für den Herbst plant sie auf Sardinien zwei weitere Free-Solo-Begehungen, die anspruchsvoller sind als die Route im Mai. Mit ihnen würde sie sich endgültig als neue herausragende Figur im weiblichen Free Solo etablieren. Das beeindruckt Aleksandra Taistra jedoch kaum. «Das Schönste am Free Solo ist, dass es kein Wettbewerb ist», sagt sie.

Wäre es einer, fügt sie hinzu, sässe sie vielleicht nicht mehr hier.

Das Saubermänner-Image leidet

Eine Hyrox-Athletin gewinnt den Wettkampf, obwohl sie sichtbar an Durchfall leidet – es zeigt ein Problem des Trendsports auf

BRIGITTE WENGER

Ein Vorfall in China trübt das Bild der Hyrox-Saubermänner. Am Wochenende fand in Peking ein Wettkampf dieses Trendformats statt. Hyrox – das sind acht Kraftstationen wie Schlittenschieben, Burpee-Weitsprünge oder Wandbälle, kombiniert mit Achtmal-einen-Kilometer-Laufen – ist relativ neu in Asien.

Um das Rennen etwas hochkarätiger zu machen, wurde die Weltrekordhalterin, die Australierin Joanna Wietrzyk, eingeladen. Fotos zeigen, wie Wietrzyk die Übungen und Laufstrecken absolviert, während ihr Fäkalien die Beine herunterlaufen.

Das Phänomen ist bekannt

Dass Athleten während eines Wettkampfes an Durchfall leiden, ist nichts Aussergewöhnliches. «Runner’s diarrhea», Läuferdurchfall, nennt sich das Phänomen: Während der Belastung sind Magen und Darm schlechter mit Blut versorgt, weil dieses in der Muskulatur gebraucht wird. Sportlernahrung wie Gels und Riegel reizt den Magen-Darm-Trakt, Stress und Nervosität kurbeln die Verdauung zusätzlich an. Und das ständige Auf und Ab beim Laufen schüttelt auch den Darminhalt durch.

Der bekannteste Durchfallunfall passierte beim London-Marathon 2005. Paula Radcliffe musste sich bei Kilometer 35 am Strassenrand erleichtern, vor Zuschauern und vor allem vor laufenden Kameras. Trotzdem lief sie an diesem Rennen den damaligen Weltrekord an einem reinen Frauenlauf von 2:17:42.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Hyrox und einem Marathon ist, dass bei einem Marathon die Läuferin alleine oder immerhin ohne Körperkontakt unterwegs ist. Bei einem Hyrox-Wettkampf bewegen sich Hunderte Sportler gleichzeitig in der Workout-Zone, drinnen, legen sich auf denselben Kunststoffteppich, verschwitzt, verausgabt, setzen sich nacheinander auf die Sitze der Rudergeräte und fassen dieselben Gewichte an.

Wietrzyk legte sich bei den Burpees auf den Bauch, stand auf, sprang beidbeinig nach vorne, während vor, neben und hinter ihr andere Athleten dasselbe taten. Bei den Sandbag-Lunges trug sie einen Sandsack auf den Schultern und machte grosse Ausfallschritte nach vorne. Daneben ging eine Judge, eine Schiedsrichterin, die bei jedem Schritt kontrollierte, ob Wietrzyk tief genug ging. Die braune Flüssigkeit, die ihr dabei über das Schienbein lief, war nicht zu übersehen.

Dass die Schiedsrichter nicht wussten, wie mit Fäkalien in der Workout-Zone umzugehen ist, ist bezeichnend. Zwar wurden Athleten bereits vor dem Vorfall in Peking mit einer Zeitstrafe belegt, wenn sie Müll wegwarfen oder auf den Boden spuckten oder schneuzten. Was bei Durchfall passiert, darüber stand im Regelwerk nichts geschrieben.

Ziel: Olympisch werden

Hyrox ist eine junge Sportart. Moritz Fürste, ein ehemaliger deutscher Hockeyspieler, und Christian Toetzke, ein Hamburger Sportmanager, haben das «Fitness-Racing» 2017 erfunden. Seither hat sich daraus eine weltweite Bewegung formiert – die Gründer denken laut darüber nach, olympisch zu werden. Im nächsten Jahr sollen erstmals über 2 Millionen Athleten an den Wettkämpfen teilnehmen, pro Jahr erzielt das Unternehmen mehr als 200 Millionen Euro Umsatz. Der Grossteil davon kommt aus den Startgebühren.

Es ist klar, dass bei diesem schnellen Wachstum nicht alles rundläuft. Dass die Schiedsrichter, die während eines Wettkampfes zu Dutzenden in der Workout-Zone stehen und die Athleten kontrollieren, Wietrzyk nicht aus dem Rennen genommen haben, ist verständlich – sie hätten sich über das Reglement hinweggesetzt. Dass der Rennleiter nicht gehandelt hat, ist hingegen ein Versäumnis.

Denn parteiische, ungenügende und gar falsche Schiedsrichterentscheide sind ein bekanntes Problem von Hyrox. Bisher wurden sie jedoch gekonnt weggelächelt. Vor einem Jahr wurden die beste Schweizer Hyrox-Athletin Melanie Maurer und ihre damalige deutsche Double-Partnerin Jennifer Nikolaus aus dem Wettkampf in Hamburg genommen, weil ein Schiedsrichter ihnen mehrmals gesagt hatte, sie seien mit den Burpee-Weitsprüngen fertig und könnten weitergehen. Es hat nicht gestimmt. Oder an der Weltmeisterschaft im Juni in Stockholm: Der deutsche Titelhalter und Favorit Tim Wenisch rannte ins Ziel, obwohl er an der letzten Station nur 99 der 100 Medizinbälle an die Wand geworfen hatte. Er wurde Zweiter, obwohl er eigentlich hätte disqualifiziert werden müssen, wie es im Regelwerk stand. Der amerikanische Showman Hunter McIntyre hingegen verlor den Wettkampf schon früh, weil seine Schludrigkeiten bei den Burpees konsequent mit Zeitstrafen belegt wurden.

Es folgt ein Shitstorm

Fürste meldete sich nach dem Wochenende über Instagram bei der Hyrox-Community. Er entschuldigte sich. Man habe nicht sofort reagiert, den Vorfall nicht vorhergesehen – «ein Fehler». Das Reglement werde nun selbstverständlich sofort angepasst. Nun haben die Schiedsrichter und der Rennleiter die Befugnis, Athleten aus dem Rennen zu nehmen, wenn Fäkalien, Blut, Erbrochenes oder Urin erkennbar sind und dadurch andere Teilnehmende oder das Equipment kontaminiert werden könnten.

Joanna Wietrzyk gewann den Wettkampf in Peking, trotz Durchfall. Danach postete sie auf Instagram ein Bild von sich, offenbar aus einem Spitalbett. Nachdem sie online mit Hasskommen- taren überschüttet worden war – mit Verlaub: einem Shitstorm –, löschte sie das Bild bald wieder.

Der letzte Kutschenbauer der britischen Royals

Das Lebenswerk des Australiers Jim Frecklington bleibt unvollendet

Jim Frecklington hat drei Kutschen für die Königsfamilie angefertigt. Aufnahme mit der «Diamond Jubilee» 2014. JONATHAN BRADY / GETTY

BARBARA BARKHAUSEN

Blattgold, das im Sonnenlicht schimmert, Materialien aus tausend Jahren britischer Geschichte, sechs Windsor-Grey-Pferde – und mittendrin ein bescheidener Handwerker aus einem Vorort von Sydney: Jim Frecklington. Fast fünf Jahrzehnte lang widmete sich der Australier einem Handwerk, das in Grossbritannien selbst praktisch ausgestorben ist: dem Bau repräsentativer Pferdekutschen für das britische Königshaus. Drei solch prunkvolle Kutschen hat er im Laufe seines Lebens gefertigt – in einer Werkstatt nördlich von Sydney, Tausende Kilometer von London entfernt.

Der Kutschenbauer, der als weltweit Letzter seines Fachs galt, konnte sein Lebenswerk nicht mehr vollenden. Jim Frecklington ist am 11. September im Alter von 76 Jahren nach einer langen Krebserkrankung in Sydney gestorben. Sein letztes Projekt, das für König Charles III. bestimmte Gefährt namens «Commonwealth Royal Coach», wird nun von seinem Team fertiggestellt.

Vom Shetlandpony zur Königin

Seine Leidenschaft für Kutschen entdeckte Frecklington bereits als Achtjähriger, als sich sein Shetlandpony partout nicht reiten lassen wollte. Statt aufzugeben, baute er kurzerhand einen kleinen Wagen, den das Pony ziehen konnte. Nach der Schulzeit am renommierten Scots College in Sydney zog es Frecklington zunächst in die Arktis, wo er beim Bau von Landebahnen schwere Maschinen bediente.

1972 wechselte er nach England, arbeitete zunächst auf Schloss Windsor für den Herzog von Edinburg und später für die königlichen Ställe, die Royal Mews, in London. Dort betreute er die Zeremonienpferde von Königin Elizabeth II. und ritt nach Aussagen von Freunden gelegentlich sogar selbst an der Seite der

Monarchin. 1977 leitete er im Rahmen des 25-jährigen Thronjubiläums der Königin während deren Australienreise eine Wanderausstellung. Der grosse öffentliche Zuspruch brachte ihn auf einen Gedanken: Wenn niemand mehr royale Kutschen herstellen würde, drohte ein Stück Handwerkskunst verlorenzugehen. Also wandte er sich an den Buckingham Palace. Und bekam eine Zusage.

1988 fertigte Frecklington den «Australian State Coach» als Geschenk Australiens an Elizabeth II. Im Jahr 2006 folgte der «Diamond Jubilee State

Coach», der 2023 bei der Krönung von König Charles III. zum Einsatz kam. Die Kutschen sind aufwendige Konstruktionen: Sie wiegen mehr als drei Tonnen und sind mit hydraulischer Federung, Heizung und Klimaanlage ausgestattet.

Frecklington betrachtete sie zugleich als eine Art Zeitkapsel britischer Geschichte. In ihre goldverzierten Karosserien liess er mehr als hundert historische Fragmente einarbeiten: Holz aus der Westminster Abbey, Planken der HMS «Victory» von Admiral Nelson, eine Musketenkugel von Waterloo, einen

Splitter von Isaac Newtons Apfelbaum sowie ein Stück Stoff aus dem Kleid der berühmten britischen Krankenschwester Florence Nightingale.

Die Kutschen begriff er als «mobile Kunstwerke»: Anders als Gemälde oder Skulpturen im Museum würden sie benutzt. Deswegen sei erstklassige Handwerkskunst ausgesprochen wichtig.

Weggefährten beschreiben Frecklington als Perfektionisten, der nie Baupläne zeichnete, sondern jedes Detail im Kopf hatte. Die konservative Organisation Australians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Erstmals über 100 000 Hundertjährige in Japan

Eine 1963 eingeführte kleine Geste für die Alten wird für den Staat zur finanziellen Last

SALOME WOERLEN

Im Windelregal zeigt sich, wie alt eine Bevölkerung ist. In Japan verkaufen sich Windeln für Erwachsene seit 2011 besser als Windeln für Säuglinge und Kleinkinder. 2024 zog der Windelhersteller Oji Holdings die Konsequenz und strich Babywindeln komplett aus seinem Sortiment. Auch die Bevölkerungszahlen bestätigen den Trend: Erstmals leben in Japan mehr als 100 000 Hundertjährige. Genau 107 677 Personen sind laut dem japanischen Gesundheitsministerium 100 Jahre oder älter. Das sind über 7900 mehr als im Vorjahr.

Gesundheitsminister Kenichiro Ueno zeigte sich vor der Presse erfreut und beunruhigt zugleich. Es sei dem Fortschritt in Medizin und Technologie zu verdanken, dass so viele Menschen lange, gesund und aktiv lebten. Gleichzeitig steht Japan wegen der alternden Bevölkerung vor wirtschaft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Das Problem zeigt sich anschaulich an dem traditionellen Geschenk, das Hundertjährige vom Staat erhalten.

Der teure Sake-Becher

Jedes Jahr am dritten Montag im September feiert Japan den «Tag der Achtung vor dem Alter», dieses Jahr am 21. September. Die Familien nutzen den Tag, um ihre älteren Angehörigen zu besuchen und ihnen für ihren langjährigen Beitrag zur Gesellschaft zu danken. Die Tradition reicht bis ins Jahr 1947 zurück, 1966 erklärte die Regierung den Tag zum nationalen Feiertag und erweiterte die Tradition: Seither erhält jede Person, die 100 Jahre alt wird, ein persönliches Glückwunschschreiben und einen traditionellen Sake-Becher vom Staat.

Der Becher bestand ursprünglich aus reinem Silber. Die Ausgaben für den Staat blieben dennoch überschaubar. Denn als die Regierung 1963 damit begann, die Hundertjährigen systematisch zu registrieren, gab es erst 153 von ihnen. Doch das änderte sich bald. 1981 knackte Japan die 1000er-Marke, 1998 die 10 000er-Marke. Als 2009 schon 40 000 Menschen den Becher bekamen, verkleinerte die Regierung den Durchmesser von 10,5 auf 9 Zentimeter, um Kosten zu sparen.

Diese Massnahme machte sich angesichts der alternden Bevölkerung nur kurz bezahlt. 2015, bei mittlerweile 61 500 Hundertjährigen, liess die Regierung die Tradition offiziell überprüfen. Die eingesetzte Kommission empfahl, den teuren Becher ganz abzuschaffen. Künftig reiche das Schreiben. Doch in der Bevölkerung regte sich Widerstand, und das Ministerium entschied sich für einen Kompromiss.

Seit 2016 besteht der Becher nun nicht mehr aus reinem Silber, sondern aus versilbertem Neusilber. Der Preis halbierte sich damit von umgerechnet 38 Franken auf 19 Franken pro Stück. Für das Ministerium bedeutete es eine Hal-

Anzahl hundertjährige Menschen in Japan seit 1963 (in Tausend)

bierung seiner jährlichen Ausgaben von 1,37 Millionen auf 760 000 Franken.

Die Lage ist prekär

Noch viel teurer als die Sake-Becher sind die Kosten für die Sozialsysteme. Ministerpräsidentin Sanae Takaichi nannte den Bevölkerungsschwund im Juni einen «stillen Notstand», der die Vitalität ihres Landes allmählich untergrabe. Die Regierung finanziert diverse Programme und Subventionen, die junge Leute zu mehr Kindern ermutigen sollen. Gebracht hat es bisher wenig. Dafür gibt es laut Fachleuten mehrere Gründe: Immer weniger Menschen heiraten, immer mehr Frauen üben einen Beruf aus, und die Kosten für die Kindererziehung steigen.

Gleichzeitig werden die Menschen immer älter. Japan hat eine der höchsten Lebenserwartungen der Welt, Frauen werden im Schnitt 87,3 Jahre alt, Männer 81,3. Dazu kommt ein zweiter Faktor, der Japan von anderen alternden Gesellschaften unterscheidet: Die Geburtenraten sind tief, und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wandern kaum Menschen ein. Ausländerinnen und Ausländer machen gerade einmal 3 Prozent der japanischen Bevölkerung aus.

Allein letztes Jahr schrumpfte die Bevölkerung um fast eine Million. Damit fiel die Einwohnerzahl erstmals seit 42 Jahren unter die Marke von 120 Millionen. Verglichen mit diesem Rückgang sind die Ausgaben für die Sake-Becher das kleinste Problem. Denn die grossen Fragen bleiben offen: Wer bezahlt künftig die Renten, und wer kümmert sich um die Alten?

würdigte ihn mit den Worten, nur wenigen Handwerkern gelinge es, «den Prunk einer gesamten Monarchie zu prägen».

Team beendet letztes Projekt

Australien habe «einen aussergewöhnlichen Kunsthandwerker verloren, dessen Werk eine dauerhafte Verbindung zwischen Australien und der Krone schuf», schrieb Sam Mostyn, die Generalgouverneurin von Australien. Durch sein handwerkliches Können, sein Engagement und seine Vision habe er dazu beigetragen, traditionelle Fertigkeiten zu bewahren und bleibende Symbole von monarchischer und nationaler Bedeutung zu schaffen.

Sein letztes Projekt, der «Commonwealth Royal Coach», finanzierte Jim Frecklington unter anderem über eine

Die Kutschen begriff er als «mobile Kunstwerke».

Hypothek auf sein eigenes Haus. Trotz seiner Krebsdiagnose hoffte der Handwerker bis zuletzt, sie noch persönlich fertigstellen zu können. Gegenüber dem australischen Sender ABC hatte er die Kutsche einst als künftiges «nationales Wahrzeichen Grossbritanniens» beschrieben. Sein langjähriger Weggefährte Owen Webb, Karosseriemaler und an allen drei Kutschenprojekten beteiligt, will die Arbeit nun in Frecklingtons Sinne abschliessen. Laut ABC sagte Webb, sein Freund sei im Wissen gestorben, dass das Projekt «in guten Händen» sei und vollendet werde.

Kleinflugzeug stürzt bei Leukerbad ab

Drei Menschen sterben nach Kollision mit Berghang

ela. · Das Flugzeug vom Typ Cirrus SR22T startete in Lugano und legte am Flughafen Sitten eine Zwischenlandung ein, wie die Kantonspolizei Wallis am Mittwoch schreibt. Anschliessend setzte es den Flug in Richtung des Flugplatzes Buochs im Kanton Nidwalden fort. Kurz nach 16 Uhr kollidierte das Flugzeug aus bislang ungeklärten Gründen mit dem nördlichen Hang im Gebiet Fluhalp bei Leukerbad. Drittpersonen meldeten anschliessend eine starke Rauchentwicklung in der Region.

Die aufgebotenen Rettungskräfte der Kantonalen Walliser Rettungsorganisation (KWRO 144) begaben sich umgehend mit drei Helikoptern und zwei Rettungsspezialisten zur Unfallstelle. Vor Ort konnten sie nur noch den Tod der drei Flugzeuginsassen feststellen. Neben der Kantonspolizei Wallis und der KWRO standen die Feuerwehr Leukerbad, die Feuerwehr des Flughafens Sitten, die Schweizerische Sicherheitsuntersuchungsstelle (Sust) sowie Spezialisten der Kantonspolizei Waadt für technische Sicherungsarbeiten im Einsatz.

Die Sust hat eine Untersuchung zur Klärung der Unfallursache eingeleitet. Für die strafrechtlichen Ermittlungen is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BA)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Kantonspolizei Wallis zuständig. Die Untersuchungen der BA und der Sust werden parallel und in enger Koordination geführt.

Neue Zürcher Zeitung

Die Schweiz braucht mehr Föderalismus

Der Wohlstand unseres Landes basiert auf klugen Institutionen sowie dem Wettbewerb der Regionen. Dieses Erfolgsrezept gerät zunehmend unter Druck. Von Thomas Fuster

Die Bundesverfassung gibt den Kantonen viel Macht. Doch viele von ihnen verzichten im Tausch gegen Bundesgelder gern auf Autonomie. DOMINIC FAVRE / KEYSTONE

Da ist es wieder, dieses fehlende Verständnis für die institutionellen Besonderheiten der Schweiz. Zu vernehmen war es vor kurzem in einem Interview der «NZZ am Sonntag» mit Arturo Bris von der Lausanner Wirtschaftshochschule IMD. Darin zeigt sich der gebürtige Spanier überzeugt, dass es mit der Schweiz abwärtsgeht. Die Schuld dafür ortet er nicht zuletzt im Föderalismus. So beklagt der Ökonom, dass in der Schweiz ein Grossteil der Macht bei den Kantonen liege statt bei der Zentralregierung. «Langfristig wird dies zu einem Problem für die Schweiz», sagt Bris. Denn heute brauche es starke Regierungen.

Der Lausanner Professor ist nicht allein mit seiner Vorliebe für einen starken Zentralstaat. Solche Sympathien haben Konjunktur, auch in der Schweizer Politik. Dort ist man sich in Sonntagsreden zwar zumeist einig, wie wichtig der dezentrale Staatsaufbau ist für die Kohäsion des vielsprachigen Landes mit seinen diversen Kulturen. Im politischen Alltag jedoch gilt das Bekenntnis zu einer Schweiz, die von unten nach oben organisiert ist, nur noch wenig. Da dominiert das Liebäugeln mit mehr Zentralisierung und Verflechtungen zwischen den Staatsebenen.

Schutz vor Machtmissbrauch

Dieser Trend ist gefährlich. Er bedroht einen zentralen Erfolgsfaktor der Schweiz. Denn der hierzulande dreistufige Föderalismus – Bund, Kantone, Gemeinden – sorgt zusammen mit der direkten Demokratie seit Jahrzehnten dafür, dass die Schweiz wirtschaftlich und politisch weit besser abschneidet als das europäische Umland. Auch wenn sich einige Schweizer gern einreden, ihr Erfolg habe damit zu tun, dass sie fleissiger oder gar klüger seien als ihre europäischen Nachbarn. Diese Ansicht ist naiv. In Wahrheit profitiert das Land schlicht von besseren Institutionen – wozu ganz entscheidend der Föderalismus beiträgt.

Gerade in Zeiten einer global ausufernden Staatsverschuldung und einer endemischen Politikverdrossenheit empfehlen sich mehr finanzpolitische Vernunft und mehr Nähe zum Bürger.

Die Vorteile der Dezentralität sind vielfältig. So sorgt sie etwa für Minderheitenschutz und Bürgernähe. Probleme werden dort bewältigt, wo sie auftreten und das lokale Wissen vorhanden ist. Ob ein Dorf eine Turnhalle braucht, kann die Gemeinde besser beurteilen als der Kanton oder der Bund. Auch schützen starke Regionen vor Machtmissbrauch durch die Zentralgewalt. Belebend wirkt zudem der vom Föderalismus ausgehende Wettbewerb: So sind Kantone und Gemeinden auch Labore für Neues. Was sich bewährt, macht Schule und wird andernorts kopiert. Nur der Föderalismus erlaubt solches Entdecken und Lernen.

Doch die Vorzüge kleiner Strukturen geraten in Vergessenheit. Gross wird mit gut verwechselt. Und die Anpassung eigener Normen an jene übergeordneter Körperschaften oder Staaten – euphemistisch als Harmonisierung bezeichnet – wird irrtümlich für Fortschritt gehalten. Auf der Strecke bleibt dabei der Föderalismus als Entdeckungsverfahren: Statt dass man das befruchtende Nebeneinander von unterschiedlichen Lösungen fördert, dominiert das Uniforme. Man ist schon zufrieden damit, dass im Falle eines Scheiterns wenigstens alle gleich falschliegen. «Cover your ass», nennen Angelsachsen solchen Kleinmut.

Immerhin regt sich ein bisschen Widerstand gegen die fortschreitende Zentralisierung: «Entflechtung 27» nennt sich ein vom Bundesrat und von der Konferenz der Kantonsregierungen (KdK) lanciertes Projekt. Es soll den Föderalismus stärken und die Verflechtungen zwischen dem Bund und den Kantonen kritisch und haushaltsneutral überprüfen. Hierzu sind 21 Aufgabengebiete definiert worden. Sie reichen von Verbilligungen für Krankenkassenprämien und Ergänzungsleistungen für Rentner über den regionalen Personenverkehr, die Bahninfrastruktur, die Hochschulen, musikalische Bildung bis hin zur Wohnbauförderung.

Im April, rund zwei Jahre nach Übungsbeginn, ist ein erster Zwischenbericht präsentiert worden. Darauf abgestützt, werden der Bundesrat und die

KdK gegen Jahresende das weitere Vorgehen festlegen. Viel zu erwarten ist nicht. Denn der Bericht zeigt: Die Experten von Bund und Kantonen befürworten zumeist den Status quo. Finden sie dennoch, es brauche Kompetenzverschiebungen, zielen diese vorrangig auf noch mehr Zentralisierung, etwa bei den Ergänzungsleistungen oder der Bahn. Entflechtungen hin zu mehr kantonaler Eigenverantwortung werden in dem Bericht hingegen «mehrheitlich kritisch» beurteilt.

Das Projekt «Entflechtung 27» dürfte deshalb wenig daran ändern, dass die Kantone zunehmend zu Vollzugsagenturen des Bundes verkommen. Dabei sähe die Bundesverfassung eine andere Hierarchie vor. Sie hält fest, dass die Macht primär bei den Kantonen liegt und der Bund nur Aufgaben übernimmt, die ihm explizit zugewiesen werden, etwa die Aussenpolitik und Verteidigung. Dieser Vorrang der Kantone, verbunden mit einer hohen Steuerautonomie, ist immer weniger spürbar. Geht es hart auf hart, schreitet der Bund voran, jüngst etwa bei der Pandemie oder der Stromknappheit. Zwischen Recht und Realität klafft eine Lücke.

Prinzipienlose Bittsteller

Verantwortliche lassen sich auf allen Ebenen ausmachen. Da ist zum Ersten das eidgenössische Parlament, das immer mehr Aufgaben, für die eigentlich die Kantone zuständig wären, an sich reisst. Viele Politiker erliegen der Versuchung, populäre Anliegen wie Prämienverbilligungen im Gesundheitswesen oder Zuschüsse für die Kinderbetreuung auf die nationale Bühne zu hieven. Dort winkt den Politikern, Parteien und Interessengruppen mehr mediale Aufmerksamkeit und Wirkung, als wenn sie dasselbe Anliegen aufwendig in den Niederungen von 26 verschiedenen Kantonsparlamenten durchzubringen versuchen.

Zum Zweiten – und staatspolitisch besonders ernüchternd – treiben auch die Kantone und Gemeinden ihre eigene Entmachtung voran. Winken Gelder von oben, sind sie irritierend rasch zur Abgabe ihrer Gestaltungsfreiheit bereit. Vorhaben, auf die ein Kanton wohl verzichten würde, müsste er sie über höhere kantonale Steuern oder Einsparungen allein finanzieren, erscheinen plötzlich als extrem dringlich, wenn eine Mitfinanzierung des Bundes in Aussicht steht. Die verfassungsmässig so machtvollen Kantone degradieren sich zu prinzipienlosen Bittstellern, die ihre Autonomie liebend gern gegen Finanzspritzen eintauschen.

Schon jetzt teilen sich Bund und Kantone über dreissig Aufgabenfelder mit einem Ausgabenvolumen von mehr als 50 Milliarden Franken pro Jahr. Zudem gibt der Bund einen Drittel seiner Einnahmen an die Kantone weiter. Solche Verflechtungen verwischen die Verantwortung und verleiten zur Verschwendung. Ein Müsterchen dazu liefert der Kanton Zürich: Dort veranschlagt man für die nur 3,3 Kilometer kurze Verlängerung der Glattalbahn stolze 543 Millionen Franken, davon 100 Millionen für einen Veloweg. Würde der Bund, der im Regionalverkehr eigentlich nichts verloren hat, nicht bis zu 40 Prozent davon bezahlen, hätte man das Projekt wohl etwas bescheidener geplant.

Bedenkliche Entwicklung

Die Schweiz braucht eine Rückbesinnung auf zwei Kernprinzipien des föderalen Staats. Das erste Prinzip ist die Subsidiarität: Sie fordert, dass Aufgaben am besten auf der tiefsten Ebene erledigt werden und höhere Ebenen nur dann einspringen, wenn die untergeordnete überfordert ist. Dieser Vorrang für lokale Lösungen sorgt nicht nur für einen sparsamen Einsatz von öffentlichen Geldern. Er beugt auch einer Entfremdung zwischen Bevölkerung und Politik vor. Denn eine solche Kluft droht vor allem dort, wo weit entfernte Instanzen irgendwo in einer Hauptstadt oder Brüssel über das lokale Wohlbefinden der Menschen entscheiden.

Das zweite Prinzip, das es wieder mit Inhalt zu füllen gilt, ist jenes der fiskalischen Äquivalenz. Dieses klingt komplizierter, als es ist, und besagt schlicht: «Wer zahlt, befiehlt.» Dahinter steht die Erkenntnis, dass Politik nur dann massvoll bleibt, wenn Entscheidung, Nutzung und Finanzierung zusammenfallen. Was passiert, wenn das nicht der Fall ist, kennt jeder aus dem Restaurant: Wird dort die Rechnung pauschal durch die Zahl der Gruppenmitglieder geteilt, bestellen viele statt des Süppchens doch lieber das mehrgängige Menu. Mischrechnungen – ob im Privaten oder im Staat – sorgen verlässlich für Völlerei.

Wenn der Ökonom Arturo Bris den Schweizer Föderalismus kritisiert, liegt er somit richtig. Doch entgegen seiner Kernaussage leidet das Land nicht an zu viel, sondern an zu wenig Föderalismus. Gerade in Zeiten einer global ausufernden Staatsverschuldung und einer endemischen Politikverdrossenheit empfehlen sich mehr finanzpolitische Vernunft und mehr Nähe zum Bürger. Für beide Ziele gibt es kaum ein besseres Rezept als einen Staatsaufbau von unten nach oben. Dass diese urschweizerische Besonderheit kaum noch Fürsprecher hat, während die Zentralisten immer lauter werden, ist eine bedenkliche Entwicklung.

Neue Zürcher Zeitung

Die russische mobile ballistische Interkontinentalrakete Topol-M kann nukleare Gefechtsköpfe tragen.
SERGEI KARPUKHIN / REUTERS

Es gibt kein atomares russisches Roulette

Der Kreml dürfte sehr wohl wissen, dass ein Einsatz von Nuklearwaffen in der Ukraine sinnlos ist. Ins Spiel bringt er die Drohung trotzdem. Gastkommentar von Andreas Umland

Noch immer herrscht in weiten Kreisen die Ansicht, dass die russische Invasion von der Ukraine nicht vollständig vereitelt werden könne. Kiew könne Moskau ohnehin nie bezwingen, ja nicht einmal die russischen Truppen vollständig aus dem ukrainischen Hoheitsgebiet vertreiben. Da Moskau über Atomwaffen verfüge, so die Denkfigur, sei eine russische Niederlage im Krieg nicht nur unmöglich, sondern sogar unerwünscht. Um eine Demütigung abzuwenden, werde Russland seine Atomwaffen einsetzen müssen. Dieses Risiko zu vermeiden, sei – gemäss dieser Logik – die Opferung der Integrität und Souveränität der Ukraine wert.

Allerdings hatten weder Kiew noch der Westen je vor, Russland eine totale Niederlage zuzufügen – etwa im Sinne eines Durchmarsches ukrainischer Truppen Richtung Moskau. Die Ukraine strebt lediglich die Befreiung jener Teile ihres Staatsgebiets an, die Russland vor 2014 wiederholt als ukrainisch anerkannt hatte, jedoch in den letzten zwölf Jahren illegal besetzt und annektiert hat. Inzwischen ist Präsident Selenski sogar bereit, den Krieg in gar keinem Sinne mehr zu gewinnen.

Weltweites Tabu

Die Regierung in Kiew erklärt seit 2025 explizit, dass sie die derzeitige Frontlinie als künftige Kontaktlinie eines Waffenstillstandsabkommens akzeptieren würde. Die Ukraine kann auch einem teilweisen Waffenstillstand zustimmen, sprich einem gemeinsamen Einstellen aller Langstreckenschläge und/oder der gegenseitigen Angriffe auf die Schifffahrt im Schwarzen Meer. Damit räumt Kiew die Möglichkeit eines vorübergehenden Verlusts ukrainischer Gebiete und der Souveränität gegenüber Russland ein. Es würde sich somit mit einem Teilsieg Russlands abfinden, wenn dadurch Frieden erreicht werden kann.

Darüber hinaus zeigt die Geschichte internationaler Konflikte, dass apokalyptische Vorstellungen von einer nuklearen Eskalation durch eine in die Enge getriebene Grossmacht fehl am Platz sind.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verlor das atomar bewaffnete Frankreich in Algerien einen brutalen Kolonialkrieg. Algerien war, das wird häufig vergessen, keine klassische Überseekolonie, sondern ein vollständig annektierter Teil des französischen Mutterlandes und Heimat von 1,6 Millionen europäischen Siedlern.

Die USA wurden in Vietnam bezwungen, und die Sowjetunion erlitt in Afghanistan eine demütigende Niederlage, was keine der beiden Supermächte durch eine nukleare Eskalation zu verhindern versuchte. Auch China verlor einen Krieg gegen Vietnam, den es nicht eskalieren liess, ebenso wenig wie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als sie – wie schon zuvor die Sowjets – in Afghanistan gegen die Taliban verloren. In all diesen Fällen musste eine Atommacht eine erstaunliche Niederlage gegen einen viel kleineren, nichtnuklearen Feind hinnehmen – und drückte dennoch nicht auf den roten Knopf.

Heute verfügen weltweit neun Länder über Atomwaffen, und die Mehrheit von ihnen führt Kriege oder hat Kriege gegen nichtnukleare Staaten geführt. Warum haben diese atomar bewaffneten Staaten, seit die USA 1945 über Hiroshima und Nagasaki die Atombombe zündeten, nie wieder Massenvernichtungswaffen eingesetzt, um ihre Kriegsziele zu erreichen? Warum haben sie auch niemals damit gedroht, sie einzusetzen – wenn man Putins propagandistisches Säbelrasseln seit 2014 ausser acht lässt?

Parallel zur Entwicklung und Verbreitung von Atomwaffen seit 1945 hat sich auch das weltweite Denken über diese Waffen weiterentwickelt. Als Ergebnis intensiver internationaler Diskussionen über die globalen Folgen eines nuklearen Krieges und Winters hat sich ein informelles weltweites Tabu bezüglich eines Einsatzes von Kernsprengköpfen entwickelt. Zwar spielen Atomwaffen nach wie vor eine herausragende Rolle in der nationalen Sicherheitsplanung etlicher Länder – als Abschreckungsmittel und ultimative Instrumente der Landesverteidigung im Falle eines existenziellen, totalen Krieges. Gleichzeitig sind die strategische Sinnlosigkeit und die moralische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des Einsatzes von Atomwaffen zum Zweck ausländischer Interventionen heute weithin anerkannt.

Das Vertrauen in die Gültigkeit dieses Tabus wurde so stark, dass einige Nichtkernwaffenstaaten sogar Atommächte attackiert haben. So griffen 1973 Ägypten und Syrien – die beide nicht über Atomwaffen verfügten – Israel an, obwohl bekannt war, dass dieses zu diesem Zeitpunkt bereits über ein Kernwaffenarsenal verfügte.

Die Geschichte ukrainischer Nichtbeachtung von Russlands Option eines Atomwaffeneinsatzes ist eine andere. Seit Beginn des russischen Krieges gegen die Ukraine mit der Invasion der Krim im Februar 2014 haben Moskauer Amtsträger in verhüllter Form wiederholt mit dem Einsatz von Kernwaffen gedroht. Diese Einschüchterungsversuche sind seit Beginn der Grossinvasion 2022 nicht nur schriller und häufiger geworden. Russland hat 2024 demonstrativ seine Nukleardoktrin geändert, um die Schwelle für eine atomare Eskalation zu senken.

Moskaus apokalyptische Rhetorik seit 2014 hat in Europa und in den USA Eindruck gemacht. Neben anderen Faktoren, die das Zögern des Westens bei der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bestimm-

Die strategische Sinnlosigkeit und die moralische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s Einsatzes von Atomwaffen sind heute weithin anerkannt.

ten, haben die nuklearen Drohungen des Kremls Wirkung erzielt. Westliche Regierungen haben der Ukraine Waffen nur mit beträchtlicher Zurückhaltung, erheblicher Verzögerung, begrenzten Stückzahlen und etlichen Einschränkungen hinsichtlich ihres Einsatzes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In der Ukraine selbst hingegen blieben die vielen nuklearen Signale Russlands weitgehend unbeachtet. Kiew hat vielmehr Moskaus vermeintliche rote Linien kontinuierlich überschritten. So gab es 2024 die erste Bodeninvasion in legitimes russisches Staatsterritorium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Es folgten grosse Drohnenangriffe auf Moskau und St. Petersburg sowie eine immer systematischere Zerstörung strategischer Ziele tief im Inneren Russlands. Einige der Angriffe auf legitimes russisches Staatsterritorium wurden mit westlichen Waffen wie britischen Storm-Shadow-Marschflugkörpern durchgeführt.

Warum hat Russland nicht nuklear reagiert? Die Nettobilanz strategischer Gewinne und Verluste für Moskau durch die Explosion eines oder mehrerer Atomsprengköpfe in der Ukraine wäre unvorhersehbar. Sofern Kiew nicht vollständig kapituliert, dürfte Moskau durch solch eine Eskalation mehr verlieren als gewinnen. Angesichts der bisher gezeigten gesellschaftlichen Widerstandsfähigkeit der Ukraine wird das Land als Reaktion auch auf einen Nuklearschlag nicht einfach aufgeben. Den Rest der Welt, darunter auch viele Länder des globalen Südens, hingegen wird ein russischer Bruch des nuklearen Tabus schockieren und viele Länder zur Sistierung ihrer Beziehungen zu Moskau bewegen.

Ein ganz anderes Szenario

Seltsamerweise könnte sich eine tatsächliche nukleare Eskalation im Russland-Ukraine-Krieg nach einem ganz anderen Szenario entwickeln, als es viele im Westen befürchten. Mariana Budjeryn, Nuklearhistorikerin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gumentierte 2024 im renommierte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dass der Kreml sich ermutigt fühlen könnte, Atomwaffen einzusetzen, nicht, um eine Demütigung in der Ukraine zu verhindern, sondern im Gegenteil, wenn er bereits militärisch im Vorteil ist. Ähnlich wie die im Vormarsch befindlichen USA 1945 beschlossen, Atombomben auf das fast besiegte Japan abzuwerfen, könnte Moskau auf Kernwaffen zurückgreifen, um eine für Russland bereits vorteilhafte militärische Lage in einen vollständigen Erfolg zu verwandeln.

Sollte Russland in einem solchen Szenario das nukleare Tabu brechen, würde es zwar auch mit globalen politischen Nachwirkungen konfrontiert sein. «Aber diese Kosten», so argumentierte Budjeryn, «könnten von einem siegreichen Russland besser abgefedert werden als von einem unterlegenen Russland.» Westliche Länder, so schrieb sie 2024, könnten zögern, Russland schwere Kosten aufzuerlegen, erschiene die Ukraine als ohnehin verloren. «Eine Verurteilung durch China wird für ein Russland, das seinen Krieg in Europa gewonnen hat, weniger ins Gewicht fallen», heisst es weiter. Schliesslich «wird Russlands Einsatz von Atomwaffen zwangsläufig Eindruck in den Nato-Hauptstädten hinterlassen und es Russland ermöglichen, eine umfassendere Nachkriegsordnung in Europa zu seinem Vorteil zu gestalten».

Sowohl die Ehrfurcht des Westens vor Russland als atomarer Supermacht als auch die Angst vor einer russischen nuklearen Reaktion auf eine Niederlage in der Ukraine beruhen auf falschen Annahmen. Entscheidungen über das Ausmass sowie die Art und Dauer der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sollten nicht von diffuser Angst und strategischer Kurzsichtigkeit geleitet werden. Sie sollten von Sorge um das Opfer einer kriminellen Aggression, von Solidarität unt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Nationen und einem fundamentalen Eigeninteresse an der Aufrechterhaltung einer elementar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geprägt sein.

Andreas Umland ist Policy Fellow am Europäischen Politikinstitut Kiew (Epik).

Rücktritt der Seco-Chefin Budliger

Dieser Abgang ist nicht nur für Bern ein Verlust

CHRISTINA NEUHAUS

Der «Blick» stellt ihren Abgang in Zusammenhang mit einer behaupteten Amtsgeheimnisverletzung. Andere Stimmen sagen,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die unerschrockene und mit allen Wassern gewaschene Chefin des Bundesamts für Wirtschaft (Seco), habe ihren Abgang schon lange geplant und mit ihrem Chef, Wirtschaftsminister Guy Parmelin, abgestimmt. In Bern ist Session. Die Stadt wimmelt von Politikern, Beamten und Lobbyisten. Rücktrittsgerüchte gehören dazu wie das abendliche Glas Weisswein. Tatsache ist: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hat ihren Job auf Frühjahr nächsten Jahres gekündigt. Die 61-Jährige wolle nochmals eine neue Herausforderung annehmen, heisst es in der Medienmitteilung.

Der «Blick» mutmasst, Budliger Artieda gehe, weil sie jüngst den absoluten Rückhalt von Guy Parmelin verloren habe. Sicher ist, dass der Druck auf die Seco-Chefin immer grösser wurde – auch im Bundesrat. Den beiden SP-Bundesräten war die Chefbeamtin mit ihrer zupackenden Art und der vertrauten Nähe zur Wirtschaft nie ganz geheuer. In Ignazio Cassis’ Aussendepartement fürchtete man offenbar angesichts ihrer guten USA-Kontakte um die Balance mit der EU. Und die Friktionen zwischen der Vorsteherin des Finanzdepartements,

Karin Keller-Sutter, und Parmelins Staatssekretärin sind in Bern legendär.

Budliger Artieda ist der Typ, der durchs Fenster klettert, wenn man ihn zur Tür hinauswirft. Keller-Sutter ist der Typ, der es nicht mag, wenn er das Gefühl hat, jemand nehme sich zu viel heraus. Es ist Guy Parmelin deshalb hoch anzurechnen, dass er seiner etwas unkonventionellen Seco-Chefin so lange den Spielraum gab, den sie brauchte. Im Gegenzug holte sie für ihren Chef die Kohlen aus dem Feuer. Die Schweiz hat unter Budliger Artieda mehrere Freihandelsabkommen geschlossen, darunter das mit Indien, und der Zollstreit mit den USA ist auch dank ihr nicht eskaliert. Noch hat die Schweiz keinen Deal, aber sie hat auch noch nicht alle Hoffnung verloren.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die ehemalige Diplomatin, pflegt exzellente Kontakte in die Schweizer Wirtschaft, und sie ist mit ihrer Art auch in Washington hochangesehen. In einem Land wie der Schweiz, wo sich, wer über den Durchschnitt ragt, verdächtig macht, kann das ein Problem sein.

Im November 2025 flogen ein paar schwerreiche Unternehmer zu Donald Trump nach Washington. Im Gepäck hatten sie eine Tischuhr, einen Goldbarren und Vorschläge, wie das Problem des für die USA zeitweise ungünstigen Handelsbilanzdefizits mit der Schweiz gelöst werden kann. Der Trip war erfolgreich. Trump senkte seinen Zollsatz von 39 auf

Es ist Guy Parmelin hoch anzurechnen, dass er seiner etwas unkonventionellen Seco-Chefin so lange den Spielraum gab, den sie brauchte.

15 Prozent, doch zu Hause in der Schweiz begann das Nasenrümpfen. Budliger Artieda sah sich mit dem Vorwurf konfrontiert, sie habe den mitgereisten Milliardären Einzelheiten aus dem Verhandlungsmandat des Bundesrats verraten. Die Geschäftsprüfungskommission des Ständerats leitete eine Untersuchung ein, das Resultat steht noch aus. Offenbar setzten sich Beteiligte wie der Partners-Group-Mitgründer Fredy Gantner vor den Politikern vehement für Budliger Artieda ein: Nie habe sie ihnen geheime Details aus dem Zollmandat verraten.

Doch das Misstrauen scheint Budliger Artieda zugesetzt zu haben. Jedenfalls geht sie. Und das ist nicht nur ein Verlust für Bundesbern, es ist ein Verlust für den ganzen Wirtschaftsstandort. Die Schweiz hat – gewollt – die schwächste Regierung der Welt. Doch die Welt hat sich verändert. Mächtigere Figuren als der Bundesrat scheren sich keinen Deut um die regelbasierte Ordnung. In einer solchen Welt braucht ein kleines Land mit einer konkordanten Regierung starke Staatssekretärinnen. Helene Budliger Artieda ist eine solche starke Figur.

Es ist zu hoffen, dass Bundesrat Guy Parmelin den Posten noch in seiner Amtszeit klug besetzt. Denn in Bern hält sich noch ein Gerücht: Auch der SVP-Wirtschaftsminister könnte früher gehen – und auf sein Amt hoffe der europhile, sozialdemokratische bisherige Justizminister Beat Jans.

Geplanter Europäischer Sicherheitsrat

Die EU muss handlungsfähiger werden

JONAS ROTH

Die Rede zur Lage der Union ist jeweils der Moment, in dem sich die EU ihrer selbst vergewissern kann. Man klopft sich auf die Schulter, versprüht Zuversicht, macht vollmundige Versprechungen. Auch in diesem Jahr war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voll des Lobes für Europa: «Unsere Union ist stärker als je zuvor.» Deutlich weniger apodiktisch schob sie nach: «Gleichzeitig kann es sich auch so anfühlen, als wäre unsere Union so gefährdet wie nie zuvor.»

Den Konjunktiv hätte es nicht gebraucht. Europa steht im Sturm. Der rasante Aufstieg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Chinas unfaire Handelspraktiken und die Folgen der Massenmigration stellen den Kontinent vor riesige Herausforderungen. Die grösste sicherheitspolitische Bedrohung hingegen ist und bleibt Russland, dessen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seit bald fünf Jahren andauert. Immer öfter gerät dabei auch Europa ins Visier.

In den Tagen und Wochen vor von der Leyens Rede hat sich das deutlich gezeigt. In der Nacht auf Mittwoch zerstörten Nato-Kampfjets eine Drohne über Litauen. Am Montag feuerte ein russisches Kriegsschiff Leuchtraketen auf einen dänischen Helikopter. Jüngst brannten in Europa mehrere

Munitionsfabriken. Anfang August schlug ein Drohnenangriff auf den Flughafen Leipzig fehl.

In diesem Zusammenhang hat Ursula von der Leyen eine neue Sicherheitsstrategie angekündigt. Teil davon sollen unter anderem ein Europäischer Sicherheitsrat sowie ein Mechanismus sein, der dem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s ähnelt. Damit könnte ein Mitgliedsstaat Konsultationen aller anderen EU-Staaten auslösen, um eine gemeinsame Antwort zu formulieren. Gewissermassen entstünde eine Mini-Nato in der EU.

Der Ansatz ist aus mehreren Gründen richtig. Einerseits verfolgt Russland mit seinen Nadelstichen eindeutig die Strategie, die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bereitschaft zu testen, innerhalb der EU politische Spannungen zu verursachen und die Kosten für die europäisch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zu erhöhen. Ein Sicherheitsrat könnte helfen, die Reaktion auf solche Aktionen besser zu koordinieren.

Andererseits haben aufgrund der ambivalenten Signale aus Washington auch die Spannungen innerhalb der Nato zugenommen. Zwar sollte ein EU-Sicherheitsrat das transatlantische Verteidigungsbündnis in keinem Fall konkurrenzieren. Aber ein solches Gremium könnte es der Union ermöglichen, innerhalb der Nato als stärkerer und geeinter Akteur

Ein solches Gremium könnte es der Union ermöglichen, innerhalb der Nato als stärkerer und geeinter Akteur aufzutreten.

aufzutreten und mehr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 wie dies auch Präsident Trump fordert.

Allerdings werden ein Sicherheitsrat und zusätzliche EU-Konsultationen weder den Kreml noch das Weisse Haus beeindrucken, solange die neue Sicherheitsstrategie nicht mit einer glaubwürdigen Abschreckung und Handlungsfähigkeit Europas einhergeht. Und genau hier harzt es. Man muss sich nur die Rede zur Lage der Union vom September 2025 in Erinnerung rufen. Damals kündigte von der Leyen mehrere Verteidigungsprojekte an, darunter einen «Drohnenwall» an der Ostflanke. Ein Jahr später haben die Mitgliedsstaaten das Vorhaben noch immer nicht gebilligt. Dazu kommt, dass inzwischen auf nationaler, europäischer und Nato-Ebene mehrere Abwehrinitiativen parallel laufen, was ein koordiniertes Vorgehen erschwert.

Vor einem Jahr hatte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zudem versprochen, eingefrorene russische Vermögen zur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zu nutzen. Doch das Vorhaben scheiterte krachend. Diese Woche hat es die EU nicht einmal mehr geschafft, die Sanktionen gegen 3000 russische Personen um ein Jahr zu verlängern, weil mehrere Mitgliedsstaaten Sonderwünsche anbrachten. Ein Europäischer Sicherheitsrat wird erst unter Beweis stellen müssen, dass er die EU tatsächlich handlungsfähiger macht.

Warnung vor dem Ende der Menschheit

KI-Firmen können sich die Angstmacherei sparen

GIOIA DA SILVA

Die Schlagzeilen um KI sind an Absurdität kaum zu übertreffen. Firmen aus dem Silicon Valley geben an, sie würden eine Technologie erschaffen, die so mächtig sei, dass sie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könnte. Und als Reaktion auf dieses schlimmste aller Szenarien wollen sie nun die Entwicklung der tödlichen Tools nicht etwa stoppen, sondern verlangsamen. Die Grundaussage der Chefs: Unsere Produkte sind so unglaublich mächtig, dass wir alle Angst davor haben sollten. Und wir Entwickler stellen nun die Aussicht auf milliardenschwere Gewinne in den Hintergrund – aus reiner Güte, weil wir das Wohl der Menschheit im Kopf haben.

Das Geschwätz enttarnt den gegenwärtigen Punkt der KI-Entwicklung. Die Marktführer, die sogenannten Frontier-Labs, sind an einen Punkt gekommen, wo sie ihre eigenen Tools nicht mehr unter Kontrolle haben. Die noch unveröffentlichten KI-Agenten von Open AI und Anthropic hackten die Server von anderen Firmen, ohne dass Menschen ihnen dies als Auftrag gegeben hatten. Nun suchen die Labs händeringend nach Methoden, wie sie ihre Modelle besser kontrollieren können. Sie müssen sie dazu bringen, keine Gesetze zu brechen und keine unnötigen Schäden zu verursachen.

Sonst können sie sie nicht veröffentlichen – und auch nichts an ihnen verdienen.

Das geschieht aus purem Eigeninteresse. Würden die KI-Firmen ihre mächtigsten Agenten heute ihren Kunden zugänglich machen, wäre absehbar, was passieren würde: Ihre Kunden würden mit den Agenten versuchen, manche Aufgaben zu automatisieren, die bisher Menschen erledigt haben. Selbst für den Fall, dass viele der Aufgaben zufriedenstellend erledigt würden: Ein Prozentteil der KI-automatisierten Arbeiten würde Fehler aufweisen. Und in manchen Fällen würden die Agenten mutmasslich Gesetze brechen oder Schäden verursachen. Damit hätten die KI-Entwickler wohl bald massive Schadenersatzklagen am Hals.

Dass KI-Agenten Fehler machen, liegt in ihrer Natur. Und dass sie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unkontrollierbar sind, wissen wir. Es fehlt ihnen ein tieferes Verständnis für die Welt. Sie können zwar manche Aufgaben effizient erledigen. Aber sie haben keine Intuition für Gut und Böse. Anders als wir Menschen können sie nicht vorhersehen, mit welchen Handlungen sie ethische und rechtliche Grenzen überschreiten. Schliesslich basieren sie im Grundsatz auf der gleichen statistischen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 wie auch jene KI-Chatbots, die Jugendliche in ihren Suizidabsichten bestärkten.

Die Entwickler sollten lieber jene Schäden mindern, die ihre Tools bereits heute verursachen.

Von den Firmen ist es zynisch zu behaupten, sie würden die Entwicklung ihrer Tools nun verlangsamen. Schliesslich schicken sie keine Angestellten in die Ferien, pausieren keine Server. Stattdessen justieren sie den Schwerpunkt ihrer Arbeit leicht nach: Anstatt nur noch fähigere Modelle zu schaffen, werden sie nun versuchen, die bestehenden besser kontrollierbar zu machen. Mit der Doomsday-Kommunikation der vergangenen Tage verlieren die Firmen ein weiteres Stück Glaubwürdigkeit. Sie verbreiten Angst und Schrecken über Tools, die noch nicht existieren.

Im Bereich KI ist die Gegenwart haarsträubend genug. Rechenzentren verschlingen Unmengen an Strom und Wasser. Autoren, Künstler und Verlage beklagen die Urheberrechtsverletzung, die KI-Chatbots erst ermöglichte. Frauen und Mädchen müssen erdulden, dass ihnen virtuell die Kleider vom Leib gezaubert werden. Politische Akteure unterstellen westlichen Politikern kurz vor Wahlen Skandale und fälschen dafür Beweise. Russische Agenten versuchen, die Antworten von westlichen Chatbots zu manipulieren. Anstatt die Öffentlichkeit mit Panikmache wegen des künftigen Endes der Menschheit vor sich her zu treiben, sollten die KI-Firmen lieber jene Schäden mindern, die ihre Tools bereits heute verursachen.

Um KI tobt ein Glaubensstreit

Untergang, leuchtende Utopie oder alles nur Hype? Darüber, w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Menschheit verändern wird, herrschen derzeit völlig gegensätzliche Meinungen. Sie lassen sich grob drei Denkschulen zuordnen

RUTH FULTERER, MALIN HUNZIKER (TEXT), SIMON TANNER (ILLUSTRATIONEN)

Wer hätte gedacht, dass die CEO der grossen KI-Firmen laut über gemeinsame Wege nachdenken würden, um die KI-Entwicklung zu bremsen? Noch vor wenigen Wochen schien es dem Silicon Valley nicht schnell genug gehen zu können auf dem Weg zur schönen neuen KI-Welt. Jetzt diskutieren Experten über die Wahrscheinlichkeit in Prozent, mit der un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alle auslöschen wird. Die Debatte hat längst religiöse Züge angenommen.

KI-Untergangspropheten gibt es schon lange, jetzt ist ihre grosse Stunde gekommen. Es ist aber längst nicht jedermann von ihren Argumenten überzeugt.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drei grossen Lager im Glaubensstreit um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innorientierten Google-Konzern zu überlassen. Inzwischen ist Open AI selbst eine profitorientierte Firma. Dario Amodei und seine Mitstreiter verliessen Open AI und gründeten Anthropic auch deshalb, weil sie Open AI nicht für verantwortungsvoll genug für mächtige KI hielten. Jetzt wiederum kündigen Angestellte bei Anthropic aus demselben Grund.

Dario Amodei treibt Anthropic weiter voran. Er gehört zu jener Fraktion der Doomer, die neben den Gefahren doch immer wieder das Potenzial von KI betonen. Jetzt tritt er für eine Verlangsamung der KI-Forschung ein, um Zeit für mehr Sicherheitsüberprüfungen zu schaffen.

Fürchten den Maschinenaufstand: Jacob Coxon, Eliezer Yudkowsky, Geoffrey Hinton und Dario Amodei (von links oben nach rechts unten).

Jacob Coxon war bis vor wenigen Tagen nur einer von vielen KI-Forschern. Doch sein Beitrag auf der Plattform X, dass er Anthropic verlasse, verbreitete sich viral. Denn er gab als Grund an, er sorge sich zu sehr, dass die KI, die er helfe zu bauen,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könnte. Und er sei nicht allein mit der Einstellung: Viele Mitarbeiter von KI-Firmen seien davon überzeugt, das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 alle noch in diesem Jahrzehnt umbringen könnte. KI-Doomer nennt man dieses Lager auch, abgeleitet vom Englischen «doom» für Untergang.

Einer der bekanntesten KI-Doomer ist wohl der KI-Pionier Geoffrey Hinton, der für seine Leistungen sowohl mit der grössten Auszeichnung für Informatiker, dem Turing Award, als auch mit dem Nobelpreis belohnt wurde. Er argumentiert, dass es keine Beispiele dafür gebe, dass ein weniger intelligentes Ding ein intelligenteres Ding kontrolliere. Mächtige KI zu entwickeln, sei, wie sich ein Tigerbaby zuzulegen: «Wenn du nicht sehr sicher sein kannst, dass es dich nicht töten will, sobald es gross ist, solltest du dir Sorgen machen.»

Während Hinton in einfachen Worten ein breites Publikum anspricht, liefert der Philosoph Eliezer Yudkowsky lange und ausgefeilte Argumentationsketten. In allen Weltuntergangsszenarien wird ein Wesen erschaffen, das dem Menschen in allen Dingen überlegen ist und ihn überlisten kann. Dessen Ziele sind aber nicht nachvollziehbar oder kontrollierbar – und es kann sich durch einen Zufall oder Fehler gegen die Menschen richten.

KI-Doomer prophezeien den Weltuntergang

Gerade unter KI-Sicherheitsforschern gibt es viele Doomer. Auch deshalb, weil Menschen, die sich vor dem KI-Weltuntergang sorgen, besonders motiviert sind, an der Kontrollierbarkeit einer künftigen Superintelligenz zu arbeiten. Es gibt auch eine Reihe von NGO in diesem Bereich – im Dunstkreis des effektiven Altruismus. Das ist

Die Vorstellung eines Kontrollverlusts begleitet die Forschung an intelligenten Maschinen schon seit deren Anbeginn. Open AI wurde 2015 zum Teil aus der Motivation heraus gegründet, ein so wichtiges Thema nicht dem geeine finanziell gut aufgestellte gesellschaftliche Strömung, die das Gute in der Welt maximieren will. Eine der grossen Sorgen der effektiven Altruisten ist wild gewordene KI. Und ein grosser Teil der Sicherheitsforscher hat offenbar Bedenken, ob die eigene Forschung auch schnell genug vorankommt.

Nicht alle KI-Doomer warnen direkt vor dem Weltuntergang. Manche sorgen

Dass KI-Unternehmen nun davon sprechen, dass KI dabei helfe, neue KI zu bauen, ist aber für alle Anhänger dieses Lagers ein Warnsignal. Denn so beginnt eine aus ihrer Sicht immer schnellere Entwicklung zu intelligenterer und dadurch gefährlicherer KI.

sich «nur» wegen einer KI, die Menschen ermöglicht, neuartige Waffen zu bauen oder das Internet lahmzulegen.

Die Utopisten können die KI-Zukunft kaum erwarten: Ray Kurzweil, Sam Altman, Elon Musk und Marc Andreessen (von links oben nach rechts unten).

KI-Jünger träumen vom Ende von Arbeit und Tod

Einer der KI-Warner der ersten Stunde ist Elon Musk. Als einer der Mitgründer von Open AI warnte er immer wieder vor KI-Risiken. Etwa davor, dass KI gefährlicher sei als Atomwaffen und dass es eine ernstzunehmende Wahrscheinlichkeit gebe, dass Killerroboter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würden.

Doch inzwischen treibt Musk den KI-Hype fleissig voran – mit seinen Firmen Tesla und SpaceX, zu der seine KI-Sparte xAI gehört. Die Vision hinter seinem Streben nennt er «unglaublichen Überfluss»: Es ist das Bild einer Zu-

KI-Firmen können sich Angstmacherei sparen Kommentar auf Seite 21

kunft, in der Rechenzentren im All die nötige Rechenleistung für KI generieren, alle Menschen einen von KI gesteuerten humanoiden Roboter besitzen, der ihnen die Arbeit abnimmt – und wir Siedlungen auf dem Mars errichten.

Finanziert werde das Leben der Menschen, die nicht mehr arbeiten müssten, nicht durch ein bedingungsloses Grundeinkommen, sondern durch ein «bedingungsloses hohes Einkommen», glaubt Musk.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Economist» erklärte Musk vor ein paar Wochen sein Umschwenken vom KI-Doomer zum KI-Antreiber. Er sagte, er sei zu einer Art philosophischer Erkenntnis gelangt, das Positive zu sehen. Manchmal denke er: «Selbst wenn es einen Stopp-Knopf gäbe, sollten wir ihn vermutlich nicht drücken, weil das wahrscheinlichste Ergebnis unglaublicher Überfluss für alle ist.»

Musks Umschwenken liesse sich auch damit erklären, dass er jetzt selbst ein KI-Unternehmen besitzt. Sowieso fällt auf, dass unter den lautesten KI-Propheten die meisten vom KI-Boom profitieren. Zu ihnen gehört auch Marc Andreessen. Der Mitbegründer des Wagniskapitalfonds Andreessen Horo-

Wirtschaft Neue Zürcher Zeitung

witz, der auch in Open AI investiert ist, gehört zu den führenden Stimmen des KI-Optimismus in den USA.

In einem Essay beschrieb er 2023 eine Art goldenes Zeitalter, das er von KI erwartet. Ein Auszug: Jedes Kind werde einen unendlich geduldigen, mitfühlenden, sachkundigen, hilfsbereiten KI-Tutor haben, der ihm helfe, sein Potenzial mithilfe der «Maschinenversion unendlicher Liebe» zu maximieren. Jeder Forscher werde einen KI-Assistenten, -Mitarbeiter oder -Partner haben, der den Umfang seiner Leistungen erheblich erweitern werde; jeder CEO oder Regierungsvertreter werde dasselbe in seinem Bereich haben, was zu besseren Entscheidungen führen werde. Das Produktivitätswachstum in der gesamten Wirtschaft werde sich dramatisch beschleunigen, es würden neue Branchen entstehen, neue Arbeitsplätze geschaffen, und die Löhne würden steigen.

Die Funktionsweise dahinter beschreibt er im selben Jahr in seinem «Manifest des Techno-Optimismus»: Er sieht die Märkte und die Innovation als Aufwärtsspirale. Durch den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sei immer mehr mit immer weniger möglich, die Preise sänken, Kaufkraft werde freigesetzt, und die Nachfrage nach neue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steige. Er bezieht sich auf das «Gesetz der sich beschleunigenden Erträge», das besagt, dass sich technologische Fortschritte in der Regel selbst verstärken und so das Tempo weiterer Fortschritte beschleunigen, also exponentielles Wachstum hinlegen.

Geprägt hat diese Denkweise Ray Kurzweil, einer der ersten und radikalsten KI-Jünger. 2005 prophezeite der provokante Visionär, die Technologie werde die Menschheit um das Jahr 2045 um das Milliardenfache in ihrer Intelligenz überholt haben. Dies in einem Stadium der Entwicklung, das sich «Singularität» nennt. Mit deren Eintreten würde die künstliche mit der menschlichen Intelligenz verschmelzen.

grenzt sein. Sie wird sich millionenfach vergrössern.»

In einer Rede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m vergangenen Jahr sagte Kurzweil, molekülgrosse Roboter würden künftig unser Gehirn direkt mit der Cloud verbinden. «Unsere Intelligenz wird nicht länger durch die Grösse unserer Schädel be-

Etwa 2032 sei die Medizin dank KI so weit fortgeschritten, dass zumindest gesundheitsbewusste Menschen mit jedem gelebten Jahr ein zusätzliches Jahr an Lebenserwartung dazu erhielten. Die biologischen Schäden des Alterns würden ab diesem Wendepunkt schneller repariert, als sie entstünden, die Menschen müssten also nicht mehr aufgrund ihres Alterns sterben.

Auch Sam Altman, der CEO von Open AI, betont, dass KI-Modelle zu wissenschaftlichen Durchbrüchen führen würden. Er glaubt daran, dass mithilfe der Technologie der Klimawandel bewältigt, die gesamte Physik erforscht und eine Weltraumkolonie gegründet werden kann.

Schon vor Jahren stützte auch Altman seinen KI-Optimismus auf die exponentielle 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 konkret das Mooresche Gesetz: Halbleiter verdoppeln bei gleichbleibendem Preis ungefähr alle zwei Jahre ihre Leistungsfähigkeit. Computer oder Smartphones werden mit jedem Modell besser, und ihr Rechner braucht weniger Platz, während der Preis für ein neues Gerät ungefähr gleich bleibt.

2021 schrieb Altman in seinem Essay «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 der technologische Fortschritt der kommenden hundert Jahre werde weitaus grösser sein als alles, was wir seit der Beherrschung des Feuers und der Erfindung des Rades erreicht hätten. Anderthalb Jahre nach dieser Prognose brachte seine Firma Chat-GPT auf den Markt.

Manche Experten in diesem Lager lehnen das Konzept von Superintelligenz insgesamt ab. Die ehemalige Google-Forscherin Timnit Gebru sieht einen Denkfehler darin, an eine einzelne Form von Intelligenz zu glauben, die man knacken müsste, um ein übermächtiges Wesen herzustellen, das alle Probleme der Menschheit lösen – oder diese auslöschen kann.

Andere wie der Unternehmer Gary Marcus oder der preisgekrönte KI-Forscher Yann LeCun glauben zwar prinzipiell an die Möglichkeit einer KI, die gleich gut oder besser nachdenken kann als der Mensch. Jetzige KI, die auf Sprachmodellen basiert, sei dazu jedoch nicht in der Lage. Die beiden erkennen Durchbrüche wie jene in der mathematischen Forschung an. Sie sehen diese aber nicht als Beweise für eine allgemein intelligente KI, sondern nur als Beweise dafür, dass heutige KI mit genug Anleitung und Rechenzeit vor allem in formalisierten Gebieten der Wissenschaft Probleme lösen kan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und Monaten war viel die Rede von den Vorfällen, in denen «wild gewordene» KI-Agenten aus ihren Umgebungen ausbrachen, sich miteinander abstimmten und autonom Cyberangriffe starteten. Die Skeptiker widersprechen dieser Darstellung.

Die Skeptiker rufen zur Vernunft auf

Die KI-Forscherin Melanie Mitchell zeigte kürzlich in einem Aufsatz auf, dass die KI-Agenten von Open AI und Anthropic dieses scheinbar bösartige Verhalten nicht zufällig an den Tag legten. Stattdessen sei es ein Ergebnis ihres Trainings. Die KI-Firmen hätten also nicht einfach die Kontrolle über ihre Systeme verloren, sondern inhärent riskante Systeme gebaut und diese nicht ordnungsgemäss kontrolliert.

Es gibt noch ein drittes Lager. Das sind all jene, die den jetzigen Diskurs für völlig übertrieben halten. Für sie gehören Untergangs- und Weltrettungspropheten zusammen, weil sie die Überzeugung teilen, dass wir sehr bald eine mächtige Superintelligenz bauen werden. Diese Annahme halten Skeptiker für Blödsinn.

Den Skeptikern ist es ein Anliegen, den Diskurs rund um KI vom Hype wieder auf die realen Probleme von KI zu lenken, deren Fehler und Unverlässlichkeit zum Beispiel. Oder auch auf die Tatsache, dass KI-Systeme viel Energie verbrauchen oder, in Waffen eingebaut, den Krieg automatisieren. Statt über den Weltuntergang sollte man aus ihrer Sicht über diese tatsächlichen Fragen diskutieren, die sich gerade jetzt stellen – und von den KI-Firmen Verantwortung für mangelhafte oder riskante Produkte einfordern.

Wollen den Diskurs wieder auf die unmittelbaren Probleme lenken: Yann LeCun, Timnit Gebru, Melanie Mitchell und Gary Marcus (von links oben nach rechts unten).

Revolut rockt die Schweiz

Mit einer Banklizenz und einer 150-Millionen-Investition will das Fintech den Markt aufrollen

EFLAMM MORDRELLE

Revolut startet in der Schweiz eine Marktoffensive und hat bei der Finanzmarktaufsicht (Finma) eine Banklizenz beantragt. Das meldete die grösste Neobank Europas am Dienstag. Darüber hinaus kündigte Revolut an, in den nächsten fünf Jahren 150 Millionen Franken in den Ausbau der Schweizer Präsenz zu investieren. Mit dem Geld sollen Bankprodukte entwickelt und Arbeitsplätze geschaffen werden.

Das Fintech bezeichnet eine Schweizer Banklizenz als nächsten «logischen Schritt», um Kunden ein vollständiges Bankangebot bieten zu können. Derzeit ist Revolut mit 1,3 Millionen Kunden in der Schweiz die meistgenutzte Finanz-App. Weil das Fintech aber nicht den Status einer Bank hat, darf es keine lokalen Lohnkonti anbieten. Angestellte können das Angebot deshalb schlecht als primäre Bankverbindung nutzen. Die App wird bis jetzt vornehmlich für Zahlungen genutzt oder als Zahlkarte in den Ferien.

Alles auf einer App

Das soll sich bald ändern. Als Schweizer Bank könnte Revolut nebst einem Lohnkonto auch Alltagsgeschäfte wie E-Bill-Rechnungen, Lastschriftverfahren, Zahlungen per Twint oder ein Säule-3a-Angebot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anbieten, und das unter dem Schweizer Einlagenschutz. Zusätzlich arbeitet man an einer Lösung zur Zahlungsabwicklung für Händler. Gemäss dem Schweiz-Chef Julian Biegmann sollen Kunden künftig alles über die App verwalten können.

Revolut will Kunden aber nicht nur mehr Dienste anbieten, sondern den Markt aufrollen. Die Schweiz sei ein bedeutendes Finanzzentrum, die Schweizer Kunden anspruchsvoll. «Das wollen wir nutzen», sagt David Tirado, der Verkaufschef von Revolut. Das Fintech ist ein globaler Anbieter, der 80 Millionen Nutzer hat und in viel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vertreten ist. «Es ist uns wichtig, hier erfolgreich zu sein», sagt der Bankmanager. Dafür habe man alle Zutaten.

Zuerst operierte Revolut aus Grossbritannien heraus und war ab 2017 für Schweizer Kunden zugänglich. Obwohl das Fintech kaum Marketing betrieb, stiegen die Nutzerzahlen rasant, auch wenn die Karte nur für Zahlungen taugte. Um die Einschränkungen zu umgehen, brauchte es eine lokale IBAN. Dafür nutzte Revolut die Infrastruktur von Postfinance. Die Neobank hat dafür vergangenes Jahr die Schweizer Kunden von der britischen Einheit in die litauische migriert. Revolut erweiterte das Produktangebot, nebst Zahlungen kamen Anlageprodukte hinzu.

Je nach Ausgang der Finma-Abklärungen wird die Schweiz das vierte Land mit einer Vollbanklizenz in Europa sein. Obschon Revolut bei Retail-Kunden bereits die Schweizer Neobanken dominiert, will man es nun auch mit herkömmlichen Banken aufnehmen.

Ein Riese unter den Neobanken

«Wir profitieren von bedeutenden Skaleneffekten und können dadurch die besten Preise bieten», sagt Tirado. Die Skaleneffekte hat Revolut dank der Grösse. Im Vergleich zu Schweizer Neobanken ist das Fintech ein Riese. In der letzten Finanzierungsrunde erreichte Revolut eine Bewertung von 115 Milliarden Dollar. Es ist damit die wertvollste private Tech-Firma Europas.

Den Vergleich mit traditionellen Banken muss Revolut auch nicht scheuen. An die Kapitalisierung von UBS mit 140 Milliarden Franken kommt das Fintech zwar nicht heran. Es ist aber bedeutend höher bewertet als Finanzhäuser wie Julius Bär (15 Milliarden Franken), die Waadtländer Kantonalbank BCV (11 Milliarden) oder die Online-Bank Swissquote (6 Milliarden). Auch Revoluts Finanzkraft ist beträchtlich: Im vergangenen Jahr gab es 1,7 Milliarden Dollar Gewinn, bei einem Ertrag von 6 Milliarden.

Es ist unklar, wann mit der Banklizenz zu rechnen ist. Das Gesuch sei im Sommer bei der Finma eingereicht worden. Von den Investitionen von 150 Millionen Franken soll ein Grossteil in Personal in den Bereichen Finanzen, Risiko-management und Compliance fliessen, erklärt er. Derzeit beschäftigt Revolut in der Schweiz 30 Mitarbeitende, Ende 2027 sollen es rund 100 sein.

Marktanteile gewinnen

Weil das Kundenwachstum bisher ohne Werbung zustande kam, ist man zuversichtlich, dass es mit entsprechenden Massnahmen rasant weitergehen kann. Für Andreas Dietrich, Bankenprofessor an der Hochschule Luzern, sprechen die Kundenzahlen für sich. Das Haupthindernis sei bisher gewesen, dass sich Revolut nicht als Hauptbank habe etablieren können.

In Revoluts Heimatmarkt Grossbritannien sei für 5 bis 10 Prozent der Kunden eine Neobank die Hauptbankverbindung. Doch im Gegensatz zur Schweiz seien die etablierten Banken dort unbeliebter als hierzulande. Für Dietrich ist dennoch denkbar, dass eine Neobank in der Schweiz einen solchen Marktanteil erreicht. «Das Vertrauen wächst stetig», sagt er.

Dass Revolut in absehbarer Frist eine Banklizenz bekommt, ist realistisch. Zumal das Fintech mittlerweile Erfahrung mit regulatorischen Prozessen hat: Im März erhielt die Neobank die Lizenz in Grossbritannien, im Sommer in Australien und Frankreich. Und im September 2026 erlangte Revolut die bedingte Genehmigung für eine National Bank Charter – der erste Schritt, um eine amerikanische Bank zu grü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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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1-Anleihen im Kreuzfeuer

Im Streit zwischen der UBS und dem Bundesrat könnte das Finanzinstrument den Kompromissvorschlag zu den Eigenmitteln gefährden

BEATRICE BÖSIGER, EFLAMM MORDRELLE

An diesem Donnerstag debattiert der Ständerat neue Kapitalregeln für die UBS. Auf dem Tisch liegt ein Kompromissvorschlag, den die vorberatende Wirtschaftskommission der kleinen Kammer (WAK-S) vorbereitet hat. Dabei spielen sogenannte Additional-Tier-1(AT1)-Anleihen eine kritische Rolle. Doch welches Problem sollen diese Finanzinstrumente lösen, und warum sind sie so umstritten? Die wichtigsten Fragen und Antworten.

Worum geht es?

Der Bundesrat hat nach dem Untergang der Credit Suisse 2023 verschiedene Vorschläge für eine Reform der Bankenregulierung ausgearbeitet. Ziel ist, systemrelevante Banken wie die UBS sicherer zu machen und Steuerzahler vor Risiken zu schützen. Der umstrittenste Teil des Pakets wird an diesem Donnerstag im Ständerat debattiert.

Es geht um die Frage, wie viel Eigenkapital die UBS im Stammhaus für ihre ausländischen Beteiligungen halten muss. Der Bundesrat fordert, dass die Grossbank diese zu 100 Prozent mit hartem Eigenkapital (CET1) unterlegt. Heute muss sie dies mit 45 Prozent tun.

Wo steht der politische Prozess?

Nach langen Diskussionen kam die WAK-S der Grossbank einen grossen Schritt entgegen. Zwar will die Kommission nach wie vor, dass die UBS ihre Beteiligungen im Ausland vollständig mit Kapital unterlegt. Davon aber nur die Hälfte mit «hartem» Eigenkapital, die andere mit sogenannten AT1-Anleihen. Diese sind für sie günstiger als hartes Eigenkapital.

Ob der Ständerat seiner vorberatenden Kommission folgt, ist fraglich. Der FDP-Ständerat Andrea Caroni (Appenzell Ausserrhoden) will das Geschäft an den Bundesrat zurückverweisen. Der Ständerat solle gar nicht darauf eintreten. Caroni sagt der NZZ, das Parlament sei nicht der richtige Ort, um eine derart komplexe Materie zu entscheiden. Zudem sei das Gesetz ein zu starres Instrument. Wolle man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etwas ändern, lasse sich das über eine Verordnung flexibler umsetzen.

Stimmt der Ständerat Caronis Antrag zu, wäre das ein Denkzettel für Karin Keller-Sutter. Die Finanzministerin hat das Geschäft als Gesetzesrevision ins Parlament gebracht, statt die neuen Kapitalregeln auf dem Verordnungsweg durchzusetzen, wie sie es könnte. Caroni schätzt die Chancen des Antrags auf fünfzig zu fünfzig. Er habe volles Vertrauen, dass der Bundesrat diese Fragen in einer Verordnung sinnvoll regle.

Teile der Mitte-Partei unterstützen den Vorschlag. Der Solothurner Ständerat Pirmin Bischof hat einen gleichlautenden Antrag eingereicht. Tritt der Ständerat nicht auf das Geschäft ein, ist der Nationalrat am Zug. Kommen die Nationalräte zum selben Schluss, ist das Geschäft in der Form im Parlament vom Tisch. Dann könnte Keller-Sutter ihren Vorschlag via Verordnung durchsetzen. Für die UBS könnte die Hängepartie also noch längere Zeit weitergehen.

Der Showdown um das Kernkapital der Grossbank geht in die nächste Runde.
ARND WIEGMANN / REUTERS

Was genau sind AT1-Anleihen, und warum sind sie wichtig?

Die vorberatende Ständeratskommission räumt AT1-Anleihen eine wichtige Rolle ein. Diese Anleihen sind spezielle Wertpapiere, die Banken in Krisenzeiten als finanzielles Sicherheitspolster dienen sollen. Im normalen Geschäftsbetrieb funktionieren sie wie gewöhnliche Anleihen, die Bank muss für diese aber hohe Zinsen zahlen. Denn als nachrangige Bonds sind sie mit höherem Risiko behaftet als herkömmliche Anleihen.

Die Theorie: In einer Notlage werden AT1 entweder automatisch in Eigenkapital umgewandelt, oder sie können komplett abgeschrieben werden. Die Halter der Anleihen erleiden zwar einen Totalverlust, doch die Bank kann mit dem neuen Kapital Verluste abfedern, damit nicht der Steuerzahler einspringen muss.

Wofür wollen die Ständeräte diese Anleihen einsetzen?

Damit sie als Kapitalpolster taugen, will eine Mehrheit der Kommission die Wertpapiere umgestalten. Diese «neuen» AT1-Anleihen sollen nicht erst aktiviert werden, wenn es um Abwicklung oder Sanierung der Bank geht, sondern schon im Vorfeld einer akuten Krise.

Dies bedeutet: Wenn eine Bank bestimmte Niveaus beim Eigenkapital unterschreitet, darf sie keine Coupons auf die Anleihen mehr zahlen oder Dividenden ausschütten. Zudem soll die Bank die Boni für Geschäftsleitungsmitglieder reduzieren.

Erfüllt die Bank innerhalb von sechs Monaten die Anforderungen an das Eigenkapital nicht wieder, muss sie weitere Massnahmen ergreifen, etwa eine Kapitalerhöhung, oder sie muss den AT1-Haltern ein Angebot für einen Umtausch ihrer Wertpapiere vorlegen.

Wie zielführend diese Änderungen an den Anleihen wären, ist umstritten. Die Finanzmarktaufsicht (Finma) und die Nationalbank haben beide die Vorschläge für veränderte AT1 kritisiert. Klar ist einzig, dass die UBS mit dem Vorschlag der WAK-S nur wenig mehr hartes Eigenkapital (CET1) aufbauen müsste, als sie bereits hält.

Unklar ist ebenfalls, wie hoch der Anteil AT1 am Kapitalmix sein soll. Während der Kommissionsvorschlag bis 50 Prozent erlauben will, halten Experten wie die Basler Rechtsprofessorin Corinne Zellweger-Gutknecht für ausländische Beteiligungen lediglich einen Anteil von maximal 20 Prozent AT1 für vertretbar.

Warum sind diese Instrumente umstritten?

Regulierungsbehörden erfanden AT1-Anleihen im Nachgang der letzten Finanzkrise, um Banken sicherer zu machen. In Krisensituationen kamen sie bisher kaum zum Einsatz. Ob sie ihren ursprünglichen Zweck, eine Bank noch vor dem Kollaps zu stabilisieren, erfüllen können, wurde aber bisher kaum geprüft.

Das erste Mal, dass sich AT1 beweisen mussten, war im Juni 2017. Damals schickten die EU-Behörden den spanischen Banco Popular wegen eines BankRuns in die Abwicklung. Das Aktienkapital wurde vernichtet, AT1-Anleihen in Höhe von 1,25 Milliarden Euro wurden abgeschrieben, um Verluste für eine spätere Übernahme durch die Bank Santander zu verringern.

Auch bei der CS-Notrettung spielten die Papiere eine umstrittene Rolle. Im März 2023 ordnete die Finma die Abschreibung von AT1-Anleihen der CS in Höhe von 16 Milliarden Franken an. Das war eine Bedingung für die Übernahme durch die UBS. Die Abschreibung diente aber nicht zur Stabilisierung der CS, sondern als Risikopuffer für die UBS. Zusätzlich bedurfte es staatlicher Verlustgarantien in Milliardenhöhe. Tausende AT1-Besitzer fechten den Entscheid der Finma vor Gericht an. Hohe Schadenersatzklagen drohen.

Was ist die Haltung der UBS gegenüber den Anleihen?

Die UBS wehrt sich grundsätzlich gegen höhere Kapitalvorgaben, sei es in Form von zusätzlichem «hartem» Eigenkapital oder von «weichen» AT1-Anleihen. Der Aufbau von zusätzlichem Kapital sei für die Bank sehr teuer. Das Einbehalten von brachliegendem Kapital sei zudem nicht effizient und schmälere die Kapitalrendite, was die Aktien belaste.

Weil die Bank höhere Kosten hätte, wäre eine Verteuerung bei der Kreditvergabe die Folge. Das verringere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Bank und schädige die gesamte Wirtschaft. Die UBS schätzt, dass die Empfehlungen der WAK-S dazu führen würden, dass die Bank zusätzliches Kapital in Höhe von rund 13 Milliarden US-Dollar halten müsste, das durch AT1 gedeckt werden könnte. Hinzu kämen rund 2 Milliarden US-Dollar hartes Eigenkapital (CET1).

Die OECD rüttelt am Schweizer Mietrecht

Die Organisation sieht in der Regulierung der Bestandesmieten einen Fehlanreiz und empfiehlt, den Markt stärker spielen zu 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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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MARTEL

Wer seit vielen Jahren in derselben Mietwohnung lebt, kann in Zürich oder Genf einen beträchtlichen finanziellen Vorteil haben. Während die Mieten neu ausgeschriebener Wohnung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eutlich gestiegen sind, entwickeln sich die Mietzinse in bestehenden Verträgen wesentlich langsamer. Wer umzieht, muss damit rechnen, deutlich mehr zu zahlen, auch wenn die neue Wohnung weder besser noch grösser ist.

Was für langjährige Mieter vorteilhaft ist, hält die Organisation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OECD) für ein Problem des Schweizer Wohnungsmarktes. In ihrem neuen Länderbericht nimmt sie den Wohnungsmarkt ungewöhnlich ausführlich unter die Lupe. Ihr Befund: Die Schweiz baut zu wenig, der vorhandene Wohnraum wird nicht optimal genutzt – und die Regulierung der Bestandesmieten trägt dazu bei.

Bei solchen Länderberichten beurteilen OECD-Mitgliedstaaten regelmässig gegenseitig ihre Wirtschaftspolitik und sprechen Empfehlungen aus, über deren Umsetzung jedes Land selbst entscheidet.

Die OECD empfiehlt der Schweiz eine Lockerung des Mietrechts. Mieten in laufenden und neuen Verträgen sollten nach denselben Regeln angepasst werden können und sich dabei an den lokalen Durchschnittsmieten neu abgeschlossener Mietverträge orientieren.

Heute können Bestandesmieten dagegen nur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erhöht werden, etwa wegen Veränderungen des Referenzzinssatzes, der Teuerung oder wertvermehrender Investitionen. Damit sollen Mieter vor missbräuchlichen Erhöhungen geschützt werden.

Der Lock-in-Effekt

Doch die OECD sieht Nebenwirkungen. Die Schere zwischen Angebots- und Bestandesmieten sei immer weiter aufgegangen. Dadurch entstehe ein Lock-in-Effekt: Wer eine günstige Wohnung hat, gibt sie möglichst nicht auf. Das erschwert anderen den Zugang zum Wohnungsmarkt. Besonders betroffen seien Junge, Geschiedene, Zuwanderer sowie Berufstätige, die häufiger den Wohnort wechseln müssten. Sie sind stärker auf neu ausgeschriebene Wohnungen angewiesen und bezahlen entsprechend höhere Mieten. Der Lock-in-Effekt ist durch diverse Studien bestätigt. Auch der Immobilienökonom Urs Hausmann sieht darin ein Problem. Die heutige Regelung führe dazu, dass Mieter in Wohnungen blieben, die nicht mehr ihren Bedürfnissen entsprächen, während andere kaum Zugang zu günstigem Wohnraum fänden. Solche Fehlanreize seien seit Jahrzehnten bekannt.

Als ersten Schritt schlägt die OECD vor, Bestandesmieten stärker an die Marktentwicklung heranzuführen. Als Beispiel nennt sie Deutschland, wo bei bestehenden Mietverhältnissen lokale Vergleichsmieten eine Rolle spielen. Dabei sollen Mieter weiterhin vor übermässigen Mietzinssprüngen geschützt werden. Voraussetzung wären allerdings bessere offizielle Daten über die Marktmieten. Zwar erhebt das 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Mietpreise. Für lokale Marktmieten fehlen der OECD jedoch ausreichend detaillierte offizielle Daten. Die Organisation stützt sich dort auf Daten der privaten Firma Wüest Partner, die allerdings auf Inseraten basieren und nicht auf tatsächlich abgeschlossenen Mietverträgen.

Langfristig verweist die OECD auf Finnland. Dort wurden die Mietzinskontrollen in den 1990er Jahren schrittweise abgeschafft. Einkommensschwache Haushalte wurden mit Beihilfen unterstützt. Die OECD wertet dabei als positives Signal, dass der Anteil der Mietwohnungen am Wohnungsbestand zwischen 1990 und 2012 von 12 auf 17 Prozent stieg.

Hausmann kann sich regelmässigere Anpassungen der Bestandesmieten in der Schweiz durchaus vorstellen. Bei langjährigen Mietverhältnissen seien sie «wohl die beste aller schlechten Optionen». Eine einfache Liberalisierung greife aber zu kurz. Jede Reform müsse auch den verfassungsrechtlich verankerten Schutz vor missbräuchlichen Mieten wahren. An diesem Punkt bleibt die OECD unkonkret: Sie fordert zwar Schutz vor übermässigen Mietzinssprüngen, sagt aber nicht, wie dieser aussehen soll.

Die Mietzinsregulierung ist laut der OECD allerdings nur ein Teil des Problems. Grundsätzlicher ist, dass das Wohnungsangebot nur sehr langsam auf die steigende Nachfrage reagiert. Die OECD macht dafür verschiedene hausgemachte Hindernisse verantwortlich. Bauvorschriften unterscheiden sich stark zwischen Kantonen und Gemeinden, was das Bauen verteuere und Grössenvorteile verhindere. Gleichzeitig ziehen sich Bewilligungsverfahren hin.

Die Organisation fordert deshalb stärker harmonisierte Bauvorschriften, mehr Digitalisierung und soga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i der Prüfung von Baugesuchen. Zudem sollen missbräuchliche Einsprachen erschwert werden.

Beim Bauen bewegt sich etwas

Damit rennt die OECD in Bern teilweise offene Türen ein. Der Bundesrat will die Möglichkeiten von Beschwerden gegen Bauprojekte einschränken. Geprüft werden strengere Voraussetzungen für Beschwerden sowie Kostenfolgen bei Einsprachen, die einzig darauf abzielen, ein Projekt zu verhindern oder zu verzögern. Das Uvek soll bis Ende Jahr eine Vernehmlassungsvorlage ausarbeiten.

Bei den Bestandesmieten dürfte es schwieriger werden. Das zeigt die Vorgeschichte: Bereits 2015 empfahl die OECD, sie stärker an die Marktpreise heranzuführen. Was daraus geworden ist, hält der neue Bericht trocken fest: «No action taken.»

Der oberste Banker will wieder schweigen

Fünf turbulente Jahre lang hat Marcel Rohner die Schweizerische Bankiervereinigung präsidiert – nun hat der leidenschaftliche Liberale genug

Eine effiziente Marktwirtschaft sei die Basis jeder freiheitlichen Gesellschaft, davon ist Marcel Rohner überzeugt. Das gelte es, besser zu kommunizieren. ANDREA ZAHLER / CH MEDIA

PETER A. FISCHER

Sehr viel Überwindung habe es ihn gekostet, erinnert er sich. Schliesslich habe er sich selber überredet, das Präsidium der Schweizerischen Bankiervereinigung zu übernehmen, sagt Marcel Rohner. Man spürt und glaubt ihm, dass es sich dabei nicht um eine Floskel handelt. Denn zuvor war es tatsächlich jahrelang still geworden um den liberalen Ökonomen und Banker, der sich selber als harmoniebedürftig bezeichnet, aber jederzeit zu einer heftigen Debatte bereit ist – und sei es nur zu der Frage, ob Journalismus berichten, analysieren oder kommentieren solle (vor allem solle der Journalist den mündigen Bürger nicht ständig bevormunden, sagt Rohner).

An der Uni Zürich als Volkswirt und Ökonometriker ausgebildet und promoviert, hatte Rohner von 1993 bis 1998 beim Schweizerischen Bankverein und bei dessen Investmentbank Warburg Dillon Read gearbeitet und danach bei der fusionierten UBS steil Karriere gemacht. Doch den Posten des CEO übernahm er unvermittelt, 2007 in der angeschlagenen und schliesslich vom Bund gestützten UBS. Der Aargauer musste Altlasten aufräumen, nur um 2009 von Oswald Grübel ersetzt zu werden. Er sei damals zur Projektionsfläche geworden, viele hätten sich ihre negativen Meinungen gemacht und er habe sich eigentlich nicht mehr öffentlich äussern wollen, erinnert er sich. Doch die Aussicht, wirtschaftspolitische Positionen der Banken mitzuprägen, interessierte Rohner dann doch zu stark. Schliesslich sei es ja auch ein Vertrauensbeweis gewesen.

Was ist nun seine persönliche Bilanz, wo er diesen Donnerstag am Bankiertag in St. Gallen nach fünf Jahren das Präsidium an seinen Nachfolger, den CEO der Privatbank EFG, Giorgio Pradelli, weitergibt?

Viel Grundlagenarbeit geleistet

«Wir sind eine Freiwilligenorganisation von Konkurrenten», bilanziert Rohner. «Wir müssen gemeinsame Interessen finden.» Entgegen dem, was in den Medien häufig behauptet werde, funktioniere das inzwischen gut. Rohner sieht es rückblickend als wichtigen Schritt, die Raiffeisenbanken 2023 zum Wiedereintritt in die Bankiervereinigung bewogen zu haben. Das habe das Bewusstsein für das Gemeinsame geschärft. Zudem wurde unter Rohners Führung 2023 auch Roman Studer, der zuvor bei der UBS gearbeitet hatte, zum neuen CEO ernannt. Die Bankiervereinigung sei heute vor allem eine wunderbare Denkfabrik, in der unzählige Spezialisten aus den Mitgliedbanken gemeinsam Grundlagenarbeit leisteten, so erklärt Rohner seine Sicht.

Die Schweizer Selbstregulierung zum Thema Nachhaltigkeit zählt der heute

62-Jährige zu dieser Grundlagenarbeit. Sie habe anders als in der EU einer übermässigen staatlichen Bürokratisierung des Themas entgegengewirkt.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war dem Bankiervereinigungspräsidenten das Design eines Schweizer Buchgeld-Tokens, der die Geldschöpfung der Banken in die Welt der Blockchain hinüberretten und so das zweistufige Finanzsystem erhalten soll. Sonst drohten digi tale Zentralbankwährungen wie der digitale Euro Vollgeld durch die Hinter-türe einzuführen.

Der Buchgeld-Token der Bankiervereinigung befindet sich allerdings immer noch im Entwicklungs- und Experimentierstadium. Doch Rohner ist überzeugt: «Unser jetziges altes System ist relativ effizient und kostengünstig. Aber es hat ein Ablaufdatum. Irgendwann wird der technologische Wandel kommen. Dann wollen wir parat sein.»

Zu den grossen Herausforderungen zählt Rohner die Cybersicherheit. In seine Zeit fiel 2022 die Gründung des Swiss Financial Sector Cyber Security Center. Dieses ist als Verein organisiert, in dem sich Schweizer Banken mit den Behörden zu institutionellen und operativen Fragen austauschen und das Krisenmanagement üben. Dass es bisher zu keinen grossen systemischen Ausfällen kam, führt Rohner, der auch Vizepräsident der Privatbank UBP ist, allerdings auch darauf zurück, dass bei den einzelnen Finanzinstituten Sicherheit schon lange permanent zuoberst auf der Agenda stehe.

Mehr Aufklärung notwendig

Die letzten Jahre wurden auch für Rohner vom Niedergang der Credit Suisse überschattet, den er als Zäsur bezeichnet, die ihn überrascht und traurig gemacht habe. Er sei eine Folge von Managementversagen und einer Kumulation von Fehlern gewesen. Der Verband habe schon früh gesagt, dass die Branche willens sei, daraus zu lernen und Schlüsse zu ziehen. Doch das Pendel schwinge immer etwas zu weit aus bei der Regulierung, und man müsse anerkennen, dass es Zielkonflikte gebe. Deshalb habe er versucht, Kompromisse in die Diskussion zu bringen. Persönlich sei er überzeugt, dass das Einzige, was den Steuerzahler wirklich schütze, die Möglichkeit zum geordneten Marktaustritt sei. Dazu brauche es keineswegs nur Eigenkapital. Und man dürfe auch nicht nur die Vergangenheit bewältigen, sondern müsse nach vorne blicken.

Leidenschaftlich wird Rohner im Gespräch, wenn es um das in der CS-Krise getrübte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Wirtschaft und Banken geht. Als skandalös falsch bezeichnet er das Narrativ, die Gesellschaft und die Wirtschaft mit-samt ihren Banken seien zwei verschiedene Dinge. «Jeder ist Wirtschaft, das war mir immer sehr wichtig», betont er. Ihm gehe es um den Erhalt einer freiheitlichen und effizienten Marktwirtschaft im Sinne der ökonomischen Gründungsväter Friedrich A. von Hayek und Milton Friedman.

Im Rückblick bedauert der Bankiervereinigungspräsident, nicht schon früher mehr Gewicht auf eine kontinuierliche Kommunikation gelegt zu haben. Man habe zu lange in alten Kategorien gedacht. Der Gesellschaft sei zu wenig bewusst, dass letztlich jeder achte Steuerfranken vom Finanzplatz beigesteuert werde und ein effizienter internationaler Finanzplatz zentral sei für eine freiheitliche 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Die Bankiervereinigung hat unter Rohner im Herbst 2025 erstmals eine Bewegtbildgestützte nationale Imagekampagne lanciert unter dem Motto «Im Fluss bleiben heisst vorwärtskommen. Mit den Banken. Für die Schweiz». Rohner ist über-

«Man muss gehen, wenn es noch etwas weh tut und manche es bedauern.»

Marcel Rohner

zeugt, dass es Jahre kontinuierlichen Engagements und die Nutzung aller modernen Kommunikationskanäle brauchen wird, um verzerrte Vorstellungen zurechtzurücken.

In seiner letzten Präsidialrede will Rohner am Bankiertag ein Plädoyer halten für intensiven Wettbewerb, gute Ausbildung und die Notwendigkeit, als Banker stets treuhänderisch verantwortungsvoll zu handeln und genau zu wissen, mit wem man es zu tun hat und woher das Geld kommt.

Danach will der oberste Banker wieder verstummen. «Man muss gehen, wenn es noch etwas weh tut und manche es bedauern», sagt er dazu. Und verspricht mit der ihm eigenen Selbstironie, es mit einer Aussage zu halten, die er dem langjährigen FDP-Ständerat Arthur Hänsenberger zuschreibt: «Es ist eine Gnade, wenn man merkt, dass man nichts mehr zu sagen hat, und trotzdem schweigt.»

Das Fed erhöht erstmals seit drei Jahren den Leitzins

Die Finanzmärkte haben auf den Zinsschritt gehofft – die amerikanische Notenbank begibt sich damit aber auf Konfrontationskurs mit Donald Trump

ANDRÉ MÜLLER, NEW YORK

Kevin Warsh hat vier Monate lang gezögert, aber jetzt überschreitet der neue Fed-Chef den Rubikon. Zum ersten Mal seit über drei Jahren und zum ersten Mal in Donald Trumps zweiter Amtszeit erhöht die amerikanische Notenbank den Leitzins um 0,25 Prozentpunkte; und sie tut dies gegen den ausdrücklichen Wunsch des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Um gegen die hartnäckige Inflation vorzugehen, hat der Offenmarktausschuss des Fed am Mittwoch beschlossen, den wichtigsten Zinssatz der Welt fortan im Band zwischen 3,75 und 4 Prozent zu halten.

Die Börse reagiert zurückhaltend auf die Zinserhöhung: Amerikanische Aktien gewinnen leicht an Wert, während die Rendite von zehnjährigen Staatsanleihen ungefähr stabil bleibt.

Ultimatum der Finanzmärkte

Der Entscheid kommt wenig überraschend. Kevin Warsh hat in öffentlichen Auftritten jüngst stets betont, wie wichtig ihm die Bekämpfung der Inflation ist. Am vergangenen Freitag publizierte Daten legen offen, dass der Teuerungsdruck in den USA hoch bleibt, nicht zuletzt weil der Iran-Krieg wieder für steigende Energiepreise sorgt. Die Finanzmärkte forderten von Warsh in der Folge schon fast ultimativ eine Zinserhöhung. Hätte das Fed diesen Schritt weiter hinausgeschoben, wären Turbulenzen insbesondere am wichtigen Anleihenmarkt wohl fast programmiert gewesen.

Ebenso wichtig ist der Ausblick auf die kommenden Zinsentscheide. Erfahrungsgemäss lässt es das Fed nicht bei einer einzelnen Zinserhöhung bewenden, wenn es sich zu einer Trendumkehr entschlossen hat. In seiner Medienmitteilung hat der Offenmarktausschuss nun einige kleinere Anpassungen vorgenommen und zum Beispiel betont, dass sich der Binnenkonsum widerstandsfähig zeigt.

Den stärksten Hinweis dafür, dass das Fed auf absehbare Zeit eine straffere Geldpolitik anstreben könnte, haben die Mitglieder des Ausschusses in ihren vierteljährlich publizierten Wirtschaftsprognosen gegeben. Die Märkte interpretieren diese traditionell als Hinweis darauf, was das Fed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tun dürfte. Eine grosse Mehrheit der Mitglieder ist der Ansicht, dass das Fed in den zwei verbleibenden Sitzungen im Jahr den Leitzins noch ein weiteres Mal auf 4 bis 4,25 Prozent erhöhen wird.

Die Mitglieder des Offenmarktausschusses haben ihren Zinsentscheid diesmal zudem einstimmig getroffen. Das hilft Warsh dabei, den Zinsentscheid gegenüber der Politik zu verteidigen. Donald Trump, der Warsh im Frühling an die Spitze der Notenbank berufen hat, spricht sich weiterhin regelmässig dafür aus, dass das Fed den Leitzins senken soll.

Präsident schonte Warsh bisher

Doch ist Trump bisher davor zurückgescheut, Warsh direkt zu kritisieren. Er und sein Regierungsteam haben dem Fed-Chef rhetorisch sogar Brücken gebaut: Trumps wichtigster Wirtschaftsberater, Kevin Hassett, hat sich Anfang Woche im Interview mit dem Fernsehsender CNBC zwar gegen eine Zinserhöhung ausgesprochen. Aber er hat Warsh gelobt und gesagt, dass das Weisse Haus die Entscheidung des Fed in jedem Fall akzeptieren werde.

Trump hatte bei früherer Gelegenheit gesagt, dass Warsh selbst wohl gern tiefere Zinsen hätte, er im Offenmarktausschuss aber von Personen überstimmt werden könnte, die eine politische Agenda verfolgten. Seinen Zorn könnte der Präsident nun also in eine andere Richtung lenken.

Zweifellos hat die Zinserhöhung, sieben Wochen vor den wichtigen Zwischenwahlen, auch politische Auswirkungen. Ein hoher Leitzins bremst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was normalerweise derjenigen Partei schadet, die gerade an der Macht ist – derzeit also Trumps Republikaner.

Es ist allerdings ein Irrglaube, dass das Fed sich deswegen in Wahljahren jeweils besondere Zurückhaltung auferlegt hätte. Historische Auswertungen zeigen, dass die Notenbank den Leitzins selbst kurz vor Wahlterminen erhöht hat, wenn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es erforderte.

Tiefe Arbeitslosigkeit

Es ist zudem höchst fraglich, ob ein Stillhalten des Fed dem Weissen Haus derzeit überhaupt genützt hätte: Die Renditen etwa auf zehnjährigen amerikanischen Staatsanleihen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ohne jegliches Zutun des Fed deutlich angestiegen, was wiederum Hypotheken und andere Kredite im Land spürbar verteuert hat.

Ein wichtiger Treiber dieser Entwicklung ist die verbreitete Sorge an den Finanzmärkten, dass die steigenden Kosten für Benzin, Diesel oder Kerosin einen breiten Teuerungsschub auslösen. Auf lange Sicht – und auf diese kommt es am Markt für zehnjährige Staatsanleihen an – wäre es sogar kontraproduktiv gewesen, wenn das Fed das Risiko heute ignoriert und die Zinsen tief gehalten hätte. Den Fehler hätte es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nämlich mit einer umso grösseren Erhöhung des Leitzinses korrigieren müssen.

Die jüngsten Wirtschaftsdaten haben der Fed-Spitze den jetzigen Zinsentscheid stark erleichtert. Die Notenbank verfolgt mit ihrer Geldpolitik zwei Aufträge: Sie soll die Arbeitslosigkeit auf einem niedrigen Niveau und die Inflation bei 2 Prozent halten. Der Arbeitsmarkt entwickelt sich in den USA derzeit aber ziemlich gut. Die Arbeitslosenquote beträgt 4,1 Prozent, die Unternehmen haben in letzter Zeit zudem wieder mehr Jobs geschaffen.

Die jährliche Teuerungsrate liegt gemäss dem vom Fed bevorzugten Index dagegen bei 3,7 Prozent. Die meisten Wirtschaftsexperten sind daher der Ansicht, dass die jetzige Zinserhöhung zum richtigen Moment erfol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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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utan – abgelegenes Königreich des Donnerdrachens

Verborgen hinter schneebedeckten Himalaja-Gipfeln, stemmt sich das entlegene Königreich Bhutan tapfer gegen westliche Einflüsse. Optimistisch vom Druk Gyalpo, dem regierenden Drachenkönig, festgelegt, gilt die Erreichung von Glück als oberstes Staatsziel.

Über Guwahati ins Herzstück Bhutans Von der Hauptstadt des nordöstlichen indischen Bundesstaates Assam bringen Fahrzeuge Sie zur Landesgrenze. Dann geht es hinauf durch wechselnde Vegetationszonen in die Universitätsstadt Trashigang mit ihrer Klosterburg. Vom weniger erschlossenen Osten gelangen Sie durch drei Klimazonen ins spirituelle Zentrum Bumthang, wo Sie einige der landesältesten Tempel und Klöster besuchen und von einem Lama Einblicke in den Buddhismus er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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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treffen einen Schweizer Agrarwissenschafter, der seit über 25 Jahren in einem abgelegenen Tal lebt. Mit Einheimischen erleben Sie Maskentänze und den Nationalsport Bogenschiessen. Im Städtchen Trongsa erfahren Sie mehr über die Königsfamilie, bevor Sie im Punakha-Tal wandern und ein Mitglied der Glückskommission sprechen. Die Reise führt weiter in die Hauptstadt Thimphu zum Präsidenten der Bhutan-Switzerland Society. Nach dem Besuch des Dzong in Paro erklimmen Sie zum Schluss die mystische Einsiedelei des Nationalheiligen Guru Rinpoche, auch bekannt als «Tiger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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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tag, 16. Oktober 2026 18.00–20.30 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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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Z trifft Film «Frank & Louis» – exklusive NZZ-Filmvorführung und Gespräch mit Petra Vol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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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Gefängnisdrama «Frank & Louis» ist das erste englischsprachige Werk der Schweizer Regisseurin Petra Volpe, die bereits mit Filmen wie «Die göttliche Ordnung» und «Heldin» ein Millionenpublikum begeisterte. Nun folgt eine weitere Geschichte, in der Volpe das Thema Pflege ins Zentrum rückt und von Zärtlichkeit, Verletzlichkeit und Mitgefühl an einem erbarmungslosen Ort erzählt.

Die exklusive NZZ-Filmvorführung findet kurz vor dem Kinostart statt. Anschliessend spricht Urs Bühler mit der Regisseurin Petra Volpe.

Ab 22. Oktober 2026 im 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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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treit um Enteignungen verschärft die Berliner Wohnungsnot zusätzlich

Die Hauptstädter stimmten vor fünf Jahren für die Vergesellschaftung von 240 000 Wohnungen – passiert ist seither praktisch nichts

JANNIK BELSER, BERLIN

Jeder Berliner kennt mindestens eine Person, die gerade nach einer Wohnung in der Stadt sucht – und einfach keine bekommt. Aus Verzweiflung greifen manche zu ungewöhnlichen Methoden. An Strassenleuchten hängen sie Plakate aus, bewerben sich blind für frei werdende Wohnungen in der Nachbarschaft. Auf dem Aushang stehen dann Alter, Beruf, Budget, Telefonnummer. Und oft sogar Geldsummen, die der Suchende seinem Vormieter als Belohnung für eine Empfehlung verspricht.

Am kommenden Sonntag wählen die Berliner ihr Abgeordnetenhaus neu. Alle Parteien wollen sich in der Wohnpolitik profilieren, es ist das zentrale Wahlkampfthema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Mehr günstigen Wohnraum – das versprechen alle.

Über die Ursachen der Berliner Wohnungsnot sind sich die jeweiligen Spitzenkandidaten aber uneins. Allen voran linke Politiker machen die Immobilienkonzerne für die Probleme verantwortlich – und fordern flächendeckende Enteignungen.

Politisches Seilziehen

Berlin galt lange als eine der letzten Metropolen, in denen man noch günstig wohnen konnt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 sich das geändert: Die durchschnittliche Miete pro Quadratmeter für im Internet angebotene Wohnungen hat sich in einem Jahrzehnt mehr als verdoppelt.

QUELLE: ANTWORT DES BUNDESBAUMINISTERIUMS AUF EINE PARLAMENTARISCHE ANFRAGE (JUNI 2025)

Als Reaktion auf diese Entwicklung erzwang die Initiative «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 2021 eine Volksabstimmung. Das Kollektiv führte die steigenden Mieten auf das Gewinnstreben privater Immobiliengesellschaften zurück – und forderte, dass Konzerne, die mehr als 3000 Wohnungen in Berlin besitzen, ihre Bestände in Gemeineigentum überführen müssen. Damit würden knapp 240 000 Wohneinheiten in eine gemein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 wandern. In dem Volksentscheid stimmten rund 59 Prozent der teilnehmenden Berliner Bürger dem Anliegen zu. Da es sich jedoch um einen Beschlussvorschlag und nicht um einen Gesetzesentwurf handelte, war der Entscheid rechtlich nicht bindend.

Seither gibt es kein anderes Thema, das Berliner Lokalpolitiker intensiver debattieren als die Umsetzung des Enteignungsentscheids. Der Berliner Senat, zum Zeitpunkt des Volksentscheides von einer Koalition von SPD, Grünen und Linken regiert, setzte eine Expertenkommission ein. Diese schrieb in ihrem Abschlussbericht, dass sich das Anliegen rechtlich durchaus umsetzen lasse.

Die Koalition von CDU und SPD, die seit 2023 in Berlin regiert, beschloss im Frühjahr 2026 ein «Vergesellschaftsrahmengesetz». Dieses legt fest, dass Grund und Boden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in Gemeineigentum übergeführt werden kann. Für die Immobiliengesellschaften blieb es jedoch ohne Konsequenzen, da die Berliner Regierungspolitiker mit dem Gesetz die Forderung nach Enteignung lediglich politisch entschärfen wollten. Sie sprachen von einem «Instrumentenkasten», damit die Senatsregierung in allen Situationen handeln könnte. Kai Wegner, Berlins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und CDU-Politiker, stellte jedoch klar, dass dieser Schritt unter seiner Führung nicht passieren werde. Er sagte: «Enteignungen lösen kein einziges Problem.»

Auch fünf Jahre nach dem Volksentscheid ist es in der Hauptstadt daher zu keinen Enteignungen gekommen. Jetzt könnte sich das ändern. Im Wahlkampf streiten sich die verschiedenen Kandidaten, in welchem Umfang das Anliegen doch noch umgesetzt werden soll. Am vehementesten tritt dabei die Partei Die Linke um die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

In Berlin werden weniger neue Wohnungen gebaut Anzahl fertiggestellter Wohnungen in Wohn- und Nichtwohngebäuden im Land Berlin

Wegen der anhaltenden Unsicherheit dürften sich Wohnkonzerne weiterhin mit neuen Bauprojekten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zurückhalten.

alp auf, die sich laut letzten Wahlumfragen Chancen auf das Amt als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ausrechnen darf. Eralp pocht auf eine konsequente Umsetzung des Volksentscheids, auch wenn das «einige Zeit in Anspruch nehmen wird», wie sie kürzlich sagte. Die Linkspartei will nur mit Parteien eine Koalition eingehen, die diesen Plan unterstützen würden.

Koalieren könnte Eralp mit den Grünen. Diese bezeichnen eine Vergesellschaftung in ihrem Wahlprogramm als «rechtlich möglich und finanzierbar». Gemessen an den Umfragewerten scheint es heute jedoch unwahrscheinlich, dass die beiden Parteien am kommenden Sonntag einen ausreichend hohen Wähleranteil für die Bildung einer Regierungskoalition erhalten. Aller Voraussicht nach brauchen sie einen weiteren Regierungspartner – etwa die SPD.

Deren Spitzenkandidat Steffen Krach stellt sich aber gegen Vergesellschaftungen. Es gebe bessere Massnahmen für mehr bezahlbaren Wohnraum in Berlin, sagte der SPD-Mann. Seine Partei fordert im Wahlkampf beispielsweise Verschärfungen im Mietrecht sowie eine konsequente Strafverfolgung von Mietwucher, die sogar Haftstrafen einschliessen soll.

Andere Parteien, etwa die AfD und die FDP, sind gegen eine Vergesellschaftung. Und auch die CDU, die in vielen Wahlumfragen gleichauf mit der Linkspartei liegt und damit stärkste Kraft werden könnte, stellt sich klar gegen eine Umsetzung des Volksentscheids. Ihr Spitzenkandidat Stefan Evers sagt: «Der populistische Ruf nach Massenenteignungen führt nur dazu, dass das Problem immer grösser wird.»

Im Kern hat der Berliner Wohnungsmarkt ein Knappheitsproblem. Die Stadt wächst rasant: 2025 lebten knapp 5 Prozent mehr Menschen in der Hauptstadt als vor zehn Jahren. Gleichzeitig ist die Bautätigkeit rückläufig, und sie dürfte bis auf weiteres schwach bleiben. Zwar legte die Zahl der genehmigten Bauprojekte 2025 erstmals seit einigen Jahren wieder zu. Sie bleibt aber zu tief, um die Wohnsituation in der Hauptstadt zu entschärfen.

Ein starres Angebot, obwohl eigentlich eine Nachfrage da wäre? Das ist in einer Marktwirtschaft ein Paradox, das eigentlich nicht vorkommen sollte. Manche Erklärungen dafür gehen über Berlin hinaus: Nach der Pandemie stiegen etwa die Zinsen und die Materialkosten, was das Bauen verteuerte. Und doch gibt es Dinge, die den Wohnungsmarkt in der Hauptstadt besonders kompliziert machen.

So sind die Bauvorschriften in Berlin strikter als anderswo. Die im Jahr 2015 eingeführte Mietpreisbremse, die den Anstieg der jeweiligen Miete an die ortsüblichen Verhältnisse koppelt, nimmt Neubauten zwar explizit aus. Sie sorgt jedoch für einen zweigeteilten Markt, in dem Wohnungen mit Bestandesmieten oft viel begehrter sind als vergleichbare Neuvermietungen. Viele Nachmieter werden unter Bekannten ausgewählt.

Zudem versuchen viele Vermieter, ihre Wohnungen von der Mietpreisbremse zu befreien – beispielsweise, indem sie sie möbliert anbieten oder zu Gewerbeflächen umfunktionieren. Ausserdem planen grössere Immobilien-gesellschaften seit dem Volksentscheid kaum noch neue Bauprojekte, weil diese bald in Gemeineigentum übergeführt werden könnten.

Tempelhof als vertane Chance

Der Rechnungshof Berlin schätzt, dass eine Übernahme zum Verkehrswert das Bundesland 36 Milliarden Euro kosten würde. Zudem wären jährliche Ausgaben von bis zu einer Milliarde Euro nötig, etwa für Renovationen. Ökonomen warnen davor, dass eine Umsetzung des Volksentscheids den Haushalt des Landes Berlin in eine akute Notlage brächte.

Nicht zuletzt stossen Neubauprojekte in der Nachbarschaft oft auf Widerstand. Beispielhaft hierfür ist das Tempelhofer Feld, ein stillgelegter Flughafen im Besitz des Landes Berlin. Es ist mit einer Fläche von umgerechnet knapp 425 Fussballfeldern die grösste innerstädtische Freifläche der Welt. Die Berliner Landesregierung versuchte mehrfach, einen Teil des Feldes für eine Bebauung freizugeben. Viele Bürger sehen das Tempelhofer Feld jedoch als ein Naherholungsgebiet, das die Stadt auf keinen Fall aufgeben dürfe. Auch hier gibt es einen Volksentscheid: 2014 stimmten die Berliner für ein Bauverbot auf dem Tempelhofer Feld.

Für die nächste Regierungskoalition im Berliner Senat wird die Wohnungspolitik somit ein zentrales Handlungsfeld werden. Auch in der Debatte um Enteignungen wird sie eine klare Haltung einnehmen müssen. Denn die Gruppe, die schon die erste Volksbefragung auslöste, hat ihr Anliegen im vergangenen Herbst zu einem Gesetzesentwurf ausformuliert. Diesen will sie erneut zur Abstimmung bringen – und so einen Entscheid erwirken, der rechtlich bindend wäre.

Am stärksten vo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troffen wäre der DAX-Konzern Vonovia. Er besitzt in Berlin knapp 138 000 Wohnungen, fast siebenmal so viel wie der zweitgrösste private Immobilienbesitzer. Trotz dieser Betroffenheit gab der Vorstandschef Luka Mucic keine Wahlempfehlung ab, er beklagte jedoch eine «Verrohung der Debatte». Manche Experten sehen in der Zurückhaltung ein taktisches Manöver: Mucic wolle trotz drohendem Milliardenschaden ruhig auftreten, um so die eigenen Aktionäre zu besänftigen.

Für die Initianten wiederum ist klar, dass die Immobiliengesellschaften unter Marktwert entschädigt werden müssten. Schliesslich würde der Volksentscheid sonst noch die «Spekulation der Konzerne» belohnen, schreiben sie. Die Entschädigungssumme könne vollständig aus den Mieteinnahmen gedeckt werden.

Eine Annahme würde ein juristisches Tauziehen auslösen. Unklar ist vor allem, wie viel die Stadt für die Überführung der 240 000 Wohneinheiten in Gemeineigentum an die privaten Immobilienkonzerne bezahlen müsste. Nach der Definition einer «Enteignung» wäre eine Entschädigung in vollem Marktwert fällig. Bei einer «Vergesellschaftung» hingegen könnte der Preis in einem separaten Gesetz geregelt werden und so tiefer als der Marktwert liegen. Die Höhe der Entschädigung dürfte gerichtlich angefochten werden.

Ein gefährlicher Präzedenzfall

Die Berliner Enteignungsdebatte ist nicht nur für Vonovia ein Risiko – sondern für das ganze Land. So zumindest sehen das Forscher des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ie warnen in einem Gutachten davor, dass eine Vergesellschaftung unterhalb der Marktpreise internationale Investoren in ganz Deutschland abschrecken könnte. Die Hauptstadt würde damit ein «unmissverständliches Signal an die Weltmärkte» aussenden: Eigentumsrechte seien in Deutschland «politisch disponibel».

Auch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alarmiert. Im Juli beschloss sie ein Reformpaket, das die wirtschaf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im Land verbessern soll. Darin enthalten ist eine Massnahme, die die Berliner Enteignungspläne beenden könnte: Die Koalition will ein Bundesgesetz ausarbeiten, nach welchem die Verstaatlichung privater Mietwohnungsbestände durch Vergesellschaftungsgesetze auf Landesebene nicht mehr möglich wäre.

Ob sie juristisch damit durchkommen wird, ist jedoch umstritten. Denn im Grundgesetz, der Verfass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eht im Artikel 15: «Grund und Boden, Naturschätze und Produktionsmittel können zum Zwecke der Vergesellschaftung durch ein Gesetz, das Art und Ausmass der Entschädigung regelt, in Gemeineigentum oder in andere Formen der Gemeinwirtschaft überführt werden.»

Tatsächlich wurde dieser Artikel noch nie angewendet. Er war jedoch eine Voraussetzung dafür, dass e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überhaupt zu einer neuen Staatsordnung in Deutschland kommen konnte. Als der Parlamentarische Rat die Verfassung 1949 formulierte, war offen, wie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wirtschaftlich organisieren würde. Artikel 15 sollte eine gemein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 rechtstheoretisch ermöglichen.

Selbst wenn sich die Regierung um Klarheit bemüht, droht dem Berliner Wohnungsmarkt eine Blockade. Es ist denkbar, dass die widersprüchlichen Vorstösse in jahrelangen Gerichtsverfahren geklärt werden müssten. Wegen der anhaltenden Unsicherheit dürften sich grössere Wohnkonzerne wie Vonovia weiterhin mit neuen Bauprojekten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zurückhalten. Gleichzeitig geht die Berliner Senatsverwaltung in ihren Bevölkerungsprognosen davon aus, dass die Zahl der Stadtbewohner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zunehmen wird. Die Wohnungsnot dürfte sich damit verstärken – auch wegen der Enteignungsträume mancher Berl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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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enfonds

www.vontobel.ch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I1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I2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I3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N1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N2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N3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P1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P2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P3

CHF 1/1e 2131.69 -16.0 EUR 1/1e 2253.94 -17.3 USD1/1e 2602.06 -18.7 CHF 2/2e 2055.01 -16.1 EUR 2/2e 2172.94 -17.4 USD2/2e 2507.41 -18.8 CHF 1/1e 1906.26 -16.3 EUR 1/1e 2015.80 -17.7 USD1/1e 2326.32 -19.1

PATRIMONIUM

Immobilienfonds PSREF - A CHF 2/1 179.00 -12.2

PENSADOR Unabhängige Vermögensverwaltung

Aktienfonds

Aktienfonds Limmat Global Equity Fund A CHF 2/2e 195.30 10.8

PIMCO

FUNDS

Vertreter für die Schweiz: BNP Paribas, Paris, Zurich Branch

Obligationenfonds
Capital Securities Fd Inst acc	CHF 2/2e	17.31	-2.2
Diversified Income Dur Hdg Inst acc	USD1/1e	20.07	4.3
Em Mkts Bd Inst CHF H Acc	CHF 1/1e	9.19	-2.6
Global Bond Inst Hdg	CHF 1/1e	30.07	-4.8
Global Real Return Inst Hdg	CHF 1/1e	12.48	-3.4
Income Fund Inst (Hdg) acc	CHF 2/1e	11.84	-3.9

Strategiefonds

Glob Inv Gr Cred ESG Inst CHF H Acc	CHF 1/1e	9.55	-4.4
PIMCO Climate Bd Inst CHF H Acc	CHF 1/1e	8.58	-4.6
PIMCO Real Asset Growth Inst acc	USD2/2e	15.45	8.2

VON GRAFFENRIED PRIVATBANK

Aktienfonds

Aktientfonds
GR Aktien Schweiz I	CHF 2/2e	370.09	6.2
GR Aktien Schweiz R	CHF 2/2e	360.03	5.8
GR Aktien Schweiz Small & Mid Caps I	CHF 2/2e	263.36	4.1
GR Aktien Schweiz Small & Mid Caps R	CHF 2/2e	257.30	3.6

procimmo BUILDING INVESTMENTS

Immobilienfonds
Pro Re Es SICAV – Industrial	CHF 2/2	159.40	-6.1
Pro Re Es SICAV – Residential	CHF 5/5	161.20	-8.9
Streetbox Real Estate SICAV	CHF 5/5	630.00	5.0

Aktienfonds Nerrick Swiss Equity Fd CHF - A CHF 4/4e 168.14 4.8

REALSTONE

Immobilienfonds
Realstone RSF	CHF 5/5	152.40	-9.0
Solvalor 61	CHF 1/1	357.00	-3.6

REICHMUTH & CO

Aktienfonds

Reichmuth Bottom Fishing P CHF CHF 1/1a 1495.30 12.1 Reichmuth Bottom Fishing P EUR EUR 1/1a 3122.90 10.3 Reichmuth Dividendenselektion CH P CHF 1/1a 2802.85 6.8 Reichmuth Global Leaders P CHF 1/1a 1974.40 13.8 Reichmuth Pilatus P CHF 1/1a 522.70 3.7

Strategiefonds

Reichmuth Alpin Classic P	CHF 1/1a	1238.90	4.6
Reichmuth Alpin EUR P	EUR 1/1b	126.80	5.7
Reichmuth Alpin P	CHF 1/1b	1789.90	6.6
Reichmuth Hochalpin P	CHF 1/1b	1702.65	6.1
Reichmuth Voralpin P	CHF 1/1b	1045.60	2.7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Reichmuth Himalaja P-USD	USD1/1b 3106.85	23.6
Reichmuth Matterhorn+ P-USD	USD1/1b 2161.05	2.9

responsAbility

Andere Fonds

rA Global Micro and SME FF B USD4/1b 196.97 2.3
rA Global Micro and SME FF H CHF CHF 4/1b 121.00 -0.4
rA Global Micro and SME FF H EUR EUR 4/1b 149.95 1.2

Rieter Fischer Partners

Aktienfonds

Arnica Europ. Opp. Fund EUR 1/2e 252.58 -7.4 RFP Small & Mid Caps Switzerland A CHF 2/2e 422.77 0.8 RFP Small & Mid Caps Switzerland B CHF 2/2e 447.15 1.1 RFP Small & Mid Caps Switzerland X CHF 2/2e 455.07 2.0 RFP Swiss Equity Equal-Weighted A CHF 2/3e 192.12 9.7 RFP Swiss Equity Equal-Weighted B CHF 2/3e 199.61 10.1 RFP Swiss Equity Equal-Weighted C CHF 2/3e 208.97 10.5

St.Galler Kantonalbank

Obligationenfonds SGKB (CH) II – Obligationen CHF B CHF 4/4e 110.58 -1.1 SGKB (CH) II - Obligationen EUR B EUR 2/4e 98.26 -

Aktienfonds

Finreon Swiss Eq IsoPro® (CHF) B	CHF 2/1e	257.62	5.3
SGKB (CH) II-Akt. Fokus Ostschweiz B	CHF 2/1e	167.65	7.8
SGKB (CH) II-Aktien Schweiz B	CHF 4/4e	391.69	0.3
SGKB (Lux)-Aktien Welt CHF - B	CHF 1/1e	155.86	10.2

Strategiefonds

SGKB (CH)-Strat Ausgewogen B CHF 2/1e 152.41 6.1 SGKB (CH)-Strat Ausgewogen Eco B CHF 2/1e 110.37 7.2 SGKB (CH)-Strat Ausgewogen Eco V CHF 2/1e 113.40 7.6 SGKB (CH)-Strat Ausgewogen V CHF 4/4e 135.91 6.5 SGKB (CH)-Strat Einkommen B CHF 4/4e 119.04 3.3 SGKB (CH)-Strat Einkommen Eco B CHF 4/4e 105.05 3.1 SGKB (CH)-Strat Einkommen Eco V CHF 4/4e 105.88 3.2 SGKB (CH)-Strat Einkommen V CHF 4/4e 118.86 3.4 SGKB (CH)-Strat Kapitalgewinn Eco B CHF 4/4e 145.16 14.2 SGKB (CH)-Strat Kapitalgewinn Eco V CHF 4/4e 147.32 14.5 SGKB (CH)-Strat Wachstum B CHF 4/4e 146.88 9.5 SGKB (CH)-Strat Wachstum Eco B CHF 4/4e 118.59 11.2 SGKB (CH)-Strat Wachstum Eco V CHF 4/4e 121.38 11.6 SGKB (CH)-Strat Wachstum V CHF 4/4e 154.92 9.8 SGKB (Lux)-Danube Tiger EUR - B EUR 1/1e 389.27 25.1

Andere Fonds

Finreon Tail RiskCont®0-100 (CHF) B CHF 4/4e 122.71 5.8

SFP

Aktienfonds

SF Property Securities Fd A	CHF 4/4e	259.20	-1.1
SF Property Securities Fd I	CHF 2/1e	263.99	-1.2
SF Property Securities Fd R	CHF 2/1e	264.72	-1.1
SF Property Selection Fd A	CHF 1/1e	150.89	-4.3
SF Property Selection Fd I	CHF 1/1e	153.08	-4.1
SF Property Selection Fd R	CHF 1/1e	158.28	-4.1

Immobilienfonds

SF Commercial Properties Fund	CHF 2/2	83.00	-0.6
SF Retail Properties Fund	CHF 2/2	119.00	-2.1
SF Sustainable Property Fund	CHF 1/1	137.80	-1.8

Swiss Prime Site Solutions REAL ESTATE ASSET MANAGERS

Immobilienfonds SPSS IF Commercial CHF 4/4 107.60 -2.5

SWISS ROCK

Obligationenfonds

Swiss Rock Abs.Ret. Bd B EUR 2/2e 11.19 0.6 Swiss Rock Abs.Ret. Bd D hgd CHF 2/2e 9.87 -1.0 Swiss Rock Abs.Ret. Bd-Plus B EUR 2/2e 12.32 0.6 Swiss Rock Abs.Ret. Bd-Plus D hgd CHF 2/2e 10.82 -0.6 Swiss Rock Abs.Ret. Bd-Plus E hgd USD1/2e 13.29 1.0 Swiss Rock Obli Glob Sensible BH CHF CHF 4/4e 8.05 -5.4

Aktienfonds

Swiss Rock Aktien Europa B	EUR 2/2e	26.55	11.0
Swiss Rock Aktien Schweiz B	CHF 2/1e	18.10	1.3
Swiss Rock Aktien Schweiz Ind.PI. B	CHF 2/2e	24.66	4.2
Swiss Rock Aktien Schweiz Select B	CHF 2/2e	14.07	-1.5
Swiss Rock Aktien Schwellenländer B	EUR 2/2e	28.54	31.2
Swiss Rock Aktien Welt B	EUR 2/2e	35.71	14.4

Strategiefonds

Swiss Rock Strategie A Rendite EUR 2/2e 16.15 4.1 Swiss Rock Strategie B Ausgewogen EUR 2/2e 24.20 7.9 Swiss Rock Strategie C Wachstum EUR 2/2e 28.59 11.9

Andere Fonds

Swiss Rock Gold Nachhaltig Beschafft A USD2/1e 247.24 -2.1

Swissinves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und

Immobilienfonds

Swissinvest REF CHF 2/2 201.50 -5.4

Obligationenfonds

UBAM - EUR Floating Rate Notes AC EUR 1/1e 281.80 1.5 UBAM - Global High Yield Solution AC USD4/1e 270.80 2.1 UBAM - Med.Term US Corp.Bnd AC USD1/1e 227.69 -1.8 UBAM - USD Floating Rate Notes AC USD1/1e 282.21 2.6

Aktienfonds

UBAM - Dr. Ehrhardt German Equity AC EUR 1/1e 2822.52 -0.1 UBAM - Swiss Equity AC CHF 1/1e 495.61 3.5

Vontobel

Obligationenfonds

Emerging Mark. Corp. Bd B USD4/4e 121.48 3.2 Emerging Markets Debt B USD2/1e 167.29 2.8 Euro Corporate Bond B EUR 2/1e 180.17 -1.9 Global Corporate Bond A USD4/4e 101.57 -1.4 Sust Bd CHF A CHF 1/1e 95.33 -1.2 Sust Em Mkts Loc Ccy Bd B USD2/1e 116.28 2.0 TwentyFour Str Inc Fund H (hedged) CHF 4/4e 93.21 -2.8 TwentyFour Sus S-T Bd Inc H (hedged) CHF 4/4e 94.07 -2.6

Aktienfonds

Global Env Change B	EUR 2/1e	684.95	13.3
Global Equity B	USD2/1e	441.83	-7.3
mtx Asian Leaders (ex Japan) B	USD2/1e	624.59	21.7
mtx Emerging Markets Leaders B	USD2/1e	241.57	22.2
Sustainable Swiss Dividend A	CHF 4/1e	693.09	3.6
Sustainable Swiss Eq Inc Plus A	CHF 4/1e	98.94	2.3
Sustainable Swiss Equity A	CHF 4/1e	308.75	4.8
Sustainable Swiss M&S C A	CHF 4/1e	1401.16	3.0
Swiss Eq Mlti Factor A	CHF 2/1e	205.64	2.5
US Equity B	USD2/1e	2383.52	-10.0

Obligationenfonds
Wydler Global Bond Fund A CHF	CHF 1/1e	88.97	0.2
Wydler Global Bond Fund A EURh	EUR 1/1e	79.58	1.2

Aktienfonds
Wydler Global Equity Fund	CHF 3/1a	297.97	7.1

WYSS & PARTNER

Aktienfonds

Aktienfonds
Xantos A	CHF 1/1e	304.57	22.7
Xantos C	CHF 1/1e	278.02	22.0

Strategiefonds
W&P Dynamic Balanced USD	USD2/2e	127.87	-0.5
W&P Dynamic Growth CHF	CHF 2/2e	130.17	5.2
W&P Dynamic Growth USD	USD2/2e	114.43	-0.4

Erklärung Indizes

Konditionen bei der Ausgabe und Rücknahme von Anteilen:

Die erste Ziffer verweist auf die Konditionen bei der Ausgabe von Anteilen:

1. keine Ausgabekommission und/oder Gebühren zugunsten des Fonds (Ausgabe erfolgt zum Inventarwert)

2. Ausgabekommission zugunsten der Fondsleitung und/oder des Vertriebsträgers (kann bei gleichem Fonds je nach Vertriebskanal unterschiedlich sein)

3. Transaktionsgebühr zugunsten des Fonds (Beitrag zur Deckung der Spesen bei der Anlage neu zufliessender Mittel)

4. Kombination von 2) und 3)

5. Besondere Bedingungen bei der Ausgabe von Anteilen

Die zweite, kursiv gedruckte Ziffer verweist auf die Konditionen bei der Rücknahme von Anteilen: 1. keine Rücknahmekommission und/oder Gebühren

1. keine Hucknahmekommission und/oder Gebuhren zugunsten des Fonds (Rücknahme erfolgt zum Inventarwert)
2. Rücknahmekommission zugunsten der Fondsleitung und/oder des Vertriebsträgers (kann bei gleichem Fonds je nach Vertriebskanal unterschiedlich sein)
3. Transaktionsgebühr zugunsten des Fonds (Beitrag zur Deckung der Spesen beim Verkauf von Anlagen)
4. Kombination von 2) und 3)
5. Besondere Bedingungen bei der Rücknahme von Anteilen

Besonderheiten:

a) wöchentliche Bewertung
b) monatliche Bewertung
c) quartalsweise Bewertung
d) keine regelmässige Ausgabe und Rücknahme von Anteilen
e) Vortagespreis
f) frühere Bewertung
g) Ausgabe von Anteilen vorübergehend eingestellt
h) Ausgabe und Rücknahme von Anteilen vorübergehend eingestellt
i) Preisindikation
l) in Liquidation
x) nach Ertrags- und/oder Kursgewinnausschüttung

Wertangaben ohne Gewähr NAV / Issue Price exklusive Kommissionen

INDIZES

(19.02 Uhr)	Schluss 15.09.	Verlauf 16.09.	% 16.09.	absolut 16.09.
Europa
SMI	13808.87	13868.66	0.43	59.79
SPI	19455.24	19557.13	0.52	101.89
ATX	6746.53	6810.44	0.95	63.91

DAX	25402.28	25537.75	0.53	135.47
CAC 40	8090.28	8140.59	0.62	50.31
S&P UK	2155.71	2161.53	0.27	5.82
Euro Stoxx 50	6236.50	6266.50	0.48	30.00
Stoxx Europe 50	5295.41	5313.42	0.34	18.01
Euronext 100	1877.01	1887.08	0.54	10.07
BIST 100	13892.30	13122.58	-5.54	-769.72

Amerika (Verlaufskurse)
Dow Jones	52093.11	52036.10	-0.11	-57.01
S&P 500	7585.73	7605.30	0.26	19.57
Nasdaq	25981.57	26149.68	0.65	168.11
S&P TSX	35582.07	35668.15	0.24	86.08
Mexiko IPC	63507.11	gs.	-	-
Bovespa	187148.47	186447.06	-0.37	-701.41
Merval	3079778.69		-	-

SCHWEIZ: SWISS-MARKET-INDEX (SMI)

Asien und Afrika
Nikkei 225	63611.84	63857.24	0.39	245.40
Hang Seng	24671.21	24708.40	0.15	37.19
Shanghai Co.	3864.28	3891.60	0.71	27.32
S&P ASX 200	8672.50	8696.50	0.28	24.00
Indien BSE (Vt.)	gs.	74003.82	-	-

SMI: 0.43%

52-Wochen-Vergleich Tief	52 Wochen			Schluss 15.09.	Vol. in Stück	Schluss 16.09.	% 16.09.	% 2026	% 1 Jahr	% 3 Jahre	% 5 Jahre	letzte gez. Div.	Marktkapital (Mio.)	Volatilität 100 Tage	KGV 2025	Diff. zu 200-TL
	Hoch	Tief
	89.14	53.78	ABB N	76.68	1667t	78.26	2,06	32.15	40.30	138.74	141.60	0.94	1.20	142680.1	0.28	36.88
	68.34	47.80	Alcon N	55.18	724t	55.10	-0,14	-12.93	-10.14	-25.64	-30.85	0.28	0.51	27533.5	0.31	33.80
	51.34	31.80	Amrize N	32.07	1345t	32.29	0,69	-25.89	-23.77	-	-	0.11$	0.34	18304.4	0.35	-
	659.80	490.40	Geberit N	543.00	54t	544.80	0,33	-12.07	-7.38	19.11	-27.96	12.90	2.37	18176.0	0.22	30.02
	3592	2566	Givaudan N	3215	16t	3244	0,90	3.12	-3.34	13.07	-29.22	72.00	2.22	29953.8	0.25	27.95
	82.54	60.10	Holcim N	68.08	688t	68.46	0,56	-11.96	0.56	101.05	147.04	1.70	2.48	38808.3	0.26	2.87
	223.20	147.40	Kühne + Nagel N	218.20	217t	217.30	-0,41	26.89	30.39	-18.03	-39.77	6.00	2.76	26239.8	0.24	29.25
	102.80	65.00	Logitech Intern. N	82.48	549t	82.34	-0,17	0.98	-6.05	28.58	-7.84	1.26	1.53	13239.0	0.36	20.72
	597.80	454.60	Lonza N	537.20	147t	538.40	0,22	0.11	-1.90	8.24	-30.58	5.00	0.93	37811.3	0.21	0.00
	87.09	70.29	Nestlé N	77.89	3692t	77.66	-0,30	-1.37	8.03	-26.33	-32.02	3.10	3.99	200092.5	0.23	22.13
	132.68	96.23	Novartis N	113.84	2898t	114.28	0,39	4.27	17.96	30.69	54.80	3.70	3.24	232539.2	0.29	19.35
	1107	614.00	Partners Group N	625.00	82t	619.40	-0,90	-36.95	-41.98	-40.53	-61.50	46.00	7.43	16538.0	0.40	12.74
	202.20	127.20	Richemont N	169.85	803t	170.75	0,53	-0.76	12.74	40.30	74.27	4.30	2.52	91792.1	0.29	38.53
	375.80	252.20	Roche PS	360.60	947t	362.50	0,53	10.45	40.29	38.70	5.03	9.80	2.70	254679.0	0.24	22.40
	197.60	120.35	Sika N	179.75	329t	182.80	1,70	12.42	0.08	-25.24	-44.20	3.70	2.02	29335.6	0.30	28.08
	962.20	793.00	Swiss Life N	912.60	39t	922.20	1,05	0.59	12.03	59.05	92.21	36.50	3.96	25776.3	0.15	21.16
	153.85	114.05	Swiss Re N	140.00	503t	139.30	-0,50	4.86	1.13	48.16	69.75	6.30	4.52	41617.5	0.20	10.85
	727.00	545.00	Swisscom N	673.00	60t	673.00	0,00	16.94	15.24	22.94	26.69	26.00	3.86	34862.7	0.16	27.42
	45.04	28.25	UBS Group N	41.86	6187t	41.76	-0,24	12.99	28.61	78.46	170.12	1.10$	2.63	136881.1	0.20	20.72
	626.00	521.00	Zurich Insur. Grp N	600.80	131t	603.20	0,40	0.23	8.33	41.70	52.21	30.00	4.97	91219.0	0.15	15.44

Erläuterungen: Beim 52-Wochen-Vergleich zeigt das Dreieck an, wie nah der derzeitige Kurs am Höchst- bzw. Tiefststand der vergangenen 52 Wochen liegt. Das Markkapital ist für die jeweilige Gattung angegeben.

ROHWAREN

52 Wochen			Schluss	Schluss	%	%
Hoch	Tief		15.09.	16.09.	16.09.	2026
Kennzahlen und Indizes
1060	609.75	DAXglobal® Gold Miners	865.99	862.93	-0.35	9.78
6376	3787	GSCI Total Return	6235	6282	0.74	60.40
6027	4273	LMEX	5734	5784	0.87	13.53

	Schluss15.09.	Schluss16.09.	%16.09.	%2026
Rohwaren
Baumwolle, ICE-US, €/lb	84.60	84.41	-0.22	31.28
Kaffee CSCE, c/lb	289.25	280.95	-2.87	-19.37
Kakao CSCE, $/t	6029	5948	-1.34	-1.57
Mais, CBOT, €/bu	535.75	530.00	-1.07	20.39
Orangensaft, ICE, €/lb	153.55	144.30	-6.02	-29.25
Sojabohnen, CBOT, €/bu	1319	1315	-0.28	25.54
Weizen, CBOT, €/bu	728.50	724.50	-0.55	42.90
Zucker, CSCE, €/lb	19.06	18.92	-0.73	26.56
Brent ICE, $/Fass	108.48	105.71	-2.55	73.55
Erdgas Nymex,$/mmBtu	2.92	2.89	-1.10	-21.68
Rohöl Nymex, $/bar	105.83	102.55	-3.10	78.60

Heizöl (3000-6000 l; Fr./100 L., extra leicht)			Veränderung 04.09.
Zürich	156.00 (04.09.)	170.40 (11.09.)	9.23	14.40

Stand: 19.02 Uhr	Geld	15.09. Brief	Geld	16.09. Brief
EDELMETALLE ZÜRICH
Gold ($/oz.)	4269	4271	4338	4340
Gold (Fr./kg)	112027	112527	114034	114534
Silber ($/oz.)	63.08	63.18	64.49	64.59
Silber (Fr./kg)	1653	1668	1693	1708
Platin ($/oz.)	1753	1763	1779	1789
Platin (Fr./kg)	45845	46595	46614	47364
Palladium ($/oz.)	1284	1289	1312	1317
Palladium (Fr./kg)	33639	34009	34425	34795

LME ($/t)
	15.09.				16.09.
	Settle.	Geld	Brief	Settle.	Geld	Brief
Aluminium HG	3260	3260	3260	3310	3310	3310
Kupfer, Grade A	14045	14045	14045	14227	14225	14227
Nickel	16135	16130	16135	16090	16085	16090

MÜNZEN
Australian Nugget	3456.00	3641.00	3518.00	3706.00
Britannia	3456.00	3641.00	3518.00	3706.00
Krüger-Rand	3458.00	3547.00	3520.00	3610.00
Maple Leaf	3456.00	3589.00	3518.00	3653.00
Napoleon	635.00	679.00	646.00	691.00
Souvereign, neu	805.00	880.00	819.00	896.00
Vreneli (20 Fr.)	637.00	657.00	648.00	669.00
Wiener Philharmoniker	3456.00	3659.00	3518.00	3724.00

GELD- & KAPITALMARKTDATEN
ZÜRCHER DEVISEN UND NOTEN

16.09.	Devisen		Noten
	Ankauf	Verkauf	Ankauf	Verkauf
1 Euro	0.9452	0.9454	0.9180	0.9780
1 Dollar	0.8191	0.8193	0.7825	0.8550
1 Pfund	1.1031	1.1035	1.0300	1.1700
100 Yen	0.5280	0.5281	0.4850	0.5725
1 kanadischer Dollar	0.5880	0.5882	0.5625	0.6275
100 Hongkong-Dollar	10.4410	10.4438	9.8000	11.6000
1 Singapur-Dollar	0.6431	0.6434	0.6150	0.6800
1 australischer Dollar	0.5839	0.5841	0.5450	0.6250
100 schwedische Kronen	8.3647	8.3710	-	9.2000
100 norwegische Kronen	8.7543	8.7611	-	9.4500
100 ungarische Forint	0.2590	0.2592	0.2375	0.2775
100 tschechische Kronen	3.8879	3.8894	3.6500	4.1500
1 südafrikanischer Rand	0.0503	0.0503	0.0450	0.0575

	Schluss15.09.	Schluss16.09.	Ren-dite	52 Wochen
				Hoch	Tief
BENCHMARK-ANLEIHEN (10 Jahre)
Deutschland	95.60	95.48	3.55	102.11	95.48
Frankreich	93.58	93.47	4.51	102.17	93.47
Grossbritannien	60.82	60.86	5.54	99.18	60.74
Italien	95.54	95.45	4.42	103.00	95.45
Japan	97.46	97.75	3.00	100.63	96.58
Kanada	94.42	94.42	3.95	101.96	94.42
Schweiz	117.29	118.10	0.57	121.69	97.40
USA	97.13	97.05	5.01	102.38	97.05
USA (30 Jahre)	96.48	96.31	5.37	103.38	95.48

	Schluss15.09.	Schluss16.09.	+/-16.09.	+/-2026
SWISS REFERENCE RATES
Swiss Average Rate ON	-0.0404	-0.0393	0,001	0,00
Swiss Average Rate TN	-0.0363	-0.0380	-0,0017	0,01
Swiss Average Rate SN	-0.0035	-0.0225	-0,02	-0,03
	Schluss2025	Schluss15.09.	Schluss16.09.
BOND-INDIZES (3 Monate, Vortag)
Swiss-Bond-Index (SIX)	138.40	136.91	137.20
Repo-Index (Raiff.)	151.39	149.35	149.70

SCHWEIZER OBLIGATIONEN IN FRANKEN

52 Wochen				Fälligkeit	Schluss 15.09.	Schluss 16.09.	Rend. in %
Hoch	Tief
Banken, Finanzgesellschaften
100.9	99.8	1.05	Bank Julius Bär	04.29	100.05	100.05	1.03
101.8	99.5	1.40	Bank Julius Bär	04.32	99.85	99.85	1.43
103.7	101.7	2.375	Bank Julius Bär	09.27	101.73	101.73	0.58
107.8	104.2	2.375	Bank Julius Bär	04.31	104.20	104.20	1.41
100.0	97.8	1.06	Bank Vontobel	03.32	97.90	97.95	1.46
102.5	100.1	1.375	Bank Vontobel	04.30	100.15	100.25	1.30
98.2	95.9	0.05	Baselland. KB	01.31	95.90	96.00	1.02
103.7	99.8	1.125	Baselland. KB	08.34	99.75	99.90	1.16
105.5	102.8	1.875	Baselland. KB	09.29	103.00	103.00	0.86
98.9	97.2	0.10	Baselland. KB	03.30	97.15	97.15	0.93
100.1	97.9	0.375	Baselland. KB	05.30	97.90	97.90	0.96
100.3	99.9	0.30	Basler KB	06.27	100.00	100.01	0.30
95.2	91.4	0.25	Basler KB	03.36	91.35	91.60	1.22
99.8	98.0	0.85	Berner KB	01.32	97.95	97.95	1.25
100.5	98.6	0.85	Berner KB	05.31	98.55	98.65	1.17
101.3	97.2	0.95	Berner KB	12.33	97.35	97.60	1.34
88.0	83.6	0.10	Berner KB	09.39	84.35	84.35	1.42
100.3	100.0	0.40	Berner KB	05.27	100.08	100.08	0.27
100.2	99.0	0.80	Bqe Canton. Vaud.	07.30	98.95	99.00	1.08
100.7	98.9	0.50	Bqe Canton. Vaud.	07.29	98.90	98.90	0.90
102.0	100.9	1.978	CA Auto Fin. Sui.	05.27	100.94	100.94	0.54
101.8	100.7	1.4625	CA next bank	03.27	100.68	100.68	0.16
97.0	95.1	0.03	CA Next Bank	09.31	95.15	95.15	1.03
106.8	104.0	1.932	CA Next Bank	09.30	103.95	103.95	0.93
100.3	99.6	0.649	Cembra Mon. Bk	09.28	99.60	99.60	0.85
100.3	98.3	0.4175	Cembra Mon. Bk	11.28	98.80	98.80	0.98
103.9	101.7	3.1125	Cembra Mon. Bk	04.27	101.65	101.65	0.41
100.0	99.6	0.152	Cembra Mon. Bk	10.26	99.99	99.99	0.29

106.0	103.1	2.411	Cembra Mon. Bk	08.29	103.10	103.10	1.31
100.9	99.1	1.00	Corner Bk	11.29	99.20	99.20	1.26
100.0	99.3	0.25	Credit Suisse	06.28	99.30	99.30	0.65
96.0	93.8	0	Credit Suisse	01.33	93.85	93.85	1.00
100.5	98.3	1.235	EFG Bank	04.32	98.30	98.65	1.49
100.9	99.3	0.9625	EFG Bank	06.29	99.40	99.40	1.18
105.8	102.7	2.1575	EFG Bank	06.30	102.70	102.70	1.42
102.0	100.8	1.45	Freiburger KB	06.27	100.84	100.82	0.30
100.7	97.8	0.85	Genfer KB	12.32	97.80	97.80	1.22
100.7	98.7	0.75	Glarner KB	07.31	98.70	98.70	1.03
98.6	97.1	0	Glarner KB	10.29	97.10	97.20	0.96
107.5	103.3	1.60	Graubündner KB	06.34	103.40	103.55	1.14
101.0	99.4	0.625	Graubündner KB	04.29	99.35	99.35	0.88
100.3	100.1	0.35	Luzerner KB	02.27	100.07	100.07	0.17
100.8	97.3	0.70	Luzerner KB	02.33	97.40	97.55	1.12
100.4	98.4	0.875	Luzerner KB	05.31	98.45	98.65	1.17
94.4	90.9	0.40	Luzerner KB	03.38	91.05	91.05	1.24
100.3	98.0	0.50	Luzerner KB	12.30	97.95	97.95	0.99
100.8	97.7	0.25	Luzerner KB	01.30	97.70	97.80	0.95
100.0	99.2	0.25	Migrosbank	12.27	99.55	99.57	0.60
105.1	102.4	2.25	Migrosbank	09.28	102.40	102.50	0.99
100.7	98.0	0.75	Raiffeisen	04.31	97.95	98.35	1.12
102.2	99.2	1.1875	Raiffeisen	05.32	99.35	99.60	1.26
100.9	98.4	0.785	Raiffeisen	06.30	98.60	98.70	1.14
104.6	102.3	2.1125	Raiffeisen	09.28	102.25	102.25	0.99
102.3	100.0	1.44	Raiffeisen	06.33	100.30	100.30	1.39
101.1	99.0	0.85	Raiffeisen	05.29	99.15	99.30	1.18
100.7	96.3	0.75	Schwyzer KB	11.34	96.30	96.60	1.23
101.9	100.8	1.375	St. Galler KB	06.27	100.79	100.83	0.34
103.9	101.3	1.875	St. Galler KB	09.34	101.30	101.30
100.7	98.2	1.30	St. Galler KB	06.37	98.15	98.40
100.3	96.8	0.85	St. Galler KB	09.35	96.75	96.95	1.23

Erläuterungen: Rubriken der inländischen und ausländischen Oblogationen werden im Wechsel publiziert. Auswahl bei Aktien nach Höhe der Marktkapitalisierung; Div. = Dividende; Div.-Rend. = Dividenden-Rendite; GS = Genussscheine; I = Inhaberaktien; KBV = Kurs-Buchwert-Verhältnis; KGV = Kurs-Gewinn-Verhältnis (auf Basis der erw. Gewinne); Marktkapital = je Gattung; N = Namenaktien; PS = Partizipationsscheine; St. = Stammaktien; Vz = Vorzugsaktien; t = Tausend; % = Veränderung in Prozent; Vol. = Volumen: Ausgewiesene Volumina enthalten börsliche und ausserbörsliche Geschäfte; 52-Wochen-Hoch/Tief: Bezieht sich nur auf börslichen Handel. Vt. = Vortag.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95.7	92.1	0.25	St. Galler KB	04.35	92.05	92.35	1.23
101.4	95.6	1.13	Thurgauer KB	08.44	96.00	96.50	1.38
100.8	98.3	0.95	Thurgauer KB	07.34	98.35	98.55	1.17
99.7	97.4	0.375	Thurgauer KB	05.31	97.35	97.35	0.96
97.5	94.8	0.125	Thurgauer KB	05.32	94.75	95.00	1.04
102.1	98.1	1.05	Thurgauer KB	08.37	98.05	98.05
100.0	99.7	0.20	UBP SA	12.26	99.97	99.97	0.32
99.5	98.5	0.375	UBS Group	08.29	98.55	98.75	0.81
100.0	99.2	0.435	UBS Group	11.28	99.70	99.70	0.58
102.3	97.8	0.935	UBS Switzerland	08.35	97.80	98.05	1.20
103.9	101.9	1.85	Valiant Bank	05.28	101.90	101.90	0.72
100.2	99.5	0.375	Valiant Bank	12.27	99.80	99.86	0.54
95.3	91.4	0.125	Valiant Bank	12.34	91.65	91.90	1.20
101.1	98.6	0.70	Walliser KB	09.30	98.55	98.65	1.08
97.7	95.4	0.05	Zuger KB	05.31	95.40	95.70	0.99
103.6	101.4	2.75	Zürcher KB	04.28	101.35	101.35	1.88
99.4	96.9	0.20	Zürcher KB	07.30	97.05	97.10	0.98
99.7	98.0	0.125	Zürcher KB	06.29	97.95	98.10	0.84
102.2	98.2	1.00	Zürcher KB	01.36	98.25	98.15	1.21
99.8	99.4	0.02	Zürcher KB	08.27	99.62	99.69	0.44
101.4	97.1	0.95	Zürcher KB	01.37	97.45	97.45	1.21
100.1	99.3	0.25	Zürcher KB	03.28	99.35	99.35	0.68
100.4	99.4	0.30	Zürcher KB	01.28	99.58	99.59	0.61
103.4	101.5	1.85	Zürcher KB	11.27	101.57	101.61	0.53

SCHWEIZ: SPI

52 Wochen			Schluss16.09.	%16.09.
Hoch	Tief
90.50	60.70	Accelleron	72.25	2.77
0.0720	0.0220	Addex Therap. N	0.0224	-7.44
26.22	14.54	Adecco Group N	23.70	-1.99
47.60	31.80	Adval Tech N	38.60	-4.46
14.00	11.50	Aevis Victoria N	13.70	6.61
238.50	180.80	Allreal N	195.20	-0.41
258.50	133.40	Also Holding N	191.80	0.00
23.82	6.85	ams-OSRAM	16.43	3.07
219.00	176.00	APG SGA N	198.50	0.76
6.00	3.50	Arbonia N	4.91	0.31
72.60	37.05	Aryzta N	37.95	1.88
6.80	3.32	Ascom N	5.25	1.16
1.04	0.52	Asmallworld N	0.62	-0.81
172.60	103.80	Autoneum Hold. N	120.80	-0.82
55.80	39.60	Avolta	42.62	-0.47
83.25	48.52	Bachem Hold. N	76.95	-0.77
36.90	10.82	Bajaj Mobility N	26.85	0.75
1538	995.00	Barry Callebaut N	1108	0.91
1225	910.00	Baselland KB	1155	-0.86
68.00	44.70	Basilea Pharmac. N	66.50	1.68
115.00	78.00	Basler KB PS	98.40	-0.30
57.00	35.20	BB Biotech N	51.70	-0.19
969.50	608.50	Belimo N	790.00	4.02
251.00	169.60	Bell Food Group N	230.00	2.68
12.40	6.68	Bellevue N	7.08	-1.39
62.00	42.90	Bergh Engelb.T.T. N	49.80	-0.20
430.00	252.00	Berner KB N	403.50	-1.34
33.60	21.20	BioVersys N	27.00	-4.26
183.50	121.90	BKW N	123.50	0.49
242.00	133.40	Bossard N	232.00	0.87
37.50	23.70	Bq. Cant. Geneve N	33.20	-0.60
135.20	91.30	Bq. Cant. Vaudoise N	126.80	-2.01
109.00	61.00	Bq. Canton de Jura N	73.00	0.69
398.50	299.50	Bucher Ind. N	316.50	-0.94
630.00	434.50	Burckhardt Comp. N	471.00	-0.11
192.40	116.60	Burkhalter N	120.20	1.86
1890	1030	BVZ N	1540	-0.65
340.50	125.40	Bystronic N	129.60	0.78
20.40	11.24	Calida Holding N	13.48	-0.30
180.00	135.50	Carlo Gavazzi Hold.	158.50	0.32
105.50	84.50	Cembra Money Bk N	87.45	0.23
8.92	1.33	Centiel	5.88	5.38
27.50	22.20	Cham Swiss Prop. N	22.60	0.89
229.00	110.20	Cicor Technologies N	128.20	4.74
11.04	6.55	Clariant N	10.43	0.87
59.00	42.60	Coltene N	46.00	1.32
452.20	174.30	Comet N	323.00	4.19
323.00	250.00	Comp. Fin. Tradition I	254.50	-0.39
129.40	51.70	Cosmo N	52.30	0.58
75.60	54.20	CPHG N	59.60	-0.67
27.90	11.05	Curatis N	17.90	-5.79
171.60	120.40	Dätwyler I	124.00	-0.48
69.70	52.40	DKSH Holding N	65.30	-0.31
11.25	3.92	DocMorris	10.27	2.39
75.10	47.15	dormakaba	62.10	0.16
396.00	255.50	Dottikon Es N	260.00	-0.76
90.75	60.30	DSM-Firmenich	87.50	1.04
73.40	47.30	Edisun Power N	70.00	-1.13
20.70	15.04	EFG N	15.34	0.39
910.00	676.00	Emmi N	825.00	-1.20
839.50	530.00	EMS-Chemie N	804.50	0.12
92.20	81.00	Epic Suisse	83.60	-0.24
2.74	0.75	Evonext	2.00	-2.91
12.45	7.90	Feintool Intern. N	12.20	1.67
266.60	198.20	Flughafen Zürich N	201.80	0.90
990.00	669.00	Forbo N	931.00	0.87
19.20	16.55	Fundamenta R. N	16.85	0.00
188.25	130.20	Galderma Gr.	154.05	0.49
103.00	80.30	Galenica N	82.30	-0.24
0.23	0.0590	GAM N	0.0700	0.86
64.65	38.70	Georg Fischer N	54.15	0.19
26.00	20.50	Glarner KB N	25.60	-0.39
2810	1720	Graubündner KB PS	2640	0.38
250.00	208.00	Grp. Minoteries N	228.00	0.00
60.00	10.02	Gurit I	54.40	0.74
225.00	183.40	Helvetia Bal. Hold. N	213.80	1.04
147.40	107.60	HIAG Immobilien N	127.00	0.63
9.95	3.00	Highlight E. and E. I	5.30	-1.85
288.00	131.60	Huber + Suhner N	167.60	1.33
4220	3940	Hypo Lenzburg N	4180	-0.48
7.56	2.80	Idorsia N	4.95	4.04
83.30	57.80	Implenia N	65.00	3.01
189.00	91.20	Inficon	158.20	0.64
54.49	48.20	Infracore N	48.20	-0.41
2590	1258	Interroll N	1402	0.43
181.80	154.00	Intershop N	159.80	0.25
162.50	126.50	Investis Holding N	145.00	0.35
150.00	120.50	IVF Hartmann N	123.00	0.82
76.86	51.76	Julius Bär N	72.70	0.14
327.00	215.50	Jungfraubahn N	238.00	-5.74
332.00	202.00	Kardex N	228.50	-0.22
13.90	9.90	Klingelnberg N	10.60	3.41
83.50	40.30	Komax N	71.40	1.56
1.42	1.11	Kudelski I	1.32	-0.75
34.20	16.76	Kuros Biosc. N	16.96	0.47
69.70	40.75	Landis+Gyr N	45.55	1.11
16.25	9.34	lastminute.com	10.10	5.65

EUROPA STOXX 600 (Auswahl)
SPI: 0.52%

590.00	254.50	Lem N	520.00	2.77
22.30	10.20	Leonteq N	20.45	-0.24
132000	86000	Lindt & Sprüngli N	89300	0.00
13360	8255	Lindt & Sprüngli PS	8615	-0.17
119.00	73.90	LLB N	115.60	-0.69
121.20	75.00	Luzerner KB N	117.20	-0.34
6.38	2.97	MCH Group N	6.22	0.00
177.20	107.40	Medacta Group N	110.80	0.18
97.50	70.60	Medartis N	83.00	0.85
12.36	7.61	Medmix	8.67	0.35
41.85	29.95	Meier Tobler N	33.80	1.20
886.00	680.00	Metall Zug N	861.00	-0.69
21.60	15.40	Mikron N	15.95	-0.93
15.86	10.56	Mobilezone N	12.62	0.16
406.00	315.00	Mobimo N	342.00	-0.44
3.96	2.66	Molecular Partn. N	3.21	-4.75
35.30	19.78	Montana Aerosp. N	23.80	1.06
31.85	9.60	Newron Pharmac. N	10.96	1.48
44.20	37.70	Novavest RE N	39.30	-0.51
5.56	2.61	OC Oerlikon N	5.38	1.51
174.50	108.00	Orell Fuessli N	138.50	1.47
17.70	9.50	Orior N	11.72	0.51
6.72	4.20	Peach Property N	4.64	-2.11
140.00	40.20	Perrot Duval I	114.00	-0.87
455.00	400.00	Phoenix Mecano	444.00	0.68
465.00	388.00	Plazza N	425.00	0.24
50.10	21.80	PolyPeptide N	44.10	0.11
66.00	57.00	Private Equity N	61.20	-0.65
168.40	131.60	PSP Swiss Prop. N	147.30	-0.20
32.35	14.70	R&S Group	17.96	4.30
4.49	0.15	Relief Therapeutics	0.15	-3.50
15.00	2.78	Rieter N	2.95	0.86
383.00	264.60	Roche I	369.80	0.54
53.20	41.00	Romande Energie N	48.00	0.00
75.90	43.86	Sandoz	65.72	-0.09
18.84	9.38	Santhera Pharma N	15.76	1.16
299.00	238.00	Schindler N	249.00	0.20
314.20	246.60	Schindler PS	253.60	0.24
21.40	17.30	Schlatter N	17.90	-2.72
368.00	234.50	Schweiter Techn. I	356.00	1.57
89.10	49.50	Sensirion N	74.70	2.47
110.00	94.00	SF Urban Propert. N	100.00	0.00
146.40	98.30	SFS Group N	133.60	1.83
98.76	80.00	SGS N	93.00	0.45
1.49	0.49	SHL Telemedicine N	1.02	-4.67
101.60	65.05	Siegfried	72.70	-0.75
15.81	7.69	SIG Group N	13.20	-0.08
66.80	35.75	SKAN Group	63.00	-0.32
50.00	23.00	SMG Holding	29.30	-2.50
4000	2900	SNB N	3090	-0.32
10.04	5.83	SoftwareONE N	9.13	-0.49
248.00	163.00	Sonova N	232.40	1.84
690.00	492.00	St. Galler KB N	678.00	-0.29
31.70	17.25	Stadler Rail N	29.70	0.95
37.50	28.00	StarragTornos Gr. N	34.00	3.03
109.80	73.02	Straumann N	95.18	-0.81
180.60	121.60	Sulzer N	146.80	1.45
50.40	38.70	Sunrise Communic.	41.98	-1.36
223.10	147.30	Swatch Group I	174.65	0.58
43.90	30.02	Swatch N	34.15	0.44
147.60	108.10	Swiss Prime Site N	125.60	-0.40
56.40	36.20	Swissquote Group	37.66	-4.27
215.00	110.60	Tecan N	215.00	2.19
87.00	59.20	Temenos N	67.00	-1.33
194.00	154.50	Thurgauer KB PS	161.50	-0.62
209.00	119.80	TX Group N	168.60	-1.52
184.40	125.60	Valiant N	151.00	-0.66
22.20	12.35	Varia US Prop. N	12.80	-3.76
727.20	305.10	VAT Group N	586.20	2.99
850.00	603.00	Vaudoise Ass. N	752.00	1.48
25.20	17.10	Vetropack N	20.75	0.24
620.00	560.00	Villars N	575.00	0.00
94.40	58.20	Vontobel N	91.90	0.22
97.30	78.00	VP Bank N	96.00	-0.93
182.60	139.40	VZ Holding N	164.40	-0.48
49.10	35.50	V-ZUG N	41.95	-0.12
163.50	126.50	Walliser KB N	160.50	-0.62
2090	1885	Warteck Invest N	1920	-1.03
31.50	9.03	Wisekey Intern. N	9.50	-4.90
26.80	12.50	XLife Sciences	13.45	0.00
419.50	260.50	Ypsomed N	351.00	-1.63
91.30	59.80	Zehnder N	68.90	0.44
56.00	42.60	Züblin N	50.00	-1.96
2520	2060	Zug Estates Hold. N	2150	-2.71
11700	8580	Zuger KB N	10750	0.00

S&P 500 (Auswahl)

52 Wochen			Schluss	%
Hoch	Tief		16.09.	16.09.
76.18	49.56	AB Inbev	69.04	0.41
182.26	140.78	Air Liquide	166.42	0.11
221.30	157.42	Airbus SE	196.28	0.76
454.60	338.80	Allianz SE	449.20	1.03
1741	747.10	ASML Hold.	1396	1.26
28816	11404	AstraZeneca	12136	0.17
45.66	36.55	AXA	44.21	1.35
2360	1589	BAE Systems	2029	1.15
13.12	8.10	Banco Santander	12.69	0.19
538.30	353.55	Barclays	475.35	1.07
25.49	15.40	BBVA	24.72	-0.72
113.82	65.12	BNP Paribas	102.32	1.01
609.40	399.40	BP PLC	566.80	-2.33
5004	3677	Brit. Am. Tobacco	4191	-0.76
13.56	8.53	Caixabank	13.08	-0.61
611.50	368.60	Christian Dior	374.80	0.75
34.36	23.53	Deutsche Telekom	28.84	-0.21
10.31	7.69	Enel	8.90	1.80
29.89	17.79	Engie	24.07	1.95
25.02	14.48	Eni	24.24	-0.80
426.00	226.40	Equinor ASA	421.20	-0.61
323.80	143.05	EssilorLuxottica	145.10	0.48
633.70	304.45	Glencore	570.90	-0.89
2282	1455	GSK PLC	1866	0.62
2300	1359	Hermes Intl.	1383	0.58
1610	959.30	HSBC Hold.	1508	0.27
21.65	14.83	Iberdrola	20.24	1.00
59.42	44.34	Inditex	52.78	0.38
88.83	31.27	Infineon Techn.	55.00	1.23
32.30	20.23	ING Groep	31.94	0.77
6.94	4.81	Intesa Sanpaolo	6.74	0.60
405.80	338.85	L'Oréal	381.90	0.18
117.90	81.08	Lloyds Bank.Group	111.25	2.16
654.70	403.15	LVMH	410.95	1.11
575.60	437.40	Münch. Rück	511.60	-0.23
1429	1026	National Grid	1134	2.16
15.00	3.93	Nokia	8.84	1.70
409.95	224.25	Novo-Nordisk B	272.60	-1.20
63.94	35.19	Prosus	35.57	-2.41
8325	4556	Rio Tinto	7202	0.77
1585	1019	Rolls-Royce Grp.	1441	1.44
366.50	262.60	Safran	326.30	1.24
91.15	71.25	Sanofi S.A.	74.35	0.19
244.30	127.50	SAP SE	186.56	-0.28
312.30	220.40	Schneider Electr.	279.40	1.49
42.85	29.55	Shell	41.83	-2.05
291.70	198.00	Siemens	260.50	0.66
191.66	92.96	Siemens Energy	137.12	3.10
81.34	49.24	TotalEnergies	80.03	-0.57
86.42	57.36	UniCredit	82.92	0.41
5525	4068	Unilever PLC	4640	-0.03
143.15	109.60	Vinci	112.00	1.27

52 Wochen			Verlauf	%
Hoch	Tief		16.09.	16.09.
184.90	139.34	3M	162.71	-1.19
267.47	190.75	AbbVie Inc	263.17	0.05
408.61	235.84	Alphabet Inc. A	345.40	0.12
404.47	236.69	Alphabet Inc. C	342.07	0.19
287.20	196.00	Amazon.com	247.61	-0.33
584.73	149.85	AMD	521.46	3.42
387.49	290.97	American Express	316.67	-2.39
447.03	269.77	Amgen	377.56	0.51
344.57	236.65	Apple Inc.	332.52	0.36
65.23	46.12	Bank of America	58.21	-2.21
537.74	464.01	Berkshire Hath. B	519.12	0.46
254.35	176.77	Boeing	210.66	0.46
495.00	289.96	Broadcom	340.94	0.49
1073	448.87	Caterpillar	790.85	0.93
217.78	146.49	Chevron Corp.	212.90	-2.24
130.37	66.81	Cisco Systems	110.41	0.30
92.49	65.35	Coca-Cola	88.37	-0.38
1097	844.06	Costco	900.72	-0.07
117.09	92.19	Disney Co.	107.82	1.32
1293	712.05	Eli Lilly	1140	0.34
176.41	110.39	Exxon Mobil	164.59	-2.79
388.84	268.91	GE Aerospace	317.62	3.44
1154	740.01	Goldman Sachs	977.44	0.08
421.39	289.10	Home Depot	307.57	0.68
252.00	186.76	Honeywell Intl.	207.15	1.82
332.46	199.19	IBM	240.39	-3.21
142.35	28.73	Intel	101.56	4.54
281.07	173.33	Johnson & Johnson	267.41	0.08
366.50	279.10	JP Morgan Chase	350.07	-0.69
601.62	464.52	MasterCard	569.35	-0.68
341.75	247.83	McDonald's	251.89	-0.35
156.92	77.58	Merck & Co.	144.08	0.20
790.80	520.26	Meta Platforms	676.29	0.90
553.72	349.20	Microsoft	493.33	-0.76
232.25	151.84	Morgan Stanley	206.85	0.28
124.86	65.08	Netflix	77.22	-0.88
76.97	36.17	Nike	36.34	0.32
236.54	164.27	Nvidia	215.76	1.69
329.50	114.50	Oracle	143.59	2.31
207.52	106.37	Palantir Techn.	172.11	-0.26
207.76	142.11	Philip Morris	193.53	-0.30
167.24	137.62	Procter & Gamble	147.58	0.62
226.88	155.64	RTX Corp.	197.29	0.92
269.11	146.32	Salesforce Inc.	250.12	-2.16
377.77	289.86	Sherwin Williams	325.54	0.72
498.83	297.38	Tesla	361.84	1.47
334.03	152.73	Texas Instruments	264.53	0.42
398.70	252.26	Travelers Comp.	379.57	0.42
461.62	255.97	United Health	377.91	0.53
385.57	293.89	VISA Inc.	370.97	-1.24
135.16	98.88	Walmart Inc.	108.32	0.21
97.76	72.78	Wells Fargo	88.10	-1.81

Donnerstag, 19. November 2026 23. SUPPENTAG

Für mehr Solidarität mit armutsbetroffenen Menschen.

suppentag.schweizertafel.ch

NZZ format

Die Roboter kommen

Menschenähnliche Haushaltshelfer und Roboterhunde als Paketboten: Was lange nach Science-Fiction klang, wird rasant Realität. Vor allem China investiert Milliarden in KI-gesteuerte Maschinen – mit dem klaren Ziel, zur globalen Roboter-Supermacht aufzusteigen. «NZZ Format» blickt hinter den Tech-Hype.

Heute um 23.05 Uhr auf SRF 1 Und ab Freitag auf nzz.ch/format

MeteoNews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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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front	H	T
Okklusion	H	T
	Hoch	Tief
	sonnig	leicht bewölkt
	bewölkt	bedeckt
	Regenschauer	Gewitter
	Schneefall	Nebel
	22°
	Wasser-temperatur	Wind-richtung

Neue Zürcher Zeitung

SCHWEIZ

DIE NÄCHSTEN VIER TAGE

Freitag	Samstag	Sonntag	Montag
Ostschweiz
10°/ 21°	9°/ 23°	10°/ 23°	11°/ 20°
Westschweiz
13°/ 21°	11°/ 24°	12°/ 26°	13°/ 23°
Südschweiz
16°/ 22°	13°/ 23°	14°/ 25°	14°/ 27°

BERGWETTER

	Wind	km/h	°C
4000 m	W	25-50	$-2^{\circ}$
3000 m	W	25-40	$3^{\circ}$
2000 m	W	15-35	$9^{\circ}$
1000 m	W	10-25	$16^{\circ}$

Allgemeine Lage: Ein Ausläufer des Azorenhochs hat sich zu uns ausgedehnt und die Luft oft schon abgetrocknet, in den Alpen hält sich am Morgen noch Restfeuchtigkeit. Hinter der gestrigen Kaltfront wird es vor allem in der Höhe wieder milder. Am Freitag wird der Norden vorübergehend von einer sich auflösenden Störung tangiert, über Italien liegt ein Tief.

Heute: Am Morgen liegen im Flachland zum Teil ein paar Nebelfelder, sonst beginnt hier der Tag mit einem schönen Sonnenaufgang. In den Alpen gibt es noch einige Restwolken, die sich dann

SCHADSTOFFE

in μg/m3	Zürich	Bern	Lausanne	Tänikon	Basel	Lugano
Feinstaub (PM10)	13	15	10	8	7	16
Stickstoffdioxid	14	17	21	14	9	14
Ozon	70	52	58	83	55	130

Die entsprechenden Grenzwerte der Luftreinhalteverordnung lauten: 50, 80, 120, EU-Ozon-Alarmwert 240 $\mu$ g/m $^{3}$ . Messwerte gestern, 14 Uhr.
Messstreifen zur Überprüfung der Druckqualität 290 v. 4.5.1 quality&more - Druckzentrum Zürich

EUROPA

aber auflockern und in Quellbewölkung umwandeln. In grösserer Höhe ziehen im Laufe des Tages immer ausgedehntere Wolkenschleier auf.

Aussichten: Der morgige Vormittag bringt im Norden einen veränderlichen Mix aus Wolken und Sonne, im Laufe des Nachmittags wird es immer sonniger. Im Süden und in Graubünden ist die Luft feuchter, hier gibt es mehr Wolken und einige Schauer.

Prognose für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nzz.ch/wetter

SONNE UND MOND

		Aufgang heute I morgen	Untergang heute I morgen
Sonne		07:05 | 07:07	19:34 | 19:32
Mond	zunehmend	14:25 | 15:23	22:06 | 22:53
	18.9.	26.9.	3.10.

WINDRICHTUNGEN/-STÄRKEN

	heute	morgen
Zürichsee	W 1-4	W 2-4
Öbersee	W 1-4	W 2-4
Greifensee	W 1-4	W 2-4
Walensee	W 1-4	W 2-4
Bodensee	W 1-4	W 2-4
Untersee	W 1-4	W 2-4
Zugersee	W 1-4	W 1-4
View'see	W 1-4	W 1-4

Windstärke in Beaufort, var = variabel

heute morgen Urnersee N 1-4 N 2-4 Thunersee NW 1-4 NW 2-4 Bielersee N 1-4 W 2-4 Neuenb'see N 1-4 W 2-4 Genfersee NO 1-4 NW 1-4 Langensee var 1-4 SW 1-4 Luganersee var 1-4 S 1-4 Silvapl'see var 2-5 var 2-5

meteonews

Meteonews AG Leutschenbachstrasse 95, 8050 Zürich Das Schweizer Wetterportal: meteonews.ch Persönliche Wetterberatung: 0900 575 775 (CHF 3.20/Min. vom Schweizer Festnetz)

MORGEN INTERNATIONAL

Europa
Amsterdam	18	f
Athen	29	s
Barcelona	24	fR
Berlin	20	fR
Brüssel	20	f
Budapest	22	w
Dublin	17	R
Frankf./M.	22	fR
Hamburg	18	fR
Helsinki	16	fR

Rom	27	G
Stockholm	18	fR
Warschau	21	f
Wien	22	f

Istanbul	25	f
Kopenhagen	18	fR
Las Palmas	26	f
Lissabon	28	s
London	20	f
Madrid	28	s
Moskau	19	fR
München	21	w
Oslo	15	w
Paris	22	f
Prag	20	w

Nordamerika

Chicago	23	f
Denver	27	G
L. Angeles	26	s
Miami	31	G
New York	28	f
San Franc.	21	f
Toronto	22	f
Vancouver	20	f
Washington	29	f

Lateinamerika

Bogotá	21	fR
B. Aires	24	f
Caracas	31	G
Mexiko-St.	24	G
Santiago	28	f
São Paulo	22	f

Australien, Neuseeland

Auckland	13	R
Melbourne	21	f
Perth	26	w
Sydney	25	s

Afrika
Dakar	31	f
Johannesb.	23	fR
Kairo	35	s
Kapstadt	20	s
Lagos	28	G
Marrakesch	34	s
Nairobi	26	fR
Tunis	32	f
Naher Osten
Dubai	36	s
Teheran	36	s
Tel Aviv	31	fR
Asien
Bangkok	30	G
Delhi	32	f
Hongkong	31	G
Manila	30	G
Peking	30	fR
Seoul	28	f
Schanghai	29	fR
Singapur	33	G
Tokio	24	R

s = sonnig; S = Schneefall; SR = Schneeregen; w = bewölkt

SRF 1

13.05 Zu Tisch .... (W). 13.35 Landfrauenküche. Show. 14.30 Landfrauenküche. Show. 15.25 Fluchtgefahr. Drama (CH 1974). Mit Wolfram Berger. Regie: Markus Imhoof. 17.05 SRF Kids News. Magazin. 17.20 SRF Kids Inside. (4/4). Magazin. 17.30 Guetnachtgschichtli. Magazin. 17.40 Telesguard. Magazin. 18.00 Tagesschau kompakt. 18.05 Meteo. 18.10 Mini Chuchi, dini Chuchi. Magazin. Sizilie – Tag 4. 18.25 Zu Tisch .... Reportagereihe. Provence – Frankreich. 19.00 Schweiz aktuell. Magazin. 19.25 SRF Börse. Magazin. 19.30 Tagesschau. 19.55 Meteo.

20.10 Baby unverpackt – Weniger Windeln, weniger Probleme?. Dokumentation. 21.05 Einstein. Magazin. Wandern mit Motor: Exoskelette erobern den Alltag. 21.50 10vor10. 22.15 Meteo. 22.25 Gredig direkt. Gespräch. 23.05 Die Roboter kommen – Chinas Aufstieg zur Roboter-Supermacht. Dokumentationsreihe. 23.40 Newsflash. 23.50 Sternstunde Philosophie. Gespräch. Warum uns Hunde glücklich machen und Wölfe weise. 00.55 Baby unverpackt

SAT 1

5.30 Live: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1.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4.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16.00 Auf Streife. 17.00 Notruf. 17.30 Notruf. 18.00 Lenssen hilft. 18.30 Lenssen hilft.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19.45 Grill Club. 20.00 Schudel's Food Stories. 20.15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Show. Mit Jörg Pilawa. 23.00 Die grössten Geheimnisse der Welt. 1.00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W).

SRF zwei

5.40 Drei auf zwei. Show. Radio SRF 3. 8.35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9.00 Landfrauenküche. Show. Esthi Derungs, Safien GR. 9.50 Landfrauenküche. Show. Brigitta Knörr, Nennikofen SO (6/8). 10.40 Kulturzeit. Magazin. Mit Nina Mavis Brunner. 11.25 Wissen@SRF. (W). 12.00 Drei auf zwei. Show. Radio SRF 3. 16.05 Wege zum Glück. Telenovela. Mit Susanne Berckhemer. 17.00 Chicago Fire. Drama-Serie. Der Fluch. Mit Taylor Kinney. 17.50 Wohnenossenschaften. Dokumentation. 18.50 SRF 3 Comedy-Zmorge – Best-of. Show. 19.30 Tagesschau. Hauptausgabe.

20.00 sportflash.

20.10 Live: Fussball: Europa League. Aus Istanbul (TRK). Herren; 1. Spieltag, Besiktas JK (TRK) – Olympique de Marseille (F). 23.00 UEFA Europa League – Highlights. 23.35 sportflash. 23.40 Newsflash. 23.55 Impact Investigativ. Dokumentationsreihe. Dating-Scam – So nehmen Schweizer Firmen Singles aus. 00.20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W). 00.45 SRF 3 Comedy-Zmorge – Best-of. Show. (W). 01.15 Chicago Fire. Drama-Serie. (W).

Pro Sieben

9.05 The Middle. (W). 10.00 Young Sheldon. (W). 10.25 2 Broke Girls. (W). 10.55 Two and a Half Men. (W). 11.50 The Big Bang Theory. (W). 12.45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The Middle. Sitcom. 14.05 Young Sheldon. 14.35 2 Broke Girls. 15.00 Two and a Half Men. Sitcom. 16.00 The Big Bang Theory. Sitcom. Würfeln und küssen / Wie ein Wasserfall. 17.00 taff. Magazin.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5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Serie. 19.05 Galileo. Magazin. 20.15 Beauty and the Nerd. Show. Mit Kilian Kerner. 22.50 Wer stiehlt Matthias Schweighöfer die Show?.

ARD

5.30 Live: ZDF-Morgenmagazin. Magazin. Für einen guten Start in den Tag.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9.55 Morden im Norden.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14.10 Rote Rosen. 15.00 Tagesschau. 15.10 Sturm der Liebe. 16.00 Tagesschau. 16.10 Elefant, Tiger & Co..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18.00 Gefragt – Gejagt. 18.50 WaPo Duisburg. (24/24). Krimi-Serie. 19.45 Wissen vor acht – Mensch.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Kriminalfilm (D 2026). Mit Marie Leuen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Regie: Daniel Rübesam. 21.45 Kontraste. Magazin. Mit Lena Ganschow. 22.15 Tagesthemen. 22.50 50 Jahre extra 3 – Die Show. Mit Christian Ehring. 00.05 50 Jahre extra 3 – Die Doku. Reportage. 00.35 Tagesschau. 00.45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Kriminalfilm (D 2026). Mit Marie Leuenberger. (W).

ORF 1

14.25 WaPo Bodensee. 15.15 Death in Paradise. 16.05 Live: ZIB Flash. 16.10 SOKO Kitzbühel. (1). Krimi-Serie. (W). 17.45 Live: ZIB Flash. 17.55 Smart10. 18.45 Q1.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Live: Sport aktuell. 20.02 ZIB. 20.15 True Stories: Tod am Fluss – Der Fall Denisa Šoltisová. Dokumentation. 21.05 True Stories: Der Parkhausmord – Wer tötete Charlotte Böhringer?. Dokumentarfilm (A 2024). 22.49 Eurodreams. Magazin. 22.55 Blue Bloods. Krimi-Serie. 23.40 Live: ZIB Flash. 23.45 The Orville – New Horizons. Sci-Fi-Serie. Sanft fallender Regen.

ZDF

5.30 Live: ZDF-Morgenmagazin.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Magazin. U.a.: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 Wie kann man sie schützen? Mit Florian Weiss. 10.30 Notruf Hafenkante. 11.15 SOKO Stuttgart.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heute.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17.00 heute. 17.10 hallo deutschland. 18.00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Trennungsschmerzen.

20.15 Die Bergretter.

20.15 Die Bergretter. Abenteuer-Serie. Ohne Ausweg. Mit Sebastian Ströbel. 21.45 heute journal. Wetter. 22.15 Live: maybrit illner. Diskussion. Mit Maybrit Illner. 23.15 Markus Lanz. Talkshow. 00.30 heute journal update. 00.45 Kneecap. Komödie (IRL/GB 2024). Mit Mógláí Bap, Mo Chara, DJ Próvai. Regie: Rich Peppiatt. 02.20 Auckland Detectives – Tödliche Bucht. Gefährliche Nähe. Krimireihe (NZ/D 2019). Regie: Robert Sarkies, Gaysorn Thavat. 03.50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Escape Room. Mit Peter Ketnath.

ORF 2

13.25 Wetter. 13.30 Live: Aktuell nach eins. 14.15 Seitenblicke. (W). 14.20 Silvia kocht. 14.45 Sturm der Liebe. 15.35 Die Rosenheim-Cops. 16.20 Hinter den Schlagzeilen. 17.00 Live: ZIB. 17.05 Live: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Live: Studio 2. Magazin. 18.30 konkret. 18.51 infos & tipps. 19.00 Live: Bundesland heute. 19.23 Wetter.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uell. 20.05 Seitenblicke. 20.15 Die Rosenheim-Cops. 21.05 Suche Frau, biete Hof. 22.00 Live: ZIB 2. 22.30 Eco Spezial. 23.05 Stöckl. 0.05 Ein Clown – ein Leben. Dokumentarfilm (A 2021).

3 sat

11.55 Alte Liebe rostet nicht – Die wachsende Leidenschaft für klassische Oldtimer. 12.20 Servicezeit. 12.50 Unkraut. 13.20 Portugal von oben. Dokumentation. 14.05 Welten-Saga. Dokumentationsreihe. Die Schätze Südeuropas. 14.50 Welten-Saga. 15.30 Welten-Saga. 16.15 Welten-Saga. Dokumentationsreihe. Die Schätze Südamerikas. 17.00 Welten-Saga. Dokumentationsreihe. Die Schätze des Nahen Ostens. 17.45 Terra X. 18.30 Regenwald Revival – Aufforstung und Naturschutz in den Tropen. 19.00 heute. 19.20 Kulturzeit.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Forschung extrem – Unser Weltbild am Limit?. Dokumentation.

21.00 NANO Talk. Talkshow. Leben im Multiver- sum – Gibt es uns unendlich oft? Mit Stephanie Rohde.

SRF info

18.50 Meteo. (W). 19.00 Schweiz aktuell in Gebärdensprache. 19.25 SRF Börse in Gebärdensprache. 19.30 Tagesschau in Gebärdensprache. 20.00 Meteo in Gebärdensprache. 20.10 Club. (W). 21.15 Kassensturz. (W). 21.55 Meteo. (W). 22.00 Telesguard. (W). 22.10 SRF Börse. (W). 22.15 sportflash. Die Sportnews des Tages. (W). 22.20 Schweiz aktuell. Magazin. (W). 22.40 Meteo. (W). 22.45 SRF Börse. (W). 22.50 10vor10. (W). 23.20 Telesguard. (W). 23.30 Schweiz aktuell. Magazin. (W). 23.50 sportflash. (W). 23.55 SRF Börse. Magazin. (W). 0.00 10vor10. (W).

arte

11.25 Volksleiden Rücken – Was hilft wirklich? (1/5). (W). 11.55 Küchen der Welt. 12.25 Stadt Land Kunst. 13.10 Stadt Land Kunst. 14.00 Mord im Mittsommer. Rakel. Krimireihe (S 2025). (W). 15.4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W). 16.10 Kanada – Der weite Norden. (W). 17.05 Baishanzu – Chinas unbekanntes Naturjuwel. (W). 17.50 Vietnams geheimnisvoller Norden. Dokumentation. 18.30 Vietnams tropischer Süden. Dokumentation. 19.20 Arte Journal.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 Im Fokus. 19.40 OP im Mutterleib, Hoffnung für Babys.

20.15 Der Fliegenpilz – Zwischen Mythos und Wissenschaft. Dokumentation.

21.05 Im Königreich der Pilze. Dokumentation.

22.00 Prisoner 951. (1/4). Drama-Serie. Der Moment, in dem alles kippt. 23.10 Prisoner 951. Drama-Serie. Eine alte Schuld. Mit Narges Rashidi. 00.10 Prisoner 951. Drama-Serie. Der Preis der Freiheit. 01.15 Prisoner 951. (4/4). Drama-Serie. Das Geständnis. 02.15 Organhandel im Irak – Die stille Katastrophe. (W). 03.10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Dokumentationsreihe.

Radio SRF 1

RTL

5.10 Morgenwunsch. 6.00 HeuteMorgen. 6.31 Regionaljournal. 7.00 HeuteMorgen. 7.17 Morgengast. 7.31 Regionaljournal. 7.40 Morgenstund hat Gold im Mund. 8.00 HeuteMorgen. 8.10 Espresso. 8.31 Regionaljournal. 9.00 HeuteMorgen. 9.40 Mundartrubrik. 10.03 Forum. 11.08 Ratgeber. 12.03 Regionaljournal. 12.30 Rendez-vous. 13.00 Tagesgespräch. 13.40 3 vo 5. 16.30 Regional Diagonal. 17.10 Sport. 17.30 Regionaljournal. 18.00 Echo der Zeit. 18.45 Sport Bulletin. 20.03 Dini Mundart Schnabelweid. 21.03 Nachtclub. 22.06 Sport. 23.00 Nachrichten. 0.00 Nachrichten.

6.00 Live: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GZSZ. (W). 9.30 Unter uns. (W). 10.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1.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12.00 Live: Punkt 12 – Das RTL-Mittagsjournal. Magazin. 15.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15.55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 Doku-Soap.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17.30 Unter uns. 18.00 Live: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Live: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Live: RTL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Soap. Schachmatt. 19.4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Soap.

20.15 Live: HeidiFest.

Show. Mit Heidi Klum. 22.30 Live: Die Stefan Raab Show. Gast: Stefan Mross. Stefan Raab feiert das Oktoberfest und blickt auf die Jetski-WM. 23.30 Markus Krebs live! Permanent Panne. Show. 00.00 Live: RTL Nachtjournal. 00.35 CSI: Miami. Krimi-Serie. Ausgezählt! Mit David Caruso. 01.25 CSI: Miami. Krimi-Serie. Loyalität ist eine Frage des Verhaltens. Mit David Caruso. 02.10 Live: American Football: NFL. Thursday Night: Buffalo Bills – Detroit Lions.

Radio SRF 2

7.00 Kultur-Nachrichten. 7.06 Kultur-Aktualität. 7.30 HeuteMorgen. 7.52 Blick in die Feuilletons. 8.00 Kultur-Nachrichten. 8.06 Kultur-Aktualität. 8.15 Kultur-Aktualität. 8.30 HeuteMorgen. 9.05 Kulturplatz Talk. 10.20 100 Sekunden Wissen. 11.20 Veranstaltungstipp. 11.40 Tageschronik. 12.04 Kultur kompakt. 12.30 Rendez-vous. 13.00 Klassiktelefon. 13.45 Concerto. 16.30 Kultur-Nachrichten. 17.08 Kultur-Aktualität. 17.16 Kultur-Aktualität. 17.30 Kultur-Nachrichten. 18.30 Kulturplatz Talk. 19.00 Echo der Zeit. 20.00 Im Konzertsaal. 22.06 Notturno. 0.03 Notturno.

TV-TIPPS

SRF 1, 21.05 Einstein

Der Moderator und Hobbysportler Tobias Müller wagt den Selbstversuch: Mit einem futuristischen Exoskelett an den Beinen sprintet er Treppen hoch, fährt Bergstrecken auf dem Velo und testet, wie viel zusätzliche Power tatsächlich im «Ironman-Anzug» steckt. Die Versprechen der Hersteller klingen spektakulär: weniger Belastung, mehr Leistung, bis zu 30 Prozent längere Ausdauer. Doch wie viel davon hält wissenschaftlichen Tests stand?

SRF 1, 22.25 Gredig direkt

Als Newcomerin wurde Valérie Dittli 2022 in die Waadtländer Regierung gewählt. Schnell stand sie im Konflikt mit Regierung und Partei. 2026 folgten ihr Austritt aus der Mitte und die Gründung des Mouvement libéral. Bei Urs Gredig spricht Valérie Dittli über politische Gräben zwischen West- und Deutschschweiz, ihre Motivation für einen Neuanfang und den Weg von der Hoffnungsträgerin zur Staatsrätin ohne Rückhalt der eigenen Partei.

Die Roboter kommen – Chinas Aufstieg zur Roboter-Supermacht

Menschenähnliche Haushaltshelfer und Roboterhunde als Paketboten: Was lange nach Science-Fiction klang, wird rasant Realität. Vor allem China investiert Milliarden in KI-gesteuerte Maschinen, mit dem klaren Ziel, zur globalen Roboter-Supermacht aufzusteigen. Und auch in der Schweiz wird investiert. Der Film von Claudia Stahel blickt hinter den Tech-Hype.

STREAMING-TIPP

Amazon Prime Schwesterlein

Drama Die Theaterautorin Lisa (Nina Hoss) will die Leukämie-Erkrankung ihres Zwillingsbruders Sven (Lars Eidinger) nicht hinnehmen. Sie setzt alles in Bewegung, um Sven wieder auf die Bühne zu bringen. Für ihren Seelenverwandten vernachlässigt sie alles andere und setzt sogar ihre Ehe aufs Spiel. Ihre Mutter, ebenfalls eine Schauspielerin, erweist sich als unzuverlässig und ist nicht in der Lage, sich um ihren Sohn zu kümmern.

Premiere 20 Sep 2026 opernhaus.ch

OPERNHAUS ZÜRICH

Die Zauberflöte

Oper von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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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O PRIMO OPERNHAUS ZÜRICH

Und dann kam Hitler

Die fünfte und finale Staffel von «Babylon Berlin» zeigt die Zersetz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durch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kurze Zeit, als man sich öffentlich über Hitler lustig machen konnte: Der Puppenspieler Regensburger (Nikolaus Habjan) tritt mit seiner satirischen Hitler-Handpuppe auf. FRÉDÉRIC BATIER / ARD DEGETO

JEAN-MARTIN BÜTTNER

Ein Gefreiter sitzt im Ersten Weltkrieg im Reservelazarett. Er glaubt, wegen eines Gasangriffs erblindet zu sein. Oder ist er bloss ein Simulant? Der Arzt fragt ihn, dabei gelte er doch als tüchtig und sei ausgezeichnet worden. Der Soldat schaut ins Leere. Er heisst Adolf Hitler.

Mit dieser Erinnerung in Schwarz-Weiss – sie ist historisch verbürgt – setzt die fünfte und letzte Staffel von «Babylon Berlin» ein. Die Serie ist mit knapp 40 Millionen Euro nicht nur die teuerste und weltweit erfolgreichste der deutschen Fernsehgeschichte. Sie ist auch von Tom Tykwer und anderen Regisseuren schön, aufregend und verstörend inszeniert. Und in allen Rollen exzellent besetzt.

Irritierender Nebenplot

Diese finale Staffel zeigt den Nied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Machtübernahme durch Adolf Hitler. Je mehr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mit ihrer Propaganda und ihrem Terror Deutschland zersetzen, je mehr die Schlägertruppen der SA in die Polizei drängen, desto mehr Intellektuelle, Juden, Gewerkschafter,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werden verhaftet, gefoltert, getötet. Am Schluss von «Babylon Berlin 5» steht der Reichstag in Flammen; den Brand haben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wohl nicht gelegt, nutzen ihn aber für ihre antikommunistische Propaganda.

Unverständlich bei einer Serie dieses Niveaus bleibt, dass sie sich zum Schluss in einen irrelevanten, historisch unbestätigten Subplot um Hitlers angebliche Krankenakte verirrt. Ein kriminalistischer Dreh, dessen Spannungselement angesichts der Verdüsterung durch Hitler grotesk anmutet.

Als Deutschland a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s kapituliert, schreit Hitler in der Menge «verjudete Verräter». Die Szene ist in der Serie zu sehen und macht deutlich, dass er schon damals ein rasender Antisemit war. Aus dem Verratsvorwurf verbreitete sich zudem die Dolchstosslegende, wonach das deutsche Heer durch einen zivilen deutschen Verrat in die Niederlage getrieben wurde.

Natürlich wirkt sich das gegenwärtige Timing auf die Rezeption aus: Vor kurzem gewann die als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e Partei AfD in Sachsen-Anhalt deutlich die Wahlen. Und nun läuft das Finale von «Babylon Berlin» über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Was seit Jahren als Vergleich immer wieder aufglimmt, wirkt für manche durch diese Kombination von aktueller Wahl und neuer Staffel über alte Zeiten wie eine Bestätigung: dass im modernen Deutschland eine Destabilisierung der Verhältnisse stattfindet, die an die Weimarer Republik erinnert. Anders gesagt: dass dem modernen Deutschland eine erneute Regression in den Faschismus droht. Hetzpresse gleicht Social Media, die AfD erinnert an die NSDAP, streitende Kommunisten und

Sozialisten gleichen streitenden Grünen und Roten.

Dass die AfD Faschisten in ihren Reihen duldet, ist alarmierend. Wer daraus einen Vergleich mit damals formuliert, droht, die deutsche Vergangenheit zu verharmlosen und die deutsche Gegenwart zu dämonisieren – und sollte sich die fünf Staffeln von «Babylon Berlin» anschauen. Denn die Weimarer Jahre brachten nicht nur Jazz, Champagner, Charleston-Tänze, Kokain und Entfesselung. Nicht nur Emanzipation und Bauhaus, Avantgarde in der Malerei und die moderne Literatur des Montageromans. Vielmehr war die Republik politisch instabil und von Gewalt bedroht, das Parlament amtete unerfahren, schwach und inkompetent.

Gerade in der Endphase wurden ständig neue Regierungen gebildet, neue Reichskanzler ernannt. Auf der Strasse mordete die SA, Sozialisten und Kommunisten gingen aufeinander los, Auftragsmorde an Politikern und schwerste Misshandlungen politischer Gegner gehörten zum Alltag. Die Weltwirtschaftskrise hatte Deutschland abgewirtschaftet und am Ende sechs Millionen Arbeitslose produziert. Die zwanziger Jahre hatten gezeigt, was Deutschland hätte werden können, die dreissiger Jahre führten vor, wie sich Deutschland unter dem Faschismus brutalisierte.

Das Beste geht vergessen

Die letzten vier Jahre der Weimarer Republik, also 1929–1933, zeigt «Babylon Berlin» opulent, grossartig erzählt und geschichtsbewusst. Die Schwäche der ganzen Serie beschwert allerdings auch ihre letzte Staffel: «Babylon Berlin» fährt dermassen viele Figuren im Ensemble auf und webt so komplexe Subplots in die Handlung ein, dass man mit der Zeit erst die Namen der Protagonisten, dann das Verständnis für ihre Aktionen, die Empathie für ihre Not und zuletzt das Interesse an ihrem Schicksal zu verlieren droht.

Diese Schwäche, die das Sehen und Verständnis stört, wird aufgewogen durch die Stärke, von der seltsamerweise niemand spricht. Wir haben uns an die Brillanz amerikanischer und englischer Serien wie «Breaking Bad» oder «Sherlock» gewöhnt. Und sehen diese Angelsachsen oft im englischen Original. Weshalb schnell vergessengeht, dank «Babylon Berlin» aber wieder erfahrbar wird – wie präzis, geistreich, lakonisch, zärtlich, geschmeidig, in einem Wort: wie schön die deutsche Sprache ist.

Babylon Berlin, Staffel 5: ab dem 19. September in der ARD, ab dem 21. September auf Sky Show.

Ed Sheeran wirft den Rapper Macklemore aus der Tour

Der Pop-Star will die Politik von seinen Konzerten fernhalten. Doch dann brüllt sein Freund im Vorprogramm antiisraelische Parolen

JANA KEHL

Zwei Wörter. Sie seien ein Grund, warum er auf dieser Bühne stehen wolle, sagte der amerikanische Rapper Macklemore Anfang September bei einem Konzert im amerikanischen Gliedstaat New Jersey. Vor Zehntausenden Zuschauern forderte er: «Free Palestine!»

Unerwartet kam die Botschaft nicht. Macklemore ist für seinen propalästinensischen Aktivismus bekannt. Er will sich für die Bevölkerung in Gaza einsetzen, zugleich wirft er Israel Völkermord vor und bezeichnet den jüdischen Staat als Apartheidstaat. «Free Palestine» – für Macklemore ist daran nichts problematisch. Und doch ist er wegen dieser Worte zensuriert worden. Zu dem Fazit kommt nicht nur der Rapper, sondern auch ein beträchtlicher Teil der internationalen Musikszene.

Macklemore sollte am Konzert in New Jersey eigentlich nicht die Hauptrolle spielen. Er trat im Vorprogramm von Ed Sheeran auf, acht weitere Konzerte sollte er auf der Tour des Pop-Star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begleiten. Doch nachdem er die Bühne für seine politische Mission genutzt hat, ist jetzt vorzeitig Schluss.

Die Stadionbetreiber erlaubten kein Konzert mit Macklemore im Line-up, teilte Sheerans Tourveranstalter mit.

Das hätte zur Absage der ganzen Tournee geführt und Hunderttausende Fans betroffen. Nach Gesprächen mit allen Beteiligten habe man den Entschluss gefasst: «Macklemore wird bei den verbleibenden Support-Dates nicht mehr auftreten.»

Öffentliche Solidarität

Als Erster äusserte sich darauf Macklemore selbst. Sheeran habe ihm mitgeteilt, dass er mit der Parole «Free Palestine» Leute verletzt habe, schreibt er auf Instagram. Was er in New Jersey gesagt habe, habe er aber schon oft gesagt. «Warum ist es jetzt ein Problem? Weil ich nun die Bühne mit einem der grössten Künstler der Welt teile.» Wenn Sheeran ihn implizit unterstützt hätte, wäre ein «Stein ins Rollen» gekommen, schreibt Macklemore. Daher die Absage.

Obwohl diese «implizite» Unterstützung ausblieb, sah sich auch Ed Sheeran gezwungen, «einige Fakten zu klären», wie er ebenfalls auf Instagram schreibt. Dargelegt hat Sheeran vor allem sein Dilemma: Er sei zwar direkt in die Gespräche involviert gewesen – die Absage sei aber die Entscheidung der Organisatoren, über die der Tourvertrag laufe. Er bewundere Macklemores Entschlossenheit, für das einzustehen, woran er glaube – doch er selbst nutze die Bühne bewusst nicht politisch. Auch er habe bezüglich Gaza seine Überzeugungen. Doch er wolle den Raum für die Diplomatie und Empathie auf beiden Seiten offen halten, so Ed Sheeran.

Aber die Musikszene konnte Ed Sheeran damit nicht überzeugen. Innerhalb weniger Stunden haben sich zahlreiche Sängerinnen und Sänger solidarisiert – nicht mit dem irischen Pop-Star, sondern mit Macklemore. Zu ihnen gehören jene Musiker, die ebenfalls in Sheerans Vorprogramm aufgetreten sind. Auch sie würden nun auf die kommenden Auftritte verzichten, gaben Aaron Rowe und Beoga, die Band Lukas Graham sowie der Sänger Finneas, der Bruder von Billie Eilish, bekannt.

Nährboden für Antisemitismus

Ed Sheeran steht deshalb gänzlich ohne Vorgruppen da. Von ihnen wird er zwar weiterhin als «Freund» bezeichnet. Aber sie könnten nicht tatenlos zuschauen, wie «berechtigte Stimmen» zum Schweigen gebracht würden, teilen die für das Vorprogramm vorgesehenen Künstlerinnen und Künstler mit.

Verantwortlich für die Absage ist laut Macklemore und seinen Unterstützern vor allem ein Mann: Robert Kraft. Der Milliardär jüdischer Abstammung besitzt ein Stadion, in dem eines der Konzerte hätte stattfinden sollen. Kraft kritisiert die propalästinensische Bewegung seit langem und hat sich offen für den Ausschluss Macklemores ausgesprochen.

Am Ende sind es aber mehr als ein Kritiker, mehr als ein Konzert und mehr als zwei Wörter, die zum Eklat geführt haben. In einem der Konzerte wandte sich Macklemore an sein jüdisches Publikum: «Kritik an Israel, Kritik an der Apartheid, die Ablehnung von Völkermord – das ist in keiner Weise eine Kritik an euch.»

Allerdings hat sich Macklemore schon früher immer wieder durch zwiespältige Äusserungen dem Verdacht des Antisemitismus ausgesetzt. Seine Reden und Lieder sind durchzogen von Relativierungen der Shoah, faktischer Parteinahme für die Hamas und antisemitisch gefärbt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Das bekannteste Beispiel ist das im vergangenen Jahr veröffentlichte Lied «Fucked Up».

Im Musikvideo dazu wird eine Dollarnote eingeblendet, die mit einer israelischen Flagge verwoben ist. Dazu erscheinen Bilder von Trump, Bezos, Musk und Zuckerberg. Jüdisches Geld manipuliere Medien und «Eliten», suggeriert Macklemore mehrfach. Auch Bilder von Adolf Hitler sind bei «Fucked Up» zu sehen. Die Israeli würden dasselbe mit den Palästinensern machen wie Hitler mit den Juden, diese Botschaft untermauert der Musiker daraufhin mit zwei weiteren Bildern: auf dem einen ein palästinensisches Kind, auf dem anderen ein jüdischer Knabe im Warschauer Ghetto 1943.

Entschuldigung gefordert

Diverse jüdische und israelische Gruppierungen üben seit längerem Kritik an Macklemore. Im jüngsten Fall hat die Organisation Israeli-American Council nach den ersten beiden Konzerten der Tour eine Petition lanciert. «Ed Sheeran, lass nicht zu, dass deine Bühne dazu genutzt wird, Menschen zu spalten oder einseitige politische Propaganda zu verbreiten», schrieb die Organisation.

Auch die Sängerin Pink, jüdischer Abstammung, äusserte sich. Auf Instagram teilte sie einen Post, der eine Entschuldigung bei den Besuchern der Ed-Sheeran-Tour forderte. In den Kommentarspalten wurde Pink dafür heftig kritisiert. Ed Sheeran hat die Kommentarfunktion im jüngsten Beitrag ausgeschaltet. Mit Unterstützung kann auch er nicht rechnen.

Der richtige Mann für Thomas Mann

In «Vaterland» ist Hanns Zischler in der Rolle seines Lebens zu sehen. Porträt eines intellektuellen Ausnahmeschauspielers

Gefeierte Rückkehr nach Deutschland: Erika Mann (Sandra Hüller) und Vater Thomas Mann (Hanns Zischler). PATHÉ FILMS

PAUL JANDL

—

«Gefühl, als ob es in den Krieg ginge», schreibt Thomas Mann am 23. Juli 1949 in sein Tagebuch. Er ist ein Heimkehrer ohne Heimat. Die Stadt Frankfurt will dem Exilanten den Goethe-Preis verleihen. Jenseits der deutsch-deutschen Grenze winkt Weimar mit ähnlichen Ehren: Goethe-Nationalpreis für den Antifaschisten. Es ist eine Reise zwischen Trümmern.

Der polnische Regisseur Paweł Pawlikowski hat aus Thomas Manns kurzem Aufenthalt in Europa ein Roadmovie in Zeitlupe gemacht: «Vaterland». Alles in Schwarz-Weiss. Kriegsruinen. Über den Himmel ziehende Wolken. Unter ihnen eine dunkle amerikanische Limousine, in der Thomas Mann von seiner Tochter Erika durch die Landschaft gefahren wird.

Blicke über den Rückspiegel. Die Tochter ist von heute. Sie sieht das moralisch herabgewirtschaftete Deutschland. Der Vater ist von gestern. Er sieht nur sich. Bei den Feiern in West und Ost wahrt er die Herrschaftsformen des Intellektuellen und klammert sich an das plötzlich nicht mehr ganz konsistente Gefühl, eine Berühmtheit zu sein. Goethe, dieser Ideal- und Universaldeutsche, das ist doch auch er, Thomas Mann. Oder etwa nicht?

Für Schauspieler ist es eine Herausforderung, mehrere innere Regungen gleichzeitig zu spielen. Das Unwillkürliche, das von der Selbstbeherrschung eskortiert wird. Und dann ist da noch etwas. Ein Schriftsteller, der seine Rolle sucht. Einer kann das brillant und hat in «Vaterland» endgültig seine Lebensrolle gefunden: Hanns Zischler.

Der mittlerweile 79-Jährige, der fast gar nichts macht, aber damit alles erreicht. Die Darstellung seelischer Zerrissenheit ist bei ihm ein Werk fast unmerklicher mimischer Verschiebungen. Sandra Hüller als Erika Mann ist eine kongeniale Gegenspielerin. Ihr skeptisches Gesicht gilt nicht nur dem Vater. Es gilt ganz Deutschland. Zur Hölle damit.

«Ich bin Darsteller»

«Paweł Pawlikowski wollte nicht, dass wir etwas spielen, er wollte kein Acting-out», sagt Hanns Zischler. Da haben sich zwei getroffen, denen Understatement alles ist. Als er mit Wim Wenders vor genau fünfzig Jahren den Film «Im Lauf der Zeit» drehte, hat Zischler in einem Interview gemeint: «Ich bin kein Schauspieler, ich bin Darsteller.»

Was man an Kräften spart, tritt als Stil zutage – und seinen Stil der Zurückhaltung hat der Nichtschauspieler in seinen besten Filmen kultiviert. Er hat mit Chantal Akermann gedreht und mit Jean-Luc Godard. Mit Agnieszka Holland, Claude Chabrol, István Szabó, Rudolf Thome, Steven Spielberg und Costa-Gavras. Daneben Fernsehkleinkram.

Ist Zischler kein Selbstdarsteller? In seiner Villa im Berliner Westend kommt Thomas-Mann-Stimmung auf. Das opulente Haus könnte auch an der Hamburger Alster stehen. Die weissen Vorhänge in der sonnendurchfluteten Veranda bauschen sich im Spätsommerwind. Neben dem Pflaumenkuchen türmt sich die Schlagsahne.

Hanns Zischler trägt ein hellblauweiss gestreiftes Seersucker-Sakko, als hätte er irgendetwas mit Jachten zu tun. In einer Glasvitrine liegen Muscheln. Sie zeugen von einer Leidenschaft, die den Vielfachkünstler umtreibt. Er sammelt auch Orangenpapiere und Erratazettel, jene Buchbeigaben, mit denen Verlage früher auf Druckfehler gleichermassen hinwiesen, wie sie sich dafür entschuldigten.

Wegezeichungen, die heute durch Google Maps überflüssig geworden sind, hat Zischler zusammengetragen und damit eine Ausstellung am Marbacher Literaturarchiv gemacht. Der Schauspieler ist neben seinem Hauptberuf noch Übersetzer, Essayist und Romanschriftsteller. Gerade ist sein neues Buch «Yumikos Paravent» erschienen. Da verzettelt sich einer, legt sein Seelenarchiv an und muss nur die fürchten, die es genauso machen wie er.

In Zischlers Bibliothek hat Jean-Luc Godard einmal heimlich eine Seite aus Madame de Staëls «Über Deutschland» herausgeschnitten und an sich gebracht. Godard war ein Leser wie Zischler. Fanatisch und hoch gebildet. Der Schauspieler hat Derrida übersetzt und brillante Bücher über James Joyce und Franz Kafka geschrieben. Ein Klassiker: «Kafka geht ins Kino». Es geht darin um die Filme, mit denen sich der Schriftsteller in Prag und anderswo die Zeit vertrieben hat.

Fast transzendentale Dunkelheit

Wie verhält man sich vor der Kamera, wenn so viel Wissen und Theorien durch den Kopf schwirren? «Man muss einen souveränen Augenblick schaffen und die eigene Intellektualität vergessen», sagt Hanns Zischler. «Es ist ein Augenblick von Geistesgegenwart.» Sein Thomas Mann ist in die schweren Tweedanzüge wie hineingemeisselt. Einen Oberlippenbart musste Zischler sich wachsen lassen. Dazu gab es noch Toupet und Brille. Fertig. «Die Brille, die Thomas Mann getragen hat, gibt es heute noch im Handel.»

Paweł Pawlikowski hat mit «Vaterland» einen hochrealistischen Film geschaffen, der dennoch voller Metaphern steckt. Diese gedankliche Tiefenschärfe begeistert Zischler. Über Wochen ist der Schauspieler jetzt durch Deutschland getourt und hat dem Publikum historische und ästhetische Feinheiten erklärt. Was es mit Thomas Manns Goethe-Rede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auf sich hatte und warum die Lichtregie in «Vaterland» so wichtig ist.

«Stummfilmlichtregie!», sagt Hanns Zischler auf dem weissen Sofa seiner Veranda. «Ganz viel Schwarz!» Es ist, als läge über den Filmfiguren eine fast transzendentale Dunkelheit. Das ist politisch stimmig, hat aber auch private Hintergründe. Pawlikowski hat sich die Freiheit genommen, den Suizid von Thomas Manns Sohn Klaus in die Zeit der Deutschlandreise zu legen. In Wahrheit hat sich der Suizid schon drei Monate früher in Cannes zugetragen.

Noch ein abgewandeltes historisches Detail: Nicht Erika Mann hat den grossen Schriftsteller durch die frühere Heimat begleitet, sondern seine Frau Katia. In «Vaterland» sollte es so sein. Eine Dreiecksgeschichte mit Vater, Tochter und Sohn. Vaterland nicht nur geografisch, sondern auch psychodynamisch. Für die Trauer um seinen Sohn findet der wortgewaltige Thomas Mann keine Sprache.

Hanns Zischlers eigenes, engeres Vaterland liegt rund um das fränkische Dorf Langenaltheim. Die Familie besass hier Steinbrüche. Für das Kind waren das Wunden in der Landschaft, aber zugleich Wunder einer seltsamen Dechiffrierarbeit. «Chaotisches Terrain, das man lesen kann», sagt Zischler.

Vielleicht ist es im neuen Film ähnlich, der zu grössten Teilen in Oberschlesien gedreht wurde. An Orten, die nicht idyllisch sind. In Zonen, die die Sedimente der Geschichte bewahrt haben. Tatsächlich ist es gelungen, noch einen originalen Teil von Hitlers Reichsautobahn zu finden. Darüber gleitet Thomas Manns schwarzer Film-Buick, eine surreale Szene.

Paweł Pawlikowski hat gemeint, dass sein Film wie ein Archiv sei. Er archi-

In Hanns Zischler muss Paweł Pawlikowski einen Thomas Mann gesehen haben, der das Original an einem bestimmten Punkt übertrifft.

viert Historisches mit den Mitteln seines Mediums, aber er reproduziert das Gesicht der Zeit auch in einem wortwörtlichen Sinn. Er sammelt Gesichter. Die vielen Komparsen sehen aus, als wären sie Fotografien aus den vierziger Jahren entstiegen.

Ihm ist jedes Pathos fremd

In Hanns Zischler muss Pawlikowski einen Thomas Mann gesehen haben, der das Original an einem bestimmten Punkt übertrifft. Er tut sich keinen Zwang an, Thomas Mann zu sein. Ihm ist jedes Pathos fremd, und deshalb kann er das Pathos auch entlarvend genau spielen.

Vielleicht waren die frühen Jahre mit Wim Wenders eine gute Schule. Darüber, was eine Rolle ist, hat man bei den Siebziger-Jahre-Filmen «Summer in the City» und «Im Lauf der Zeit» gar nicht erst nachgedacht. Nur kein Herumgetue. Zischler sagt: «Meine Selbstwahrnehmung als Schauspieler war damals: Das lässt sich machen.» Hanns Zischler ist einer, der nie etwas werden wollte. Er wollte auch nie etwas bestimmtes sein. Dumm gelaufen: Jetzt ist er berühmt.

Vaterland: In den Schweizer Kinos ab dem 8. Oktober, in den deutschen Kinos seit dem 3.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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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ötzlich eine Romanfigur

Die Autorin Rachel Cusk schreibt in «Das Leben der M» über eine berühmte Schauspielerin, die Natalie Portman verblüffend ähnlich ist

Ausgelöschte Perspektive: In Rachel Cusks Roman hat nichts und niemand einen Namen.
MARTA PEREZ / EPA

JULIANE LIEBERT

Natalie Portman kann einem leidtun. Da empfiehlt die Schauspielerin die Schriftstellerin Rachel Cusk öffentlich, liest mehrere ihrer Bücher und nimmt sie sogar in ihren sorgfältig kuratierten Instagram-Buchklub auf. Und dann schreibt Cusk einen Roman, der zwar nicht offiziell, aber doch ziemlich offensichtlich auf Portmans Leben basiert.

In «Das Leben der M» wird die Hauptfigur – genau wie Portman – schon als junges Mädchen berühmt. Sie lebt, wie das offensichtliche Vorbild, in Paris, wirbt für eine bekannte Parfummarke und spielt einmal die Rolle einer obsessiven Ballerina. Die Parallelen zu «Black Swan», dem Psychothriller, in dem Portman 2010 die Hauptrolle spielte, reichen dabei bis in einzelne Szenen. Doch Cusks Portman-Double ist nicht bloss eine kaum verhüllte Kopie, sondern eine zutiefst seelenlose, weltfremde Figur. Verfluchte Schriftsteller.

Seitenlange Beschreibungen

Kurzer Rückblick: 2012 veröffentlichte Cusk, die in Los Angeles und in England aufgewachsen ist, mit «Danach» ein Memoir über ihre Scheidung. Dafür bekam sie von Kritikern und Lesern so viel Ärger, dass sie, wie sie später in Interviews erzählte, eine Zeitlang überhaupt nicht mehr schreiben konnte. 2014 tauchte sie mit ihrem neuen Roman «Outline» dann doch schneller als gedacht wieder auf und erklärte, die klassische Figur existiere nicht mehr.

Seitdem kreist Cusks Arbeit um eine Frage: Wie kann man über das Selbst schreiben, nachdem man nicht mehr an ein autonomes, vollständig erzählbares Ich glaubt? Cusk entwickelte die literarische Technik der «annihilated perspective», der ausgelöschten Perspektive. Das autobiografische Ich verschwindet dabei nicht. Es tritt nur einen Schritt zurück und wird indirekt sichtbar – durch die Menschen, denen die Erzählerin begegnet, und durch deren Geschichten.

Dieses Konzept führt Cusk in «Das Leben der M» konsequent weiter. Wie die Protagonistin M hat in diesem Roman nahezu nichts und niemand einen Namen. Die Ich-Erzählerin nicht, die meisten anderen Figuren nicht. Filme werden nicht benannt, Städte und sogar Therapiemethoden anonymisiert. Dafür beschreibt Cusk gerne detailliert Räume. Seitenlang, inklusive Möbelpositionen, Bodenmaterialien, Verglasungen und Gesimsen. Das wird irgendwann etwas öde – es sei denn, man interessiere sich sehr für Räume.

Eine richtige Handlung gibt es auch nicht. Eigentlich kein Problem – würde sie dem Leser nicht am Anfang indirekt versprochen: Zu Beginn schlägt die Erzählerin, eine Schriftstellerin, ihrer berühmten Bekannten M vor, deren Autobiografie zu schreiben. M findet die Idee gut und fragt: «Würdest du dir einfach etwas ausdenken?» Das klingt zunächst spannend. Parallel dazu liegt «der Mensch», mit dem die Erzählerin zusammenlebt, schwer erkrankt im Krankenhaus. Wie wird sich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M und der Erzählerin durch das gemeinsame Buchprojekt ändern? Und wird der Kranke überleben? Diese Fragen stellt sich der Leser.

Doch nach zwanzig Seiten ist der mysteriöse Partner der erzählenden Schriftstellerin wieder gesund, die beiden gehen auf Reisen, und das namenlose Ich konstatiert: «M sollte ich für lange Zeit nicht wiedersehen.» Damit ist der Roman im Grunde schon dort angekommen, wo er für die nächsten hundert Seiten bleiben wird. Im sich zunehmend ins Endlose streckenden Mittelteil verfolgt man zum einen das plötzlich zum Wir gewordene namenlose Ich. Zum anderen in Vignetten das Leben von M in der dritten Person Singular.

Es gibt dabei nicht nur keine Eigennamen, sondern auch keinen Spannungsbogen. Warum sollte man sich auch für dieses aus dem Nichts aufgetauchte Wir interessieren? Das Wir hängt in Galerien herum, M bewegt sich entfremdet durch die verschiedenen, sehr ausführlich beschriebenen Räume. Niemand fühlt etwas. Das heisst: Es gibt durchaus Gefühle – Angst, Kränkung, Begehren, Scham. Aber sie werden sofort in aphoristische Thesen übersetzt. Wenn etwa Eifersucht aufkommt, wird sie sofort analysiert: «In die Liebesaffäre schleicht sich eine grimmige Eifersucht ein. Eifersucht ist die schlimmste Regung überhaupt, weil sie die Struktur der Wirklichkeit untergräbt. Sie verwandelt das Rebellische in Besitzwut, in den Wunsch nach Eigentümerschaft.»

Unfreiwillige Komik

Die Abwesenheit von Namen und die permanente Abstraktion von Emotionen erzeugen eine merkwürdige Gleichförmigkeit – als werde ein Schwarz-Weiss-Film auf eine Petrischale projiziert. Der Blick beim Lesen kann sich nicht scharf stellen. Alles bleibt verklausuliert, unhaptisch und frustrierend kontrastlos.

Natürlich ist diese Nivellierung beabsichtigt. Aber eine formale Absicht hebt ihre ästhetischen Kosten nicht auf, und nach fünfzig Seiten hat man das Verfahren zur Genüge verstanden. Dasselbe Problem wiederholt sich in Cusks Stil. Auf den ersten Blick ist ihr Schreiben beeindruckend klar und stringent. Doch täuscht diese Eleganz leicht darüber hinweg, wie wenig originell der Gedanke darunter oft ist. Cusks M entspricht ziemlich genau dem Klischee der weltentrückten Schauspielerin: vom Ruhm isoliert, von der Berühmtheit entfremdet. Von Ambivalenz ist hier nichts zu spüren.

Je ernster Cusk formuliert, desto unfreiwillig komischer wird ihr literarischer Gestus. Ein Hotelbett beschreibt sie beispielsweise so: «Es ist ein bisschen

Am Ende des Buches fühlt man sich, als hätte man im Imbiss sieben Lagen Alufolie gegessen, und am Ende war da gar kein Döner drin.

zu gross und läuft damit Gefahr, bestimmte Aktivitäten, die in der Vorstellung einiger Menschen alles andere als neutral sind – Sex und Schlaf –, übermässig zu betonen.» Ja, Frau Cusk, es existiert möglicherweise eine Teilpopulation, für die Sex und Schlaf nicht vollständig neutrale Aktivitäten darstellen.

«Das Leben der M» ist ein gebrochenes narratives Versprechen. Cusk opfert den erzählerischen Konflikt der Form, doch die Form trägt nicht. Man liest dieses Buch, und wenn man es endlich zuschlägt, fühlt man sich, als hätte man im Imbiss um die Ecke sieben Lagen Alufolie gegessen, und am Ende war da gar kein Döner drin. «Verdammtes indirektes Ich», könnte Portman sich gedacht haben, bevor sie vermutlich ihre Anwälte anrief.

Rachel Cusk: Das Leben der M. Roman. Suhrkamp, Berlin 2026. 175 S., Fr. 37.90.

Deutschland macht Werbung für den Ernstfall

Bundeswehr, BND und Verfassungsschutz suchen mit poppigen Kampagnen nach Nachwuchs

ZELDA BILLER

Wer zurzeit aufmerksam durch deutsche Grossstädte läuft, könnte nervös werden. In München rollen zum Beispiel seit einiger Zeit Trams in Tarnfarben durch die Stadt. Auf ihnen stehen Werbeslogans der Bundeswehr wie: «Krisenherde löschst du nicht mit Abwarten und Teetrinken.» Oder: «Mach, was wirklich zählt.» Ein paar pazifistische Tramfahrer, deren Arbeit immerhin auch «was zählt», weigerten sich, diese Züge zu steuern. Ihre Begründung: Damit würden sie ungewollten Kriegsdienst leisten. Sie beriefen sich auf Artikel 4 des Grundgesetzes und die dort garantierte Gewissensfreiheit. Das Gericht entschied jedoch zugunsten der unternehmerischen Freiheit des Arbeitgebers.

Doch Deutschland sucht nicht nur nach Soldaten. Auch die Nachrichtendienste brauchen offenbar dringend Nachwuchs. In Berlin prangen schon seit längerem Slogans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an Litfassäulen und auf Plakaten in U-Bahnen: «Schreibtisch in Berlin. Operationen weltweit», heisst es da verführerisch. Oder: «Wir suchen Terroristen (m/w/d). Finde sie mit uns.» Wer die israelische Netflix-Serie «Fauda» kennt und liebt, sieht sich vielleicht schon vor seinem inneren Auge, fliessend Arabisch sprechend, in einer Undercover-Einheit diversen palästinensischen Trans-Terroristen hinterherjagen. Und wer sich nicht gleich für den Einsatz berufen fühlt, kann im offiziellen BND-Online-Shop immerhin Fanartikel des deutschen Auslandsnachrichtendienstes kaufen: Tassen mit Deutschlandflagge oder Adler zum Anpinnen. Bereitmachen für den Ernstfall.

«Im Auftrag der Demokratie»

Auf Spotify wird ausserdem immer häufiger Werbung des Bundesamt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geschaltet. Bevor der nächste Song oder Podcast beginnt, flüstert eine generische Stimme fröhlich: «Pssst, Deutschlands wohl geheimster Berufseinstieg wartet auf dich.» Gelockt wird mit «Einsatzbereichen, die es kaum irgendwo sonst gibt. Observation, Informationsbeschaffung, Analyse.» Zum Schluss heisst es: «Bring deine Stärken ein. Übernimm Verantwortung und starte in eine zukunftssichere Karriere mit Sinn. Werde Verfassungsschützer*in.» Der Name der Kampagne: «Im Auftrag der Demokratie».

Dass die Bundesrepublik dringend Soldaten braucht, ist kein Geheimnis. Jahrzehntelang wurde das Militär vernachlässigt. Die Deutschen hatten sich an den Frieden gewöhnt und aus dem «Nie wiede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verständlicherweise, aber letztlich auch etwas realitätsfremd, die Vorstellung abgeleitet, Deutschland dürfe nie wieder militärisch aktiv werden. Jetzt die Umkehr: Die Bedrohung durch Russland ist real, und auf die Amerikaner ist kaum mehr Verlass. Bis 2035 soll die Bundeswehr von derzeit 186 000 auf 260 000 aktive Soldatinnen und Soldaten wachsen. Dafür wird nicht nur in Plakate, sondern auch in Influencer als Werbepartner investiert.

Der Widerstand ist allerdings gross: Immer mehr öffentliche Berufsintellektuelle unterzeichnen offene Anti-Kriegs-Briefe und schreiben Bücher gegen die Militarisierung. Gerade erst ist von der Journalistin und Schriftstellerin Mithu Sanyal der Pazifisten-Katechismus «Nein. Gegen die Militarisierung der Gegenwart» erschienen. Letztes Jahr zog der nicht einmal 30-jährige Publizist Ole Nymoen mit seinem Buch «Warum ich niemals für mein Land kämpfen würde» von Talkshow zu Talkshow. Dabei sagte er historische Sätze wie: «Ich möchte lieber in Unterdrückung leben, als tot zu sein.»

Nicht nur die Bundeswehr, auch der Verfassungsschutz, dessen Aufgabe es ist, die Demokratie gegen diejenigen zu schützen, die sie von innen heraus abschaffen wollen, hat es offenbar schwer mit seinem Image. Oder nimmt seinen Auftrag sehr ernst. Obwohl das Bundesamt sein Personal in den letzten zwanzig Jahren bereits verdoppelt und sein Budget verdreifacht hat, sucht es weiterhin nach neuen Mitarbeitern. Und wirbt dabei mit ähnlichen Versprechen wie die Bundeswehr: einer Arbeit mit Sinn, Verantwort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Bedeutung.

Abschaffung gefordert

Mit dem Bundesamt wächst auch die Kritik an ihm. Alice Weidel, die Bundessprecherin der AfD, behauptet seit Jahren, dass es sich beim Verfassungsschutz, der einzelne Landesverbände ihrer Partei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stuft, um «schmierige Stasi-Spitzel» handle. Auch nicht selbst Betroffene, wie der Jurist und Journalist Ronen Steinke, fordern seine Abschaffung. Der Verfassungsschutz sei nicht transparent genug in seinen Beobachtungskriterien und anfällig dafür, ein politisches Instrument der Regierenden zu sein, weil er dem Bundesinnenministerium unterstehe, so Steinke. Dazu kommen immer wieder Skandale: V-Mann-Affären, behördliche Versäumnisse, das Versagen im NSU-Komplex.

Welche Schlüsse lassen sich aus all der poppigen Staatswerbung von Bundeswehr, BND und Verfassungsschutz ziehen? Lauern heute an jeder Ecke Kriegsdienstverweigerer, Terrornetzwerke und Verfassungsfeinde? Ist zum Beispiel die Werbeoffensive des Bundesamt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ein Zeichen dafür, dass der Staat seinen Bürgern zunehmend misstraut?

Man könnte sogar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gehen: In einer Demokratie sind die Bürger der Souverän. Sie übertragen dem Staat Macht und erteilen seinen Institutionen einen demokratischen Auftrag. Wenn staatliche Behörden wie der Verfassungsschutz nun selbst umgekehrt damit werben, den Bürgern einen «demokratischen Auftrag» zu geben, wirkt das beinahe wie eine Umkehrung dieses Verhältnisses: Nicht mehr die Bürger erteilen dem Staat den demokratischen Auftrag, sondern der Staat wirbt darum, dass die Bürger seinen Auftrag übernehmen.

Man kann das alles aber auch ganz anders sehen. Nicht als Grund zur Beunruhigung, sondern zur Erleichterung: Nach Jahrzehnten der militärisch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elbstbeschränkung fängt Deutschland an, etwas nachzuholen, was für andere Staaten längs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In Schweden zum Beispiel hat man sich an die bunte Werbung der Streitkräfte schon lange gewöhnt. Und selbst in Israel ist es nicht unüblich, dass der Mossad öffentlich mit Plakaten oder versteckten Rätselaufgaben um Nachwuchs wirbt.

Vielleicht sind tarnfarbene Trams und Werbeplakate im Fahndungsstil also kein Zeichen dafür, dass Deutschland gefährlicher geworden ist. Sondern dafür, dass es ein bisschen normaler wird.

STADTARCHIV ZÜRICH

Schatten über dem Emigrantentheater

Ferdinand Rieser rettete von den Nazis verfolgten Schauspielern das Leben. Statt Dankbarkeit erntete er Verachtung. Von Rico Bandle

Der Gemeindepolizist im noblen Zürcher Vorort Rüschlikon bekommt es in der Nacht vom 27. Juni 1947 mit einem aussergewöhnlichen Fall zu tun. Auf seinem nächtlichen Rundgang stösst er um etwa 23 Uhr beim Parkplatz des Hotels Belvoir auf die Ehefrau des früheren Schauspielhaus-Direktors Ferdinand Rieser, die verzweifelt um Hilfe bittet. «Frau Rieser erklärte mir, ihr Mann sei nicht mehr zu finden, vermutlich sei ein Mord passiert», gibt der Polizist später zu Protokoll.

Kurz darauf entdeckt er in einem Kellerzugang hinter dem Hotel tatsächlich einen reglosen Körper mit einem zertrümmerten Schädel. «Ich sah, dass der Mann in seinem Blute lag und keine Lebenszeichen mehr von sich gab», heisst es im Polizeibericht, den das Zürcher Staatsarchiv auf Antrag der NZZ erstmals zur Einsicht freigegeben hat. Beim Toten handelt es sich um Ferdinand Rieser.

Der Theaterunternehmer hat nach dem Abendessen mit Freunden die Tischrunde auf der Hotelterrasse verlassen, um den Kühler seines Autos mit Wasser nachzufüllen – und ist in der Dunkelheit in einen zwei Meter tiefer gelegenen Kellereingang gestürzt. Zeugen gibt es keine. Ist der ehemalige Theaterdirektor gestossen worden? Die Polizei glaubt das nicht: «Bei der Untersuchung ergaben sich keine Anhaltspunkte dafür, dass eine Drittperson irgendwie am Tode Riesers gewirkt hat.»

Ständige Drohungen

Der unerwartete Tod Ferdinand Riesers ist den grossen Zeitungen NZZ und «Tages-Anzeiger» nur eine kleine Meldung wert. Weder die Stadt noch das Schauspielhaus schicken einen offiziellen Vertreter an die Trauerfeier auf dem Friedhof Fluntern. Die NZZ druckt einige Tage später immerhin die kurze Grabrede ab, die wegen einer Erkrankung des Redners nicht gehalten worden war.

Aussenansicht des Zürcher Schauspielhauses am Heimplatz, nach 1927.

Wenn heute von der ruhmreichen Zeit des Emigrantentheaters die Rede ist, des letzten bedeutenden freien Theaters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fallen meistens bloss die Namen von Riesers Nachfolgern, Oskar Wälterlin und Kurt Hirschfeld. Obschon diese das Starensemble von verfolgten Künstlern fast vollständig von Rieser übernommen hatten. Ferdinand Rieser taucht kaum irgendwo auf. Keine Strasse ist nach ihm benannt, kein Platz, es gibt in Zürich nicht einmal eine kleine Gedenktafel für den mutigen Theaterdirektor. Die Erinnerung an ihn wurde wie weggewischt.

Selbst jetzt, da das Schauspielhaus sein 100-Jahr-Jubiläum feiert, hält man sich mit einer Würdigung des Theatergründers zurück. «Ferdinand Rieser bleibt eine widersprüchliche Figur», heisst es im Jubiläums-Blog des Schauspielhauses. «Für die einen ist er ein knallharter Geschäftsmann und «Kapitalist, Geizhals!», für die anderen ein Mann, der verfolgten Künstler*innen das Leben rettet.»

Bis heute ist es seltsam still um Ferdinand Rieser. Der jüdische Unternehmer und Theaterfanatiker holte nach der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verfolgte Künstler aus Nazi-Deutschland nach Zürich, zum Teil direkt aus dem KZ. Unter ihm entwickelte sich das Schauspielhaus Zürich zu einem vielbeachteten Zentrum des künstlerischen Widerstands gegen die Nazis. Die ständigen Drohungen und Anfeindungen seiner vielen Gegner nahm er hin – bis er sich 1938 plötzlich dazu entschied, in die USA auszuwandern. Womöglich war ihm alles zu viel geworden. Vielleicht fürchtete er sich auch vor einer Invasion der Deutschen. Wenige Wochen zuvor war die Wehrmacht in Österreich einmarschiert.

Ferdinand Rieser wird 1886 als Sohn eines jüdischen Weinhändlers in Zürich geboren. Bereits mit 22 Jahren muss er nach dem Tod des Vaters den elterlichen Betrieb übernehmen. Doch sein wahres Interesse gilt dem Theater. Eine

Leidenschaft, die er mit seiner Frau Marianne teilt, der Schwester des Schriftstellers Franz Werfel. 1922 erwirbt er mit seinem Bruder die alte Pfauenbühne in Zürich, 1926 baut er das Theater für 1,4 Millionen Franken um und gründet mit der Schauspielhaus AG eine eigene Betriebsgesellschaft. Am 30. September 1926 legt Rieser mit der ersten Premiere los. Es ist die Geburtsstunde des Zürcher Schauspielhauses, wie wir es heute kennen.

Es gibt in Zürich nicht einmal eine kleine Gedenktafel für den mutigen Theaterdirektor. Die Erinnerung an ihn wurde wie weggewischt.

Rieser betreibt die Bühne bewusst als Privattheater, ganz ohne Subventionen. Er will frei bleiben von jeglicher Einflussnahme durch die Politik. Eine Entscheidung, die sich als elementar erweisen sollte: Ohne diese Unabhängigkeit wäre die spätere kämpferisch-antinazistische Haltung des Theaters nicht durchzusetzen gewesen.

Anschlag auf das Theater

In den Anfangsjahren stehen vor allem populäre Stücke auf dem Spielplan, was für eine privat finanzierte Bühne unabdingbar ist. Das Niveau ist zwar ordentlich, aber weit weg von der deutschsprachigen Topliga. Das ändert sich mit der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1933, als die Bühnen Deutschlands umgehend von Juden und Kommunisten gesäubert werden. Rieser reagiert rasch und holt die grossen Stars ins Schauspielhaus. Wolfgang Langhoff, Therese Giehse, Leopold Lindtberg und viele mehr.

Wie sehr sich Rieser für die Schauspieler einsetzt, zeigt sich am Beispiel von Wolfgang Langhoff, der im Sommer 1933 als Kommunist im Konzentrationslager Börgermoor interniert und schwer misshandelt wird. Rieser interveniert schriftlich bei Hans Hinkel, dem Leiter der Filmabteilung im Propagandaministerium von Joseph Goebbels, sowie bei der Gestapo und der Polizei. 1934 wird Langhoff entlassen, erhält aber keine Reiseerlaubnis. Im Kofferraum eines Autos gelingt ihm die Flucht in die Schweiz. Das Ehepaar Rieser nimmt ihn für zwei Monate in seiner Villa auf, sorgt für die Pflege des körperlich stark geschundenen Schauspielers und lässt auf eigene Kosten sein Gebiss richten, das ihm im KZ zerschlagen worden war.

Langhoff wird am Schauspielhaus zum Publikumsliebling. 1935 veröffentlicht er in einem Schweizer Verlag seine Memoiren, «Die Moorsoldaten». Das Buch geht als eine der ersten Schilderungen des Horrors in NS-Konzentra-tionslagern in die Geschichte ein.

Auch künstlerisch zeigt Rieser Mut. Bereits im November 1933 bringen er und sein damaliger Chefdramaturg Kurt

Mythos vom kunstfernen, gagenwuchernden Weinhändler.»

Hirschfeld Ferdinand Bruckners «Die Rassen» zur Uraufführung, eine Anklage gegen die Judenverfolgung. Im Zuschauersaal sitzen die Schriftsteller Thomas Mann und Carl Zuckmayer. 1934 sorgt Friedrich Wolfs polemisches Anti-Nazi-Stück «Professor Mannheim» für Krawalle. Die Frontisten marschieren vor dem Theater auf, attackieren die Polizei, 108 Personen werden verhaftet.

Der Widerstand gegen Riesers Theater ist gross. Nicht nur von Nazis, sondern auch von Schweizer Politikern und Schriftstellern, die ein mehr auf die Schweiz bezogenes Programm verlangen. Der Literaturprofessor und Nationalrat Walter Muschg fordert, das Theater müsse zu einem «Instrument der neuen Schweizergesinnung» werden. Es sei unhaltbar, dass eine so wichtige Kulturinstitution als Privat-theater geführt werde.

Die Ablehnung durch die Schauspieler schmerzt Rieser mehr als alles andere: Er hätte sich gerne als Teil der Theaterfamilie gesehen, die gemeinsam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kämpft.

Rieser, der jeden Tag von morgens früh bis tief in die Nacht im Theater weilt, hat in dieser Zeit immer eine Waffe griffbereit. Trotz Polizeischutz verüben die Frontisten am 22. Juni 1935 einen Anschlag. Während einer Aufführung von Brechts «Dreigroschenoper» platzen mehrere Stink- und Tränengas-bomben im Zuschauerraum, auf der Herrentoilette lässt eine Petarde die Fensterscheiben bersten.

Der Direktor hat nicht nur ausserhalb, sondern auch innerhalb des Theaters mit vielen Gegnern zu kämpfen. Ausgerechnet Wolfgang Langhoff wird zu einem der Rädelsführer gegen den Direktor, den er in seinem klassenkämpferischen Denken als kapitalistischen Ausbeuter betrachtet. Ab Ende 1934 leitet Langhoff am Schauspielhaus eine kommunistische Zelle, die kleinste Organisationseinhei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die aus konspirativen Gründen maximal vier oder fünf Mitglieder umfasst.

In der Langhoff-Biografie von Esther Slevogt (2011) wird die ideologiegetriebene Abneigung der Schauspieler gegenüber ihrem Chef folgendermassen beschrieben: «Rieser hatte [...] meist nicht nur die von der Fremdenpolizei geforderte Kaution für die von ihm engagierten Schauspieler aufgebracht – allein für Langhoff sind es im Sommer 1934 2000 Franken –, sondern später Schauspieler auch persönlich aus dem Urlaub zurückgeholt, wenn ihre Abschiebung drohte, und sie in seiner Villa untergebracht, bis die Gefahr abgewendet war, was später kaum einer der von ihm geretteten Schauspieler je für erwähnenswert hielt. Stattdessen beteiligten sie sich am Fortschreiben des rufmörderischen

Bis heute wird Rieser vorgeworfen, er habe die Notlage der Künstler ausgenützt und Dumpinglöhne bezahlt. Der Theaterwissenschafter Peter Exinger hat dies in seiner Dissertation über Rieser jedoch längst relativiert. Die Arbeitsbelastung sei zwar tatsächlich hoch gewesen, und die Stars aus Deutschland hätten weniger verdient als zuvor an den grossen deutschen Bühnen, die Löhne am Schauspielhaus seien aber deutlich höher gewesen als in allen anderen Theatern der Schweiz. Was den Schauspielern offensichtlich zu schaffen machte: Sie sind dem in Geldfragen oft unnachgiebigen Direktor ausgeliefert, Alternativen haben sie keine.

Furcht vor der Rückkehr

Die Schauspielerin Therese Giehse macht sich später über die Kommunisten lustig, die ständig über den Direktor herziehen, aber kräftig zugreifen, wenn es etwas zu holen gibt. «Die Roten vom Schauspielhaus» frassen ihm [Rieser] nicht nur aus der Hand, sie machten sich mit Kennerfreuden über das jeweils Aufgetischte her.»

Wie einzelne dieser Schauspieler über Rieser sprechen, klingt nicht nur undankbar, sondern geradezu bösartig. Erwin Parker schreibt in seinen Memoiren über die Zeit nach dem Abgang des Direktors: «Wir [die Schauspieler] haben Rieser so gründlich wie möglich aus unserem Gedächtnis getilgt.»

1938 ziehen die Riesers in die USA und vermieten das Theater an die Neue Schauspiel AG, die den Spielbetrieb weiterführt – nun als städtisch subventioniertes Theater, das sich in den Dienst der geistigen Landesverteidigung stellt. Rieser bietet der Stadt das Theater für 3,5 Millionen Franken zum Kauf an, diese findet den Preis zu hoch und lehnt ab.

Die Theaterverantwortlichen befürchten, Rieser könnte nach dem Krieg zurückkehren, um sein Theater wieder selber zu führen. Was sein gutes Recht wäre, das Haus gehört schliesslich ihm. Der Verleger Emil Oprecht, Präsident der Neuen Schauspiel AG, wendet sich 1944 deswegen sogar an Stadtpräsident Adolf Lüchinger.

Ende Mai 1947 kommt Rieser tatsächlich zurück und quartiert sich im noblen Hotel Storchen ein. Dass er beabsichtigt, das Theater wieder zu übernehmen, wie in der Stadt gemunkelt wird, ist eher unwahrscheinlich, jedenfalls finden sich dafür keine Anhaltspunkte. Doch kaum hat sich seine Anwesenheit herumgesprochen, erhält er wieder Drohbriefe. Dies dürfte auch der Grund sein, weshalb seine Frau sofort einen Mord wittert, als ihr Mann nach dem geselligen Abendessen in Rüschlikon plötzlich nicht mehr auftaucht.

Ferdinand Rieser Direktor des Zürcher Schauspielhauses von 1926 bis 1938

An die Erben zurückgeben?

Wie mit dem mutigen, aber wahrscheinlich charakterlich nicht ganz einfachen Theaterdirektor umgegangen wurde, kratzt an der gerne erzählten Heldengeschichte um das Zürcher Emigrantentheater. Womöglich spricht man deshalb nicht gerne über Rieser.

Auch ein anderer Aspekt ist für ein Theater, das gerne den moralischen Zeigefinger hebt, eher ungemütlich: Würde man beim Schauspielhaus dieselben Massstäbe anlegen wie bei den Bildern der Bührle-Sammlung, so müsste man wohl über eine Restitution des Schauspielhaus-Gebäudes an die Rieser-Erben nachdenken. Zwar hat Riesers Witwe das Gebäude erst 1952 verkauft, weil die Stadt den Preis lange Zeit als zu hoch empfand, doch ohne die Flucht aus Angst vor einer NS-Verfolgung hätte Ferdinand Rieser sein Theater wohl kaum aus der Hand gege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