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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战争对手如何试图利用一场并非选举的选举 ► 政治

南德意志报

关于政治、文化、经济与体育的慕尼黑最新消息

慕尼黑，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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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卷 / 第38周 / 第214号 / 4,50 欧元

侧光 (Das Streiflicht)

照片：弗里德里希·邦格特

(SZ) 此时此刻，解读时代迹象显得尤为紧迫。自己在教育排名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的工作还能抵抗 AI 多久？如果从现在起只吃鱼，我能活到 100 岁吗？最后一个问题尤其紧迫，因为一旦决定效仿日本饮食传统采取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就总会面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鱼还能吃。对于鳕鱼来说，这很容易调整；对于金枪鱼，答案已经进入了批判性的道德领域；而对于雌性拟鲤，情况则清晰得令人丧失食欲：这种鲤鱼类鱼类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在德国和奥地利是被禁止捕捞的。如果被捕获，必须立即将其释放。显而易见，雌性拟鲤是不可以被食用的，在餐饮业中更是绝对禁止。

正是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了。位于沃尔夫冈湖畔圣吉尔根的一家星级餐厅在菜单上提供了一道雌性拟鲤菜肴。网站“Die Cuisinière & Der Connaisseur”的两名餐饮评论家率先报道了此事。他们在试餐访问时注意到，一道“雌性拟鲤塔可”被作为“本周渔获”推销。在询问下，该餐厅解释称，这当然是一条“Nerfling”（拟鲤）。这两位专家指出，这仅仅在拼写上让情况看起来好了一点，因为如果被列入红皮书的动物出现在菜单上，将面临高额罚款。无论它们被叫作 Nervling 还是 Nerfling。

进一步的调查导致了诸如提及私人鱼塘之类的辩解，到此为止已经走得太远。这些辩解转移了人们对雌性拟鲤的注意力，这种鱼潜伏在湍急河流的深处不为人知。《布雷姆动物生活》报道了另一种近亲——灰拟鲤，尽管鱼刺很多，但得出了一个令任何高级餐厅都感到挑衅的结论：“两者的肉都被赞誉为美味。”不过，美味的 Nerfling 与折磨女性的“神经锯”（Nervensäge，德语俚语，指令人烦躁的人）毫无关系。它在肥沃的五月，即玛利亚之月产卵。正如《标准报》所写，它曾经也被称为 Nörfling、Örfling 和 Orfe，这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表示红色鱼类的词汇“orphus”。这种闪光的鱼是河流渠化工程的受害者，也是一个可悲的明星，只有在被公开烹饪时才会获得关注。就像最近 2024 年在 ORF 节目《今日下奥地利州》中那样，伴随而来的是愤怒与软弱道歉的循环。雌性拟鲤值得更好的待遇。愿它很快能合法且无需过多喧嚣地被食用。只有那样，它才会再次好起来。

今日

观点

仅根据自身利益而定的发展援助，正在挥霍德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4

政治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关于疫情期间口罩采购的数十亿欧元诉讼…… 6

经济

玛丽·贾罗尼，该国最大钢铁制造商的负责人，警告 AfD 的风险…… 13

作者：丹尼尔·布罗斯勒（Daniel Brössler）、格奥尔格·伊斯马尔（Georg Ismar）和亨里克·罗斯巴赫（Henrike Roßbach）

柏林——这是一次协调一致的行动，具有党派政治“紧急制动”的性质：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议会选举前几天，基民盟（CDU）的各州总理联合起来，旨在支持深陷困境的党主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并稳定联邦政府。在周三发布的一份共同声明中，各州政府首脑写道：“重建民众对基督教民主主义信任的途径在于倾听和政治行动，而非人事讨论。”德国政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定性，现在关键在于“德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团结、执行力和清晰的路线”。在选举之夜与基民盟权力人物会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须的。

目前，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及其同事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黑森州）、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凯·韦格纳（Kai Wegner，柏林）、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萨克森州）、戈登·施尼德（Gordon Schnieder，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马里奥·福伊特（Mario Voigt，图林根州）以及丹尼尔·京特（Daniel Günther，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立场。武斯特此前被认为是取代梅尔茨竞选总理的最有希望的候选人。然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将在明年举行选举；在当地深受民众欢迎的武斯特若转任柏林，可能会危及基民盟在这个重要联邦州的胜选。此外，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CSU）主席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在联盟内部也被视为梅尔茨的潜在替代方案。不过，他近期已多次公开支持这位党主席。

现在，各州总理在声明中写道：“德国需要可靠性和果断的行动。”当政治能够解决问题和疑问，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信任将会重新建立。“这是我们，即基民盟各州总理的坚定信念，也是所有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对我们国家的共同责任。”民众可以信任“我们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作为州总理，“我们愿意并将在与联邦总理共同努力的情况下，为此做出贡献”。各州首脑还引用了梅尔茨本人经常强调的一个论点：联邦德国在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明年法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将举行选举，其结果“不确定”。因此，欧洲将更加依赖一个稳定且强大的德国。

梅尔茨身边的人周三表示，他欢迎这种支持。通过这份声明，各州总理展示了他们对德国的责任感。在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下，关键在于“稳定性以及在国家更新过程中的公信力”。梅尔茨正与声明起草者共同“呼吁客观理性，并争取公民对改革进程的信任”。

此前，这种团结曾受到质疑。特别是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惨败以来，党内和党团内部出现了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猛烈批评。人们在讨论，鉴于梅尔茨、联盟以及联邦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低至创纪录的水平，更换总理候选人是否已不可避免。

因此，梅尔茨本人在内部抱怨缺乏支持，并定于周日选举之夜在康拉德-阿登纳之家里举行一次主席团会议。鉴于目前的形势——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可能会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柏林可能会排在左翼党之后位列第二——党总部认为一次投票

亨德里克·于斯特（左）与丹尼尔·京特，分别担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的基民盟（CDU）州长，他们支持其党魁。照片：POLITICAL MOMENTS / IMAGO

在执政伙伴社民党（SPD）内部，人们同样试图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剧烈波动并稳定政府。社民党领导人拉尔斯·克林拜尔和贝尔贝尔·巴斯为此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团结信号，旨在增强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邀请了一批前任党主席于周一晚上前往威利·勃兰特大厦，其中包括近期因尖锐批评而引起关注的前社民党主席西格马·加布里埃尔。弗朗茨·明特费林因健康原因无法出席，格哈德·施罗德未获邀请。由于马努埃拉·施韦齐格及其领导的社民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预计将取得强劲成绩，预计同样备受争议的克林拜尔和巴斯能够留任——但施韦齐格希望在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修正方案中发挥影响力。

第 2, 4 页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中的蝇脑

果蝇成了当下的网络红人：YouTube、Instagram 或 TikTok 上的短视频展示了这些昆虫在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毁灭战士》（Doom），或者在汽车模拟器中打转向灯并驾驶。这些看起来像是个巨大的玩笑，但其实有着科学核心：一个由美国 Janelia 研究园区、剑桥大学和谷歌研究团队（Google Research）组成的科研小组，于 9 月初在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公布了一只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雄性的中枢神经系统完整图谱——并将该文件向所有人开放。“这个想法是为了让果蝇研究社区能够接触到它，以便他们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神经元，”参与该项目的莱比锡大学生物学家卡塔琳娜·艾希勒（Katharina Eichler）说道。不过，研究人员并未预料到这个所谓的“连接组”（Konnektom）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公众关注。

果蝇中枢神经系统的完整图谱已在网上公布——而且它还在玩《我的世界》和《毁灭战士》。

事实上，这甚至不是第一个被完整绘制图谱的果蝇大脑。早在 2024 年，一只雌性果蝇的器官图谱就已在网上公布。但现在，除了大脑，人们还可以研究它与果蝇脊髓的连接。“我们第一次在感觉神经细胞和运动控制之间闭合了环路，”艾希勒说。也就是说，从刺激到动作的所有连接都已被绘制。大脑现在可以控制一个虚拟身体。

程序员们利用了这一点，例如将果蝇大脑作为一个自动玩家放入《我的世界》（Minecraft）的方块世界中。果蝇在其中接收到的虚拟刺激将通过果蝇大脑图谱进行处理，并转化为动作。其他人则驱动果蝇大脑进行比特币交易，或者让它在一部新款 iPhone Duo 的两个屏幕上同步进行“末日刷屏”（doomscrollen）。

艾希勒看到的第一个关于蝇脑的恶搞视频是展示一只果蝇在玩《节奏光剑》（Beat Saber）——这也是艾希勒本人最喜欢的游戏。在游戏中，玩家（或果蝇）必须跟随音乐节拍，用光剑劈砍飞向自己的方块。艾希勒表示，真实的果蝇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愿意拿我一年的年薪来打赌。”因为这些果蝇在模拟中表现出的动作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真实。“目前还无法在科学上精确地模拟大脑中的运行过程。”

评论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同情虚拟蝇脑的声音。现在所看到的，或许是一个令人清醒的预见：如果有一天人类大脑被完整绘制，人类会对之做些什么。不过，研究人员目前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艾希勒说，即使是小鼠大脑，目前也仅绘制了 1 立方毫米。“要完成整个小鼠大脑，我们肯定还需要 10 到 15 年。”

虽然神经系统图谱已经完整，但刺激在路径上具体是如何被处理的，仍然是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个巨大谜团。特蕾莎·帕尔姆（Theresa Palm）

然后是：征收？

在柏林的选举中，左翼党的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可能会成为执政市长。唯一的问题是，革命与现实政治将如何共存。

第三页

建立更稳定欧盟的计划

乌苏拉·冯德莱恩希望使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布鲁塞尔 ——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在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中，宣布了广泛的新倡议和立法项目。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议员面前，她重点谈到了与加拿大的更紧密合作、移民、气候变化适应以及安全与国防计划。这位政治家将欧盟塑造为一个旨在在日益动荡的世界中确保欧洲安全和自主权的强权。在此背景下，冯德莱恩主张进一步独立于美国。她表示，欧洲需要拥有自己的能力，“尤其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了实现独立，例如必须大规模提升数据中心的容量。在人工智能议题上，欧盟希望“与加拿大、英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在威胁欧洲独立的所有危机中，委员会主席在当天将其中一项列为首位：经济危机。DPA ▶ 第 4, 6 页

加重对持刀袭击的处罚

柏林 —— 联邦政府正在加强打击激进伊斯兰主义和所谓“潜在危险分子”的力度。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CSU）和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SPD）周三在柏林公布了一项十点计划，其中旨在提高对持刀袭击以及为所谓“伊斯兰国”进行宣传的处罚。此举是对 25. 7 月一名伊斯兰主义袭击者在柏林 CSD 发起的袭击作出的回应。持刀袭击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对潜在危险分子的监控将有所加强，例如通过使用电子脚镣。路透社 > 第 6 页

天气预报

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在白天将有阴沉的云层经过，并伴有少量降雨。其余地区大多保持干燥。阳光与云层交替出现。下午气温在 15 到 25 度之间。

第 16 页及巴伐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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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总理面临压力。降低燃油价格旨在提升国内情绪。与此同时，社民党（SPD）希望将自己塑造为政府的稳定之锚。

昂贵的加油：目前许多加油站正午的柴油价格跳升至 2,50 欧元以上。 照片：FLORIAN GAERTNER / PHOTOTHEK / IMAGO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已宣布将减轻公民的负担。为此已有若干建议，但每项建议都存在缺陷。

燃油价格应当下降 —— 但如何实现？

作者：Michael Bauchmüller, Oliver Klasen 和 Amelie Rosée

开姆尼茨附近的 A4 高速公路，往德累斯顿方向的 Auerswalder Blick 服务区：正午 12 点，柴油价格恰好为 2,909 欧元 —— 在这个时代，这已成常态。高速公路上的加油一直以来都格外昂贵。现在，许多价格正逼近 3 欧元大关。在周日将举行选举的什林，正午最便宜的柴油每升售价为 2,519 欧元。这些数字极具引发不满的潜力。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周二表示，已经达到了“负担极限”。联邦政府将“很快”提出一项建议。但具体是哪一项？超额利润税、燃油价格上限、降低增值税、直接发放补贴还是提高通勤补贴 —— 建议并不缺乏。只是每个想法都有其缺陷，而且人们早已未能达成共识。

超额利润税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猜测，认为燃油价格上涨的真正赢家是矿产石油巨头。自5月以来，联邦卡特尔局一直在深入调查炼油厂的定价机制。怀疑点在于：价格过高。然而，审查工作也显示出其难度之大，因为价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移动目标’，”卡特尔局局长安德烈亚斯·蒙特（Andreas Mundt）表示。这导致进程被拉长。因此，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更快地给出答复：征收一项“超额利润税”。其参考模板是欧盟能源危机贡献金，欧洲人在2022年和2023年的危机年份中通过该机制抽走了能源巨头的利润。根据联邦财政部的数字，当时共有13家公司申报的危机贡献金总额超过24 亿欧元。不过，这最初仅仅是对利润的抽离，尚未能缓解价格压力。因此，这可能只能为另一项措施提供资金。此外，其他欧盟国家也必须同步采取行动。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对此极力主张；在周五举行的欧盟财长非正式会议上，该工具将成为议题。但在政府内部，对于此类干预存在抵触情绪，其中以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基民盟）最为明显。

燃油价格上限

后者同样适用于价格上限的构想，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所要求的。通过该机制，将为加油站设定一个最高价格，该价格根据预先设定的公式确定。卢森堡和比利时采取了类似做法。然而，燃油价格能因此下降多少尚不确定，因为上涨的原油成本也将被计入其中。而且自冲突再次升级以来，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再次远高于每159-Liter-Fass 100欧元。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仍警告不要通过公式来限制燃油价格——因为这最终会扭曲市场信号。他们目前的建议是：尽可能减少消费。周三下午，油价约为每桶107欧元。

油价补贴

早在今年春季，联邦政府就采取了减税措施：每升矿物油税减免近 17 分，含 19% 的增值税。然而，不同地区的车主实际获得的减免额度各异。垄断委员会随后写道：“未来应避免采取干预自由定价的措施（如油价补贴），因为这类措施成本高昂、减负不对称，且无法完全传递给消费者，最重要的是，它们会削弱由资源短缺引起的价格信号。”这番评价十分犀利。但联邦政府内部早已在传议另一种形式的补贴：降低增值税。目前增值税率为 19%，且不仅针对纯燃料征收，还涵盖在矿物油税和二氧化碳价格之上。以什未林（Schwerin）为例：每升 2.519 欧元的柴油中包含 40 分的增值税。如果适用 7% 的优惠税率，每升价格将降至 2.25 欧元。基民盟（CDU）议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表示，这是一项“显而易见的措施”。经济部长赖歇（Reiche）对此表示赞同。她在休斯顿（美国）出席 G20 能源部长会议期间表示，此类减税可以在民众能直接感受到负担的地方——即加油站加油泵处——发挥作用，“且一旦实施将立即产生效果。”

问题在于：增值税由联邦和各州共同分配，极小一部分分配给市镇。因此，各州必须同意降低税率。一名政府发言人周三表示，“联邦政府内部以及与各州之间”目前正在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表明该方案正被认真考虑。然而，经济界已经出现了反对声音：他们认为这对企业几乎没有好处，因为企业无论如何都可以抵扣增值税。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Joachim Rukwied）抱怨道：“对于采用常规计税制度的企业来说，增值税只是一个过手项目。”

直接发放

理论上，直接向公民发放补贴也是可行的。赖歇部长对此表示支持。她在休斯顿表示：“如果高能源价格持续时间较长，我们需要为低收入人群建立一条可靠的渠道，以实施进一步的有针对性的减负。”她希望必要的机制能在明年年初前准备就绪。到目前为止，该机制仅存在于纸面上，联邦中央税务局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收集公民的银行账户信息。但进展并不迅速：

目前，国家仅掌握了 19% 公民的国际银行账户号码（IBAN）。半年前，在危机开始、直接发放补贴首次被讨论时，这一比例为 18%。可见这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掌握了大多数公民的数据，仍需要一部“福利法”作为发放资金的法律依据。但这目前仍是理论推演。对于拒绝任何形式的税收补贴（认为这是对化石能源的昂贵援助）的环境组织来说，向所有人直接发放仍是首选方案。联盟党内部也有支持者。

后续如何？

政府发言人斯特凡·科内柳斯（Stefan Kornelius）表示，联邦政府将采取哪种工具目前正在内部磋商。唯一的要求是必须迅速行动。“您可以肯定，言论之后很快就会有行动。”他的原意大概是，或许不会一夜之间完成，但两夜之间可以。面对诸多难以简单解决的问题，时间已经不多了。

地窖里的掌声

总理目前正处于权力之争中，但在柏林的一次亮相中，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给出了令人惊讶的回答。

像在柏林这个拱顶地窖里这样令人愉悦的亮相，总理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最近，他们几乎把他藏了起来，因为他在公开露面时遭遇的民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但在这个周二的晚上，一切都不同了。当梅尔茨走进地窖时，现场响起了持久的掌声。“感谢如此友好且热情的欢迎，”梅尔茨说道。一个坐满了年轻人的大厅，他们几乎是热忱地迎接他，这种情况总理已经不常遇到了。在结束时，他表示这个夜晚激励了他，并在一个“极其不简单”的时期给了他“一份力量”。

不过，这也是一次特殊的活动。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邀请嘉宾前往一个前酿酒厂场地内的“深层活动空间（Deep Eventlocation）”。在描述中写道：“这座地下柱廊大教堂为各类活动提供了引人注目且壮观的环境”，“在现代餐饮文化与非传统氛围的共生中，可以实现任何构想”。

在上面，总理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但在下面则不然

亚登纳基金会似乎致力于证明，这里确实可以实现“一切”。因为否则谁会想到，恰恰在这个充满格调的地下室里，为了纪念康拉德·亚登纳诞辰150周年，而组织一场与70岁的联邦总理共同参与的活动。

该基金会据称邀请了“约170名在不同领域积极参与并承担责任的年轻人”。其中包括青年组织的代表、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者、联邦国防军的青年军官，以及当地工商会（IHK）的学徒。“你的未来，你的问题”是此次活动的座右铭。当然，这里指的是客人们的未来和问题。但由于梅尔茨目前必须为自己的前途而战，所有人都在观察他的表现。

观众们让总理感到很轻松。根据最近州议会选举的分析，只有5%的年轻选民投票给了基民盟（CDU）。而在柏林的这个地下室里，情况恰恰相反。从掌声的反应来看，人们感觉这里至多只有5%的人不是基民盟的选民。地下室的墙上挂着一件艺术装置。在一个玻璃箱里可以看到一只张着大嘴的木制鳄鱼。上方写着警告：“小心鳄鱼”（Watch out for the crocodiles）。在上面，在这个地下室之外的世界里，总理确实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但在下面则不然。

不过，现场还是出现了两三个尖锐的问题。而总理对此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例如，当他提到去年在养老金方案争端中敢于反抗的联盟党青年议员时。他说，在他担任联盟党党团成员期间，从未见过党团内的年轻人像这次一样“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当然，这种情况不能总是发生，否则将失去执政能力。但这个例子表明，那些竞选议员且组织良好的人，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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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就是他的鼓励：“尽管去做吧。”

在拱顶地下室里，这句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而那些还记得梅尔茨在青年联盟德国日（Deutschlandtag der Jungen Union）上对“养老金反叛者”多么愤怒的人，则感到十分惊讶。此外，当被问及梅尔茨是否打算在面对巨大阻力的情况下，依然推行其政府目前计划的改革时，他的回答也引起了关注。

“是的，我想推行这些改革，”总理说道，随即引发掌声。梅尔茨被问到这是否是一个承诺。他回答道：“是的，这是一个承诺，我会认真尝试将其实现。”他不能做得更多了。“我在联邦议院只有630票中的一票。”在这一刻，人们不禁怀疑梅尔茨是否真的把自己放得如此之低。但事实确实如此。“是的，我是总理，但一旦方案离开内阁，我们就进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公海，”梅尔茨补充道。而在那里，他需要议员们的多数支持。“这将是一场艰苦的奋战，但我希望能够实现。”

梅尔茨给年轻人的信息相当简单——是否过于简单？

这对总理来说也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因为民众对其工作的支持率已跌至历史最低点。当一名提问者在拱顶地下室中指出这一点时，梅尔茨承认，大部分民众已不再真正信任政治和联邦政府。他们正追随左右两翼的“简单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下，总理还批评了国内的情绪。如果德国赢得足球世界杯，“人们会在街上跳舞”；而如果球队未能闯出小组赛，人们则会陷入沮丧。“我也是绍尔兰人，而不是莱茵兰人，”他承认道。但他正致力于“让我们共同克服困难”。他认为，政治现在的任务必须“比过去更加努力地明确成就，特别是向年轻人传递信心，让他们相信我们拥有所有机会。这就是我的信息。”这是一个在当晚人们乐于听到的信息。但这也是一个相当简单，且可能过于简单的信息。

“学习阿登纳，意味着即便这条路并不总是受欢迎，也要走自己认为正确之路，”梅尔茨在为阿登纳 150 周年诞辰为《莱茵邮报》撰写的一篇客文中这样写道。但面对国内的抵制以及基民盟（CDU）内部对他不满的情绪，梅尔茨是否还能掌控自己的方向？

就在梅尔茨在地下室发言时，外面传出消息，总理已取消原定于下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程。理由是他在柏林有必要在场。翻译成白话就是，基民盟内部的危机已经严重到梅尔茨必须为了稳妥而留在国内。即便梅尔茨在当晚离开这家柏林地下室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 罗伯特·罗斯曼（Robert Roßmann）

在柏林一个前酿酒厂场地下方，陷入困境的联邦总理试图寻求支持。 照片：MICHAEL KAPPELER / DPA

与前辈们的会面

社民党领导人克林拜尔和巴斯希望获得前任们的帮助。

社民党（SPD）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和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已邀请前任党主席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选举后的次日进行磋商。多方消息来源向《南德意志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会面定于周一晚上在威利·勃兰特大厦举行。据称，近期因对当前路线提出尖锐批评而引起关注的前社民党主席西格马·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以及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也将出席。而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则因健康原因无法参加。

预计克林拜尔将试图为自己和巴斯争取尽可能大的支持。通过利用联盟党（Union）的动荡以及关于更换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 CDU）的猜测，克林拜尔希望将社民党定位为政府的稳定锚。此前，人们注意到一些猜测，认为梅尔茨可能会将因社会改革执行缓慢而在联盟党内部引发争议的劳工部长巴斯踢出政府，并转向组建少数派政府，这令人感到不安。

因此，副总理克林拜尔目前正致力于统一内部阵线，并希望在政府中继续推行改革路线。在州议会选举之前，他与巴斯尤其被视为不稳定的候选人。但由于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结果好于预期，且根据民调，由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领导的社民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有望获得约 35% 的强劲结果，因此目前看来更换党领导层的可能性较低。在获得前任主席支持以及可能发出的团结信号后，现任领导层在周二即将举行的联邦议院党团会议上应能更轻松地化险为夷。因为党团内部对政府极低的支持率也日益不满。不过，在执行联邦计划改革方面，施韦西格的话语权可能会变得更有分量。

根据《南德意志报》的消息，未受邀请的人员包括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和奥斯卡·拉丰泰纳（Oskar Lafontaine）等。目前在世的前社民党主席名单很长：比约恩·恩戈尔姆（Björn Engholm）、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拉丰泰纳、施罗德、明特费林、马蒂亚斯·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库尔特·贝克（Kurt Beck）、加布里埃尔、马丁·舒尔茨、安德烈亚·纳莱斯（Andrea Nahles）、诺伯特·瓦尔特-博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和萨斯基亚·埃斯肯（Saskia Esken）。此外，还有一批其他官员参加此次会面。不过，党总部试图淡化此次会面的重要性，称其与选举周日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直接联系。

拉尔斯·克林拜尔和贝尔贝尔·巴斯在一次社民党党代会上。 照片：KAY NIETFELD / DPA

一位前党主席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针对 AfD 的强势以及联盟政府深层的信任危机，向联盟党和社民党发出了普遍警告，提醒不要采取仓促行动。他表示，人事调整从未解决过任何政治问题。

施韦西格已经明确表示，在选举日之后，她将更加关注对她所在联邦州的人民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她在周一访问沃尔加斯特的佩内造船厂（Peene-Werft）时表示，一名机械师在缴纳 45 年保费后必须能够全额领取退休金。 “这是我的职责，而我唯一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落实联合政府协议中的内容。”

克林拜尔和巴斯此前也刚刚就这一点表示需要与梅尔茨及联盟党进行沟通。施韦西格明确赞扬了来自基础设施特别基金的投资，她的联邦州获得了约20亿欧元，用于投资学校、推进数字化以及现代化消防队。但她表示，今后只要是对决定持有批评看法，她依然会直言不讳。“到目前为止，我对每一任联邦总理和每一届联邦政府都是如此，而且我认为在民主制度中，人们能够承受这一点。” 乔治·伊斯马尔

您想要什么？

左翼党的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确实有机会成为柏林市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很契合——这个党派几乎和这座城市一样令人费解。

费解的柏林。人类大概在理解量子纠缠和绝对真空之前，都无法对——

（作者：梅雷迪斯·哈夫 Meredith Haaf 和 克里斯蒂安·扎施克 Christian Zaschke）——这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产生哪怕一点点认知。不过：它根本不是在“运作”。它像一台气缸里填了一半勃兰登堡沙子的船舶柴油机一样，发出咯咯的异响。

其他大城市也充满了矛盾，但绝不像这里这样：从穿着赫塔队球衣的博洛斯（Bollos），到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混凝土圆环中感受到德国式的惬意；从那些将粗鲁天性通过粗鄙语言表达出来、被称作“柏林大嘴（Schnauze）”的当地人，到那些在替代巴士站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巴士、美得透明的精灵。

不过：柏林根本就不是一座大城市。它实际上是一个面积扩张得过于宽泛的半自治中型城市群，而它看起来像一个整体，不过是个障眼法。原住民和大多数移居者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Dings）那些外籍人士，他们的惊恐将无法估量。

埃拉尔普在某种程度上是左翼党在此竞选时所开出的宏大承诺的化身

在这个谜一般的结构之中，有一个政党，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党的州级分会，多年来它在难以捉摸的程度上与这座城市趋同，就像养狗的人与他们的狗一样。左翼党整体上向来以内部派系众多而著称，但在柏林州分会中，在动脉、小动脉和毛细血管之后，还存在着一些未知的血管，它们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名字。

那是一个温和的周六晚上，两个谜团——这座城市与这个政党——在位于夏洛滕堡的米伦多夫广场（Mierendorffplatz）相遇。当然，这里绝非人们想象中的夏洛滕堡。但即便是在柏林古老且富有的西部，也有着阴暗难看的街道、丑陋的住宅楼，以及那些并非住在新艺术风格自有房产中，而是租住在 Vonovia 公司房产里的人们。

柏林左翼党的领衔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此时正站在一个舞台上，面对着大约两百人。有些人已经在广场上的便利店（Spätis）买了啤酒，马上就要开始跳舞了。在此之前，埃拉尔普还想表达一些想法，她对着麦克风大喊：“我们要从那些高层手中夺回这座城市！”以及：“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搬进红色市政厅。”只有她声音中轻微但刺耳的沙哑感，让人意识到她其实并不习惯大声叫喊。

埃拉尔普自 2017 年起加入左翼党，目前竞选柏林市长，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左翼党在首都竞选时所开出的那个宏大承诺的化身。这不仅仅关乎将大型住房公司社会化，也不仅仅关乎公共交通的价格冻结，或者埃拉尔普希望作为市长在红色市政厅为无家可归者举办新年招待会。

左翼党的光谱之广，至少与他们想要成为最强力量的这座城市的光谱一样宽。该党既包括新克尔恩（Neukölln）的起义（Intifada）粉丝，也包括东柏林的实干派左翼。他们在哪里能达成一致？那就是激进的问题需要激进的解决方案。摄影：弗里德里希·邦格特

埃拉尔普带着她的土耳其名字和永远鲜红的口红，在柏林人面前塑造了一个想要同时完成所有目标的女性形象：既要缓解这座疲惫之都的压力，又要进行某种革命。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写有“租金上限”（Mietendeckel）的金黄色项链，这一方面可能会让柏林的时尚人士想起 80 年代 Modern Talking 乐队歌手托马斯·安德斯（Thomas Anders）的 Nora 项链，另一方面则是与像 Haftbefehl 这样的德国说唱歌手的炫富符号进行的一种双关游戏，而 Z 世代能立刻心领神会。

如今，柏林不仅是一座谜一样的城市，它还是一个正处于时代转折点国家的首都。自从德国选择党（AfD）在近两周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得超过 40% 的选票以来，不仅是这个国家本身，不仅是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外籍人士，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在许多方面已陷入失控的德国。那些陈旧的刻板印象在国外很大程度上依然适用，尽管它们早已无法反映现实：德国，一个高效、准时的国度。一个因为内部几乎没有谜团、仅仅是正常运转而显得如此无聊的国家。正因如此，现在的震惊才如此之大。

一方面，那些刻板印象早已不再适用。而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个词是恰当的——恰恰是在这个国家，也就是在这个首都竖立着纪念六百万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的国家，一个被宪法保卫局部分认定为极右翼的政党现在竟然如此成功，以至于它有可能在联邦州执政，这是一个不仅让建制派政党感到棘手的事实。在柏林，根据最近的民调，AfD（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将翻倍至约 18%，但凭借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势头，其结果可能会更好。左翼党（Die Linke）的支持率在 21% 左右，有可能成为最强势力。基民盟（CDU）约为 20%，绿党为 16%，社民党（SPD）为 11%。

伊内斯·施韦特纳（Ines Schwerdtner）是左翼党的联邦主席，但在竞选活动中她大部分时间保持低调，将舞台交给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不过，当施韦特纳走上街头时，她表示，她尤其在具有移民背景的女性身上感受到一种

韦格纳大概不会作为“凯大帝”被载入史册

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感到终于被看到了，因为埃拉尔普（Eralp）的长相就是那样，而其他候选人似乎都顶着各种版本的“斯特凡”（Stefan）这个名字。许多左翼人士认为这一观察极其精准，以至于在任何一场竞选活动中都不可或缺。此外，柏林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也至关重要。施韦特纳（Schwerdtner）表示：“柏林是一座巨大的灯塔。因此，左翼的胜利将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选择党（AfD）在各地如此强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股反向运动。因此，柏林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这场反向运动的首都。”

在这座反向运动的首都中，混乱与不可治理之间的界限总是模糊的。本周日将选举柏林市议会（Abgeordnetenhaus），即柏林州的议会；根据其多数席位情况，将组建政府执政联盟，选举一名市长（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或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并确定一个参议院（Senat）。与此同时，还将选举十二个区的区议会（BVV），随后由区议会选出各自的区长。

对于左翼人士而言，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作为最小单位还不够小。分支延伸无止境。在组织架构上，柏林是一个拥有十二个市镇的州，每个市镇都比许多德国小城镇还要大。在这些市镇内部又分为若干社区，看起来就像有人用热熔胶枪随意地将马赛克碎片粘在一起。格罗皮乌斯城（Gropiusstadt）的住宅楼群和宁静的布里茨（Britz）都隶属于新克尔恩区（Neukölln），这就像把方块强行塞进圆孔里一样不协调。而赫茨贝格大街（Herzbergstraße）的预制板楼与鲁梅尔斯堡（Rummelsburg）的顶层公寓同属利希滕贝格区（Lichtenberg），这简直像是一种挑衅。

并非所有的区议员都能理解，有些街道是跨越其区界的。但柏林的街道随心所欲，它们并不在乎那些看似随意划定的界限，这导致某些街道由多个区共同管辖。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有三种可能：例如在设置施工现场时，各区之间会进行协调，因为除此之外的任何做法都将是疯狂的，并会导致彻底的混乱。或者，各区采取“柏林方式”：随便吧，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Wat wollnse?）。或者，该街道属于主干道。这种情况由参议院负责。原则上这很好，但参议院通常非常、非常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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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市长凯·韦格纳（Kai Wegner）最重要的项目是一项行政改革，他将其称为“透明化及更多措施”，旨在为柏林错综复杂的管辖权乱麻引入“全市统一调度”。

然而，韦格纳并没有作为一名一刀切断乱麻的“凯大帝”被载入城市历史，而是被记住为一个在1月大停电期间认为先去打场网球以“清空大脑”没问题的人。这种“全市统一调度”的方式，即便在柏林，他也无法用“随便吧”来解释通。因此，虽然他暂时留任，但现在代表基民盟（CDU）参加选举的是一名叫斯特凡·埃弗斯（Stefan Evers）的男子，他首先挂起了一些印有自己构思的口号的海报：“我是保守主义者。而且这很好。”

那些婴儿潮一代的柏林土著（Boomer-Bollos）大概能听懂这个梗，但面对 Z 世代，他可能得解释一下，自己是在引用前市长克劳斯·沃韦赖特（Klaus Wowereit）在 2001 年出柜时说的一句话：“我是同性恋。而且这很好。”这个新口号在某种神秘感上其实与柏林非常契合。埃弗斯想通过这句话表达什么？是他同样是同性恋，但与沃韦赖特不同，他不是社民党（SPD）成员？这两点都符合事实。

无论如何，这种轻微的模糊性，与柏林左翼党（Die Linke）内部巨大的光谱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要体验这一点，最好的方式是在这座城市进行一次短暂的旅程，走访几个地点。第一站：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这里住着议员克劳迪娅·恩格尔曼（Claudia Engelmann），她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一名酷儿母亲，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小镇唐格明德（Tangermünde）长大，而德国选择党（AfD）的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也来自那里。在贫困率和单亲家庭比例较高的选区，她正为争取直接议席而奋斗，抨击恢复义务兵役制，有时还会给饥饿的青少年分发土耳其烤肉（Döner）。她说：“这里关乎的不是我。如果我在这里输了，赢的就是德国选择党。”

第二站：在威丁（Wedding），州党副主席玛莎·克莱多费尔（Martha Kleedörfer）每周与数十名助手一起挨家挨户地走访。她的肱二头肌上有一个魔鬼纹身，脖子上围着一条库菲耶（Kufija）图案的丝巾。在她看来，红市政厅上的以色列国旗是一个应该被摘掉的“触发点”（Trigger）。她与党内许多人一样，要求“停止向所有战争地区提供武器”，但在此过程中，她并未提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或弗拉基米尔·普京。每天，她都会在面向 8600 名 Instagram 粉丝的活泼短视频（Reels）中营造氛围，并表示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必须成为“红-红-绿联盟（社民党-左翼党-绿党）的最高优先级”。

第三站：在新克尔恩（Neukölln），候选人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表示，她反对其政党参与柏林政府的组阁，这与她所在地区协会的许多其他成员观点一致。在 5 月份纪念 1947 年以来巴勒斯坦人逃亡与驱逐的“纳克巴纪念日”集会上，她曾表示，“国家没有生存权”。

她的同事艾哈迈德·阿贝德（Ahmed Abed）希望成为新克尔恩的区长，他很少在不佩戴库菲耶的情况下露面。在被问及将为新克尔恩做些什么时，他总是回答说，他想成为“一个抗议的声音”。

第四站：在市中心的议会大厦，托比亚斯·舒尔策（Tobias Schulze）正在吃早餐。1999 年，他加入了统一社会党（SED）的继任政党 PDS，而左翼党则于 2007 年由该党演变而来。十年来，他一直是柏林的议员，现在已成为党团主席。他说：“我们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统一。”

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他的意思是，这种统一性可以同时涵盖新克尔恩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上的起义（Intifada）支持者，以及东柏林的实干派左翼，因为他们都可以聚集在舒尔策的这句话之下：“这座城市有着激进的问题，因此需要激进的解决方案。”——至少在他看来，这主要指的是财富再分配。

即使是党领导层也不清楚所有新成员想要什么

舒尔茨在 2023 年参与制定了其政党的一项新战略，其核心在于：回归民众。通过敲门拜访、社会咨询、租户咨询、社区食堂以及限制议员津贴。在对待他人时表现出关怀与可靠，但在语气上则十分强硬，尤其是涉及到“高层”时：这就是他们在柏林运用得相当完美的风格。

这可能会导致左翼党成为选举中实力最强的力量，并能与社民党（SPD）和绿党进行组阁谈判。或者说，必须进行谈判，这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角度。对于一个左翼政党来说，是否愿意在一个必须做出妥协的联合政府中执政，或者是否要为了保持教义的纯洁而在反对党位置上坚守，直到能够单独执政，这始终是一个原则问题。

而目前对于该党来说，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许多新成员是否愿意参与其中。在萨拉·瓦根克内希于 2023 年秋季离开该党后，左翼党一度陷入低谷。它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恢复，此后记录到了新成员的涌入。在全国范围内，新成员超过 130 000, 仅在柏林，该党就拥有超过 19 000 名成员，使其成为这座城市成员人数最多的政党。

然而，即使是党领导层也不确切知道这些新成员中的大多数具体想要什么。因此，随着实力的增强，也随之而来一种脆弱性：担心如果让这些新成员失望，会导致局势崩盘，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通过街头抗议而政治化的。

革命与现实主义在例外情况下能够兼容，在德国可能只有在这座城市才会发生。施韦特纳表示：“我认为柏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强势地位进行执政，拥有清晰的形象和明确的要求。柏林人关注租金，住房是第一大议题。我们是‘租金政党’。如果我们成为最强政党且拥有权力前景，那么我们就希望将其付诸实施。”

作为战略家，施韦特纳将密切跟踪这一实施过程，但在细节方面则需要由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来负责。她出生在慕尼黑，是来自土耳其的政治难民之女。在汉堡学习法律，随后搬到柏林从事政治工作。如今她有两个女儿，住在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套太小的公寓里，用她的话说：这是典型的首都移居者传记。

党主席伊内斯·施韦特纳对此用一句典型的柏林式话语总结道：“我是革命现实政治的拥趸。”

很多时候，东柏林的左翼甚至无法理解西柏林的左翼

在舞台上体验埃拉尔普（Eralp）的人，听到的是强硬的口号和大量的陈词滥调。但在小圈子和直接对话中，她似乎感觉更自在。她会倾听并耐心地解释，为什么在她看来，柏林必须进一步扩大其债务规模，以资助住房社会化，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价格上限，从而使这座城市变得像左翼所希望的那样“负担得起”。在信息咨询台前，埃拉尔普喜欢有针对性地接触那些具有移民背景的人。

然而，对于党内反以色列甚至反犹太主义的言论问题，她则习惯性地将其淡化，并提出了一项旨在保护柏林犹太生活的“五点计划”。8月底，在一次于一座备受争议（因曾被宪法保卫局监视）的清真寺举行的座谈会上，她更倾向于讨论作为大众现象的“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而非伊斯兰极端主义——而后者就在7月的一次CSD（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袭击事件中夺走了一人的生命，并导致许多其他人受伤和遭受心理创伤。

正是这些时刻，让东柏林的左翼无法理解西柏林的左翼。来自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克劳迪娅·恩格尔曼（Claudia Engelmann）曾建议在各区协会之间开展一项交流计划。这样，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人能更好地理解马灿（Marzahn）的人在压力什么；而利希滕贝格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在诺伊克尔恩（Neukölln）总是在讨论阶级斗争或以色列。

在东柏林，以色列非常遥远。在她的活动中，恩格尔曼讨论的是儿童和青少年工作，关于对穷人的社会支持，以及为什么这些资金放在那里比用于申办奥运会更好。她说，将大型住房公司社会化没有替代方案，左翼计划针对州属住房实施的租金上限同样如此。尤其是在利希滕贝格，那里有如此多的人租住在大型住房公司旗下的房屋中。

在这方面，她与伊内斯·施韦特纳（Ines Schwerdtner）立场一致。对于施韦特纳来说，住房社会化，或者说没收大型住房公司资产的主题具有个人意义，因为这是让她开始关注政治的主题之一。“我本人就积极参与了推动公民投票的倡议，”她说，“我决定加入左翼党就是由此而来的，因为我意识到，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

在这个动荡的共和国中，恰恰是这座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失调的首都，现在可能通过采取反右翼立场，从而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希望之光，这显得相当契合。而且，这种立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表现为：这座城市选举出一个左翼政府，该政府打算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段：革命与现实，象征性与物质性。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柏林的人注定会失望；另一方面，这座城市就像个魔术师，偶尔还是能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王牌。只不过，你必须时刻考虑到，这可能是一场作弊的游戏。

五年前，在2021年9月的一次公民投票中，59.1%的投票者对将拥有3000套以上公寓的柏林房地产公司社会化投了赞成票。超过100万人投票支持。这将影响总计22万至24万套住房。由于该决定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参议院至今一直将其搁置。如果由左翼党领导政府，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施韦特纳来说，这将是一个让她将“革命性现实政治”变为现实的机会。

法律障碍将会很高。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各个法院之间周而复始，伴随着起诉与反诉；但左翼认为，理论上这是可能的，即便柏林可能因此在未来数十年内进一步增加债务。“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和情感色彩，”施韦特纳（Schwerdtner）说道，“因为它在物质层面上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而这两者很少能如此契合。”

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以一个希望同时实现两项目标的女性身份参选：既要缓解这座压力巨大的首都，又要发起一场某种形式的革命。

发展部

真正的伙伴提供帮助

作者：迈克尔·鲍赫米勒 (Michael Bauchmüller)

上周在德国联邦议院，议题围绕联邦预算的第 23 号单项计划：发展部。来自社民党（SPD）的负责部长详细阐述了她的政策如何支撑德国的出口经济。里姆·阿拉巴利·拉多万 (Reem Alabali Radovan) 表示：“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繁荣依赖于国际合作。”联盟党议员随即补充道，这种合作还能确保原材料的供应，甚至一名绿党议员强调，投入 1 欧元的开发援助能带来 2,50 欧元的额外出口。帮扶以实现自救，这次反过来了：德国的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是的，德国经济目前状况不佳。多年来，这个国家深刻体会到了失去伙伴意味着什么。美国用关税覆盖全球，如今已变得完全不可信。巨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俄罗斯曾是德国出口机器的廉价能源供应商，但通过袭击乌克兰，它让自己变成了敌人。德国正处于独裁者和不可预测者构成的虎钳之中。

然而，应对之策不能在于回归首要的经济利益。这种做法是对全球团结理念的嘲讽，并会通过一个基于私利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封闭——这或许正是那些将每一项发展合作贬低为浪费公共资金的人所追求的，其中以德国选择党（AfD）为首。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那么在当前的时局和环境下，就恰恰没有人能被照顾到。这时需要的是帮助、伙伴关系与合作。

或许德国和欧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下降。许多海湾国家的闪耀立面在许多人看来更加明亮；唐纳德·特朗普毫不掩饰的权力行使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引导的经济模式显得更有说服力。但德国和欧洲依然代表着自由、对社会平衡的尝试以及民主。传递这些价值观的唯一机会在于稳定的伙伴关系。而恰恰是这些伙伴关系，现在被要求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私利。

关于德国对其他国家援助的辩论，正日益狭隘地聚焦于其对经济的益处。这是短视的，并且削弱了联邦德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要预见这一错误带来的影响，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力。曾经代表类似价值观的美国已经从发展合作中撤出，他们作为伙伴的资格正在丧失。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扩大伙伴关系，而这些关系主要基于影响力单方面的依赖。德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正惊讶地在一旁看着。由于在加沙冲突中态度犹豫，柏林已经得罪了许多伙伴，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但柏林目前正将资源主要投入到国防中——仿佛没有非军事手段来捍卫自身利益和民主价值观一样。这一切又与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困苦相结合。波斯湾的危机也将使那里本就匮乏的资金更多地流向拥有喷涌油井的企业。化肥供应的短缺将影响作物收成，尤其是在化肥此前就已是昂贵奢侈品的地方。全球变暖以及在干旱与洪水之间的极端天气使这一切进一步恶化。与南方的忧虑相比，北方的增长困境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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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单独的因素都足以成为重新审视德国发展政策方法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则使其变得势在必行。德国的援助或许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方式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援助本身是不必要的。而且，没错，这当然涉及国家利益。但德国的利益并非首要服务于德国经济，尽管这看起来是一个反击右翼批评的有力论据。德国和欧洲的利益首先在于全球局势的稳定，尤其是在国际上专制主义抬头之时。然而，这与连续六次削减发展预算的做法是不相容的。

发展政策必须摆脱防御姿态。德国有许多可以提供的东西：可靠的伙伴关系和援助，以及一个指向自由与民主的清晰指南针。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合作伙伴。而如果这在无意中对德国经济有所裨益——那自然也很好。

又是只有男人

基民盟（CDU）

在如今这个动荡的时代，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下周是否还会担任联邦总理，完全不明确。但现在已经完全明确的是，无论如何，接替他的人将会是谁：一个男人。因为在推测可能的继任者时，女性被明确地排除在外了。现在是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的时机到了吗？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准备好了吗？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呢？或者甚至可能是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这里被提及的 4 名男性，除了性别之外，共同点是他们都处于五十多岁——从统计学上看，他们仅代表了约7%的人口。

不，这并非数字游戏。这涉及到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联盟党不仅存在政治调解问题，还存在代表性问题。在后默克尔时代，有人称想要重新成为一个“纯粹的基民盟”，即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如果有人在听到这个声明时，不禁好奇这是否意味着1980年代的回归，那么在去年的联邦议院选举后不久，他们得到了证实：当时马库斯·索德尔发布了一张他与联盟党忠实支持者的照片。六名中年白人男性坐在饮料岛和切片三明治前，全部身着深色西装，远近没有一名女性。这是彻头彻尾的联邦德国式比德迈风格（Biedermeier）。

现在，在关于梅尔茨继任者的讨论中，依然远近没有一名女性。此时自然会产生一个反射性的问题：那么谁合适呢？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政治专业人士，但遗憾的是她是默克尔的同行。尼娜·瓦肯（Nina Warken），首位领导总理府的女性？可能人脉还不够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提到女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具备总理潜质的女性。她们只是在“纯粹的基民盟”这个“男孩俱乐部”中从未得到过提拔。 马琳·林纳茨（Mareen Linnartz）

无话可说之人

可怜的马克·卡尼（Mark Carney）。这位受到美国总统刁难的加拿大政府首脑，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欧洲议会。他希望在那里获得支持。但他得到了什么？一份丰盛的阿尔萨斯酸菜（Choucroute alsacienne）？并没有——只有薯片和可乐。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周三在她的“欧盟现状演讲”中关于未来与加拿大关系的论述，虽然在营养价值上要高得多，但至少在实质内容上并非如此。

冯德莱恩充满——遗憾的是，是虚假的——激情地宣布，加拿大应该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通过一个“未来联盟”与欧洲相连。恕我直言，这些都是空话。欧盟中并不存在“准成员国”的地位。那么冯德莱恩是指什么？还有“未来联盟”？天哪。如果一个人实际上没什么可说的，通常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真的什么都不说。这同样适用于冯德莱恩提出的另外两个想法。委员会主席要求，面对俄罗斯日益增加的混合攻击，欧盟需要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以及一个在威胁性事件发生时的磋商机制，就像北约根据其条约第 4 条所拥有的那样。翻译过来就是：27 个欧盟国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现在就经常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他们的部长以及国家和政府首脑经常会面，但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对话论坛，以便在彼此之间以及与盟友之间讨论他们意见分歧的问题。是的，亲爱的惊讶的观众们，在欧洲官僚（Eurokraten）看来，这种逻辑完全合理。

希望马克·卡尼周三至少在某个地方吃到了一份配培根和香肠的酸菜。 胡伯特·韦策尔（Hubert Wet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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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绘图：西尼沙·皮斯梅斯特罗维奇（Sinisa Pismestrovic）

联邦总理

这就叫支持？

作者：丹尼尔·布罗斯勒 (Daniel Brössler)

……对此。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惨败后，梅尔茨显得比之前更加不幸且孤独。面对这场灾难性的选举结果，党内大佬们非常乐意让他们的主席独自承担责任。

现在就可以断言，这件事将载入基民盟（CDU）的党史。但问题在于，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载入？是处于困境中的总理的一次突围？是疯狂时代的一份理性文件？还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忠诚誓言？到目前为止，唯一确定的是，由基民盟执政的各州州长们为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争取到了一些喘息空间。他们留给他的时间足够长，周三发布的一份带有八个签名的简短声明表明……

每个人在起初可能都觉得自己很聪明。但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拆除一位在任总理并非真正明智之举。尤其是在某些问题尚未明确之前。例如：是否已经有一位继任者，能让联盟党首先达成一致，随后让执政联盟达成一致？权力交接将如何进行？在新的领导层下，具体会有什么不同，且请问会如何变得更好？这些可能正是梅尔茨在过去几天的多次电话沟通中被问到的问题。州长们的这份声明，正是他想要听到的答案。

……，信任不能通过人事讨论来赢得，那么这一原则在那个晚上也必须适用。也就是说，即使最糟糕的担忧成为现实，基民盟在东北部跌破5%的得票率门槛，并且在首都落后于获胜的左翼党。这一策略的缺陷在于，梅尔茨需要它。显然，这位总理正在为糟糕的选举结果做准备。

对于梅尔茨来说，这份文件就像一份保险单，准备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选举后的那个晚上拿出来。如果州长们今天声称——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州长们的声明中缺失了什么：一句对总理的赞美之词。州长们并没有写道，他们

基民盟大佬 在未对梅尔茨 给予任何好评的 情况下 为其撑腰

时事词典

相信梅尔茨作为改革总理的能力，并相信他最终能赢得德国民众的心。相反，他们从原则上论证：德国需要一个稳定且高效的政府，而欧洲需要一个稳定的德国。谁会否认这一点？因此，对稳定性的担忧被用来稳定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总理之位。对于黑红联盟（基民盟-社民党联盟）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基础。因为实际上应该是：一位强大的总理带来稳定性。

现在很难将梅尔茨想象成一位强大的总理。民调表明，大多数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与社民党（SPD）执政联盟中的困难将进一步加剧，改革之战将变得更加艰巨。顶多只有经济形势的彻底好转才能改善情绪。州长们暂时将总理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但从长远来看，梅尔茨不能依赖这一点。

国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

“State of the Union”演说，译为：国情咨文，是一项美国发明。美国宪法规定—。

规定总统应“不时”向议会通报“联邦状态”，也就是说，通报美国的状况。有些总统亲自执行，有些则以书面形式提交。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并向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国家其他显贵发表演说，已成为履行这一职责的传统。这一日程通常在1月或2月举行，伴随着极大的排场，但在政治影响方面却较为有限。欧盟效仿了这一做法。自2010年起，欧盟委员会主席每年都会在欧洲议会发表一次“欧洲联盟状态”演说，即就欧洲联盟的状况发表讲话。16年前，由若泽·马努埃尔·巴罗佐发表此演说，而本周三则由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发表。与美国版本一样，欧盟版本的演说虽然引起了巨大的喧嚣，但其实际效果有限。HUW

民粹主义之火

作者：克劳斯·胡尔弗舍伊特 (Claus Hulverscheidt)

汽油价格

这个问题目前正被激烈地讨论，因为汽油和柴油价格已攀升至天文数字，要求政府提供支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然而，这里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只要全球市场缺乏原油，因为炼油厂遭到袭击且贸易路线被封锁，价格更有可能继续上涨而非下跌。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通过长期补贴来对抗这一规律。

保护民众免受恐怖主义和战争之害，属于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法律学者对此达成共识。但尚不明确的是，国家是否还必须缓冲许多在国境之外的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军事冲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或者，是否是时候承认，即使像富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的实体，也无法保护其公民免受所有不幸的影响。

第二：国家援助并非凭空而来，必须由纳税人出资。第三：目前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工具，既能有针对性地减轻公民和企业的负担，同时又不会耗资巨额、消除节能动力并引发巨大的官僚主义雪崩。相反，所有方案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副作用。

政治家们 宣布 采取措施。 他们最好 什么都不做

例如，所谓的“加油折扣”（即降低能源税）在五月和六月就证明了这一点。它未能持续降低价格，但在短短两个月内却让国库损失了高达 16 亿欧元。相反，现在讨论的是联邦政府向民众发放直接补贴，且可能采取社会分级方式。然而，负责此项工作的联邦中央税务局并没有超过 80 Prozent 德国公民的银行账号，此外还缺乏对个人收入状况的全面掌握。

而提高通勤补贴则会产生滞后效应，且仅对那些确实缴纳相应税款的人有效，因此对低收入者无效。其他措施，如对石油巨头的“超额利润”征税或对加油站价格实施国家上限，在法律上存在争议，且往往收效甚微。例如在比利时，那里设有此类价格上限，但如果扣除税收和规费，燃油价格几乎不比德国便宜。

此外：执政联盟为这场辩论必须支付的政治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民众愤怒的了：联盟党（Union）和社民党（SPD）连续数周互相抛出要求和批评，在空谈而非治理。而这正是目前发生的情况：一方想要超额利润税，另一方想要直接补贴，第三方则想要降低增值税。这样一来，政府再次为民粹主义之火浇上了汽油。

人物档案

即便最终双方能就一套措施方案达成一致，这套方案也无法将燃油价格永久降低到让人们举行车队游行并给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写感谢信的程度。因此，也许更好的做法是，政治界诚实地表示：鉴于全球政治局势，我们目前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许多人会对此提出批评——但同样有许多人会理解。

政治运作？她说太迟缓了。政党？她摆摆手说陷入了僵局。还有这些意识形态的阵地战，阻碍了每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只想进入‘执行’状态”，进入实践阶段，安娜·奥尔巴赫（Anna Auerbach）说道。她是 Volt 党在柏林的首席候选人，在周日的州议会选举之后，这位法律专家希望能够进入联合政府谈判。在理想的世界中。

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则有所不同。Volt 是一个成立于 2017 年的泛欧运动小党，自视为社会自由主义政党。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在柏林获得了 4.8% 的得票率。然而，在上次的州议会选举中，Volt 在此仅获得 0.9% 的得票率，而这一次想要轻松跨越 5% 的得票门槛也绝非易事。

但这似乎并未削弱首席候选人奥尔巴赫（Auerbach）的信心。“我们拥有巨大的助力，”这位 45 岁的女性说道，此时她正坐在柏林市中心喝着卡布奇诺。现在柏林到处都挂着 Volt 的海报，一辆党派宣传巴士在全市巡回，车上的乘客通常是税务顾问和创业圈人士。随处可见的口号是：“unf*ck berlin”。

她认为经济与社会问题必须“综合思考”。这种风格带有明显的年轻化色彩，但其背后的核心人物在柏林看来其实也非常适合加入自民党（FDP）。Volt 的共同首席候选人保罗·冯·洛珀（Paul von Loeper），36 岁，其父亲是一位投资企业家，在资金上支持着 Volt。安娜·奥尔巴赫曾在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在她看来，世界并非简单地分为“邪恶的企业”与“普通的人”。她表示，必须以非常务实且尤其是快速的方式，将经济与社会问题“综合思考”。

安娜·奥尔巴赫 (Anna Auerbach)

奥尔巴赫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便是将柏林外国人管理局数字化。她认为，这不仅能加速驱逐出境——

Volt党首席候选人，她相信柏林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在奥尔巴赫看来，柏林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功能失调状态”。州政府管理：迟缓。住房建设：停滞。数字化：处于紧急状态。她如此描述道。甚至连参议院办公厅都没有电子档案。“这里就是运转不灵。我们希望唤醒人们，告诉他们：请再次感到愤怒，然后我们将带着解决方案到来。”

——但她认为，这也应包括对外国职业资格认证的简化。至于开发滕佩尔霍夫机场原址（Tempelhofer Feld）？她说，这得再看看，首先得让其他地方计划中的住房完工。对于五岁以上的儿童，她希望设立一个强制性的学前阶段，并加入共情能力和媒介素养的课程；此外，她主张将柏林的12个教育局合并为一个。也就是说，要精简机构。“如果我有12个人并裁减掉一部分，我就能腾出11个人。”

安娜·奥尔巴赫是一名社会自由主义者，但这并非其初衷。她来自海尔布隆，父亲是一名对雇员权利要求严格的劳动法法官，母亲是一名护士。她讲述道，小时候她随父母参加过反核电示威，但她没有像他们那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奥尔巴赫想要离开，包括离开她的家乡，因为那里太狭隘了。而现在，她希望迎来一种新的政治。“我对意识形态非常敏感。我认为正是意识形态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境地。”

只不过，这种突破政治阵营的行为也有其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例如，Volt党在柏林西南部的候选人、律师路德维希·冯·雅戈（Ludwig von Jagow）建议拆除针对德国选择党（AfD）的“防火墙”。他对右翼民族主义媒体《青年自由报》（Junge Freiheit）表示：“当然，AfD 的某些立场是可以采纳的。”这在 Volt 党内部引发了剧烈冲突，安娜·奥尔巴赫试图平息事态。她表示，这属于“一个与我们党路线相悖的孤立个人观点”。但该律师依然保留了其党的直接候选人身份。作者：康斯坦茨·冯·布利昂 (Constanze von Bu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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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领域超负荷

工会批评削减预算并要求进行“现实检查”。

柏林 —— 根据工会 Verdi 的一项研究，社会领域的服务质量正日益受到员工压力过大的影响。根据周三在柏林发布的《社会工作现实检查》报告，在儿童和家庭领域，约 79% 的受访团队报告工作量显著增加。该工会在柏林表示，同样比例的人员表示，他们经常或非常频繁地在工作质量上做出妥协。这项由曼海姆工业大学和富尔达应用科学大学开展的调查，在 25. 5 月至 26. 6 月期间，收集了来自日托中心或青少年福利局等机构的 373 份团队意见样本。作者认为，由于 97,1% 的数据来自德国西部联邦州，因此结果不具代表性。尽管如此，仍可据此对整个德国得出结论。

研究认为改善护理迎来“历史机遇”

根据相关数据，77% 的团队表示，他们经常无法满足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的需求。据此，近 79% 的人经常达到个人心理承受极限。81% 的人表示其领域至少需要增加一个全职岗位。超过 87% 的团队担心自己无法从事该职业直到退休年龄。曼海姆社会科学家兼该研究的共同作者亚尔钦·库特卢（Yalçın Kutlu）表示，目前由于儿童数量下降，改善护理迎来了一个“历史机遇”。这意味着例如在日托中心可以实现更小规模的分组。在专业人才短缺的时期，针对此类机构反而讨论裁员，这十分矛盾。调查显示，约 69% 受访的日托中心团队认为，相对于其工作表现，其薪资水平过低。

德国服务行业工会（Verdi）副主席克里斯蒂娜·贝勒（Christine Behle）强调，由于年轻人经历贫困、失业、逃难和战争，对个人护理的需求也在增加。她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并主张减轻这些领域人员的负担。她表示：“我们的‘社会工作现实检查’结果是一个警示信号。”社会机构需要具有约束力的人员编制测算以及相应的设施配备。 南德意志报，EPD

心脏死亡后是否也可以捐献器官？

柏林 —— 德国的重症监护医学专家主张，在心脏死亡后也应允许进行器官捐献。德国跨学科重症与急救医学协会（DIVI）的一个工作组于周三在柏林发布的一份立场文件中表示：“如果患者有捐献器官的意愿，那么未来在受控的心血管停搏后也应能够进行器官捐献。”这将显著突破德国移植医学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界限。因为根据现行的《移植法》，只有在事先确定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俗称“脑死亡”）的情况下，才允许摘取器官。这种情况在重症监护室的死亡病例中最多仅占3%。

在瑞士、荷兰、奥地利、法国或西班牙等许多欧洲国家，在严格的前提条件下，心血管停搏后的器官捐献是可行的。而德国禁止此举，是因为与心脏死亡标准相关的不确定性。与大脑不同，心脏在停搏后往往可以通过复苏手段重新启动。

重症监护医学专家在立场文件中强调，他们明确指的不是那些在街头突然发生心脏骤停的人，而仅限于在重症监护室死亡的患者。文件中写道：“在重症监护室死亡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心血管停搏后死亡的。即使有明确记录的器官捐献意愿，根据现行法律也无法实现。”弗赖堡大学医院器官捐献专员、该工作组负责人之一克劳斯·迈克尔·吕金（Klaus Michael Lücking）解释说，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且很难向那些愿意捐献器官的患者解释。德国联邦议院目前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器官捐献的改革，但该讨论明确仅限于脑死亡后的移植。 SZ, K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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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领导的德国选择党（AfD）团队（从左至右）：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朱莉安·韦勒（Juliane Waehler）、菲利普-安德斯·劳（Phillipp-Anders Rau）和弗兰克-罗纳德·比绍夫（Frank-Ronald Bischoff）。 拼贴：SZ，照片：RONNY HARTMANN, KARINA HESSLAND, ANNEGRET HILSE, P.A. RAU / INSTAGRAM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与“坏男孩们”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活动中，德国选择党（AfD）的首席候选人处于聚光灯下。但新党团中站在他身后的议员们又是谁？

作者：蒂姆·弗雷勒（Tim Frehler）和艾里斯·迈耶（Iris Mayer）

柏林 / 莱比锡 —— 克利夫·申克（Cliff Schinke）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chsen-Anhalt）的选举结果绝不感到不满。这位来自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的保险经纪人表示，结果“绝对积极”。德国选择党（AfD）党魁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在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的演讲令申克印象深刻，他得出结论：魏德尔所说的话符合“该州目前的实际情况”。62岁的申克并不反感德国选择党，但与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名新任州议员之间，却有着一段非常私人化的恩怨。

申克曾想从东德（DDR）出境，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他二十多岁。他提交了出境申请——但未获批准。相反，他不久后被开除学籍。他的父母也失去了职位。多年前，他向《马格德堡人民之声报》（Magdeburger Volksstimme）讲述了这一切，以及在他看来当时阻碍他出境的人：弗兰克-罗纳德·比绍夫（Frank-Ronald Bischoff）。当时比绍夫在哈尔茨山区的哈尔伯施塔特县负责处理出境申请。但在东德，他还担任另一个职务。比绍夫曾是国家安全局（Stasi）的特种勤务军官。这位前 （Stasi）人员曾告诉《人民之声报》，最终决定谁能离开的并不是他。如今，这位78岁的人成为了德国选择党的州议员，在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选区直接当选。“这令人作呕，太卑劣了，”克利夫·申克在给《南德意志报》的电话中说道。“他想让我被逮捕。”

在马格德堡州议会由39人组成的德国选择党党团中，比绍夫并非唯一一个名声可疑的人。在他身边坐着的议员中，有人正受到检察机关的调查，或者被宪法保卫局列为该党具有危险性的证据。上周四，他们在州议会的B1 07房间举行党团成立会议。当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进入房间时，现场爆发出一阵欢呼。一些人站起来齐声喊道：“乌利，乌利！”这位35岁的人穿梭在人群中，与议员们击掌，拍他们的肩膀。他很快来到了后排，那里比绍夫身边站着一个名叫西蒙·兰斯曼（Simon Lansmann）的男人。齐格蒙德向两人问好，并愉快地称他们为“坏男孩们”。

兰斯曼被指控继续经营被禁的极右翼组织“种族共同体”（Artgemeinschaft）。根据联邦内政部的说法，该组织的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其自身的“种族”。该协会向其成员提供关于在北欧和中欧“人类种族”内部进行正确“配偶选择”的指令，因此在纳粹主义精神下执行一项深层的种族主义议程。此外，联邦行政法院在今年春天透露，“种族共同体”重新出版了纳粹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在其领导层和成员处发现了“大尺寸的万字旗”。2023年，“种族共同体”被禁止，因为其违背了宪法秩序，且由于其反犹太主义内容，违背了国际理解的精神。

根据《镜报》（Spiegel）的调查，今年6月，在兰斯曼位于加德莱根（Gardelegen）附近的庄园里举行了一场与“种族共同体”支持者一起的夏至庆祝活动，当时还演唱了一首希特勒青年团（HJ）的歌曲。因此，调查人员在8月底搜查了兰斯曼的住所。此次行动是针对被指控继续经营“种族共同体”人员的一场全国性突击搜查的一部分。

当时，调查人员还拜访了另一名男子，他现在作为德国选择党的成员在州议会任职。塞巴斯蒂安·科赫（Sebastian Koch）在上述夜晚也出现在兰斯曼的庄园里。因此，两人都被指控违反了组织禁令。两人通过其律师否认了这些指控，并表示自己并非“种族共同体”的成员，且与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警方在一名德国选择党成员处发现武器，另一人则伪造高中毕业成绩

目前，科赫（Koch）还因涉嫌违反《武器法》而受到调查。在搜查过程中，当局发现了他在家中存放的多件武器。他的律师向中德广播公司（MDR）表示，这些武器是两把气枪和一把空包弹枪，科赫在警方要求下立即将其上交。他否认相关刑事指控。

科赫代表德国选择党（AfD）赢得了加德莱根-克勒策（Gardelegen-Klötze）选区的直接议席。社民党（SPD）政治人物斯卡迪·赫肯拉特（Skady Herkenrath）也在该选区参选。她在竞选期间与科赫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科赫在Instagram上给她发送消息。这些消息目前由《南德意志报》（SZ）掌握。起初，这些消息在广义上涉及政治。随后，赫肯拉特要求这位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不要再联系她。然而，科赫继续发送信息，并对赫肯拉特进行人身攻击。他写道，如果她想从政，应该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8月的一个周五，赫肯拉特与多位社民党政治人物在加德莱根举行了一场集会。当天深夜，她再次收到科赫的消息。在接近凌晨一点时，他询问她是否能上传集会的照片。

关于为何寻求与这位社民党候选人进行此类交流，以及为何在被要求停止后仍不收手，科赫在回应《南德意志报》的询问时拒绝回答。然而，他的行为对斯卡迪·赫肯拉特产生了影响。她说：“作为一名州议会候选人，我感到受到了他的严重限制。”科赫在询问中仅回答称，赫肯拉特“可能在一次小组讨论中称他为纳粹”。他表示此事已报案并处于调查之中，因此他不再发表进一步评论。赫肯拉特确认警方曾与其联系，但否认在公开场合称科赫为“纳粹”。她说：“我称他为极右翼分子。”宪法保卫局将德国选择党整个州级协会定性为确定的极右翼组织。在该机构2023年的报告中提到科赫：“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频繁出现在极右翼相关事件中。”

与仍在接受调查的科赫不同，法院早已对另一名德国选择党的新任议员做出判决。为了在2012年左右获得马格德堡-施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Magdeburg-Stendal）的入学名额，菲利普-安德斯·劳（Phillipp-Anders Rau）伪造了他的高中毕业证书。他将原本3.5分的毕业成绩“变戏法”般地改成了1.0分的顶尖成绩——为此他后来被开除学籍，并因伪造文书被定罪。这并非劳第一次与司法机关打交道。数年前，他曾因与一名共犯从一家慕尼黑酒店盗窃100条毛巾、80床床单、21个皂液器、5个文件夹以及停在地下车库的一辆汽车外后视镜而被判刑。这使他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执行。此外，劳在另一个舞台上的表现也引起了关注：大约两年前，党内出现了指控，称劳曾参与拍摄色情片。在回应《人民之声》（Volksstimme）的询问时，劳仅表示：“我从未拍摄过任何能给我带来经济利益的专业视频。我既不是处男，也不是色情明星。”

去年冬天，所谓的“扑克圈”（Pokerrunde）的勾当也被揭露。这是一个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高层官员组成的团体，他们被指控存在裙带关系等问题。许多议员在自己的议员办公室中雇佣了党内好友的家属——而费用由纳税人承担。个人谋私利是一方面的指控，但人们也多次怀疑，雇佣合同被用来在党内获取优势。例如，前史塔西（Stasi）成员比绍夫在去年10月向一名在直选席位竞争中的党内对手承诺，如果比绍夫能进入州议会，将为其提供一份工作合同。根据约定，每周工作10小时，报酬为1500欧元。根据比绍夫的签名，该合同签署于10月27日，而两周后便是直选候选人的提名党代会。比绍夫在第三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胜出——击败了那个此前被他许诺提供工作的候选人。比绍夫未回答《南德意志报》（SZ）对此的询问。

相比之下，其中一个较为离奇的案例涉及托比亚斯·劳施，他为自己担任主席的俱乐部中的几名足球运动员提供了其议员办公室的工作合同。劳施被重新选为该党团的议会管理主任。他的父亲丹尼尔·劳施同样再次代表德国选择党进入州议会。在该党团中，这种父子 / 父女组合并非唯一。在洛塔尔·韦勒五年前获得州议会席位后，他的女儿朱莉安娜·韦勒现在也紧随其后——她是新任德国选择党党团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政治与公共关系工作之间的界限如何变得模糊。韦勒是亲党媒体《德国信使报》（Deutschlandkurier）的专栏作家，有时兼任记者，并以该身份对齐格蒙德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

在选举之夜，“亲爱的《德国信使报》同事”接受了自己编辑部的采访，表示她期待能“给那些旧政党一点麻烦”，并断言：“没有人需要公共广播电视机构。”韦勒此前曾在县政府的外国人管理局工作。在一次与父亲的共同采访中（当然是接受《德国信使报》采访），她提到是自民党（FDP）政治人物托马斯·凯梅里希在图林根州的当选引导她进入政坛的。凯梅里希在2020年2月由基民盟（CDU）、德国选择党（AfD）和自民党（FDP）共同选为图林根州州长。在引发公众愤怒浪潮后，他宣布辞职。对于《南德意志报》关于韦勒未来在担任州议员的同时是否将继续为《德国信使报》工作的询问，她未予回答。

基希纳将对难民的蔑视写入其纲领

然而，党团内部的基调可能由其他人决定，例如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他是党团的前任及现任副主席，也是德国选择党（AfD）竞选纲领的主要起草人。蒂尔施奈德与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曾是官方已解散的“之翼”（Flügel）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该组织是 AfD 内部一个极其激进的派系。蒂尔施奈德与“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关系密切，且偏好独裁者。在莫斯科的掌权者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蒂尔施奈德看到了榜样。他在 2024 年写道，如果德国政府能像普京维护俄罗斯人民的利益那样维护德国的利益，他将感到欣慰。在关于 AfD 的宪法保卫局报告中，出生于罗马尼亚的蒂尔施奈德多次被作为该党危险性的证据，其中一项原因是违反民主原则。例如，他在 2023 年的一次游行中声称，联邦政府已向俄罗斯以及“本国人民宣战”。对于蒂尔施奈德来说，这一分析只能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如果我们有一个向我们开战的政府，那么我们就向这个政府开战。”

蒂尔施奈德的党团主席奥利弗·基希纳（Oliver Kirchner）在修辞上同样激进，州宪法保卫局记录了两人在 2025 年发表的排外言论。现年 60 岁的基希纳是 AfD 的元老，自 2016 年起担任马格德堡州议会议员，并于 2021 年作为领衔候选人参加选举。基希纳将对难民的蔑视写入其纲领，称他们为“刀具专家”、“橡皮艇专业人才”或“巴尔干路线科学家”。即便面对潜在的合作伙伴 BSW，他也流露出种族主义色彩。在最近接受极右翼《紧凑杂志》（Compact-Magazin）采访时，针对 BSW 的两位负责人阿米拉·穆罕默德·阿里（Amira Mohamed Ali）和法比奥·德·马西（Fabio De Masi），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现在是否应该与那些“在穆罕默德·阿里和这个半意大利人管理之下”的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目前尚不清楚情况是否会发展到这一步。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州议会选举后尚缺席位分配，必须根据新的党团规模重新构建。照片：PETER GERCKE / DPA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 照片：YVES HERMAN / REUTERS

只有口号，没有热情

在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中，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向加拿大提供了一种“准会员”身份——这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标签。

作者：约瑟夫·凯尔恩伯格（Josef Kelnberger）

斯特拉斯堡 —— 马克·卡尼（Mark Carney）从座位上跳起来，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左脸亲了一下，右脸也亲了一下。委员会主席刚刚在欧洲议会的欧盟现状演讲中宣布，加拿大应成为欧盟的“首个准会员”，从而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惊人的信号：欧洲正向北美伸出触角。作为特邀嘉宾被邀请到斯特拉斯堡的加拿大总理表现出了相应的热情。但由于加拿大作为欧盟准会员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是否真的清楚？

准会员身份 —— 这个概念是由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为乌克兰发明的，作为通往正式会员身份的中间阶段。但加拿大永远无法获得这种正式会员身份，因为欧洲法律对此持反对意见。而卡尼那备受赞誉的、关于自由民主的“中等强国”应共同协作以避免被大国吞噬的概念呢？据冯德莱恩身边的人透露，对于这一点，欧盟规模实在太大了。

演说被预告为“火山上的鸡蛋之舞”

因此，“准会员身份”大概将继续作为某种加强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合作的术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还需要被赋予实质内容的标签。或者，它可能很快就会被遗忘，就像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当天介绍的其他许多项目一样。

自2019年就任以来，她本周三将第六次发表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说，这类似于一份政府声明。当这位委员会主席走上演讲台时，外界的期望值几乎无法衡量。这与来自社民党（SPD）的欧洲议会议员贝尔恩德·朗格（Bernd Lange）也有关系，他与委员会主席一样来自下萨克森州。

朗格在给媒体的一份通知中表示，冯德莱恩的演说将演变成一场“火山上的鸡蛋之舞”（Eiertanz auf dem Vulkan）。

这段话迅速传开，且契合欧盟目前的危机状态。在经济危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以及右翼民粹主义者崛起等灾难边缘，依然能轻松地治理国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不能踩碎“生鸡蛋”——这里指的是委员们、欧洲议会议员以及媒体的情绪。在法国媒体中，德语词汇“Eiertanz”（鸡蛋之舞）被翻译为“在剃刀边缘骑行”。因此，是冒烟的火山、生鸡蛋，还是锋利的剃刀。主席的表现将会如何？

冯德莱恩首先引用了查尔斯·狄更斯的话，以阐明局势的严峻性：“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冯德莱恩认为，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现在。这是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

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在危险的世界中为了实现自主化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她提到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抵制唐纳德·特朗普的格陵兰计划以及新的贸易协定。而在另一面，她看到了企图在欧洲人之间制造分裂的尝试。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和虚假信息活动，以及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欧洲主义者”的抨击。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认为在为欧盟指明方向。事实上，她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在德国，联邦总理梅尔茨在德国选择党（AfD）的冲击下地位不稳；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快将成为历史。在布鲁塞尔，她对委员会中的26位同事实行铁腕统治。在去年还被不信任动议笼罩的欧洲议会，现在又恢复了平静。政治中间派党团与委员会主席被共同的愿望凝聚在一起，即在与成员国的谈判中，争取到尽可能高的2028年起后续年度的欧盟预算。

在所有威胁欧洲独立性的危机中，委员会主席在当天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第一名：经济危机。“让欧洲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她说道。

冯德莱恩计算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在进口化石燃料方面额外支出900亿欧元。因此，欧洲必须扩大自身的“清洁”能源，无论是可再生能源还是核能。“为了实现独立，我们必须使欧洲电气化，”她说道。

冯德莱恩指出，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增加10亿欧元，这种情况已不可持续。但她并未明确向北京的权力层发出威胁。她继续寄希望于谈判，并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提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她希望在明年年底前整合欧洲资本市场，并建立一个以增长而非稳定性为导向的银行体系。此外，她承诺将进一步削减官僚作风。她多次表示，欧洲在决策上必须变得“更快”。这是一个已被多次承诺但从未兑现的诺言。

气候适应成为核心，而非气候保护

在演讲到这个阶段时，演讲者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听众。他们是绿党成员。他们原以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会将气候问题列为优先级的第一位，但该议题实际上排在第二位。

面对热浪、森林火灾和河流干涸，冯德莱恩将其称为“真相之夏”。她表示，气候变化已经到来。冯德莱恩称，欧洲绝不能放弃其气候目标，但她将气候适应而非气候保护置于中心位置。

主席希望确定欧洲境内 100 个最易受气候变化后果影响的地区，并为这些地区制定适应策略。她希望致力于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提供更好的保险保障。此外，她还提到了一项反对浪费水的倡议。

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转向她的第三个重点——人工智能之前，绿党的掌声相当有限。她概述了其中蕴含的欧洲经济机遇，以及潜在的风险。

冯德莱恩表示，如果那些最先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希望放缓开发速度，那么政界也应该感到担忧。目前流传着一些情景，认为失控的人工智能可能会瘫痪互联网，造成数十亿欧元的损失，甚至可能灭绝人类。冯德莱恩宣布，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评估该技术的风险。她将加拿大和英国列入其中，但没有包括美国，因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刚刚声称，一场针对人工智能的“病态阴谋”正在进行中。

一个多小时以来，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各个政策领域之间地跳转，并设计了政治标签：从加拿大的“准会员资格”，到应对如休达（Ceuta）这类移民危机的新法律（“欧洲紧急响应框架”），再到一个“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些术语在全体会议厅中回荡，但并未激起热情。

只有当冯德莱恩引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时，听众们似乎才真正受到触动。委员会主席邀请了这些人来到斯特拉斯堡：两名初创企业创始人、一名在事故中丧生的灭火飞机飞行员的亲属，以及一名在俄罗斯袭击中失去一条腿、但现在佩戴假肢在欧洲进行舞蹈巡演的乌克兰女孩。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至少没有掉进火山坑，没有踩碎生鸡蛋，也没有被剃须刀片割伤。议员贝尔恩德·朗格（Bernd Lange）的评价是：“‘不可能的任务’部分完成”。

更严厉的处罚，更强的监控

在柏林 CSD（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袭击事件后，内阁阐明将如何增加恐怖袭击的实施难度。

柏林 —— 联邦政府周三针对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CSD）袭击事件采取了应对措施。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格（Stefanie Hubig，社民党）与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基社盟）在总理府提交了一项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随后该计划得到了整个内阁的批准。胡比格表示，联邦政府拥有“一个由共同目标和信念构成的基础”，而现在达成的这一套措施方案便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职责不同，胡比格与多布林特在过去一直保持着相当顺畅的合作，此次亦然。

“加强安全，维护自由，防止激进化”是胡比格-多布林特计划的核心宗旨。计划中提到，过去几周的情况表明，德国正处于“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瞄准镜下”。“他们挑战我们国家的安全承诺，攻击我们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并拒绝我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基础。” 7月底发生的针对柏林 CSD 的伊斯兰恐怖袭击充分揭示了这一点。因此，政府的目标是更果断地惩处恐怖行为，更有效地监控伊斯兰潜在威胁者，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并更高效地防止激进化。

电子脚镣应能更便捷地投入使用

胡比格与多布林特就十项措施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要求修改刑法。计划中指出，伊斯兰潜在威胁者在实施犯罪时经常使用武器或其他危险工具。因此，“未来如果他们通过危险的身体伤害行为，使受害者处于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的危险之中——尤其是在使用如刀具等危险工具的情况下——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此类行为未来应被定为犯罪，且最低自由刑为一年。

此外，多布林特表示，必须对所谓的“潜在威胁者”采取更严格的处理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加强电子脚镣的使用，为防范潜在威胁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内政部长还对双方在扩大数字化调查权限方面达成一致表示欣慰：现在各联邦州也将被授权在个案中保存相关的通信数据，以防止数据丢失并确保后续能够进行调取。

青少年刑法并非“温情司法”

胡比格宣布，传播所谓“伊斯兰国”的宣传资料以及为“伊斯兰国”筹集资金的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行动计划中提到，支持恐怖组织目前已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特别是筹集并向此类组织转交捐款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然而，目前要求犯罪者必须已经与恐怖组织建立了联系。因此，未来必须规定：任何人只要为恐怖主义目的筹集捐款，在与恐怖组织建立联系或转交资金之前，就应被认定为犯罪。

胡比格表示，青少年刑法现在已经“并非温情司法”，但仍需要进行个别调整。应当明确，在法院将青少年刑法应用于成年初期人员（Heranwachsende）的情况下，必须提供相应的理由。联邦司法部长表示，不能让法院在判决中没有明确探讨的情况下，就近乎自动地适用青少年刑法。

此外，政府关注缓刑的作用。胡比格要求：“如果潜在行为或既往行为对公众可能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未来必须将此明确纳入缓刑决定中。”在成年人刑法以及青少年刑法中，都必须考虑到安全利益。

伊斯兰主义者 Abdul B. 于 25. Juli 在柏林 Christopher Street Day 活动期间冲入人群。他导致一名女性死亡，并造成至少 31 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在被问及此事时，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周三明确表示，虽然目前决定的这些措施是以此次袭击为契机达成的共识，但这些严厉措施不仅适用于伊斯兰主义暴力犯罪者，当然也适用于所有暴力犯罪者。 罗伯特·罗斯曼（Robert Roßmann）

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CSU）与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格（SPD）谈到了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信念的基础”。照片：MARKUS SCHREIBER / AP

联邦政府或许可以免于这个预算漏洞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关于疫情初期的口罩供应案件。一名法官暗示，这件事的结果对纳税人来说可能是乐观的。

卡尔斯鲁厄 —— 疫情第一个春季的新冠防护口罩采购已从多个方面得到了审视，而从任何角度看，当时的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斯潘（CDU）的表现都不理想。联邦审计局在 2024 年批评称，在约 58 亿个口罩中，有三分之二以上从未被使用，超过一半已被销毁，“完全缺乏数量控制”。特别检察官玛格丽塔·苏多夫（Margaretha Sudhof）在 2025 年的报告中写道，斯潘由于缺乏经济意识和政治野心，其行为并非代表“国家”团队，而是代表“个人”团队。明年，联邦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将提交一份“新冠疫情回顾报告”。

本周三，联邦最高法院（BGH）审查了 2020 年春季那些耗资数十亿欧元的交易。法院在卡尔斯鲁厄审理了由口罩供应商发起的四起选定诉讼，涉及金额在 700 万至 85 百万欧元之间。庭审主席拉尔夫·比格（Ralph Bünger）在开场时指出，这四个案例“涵盖了所有法律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广泛影响的里程碑式审理日：根据联邦卫生部的资料，目前仍有约 90 起此类诉讼在审，总争议金额达 23 亿欧元 —— 此外还包括远超 10 亿欧元的巨额利息要求。

交付并非总能按约定日期完成

在所有这些诉讼中，法律核心问题在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否必须受限于疫情初期仓促签署的供应合同。由于时间紧迫，卫生部决定采用所谓的“开放式（OpenHouse）”程序，以此绕过招标法的障碍。意向方提交由联邦政府预先拟定的报价，随后获得中标。然而，当人们几乎将卫生部的大门挤破——每只 FFP2 口罩 4,50 欧元的价格极具吸引力——相关负责人才意识到，口罩采购可能会变得极其昂贵。因此，卫生部试图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宣布“撤销”合同。其理由主要是供应商未遵守交付日期。因为根据最初的规定，口罩应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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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交付。但这并未真正奏效，卫生部被海量的报价所淹没，而企业方面也出现了延迟，或者交付了质量缺陷的口罩。因此，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的审理中，所有问题都集中在约定的交付日期是否为不可更改的期限——如果如此，联邦政府在发生延迟时即可撤销合同。法律专家将其称为“固定期限交易（Fixgeschäft）”。作为所有四个案件的一审法院，科隆高等地区法院（OLG）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是 30. April 之后疫情绝非就此结束，因此供应商可以认为在此日期之后依然存在对防护口罩的需求。这意味着：在高等地区法院看来，联邦卫生部在退出合同之前，必须先设定一个新的交付期限。由于未这样做，联邦政府必须支付款项。

在德国生产的防护口罩。 照片：RUPERT OBERHÄUSER / IMAGO

在周三于联邦最高法院进行的头四场听证会中，关于这一（对大多数其他诉讼同样至关重要）的要点出现了转机迹象。根据法律，如果交付日期对订货方而言明显具有“实质性”意义，则无需再次设定期限即可撤销合同。而该审判庭主席邦格特（Bünger）解释称，审判庭“根据初步评估”正是这样认为的：准时收到口罩对于抗击疫情具有重大意义——旨在维持医疗供应。

联邦政府的律师克里斯蒂安·罗恩克（Christian Rohnke）指出了那个春季巨大的时间压力。卫生部采购口罩是为了消除短期紧急状态，以保护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免受一种当时危险程度尚不明确的疾病的侵害。“医护人员现在就需要这些口罩。”

企业的律师们则极力试图说服审判庭放弃“固定期限交易”的观点。他们认为，目的绝不会随着交付日期的流逝而消失。“很明显，当时需要大量的口罩，”托马斯·温特（Thomas Winter）说道。他的同事托马斯·冯·普莱韦（Thomas von Plehwe）则指出，直到 9 月份仍在交付口罩。

联邦最高法院将于何时宣布判决，在周三下午早些时候尚不明确。如果审判庭暗示的路线最终得以通过，那么一个人可能会感到尤为宽慰：那就是联邦财政部长，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预算中出现另一个数十亿欧元的漏洞。判决将于 15. Dezember 宣布。沃尔夫冈·雅尼施（Wolfgang Janisch）

对抗冷漠的竞选活动

由于俄罗斯“苹果党”（Jabloko）批评战争，国家对其进行迫害和制裁。尽管如此，一场竞选活动和勇敢的年轻助手们依然在行动。

Deja、Dmitrij 和 Nikita 正在将“苹果党”的竞选宣传单投入莫斯科的信箱。由于此举并非没有风险，他们的面部被处理成了马赛克。照片：私人提供

作者：Silke Bigalke

Nikita 推开沉重的公寓大门，另外两人趁机随他溜进这座莫斯科大型住宅楼的楼梯间。他们一起走上楼梯，来到信箱前，走廊两边分布着二十几个灰色的投递口。他们在每个投递口中塞入一张传单，并将其折叠，使只有标题露在信箱外：“Mir”，俄语意为“和平”，绿底白字，重复了二十多次。

这三个年轻人正在为“苹果党”做宣传，这是俄罗斯唯一一个公开反对战争的政党。虽然该党现在的措辞已变得较为谨慎，但其口号“为了和平与自由”如今也已成为一种风险。数月以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机构以新的强硬手段迫害这个历史悠久、规模较小且长期缺乏成效的政党——“苹果党”。

这与即将到来的周末议会选举有关。这场选举几乎不配被称为“选举”，因为当局现在已经在如此剧烈地操纵结果。克里姆林宫可能并不担心“苹果党”真的能在国家杜马中获得席位——如果发生，这将是 23 年来的首次。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更危险的是那些国内不满者可能聚集的地方。现在选择投票给“苹果党”的人，由此表明了其反对普京及其对乌克兰进攻的立场。

八名党成员入狱，另有人员面临诉讼

此前，该党从未成为抗议选民的吸引力中心。在2021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仅获得了1.3%的选票，不过当局在当时就已经进行了严重的操纵。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仍认为“苹果党”（Jabloko）没有威胁。但现在，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在今年夏天的一些未公开民调中，该党的支持率已超过9%。在大多数独立反对派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身陷劳改营的时代，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几乎已无处寻求支持。

“遗憾的是，这是我们最后的选择，”竞选助手德米特里（Dmitrij）在被问及为何支持“苹果党”时说道。“其他所有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散布胡言乱语，”这位18岁的青年说道，并从背包里拿出一叠崭新的传单。8月中旬，俄罗斯最高法院以牵强的理由将“苹果党”排除在选举之外，德米特里当时就在现场。他与数百名其他人员（主要是年轻人）一起聚集在法院大楼前，直到被警察驱散。

禁令影响的是“苹果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候选人名单。然而，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有一半是通过直接委任产生的。“苹果党”的独立候选人仍可在其选区参选——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一天不是俄罗斯某地的“苹果党”候选人因荒唐的指控而被从选民名单中剔除，无论是在诺夫哥罗德、楚瓦什共和国、车里雅宾斯克还是汤姆斯克。

八名党成员被囚禁在狱中，另有人员面临刑事诉讼。两名党副主席在今年夏天被判刑：马克西姆·克鲁格洛夫（Maxim Kruglow）因涉嫌散布关于俄罗斯军队的虚假信息被判处七年徒刑；而“苹果党”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列夫·施洛斯伯格（Lew Schlosberg）则被判处十一年以上劳改营刑期，理由是他涉嫌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

事实上，“苹果党”原则上非常谨慎。在该党仅有43个单词的竞选纲领中，甚至没有出现“战争”一词，仅提到“停火”和“挽救生命”。党主席尼古拉·雷巴科夫（Nikolai Rybakow）最近将其目标表述为，“共同停止人们的死亡，恢复和平”。

“国内的情况对我个人产生了影响，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当三名竞选助手再次站在街头时，尼基塔（Nikita）说道。这句话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位19岁的青年与许多人一样担心，克里姆林宫在选举后可能会再次动员，征召更多男性入伍。“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计划最迟在10月就会终结，”这名大学生说道。

小组成员中的第三人德雅（Deja）则想念那些已经逃往国外的朋友。“整个国家都在颤抖，一切都在崩溃，”这位24岁的女性说道，这令人恐惧。当然，分发带有和平信息的传单是有风险的，但德米特里耸了耸肩：“仔细想想，究竟是进行竞选活动更危险，还是卷入战争更危险？”

三人正在安娜·沙图诺夫斯卡娅-比尤尔诺（Anna Schatunowskaja-Bjurno）的选区分发竞选广告，她在莫斯科东部作为“苹果党”的直接候选人参选。由于德雅和德米特里本人并不住在那里，他们无法为“苹果党”投票，但仍希望提供帮助。这些年轻人很清楚，他们没有机会获得一场公正的选举。当局决定谁可以参选，向选民施压，伪造选票。但他们说，人们仍然应该去投票，以某种方式投票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当局操纵得越多，人们就越不相信选举，”尼基塔说道。

对于候选人来说，现在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安娜·沙图诺夫斯卡亚-比尤尔诺（Anna Schatunowskaja-Bjurno）建议在她的选区的一家咖啡馆会面，她坐在原本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紧挨着窗户的最前排。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长期以来一直效力于“苹果党”（Jabloko），她的绿色夹克上别着一只白色陶瓷鸽子。她回忆起早期的竞选活动，当时大多数人都会礼貌地拒绝她的传单：“哎，苹果党，”许多人在2022年时可能会这样说，认为这个党不能被认真对待，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真正的反对派都坐在监狱里。

现在，该党突然迎来了大量支持者。沙图诺夫斯卡亚-比尤尔诺表示，在一个月之内，苹果党的莫斯科分部收到了1500份入党申请。这一切都是因为反战信息吗？“我们党内的年轻人当然非常坚决地反对，”这位候选人说道，但她没有亲口说出“战争”这个词。在法院审理关于禁止其政党活动的案件第一天，她就在现场，这让她想起大学阶梯教室的情景：“那些年轻的女孩和男孩坐在那里，注视着这场恐怖，”她说。

安娜·沙图诺夫斯卡亚-比尤尔诺作为苹果党的候选人参选。照片：私人提供

但这位苹果党政治家感受到的情绪转变不仅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候选人表示，人们虽然害怕“直接谈论军事特别行动”，她自己也不想冒险。但很明显，“这个话题”压在人们心头，不再有人对此无动于衷。四年之后，人们开始问诸如“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之类的问题。

候选人谈到了“明显的损失”。谈到了失去亲人的熟人，谈到了无人机袭击和汽油短缺，谈到了卢布贬值和物价上涨。“人们可能不明白具体的原因，”她说，“但他们明白，这个趋势并不乐观。”

安娜·沙图诺夫斯卡亚-比尤尔诺非常谨慎地措辞，她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9月初，警察在她家门前逮捕了她，指控她使用了“极端主义符号”。她在咖啡馆里说，她在波里斯·内姆佐夫（Boris Nemzow）逝世纪念日发布了一张照片，这位政治家于2015年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大桥上被枪杀。照片中还出现了年轻的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j Nawalny），他后来被克里姆林宫宣布为“极端分子”，并于2024年在俄罗斯的一所劳改营中丧生。警方随后释放了沙图诺夫斯卡亚-比尤尔诺，并未提起公诉。

因此，她继续进行竞选活动，恐惧始终如影随形。“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所有参加她活动的人，“为了整个国家，”她说。她看到其他人如何带着同样的恐惧生活，然后习惯于此并变得麻木。“这正是我们要与之抗争的，”这位候选人说道。

安娜斯塔西娅欣赏“苹果党”关于……关于那个五个字母词汇的立场

在距离沙图诺夫斯卡亚-比尤诺选举区不远的一处政治参与者中心前，一名年轻女性也在等待，她心中同样充满了恐惧。由于大门仍处于关闭状态，安娜斯塔西娅建议去附近的一家街边咖啡馆。在驶过的巴士喧嚣声中，这名20岁大学生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安娜斯塔西娅此前也并不认为“苹果党”（Jabloko）是真正的反对派——直到她在2024年春天参加了一次每月一次的写信之夜。在莫斯科“苹果党”总部的掩护下，人们聚集在一起给政治犯写信。从那时起，安娜斯塔西娅便定期参加。她还喜欢“苹果党”的什么？“他们的立场关于……”，年轻女子思考了片刻，“关于那个五个字母的词汇。”她也不敢再自由地发言，但她表示，2022年发生的事情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第一年太可怕了，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

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她还太年轻，没有投票权，但她陪同一位年长的朋友去了投票站。两人恰好在中午12点前往。这是亚历谢·纳瓦尔尼在选举前一个月死于劳改营之前所号召的。正午时分排起的长队旨在向普京展示有多少人不认同他。“那天让我记忆犹新，”安娜斯塔西娅说。但她没有说出纳瓦尔尼的名字。

同样令她刻骨铭心的是“苹果党”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的那一天。她说自己直到晚上才赶到法院大楼，此时她紧紧抓着膝上的手提包。当内部做出决定时，她正站在街头的人群中。“然后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都开始高喊‘耻辱’。”她很久没有听到人们如此大声地呐喊了。“当你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之中，意识到所有人的感受或多或少都一样时，这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动力，”这名大学生说道。

和许多其他俄罗斯人一样，安娜斯塔西娅恐惧选举后的时期。她害怕大规模的互联网封锁，害怕孤立，害怕边境关闭，害怕自己被逮捕，害怕冲突进一步升级，导致更多伤亡。今年5月，在她家附近发生了一次无人机爆炸，她在深夜被惊醒。她说，现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让我内心感到极度紧缩的声音”。

对于周末的投票，她没有任何幻想。“没有选择，”安娜斯塔西娅说。尽管如此，她还是打算去。因为每一个不投票给克里姆林宫政党的人，都会干扰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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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态度的问题

为什么社会责任需要具体的参与。

■ 民主必须得到维护。它的生命力在于人们彼此交流、相互反驳、核实信息，并最终接受持有不同意见的事实。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早已不再如此。只需浏览一下 Instagram 或 TikTok 就能发现：几乎没有任何话题还能进行客观的讨论。每一方都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至于是否属实？那是次要的。

当然，每个人都必须批判性地质疑信息。但媒体、平台、学校和政治也在塑造着那些人们在其中—。

立场体现在行动中。

公共沟通得以开展。这对企业同样适用。

长期以来，角色分工似乎十分明确：企业负责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社会问题则是政治、协会或非政府组织的职责。这种界限已经消失。如今，企业既是雇主，也是沟通者和媒体生产者——因此成为了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决定性的问题不再是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因为它们已经在承担了。然而，当企业发现自己对民主的“热爱”时，很快就会产生疑问：这背后是真正的信念，还是仅仅为了提升形象的愿望。企业已经学会将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等社会价值转化为品牌传播。问题在于，如果这种立场在广告活动结束时随之消失，情况就会变得棘手。专家们将此称为“目的洗白”（Purpose Washing）。

其结果不能是企业退出社会辩论。尤其是在民主基本价值承受压力的时代，这将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不过，也不是每家企业都应对每一个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否则，企业将变成替代政党——这既不是它们的职责，在民主制度下也不值得期待。但企业应当在自身活动产生社会影响的领域承担责任。

电信供应商 congstar 就是一个例子。公平是该公司核心的品牌价值——体现在价格、条款和沟通中。Congstar 思考如何将这一要求转化为社会层面的实践。答案就在其自身的商业模式中：电信供应商确保人们能够相互沟通并获取数字化内容。因此，它们是社会辩论的促成者，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和非私人使用必须独家通过 www.sz-content.de 进行，同时也包括那些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和分裂主义滋生的沟通空间。因此，它们不仅提供技术上的可达性，还为交流、导向和民主参与创造了基础。 为此，该公司在 2025 年秋季启动了“为了更多公平理解”（Für mehr FAIRständnis）倡议，旨在通过各项措施积极为改善沟通文化做出贡献。近期，congstar 与政治创作者 Marcant 共同打击虚假信息。Marcant 以对右翼圈子成员进行无畏且批判性的采访而闻名。在“不要选错：事实胜于仇恨。为了更多公平理解”的口号下，人们在 9 月初可以免费提交他们在网络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政治言论、疑问或不确定之处。Marcant 审阅了这些投稿，并亲自回电给选中的人员。 该公司由此将其核心竞争力——数字化沟通——应用于沟通在社会层面承受压力的领域。对于 congstar 而言，企业责任并不始于“什么样的立场在广告片中好看”这个问题，而始于“企业如何能真正将其影响力积极地用于造福社会”这个问题。

出版责任人：Timo Wakulat, congstar GmbH, Bayenwerft 12-14, 50678 科隆

企业是雇主、沟通者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

人物

托马斯·戈特沙尔克（Thomas Gottschalk），76岁，主持人，正展望未来。在2025年11月公开患有严重癌症后，他退回私人生活。他告诉《图片报》（Bild），目前他正处于康复过程中。“我周四做了第二次PET扫描，”他说，“整个身体会被扫描，以确保体内确实没有残留的癌细胞。去检查时心情很忐忑，因为我当然害怕结果。现在我感到非常欣慰。”所谓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能够使体内的代谢过程可视化，从而帮助发现体内的肿瘤或转移灶。当被问及是否已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时，戈特沙尔克表示：“我的感觉还没有达到我希望的状态，也没有达到一个76岁男人应有的状态。但每周都会好一点。”

绝不看剧

拉尔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50岁，演员，是一个“剧集禁欲主义者”。他告诉德新社（dpa）：“我这辈子只开始看过两部剧。在第一次新冠封锁期间，我看了《绝命毒师》（Breaking Bad），后来在某个时间点和女儿一起看了《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这两部剧他都中途放弃了，从未看完。 照片：ANDREEA ALEXANDRU / AP

卢卡斯·沃勒（Lukas Wörle）决定帮助一名在接近峰顶处被墨西哥探险队遗弃的男子。 拼贴图：JOANA HAHN；照片：IMAGO；肖像：VINCENT WÖRLE

“我将再也无法面对镜中的自己”

在攀登布罗德峰（Broad Peak）的途中，卢卡斯·沃勒在雪地中发现了一名濒死的男子。在即将抵达目标之前，他放弃了攀登八千米高峰的梦想，并开始了一场冒险的救援行动。

哈拉尔德·施密特（Harald Schmidt），69岁，前深夜秀之王，否决了潜在的替代总理人选。他怀疑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是否会比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成为一名更好的联邦总理。这位艺人告诉德新社，在他看来，这位北威州州长显然是“在推着婴儿车”。他以此暗示武斯特曾推着婴儿车出现在镜头前。“在迪尔门（Dülmen），有人为了拍照把婴儿车推到我面前，与我说‘习近平在电话那边，想和你谈谈’，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根据施密特的说法，基民盟（CDU）显然期待通过更换总理来创造奇迹，但武斯特在柏林将面临与梅尔茨“完全相同的问题”。总的来说，德国显然在渴望一位救世主——另一个例子就是对国家队教练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过高的期望：“对救世主的需求量巨大。”

卡尔-海因茨·科贝尔（Karl-Heinz Körbel），71岁，前职业足球运动员，除了足球之外还信仰另一种宗教。他告诉《法兰克福汇报》（FAZ）：“其实我之前退出了教会，因为很多事情我不再认同。”但当他的女儿准备进入一所基督教学校就读时，他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个问题。随后他加入了福音教会。他每天早晨与妻子一起诵读《圣经》诗篇第91篇，内容关于上帝的保护与信心。在此期间，他为家人、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Eintracht Frankfurt）的员工以及俱乐部的传统球队球员祈祷。“我坚信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核心意义，”他说。科贝尔曾代表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参加了602场德甲联赛，是德国最高级别联赛的纪录保持者。

家长因孩子抢球大打出手

施塔特哈根 —— 在下萨克森州绍姆堡县的施塔特哈根，几名家长因其孩子之间争抢一个球而发生冲突。警方表示，一名 26 岁的人员受重伤，另有四名家长受轻伤。多名家长介入了孩子们的争执，随后成年人之间的口角升级。据此，冲突演变为肢体斗殴，参与者部分使用了工具。电视节目 RTL 援引一名警方发言人的话报道称，这些工具应该是破碎家具的木块。警方解释称，该名 26 岁的重伤员已被送往医院。受轻伤的人员包括一名 35 岁男子、一名 31 岁男子，以及一名 25 岁女子和一名 29 岁女子。据报道，警员不得不使用胡椒喷雾才能将冲突双方分开。随后消息称，警方已就涉嫌危险身体伤害启动刑事程序。目前正在调查冲突的具体经过。DPA

蒂图斯·阿尔努（Titus Arnu） 著

抬起左脚。将冰爪的尖齿钉入冰层。短促地呼吸。然后是右脚。在布罗德峰（Broad Peak，海拔 8051 米，喀喇昆仑山脉第三高峰，世界第十二高峰）Camp 3 上方的黑暗中，卢卡斯·沃勒（Lukas Wörle）已经这样移动了数小时。那是 2023, 7 月 15.，早上 8 点刚过，他的 GPS 设备显示高度为 7985 米。他的攀登伙伴霍里亚·科利巴沙努（Horia Colibäşanu）远在他前方。沃勒为了积蓄体力而落后。他现在回忆起，当时脑海中开始产生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你是一个人。在海拔 7500 米以上的死亡地带，身体消耗的能量超过了能够补充的能量。

这是一个平行世界，当时 30 岁的运动员像在慢动作中一样艰难地向上攀爬。在阿尔卑斯山的家乡，这个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几乎毫不费力地奔向山顶。但在喀喇昆仑山脉近 8000 米的高度，他的身体感觉沉重如铅，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风积雪形成了白色的沙丘。接着，他在雪中看到了一些不属于那里的人造物。是他缺氧的大脑产生的幻觉？还是被遗弃的探险垃圾？他步步靠近 —— 认出了一个人的背影。那个人僵硬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被狂风席卷，脸上结满了呕吐物的干痂。沃勒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具尸体。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嘶哑的叫声，注意到手臂有极其轻微的动作。

山巅惊魂

在本系列报道中，《南德意志报》将刻画那些在山岳之中经历过深刻变故的人们。

这个男人还活着。目前如此。

几个月来，沃勒（Wörle）一直为登顶这座高峰而努力。这是他训练多年的目标：在不携带瓶装氧气且没有背夫的情况下登上博峰（Broad Peak），随后驾驶滑翔伞飞回山谷。现在，他距离最终目标——他的首座8000米级高峰——仅剩60米的高度，此时他面临着一个决定，他后来将其描述为他迄今为止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他没有犹豫太久：“如果我当时难以做出决定，反而会让我感到震惊，”他事后说道，“那样的话，我将再也没法面对镜中的自己。”

沃勒放弃了登顶，转而尝试拯救一条生命。

在他的著作《山脊之行：一名极限登山者在人性与责任间的抗争》（Goldmann出版社）中，沃勒将博峰顶端的这一幕升华为不仅仅是一个戏剧性的救援故事：它成为了衡量一项极限运动的试金石。当登顶变成一种服务，而人性被抛在脑后时，高海拔登山中关于自由与冒险的理想还剩下什么？每年春季，珠穆朗玛峰的视频都揭示了攀登8000米级高峰的负面影响：关键地点的拥堵、垃圾山、直升机出租飞行——而主要风险由夏尔巴人承担，他们通过固定绳索和梯子在冰川裂缝中开辟路线。现代远征登山真正的“山脊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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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沃勒（Lukas Wörle）在2023年7月也面临选择：继续前行还是提供帮助？他意识到自己是独自前行，没有瓶装氧气，也没有应急药物。他知道在近8000米的高度无法搬运一名失去行动能力的男子，那里也没有救援直升机可以降落。他通过无线电联系了在基础营的弟弟文森特（Vincent），文森特随后联系了其他团队，但得到的回答含糊其辞：太危险、太晚了，每个人在这样的高度必须自负其责。尽管如此，沃勒还是中断了攀登以提供帮助。

这个男人名叫穆尔塔扎·萨德帕拉（Murtaza Sadpara），一名巴基斯坦高海拔背夫。后来得知，他在接近顶峰的地方被一支墨西哥远征队遗弃。沃勒描述说，那里的地形并非像刀刃一样锋利的山脊，而是一个宽阔且延展的凸起，岩石与积雪不断交替。在陡峭的雪坡上，他拽着萨德帕拉的背包在冰冻的地面上拖行，在险峻地段则用绳索将其下降。仅前200米的高度下降就感觉花了一辈子那么久。

在7800米处，他遇到了另一名登山者丹（Dan），对方携带了治疗高山病的药物，并从另一支远征队的补给点协调到了一瓶氧气。两人协作使救援行动进展加快，在下方一些设有固定绳索的陡坡上，他们可以固定住萨德帕拉并让他滑下去。救援持续了10个小时，沃勒在山上总共停留了18个小时。

与这名高山病患者几乎无法沟通。沃勒将对方的状态比作醉酒之人：能回应，但没有真正的意识能力。患者往往意识不到情况的严重性，会胡言乱语并产生幻觉——这是缺氧的结果，在严重阶段则会导致脑水肿。萨德帕拉脱掉了手套并摘下了雪镜，这是一种在高度病患者和冻伤患者中较为常见的矛盾反应。因此，他失去了六根手指。

但他活了下来。

为什么沃勒没有继续前行而是选择提供帮助，不能仅用道德来解释。必须追溯得更远才能找到答案，一直追溯到他在蒂罗尔父母家的客厅里。卢卡斯·沃勒出生于慕尼黑，在莱尔莫斯长大。他说，他关于世界最高山峰的梦想始于一台幻灯机前。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曾是一名登山向导，在1989年和1991年曾亲自前往喜马拉雅山。1993年，阿尔弗雷德·沃勒计划攀登

南迦帕尔巴特峰，也就是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在1970年失去其兄弟的那座山。就在出发前不久，他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阿尔弗雷德·沃勒取消了这次远征。当时在孕育中的那个孩子，就是卢卡斯。

儿子在莱尔莫斯家门前的群山中长大，他的母亲贝阿特里克斯同样热爱登山，全家人经常一起滑雪和徒步。卢卡斯在青少年时期最初专注于篮球，并成为了德甲联赛的青年教练。二十岁时，他患上了严重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Pfeiffersches Drüsenfieber），这场病让他数月之久无法正常生活。在这次被迫休息的阶段，他发现了滑翔伞运动——以及一种他后来将其描述为“阴与阳”的感觉：攀登时的沉重，以及飞向山谷时的轻盈。

由此产生了一个他起初认为很疯狂的想法：攀登一座八千米级高峰，然后用滑翔伞飞下来。2022年，在加舍布鲁姆 II 峰 7000 米处的一次尝试因暴风雪而失败。卢卡斯·沃勒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随后，他与兄弟文森特共同创立了 w8less 公司，旨在向管理人员传授在登山过程中学到的纪律和风险管理原则。在2023年夏天，沃勒将目标定为乔戈里峰（Broad Peak）。这一次，几乎全家人都随行：父亲阿尔弗雷德作为大本营的陪同人员，兄弟文森特担任摄影师和组织者。在大本营，沃勒体会到远征业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挑夫——这些男人装备简陋却承担着最大的风险，且从未出现在新闻头条中。

当人性被抛在脑后时，高海拔登山中关于自由的理想还剩下什么？卢卡斯·沃勒在他的书中这样问道。 照片：文森特·沃勒

在救起穆尔塔扎·萨德帕拉后，沃勒精疲力竭，在帐篷里躺了近两周，直到 24.。他睡觉、吃饭、休息——仅此而已。当天气窗口再次开启时，他决定与丹一起进行第二次冲顶尝试。 27. 午夜刚过，他们从 7000 米处出发。

那一夜，他们从乔戈里峰望去，看到 K2 峰上由近两百盏头灯组成的灯带正向山顶移动——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十五分钟，半小时，一小时，毫无动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正常，”卢卡斯·沃勒对他的攀登伙伴说。在 7700 米处，两人意识到自己体力不足，第二次决定折返。在 Camp 3，沃勒从背包里取出他那重 1,2 公斤的超轻滑翔伞，在俯瞰 K2 峰的同时飞回大本营。“我没能成功登顶乔戈里峰，”他说，“但我从那里飞了下来。终于实现了。”

巴基斯坦授予其该国最高平民荣誉之一

同一天下午，他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在K2峰顶下方被称为“瓶颈”（Bottleneck）的狭窄地段，27岁的高海拔背夫穆罕默德·哈桑（Mohammed Hassan）——三个孩子的父亲——坠落并受重伤，被绳索悬挂在半空中。当天大约有两百人在登顶途中，数十人从他身边爬过，却无人提供帮助。他死去了。直到几天后，陪同沃勒（Wörle）远征队为Servus TV拍摄的电视团队的一名无人机飞手在分析素材时，这次事件的严重程度才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耀眼的晨光中，他起初并未意识到自己拍到了什么。影像显示，至少有70名登山者从哈桑身上跨过，其中一些人曾短暂地抓过他的脚。

当沃勒一行人离开大本营并恢复手机信号时，这次无声的救援早已变成了一条传遍全球的新闻。媒体以“喀喇昆仑山的英雄壮举”为题报道，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邀请他进行会谈。在维也纳，沃勒从联邦总理手中接过了一枚功绩勋章。2025年，巴基斯坦在柏林授予他“巴基斯坦勋章”（Tamgha-i-Pakistan），这是该国最高平民荣誉之一。尽管如此，卢卡斯·沃勒（Lukas Wörle）对于“英雄”这个词感到难以接受。“那天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体能表现，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间断地挑战极限，”他说，“决定提供帮助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在布罗德峰（Broad Peak）还是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他提到最近目击了一起自行车事故，人们只是无助地站在旁边。“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走开。”

救助者与被救者此后每年都会相见

萨德帕拉的故事仍在继续，只不过公众的关注度已大为降低。极限登山家亚历克斯·特希孔（Alex Txikon）发起了一场众筹，使其能够在西班牙接受医疗救治；医生为其截断了数根手指。2023年12月，沃勒与萨德帕拉在罗伊特（Reutte）重逢。“兄弟，我欠你一切，”萨德帕拉说道，并想在巴基斯坦送他一块土地。“你不需要欠我任何东西，”沃勒回答道，“是你自己在战斗，在坚持。”2024年，沃勒访问了萨德帕拉在巴基斯坦村庄的家人。如今，他每年都会与萨德帕拉见面，最近一次是在几周前，当时他在喀喇昆仑山进行最新的远征，但因强降雪和雪崩风险不得不中断行程。在沃勒2026年夏天停留期间，7月底发生了毁灭性的博德峰雪崩事故，导致十名登山者丧生，其中包括登山界的全球巨星尼尔马尔·普贾（Nirmal Purja）。

沃勒表示，博德峰这一章节尚未结束，他终有一天会回去——不是为了重复那次滑翔伞飞行，而是为了给这段往事画上句号。2025年12月21日，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因胰腺癌去世。父亲在生前读完了《山脊行走》（Gratwanderung）的几个章节。沃勒将这本书献给了他。

2025年秋季，卢卡斯·沃勒与斯洛文尼亚登山家亚历什·切森（Aleš Česen）成功完成了对喀喇昆仑山海拔6224米的切里林萨尔峰（Cherireen Sar）的首次登顶。今年夏天，在计划与切森共同横跨八千米级高峰加舍布鲁姆 I 峰（Gasherbrum I）时，最终决定权再次回到了大山手中。在与数米深的积雪搏斗数日后，由于切森患上了严重的肺炎，远征被迫中断。尽管如此，卢卡斯·沃勒并未感到沮丧。在博德峰的经历让他明白，登山虽然可以进行细致的计划，但永远无法完全掌控。即便现代远征旅游业以高成功率和低事故率作为宣传。如今，八千米级高峰可以作为打包套餐预订，价格在10,000至100,000欧元之间，具体取决于豪华程度，且包含直升机接送。而像萨德帕拉这样的当地助手往往承担着最高风险——没有保险，没有积蓄，且在运动员的报告中经常被忽略。

究竟哪个分量更重：是一个奋斗多年才抵达的山顶，还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大山对此没有给出答案。但在2023年7月的那个早晨，沃勒找到了答案：就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他知道，这是唯一能让他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下去的决定。

你们这些“俄罗斯理解者”不理解的事情

普京想要和平？俄罗斯在乌克兰只是在应对北约的威胁？继续做梦吧——或者赶紧醒醒：这是一封写给 AfD、BSW 以及其他地方所有克里姆林宫“有用白痴”的信。

客座文章 作者：亚历山大·埃斯蒂斯 (Alexander Estis)

“俄罗斯理解者”！我不理解你们。你们热爱：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灵魂。俄罗斯酸汤（Soljanka）。或者是俄罗斯红菜汤（Borschtsch），尽管你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正确地读出这个词。你们想要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资金，俄罗斯女孩。你们 1985 年在伊尔库茨克，2003 年在贝加尔湖，2018 年在索契。

你们来自芭蕾舞爱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伏特加饮用者、田径运动员、和平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你们来自 AfD，来自 BSW，来自《Compact》，来自《柏林报》，来自那些伪装成自由主义者的人，来自伪左翼；你们来自感到被边缘化的市中心，来自自认为代表大多数的边缘地带；你们来自东部、西部，南部、北部，来自大波特瓦尔（Großbottwar）、克莱因马赫诺（Kleinmachnow），来自新克尔恩（Neukölln）、老默尔恩（Alt-Mölln），来自比利希海姆（Billigheim）和特罗（Teurow）。

我来自俄罗斯。我不理解你们。

你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的朋友。而且你们认为俄罗斯是你们的朋友。你们说：“俄罗斯一直可靠地供应天然气”（斯特芬·科特雷 [Steffen Kotré]，AfD）。俄罗斯送了我们鱼子酱。普京去过柏林。普京会说德语。在乌克兰发生的是不是我们的战争。基辅的支持者是战争煽动者。俄罗斯没有攻击德国。

BSW 政治家塞维姆·达格德伦（Sevim Dağdelen）认为俄罗斯是我们的朋友。“德国与俄罗斯之间良好、和平的关系符合德国的利益，”AfD 的莱纳·罗斯富斯（Rainer Rothfuß）说道。

而对于你们这些“俄罗斯之友”来说，所谓的友谊显然意味着：德国一直被俄罗斯的爱国力量视为一个在道德上已经腐朽且具有腐蚀性的西方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至今仍由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等反动思想家所主张，他们将西方诽谤为撒旦，将德国诽谤为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模拟物”。

对于你们这些“俄罗斯之友”来说，友谊还意味着：德国在今天的俄罗斯被视为敌对北约活动的中心和枢纽，甚至被视为乌克兰所谓的“深层后方”。今年 7 月，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政治家兼宣传员维克托·梅德韦丘克（Wiktor Medwedtschuk）在一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写道：“今天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恐怖袭击背后是德国。那些融入乌克兰军工复合体并直接参与战争行动的德国企业和工厂，完全可以被俄罗斯视为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因此是合法的摧毁目标。”

梅德韦丘克立即点名了巴伐利亚的无人机制造商 Quantum Systems GmbH，甚至给出了公司总部的详细地址——并总结道：“欧洲没有任何一个目标是俄罗斯无法触及的。”此前，普京在关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德国境内目标时，已下令调查哪些参与者作为“煽动者”参与了战争。而现在，在哈勒 / 莱比锡机场遇袭未遂之后，前总统兼现任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j Medwedjew）写道，这种破坏行动是“对其罪孽最轻的一种惩罚”。因为不仅所有的武器制造商都值得被直接打击，柏林的其他目标可能也同样如此。

但在朋友之间，人们总是倾向于对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庞大的“友谊”（Druschba）面前，一架小小的无人机又算什么。在朋友之间，人们总是假设对方是出于好意——一切尚未证实，一切尚不明确。“即便这件事背后确实是俄罗斯，”瓦根克内希在措辞上留了余地，“但一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的无人机，不足以成为煽动极具危险性的升级局势的理由。”

《周五》（Der Freitag）报也以《联邦政府继续推动与俄罗斯的升级螺旋》为题，并胡扯了一些关于伪造证据的内容。此前，在媒体上臭名昭著的退役准将埃里希·法德（Erich Vad）就已经表达了质疑：该无人机的制造工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过于拙劣。这个论点恐怕会让几乎所有俄罗斯人都忍俊不禁。

BSW主张“建桥而非筑墙”——因此，他们举行集会反对关闭位于柏林腓特烈大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Russisches Haus），其中还出现了一面并非最新版本的旗帜。 照片：FABIAN SOMMER / DPA

俄罗斯专家们！显然你们并不清楚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在前线是什么样子：自行购买、自行组装的装备，锈迹斑斑的防弹背心，廉价且未加密的中国无线电电台，损坏的手持火器，来自博物馆库存的古董坦克，以及——这不是开玩笑！——沙皇时代的鲍蒂（Bautyps）型号栓动步枪。

炸药没有起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或者真的发生了？

你们这些所谓的“俄罗斯通”还不知道的一点是：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是如何运作的。俄罗斯的袭击不仅不需要表现得极其专业，甚至可以在其表面目的上宣告失败——但依然能造成必要的损害。一个在极关键地点未能爆炸的炸药，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质疑、分歧和争端。

最终，没人知道真相——而俄罗斯人则希望没人知道；炸药没有起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俄罗斯的威胁看起来就像是对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回应。于是，那些亲俄人士又可以高喊：是西方在升级局势。

你们这些“俄罗斯通”不知道的是：信息颠覆是如何运作的。在布置炸药的同时，俄罗斯人总是向舆论场投放“论点炸弹”。而这些论点则起到了蒙蔽双眼的作用。早在19世纪，俄罗斯秘密海外机构——根据其自身的描述——在准备袭击的同时，还进行影响力行动、散布虚假信息、瓦解士气、抹黑、贿赂官员以及发动假旗行动。即便在今天，混合战争也始终伴随着掩护性说辞、反向证据、指责他人以及假旗叙事。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宣传员利用了简单的“谁获益”（Cui bono）逻辑：如果此类袭击导致乌克兰获得更多支持且俄罗斯受到制裁，俄罗斯就可以声称，这次袭击仅服务于乌克兰的利益，因此理应出自乌克兰之手。这种逻辑之所以危险，是因为首先它并非完全错误，其次，任何相应的反俄和亲乌反应似乎都反过来验证了这一逻辑。

你们这些“俄罗斯理解者”不理解的是：不一致的信息是如何产生冲击的。因此，在否认策略的同时，通常也存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参与的明显迹象：此类袭击是警告，是恐吓，因此对于那些关键人物来说，袭击的来源必须保持可辨识性。这一点在通过放射性物质实施的著名谋杀案中尤为明显，例如针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的谋杀。

相反，克里姆林宫并不想要也不需要统一性和连贯性。就像炸药不需要起爆一样，论点也不需要击中目标；只要信息空间被替代事实、半真半假的谎言和矛盾之处所充斥就足够了。最终，人们会陷入一种认识论上的疲惫

——并且长期来看，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怀疑论，一种习得性的信息无力感，一种对真理感知能力的根本性偏差。

“这一切并非那么明确，”那些没有被宣传完全洗脑但已被搞得心神不安的俄罗斯人在谈论乌克兰战争时这样说。

但对你们来说，事情很明确：普京想要和平。俄罗斯想要谈判。因此，德国选择党（AfD）的齐格蒙德要求：外交！对话！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这些武器——这是齐格蒙德特有的和平主义——我们反而需要在国内，用来对付非法移民。）

你们这些普京的和平主义者相信，普京不想要战争。毕竟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而且在普京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和谐之中，西方与俄罗斯，俄罗斯与德国，并肩而行。没有战争，只有贸易，往来之间只有天然气和黄金。

你们这些普京的和平主义者，不想听我们这些俄罗斯移民、反对派和记者的声音。例如，《新报-欧洲版》（Novaya Gazeta Europe）的创始人基里尔·马蒂诺夫（Kirill Martynov）就表示，出于权力及国内政治原因，普京“根本无法结束”这场战争。只有当和平能够被包装成俄罗斯的胜利时，普京才会接受——即便如此，那也是一种脆弱的

和平，一种纸面上的和平，克里姆林宫随时可以撤销。普京的和平是纸面和平。普京的和平是强加的和平。普京的和平只是暂时中止的战争。

正如苏联异见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Andrej Sinjawskij）那句虽旧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的名言：“帝国要么一个接一个地吞噬世界，要么就必须崩溃。”

你们这些普京的和平主义者，对车臣一无所知？对阿布哈兹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无所知？对格鲁吉亚？叙利亚？利比亚？克里米亚一无所知？你们这些普京的和平主义者，不知道俄罗斯士兵在讲什么样的笑话：“是的，我们要‘mir’——而且要全部”（在俄语中，“Mir”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世界”）。

你们这些普京的和平主义者，不想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在上一次和平谈判结束之后，导弹立即飞向基辅，飞向房屋，飞向人们。

但你们说，这场战争是北约自己挑起的——通过其向东扩张。德国选择党（AfD）主席克鲁帕拉（Chrupalla）说，俄罗斯人“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边境看到北约士兵，不希望看到北约导弹”。他的党内同事斯特芬·科特雷（Steffen Kotré）说：“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安全利益受到了侵害。”普京想要、而且必须捍卫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你们这些“俄罗斯理解者”显然比那些觉醒的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的利益。后者理直气壮地质疑：“为什么要在乌克兰捍卫俄罗斯？”俄罗斯精英阶层、领导层或军方中，从未有人真正相信北约东扩或乌克兰会对俄罗斯构成真实的军事威胁。这一直纯粹是修辞手段。用威胁指控来证明战争行为的正当性，遵循的是莫斯科成千上万次采用的经典“镜像指控”模式：指责对方做自己计划要做的事，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在反应层面变得合法化。普京刚刚再次这么做了：“我们没有威胁，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他保证道，但就在同一时刻，他暗示欧洲精英正将民众推向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且——发出威胁。

只有在将安全利益定义在“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框架内，即在一种将前苏联国家甚至沙俄征服地区视为纯正俄罗斯领土的帝国大国思维框架内，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才会受到北约的损害。在这种思维中，乌克兰并不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存在。到了第二天，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德国，都可能失去其国家合法性，而我们今天已经在俄罗斯的论述中看到了对此的初步修辞准备。去年普京的裁决是：“俄罗斯士兵足迹所至之处，即为我们的国土。”

在现实中，没有人比普京及其政府更严重地损害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军队及其军火库被削减。西方在扩军。北约在扩张——其预算也在增加。波罗的海国家在俄罗斯边境沿线修建掩体。欧洲军队在演习应对紧急情况。

你们这些“心系俄罗斯的人”，在数千人被监禁时却在谈论自由

你们说：但要考虑俄罗斯人的视角！必须看到俄罗斯的视角！

“欧盟的和平提案忽视了俄罗斯人的自我认同，”科特雷（Kotré）说道。罗斯富斯（Rothfuß）则认为普京代表了这种认同；他称普京“为自己的人民倾注了心血”。并且他拥有“始终极高的支持率，这是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无法企及的”。（这或许恰恰是因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显然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OMITTED...], 心系俄罗斯的人说，在俄罗斯每个人都有表达自由。去莫斯科旅行吧，在红场拍拍照。这就像是参观动物园，在笼子前拍照并说：这些动物过得挺好的！

[...OMITTED...], 心系俄罗斯的人，去莫斯科旅行吧。而我，一个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却无法前往莫斯科。（或者只能将其作为中转站——在一段前往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中。）

[......], 心系俄罗斯的人，你们在数千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时谈论自由，无论这些原因多么微小。而最重要的一位反对派人士——自2022年起被关进营地的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戈里诺夫（Alexej Gorinow）表示：“我们的掌权者扼杀了自己国家的自由：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自由选举。”

更不用说那些政权反对者了：普京关心的并不是俄罗斯人，即便他们支持他的路线。来自俄罗斯战争地区的难民得不到国家的任何支持。士兵在缺乏必要装备的情况下被派往战场，在不平等的战斗中被当作炮灰消耗，这甚至在最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中也引发了批评。一名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他们被听天由命，他受伤后在战壕中坚持了17天，最终不得不自行截肢。

根据流亡媒体 Mediazona 的计算，自战争开始以来，约有 250 000 名已知姓名的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丧生。死亡、受伤和失踪的总人数可能接近 150 万。平均每天还增加一千人。普京如何评估俄罗斯生命的价值，在他那句愤世嫉俗的言论中可见一斑：毕竟，死在战争中——比死于酗酒要好。

俄罗斯之友！[......]相信，看到俄罗斯的视角——但俄罗斯的视角是一种视觉错觉。[......]考虑俄罗斯的安全——但却放弃德国的安全。[......]想要与[......]和平——但[......]并不想要你们的和平。你们是俄罗斯之友。但[......]并不是你们的朋友。

即便现在它似乎在爱你们——它同样也爱你们的对手。即便它支持你们，它也同样支持你们的对手，亲爱的 AfD，亲爱的 BSW。将这两个政党的评论放在一起对比，人们禁不住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它们产自圣彼得堡同一家机器人工厂。[......]分化，极化，粉碎。一旦不再符合其利益，它会像扔掉烫手山芋一样抛弃你们，无论 AfD 还是 BSW，无论《Compact》还是《柏林报》，无论加布里埃尔·克罗内-施马尔茨（Gabriele Krone-Schmalz）还是罗杰·克佩尔（Roger Köppel）。想想[......], 现在被它唤醒的幽灵，以后还能被制止吗？

俄罗斯理解者！[......]不理解。但[......]理解你们。[......]是如何运作的。[......]什么让你们愤怒。[......]恐惧什么。[......]你们——而且是将你们视为“有用之傻瓜”。

[......]不明白[......]在做什么；或者根本不想理解；或者，而这更有可能，是已经无法理解了，因为[......]已经对你们做了手脚。

亲俄人士们！赶紧明白吧：你们不是俄罗斯的朋友，你们是俄罗斯的牺牲品。

亚历山大·埃斯蒂斯（Alexander Estis），1986年出生于莫斯科，是作家兼专栏作家。其最新著作《走狗国家俄罗斯：意识形态、宣传、镇压与反抗》（NZZ Libro, 2025）已出版。照片：CLAUS SCHUNK

霸王龙出汗的地方

在萨里郡丘陵地带举行的巴克斯葡萄酒半程马拉松（Bacchus Wine Half Marathon）中，你必须处于醉酒状态——而且如果没有穿上荒诞的装扮，很容易觉得自己像在裸奔。

在这个空气潮湿的周日上午，我有些精疲力竭地站在萨里的葡萄酒丘陵中，手里拿着一杯红酒和一块切达干酪。我心中在想，如果凯撒当年穿着这种厚底的新运动鞋，或许能躲过那场匕首袭击。此时，左边一对扮成培根和煎蛋的人，以及右边一个粉色超级战队成员正跑过，但他们完全不是那个穿着托加长袍、头戴月桂冠男人的对手——就在这个极长的句子快结束时，那个人已经跑出了视线。这就是巴克斯葡萄酒半程马拉松，一场在伦敦南部举行的赛事。1800名跑者在21公里的路程中会经过六个补给站，那里除了提供水和香蕉，还提供葡萄酒和奶酪。如果这还不够荒诞，有人甚至会把自己打扮成炸薯条，然后被稍后出发的“海鸥”追赶。

你不得不热爱英国人。对我个人而言，沉浸在他们的逃避主义中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山路崎岖，也不是粗犷的运动员饮食，因为我的身体对这两者都有训练。让我望而却步的是

伦敦呼唤 (LONDON 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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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专栏中，我们的驻外记者将记录他在酒吧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穿梭的日常生活——但绝对不会聊天气。

强烈建议所有参与者都穿上服装。英国人天生就喜欢装扮。这始于冬天冷得离谱的校服——人们总希望校服能多出那么一块布料，而夏季赛马会上用来遮阳的帽子则布料过多。而终点则是查尔斯三世国王那件深红色的国礼披风。去年他迎接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时，我受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晚宴。着装要求是“White Tie”，即燕尾服配白马甲和领结。起初，像一只笨拙的企鹅一样走来走去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套西装最后花了我250英镑。不是购买，而是租赁。

我从来都不是个热衷于装扮的人。有一次我去下巴伐利亚乡村拜访一位精明的朋友，他劝我一起去当地的体育之家参加狂欢节。他说服装由他负责，不用担心。于是，我们穿着由他亲手缝制的天线宝宝套装出发了。头上的天线是由涂成相应颜色的按摩棒制成的，不过这件事永远不该被提及。在

Hold my Dino：伦敦南部比赛的参与者。照片：MARTIN WITTMANN

体育之家，我们因为独特的装扮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之所以说“独特”，是因为直到抵达那里我才得知，主题是“1001 Nacht”。在所有肚皮舞女和谢赫之间，我们成了东方世界里最显眼的存在。

在葡萄园跑步时穿上服装，且（沿用凯撒和巴库斯的比喻）在盔甲下搞点小动作，这个主意大概是法国人想出来的。而我现在去适应英国人，而英国人又在适应法国人，而法国人则把自己打扮成“上帝在法国的某个谁”，这在我看来实在太像是一种对“文化挪用”的“文化挪用”的“文化挪用”了。况且，格外夸张的服装并不自动等同于格外有品位。我想到了体育之家那个戴着自杀式炸弹腰带模型的人，或者想到了曾穿着纳粹制服出席派对的哈里王子。因此，我没有以“嵌入式”装扮参加，而是穿着便装，这在史酷比、霍根、首相和其他怪胎之间立刻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感觉像在裸奔。但跑了几公里后，我就开始感激自己的运动装了，因为其他人的服装简直是用噩梦织成的。在这个“涤纶日”，那个出汗的恐龙看起来比当年彗星撞击后的任何一只霸王龙都要痛苦。

在绿意盎然的自然之中跑了三个多小时后，我也并非毫无痛苦，我看到了一场形似退休乐队的海市蜃楼。就在我旁边被斟上最后一杯起泡酒时，一名戴着毡帽、穿着皮裤的跑者抓起麦克风，在所有人的欢呼中演唱起《Don't Look Back in Anger》。一个弗雷德·弗林斯通激动得快要流泪。而凯撒则早已抵达终点，vino, vidi, vici（饮酒，我见，我征服）。 马丁·维特曼（Martin Wittmann）

作者：延斯·哈克（Jens Hacke）

随着在托马斯·曼150岁生日之际，关于他的书籍如洪水般涌现，人们的印象愈发深刻：现在人们阅读关于这位民族诗人的文字，比阅读他的作品本身还要多。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活已被挖掘得体无完肤，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被作为塑造生命的事实而被探讨，而那个充满悲剧色彩且光鲜亮丽的曼氏家族则提供了永恒的电影素材——一段时间以来，他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再次得到了多维度的认可。

他曾被马塞尔·赖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或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等极具影响力的评论家视为“无知的魔术师”和政治业余爱好者，而如今他已转变为一名民主活动家，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希望将其视为反击右翼势力的光辉典范。一段时间以来，以迪特·博希迈尔（Dieter Borchmeyer）、海因里希·德特林（Heinrich Detering）、赫尔穆特·基塞尔（Helmuth Kiesel）、赫尔曼·库尔茨克（Hermann Kurzke）或汉斯·鲁道夫·法格特（Hans Rudolf Vaget）为代表的德语文学研究顶尖学者们，为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和知识分子参与铺平了道路。围绕曼恩而展开的文学研究、语言学及思想史的“曼恩产业”之规模，如今已几乎难以估量。

FOTO: BRUEGGEMAN / ASSOCIATED PRESS 1953年6月，易北河畔的托马斯·曼恩。

那个不断摇摆的灵魂

因此，一名此前并未在曼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当代历史学家，如今在著名的 C.H. Beck 出版社出人意料地推出了一本关于“托马斯·曼与政治”这一宏大主题的书籍，其内容既睿智又风趣。法西斯主义专家汉斯·沃勒（Hans Woller）曾对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格德·米勒进行过传记研究，这足以证明其兴趣之广泛。他讽刺了一些曼研究者在剖析其研究对象时表现出的那种“亲昵”，并作为一名“跨界者”实践着一种客观的“外部视角”。事实上，他以一种轻松的冷静令人信服。他没有浪费多余的精力去花篇幅阐述同行们的错误，也没有用高调的语气赞美托马斯·曼的智慧，或是以道德优越感去谴责其判断失误。沃勒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历史化的方式去理解，寻找动机并提出解释。

托马斯·曼曾赞美斯大林，与资本主义抗争，并将美国视为其“首选的憎恨对象”。一部新传记将这位德国国民诗人作为政治人物进行了研究。

反驳托马斯·曼是“非政治”的这一传说是极具说服力的，因为政治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曼是一个痴迷于阅读报纸的人，一生都在热情地关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争议问题。虽然“权力保护下的内心世界”（据称属于德国文化）这一措辞出自他之口，但他本人从未按照这个公式生活。在危机时期，他会产生生理上的痛苦，并且始终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其政治见解的压力。

汉斯·沃勒（Hans Woller）：《托马斯·曼：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C. H. Beck 出版，495 页，34 欧元。

政治信念——或者说其演变——无法纯粹通过理性来重建，也无法追溯到清晰透明的价值导向。托马斯·曼为何会是个例外？出身背景的影响、偶然的经历，以及情感、痴迷、机会主义和敌对关系等所有因素都参与其中。此外，人们应当小心，不要将这种波动强行塞进一个线性的成长史中。

意识到这个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瓦解。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曼一方面可以支持艺术自由，在自由派杂志《Simplicissimus》担任编辑，或在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另一方面，他也会流露出反犹主义的偏见，并且众所周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通过其民族主义战争著作，将自己塑造为领先的文学代表。在战争结束、十一月革命以及魏玛共和国的形成阶段，托马斯·曼经历了痛苦的迷茫。《一个非政治者的思考》（1918）正如沃勒所表述的那样，“就像后来所有的尝试一样，是一个不安且在寻找的精神的表达，这个精神不断波动，同时又感到一种近乎无限的安全感需求”。

幸运的是，作者在随后的论述中亲自反驳了这种连续性假设。因为托马斯·曼的稳健程度随着他坚定追求的代表性角色而增长：当他为魏玛民主而发声时，他对其保持忠诚，并充满激情地反击其对手，尽管他对民主和议会制度的理解依然模糊。

他的知识分子投入比所谓的“理性共和主义者”更为具体：他致力于言论自由，支持社会主义左翼，反对死刑，抗议所谓的《污秽与低俗出版物法》，以及抗议维持并加强第 175 条款。他尽可能地攻击激进政治右翼的非理性主义。他强烈要求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建立政治联盟，但其自身必须

欧洲和平秩序、人道主义、社会民主——这些理念尽管粗线条，但构成了曼的知识储备。当他在 1936 年初结束在瑞士流亡期间的战术性沉默时，他经历了其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了自由世界的跨大西洋发言人，与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警告战争的到来，并最终在很早（自 1941 年 11 月起）且不遗余力地谴责种族灭绝和毁灭战争。沃勒明确指出：“很少有人如此洞察先机——基本上没有。”沃勒还审慎地描述了曼在 1945 年后与德国的纠葛，那些留在国内的作家对他造成的深重伤害，以及他在逐渐形成的德国分裂国家之间周旋的过程。

曼在政治立场上避开了普遍模式

在研究的最前沿，一个关于“新美国人”托马斯·曼的细致形象也随之浮现：他在罗斯福身上看到了“威权民主”的理想领导人物，同时通过重新塑造自我，利用娴熟的媒体技巧，在广泛的巡回演讲中巩固其作为“在世最伟大的文人”的光环。在如今西方凝聚力逐渐瓦解的背景下，托马斯·曼对美国的深层保留再次具有了现实意义。相比于 Vaget、Kai Sina 或 Tobias Boes 的研究，该著作更尖锐地标示出曼在反共“猎巫行动”进程中所产生的疏离感。

在保留其旧欧洲式矜持的同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两极分化国家”（如 Philipp Gassert 最近所言）的暴力潜能，并恐惧新法西主义的降临。对于马歇尔计划以及冷战中初现端倪的阵营划分，曼并不愿建立战略性的理解。难道他“在漫长的旅途中从未抵达西方”？

沃勒将曼的亲俄倾向、他对斯大林（尽管他深知其罪行）的宽容，以及某些与东方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视为他拒绝加入冷战阵营的原因。毫无疑问，曼曾刻薄地评论美国，在日记中将其视为“首选的憎恨对象”，并将朝鲜战争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美国；而他对 6 月 17 日事件（称其“无疑是被挑衅的”）的评论以及对苏联统治诉求的天真，往往令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情绪在他的公开言论中几乎没有体现。

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曼在政治立场上避开了普遍模式。他拒绝陷入现实政治的思维，且不愿在阵营对抗的过程中接受西方国家对自由的限制。与此同时，这位“怀疑论的贵族”被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深层不信任所驱动。除了他自身（并不低廉的）物质需求外，他不愿被禁止在关于“第三条道路”和替代性社会主义形式的思考空间中探索。

汉斯·沃勒在新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面且生动的托马斯·曼，其政治思考至今仍能启发人们，同时也令人困惑，因为这些思考是由“人性这块弯曲的木头”（以赛亚·伯林语）雕刻而成的。

提到里约热内卢，几乎不可能不陷入陈词滥调。但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比这座城市更美丽的城市了。没有哪座城市能如此壮丽地坐落在山峦与梦幻海滩之间。在那里，阳光透过热带植物的深绿色过滤，营造出一种柔和的金光。在那里，小猴、鹦鹉、巨嘴鸟在鸣叫，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美的香气，丹尼尔·哈克斯曼在书的开头便试图描述这种气味。是成熟的芒果吗？是橙色的土壤吗？还是在从机场开车前往途中就能如此剧烈闻到的污水处理池的气味？

因此，还必须说：里约是丑陋的，充斥着暴力、贫困和腐败。在城市的山丘上，贫民窟野蛮生长，紧邻并俯瞰着像伊帕内玛这样的高档社区。无形的边界贯穿城市，但一切都如此紧凑，以至于贫富差距从任何角度都清晰可见，与其它城市不同，这里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并未被掩盖。

即便在人们聚集在此游泳或售卖纪念品的海滩上也是如此。正如丹尼尔·哈克斯曼在《始于伊帕内玛》中所描述的，里约文化已成为全球出口的爆款，一方面与这个热带海滩的向往之地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音乐有关。

能否用 50 首歌曲来描述里约热内卢？ 丹尼尔·哈克斯曼在一本书中实现了这一点，这本书同样可以作为一份播放列表。

怎样的拥抱

这是一座用美丽亲吻每一个人，却也能让人落泪的城市。作者在皮辛吉尼亚（Pixinguinha）的《Carinhoso》启发下这样写道——这是一首20.世纪初的器乐曲，直到30年代才配上歌词。哈克斯曼（Haaksman）认为，它表达了一种民族情感：“Meu coração / não sei por que / bate feliz / quando te vê”（我的心 / 不知为何 / 欢快地跳动 / 当我见到你）。

国际化的魅力至今仍滋养着对人字拖和沙滩足球的向往

忧郁、深情、渴望的低语，人们在想到巴西音乐时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由阿斯特鲁德·吉尔伯托（Astrud Gilberto）、若昂·吉尔伯托（João Gilberto）和斯坦·盖茨（Stan Getz）演绎的波萨诺瓦经典之作《伊帕内玛女孩》（The Girl from Ipanema）中的那声“啊——”，是无人能绕过的标志。

但丹尼尔·哈克斯曼正确地强调，波萨诺瓦略带精英色彩，像海浪声一样轻柔地拨动吉他弦，这仅仅是里约丰富音乐宝库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些宝库与其说埋在沙滩上，不如说存在于街道之中；它们更多地源自里约汇聚的黑人文化，而非源自那些在60年代将自己的音乐传播到全世界的、主要由白人组成的伊帕内玛沙滩居民。

这种国际化的魅力至今仍滋养着人们的向往——从人字拖到沙滩足球，以及一种轻盈的生活节奏，正如2002年的电影《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所捕捉到的那样，尽管该片实际上讲述的是毒品黑帮的崛起。或者是对完美身材的梦想，正如那些在国际上推广的美容疗法所承诺的那样，例如巴西淋巴排毒、巴西翘臀术（Brazilian Butt Lift）和巴西蜜蜡脱毛（Brazilian Waxing）。

在里约听《伊帕内玛女孩》，有点像在曼哈顿听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纽约，纽约》——这主要发生在游客身上。

而更具现代感的音色自然是极具攻击性的Funk节拍“boom-chacha-boom-cha”，它从一人高的音箱中轰鸣，敲击着巴西的街道，丹尼尔·哈克斯曼在回忆他2004年第一次里约之旅时如此印象深刻地讲述道。这位音乐制作人、DJ兼记者出生于1968年，已在柏林生活多年，他可以根据其后多次旅行提供更多推荐。

哈克斯曼在关于音乐的文字中常带有音乐色彩

在他由慕尼黑 Sorry Press 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书籍中，他介绍了 50 首歌曲，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歌曲在一定程度上聆听到里约的历史与多样性。封面展示了从伊帕内玛海滩望去极具标志性的山峰——双兄弟峰（Dois Irmãos）。哈克斯曼收集了涵盖所有流派的音乐。其中包括 1995 年来自真实的贫民窟“上帝之城”、记录枪支暴力日常生活的《Rap das Armas》，以及蒂姆·迈亚（Tim Maia）1982 年的作品《Do Leme ao Pontal》，其迪斯科风格的酷劲唯有蒂姆·迈亚能演绎。

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 Gil）那首令人亢奋的里约赞歌《Aquele Abraço》（1969），其中有一句被引用了无数次、再次赞美这座城市之美的歌词：“里约热内卢依然美丽”。哈克斯曼写道，那些仅仅随之律动的人听到的是桑巴，而仔细聆听的人则能察觉到一种讽刺的基调，以及在巴西军事独裁时期的潜在反抗。或者是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Antônio Carlos Jobim）与埃利斯·雷吉娜（Elis Regina）合作的、编曲复杂且具有对话感的《Águas de Março》（1974），它不仅歌咏雨季，听起来也像温暖的雨。“纯粹的诗意”，作者如此评价道。

丹尼尔·哈克斯曼（Daniel Haaksman）在关于音乐的写作中具有某种音乐性，像副歌一样重复，且能捕捉感官。在谈到阿林多·克鲁兹（Arlindo Cruz）的《Meu Lugar》时，他写道，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是从里约热内卢贫困北区某处一扇敞开的厨房门中传出来的。一旦听到第一个小节，人们就能闻到炉子上炖豆子的香味。对于准备开启首次里约之旅的人来说，《It began in Ipanema》以及书中推荐的播放列表将提供充分的准备。

奥雷莉·冯·布拉泽科维奇（Aurelie von Blazekovic）

丹尼尔·哈克斯曼：《It Began in Ipanema. Rio de Janeiro in 50 Songs》。Sorry Press，慕尼黑 2026。228 页，20 欧元。

唐纳德·特朗普对肯尼迪中心的执念

华盛顿这座著名的文化中心只有在建筑外墙上允许刻上现任美国总统的名字时，才会被翻修。

在唐纳德·特朗普介入之前，肯尼迪中心曾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几十年来，这座位于华盛顿的文化中心一直是向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致敬的生动场所，各类艺术家曾在其舞台上演出。随后，现任美国总统到来，并开始将这个机构置于某种“人质状态”。大部分常客已经逃离，而现在肯尼迪中心直到另行通知前都处于关闭状态，且显然完全受制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

周二下午，主要由他选定的董事会成员召开了会议。特朗普本人是主席，这是他去年自行任命的。于是，该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关闭约翰·F·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官方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大堂部分天花板饰面据称已脱落。但内部何时以及如何进行维修，似乎主要取决于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赞美程度。

2025年12月，其基金会理事会决定将他的名字刻在约翰·F·肯尼迪的名字之前，置于大理石外墙上。2026年5月，在一次诉讼后，法官克里斯托弗·库珀（Christopher Cooper）介入并判定，肯尼迪中心是为了纪念约翰·F·肯尼迪而建立的。只有国会才能下令进行更改，因此“唐纳德·J·特朗普”的字样必须从墙上移除。随后，现场搭建了脚手架，特朗普的名字被拆除，或者至少被一块布遮盖，而这块遮盖布同时也掩盖了肯尼迪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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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追随者并未收手，并在8月份投票通过了另一个版本。在肯尼迪中心为期两年的改造工程中，未来将刻上“由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修复与翻新”的字样，且前广场将被命名为“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广场”。一名抗议者随后在海报上写道：“这是JFK的广场，不是捐赠者墙。” 诉讼再次发生，法庭审理再次开启。

自特朗普掌权以来，门票销售与捐款大幅下降

该庭审于周二上午闭庭前举行，库珀法官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上次的判决。他写道：“简而言之，未经国会同意，被告不得在肯尼迪中心为特朗普总统或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其他事物建立纪念碑。”他补充道：“董事会的决定违反了联邦法院的指令以及国会颁布的法律。”

随后举行了董事会会议，特朗普从白宫远程接入。期间他显然对着民主党议员乔伊斯·比蒂（Joyce Beatty）大吼大叫，比蒂是反对其更改名称的原告，也是理事会中少数持有不同政见的人。CNN引用一名证人之词称，这场口角简直是“疯了”（Fucking crazy）。比蒂向《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因为在法庭上输了，他大发雷霆。他一直在谈论他自己，谈论他多么伟大，以及他所做的一切。而我不得不提醒他，他经历的破产次数可能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多。我提醒他，他将我们带入了战争，导致人们死亡。”特朗普还指责她具有破坏性，从未建设过任何东西。她告诉他，他不了解她，“也不了解我的家庭，不了解我们建设了什么或成就了什么。”

在Truth Social社交网络上，特朗普还指责库珀法官具有敌意且偏见，阻碍了他的帮助——“遗憾的是，这将导致这座建筑注定毁灭”。

特朗普写道，肯尼迪中心“实际上处于崩溃边缘”。如果由他决定，这座建筑早在7月就应该关闭，并按照他的意愿开始翻修。据称这至少需要2.85亿美元，而国会仅提供了2.5亿美元。

但即便如此，库珀法官依然予以制止，并认定董事会成员在审查计划时玩忽职守。不过，这并未能阻止特朗普掌控的董事会强行封锁该建筑。美国司法部（DOJ）希望撤销库珀的法院裁决并批准工程。特朗普的人员威胁称，否则肯尼迪中心很快将破产。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库珀询问像肯尼迪中心这样的非营利基金会是否可以申请破产时，司法部无法给出答案。

无论如何，自从特朗普掌权并对某种被他认为可疑的艺术发起攻击以来，门票销售和捐款确实大幅下降。多位音乐家和乐团取消了演出。华盛顿国家歌剧院已完全搬离，改为在首都周边地区演出，其他剧团、乐队和管弦乐团也在寻找其他场馆，或退而求其次使用肯尼迪中心的侧室。特朗普团队的干预之深，以至于最近于2019年捐赠的、由2025年去世的雕塑家乔尔·夏皮罗（Joel Shapiro）创作的雕塑《蓝色》（Blue）被直接拆除。

这一切基本上符合总统试图改造美国首都的企图。目前，他正忙于在白宫建造舞厅（为此他下令拆除了东翼），以及在林肯纪念堂与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建造一座凯旋门。原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但现在，他正近乎强迫性地致力于改造一座纪念民主党人JFK、且受到全球关注的文化宫殿，而他正是那位MAGA共和党人特朗普。

先是更名，随后是掩盖：目前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肯尼迪的名字，在建筑外墙上都不可见。 照片：FINN GOMEZ / GETTY IMAGES VIA AFP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他对美术的热爱所熟知的主要内容，是他喜欢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的竞选歌曲《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the USA）和村人民（Village People）的《Y.M.C.A.》。然而，由他控制的理事会希望“采取一切法律步骤，以确保总统获得以下一项或多项公开认可或表彰”。在该理事会的一项决议中，竟然列出了十种在肯尼迪中心外墙上赞颂这位总司令的方式。

这份清单从选项一：“由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基金会监督的翻修与捐赠”（Renovation and endowment overseen b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the Trump Kennedy Center Fund），一直延伸到选项十：“由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进行的翻修、修复与支持”（Renovation, Restoration, and Support b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这听起来很幼稚，像个笑话。但目前看来，对于唐纳德·特朗普而言，他自己的名字确实比受人尊敬的肯尼迪中心本身更重要。约翰·F·肯尼迪的侄女玛丽亚·施赖弗（Maria Shriver）在X上写道：“多么悲哀的状态。多么一场悲剧。多么狭隘，多么自恋。那些致力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伟大人物不会这样行事”。彼得·布格哈特（Peter Burghardt）

作者：大卫·斯坦尼茨（David Steinitz）

起初是恐惧。不是在电影里，而是在生活中。当一切变得难以承受，人陷入低谷时？扎克·克雷格（Zach Cregger）说，要从这种“焦虑”（Anxiety）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例如几年前，他的好朋友特雷弗（Trevor）在一次从阳台坠落的事故中不幸丧生，年仅41岁。当时他陷入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生命危机。

但这位目前或许是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导演在从洛杉矶家中进行的视频通话中表示，幸运的是，当恐惧过于沉重时，他知道如何自救。因为有一天，有人向他推荐了这本书。书名叫做《捕捉大鱼》（Catching the Big Fish）。而作者并非他人，正是伟大的大卫·林奇（David Lynch）。在这本书中，这位已故的电影制作人宣扬“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艺术。旨在驱散恐惧、愤怒和内心的不安。同时，也是为了获取创意灵感，潜入那些在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无法触及的大脑褶皱之中。

“关键不在于惊吓的那一刻，而在于之前的那几秒钟。”

林奇并没有发明这项技术，它源自印度大师马哈里希·马赫什·约吉（Maharishi Mahesh Yogi）。但林奇在美国使其普及。克雷格（Cregger）表示，自从阅读了林奇的书后，他就开始冥想。这种通过不断重复一个秘密咒语的“超觉冥想”，就像是大脑的一种“日间水疗（Day Spa）”：“感觉真的就像是在给我的大脑洗发一样。”内心的不安随之消失。而取而代之的，虽然并非每次如此，但确实经常出现：为剧本下一页提供的灵感。

45岁的扎克·克雷格（Zach Cregger）在演艺圈是以喜剧演员身份起步的。千禧年之后，他与几位来自纽约艺术学院的朋友（其中包括他已故的朋友特雷弗）共同创立了喜剧团体“The Whitest Kids U Know”。该团体的发展相当稳健：现场演出、网络视频，甚至还有自己的短剧系列。但在那段时间里，克雷格的状态并不好。他的父亲是一名严重的酗酒者，死于肝硬化；而他自己在某个时刻也开始酗酒。

摆脱酒精是一场战斗，而远离酒精则是另一场。治愈过程的一部分是：编写剧本。克雷格发现，比起喜剧，他更擅长处理阴暗题材——而且恐怖片的观众群体明显比喜剧形式要广泛得多。“人们永远无法在雅克·塔蒂（Jacques Tati）、伍迪·艾伦（Woody Allen）或法雷利兄弟（Farrelly brothers）身上达成共识。因为幽默感太过于个体化。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大多数人害怕的东西都是相同的。”

几年前，克雷格坐在电脑前，创建了一个剧本文件。为了不简单地将其命名为“无题剧本”，他在还没确定具体内容之前，就决定将其命名为《野蛮人》（Barbarian）。剧本完成后，他将其发送给各大制片厂，却遭到了大量拒绝。随后他将其发送给小型制片厂，最终运气来了。他获准亲自执导《野蛮人》，预算约为400万美元，这在好莱坞通常挥霍的金额面前简直低得可笑。2022年该片上映。

人们可以将这部电影称为某种“Airbnb恐怖片”。它讲述了一名年轻女性深夜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的故事。她第二天有一个面试，准备打开她在网上租来过夜的小房子门。但屋里已经有一个男人在收拾行李了。他声称自己也预订了这处住所，一定是由于失误导致了重复预订

“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大多数人害怕的东西都是相同的”：扎克·克雷格与朱莉娅·加纳（Julia Garner）在《武器》（Weapons）拍摄现场。照片：IMAGO

这个男人将让你感到恐惧

扎克·克雷格（Zach Cregger）曾是一名喜剧演员，且患有酒精依赖症。随后，他凭借恐怖惊悚片《Weapons》成为了好莱坞新晋的导演之星。而现在？他执导了《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的重启版。

sein。但她可以进来，总能找到解决方案的……

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为了不给那些还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剧透，我们不便透露。只能说：发生的事情绝非人们根据铺垫所预期的那样。

克雷格从他那个阴险的小前提出发，编织了一场前所未见的黑暗之旅。《野蛮人》（Barbarian）因其诸多狂野的转折，迅速成为恐怖片粉丝心中的秘密推荐，也成为了克雷格进入好莱坞大商业市场的敲门砖。为了他的下一部剧本《Weapons》，好莱坞各大制片厂之间展开了一场真正的竞标战。最终华纳（Warner）胜出。而克雷格获得了近 40 百万美元的预算，这是他恐怖片处女作预算的十倍。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惊人数量的高质量恐怖片。仅在过去几个月中，《后室》（Backrooms）和《执念》（Obsession）两部卓越的作品就引起了轰动（并赚了很多钱）。恐怖片几乎是美国制片厂唯一还允许导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实验的类型。其风险可控，因为即使是昂贵的恐怖片，也比任何超级英雄大片便宜得多。因此，在成功的情况下，其利润率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克雷格的《Weapons》就是完美的例子：该片耗资近 40 百万美元，而票房高达 2.7 亿。

无论是否喜欢恐怖片，《Weapons》都是一部必须观看的作品。因为它可能是近年来电影院提供的跨类型作品中最疯狂的一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一夜之间有 17 名学童从家中失踪。在

监控摄像头中可以看到，他们像被远程操控一样走向黑暗，被黑夜吞噬。他们就这样消失了。

熟悉克雷格传记的人，会在这个故事中认出各种对他生活的细微或显著的影射。比如在酗酒者的孩子环境下长大是什么感觉，或者为失去挚友而哀悼。而那些不熟悉他的人，依然能看到一部构思精巧的惊悚片。克雷格通过不同的视角——一名绝望的父亲和一名同样绝望的女教师寻找失踪的孩子——逐渐拼凑出他的噩梦马赛克。父母们？震惊不已。警察？毫无头绪。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绝对失眠。与《野蛮人》一样，《Weapons》的发展方向也完全出乎最初的预料。但如果有人声称在片尾字幕出现时没有感到极度恐惧，那他绝对是在撒谎。

至此，克雷格的导演履历中已经拥有了一部独立电影热门作和一部真正的主流热门作。因此，洛杉矶各大电影制片厂与这位恐怖片天才合作的渴望进一步增长。那么，他怎么做呢？

克雷格没有与 Netflix 谈判，也没有与华纳、环球（Universal）或派拉蒙（Paramount）等洛杉矶的大玩家坐到一张桌子上。不，克雷格更愿意给施瓦宾（Schwabing）打电话。在慕尼黑自由广场（Münchner Freiheit）后面坐落着德国电影公司 Constantin。多年来，克雷格一直梦想着能为备受赞誉的电脑游戏系列《生化危机》执导一个个人电影版本。而自从已故的贝尔恩德·艾辛格（Bernd Eichinger）当年购得版权以来，这些电影版权就一直留在慕尼黑。

该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尔本（Oliver Berben）是克雷格的狂热粉丝，尽管他在办公室会面时建议，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在白天观看克雷格的电影——因为太恐怖了，看完后无法立即入睡。

克雷格（Cregger）表示，他在 PlayStation 上玩这款游戏花费了“多得离谱的小时数”。现在，他将其改编成了电影。 照片：索尼影业 / 康斯坦丁（SONY PICTURES / CONSTANTIN）

贝尔本（Berben）原本根本没有计划再制作一部《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的衍生作品。目前已经有了七部电影改编作品，外加一部剧集，而且在他看来，上一次的电影尝试彻底失败了：“在看完那部完全不合格的上一部电影后，我认为这个题材得先搁置个十年。但随后扎克·克雷格（Zach Cregger）找到了我们。我在洛杉矶的一家越南餐厅与他见面，立刻被他的构思吸引了。”

他将自己的电影称为“我破碎内心世界的诚实日记”

因此，克雷格（Cregger）如愿以偿——并且获得了一笔明显更高得多的预算。美国业内刊物称其约为 80 百万美元。奥利弗·贝尔本（Oliver Berben）不愿确认这一数额。“但媒体上提到的数字至少不完全是错的。”对于一家德国公司来说，这并非一个小规模的冒险。

但为什么要推出这个重启版？克雷格表示，他在 Playstation 上玩《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的时间已经“多得离谱”。他认为这个宇宙简直就是“非常具有电影感”（very cinematic），非常适合电影院。在他的版本中，他不想沿用之前游戏（或电影）中的任何故事。他更希望将玩游戏时产生的那种不安感搬上银幕。

在他的《生化危机》中，一名叫布莱恩（Bryan，由出演过剧集《亢奋》的奥斯汀·亚伯拉姆斯饰演）的年轻快递员接了一份深夜的最后一份工作。他需要开着他那辆破旧的小车，将一个重要的包裹送到一座位于雪山高处的医院。而他的车胎完全不适合这次行程，但这将成为他最小的问题。因为在黑暗且结冰的道路上，潜伏着某种令人作呕的变异生物，将这次任务变成了一场关于生存的恐怖之旅。观众们将再次在克雷格的电影中大汗淋漓地走出电影院。

“您知道，游戏的创作者们对恐怖类型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重点不在于惊吓发生的瞬间，而是在此之前的几秒钟。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威胁感，以及某种不可避免的恐怖之事即将发生的预期。这才是恐惧产生时刻。”

比例必须恰当

但克雷格得出这一认知的最初体验并非来自电子游戏，而是他童年时期在朋友家过夜的一个电影之夜。两人一起看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灵》（The Shining），小扎克（Zach）被吓得几乎尿在裤子里。并不是因为杰克·尼科尔森用斧头劈门的那个场景。让年幼的克雷格

您可以在此处找到完整排名：

如今，德国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审查自己的支出，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认可谁在他们看来能将价格与性能令人信服地结合在一起。南德意志报（SZ）研究所第四次开展调查，研究从客户角度来看谁能满足这些要求。

噩梦般且永远无法摆脱的，是那两个小女孩。

她们在酒店中出没，那里有一个管家家庭被与外界隔绝：“这对双胞胎女孩静静地站在酒店走廊里的画面，对我来说就是极致。它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它绝对令人恐惧，但它不是‘跳跃惊吓’（jump scare），不是廉价的把戏。它不依赖血腥效果，尽管在随后的场景中确实有血流出。但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两个人就那样静静地站在走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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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克雷格一直尝试构思类似的画面。这个秘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永远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他在动笔写之前，不会没完没了地琢磨故事的框架。他不画草图，而是直接开始写。他将由此产生的故事称为“honest diary of my inner shit”，即“我破碎内心世界的诚实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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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衡量

知情消费已成为当今德国消费社会的显著特征。价格比较和评价调研已从偶尔为之的努力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常规操作。在这种环境下，“性价比”作为购买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曾经一个模糊的日常用语，现已演变为一个精确的评估框架，其中涵盖了服务质量、可靠性、透明度和感知公平性。单纯的低价早已无法满足消费者。他们想知道自己的钱实际上换来了什么，以及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这项支出是否值得。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双重要求：他们不仅必须提供具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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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研究所（SZ Institut）已连续第四次开展调查，旨在从客户角度研究哪些企业提供了最佳的性价比。

在该组内再次获得高于平均水平评价的企业被评为“优秀”。排名第一的供应商被授予“优秀，第1名”称号。

智力、羞耻心或自尊心，大多数艺术家无法在这些方面严肃地坚持这样一个格言。从最初的想法（通常只是一个抽象的感觉）到最终完成的作品，中间通常会丢失相当多的“内心垃圾”（inner shit）。但如果有人能像克雷格（Cregger）那样，将内心世界的恐怖如此不加过滤且没有通常的人为损耗地呈现在银幕上，那么他毫无疑问属于电影界的顶尖大师。

价格，还必须创造具体且持久可见的效益。南德意志报研究所最新的排名显示，今年哪些行业和品牌在客户看来尤其具有说服力。“2026年最佳性价比”排名基于 ServiceValue 进行的一次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在线调查。调查基础是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已知且已注册的样本成员。共有 48 个行业的 860 家企业接受了评估。每家企业通常至少收集 120 份评价。性价比在从“极好”（1）到“差”（5）的五级量表上进行评分。每家企业据此得出一个未加权的平均值。表现优于其行业平均值的供应商获得“良好”评级。而

在总共 860 家受访企业中，有 48 家获得了最高荣誉“优秀 / 第1名”，另有 177 家被评为“优秀”，211 家被评为“良好”。在今年的总排名榜首，来自三个截然不同行业的企业并列第一。ALDI SÜD、Online-Druck.biz 和 TEDi 分别获得了 2,08 的分数，从而成为整个调查中的最高值。

在各自的行业内部，这三家获得“优秀”评价的供应商也位列第一。Müller 和 ACTION 分别以 2,09 的分数位居第二。Fahrrad XXL 和 1822direkt 以 2,10 的分数并列第三。

南德意志报研究所 (SZ Institut)

2026年最佳性价比

对比对象：860 家企业 合作机构： Servic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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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崩塌在我们头上

欧洲航天局警告太空卫星过多

与去年相比，当前太空活动的长期后果恶化了十倍。欧洲航天局（Esa）在其最新的太空垃圾报告中如此报道。报告中评估了地球轨道还剩下多少空间。欧洲航天局通过“太空环境健康指数”（Space Environment Health Index）来衡量这一指标。如果该指数在1或以下，则太空利用是可持续的。2024年的指数为4。而在包含2025年数据的最新报告中，该数值跃升至50。

这是因为太空被利用的程度日益增强。平均每天约有10个新的有效载荷发射进入太空。但每天仅有3颗大型卫星或火箭级在地球大气层中烧毁，即以预期方式被“处置”。因此，所谓的低地球轨道（Leo）变得越来越拥挤。2025年，有超过4000个物体被发射到高度在200至1750公里之间的轨道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出于商业目的。2020年之前，每年少于400个物体，即使在2024年，新增物体数量为2600个，仍然明显较少。欧洲航天局写道，这一数字呈指数级增长。

乌拉圭上空一组星链（Starlink）卫星留下的光带。照片：MARIANA SUAREZ / AFP

地球周围环绕过多技术设备会产生实际后果。即便在今天，卫星每年必须进行约两次避让机动，以避免相互碰撞。从长远来看，这将不再足够：从2026年起计算，预计在100年内发生的“灾难性”碰撞数量将跃升至1500次以上。这类碰撞是指参与碰撞的两个物体均被摧毁。而去年，长期预测的此类碰撞数量仅为200次以上。欧洲航天局要求必须主动清除太空垃圾，以防止产生连锁反应，即所谓的“凯斯勒综合征”（Kesslersyndrom）。这意味着一次碰撞会产生碎片，而这些碎片又会撞击其他卫星，从而产生更多垃圾。

积极的一面是，越来越多的卫星和火箭级符合规定，在使用后重新进入大气层并在此烧毁。根据欧洲航天局的数据，按25年的运行寿命计算，其执行率超过90%。与此同时，重新进入大气层的物体数量增加，使得一种虽然可能性低但确实存在的危险变得更大：太空垃圾碎片击中人类。对于2024年，欧洲航天局将这一风险量化为每年约0.08个预期案例。这意味着，平均每12.5年会发生一次此类不幸。为此，欧洲航天局模拟了以超过15千焦能量击中地球表面、从而可能导致人类重伤或死亡的碎片行为。这种危险主要存在于不受控的重新进入过程中。对于像星链（Starlink）这样能够控制下降进入大气层的新型卫星星座，欧洲航天局已将其排除在风险计算之外。Theresa Palm

塞巴斯蒂安·赫尔曼（Sebastian Herrmann）著

从前有一只青蛙，一颗橡子掉在了它的头上。这次撞击让这只动物感到疼痛，心情糟糕。问题是：这只青蛙对那颗愚蠢的橡子有多愤怒？答案是：被撞到的动物所产生的愤怒，远没有橡子所担心的那样强烈。这颗橡子（再一次）对其同类反应产生了不必要的担忧，就像在它发生任何蠢事时几乎总是那样。没错，这是一个足够荒诞的场景——一颗橡子怎么会担忧，一只青蛙又怎么会愤怒？但这个场景中隐藏着一个更大问题的答案：即那些关于人们在犯错或遭遇不幸时，会对他人反应产生所谓“过度担忧”的无数心理学研究，究竟是有价值，还是患有某种方法论上的根本性缺陷。

关键在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看我多么友好且谦逊！

这一切目前还显得有些晦涩，但即将被揭开：在过去几年中，心理学家发表了许多研究，要求受试者对类似于“青蛙与橡子”但没那么奇怪的场景进行评估。例如，他们需要评估在错过截止日期、长时间不回邮件或给出批评性反馈时，他人的反应会有多么负面。答案始终是：周围的人并不会像犯错者担心的那样觉得如此糟糕。因此，心理学家据此建议，人们不应如此拘泥于此，而应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但问题似乎在于，当受试者评估绝对荒诞的场景（例如青蛙与橡子）时，研究显示出了同样的结果。柏林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ESMT Berlin）的心理学家丽贝卡·绍姆伯格（Rebecca Schaumberg）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瑟夫·西蒙斯（Joseph Simmons）在发表于《实验心理学杂志：通用版》（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的一项研究中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核心论点是，社会期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严重扭曲了此类研究中的回答，导致结果并不能证明相关作者所认为的结论。相反，这只能反映出参与者（在潜意识中）如何修饰自己的自我形象，以留下良好的印象。

人们为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但认为他人的错误没那么严重。现在，这一主流观点受到了质疑。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对人们来说都很重要。CSA IMAGES, GETTY IMAGES

关于这种元感知（metaperception，即：我认为他人如何评价我）的研究大多采用相同的结构。一名受试者设想自己处于某种情境中，例如错过了一个预约，并在一个量表上标出，那个白等了一场的同事可能会有多愤怒。第二名参与者则站在该同事的角度，量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愤怒程度。两者的答案之差此前被视为证明所谓的“过错方”在认知上偏差有多大，以及他们如何高估了对方的愤怒。绍姆伯格表示，相关当事人的陈述“被当作了客观的参考点或基准尺度”，“仿佛它是一种潜在的真相”。

然而，绍姆伯格和西蒙斯分析的 13 个涉及数百名参与者的独立实验表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因为双方都承受着给出符合社会期许答案的压力。据此，那些必须评估他人对自己所犯错误有多愤怒的人，倾向于夸大其词：如果一个人表示对方可能会非常生气，这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即他认真对待自己的失误并意识到其后果。因此，这种反应中已经包含了一种承认、道歉和弥补：大家快看，我是一个好人，我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即使在匿名保护下，压力依然存在

另一方也希望展现出良好的一面，因此会淡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被看作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面对一个无关紧要的过错就大发雷霆：“我才不会为了这种事生气！”肖姆伯格（Schaumberg）和西蒙斯（Simmons）写道，在研究文献中被呈现为元感知（metaperception）偏差的证据，实际上可能“仅仅是两个人在回答中想要避免让自己显得不可爱”。这种压力即使在受试者在匿名保护下勾选答案时依然有效。

因此，这两位心理学家观察到，即使在受试者评估无意义场景时，上述回答模式依然会出现，其中包括那个被橡果砸到头上的青蛙场景，或者评估他人会对一组无意义的字母组合产生多少感激之情。当肖姆伯格和西蒙斯有意识地让研究参与者像不社交的讨厌鬼一样回答时，这种效应发生了反转，心理学家将其解读为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这里仅仅起作用的是想要显得像个好人的社会压力。

肖姆伯格认为，令人惊讶的是，在关于元感知的流行研究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在几乎所有案例中甚至没有被提及。毕竟，社会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现象属于每个科学家实际上都应该知道的基础知识。但显然，必须得有一颗橡果砸在青蛙头上，才能在这些研究的案例中唤起这一记忆。

咀嚼能让大脑保持健康吗？

牙科医生表示：磨牙有许多好处，甚至可能预防痴呆症。

德国人是一群“软食者”吗？一个不再用力咬合，而是高度倾向于在食谱中选择柔软、泥状甚至液体食物的民族？他们是否低估了下颌所能提供的超级力量？

德国联邦牙医协会及其他组织最近在多份公告中强调了这一点，指出面对海量的高度加工产品，咀嚼能力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咀嚼极其重要——尤其是对于大脑而言。公告称，良好的咬合能力有助于在老年时期维持认知能力。现在是时候通过“咀嚼来健身”了。

下颌真的能刺激认知吗？日本牙科医生小野贵弘（Takahiro Ono）及其研究团队在 2023 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写道，短期内可能是这样。一些针对年轻参与者的研究表明，强力咀嚼口香糖可以缩短反应时间，并可能提高注意力、警觉性和专注力。他们推测原因是磨牙刺激了中枢神经系统并增强了大脑血流。然而，这些效应仅是急性地出现，幅度相对较小，且证据并不充分。

糟糕的口腔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认知能力

关于咀嚼是否能预防痴呆症，相关证据则更为匮乏。高弘大（Takahiro Ono）及其同事在综述文章中分析了 15 项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结果总计显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法良好咀嚼的老年人，比那些咀嚼没有问题的高龄老人面临更严重的认知能力下降。

但这并不能据此推断，咀嚼能力差是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相反的机制也是可能的：人们患上痴呆症，因此忽视了牙齿健康。此外，在这种关联中可能存在许多干扰因素。口腔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可能还具有其他与痴呆症相关的问题和行为方式，例如吸烟、大量饮酒或社交孤立。

在高弘大及其同事分析的大部分研究中，并未考虑这些干扰因素。该团队认为，在 15 项研究中仅有三项具有高质量。这些研究都没有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参与者抽样，大多数在研究的统计方法上表述模糊。此外，咀嚼能力的衡量方式各异，部分研究仅通过问卷调查得出。

一年后，日本研究人员专门汇总了那些通过测量咀嚼能力（例如使用特制口香糖）开展的研究。在 11 项研究中，仅有四项在剔除干扰因素后仍显示咀嚼能力与认知能力之间存在关联。总的来说，研究人员无法证明咀嚼能力确实会影响老年人的认知状态。同样，其他研究人员也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通过改善咀嚼能力（例如提供贴合良好的假牙）能够增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总而言之，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痴呆症可以通过“咀嚼”来消除。但如果不再关注咀嚼本身，而是将口腔健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关联至少变得更具合理性。

波恩大学牙周病学、牙齿保存与预防牙科诊所的索伦·杰普森（Søren Jepsen）表示，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证据（包括来自大型研究）表明，普遍的口腔健康状况不佳，尤其是晚期牙周炎，与认知障碍并存。虽然这里同样缺乏因果关系的证明，但存在可理解的生物学机制。

杰普森强调，糟糕的口腔状况可能会增加健康饮食的难度，且牙龈炎症可能会扩散到中枢神经系统。他的结论是：“许多专家认为，在预防认知衰退和痴呆症的策略框架内，维持或改善口腔健康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而，这目前尚未成为国际共识。关于预防痴呆症的大型指南并未将口腔健康列为公认的痴呆风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最近发布的指南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点。不过，《柳叶刀》杂志设立的痴呆症委员会讨论了这种可能的关联。该委员会指出，伴有口腔慢性炎症的疾病可能是痴呆症的风险因素，但最终未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相比之下，德国牙科医生在宣传咀嚼功能时较为花哨地强调的一点则是不容否认的：不受限制的咀嚼能力是“支撑我们身心健康的支柱之一”。贝里特·乌尔曼（Berit Uhlmann）

瑞典字谜

日耳曼民族成员< / td><>< / ><>香料< / ><>< / ><>前缀：万亿分之一< / ><>用于强调的笔< / ><>英国河流名称< / ><>< / ><>伪装 / 欺骗< / ><>前世界象棋冠军< / ><>< / ><>乐谱架 / 衣架< / ><>< / ><>粘贴，用胶粘< / ><>< / ><>现代的，符合时代的< / ><>< / ><>小部门，小组< / >< / tr><><>极好的< / ><>< / ><>容器，外壳< / ><>< / ><>错误的道路< / ><>< / >< / ><><>已完成的行为< / ><>< / ><>库克群岛首府< / ><>< / ><>建筑形式，型号< / ><>< / ><>含碳酸的水（苏打水）< / ><>< / ><>英语：东方< / >< / ><><>< / ><>< / ><>珍贵之物，价格< / ><>< / ><>沙皇的法令< / ><>未来（在...之中）< / ><>< / >< / ><><>（旧称）机场< / ><>疾病迹象< / ><>< / ><>狼的寓言名称< / ><>线缆缠绕< / ><>< / ><>一个大洲< / ><>< / >< / ><><>酒店房间< / ><>< / ><>精灵之王< / ><>< / ><>（土壤）干燥，干涸< / ><>认可< / ><>< / ><>习得的活动< / ><>< / ><>骑自行车< / ><>< / >< / ><><>英国摇滚乐队< / ><>< / ><>（旧称）巡逻哨< / ><>< / ><>沙拉配料，液体，调料< / ><>变形，变体< / ><>< / >< / ><><>< / ><>< / ><>天主教待临节弥撒< / ><>< / ><>亚美尼亚货币单位< / ><>< / ><>度假旅行< / ><>< / ><>祷告结束语< / ><>< / ><>蓝色星球（地球）< / >< / ><><>小麦品种< / ><>< / ><>挂毯< / ><>< / ><>希腊胜利女神< / ><>< / ><>日耳曼神灵< / ><>谷物杂草< / ><>< / >< / ><><>< / ><>< / ><>卡雷尔（Carrells†）的名字< / ><>< / ><>缝纫机附件< / ><>< / >< / ><><>天体< / ><>< / ><>语言特性< / ><>< / ><>马来人的短剑类武器< / ><>< / ><>农田< / ><>< / >< / ><><>演员< / ><>< / ><>轮毂< / ><>< / ><>奔跑 / 奔波< / ><><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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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8ts：玩法说明 每行每列中，1 到 9 的每个数字最多出现一次。白色方格排列成“街道”：它们包含连续但顺序随机的数字序列（例如 2–5–3–4）。黑色方格中的数字不属于任何街道，但该数字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中也不能再次出现。© Syndicated Puzzles Inc. 本期第 20 页可找到最新答案。

数独（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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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德国商业银行 联邦政府必须保持强硬

作者：迈克·施赖伯 (Meike Schreiber)

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本周在与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 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奥尔切尔 (Andrea Orcel) 的对话中，将许多内容列入了收购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的要求清单，但这些内容与其说是条件，不如说是愿望。联邦政府可以希望联合信贷银行保留德国商业银行的海外网络，不危及中型企业业务，并善待员工。毕竟，国家仍持有该银行 12,7% 的股份，而联合信贷银行控制着近 50%。因此，这家意大利财团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许多决议。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在决定经营战略方面几乎已没有空间。

尽管如此，监督联合信贷银行仍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欧洲央行 (EZB) 作为银行监管机构，近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倾向于加速此次收购。它可能寄希望于打造一个欧洲银行冠军。但柏林方面能做的除了观察和制定条件之外，并没有更多手段。原则上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在过去，当国家干预过多时，德国商业银行很少能从中获益。例如，在旨在为中型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问题上。衡量标准更应该是银行是否以符合风险的价格发放贷款。

但在一点上，联邦政府应该保持强硬，那就是监事会的席位。据称，奥尔切尔反对联邦政府要求为联邦政府在股东代表方保留两个席位的主张。他可能希望尽可能迅速地实施绝对管理。奥尔切尔为德国商业银行支付了高昂的价格，必须迅速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价值。这可能只有在他撤换监事会主席延斯·魏德曼 (Jens Weidmann) 和首席执行官贝蒂娜·奥洛普 (Bettina Orlopp)，并用他认可的管理层取而代之时才能实现。联邦政府在监事会中的一名代表至少可以增加此类计划的难度。德国商业银行的监事会采取对等设置：十名成员代表股东，十名代表雇员。因此，在普通决议中，仅一名股东代表就能与雇员方共同形成反对联合信贷银行的多数。虽然这并非永久性的否决权，但可以增加奥尔切尔实施绝对管理的难度。

联合信贷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奥尔切尔对德国商业银行监事会的组成有明确的想法。照片：德新社 (DPA)

联邦政府要求在监事会中获得两个席位，可以追溯到金融危机期间对德国商业银行的救助，当时联邦政府最初持有该银行 20% 以上的股份。且不论联邦政府至今可能从国家救助中获得的法律权利，在上市公司的惯例中，持有约 10% 股份的股东也可以要求获得一个监事会席位。

因此，如果奥尔切尔真的认为，在他自己可以在股东大会上提名全部股东代表的同时，联邦政府作为大股东会放弃在监事会中的代表权，那将是过于自大的。而且，根据奥尔切尔自己的说法，他目前甚至还没有兴趣收购联邦政府持有的股份——以 58 亿欧元的当前价格，他可能根本负担不起这笔交易。此次交易已经限制了联合信贷银行通过股票回购让股东分享公司成果的能力。

无论如何，目前关于奥塞尔与克林拜尔的会面究竟有多和谐，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仅在一天之后，路透社的一则报道便传开了。路透社援引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奥塞尔据称不仅反对联邦政府在监事会中的意愿，还希望更换魏德曼和奥尔洛普。无论是谁“散布”了这条消息，它都间接地将财政部长置于了一个请求者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几乎无法谈论什么信任且相互尊重的交流。

2024年，专家们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家英特尔工厂安装一台新的阿斯麦（ASML）机器。其技术极其复杂，以至于没有其他公司能够掌握。 照片：英特尔 / 路透社

没有这家公司就没有 iPhone

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像来自荷兰的阿斯麦（ASML）那样，如此精通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生产。这种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欧洲可以将这种主导地位作为一种筹码。

作者：赫尔穆特·马丁-荣格（Helmut Martin-Jung）

如今一切似乎都如此简单。这里划一下，那里点一下，智能手机就能为人们指路，甚至解释整个世界。但正如往常一样，看似简单的事物，其实在真相中极其复杂。而制造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芯片，其复杂程度几乎无可匹敌。为了让手机运行流畅，芯片的电路必须变得越来越小。这样在相同的面积上就能容纳更多电路，且能更加节能。但为此需要一种设备，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全球只有一家公司能够制造这种机器：位于荷兰埃因霍温附近的阿斯麦（ASML）。

多年来，阿斯麦一直主导着最快计算芯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市场。这使得欧洲在与美国等国家谈判时拥有强大的筹码。如果没有阿斯麦的机器，芯片开发进程将首先陷入停滞——在瞬息万变的行业中，这等同于退步。如果阿斯麦员工停止对机器的维护，整体生产将面临风险。难怪在讨论欧洲有哪些手段来应对贸易争端时，阿斯麦及其供应商蔡司（Zeis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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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Trumpf）经常被列在首位。

最近，一组顶尖经济学家和前政治家提交了一份战略文件，警告欧洲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要陷入对外国势力或个别企业的依赖。其中一项建议是，利用像阿斯麦、蔡司和通快这样不可或缺的欧洲技术，通过合同形式确保能够获得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模型。

机器规模如巴士般巨大

阿斯麦（ASML）的机器规模如巴士般巨大，利用的是极紫外光（EUV）。直到今天，还没有其他公司能够提供这种设备。但阿斯麦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升了极紫外光技术的性能，即所谓的“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High-NA-EUV）。到目前为止，这种体积更大且单台成本约为4亿欧元的最新机器仅由英特尔（Intel）投入使用。而现在，在英特尔获得良好经验之后，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和三星（Samsung）也向阿斯麦订购了这种新型机器。

这一切对于阿斯麦以及欧洲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以及三星这一另一个重量级企业都采用这项技术，这意味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没有阿斯麦，世界上最顶尖、最快速的芯片将无法制造——且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

早在2019年，在美国的压力下，这家荷兰公司就被禁止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中国已在芯片项目上投入巨额资金，试图弥补这一短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奏效。目前的应对措施是通过迂回途径采购如英伟达（Nvidia）等高性能芯片，或者将前代技术挖掘至极限。此外，人们还在研究新型生产工艺，即半导体不再是并排排列，而是分两层上下堆叠。但专家预计，这不会对台积电利用阿斯麦机器的制造技术构成实质性威胁。

这些机器不仅被用于让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速度更快、更节能，还需要它们来制造用于人工智能（AI）革命的高性能芯片。一方面，这涉及英伟达的专用芯片，这些芯片最初是为电脑游戏等图形显示而开发的；另一方面，还涉及速度极快的存储芯片。一段时间以来，存储芯片一直严重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AI热潮以及制造商产能不足引起的。

但阿斯麦也无法独立完成这一切。如果没有蔡司（Zeiss）和通快（Trumpf）的供应，阿斯麦的机器将无法运转。它们需要镜面来在机器内部折射极紫外光，而全球只有德国制造商蔡司能提供所需精度的镜面。同时，它们还需要同样来自德国的企业通快，其激光器专门用于产生这种特殊的光。

但这些机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简单地复制它们？20多年前，阿斯麦进行了一场风险极高的赌注。尽管在技术上似乎几乎不可行，但荷兰人仍计划使用极紫外光来曝光晶圆。晶圆即硅片，经过数百道工序和数周时间，最终在其中形成半导体结构。

他们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一台激光器照射被吹入真空室的细小锡滴。每个锡滴被击中两次：第一次击打将其压扁，第二次击打使其蒸发。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等离子体，其发光波长为13纳米——即极紫外光，处于X射线的边缘。而这一切每秒钟发生50,000次。最新的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High-NA-EUV）机器可以通过更大的光学系统将更多光线投射到晶圆上，从而制造出更精细的结构。只有利用极短波长的光，才能创造出现代芯片所需的精细结构。

凭借在最先进芯片领域的垄断地位，阿斯麦（ASML）的业务发展良好。该公司在柏林也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多达 44 000 名员工。ASML 是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ithography 的缩写。该公司已上市，其股票是纳斯达克100指数（Nasdaq-100）和欧洲斯托克50指数（Euro Stoxx-50）的组成部分。其目前的市值接近 5500 亿欧元。

德国最重要的钢铁业女高管警告德国选择党（AfD）

蒂森克虏伯欧洲钢铁公司（Thyssenkrupp Steel Europe）负责人玛丽·雅罗尼（Marie Jaroni）公开批评该政党，并呼吁其他企业家也采取同样行动。

杜塞尔多夫 —— 在德国选择党（AfD）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赢得选举后，许多经济学家警告称，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纲领不利于经济和繁荣。然而，企业高管们并未发出大规模的抗议。但现在，德国最重要的钢铁业女高管玛丽·雅罗尼率先行动，时间恰好在周末即将举行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议会选举之前。这位 41 岁的女性领导着位于杜伊斯堡的蒂森克虏pp欧洲钢铁公司（TKSE），该公司是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雅罗尼在社交网络 LinkedIn 上写道，选举结果让她感到“震惊”。她认为德国目前正在经历“一些政治立场获得支持，而这些立场在我看来可能会危及欧洲的和平、自由与繁荣”。

雅罗尼领导这家陷入危机的集团已近一年，她要求其他管理人员在公开场合对这个部分被认定为极右翼的政党发出警告：“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尤其是作为企业领导者，更应如此。”通过这种方式，经济界代表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退出欧盟或放弃欧元会导致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丢失。而这些步骤正是德国选择党所追求或至少在考虑的。

在采取这一行动时，雅罗尼意识到可能会激怒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员工。TKSE 约 26 000 名员工中有一半在杜伊斯堡工作，而在一年前的市政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当地的得票率翻了一番，达到了 21% 以上，明显高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平均水平。

这位首席执行官的呼吁不仅针对其他管理人员，也针对联邦政府：她写道，政界必须最终拿出成果。“政府必须停止工业价值创造的流失，开展大胆的改革，重新夺回竞争力。”

杜伊斯堡大量岗位流失，德国选择党（AfD）从中获益

雅罗尼（Jaroni）所在的行业受工业价值创造损失的影响尤为严重：钢铁工业正遭受经济低迷、德国高昂能源价格以及来自中国廉价冶炼厂竞争的打击。企业正在削减岗位并缩减产量。仅在蒂森克虏伯欧洲钢铁公司（TKSE）总部所在地杜伊斯堡，就有数千个工作岗位因此消失。而这座城市本身已然陷入困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硬煤工业的终结和钢铁行业的萎缩已经摧毁了 100 000 个岗位；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这可能是德国选择党（AfD）在该市支持率增长的原因之一。

雅罗尼也必须大规模裁员。TKSE 即使在景气时期，盈利能力也低于竞争对手——因此，行业危机对这家蒂森克虏伯子公司造成的打击尤为沉重。这位 41 岁的经理人因此与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达成了一项公司历史上最严苛的重组计划。到 2029 年，将以社会保障的方式削减 5300 个岗位，相当于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此外，管理层将通过把任务外包给成本更低的服务供应商，再削减 2500 至 4000 个岗位。其中大部分岗位预计将在杜伊斯堡基地被取消。

玛丽·雅罗尼（Marie Jaroni）在蒂森克虏伯欧洲钢铁公司的一家工厂内：这位经理人对德国选择党（AfD）的成功表示“震惊”。照片：KAIXKITSCHENBERG / IMAGO / FUNKE FOTO SERVICES

在该市，克虏伯-曼内斯曼冶炼厂（HKM）是另一家正在大规模裁员的钢厂。其新业主萨尔茨吉特股份公司（Salzgitter AG）将在 2028 年底前，在 2700 个岗位中削减约 1700 个。情况本可能更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担心德国第二大钢厂 HKM 会被关闭。而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的员工很快将面临这种情况。该集团最近宣布，将在一年内关闭其位于杜伊斯堡的炼钢和轧钢厂。这意味着 550 个岗位将消失。

在人口 50 万的杜伊斯堡，钢铁工业总共雇佣了 20 000 人。TKSE、HKM 和安赛乐米塔尔的计划意味着，在三年内，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岗位将消失。这对城市而言是糟糕的事，但在疑问时，这可能对德国选择党（AfD）的选举前景有利。玛丽·雅罗尼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理由对该党发出警告。 比约恩·芬克（Björn Finke）

“此前通常只有一条路：一路攀升”

过去，管理人员在危机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幸免于难。人事顾问克里斯蒂安·苏马（Christian Summa）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以及未来的管理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访谈：克丝汀·邦德（Kerstin Bund）

克里斯蒂安·苏马在视频通话中显得心情很好。这不仅是因为他刚度假回来。作为德国最大的职业转型咨询公司 von Rundstedt & Partner 的总经理，他对公司业务的良好运行感到高兴。当企业裁员时，von Rundstedt 会支持受影响的人员寻找新工作，其中包含许多女性和男性管理者。苏马透露，为一名高管提供安置服务可能会产生一个较高的五位数金额。von Rundstedt 每年为约 10 000 名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咨询，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 27 个地点雇佣了约 250 名员工。

SZ：苏马先生，大众汽车计划到 2030 年削减四分之一的管理岗位，拜耳则将其管理职位减少了三分之二。为什么这次裁员在管理中层影响如此之大？

克里斯蒂安·苏马：目前中层管理人员被裁减有四个原因。第一个纯粹是一个数学比例公式：我们目前正经历着企业内部的大规模变革和人员削减。在员工人数减少的地方，从长远来看，对管理人员的需求也会减少。第二点是，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人们开始质疑那些历史形成的等级结构。

也就是说，许多集团在危机中会削减他们在形势大好时建立的臃肿的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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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规模越大，就越复杂。这起初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当资金紧张时，问题就来了：我们是否仍然需要这些角色？第三个因素是流程变得更加智能化。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自动化、简化和数字化。当此类流程实现自动化后，就不再需要某些参谋和协调岗位。

那么第四点呢？

第四点是，集团越来越多地质疑其在德国的足迹（Footprint）应该保留多大。长期以来对德国企业而言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研发、质量管理和其他核心职能——部分被转移到了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新情况是，被转移的不再仅仅是生产工作，而是整个研发部门。当这些核心领域从德国移出时，相关的管理职位自然也会随之消失。

许多管理人员曾认为自己的职位很稳固。面对失业，他们如何反应？

几乎所有受影响的人都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有些人还会感到受辱和愤怒。这不仅关乎收入的损失，还关乎地位和职业认同感。我曾在咨询工作中接触过来自大型汽车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一人曾告诉我：“我每天晚上开车穿过社区，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慕尼黑的那家汽车制造商工作，并且担任那个职位。”

克里斯蒂安·苏马（Christian Summa）在 Rundstedt & Partner 咨询公司工作已超过 20 年。他为寻求职业重新定位的管理人员提供咨询。 照片：WMP-WIZARD-MEDIA FOTOGRAFIE-SCHEPP / VON RUNDSTEDT & PARTNER GMBH

如果第二天你不再开着那个品牌的车回家，这就是一种丢脸。尤其是在长期任职、身居要职且产品具有情感属性的情况下，员工对雇主的依恋程度很高。因此，许多人无法迅速找到接替的职位，部分原因也是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并不习惯这种情况。此前，他们通常只有一条路：一路攀升。

为什么许多人很难找到新工作？

虽然有些行业仍在寻找员工和管理人员——例如护理、IT、数据管理或国防工业。但薪资差异巨大。尤其在汽车工业中，许多管理人员的收入非常高。在其他行业，他们有时会遇到明显的薪资落差。因此，离职经理首先必须在收入上做出妥协。其次是地区和行业。现在，有些人会有意识地选择国防工业。“时代转折”（Zeitenwende）和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一些人的认知。

是否存在无法再次就业的管理人员？

在极少数情况下是的——例如，当受影响者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在薪资上做出妥协时。从 50 岁中期到 50 岁后期，寻找新工作会变得更具挑战性，但并非不可能。这需要空间、薪资和内容上的灵活性，以及相应的心理准备。

如今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哪些 AI 不具备的能力？ 如今的管理人员是沟通者、变革管理者、陪练伙伴（Sparringspartner）和教练。他们必须引导并带领员工度过巨大的变革期。无论是在公司增长时，还是在必须解释“我们目前正在裁员，但未来依然可期”的时候。

AI 越来越多地接管此前由管理人员

承担的任务，例如报告或协调工作。

人工智能是一个加速器，一个催化剂。它可以接管此前由管理人员承担的任务，或者更快速地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力会消失。只要公司里还有真实的人在工作，他们就需要一个真实的领导者。

但许多员工也认为，能够更自主地工作和自我组织很重要。

我所说的教练和陪练，明确是指非微观管理（Mikromanagement）和非指令性领导。面对市场的复杂性，通过严密的指令来领导员工已不再合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领导。企业必须越来越频繁地反思其商业模式。在这种变革之路上，需要有人能积极地引导员工。机器可以重新编程，但人不行，没有那么简单。因此，领导力并没有变得不重要，而是发生了变化。

未来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长期以来被定义为“敏捷性”的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即快速且主动地应对变化。此外还包括 IT 和数字化能力。管理人员虽然不需要成为软件开发人员，但必须能够操作人工智能（AI）、数字化技术和自动化工具。同样重要的是自身的变革意愿。管理人员不能仅要求员工具备敏捷性，他们自己也必须能够应对变革。

管理人员今天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确保在未来 12 个月内依然拥有工作？

如果一名管理人员并非纯粹担任行政或协调角色，那么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除此之外，我唯一的建议是：管理人员必须亲自使用这些技术，以提高速度和效率。AI 这个话题不会消失。我是具有变革动态性的，还是固步自封的？我是否在 50 岁中后期时会说：我不再需要提升资质了？还是我会主动研究这项技术？这种态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终身学习是保持自身就业能力（现代术语称为 Employability）的前提条件。

我们会非常想念你！

恩斯特·波滕朗格 (Ernst Portenlänger)

* 15. 1937 † 14. 2026

卡琳 (Karin) 弗洛里安 (Florian) 与 赫尔敏 (Hermine) 费利克斯 (Felix) 与 克劳迪娅 (Claudia) 伊莎贝拉 (Isabella) 与 亚历克斯 (Alex)

追思会将于 18. 2026（周五）14.30 时在布伦塔尔 (Brunnthal) Hofoldinger Str. 16 的 Amtmann 音乐厅举行，随后在布伦塔尔公墓举行葬礼。

布伦塔尔市镇哀悼其荣誉市民

恩斯特·波滕朗格先生 (Herrn Ernst Portenlänger)

布伦塔尔市镇荣誉市民 1966 - 2020 市镇议会议员 1990 - 2008 第二任市长

2009 获得银质功绩奖章

他以不懈的努力、对家乡的眷恋以及为市民福祉所做的贡献，赢得了永恒的功勋。我们将心怀感激地铭记波滕朗格先生及其为我们市镇所做的一切。

我们向其家人及所有亲属表示深切的同情。

布伦塔尔市镇 斯特凡·克恩 (Stefan Kern)，第一任市长 代表其他市长及市镇议会

你所见之景，世间尽是虚荣。 今日之所建，明日必被拆毁： 今之城市所在，将成一片原野， 牧童将在其上与羊群嬉戏：

今之繁花似锦，不久将被践踏。 今之傲慢喧嚣，明日化为骨灰。 万物皆非永恒，无论是金属还是大理石。 此刻幸福在笑，不久苦难将雷鸣。

伟业之荣光，终如幻梦消逝。时光之游戏，轻盈之人，岂能长存？唉！我们所认为的珍宝，

不过是卑微的虚无，是阴影、尘埃与微风； 如同一朵野花，一旦凋零便再难寻觅。 然而，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凝视那永恒之物！

安德烈亚斯·格里菲乌斯 (Andreas Gryphius)

慕尼黑市殡葬服务

慕尼黑市营公墓 – 电话 2319901，今日，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森林公墓（Waldfriedhof），旧区：土葬： 14.15 Helmke Klaus，医生，84岁

森林公墓（Waldfriedhof），旧区：骨灰告别仪式： 10.30 Geyer Fritz，84岁

森林公墓（Waldfriedhof），新区，Lorettoplatz：骨灰告别仪式： 9.45 Luber Michael，50岁 14.15 Ernst Elfriede，裁缝，82岁

西公墓（Westfriedhof）： 土葬： 12.15 Tschauder Irene Renate，76岁 13.45 Wagner Edeltraud，会计，86岁

西公墓（Westfriedhof）： 骨灰告别仪式： 9.45 Schwarz Gerhard Karl Jakob，公务员，67岁

北公墓（Nordfriedhof）： 骨灰告别仪式： 11.15 Schwankl Erna，家庭主妇，86岁

东公墓（Ostfriedhof）： 土葬： 14.15 Weinfurter Cäcilia，养老护理员，75岁

东公墓（Ostfriedhof）： 10.30 Ostermeier Sabine，家庭主妇，96岁

东公墓（Ostfriedhof），火葬场： 9.00 Sameluck Christel Margit，牙医助手，73岁

佩拉赫森林公墓（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 10.30 Sellato Maurizio，调度员，62岁 12.45 Waldhauser Herbert Alfred Eduard，销售经理，89岁

新南公墓（Neuer Südfriedhof）：骨灰告别仪式：

奥宾公墓（Friedhof Aubing）：土葬： 9.00 Haas Frieda Rosina，家庭主妇，91岁 费尔德马金公墓（Friedhof Feldmacking）：

13.00 Mandl Franz Xaver，电梯安装工，75岁

森德灵公墓（Friedhof Sendling）： 9.00 Greil Josef，土木工程师，91岁 9.45 Blümlein Renate，幼儿园教师，83岁

索尔恩森林公墓（Waldfriedhof Solln）： 10.30 Hürter Elisabeth，心理治疗师，84岁

下门青公墓（Friedhof Untermenzing）：土葬： 12.45 Pfender Josefa，88岁

慕尼黑县殡葬服务

阿施海姆社区公墓（Gemeindefriedhof Aschheim）： 14.00 Oder Josef，精密机械师，89岁

格林瓦尔德森林公墓（Waldfriedhof Grünwald）： 14.00 Wiese Susanne，88岁

普茨布伦公墓（Friedhof Putzbrunn），Glonner路：10.00 Randlshofer Paul，市政工程场场长，94岁

SZ 纪念

缅怀逝者

与挚爱之人告别是痛苦的，且需要时间。《南德意志报》的悼念门户网站“SZ Gedenken”将为您提供帮助，并为您提供表达哀思的机会。

报纸上的所有讣告将同步出现在个人纪念页面中。纪念页面有助于保留对逝者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点燃虚拟纪念蜡烛，表达哀悼，并与亲友及熟人分享个人照片和回忆。

此外，您还可以在悼念门户网站中搜索《南德意志报》的讣告。

联系方式：beratung@sz-gedenken.de 或 www.sz-gedenken.de

作者：Alexandra Föderl-Schmid 和 Markus Zydra

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关于如何处理法国目前约 35000 亿欧元的债务山所提出的建议听起来如此简单：“把债券扔进火里”或者“直接注销”。这位左翼民粹主义者因此大受欢迎，在民调中，这位“不屈法国”党的党魁位列第二，仅次于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因此有机会进入 5月2日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

梅朗雄提出这一建议的时机，正值法国在金融市场上已被视为一个不稳定候选人的时刻。本周，利率突破了一个象征性的阈值：4,5% —— 法国必须为期限十年的债券支付自 18 年来最高的利息。此外，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利差（Spread）已上升至 97 个基点。如此巨大的利差上一次出现是在 2012 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

让-吕克·梅朗雄是“不屈法国”党（La France insoumise）的党魁。照片：SIMON WOHLFAHRT / AFP

法国自1797年以来一直履行其偿债义务

上周，经济部长罗兰·勒斯屈（Roland Lescure）承认，法国政府目前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已超过用于教育和国防的支出。而将新增债务至少降低至经济规模5%的目标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对于2027年的预算，政府成员已承诺将削减高达300亿欧元的开支。这个欧洲第二大经济体的总债务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8%，远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标准，以及针对新增债务设定的3%标准。

诱人但危险

梅朗雄首先考虑的也是法国的利益。他再次提出削减债务的想法，并声称已在欧元区其他国家找到了志同道合者。法国约 18 至 20% 的债务（约 6000 亿至 7000 亿欧元）由法国银行代表欧洲中央银行（EZB）持有。梅朗雄的论点是，既然国家实际上是欠自己的钱，那么“没人会注意到这笔钱消失了”。

无论谁在春季接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都将继承一座巨大的债务山。在民调中领先的玛丽娜·勒庞计划在 10 月才提交经济计划。但在总统候选人的首次辩论中，她已经确定了一项内容：勒庞希望将法国的欧盟分摊款从 80 亿欧元减少到 50 亿欧元。她的口号是“法国优先”。

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林将这一举措描述为“非法、危险且无用”。他表示，自 1797 年以来，法国一直履行其还款义务。他在接受 RTL 采访时表示：“这将构成违约。”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果断拒绝了这一建议：“无论这在欧元区任何一个成员国中多么受欢迎，在法律、技术和财务上这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

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希望“直接注销”法国政府债务。但欧洲央行行长对此表示反对。

直接注销政府债务将违反欧盟条约。但规则是可以更改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历史表明，欧洲央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非常灵活的行动。在欧元区政府债务危机的顶峰时期，它推出了备受争议的 OMT 计划，这是对“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承诺的技术实现，当时的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于 2012 年以此安抚了金融市场。这位意大利人承诺，在紧急情况下将购买尽可能多的国债。

随后，从 2015 年到 2021 年，欧洲央行共购买了价值 3.9 万亿欧元的国债，并且通过传导保护机制（TPI），欧洲央行现在拥有一套成熟的计划，以便在特定条件下再次干预金融市场。

左翼人士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如果欧洲央行可以用凭空创造的资金购买国债，那么它也可以在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让这些证券“消失”。在技术上这完全可行，甚至在巴黎有一个先例：1928 年，法国将法郎贬值，从而增加了央行黄金储备的法郎等值金额。这次增值被用于注销部分由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务。法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保持不变，而政府债务却奇迹般地消失了。

但现在是 2026 年。全球金融市场厌恶债务削减。如果法国的政府债务在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消失在虚无之中，股市在未来法国融资时将要求显著更高的利率。债务减免带来的“收益”将被抵消。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这一措施，他们担心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

股市将惩罚债务减记

与此同时，这一想法在近几年获得了更多支持者。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为首的学者们开发了现代货币理论（MMT）。该理论主张，央行可以核销政府债务，从而使所有人受益。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政府债务主要是一个会计数值。央行购买债券，在资产负债表上将其“中和”，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消失”。这可以通过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记录一项针对国家的虚拟债权来实现。或者，也可以将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务转换为永续债券（Perpetual Bonds）——即永远无需偿还且无需支付利息的债务。

虽然从理论上讲，央行可以一次性抹除债务以实现重启，但这将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以往执行欧洲预算规则的经验表明，这些规则的遵守情况执行不足。因此，一旦做出让步，可能意味着：政治家将继续举债，并赌注于欧洲央行（EZB）会第二次做出让步。

此外，即使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代表也承认：只有在当前通胀率较低的情况下，债务减免才没有问题，否则它将进一步推高物价上涨。欧元区的通胀率在8月上升至 3,3%，这明显高于预期，因此欧洲央行最近不得不第二次提高基准利率。

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此前经常为左翼提出的由欧洲央行减免债务的建议辩护，而现在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案：他希望通过对法国超级富豪征收特别税来增加其出资，以降低债务水平。

Langdock 回归故土

这家由德国人领导的 AI 初创公司承诺实现欧洲主权，但总部却设在美国。这一矛盾现在将得到解决。

柏林 —— Langdock 是一个德国成功故事。这家 AI 初创公司成立仅三年，年度经常性收入（ARR）已超过 40 百万欧元。该公司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为德国及欧洲的企业及其员工提供一个简单且符合 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接口，以访问语言模型和智能体工作流。然而，这个德国成功故事此前一直有一个美国式的缺陷：公司的注册地一直位于美国的特拉华州。这种情况现在将发生改变。《商报》（Handelsblatt）率先报道了此事。

Langdock 提供一个类似于 Chat-GPT 的界面。但用户在输入提示词（Prompts）时，可以在大多数主流 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前提是这些模型必须在欧洲托管。大型 公司的新模型通常在短暂延迟后就会登陆该平台。根据不同的付费模式，用户还可以利用自主 智能体创建重复性流程，并与同事分享。企业在此过程中管理员工的 预算，即所谓的 Token（令牌）。这种简单的模式已经赢得了许多企业客户的青睐。据 Langdock 称，13 000 家企业是其客户，其中包括许多媒体机构，南德意志报也在其中。

一家由德国人领导且承诺欧洲主权的公司，其总部却设在美国，这一直显得有些奇怪，但在历史上是被迫的。因为 Langdock 在 2023 年获得了美国初创企业孵化器 Y-Combinator 的资助。而 Y-Combinator 按照统一模式设立所有受资助的公司，以便投资者尽可能轻松地进行投资。到目前为止，总部所在地与使命之间的矛盾并未成为重大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商报》在今年 1 月仍将 Langdock 称为“您应该了解的柏林初创公司”。

Langdock 在德国拥有 65 名员工，并通过一家位于柏林的有限责任公司（GmbH）进行销售，该公司从未反驳过上述印象。然而，在一名奥地利学生查阅商业登记簿并发现其美国控股公司后，相关讨论于 6 月开始出现。随后，来自瑞士的博客“Steiger Legal”提供了初步的法律评估。但直到今天，德国主流媒体仍未报道这一故事，很有可能是被简单地忽略了。因为欧洲主权使命与美国总部之间的矛盾过于明显，以至于不可能一次都不被提及。

创始人正式迁移总部，将一次负面新闻的机会转变为一个成功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点很有趣。在过去的几周里，关于在德国创业面临的官僚主义问题再次引发讨论。起因是 Stripe 创始人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发布的一条帖子，他在帖子中吐槽了德国的一种特有现象：公证员朗读合同文本的费用极其昂贵。就在几天前，科利森才与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成立一个旨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财团——“莱茵集团”（Rhine Group）。

因此，Langdock 通过迁移公司总部，明智地摆脱了一项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该公司希望展望未来，并为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欧洲下一个超大规模云服务商（Hyperscaler），”共同首席执行官朱迪思·达达（Judith Dada）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表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通过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巨大的计算、存储以及日益增长的 AI 推理能力。四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亚马逊、谷歌、微软和 Meta——都拥有超过 4 吉瓦的数据中心容量。Langdock 计划在今年投资 10 至 15 百万欧元建设一个数据中心，该中心在最终扩建阶段可提供 50 兆瓦的电力。马克斯·穆特（Max Muth）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与 Langdock 共同首席执行官朱迪思·达达（中）合影。照片：KAY NIETFELD /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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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读者旅行

希腊 —— 追寻奥德修斯与亚历山大的足迹

包含服务

此次旅程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反差的希腊：从充满传奇色彩的奥林匹亚里维埃拉，到梅黛奥拉的悬空修道院，再到伊奥尼亚海湛蓝的岛屿世界以及北希腊底蕴深厚的乡村景观。在规模刻意控制在最多 22 人的小型旅行团中，您将以一种尤为深刻且个性化的方式体验古代历史、东正教修道院文化、壮丽的自然景观和地中海的生活热情 —— 远离大众旅游，为真实的邂逅与难忘的时刻留出空间。

两次私人游艇岛屿巡航

三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梅黛奥拉、韦尔吉纳和塞萨洛尼基的拜占庭古迹

扎戈里自然体验，包括科科里斯桥、莫诺登德里和维科斯峡谷

由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提供往返机场的 2. 等座 Rail&Fly 服务

德国往返塞萨洛尼基的机票

空调旅游巴士环岛游

▶ 所有游览行程均提供个人耳机

9 晚入住 4- 和 5- 星级酒店，其中 1 晚含半食宿，8 晚含早餐

6 次美食体验，包括欢迎晚宴和告别晚宴、葡萄酒品鉴、传统小吃以及一次探索当地特色美食的味觉之旅

丰富的游览套餐：包括梅黛奥拉修道院（世界遗产）、约阿尼纳、韦尔吉纳（世界遗产）、塞萨洛尼基等

导游服务与旅行文献

旅行价格

旅行日期< / td><>起飞 / 抵达城市< / ><>双人间< / >< / tr><><>11.05. – 20.05.27< / ><>慕尼黑 & 斯图加特< / ><>2.595 € p.P.< / >< / ><><>15.05. – 24.05.27< / ><>慕尼黑 & 法兰克福< / ><>2.695 € p.P.< / >< / ><><>19.05. – 28.05.27< / ><>慕尼黑 & 法兰克福< / ><>2.795 € p.P.< / >< / ><><>31.05. – 09.06.27< / ><>慕尼黑 & 斯图加特< / ><>2.995 € p.P.< / >< / table>

更多旅行日期请在网上查询。 单人间附加费：+ 590 €

可根据需求额外提前预订

▶ 1. 等座 Rail&Fly：+ 100 € p.P.

美食套餐：3 次当地特色酒馆体验：+ 125 € p.P.

从莱夫卡达出发的“失落之岛”私人游艇巡航：+ 165 € p.P.

旅行社：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Uferstraße 24, 61137 Schöneck, sz@globalis.de。本行程仅部分适用于行动不便人士。请告知我们您的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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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胜地 空气 水 欧洲

亚洲

作者：京特·海斯曼 (Günter Heismann)

目前，投资资金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定期存款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利息，以在扣除通货膨胀和税收后仍能实现资产增值。而投资股票或股票基金的人，目前可能会担心股价可能出现暴跌。国债承诺提供一定的保护，且目前收益率相当可观。然而，许多国家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给债券市场带来了压力。因此，许多财务顾问建议同时投资黄金。人们因此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是否有一种由股票、债券和黄金组成的组合，能让我投资资金而又不至于分散精力？以下是最重要的问答。

混合基金适合哪些投资者？

混合基金为资产积累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投资者只需购买其中一种产品，即可一次性地同时投资于股票和债券。通常，其成分中还包含一部分贵金属或大宗商品。通过混合基金（在ETF版本中被称为多资产ETF），可以便捷地实现投资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广泛分散。北德意志州银行（Nord-LB）的投资专家托比亚斯·巴塞（Tobias Basse）表示：“对于在资本市场经验有限的投资者来说，混合基金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根据德国基金协会（BVI）的数据，按管理资产规模衡量，混合基金在股票基金之后，是第二受欢迎的基金类型，其受欢迎程度高于债券基金。然而，这些产品不仅适用于股市新手。对于那些单纯因为没有足够时间定期打理投资组合的资深投资者来说，混合基金同样适用。汉堡储蓄银行（Haspa）的基金专家法比安·埃瓦尔德（Fabian Ewald）表示：“混合基金也适合那些不想时刻盯着投资、不想频繁自行调整，且在寻找一种低调整需求的综合性投资产品的投资者。” 但投资混合基金并非如此简单。

投资者需要注意什么？

混合基金既有主动管理的投资基金，也有被动管理的ETF。在主动基金中，供应商会收取管理费，每年最高可达投资金额的2%。此外，购买时通常还需支付一次性的申购费。然而，多资产ETF的年成本通常仅为0,25%至0,70%，且完全不收取申购费。由于主动基金通常无法提供更高的回报，因此成本较低的ETF通常是更好的选择。在德国，有50多种此类混合ETF在售。但其中大多数的规模较小。这样就存在一种风险，即基金迟早会被撤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虽然不会损失资金，但必须寻找一个新的ETF。在德国提供的多资产ETF中，只有15只的规模至少达到1 亿欧元——在许多专家看来，这是投资的最低门槛。

另一个标准是地理覆盖范围。一些最受欢迎的多资产ETF仅限于欧洲、美国或新兴市场。这对投资者而言意味着一定的风险。因为例如，欧洲可能会陷入持久的经济危机，而美国或东亚则在经历增长。那么，仅投资于欧洲的基金，其收益将低于覆盖全球所有重要地区的ETF。《南德意志报》的表格（见右侧）因此列出了七只进行全球投资的多资产ETF。

基金包含哪些资产类别？

此外，投资者应检查混合基金是仅由股票和债券组成，还是也包含贵金属和原材料。许多投资专家认为，这是在动荡时期增强投资组合抗风险能力的另一种方式。基金专家埃瓦尔德（Ewald）表示：“例如，黄金通常被视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或通胀风险的手段。”当全球股票价格下跌时，金价通常会飙升。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便是如此。当时，金价在三年内上涨了约60%。投资于黄金的人至少可以用此弥补部分股票损失。原材料的价格通常也与股票价格呈反向走势。不过，大多数多资产ETF仅投资于股票和债券。一个例外是“Amundi Multi-Asset Portfolio”。该基金由60%的股票、30%的债券以及10%的贵金属和原材料组成。

股票和债券的比例是多少？

私人投资者还必须关注混合基金的构成。股票所占比例越高，投资者通常能期待的收益就越高。但与此同时，损失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反之，如果一个混合基金大部分由债券组成，而股票仅作为辅助配置，那么收益和风险都相对较低。因此，投资者在决定选择某个特定的混合基金之前，应检查股票和债券的配比。在大多数 ETF 中，例如法国基金公司 Amundi 的产品，各资产类别的份额设有固定上限。

美国投资公司 Vanguard 提供四款近乎相同的混合基金，它们仅在股票比例上有所不同。其范围从 20 到 80 百分比。根据不同配比，收益率也存在显著差异。风险较低的变体仅包含 20 百分比的股票，在过去 12 个月中的收益率仅为 4 百分比左右。股票占比 40 百分比的基金表现明显更好——其收益率达到了 8 百分比。两款偏向股票的变体收益更高，去年的收益率分别为 12,9 和 17,6 百分比（见表格）。因此，投资者可以在 Vanguard 的 ETF 系列中选择最符合其个人收益-风险概况的方案。

天气预报

在法兰克福 DWS 的“Xtrackers Portfolio”ETF 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该产品没有为单个资产类别设定固定比例，而仅设定了一个宽泛的框架。

例如，股票比例可以在 30 到 70 百分比之间波动。ETF 包含哪些证券由一个专家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定期审查投资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由于基金的构成随时间推移可能会大幅波动，投资者在购买时并不清楚自己具体投资了什么。与“Xtrackers Portfolio”一样，贝莱德（Blackrock）的“iShares World Equity Enhanced Active”也是一款主动管理型 ETF。其股票比例在 70 到 100 百分比之间。投资者同样无法获知当前的实际比例。

股票比例可以有多高？ 这个问题无法一概而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情况。北德意志州银行（Nord LB）的托比亚斯·巴塞（Tobias Basse）表示：“投资者的时间跨度起着核心作用。”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股价在回升之前连续数年下跌。直到 2012 年，德国 DAX 指数才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投资者应该问自己，是否能够承受股市中这样的枯水期，并且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损失，”汉堡储蓄银行（Hamburger Sparkasse）的法比安·埃瓦尔德（Fabian Ewald）说道。

对于一个将在几年内退休的投资者来说，这些条件并不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储蓄通常应被用于资助生活开支。但如果退休前夕发生股市崩盘，导致偏向股票的投资组合价值大幅缩水，这将变得很困难。对于为了建造自有住房而储蓄的投资者来说，情况类似。届时，股价暴跌可能会出乎意料地干扰融资计划。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投资，更推荐股票比例较低的混合 ETF。而对于希望在数十年内建立养老资产的年轻投资者来说，情况则不同。巴塞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挫折更容易被消化，因为股市长期呈上涨趋势，损失可以通过时间来弥补。”

多资产ETF的收益情况

这类投资者可以选择股票比例较高的混合基金，或者直接选择全球股票ETF。

多资产 ETF 具有哪些特殊优势？

希望控制风险的投资者必须注意，不要让股票在投资组合中占据过高的权重。对于自行选择证券的人来说，最好的做法是为每个资产类别设定固定的比例，并在长期内予以维持。对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股票比例最高不应超过 25%。然而，这种上限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被突破。例如，当股票价格在较长时间内大幅上涨时（正如过去几年所发生的那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此时，投资组合中股票的增值速度快于债券。几年后，账户中股票的占比可能会达到 30% 甚至 40%。为了防止形成这种不平衡，必须定期检查投资组合。如果股票权重过高，则必须出售部分股票，将所得资金用于购买更多债券，从而恢复预定的分配比例。

这一过程被称为“再平衡”（Rebalancing）。大多数多资产 ETF 已经内置了这一机制，投资者无需自行操心。原因在于：这些产品是所谓的“母基金”（Dachfonds），由至少 2 种不同的股票和债券 ETF 组成。至少 1 次每年会检查两个子基金之间预设的分配比例是否依然维持。如果不再平衡，基金公司将通过买入和卖出进行必要的调整。相比之下，投资于独立股票 ETF 和债券 ETF 的投资者必须自行确保投资组合保持平衡。由于缺乏相关知识或出于图方便，这一步骤往往被忽略。法比安·埃瓦尔德（Fabian Ewald）表示：“再平衡是混合基金的一个明显优势。”

截至：31.8.2026

名称< / td>< rowspan="2">ISIN< / >< colspan="3">年化收益率 %< / >< rowspan="2">年化成本 %< / >< / tr><><>1 年< / ><>3 年< / ><>5 年< / >< / ><><>Amundi Multi-Asset Portfolio< / ><>DE000ETF7011< / ><>18,2< / ><>12,3< / ><>6,6< / ><>0,41< / >< / ><><>iShares World Equity Enhanced Active< / ><>IE000D8XC064< / ><>22,7< / ><>-< / ><>0,30< / >< / ><><>Vanguard LifeStrategy 20% Equity< / ><>IE00BMVB5K07< / ><>3,9< / ><>5,4< / ><>0,2< / ><>0,25< / >< / ><><>Vanguard LifeStrategy 40% Equity< / ><>IE00BMVB5M21< / ><>8,3< / ><>8,6< / ><>3,0< / ><>0,25< / >< / ><><>Vanguard LifeStrategy 60% Equity< / ><>IE00BMVB5P51< / ><>12,9< / ><>11,8< / ><>5,8< / ><>0,25< / >< / ><><>Vanguard LifeStrategy 80% Equity< / ><>IE00BMVB5R75< / ><>17,6< / ><>15,0< / ><>8,7< / ><>0,25< / >< / ><><>Xtrackers Portfolio< / ><>LU0397221945< / ><>14,4< / ><>11,8< / ><>5,3< / ><>0,70< / >< / table>

南德意志报图表：tö；来源：Extra ETF, Just ETF

德国

柏林< / td><>多云< / ><>20°< / >< / tr><><>不来梅< / ><>雨< / ><>18°< / >< / ><><>布罗肯峰< / ><>多云< / ><>9°< / >< / ><><>多特蒙德< / ><>雨< / ><>19°< / >< / ><><>德累斯顿< / ><>多云< / ><>19°< / >< / ><><>杜塞尔多夫< / ><>小雨< / ><>19°< / >< / ><><>埃尔福特< / ><>多云< / ><>21°< / >< / ><><>埃森< / ><>雨< / ><>19°< / >< / ><><>费尔德山< / ><>多云< / ><>11°<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阵雨< / ><>17°< / >< / ><><>法兰克福< / ><>多云< / ><>22°< / >< / ><><>弗赖堡< / ><>多云< / ><>24°< / >< / ><><>弗罗伊登施塔特< / ><>多云< / ><>18°< / >< / ><><>加米施< / ><>强阴< / ><>19°< / >< / ><><>汉堡< / ><>雨< / ><>18°< / >< / ><><>汉诺威< / ><>多云< / ><>19°< / >< / ><><>因戈尔施塔特< / ><>多云< / ><>22°< / >< / ><><>卡尔斯鲁厄< / ><>多云< / ><>24°< / >< / ><><>卡塞尔< / ><>强阴< / ><>20°< / >< / ><><>基尔< / ><>阵雨< / ><>18°< / >< / ><><>科布伦茨< / ><>多云< / ><>22°< / >< / table>

西北与北部有雨，其余地区天气较好

天气状况

弱高压影响使得中欧南部出现阳光与云层交替的情况。相比之下，一个位于西北欧的低压系统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比荷卢联盟以及中欧西北部引发了若干降雨。英格兰东南部和法国最北部天气同样多变。亚得里亚海南部、地中海南部地区以及希腊则有充足的阳光。

天气预报

西北部和最北部在一天之中将有阴沉的云层经过，伴有少量降雨或毛毛雨。其余地区大多保持干燥。阳光与时多时少的云层交替出现。下午气温在 15 到 25 度之间。风向为西南至西风，风力由弱至中等，在西北部和沿海地区风力较强，阵风强劲。

科隆	阵雨	21°
康斯坦茨	多云	22°
莱比锡	多云	21°
林道	多云	22°
吕斯特/叙尔特	雨	18°
吕贝克	多云	19°
马格德堡	多云	21°
曼海姆	多云	24°
慕尼黑	多云	21°
纽伦堡	多云	21°
奥伯斯多夫	多云	19°
奥斯纳布吕克	多云	19°
帕绍	多云	21°
罗斯托克	多云	19°
萨尔布吕肯	多云	23°
什莱斯维希	阵雨	18°
什未林	多云	19°
斯图加特	多云	23°
特里尔	多云	23°
威斯巴登	多云	23°
楚格峰	强云	2°

欧洲

阿姆斯特丹	雨	19°
雅典	晴朗	29°
巴塞罗那	阵雨	26°
贝尔格莱德	多云	30°
波尔多	多云	23°
布鲁塞尔	阵雨	19°
布加勒斯特	晴	28°
都柏林	多云	17°
杜布罗夫尼克	晴朗	26°
赫尔辛基	阵雨	15°
伊斯坦布尔	阵雨	24°
基辅	多云	25°
哥本哈根	阵雨	18°
里斯本	晴	29°
伦敦	阵雨	22°
马德里	阵雨	27°
米兰	雷阵雨	26°
莫斯科	多云	21°
尼斯	晴朗	26°
巴黎	多云	23°
布拉格	多云	20°
罗马	晴朗	30°
萨尔茨堡	多云	19°
索非亚	晴	27°
斯德哥尔摩	多云	17°
威尼斯	雷阵雨	24°
华沙	阵雨	18°
维也纳	阵雨	20°
苏黎世	多云	22°

度假地< / td><>气温< / ><>水温< / >< / tr><><>黑尔戈兰岛< / ><>18°< / >< / ><><>吕根岛< / ><>18°< / >< / ><><>叙尔特岛< / ><>18°< / ><>17°< / >< / ><><>阿加迪尔< / ><>28°< / ><>21°< / >< / ><><>安塔利亚< / ><>29°< / >< / ><><>伊拉克利翁< / ><>25°< / ><>26°< / >< / ><><>马拉加< / ><>28°< / ><>25°< / >< / ><><>巴勒莫< / ><>29°< / ><>30°< / >< / ><><>里米尼< / ><>27°< / >< / ><><>突尼斯< / ><>34°< / ><>29°<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8°< / ><>24°< / >< / ><><>塞浦路斯< / ><>33°< / ><>29°< / >< / ><><>马略卡岛< / ><>28°< / >< / table>

<><>来源：www.wetterkontor.de< / >< / table>

<>< colspan="2">全球天气< / ><>今日< / >< / ><><>阿布扎比< / ><>多云< / ><>44°< / >< / ><><>曼谷< / ><>阵雨< / ><>32°< / >< / ><><>波哥大< / ><>阵雨< / ><>13°< / >< / ><><>波士顿< / ><>多云< / ><>27°<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多云< / ><>25°< / >< / ><><>芝加哥< / ><>阵雨< / ><>25°< / >< / ><><>大马士革< / ><>晴< / ><>35°< / >< / ><><>德里< / ><>多云< / ><>34°< / >< / ><><>丹佛< / ><>多云< / ><>29°<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阵雨< / ><>33°< / >< / ><><>哈瓦那< / ><>雷阵雨< / ><>32°< / >< / ><><>香港< / ><>多云< / ><>30°< / >< / ><><>休斯顿< / ><>雷阵雨< / ><>34°< / >< / ><><>雅加达< / ><>晴朗< / ><>29°< / >< / ><><>耶路撒冷< / ><>晴< / ><>31°< / >< / ><><>约翰内斯堡< / ><>阵雨< / ><>27°< / >< / ><><>喀布尔< / ><>多云< / ><>25°< / >< / ><><>开罗< / ><>晴< / ><>39°< / >< / ><><>科威特< / ><>晴< / ><>44°< / >< / ><><>拉巴斯 / 玻利维亚< / ><>阵雨< / ><>13°< / >< / ><><>利马< / ><>强风< / ><>24°< / >< / ><><>洛杉矶< / ><>多云< / ><>27°< / >< / ><><>马尔代夫< / ><>雷阵雨< / ><>29°< / >< / ><><>马尼拉< / ><>雷阵雨< / ><>32°< / >< / ><><>麦加< / ><>多云< / ><>46°< / >< / ><><>墨西哥城< / ><>多云< / ><>21°< / >< / ><><>迈阿密< / ><>雷阵雨< / ><>32°< / >< / ><><>蒙特利尔< / ><>多云< / ><>20°< / >< / ><><>孟买< / ><>阵雨< / ><>30°< / >< / ><><>内罗比< / ><>多云< / ><>22°< / >< / ><><>纽约< / ><>多云< / ><>30°< / >< / ><><>巴拿马< / ><>阵雨< / ><>31°< / >< / ><><>北京< / ><>多云< / ><>33°< / >< / ><><>珀斯< / ><>阵雨< / ><>30°< / >< / ><><>利雅得< / ><>多云< / ><>40°< / >< / ><><>里约热内卢< / ><>阴< / ><>24°< / >< / ><><>旧金山< / ><>多云< / ><>24°< / >< / ><><>新加坡< / ><>阵雨< / ><>31°< / >< / ><><>悉尼< / ><>晴朗< / ><>19°< / >< / ><><>德黑兰< / ><>晴< / ><>34°< / >< / ><><>特拉维夫< / ><>晴< / ><>34°< / >< / ><><>东京< / ><>多云< / ><>22°< / >< / ><><>温哥华< / ><>晴< / ><>25°< / >< / ><><>华盛顿< / ><>阵雨< / ><>34°< / >< / table>

中小企业融资

南德意志报出版特刊

中国尊（China Tower），北京的地标建筑：中国企业正涌入关键技术领域，从而使欧洲工业面临进一步压力。照片 zhenya / stock.adobe.com

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

竞争力需要充足的资本。对于欧洲中小企业而言，在中国的供应商赢得更多市场份额之前，如何为创新提供资金并扩大生产能力，这一问题变得愈发紧迫。

作者：尤尔根·霍夫曼（JÜRGEN HOFFMANN）

热泵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关键技术。这些将空气、土壤或地下水的热量引入建筑物的设备能够减少二氧化碳（CO$_{2}$）排放。通过一项行动计划，北京旨在加强国内生产商，使这个东方大国成为全球环保热能生产的技术和市场领导者。而中国最重要的竞争舞台则是德国市场。

热泵市场并非中国企业试图渗透的第一个技术领域。它们还瞄准了半导体、光伏、电动汽车和电池行业。多年来，亚洲人一直关注着总共 15 个领域——尤其是绿色技术行业。“中国希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德国热泵协会副主席兼 Stiebel Eltron 首席执行官凯·希费尔拜恩（Dr. Kai Schiefelbein）博士明确表示。“这是合理的，在产业政策上也是明智的。没有人需要挥舞道德大棒。相反，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问题在于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在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后依然在工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事实是：中国已从西方工业国家的延伸工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国内市场和强大出口能力的成功经济体。希费尔拜恩对此表示“深切尊重”。

国家补贴和低息贷款使中国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成为可能。照片 snvv / stock.adobe.com

但与许多其他德国企业负责人、协会代表和政治家一样，Stiebel Eltron 的首席执行官抱怨道，旧世界与东方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在不平等的框架条件下进行的：“这始于低息贷款的发放，中国企业在所有增长阶段都能获得这些贷款，包括初创期、研发期、进入市场期以及进一步扩张期。政府为此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这些贷款大多不与严格的 Covenants（即附加协议）挂钩。因此，企业无需费力证明其具有高盈利能力即可获得新鲜资本，而且即使在过程中暂时失去盈利能力，也不会受到干扰。”

国家资助的低息贷款帮助中国企业快速规模化其能力和专业知识。欧洲企业通常必须首先证明其取得了成功，并且只有在市场增长之后才能获得贷款。这就像是拉紧了手刹。“我们的企业在投资和扩大生产能力方面总是滞后于市场。相比之下，中国人凭借建立的过剩产能能够更早地交付，并通过这种领先优势赢得市场份额，”希费尔拜恩说道。

补贴改变了力量对比

税收优惠、廉价建筑用地、出口支持以及推动企业间合作，是中国公司获得的进一步援助。这些资助计划涵盖了研发合作，因此贯穿了从“摇篮”到市场的全过程。“我们在德国虽然也开展研究资助，但将其与产品开发资助严格区分开来，”希费尔拜恩（Schiefelbein）说道，“这导致了优秀研究成果与优秀产品之间出现了断层。”一个例子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Institute）在千禧年之交就已经在锂离子电池方面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但将其转化为工业化量产产品的过程却未获得资助。

根据一项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工业企业相对于其营业额所获得的补贴平均是经合组织国家竞争对手的三到八倍。据此，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中，约 60 归功于国库的资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分析，政府支持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4。较为保守的计算则认为至少为 1,8。相比之下，德国的补贴率——以直接援助相对于经济产出的衡量标准来看——约为 0,4。

欧洲寻求应对中国机器人攻势的对策

在政府资助失衡的影响下，欧洲机器人产业同样深受其害。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统计总监克里斯托弗·穆勒（Dr. Christopher Müller）博士列举了本地供应商相对于中国供应商的劣势：“这始于生产成本，由于工资和能源价格较高，欧洲的生产成本明显高于中国，并延伸至政府的补贴计划。”他还提到了优惠贷款、土地面积和直接拨款。因此，中国企业可能会以倾销价格击败欧洲企业。穆勒表示：“部分标准工业机器人的报价便宜了 30%。”难怪仅在 2024 年，中国公司就售出了约 295.000 台“钢铁同事”——占全球所有新机器人的 54%。穆勒坚信，这种竞争扭曲将导致“那些能够最佳满足客户需求的供应商将无法在市场上生存”。受资助的企业正在排挤未受资助的企业。

该怎么办？多个机器人协会提出了三项行动建议：弥合创新与规模化之间的差距，通过税收政策改善整体投资条件，并紧跟技术步伐。其他行业代表，如 VDMA 外贸负责人奥利弗·里希特贝格（Oliver Richtberg），则要求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我们正因不公平的措施而被去工业化——大多数企业不再愿意接受这一点。” BDI 国际部门共同负责人弗里多林·斯特拉克（Friedolin Strack）则不认为寻找某种长期贸易政策“超级工具”有意义：“相反，我们应该利用许多小型措施。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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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S-DAX 全球股市概览

16.9.2026< / td>< rowspan="2">汇率 / 指数< / ><>± %< / >< / tr><><>较前一日< / >< / ><><>荷兰 AEX< / ><>1096,1< / ><>+0,02%< / >< / ><><>澳大利亚 All Ordinaries< / ><>8874,5< / ><>+0,28%< / >< / ><><>奥地利 ATX< / ><>6810,4< / ><>+0,95%< / >< / ><><>土耳其 BIST 100< / ><>13.122,6< / ><>-5,54%< / >< / ><><>巴西 Bovespa< / ><>186.447,1< / ><>-0,37%< / >< / ><><>法国 CAC-40< / ><>8140,6< / ><>+0,62%< / >< / table>

<>< ="2">16.9.2026< / >< ="2">收盘价< / >< ="2"> $\pm$ % 较前一日< / >< colspan="2">52 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最高< / ><>最低< / >< / ><><>Adidas $\bullet$ < / ><>144,65< / ><>1,94< / ><>196,40< / ><>129,95< / ><>26,04< / ><>2,80< / ><>15,34< / >< /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 / ><>196,58< / ><>0,77< / ><>221,25< / ><>157,48< / ><>155,75< / ><>3,20< / ><>27,19< / >< / ><><>Allianz SE $\bullet \circ$ < / ><>449,20< / ><>1,03< / ><>454,60< / ><>338,80< / ><>170,88< / ><>17,10< / ><>14,24< / >< / ><><>BASF SE $\bullet$ < / ><>52,13< / ><>0,56< / ><>55,05< / ><>41,48< / ><>46,53< / ><>2,25< / ><>17,98< / >< / ><><>Bayer $\bullet$

< / td> 48,98< / ><>0,55< / ><>53,92< / ><>25,78< / ><>48,12< / ><>0,11< / ><>11,52< / >< / tr> <>拜尔斯道夫 (Beiersdorf)< / ><>74,68< / ><>0,24< / ><>110,15< / ><>67,08< / ><>18,12< / ><>1,00< / ><>16,38< / >< / ><><>宝马 (BMW St.) $\bullet$ < / ><>62,14< / ><>-1,15< / ><>97,92< / ><>56,40< / ><>34,87< / ><>4,40< / ><>9,96< / >< / ><><>布伦泰格 (Brenntag SE)< / ><>61,64< / ><>1,55< / ><>66,86< / ><>43,72< / ><>8,90< / ><>1,90< / ><>17,56< / >< / ><><>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 ><>41,45< / ><>-2,40< / ><>43,37< / ><>29,01< / ><>46,73< / ><>1,10< / ><>12,99< / >< / ><><>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 ><>69,86< / ><>1,90< / ><>77,50< / ><>53,10< / ><>13,97< / ><>2,70< / ><>10,54< / >< / ><><>戴姆勒卡车控股 (Daimler Truck Hldg.)< / ><>43,56< / ><>0,74< / ><>50,08< / ><>33,46< / ><>33,35< / ><>1,90< / ><>12,45< / >< /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bullet$ < / ><>33,63< / ><>0,87< / ><>35,85< / ><>23,82< / ><>64,25< / ><>1,00< / ><>9,37< / >< / ><><>德意志交易所 (Deutsche Börse) $\bullet$ < / ><>277,20< / ><>-0,07< / ><>291,80< / ><>200,10< / ><>51,64< / ><>4,20< / ><>23,24< / >< / ><><>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 / ><>28,84< / ><>-0,21< / ><>34,36< / ><>23,53< / ><>141,47< / ><>1,00< / ><>12,59< / >< / ><><>DHL $\bullet$ < / ><>55,76< / ><>-0,07< / ><>58,30< / ><>36,99< / ><>64,12< / ><>1,90< / ><>16,60< / >< / ><><>意昂 (E.ON SE)< / ><>17,67< / ><>1,61< / ><>20,39< / ><>14,98< / ><>46,66< / ><>0,57< / ><>15,91< / >< / ><><>费森尤斯医疗护理 (Fres.Med.Care)< / ><>40,03< / ><>0,63< / ><>47,86< / ><>34,57< / ><>11,75< / ><>1,49< / ><>9,24< / >< / ><><>费森尤斯 (Fresenius SE)< / ><>46,14< / ><>1,65< / ><>52,96< / ><>35,11< / ><>21,13< / ><>–< / >< / ><><>GEA集团 (GEA Group)< / ><>64,60< / ><>0,39< / ><>68,10< / ><>53,45< / ><>10,52< / ><>1,30< / ><>18,83< / >< / ><><>汉诺威再保险 (Hannover Rück SE)< / ><>255,80< / ><>0,16< / ><>281,20< / ><>223,40< / ><>30,85< / ><>12,50< / ><>11,16<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49,80< / ><>0,50< / ><>241,80< / ><>146,90< / ><>26,42< / ><>3,60< / ><>11,53< / >< / ><><>汉高 (Henkel Vz.)< / ><>73,80< / ><>1,26< / ><>84,20< / ><>61,28< / ><>13,15< / ><>2,07< / ><>12,92< / >< / ><><>豪赫蒂夫 (Hochtief)< / ><>387,80< / ><>2,59< / ><>554,00< / ><>217,00< / ><>30,14< / ><>6,60< / ><>29,20< / >< / ><><>英飞凌科技 (Infineon Techn.) $\bullet$ < / ><>55,00< / ><>1,23< / ><>88,83< / ><>31,27< / ><>71,83< / ><>0,35< / ><>33,74<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 / ><>45,37< / ><>-2,57< / ><>62,34< / ><>42,63< / ><>43,68< / ><>3,50< / ><>8,69< / >< / ><><>默克 (Merck)< / ><>131,70< / ><>0,61< / ><>148,80< / ><>100,70< / ><>17,02< / ><>2,20< / ><>15,66< / >< / ><><>MTU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 / ><>338,80< / ><>1,59< / ><>404,80< / ><>265,20< / ><>18,24< / ><>3,60< / ><>17,29< / >< / ><><>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 / ><>511,60< / ><>-0,23< / ><>575,60< / ><>437,40< / ><>66,84< / ><>24,00< / ><>10,05< / >< / ><><>奇亚根 (Qiagen (NL)) $\star$ < / ><>37,20< / ><>0,04< / ><>47,60< / ><>27,56< / ><>7,69< / ><>0,35< / ><>17,22< / >< / ><><>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 / td> 1013,0< / ><>-1,52< / ><>2008,0< / ><>900,20< / ><>46,60< / ><>11,50< / ><>26,56< / >< / tr> <>RWE< / ><>59,92< / ><>2,81< / ><>62,00< / ><>35,22< / ><>46,74< / ><>1,20< / ><>22,28< / >< / ><><>SAP SE $\bullet \circ$ < / ><>186,56< / ><>-0,28< / ><>244,30< / ><>127,50< / ><>229,19< / ><>2,50< / ><>25,73< / >< / ><><>Scout24 SE< / ><>74,70< / ><>0,07< / ><>110,40< / ><>62,70< / ><>5,49< / ><>1,50< / ><>18,31< / >< / ><><>Siemens $\bullet \circ$ < / ><>260,50< / ><>0,66< / ><>291,70< / ><>198,00< / ><>208,40< / ><>5,35< / ><>23,77< / >< /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 / ><>137,12< / ><>3,10< / ><>191,66< / ><>92,96< / ><>118,07< / ><>0,70< / ><>30,74< / >< /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 / ><>38,36< / ><>-1,31< / ><>49,71< / ><>32,81< / ><>43,27< / ><>1,00< / ><>16,68< / >< / ><><>Symrise< / ><>91,46< / ><>2,30< / ><>95,00< / ><>64,70< / ><>12,78< / ><>1,25< / ><>22,98< / >< / ><><>Volkswagen Vz $\bullet$ < / ><>78,88< / ><>-2,64< / ><>109,15< / ><>69,20< / ><>16,27< / ><>5,26< / ><>3,93< / >< / ><><>Vonovia SE< / ><>17,89< / ><>-0,69< / ><>28,90< / ><>17,54< / ><>15,17< / ><>1,25< / ><>8,81< / >< / ><><>Zalando SE< / ><>21,48< / ><>-1,24< / ><>30,43< / ><>18,61< / ><>5,67< / ><>–< / ><>14,81< / >< / table>

M-DAX

<><>16.9.2026< / ><>收盘价< / ><>± 较前日 %< / ><>股息< / >< / ><><>1&1< / ><>23,80< / ><>0,42< / ><>0,05< / >< / ><><>Adtran Networks SE< / ><>22,20< / ><>-1,33< / ><>0,52< / >< / ><><>Alzchem Group< / ><>159,80< / ><>-0,37< / ><>2,10< / >< / ><><>Asta Energy Solut. (AT)< / ><>58,40< / ><>4,29< / ><>—< / >< / ><><>Atoss Software SE< / ><>90,90< / ><>0,55< / ><>2,28< / >< / ><><>Basler< / ><>21,35< / ><>2,15< / ><>0,11< / >< / ><><>Befesa (LU)< / ><>34,60< / ><>-0,86< / ><>0,64< / >< / ><><>Cancom SE< / ><>22,35< / ><>-2,61< / ><>1,00< / >< / ><><>Carl Zeiss Meditec*< / ><>30,30< / ><>1,00< / ><>0,55< / >< / ><><>Cewe Stiftung< / ><>107,60< / ><>1,51< / ><>3,00<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8,55< / ><>1,98< / ><>0,88< / >< / ><><>Douglas< / ><>7,42< / ><>-1,46< / ><>—< / >< / ><><>Drägerwerk Vz< / ><>113,60< / ><>0,53< / ><>2,27< / >< / ><><>Dt. Beteiligungs< / ><>21,00< / ><>-0,71< / ><>1,00< / >< / ><><>Dt. Euroshop< / ><>17,70< / ><>0,23< / ><>1,00< / >< / ><><>Dt. Pfandbriefbank< / ><>3,32< / ><>-0,54< / ><>—< / >< / ><><>Dürr< / ><>16,80< / ><>-1,18< / ><>0,80< / >< / ><><>Eckert & Ziegler SE< / ><>12,03< / ><>-1,88< / ><>0,22< / >< / ><><>Einhell Germany< / ><>68,20< / ><>0,59< / ><>1,90< / >< / ><><>Energiekontor< / ><>25,45< / ><>0,99< / ><>1,00< / >< / ><><>Evotec SE*< / ><>2,81< / ><>0,07< / ><>—< / >< / ><><>Fielmann Grp.< / ><>37,90< / ><>-0,26< / ><>1,40< / >< / ><><>Fr. Vorwerk Grp.

SE< / ><>68,00< / ><>5,10< / ><>1,10< / >< / ><><>GFT Techn. SE< / ><>26,25< / ><>-1,13< / ><>0,50< / >< / ><><>Grand City Propert. (LU)< / ><>8,00< / ><>-3,96< / ><>0,30< / >< / ><><>Grenke< / ><>11,28< / ><>0,18< / ><>0,42< / >< / ><><>Hambomer Reit< / ><>4,20< / ><>-1,18< / ><>0,39< / >< / ><><>Heidelbg.Druck< / ><>1,36< / ><>-0,94< / ><>—< / >< / ><><>HelloFresh SE< / ><>2,70< / ><>-1,10< / ><>—< / >< / ><><>Hornbach Hldg.< / ><>84,00< / ><>2,44< / ><>2,40< / >< / ><><>Hypoport SE< / ><>77,95< / ><>0,65< / ><>—< / >< / ><><>Indus< / ><>39,00< / ><>2,36< / ><>1,30< / >< / ><><>init innovation SE< / ><>43,05< / ><>-0,81< / ><>0,90< / >< / ><><>Jost Werke

SE< / td> 61,80< / ><>0,65< / ><>1,50< / >< / tr> <>Jungheinrich< / ><>25,02< / ><>-0,87< / ><>0,29< / >< / ><><>Kontron (AT) *< / ><>20,42< / ><>0,29< / ><>—< / >< / ><><>KSB SE Vz< / ><>842,00< / ><>1,69< / ><>26,76<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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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则退

16.9.2026< / td><>收盘价< / ><> $\pm$ 较前一日 %< / ><>股息< / >< / tr><><>3D Systems (US)< / ><>2,69< / ><>-1,83< / ><>—< / >< / ><><>Adler Group (LU)< / ><>0,09< / ><>-16,36< / ><>—< / >< / ><><>Adobe (US)< / ><>220,30< / ><>-3,19< / ><>—< / >< / ><><>Adran Hldg. Inc. (US)< / ><>6,02< / ><>-1,42< / ><>—< / >< / ><><>Adv. Micro Devices (US)< / ><>441,50< / ><>1,19< / ><>—< / >< / ><><>Aegon Ltd. (BM)< / ><>7,89< / ><>-0,73< / ><>0,40< / >< / ><><>Air France KLM (FR)< / ><>11,26< / ><>-1,96< / ><>—< / >< / ><><>Akamai (US)< / ><>90,78< / ><>-0,38< / ><>—< / >< / ><><>Alibaba ADR (CN)< / ><>93,30< / ><>-1,48< / ><>1,05< / >< / ><><>Align (US)< / ><>130,30< / ><>2,08< / ><>—< / >< / ><><>Allane SE< / ><>12,60< / ><>0,80< / ><>—< / >< / ><><>Altria (US)< / ><>60,24< / ><>-0,86< / ><>4,16< / >< / ><><>Amadeus Fire< / ><>17,66< / ><>-0,67< / ><>—< / >< / ><><>Amadeus IT (ES)< / ><>54,74< / ><>1,03< / ><>1,42< / >< / ><><>ams-OSRAM (AT)< / ><>17,30< / ><>1,17< / ><>—< / >< / ><><>Anglo Ameri. PLC (GB)< / ><>45,95< / ><>0,11< / ><>0,23< / >< / ><><>Applied Mats. (US)< / ><>363,00< / ><>0,55< / ><>2,05< / >< / ><><>Arcelor-Mittal (LU)< / ><>63,68< / ><>0,57< / ><>—< / >< / ><><>AT & S (AT)< / ><>156,40< / ><>1,96< / ><>—< / >< / ><><>AT&T (US)< / ><>22,84< / ><>-2,04< / ><>1,11< / >< / ><><>Aumann< / ><>13,05< / ><>0,77< / ><>1,11< / >< / ><><>Baader Bank< / ><>6,64< / ><>-0,30< / ><>0,20< / >< / ><><>Baidu ADR (US)< / ><>77,20< / ><>-2,77< / ><>—< / >< / ><><>Ballard Power (CA)< / ><>1,81< / ><>-0,55< / ><>—< / >< / ><><>Bank of America (US)< / ><>49,87< / ><>-3,48< / ><>1,08< / >< / ><><>Barclays (GB)< / ><>5,56< / ><>-0,61< / ><>0,09< / >< / ><><>Bastei Lübbe< / ><>6,14< / ><>5,14< / ><>0,25< / >< / ><><>Baywa< / ><>8,50< / ><>3,41< / ><>—< / >< / ><><>BayWa vNA< / ><>2,46< / ><>0,20< / ><>—< / >< / ><><>BB Biotech N (CH)< / ><>54,50< / ><>1,30< / ><>2,25< / >< / ><><>Berkshire Hath. B (US)< / ><>454,85< / ><>1,87< / ><>—< / >< / ><><>Bertrandt< / ><>8,42< / ><>-1,17< / ><>—< / >< / ><><>bet-at-home.com< / ><>3,10< / ><>4,73< / ><>—< / >< / table>

<>< rowspan="2">16.9.2026< / >< rowspan="2">收盘价< / >< ="2">$\pm$ 较前一日 %< / >< colspan="2">52 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最高< / ><>最低< / >< / ><><>Aixtron SE*< / ><>34,14< / ><>2,61< / ><>62,66< / ><>11,68< / ><>3,87< / ><>0,15< / ><>44,92< / >< / ><><>Aroundtown (LU)< / ><>1,78< / ><>-1,11< / ><>3,32< / ><>1,76< / ><>1,95< / ><>0,08< / ><>7,74< / >< / ><><>Aumovio SE< / ><>36,70< / ><>0,27< / ><>47,02< / ><>31,66< / ><>3,67< / ><>-< / ><>14,45< / >< / ><><>Aurubis< / ><>164,70< / ><>0,55< / ><>225,20< / ><>94,20< / ><>7,40< / ><>1,60< / ><>18,95< / >< / ><><>Auto1 Group [...OMITTED...]

SE< / td> 19,15< / ><>-1,29< / ><>31,50< / ><>14,46< / ><>4,25< / ><>-< / ><>29,02< / >< / tr> <>Bechtle*< / ><>34,72< / ><>-2,03< / ><>45,14< / ><>24,56< / ><>4,37< / ><>0,70< / ><>17,90< / >< / ><><>Bilfinger SE< / ><>75,55< / ><>1,07< / ><>129,30< / ><>71,90< / ><>2,84< / ><>2,80< / ><>11,50< / >< / ><><>Boss< / ><>37,95< / ><>-0,29< / ><>42,37< / ><>33,85< / ><>2,67< / ><>0,04< / ><>12,91< / >< / ><><>CTS Eventim< / ><>57,20< / ><>2,97< / ><>86,35< / ><>48,68< / ><>5,49< / ><>1,44< / ><>16,97< / >< / ><><>Delivery Hero SE< / ><>36,70< / ><>-0,14< / ><>39,83< / ><>14,80< / ><>11,25< / ><>-< / >< / ><><>Deutsche

Lufthansa< / ><>7,60< / ><>0,66< / ><>10,29< / ><>6,72< / ><>9,14< / ><>0,33< / ><>7,17< / >< / ><><>Deutz< / ><>11,62< / ><>-3,17< / ><>13,35< / ><>7,33< / ><>1,77< / ><>0,18< / ><>12,63< / >< / ><><>DWS Group< / ><>72,85< / ><>0,07< / ><>78,75< / ><>50,20< / ><>14,57< / ><>3,00< / ><>15,24< / >< / ><><>Elmos Semicond. SE*< / ><>139,80< / ><>3,25< / ><>206,00< / ><>77,20< / ><>2,40< / ><>1,50< / ><>19,89< / >< / ><><>Evonik

Industries< / ><>17,57< / ><>0,75< / ><>19,21< / ><>12,49< / ><>8,19< / ><>1,00< / ><>11,26< / >< / ><><>flatexDegiro< / ><>29,88< / ><>-1,78< / ><>43,24< / ><>26,62< / ><>3,29< / ><>0,30< / ><>14,94< / >< / ><><>Fraport< / ><>60,05< / ><>0,08< / ><>86,95< / ><>58,30< / ><>5,55< / ><>1,00< / ><>15,36< / >< / ><><>freenet< / ><>25,02< / ><>-0,32< / ><>33,92< / ><>22,28< / ><>2,97< / ><>2,07< / ><>11,32< / >< / ><><>Fuchs SE Vz.< / ><>41,60< / ><>0,24< / ><>43,18< / ><>31,80< / ><>2,72< / ><>1,23< / ><>16,12< / >< / ><><>Hella< / ><>70,60< / ><>0,57< / ><>85,30< / ><>67,90< / ><>7,84< / ><>0,22< / ><>50,07< / >< / ><><>Hensoldt< / ><>77,78< / ><>0,88< / ><>117,70< / ><>63,18< / ><>8,98< / ><>0,55< / ><>41,82< / >< / ><><>Ionos Group

SE< / ><>34,20< / ><>-0,81< / ><>42,45< / ><>20,90< / ><>4,79< / ><>-< / ><>16,06< / >< / ><><>Jenoptik< / ><>38,70< / ><>3,20< / ><>48,42< / ><>16,48< / ><>2,22< / ><>0,40< / ><>22,50< / >< / ><><>K+S< / ><>16,67< / ><>1,34< / ><>18,69< / ><>10,35< / ><>2,99< / ><>0,07< / ><>12,53< / >< / ><><>Kion< / ><>41,61< / ><>0,53< / ><>70,45< / ><>35,80< / ><>5,46< / ><>0,62< / ><>11,01< / >< / ><><>Knorr-Bremse< / ><>103,60< / ><>-0,29< / ><>115,60< / ><>77,40< / ><>16,70< / ><>1,90< / ><>21,10< / >< / ><><>Krones< / ><>112,60< / ><>0,00< / ><>144,20< / ><>105,80< / ><>3,56< / ><>2,80< / ><>10,50< / >< / ><><>Lanxess< / ><>13,59< / ><>-0,37< / ><>24,82< / ><>11,03< / ><>1,17< / ><>0,10< / ><>27,73< / >< / ><><>LEG Immobilien

SE< / ><>46,58< / ><>-0,13< / ><>71,65< / ><>45,82< / ><>3,58< / ><>2,92< / ><>6,76< / >< / ><><>Nemetschek SE< / ><>59,60< / ><>-0,25< / ><>113,70< / ><>50,45< / ><>6,88< / ><>0,68< / ><>22,49< / >< / ><><>Nordex SE< / ><>38,98< / ><>0,67< / ><>51,70< / ><>20,56< / ><>9,23< / ><>-< / ><>21,18< / >< / ><><>Porsche< / ><>45,27< / ><>0,33< / ><>50,66< / ><>35,62< / ><>20,62< / ><>1,01< / ><>26,47< / >< / ><><>Porsche Hldg. SE< / ><>28,73< / ><>-1,84< / ><>41,52< / ><>26,84< / ><>4,40< / ><>1,51< / ><>2,62< / >< / ><><>Puma SE< / ><>22,36< / ><>2,52< / ><>30,31< / ><>15,30< / ><>3,31< / ><>-< / >< / ><><>Rational< / ><>581,00< / ><>1,04< / ><>776,50< / ><>571,00< / ><>6,61< / ><>20,00< / ><>23,65< / >< / ><><>Renk

Group< / td> 40,72< / ><>-2,15< / ><>90,34< / ><>40,34< / ><>4,07< / ><>0,58< / ><>21,89< / >< / tr> <>RTL Group (U)< / ><>32,10< / ><>0,00< / ><>39,00< / ><>28,80< / ><>4,97< / ><>5,50< / ><>13,72< / >< / ><><>Salzgitter< / ><>54,95< / ><>2,14< / ><>67,60< / ><>22,68< / ><>3,30< / ><>0,20< / ><>11,03< / >< / ><><>Sartorius Vz.< / ><>242,40< / ><>1,59< / ><>267,70< / ><>189,90< / ><>9,08< / ><>0,74< / ><>43,91< / >< / ><><>Schaeffler< / ><>6,86< / ><>1,18< / ><>11,98< / ><>5,64< / ><>6,48< / ><>0,30< / ><>14,91< / >< / ><><>Siltronic< / ><>69,90< / ><>2,79< / ><>108,80< / ><>41,52< / ><>2,31< / ><>-< / >< / ><><>Suss MicroTec SE*< / ><>66,80< / ><>3,97< / ><>118,40< / ><>25,80< / ><>1,28< / ><>0,04< / ><>33,91< / >< / ><><>TAG

Immob.< / ><>11,38< / ><>-0,35< / ><>16,80< / ><>11,20< / ><>2,17< / ><>0,40< / ><>7,49< / >< / ><><>Talanx< / ><>123,30< / ><>1,23< / ><>128,80< / ><>97,65< / ><>31,84< / ><>3,60< / ><>11,84< / >< / ><><>Thyssenkrupp< / ><>15,29< / ><>0,89< / ><>15,75< / ><>7,12< / ><>9,52< / ><>0,15< / ><>29,98< / >< / ><><>TKMS< / ><>82,80< / ><>-0,24< / ><>108,80< / ><>57,00< / ><>5,26< / ><>-< / ><>42,03< / >< / ><><>Traton SE< / ><>36,44< / ><>0,44< / ><>41,38< / ><>25,78< / ><>18,22< / ><>0,93< / ><>9,49< / >< / ><><>TUI< / ><>6,56< / ><>1,02< / ><>9,56< / ><>6,08< / ><>3,33< / ><>0,10< / ><>5,33< / >< / ><><>United Internet*< / ><>27,44< / ><>0,22< / ><>30,22< / ><>22,24< / ><>5,27< / ><>0,50< / ><>14,00< / >< / ><><>Wacker

Chemie< / ><>88,65< / ><>2,72< / ><>105,60< / ><>62,25< / ><>4,62< / ><>-< / ><>260,74< / >< / table>

<><>DAX-40 德国< / ><>25.537,8< / ><>+0,53%< / >< / ><><>道琼斯 美国< / ><>51.461,9< / ><>-1,21%< / >< / ><><>Euro-Stoxx-50 欧洲< / ><>6266,5< / ><>+0,48%< / >< / ><><>恒生指数 香港< / ><>24.708,4< / ><>+0,15%< / >< / ><><>IBEX 35 西班牙< / ><>19.635,8< / ><>+0,41%< / >< / ><><>Infront GB 100 英国< / ><>10.681,2< / ><>-0,02%< / >< / ><><>Infront IT 40 意大利< / ><>51.896,8< / ><>+0,46%< / >< / ><><>MDAX 德国< / ><>31.276,8< / ><>+0,45%< / >< / table>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不含德国指数名称 / 欧洲国家）

Scalable 养老金账户，每年最高可获得 540 欧元政府补贴。立即预登记。

<><>KWS Saat SE< / ><>76,50< / ><>-0,65< / ><>1,25< / >< / ><><>LPKF Laser SE< / ><>12,05< / ><>3,88< / ><>—< / >< / ><><>MBB SE< / ><>171,60< / ><>-0,23< / ><>1,21< / >< / ><><>Medios< / ><>10,08< / ><>-1,18< / ><>—< / >< / ><><>MLP SE< / ><>9,40< / ><>2,84< / ><>0,36< / >< / ><><>Mutares< / ><>26,00< / ><>0,78< / ><>2,00< / >< / ><><>Nagarro< / ><>77,60< / ><>-0,77< / ><>1,00< / >< / ><><>Norma Group SE< / ><>18,30< / ><>0,00< / ><>0,14< / >< / ><><>OHB SE< / ><>177,00< / ><>-0,23< / ><>0,59< / >< / ><><>Ottobock SE< / ><>54,80< / ><>1,86< / ><>0,97< / >< / ><><>Patrizia SE< / ><>6,87< / ><>0,59< / ><>0,36< / >< / ><><>PNE< / ><>7,17< / ><>-0,69< / ><>0,04< / >< / ><><>PVA TePla< / ><>29,46< / ><>3,66< / ><>—<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td> 54,00< / ><>3,55< / ><>—< / >< / tr> <>SAF Holland SE< / ><>22,75< / ><>0,44< / ><>0,65< / >< / ><><>Schott Pharma< / ><>23,05< / ><>-0,43< / ><>0,18< / >< / ><><>Secunet Security< / ><>197,00< / ><>-0,81< / ><>2,58< / >< / ><><>SFC Energy< / ><>20,85< / ><>1,21< / ><>—<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3,90< / ><>1,43< / ><>0,13< / >< / ><><>Sixt SE St.< / ><>67,85< / ><>-1,67< / ><>3,20< / >< / ><><>SMA Solar Techn.*< / ><>55,30< / ><>-0,98< / ><>—< / >< / ><><>Springer Nature< / ><>19,84< / ><>0,10< / ><>0,83< / >< / ><><>Stabilus SE< / ><>15,78< / ><>0,90< / ><>0,35< / >< / ><><>Sto SE< / ><>102,00< / ><>2,10< / ><>3,31< / >< / ><><>Ströer

SE< / ><>36,48< / ><>-0,55< / ><>1,85< / >< / ><><>Südzucker< / ><>12,40< / ><>-1,43< / ><>—< / >< / ><><>TeamViewer SE< / ><>6,53< / ><>-1,44< / ><>—< / >< / ><><>tonies SE (U)< / ><>11,46< / ><>1,06< / ><>—< / >< / ><><>Verbio SE< / ><>31,22< / ><>2,70< / ><>—< / >< / ><><>Vincorion SE< / ><>18,17< / ><>-5,17< / ><>—< / >< / ><><>Vossloh< / ><>57,50< / ><>0,00< / ><>1,15< / >< / ><><>Wacker Neuson SE< / ><>24,05< / ><>-0,21< / ><>0,70< / >< / ><><>Wüstenrot Württemb.< / ><>14,36< / ><>0,28< / ><>0,65< / >< / table>

<><>Biofrontera< / ><>2,31< / ><>0,00< / ><>-< / >< / ><><>Biogen (US)< / ><>185,62< / ><>0,25< / ><>-< / >< / ><><>BioNTech< / ><>82,90< / ><>-1,13< / ><>-< / >< / ><><>Bombardier B (CA)< / ><>186,20< / ><>-2,59< / ><>-< / >< / ><><>Booking (US)< / ><>150,00< / ><>1,25< / ><>1,57< / >< / ><><>Brain Biotech< / ><>2,85< / ><>5,17< / ><>-< / >< / ><><>Branicks Group< / ><>0,54< / ><>0,00< / ><>-< / >< / ><><>Bristol-Myers Sq. (US)< / ><>55,45< / ><>1,39< / ><>2,49< / >< / ><><>BYD CO. (CN) (CN)< / ><>8,75< / ><>-1,06< / ><>-< / >< / ><><>Carrefour (FR)< / ><>16,65< / ><>0,42< / ><>0,97< / >< / ><><>Ceconomy< / ><>3,99< / ><>3,10< / ><>-< / >< / ><><>Cenit< / ><>7,40< / ><>-0,54< / ><>-< / >< / ><><>Cherry

SE< / ><>1,12< / ><>-0,45< / ><>-< / >< / ><><>Citigroup (US)< / ><>117,02< / ><>-0,07< / ><>2,32< / >< / ><><>Colgate Palm. (US)< / ><>74,98< / ><>-1,06< / ><>2,06< / >< / ><><>Conoco Philips (US)< / ><>116,42< / ><>-4,29< / ><>3,18< / >< / ><><>Corestate Capital (LU)< / ><>0,21< / ><>-4,09< / ><>-< / >< / ><><>Covestro< / ><>60,10< / ><>0,00< / ><>-< / >< / ><><>Danaher Corp. (US)< / ><>180,50< / ><>2,15< / ><>1,28< / >< / ><><>Deere (US)< / ><>591,60< / ><>-0,27< / ><>6,48< / >< / ><><>Delticom< / ><>2,18< / ><>0,00< / ><>0,12< / >< / ><><>DMG Mori< / ><>47,10< / ><>0,00< / ><>1,03< / >< / ><><>Drägerwerk St.< / ><>84,40< / ><>-1,40< / ><>2,21< / >< / ><><>eBay (US)< / ><>93,42< / ><>-0,20< / ><>1,16< / >< / ><><>Eli Lilly

(US)< / ><>991,00< / ><>-0,22< / ><>6,00< / >< / ><><>ElringKlinger< / ><>5,19< / ><>-0,38< / ><>0,15< / >< / ><><>Engie (FR)< / ><>23,90< / ><>1,53< / ><>1,35< / >< / ><><>Epigenomics konv.< / ><>0,90< / ><>0,00< / ><>-< / >< / ><><>Equinor (NO)< / ><>39,43< / ><>-0,05< / ><>14,64< / >< / ><><>Ericsson B (SE)< / ><>8,69< / ><>-0,07< / ><>3,00< / >< / table>

卡夫亨氏公司 (US)< / td><>21,30< / ><>-0,44< / ><>1,60< / >< / tr><><>Leifheit< / ><>12,55< / ><>-0,79< / ><>1,20< / >< / ><><>Leo Int.Prec. Health< / ><>13,00< / ><>0,00< / ><>-< / >< / ><><>林德 PLC (IE)< / ><>402,00< / ><>0,80< / ><>6,00< / >< / ><><>劳埃德银行 (GB)< / ><>1,30< / ><>1,05< / ><>0,04< / >< / ><><>洛克希德马丁 (US)< / ><>462,50< / ><>0,57< / ><>13,35< / >< / ><><>万事达卡 (US)< / ><>494,90< / ><>-0,02< / ><>3,15< / >< / ><><>MAX Automation SE< / ><>3,10< / ><>3,33< / ><>-< / >< / ><><>美敦力 (IE)< / ><>80,74< / ><>-0,32< / ><>2,84< / >< / ><><>Meta Platforms (US)< / ><>587,60< / ><>1,22< / ><>2,10< / >< / ><><>美光科技 (US)< / ><>805,40< / ><>0,51< / ><>0,46< / >< / ><><>Moderna (US)< / ><>126,38< / ><>0,89< / ><>-< / >< / ><><>Multitude (CH)< / ><>5,78< / ><>-0,34< / ><>0,55< / >< / ><><>MVV Energie< / ><>30,40< / ><>1,33< / ><>1,30< / >< / ><><>Nakiki< / ><>0,17< / ><>7,72< / ><>-< / >< / ><><>Netflix (US)< / ><>66,16< / ><>-3,22< / ><>-< / >< / ><><>纽蒙特公司 (US)< / ><>106,54< / ><>0,47< / ><>1,00< / >< / ><><>NFON< / ><>3,37< / ><>-0,88< / ><>-< / >< / ><><>任天堂 (JP)< / ><>45,60< / ><>1,32< / ><>219,0< / >< / ><><>英伟达 (US)< / ><>186,78< / ><>1,62< / ><>0,52< / >< / ><><>OHB SE< / ><>173,60< / ><>-3,23< / ><>0,59< / >< / ><><>OMV (AT)< / ><>72,65< / ><>-0,07< / ><>4,40< / >< / ><><>甲骨文 (US)< / ><>123,40< / ><>0,98< / ><>2,00< / >< / ><><>Orange (FR)< / ><>15,78< / ><>0,57< / ><>0,75< / >< / ><><>奥地利邮政 (AT)< / ><>31,40< / ><>-0,16< / ><>1,83< / >< / ><><>松下 (JP)< / ><>24,40< / ><>5,17< / ><>40,00< / >< / ><><>paragon GmbH< / ><>1,02< / ><>-3,33< / ><>-< / >< / ><><>PayPal (US)< / ><>46,20< / ><>-0,65< / ><>0,28< / >< / ><><>百事公司 (US)< / ><>117,06< / ><>-0,48< / ><>5,62< / >< / ><><>Pfeiffer Vac.< / ><>164,00< / ><>0,00< / ><>7,32< / >< / table>

<>< colspan="8">16.9.2026< / >< / ><>< rowspan="2">< / >< rowspan="2">收盘价< / >< ="2">较前一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 (10亿欧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 ><><>最高< / ><>最低< / >< / ><><>ABB (CH) ◦< / ><>81,68< / ><>1,37< / ><>96,76< / ><>58,00< / ><>148,92< / ><>0,94 CHF< / ><>32,61< / >< / ><><>Adyen (NL) ◆< / ><>914,10< / ><>-1,55< / ><>1600,0< / ><>784,30< / ><>28,96< / ><>-< / ><>23,74< / >< / ><><>Ahold (NL) ◆< / ><>31,88< / ><>0,44< / ><>42,47< / ><>30,36< / ><>28,11< / ><>1,24< / ><>11,15< / >< / ><><>液化空气 (FR) ◆◇< / ><>166,62< / ><>0,48< / ><>181,20< / ><>140,91< / ><>106,33< / ><>3,36< / ><>26,24< / >< / ><><>百威英博 (BE) ◆◇< / ><>69,08< / ><>0,76< / ><>76,00< / ><>49,51< / ><>124,15< / ><>1,15< / ><>17,99< / >< / ><><>Argenx (NL) ◆< / ><>855,60< / ><>0,23< / ><>910,00< / ><>566,40< / ><>53,53< / ><>-< / ><>34,94< / >< / ><><>阿斯麦控股 (NL) ◆◇< / ><>1392,0< / ><>1,61< / ><>1741,4< / ><>740,00< / ><>540,30< / ><>4,58< / ><>37,27< / >< / ><><>阿斯利康 (GB) ◆< / ><>141,50< / ><>0,57< / ><>332,50< / ><>134,00< / ><>219,47< / ><>6,49 GBP< / ><>15,06< / >< / ><><>安盛 (FR) ◆◇< / ><>44,14< / ><>0,85< / ><>45,79< / ><>36,58< / ><>92,30< / ><>2,32< / ><>10,43< / >< / ><><>毕尔巴鄂银行 (BBVA) (ES) ◆◇< / ><>24,32< / ><>-2,49< / ><>25,76< / ><>15,57< / ><>135,73< / ><>1,33< / ><>12,28< / >< / ><><>桑坦德银行 (ES) < / >< / table>

◆◇< / td> 12,71< / ><>-0,02< / ><>13,04< / ><>8,16< / ><>190,83< / ><>0,24< / ><>12,71< / >< / tr> <>BAT (GB) ◆< / ><>48,95< / ><>-1,35< / ><>57,26< / ><>42,95< / ><>105,68< / ><>2,40 GBP< / ><>11,46< / >< / ><><>BNP Paribas (FR) ◆◇< / ><>102,24< / ><>0,49< / ><>113,56< / ><>65,01< / ><>112,63< / ><>2,57< / ><>8,94< / >< / ><><>BP (GB) ◆< / ><>6,65< / ><>-1,92< / ><>7,01< / ><>4,60< / ><>104,42< / ><>0,33 USD< / ><>8,14< / >< / ><><>Danone (FR) ◆< / ><>61,02< / ><>-1,55< / ><>80,00< / ><>60,80< / ><>41,70< / ><>2,25< / ><>14,63< / >< / ><><>Enel (IT) ◆◇< / ><>8,88< / ><>2,08< / ><>10,29< / ><>7,73< / ><>90,27< / ><>0,49< / ><>12,33< / >< / ><><>Eni (IT) ◆< / ><>24,22< / ><>-1,14< / ><>25,00< / ><>14,53< / ><>76,21< / ><>1,07< / ><>9,00< / >< / table>

<><>EssiliorLuxottica (FR) ◆○< / ><>144,10< / ><>0,28< / ><>< / ><>323,50< / ><>142,85< / ><>66,90< / ><>4,00< / ><>20,10< / >< / ><><>Ferrari (NL) ◆< / ><>358,00< / ><>1,69< / ><>< / ><>429,40< / ><>268,90< / ><>63,47< / ><>3,62< / ><>40,04< / >< / ><><>GSK PLC (GB) ◆< / ><>21,78< / ><>1,30< / ><>< / ><>26,02< / ><>16,55< / ><>88,11< / ><>0,66 GBP< / ><>9,57< / >< / ><><>Hermes Internat. (FR) ◆○< / ><>1391,0< / ><>0,80< / ><>< / ><>2288,0< / ><>1366,0< / ><>146,85< / ><>13,03< / ><>31,29< / >< / ><><>HSBC (GB) ◆< / ><>17,62< / ><>< / ><>-1,35< / ><>19,01< / ><>11,10< / ><>302,35< / ><>0,75 USD< / ><>11,80< / >< / ><><>Iberdrola (ES) ◆○< / ><>20,35< / ><>1,60< / ><>< / ><>22,00< / ><>14,85< / ><>135,80< / ><>0,01< / ><>20,56< / >< / ><><>Inditex (ES)< / ><>52,54< / ><>< / ><>-1,79< / ><>59,14< / ><>44,12< / ><>163,75< / ><>1,65< / ><>24,44< / >< / ><><>ING Group (NL) ◆○< / ><>31,90< / ><>0,77< / ><>< / ><>32,26< / ><>20,33< / ><>91,64< / ><>1,09< / ><>12,97< / >< / ><><>Intesa Sanpaolo (IT) ◆○< / ><>6,73< / ><>0,46< / ><>< / ><>6,94< / ><>4,80< / ><>119,84< / ><>0,38< / ><>11,41< / >< / ><><>L'Oréal (FR) ◆○< / ><>380,20< / ><>0,12< / ><>< / ><>405,15< / ><>339,85< / ><>202,51< / ><>7,31< / ><>27,14< / >< / ><><>London St. Exch. (GB) ◆< / ><>94,96< / ><>< / ><>-3,42< / ><>115,40< / ><>83,00< / ><>45,96< / ><>1,50 GBP< / ><>16,44< / >< / ><><>LVMH (FR) ◆○< / ><>409,10< / ><>0,42< / ><>< / ><>654,00< / ><>403,50< / ><>202,34< / ><>13,00< / ><>18,81< / >< / ><><>National Grid (GB) ◆< / ><>12,93< / ><>< / ><>-0,35< / ><>16,40< / ><>11,90< / ><>65,00< / ><>0,48 GBP< / ><>12,74< / >< / ><><>Nestle (CH) ◆< / ><>82,29< / ><>< / ><>-0,21< / ><>93,80< / ><>75,91< / ><>212,02< / ><>3,10 CHF< / ><>16,93< / >< / ><><>Nordea Bank AB (FI) ◆< / ><>17,77< / ><>1,83< / ><>< / ><>17,90< / ><>13,58< / ><>60,47< / ><>0,96< / ><>12,26< / >< / ><><>Novartis (CH) ◆< / ><>121,70< / ><>1,42< / ><>< / ><>144,08< / ><>103,20< / ><>247,64< / ><>3,70 CHF< / ><>16,57< / >< / ><><>Novo Nordisk (DK) ◆< / ><>36,30< / ><>< / ><>-1,36< / ><>54,86< / ><>30,29< / ><>123,06< / ><>11,70 DKK< / ><>13,09< / >< / ><><>Prosus (NL) ◆○< / ><>35,62< / ><>< / ><>-0,85< / ><>63,58< / ><>35,20< / ><>77,87< / ><>-< / ><>7,83< / >< / table>

Eurofins Scien. (LU)< / td><>74,14< / ><>1,92< / ><>0,72< / >< / tr><><>埃克森美孚 (US)< / ><>142,90< / ><>-0,46< / ><>4,00< / >< / ><><>First Sensor< / ><>53,50< / ><>0,00< / ><>0,47< / >< / ><><>福特 (US)< / ><>11,52< / ><>-3,03< / ><>0,60< / >< / ><><>Formycon< / ><>19,58< / ><>-3,07< / ><>—<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05< / ><>0,45< / ><>0,40< / >< / ><><>自由港-麦克莫兰 (US)< / ><>60,73< / ><>1,59< / ><>0,60< / >< / ><><>Fuchs SE< / ><>35,10< / ><>-0,14< / ><>1,22< / >< / ><><>通用电气航空 (US)< / ><>267,40< / ><>0,60< / ><>1,44< / >< / ><><>吉利 (CN)< / ><>1,79< / ><>-0,47< / ><>0,50< / >< / ><><>通用汽车 (US)< / ><>73,67< / ><>-1,92< / ><>0,63< / >< / ><><>忠利保险 (IT)< / ><>45,92< / ><>1,03< / ><>1,64< / >< / ><><>Gesco< / ><>14,20< / ><>0,00< / ><>0,20< / >< / ><><>Gigaset< / ><>0,01< / ><>0,00< / ><>—< / >< / ><><>吉利德科学 (US)< / ><>126,28< / ><>0,94< / ><>3,16< / >< / ><><>Global Fashion Grp. (LU)< / ><>0,43< / ><>-4,00< / ><>—< / >< / ><><>Grammer< / ><>12,60< / ><>1,61< / ><>—< / >< / ><><>H+R< / ><>7,10< / ><>0,28< / ><>—< / >< / ><><>哈里伯顿 (US)< / ><>30,77< / ><>1,45< / ><>0,68< / >< / ><><>汉堡港< / ><>21,60< / ><>0,47< / ><>—< / >< / ><><>哈帕格-劳埃德< / ><>136,30< / ><>-0,29< / ><>3,00< / >< / ><><>哈雷戴维森 (US)< / ><>23,36< / ><>0,82< / ><>0,72< / >< / ><><>Harmony Gold (ZA)< / ><>16,40< / ><>-2,09< / ><>12,80< / >< / ><><>Hawesko Holding SE< / ><>16,30< / ><>3,49< / ><>1,00< / >< / ><><>喜力 (NL)< / ><>71,70< / ><>0,03< / ><>1,92< / >< / ><><>汉高 St.< / ><>68,45< / ><>1,41< / ><>2,05< / >< / ><><>Hennes&Mauritz (SE)< / ><>14,58< / ><>-0,34< / ><>7,10< / >< / ><><>Hoenle< / ><>7,56< / ><>-1,82< / ><>—< / >< / ><><>豪瑞 N (CH)< / ><>72,42< / ><>0,25< / ><>—< / >< / ><><>Instone Real Estate< / ><>6,24< / ><>-4,29< / ><>0,43< / >< / ><><>Intershop Communic.< / ><>1,34< / ><>0,00< / ><>—< / >< / ><><>京东 ADR (CN)< / ><>23,20< / ><>-1,07< / ><>1,00< / >< / ><><>Koenig & Bauer< / ><>8,62< / ><>0,58< / ><>—< / >< / ><><>科尼集团 (FI)< / ><>50,18< / ><>-0,20< / ><>1,80< / >< / ><><>KPS< / ><>0,24< / ><>3,90< / ><>—< / >< / table>

Scalable Capital

Takkt< / td><>3,24< / ><>4,52< / ><>-< / >< / tr><><>technotrans SE< / ><>28,20< / ><>0,00< / ><>0,83< / >< / ><><>Telefónica (ES)< / ><>3,70< / ><>1,15< / ><>0,30< / >< / ><><>Tencent (CN)< / ><>47,54< / ><>-1,57< / ><>5,30< / >< / ><><>Tesla (US)< / ><>313,40< / ><>0,06< / ><>-< / >< / ><><>Teva ADR (IL)< / ><>-<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 ><>228,20< / ><>0,29< / ><>5,56< / >< / ><><>thyssenkr. nucera< / ><>8,05< / ><>1,96< / ><>-< / >< / ><><>Tomra Systems (NO)< / ><>8,60< / ><>-1,71< / ><>2,15< / >< / ><><>Toyota Motor (JP)< / ><>16,80< / ><>0,00< / ><>95,00< / >< / ><><>Unibail-Rod.Wfd. (FR)< / ><>94,46< / ><>0,90< / ><>4,50< / >< / ><><>Universal Music Gr. (NL)< / ><>14,88< / ><>1,22< / ><>0,52< / >< / ><><>Vale (BR)< / ><>12,02< / ><>-2,04< / ><>7,51< / >< / ><><>Veolia Envir. (FR)< / ><>32,03< / ><>2,01< / ><>1,50< / >< / ><><>Verizon (US)< / ><>43,50< / ><>-2,30< / ><>2,74< / >< / ><><>Vestas Wind (DK)< / ><>27,88< / ><>4,81< / ><>0,74< / >< / ><><>Villeroy & Boch< / ><>14,25< / ><>-0,70< / ><>0,85< / >< / ><><>Vita 34< / ><>2,89< / ><>0,00< / ><>-< / >< / ><><>Vivendi (FR)< / ><>1,51< / ><>1,21< / ><>0,04< / >< / ><><>Vodafone (GB)< / ><>1,51< / ><>-1,21< / ><>0,04< / >< / ><><>Voestalpine (AT)< / ><>45,42< / ><>1,47< / ><>0,75< / >< / ><><>Volkswagen St.< / ><>79,90< / ><>-1,90< / ><>5,20< / >< / ><><>Voltatron< / ><>3,61< / ><>-1,50< / ><>-< / >< / ><><>WashTec< / ><>37,10< / ><>0,27< / ><>2,50< / >< / ><><>Wells Fargo (US)< / ><>76,41< / ><>-1,22< / ><>1,70< / >< / ><><>Westwing Group SE< / ><>11,85< / ><>-0,84< / ><>-< / >< / ><><>Zeal Network SE< / ><>42,40< / ><>0,24< / ><>1,40< / >< / table>

<><>MSCI-World 全球< / ><>4887,3*< / ><>-0,47%< / >< / ><><>Nasdaq-100 美国< / ><>28.945,1< / ><>+0,02%< / >< / ><><>Nikkei 225 日本< / ><>63.857,2< / ><>+0,39%< / >< / ><><>OBX 奥斯陆 挪威< / ><>2043,6< / ><>+0,34%< / >< / ><><>OMX 瑞典< / ><>1123,9< / ><>+0,89%< / >< / ><><>OMX Index 芬兰< / ><>13.778,5< / ><>+0,79%< / >< / ><><>OMXC 20 丹麦< / ><>1560,1< / ><>-0,24%< / >< / ><><>PX 捷克< / ><>2744,5< / ><>-0,28%< / >< / table>

<><>Relx (GB) ◦< / ><>29,70< / ><>-0,20< / ><>40,98< / ><>23,44< / ><>51,83< / ><>0,68 GBP< / ><>17,36< / >< / ><><>Richemont (CH) ◦< / ><>177,15< / ><>-1,80< / ><>215,30< / ><>140,40< / ><>95,23< / ><>4,30 CHF< / ><>23,57< / >< / ><><>Rio Tinto (GB) ◦< / ><>82,81< / ><>-1,45< / ><>95,90< / ><>52,50< / ><>103,94< / ><>3,00 GBP< / ><>11,32< / >< / ><><>Roche PS (CH) ◦< / ><>380,60< / ><>0,94< / ><>411,60< / ><>270,20< / ><>267,40< / ><>19,60 CHF< / ><>17,68< / >< / ><><>Rolls-Royce Grp. (GB) ◦< / ><>16,83< / ><>0,80< / ><>18,74< / ><>11,50< / ><>139,87< / ><>0,10 GBP< / ><>41,31< / >< / ><><>Safran (FR) ◦◇< / ><>321,00< / ><>0,38< / ><>366,00< / ><>264,00< / ><>134,29< / ><>3,35< / ><>29,53< / >< / ><><>Saint Gobain (FR)

◦< / td> 69,82< / ><>0,46< / ><>95,30< / ><>66,12< / ><>34,55< / ><>2,30< / ><>10,86< / >< / tr> <>赛诺菲 (Sanofi, FR) ◦◇< / ><>74,54< / ><>0,31< / ><>90,46< / ><>71,72< / ><>90,03< / ><>4,12< / ><>8,50< / >< /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279,00< / ><>1,16< / ><>311,75< / ><>221,65< / ><>161,43< / ><>4,20< / ><>26,96< / >< / ><><>壳牌 (Shell, GB) ◦< / ><>41,51< / ><>-2,56< / ><>42,83< / ><>29,54< / ><>238,90< / ><>0,93< / ><>10,35< / >< / ><><>道达尔能源 (TotalEnergies, FR) ◦◇< / ><>79,50< / ><>-1,49< / ><>81,42< / ><>49,46< / ><>181,39< / ><>3,40< / ><>7,74< / >< / ><><>瑞银 (UBS, CH) ◦< / ><>44,15< / ><>-0,29< / ><>48,00< / ><>31,14< / ><>144,72< / ><>1,10 USD< / ><>14,71< / >< / ><><>联合信贷 (UniCredit, IT)

◦◇< / ><>82,92< / ><>0,41< / ><>86,07< / ><>57,10< / ><>129,16< / ><>3,15< / ><>11,01< / >< / ><><>联合利华 (Unilever PLC, GB) ◦< / ><>53,99< / ><>-0,41< / ><>63,27< / ><>47,00< / ><>117,75< / ><>1,24 GBP< / ><>18,62< / >< / ><><>文西 (Vinci, FR) ◦◇< / ><>111,50< / ><>0,81< / ><>143,00< / ><>109,85< / ><>65,45< / ><>5,00< / ><>11,42< / >< / ><><>沃尔得克鲁格 (Wolters Kluwer, NL) ◦< / ><>68,48< / ><>-3,85< / ><>116,75< / ><>55,00< / ><>15,92< / ><>2,52< / ><>11,26< / >< / ><><>苏黎世保险 (Zurich Insurance, CH) ◦< / ><>630,80< / ><>-0,19< / ><>681,20< / ><>573,40< / ><>95,39< / ><>30,00 CHF< / ><>14,82< / >< / table>

在德国获准销售的优质基金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每日发布 混合基金对比

ME(S)Z 22:04h, * 前一日指数，较前一日的百分比变化

<><>印度 S&P BSE Sensex< / ><>74.336,5< / ><>+0,45%< / >< / ><><>美国 S&P-500< / ><>7551,8< / ><>-0,45%< / >< / ><><>加拿大 S&P-TSX< / ><>35.491,3< / ><>-0,26%< / >< / ><><>中国上海综合指数< / ><>3891,6< / ><>+0,71%< / >< / ><><>瑞士 SMI< / ><>13.868,7< / ><>+0,43%< / >< / ><><>欧洲 Stoxx-Europe-50< / ><>5313,4< / ><>+0,34%< / >< / ><><>德国 TecDAX< / ><>3984,5< / ><>+0,20%< / >< / ><><>波兰 WIG 20< / ><>4082,9< / ><>-0,91%< / >< / table>

<>< rowspan="2">名称< / >< rowspan="2">ISIN< / >< ="2">9月16日价格< / >< colspan="4">业绩 ( % )< / >< ="2">经常性成本 %< / >< ="2">分红类型< / >< / ><><>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Monega ASVK Subst&Wachst< / ><>DE000A0M13W2< / ><>125,40 €< / ><>5,37< / ><>42,46< / ><>195,68< / ><>151,71< / ><>4,06< / ><>累积型< / >< / ><><>1741 FUND Plutos Gold Strat+< / ><>LU1401783144< / ><>77,68 €< / ><>0,54< / ><>28,19< / ><>145,25< / ><>73,05< / ><>3,11< / ><>分红型< / >< / ><><>1741 FUND IAMF Check BW I*< / ><>LU2373530307< / ><>12,48 €< / ><>6,27< / ><>15,79< / ><>82,27< / ><>< / ><>1,40< / ><>累积型< / >< / ><><>IPConcept Huber Portfolio I€< / ><>LU2133245436< / ><>4541,08

€< / ><>9,90< / ><>31,54< / ><>69,93< / ><>95,93< / ><>0,86< / ><>分红型 (58,09€)< / >< / ><><>1741 FUND Malachit Em Mkt+< / ><>LU0303551211< / ><>6,07 €< / ><>10,13< / ><>27,67< / ><>67,77< / ><>22,04< / ><>2,55< / ><>分红型< / >< / ><><>Intl Fund HMI Chance+< / ><>LU0213544652< / ><>115,80 €< / ><>10,37< / ><>16,17< / ><>55,55< / ><>62,34< / ><>2,00< / ><>分红型 (2,41€)< / >< / ><><>Q:E Capital Quint:Essence S. P< / ><>LU1074556041< / ><>265,45 €< / ><>7,98< / ><>17,03< / ><>50,22< / ><>45,28< / ><>2,43< / ><>累积型< / >< / ><><>Universal Persp Dynamisch CF< / ><>DE000DK0V6U7< / ><>117,77 €< / ><>5,27< / ><>11,55< / ><>48,01< / ><>22,52< / ><>1,39< / ><>分红型 (2,56€)< / >< / ><><>1741 FUND Finanzmatrix W*< / ><>LU0318314076< / ><>83,77

€< / td> 11,37< / ><>12,14< / ><>47,98< / ><>43,33< / ><>2,40< / ><>累积型< / >< / tr> <>Monega Privacon ETF Akt I*< / ><>DE000A2DL4E9< / ><>200,18 €< / ><>4,56< / ><>18,20< / ><>47,85< / ><>48,19< / ><>1,54< / ><>分红型 (2,93€)<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资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德国投资与资产管理协会）方法计算。经常性成本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更新的类别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保值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DWS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3,66< / ><>117,77< / ><>+6,07< / ><>+11,55< / ><>+48,01< / ><>DE000DK0V6U7< / >< / >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hausInvest< / ><>€< / ><>46,29< / ><>44,09< / ><>+0,87< / ><>+1,63< / ><>+5,96< / ><>DE0009807016< / >< / >

<><>< colspan="8">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 / ><><>grundb. europa IC:< / ><>€< / ><>35,01< / ><>33,34< / ><>-7,03< / ><>-7,25< / ><>-9,85< / ><>DE000A0NDW81<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5,12< / ><>33,45< / ><>-7,08< / ><>-7,39< / ><>-10,67< / ><>DE0009807008< / >< / ><><>grundb. Fok Deu RC< / ><>€< / ><>50,38< / ><>47,98< / ><>-5,05< / ><>-4,84< / ><>-7,38< / ><>DE0009807081< / >< / ><><>grundb. Fokus D IC:< / ><>€< / ><>50,70< / ><>48,29< / ><>-4,88< / ><>-4,61< / ><>-6,39< / ><>DE0009807099< / >< / ><><>grundb. global IC:< / ><>€< / ><>46,10< / ><>43,90< / ><>-4,69< / ><>-4,46< / ><>-10,33< / ><>DE000A0NCT95< / >< / ><><>grundb. global RC< / ><>€< / ><>45,36< / ><>43,20< / ><>-4,95< / ><>-4,84< / ><>-11,47< / ><>DE0009807057< / >< / >

联邦债券 10年期

<><><>Leading Cities< / ><>€< / ><>59,09< / ><>56,01< / ><>-9,69< / ><>-23,20< / ><>-45,28< / ><>DE0006791825< / >< / >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欧元兑美元

[...OMITTED...]

EuroBalance< / td><>€< / ><>78,64< / ><>75,62< / ><>+4,01< / ><>+8,68< / ><>+37,06< / ><>DE0009757450< / >< / tr><><>EuroErtrag< / ><>€< / ><>71,53< / ><>69,11< / ><>+0,80< / ><>+2,15< / ><>+15,32< / ><>DE0009782730< / >< / ><><>EuroFlex< / ><>€< / ><>42,67< / ><>42,25< / ><>+0,18< / ><>+0,84< / ><>+10,61< / ><>DE0009757484< / >< / ><><>EuroInvest A< / ><>€< / ><>163,18< / ><>155,41< / ><>+16,73< / ><>+29,54< / ><>+80,53< / ><>DE0009754333< / >< / ><><>EuroKapital< / ><>€< / ><>71,68< / ><>68,27< / ><>+4,75< / ><>+10,69< / ><>+42,25< / ><>DE0009757468< / >< / ><><>EuroRent A< / ><>€< / ><>28,05< / ><>27,10< / ><>-1,35< / ><>-0,96< / ><>+9,73< / ><>DE0009757443< / >< / ><><>GlobalAktien< / ><>€< / ><>88,01< / ><>83,82< / ><>+13,66< / ><>+18,29< / ><>+69,03< / ><>DE000A2PPJZ8< / >< / ><><>GlobalBalance DF< / ><>€< / ><>89,71< / ><>86,26< / ><>+4,80< / ><>+8,45< / ><>+30,01< / ><>DE0009782763<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2,63< / ><>107,27< / ><>+11,17< / ><>+16,09< / ><>+46,89< / ><>DE0009782789< / >< / ><><>ProInvest< / ><>€< / ><>322,89< / ><>307,51< / ><>+3,19< / ><>+7,16< / ><>+64,39< / ><>DE0009754119< / >< / ><><>ReturnSelect A< / ><>€< / ><>58,56< / ><>56,85< / ><>+1,35< / ><>+3,33< / ><>+16,02< / ><>DE000A0RFJ25< / >< / ><><>VermAnlage Komfort< / ><>€< / ><>71,17< / ><>68,76< / ><>+4,36< / ><>+7,22< / ><>+24,97< / ><>DE000A1JJJP7<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0,59< / ><>87,11< / ><>+4,36< / ><>+8,63< / ><>+32,09< / ><>DE000A1JJJR3< / >< / table>

<><>Pfisterer SE< / ><>67,75< / ><>3,28< / ><>0,85< / >< / ><><>辉瑞 (美国)< / ><>23,90< / ><>0,02< / ><>1,72< / >< / ><><>菲利普莫里斯 (美国)< / ><>167,84< / ><>-0,31< / ><>7,11< / >< / ><><>飞利浦 (荷兰)< / ><>21,71< / ><>0,88< / ><>0,85< / >< / ><><>Pro Sieben Sat 1 SE< / ><>3,50< / ><>-0,34< / ><>0,05< / >< / ><><>ProCredit Hldg.< / ><>8,56< / ><>-0,70< / ><>0,47< / >< / ><><>普鲁登申 (英国)< / ><>11,43< / ><>-0,57< / ><>0,14< / >< / ><><>Q.Beyond konv.< / ><>3,40< / ><>0,00< / ><>-< / >< / ><><>高通 (美国)< / ><>161,32< / ><>-0,93< / ><>3,62< / >< / ><><>雷夫艾森国际 (奥地利)< / ><>65,00< / ><>4,17< / ><>1,60< / >< / ><><>雷诺 (法国)< / ><>28,32< / ><>-4,49< / ><>2,20< / >< / ><><>雷普索尔 (西班牙)< / ><>29,38< / ><>0,27< / ><>0,50< / >< / ><><>罗氏 (瑞士)< / ><>393,40< / ><>1,18< / ><>10,80< / >< / ><><>RTX Corp. (美国)< / ><>171,65< / ><>1,84< / ><>2,72< / >< / ><><>瑞安航空 (爱尔兰)< / ><>22,19< / ><>-0,94< / ><>0,39< / >< / ><><>三星电子 GDR< / ><>3960,0< / ><>0,25< / ><>28,96< / >< / ><><>三星电子 Vz GDR< / ><>3025,0< / ><>3,95< / ><>12,95< / >< / ><><>赛多利斯< / ><>190,40< / ><>4,96< / ><>0,73< / >< / ><><>Shopify (加拿大)< / ><>112,10< / ><>-0,28< / ><>-< / >< / ><><>Singulus Techn.< / ><>8,58< / ><>8,06< / ><>-< / >< / ><><>Sixt SE Vz.< / ><>56,60< / ><>-0,35< / ><>3,22< / >< / ><><>Snap (美国)< / ><>5,02< / ><>-3,09< / ><>-< / >< / ><><>SNP Schneider-Neu. SE< / ><>81,00< / ><>0,25< / ><>-< / >< / ><><>法国兴业银行 (法国)< / ><>73,06< / ><>-0,08< / ><>1,61< / >< / ><><>软银

(JP)< / td> 33,82< / ><>-3,08< / ><>11,00< / >< / tr> <>索尼 (JP)< / ><>20,90< / ><>0,24< / ><>24,51< / >< / ><><>SpaceX (US)< / ><>130,58< / ><>5,12< / ><>-< / >< / ><><>Spotify< / ><>480,00< / ><>0,52< / ><>-< / >< / ><><>星巴克公司 (US)< / ><>84,53< / ><>1,14< / ><>2,45< / >< / ><><>意法半导体 (NL)< / ><>42,69< / ><>2,82< / ><>0,36< / >< / ><><>Stratec< / ><>24,90< / ><>-0,20< / ><>0,60< / >< / ><><>STS Group< / ><>3,84< / ><>0,79< / ><>-< / >< / ><><>Surteco Group SE< / ><>7,10< / ><>-0,70< / ><>-< / >< / ><><>斯沃琪集团 I (CH)< / ><>182,35< / ><>-1,22< / ><>4,5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47,25< / ><>1,17< / ><>6,30< / >< / table>

基准利率

<><>名称< / ><>货币< / >< colspan="2">发行 回购< / >< colspan="4">_业绩_< / >< / ><><>< / ><>< / ><>16.09< / ><>年初至今< / ><>1 年< / ><>3 年< / ><>ISIN< / >< / table>

<><>AriDeka CF< / ><>€< / ><>111,05< / ><>105,50< / ><>+7,04< / ><>+12,04< / ><>+35,51< / ><>DE0008474511< / >< / ><><>BW 目标基金 2030< / ><>€< / ><>54,29< / ><>53,23< / ><>+0,06< / ><>+0,67< / ><>+9,82< / ><>DE000DK0ECQ6< / >< / ><><>DekaFonds CF< / ><>€< / ><>166,95< / ><>158,61< / ><>+4,16< / ><>+5,04< / ><>+39,94< / ><>DE0008474503< / >< / ><><>Deka-MegaTrends CF< / ><>€< / ><>189,08< / ><>182,25< / ><>+10,49< / ><>+15,23< / ><>+47,93< / ><>DE0005152706< / >< / ><><>Div.Strateg.CF A< / ><>€< / ><>247,38< / ><>238,44< / ><>+10,17< / ><>+13,94< / ><>+40,89< / ><>DE000DK2CDSO< / >< / ><><>EuropaBond CF< / ><>€< / ><>90,78< / ><>88,14< / ><>-0,34< / ><>-0,01< / ><>+8,98< / ><>DE000DK091G0< / >< / ><><>EuropaBond TF< / ><>€< / ><>32,04< / ><>-0,69< / ><>-0,51< / ><>+7,40< / ><>DE0009771980<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62,57< / ><>445,85< / ><>+10,61< / ><>+17,02< / ><>+61,27< / ><>DE000DK0ECU8<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3,08< / ><>+4,94< / ><>+6,28< / ><>+29,85< / ><>DE000DK2CE40<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41< / ><>+4,30< / ><>+3,10< / ><>+11,84< / ><>DE000DK1CHU9< / >< / ><><>RenditDeka< / ><>€< / ><>22,13< / ><>21,49< / ><>-1,77< / ><>-1,42< / ><>+9,32< / ><>DE0008474537< / >< / ><><>RenditDeka TF< / ><>€< / ><>27,71< / ><>-1,69< / ><>-1,32< / ><>+9,24< / ><>DE000DK2D640< / >< / ><><>UmweltInvest CF< / ><>€< / ><>240,73< / ><>232,03< / ><>+3,81< / ><>+7,48< / ><>+27,62< / ><>DE000DK0ECS2< / >< / table>

汇率

<><>根据 BGB 的基准利率< / ><>1,52< / ><>自 1.7.2026 起< / >< / ><><>欧洲央行存款机制< / ><>2,50<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 ><>2,65<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 / ><>2,90< / ><>自 16.9.2026 起< / >< / ><><>美联储基准利率< / ><>3,50 - 3,75< / ><>自 11.12.2025 起< / >< / ><><>日本基准利率< / ><>0,75< / ><>自 19.1.2026 起< / >< / ><><>英国基准利率< / ><>3,75< / ><>自 18.12.2025 起< / >< / ><><>中国基准利率< / ><>3,00< / ><>自 20.5.2025 起< / >< / ><><>瑞士基准利率< / ><>0,00< / ><>自 20.6.2025 起< / >< / table>

指数 / 收益率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 / td><>16.9.< / ><>15.9.< / >< / tr><><>联邦债券期货，近月合约< / ><>120,24< / ><>120,25< / >< / ><><>债券指数 (REX)< / ><>119,66< / ><>119,65< / >< / ><><>流通收益率< / ><>3,53< / >< / ><><>德国10年期国债< / ><>3,50< / ><>3,53< / >< / ><><>美国10年期国债< / ><>4,95< / ><>4,99< / >< / ><><>英国10年期国债< / ><>5,46< / ><>5,54< / >< / ><><>日本10年期国债< / ><>3,00< / ><>3,04< / >< / ><><>瑞士10年期国债< / ><>0,56< / ><>0,58< / >< / table>

Deka Investments 原材料

<><>< / ><>16.9.< / ><>变动 %< / >< / ><><>布伦特原油 (ICE) $ / 桶< / ><>105,81< / ><>-2,70< / >< / ><><>WTI原油 (Nymex) $ / 桶< / ><>102,11< / ><>-3,52< / >< / ><><>取暖油 (Nymex) $ / 加仑< / ><>5,0042< / ><>-4,90< / >< / ><><>黄金 ($ / 盎司)< / ><>4271,86< / ><>-0,50< / >< / ><><>铂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756,90< / ><>-1,13< / >< / ><><>白银 (Comex) $ / 金衡盎司< / ><>63,555< / ><>-0,47< / >< / ><><>钯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285,00< / ><>-1,35< / >< / ><><>铜 (LME) $ / 吨< / ><>14,201,24< / ><>1,11< / >< / ><><>镍 (LME) $ / 吨< / ><>16,003,27< / ><>-0,82< / >< / table>

<>< rowspan="2">16.9.2026国家< / >< colspan="2">外汇 1)< / ><>参考汇率< / >< / ><><>买入价< / ><>卖出价< / ><>欧洲央行 (EZB)< / >< / ><><>澳大利亚< / ><>1,6070< / ><>1,6270< / ><>1,6176< / >< / ><><>巴西< / ><>5,6843< / ><>5,9843< / ><>5,9368< / >< / ><><>中国< / ><>7,6860< / ><>7,7860< / ><>7,7380< / >< / ><><>丹麦< / ><>7,4554< / ><>7,4954< / ><>7,4755< / >< / ><><>英国< / ><>0,8548< / ><>0,8588< / ><>0,8574< / >< / ><><>香港< / ><>8,9977< / ><>9,0977< / ><>9,0507< / >< / ><><>日本< / ><>178,70< / ><>179,18< / ><>178,88< / >< / ><><>加拿大< / ><>1,6004< / ><>1,6124< / ><>1,6082< / >< / ><><>新西兰< / ><>1,9901< / ><>2,0141< / ><>2,0021< / >< / ><><>挪威< / ><>10,7632< / ><>10,8112< / ><>10,7885< / >< / ><><>波兰< / ><>4,3218< / ><>4,3698< / ><>4,3473< / >< / ><><>瑞典< / ><>11,2610< / ><>11,3090< / ><>11,2875< / >< / ><><>瑞士< / ><>0,9428< / ><>0,9468< / ><>0,9449< / >< / ><><>南非< / ><>18,6519< / ><>18,8919< / ><>18,7684< / >< / ><><>捷克< / ><>24,1120< / ><>24,5120< / ><>24,3130< / >< / ><><>土耳其< / ><>56,0924< / ><>56,2324< / ><>56,1360< / >< / ><><>匈牙利< / ><>361,70< / ><>366,90< / ><>364,45< / >< / ><><>美国< / ><>1,1504< / ><>1,1564< / ><>1,1537< / >< / table>

<><>锌 (LME) $ / 吨< / ><>3900,87< / ><>-0,54< / >< / ><><>铅 (LME) $ / 吨< / ><>1842,98< / ><>0,76< / >< / ><><>锡 (LME) $ / 吨< / ><>52.172,56< / ><>0,72< / >< / ><><>高纯铝 (LME) $ / 吨< / ><>3284,82< / ><>0,76< / >< / ><><>小麦 (Matif) € / 吨< / ><>245,00< / ><>1,66< / >< / ><><>大豆 (CME) $-美分 / 蒲式耳< / ><>1321,50< / ><>0,21< / >< / ><><>玉米 (CME) $-美分 / 蒲式耳< / ><>534,00< / ><>-0,33< / >< / ><><>咖啡 (ICE) $-美分 / 磅< / ><>279,75< / ><>-1,37< / >< / ><><>可可 (ICE) $ / 吨< / ><>5951,00< / ><>0,47< / >< / ><><>糖 (ICE) $-美分 / 磅< / ><>18,92< / ><>0,26< / >< / table>

黄金 (\$ / 盎司)

金币与金条

金币< / td><>买入价 16.9< / ><>卖出价 16.9< / >< / tr><><>20 奥地利克朗< / ><>699,70< / ><>736,2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395,50< / ><>432,60< / >< / ><><>1 / 2 盎司枫叶金币< / ><>1786,8< / ><>2000,9< / >< / ><><>20 瑞士法郎 Veneli< / ><>667,10< / ><>722,70< / >< / ><><>20 马克 W. II< / ><>823,60< / ><>1115,3< / >< / ><><>1 / 2 盎司不列颠金币< / ><>1786,8< / ><>1973,0< / >< / ><><>1 / 4 盎司不列颠金币< / ><>893,40< / ><>1005,1< / >< / ><><>10 卢布 Tscherw.< / ><>889,30< / ><>963,40< / >< / ><><>1 盎司克鲁格金币< / ><>3573,7< / ><>3778,4< / >< / ><><>1 / 2 盎司克鲁格金币< / ><>1786,8< / ><>1991,6< / >< / ><><>1 / 10 盎司克鲁格金币< / ><>357,40< / ><>413,20< / >< / ><><>2 兰特金币< / ><>841,00< / ><>884,90< / >< / ><><>1 盎司美国鹰扬金币< / ><>3573,7< / ><>3834,3< / >< / ><><>1 / 2 盎司美国鹰扬金币< / ><>1786,8< / ><>2010,2< / >< / ><><>1 / 4 盎司美国鹰扬金币< / ><>893,40< / ><>1023,7< / >< / table>

道琼斯指数

<>< rowspan="2">16.9.2026< / >< rowspan="2">纽约收盘价< / >< ="2">较前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 (十亿美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2">法兰克福收盘价< / >< / ><><>最高< / ><>最低< / >< / ><><>3M< / ><>162,65< / ><>-1,23< / ><>184,90< / ><>139,34< / ><>84< / ><>2,92< / ><>19< / ><>141,00< / >< / ><><>Alphabet Inc. A< / ><>342,87< / ><>-0,61< / ><>408,61< / ><>235,84< / ><>2012< / ><>0,83< / ><>24< / ><>297,50< / >< / ><><>Amazon.com< / ><>245,96< / ><>-0,99< / ><>287,20< / ><>196,00< / ><>2653< / ><>-< / ><>28< / ><>213,15< / >< / ><><>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 ><>312,43< / ><>-3,70< / ><>387,49< / ><>290,97< / ><>211< / ><>3,28< / ><>18< / ><>280,80< / >< / ><><>安进 (Amgen)< / ><>376,35< / ><>0,19< / ><>447,03< / ><>269,77< / ><>203< / ><>9,66< / ><>17< / ><>321,90< / >< / ><><>苹果公司 (Apple Inc.)< / ><>332,41< / ><>0,32< / ><>344,57< / ><>236,65< / ><>4851< / ><>1,06< / ><>40< / ><>289,65< / >< / ><><>波音 (Boeing)< / ><>201,96< / ><>-3,69< / ><>254,35< / ><>176,77< / ><>160< / ><>-< / ><>< / ><>175,00< / >< / ><><>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 ><>782,72< / ><>-0,10< / ><>1073,5< / ><>448,87< / ><>360< / ><>5,84< / ><>32< / ><>678,80< / >< /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 / ><>211,54< / ><>-2,86< / ><>217,78< / ><>146,49< / ><>418< / ><>6,84< / ><>15< / ><>184,60< / >< /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 / ><>107,74< / ><>-2,12< / ><>130,37< / ><>66,81< / ><>425< / ><>1,67< / ><>26< / ><>95,07< / >< / ><><>可口可乐 (Coca-Cola)< / ><>87,87< / ><>-0,95< / ><>92,49< / ><>65,35< / ><>378< / ><>2,04< / ><>27< / ><>76,85< / >< / ><><>迪士尼公司 (Disney Co.)< / ><>106,99< / ><>0,54< / ><>117,09< / ><>92,19< / ><>185< / ><>1,25< / ><>16< / ><>94,00< / >< / ><><>高盛 (Goldman Sachs)< / ><>937,98< / ><>-3,96< / ><>1154,0< / ><>740,01< / ><>273< / ><>14,00< / ><>14< / ><>817,00< / >< / ><><>家得宝 (Home Depot)< / ><>302,47< / ><>-0,99< / ><>421,39< / ><>289,10< / ><>302< / ><>9,20< / ><>20< / ><>265,00< / >< / ><><>霍尼韦尔 (Honeywell)< / >< / table>

.

Intl.< / td> 207,66< / ><>2,07< / ><>252,00< / ><>186,76< / ><>66< / ><>4,58< / ><>25< / ><>180,34< / >< / tr> <>IBM< / ><>237,49< / ><>-4,38< / ><>332,46< / ><>199,19< / ><>224< / ><>6,71< / ><>19< / ><>208,50< / >< / ><><>强生 (Johnson&Johnson)< / ><>267,28< / ><>0,03< / ><>281,07< / ><>173,33< / ><>644< / ><>5,14< / ><>23< / ><>231,00< / >< / ><><>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 ><>348,92< / ><>-1,01< / ><>366,50< / ><>279,10< / ><>927< / ><>5,80< / ><>14< / ><>305,05<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248,56< / ><>-1,67< / ><>341,75< / ><>247,83< / ><>176< / ><>7,17< / ><>19< / ><>218,00< / >< / ><><>默克公司 (Merck & Co.)< / ><>144,91< / ><>0,78< / ><>156,92< / ><>77,58< / ><>358< / ><>3,28< / ><>51< / ><>124,62< / >< / ><><>微软 (Microsoft)< / ><>490,30< / ><>-1,37< / ><>553,72< / ><>349,20< / ><>3641< / ><>3,64< / ><>30< / ><>428,50< / >< / ><><>耐克 (Nike)< / ><>35,78< / ><>-1,21< / ><>76,97< / ><>35,76< / ><>43< / ><>1,63< / ><>18< / ><>31,53< / >< / ><><>英伟达 (Nvidia)< / ><>213,90< / ><>0,82< / ><>236,54< / ><>164,27< / ><>5155< / ><>0,52< / ><>31< / ><>186,78< / >< / ><><>宝洁 (Procter & Gamble)< / ><>147,02< / ><>0,24< / ><>167,24< / ><>137,62< / ><>341< / ><>4,26< / ><>21< / ><>126,96< / >< / ><><>赛富时 (Salesforce Inc.)< / ><>250,54< / ><>-2,00< / ><>269,11< / ><>146,32< / ><>206< / ><>1,66< / ><>20< / ><>219,90< / >< / ><><>舍温-威廉姆斯 (Sherwin Williams)< / ><>321,46< / ><>-0,54< / ><>377,77< / ><>289,86< / ><>78< / ><>3,16< / ><>26< / ><>279,30< / >< / ><><>旅行者保险 (Travelers Comp.)< / ><>378,92< / ><>0,25< / ><>398,70< / ><>252,26< / ><>79< / ><>4,35< / ><>12< / ><>330,70< / >< / ><><>联合健康 (UnitedHealth)< / ><>375,26< / ><>-0,18< / ><>461,62< / ><>255,97< / ><>337< / ><>8,73< / ><>21< / ><>328,80< / >< / ><><>VISA Inc.< / ><>370,93< / ><>-1,25< / ><>385,57< / ><>293,89< / ><>632< / ><>2,52< / ><>29< / ><>324,80< / >< / ><><>沃尔玛 (Walmart Inc.)< / ><>107,50< / ><>-0,55< / ><>135,16< / ><>98,88< / ><>853< / ><>0,95< / ><>38< / ><>94,34< / >< / table>

说明：股价以欧元计，道琼斯指数股票以美元计。Dax、M-Dax 和 S-Dax 指数成员的股价基于 Xetra 交易，“其他股票”、Euro-Stoxx-50 以及 Stoxx-Europe-50 基于法兰克福场内交易，道琼斯指数股票基于美国本土交易所。✉○○ = Tec-Dax /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成员。Vz. = 无投票权的优先股，St. = 普通股。股价历史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支付：每年。显示的股息为最近支付的欧元或当地货币股息（见股票名称后的国家代码）。ADR（美国存托凭证）的股息以美元计。KGV = 市盈率，KGV 越高，相对于年度利润而言股票越贵。日经指数 = © 日本经济新闻。 (数值参考: 50, 50., 3, 1)

石油 (布伦特, \$ / 桶)

<>< colspan="3">铂金 / 钯< / >< / ><><>1 盎司枫叶铂金< / ><>1403,8< / ><>1942,9< / >< / ><>< colspan="3">金条 / 银条< / >< / ><><>100 克黄金< / ><>11.519,6< / ><>12.397,2< / >< / ><><>10 克黄金< / ><>1152,0< / ><>1261,4< / >< / ><><>1 盎司黄金< / ><>3583,0< / ><>3848,0< / >< / ><><>1 公斤黄金< / ><>115.196,1< / ><>122.124,0< / >< / ><><>1 盎司白银< / ><>51,80< / ><>83,90< / >< / ><><>500 克白银< / ><>833,00< / ><>1145,7< / >< / ><><>1 公斤白银< / ><>1666,0< / ><>2267,0< / >< / ><><>1 盎司钯< / ><>1047,5< / ><>1511,2< / >< / table>

投资金征收 0 % 的税。白银、铂金和钯金征收 19 % 的增值税。例外情况是白银硬币，如果它们是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则适用差额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仅针对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征收。 1) 外汇由 RBBW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场所：ICE = 洲际交易所；Nymex = 纽约商业交易所；Comex = 纽约商品交易所；CME =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 = 伦敦金属交易所；Matif = 法国国际期货市场。* = 前一日汇率。所有信息不保证绝对准确。如有疑问，可通过 089 / 2183-0 联系编辑部或发送邮件至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Infront 来源：Degussa 金交易终端客户价格。

更多基金信息请访问 http: / moneyspecial.de / fonds Deka 房地产投资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UniGlobal< / td><>€< / ><>523,61< / ><>498,68< / ><>+9,78< / ><>+13,91< / ><>+47,17< / ><>DE0008491051< / >< / tr><><>UniGlobal-net-< / ><>€< / ><>295,84< / ><>+9,56< / ><>+13,55< / ><>+45,21< / ><>DE0009750273< / >< / table>

Union-Investment (Lux)

<><>FairWorldFonds< / ><>€< / ><>59,79< / ><>58,33< / ><>+1,09< / ><>+2,61< / ><>+13,25< / ><>LU0458538880< / >< / ><><>PrivatFonds: ESG< / ><>€< / ><>58,66< / ><>+3,02< / ><>+6,24< / ><>+23,35< / ><>LU1900195949<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6,27< / ><>+8,90< / ><>+11,39< / ><>+24,70< / ><>LU1570401544< / >< / ><><>UnilIndustrie 4.0A< / ><>€< / ><>110,77< / ><>106,51< / ><>+13,32< / ><>+16,00< / ><>+57,18< / ><>LU1772413420< / >< / ><><>UniOpti4< / ><>€< / ><>99,34< / ><>+1,08< / ><>+1,62< / ><>+8,62< / ><>LU0262776809< / >< / ><><>UniRak ESG A< / ><>€< / ><>107,49< / ><>104,36< / ><>+4,66< / ><>+6,25< / ><>+23,86< / ><>LU0718558488<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1,75< / ><>+4,40< / ><>+5,88< / ><>+22,56< / ><>LU0718558728<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2,39< / ><>110,19< / ><>+0,77< / ><>+1,56< / ><>+13,69< / ><>LU1572731245<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8,43< / ><>+0,52< / ><>+1,21< / ><>+12,50< / ><>LU1572731591<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01,93< / ><>386,47< / ><>+26,83< / ><>+33,18< / ><>+112,54< / ><>LU0101441672< / >< / table>

Union-Investment 房地产 (Union-Investment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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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活跃一下气氛

沃尔夫拉姆·魏默（Wolfram Weimer）再次公开探讨缩减 ARD 和 ZDF 规模的问题。

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夫拉姆·魏默正在考虑将 ZDF 私有化以及合并 ARD 的各机构。KNA 通讯社如此表述，但严格来说，这算不上新闻。魏默已经考虑这件事很多年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好地将 私有化吗？”他在 2017 年 1 月为行业服务机构 Kress 撰写的一篇客文中如此问道。当时他也公开思考，如果公共广播系统“获得超过 80 亿欧元的强制性缴费”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通过“强制缴费”（Zwangsbeiträge）这个词，可以认出那些对 ARD 和 持极其根本性批评态度的人，而魏默当时毫不掩饰自己就属于其中一员。他称其为“一个亲政府的、过度供养的系统”，并认为一个商业化的 能将其“最终从政党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但那时魏默还是一家名为《欧洲人》（The European）的小型保守派评论杂志的出版人，而非政府成员。在他被任命为文化与媒体国务部长之前，相关协会在去年 4 月曾明确发出警告，并特别提到他曾质疑公共广播电视系统。这并不是说这件事在期间被遗忘了。

那么，为什么魏默仍然在考虑重新规划或具体缩减公共广播电视规模的消息，会到处（包括这里）被传播和评论呢？这或许与他现在处于不同职位并没有太大关系。虽然这赋予了他的言论象征性的分量，但事实上，尽管他的职衔中包含“媒体”一词，他根本没有管辖权。在德国，广播电视属于州级事务。 的基础是 16 个联邦州签署的一项州际协议。

他的“建议”是德国媒体政策中的陈词滥调

当魏默（Weimer）在谈话中提出可以减少德国广播电台联合会（ARD）旗下机构的数量，并声称各电台台长告诉他，他们并不需要不来梅广播电台（Radio Bremen）和萨尔州广播电台（Saarländischen Rundfunk）作为独立的广播机构时，他实际上进一步增加了涉事的不相关人员数量：因为调整各广播机构的数量绝非 ARD 自身权力范围内的事。这必须由政治层面决定，具体而言是州政府层面，更具体地说是通过不来梅州和萨尔州。 ARD 唯一拥有权力的是通过合作来降低这些小型机构的成本——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正日益增加：不来梅广播电台与北德广播电台（NDR）合作，萨尔州广播电台则与西南广播电台（SWR）合作。

魏默的言论之所以具有新闻价值，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在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取得成功之后被解读。AfD 的核心竞选承诺（或者根据立场不同，可称为“威胁”）之一就是立即终止媒体州级协议。因此，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正承受着特殊的压力。尽管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现行且定期更新的司法判例，其生存地位是受到保障的。

但如果 AfD 采取实际行动，首先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随后可能在其他州，他们可能会使现有系统陷入严重的动摇。这将是一次测试，旨在验证一个结构不同且规模小得多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是否同样符合《基本法》。这次测试极大概率不会通过共识性的改革来触发，而是通过最大程度的颠覆来实现。AfD 梦寐以求的不是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进行改造，而是将其摧毁。他们得到了保守派媒体中一群大声疾呼的出版助手支持，这些人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激进化，并反复唱诵着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根本无法改革的副歌。

在这种政治和媒体氛围中，媒体国务部长没有利用机会为 ARD 和 ZDF 出头，反而（再次）从根本上质疑它们目前的生存形式，这一点确实值得报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通过论文或公开演讲的方式表达，而是在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的一次关于法律政策主题的内部会议上提出的。在《南德意志报》（SZ）询问时，魏默的一位发言人请求理解，称对于“关于非公开活动的报道不予置评”。

这看起来像是魏默想要制造一点气氛，而不愿严肃地面对这场他明知自己会触发的辩论。他恶化了 ARD 和 ZDF 的生存环境，尽管这两家机构根本无法对他具体的诉求做出反应。考虑到他提出这些“思考”的时机，这也使他成为了 AfD 对媒体系统诉求的投机者。

Wolfram Weimer 敦促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进行变革。照片：KARL-JOSEF HILDENBRAND / DPA

复仇的底线在哪里？

他那些被KNA通讯社称为“建议”的观点，是德国媒体政策中经久不衰的陈词滥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原则上是错误的，或者应该是禁忌。韦默（Weimer）指出“这个世界上的RTL们”已陷入绝境，这一点他是正确的。他将原因归结为科技巨头与公共广播机构构成的“双头垄断”。私人媒体集团在面对国际流媒体平台的竞争时举步维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针对这种霸权，削弱公共广播机构是否真的是正确的手段，这一点仍有待商榷。至于该广播系统必要的改革：事实上，政界曾为此成立了一个未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两年半前就提出了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ARD结构的重组。但政界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去实施其中较为激进的方案。韦默目前的言论并非一次严肃的重新辩论的开始，而仅仅是一种向右翼的示好。 斯特凡·尼格迈尔（Stefan Niggemeier）

《法乌达》（Fauda）团队自行执行他们对正义的定义。 照片：Netflix提供

动作剧集《法乌达》与纪录片《纳扎》（Naza）在电影化处理10月7日事件及加沙战争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

难以直视，但极具观看价值。

纳坦·兹奈德（Natan Sznaider）客文

“诅咒那个高喊复仇的人！这种复仇，为婴儿之血而寻求的复仇，连撒旦也创造不出来”：以色列国民诗人海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在1903年针对基希涅夫（Kischinew，今基希讷乌）大屠杀而创作的巨作《在屠杀之城》中这样写道。对于比亚利克来说，大屠杀的罪行已经超越了惩罚、复仇甚至和解的范畴。当绝对的邪恶压倒了政治，人类正义的范畴便不再适用。这些行径之后没有救赎。大屠杀留下了一片真空，在那里没有一个主权者能保护受害者。2023年10月7日残酷地唤起了人们对比亚利克诗句的记忆：仿佛那座“屠杀之城”闯入了以色列的现实。

那么，电影和剧集如何应对这一新现实？在Netflix全球上线（包括在阿拉伯世界）的热门剧集《法乌达》第五季，时间线设定在10月7日两年后。剧集以一段关于“复仇即救赎”的长篇阐述开篇——这一主题贯穿了全部11集。熟悉的脸孔埃利（Eli）、史蒂夫（Steve）和多隆（Doron）已几乎认不出来。他们不仅老了，而且深受创伤，精疲力竭，并且处于他们曾经捍卫的国家体制之外。埃利的妻子和孩子在10月7日被屠杀，他现在远离尘世，变得虔诚。剧集中一直扮演战斗英雄的多隆正在接受心理治疗，他患有失忆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两者均由10月7日的事件引发。史蒂夫则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伦敦担任保镖。

此外，我们在剧集开头遇到了贝都因人萨勒姆（Salem），他想要为儿子尤素福（Yussuf）之死报仇。尤素福曾试图营救埃利的妻子和孩子，因此被哈马斯杀害。与此前一样，种族界限在某种程度上被模糊了：以色列英雄说着完美的阿拉伯语，阿拉伯人说着完美的希伯来语。在前四季中，这种语言的融合还暗示着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而现在，这一切已烟消云散。不再有共同分享的世界，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剩下的只有启示录般的毁灭。而当敌人不再被理解时，人们听到的便是呼吁复仇与毁灭的声音。

人的无助感被残酷地展现出来

在观看新一季的《法欧达》（Fauda）时，几乎能用全身感受到10月7日的创伤是如何主导剧本的。哈马斯的袭击本身直到第七和第八集才被探讨。在那里，我们看到剧中的英雄们在一种近乎史诗般残酷的刻画中经历了那一天。这两集之前都附有触发警告，提醒观众可能会产生二次创伤，且可以在不丢失剧情线索的情况下跳过这些集数。它们提供了对邪恶之举近乎难以忍受的审视，但同时也是该剧的震中。

对于每一个在以色列经历过10月7日的人来说，这些片段唤起了对那个残酷日子的记忆：警报声，以及由哈马斯恐怖分子亲自拍摄的屠杀现场直播。人的无助感、军队的缺席、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失效，以及我们那些老主角们近乎徒劳的行动，都被残酷地展现出来。多隆（Doron）和史蒂夫（Steve）试图营救埃利（Eli）的家人，而埃利本人则在尝试守卫加沙边境，但均未成功。多隆还试图营救诺瓦音乐节（Nova-Festival）的年轻人，但同样未能成功。

在这里，虚构与现实交织：谁收到了警告，谁忽略了警告？这一切都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呈现，并与真实的纪录片素材相结合。此外，画面中还出现闪烁的时钟，6.29，那是地狱在以色列爆发的时间。据报道，部分演员在拍摄现场崩溃。不仅是多隆在接受心理治疗——大多数观众也是如此。

这些集数的拍摄非常紧张刺激，但也深陷前几季的陈词滥调之中。是的，剧情确实存在，故事始于贝都因人萨勒姆（Salem）前往寻找埃利，试图说服他随自己前往马赛。在一段来自那里的视频中，他发现了涉嫌谋杀其儿子的凶手以及埃利的家人。他想要复仇。埃利被说服了，多隆和史蒂夫也随行以帮助他们的朋友。到此为止，这还像是一部动作剧，只不过这次采用了“局外人”的主题：英雄们不再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作为体制外的独行侠，寻找自己版本的正义。以色列的安全系统在情节中扮演的角色则相当可疑。埃利、多隆和史蒂夫几乎必须打一场两线战争。

剧情转移到马赛，那里前哈马斯恐怖分子正在策划下一次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他们在腐败的法国警察的保护下，披着为难民提供社会工作的外衣。这揭示了以色列对全球局势的认知：10月7日的国家创伤与对欧洲的深层不信任紧密相连，而马赛便是这种不信任的象征。出身名门的法国女性安妮·奥贝尔（Anne Aubert）嫁给了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却对其过去一无所知，她就代表了这一点。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如今的欧洲人就是一群天真的白人，在后殖民主义愧疚感的驱动下，毫无意识地高喊着“自由，自由巴勒斯坦！”，且无法识别邪恶。更有甚者，他们还被利用于恐怖事业。来自

马赛与安妮一同前往以色列，企图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尽管他们已不再是体制的一部分，但多隆和埃利仍以典型的《法乌达》（Fauda）风格渗透进指挥部。10月7日的创伤、对被感知为敌对的欧洲在内心深处的疏离，以及与自身体制的同时异化，使这部剧本成为了10月7日后以色列社会大部分群体的心理剖析。因此，对于所有想要了解这个国家在10月27日选举前夕发生什么的人来说，这部剧也是一个指南。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法乌达》布景。而真实的战争故事也不断地渗入剧集中：最后几季中的一个角色现在仅在结尾短暂出现。饰演萨吉的演员伊丹·阿梅迪作为预备役在加沙受重伤，无法参加拍摄。

如果《法欧达 5》是以色列灵魂的镜像，那么《纳扎》就是它的“黑镜”

几乎与在以色列已有超过 100 万人观看的《法欧达 5》（Fauda 5）同步，纪录片《纳扎》（Naza）审视了 7. 10 月之后的局势。尽管该片尚未在电影院上映，但已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其片名就揭示了影片主要关注创伤之后发生的事情：“Naza”是以色列军方对“附带损害”（Kollateralschaden）一词的缩写。这部刚刚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电影是由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和瑞秋·索尔（Rachel Szor）创作的另一部作品。他们此前拍摄的关于一个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的纪录片《没有其他土地》（No Other Land）在 2024 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引发了辩论，并于 2025 年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

《纳扎》探讨的主题同样是复仇，以及以色列在轰炸加沙时如何蓄意承受平民伤亡。该片基于在特拉维夫屋顶上对士兵进行的匿名采访——正如《法欧达》中的暴力场景一样，从已公布的片段来看，其中一些陈述令人难以忍受。这部电影刚刚在威尼斯获得了评审团奖，并赢得了长达 25 分钟的起立鼓掌，这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恰恰代表了《法欧达》所探讨的那种态度：来自欧洲的背叛。

因此，如果说《法欧达》（在德语中意为“混乱”）是完全自觉地从以色列视角观察世界，那么《纳扎》的视角则截然相反——一种在欧洲受到赞誉而在以色列大部分被谴责的视角。尽管它是由以色列人拍摄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外部的目光。它同样是这个国家及其近期历史的一面镜子，但是一面“黑镜”。

然而，即便在《法欧达 5》中，结局也不是以胜利告终，而是一场葬礼。多隆（Doron）为一名在行动中丧生的朋友诵读亡者祷告词。他不是在诵读，而是在嘶吼：“愿祂伟大的名被高举，被圣化。”多隆离开墓地，他完成了复仇，并大喊道：“这是为了埃利（Eli）的家人，这是为了 7. 10 月。”但多隆知道比亚利克（Bialik）所知道的，也知道许多以色列人所知道的：复仇不能带来救赎。在这种无意义感中，《法欧达 5》中那些悲剧性的“虚构”英雄，最终与《纳扎》中那些在特拉维夫屋顶上的匿名真实士兵汇合了。

纳坦·斯奈德（Natan Sznäider），1954 年出生于曼海姆，是特拉维夫大学的社会学荣休教授。 照片：MONIKA SKOLIMOWSKA / DPA

沙人之后是德国选择党

在选举前不久，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获准在儿童新闻节目《Logo!》中发言 30 分钟。现在，尽管面临抗议，Kika 频道仍计划再次播出一段与德国选择党（AfD）的采访。

9 月 3. 日打开 Kika 频道的观众，首先看到的是《太湿了！2026 年虎鸭俱乐部夏季运动会》，接着是一集《小卡尔》，随后是《沙人》。而之后，德国选择党政治家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出现在《Logo!》新闻节目中，解释称难民儿童应该被安置在特殊班级，以便他们能快速离境，因为他们“必须回家”。

这可能会让一些孩子手中的乐高忍者系列套装掉在地上。在 ARD 和 ZDF 的儿童频道中，直到 8 月还担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学生代表的卢西安娜·巴尔克采访了西格蒙德以及来自基都（CDU）的州长斯文·舒尔策。在电视播出时，这两场对话都被缩减至几分钟。

针对即将到来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Kika 再次宣布将进行一次采访：对象是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恩里科·舒尔特。周二，已有超过 300 000 人签署了一项由学生发起的请愿书，要求不要播出对舒尔特的采访。请愿书中还批评了《Logo!》编辑部对待卢西安娜·巴尔克的方式。她是在“出于良好信念地参与一个节目形式”，而她“不对该形式的结构性缺陷负责”，且在事前没有得到专业的陪同或支持。与此同时，《Logo!》的主编康斯坦泽·克诺赫尔在 Linkedin 上以一种极其随意地语气预判了公众反应：“对此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愤怒的邮件，也许是节目投诉，很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她的逻辑是：“另一种选择是不与他交谈。那样同样面临舆论风暴 2.0 的威胁。”

该政治人物在对话中解释称，德国历史有“高潮与低谷”

结果果然如此。德国电视二台（ZDF）电视委员会收到了超过100封关于该节目的来信。年轻的主持人露西恩·巴尔克（Lucienne Balke）因其访谈引导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如此之多的批评，以至于她在Instagram上表示：“缺乏定调和澄清并非我的责任，而是ZDF的责任。”

ZDF在回复《南德意志报》的查询时写道，巴尔克确实经过了“编辑准备”，但事后发现“所选的编辑方案并不恰当”。在一段时长半小时的对话在线版本中，齐格蒙德（Siegmund）解释称，德国历史虽然有“高潮与低谷”，但人们应当“积极”地看待他的国家。他的政党希望修订教学大纲，因为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使用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某些权重被过度代表了”。没有人询问他具体是指哪些。此外，也没有进行事实核查。

在《Logo!》节目中，采访政治人物已有30年之久，包括在竞选期间。儿童记者曾询问默克尔、施罗德和韦斯特韦勒关于拼写改革的问题，比如蛋黄酱（Mayonnaise）怎么写（只有默克尔知道）。在Kika频道中，人们今天了解到：齐格蒙德以前最喜欢的科目是地理，而且他有时也会抄袭。编辑部本可以预料到，AfD（德国选择党）会破坏一个旨在展现一点“人性化”的访谈形式。即便《Logo!》主持人谢里夫·里兹卡拉（Sherif Rizkallah）在结束语中补充说AfD“极具争议”，并迅速提到宪法保卫局将该党州级组织定性为极右翼，也无济于事。

主持人露西恩·巴尔克无法很好地应对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回答。不过，在主频道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人们不应该如何采访AfD的政治人物。 截图：LOGO! / KIKA

政治立场将在另一篇报道中被“界定”

对于巴尔克无法妥善应对齐格蒙德的回答，无论如何都不能责怪她。即使在公共广播机构的主频道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采访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时容易陷入的窘境。德国电视二台（ZDF）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次采访本应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主持，例如来自我们‘Logo!’节目主持人团队的人员。”

下一次对德国选择党的采访已于上周完成拍摄。一名 ZDF 发言人解释称，为此他们开发了一套新的“编辑方案”。政治立场将在另一篇报道中被“界定”。此外，据称此次对话是由“Logo!”编辑部亲自主持的。

将其呈现为一种学习效果，但这似乎并非完全自愿。原本，对德国选择党候选人舒尔特的采访也应由一名“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学生委员会”（LSR）的发言人主持。但请愿书中提到，该委员会向 提出了“采访条件”。他们不希望被用作“关键词提供者”，并希望有更多空间进行界定和事实核查。由于 无法及时落实这些要求，LSR 取消了采访。

“!”的主编克诺赫最近在 LinkedIn 上为自己辩护道：“对于我们是否应该采访一个部分被认定为极右翼的政党政治人物的问题，我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因此，周六的节目将照常播出。因为“!”的新闻编辑部不太可能被一项在线请愿所左右，而且从新闻自由的角度来看，这或许也不见得是件好事。那么，“!”编辑部在下一次采访中是否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对于“!”接下来的选举之夜，目前唯一明确的是：儿童房里的收视率可能会非常惊人。 托雷·劳施（Thore Rausch）

第一频道 (Das Erste)

5.00 Plusminus 杂志 5.30 早间杂志 (Morgenmagazin) 9.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9.05 休伯特没有斯塔勒 (Hubert ohne Staller) 9.55 北方谋杀案：黑暗秘密 (Morden im Norden. Ein dunkles Geheimnis) 10.4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10.45 日常大师 (Meister des Alltags) 综艺秀 11.15 问与答 (Gefragt - Gejagt) 综艺秀 12.00 ARD 中午杂志 14.00 日间新闻 () 新闻 14.10 红玫瑰 (Rote Rosen) 肥皂剧 15.00 日间新闻 () 新闻 15.10 爱之风暴 (Sturm der Liebe) 肥皂剧 16.00 日间新闻 () 新闻 16.10 大象、老虎等 (Elefant, Tiger & Co.) 像在母亲身边一样 (Wie bei Muttern) 纪实真人秀 17.00 日间新闻 () 新闻 17.15 Brisant 杂志 18.00 问与答 (Gefragt - Gejagt) 综艺秀 18.50 杜伊斯堡水警 (WaPo Duisburg) 19.45 八点前知识：人类 (Wissen vor acht - Mensch) 19.50 八点前天气预报 19.55 八点前经济报道

20.00 日间新闻 (Tageschau) 20.15 谎言之果：帕绍罪案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6. 主演：Marie Leuem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导演：Daniel Rübesam. 米娅失踪多年的父亲亚当·诺兰在帕绍出现，并很快因涉嫌谋杀被逮捕。一名书商被杀。米娅意识到母亲在父亲的过去这件事上欺骗了她。 21.45 对比 (Kontraste)

21.45 对比 (Kontraste) 主持：Lena Ganschow 22.1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2.15 今日话题 (Tagechnemen) 22.50 extra 3 50周年——综艺秀 参与者：Oliver Welke, Katrin Bauerfeind, Collien Fernandes, Maximilian Schafroth, Michael Mittermeier, Florentine Osche, Kawus Kalantar, Maike Kühl, Max Giermann, Sarah Bosetti

0.05 extra 3 50周年——纪录片 0.35 日间新闻 ()

0.45 谎言之果：帕绍罪案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6. 主演：Marie Leuen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2.20 曼凯尔的瓦兰德：漏洞 (Mankells Wallander: Das Leck) 电视犯罪电影，瑞典 / 德国 / 丹麦 / 挪威 / 芬兰 2009. 主演：Krister Henriksson, Lena Endre, Sverrir Gudnason

3.50 刚出炉 (Druckfrisch) 多尔特·汉森 (Dörte Hansen) ——《Broder》(Penguin) / 多拉·卡普拉洛娃 (Dora Kaprálová) ——《马里博催眠》(mikrotext) / 丹尼斯·谢克 (Denis Scheck) 推荐《鸟类之书》(Ullstein)

ZDF

5.30 早晨杂志 (Morgenmag.) 9.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内容包括：关键基础设施—— 如何对其进行保护？ 10.30 港口边缘急救 (Notruf Hafenkante)。最后的话。犯罪剧集 11.15 斯图加特 SOKO (SOKO Stuttgart)。密室逃脱 12.00 ARD- 午间杂志 (Mittagsmag.) 14.00 今日——德国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厨房大战秀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15.00 今日快讯 (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杂志 16.00 今日——欧洲 ( – in Europa) 16.10 罗森海姆警探 (Die Rosenheim-Cops) 障碍重重的婚礼。犯罪剧集 17.00 今日新闻 ( Nachrichten) 17.10 你好德国 (hallo deutschland) 18.00 斯图加特 SOKO (SOKO Stuttgart) 惩戒之欲 19.00 今日 / 天气 ( / Wetter) 19.20 天气新闻 19.25 港口边缘急救 (Notruf Hafenkante) 分手之痛。犯罪剧集

走投无路。冒险剧集。 由 Sebastian Ströbel, Luise Bähr, Markus Brandl 出演。弗朗齐丝卡 (Franziska) 以自杀相威胁，强迫山地救援队 重新开始寻找她的孩子们。 艾米莉 (Emilie) 竞选市长职位，米娅 (Mia) 找回了新的生活 勇气，而米希 (Michi) 迎来了 意想不到的访客。

22.15 maybrit illner 讨论。自 1999 年以来，主持人 Maybrit Illner 一直与嘉宾讨论当前的政治议题。访谈嘉宾大多为联邦政治人物。主持人以口才流畅、睿智且富有魅力引导节目，即使在讨论变得过于激烈时，也能掌控局面。

23.15 Markus Lanz

BR

0.45 Kneecap 电视喜剧，爱尔兰 / 英国 2024。由 Möglai Bap, Mo Chara, DJ Próvai 出演。导演：Rich Peppiatt。在贝尔法斯特，两名业余说唱歌手兼毒贩与一名教师和一名业余 DJ 组成了 Hip-Hop 团体 Kneecap，该团体因其激进的、反英国的歌词而引发争议。

2.20 奥克兰侦探 (Auckland Detectives) - 致命海湾 危险接近。电视犯罪电影，新西兰 / 德国 2019

3.50 斯图加特 SOKO (SOKO Stuttgart) 密室逃脱。 犯罪剧集。由 Peter Ketnath 出演

5.10 太空之夜 (Space Night) 6.00 家就是家 (Dahoam is Dahoam) 6.30 风暴之爱 (Sturm der Liebe) 7.20 电视体操 (Tele-Gym) 7.35 全景图 / 山区天气 9.00 电视- 体操 (Tele-Gym) 9.15 is 9.45 is 10.15 犀牛、斑马等 (Nashorn, Zebra & Co.) 11.05 奥克河 (Die Oker) ——哈茨山与布伦瑞克之间的荒野 11.50 积极与健康 (aktiv und gesund) 12.20 切割饲料 (Schnittgut)。花园里的一切 12.50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医疗剧 13.35 北方谋杀案 (Morden im Norden) 犯罪剧集 14.25 谁知道这个？ (Wer weiß denn sowas?) 综艺秀 15.10 知识竞赛 (Quizduell) - Olympy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 (Wir in Bayern) 18.00 晚间新闻 (Abendschau) - 今日巴伐利亚动态 18.30 BR24 19.00 价值 (mehr / wert) 杂志 19.30 is 肥皂剧

20.15 quer 处于极度危机？救援直升机受到削减计划威胁 / 导弹防御：如果混合战争波及乡村会怎样？ / 包装规定：新条例迫使零售商陷入困境 / 预告的悲剧？当跟踪骚扰受害者得不到保护时

21.00 屠宰场 30 年 —— 周年庆典秀 参与者：Alfred Dorfer, Luise Kinseher, Constanze Lindner, Günter Grünwald, Berni Wagner。 主持：Michael Altinger, Christian Springer

22.45 Ottis 屠宰场 (Ottis Schlachthof) 参与者：Fredl Fesl, Luise Kinseher, Bodo Bach, Christian Springer, Andreas Rebers

4.35 弗兰肯新闻快讯 (Frankenschau aktuell) 德国铁路的持久困境：弗兰肯地区的施工现场如何影响铁路网 / 对德国基地的承诺：为什么 Kneipp 投资于奥克森富特 (Ochsenfurt) 的新工厂

RTL

5.20 CSI：追踪罪犯 6.00 德国早晨 9.00 GZSZ 9.30 在我们之间 10.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 刑事法院 11.00 芭芭拉·萨莱施 – 刑事法院 12.00 Punkt 12. 杂志 15.00 芭芭拉·萨莱施 15.55 乌尔里希·韦策尔 – 刑事法院 (1) 男护工是否用泻药让想当演员的人失去了行动能力？ 17.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 青少年法院 17.30 在我们之间 布里塔秀 18.00 Explosiv – 杂志 18.30 Exclusiv – 明星杂志 18.45 RTL 最新消息 19.05 所有的价值 (Alles was zählt) 将死。肥皂剧 19.40 好时光，坏时光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危险的吸引力

20.15 HeidiFest 出演人员：Vicky Leandros, Markus, Liz Mitchell, La Bouche, Katja Ebstein, Tony Christie, Naomi Campbell。海蒂·克鲁姆邀请大家参加在慕尼黑 Hofbräuhaus 举行的“HeidiFest”。她将与家人及特邀嘉宾共同开启十月节（Oktoberfest）赛季——伴随着管乐、知名热门金曲，以及一场今年将更加喧闹、规模更大的庆典。首批音乐表演嘉宾已确定：Vicky Leandros, Markus, Boney M. 组合的 Liz Mitchell, La Bouche, Katja Ebstein, Tony Christie 以及在 DJ 台前的超模 Naomi Campbell 将与海蒂一同庆祝并歌唱。 22.30 斯特凡·拉布秀 (Die Stefan Raab Show) 嘉宾：斯特凡·莫罗斯。主持：斯特凡·拉布。斯特凡·拉布庆祝十月节并回顾喷气滑水世界锦标赛。

0.00 RTL 夜间新闻杂志 0.35 CSI: 迈阿密 算尽！犯罪剧。主演：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杰西和沃尔特与巡警一起追击一辆汽车。当车辆被拦截时，副驾驶员成功逃脱。CSI 在车内发现了一具尸体。

1.25 CSI: 迈阿密 忠诚是行为问题。 犯罪剧。主演：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

ProSieben

5.30 Call Me Kat 6.10 taff 7.05 Galileo 8.10 辛普森一家 8.35 一个男人如何遇见他的妻子 (How I Met Your Mother) 9.05 中产之光 (The Middle) 9.55 少年谢尔顿 10.25 破产姐妹 10.50 两个半男人 11.45 生活大爆炸 . 毕业问题 / 质子教授。情景喜剧 12.40 一个男人如何遇见他的妻子 13.10 中产之光 情景喜剧 14.05 少年谢尔顿 喜剧剧集 14.30 2 破产姐妹 橱柜床。情景喜剧 15.00 两个半男人 16.00 生活大爆炸 掷骰子与接吻 / 像瀑布一样。情景喜剧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辛普森一家 导师 / San Castellaneta 19.05 Galileo

20.15 美女与极客 (Beauty and the Nerd) 主持：Kilian Kerner。在“美女与极客”中，Patrick, Nam, Sebastian 以及另外五名极客敢于走出他们的舒适区，潜入此前对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美女世界。 22.50 谁在抢马蒂亚斯·施魏格霍费的秀？参赛者：Hazel Brugger（讽刺喜剧演员）、Joko Winterscheidt（电视主持人及演员）、Florian David Fitz（演员、编剧及电影导演）。凭借这组喜剧阵容，幽默感和极佳的心情将得到保证：Hazel Brugger, Florian David Fitz 和 Matthias Schweighöfer 想要从主持人 Joko Winterscheidt 手中夺走节目主持权。在上一季中，Joko 仅能主持一半的剧集。

1.55 伊甸园 - 为谎言买单 纪实肥皂剧。在决赛前夕，局面被重新洗牌：Jamie 和 Roberto 在一次特别约会中享受二人世界，而 Nico 则试图让 Charline 相信他的认真意图。与此同时，Sofia 必须在两名男子之间做出选择。在真理之房中，Tarek, Nico 和 Sleit 将面临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2.45 伊甸园 – 为谎言买单 3.40 ProSieben :newstime 3.45 美女与极客

Sat.1

5.30 SAT.1早间电视 10.00 法官亚历山大·霍尔德 11.00 法官亚历山大·霍尔德 12.00 法官亚历山大·霍尔德 13.00 法官亚历山大·霍尔德 手袋之战 / 父亲身份轮盘赌 (1)。综艺节目 14.00 法官亚历山大·霍尔德 婚纱依然是婚纱 / 父亲身份轮盘赌 (2) 15.00 巡逻中 - 新任务 测试情境。纪实肥皂剧 16.00 巡逻中 深渊 17.00 急救电话 我是吸血鬼吗？ 17.30 急救电话 一抹勃艮第烤肉。报道系列 18.00 伦森提供帮助 学校 - 不，谢谢！ 18.30 伦森提供帮助 纪实肥皂剧 19.00 乡村医生诊所 - 阳光庭院团队 医疗剧 19.45 SAT.1:newstime

20.15 谁是德国超级大脑？ 50名参赛者，六个领域，一个超级大脑：在《谁是德国超级大脑？》中，决定胜负的不是传统的知识储备，而是整个大脑的性能。约尔格·皮拉瓦将测试参赛者的认知能力：逻辑、记忆、空间思维、视觉感知、计算和语言——只有在所有六个领域都能表现出色的人，才有机会赢取高达 50,000 欧元的奖金。

23.00 世界最大的秘密 从阿尔卑斯山到非洲的骷髅海岸。十个神秘故事、惊人的记录和神秘地点将成为焦点。

1.00 谁是德国超级大脑？ 综艺节目。主持人：约尔格·皮拉瓦。约尔格·皮拉瓦寻找德国超级大脑。

3.10 世界最大的秘密 从阿尔卑斯山到非洲的骷髅海岸

4.45 巡逻中 酸菜与穷酸小香肠。纪实肥皂剧。在巡逻过程中，警察注意到两个争吵的人：显然是因为一辆布满鸽子粪便的停放车辆——这并非偶然，因为这辆车之前被撒了鸟食。

ARTE

8.55 萨克森人——海盗。异教徒。皇帝。纪录片，德国 2024 10.25 德国阿尔卑斯之路——在山峦、湖泊与城堡之间旅行 11.25 民众之苦 背部——什么真正有效？ 1(5) 11.55 世界厨房 12.25 城市 乡村 艺术 14.00仲夏谋杀 (2 / 3) 拉凯尔。电视犯罪电影，瑞典 2025 15.45 凭指南针与智慧在公海航行 (5 / 15) 16.10 加拿大——广袤的北方 17.05 白山组——中国不为人知的自然瑰宝 17.50 越南神秘的北方 18.30 越南热带的南方 19.20 Arte Journal 新闻 19.35 开诚布公——焦点 19.40 子宫内手术，婴儿的希望 (3 / 4)

20.15 毒蝇伞——在神话与科学之间 纪录片。几乎没有哪种真菌像毒蝇伞这样承载着如此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着希望与危险，魔法与迷幻。这部纪录片通过森林、神话和实验室追踪这种真菌的历史。真菌学、药理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人员将进行报道，同时还有那些通过仪式、自然精神实践或将其视为失传知识象征而接近这种真菌的人。 21.05 真菌王国 纪录片 22.00 囚犯 951 (1 / 4) 一切崩塌的时刻。剧集。由纳格斯·拉希迪主演

23.10 囚犯 951 (2 / 4) 旧债。剧集 0.10 囚犯 951 (3 / 4) 自由的代价。剧集 1.15 囚犯 951 (4 / 4) 坦白。剧集 2.15 伊拉克的器官贸易 - 无声的灾难 纪录片 3.10 凭指南针与智慧在公海航行 印度，钦奈 3.40 睁眼看世界 广告奇招：用豆奶酸奶对抗男性圈（Mannosphäre）。由索尼娅·德维勒斯主持 3.50 28分钟 对话米歇琳·卡尔米-雷（2007年和2011年瑞士联邦总统）

3sat

5.39 坦海姆山谷 (Im Tannheimer Tal) 6.20 文化时间 (Kulturzeit) 7.00 nano 7.30 阿尔卑斯全景 (Alpenpanorama) 8.00 ZIB 8.05 阿尔卑斯全景 (Alpenpanorama) 8.33 阿尔卑斯全景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 (Kulturzeit) 9.45 nano 10.25 山之国 - 9个国家，9座山峰 11.55 旧爱不生锈 - 对经典老车的日益热爱 12.20 服务时间杂志 (Servicezeit Magazin) 12.50 杂草 (Unkraut) 13.20 俯瞰葡萄牙 14.05 世界传奇 南欧的宝藏 14.50 世界传奇 日本的宝藏 17.45 Terra X 18.30 雨林复兴 - 热带地区的重新造林与自然保护 纪录片 19.00 heute 新闻 19.20 文化时间杂志 (Kulturzeit Magazin)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极端研究 – 我们的世界观已达极限？纪录片 21.00 NANO 对谈 多重宇宙中的生活 – 我们是否无限次存在？嘉宾：Sibylle Anderl（天体物理学家、哲学家、科学记者及《时代周报》“科学”版共同负责人）、Simon Friederich（格罗宁根大学科学哲学家） 22.00 ZIB 2 每日新闻节目通过报道和背景分析，批判性地审视政治、经济、科学、时事和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与发展。 22.25 海外日志特别版 (auslandsjournal extra) 22.55 搬家协调员 - 告别公寓 纪录片

23.45 工作 4.0 - AI会毁掉我的工作吗？纪录片 0.20 10vor10

0.20 10V0r10 0.45 Maischberger 右倾与改革压力：陷入僵局的执政联盟 / 战争与全球危机时代的和平主义。嘉宾：Thorsten Frei（CDU，联盟党议会团主席）、Omid Nouripour（联盟90 / 绿党，联邦议院副议长）、Margot Käßmann（神学家）、Hubertus Meyer-Burckhardt（主持人及电视制作人）、Victoria Reichelt（记者）、René Pfister（《镜报》）

Phoenix

17.30 phoenix 今日 . 新闻 18.00 最新报道 . 报道 18.30 麦哲伦环球航行 – 首次环球航行的冒险 19.15 为美洲命名的人 – Amerigo Vespucci. 纪录片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希特勒战争中的记者：从独裁走向民主. 纪录片 21.00 圆桌 21.45 heute-journal. 新闻. 主持：Anne Gellinek 22.15 纪录片 . 纪录片系列 23.00 今日 0.00 圆桌. 讨论 0.45 纪录片. 纪录片系列

NDR

ARD alpha

15.10 博登湖水警 (WaPo Bodensee) 16.00 NDR Info 16.15 谁知道这个？节目 17.00 NDR Info 17.10 海豹、海熊等 18.15 易北河下的XXL隧道掘进机 - 为未来的能源供应而工作. 纪录片 18.45 DAS! 红色沙发. 对谈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阿姆鲁姆 -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 21.00 朗格兰岛 - 舒适且起伏 21.45 NDR Info 22.00 乌泽多姆犯罪小说：幽灵网. 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5 23.30 Großstadtrevier 0.20 Gertrud Stranitzki 0.45 Gertrud Stranitzki 1.10 乌泽多姆犯罪小说：幽灵网. 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5

16.45 Immoscout24上的虚假广告 17.15 四元素 (3 / 16) 17.30 北方之旅 18.15 RESPEKT 报道系列 18.45 Quarks. 杂志 19.30 nano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新闻 20.15 地球上的伟大河流 21.05 手工艺！如何制造扬声器 / 如何制作口琴 21.50 手工艺！如何为电影场景配音 22.20 Quarks . 杂志. 主持：Florence Randrianarisoa 23.05 欧洲杂志 23.35 The Day - 新闻回顾 0.05 20年前的日间新闻 0.25 Bob Ross. 孤山 0.55 太空之夜 (5)

WDR

12.45 WDR 最新消息 13.00 海豹, 美洲狮等 13.50 犀牛, 斑马等 14.20 退休警察 15.10 退休警察 16.00 WDR 最新消息 16.15 此地今日 18.00 WDR 最新消息 18.15 服务时间 18.45 当前小时 . 杂志 19.30 地方时间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Quarks. 其中包括：关于太阳的大问题：太少，太多？恰到好处！ 21.00 来自星球的好消息 21.45 WDR最新消息 22.15 女性电视 22.45 我与我的抽动症 - 与妥瑞氏症共存 23.30 夜间巡逻 2.0. 醉酒与骚乱 0.15 磁性的人 (Die Magnetischen). 剧情片, 法 / 德 2021. 主演：Thimotée Robart, Marie Colomb

谜题答案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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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爱之风暴》(Sturm der Liebe) 9.25 《天鹅绒收藏》(Velvet Collection) 11.05 《红玫瑰》(Rote Rosen) 12.40 《在友谊之中》(In aller Freundschaft) (2-3). 破碎的梦想 / 拓宽视野 14.10 《迷恋马祖里》(Verliebt in Masuren). 电视喜剧，德国 2017 15.40 《天鹅绒收藏》(Velvet Collection). 最终章. 剧集 17.05 《红玫瑰》(Rote Rosen). 连续剧 18.40 《爱之风暴》(Sturm der Liebe). 连续剧 20.15 《肝奶酪瘾君子》(Leberkäsjunkie). 犯罪喜剧，德国 2019 21.45 《野兽》(Biester). 剧集 23.15 《野钻石》(Wilder Diamant). 剧情片，法国 2024. 主演：Malou Khebizi, Idir Azougli, Andréa Bescond 0.55 《格兰切斯特》(Grantchester) (4-5). 它可以使最柔软的心变得坚硬 / 苦涩 /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犯罪剧集

KiKA

ZDFneo

14.10 《爱因斯坦城堡》(Schloss Einstein)。青少年剧 15.00 《马科 - 简单的人鱼》(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莱娜的牧场》(Lenas Ranch) 16.10 《力量姐妹》(Power Sisters) 16.35 《雅克神探》(Sherlock Yack) 17.00 《加菲猫》(The Garfield Show) 17.25 《蓝精灵》(Die Schlümpfe)。动画剧 17.45 《兔子学院 - 小兔学校》(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4 / 52) 18.10 《蜜蜂玛雅》(Die Biene Maja)。动画剧 18.35 《山姆和朱莉在老鼠屋》(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50 《我们的沙人》(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罗宾汉 - 舍伍德的机灵鬼》(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25 《蒲公英》(Löwenzahn)。轮上的智能 - 被绑架的鞋车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冒充者 - 谁在撒谎？》(Die Imposter - Wer lügt?) 2 / 6)。节目。主持：托比·克雷尔 (Tobi Krell)

8.10 《城市、乡村、美味》(Stadt, Land, Lecker) 8.55 《厨房大战》(Die Küchenschlacht) 9.40 《花园专家对决》(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25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 11.15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 12.10 《天堂岛谋杀案》(Death in Paradise) 15.40 《菜鸟警察》(The Rookie) 17.05 《金装律师》(Suits) 18.30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 19.20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 20.15 《菜鸟警察》(The Rookie)。红木 / 破碎的心。犯罪剧 21.35 heute-show 22.15 《波米在煎》(Böhmi brutzelt) 22.45 ZDF喜剧之夏。嘉宾：莫里茨·诺伊迈尔 (Moritz Neumeier)、安娜·卢西亚 (Ana Lucía)、卡尔·约瑟夫 (Carl Josef) 23.15 《Maithink X - 节目》(Maithink X - Die Show) 23.50 《Neo Ragazzi》。访谈节目。主持：索菲·帕斯曼 (Sophie Passmann)、汤米·施密特 (Tommi Schmitt) 0.35 《12号之夜》(In der Nacht des 12)。犯罪电影，法 / 比 2022. 主演：巴斯蒂安·布永 (Bastien Bouillon)

14.00 《集装箱大战》(Container Wars) 15.00 《克劳泽管家 - 必须有秩序》(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喜剧剧 15.30 《克劳泽管家 - 必须有秩序》(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喜剧剧 16.00 《阿克塞尔》(Axel) (2)。朋友和其他敌人 16.30 《阿克塞尔》(Axel) (3)。女人和其他药物 17.00 《Ladykracher》。节目 18.00 《帕斯特夫卡》(Pastewka)。与布鲁克女士的一天。喜剧剧 18.30 45 – SPORT1足球半场 19.00 飞镖：飞镖世界系列赛。决赛：第1轮。来自阿姆斯特丹 23.00 《深度探讨》(Deep Dive)。飞镖专业选手：压力与心理战！与Robe一起揭秘世锦赛幕后 0.15 《发动机 - 汽车杂志》(Triebwerk – Das Automagazin) (1) 2.10 《汽车狂人》(Car Maniac) (1)

G ■ A ■ ■ ■ G ■ ■ S ■ K ■ H ■ T ■ O P T I M A L ■ E T U I ■ I R R E T A T ■ A V A R U A ■ T Y P ■ U ■ A E R O D R O M ■ W E R T ■ ■ S P E ■ F ■ ■ K N O T E N ■ E U R O P A S U I T E ■ U ■ ■ D A N K ■ D ■ S Y E S ■ R O R A T E ■ ■ A B A R T E M M E R ■ B ■ R ■ R E I S E ■ A ■ P ■ G O B E L I N ■ S ■ ■ R A D E S T E R N ■ R U D I ■ S A E U M E R O ■ I D I O M ■ K R I S ■ F E L D M I M E ■ N A B E ■ G E R E N N E

Sport 1

SWR

12.10 ARD-Buffet 特辑 12.55 《一个天使和保罗》(Ein Engel und Paul)。电视爱情剧，德 2002 14.25 《谁知道这些？》(Wer weiß denn sows?) 15.10 《胡伯特和斯塔勒》(Hubert und Staller) 16.05 《咖啡还是茶》(Kaffee oder Tee) 17.00 新闻 17.05 《咖啡还是茶》(Kaffee oder Tee) 18.00 新闻 18.10 《州报》(Landesschau) 19.30 新闻 20.00 《今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居家护理 - 全天候：家属必须知道的事》(Pflege zuhause – rund um die Uhr: Was Angehörige wissen müssen) 21.00 《谈正事：巴登-符腾堡》(Zur Sache Baden-Württemberg) 21.45 新闻 22.00 《瓦茨曼调查》(Watzmann ermittelt) 22.45 《瓦茨曼调查》(Watzmann ermittelt) 23.35 《宜家的头号敌人 - 俄式生意》(IKEAs Feind Nr. 1 – Geschäfte auf Russisch)。纪录片，德 2025 1.06 斯文·普勒格 (Sven Plöger)，天气会变得多么极端？厄尔尼诺的力量

RTLZWEI

HR

12.00 《爸爸的大奖》(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电视-，德 2006. 主演：海奥·冯·斯特滕 (Heio von Stetten) 13.30 《一切清晰》(Alles Klara)。BioTot。犯罪剧 14.20 《没有斯塔勒的胡伯特》(Hubert ohne Staller) 15.10 《风景绝佳的谋杀》(Mord mit Aussicht) 16.00 《你好黑森》(hallo hessen) 16.45 《黑森新闻》(hessenschau) 17.00 《你好黑森》(hallo hessen) 17.45 《黑森新闻》(hessenschau) 17.55 《黑森新闻体育》(hessenschau Sport) 18.00 《美因塔 - 新闻与花边》(Maintower – News & Boulevard) 18.25 《关键点》(Brisant) 18.45 《顾问》(Die Ratgeber)。杂志 19.15 《所有天气》(alle wetter) 19.30 《黑森新闻》(hessenschau) 20.00 《今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夸克》(Quarks)。杂志 21.00 《就诊》(Visite) 21.45 《黑森新闻》(hessenschau) 22.00 《街道之星》(strassenstars) 22.30 《不存在的日子》(Tage, die es nicht gab) 23.20 《奥德布鲁赫》(Oderbruch) 0.10 《爸爸的大奖》(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电视-，德 2006

5.10 《杂货队》(Der Trödeltrupp)。奥托在沃尔夫冈家 13.55 《SOS - 救援行动》(SOS – Retter im Einsatz)。纪录片真人秀 16.05 《哈茨与衷心 - 每天》(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17.05 《哈茨红金》(Hartz Rot Gold) 18.05 《哈茨与衷心 - 为了》(Hartz und herzlich – für)。毛茸茸的未来？ 19.05 《柏林 - & 夜》(Berlin – & Nacht) (2)。在《柏林 - & 夜》中处于异常状态15年！- 超级精选 / 《柏林 - & 夜》15周年 - 大型周年特别节目 (1) / 《柏林 - & 夜》15周年 - 大型周年特别节目 (2)。纪录片真人秀。 22.15 《裸体吸引力 - 近距离约会》(Naked Attraction – Dating hautnah) (1) 1.55 《杂货队 - 钱在地下室》(Der Trödeltrupp – Das Geld liegt im Keller)。奥托和苏克鲁在萨宾娜家 / 毛罗在莱奥妮家

Tele 5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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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乔伊斯·迈耶 - 享受生活 6.25 电视购物 7.25 乔伊斯·迈耶 - 享受生活 7.50 电视购物。新闻 14.55 星际迷航：传奇。星际迷航的救援 15.05 星际迷航 - 下一代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际迷航 - 下一代 17.10 滑动者 18.10 星际迷航 - 下一代。科幻剧集 20.15 洛根阴谋。动作惊悚片，美国 / 加拿大 / 比利时 / 英国 2012. 主演：亚伦·艾克哈特 22.20 24 小时恐惧。惊悚片，美国 / 德国 2002. 主演：查理兹·塞隆，凯文·贝肯，考特尼·洛芙 0.30 火卷风。动作片，英国 2023

5.40 CSI: 纽约 (1-3)。周年纪念 / 最终协奏曲 / 三姐妹。犯罪剧集 8.00 CSI: 追踪凶手 (3-4) 9.35 vox 新闻 9.40 CSI: 追踪凶手 12.20 CSI: 迈阿密 (2 15.00 购物女王 16.00 吉多装饰女王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18.00 First Dates – 两人一桌。纪实肥皂剧 19.00 完美晚餐。包括：第4天：Basti，明斯特兰 20.15 霍比特人 - 斯毛格之荒原。冒险片，美国 / 新西兰 2013. 主演：马丁·弗里曼，理查德·阿米蒂奇，伊恩·麦克莱恩 23.35 vox 新闻 23.55 法医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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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Studio 2。格鲁伯塔勒人做客演播室 / 时事 – 电动轻便摩托车新规 / 手部卫生日 / 书籍推荐 18.30 konkret 18.51 信息与技巧 19.00 联邦州今日 19.23 天气 19.30 图像中的时间 19.51 天气 19.56 体育时讯 20.05 侧写 20.15 罗森海姆警探。一切终有尽头。犯罪剧集 21.05 寻妻，出让农场 22.00 ZIB 22.30 Eco 特辑 23.05 Stöckl 0.05 一个小丑 – 一段人生。纪录片，奥地利 2021 1.50 沃特湖之星之夜 4.25 侧写 4.30 头条背后。访谈。主持：帕特里克·巴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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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北方谋杀案 12.55 花园与美食 13.40 北方谋杀案 2 14.25 苦甜巧克力之爱。电视电影，德国 2003 16.00 rbb24 16.15 在友谊之中 17.05 熊猫、大猩猩等 17.53 我们的沙人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之日 19.30 rbb24 晚间新闻 20.00 日报 20.15 初学者孙辈。喜剧，德国 2020 21.55 rbb24 柏林 22.25 景观谋杀案 23.15 景观谋杀案 0.05 越界。孤注一掷。犯罪系列剧，德国 2017. 主演：托马斯·萨巴彻，安克·雷茨拉夫，菲利普·卡罗伊 1.35 越界。法外之地。犯罪系列剧，德国 2017. 主演：托马斯·萨巴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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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麦盖先。伪造者与谎言 12.00 FBI: 特别犯罪组 13.00 Castle。犯罪剧集 14.50 Bull。马基雅维利 15.50 Kabel Eins: 新闻时间 16.00 Bull。细节中的魔鬼 16.55 生活大冒险每日。山地牧场之梦。杂志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 专业人士来了 18.55 注意检查！我们来处理。报道系列 20.15 罗辛的餐厅 – 星级厨师大整顿！“Magicuisine”，新乌尔姆 / “Rother Kuppe”，豪森 / “Rossini”，多特蒙德。主持：弗兰克·罗辛 2.00 Kabel Eins: 新闻时间 2.05 罗辛的餐厅 – 星级厨师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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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普征召德甲球员

作者：克里斯托夫·克尼尔（Christof Kneer）和菲利普·塞尔多夫（Philipp Selldorf）

尤尔根·克洛普近期频繁出现在德甲联赛的看台上。他现在究竟在憧憬着怎样的球员名单？

就职后的四场国际比赛：新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以一份极其庞大的球员名单应对这一新情况。其中一些名字可能会令人惊讶——而埃尔弗斯堡（SV Elversberg）在其中扮演了令人惊叹的角色。

国家队主教练的心是否倾向于埃尔弗斯堡的费利克斯·凯德尔（Felix Keidel，右上）？很有可能。而法兰克福的尤内斯·埃布努塔利布（Younes Ebnoutalib，左下）难道不也应该在胸前佩戴那只雄鹰吗？也就是说：另一只？绝对应该！因为在法兰克福经过几场精彩表现后，他在德国足协（DFB）的一线阵容中同样会，怎么说呢：站稳脚跟。卡里姆·阿德耶米（Karim Adeyemi，左上）和马克-安德烈·特尔施特根（Marc-André ter Stegen，右下）可能即将迎来他们的回归。照片：ALBERT GEA / REUTERS, THIEMO RUDOLPH / STEINSIECK / IMAGO, JULIUS FRICK / DPA, BERND FEIL / M.I.S. / IMAGO

本周四上午10点，59岁的尤尔根·克洛普将公布他为在荷兰（9月24日）、对阵希腊（9月27日）、对阵塞尔维亚（10月1日）以及在希腊（10月4日）进行的欧国联比赛所选定的名单。这种兴奋程度几乎就像世界杯或欧洲杯即将到来一样。那么，如果正如此前报道的那样，世界杯射手德尼兹·温达夫（Deniz Undav）确实没有收到邀请，这意味着什么？这份名单是否已经是一份定调的名单？它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是看重当前状态，还是看重长远的视角，亦或是两者兼顾？克洛普将在法兰克福对此发表看法——但在此之前，已经可以预见几个重点。

宏大计划

照片：BERND FEIL / M.I.S. / IMAGO

不仅是国家队主教练——正如他在利物浦的追随者们所说——是全新的，而且国际比赛赛季的开端也是全新的。在14天的时间里，快速连续进行四场比赛，两场主场，两场客场：这种情况此前从未出现过，这对尤尔根·克洛普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契机，因为国家队主教练在夏末 / 初秋从未能如此长时间地掌控自己的球员阵容——这段时间仅比德国队在最近几届世界杯期间的停留时间略短。

十天四场欧国联：A级第2组开赛

9月24.，星期四 荷兰 – 德国，阿姆斯特丹 / 20.45 塞尔维亚 – 希腊 20.45 9月27.，星期日 德国 – 希腊，奥格斯堡 / 20.45 10月1.，星期四 德国 – 塞尔维亚，慕尼黑 / 20.45 10月4.，星期日 希腊 – 德国，塞萨洛尼基 / 20.45

新的赛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克洛普将比汉西·弗里克和朱利安·纳格尔斯曼在执教初期能更长时间地观察球员并更好地了解他们。他既能要求球员，也能让他们得到休息，因为在四场比赛中他有足够的轮换空间——但考虑到俱乐部教练，他也不能放弃轮换。这种情况显然引发了革命性的构思，即征召一名德国国家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球员名单。人数可能会在30,人左右，传闻甚至可能高达40人。尽管如此，大概不需要准备上下铺，也不需要在花园里为第五个门将和第七个边锋搭帐篷。解决方案是每个度假者都熟悉的——每周更换床铺。

一个分摊四场比赛且无需全员始终在场的人员名单具有多重优势：克洛普不必在拥挤的教室里授课，承担欧战任务的球员将减轻负担，看台上也不必为那些无法进入23人比赛日名单的替补球员预留座位。因此，克洛普可以在部分球员参加两场比赛且仅有轻微疲劳迹象后，就将他们送回俱乐部。从氛围上看，大名单计划极具吸引力：国家队主教练可以让很多球员感到开心，而只需让少数人感到不快。而且由于他显然征召了半个德甲联赛，因此即使突然征召一些仅有3场联赛出场记录的球员也不会太显眼——比如埃尔弗斯堡的后卫费利克斯·凯德尔（Felix Keidel），23岁，或者可能经验也不太丰富的霍芬海姆中场技术球员班巴塞·孔特（Bambasé Conté），23,岁。

但在赫尔佐根奥拉赫的国家队训练营里，重点将不仅是相互了解和烧烤，而是与老对手荷兰的交锋，是如今已具有重要意义的欧国联，是尤尔根·克洛普的良好声誉，以及足球强国德国仅存的一点名声。一次成功的首秀也需要良好的结果。克洛普肯定清楚，如果面对荷兰、希腊和塞尔维亚遭遇接连失败，他那些不同寻常的部署将会被重新评估。赛制或许是新的，但德国的竞争逻辑依然是旧的。

给与拿，说与听

与前任不同，克洛普明白国家队主教练必须被看到且被听到——而且他也明白，仅仅在德甲球场的看台上露面是不够的。对他而言，在首场比赛前与教练员和俱乐部进行沟通同样重要。因此，克洛普花了很多时间，在镜头之外进行了一些实地走访。在拜仁慕尼黑和 VfB 斯图加特，他观察了上午的训练课，随后展开交谈：他与负责人马克斯·埃贝尔（Max Eberl）、法比安·沃格穆特（Fabian Wohlgemuth）和亚历克斯·韦尔勒（Alex Wehrle）进行了交流，与教练同行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和塞巴斯蒂安·赫内斯（Sebastian Hoeneß）以及几乎所有现役和潜在的国家队球员进行了沟通。刚刚康复的塞尔日·格纳布里（Serge Gnabry）在场，具有潜力且令人感兴趣的汤姆·比绍夫（Tom Bischof）以及 VfB 新的中锋杰南·佩奇诺维奇（Dzenan Pejcinovic）也在场。克洛普不仅接触了 DFB 的“御用供应商”，他还访问了其他球队（以下仅为部分示例），例如美因茨足球俱乐部（FSV Mainz），与弗赖堡的朱利安·舒斯特（Julian Schuster）和霍芬海姆的克里斯蒂安·伊尔策（Christian Ilzer）进行了交谈，并通过视频电话让弗赖堡后卫菲利普·特罗（Philipp Treu）感到惊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尽管对于一名领导者来说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程度的个人出席率在以往是绝无仅有的。

洛基 VI

马克·特尔施特根（Marc ter Stegen），34 岁，与洛基·巴尔博亚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但“回归”的次数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特尔施特根会再次为国家队戴上手套这件事，在不久前看来，不，并非不可想象。情况更糟糕：人们根本不再想到他了。只有在 DFB，人们没有忘记他，尤其是守门员教练安德烈亚斯·克罗嫩贝格（Andreas Kronenberg）留任了。早在担任汉西·弗里克（Hansi Flick）的技术顾问时，他就将特尔施特根选为曼努埃尔·诺伊尔（Manuel Neuer）的接班人，而他现在再次启动这一计划。特尔施特根最近从 FC 巴塞罗那（在那里他被汉西·弗里克弃用）租借至阿贾克斯（Ajax Amsterdam）效力——而那里恰恰是克洛普国家队首秀的地点。特尔施特根可以期待掌声：他在阿贾克斯已确立了主力门将的地位，且在过去几周参加的比赛场次，几乎与他在巴塞罗那和吉罗纳足球俱乐部过去两年参加的场次一样多。

但特尔施特根是否还能在 DFB 开启作为经典一号门将的职业生涯，目前尚不明确。也许他仅仅是一个新的、比原版年轻两岁的奥利弗·鲍曼（Oliver Baumann），因为真正的奥利弗·鲍曼因年龄原因不再被征召。那么特尔施特根最初仅仅是一个可靠的临时替代方案，直到最迟在下一次赛事中，拜仁慕尼黑的门将再次（或像往常一样）出现——尽管这次不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由曼努埃尔·诺伊尔出任。展望 2028 年欧洲杯，23 岁的约纳斯·乌尔比格（Jonas Urbig）是 DFB 主力位置的明确热门人选，领先于特尔施特根、亚历山大·纽贝尔（Alexander Nübel）以及像芬·达门（Finn Dahmen）、诺亚·阿图博卢（Noah Atubolu）、米奥·巴克豪斯（Mio Backhaus）和丹尼斯·赛门（Dennis Seimen）等更年轻的竞争者。

拉姆之后的空白

哎，又是右后卫。一个令人厌烦且枯燥的话题。自从菲利普·拉姆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后退役以来，德国一直在寻找一个理想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解决方案。由于缺乏此类方案，德国国家队主教练们一直反复启用约书亚·基米希——并相应地扭曲他们的战术体系，好让基米希觉得他至少还像个中场球员。熟悉克洛普执教履历的人知道，这种扭曲的方案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克洛普青睐经典的四后卫防线，且配备一名真正的右后卫——这使得一些无名之辈突然获得了令人惊讶的职业机会。因此，本周从法兰克福的知情人士那里听到了一句绝妙的话：“这棵‘树’并非凭空出现”——这是在暗示法兰克福的右后卫埃利亚斯·鲍姆（Elias Baum, 20,），据说他已进入克洛普的大名单。弗赖堡的年轻人菲利普·特罗（Philipp Treu）也被视为右后卫专家，克洛普曾与他进行过视频通话，斯图加特的约沙·瓦格诺曼（Josha Vagnoman）同样如此。

那么基米希呢？哎，别再讨论这个话题了。他现在当然在中场踢球。结束，完结，尼古劳斯（莱纳·卡尔蒙德）。

为德国效力的埃尔弗斯堡

从 SV 埃尔弗斯堡模式演变成了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模式。根据提前披露且大部分已获确认的关于克洛普名单的报道，除了拜仁慕尼黑和 VfB 斯图加特，SV 埃尔弗斯堡也成为了德国足协（DFB）的“御用供应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潜在新国脚的足迹都指向了萨尔州。惊喜王牌凯德尔（Keidel）仍在凯泽林德（Kaiserlinde）效力，而惊喜候选人埃利亚斯·鲍姆（法兰克福）、班巴塞·孔特（Bambasé Conté，霍芬海姆）和尤尼斯·埃布努塔利布（Younes Ebnoutalib，法兰克福）近期都以租借身份在该队效力。国脚尼克·沃尔特马德（Nick Woltemade）也在埃尔弗斯堡度过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培养年。而下一个 SVE 候选人已经出现：弗朗西斯·奥尼耶卡（Francis Onyeka）被勒沃库森派往这座小镇学习。

埃尔弗斯堡的成就令人赞叹。但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甚至更令人困惑的是，来自一个省级俱乐部的天才球员，直接或间接进入德国国家队的数量，竟然比来自勒沃库森或多特蒙德的还要多。

作为组织者的边锋

“如今的组织者在边路，”尤尔根·克洛普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说道。在他的首份名单中，这种意识形态极大概率会显现出来（参见德国足协候选人卡里姆·阿德耶米、赛义德·埃尔·马拉、伦纳特·卡尔、杰米·勒韦林、克里斯·富里希、凯文·沙德、布拉扬·格鲁达等等……）——这与前任主教练朱利安·纳格尔斯曼的名单不同，后者的边路进攻在世界杯期间基本上只靠勒鲁伊·萨内。

不动用武器地创造既成事实

在勒沃库森 04 队的每场比赛中，鲁迪·沃勒（Rudi Völler）都陷入了矛盾之中：作为勒沃库森的球迷，他为进攻型中场球员易卜拉欣·马扎（Ibrahim Maza）的表现感到高兴，因为后者的表现一直在稳步提升。但作为德国足球协会（DFB）的官员，他却感到痛苦，因为出生在柏林的马扎更愿意为阿尔及利亚队效力，而非德国队。双重或三重足球国籍是该协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

目前看来，克洛普（Klopp）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创造既成事实：出生在法兰克福、父亲为摩洛哥人的尤尼斯·埃布努塔利布（Younes Ebnoutalib）应尽快被绑定在德国国家队。理想情况下，这也适用于正受到意大利队争取的前锋尼科洛·特雷索尔迪（Nicòlo Tresoldi）。或许还包括沙尔克队那名不知疲倦的中场球员苏菲安·埃尔-法乌齐（Soufiane El-Faouzi），他虽然已经为摩洛哥队首秀，但仍具备为德国足协（DFB）效力的资格。然而，即便克洛普提名一个超宽、超高且超长的球员名单，他也无法容纳所有存在争议的情况。

雷根斯堡 Jahn - 杜塞尔多夫 Fortuna< / td><>1:2 (1:1)< / >< / tr><><>1:0 布杰拉布 (18.), 1:1 韦克瑟 (22.), 1:2 艾克斯勒 (79.).< / ><>< / >< / ><><>杜伊斯堡 MSV - 哈弗尔塞 TSV< / ><>2:1 (0:1)< / >< / ><><>0:1 恩杜卡 (39.), 1:1 苏塞克 (79.), 2:1 杜阿 (90.+4 / 乌龙球).< / ><>< / >< / ><><>- 红黄牌：毛泽洪德 (64. / 哈弗尔塞).< / ><>< / >< / ><><>梅彭 SV - 维多利亚科隆 FC< / ><>1:3 (0:1)< / >< / ><><>0:1 L. 沃尔夫 (33.), 0:2 克洛斯 (55.), 1:2 阿科诺 (69.), 1:3 L. 沃尔夫 (90.+2).< / ><>< / >< / ><><>格罗斯阿斯帕赫 SG Sonnenhof - 费尔 SC< / ><>1:1 (0:1)< / >< / ><><>0:1 海克 (4.), 1:1 F. 艾泽勒 (86.).< / ><>< / >< / ><><>维尔茨堡 Kickers - 亚琛 Alemannia< / ><>1:0 (1:0)< / >< / ><><>1:0 邦加 (41.). - 红牌：巴伊奇 (86. / 亚琛门将).< / ><>< / >< / ><><>英戈尔施塔特 04 - 霍芬海姆 II TSG< / ><>1:2

(1:1)< / >< / ><><>明斯特普鲁士 - 萨尔布鲁肯 1. FC< / ><>3:3 (1:3)< / >< / ><><>罗斯托克 Hansa - 斯图加特 II VfB< / ><>3:2 (1:0)< / >< / ><><>曼海姆 Waldhof - 埃森 Rot-Weiss< / ><>1:2 (0:0)< / >< / ><><>科隆 Fortuna - 韦恩 SV< / ><>0:2 (0:2)< / >< / table>

1404 天后回归

在禁赛四年后回归——这在职业足球中可行吗？ 汉堡体育俱乐部（HSV）后卫马里奥·武斯科维奇（Mario Vuskovic）正在尝试。 球迷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首次训练在大众公园球场举行。

作者：托马斯·许尔纳（Thomas Hürner）

汉堡 —— 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他们非常注重以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其最耀眼的新援。像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维尼修斯（Vinícius Jr.）或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这种量级的足球运动员，在踏入球场草坪后，会向座无虚席的看台挥手，并尝试用几个花式动作让观众惊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颠球失败，并被视频永久记录下来（参见维尼修斯）。但实际上，所有人来到闪光灯阵中仅仅是为了看这位球星。

周二下午，在汉堡的大众公园球场同样聚集了一场隆重的迎接仪式，估计有 7000 名球迷聚集在北看台，等待着一名仅有 42 场德乙比赛经验且 0 场 A 级国家队出场记录的足球运动员。从履历来看，这完全不足以因为人数过多而必须将一次训练从训练场转移到体育场馆中。然而，所有这些人还是来了，为了终于能再次现场目睹这个男人，为了确认他确实重新开始踢球了。

开局糟糕的汉堡队，他直到11月中旬才能参赛

9月15日，马里奥·武斯科维奇（Mario Vuskovic）获准回归汉堡足球俱乐部（HSV）的球队训练，这是他在因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而被禁赛四年后的首次回归。对于汉堡队的球迷来说，这位现年24岁的后卫是清白的，是司法丑闻的受害者。然而，体育司法在这一案件中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这种血液加速剂进行兴奋剂违规，禁赛四年，就这么定了。这也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最终判决。因此，武斯科维奇案的影响远超汉堡市。它引发了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Epo分析程序的广泛批评，并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目前，一部关于武斯科维奇的纪录片正在制作中。

在四年没有职业足球经历后回归，这种尝试在历史上尚属首次。相应的，关注度也极高：电视团队围在球场边，从克罗地亚飞来的记者在新闻看台上熙熙攘攘。曾经的战友，如教练蒂姆·沃尔特（Tim Walter）或后卫塞巴斯蒂安·肖恩劳（Sebastian Schonlau），在下方几排座位观察着情况，一家当地媒体则大肆宣传，为此专门设立了实时滚动报道。

15.17时，他出现在体育场的侧门入口：武斯科维奇在中间，左边是汉堡队队长尼古莱·雷姆伯格（Nicolai Remberg），右边是其副队长尼古拉斯·卡帕尔多（Nicolas Capaldo）。武斯科维奇犹豫了一刻，在角旗附近停下，看向对面的北看台，画了个十字，然后迈出了第一步。掌声、欢呼声响起，第一批合唱开始被唱起。许多球迷穿着背后印有44号的武斯科维奇球衣。在人群中，像在汉堡一贯那样，人们举起了写着 #freeVuskovic 要求释放武斯科维奇的横幅。

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位克罗地亚人是清白的，并质疑国际Epo分析技术的自我保护本能。在汉堡队，当武斯科维奇被推崇为殉道者时，他们也没有表示抗议。这其实很符合管理层的计划，因为通过展现团结，可以掩盖竞技上的失败。

此外，此案还产生了一个受欢迎的副作用：众所周知，马里奥的弟弟卢卡（Luka）上赛季以租借身份在汉堡效力，当时年仅18岁的这位后卫，在每一分钟的比赛中都能看出他对于一支德甲升班马来说过于优秀了。但卢卡认为，汉堡队的管理层在此期间竭尽全力支持他的哥哥马里奥以及武斯科维奇家族——因此，他应该在人民公园球场通过一种类似于“志愿社会年”的方式来回报他们。如今他在布莱顿效力。卢卡·武斯科维奇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他现在被缺失的程度上：汉堡队目前三场全败，进0球失12球，排名垫底。

回归长期禁赛：周二在汉堡队体育场训练的马里奥·武斯科维奇。 照片：S. HÜBNER / IMAGO

年长的马里奥能否改善局面？至少目前还不行，他直到11月15日才能参加比赛，届时他的禁赛期才结束。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规定，球员可以在禁赛结束前两个月重新加入球队训练，从此武斯科维奇还可以进入球队更衣室并使用汉堡俱乐部场地的基础设施。而这一切在周二之前对他都是禁止的。

马里奥·武斯科维奇（Mario Vuskovic）或许不像他的哥哥卢卡（Luka）那样才华横溢，但在当时处于德乙联赛的汉堡队（HSV）中，他是绝对最出色的球员：一名极具侵略性的对抗者，在空间覆盖上充满活力，且脚下球技精湛。他是一名最现代类型的后卫——不过，在他参加最后一场职业比赛时，他已经20岁了，且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自己。武斯科维奇在斯普利特（Split）请了一名私人教练来保持状态，据说他的身体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但那是整整四年没有集体训练，也没有实战经验。

因此，关于他回归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另一方面：汉堡队的后卫线在本赛季的表现也并不怎么出色。

武斯科维奇已经停赛了1404天，周二的时候，这一点确实几乎看不出来，尽管围绕他个人的喧嚣似乎并不总是让他感到惬意。在训练开始前，他穿过由队友们组成的欢迎队列，被队友拍了拍后颈。人群在呼喊：“武斯科维奇！武斯科维奇！武斯科维奇！”不久之后，他在小规模的练习赛以及随后在狭小空间内的训练赛中带球前行。武斯科维奇在三后卫体系的中心位置防守，传球精准，能传出对角线长传，一切都像以前一样。汉堡队主教练默林·波尔津（Merlin Polzin）近日表示，他想向球员们解释一下，围绕这个依然年轻的球员所产生的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他之前的队友中，目前汉堡队阵中仅剩下三名球员：门将丹尼尔·赫尔·费尔南德斯（Daniel Heuer Fernandes）、边锋巴克里·贾塔（Bakery Jatta）和后卫米罗·穆海姆（Miro Muheim）。

训练在一小时后结束，穆海姆表示：“这样的经历要么把你摧毁，要么让你变得更强大。我相信它让他变得更强大了。”汉堡队财务总监埃里克·胡韦尔（Eric Huwer）透露，他的冰箱上贴着一张与武斯科维奇一家的合影。在汉堡队，总是允许存在一些感性色彩。周六，汉堡队将继续面对艰辛的日常。日程表上是一场对阵科隆足球俱乐部（1. FC Köln）的主场比赛，这家传统俱乐部最好不要再次遭遇连续第三场0:5的惨败。武斯科维奇将在看台上观看。根据规定，他不得在替补席附近逗留。

欧联杯

联赛阶段 - 第1轮< / td>< / tr><><>勒沃库森 – NK 采列< / ><>2:0 (1:0)< / >< / ><><>埃里温阿拉拉特 – 布拉格斯巴达< / ><>1:4 (0:2)< / >< / ><><>尼科西亚奥莫尼亚 – 塞尔塔< / ><>1:0 (0:0)< / >< / ><><>AC 米兰 – 本菲卡< / ><>0:2 (0:1)< / >< / ><><>比尔谢巴哈포埃尔 – 萨格勒布迪纳摩< / ><>0:0 (0:0)< / >< / ><><>比雷埃夫斯奥林匹亚科斯 – 比亚韦斯托克亚盖隆尼亚< / ><>2:1 (1:0)< / >< / ><><>安德莱赫特 – 里昂< / ><>1:2 (0:2)< / >< / ><><>格拉茨风暴 – 雷恩< / ><>0:0 (0:0)< / >< / ><><>桑德兰 – AZ 阿尔克马尔< / ><>1:0 (0:0)< / >< / ><><>克里特OFI – 霍芬海姆< / ><>周四 18.45< / >< / ><><>索非亚列夫斯基 – RB 萨尔茨堡< / ><>周四 18.45< / >< / ><><>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 – 马赛< / ><>周四 21.00< / >< / ><><>格拉斯哥凯尔特人 – 布达佩斯费伦茨瓦罗斯< / ><>周四 21.00< / >< / ><><>水晶宫 – 波兹南莱赫< / ><>周四 21.00< / >< / ><><>比尔森维多利亚 – 圣吉罗斯联合< / ><>周四 21.00< / >< / ><><>都灵尤文图斯 – 奈梅根NEC< / ><>周四 21.00< / >< / ><><>利勒斯特罗姆 SK – 托雷恩塞 SC< / ><>周四 21.00< / >< / ><><>圣塞巴斯蒂安皇家社会 – 伯恩茅斯< / ><>周四 21.00< / >< / table>

德丙联赛

第6轮

1. 杜伊斯堡 MSV 6 / 15, 2. 埃森 RW 6 / 13, 3. 科隆维多利亚 6 / 12, 4. 明斯特普鲁士 6 / 11, 5. 罗斯托克汉莎 6 / 11, 6. 萨尔布吕肯 6 / 10, 7. 霍芬海姆 II 6 / 10, 8. 杜塞尔多夫财富 6 / 10, 9. 亚琛阿拉曼尼亚 6 / 9.

国际赛事

<>< colspan="2">英格兰，联赛杯 - 第3轮< / >< / ><><>利物浦 - 托特纳姆热刺< / ><>3:1 (1:0)< / >< / ><><>伊普斯维奇镇 - 阿森纳< / ><>2:4 (0:2)< / >< / ><><>雷丁 - 布伦特福德< / ><>1:2 (0:2)< / >< / ><><>西汉姆联 - 富勒姆< / ><>2:3 (2:2)< / >< / table>

<>< colspan="2">西班牙，西甲 - 第6轮< / >< / ><><>埃尔切 - 皇家马德里< / ><>2:3 (0:2)< / >< / ><>< colspan="2">0:1 迪图罗 (25. / 乌龙球), 0:2 姆巴佩 (33.), 1:2 奥索里奥 (71.), 2:2 费尔·尼诺 (83.), 2:3 埃斯皮 (90.+1).< / >< / table>

<><>巴列卡诺射线 - 巴塞罗那西班牙人< / ><>2:1 (2:0)< / >< / ><><>阿拉维斯竞技 - 瓦伦西亚< / ><>0:1 (0:0)< / >< / ><><>马德里竞技 - 奥萨苏纳< / ><>4:0 (1:0)< / >< / ><><>拉科鲁尼亚竞技 - 塞维利亚< / ><>0:1 (0:0)< / >< / ><><>巴塞罗那 - 桑坦德竞速< / ><>< / >< / ><><>莱万特 - 比尔巴鄂竞技< / ><>< / >< / ><><>塞维利亚贝蒂斯 - 赫塔费< / ><>周四 19.00< / >< / ><><>马拉加 - 比利亚雷亚尔< / ><>周四 21.30< / >< / table>

1. 巴塞罗那 5 / 15, 2. 皇家马德里 6 / 15, 3. 马德里竞技 6 / 13, 4. 塞维利亚 6 / 13, 5. 塞维利亚贝蒂斯 5 / 12, 6. 阿拉维斯竞技 6 / 10, 7. 拉科鲁尼亚竞技 6 / 9, 8. 巴塞罗那西班牙人 6 / 7, 9. 比尔巴鄂竞技 5 / 7, 10. 桑坦德 5 / 7.

忠诚问题

戛然而止：迪诺·托普默勒离开朗斯，因为他被要求解雇一名助理教练。

朗斯 / 慕尼黑 —— 至少，迪诺·托普默勒在朗斯足球俱乐部（RC Lens）经历了一个他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会记得的欧战之夜。在欧冠赛季的揭幕战中，他的球队在第88.分钟被对方打入一球导致1:2落后之后，最终以3:2击败了布拉格斯拉维亚。这场胜利与这位德国教练在北法这家传统俱乐部一个虽不完美但至少可以接受的开局相契合。

不到一周后，在任职总共还不到3个月的情况下，俱乐部宣布与托普默勒“在双方一致同意下”分手。原因并非竞技层面，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公告中也有暗示：“在就球队结构以及教练组的工作方式和组织进行了多次讨论后，俱乐部向教练告知了重新调整教练组结构的意向，”公告称。“由于迪诺·托普默勒无法支持这些结构性变革，”俱乐部决定“终止其职务及其2名助理教练的职务。”在正式公布之前，媒体报道已经揭露了所谓教练组重组的具体内容：俱乐部想要解雇托普默勒的助理内尔森·莫尔加多。显然，对一名长期合作同事的忠诚对托普默勒来说比自己的工作岗位更重要。

体面地失败：迪诺·托普默勒担任朗斯足球俱乐部教练的时光再次结束。照片：MICHAL FAJT / IMAGO

朗斯足球俱乐部在公告中赞扬了托普默勒“真诚的人格和始终体面的表现”，据称他愿意“放弃合同约定的很大一部分离职补偿金”。

39,岁的莫尔加多此前曾作为分析师与45,岁的托普默勒在3个不同的地方共事：卢森堡的杜德朗足球俱乐部（F91 Düdelingen）、比利时的维尔通足球俱乐部（RE Virton），以及在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共事两年半，直到托普默勒在2026.年1月被解雇。莫尔加多被指控的具体原因官方并未公布，但有传闻称：这位葡萄牙人被认为要求苛刻且确实令人不快，这在其他俱乐部员工中反响不佳。

如果属实，且托普默勒在朗斯的时光因其教练组的工作文化而如此突然地结束，那么其中包含着某种讽刺。朗斯位于法国北部的煤矿区，朗斯足球俱乐部被视为一家古老的矿工俱乐部。在夏季的亮相仪式上，托普默勒用法语表示，他期待能够努力工作。为此，他使用了矿业语言中常用的词汇“charbonner”（意为辛苦劳作）。但显然，他的工作也遇到了批评。体育报纸《队报》（L'Équipe）周二提到，人们对他战术的运用以及训练质量存在质疑。

无论如何：在执教这家上赛季法国联赛惊喜亚军兼杯赛冠军的短暂时间里，托普默勒在6场正式比赛中赢了一半。凭借一支在夏季因主力球员转会而发生剧烈变化的年轻球队，他甚至赢得了一个冠军——通过1:0击败巴黎圣日耳曼夺得法国超级杯。当然，在短短几周内，他无法为自己的教练能力提供持久的证明。

但这次分手的异常情况，至少可能会确保潜在的未来雇主很快会对托普默勒产生兴趣。或者：对托普默勒及其助理教练们产生兴趣。塞巴斯蒂安·费舍尔（Sebastian Fischer）

信任危机

但并非梦想之职：主教练多梅尼科·特代斯科（Domenico Tedesco）在博洛尼亚执教仅四场比赛后便被解雇。

米兰 —— 多梅尼科·特代斯科了解意大利足球的传统，他知道离别时该怎么做。“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这位 41 岁的教练在车窗边对着记者的镜头说道。对于意甲联赛被解雇的主教练来说，这种告别词是礼貌之举。特代斯科随后向博洛尼亚的市民和球迷致意：“我衷心感谢所有人的热情接待，”他说，“遗憾的是，我只能在这个体育场出现两次。我深感荣幸。”随后他关上车窗，开车离开了博洛尼亚足球俱乐部位于卡斯泰尔德博莱（Casteldebole）的训练基地。

特代斯科在博洛尼亚的任期仅持续了两个月，这一点在周二晚上已经确定。这家意大利中游俱乐部与其德意混血主教练的分手非常突然，此前并未预告。没有愤怒的拥趸，没有媒体典型的炒作 —— 完全感觉不到埃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正有一场风暴在酝酿。即便是在赛季开局并不理想的背景下也是如此。

在意甲联赛的四场比赛中，特代斯科的战绩是三场败绩和一场平局。

无胜而告终：迪诺·托普默勒（Dino Toppmöller）担任博洛尼亚足球俱乐部主教练的时光再次结束。照片：MALTINTI / GETTY

不过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其中有三场是以 0:1 惜败给亚特兰大、拉齐奥和那不勒斯，这些都是联赛顶尖球队。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一名新教练身上，也发生在一支新球队身上。博洛尼亚足球俱乐部在夏天经历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更迭，多名核心球员如中后卫约翰·卢库米（Jhon Lucumí，加盟都灵尤文图斯）和中场球员雷莫·弗罗伊勒（Remo Freuler，加盟比雷埃夫斯奥林匹亚科斯）离开了俱乐部。

据透露，特代斯科在面对的是既定事实，在签署合同时并不清楚更迭的规模。因此，他尤其需要时间来相互了解 —— 以及获得整个俱乐部管理层的信任。但显然，这正是缺失的部分。

令人瞩目的是，在特代斯科离开后的周三早晨，意大利方面迅速公布了继任者：拉法埃莱·帕拉迪诺（Raffaele Palladino），他可能在几个月前就是俱乐部某些人的首选。帕拉迪诺很年轻，但依然符合意大利足球的语境：具有国际背景的新教练必须证明自己远超那些在意甲成长起来的人。即便后者像 42 岁的帕拉迪诺一样，刚刚在其他地方（贝尔加莫）被解雇。而且：在意大利，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获得发展时间 —— 目前联赛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教练是德国人科斯塔·鲁尼亚伊奇（Kosta Runjaic），他在乌迪内已执教两年。

直到周二，特代斯科还是意甲六名外籍教练之一，但得益于他的意大利家庭背景，他能完美掌握该语言并熟悉意大利足球。因此，在博洛尼亚他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为此他甚至放弃了一份英超联赛的工作，并且在人际关系上适应良好。

据其身边人士透露，特代斯科住在市中心，并且与之前在莫斯科或伊斯坦布尔的经历不同，他能够想象在埃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长期执教。他在俱乐部告知之前先从媒体得知被解雇的消息，这再次让意甲这个“损耗联赛”对待教练的方式显得不堪。菲利克斯·哈塞尔施泰纳（Felix Haselsteiner）

占据优势，但再次战平

第四级别联赛第五场平局：慕尼黑1860队的光影交织

菲尔特 —— 在如今的大规模足球运动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被量化的。人们可以测算出有多少穿49码鞋的进球者在第50分钟得分，身披10号球衣的球员在中心圆内走了多少步，以及当风向来自北北东时，一支球队在周五晚上能赢得多少场主场胜利。

而无需测量便能得知的是：本赛季慕尼黑1860队在格林瓦尔德体育场比赛时，来自西看台及其球迷区的“风”几乎没有吹起。尽管“狮子队”在上周五以3:0击败施瓦本奥格斯堡队，取得了首场主场胜利。

支持者们表现得宽容，但球队在地区联赛赛季的前几周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这种宽容。然而现在，尽管周二晚上在对阵格鲁特菲尔特二队的比赛中以1:1战平，结果令人失望，但可以说，“狮子队”正逐渐打开一扇窗，人们可以通过它窥见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在窗外的百叶窗前，光芒虽然还没有亮到让人无法直视的程度，但——尽管依然存在诸多缺陷——至少变得明亮了一些。

“我认为，我们始终是更强的一方。”

“你可以看积分榜并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中场球员迈克尔·埃伯韦因（Michael Eberwein）在菲尔特表示，“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始终是更强的一场球队。我们只是还不够果断——无论是在前场还是后场。”因此，在赛季第八场比赛中经历第五次平局后，巴伐利亚地区联赛的积分榜将“狮子队”（1860慕尼黑）列在第五位，但埃伯韦因强调：“我们仍处于赛季早期。”

此前与施瓦本奥格斯堡的比赛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瑕疵。在那场比赛中，狮子队在90分钟内也并非像最终结果所暗示的那样不可撼动。不过，慕尼黑1860在一段时间内展现出了相当出色的配合，总的来说，其表现足以让广大庆祝的球迷选择忽略那些“如果……就……”的遗憾。在菲尔特的这场比赛之后，情况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上半场，狮子队的表现令人信服。比赛仅进行5分钟多一点，慕尼黑1860就取得了领先：图奈·德尼兹（Tunay Deniz）在30米开外主罚任意球直击球门，菲尔特的门将未能接住皮球，埃伯韦因轻松补射得分（7.）。

这使得在奥格斯堡比赛中开启的窗口被进一步打开，并为下一场胜利奠定了早期基础。弗洛里安·尼德莱希纳（Florian Niederlechner）本可以迅速将比分扩大为2:0，但他在第11分钟射门打高（11.），随后在第27分钟被门将普吕夫罗克（Prüfrock）化解（27.）。这位前德甲前锋赛后表示：“我们踢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上半场。菲尔特完全没有机会。我们本应该打进2:0和3:0的。”

1860在菲尔特1:1平局中的进球者：迈克尔·埃伯韦因（左）。照片：SVEN SIMON / IMAGO

事实上，狮子队在上半场表现得极其流畅，给菲尔特制造了巨大的麻烦。然而，在下半场开始时，4825名观众（其中超过一半是狮子队的球迷）目睹了慕尼黑1860如何逐渐失去对比赛的掌控。早在上半场结束前，奥马尔·阿卜杜勒·梅吉德（Omar Abdel Megeed）就本可以打进1:1（39.），随后菲尔特带着气势走出更衣室，并确实扳平了比分：在丹尼斯·德雷塞尔（Dennis Dressel）犯规后，对方获得点球，雅各布·恩格尔（Jakob Engel）主罚命中（65.）。

直到此时，慕尼黑1860才重新找回比赛节奏。法比奥·瓦格纳（Fabio Wagner，66.）和尼德莱希纳（76.）本有机会反击，但均未能命中。于是，这个周二的夜晚在来自南方的微风中，以慕尼黑1860再次平局告终。“显然现在少拿了几分，”弗洛里安·尼德莱希纳说，“但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保证一点：分数一定会增加的。”毕竟，狮子队的窗口现在已经打开。 塞巴斯蒂安·莱斯冈（Sebastian Leisgang）

巴伐利亚地区联赛

9. 比赛日

格吕特菲尔特二队 - TSV 1860 慕尼黑< / td><>1:1 (0:1)< / >< / tr><><>0:1 埃伯韦因 (7.), 1:1 J. 恩格尔 (65. / 点球)< / ><>< / >< / ><><>拜仁慕尼黑二队 - 奥格斯堡二队< / ><>0:0< / >< / ><><>1. 纽伦堡二队 - 施瓦本奥格斯堡< / ><>5:0 (3:0)< / >< / ><><>DJK 维尔辛 - 安斯巴赫< / ><>1:1 (0:1)< / >< / ><><>拜罗伊特 - 奥布施塔特< / ><>1:0 (0:0)< / >< / ><><>1. 施魏因富特 05 - 伊勒蒂森< / ><>0:3 (0:2)< / >< / ><><>SC 埃尔特斯多夫 - VfB 艾希施泰特< / ><>0:2 (0:1)< / >< / ><><>FC 梅明根 - 瓦克布格豪森< / ><>0:0< / >< / ><><>下兴 - TSV 布赫巴赫< / ><>延期 (29.9.)< / >< / table>

1. TSV 布赫巴赫 8 / 20, 2. FC 梅明根 9 / 18, 3. FV 伊勒蒂森 9 / 17, 4. DJK 维尔辛 9 / 15, 5. TSV 1860 慕尼黑 8 / 14, 6. 下兴 7 / 14, 7. VfB 艾希施泰特 9 / 14, 8. 埃尔特斯多夫 8 / 12, 9. FC 奥格斯堡二队 9 / 12, 10. SVW 布格豪森 9 / 11.

女子联邦联赛 分册

从现在起由自主负责

作者：安娜·德雷尔（Anna Dreher）

这个夏天，随着一名又一名知名（德国）国家队球员离开德甲联赛，人们再次意识到德国女足必须做出改变。早就在人才阶段，球员们就能收到来自海外极具吸引力的报价。本转会窗口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 岁的莉莎·鲍姆（Lisa Baum）从 RB 莱比锡转会至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据称转会费为 600 000 欧元，而她的履历中甚至还没有一场 A 级国家队比赛记录。本转会窗口最引人注目的联赛则是英格兰女超联赛（WSL），得益于投资者米歇尔·康（Michele Kang）的资金，该联赛甚至能让巴萨偶像亚历克西亚·普特亚斯（Alexia Putellas）身披伦敦城市狮女队的球衣出战。

一段时间以来，WSL 不仅是以财力雄厚的竞争者身份出现，其思维方式也成为了德国俱乐部管理层的榜样。在 2022 年欧洲杯前后，英格兰一、二级联赛的俱乐部决定脱离作为主管组织的英格兰足球协会（Football Association）。从 2024 / 25 赛季起，由女子职业联赛有限公司（WPLL）承担责任。在赢得欧洲杯冠军后的热潮推动下，该联赛现在主要象征着一点：增长。德甲俱乐部希望效仿这一榜样——而德国足球协会（DFB）本周五召开的特别大会将标志着开启这一新篇章的起点。

在首个赛季结束 36 年后，一旦代表们批准基础协议、租赁合同以及章程修订，女子德甲联赛将正式独立。裁判体系和青训培养仍留在 DFB，但从 1. 7 月 2027 年起，由 14 家德甲俱乐部组成的“女子德甲联赛注册协会”（Frauen-Bundesliga FBL e. V.）将作为 DFB 的正式成员，接管赛事运营和市场营销。

人们想说，终于实现了。因为这结束了一个艰辛且复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执行时并不总是符合女足球员的利益，因为有时争端而非进步占据了主导。最初计划由 DFB 和 FBL 共同成立合资企业，但辩论一直持续到升级状态，直到 2025 年 12 月，在 2029 年欧洲杯授予德国举办权的一天后，各俱乐部宣布希望在没有协会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就像男足与 DFL 的关系那样。只不过：这种成功是否能如此简单地复制？

德甲最昂贵的转会之一：莉莎·鲍姆离开莱比锡，现效力于阿森纳。照片：WEIR / IMAGO

更广的覆盖面、更高的可见度、更多的收入以实现更高的专业化——这些才是正确的目标，现在人们预期这些目标能被更快地追求。但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各持牌俱乐部如何看待其女足球员的地位。目前，各球队仍依赖于补贴。而需要多少投资，将由 FBL 主席团（成员包括法兰克福的卡塔琳娜·基尔、慕尼黑的维罗妮卡·萨斯和不来梅的克劳斯·菲尔布里）在新的电视转播权谈判中能争取到多少决定。目前，14 家俱乐部每年的总收入约为 500 万欧元，今年秋季将招标 2027 / 28 赛季起的所有电视转播权。为了推动增长，需要更多的电视转播收入。

FBL（德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希望寻求新路径，这已经释放出了复苏的信号。除了设定最低工资外，联赛还在考虑新的开球时间（取消周一比赛），以及引入保级附加赛和冠军季后赛——不过，沃尔夫斯堡（VfL Wolfsburg）和拜仁慕尼黑（FC Bayern）这两家顶尖俱乐部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而现在肯定已经结束的，是对那个被认为在拖后腿的协会的抱怨。拜仁主席赫伯特·海纳（Herbert Hainer）曾在接受《南德意志报》（SZ）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德国足协（DFB）能做得更多。目前女子足球仍然受到冷遇”。现在，所有俱乐部是否能达到专业化方向上的某些标准，以及确保德甲联赛保持吸引力，完全取决于它们自身的责任。

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徒劳的伸展：拦截球员托比亚斯·克里克（Tobias Krick）未能截住法国队西奥·福尔（Theo Faure）的传球。 照片：SIMION SEBASTIAN TATARU / AFP

寻找等级制度

尽管在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遭遇惨败，德国排球运动员仍成功晋级欧锦赛16强。但在淘汰赛阶段，他们缺失了41岁的进攻核心格奥尔格·格罗泽（Georg Grozer）小儿子。

作者：塞巴斯蒂安·温特（Sebastian Winter）

德国排球运动员原本对对手法国队有着良好的记忆，毕竟对方是奥运冠军。在初夏的国家联赛中，他们击败了这支热门球队；而记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人都知道，后来的金牌得主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险些败给实力极其强劲的德国排球协会（DVV）代表队。在喧闹的南竞技场（Arena Sud）以2:3落败后，格奥尔格·格罗泽小儿子及其队友们流下了痛苦的泪水，而那场比赛是他们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场。那么现在，在分布于整个欧洲大陆的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四国共同举办的欧锦赛上情况如何？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以0:3（21:25, 17:25, 19:25）完败给法国队，表现相当令人沮丧，完全没有机会。

发球未能奏效，接球过于薄弱，无法给防守强悍的法国队制造麻烦。除了相对均衡的第三局外，这场比赛几乎展现出了等级上的差距。

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周二晚上，在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的BT竞技场内，面对仅有650名观众（该场馆可容纳10 000名球迷）且更像二级联赛规模的观众群，唯一的好消息是：新任国家队主教练马西莫·博蒂（Massimo Botti）的球队虽然错失了小组头名，但凭借此前在对阵弱旅土耳其、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瑞士的比赛中全部获胜，仍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16强。对手是本周六（19点）的保加利亚队。

四分之一决赛是德国队的目标。2017年，他们在决赛中负于俄罗斯队获得银牌，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在欧锦赛上取得的最大成就。然而，他们必须在没有现年41岁的强攻手格奥尔格·格罗泽小儿子的情况下作战，后者正受到神经受压的困扰。格罗泽在法国队比赛前可能无论如何都会离开——周一晚上获悉，他的父亲格奥尔格·格罗泽（Georg Grozer）高级已经去世。多年来，德国队一直试图在没有进攻之星格罗泽的情况下在国际赛场上站稳脚跟，因为格罗泽在国家队重大赛事之外，大多专注于其俱乐部职业生涯——今年夏天他也缺席了极其耗费体力的国家联赛周。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尝试取得的成功相当有限。

尽管主攻手莫里茨·赖歇特（Moritz Reichert）周三告诉《南德意志报》：“我们整个夏天都在磨合阵容，目前打出了一场不错的比赛，不应因为这一次失败而偏离我们的方向。”但这种“断奶”过程进展缓慢。一方面，虽然埃里克·勒尔斯（Erik Röhrs）和扬·伯梅（Yann Böhme）是优秀的替代者，但这两人无法达到格罗泽的影响力和气场；另一方面，格罗泽也很难脱离球队。他的梦想是：格罗泽希望最后一次获得奥运会资格——并理想地在2028年与他的女儿莱安娜（Leana，德国女排最大天才之一）一起前往洛杉矶。球队内部的新等级制度可能在之后才会形成。

主力阵容已接近世界顶尖水平，但缺乏阵容深度

在此之前，即便是在自5月中旬就任的博蒂（Botti）执教下，准则依然是：如果格罗泽（Grozer）不在，其他领袖人物必须承担起责任，将压力分摊到多个肩膀上。二传手兼首席战略家约翰内斯·蒂勒（Johannes Tille）、勒尔斯（Röhrs）、主攻手赖歇特（Reichert）、莫里茨·卡利泽克（Moritz Karlitzek）和托比亚斯·布兰德（Tobias Brand），以及拦网员安东·布雷梅（Anton Brehme）和托比亚斯·克里克（Tobias Krick）都拥有足够的经验，并且不仅在2024年巴黎证明了自己具备国际顶尖水准。同样经验丰富的鲁本·肖特（Ruben Schott）在本届欧锦赛此前担任自由人，但由于卡利泽克周一因伤离队，肖特重新回到进攻线；博蒂则指派伦尼·格拉文（Lenny Graven）担任自由人。

毫无疑问：主力阵容多年来已接近世界顶尖水平，问题在于缺乏阵容深度。优秀的年轻球员仅在局部地进入球队，虽然默契度极高，但最迟在2028年开始的新奥运周期将面临巨大的变革。

在此之前，考虑到联邦政府如此重要的资助资金，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获得奥运资格。而本届欧锦赛正是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一方面，欧锦赛冠军将获得前往洛杉矶的直接入场券；另一方面，本次赛事还涉及关键的世界排名积分，这在通往下一届夏季奥运会的道路上同样至关重要。

因此，DVV代表队在本届欧锦赛中走得越远，也符合格罗泽的利益。这样他现在真正最后的体育梦想才能得以实现。

他的名字将永存

老格奥尔格·格罗泽（Georg Grozer senior），绰号“锤子舒尔茨”（Hammer-Schorsch），逝世了。

当老格奥尔格·格罗泽收拾行囊离开布达佩斯时，他在德国还籍籍无名。然而，这位在匈牙利早已是国家队球员的排球运动员，很快便用其无穷的威力让对手感到恐惧，并赢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格罗泽以“锤子舒尔茨”之名载入了德国体育史。周六，他在 62. 岁生日的两天前意外去世——但他的名字将永存。

格罗泽在年仅 21 岁时来到德国，当时他的儿子小格奥尔格已经出生。在同样才华横溢的后辈继承家族传统之前的近二十年里，这位主攻手在新的家乡取得了巨大的体育成就。德国排球协会（DVV）写道，随着他的离世，“德国及国际排球界失去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作为球员取得的成就以及多年来对排球运动的贡献将被人们铭记。”

从 1988 年起，格罗泽在默尔斯体育俱乐部（Moerser SC）书写了他的成功故事。在 90 年代初，他带领这家来自下莱茵地区的俱乐部获得了德国冠军、两次杯赛冠军以及欧洲杯冠军。默尔斯体育俱乐部表示：“格奥尔格是一位非凡的世界级运动员，也是我们俱乐部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他也极具争议，是一个反叛者。

当格罗泽踏入赛场时，其以纯粹力量为特征的独特风格保证了比赛的观赏性。当这位主攻手起跳时，他仿佛伫立在空中；当他挥臂击球时，则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正如《排球杂志》曾写道：“这个男人是一个自然现象。”

格罗泽曾代表德国参加了两届欧洲锦标赛，尽管由于与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发生争执，他的国家队出场次数不超过 19 场。直到他的儿子才在国家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儿子在默尔斯接受了父亲两年的训练，并在父亲的注视下被召入国家队。

二十多年来，这位接应二传手一直是德国排球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绰号和比赛风格都继承自父亲。然而，这位 41 岁球员的时代也正慢慢走向终结，在当前的欧洲锦标赛中，这位明星球员因伤缺阵。

幸运的是，下一位名为格罗泽的排球之星早已准备就绪。在 8 月份随 DVV 女队参加的首届欧锦赛中，莱安娜（Leana），19, 引起了轰动。这位出生在默尔斯的绝顶天才在强悍的进攻威力方面已经追随她的祖父和父亲。而她的妹妹洛琳（Loreen），15, 已经在什未林准备起跳。格罗泽家族与德国排球，他们密不可分。SID, SZ

老格奥尔格·格罗泽。照片：IMAGO

冰熊队的巨大足迹

在六年内五次夺冠后，卫冕冠军柏林队在主教练埃里克·杜波依斯（Eric Dubois）的带领下，带着一些不确定性开启新的德国冰球联赛（DEL）赛季。

慕尼黑 —— 这次能成功吗？还是会再次罢工？本周四，柏林竞技场（Berliner Arena）的缆索装置将受到特别关注。一年前，电机发生故障，导致在新赛季首场比赛前为德国冰球联赛（DEL）现任冠军而升起的横幅，不得不延迟通过人工方式拉至场馆顶棚下。

在新的 DEL 赛季开幕时举行柏林冠军横幅仪式现已成为惯例，在过去的六年里，冰熊队五次被加冕为德国冠军。本周四，当冰熊队在主场对阵施特劳宾老虎队（Straubing Tigers，19.30 Uhr）开启新赛季时，这一时刻再次到来。“这将是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时刻，也是新赛季的一个极佳动力，”柏林队队长凯·维斯曼（Kai Wissmann）表示。

但这次有些事情将有所不同。在六年内带领冰熊队获得五次冠军的塞尔日·奥宾（Serge Aubin）正处于

德国冰球联赛 (DEL) - 第一轮比赛日

柏林冰熊队 – 斯特劳宾老虎队 周四 19.30 科隆鲨鱼队 – 沃尔夫斯堡灰熊队 周五 19.30 纽伦堡冰虎队 – 奥格斯堡豹队 周五 19.30 克雷费尔德企鹅队 – FP不来梅哈芬队 周五 19.30 伊瑟隆雄鸡队 – 英戈尔施塔特ERC队 周五 19.30 慕尼黑红牛队 – 曼海姆鹰队 周五 19.30 施文宁根WW队 – 法兰克福狮队 周五 19.30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仅限通过 www.sz-content.de 进行。不再在柏林的教练席上。他在五月份获得第五个冠军后直接离开，前往瑞士的伯尔尼SC队。他的继任者是埃里克·杜波依斯（Eric Dubois），后者在夏季接任，上赛季在英戈尔施塔特ERC队担任助理教练，此前曾在美国冰球联盟（AHL）担任了九年助理教练。56岁的杜波依斯表示，奥宾留下了“巨大的脚印”，正如奥宾和柏林体育总监斯特凡·里舍（Stéphane Richer）一样，他拥有法裔加拿大血统：“我意识到我必须填补这个空白。”但杜波依斯并不觉得这个挑战太大。“我喜欢压力，”他强调道。

在英戈尔施塔特，杜波依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ERC的管理层那里听说，他的工作方式冷静、礼貌且非常细致。杜波依斯本人曾是一名后卫，在英戈尔施塔特主要负责后卫球员和少打多局面，并与后卫们进行了大量的一对一视频指导。杜波依斯至少对一名柏林后卫非常熟悉：约纳斯·穆勒（Jonas Müller）。十年前，两人曾共同参加北美的训练营，杜波依斯对他非常欣赏，以至于建议温尼伯喷气机队与穆勒签署一份NHL合同。喷气机队的负责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穆勒在柏林成为了冰熊队和德国国家队的支柱。

尽管如此，杜波依斯仍面临一定的质疑——不仅是因为奥宾留下的巨大脚印，还因为这是他首次在职业领域担任主教练。尽管柏林队达成了冠军三连冠，但斯特劳宾队的教练克雷格·伍德克罗夫特（Craig Woodcroft）是唯一 14 位将冰熊队视为夺冠唯一热门的DEL教练。本次DEL教练眼中的大热门是曼海姆鹰队，他们将于周五前往慕尼黑参加一场顶级对决。冰熊队体育总监里舍坚决反对这种质疑。“唐·杰克逊（Don Jackson）在作为助理教练来到冰熊队时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吗？塞尔日·奥宾（Serge Aubin）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吗？”他在杜波依斯的介绍会上反问道。杰克逊和奥宾在首都建立了冰球王朝。

杜波依斯并非冰熊队唯一的新关键位置。两名门将杰克·希尔德布兰德（Jake Hildebrand，现效力于曼海姆）和约纳斯·斯特特默（Jonas Stettmer，效力于英戈尔施塔特）离开了俱乐部，由 28 岁的加拿大人杰克·拉丰泰纳（Jack LaFontaine，首次在欧洲比赛）以及DEL2年度球员约纳斯·内芬（Jonas Neffin）接替。此外，冰熊队传奇人物安德烈·兰克尔（André Rankel）最近不再担任柏林队的助理教练，而是成为了德国国家队主教练。一个新的教练组，一对新的门将组合，“这些在所有球队中都是关键位置，”联赛主席格诺特·特里普克（Gernot Tripcke）说道。他在五月份，在冰熊队连续第三次夺冠后，经常被问到联赛是否会像德甲联赛中拜仁慕尼黑那样陷入类似的乏味局面。特里普克对此不认同，因为前提条件完全不同。他强调，拜仁慕尼黑的预算是德甲第二名的两倍，而冰熊队“绝非联赛中最昂贵的球队”。

准备好迎接新时代了吗？埃里克·杜波依斯，56, 是柏林冰熊队教练席上的新面孔。 照片：O. BEHRENDT / CONTRAST / IMAGO

尽管如此，他们在过去的三个季后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德国功勋球员凯·维斯曼（Kai Wissmann）、乔纳斯·穆勒（Jonas Müller）、利奥·普弗德尔（Leo Pföderl）和弗雷德里克·蒂费尔斯（Frederik Tiffels）为核心的主力阵容得以保留，尤其是前锋普弗德尔在联赛开始前状态火热，在冠军冰球联赛（Champions Hockey League）的前四场比赛中（两胜两负）就攻入了五球。在经历了六年的奥宾（Aubin）时代后，杜波依斯似乎为日常训练带来了新鲜气息。前锋曼努埃尔·维德尔（Manuel Wiederer）在接受《柏林BZ报》采访时表示：“多年来，在塞尔日·奥宾的执教下，很多东西已经变得定型。而杜波依斯则带来了新的重点。”

此外，他们还拥有创造历史的机会：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德国冰球联赛（DEL）球队能够连续四次夺冠。队长维斯曼表示，这是一个“额外的激励”。克里斯蒂安·伯恩哈德（Christian Bern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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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Kriegsgegner in Russland eine Wahl nutzen wollen, die keine ist ► Politik

Süddeutsche Zeitung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AUS POLITIK, KULTUR, WIRTSCHAFT UND SPORT

München,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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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Jahrgang / 38. Woche / Nr. 214 / 4,50 Euro

Das Streiflicht

FOTO: FRIEDRICH BUNGERT

(SZ) Die Zeichen der Zeit zu lesen, ist gerade jetzt von besonderer Dringlichkeit. Wo steht man im Bildungsranking? Wie lange ist mein Job noch KI-resistant? Kann ich 100 Jahre alt werden, wenn ich von jetzt an nur noch Fisch esse? Die letzte Frage ist von besonderer Dringlichkeit, denn mit der Entscheidung für diesen gesunden Ernährungsstil in Anlehnung an japanische Esstraditionen stellt sich immer die anstrengende Frage, welchen Fisch man überhaupt noch essen darf. Bei Kabeljau ist das einfach zu justieren, bei Thunfisch spielt die Antwort bereits in den kritischen moralischen Bereich, und beim Frauennerfling ist die Sache von appetitverleidender Klarheit: Diese Karpfenart ist so gefährdet, dass sie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nicht gefangen werden darf. Wenn doch, muss der Fisch sofort freigelassen werden. Es versteht sich, dass der Frauennerfling nicht gegessen werden darf, schon gar nicht in der Gastronomie.

Genau das ist jetzt aber geschehen. Ein Sterne-Restaurant in St. Gilgen am Wolfgangsee hat ein Frauennerfling-Gericht auf der Karte gehabt. Als Erste darüber berichtet haben die beiden Gastrokritiker der Website „Die Cuisinière & Der Connaisseur“. Ihnen war beim Testbesuch aufgefallen, dass ein „Taco vom Frauennervling“ unter dem „Fang der Woche“ angepriesen wurde. Auf Nachfrage erklärte das Lokal, natürlich handele es sich um einen „Nerfling“. Was die Sache nur orthografisch besser machte, wie die beiden Kenner ausführen, denn hohe Strafen drohen, wenn Tiere, die auf der Roten Liste stehen, auf der Speisekarte landen. Egal, ob sie nun Nervling oder Nerfling heißen.

Die weiteren Recherchen führten zu Rechtfertigungen wie dem Verweis auf einen Privatteich und somit an dieser Stelle zu weit. Sie lenken vom Frauennerfling ab, der sich unerkannt in den Tiefen strömungsstarker Flüsse aufhält. „Brehms Tierleben“ berichtet von einem weiteren engen Verwandten, dem Graunerfling, und kommt trotz vieler Gräten zu dem jedes Edelrestaurant provozierenden Fazit: „Das Fleisch beider wird als wohlschmeckend gerühmt.“ Der leckere Nerfling hat allerdings nichts mit einer Frauen traktierenden Nervensäge zu tun. Er laicht im fruchtbaren Mai, dem Monat Marias. Dass er auch schon ein Nörfling, ein Örfling und eine Orfe war, wie Der Standard schreibt, geht auf das lateinische Wort „orphus“ für einen rötlichen Fisch zurück. Dieser Schillernde ist ein Opfer begradigter Flüsse und ein trauriger Star, dem nur dann Aufmerksamkeit zuteilwird, wenn man ihn öffentlich zubereitet. Wie zuletzt 2024 in der ORF-Sendung „Niederösterreich heute“, begleitet vom Kreislauf aus Empörung und weichgekochten Entschuldigungen. Der Frauennerfling hat Besseres verdient. Möge er bald legal und ohne viel Tamtam verspeist werden. Erst dann geht es ihm wieder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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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U-Länderchefs springen Merz bei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fordern in ein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ein Ende der Personaldiskussionen. Auch die Sozialdemokraten bemühen sich vor den Wahlen am Wochenende um Geschlossenheit.

Von Daniel Brössler, Georg Ismar und Henrike Roßbach

Berlin – Es ist eine konzertierte Aktion, die den Charakter einer parteipolitischen Notbremse hat: Wenige Tage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haben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ich zusammengetan, um ihren schwer angeschlagenen Kanzler und Parteichef Friedrich Merz zu stützen und die Bundesregierung zu stabilisieren. In ein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die am Mittwoch veröffentlicht wurde, schreiben die Landesregierungschefs: „Der Weg zu neuem Vertrauen der Menschen in die Christdemokratie führt über das Zuhören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nicht über Personaldiskussionen.“ Das politische Deutschland brauche mehr denn je Stabilität, es komme jetzt „auf die Geschlossenheit, die Tatkraft und einen klaren Kurs der deutschen Christdemokratie an.“ mit den Mächtigen der CDU am Abend der Wahlen offenbar für zwingend.

Nun habe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Hendrik Wüst und seine Kollegen Boris Rhein (Hessen), Sven Schulze (Sachsen-Anhalt), Kai Wegner (Berlin), Michael Kretschmer (Sachsen), Gordon Schnieder (Rheinland-Pfalz), Mario Voigt (Thüringen) sowie Daniel Günther (Schleswig-Holstein) ihre Position schon jetzt deutlich gemacht. Wüst hatte zuvor als der aussichtsreichste Kandidat gegolten, um Merz im Kanzleramt abzulösen. Allerdings wird im kommenden Jahr in Nordrhein-Westfalen gewählt; ein Wechsel des im Land beliebten Wüst nach Berlin hätte den Sieg der CDU in dem wichtigen Bundesland womöglich gefährdet. Auch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und CSU-Chef Markus Söder galt in Unionskreisen als mögliche Alternative zu Merz. Er hatte dem Kanzler zuletzt aber bereits mehrfach den Rücken gestärkt.

Nun schreib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in ihrer Erklärung: „Deutschland braucht Verlässlichkeit und entschlossenes Handeln.“ Vertrauen werde wieder entstehen, wenn Politik die Probleme und Fragen löse, die die Menschen in ihrem Alltag beschäftigten. „Das ist die feste Überzeugung von uns,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r CDU, und das ist die gemeinsame Verantwortung aller Christdemokraten für unser Land.“ Die Menschen könnten darauf vertrauen, „dass wir ihre Probleme angehen“. Als Ministerpräsidenten „wollen und werden wir gemeinsam mit dem Bundeskanzler unseren Beitrag dazu leisten“. Die Länderchefs griffen auch ein Argument auf, das Merz selbst regelmäßig betont: die Bedeutung der Bundesrepublik in einer unruhigen Welt. Sie wiesen auf die Wahlen in Frankreich, Polen, Italien, Spanien und Griechenland im kommenden Jahr hin, deren Ausgang „ungewiss“ sei. Umso mehr werde es in Europa auf ein stabiles und starkes Deutschland ankommen.

Aus dem Umfeld des Kanzlers hieß es am Mittwoch, Merz begrüße die Unterstützung. Mit der Erklärung demonstriert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ihre Verantwortung für Deutschland. In der aktuellen innenpolitischen Lage gehe es „um Stabilität und um Glaubwürdigkeit bei der Erneuerung des Landes“. Der Kanzler werbe gemeinsam mit den Verfassern „um Sachlichkeit und um das Vertrauen de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den Reformprozess“.

An dieser Geschlossenheit hatte es zuletzt Zweifel gegeben. Insbesondere seit dem Wahldebakel in Sachsen-Anhalt kam aus Partei und Fraktion massive Kritik an Friedrich Merz. Im Raum stand die Frage, ob angesichts der rekordverdächtig niedrigen Umfragewerte für Merz, die Union und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Kanzlertausch nicht unausweichlich sei.

Merz selbst hatte sich deshalb intern über mangelnde Unterstützung beklagt und für den Wahlabend am Sonntag eine Präsidiumssitzung im Konrad-Adenauer-Haus angesetzt. Angesichts der Lage –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te die CDU an der Fünf-Prozent-Hürde scheitern, in Berlin könnte sie hinter der Linken auf dem zweiten Platz landen – hielt man in der Parteizentrale eine Abstimmung

Hendrik Wüst (li.) und Daniel Günth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Schleswig-Holstein, stützen ihren Parteichef. FOTO: POLITICAL MOMENTS/IMAGO

Auch beim Koalitionspartner SPD versucht man, größere Eruptionen zu vermeiden und die Regierung zu stabilisieren. Die SPD-Chefs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setzen dafür auf ein ungewöhnliches Signal der Geschlossenheit, auch um ihre eigene Position zu stärken. Sie haben für Montagabend eine Reihe früherer Parteivorsitzender ins Willy-Brandt-Haus eingeladen, darunter auch der zuletzt mit scharfer Kritik aufgefallene frühere SPD-Chef Sigmar Gabriel. Franz Müntefering ist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verhindert, Gerhard Schröder wurde nicht eingeladen. Durch das voraussichtlich starke Abschneiden von Manuela Schwesig und ihrer SP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rd erwartet, dass sich die ebenfalls umstrittenen Klingbeil und Bas im Amt halten können – aber Schwesig Einfluss auf Korrekturen bei der geplanten Rentenreform nehmen will.

Seiten 2, 4

Fliegenhirn am Ego-Shooter

Fruchtfliegen sind die Internet-Stars der Stunde: Videoschnipsel auf Youtube, Instagram oder Tiktok zeigen die Insekten, die den Egoshooter Doom zocken oder in einer Autosimulation den Blinker setzen und lenken. Was aussieht wie großartiger Quatsch, hat 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Kern: Eine Forschungsgruppe vom Janelia Research Campus in den USA, der Universität Cambridge und Google Research hat Anfang September die vollständige Karte des zentralen Nervensystems einer männlichen Fruchtfliege der Art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im Fachjournal Cell veröffentlicht – und die Datei für alle verfügbar gemacht. „Die Idee war, dies der Fliegenforschungscommunity zugänglich zu machen, damit sie ihre Lieblingsneurone finden können“, sagt die Biologin Katharina Eichler von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die an dem Projekt beteiligt ist. Dass das sogenannte Konnektom eine derart breite Öffentlichkeit finden würde, hatten die Forschenden allerdings nicht erwartet.

Das zentrale Nervensystem einer Fruchtfliege steht komplett kartiert im Internet – und es zockt „Minecraft“ und „Doom“.

Dabei handelt es sich hierbei nicht mal um das erste vollständig kartierte Fruchtfliegenhirn. Bereits im Jahr 2024 wurde das Organ einer weiblichen Fruchtfliege im Internet veröffentlicht. Jetzt aber lassen sich neben dem Gehirn auch die Verbindungen zum Rückenmark der Fliege studieren. „Zum ersten Mal haben wir den Kreis geschlossen zwischen den sensorischen Nervenzellen und der Motorkontrolle“, sagt Eichler. Es sind also alle Verbindungen kartiert, die von einem Reiz zur Bewegung führen. Das Gehirn kann einen virtuellen Körper steuern.

Das haben sich Programmierer zunutze gemacht und das Fruchtfliegenhirn etwa als autonomen Spieler in die Würfelwelt von Minecraft gesetzt. Was dort an virtuellen Reizen auf die Fliege zukommt, wird über die Karte des Fliegenhirns verarbeitet und etwa in Bewegungen umgesetzt. Andere haben das Fruchtfliegenhirn zum Handel mit Bitcoins animiert oder lassen es auf einem neuen iPhone Duo parallel auf zwei Bildschirmen doomscrollen.

Das erste Quatschvideo ihres Fliegenhirns, das Eichler gesehen hat, zeigte eine Fruchtfliege beim Spielen von Beat Saber – ein Lieblingsspiel von Eichler selbst. Dabei muss der Spieler – oder die Fliege – im Takt der Musik auf ihn zufliegende Quadrate mit Lichtschwertern zersäbeln. Eine echte Fruchtfliege könne das nicht, sagt Eichler. „Da würde ich mein Jahresgehalt drauf verwetten.“ Denn die Bewegungen, die all diese Fruchtfliegen in den Simulationen zeigen, sind nicht biologisch echt. „Man kann die Abläufe im Hirn noch nicht wissenschaftlich akkurat simulieren.“

Schon melden sich unter den Kommentatoren Stimmen, die das virtuelle Fliegenhirn bemitleiden. Was man jetzt sieht, ist womöglich ein ernüchternder Ausblick darauf, was die Menschheit damit anfangen würde, sollte eines Tages das menschliche Hirn vollständig kartiert sein. Davon sind Forschende heute allerdings noch weit entfernt. Selbst von einem Maushirn sei gerade mal ein Kubikmillimeter kartiert, sagt Eichler. „Für das ganze Maushirn brauchen wir sicher noch zehn bis 15 Jahre.“

Die Karte des Nervensystems ist zwar komplett, aber wie genau die Reize auf den Bahnen verarbeitet werden, ist immer noch ein großes Rätsel der Neurowissenschaften. Theresa Palm

Und dann: Enteignung?

Bei der Wahl in Berlin könnte die Linke Elif Eralp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werden. Die Frage ist nur, wie das zusammengehen soll: Revolution und Realpolitik.

Die Seite Drei

Pläne für stabilere EU

Ursula von der Leyen will Europa unabhängiger von den USA machen.

Brüssel –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hat in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weitreichende neue Initiativen und Gesetzesprojekte angekündigt. Vor den Abgeordneten des Europaparlaments in Straßburg sprach sie unter anderem über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mit Kanada, Migration, Anpassungen an den Klimawandel und Vorhaben zur Sicherheit und Verteidigung. Die Politikerin präsentierte die EU dabei als eine Macht, die Europas Sicherheit und Selbstbestimmung in einer rauer werdenden Welt sichern soll. In diesem Zusammenhang warb von der Leyen für mehr Unabhängigkeit von den USA. Europa werde seine eigenen Fähigkeiten brauchen, „vor allem zum Schutz unserer nationalen Sicherheit“. Um unabhängig zu sein, müsse man zum Beispiel die Kapazität von Rechenzentren massiv steigern. Beim Thema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olle man sich „mit gleichgesinnten Partnern wie Kanada, de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und anderen Ländern zusammentun“. Unter all den Krisen, die Europas Unabhängigkeit bedrohen, identifiziert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an diesem Tag eine klare Nummer eins: die Wirtschaftskrise. DPA ▶ Seiten 4, 6

Härtere Strafen für Messerangriffe

Berlin – Die Bundesregierung verschärft den Kurs gegen radikalen Islamismus und sogenannte Gefährder.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und 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SPD) stellten am Mittwoch in Berlin ein Zehn-Punkte-Programm vor, das unter anderem die Strafen für Messerattacken und Propaganda für den sogenannten Islamischen Staat erhöhen soll. Sie reagieren damit auf den Anschlag am 25. Juli in Berlin auf den CSD durch einen islamistischen Täter. Messerangriffe sollen härter bestraft, die Überwachung von Gefährdern erhöht werden, etwa durch Fußfesseln. REUTERS > Seite 6

DAS WETTER

Im Nordwesten und Norden ziehen im Tagesverlauf triste Wolkenfelder mit etwas Regen vorüber. In den übrigen Gebieten bleibt es meist trocken. Sonnenschein und Wolken wechseln sich ab. Die Temperaturen lieg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15 und 25 Grad.

Seite 16 und Bayern

Die SZ gibt es als App für Tablet und Smart-phone: sz.de/zeitungsapp

Bundesregierung Der Kanzler steht unter Druck. Entlastungen beim Spritpreis sollen die Stimmung im Land heben. Derweil will sich die SPD als Stabilitätsanker der Regierung profilieren.

Teures Tanken: Derzeit springen die Dieselpreise an den Zapfsäulen mittags vielerorts über Werte von 2,50 Euro.
FOTO: FLORIAN GAERTNER/PHOTOTHEK/IMAGO

Friedrich Merz hat angekündigt,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zu entlasten. Vorschläge dafür gibt es einige, aber bei jedem gibt es einen Haken.

Der Spritpreis soll runter – nur wie?

Von Michael Bauchmüller, Oliver Klasen und Amelie Rosée

Autobahn A4 bei Chemnitz, Raststätte Auerswalder Blick Fahrtrichtung Dresden: Pünktlich um zwölf liegt der Dieselpreis bei 2,909 Euro – wie das so ist in diesen Zeiten. Das Tanken an Autobahnen war schon immer besonders teuer. Jetzt nähern sich viele Preise der Drei-Euro-Marke. In Schwerin, wo am Sonntag gewählt wird, ist der billigste Liter Diesel mittags für 2,519 zu haben. Zahlen, die Potenzial für Unmut haben.

Das wiederum hat auc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erkannt. Eine „Belastungsgrenze“ sei erreicht, hat er am Dienstag gesagt. „Sehr bald“ werde die Bundesregierung einen Vorschlag vorlegen. Nur welchen? Übergewinnsteuern, Spritpreisdeckel, gesenkte Mehrwertsteuer, Direktauszahlungen oder höhere Pendlerpauschale – an Vorschlägen gibt es keinen Mangel. Nur hat jede Idee auch einen Haken, und längst sind nicht alle einer Meinung.

Übergewinnsteuer

Schon länger kursiert die Vermutung, die wahren Gewinner steigender Spritpreise seien die Mineralölkonzerne. Seit Mai untersucht das Bundeskartellamt eingehend die Preisbildung bei Raffinerien. Der Verdacht: überhöhte Preise. Allerdings zeigt sich auch, wie schwierig die Überprüfung ist, denn die Preise sind ständig in Bewegung. „Wir haben es mit einem ‚moving target‘ zu tun“, sagt Kartellamtspräsident Andreas Mundt. Das ziehe sich. Vor allem Sozialdemokraten verlangen deshalb eine schnellere Antwort: eine „Übergewinnsteuer“. Vorbild ist der EU-Energiekrisenbeitrag, mit dem die Europäer in den Krisenjahren 2022 und 2023 Gewinne von Energiekonzernen abschöpften. Nach Zahlen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hatten seinerzeit 13 Unternehmen insgesamt mehr als 2,4 Milliarden Euro Krisenbeitrag angemeldet. Allerdings wäre dies zunächst nur eine Abschöpfung von Gewinnen, noch keine Linderung bei den Preisen. Es könnte also nur eine andere Maßnahme finanzieren. Auch müssten dafür die anderen EU-Staaten mitziehe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macht sich dafür stark; bei einem informellen Rat der EU-Finanzminister soll das Instrument am Freitag Thema sein. In der Regierung gibt es aber Widerstand gegen derlei Eingriffe, allen voran von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Spritpreisdeckel

Letzteres gilt auch für die Idee eines Preisdeckels, wie ihn ebenfalls die Sozialdemokraten fordern. Damit würde den Tankstellen ein Höchstpreis vorgegeben, der sich nach einer vorab festgelegten Formel richtet. Ähnlich verfahren Luxemburg und Belgien. Wie stark die Spritpreise dadurch sinken würden, ist allerdings ungewiss, denn die gestiegenen Rohölkosten würden auch hier einfließen. Und seit der Konflikt abermals eskaliert, liegen sie wieder weit über 100 Euro je 159-Liter-Fass der Nordseesorte Brent. Ökonomen warnen dennoch davor, den Spritpreis per Formel zu deckeln – schließlich würde das die Marktsignale verfälschen. Und die sagen derzeit: möglichst wenig verbrauchen. Am Mittwochnachmittag lag der Ölpreis bei knapp 107 Euro je Barrel.

Tankrabatt

Schon im Frühjahr behalf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einer Steuersenkung: Sie verzichtete auf knapp 17 Cent Mineralölsteuer je Liter, 19 Prozent Mehrwertsteuer inklusive. Doch regional kam unterschiedlich viel davon bei den Autofahrern an. „Auf Eingriffe in die freie Preisbildung wie den Tankrabatt sollte zukünftig verzichtet werden“, schrieb anschließend die Monopolkommission, „weil sie teuer sind, asymmetrisch entlasten, nur unvollständig an die Verbraucherinnen und Verbraucher weitergegeben werden und vor allem knappheitsbedingte Preissignale dämpfen.“ Das saß. Doch in der Bundesregierung kursiert längst eine andere Art Rabatt: eine Senkung der Mehrwertsteuer. Derzeit beträgt sie 19 Prozent, und erhoben wird sie nicht nur auf den reinen Sprit, sondern auch auf Mineralölsteuer und CO₂-Preis. Beispiel Schwerin: In dem Liter Diesel für 2,519 Euro stecken auch 40 Cent Mehrwertsteuer. Würde darauf ein ermäßigter Steuersatz von sieben Prozent erhoben, kostete der Liter nur 2,25 Euro. Dies sei „eine naheliegende Maßnahme“, sagte CDU-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Wirtschaftsministerin Reiche stimmte zu. Eine solche Senkung könnte dort ansetzen, wo die Belastung unmittelbar spürbar sei, direkt an der Zapfsäule, sagte sie in Houston (USA) am Rande eines G20-Energieministertreffens. „Und sie würde mit ihrer Einführung direkt wirken.“

Der Haken: Die Mehrwertsteuer geht an Bund und Länder gleichermaßen, zu einem ganz kleinen Teil auch an die Kommunen. Die Länder müssten also mit der Absenkung einverstanden sein. „Innerhalb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mit den Ländern“ werde derzeit über mögliche Lösungen gesprochen, sagte ein Regierungssprecher am Mittwoch – was darauf hindeutet, dass diese Option ernsthaft erwogen wird. Allerdings kommt schon Gegenwind aus der Wirtschaft: Sie hätte davon wenig, schließlich kann sie die Mehrwertsteuer ohnehin absetzen. „Für Betriebe mit Regelbesteuerung ist die Mehrwertsteuer ein durchlaufender Posten“, klagt etwa Bauernpräsident Joachim Rukwied.

Direktauszahlung

Theoretisch wäre auch eine direkte Zahlung a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möglich. Ministerin Reiche spricht sich dafür aus. „Wenn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länger anhalten, brauchen wir für Menschen mit niedrigem Einkommen auch einen verlässlichen Weg für gezielte weitere Entlastungen“, sagte sie in Houston. Sie hoffe, dass der dafür nötige Mechanismus bis Anfang kommenden Jahres einsatzbereit sei. Bislang gibt es den nur auf dem Papier, das Bundeszentralamt für Steuern treibt dafür seit einiger Zeit die Bankverbindungen de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ein. Besonders schnell geht das aber nicht:

Bislang hat der Staat nur von 19 Prozent seiner Bürger eine IBAN. Vor einem halben Jahr, als Direktauszahlungen angesichts der beginnenden Krise schon einmal zur Debatte standen, waren es 18 Prozent. Das kann also dauern. Selbst wenn die Daten von der Mehrzahl der Bürger vorlägen, bräuchte es immer noch ein „Leistungsgesetz“, auf dessen Basis dann ausgezahlt werden könnte. Aber auch das ist graue Theorie. Für Umweltverbände, die Steuerrabatte aller Art als teure Hilfe für fossile Energien ablehnen, wäre so ein Auszahlungsweg an alle dennoch die erste Wahl. Auch in der Union gibt es dafür Anhänger.

Wie geht es weiter?

Welches Instrument die Bundesregierung ergreife, werde nun intern beraten, sagt Regierungssprecher Stefan Kornelius. Nur zügig soll es gehen. „Sie können sicher sein, dass den Worten sehr schnell Taten folgen werden.“ Vielleicht nicht über Nacht, aber über zwei Nächte, sagt er sinngemäß. Wenig Zeit für viele Probleme – die nicht einfach zu lösen sind.

Geklatscht wird im Keller

Der Kanzler muss gerade um seine Macht kämpfen, aber bei einem Auftritt in Berlin erhält er viel Zuspruch – und gibt erstaunliche Antworten.

So einen angenehmen Auftritt wie in diesem Berliner Gewölbekeller dürfte der Kanzler schon lange nicht mehr gehabt haben. Zuletzt haben sie ihn ja beinahe versteckt. Zu groß war der Unmut vo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der ihm bei Auftritten entgegenschlug. Doch an diesem Dienstagabend ist alles anders. Als Merz den Keller betritt, gibt es langen Applaus. „Vielen Dank für die freundliche und liebevolle Begrüßung“, sagt Merz. Ein Saal voller junger Menschen, die ihn beinahe herzlich empfangen, das erlebt der Kanzler nicht mehr so oft. Am Ende wird er sagen, der Abend habe ihn motiviert und ihm „ein Stück Kraft“ gegeben „in einer Zeit, die verdammt nicht einfach ist“.

Es ist aber auch eine besondere Veranstaltung. Die Konrad-Adenauer-Stiftung hat in die „Deep Eventlocation“ auf einem ehemaligen Brauereigelände geladen. „Die unterirdische Säulenkathedrale bietet ein aufsehenerregendes und spektakuläres Ambiente bei Veranstaltungen verschiedenster Art“, heißt es in der Beschreibung. „In einer Symbiose von moderner Tischkultur und unkonventionellem Ambiente lässt sich alles realisieren.“

Oben muss sich der Kanzler bei jedem Schritt in Acht nehmen – hier unten nicht

Der Adenauer-Stiftung scheint es ein Anliegen gewesen zu sein, zu beweisen, dass sich hier wirklich „alles“ realisieren lässt. Denn wer wäre sonst auf die Idee gekommen, ausgerechnet in diesem Szene-Keller eine Veranstaltung mit dem 70-jährigen Bundeskanzler aus Anlass des 150. Geburtsjahres von Konrad Adenauer zu organisieren.

Die Stiftung hat nach eigener Aussage „rund 170 junge Menschen, die sich in unterschiedlichen Bereichen engagieren und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eingeladen. Dazu gehören Vertreter von Jugendorganisationen, Stipendiaten der Stiftung, Jugendoffiziere der Bundeswehr, aber auch Auszubildende der örtlichen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Deine Zukunft, Deine Fragen“ ist das Motto der Veranstaltung. Gemeint sind natürlich Zukunft und Fragen der Gäste. Aber weil Merz gerade um seine eigene Zukunft kämpfen muss, beobachten alle, wie er sich schlägt.

Das Publikum macht es dem Kanzler einfach. Nach der jüngsten Landtagswahl konnte man den Analysen entnehmen, dass nur noch fünf Prozent der jungen Wähler für die CDU gestimmt haben. In dem Berliner Keller ist es genau andersrum. Ausweislich des Applaus-Verhaltens hat man den Eindruck, dass hier bestenfalls fünf Prozent keine CDU-Wähler sind. An der Kellerwand hängt eine Kunstinstallation. In einem Glaskasten sieht man ein Holz-Krokodil mit offenem Maul. Darüber steht die Warnung: „Watch out for the crocodiles“. Oben, in der Welt außerhalb dieses Kellers, muss sich der Kanzler tatsächlich bei jedem Schritt in Acht nehmen. Hier unten nicht.

Zwei, drei kritische Fragen gibt es dann aber doch. Und die Antworten des Kanzlers darauf sind durchaus bemerkenswert. Etwa als er die jungen Unionsabgeordneten, die im vergangenen Jahr im Streit über ein Rentenpaket den Aufstand gewagt haben, herausstellt. Er habe in seiner Zeit in der Unionsfraktion noch nie erlebt, dass die Jungen in der Fraktion „eine solche Durchschlagskraft entwickelt haben“ wie in diesem Fall, sagt er. So was dürfe natürlich nicht immer passieren, ansonsten sei man nicht mehr regierungsfähig. Aber dieses Beispiel zeige, dass diejenigen, die für Parlamente kandidieren, die sich gut organisieren, gewaltigen Einfluss haben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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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das sei seine Ermutigung: „Machen Sie es einfach.“

Im Gewölbekeller gibt es dafür viel Applaus. Und Erstaunen bei denen, die sich noch daran erinnern, wie erbost Merz etwa auf dem Deutschlandtag der Jungen Union über die Rentenrebellen war. Auch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ob Merz die jetzt von seiner Regierung geplanten Reformen trotz des großen Widerstandes noch durchsetzen wolle, lässt aufhorchen.

„Ja, ich möchte diese Reformen durchsetzen“, sagt der Kanzler, und sofort gibt es Applaus. Ob das jetzt ein Versprechen sei, wird Merz gefragt. „Ja, das ist ein Versprechen, den ernsthaften Versuch zu unternehmen, das hinzubekommen“, antwortet er. Mehr könne er nicht tun. „Ich habe eine Stimme von 630 im Bundestag.“ Es ist ein Moment, in dem man sich fragt, ob Merz sich wirklich gerade so klein gemacht hat. Aber er hat es. „Ja, ich bin der Kanzler, aber sobald es das Kabinett verlassen hat, befinden wir uns auf der hohen Se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schiebt Merz hinterher. Und dort brauche er eine Mehrheit der Abgeordneten. „Das wird ein Kraftakt werden, aber ich möchte es erreichen.“

Merz hat eine ziemlich einfache Botschaft für die jungen Menschen – eine zu einfache?

Es wird auch deshalb ein Kraftakt für den Kanzler, weil die Zustimmung zu seiner Arbeit in der Bevölkerung einen Rekordtiefstand erreicht hat. Als im Gewölbekeller ein Fragesteller darauf hinweist, gesteht Merz ein, große Teile der Bevölkerung hätten kein wirkliches Vertrauen mehr in Politik und Bundesregierung. Sie liefen „einfachen Lösungen“ rechts und links außen nach.

Der Kanzler kritisiert in dem Zusammenhang auch die Stimmung im Land. Werde Deutschland Fußballweltmeister, „tanzen die Menschen auf der Straße“. Schaffe die Mannschaft es dagegen nicht über die Vorrunde hinaus, werde Trübsal geblasen. „Ich bin auch Sauerländer und kein Rheinländer“, gesteht er ein. Aber er arbeite daran, „dass wir das gemeinsam hinbekommen“. Aufgabe der Politik müsse es jetzt „noch mehr als in der Vergangenheit sein, Erfolge zu benennen und gerade jungen Menschen die Zuversicht zu vermitteln, dass wir alle Chancen haben. Das ist meine Botschaft.“ Es ist eine Botschaft, die an diesem Abend gerne gehört wird. Aber es ist auch eine ziemlich einfache, vermutlich zu einfache Botschaft.

„Von Adenauer lernen heißt, den Weg zu gehen, den man als richtig erkannt hat, auch wenn er nicht immer populär ist“, hat Merz in einem Gastbeitrag zum 150. Geburtstag Adenauers in der Rheinischen Post geschrieben. Aber hat Merz es überhaupt noch in der Hand, seinen Weg zu gehen – angesichts des Widerstandes im Land und des Unmuts in der CDU über ihn?

Noch während Merz im Keller spricht, wird draußen bekannt, dass der Kanzler seine für kommende Woche vorgesehene Reise zur UN-Generalversammlung nach New York abgesagt hat. Seine Präsenz in Berlin sei erforderlich, heißt es zur Begründung. Was übersetzt bedeutet, dass die Krise in der CDU so groß geworden ist, dass Merz sicherheitshalber hierbleiben muss. An dieser Lage ändert auch der große Applaus nichts, mit dem Merz an diesem Abend in dem Berliner Keller verabschiedet wird. Robert Roßmann

Unter einem ehemaligen Berliner Brauereigelände bemühte sich der in Bedrängnis geratene Bundeskanzler um Unterstützung. FOTO: MICHAEL KAPPELER/DPA

Treffen mit den Altvorderen

Die SPD-Chefs Klingbeil und Bas hoffen auf Hilfe ihrer Vorgänger.

Die SPD-Vorsitzenden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haben frühere Parteivorsitzende für den Tag nach den 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zu Beratungen eingeladen. Das bestätigten mehrere Quell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Das Treffen ist für Montagabend im Willy-Brandt-Haus angesetzt. Auch der zuletzt mit scharfer Kritik am aktuellen Kurs aufgefallene frühere SPD-Chef Sigmar Gabriel ist demnach mit dabei, ebenso Martin Schulz. Franz Müntefering hingegen ist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verhindert.

Erwartet wird, dass Klingbeil versuchen wird, für sich und Bas größtmögliche Rückendeckung zu organisieren. Durch die Turbulenzen bei der Union und die Spekulationen um einen Austausch vo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will Klingbeil die SPD als Stabilitätsanker der Regierung positionieren. Mit Befremden hatte man zuletzt Spekulationen wahrgenommen, Merz könne die wegen der schleppenden Umsetzung von Sozialreformen in der Union umstrittene Arbeitsministerin Bas aus der Regierung werfen und auf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setzen.

Vizekanzler Klingbeil ist daher gerade bemüht, die Reihen zu schließen, und will auch den Reformkurs in der Regierung fortsetzen. Vor den Landtagswahlen noch galten besonders er und Bas als Wackelkandidaten. Weil die Partei bei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aber besser als erwartet abgeschnitten hat un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ie SPD von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laut Umfragen auf ein starkes Ergebnis von rund 35 Prozent hoffen kann, gilt ein Wechsel an der Parteispitze inzwischen als unwahrscheinlich. Mit Rückendeckung seitens früherer Vorsitzender und einem möglichen Signal der Geschlossenheit dürfte es für die aktuelle Spitze auch einfacher werden, die am Dienstag anstehende Sitzung der Bundestagsfraktion schadlos zu überstehen. Denn auch in der Fraktion wächst der Unmut wegen der desaströsen Zustimmungswerte zu der Regierung. Jedoch dürfte dann das Wort von Schwesig gerade bei der Umsetzung der geplanten Reformen im Bund noch gewichtiger sein.

Nicht eingeladen wurden nach SZ-Informationen unter anderem Gerhard Schröder und Oskar Lafontaine. Die Liste der noch lebenden früheren SPD-Vorsitzenden ist lang: Björn Engholm, Rudolf Scharping, Lafontaine, Schröder, Müntefering, Matthias Platzeck, Kurt Beck, Gabriel, Martin Schulz, Andrea Nahles, Norbert Walter-Borjans und Saskia Esken. An dem Treffen nimmt auch eine Reihe weiterer Funktionäre teil. In der Parteizentrale wurde allerdings versucht, die Bedeutung des Termins herunterzuspielen – es gebe keinen direkten Zusammenhang zum Wahlsonntag und den möglichen Folgen.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auf einem SPD-Parteitag. FOTO: KAY NIETFELD/DPA

Ein früherer Parteivorsitzender warnte Union wie SPD im Gespräch mit der SZ generell vor hektischen Aktionen angesichts der Stärke der AfD und der tiefen Vertrauenskrise der Koalition. Eine Personalrochade habe noch nie ein politisches Problem gelöst.

Schwesig hat bereits deutlich gemacht, dass sie nach dem Wahltag noch stärker das Augenmerk darauf legen werde, was für die Menschen in ihrem Bundesland wichtig sei. So sagte sie am Montag bei einem Besuch der Peene-Werft in Wolgast, ein Mechaniker müsse weiterhin nach 45 Beitragsjahren abschlagsfrei in Rente gehen können. „Das ist meine Aufgabe und das Einzige, was ich erwarte, ist, dass wir das umsetzen, was im Koalitionsvertrag steht.“

Auch Klingbeil und Bas hatten gerade bei dem Punkt zuletzt bereits Gesprächsbedarf mit Merz und der Union angemeldet. Explizit lobte Schwesig die Investitionen aus dem Infrastruktur-Sondervermögen, ihr Bundesland erhalte rund zwei Milliarden Euro, um in Schulen zu investieren, die Digitalisierung voranzutreiben und die Feuerwehren zu modernisieren. Aber immer da, wo sie Entscheidungen kritisch sehe, sage sie das auch künftig. „Das habe ich bisher mit jedem Bundeskanzler und mit jeder Bundesregierung so gehalten, und ich glaube, dass man es auch in einer Demokratie aushält.“ Georg Ismar

Wat wollnse?

Die Linke Elif Eralp hat durchaus Chancen, die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von Berlin zu werden. Und irgendwie würde das ja auch passen, die Partei ist fast genauso rätselhaft wie die Stadt.

Rätselhaftes Berlin. Eher wird die Menschheit die Quantenverschränkung und das absolute Vakuum verstehen, bevor sie auch nur eine Ahnung da-

Von Meredith Haaf und Christian Zaschke von entwickelt, wie diese Stadt tickt. Wobei: Sie tickt ja nicht. Sie spröttert wie ein Schiffsdiesel, dessen Zylinder zur Hälfte mit märkischem Sand gefüllt sind.

Auch andere Großstädte sind voller Gegensätze, aber eben nicht in dem Sinne, dass der Bogen von Bollos in Hertha-Trikots reicht, die im Betonrund des Olympiastadions deutsche Gemütlichkeit empfinden, über Knorren, deren derbe Natur sich in einer grobwortigen Sprache ausdrückt, die sie „Schnauze“ nennen, bis hin zu Elben, die durchsichtig schön an den Ersatzbushaltestellen auf Busse warten, die niemals kommen.

Wobei: Berlin ist ja gar keine Großstadt.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deutlich zu flächig geratene Agglomeration von semiautonomen Mittelstädten, und es ist ein Taschenspielertrick, dass sie als eins erscheint. Die Eingeborenen und die meisten Zugezogenen wissen das, aber wenn man es den Expats im Prenzlauer Dings verriete, wäre das Erschrecken grenzenlos.

Eralp ist eine Art Avatar der großen Versprechen, mit denen die Linke hier antritt

Inmitten dieses enigmatischen Gebildes gibt es eine Partei, genauer: den Landesverband einer Partei, der sich über die Jahre in seiner Unergründlichkeit der Stadt angeglichen hat wie eine Hundehalterin ihrem Hund. Die Linke insgesamt zeichnet sich seit jeher durch eine enorme Zahl an innerparteilichen Strömungen aus, doch im Berliner Landesverband folgen auf Arterien, Arteriolen und Kapillaren unbekannte Gefäße, die so klein sind, dass sie keine Namen tragen.

Es ist ein lauer Samstagabend, als die beiden Rätsel zusammenkommen, Stadt und Partei, am Mierendorffplatz, der in Charlottenburg liegt und natürlich genau nicht ist, was man sich unter Charlottenburg vorstellt. Aber auch der alte, reiche Westen Berlins hat unschöne, dunkle Straßen, hässliche Wohnblocks und Menschen, die nicht im Jugendstil-Eigentum, sondern bei Vonovia zur Miete wohnen.

Elif Eralp, Spitzenkandidatin der Berliner Linken, steht hier auf einer Bühne vor rund zweihundert Leuten. Einige haben sich bei den Spätis am Platz schon Biere besorgt, gleich soll getanzt werden. Vorher will Eralp noch etwas loswerden, sie brüllt ins Mikro: „Wir holen uns von denen da oben diese Stadt zurück.“ Und: „Ihr alle zieht mit mir ins Rote Rathaus.“ Nur das leise, aber penetrante Kratzen in ihrer Stimme lässt erkennen, dass sie eigentlich gar nicht so zum Schreien neigt.

Eralp, seit 2017 Mitglied der Linken, kandidiert für das Amt der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in in Berlin und ist dabei so etwas wie der Avatar des sehr großen Versprechens, mit dem die Linke in der Hauptstadt angetreten ist. Es geht um mehr als die Vergesellschaftung großer Wohnungskonzerne. Um mehr als einen Preisstopp im öffentlichen Nahverkehr, oder darum, dass Eralp als Bürgermeisterin einen Neujahrsempfang für Obdachlose im Roten Rathaus geben will.

Die Bandbreite der Linken ist mindestens so groß wie die Bandbreite der Stadt, in der sie stärkste Kraft werden will. Zur Partei gehören Intifada-Fans in Neukölln ebenso wie Ostberliner Macherlinke. Wo sie sich einig sind? Dass es für radikale Probleme radikale Lösungen braucht. FOTOS: FRIEDRICH BUNGERT

Eralp steht, mit ihrem türkischen Namen und dem immer knallig roten Lippenstift, vor den Berlinerinnen als die Frau, die alles gleichzeitig schaffen will: die angestrengte Hauptstadt zu entspannen und gleichzeitig eine Art Revolution zu betreiben. Um den Hals trägt sie eine goldfarbene Kette mit dem Wort „Mietendeckel“, was einerseits die Berliner Bollos an die Nora-Kette des Modern-Talking-Sängers Thomas Anders aus den Achtzigerjahren erinnern dürfte, und andererseits ein doppelbödiges Spiel mit den Protzsymbolen von Deutschrappern wie Haftbefehl ist, das die Gen Z sofort versteht.

Nun ist Berlin nicht nur eine rätselhafte Stadt, es ist auch die Hauptstadt eines Landes, das gerade vor einer Zeitenwende steht. Seit die AfD vor knapp zwei Wochen in Sachsen-Anhalt mehr als vierzig Prozent der Stimmen geholt hat, schaut nicht nur das Land selbst, schauen nicht nur die Expats vom Prenzlauer Berg, sondern schaut auch die Welt auf ein Deutschland, in dem einiges ins Rutschen geraten ist. Die alten Klischees galten ja im Ausland größtenteils weiterhin, auch wenn sie die Realität längst nicht mehr abbildeten: Deutschland, das Land der Effizienz, der Pünktlichkeit. Das Land, das so langweilig ist, eben weil es so wenig Rätsel in sich trägt, sondern einfach funktioniert. Umso größer ist jetzt das Erstaunen.

Dass von den Klischees schon länger nicht mehr viel übrig ist, ist das eine. Dass, und hier ist das Wort ausnahmsweise angemessen, ausgerechnet in diesem Land, also tatsächlich in dem Land, in dessen Hauptstadt mit einem Denkmal der sechs Millionen Juden gedacht wird, die im Holocaust von Deutschen ermordet wurden, jetzt eine vom Verfassungsschutz in Teilen als rechtsextrem eingestufte Partei in einer Weise reüssiert, die es ihr erlaubt, womöglich in Bundesländern zu regieren, ist eine Wahrheit, mit der nicht nur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zu kämpfen haben. In Berlin wird die AfD ihr Ergebnis jüngsten Umfragen zufolge auf rund 18 Prozent verdoppeln, doch mit dem Schwung aus Sachsen-Anhalt könnte sie auch noch besser abschneiden. Die Linke steht bei rund 21 Prozent, sie könnte stärkste Kraft werden. Die CDU steht bei rund 20 Prozent, die Grünen bei 16, die SPD bei 11.

Ines Schwerdtner ist Bundesvorsitzende der Linken, hält sich im Wahlkampf jedoch größtenteils zurück und überlässt Elif Eralp die Bühne. Wenn Schwerdtner aber doch auf den Straßen unterwegs ist, sagt sie, dann spüre sie besonders bei Frau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eine

Wegner ist ja eher nicht als Kai der Große in die Geschichte eingegangen

Begeisterung wie noch nie. Das Gefühl, endlich gesehen zu werden, weil Eralp nun einmal so aussehe, wie sie aussieht, während die anderen Kandidaten alle Variationen des Namens Stefan zu tragen scheinen. Diese Beobachtung finden viele Linke so treffend, dass sie auf k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fehlen darf. Dazu kommt die besondere Rolle Berlins als Hauptstadt. Schwerdtner sagt: „Berlin ist der große Leuchtturm. Deshalb wäre ein Sieg der Linken wichtig als Signal. In dem Sinne: Die AfD ist so stark überall, aber es gibt auch eine Bewegung, die gegenläufig ist. Berlin wäre also gewissermaßen die Hauptstadt der Gegenbewegung.“

In dieser Hauptstadt der Gegenbewegung sind die Grenzen zwischen Unübersichtlichkeit und Unregierbarkeit immer fließend. Gewählt wird am Sonntag das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also das Parlament des Landes Berlin, gemäß dessen Mehrheiten eine Regierungskoalition gebildet, eine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oder ein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gewählt und ein Senat bestimmt wird. Gewählt werden aber auch die Bezirksverordnetenversammlungen (BVV) der zwölf Bezirke, die dann jeweils einen Bezirksbürgermeister wählen.

Wie für die Linke sind für die Stadt die Kapillaren als kleinste Einheit nicht klein genug. Die Verzweigungen sind endlos. Organisatorisch ist Berlin ein Land mit zwölf Kommunen, die jeweils größer als viele deutsche Kleinstädte sind. Innerhalb dieser Kommunen gibt es Ortsteile, die wirken, als habe jemand wahllos Mosaikstücke mit einer Heißklebepistole aneinander befestigt. Dass zu Neukölln die Wohnblocksiedlungen der Gropiusstadt und das beschauliche Britz gehören, passt wie ein eckiges Klötzchen in ein rundes Loch. Dass zu Lichtenberg die Plattenbauten an der Herzbergstraße ebenso wie die Penthouse-Wohnungen an der Rummelsburg gehören, ist fast schon eine Provokation.

Es ist nicht allen Bezirksstadträten gegeben zu verstehen, dass manche Straßen über die Grenze ihres Bezirks hinausgehen. Doch die Berliner Straßen machen, was sie wollen, sie scheren sich nicht um die scheinbar willkürlich gezogenen Grenzen, was dazu führt, dass für manche Straßen mehrere Bezirke zuständig sind.

Es gibt in solchen Fällen genau drei Möglichkeiten: Die Bezirke sprechen sich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richtung von Baustellen untereinander ab, weil alles andere Wahnsinn wäre und völliges Chaos verursachen würde. Oder die Bezirke verfahren nach der Methode Berlin: Wat wollnse? Oder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Hauptverkehrsstraße. Für die ist der Senat zuständig. Das ist im Prinzip gut. Allerdings hat der Senat oft sehr, sehr viel zu 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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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ichtigste Projekt des noch amtierenden Bürgermeisters Kai Wegner war eine Verwaltungsreform, die Transparenz und mehr, wie er das nannte, „gesamtstädtische Steuerung“ in das Zuständigkeitsknäuel Berlins bringen sollte.

Wegner ist dann aber nicht als Kai der Große in die Stadtgeschichte eingegangen, der das Knäuel mit einem Hieb durchtrennt hat, sondern als der Mann, der während des großen Stromausfalls im Januar dachte, es sei in Ordnung, erst mal Tennis spielen zu gehen, um den „Kopf frei“ zu kriegen. Diese Art der gesamtstädtischen Steuerung konnte er selbst in Berlin nicht im Sinn des „Wat wollnse“ wegerklären, und so blieb er zwar vorerst im Amt, aber zur Wahl tritt statt seiner jetzt ein Mann namens Stefan Evers für die CDU an, der erst einmal ein paar Plakate mit einem Slogan aufhängte, den er sich überlegt hatte: „Ich bin konservativ. Und das ist auch gut so.“

Die Anspielung haben die Boomer-Bollos vermutlich verstanden, aber der Gen Z musste er womöglich erklären, dass er sich damit auf einen Satz des früheren Bürgermeisters Klaus Wowereit bezog, der sich im Jahr 2001 mit den Worten outete: „Ich bin schwul. Und das ist auch gut so.“ Der neue Slogan passte in seiner Rätselhaftigkeit eigentlich ganz gut zu Berlin. Was wollte Evers damit sagen? Dass er ebenfalls schwul ist, aber anders als Wowereit nicht Mitglied der SPD? Beides entspräche der Wahrheit.

Solcherlei leise Unklarheit ist jedenfalls nichts im Vergleich zu der enormen Bandbreite, die sich bei der Berliner Linken findet. Diese lässt sich am besten auf einer kleinen Reise durch die Stadt erleben, bei ein paar Besuchen. Erste Station: Lichtenberg. Hier wohnt die Abgeordnete Claudia Engelmann, Sozialarbeiterin, queere Mutter, aufgewachsen in Tangermünde, einem Städtchen in Sachsen-Anhalt, das auch Ulrich Siegmund von der AfD hervorgebracht hat. Sie kämpft in ihrem Bezirk, der eine hohe Armuts- und Alleinerziehendenquote hat, um das Direktmandat, wettert gegen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r Wehrpflicht und verteilt manchmal Döner an hungrige Teenager. Sie sagt: „Es geht hier nicht um mich. Wenn ich hier verliere, gewinnt die AfD.“

Zweite Station: Im Wedding zieht die stellvertretende Landesvorsitzende Martha Kleedörfer jede Woche mit vielen Dutzend Helfern von Haustür zu Haustür. Sie trägt einen tätowierten Teufel auf dem Bizeps und ein Seidentüchlein mit Kufija-Muster um den Hals. Die Israelflagge am Roten Rathaus ist aus ihrer Sicht ein „Trigger“, der abgehängt gehört. Sie fordert, wie viele in der Partei, einen „Stopp der Waffenlieferungen in alle Kriegsgebiete“, spricht dabei aber nicht über d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oder Wladimir Putin. Jeden Tag macht sie in munteren Reels bei ihren 8600 Instagram-Followern Stimmung und sagt, dass die Vergesellschaftung die „oberste Priorität in einer Rot-Rot-Grünen Koalition“ haben muss.

Dritte Station: In Neukölln sagt die Kandidatin Vanessa Emde, dass sie eine Regierungsbeteiligung ihrer Partei in Berlin ablehnt, genau wie viele andere in ihrem Bezirksverband. Bei einer Kundgebung am „Nakba-Gedenktag“ im Mai, der an die Flucht und Vertreibung der Palästinenser seit 1947 erinnern soll, hatte sie gesagt, es gebe „kein Existenzrecht für Staaten“. Ihr

Kollege Ahmed Abed, der Bürgermeister in Neukölln werden will und sich selten ohne Kufija zeigt, antwortet auf die Frage, was er für Neukölln tun wird, immer nur, dass er „eine Stimme des Protests“ sein will.

"Vierte Station: Mitten in der Stadt beim Abgeordnetenhaus sitzt Tobias Schulze beim Frühstück. 1999 trat er der SED-Nachfolgepartei PDS bei, aus der 2007 die Linke hervorging. Seit zehn Jahren ist er Abgeordneter in Berlin und inzwischen Fraktionschef. Er sagt: „Wir sind eigentlich so homogen wie noch nie.“

Das klingt absurd, aber er meint damit eine Homogenität, die Intifada-Fans am Neuköllner Hermannplatz ebenso umfassen kann wie die Ostberliner Macherlinken, weil sie sich hinter diesem Satz von Schulze versammeln können: „Diese Stadt hat radikale Probleme, und dafür braucht es radikale Lösungen.“ Gemeint – jedenfalls von ihm – ist damit vor allem Umverteilung.

Was all die neuen Mitglieder wollen, weiß selbst die Parteispitze nicht

Schulze hat 2023 eine neue Strategie für seine Partei mit erarbeitet, deren Essenz hieß: zurück zu den Menschen. Haustürwahlkampf, Sozialsprechstunden, Mieterberatung, Kiezkantinen, Diätendeckel. Fürsorglich und verbindlich im Umgang, aber hart im Ton, vor allem wenn es um „die da oben“ geht: Das ist der Stil, den sie in Berlin ziemlich perfekt zur Anwendung bringen.

Das könnte jetzt dazu führen, dass die Linke als stärkste Kraft aus den Wahlen hervorgeht und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mit SPD und Grünen führen kann. Oder führen muss, je nachdem, wie man es sieht. Es ist für eine linke Partei immer eine Frage des Prinzips, ob sie in einer Koalition regieren will, in der sie Kompromisse eingehen muss, oder ob sie die Reinheit der Lehre so lang in der Opposition vertritt, bis sie allein regieren kann.

Gerade ist es für die Partei aber auch die ganz konkrete Frage, ob die vielen neuen Mitglieder das mitmachen würden. Nachdem Sahra Wagenknecht die Partei im Herbst 2023 verlassen hatte, lag die Linke am Boden. Einige Monate brauchte sie, um sich zu erholen, seitdem verzeichnet sie einen Ansturm von neuen Mitgliedern. Bundesweit sind es mehr als 130 000, allein in Berlin zählt die Partei mehr als 19 000 Mitglieder, was sie zur mitgliederstärksten Partei der Stadt macht.

Was das Gros dieser neuen Mitglieder im Detail will, weiß allerdings nicht einmal die Parteispitze genau. Mit der neuen Stärke geht daher eine Fragilität einher: die Angst vor dem Absturz, falls man die neuen Mitglieder enttäuscht, die sich zu einem großen Teil in Straßenprotesten politisiert haben.

Dass Revolution und Realismus ausnahmsweise zusammenpassen könnten, geht in Deutschland wohl auch nur in dieser Stadt. Schwerdtner sagt: „Ich finde, dass Berlin ein sehr gutes Beispiel dafür ist, zu sagen, man kann aus der Rolle der Stärke heraus durchaus regieren, mit einem klaren Profil, mit klaren Forderungen. Die Berliner beschäftigen sich mit Mieten, Wohnen ist das Thema Nummer eins. Wir sind die Mietenpartei. Wenn man dann stärkste Partei ist und es eine Machtperspektive gibt, dann wollen wir das auch umsetzen.“

Diese Umsetzung würde Schwerdtner als Strategin eng begleiten, im Detail aber müsste sich Elif Eralp darum kümmern, die Spitzenkandidatin. Sie ist in München geboren und Tochter von politischen Flüchtlingen aus der Türkei. Jurastudium in Hamburg, Umzug nach Berlin, um in der Politik zu arbeiten. Inzwischen hat sie zwei Töchter und lebt in einer zu kleinen Wohnung in Kreuzberg, wie sie sagt: die klassische Zugezogenen-Biografie der Hauptstadt.

Parteichefin Ines Schwerdtner sagt dazu den berlinerischen Satz: „Ich bin Anhängerin von revolutionärer Realpolitik.“

Oft versteht nicht mal die Linke im Osten die Linke im Westen Berlins

Wer Eralp auf der Bühne erlebt, bekommt harte Parolen und viele Phrasen zu hören. Im kleinen Kreis und in direkten Gesprächen scheint sie sich wohler zu fühlen. Sie hört zu und erklärt geduldig, warum Berlin ihrer Meinung nach seinen Schuldenberg noch weiter vergrößern müsse, um die Vergesellschaftung zu finanzieren und all die Preisdeckel, die es bräuchte, um die Stadt so „bezahlbar“ zu machen, wie die Linke es will. An Infoständen spricht Eralp gern gezielt Menschen an, denen man d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ansieht.

Das Problem der israelfeindlichen bis antisemitischen Ausfälle in der Partei moderiert sie hingegen routinemäßig ab und präsentiert einen „Fünf-Punkte-Plan“, um jüdisches Leben in Berlin zu schützen. Ende August bei einem Talk in einer umstrittenen, weil ehemals vom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en Moschee, wollte sie lieber über „antipalästinensischen Rassismus“ als Massenphänomen reden als über Islamismus, der erst im Juli beim Anschlag auf den CSD einen Menschen das Leben kostete und viele andere verletzt und traumatisiert hat.

Das sind die Momente, in denen die Linke im Osten die Linke im Westen Berlins nicht versteht. Claudia Engelmann aus Lichtenberg hat einmal ein Austauschprogramm zwischen den Bezirksverbänden vorgeschlagen. Damit man in Kreuzberg ein bisschen besser versteht, was die Menschen in Marzahn stresst. Und in Lichtenberg, warum in Neukölln ständig über den Klassenkampf oder Israel geredet wird.

Israel ist im Osten sehr weit weg. Bei ihren Veranstaltungen spricht Engelmann über Kinder- und Jugendarbeit. Über soziale Unterstützung für Arme und warum das Geld da besser aufgehoben wäre als bei einer Olympiabewerbung. Zur Vergesellschaftung der großen Wohnungskonzerne, sagt sie, gebe es keine Alternative, und auch nicht zu dem von der Linken geplanten Mietendeckel für die landeseigenen Wohnungen. Gerade in Lichtenberg, wo so viele Menschen bei den großen Wohnungsgesellschaften zur Miete wohnen.

Damit liegt sie auf einer Linie mit Ines Schwerdtner. Für die ist das Thema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ziehungsweise: der Enteignung von großen Wohnkonzernen auch persönlich, denn es ist eines der Themen, über die sie sich politisiert hat. „Ich war selbst in der Initiative aktiv, die den Bürgerentscheid vorangetrieben hat“, sagt sie, „mein Entschluss, in die Linke einzutreten, ist dann daraus entstanden, weil ich gesehen habe, es braucht eine sozialistische Partei, um das auch tatsächlich zu tun.“

Es passt recht gut zu dieser Republik in Aufruhr, dass nun gerade die in weiten Teilen dysfunktionale Hauptstadt ein Zeichen gegen rechts setzen und damit zu einem Hoffnungsträger für die Mehrheit im Land werden könnte. Und dass dieses Zeichen unter Umständen so ausfällt, dass die Stadt eine linke Regierung wählt, die gleich mit dem ganz großen Besteck operieren will: Revolution und Realität, das Symbolische und das Materielle. Einerseits ist verloren, wer seine Hoffnung auf Berlin setzt. Andererseits zieht diese Stadt, ganz Taschenspieler, bisweilen doch noch ein Ass aus dem Ärmel. Man muss halt immer damit rechnen, dass es gezinkt ist.

Vor fünf Jahren, im September 2021, entfielen in einem Bürgerentscheid 59,1 Prozent der abgegebenen Stimmen auf ein Ja zur Vergesellschaftung von Berliner Immobilienkonzernen mit mehr als 3000 Wohnungen. Mehr als eine Million Menschen stimmten dafür. Betroffen wären davon insgesamt 220 000 bis 240 000 Wohnungen. Da dieser Entscheid rechtlich nicht bindend ist, hat der Senat die Sache bis jetzt auf die lange Bank geschoben. Mit einer von der Linken geführten Regierung könnte sich das ändern. Für Schwerdtner wäre es die Gelegenheit, ihre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Wirklichkeit werden zu lassen.

Die rechtlichen Hürden wären hoch. Vermutlich wäre es ein langer Prozess, der von Gericht zu Gericht zöge, mit Klage und Gegenklage, aber theoretisch möglich wäre es nach Ansicht der Linken, auch wenn sich Berlin womöglich auf Jahrzehnte zusätzlich verschulden müsste. „Ich finde, das Thema ist nicht nur symbolisch und emotional“, sagt Schwerdtner, „denn es macht für die Menschen materiell wirklich einen substanziellen Unterschied, und das fällt selten so zusammen.“

Elif Eralp tritt an als Frau, die beides schaffen will: die angestrengte Hauptstadt zu entspannen und gleichzeitig eine Art Revolution zu betreiben.

ENTWICKLUNGSMINISTERIUM

Echte Partner helfen

Von Michael Bauchmüller

orige Woche im Deutschen Bundestag, es geht um Einzelplan 23 des Bundeshaushalts: das Entwicklungsministerium. Die zuständige Ministe-

rin von der SPD erklärt ausgiebig, wie ihre Politik die deutsche Exportwirtschaft stützt. „Unsere Wirtschaftskraft, unser Wohlstand leben von internationaler Zusammenarbeit“, sagt Reem Alabali Radovan. Unionsabgeordneten fällt dazu noch ein, dass diese Zusammenarbeit auch Rohstoffe sichern kann, und selbst eine Grünen-Abgeordnete streicht hervor, dass ein Euro für die Entwicklungshilfe 2,50 Euro an zusätzlichen Exporten bringt. Hilfe zur Selbsthilfe, diesmal andersherum: So weit ist es gekommen mit der deutschen Entwick-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politik.

Ja,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geht es bescheiden. Seit Jahren erlebt das Land, was es heißt, Partner zu verlieren. Die USA überziehen die Welt mit Zöllen und sind mittlerweile das Gegenteil von verlässlich. Der große Handelspartner China ist zum größten Konkurrenten geworden. Russland, einst Lieferant günstiger Energie für die deutsche Exportmaschine, hat sich mit seinem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zum Feind gemacht. Deutschland ist im Schraubstock von Autokraten und Unberechenbaren.

Nur kann die Antwort darauf nicht in der Rückbesinnung auf primär 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 liegen. Sie spricht der Idee globaler Solidarität Hohn und führt über einen Teufelskreis der Eigeninteressen letztlich in die Abschottung – was womöglich jene anstreben, die jede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als Verschwendung öffentlicher Mittel verächtlich machen, allen voran die AfD. Wenn jeder nur noch an sich denkt, ist in diesen Zeiten und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eben gerade nicht an alle gedacht. Da braucht es Hilfe, Partnerschaft, Zusammenarbeit.

Mag sein, dass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nternational an Strahlkraft verloren haben. Die glitzernden Fassaden vieler Golfstaaten scheinen für viele heller; die unverhohlene Machtausübung eines Donald Trump beeindruckt mehr; das gelenkte Wirtschaftsmodell Chinas wirkt überzeugender. Doch nach wie vor steh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für Freiheit, für den Versuch sozialen Ausgleichs, für Demokratie. Die einzige Chance, diese Werte zu transportieren, liegt in stabilen Partnerschaften. Eben jene Partnerschaften, die sich nun vermehrt am wirtschaftlichen Eigeninteresse Deutschlands aus- richten sollen.

Die Debatte um die deutsche Hilfe für andere Länder wird zunehmend verengt auf ihren Nutzen für die Wirtschaft. Das ist kurzsichtig und dezimiert die Rolle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r Welt

Die Dimension dieses Fehlers zu erahnen, braucht nicht viel Fantasie. Die USA, die einst für ähnliche Werte standen, haben sich aus der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zurückgezogen, sie fallen als Partner aus. Russland und China dagegen bauen Partnerschaften aus, die vor allem auf Einfluss und einseitiger Abhängigkeit basieren. Deutschland, die immer noch drit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steht staunend daneben. Mit seiner zögerlichen Haltung zum Gaza-Konflikt hat Berlin ohnehin viele Partner verprellt, insbesondere in der islamischen Welt. Aber seine Ressourcen lenkt Berlin gerade vor allem in die Verteidigung – als gäbe es keine nicht-militärischen Mittel, die eigenen Interessen und auch demokratische Werte zu verteidigen. Das alles paart sich mit einer wachsenden Not im globalen Süden. Die Krise am Persischen Golf wird auch von dort die ohnehin knappen Mittel vermehrt zu Konzernen umlenken, die über sprudelnde Ölquellen verfügen. Engpässe in der Versorgung mit Düngemitteln werden die Ernten vor allem dort beeinträchtigen, wo Dünger schon vorher ein teurer Luxus war. Verschärft wird das alles durch die Erderwärmung, durch Wetterextreme zwischen Dürre und Sintflut. Verglichen mit den Sorgen des Südens sind die Wachstumsnöte des Nordens harmlos.

Jeder Punkt für sich wäre Grund genug, den deutschen Angang in der Entwicklungspolitik noch einmal zu überdenken; alles zusammen macht es zwingend. Mag sein, dass deutsche Hilfe viel effektiver fließen kann. Aber das spricht nicht gegen die Hilfe an sich. Und ja, natürlich geht es um nationale Interessen. Aber das deutsche Interesse ist nicht vorrangig da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auch wenn das ein scheinbar gutes Argument gegen Kritik von rechts ist.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Interesse liegen vor allem stabile Verhältnisse in der Welt; erst recht in Zeiten, in denen die Autokratie international auf dem Vormarsch ist. Nur verträgt sich das nicht mit sechs Kürzungen des Entwicklungsetats in Folge.

Die Entwicklungspolitik muss raus aus der Defensive. Deutschland hat so vieles anzubieten: verlässliche Partnerschaft und Hilfe, aber auch einen klaren Kompass Richtung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Es braucht diese Partner mehr denn je. Und wenn das nebenbei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nützt – auch gut.

Wieder nur Männer

CDU

Vollkommen unklar in diesen rumpeligen Zeiten, ob Friedrich Merz kommende Woche noch Bundeskanzler sein wird. Vollkommen klar aber schon jetzt, wer es in jedem Fall an seiner statt werden würde: ein Mann. Denn Frauen sind ausdrücklich nicht mitge- meint, wenn über mögliche Nachfolger spekuliert wird. Ist jetzt die Stunde von Markus Söder gekommen? Steht Hendrik Wüst bereit? Alexander Dobrindt? Oder könnte es gar Boris Rhein werden? Vier Männer werden da ins Spiel gebracht, die neben ihrem Geschlecht eint, dass sie alle in ihren Fünfzigern sind – womit sie statistisch nur für etwa sieben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stehen.

Und nein, das ist keine Zahlenspielerei. Es geht dabei um etwas sehr Grundsätzliches: Die Union hat nicht nur ein Politikvermittlungs-, sondern auch ein Repräsentationsproblem. Man wolle wieder eine „CDU pur“ werden, hieß es in der Nach-Merkel-Ära, konservativ, wirt-

VON DER LEYENS REDE schaftsliberal. Wer sich bei dieser Ankündigung kurz fragte, ob damit wieder die 1980er-Jahre anrufen, sah sich kurz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im vergangenen Jahr bestätigt: Da postete Markus Söder ein Bild von sich und Unionsgetreuen. Sechs mittelalte weiße Männer saßen da vor Getränkeinseln und Schnittchen, alle im dunklen Anzug, weit und breit keine Frau. Vollendeter BRD-Biedermeier.

Jetzt, in den Merz-Nachfolgedebatten, ist da wieder weit und breit keine Frau. Reflexhafte Frage an dieser Stelle natürlich: Welche käme denn infrage? Ursula von der Leyen? Politikprofi, aber leider Merkel-Weggefährtin. Nina Warken, die erste Frau an der Spitze des Kanzleramts? Wohl noch zu wenig vernetzt. Aber eigentlich ist es die falsche Frage. Denn dass nun keine Frauen genannt werden, bedeutet ja nicht, dass es keine gibt, die das Zeug zur Kanzlerin hätten. Sie sind nur in der „CDU pur“, diesem Boys Club, nie gefördert worden. Mareen Linnartz

Wer nichts zu sagen hat

Der arme Mark Carney. Da reist der kanadische Regierungschef, der vom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drangsaliert wird, nach Straßburg zum Europaparlament. Er hofft dort auf Stärkung. Aber was wird ihm serviert? Eine deftige Choucroute alsacienne? Nix da – nur Chips und Cola. Sehr viel nahrhafter war das, was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am Mittwoch in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 über die künftigen Beziehungen zu Kanada zu sagen hatte, jedenfalls nicht.

Kanada, so verkündete von der Leyen voller – leider falschem – Pathos, solle „das erste assoziierte Mitglied der EU“ werden, mit Europa verbunden in einer „Allianz für die Zukunft“. Das sind, mit Verlaub, Sprechblasen. Den Status eines „assozierten Mitglieds“ gibt es in der EU nicht. Was also meint von der Leyen? Und „Allianz für die Zukunft“? Meine Güte. Es gibt, wenn man eigentlich nichts zu sagen hat, immer auch die Option, tatsächlich nichts zu sagen. Das gilt auch für zwei weitere Ideen, die von der Leyen lancierte. Die EU brauche angesichts der zunehmenden hybriden Angriffe Russlands einen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rat, forderte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nd einen Konsultationsmechanismus bei bedrohlichen Vorfällen, wie die Nato ihn nach Artikel 4 ihres Vertrags hat. Übersetzung: Die 27 EU-Länder, die sich schon jetzt in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oft nicht einigen können, obwohl ihre Minister und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sich ständig treffen, benötigen mehr Gesprächsforen, um untereinander und mit ihren Verbündeten darüber zu reden, dass sie unterschiedlicher Meinung sind. Ja, liebes staunendes Publikum, unter Eurokraten ergibt diese Logik total Sinn.

Hoffentlich hat wenigstens Mark Carney am Mittwoch irgendwo noch eine Portion Kraut mit Speck und Wurst bekommen. Hubert Wet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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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Zeichnung: Sinisa Pismestrovic

BUNDESKANZLER

Das soll Unterstützung sein?

Von Daniel Brössler

sich damit. Nach dem Wahldebakel von Sachsen-Anhalt wirkte Merz noch unglücklicher und einsamer als zuvor schon. Mit der Verantwortung für den desaströsen Wahlausgang ließen die Parteigranden ihren Vorsitzenden nur zu gerne allein.

sich schon jetzt sagen, dass sie in die Parteigeschichte der CDU eingehen wird. Die Frage ist allerdings, als was. Als Befreiungsschlag für einen Kanzler in Not? Als Dokument der Vernunft in verrückten Zeiten? Oder als wertloser Treueschwur? Sicher ist bislang nur, dass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CDU-regierten Länder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etwas Luft verschafft haben. Lange genug Zeit gelassen haben sie ber die kurze Erklärung mit acht Unterschriften, die am Mittwoch veröffentlicht wurde, lässt

Jeder Einzelne mag sich dabei zunächst schlau vorgekommen sein. Inzwischen ist bei allen die Einsicht gereift, dass die Demontage eines amtierenden Kanzlers nicht wirklich klug ist. Und das schon gar nicht, bevor nicht ein paar Dinge geklärt sind. Als da wären: Steht ein Nachfolger bereit, auf den sich zunächst die Union und dann die Koalition einigen können? Wie soll der Wechsel vonstattengehen? Und was genau würde anders und bitte schön besser werden unter neuer Führung? Das dürften auch die Fragen gewesen sein, die Merz in seinen vielen Telefonaten der vergangenen Tage gestellt hat. Die Erklärung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ist die Antwort, die er hören wollte.

ern, Vertrauen gewinne man nicht mit Personaldiskussionen, dann müsste das auch an diesem Abend noch gelten. Also auch dann, wenn die schlimmsten Befürchtungen eintreten und die CDU im Nordosten unt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rutscht und in der Hauptstadt hinter einer siegreichen Linken landet. Der Schönheitsfehler dieser Police besteht darin, dass Merz sie braucht. Offenkundig stellt sich der Kanzler auf einen schlimmen Wahlausgang ein.

Für Merz stellt das Papier eine Art Versicherungspolice dar, zu zücken am Abend nach den 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Wen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heute beteu-

Auffällig ist auch, was in der Erklärung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fehlt: ein nettes Wort über den Kanzler. Die Länderchefs schreiben eben nicht, dass sie

CDU-Granden springen Merz zur Seite, ohne ein gutes Wort über ihn zu verlieren

AKTUELLES LEXIKON

an Merz als Reformkanzler glauben und ihm zutrauen, die Herzen de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doch noch zu erreichen. Sie argumentieren stattdessen grundsätzlich: Deutschland brauche eine stabile und handlungsfähige Regierung und Europa ein stabiles Deutschland. Wer würde das bestreiten? Die Sorge um die Stabilität soll also die Kanzlerschaft von Friedrich Merz stabilisieren. Für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ist das ein denkbar brüchiges Fundament. Denn eigentlich müsste es umgekehrt so sein, dass ein starker Kanzler für Stabilität sorgt.

Es fällt schwer, sich Merz noch als starken Kanzler vorzustellen. Die Umfragen legen nahe, dass die meisten Menschen mit Merz abgeschlossen haben. Die Schwierigkeiten in der Koalition mit der SPD werden sich eher noch verschärfen, der Kampf um Reformen wird noch zäher werden. Allenfalls eine durchschlagende Aufhell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Lage könnte die Stimmung besser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haben den Kanzler für den Moment unter ihren Schutz gestellt. Auf Dauer verlassen kann sich Merz darauf nicht.

State of the Union

Die „State of the Union“-Rede, übersetzt: die Rede zur Lage der Nation, ist eine amerikanische Erfindung. Die US-Verfassung ver-

pflichtet den Präsidenten, „von Zeit zu Zeit“ das Parlament über den „Zustand der Union“, sprich: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zu informieren. Manche Präsidenten taten das persönlich, andere schriftlich.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hundert ist es jedoch Tradition, dass der Präsident der Pflicht im Rahmen eines Auftritts im Kongress nachkommt, bei dem er vor den Abgeordneten, Senatoren sowie sonstigen Würdenträgern des Staates spricht. Zumeist findet dieser von viel Pomp begleitete, in seiner politischen Wirkung aber beschränkte Termin im Januar oder Februar statt. Die EU hat sich das abgeschaut. Seit 2010 hält jedes Jahr der Präsident oder die Präsidentin der Kommission vor dem Europaparlament eine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Rede, er oder sie spricht also über den Zusta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Vor 16 Jahren war das José Manuel Barroso, an diesem Mittwoch hielt Ursula von der Leyen die Rede. Wie in den USA gibt es um die EU-Version der Ansprache viel Getöse, während die Wirkung begrenzt ist. HUW

Feuer der Populisten

Von Claus Hulverscheidt

BENZINPREISE

Diese Frage stellt sich gerade mit Vehemenz, da die Benzin- und Dieselpreise astronomische Höhen erreichen und die Rufe nach Unterstützung immer lauter werden. Es gibt jedoch gleich drei Probleme. Erstens: Solange es auf den Weltmärkten an Rohöl

Zu den elementaren Aufgaben einer Regierung gehört der Schutz der Bevölkerung vor Terror und Krieg. Darüber herrscht unter Rechtsgelehrten Einigkeit. Weniger klar ist, ob der Staat auch die wirtschaftlichen Folgen der vielen militärischen Konflikte abfedern muss, die jenseits der eigenen Grenzen auf der Welt ausgetragen werden – oder ob es vielleicht Zeit ist einzuräumen, dass selbst ein Gebilde wie die wohlhabend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icht in der Lage ist, sein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vor allem Unbill zu bewahren.

mangelt, weil Raffinerien beschossen und Handelsrouten blockiert werden, werden die Preise eher weiter steigen als sinken. Gegen diese Gesetzmäßigkeit kann keine Regierung dauerhaft ansubventionieren.

Zweitens: Staatshilfen fallen nicht vom Himmel, sie müssen von den Steuerzahlern finanziert werden. Und drittens: Das eine Instrument, das Bürger und Betriebe gezielt entlastet, ohne zugleich Unsummen zu kosten, Anreize zum Energiesparen zu beseitigen und eine riesige Bürokratielawine auszulösen, gibt es nicht. Alle Konzepte kommen vielmehr mit großen Risiken und Nebenwirkungen daher.

Politiker kündigen Maßnahmen an. Sie sollten besser nichts tun

Das hat etwa der sogenannte Tankrabatt, also die Senkung der Energiesteuer, im Mai und Juni gezeigt. Er konnte die Preise nicht nachhaltig senken, kostete die Staatskasse aber dennoch sage und schreibe 1,6 Milliarden Euro – in zwei Monaten. Stattdessen ist nun von Direktzahlungen des Bundes an die Menschen die Rede, womöglich noch sozial gestaffelt. Das zuständige Bundeszentralamt für Steuern hat jedoch von mehr als 80 Prozent der Bundesbürger gar keine Kontonummer, zudem fehlt der Überblick über die individuellen Einkommensverhältnisse.

Eine Erhöhung der Pendlerpauschale wiederum wirkt erst mit Verspätung und nur bei Menschen, die überhaupt entsprechend Steuern zahlen, also nicht bei Geringverdienern. Andere Maßnahmen wie eine Steuer auf die „Übergewinne“ der Öl-multis oder einen staatlichen Deckel für die Tankstellenpreise sind rechtlich frag-

würdig und bringen oft nicht viel. In Belgien etwa, wo es einen solchen Deckel gibt, ist der Sprit kaum billiger als hierzulande, wenn man Steuern und Abgaben herausrechnet.

Hinzu kommt: Der politische Preis, den die Koalition für die Debatte wird zahlen

müssen, könnte immens sein. Denn kaum etwas ärgert die Menschen mehr, als wenn sich Union und SPD wochenlang gegenseitig mit Forderungen und Kritik überziehen, wenn sie schwadronieren, statt zu regieren. Genau das passiert gerade: Der eine will die Übergewinnsteuer, die andere Direktzahlungen, der dritte eine Mehrwertsteuersenkung. Damit gießt die Regierung erneut Benzin ins Feuer der Populisten.

PROFIL

Und selbst wenn man sich am Ende auf ein Maßnahmenpaket einigen sollte, wird dies keins sein, das den Spritpreis dauerhaft in Regionen senkt, bei denen die Menschen Autokorsos veranstalten und Dankesbriefe an Friedrich Merz schreiben. Vielleicht wäre es deshalb besser, wenn die Politik ehrlich sagen würde: Angesichts der weltpolitischen Lage können wir im Moment wenig Sinnvolles tun. Viele würden das kritisieren – aber viele auch verstehen.

Das politische Geschäft? Zu träge, sagt sie. Die Parteien? Festgefahren, sie winkt ab. Und dann diese ideologischen Grabenkämpfe, die jede Lösung ausbremsten. „Ich würde einfach jetzt gerne ins Doing kommen“, ins Machen, sagt Anna Auerbach. Sie ist Spitzenkandidatin der Partei Volt Berlin, und nach der Wahl zum Abgeordnetenhaus am Sonntag würde die Juristin gerne i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eintreten. In einer idealen Welt.

In der realen Welt sieht die Sache anders aus. Volt ist eine Minipartei, die 2017 als paneuropäische Bewegung gegründet wurde und sich als sozialliberal versteht. 2024 kam sie bei der Europawahl in Berlin auf 4,8 Prozent. Bei der letzten Abgeordnetenhauswahl allerdings holte Volt hier nur 0,9 Prozent, und ein Spaziergang wird es auch diesmal nicht, die Fünf-Prozent-Hürde zu nehmen.

Die Zuversicht von Spitzenkandidatin Auerbach aber scheint das nicht zu bremsen. „Wir haben Wahnsinnsrückenwind“, sagt die 45-Jährige, da sitzt sie gerade beim Cappuccino in Berlin-Mitte. Überall in Berlin hängen jetzt Volt-Plakate, ein Partybus tourt durch die Stadt, an Bord gerne mal Steuerberater und die Gründerszene. Und überall der Slogan: „unf*ck berlin“.

Wirtschaft und Soziales müsse man „zusammendenken“, sagt sieEin demonstrativ jugendlicher Sound ist das, die Köpfe dahinter würden in Berlin aber auch ganz gut in die FDP passen. Der Co-Spitzenkandidat von Volt, Paul von Loeper, 36, ist Sohn eines Investmentunternehmers, der Volt finanziell unterstützt. Anna Auerbach hat als Anwältin in einer Wirtschaftskanzlei gearbeitet. Hier böse Unternehmen, dort der Mensch, das ist nicht ihre Welt. Wirtschaft und Soziales müsse man „zusammendenken“, sagt sie, ganz pragmatisch und vor allem: schnell.

Anna Auerbach

Eine von Auerbachs Lösungen wäre etwa die Digitalisierung der Berliner Ausländerbehörde. Das könnte Abschiebun-

Volt-Spitzenkandidatin, die daran glaubt, dass sich in Berlin was ändern lässt

Denn in Berlin sieht Auerbach „Dysfunktionalität in jeder Hinsicht“. Die Landesverwaltung: lahm. Der Wohnungsbau: versandet. Die Digitalisierung: ein Notstandsgebiet. So beschreibt sie das. Nicht mal die Senatskanzlei habe die E-Akte. „Es läuft halt hier einfach nicht. Und wir wollten die Leute aufrütteln und sagen: Ärgert euch mal wieder, und dann kommen wir mit den Lösungen.“

gen beschleunigen, aber auch die Anerkennung ausländischer Berufsabschlüsse, findet sie. Das Tempelhofer Feld bebauen? Mal sehen, sagt sie, erst müssten anderswo geplante Wohnungen fertig werden. Für Kinder ab fünf Jahren wünscht sie sich eine verbindliche Vorschulphase, dazu Unterricht in Empathie und Medienkompetenz und statt zwölf Berliner Schulämtern nur ein einziges. Entschlackung also. „Wenn ich zwölf Leute habe und abbaue, habe ich elf Leute frei.“

Anna Auerbach ist eine Sozialliberale, vorgesehen war das so nicht. Sie stammt aus Heilbronn, ist Tochter einer Krankenschwester und eines Arbeitsrichters, der es mit den Rechten Beschäftigter genau nahm, erzählt sie. Als Kind war sie auf Anti-Atomkraft-Demos mit den Eltern, in die SPD ist sie ihnen nicht gefolgt. Auerbach wollte weg, auch aus ihrer Heimat, zu eng. Und jetzt soll eben auch eine neue Politik her. „Ich bin sehr empfindlich, was Ideologie angeht. Ich glaube, dass uns das da hingebracht hat, wo wir jetzt sind.“

Nur dass der Ausbruch aus politischen Lagern eben auch seine weniger schönen Seiten hat. Der Rechtsanwalt Ludwig von Jagow zum Beispiel, Volt-Kandidat im Berliner Südwesten, schlug vor, die Brandmauer zur AfD abzutragen. Der rechtsnationalen Jungen Freiheit sagt er: „Natürlich gibt es AfD-Positionen, die man übernehmen kann.“ Da war Feuer unterm Dach bei Volt, und Anna Auerbach hat versucht zu löschen. Es gehe um eine „isolierte Einzelmeinung, die im Gegensatz zu unserer Parteilinie steht“, sagt sie. Direktkandidat ihrer Partei aber ist der Anwalt geblieben. Constanze von Bullion

Süddeutsche Zeitung

HERAUSGEGEBEN VOM SÜDDEUTSCHEN VERLAG VERTRETEN DURCH DEN HERAUSGEBERRAT: Dr. Thomas Schaub (Vors.), Dr. Oliver Friedmann, Fritz-Jürgen Heckmann CHEFREDAKTEURIN: Judith Wittw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E: Dr. Roman Deininger, Ulrich Schä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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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lastung im Sozialbereich

Gewerkschaft kritisiert Kürzungen und fordert „Realitäts-Checks“.

Berlin – Laut einer Studie der Gewerkschaft Verdi leidet die Qualität im Sozialbereich immer stärker unter Belastungen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Dem am Mittwoch in Berlin veröffentlichten „Realitäts-Check Soziale Arbeit“ zufolge berichten rund 79 Prozent der befragten Teams im Kinder- und Familienbereich von einer deutlich gestiegenen Arbeitsmenge. Ebenso viele gäben an, dass sie oft oder sehr oft Abstriche an der Qualität ihrer Arbeit machten, teilte die Gewerkschaft in Berlin mit. Für die Umfrage der Technischen Hochschule Mannheim und der Hochschule Fulda wurden zwischen dem 25. Mai und dem 26. Juni 373 Team-Meinungsbilder aus Einrichtungen wie Kindertagesstätten oder Jugendämtern erhoben. Die Ergebnisse sind den Autoren zufolge nicht repräsentativ, da 97,1 Prozent der Angaben aus we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stammten. Dennoch ließen sich damit Schlüsse auf ganz Deutschland ziehen.

Studie sieht „historische Gelegenheit“ für bessere Betreuung

Den Angaben nach erklärten 77 Prozent der Teams, sie könnten den Bedürfnissen der Kinder, Jugendlichen und Familien häufig nicht gerecht werden. Knapp 79 Prozent erreichen demnach oft die persönliche Belastungsgrenze. Bedarf für mindestens eine zusätzliche Vollzeitstelle in ihrem Bereich hätten 81 Prozent angemeldet. Mehr als 87 Prozent der Teams fürchteten, den Beruf nicht bis zum Renteneintrittsalter ausüben zu können. Der Mannheim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und Co-Autor der Studie, Yalçın Kutlu, sagte, dass aktuell durch die sinkende Zahl von Kindern eine „historische Gelegenheit“ für bessere Betreuung bestehe. Damit seien kleinere Gruppen etwa in Kindertagesstätten möglich. Es sei widersprüchlich, dass für solche Einrichtungen in Zeiten des Fachkräftemangels stattdessen über Personalabbau gesprochen werde. Der Umfrage zufolge nehmen rund 69 Prozent der befragten Teams in Kindertagesstätten ihre Bezahlung gemessen an ihrer Leistung als zu niedrig wahr.

Die stellvertretende Verdi-Vorsitzende, Christine Behle, hob hervor, dass durch Erfahrungen junger Menschen mit Armut, Arbeitslosigkeit, Flucht und Krieg auch der Bedarf an persönlicher Betreuung zunehme. Sie sprach sich gegen Kürzungen im Sozialwesen und für Entlastungen des Personals in diesen Bereichen aus. „Die Ergebnisse unseres „Realitäts-Checks Soziale Arbeit“ sind ein Alarmsignal“, sagte sie. Nötig sei eine verbindliche Personalbemessung und eine entsprechende Ausstattung in sozialen Einrichtungen. SZ, EPD

Organspende auch nach Herztod?

Berlin – Deutschlands Intensivmediziner plädieren fü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Organspende auch nach einem Herztod. „Besteht der Wunsch des Patienten nach einer Organspende, so sollte zukünftig auch eine Organspende nach kontrolliertem Herzkreislaufstillstand möglich sein“, heißt es in einem am Mittwoch in Berlin veröffentlichten Positionspapier einer Arbeitsgruppe der Deutschen Interdisziplinären Vereinigung für Intensiv- und Notfallmedizin (DIVI). Das wäre eine deutliche Überschreitung der bisher weithin akzeptierten Grenzen in der Transplantationsmedizin in Deutschland. Denn bisher dürfen laut Transplantationsgesetz Organe nur entnommen werden, wenn zuvor der unumkehrbare Hirnfunktionsausfall - umgangssprachlich „Hirntod“ - festgestellt wurde. Das geschieht bei höchstens drei Prozent der Todesfälle auf Intensivstationen.

In viel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wie der Schweiz, den Niederlanden, Österreich, Frankreich oder Spanien ist die Organspende nach einem Herz-Kreislauf-Stillstand unter strengen Voraussetzungen möglich. Dass sie in Deutschland verboten ist, liegt an den Unsicherheiten, die mit dem Herztodkriterium verbunden sind. So lässt sich das Herz im Gegensatz zum Gehirn nach seinem Stillstand oftmals wieder reanimieren.

In ihrem Positionspapier betonen die Intensivmediziner, dass es ihnen ausdrücklich nicht um Menschen gehe, die plötzlich auf der Straße einen Herzstillstand erlitten. Es gehe ihnen ausschließlich um Patienten, die auf Intensivstationen stürben.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Patienten, die auf der Intensivstation versterben, stirbt nach einem Herz-Kreislauf-Stillstand. Selbst ein eindeutig dokumentierter Wunsch zur Organspende kann dann nach bisher geltendem Recht nicht umgesetzt werden“, heißt es in dem Papier. Das sei bitter und den Patienten, die gern ihre Organe spenden wollten, nur schwer zu vermitteln, erklärte Klaus Michael Lücking, Organspendebeauftragter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Freiburg und einer der Leiter der Arbeitsgruppe. Der Bundestag debattiert derzeit über eine Reform der Organspende. Dabei geht es aber ausdrücklich nur um die Transplantation nach einem Hirntod. SZ, K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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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Team um Ulrich Siegmund (v. li.):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Juliane Waehler, Phillipp-Anders Rau und Frank-Ronald Bischoff.
COLLAGE: SZ, FOTOS: RONNY HARTMANN, KARINA HESSLAND, ANNEGRET HILSE, P.A. RAU/INSTAGRAM

Ulrich Siegmund und die „bösen Buben“

Im Wahlkampf in Sachsen-Anhalt stand der AfD-Spitzenkandidat im Rampenlicht. Doch wer sind die Abgeordneten hinter ihm in der neuen Fraktion?

Von Tim Frehler und Iris Mayer

Berlin/Leipzig – Cliff Schinke ist mit dem Wahlergebnis in Sachsen-Anhalt keinesfalls unzufrieden. „Absolut positiv“ sei das, sagt der Versicherungsmakler aus Halberstadt. Die Rede von AfD-Chefin Alice Weidel bei der Haushaltsdebatte im Bundestag hat Schinke verfolgt und ist zu dem Schluss gekommen: Was Weidel gesagt hat, entspreche dem, „was im Land los ist“. Schinke, 62, hat also kein Problem mit der AfD – mit einem ihrer neuen Landtagsabgeordneten in Sachsen-Anhalt verbindet ihn aber eine sehr persönliche Geschichte.

Schinke wollte einst aus der DDR ausreisen, Mitte der 1980er-Jahre war das, da war er Mitte zwanzig. Er stellte einen Ausreiseantrag – vergeblich. Stattdessen wurde er kurz danach exmatrikuliert. Auch seine Eltern verloren ihre Positionen. Vor Jahren hat er all das der Magdeburger Volksstimme erzählt, auch wer ihn damals seiner Meinung nach an der Ausreise hinderte: Frank-Ronald Bischoff. Beim Kreis Halberstadt im Harz war Bischoff damals für Ausreisewillige zuständig. In der DDR hatte er aber noch eine andere Funktion. Bischoff war Offizier im besonderen Einsatz bei der Staatssicherheit. Die Entscheidung, wer gehen durfte, habe letztlich nicht er getroffen, sagte der frühere Stasi-Mann einst der Volksstimme. Heute ist der 78-Jährige Landtagsabgeordneter der AfD, direkt gewählt im Wahlkreis Wernigerode. „Das ist widerlich, räudig“, sagt Cliff Schink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m Telefon. „Der wollte mich verhaften lassen.“

In der 39-köpfigen Fraktion der AfD im Magdeburger Landtag ist Bischoff aber nicht der Einzige mit zweifelhaftem Ruf. Neben ihm werden Abgeordnete Platz nehmen, gegen di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rmittelt oder die der Verfassungsschutz als Belege für die Gefährlichkeit der Partei anführt. Im Raum B1 07 des Landtags sind sie am vergangenen Donnerstag zur konstituierenden Sitzung ihrer Fraktion zusammengekommen. Jubel bricht aus, als Ulrich Siegmund den Raum betritt. „Uli, Uli!“, stimmen einige im Stehen an. Der 35-Jährige geht durch die Reihen, klatscht die Abgeordneten ab, klopft ihnen auf die Schulter. Schnell ist er in der hinteren Reihe angekommen, wo neben Bischoff ein Mann namens Simon Lansmann steht. Siegmund begrüßt beide und nennt sie fröhlich „die bösen Buben“.

Lansmann wird vorgeworfen, die verbotene rechtsextreme „Artgemeinschaft“ fortgesetzt zu haben. Deren Ziel war laut Bundesinnenministerium die Erhaltung und Förderung der eigenen „Art“. Der Verein habe seinen Mitgliedern Anweisungen zur richtigen „Gattenwahl“ innerhalb der nord- und mitteleuropäischen „Menschenart“ gegeben, verfolgte also eine zutiefst rassistische Agenda im Geis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udem gab die „Artgemeinschaf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Kinder- und Jugendliteratur neu heraus, bei ihren Führungspersonen und Mitgliedern fand man „groß dimensionierte Hakenkreuzfahren“, teilte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im Frühjahr mit. 2023 wurde die „Artgemeinschaft“ verboten, weil sie sich gege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richte und aufgrund ihrer antisemitischen Inhalte auch gegen den Gedanken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Auf Lansmanns Hof in der Nähe von Gardelegen fand laut Recherchen des Spiegel im Juni eine Sonnenwendfeier mit Anhängern der „Artgemeinschaft“ statt, auch ein Lied der Hitlerjugend (HJ) sei damals gesungen worden. Ende August durchsuchten Ermittler daher Lansmanns Anwesen. Die Aktion war Teil einer bundesweiten Razzia gegen Personen, denen vorgeworfen wird, die „Artgemeinschaft“ fortgesetzt zu haben.

Vorstellig wurden die Ermittler damals auch bei einem weiteren Mann, der inzwischen für die AfD im Landtag sitzt. Sebastian Koch war an besagtem Abend ebenfalls auf Lansmanns Anwesen. Beiden wird daher vorgeworfen, gegen das Vereinigungsverbot verstoßen zu haben. Beide ließen die Vorwürfe über ihren Anwalt zurückweisen und teilten mit, kein Mitglied der „Artgemeinschaft“ zu sein und sich von deren Ideologie zu distanzieren.

Bei einem AfD-Mann findet die Polizei Waffen, ein anderer fälschte seine Abi-Note

Gegen Koch wird inzwischen auch wegen des Verdachts des Verstoßes gegen das Waffengesetz ermittelt. Bei der Razzia stießen die Behörden auf mehrere Waffen, die er zu Hause lagerte. Sein Anwalt teilte dem MDR mit, es habe sich um zwei Luftgewehre und eine Schreckschusswaffe gehandelt, die Koch auf Anforderung der Polizei unverzüglich herausgegeben habe. Die strafrechtlichen Vorwürfe weise er zurück.

Koch gewann für die AfD das Direktmandat im Wahlkreis Gardelegen-Klötze. Dort bewarb sich auch die SPD-Politikerin Skady Herkenrath. Sie hat im Wahlkampf ganz eigene Erfahrungen mit Koch gemacht: Koch schrieb ihr Nachrichten auf Instagram. Sie liegen der SZ vor. Anfangs ging es dabei im weitesten Sinne um Politisches. Dann bat Herkenrath den AfD-Politiker, sie nicht weiter zu kontaktieren. Koch allerdings textete weiter, ging Herkenrath persönlich an. Sie solle sich überlegen, ob ihr Verhalten angemessen sei, wenn sie in die Politik gehen möchte, schrieb er. An einem Freitag im August veranstaltete Herkenrath eine Kundgebung in Gardelegen mit mehreren SPD-Politikern. Noch in der Nacht bekam sie wieder eine Nachricht von Koch. Um kurz vor ein Uhr fragte er, ob sie Bilder von der Kundgebung hochladen könne.

Warum er einen derartigen Austausch mit der SPD-Kandidatin suchte und trotz Aufforderung nicht aufhörte, wollte Koch auf Anfrage der SZ nicht beantworten. Bei Skady Herkenrath zeigte sein Verhalten allerdings Wirkung. „Ich habe mich als Landtagskandidatin massiv von ihm eingeschränkt gefühlt“, sagt sie. Koch antwortet auf Anfrage nur, Herkenrath habe ihn „im Zuge einer Podiumsdiskussion vermutlich als Nazi bezeichnet“. Das sei zur Anzeige gebracht worden und Gegenstand von Ermittlungen, weshalb er sich nicht weiter äußere. Herkenrath bestätigt, von der Polizei kontaktiert worden zu sein, bestreitet aber, Koch öffentlich als „Nazi“ bezeichnet zu haben. „Ich habe ihn als Rechtsextremist bezeichnet“, sagt sie. Der Verfassungsschutz stuft den gesamten Landesverband der AfD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 Über Koch hieß es im Bericht der Behörde aus dem Jahr 2023: Er „fiel seit dem Jahr 2012 konstant in rechtsextremistischen Zusammenhängen auf“.

Anders als bei Koch, bei dem die Ermittlungen noch laufen, haben Gerichte bei einem anderen Parlamentsneuling der AfD längst Urteile gesprochen. Um 2012 einen Studienplatz an der Hochschule Magdeburg-Stendal zu erhalten, frisierte Phillipp-Anders Rau sein Abiturzeugnis. Aus seiner eigentlichen Abschlussnote von 3,5 zauberte er die Spitzennote 1,0 – wofür er später exmatrikuliert und wegen Urkundenfälschung verurteilt wurde. Raus erste Begegnung mit der Justiz war das nicht. Jahre zuvor wurde er schon einmal verurteilt, weil er mit einer Mittäterin aus einem Münchner Hotel 100 Handtücher, 80 Bettlaken, 21 Seifenspender, fünf Aktenordner gestohlen hatte sowie den Außenspiegel eines Fahrzeugs, das in der Tiefgarage stand. Das brachte ihm eine Freiheitsstrafe von einem Jahr auf Bewährung ein. Aufsehen erregte Rau zudem mit Auftritten auf anderer Bühne: Vor gut zwei Jahren tauchte aus der Partei der Vorwurf auf, Rau habe in Pornos mitgewirkt. Auf Nachfrage der Volksstimme sagte Rau nur: „Zu keiner Zeit habe ich professionelle Videos gedreht, von denen ich irgendeinen finanziellen Vorteil hatte. Ich bin weder Jungfrau noch Pornostar.“

Im vergangenen Winter wurden zudem die Umtriebe der sogenannten Pokerrunde bekannt, einer Gruppe hochrangiger Funktionäre der AfD Sachsen-Anhalt, denen unter anderem Vetternwirtschaft vorgeworfen wurde. Zahlreiche Mandatsträger hatten Familienangehörige von Parteifreunden in ihren Abgeordnetenbüros angestellt – auf Kosten der Steuerzahler. Der Vorwurf persönlicher Vorteilsnahme war das eine, doch es gab auch immer wieder den Verdacht, dass Anstellungsverträge genutzt wurden, um sich innerparteilich Vorteile zu verschaffen. So bot der frühere Stasi-Mann Bischoff im Oktober vergangenen Jahres einem parteiinternen Konkurrenten um das Direktmandat einen Arbeitsvertrag für den Fall seines Einzugs in den Landtag an. Für zehn Wochenstunden sollten demnach 1500 Euro fließen. Der Arbeitsvertrag ist laut Bischoffs Unterschrift am 27. Oktober ausgestellt, knapp zwei Wochen später war Nominierungsparteitag für die Direktkandidatur. Bischoff setzte sich knapp im dritten Wahlgang durch – gegen jenen Kandidaten, dem er zuvor eine Beschäftigung in Aussicht gestellt hatte. Fragen der SZ dazu ließ Bischoff unbeantwortet.

Einer der eher skurrileren Fälle betraf hingegen Tobias Rausch, der einige Fußballspieler des Vereins, in dem er Vorsitzender ist, mit Arbeitsverträgen für sein Abgeordnetenbüro bedacht hatte. Rausch wurde als Parlamentar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seiner Fraktion wiedergewählt. Sein Vater, Daniel Rausch, sitzt ebenfalls wieder für die AfD im Landtag. In der Fraktion ist das nicht das einzige Eltern-Kind-Gespann. Nachdem Lothar Waehler schon vor fünf Jahren einen Sitz im Landtag geholt hatte, folgt ihm nun seine Tochter Juliane Waehler – als eine von nur zwei Frauen in der neuen AfD-Fraktion. Sie ist ein Beispiel dafür, wie die Grenzen zwischen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verschwimmen. Waehler ist Kolumnistin und bisweilen auch Reporterin des parteinahen Deutschlandkurier, führte in dieser Funktion auch ein „Exklusiv-Interview“ mit Siegmund.

Am Wahlabend gab „die liebe Deutschlandkurier-Kollegin“ ihrer Redaktion selbst ein Interview und sagte, sie freue sich darauf, „die Altparteien ein bisschen zu ärgern“, und befand: „Keiner braucht de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Waehler hat früher beim Landratsamt in der Ausländerbehörde gearbeitet. In einem Doppelinterview mit ihrem Vater, natürlich beim Deutschlandkurier, erzählte sie mal, dass die Wahl des FDP-Politikers Thomas Kemmerich in Thüringen sie in die Politik geführt habe. Der war im Februar 2020 in Thüringen von CDU, AfD und FDP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orden. Nach einer öffentlichen Empörungswelle trat er zurück. Eine SZ-Anfrage, ob Waehler künftig auch als Landtagsabgeordnete weiter für den Deutschlandkurier arbeiten wird, ließ sie unbeantwortet.

Kirchner hat Verachtung für Geflüchtete zum Programm erhoben

Den Ton in der Fraktion dürften allerdings andere angebe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zum Beispiel, der alte und neue Fraktionsvize und maßgebliche Autor des AfD-Wahlprogramms. Tillschneider war zusammen mit Björn Höcke einer der wichtigsten Akteure des offiziell aufgelösten „Flügels“, einer besonders radikalen Strömung in der AfD. Tillschneider hat gute Kontakte zur „Identitären Bewegung“ und eine Vorliebe für Autokraten. In Moskaus Machthaber Wladimir Putin sieht Tillschneider ein Vorbild. Er wäre froh, wenn die deutsche Regierung die deutschen Interessen so sehr wahren würde wie Putin die Interessen des russischen Volkes, schrieb er 2024. Im Verfassungsschutzgutachten zur AfD taucht der in Rumänien geborene Tillschneider immer wieder als Beleg für die Gefährlichkeit der Partei auf, unter anderem wegen des Verstoßes gegen das Demokratieprinzip. So hat er 2023 auf einer Demonstration behauptet, die Bundesregierung habe Russland und „dem eigenen Volk den Krieg erklärt“. Für Tillschneider lässt diese Analyse nur einen radikalen Schluss zu: „Wenn wir eine Regierung haben, die gegen uns Krieg führt, dann führen wir Krieg gegen diese Regierung.“

Tillschneiders Fraktionschef Oliver Kirchner ist rhetorisch nicht weniger radikal, für beide verzeichnet der Landesverfassungsschutz für das Jahr 2025 fremdenfeindliche Aussagen. Der 60-jährige Kirchner ist AfD-Mann der ersten Stunde, sitzt seit 2016 im Magdeburger Landtag und trat 2021 als Spitzenkandidat zur Wahl an. Kirchner hat Verachtung für Geflüchtete zum Programm erhoben, nennt sie „Messer-Fachmänner“, „Schlauchboot-Fachkräfte“ oder „Balkanrouten-Wissenschaftler“. Auch gegenüber dem potenziellen Partner BSW schlägt er rassistische Töne an. Im Interview mit dem rechtsextremen Compact-Magazin stellte er jüngst mit Blick auf die beiden BSW-Chefs Amira Mohamed Ali und Fabio De Masi die Frage, ob er jetzt mit Leuten Politik machen solle, die „unter der Verwaltung von Mohamed Ali und diesem Halbitaliener stehen“. Noch ist offen, ob es so weit kommt.

Im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fehlt nach der Landtagswahl die Bestahlung, sie muss entsprechend der neuen Fraktionsgrößen noch aufgebaut werden. FOTO: PETER GERCKE/DPA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hat so viel Macht wie nie zuvor.
FOTO: YVES HERMAN/REUTERS

Schlagworte, aber keine Begeisterung

Bei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 bietet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Kanada eine „assozierte Mitgliedschaft“ an – ein Etikett ohne Inhalt.

Von Josef Kelnberger

Straßburg – Mark Carney springt aus seinem Sitz und gibt Ursula von der Leyen ein Küsschen links, ein Küsschen rechts. Kanada solle „erstes assoziiertes Mitglie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werden, hat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gerade in ihrer Rede zur Lage der EU im Europaparlament verkündet und damit die spektakuläre Botschaft in die Welt gesetzt: Europa greift nach Nordamerika aus. Der kanadische Premierminister, als Ehrengast nach Straßburg geladen, zeigt sich angemessen begeistert. Aber ob er wirklich weiß, was das sein soll, Kanada als assoziiertes Mitglied der EU?

Assoziierte Mitgliedschaft – den Begriff ha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für die Ukraine erfunden, als Zwischenstadium zur Vollmitgliedschaft. Diese Vollmitgliedschaft wird Kanada aber niemals erlangen, das europäische Recht steht dagegen. Und Carneys viel gerühmtes Konzept d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Mittelmächte“, die zusammenarbeiten sollen, um von den Großmächten nicht aufgefressen zu werden? Dafür sei, wie in von der Leyens Umfeld zu hören ist, die EU schlicht zu groß.

Die Rede wird als „Eiertanz auf dem Vulkan“ angekündigt

So wird die „assozierte Mitgliedschaft“ wohl der Begriff für eine irgendwie verstärkte wirtschaftlich-politischmilitärische Zusammenarbeit bleiben. Also ein Etikett, das man erst noch mit Leben füllen muss. Oder das vielleicht auch schnell wieder vergessen ist, wie so manches andere Projekt, das Ursula von der Leyen an diesem Tag vorstellt.

Zum sechsten Mal seit ihrem Amtsantritt im Jahr 2019 hält sie an diesem Mittwoch die Rede zur Lage der EU, eine Art Regierungserklärung. Als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ans Rednerpult tritt, sind die Erwartungen schier unermesslich. Das hat auch mit dem Europaabgeordneten Bernd Lange von der SPD zu tun, der wie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aus Niedersachsen stammt.

Lange hatte in einer Mitteilung an die Medien erklärt, von der Leyens Rede werde zu einem „Eiertanz auf dem Vulkan“.

Das Zitat machte schnell die Runde, es passt zum krisenhaften Zustand der EU. Es ist eine gewaltige Herausforderung, am Rande der Katastrophe unbeschwert zu regieren – angesichts von Wirtschaftskrise, russischem Angriffskrieg, Donald Trumps Politik, dem Erfolg von Rechtspopulisten. Und dabei dann keine rohen Eier zu zertreten – gemeint sind die Befindlichkeiten der Kommissare, Europaabgeordneten und Medien. In französischen Medien wurde der deutsche Begriff „Eiertanz“ mit „Ritt auf der Rasierklinge“ übersetzt. Rauchender Vulkan, rohe Eier, scharfe Rasierklinge also. Wie würde sich die Präsidentin schlagen?

Von der Leyen zitiert zunächst Charles Dickens, um den Ernst der Lage zu verdeutlichen: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Die Beschreibung Europas in den Tage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treffe auf die Gegenwart zu, findet von der Leyen. Es seien die besten und zugleich die schlimmsten Zeiten.

Europa habe große Fortschritte gemacht, um in einer gefährlichen Welt eigenständig zu werden, sagt von der Leyen. Sie nenn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die Unabhängigkeit von fossiler Energie aus Russland, den Widerstand gegen Donald Trumps Grönland-Pläne, die neuen Handelsabkommen. Auf der anderen sieht sie die Versuche, einen Keil zwischen die Europäer zu treiben. Dazu zählt sie Russlands hybride Attacken und Desinformationskampagnen, auch die Polemik von „Ultranationalisten und Anti-Europäern“.

Ursula von der Leyen nimmt für sich in Anspruch, der EU die Richtung vorzugeben. Tatsächlich hat sie so viel Macht wie nie zuvor. In Deutschland wackelt Bundeskanzler Merz unter dem Ansturm der AfD, in Frankreich wird Präsident Macron bald Geschichte sein. In Brüssel führt sie ein eisernes Regiment über die 26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in der Kommission. Im Europaparlament, wo sie vergangenes Jahr noch von Misstrauensanträgen überzogen wurde, ist wieder Ruhe eingekehrt. Die Fraktionen der politischen Mitte und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werden zusammengeschweißt vom Wunsch, in den Verhandlungen mit den Mitgliedstaaten ein möglichst hohes EU-Budget für die Jahre ab 2028 herauszuholen.

Unter all den Krisen, die Europas Unabhängigkeit bedrohen, identifiziert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an diesem Tag eine klare Nummer eins: die Wirtschaftskrise. „Europas Wirtschaft wieder in Schwung zu bringen, ist unsere oberste Priorität“, sagt sie.

Seit Beginn des Iran-Kriegs habe die EU zusätzlich 90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Einfuhr fossiler Brennstoffe ausgegeben, rechnet von der Leyen vor. Europa müsse deshalb die eigenen, „sauberen“ Energien ausbauen, ob erneuerbare oder Kernkraft. „Um unabhängig werden, müssen wir Europa elektrifizieren“, sagt sie.

Von der Leyen verweist darauf, das Handelsdefizit mit China wachse pro Tag um eine Milliarde Euro, ein untragbarer Zustand. Sie unterlässt es aber, den Mächtigen in Peking explizit zu drohen. Sie setzt weiterhin auf Verhandlungen und will ansonsten alles tun, um Europas Wirtschaft konkurrenzfähiger zu machen. Sie will Europas Kapitalmärkte bis Ende nächsten Jahres zusammenführen und ein Bankensystem schaffen, das auf Wachstum statt auf Stabilität ausgerichtet ist. Und sie verspricht, noch mehr Bürokratie abzubauen. Europa müsse in seinen Entscheidungen „schneller“ werden, sagt sie mehrmals. Das ist ein Versprechen, das schon oft gegeben und niemals eingehalten wurde.

Die Klimaanpassung steht im Mittelpunkt, nicht der Klimaschutz

An dieser Stelle ihrer Rede hat die Rednerin einen Teil des Auditoriums schon verloren. Es sind die Grünen. Sie hatten erwartet,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werde das Thema Klima an Nummer eins ihrer Prioritäten setzen. Es kommt aber erst an zweiter Stelle.

Von der Leyens spricht angesichts von Hitzewellen, Waldbränden, ausgetrockneten Flüssen von einem „Sommer der Wahrheit“. Der Klimawandel sei angekommen. Europa dürfe von seinen Klimazielen nicht abrücken, sagt von der Leyen, ins Zentrum rückt sie statt des Klimaschutzes aber die Klimaanpassung.

Die Präsidentin will die 100 Gebiete in Europa ermitteln lassen, die am anfälligsten für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sind, und für diese Regionen Strategien der Anpassung entwickeln. Sie will sich darum kümmern, dass es besseren Versicherungsschutz für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gibt. Und auch eine Initiative gegen Wasserverschwendung erwähnt sie.

Der Beifall der Grünen hält sich in Grenzen, ehe Ursula von der Leyen zu ihrem dritten Schwerpunkt wechselt,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ie skizziert die Chancen, die für Europas Wirtschaft darin stecken, aber auch die Risiken.

Wenn schon die Chefs der am weitesten fortgeschrittenen Unternehmen die Entwicklung verlangsamen wollten, sagt von der Leyen, dann sollte sich auch die Politik Sorgen machen. Es kursieren Szenarien, wonach außer Kontrolle geratene KI das Internet lahmlegen, Milliardenschäden verursachen oder sogar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könnte. Von der Leyen kündigt an, mit „gleich gesinnten Partnern“ die Risiken der Technologie zu bewerten. Dazu zählt sie Kanada und Großbritannien, aber nicht die USA, nachdem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gerade behauptet hat, es sei eine „kranke Verschwörung“ gegen die KI im Gange.

Mehr als eine Stunde lang hangelt sich Ursula von der Leyen von Politikfeld zu Politikfeld und entwirft politische Etiketten: von der „assoziierten Mitgliedschaft“ für Kanada über ein neues Gesetz zur Bewältigung von Migrationskrisen wie in Ceuta („European Emergency Response Framework“) bis hin zu einem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rat“. Die Begriffe hallen durch das Plenum, ohne Begeisterung zu entfachen.

Wirklich bewegt scheinen die Zuhörerinnen und Zuhörer nur, wenn von der Leyen Menschen aus dem Leben da draußen ins Spiel bringt. Die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hat sie nach Straßburg eingeladen: zwei Start-up-Gründer, die Angehörigen eines tödlich verunglückten Löschflugzeug-Piloten, ein ukrainisches Mädchen, das bei einer russischen Attacke ein Bein verlor, aber nun mit Prothese auf Tanz-Tournee durch Europa reist.

Ursula von der Leyen ist bei ihrer Rede zumindest in keinen Vulkankrater gestürzt, sie hat kein rohes Ei zertreten und sich auch an keiner Rasierklinge verletzt. Das Urteil des Abgeordneten Bernd Lange: „Mission impossible teilweise erfüllt“.

Härtere Strafen, mehr Überwachung

Nach dem Anschlag auf den CSD in Berlin erklärt das Kabinett, wie es terroristische Taten erschweren will.

Berlin –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am Mittwoch Konsequenzen aus dem Anschlag auf den Berliner Christopher Street Day gezogen. Bundes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SPD) und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präsentierten im Kanzleramt einen Aktionsplan gegen islamistischen Terror, der anschließend auch vom gesamten Kabinett gebilligt wurde. Die Bundesregierung habe „ein Fundament aus gemeinsamen Zielen und Überzeugungen“, sagte Hubig. Das zeige das Maßnahmenpaket, auf das man sich jetzt verständigt habe. Hubig und Dobrindt hatten trotz ihrer unterschiedlichen Rollen schon in der Vergangenheit weitgehend reibungslos zusammengearbeitet. So war es auch jetzt.

„Sicherheit stärken, Freiheit bewahren, Radikalisierung verhindern“ steht über dem Hubig-Dobrindt-Plan. Die vergangenen Wochen hätten gezeigt, dass sich Deutschland „im Fadenkreuz von Terroristen und Extremisten“ befinde, heißt es darin. „Sie fordern das Sicherheitsversprechen unseres Staates heraus, sie bekämpfen die Vielfalt, die unsere Gesellschaft auszeichnet, und sie lehnen das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Wertefundament unseres Landes ab.“ Das habe nicht zuletzt der islamistische Anschlag auf den Berliner CSD Ende Juli offenbart. Ziel der Regierung sei es deshalb, terroristische Taten konsequenter zu bestrafen, islamistische Gefährder wirksamer zu überwachen, die Terrorismusfinanzierung zu bekämpfen und die Radikalisierung effektiver zu verhindern.

Fußfesseln sollen einfacher zum Einsatz kommen können

Hubig und Dobrindt haben sich auf zehn Maßnahmen verständigt. Dazu gehört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Strafrechtsänderung. Immer wieder würden islamistische Gefährder bei ihren Taten Waffen oder andere gefährliche Werkzeuge verwenden, heißt es in dem Plan. Dies werde „künftig härter bestraft, wenn sie das Opfer durch eine gefährliche Körperverletzung in die Gefahr des Todes oder einer schweren Gesundheitsschädigung bringen, was insbesondere bei der Verwendung gefährlicher Werkzeuge wie beispielsweise Messern der Fall sein kann“. Solche Taten sollten künftig mit einer Mindestfreiheitsstrafe von einem Jahr als Verbrechen eingestuft werden.

Außerdem müssten sogenannte Gefährder strenger behandelt werden, sagte Dobrindt. „Wir wollen, dass ein besserer Schutz vor Gefährdern durch eine stärkere Anwendung von Fußfesseln ermöglicht wird.“ Der Innenminister zeigte sich da rüber erfreut, dass man sich auf erweiterte Möglichkeiten für digitale Ermittlungen verständigt hat: Es sollen jetzt auch die Bundesländer befugt werden, im Einzelfall relevante Verkehrsdaten sichern zu lassen, um deren Verlust zu verhindern und eine spätere Erhebung zu ermöglichen.

Das Jugendstrafrecht sei „keine Kuscheljustiz“

Hubig kündigte an, dass das Verbreiten von Propagandamitteln für den sogenannten Islamischen Staat sowie das Geldsammeln für den IS härter bestraft werden sollen. Die Unterstützung terroristischer Vereinigungen sei bereits jetzt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zehn Jahren bedroht, heißt es in dem Aktionsplan. Strafbar sei insbesondere das Sammeln und Weiterleiten von Spenden an solche Vereinigungen. Dabei müsse der Täter aber schon Kontakte zu ein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haben. Deshalb müsse künftig gelten: Wer Spenden für terroristische Zwecke sammelt, solle sich schon strafbar machen, bevor Kontakte zu terroristischen Gruppen aufgenommen oder Gelder weitergeleitet werden.

Jugendstrafrecht sei bereits jetzt „keine Kuscheljustiz“, trotzdem brauche es einzelne Anpassungen, sagte Hubig. Es soll klargestellt werden, dass in Fällen, in denen das Gericht Jugendstrafrecht auf Heranwachsende anwendet, eine entsprechende Begründung dafür notwendig ist. Es dürfe nicht sein, dass Gerichte das Jugendstrafrecht quasi automatisch anwenden, ohne sich im Urteil ausdrücklich damit auseinanderzusetzen, sagte die Bundesjustizministerin.

Der Regierung geht es außerdem um die Rolle von Bewährungsstrafen. „Wenn die Folgen einer möglichen Tat oder auch der vorangegangenen Tat für die Allgemeinheit enorm sein können, dann muss das künftig ausdrücklich mit in die Bewährungsentscheidung einfließen“, verlangte Hubig. Sicherheitsinteressen müssten im Erwachsenenstrafrecht, aber eben auch im Jugendstrafrecht mitgedacht werden.

Der Islamist Abdul B. war am 25. Juli am Rande des Christopher Street Days in Berlin in eine Menschenmenge gefahren. Er hatte eine Frau getötet und mindestens 31 Menschen teils schwer verletzt. Auf Nachfrage machte Innenminister Dobrindt am Mittwoch klar, dass man sich auf die jetzt beschlossenen Maßnahmen zwar aus Anlass dieses Anschlags verständigt habe. Dass die Verschärfungen aber nicht nur für islamistische Gewalt-täter, sondern natürlich für alle Gewalt-täter gelten sollen. Robert Roßmann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und Bundes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SPD) sprechen von einem „Fundament aus gemeinsamen Zielen und Überzeugungen“. FOTO: MARKUS SCHREIBER/AP

Dieses Haushaltsloch könnte dem Bund erspart bleiben

Der Bundesgerichtshof verhandelt über Maskenlieferungen aus der Frühzeit der Pandemie. Ein Richter deutet an, dass die Sache für den Steuerzahler womöglich gut ausgeht.

Karlsruhe – Die Beschaffung von Corona-Schutzmasken im ersten Frühjahr der Pandemie ist von verschiedenen Seiten beleuchtet worden, und aus keiner Perspektive sah der damalige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 Jens Spahn (CDU) vorteilhaft aus. Mehr als zwei Drittel der rund 5,8 Milliarden Masken seien nie verwendet worden, mehr als die Hälfte sei bereits vernichtet, „es fehlte jegliche Mengensteuerung“, monierte 2024 der Bundesrechnungshof. Spahn habe aus fehlendem ökonomischem Verständnis und politischem Ehrgeiz nicht als Team „Staat“, sondern als Team „Ich“ gehandelt, stand 2025 im Bericht der Sonderermittlerin Margaretha Sudhof. Nächstes Jahr will eine Enquete-Kommission des Bundestags eine „Aufarbeitung der Corona-Pandemie“ vorlegen.

An diesem Mittwoch hat nun der Bundesgerichtshof (BGH) die milliardenteuren Deals des Frühjahres 2020 überprüft. In Karlsruhe hat das Gericht über vier ausgewählte Klagen von Maskenlieferanten verhandelt, es geht um Forderungen zwischen sieben und gut 85 Millionen Euro. Vier Fälle, „die sämtliche Rechtsfragen enthalten“, wie der Senatsvorsitzende Ralph Bünger zum Auftakt anmerkte. Ein wegweisender Verhandlungstag also mit großer Breitenwirkung: Insgesamt sind laut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noch etwa 90 solcher Prozesse anhängig, mit einem Gesamtstreitwert von 2,3 Milliarden Euro – zuzüglich gigantischer Zinsforderungen von weit über einer Milliarde.

Die Auslieferung gelang nicht immer zum gesetzten Termin

Rechtlich geht es in all den Verfahren um die Frage, ob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n den hektisch abgeschlossenen Lieferverträgen aus der Frühphase der Pandemie festhalten lassen muss. Wegen des großen Zeitdrucks hatte sich das Ministerium für ein sogenanntes OpenHouse-Verfahren entschieden, mit dem die Hindernisse des Vergaberechts umschifft wurden. Interessenten gaben ein – vom Bund vorformuliertes – Angebot ab und erhielten den Zuschlag. Als dem Ministerium aber gleichsam die Tür eingerannt wurde – der Preis von 4,50 Euro pro FFP2-Maske war attraktiv –, dämmerte den Verantwortlichen, dass die Maskenbeschaffung teuer werden könnte. Also versuchte das Ministerium, den „Rücktritt“ von den Verträgen zu erklären, wo immer das möglich erschien. Begründet wurde dies vor allem mit nicht eingehaltenen Lieferterminen. Denn die Masken sollten, so war es ursprünglich festgelegt, zu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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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angeliefert werden. Das hat nicht wirklich funktioniert, das Ministerium war vom Angebot überwältigt, aber auch bei den Unternehmen kam es zu Verzögerungen, oder es wurden mangelhafte Masken geliefert. Beim BGH lief daher alles auf die Frage hinaus, ob das vereinbarte Lieferdatum unverrückbar war – mit der Folge, dass der Bund bei Verzögerungen vom Vertrag zurücktreten konnte. Juristen sprechen von einem „Fixgeschäft“. Das Oberlandesgericht (OLG) Köln, Vorinstanz in allen vier Fällen, hatte diese Frage verneint, mit dem Argument, die Pandemie sei nach dem 30. April ja keineswegs beendet gewesen sei, sodass die Lieferanten davon ausgehen durften, dass auch darüber hinaus noch Bedarf an Schutzmasken bestehe. Heißt: Das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hätte, bevor es aus dem Vertrag ausstieg, aus Sicht des OLG eine weitere Lieferfrist setzen müssen. Weil das unterblieb, müsse der Bund zahlen.

In Deutschland produzierte Schutzmasken.
FOTO: RUPERT OBERHÄUSER/IMAGO

In der ersten der vier Verhandlungen deutete sich im Mittwoch beim BGH in diesem – auch für die meisten anderen Verfahren zentralen – Punkt eine Wende an. Laut Gesetz ist ein Rücktritt vom Vertrag ohne weitere Fristsetzung dann möglich, wenn der Liefertermin für den Auftraggeber erkennbar „wesentlich“ ist. Und genau davon geht der Senat „nach vorläufiger Einschätzung“ aus, wie der Senatsvorsitzende Bünger erläuterte: Der pünktliche Erhalt der Masken habe erhebliche Bedeutung für die Bekämpfung der Pandemie gehabt – und zwar, um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aufrechtzuerhalten.

Christian Rohnke, Anwalt des Bundes, wies auf den enormen Zeitdruck in jenem Frühjahr hin. Dem Gesundheitsministerium sei es mit der Maskenbeschaffung darum gegangen, einen kurzfristigen Notstand zu beseitigen, um Ärzte, Krankenschwestern, Pfleger vor einer Krankheit zu schützen, deren Gefahren man noch nicht genau kannte. „Das medizinische Personal brauchte die Masken jetzt.“

Die Anwälte der Unternehmen versuchten mit Nachdruck, dem Senat die Idee vom „Fixgeschäft“ auszureden. Der Zweck sei keineswegs mit dem Verstreichen des Lieferdatums verstrichen. „Klar war, dass eine große Menge an Masken nötig war“, sagte Thomas Winter. Sein Kollege Thomas von Plehwe wies darauf hin, dass noch bis in den September hinein Masken geliefert worden seien.

Wann der BGH sein Urteil verkünden wird, war am frühen Mittwochnachmittag noch nicht klar. Sollte sich die vom Senat angedeutete Linie am Ende durchsetzen, dann dürfte vor allem einer erleichtert sein: der Bundesfinanzminister, dem ein weiteres Milliardenloch im Haushalt erspart bliebe. Das Urteil wird am 15. Dezember verkündet. Wolfgang Janisch

Wahlkampf gegen die Apathie

Weil die russische Partei Jabloko den Krieg kritisiert, drangsaliert und sanktioniert sie der Staat. Eine Kampagne und mutige junge Helfer gibt es trotzdem.

Deja, Dmitrij und Nikita stecken Wahlwerbung für Jabloko in Moskauer Briefkästen. Weil das nicht ungefährlich ist, sind ihre Gesichter nur verpixelt zu sehen. FOTO: PRIVAT

Von Silke Bigalke

Nikita öffnet die schwere Haustür, die beiden anderen schlüpfen an ihm vorbei ins Treppenhaus des großen Moskauer Wohnhauses. Gemeinsam steigen sie die Stufen zu den Briefkästen hoch, zwei Dutzend graue Schlitze auf beiden Seiten des Flurs. In jeden Schlitz stecken sie einen Flyer und knicken ihn so um, dass nur die Überschrift aus dem Briefkasten ragt: „Mir“ steht da, russisch für „Frieden“, weiße Schrift auf grünem Untergrund, zwei Dutzend Mal.

Die drei jungen Leute machen Werbung für Jabloko, die einzige Partei, die sich in Russland offen gegen den Krieg ausspricht. Sie formuliert das inzwischen etwas vorsichtiger, doch auch ihr Slogan „für Frieden und Freiheit“ ist jetzt zum Risiko geworden. Seit Monaten verfolgt Wladimir Putins Machtapparat die alte, kleine, chronisch erfolglose Partei Jabloko mit neuer Härte.

Das hängt auch mit der Parlamentswahl am kommenden Wochenende zusammen. Einer Wahl, die diesen Namen kaum verdient, so heftig manipulieren die Behörden schon jetzt das Ergebnis. Der Kreml sorgt sich wahrscheinlich weniger darum, dass Jabloko tatsächlich einen Sitz in der Staatsduma erhalten könnte – es wäre das erste Mal seit 23 Jahren. Viel gefährlicher sind für den Kreml Orte, an denen sich die Unzufriedenen im Land sammeln könnten. Wer jetzt Jabloko wählt, macht dadurch sichtbar, dass er gegen Putin und dessen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ist.

Acht Partei-Mitglieder sitzen hinter Gittern, gegen weitere laufen Verfahren

Dabei war die Partei bisher nie ein Magnet für Protestwähler. Bei der Parlamentswahl 2021 holte sie gerade mal 1,3 Prozent der Stimmen, allerdings manipulierten die Behörden auch damals schon heftig. Dennoch hielt der Kreml Jabloko für ungefährlich. Jetzt aber berichten mehrere russische Medien, dass es die Partei bei unveröffentlichten Umfragen im Sommer auf mehr als neun Prozent geschafft habe. In Zeiten, in denen die meisten unabhängigen Oppositionellen im Exil oder im Straflager sitzen, können sich Menschen, die den Krieg kritisch sehen, sonst an fast niemanden mehr wenden.

„Es ist leider unsere letzte Alternative“, sagt Wahlkampfhelfer Dmitrij auf die Frage, warum er Jabloko unterstützt. „Alle anderen schweigen entweder oder verbreiten Unsinn“, sagt der 18-Jährige und holt einen frischen Stapel Flyer aus dem Rucksack. Dmitrij war dabei, als Russlands Oberster Gerichtshof Mitte August unter fadenscheinigen Gründen Jabloko von der Wahl ausschloss. Er stand mit Hunderten anderen, vorwiegend jungen Leuten vor dem Gerichtsgebäude, bis die Polizei die Menschen vertrieb.

Das Verbot betrifft die landesweite Kandidatenliste von Jabloko. Doch die Hälfte der 450 Sitze in der Staatsduma werden über Direktmandate vergeben. Einzelkandidaten von Jabloko dürfen in ihren Wahlbezirken weiterhin antreten, theoretisch zumindest. Denn inzwischen vergeht kaum ein Tag, ohne dass irgendwo in Russland ein Jabloko-Kandidat wegen absurder Vorwürfe von der Wahlliste gestrichen wird, ob in Nowgorod, in Tschuwaschien, in Tscheljabinsk oder Tomsk.

Acht Parteimitglieder sitzen hinter Gittern, gegen weitere laufen Strafverfahren. Zwei stellvertretende Parteivorsitzende wurden im Sommer verurteilt: Maxim Kruglow wegen angeblicher Falschinformationen über die russische Armee zu sieben Jahren. Und Lew Schlosberg, einer der bekanntesten Jabloko-Politiker, zu mehr als elf Jahren Straflager, weil er die russischen Streitkräfte diskreditiert haben soll.

Dabei ist Jabloko grundsätzlich vorsichtig. In dem nur 43 Wörter langen Wahlprogramm der Partei kommt „Krieg“ nicht mal vor, es ist nur von „Waffenstillstand“ und dem „Erhalt von Leben“ die Rede. Jabloko mache es sich zur Aufgabe, „gemeinsam das Sterben der Menschen zu stoppen, den Frieden wiederherzustellen“, so hat es der Parteivorsitzende Nikolai Rybakow kürzlich formuliert.

„Die Situation im Land betrifft mich persönlich schon deshalb, weil ich ein Mann bin“, sagt Nikita, als die drei Wahlkampfhelfer wieder auf der Straße stehen. Damit ist eigentlich schon alles klar. Der 19-Jährige teilt die Angst von vielen, dass der Kreml nach der Wahl wieder mobilmachen, mehr Männer zur Armee einziehen könnte. „Ich habe mich irgendwann bei dem Gedanken ertappt, dass alle meine Pläne spätestens im Oktober enden“, sagt der Student.

Deja, die Dritte in der kleinen Gruppe, vermisst ihre Freunde, die bereits ins Ausland geflohen sind. „Das ganze Land bebt, alles bricht zusammen“, sagt die 24-Jährige, das sei beängstigend. Natürlich ist es auch riskant, Flyer mit Friedensbotschaft zu verteilen, aber Dmitrij zuckt mit den Schultern: „Wenn man drüber nachdenkt, was ist dann gefährlicher, Wahlkampf zu betreiben oder in einen Krieg zu geraten?“

Die drei verteilen Wahlwerbung im Bezirk von Anna Schatunowskaja-Bjurno, die im Osten Moskaus als Direktkandidatin für Jabloko antritt. Weil sie selbst nicht hier wohnen, können Deja und Dmitrij nicht für Jabloko abstimmen, helfen wollen sie trotzdem. Die jungen Leute wissen ohnehin, dass sie keine Chance auf eine faire Wahl haben. Die Behörden entscheiden, wer kandidieren darf, setzen Wähler unter Druck, fälschen Wahlzettel. Man müsse trotzdem hingehen, sagen sie, irgendwie gegen die Kremlpartei Einiges Russland stimmen. „Je mehr die Behörden manipulieren, desto weniger glauben die Menschen an die Wahl“, sagt Nikita.

Auch für die Kandidatin sind es außergewöhnliche Zeiten. Anna Schatunowskaja-Bjurno schlägt für das Treffen ein Café in ihrem Wahlkreis vor, sitzt in dem sonst menschenleeren Raum ganz vorn am Fenster. Die dreifache Mutter ist schon lang bei Jabloko, an ihrer grünen Jacke steckt eine weiße Keramiktaube. Sie erinnert sich an frühere Wahlkämpfe, als die meisten Leute ihre Flyer dankend abgelehnten: „Na ja, Jabloko“, hätten viele noch 2022 gesagt, die könne man doch nicht ernst nehmen, echte Oppositionelle seien das jedenfalls nicht, denn die säßen alle im Gefängnis.

Jetzt hat die Partei plötzlich Zulauf. Innerhalb eines Monats habe der Moskauer Zweig von Jabloko anderthalbtausend Beitrittsanträge erhalten, sagt Schatunowskaja-Bjurno. Alles wegen der Antikriegsbotschaft? „Die Jugend bei uns ist natürlich sehr entschieden dagegen“, sagt die Kandidatin, ohne das Wort Krieg in den Mund zu nehmen. Sie war am ersten Tag dabei, als es vor Gericht um den Ausschluss ihrer Partei ging, und fühlte sich an einen Uni-Hörsaal erinnert: „Da saßen diese ganzen jungen Mädchen und Jungen und beobachteten das Grauen“, sagt sie.

Anna Schatunowskaja-Bjurno tritt als Kandidatin für Jabloko an. FOTO: PRIVAT

Aber nicht nur bei den Jungen nimmt die Jabloko-Politikerin einen Stimmungswandel wahr. Die Menschen hätten zwar Angst, „direkt über die militärische Spezialoperation zu sprechen“, sagt die Kandidatin, die selbst kein Risiko eingehen will. Es sei aber klar, dass „dieses Thema“ die Leute bedrückt und niemanden mehr kaltlässt. Nach vier Jahren stellten die Leute Fragen wie „Wozu eigentlich?“ und „Wie lange soll das so noch weitergehen?“.

Die Kandidatin spricht von „spürbaren Verlusten“. Von Bekannten, die Angehörige verloren haben, von den Drohnenangriffen und der Benzinknappheit, der Rubelschwäche und den steigenden Preisen. „Die Leute verstehen vielleicht nicht die konkreten Gründe“, sagt sie, „aber sie verstehen, dass der Trend nicht besonders gut ist.“

Anna Schatunowskaja-Bjurno achtet sehr auf ihre Worte, sie weiß, was alles passieren kann. Anfang September nahmen Polizisten sie vor ihrem Haus fest, warfen ihr vor, „extremistische Symbole“ verwendet zu haben. Sie hatte ein Foto des 2015 auf der Großen Moskwa-Brücke im Zentrum Moskaus erschossenen Politikers Boris Nemzow zu dessen Todestag veröffentlicht licht, sagt sie im Café. Auf dem Foto war auch der junge Alexej Nawalny zu sehen, der später vom Kreml zum „Extremisten“ erklärt wurde und 2024 in einem russischen Straflager ums Leben kam. Die Polizei ließ Schatunowskaja-Bjurno wieder gehen, zur Anklage kam es nicht.

Also macht sie weiter Wahlkampf, die Angst immer im Nacken. „Angst um mich selbst, um meine Kinder“, Angst um alle, die zu ihren Veranstaltungen kommen, „Angst um das ganze Land“, sagt sie. Sie sehe, wie andere Menschen mit derselben Angst leben, sich dann daran gewöhnen und die Angst zu Apathie werde. „Genau dagegen kämpfen wir an“, sagt die Kandidatin.

Anastasia schätzt an Jabloko „ihre Position zu ... zu diesem Wort mit fünf Buchstaben“

Angst hat auch die junge Frau, die unweit von Schatunowskaja-Bjurnos Wahlbezirk vor einem Zentrum für politisch engagierte Menschen wartet. Weil die Tür noch verschlossen ist, schlägt Anastasia ein nahes Straßencafé vor. Im Lärm der vorbeifahrenden Busse gehen die Worte der 20-jährigen Studentin fast unter.

Auch Anastasia hatte Jabloko nicht als echte Opposition betrachtet – bis sie im Frühjahr 2024 einen der monatlichen Briefabende besuchte. Dabei treffen sich Menschen unter dem Dach der Moskauer Jabloko-Zentrale und schreiben an politische Gefangene. Seitdem geht Anastasia regelmäßig hin. Was gefällt ihr sonst noch an Jabloko? „Ihre Position zu ...“, die junge Frau überlegt kurz, „zu diesem Wort mit fünf Buchstaben.“ Auch sie traut sich nicht mehr frei zu sprechen, sagt aber, was 2022 geschah, habe sie schwer getroffen. „Das erste Jahr war schrecklich, ich hatte das Gefühl, bald ist mein Leben vorbei.“

Bei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2024 war sie noch zu jung, um abzustimmen, aber sie begleitete eine ältere Freundin ins Wahllokal. Die beiden gingen genau um zwölf Uhr mittags. Dazu hatte damals noch Alexej Nawalny aufgerufen, bevor er einen Monat vor der Wahl im Straflager starb. Die langen Schlangen genau zur Mittagszeit sollten Putin zeigen, wie viele Menschen nicht einverstanden waren. „Der Tag ist mir in Erinnerung geblieben“, sagt Anastasia. Aber Nawalnys Namen spricht sie nicht aus.

Eingebrannt hat sich ihr auch der Tag, als Jabloko von der Wahl ausgeschlossen wurde. Sie sei erst abends zum Gerichtsgebäude gefahren, sagt sie und hält sich an der Handtasche auf ihrem Schoß fest. Sie stand in der Menschenmenge auf der Straße, als drinnen die Entscheidung fiel. „Und dann fingen alle, wirklich alle Leute an, „Schande' zu rufen.“ Schon lange habe sie Menschen nicht mehr so laut rufen gehört. „Wenn man inmitten einer solchen Menge ist und versteht, dass alle mehr oder weniger dasselbe empfinden, dann ist das sehr motivierend“, sagt die Studentin.

Wie viele andere Russen auch fürchtete Anastasia die Zeit nach der Wahl. Sie hat Angst vor großflächigen Internetsperren, vor Isolation, vor geschlossenen Grenzen, davor, dass sie festgenommen werden könnte, dass die Kämpfe noch mehr eskalieren, es noch mehr Opfer gibt. Im Mai sei in der Nähe ihrer Wohnung eine Drohne explodiert, sie sei nachts davon aufgewacht. In ihrem Leben gebe es jetzt „Geräusche, bei denen sich mir innerlich alles zusammenzieht“.

Über die Abstimmung am Wochenende macht sie sich keine Illusionen. „Es gibt keine Wahl“, sagt Anastasia. Hingehen will sie trotzdem. Weil jeder, der nicht für die Kremlpartei stimmt, den Kreml stö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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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Frage der Haltung

Warum gesellschaftliche Verantwortung konkretes Engagement braucht.

■ Demokratie muss gepflegt werden. Sie lebt davon, dass Menschen miteinander reden, einander widersprechen, Informationen prüfen und am Ende akzeptieren, anderer Meinung zu sein. Kling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es aber längst nicht mehr. Ein kurzer Blick auf Instagram oder TikTok genügt, um zu sehen: Über kaum ein Thema wird noch sachlich diskutiert. Jede Seite verbreitet die Fakten, die ihr passen. Ob sie stimmen? Nebensache.

Natürlich muss jeder Einzelne Informationen kritisch hinterfragen. Doch auch Medien, Plattformen, Schulen und Politik prägen die Räume, in denen öf-

Haltung zeigt sich im Handeln.

fentliche Kommunikation stattfindet. Das gilt auch für Unternehmen.

Lange war die Rollenverteilung vermeintlich klar: Unternehmen stellen Produkte her oder bieten Dienstleistungen an, gesellschaftliche Fragen sind Sache von Politik, Verbänden oder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Diese Trennung hat sich aufgelöst. Unternehmen sind heute Arbeitgeber, Kommunikatoren und Medienproduzenten – und damit Teil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ystems.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lautet deshalb nicht mehr, ob Unternehmen gesellschaftliche Verantwortung tragen. Sie tun es bereits. Wenn Unternehmen ihre Liebe zur Demokratie entdecken, stellt sich allerdings schnell die Frage, ob dahinter echte Überzeugung oder nur der Wunsch nach einem besseren Image steckt. Unternehmen haben gelernt, gesellschaftliche Werte wie Vielfalt und Nachhaltigkeit in Markenkommunikation zu übersetzen. Problematisch wird es, wenn die Haltung mit dem Ende der Werbekampagne wieder verschwindet.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sprechen dann von Purpose Washing.

Die Konsequenz kann nicht sein, dass Unternehmen sich aus gesellschaftlichen Debatten heraushalten. Gerade in einer Zeit, in der demokratische Grundwerte unter Druck geraten, wäre das die fal-

sche Schlussfolgerung. Allerdings sollte auch nicht jedes Unternehmen zu jeder politischen Frage eine Meinung vertreten. Sonst würden Unternehmen zu Ersatzparteien – und das wäre weder ihre Aufgabe noch demokratisch wünschenswert. Aber Unternehmen sollten dort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wo ihre eigene Tätigkeit gesellschaftliche Folgen hat.

Ein Beispiel dafür ist der Telekommunikationsanbieter congstar. Fairness ist ein zentraler Markenwert des Unternehmens – bei Preisen, Konditionen und Kommunikation. Congstar stellte sich die Frage, wie sich dieser Anspruch auf gesellschaftlicher Ebene übersetzen lässt. Die Antwort fand man im eigenen Geschäftsmodell: Telekommunikationsanbieter sorgen dafür, dass Menschen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 können und Zugang zu digitalen Inhalten haben. Sie sind also Ermöglicher gesellschaftlicher Debatte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und damit auch jener Kommunikationsräume, in denen Desinformation, Hetze und Spaltung gedeihen. Sie sorgen folglich nicht nur für technische Erreichbarkeit, sondern schaffen die Grundlage für Austausch, Orientierung und demokratische Teilhabe. Im Herbst 2025 startete das Unternehmen deshalb die Initiative „Für mehr FAIRständnis“, um mit verschiedenen Maßnahmen aktiv zur Verbesserung der Kommunikationskultur beizutragen. Jüngst ging congstar gemeinsam mit dem Polit-Creator Marcant gegen Desinformation vor. Marcant ist für seine unerschrockenen und kritischen Interviews mit Mitgliedern der rechten Szene bekannt. Unter dem Motto „Verwähl dich nicht: Fakten statt Hetze. Für mehr Fairständnis.“ konnten Menschen Anfang September kostenlos politische Aussagen, Fragen oder Unsicherheiten hinterlassen, die ihnen online oder im Alltag begegneten. Marcant sichtete die Einsendungen und rief ausgewählte Menschen persönlich zurück. Das Unternehmen nutzt damit seine eigene Kernkompetenz – digitale Kommunikation – dort, wo Kommunikation gesellschaftlich unter Druck gerät. Unternehmerische Verantwortung beginnt für congstar nicht bei der Frage, welche Haltung sich gut in einem Werbespot macht. Sondern bei der Frage, wie ein Unternehmen seinen Einfluss tatsächlich positiv für die Gesellschaft einsetzen kann.

V. i. S. d. P.: Timo Wakulat, congstar GmbH, Bayenwerft 12-14, 50678 Köln

Unternehmen sind Arbeitgeber, Kommunikatoren und Teil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ystems. Dieser Verantwortung sollten sie gerecht werden.

LEUTE

Thomas Gottschalk, 76, Moderator, blickt nach vorn. Nach seiner schweren Krebserkrankung, die er im November 2025 öffentlich gemacht hatte, zog er sich ins Private zurück. Inzwischen sei er auf dem Weg der Besserung, wie er zu Bild sagte. „Ich hatte am Donnerstag mein zweites PET“, sagte er. „Da wird der ganze Körper durchgescannt und man schaut, dass auch wirklich keine Überbleibsel des Krebses mehr im Körper sind. Man geht da mit einem Zittern hin, weil ich natürlich Angst hatte vor dem Ergebnis. Jetzt bin ich heilfroh.“ Eine sogenannte Positronen-Emissions-Tomographie (PET) kann Stoffwechselvorgänge im Körper sichtbar machen und dabei helfen, Tumore oder Metastasen im Körper zu finden. Auf die Frage, ob er wieder ganz der Alte sei, sagte Gottschalk: „Ich fühle mich noch nicht ganz so, wie ich es gerne hätte und wie es einem 76-jährigen Mann angemessen ist. Aber es wird jede Woche ein bisschen besser.“

Bloß keine Serien

Lars Eidinger, 50, Schauspieler, ist ein Serien-Asket. „Ich habe in meinem ganzen Leben zwei Serien angefangen zu schauen“, sagte er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Im ersten Corona-Lockdown habe ich „Breaking Bad“ geschaut und dann habe ich irgendwann mit meiner Tochter „Stranger Things“ geschaut.“ Beide Serien habe er abgebrochen und nie zu Ende gesehen. FOTO: ANDREEA ALEXANDRU/AP

Lukas Wörle entschließt sich, einem Mann zu helfen, der von einer mexikanischen Expedition kurz unterhalb des Gipfels zurückgelassen wurde.
COLLAGE: JOANA HAHN; FOTO: IMAGO; PORTRAIT: VINCENT WÖRLE

„Ich hätte mich nie mehr im Spiegel anschauen können“

Auf dem Weg zum Gipfel des Broad Peak findet Lukas Wörle einen sterbenden Mann im Schnee. Kurz vor dem Ziel gibt er seinen Traum vom Achttausender auf – und beginnt eine riskante Rettungsaktion.

Harald Schmidt, 69, Late-Night-Kanzler a. D., kanzelt den möglichen Ersatzkanzler ab. Er bezweifle, ob Hendrik Wüst ein besserer Bundeskanzler wäre als Friedrich Merz. Der NRW-Ministerpräsident sei für ihn erkennbar „an der Hand am Kinderwagen“, sagte der Entertainer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Er spielte damit darauf an, dass Wüst schon mal mit Kinderwagen vor die Kameras tritt. „Es ist ein Unterschied, ob mir einer in Dülmen den Kinderwagen in den Weg schiebt für ein Foto, oder ob ich sage: „Xi Jinping ist am Telefon, er will dich mal sprechen.“ Laut Schmidt erwarte die CDU offenbar ein Wunder von einem Kanzlertausch, doch Wüst würde in Berlin „exakt in dieselben Probleme einsteigen“ wie Merz. Insgesamt sehne man sich in Deutschland offenbar nach einem Messias – ein weiteres Beispiel dafür seien die übersteigerten Erwartungen an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Der Bedarf an Messias- sen ist enorm.“

Karl-Heinz Körbel, 71, Ex-Fußballprofi, hat neben dem Fußball eine zweite Religion. „Eigentlich war ich aus der Kirche ausgetreten, weil mir vieles nicht mehr gepasst hatte“, sagte er der FAZ. Als seine Tochter aber an einer christlichen Schule eingeschult werden sollte, habe er sich mit dem Thema wieder auseinandersetzen müssen. Dann sei er in die evangelische Kirche eingetreten.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bete er jeden Morgen Psalm 91, in dem es um Gottes Schutz und Zuversicht geht. Dabei bete er für seine Familie, Mitarbeiter von Eintracht Frankfurt und die Spieler der Traditionsmannschaft seines Vereins. „Ich bin überzeugt, dass Jesus Christus für unser Leben eine zentrale Bedeutung hat“, sagte er. Körbel bestritt 602 Bundesligaspiele für Eintracht Frankfurt und ist damit Rekordhalter in der höchsten deutschen Spielklasse.

Eltern prügeln sich um Ball ihrer Kinder

Stadthagen – Mehrere Eltern sind in Stadthagen im Landkreis Schaumburg in Niedersachsen aneinandergeraten, weil ihre Kinder sich um einen Ball gestritten haben. Dabei seien ein 26-Jähriger schwer und vier weitere Eltern leicht verletzt worden, teilte die Polizei mit. Mehrere Eltern hätten sich i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Sprösslinge eingemischt. Der verbale Streit der Erwachsenen sei anschließend eskaliert. Demnach kam es zu einer Schlägerei, bei der die Beteiligten teilweise Gegenstände einsetzten. Dabei soll es sich um Holzteile von zerbrochenen Möbeln gehandelt haben, meldete der Fernsehsender RTL unter Berufung auf eine Polizeisprecherin. Der 26 Jahre alte Schwerverletzte kam in ein Krankenhaus, erklärte die Polizei. Leicht verletzt wurden ein 35-Jähriger und ein 31-Jähriger sowie eine 25-Jährige und eine 29-Jährige. Die Beamten mussten den Angaben zufolge Pfefferspray einsetzen, um die Kontrahenten zu trennen. Ein Strafverfahren wegen des Verdachts der gefährlichen Körperverletzung sei eingeleitet worden, hieß es weiter. Zum Ablauf der Auseinandersetzung werde ermittelt. DPA

Von Titus Arnu

Den linken Fuß anheben. Die Zacken der Steigeisen ins Eis rammen. Kurz atmen. Dann den rechten Fuß. Seit Stunden bewegt sich Lukas Wörle so durch die Dunkelheit oberhalb von Camp 3 am Broad Peak, 8051 Meter, dem dritthöchsten Gipfel im Karakorum und zwölfthöchsten Berg der Welt. Es ist der 15. Juli 2023, kurz nach acht Uhr morgens, sein GPS-Gerät zeigt 7985 Meter. Sein Kletterpartner Horia Colibäşanu ist ihm weit voraus. Wörle hat sich zurückfallen lassen, um Kraft zu sammeln. In seinem Kopf, so erinnert er sich heute, beginnt damals ein Gedanke zu nagen: Du bist allein. In der Todeszone oberhalb von 7500 Metern, wo der Körper mehr Energie verbraucht, als man ihm zuführen kann.

Es ist eine Parallelwelt, durch die sich der damals 30-jährige Sportler wie in Zeitlupe bergauf kämpft. Zu Hause in den Alpen rennt der durchtrainierte junge Mann fast mühelos auf die Berge. Aber auf knapp 8000 Metern im Karakorum fühlt sich sein Körper bleischwer an, als wäre er auf einem anderen Planeten. Triebschnee formt sich zu weißen Dünen. Dann sieht er etwas im Schnee, das dort nicht hingehört. Eine Halluzination seines sauerstoffunterversorgten Gehirns? Zurückgelassener Expeditionsmüll? Er stapft näher – und erkennt den Rücken eines Menschen. Reglos liegt der Mann auf dem eiskalten Boden, vom Wind umtost, das Gesicht mit Erbrochenem verkrustet. Wörle geht davon aus, einen Toten vor sich zu haben. Dann hört er ein Krächzen. Bemerkt eine winzige Bewegung des Arms.

DRAMA AM BERG

In dieser Serie porträtiert die SZ Menschen, die in den Bergen Einschneidendes erlebt haben.

Der Mann lebt. Noch.

Seit Monaten hat Wörle auf diesen Gipfel hingearbeitet. Sein Ziel, für das er seit Jahren trainiert: ohne Flaschensauerstoff und Träger auf den Broad Peak steigen und anschließend mit dem Gleitschirm ins Tal fliegen. Jetzt ist er 60 Höhenmeter vom großen Ziel entfernt, seinem ersten Achttausender – und steht vor einer Entscheidung, die er später als die zentrale seines bisherigen Lebens beschreiben wird. Lange nachdenken muss er nicht: „Es würde mich eher schockieren, hätte ich Schwierigkeiten gehabt, mich zu entscheiden“, sagt er hinterher, „ich hätte mich nie mehr im Spiegel anschauen können.“

Wörle verzichtet auf den Gipfel und versucht stattdessen, ein Menschenleben zu retten.

In seinem Buch „Gratwanderung: Ein Extrembergsteiger im Kampf um Menschlichkeit und Verantwortung“ (Goldmann) macht Wörle aus dieser Szene am Gipfel des Broad Peak mehr als eine dramatische Rettungsgeschichte: Sie wird zum Prüfstein einer extremen Sportart. Was bleibt im Höhenbergsteigen vom Ideal der Freiheit und des Abenteuers, wenn der Gipfel zur Dienstleistung wird und Menschlichkeit auf der Strecke bleibt? Videos vom Everest zeigen jedes Frühjahr die negativen Seiten von Achttausender-Besteigungen: Staus an Schlüsselstellen, Müllberge, Taxiflüge mit Helikoptern – und das Hauptrisiko tragen die Sherpas, die eine Route mit Fixseilen und Leitern durch den Gletscherbruch präparieren. Die eigentliche Gratwanderung des modernen Expeditionsbergstei-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gens verläuft zwischen Egoismus und Verantwortung, Kommerz und Moral.

Auch Lukas Wörle hat im Juli 2023 die Wahl: weitergehen oder helfen? Ihm ist bewusst, dass er allein unterwegs ist, ohne Flaschensauerstoff und ohne Notfallmedikamente. Er weiß, dass man einen bewegungsunfähigen Mann auf knapp 8000 Metern nicht tragen kann und dort auch kein Rettungshubschrauber landet. Er meldet sich per Funk bei seinem Bru- der Vincent im Basislager, der funkt andere Teams an, doch die Antworten klin- gen ausweichend: zu gefährlich, zu spät, jeder müsse in dieser Höhe für sich selbst sorgen. Wörle bricht den Aufstieg trotz- dem ab, um zu helfen.

Der Mann heißt Murtaza Sadpara, ein pakistanischer Hochträger. Wie sich später herausstellt, wurde er von einer mexikanischen Expedition kurz unterhalb des Gipfels zurückgelassen. Das Gelände dort oben sei kein messerscharfer Grat, beschreibt es Wörle, sondern ein breiter, lang gezogener Buckel, auf dem Fels und Schnee ständig wechseln. In steilen Schneeflanken zieht er Sadpara am Rucksack über den gefrorenen Boden, an ausgesetzten Stellen seilt er ihn ab. Allein die ersten zweihundert Höhenmeter dauern gefühlt eine Ewigkeit.

Auf 7800 Metern trifft er einen anderen Bergsteiger, Dan, der Medikamente gegen Höhenkrankheit dabeihat und eine Sauerstoffflasche aus dem Depot einer anderen Expeditionsgruppe organisiert. Zu zweit kommen sie schneller voran bei der Rettungsaktion, weiter unten gibt es steile Flanken mit Fixseilen, an denen sie Sadpara sichern und hinunterrutschen lassen können. Zehn Stunden dauert die Rettung, 18 Stunden ist Wörle insgesamt am Berg unterwegs.

Kommunizieren lässt sich mit dem Höhenkranken kaum. Wörle vergleicht dessen Zustand mit einem Volltrunkenen: ansprechbar, aber nicht wirklich zurechnungsfähig. Betroffene sind sich des Ernstes der Lage oft nicht bewusst, reden Unsinn und halluzinieren – eine Folge des Sauerstoffmangels und im fortgeschrittenen Stadium von Wassereinlagerungen im Gehirn. Sadpara hat sich die Handschuhe ausgezogen und die Schneebrille abgenommen, eine paradoxe Reaktion, die bei Höhenkranken und Erfrierenden häufiger vorkommt. Sechs Finger verliert er dadurch.

Aber er bleibt am Leben.

Warum Wörle nicht weitergegangen ist, sondern geholfen hat, lässt sich nicht allein mit Moral erklären. Man muss weiter zurückgehen, um eine Antwort zu finden, bis ins Wohnzimmer seiner Eltern in Tirol. Lukas Wörle ist in München geboren und in Lermoos aufgewachsen. Dort, sagt er, habe sein Traum von den höchsten Bergen der Welt begonnen – vor einem Diaprojektor. Sein Vater Alfred, ein ehemaliger Bergführer, war 1989 und 1991 selbst im Himalaja unterwegs gewesen. 1993 wollte Alfred Wörle auf den

Nanga Parbat, jenen Berg, an dem Reinhold Messner 1970 seinen Bruder verlor. Kurz vorher kam die Nachricht, dass seine Frau schwanger war. Alfred Wörle sagte die Expedition ab. Das Kind, das damals unterwegs war, hieß Lukas.

Der Sohn wächst mit den Bergen vor der Haustür in Lermoos auf, seine Mutter Beatrix ist ebenfalls bergbegeistert, zusammen ist die Familie oft beim Skifahren und Wandern. Lukas konzentriert sich als Jugendlicher zunächst auf Basketball, wird Nachwuchstrainer in der Bundesliga. Mit zwanzig Jahren erkrankt er schwer am Pfeifferschen Drüsenfieber, die Krankheit wirft ihn monatelang aus der Bahn. Während dieser erzwungenen Ruhephase entdeckt er das Gleitschirmfliegen – und damit ein Gefühl, das er später als „Yin und Yang“ beschreibt: Erdenschwere beim Aufstieg, himmlische Leichtigkeit auf dem Weg ins Tal.

Daraus entsteht eine Idee, die er selbst zunächst für verrückt hält: einen Achttausender besteigen – und mit dem Gleitschirm wieder hinabfliegen. 2022 scheitert ein erster Versuch am Gasherbrum II im Schneesturm auf 7000 Metern. Ein wichtiger Lernprozess für Lukas Wörle, wie er sagt. Gemeinsam mit seinem Bruder Vincent gründet er daraufhin das Unternehmen w8less, das Managern die am Berg gelernten Prinzipien von Disziplin und Risikomanagement vermittelt. Für den Sommer 2023 setzt sich Wörle den Broad Peak als Ziel. Diesmal reist fast die ganze Familie mit: Vater Alfred als Begleiter im Basislager, Bruder Vincent als Fotograf und Organisator. Im Basislager erlebt Wörle, wie sehr das Expeditionsgeschäft von einheimischen Trägern abhängt – Männern, die mit schlechter Ausrüstung das größte Risiko tragen, ohne je in den Schlagzeilen zu erscheinen.

Was bleibt beim Höhenbergsteigen vom Ideal der Freiheit, wenn Menschlichkeit auf der Strecke bleibt?, fragt Lukas Wörle in seinem Buch. FOTO: VINCENT WÖRLE

Nach der Rettung von Murtaza Sadpara ist Wörle so erschöpft, dass er fast zwei Wochen im Zelt liegt, bis zum 24. Juli. Er schläft, isst, ruht sich aus – mehr nicht. Als sich noch einmal ein Wetterfenster öffnet, entschließt er sich mit Dan zu einem zweiten Gipfelversuch. Am 27. Juli, kurz nach Mitternacht, brechen sie von 7000 Metern auf.

In dieser Nacht sehen sie vom Broad Peak aus, wie sich am K2 eine Lichterkette aus knapp zweihundert Stirnlampen gipfelwärts bewegt – und plötzlich zum Stillstand kommt. Eine Viertelstunde, eine halbe Stunde, eine Stunde lang tut sich nichts. „Da muss etwas passiert sein, das ist nicht normal“, sagt Lukas Wörle zu seinem Kletterpartner. Auf 7700 Metern merken die beiden, dass ihnen die Kraft fehlt, und drehen zum zweiten Mal um. Beim Camp 3 nimmt Wörle seinen ultraleichten Gleitschirm aus dem Rucksack, 1,2 Kilo schwer, und fliegt hinab ins Basislager, mit Blick auf den K2. „Ich habe es nicht geschafft, den Broad Peak zu besteigen“, sagt er. „Aber ich bin von ihm hinabgeflogen. Endlich.“

Pakistan verleiht ihm eine der höchsten zivilen Auszeichnungen des Landes

Am Nachmittag desselben Tages bestätigt sich seine Ahnung: In der als „Bottleneck“ bekannten Engstelle kurz unterhalb des K2-Gipfels ist der 27 Jahre alte Hochträger Mohammed Hassan, Vater von drei Kindern, abgestürzt und schwer verletzt im Seil hängen geblieben. Rund zweihundert Menschen sind an diesem Tag auf dem Weg zum Gipfel, Dutzende klettern an ihm vorbei, ohne zu helfen. Er stirbt. Im Detail sichtbar wird das Ausmaß erst Tage später, als ein Drohnenpilot des Fernsehteams, das Wörles Expedition für Servus TV begleitet, sein Material auswertet – im gleißenden Morgenlicht hatte er zunächst nicht erkannt, was er filmte. Auf den Aufnahmen sieht man, wie mindestens 70 Bergsteiger über Hassan hinwegsteigen, manche hält er kurz an den Füßen fest.

Als die Wörles aus dem Basecamp abreisen und wieder Handyempfang haben, ist aus der stillen Rettung längst eine Nachricht geworden, die um die Welt geht. Medien titeln „Heldentat im Karakorum“, die österreichische Botschafterin in Pakistan lädt zum Gespräch. Wörle nimmt in Wien aus den Händen des Bundeskanzlers eine Verdienstmedaille entgegen. 2025 verleiht ihm Pakistan in Berlin den Tamgha-i-Pakistan, eine der höchsten zivilen Auszeichnungen des Landes. Mit dem Wort „Held“ tut sich Lukas Wörle dennoch schwer. „Was an dem Tag eigentlich besonders war, ist die körperliche Leistungsfähigkeit, so viele Stunden nonstop ans Limit zu gehen“, sagt er. „Die Entscheidung zu helfen, sollte selbstverständlich sein – egal, ob das am Broad Peak passiert oder auf der Straße in Wien.“ Erst kürzlich habe er einen Fahrradunfall beobachtet, bei dem Menschen einfach hilflos danebenstanden. „Das Einfachste ist wegzulaufen.“

Der Retter und der Gerettete sehen sich seither jedes Jahr wieder

Auch Sadparas Geschichte geht weiter, mit weit weniger öffentlicher Aufmerksamkeit. Der Extrembergsteiger Alex Txikon initiiert ein Crowdfunding, das ein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in Spanien ermöglicht; Ärzte amputieren mehrere Finger. Im Dezember 2023 sehen sich Wörle und Sadpara in Reutte wieder. „Bruder, ich schulde dir alles“, sagt Sadpara, und will ihm ein Stück Land in Pakistan schenken. „Du verdankst mir gar nichts“, antwortet Wörle. „Du hast gekämpft. Durchgehalten.“ 2024 besucht Wörle die Familie in ihrem Dorf in Pakistan. Inzwischen sieht er Sadpara jedes Jahr wieder, zuletzt vor wenigen Wochen, bei seiner jüngsten Expedition im Karakorum, die er wegen heftiger Schneefälle und Lawinengefahr abbrechen musste. Während Wörles Aufenthalts im Sommer 2026 ereignete sich Ende Juli das verheerende Lawinenunglück am Broad Peak, bei dem zehn Alpinisten starben, unter ihnen Nirmal Purja, ein Weltstar des Bergsteigens.

Für Wörle ist das Kapitel Broad Peak noch nicht beendet, sagt er, irgendwann werde er zurückkehren – nicht, um den Gleitschirm-Flug zu wiederholen, sondern um mit der Geschichte selbst abzuschließen. Am 21. Dezember 2025 stirbt sein Vater Alfred an Bauchspeicheldrüsenkrebs. Einige Kapitel von „Gratwanderung“ konnte er noch lesen. Wörle widmet ihm das Buch.

Im Herbst 2025 gelingt Lukas Wörle mit dem slowenischen Bergsteiger Aleš Česen die Erstbesteigung des 6224 Meter hohen Cherireen Sar im Karakorum. In diesem Sommer, bei einer geplanten Überschreitung des Achttausenders Gas-herbrum I mit Česen, entscheidet am Ende wieder der Berg. Nach tagelangem Kampf mit meterhohem Neuschnee muss die Expedition abgebrochen werden, weil Česen sich eine schwere Lungenentzündung zuzieht. Lukas Wörle zeigt sich trotzdem nicht frustriert. Am Broad Peak hat er gelernt, dass sich Bergsteigen eben minutiös planen, aber nie vollständig beherrschen lässt. Auch wenn der moderne Expeditions-Tourismus mit hohen Erfolgsgarantien und geringen Unfallquoten wirbt. Achttausender lassen sich heute als Pauschalpakete für 10 000 bis 100 000 Euro buchen, je nach Luxus-Level, Hubschrauber-Transfer inklusive. Einheimische Helfer wie Sadpara tragen dabei oft das höchste Risiko – ohne Versicherung, ohne Rücklagen, oft ohne Erwähnung in den Berichten der Sportler.

Was wiegt schwerer: ein Gipfel, auf den man jahrelang hingearbeitet hat, oder die Rettung eines Menschenlebens? Der Berg gibt darauf keine Antwort. Wörle hat sie an jenem Julimorgen 2023 trotzdem gefunden: in dem Moment, in dem er umkehrte – und wusste, dass es die einzige Entscheidung ist, mit der er weiterleben kann.

Was ihr Russlandversteher nicht versteht

Putin will Frieden? Und Russland reagiert in der Ukraine nur auf die Bedrohung durch die Nato? Träumt weiter – oder wacht endlich auf: Ein Brief an all die nützlichen Idioten des Kreml in AfD, BSW und anderswo.

Gastbeitrag von Alexander Estis

Russlandversteher! Ich verstehe euch nicht. Ihr liebt: russische Kultur. Russische Seele. Russische Soljanka. Oder russischen Borschtsch, auch wenn kein einziger von euch dieses Wort richtig aussprechen kann. Ihr wollt russisches Gas oder russisches Geld oder russische Girls. Ihr wart 1985 in Irkutsk oder 2003 am Baikal oder 2018 in Sotschi.

Ihr kommt aus den Reihen der Ballettliebhaber oder der Dostojewski-Leser, der Wodka-Trinker oder der Leichtathleten, der Pazifisten oder der Nationalisten, ihr kommt von der AfD oder vom BSW, von Compact oder von der Berliner Zeitung, von den Möchtegernliberalen oder den Pseudolinken, ihr kommt aus der Mitte, die sich marginalisiert fühlt, oder vom Rand, der sich für die Mehrheit hält, ihr kommt aus Ost oder West, aus Süd oder Nord, aus Großbottwar oder Kleinmachnow, aus Neukölln oder Alt-Mölln, aus Billigheim oder aus Teurow.

Ich komme aus Russland. Und ich verstehe euch nicht.

Ihr denkt, ihr seid Freunde Russlands. Und ihr denkt, Russland sei euer Freund. Ihr sagt: „Russland hat immer zuverlässig Gas geliefert“ (Steffen Kotré, AfD). Russland hat uns Kaviar geschenkt. Putin war in Berlin. Putin spricht Deutsch. Das in der Ukraine ist nicht unser Krieg. Die Unterstützer Kiews sind Kriegstreiber. Russland hat Deutschland nicht angegriffen.

Russland ist unser Freund, glaubt die BSW-Politikerin Sevim Dağdelen. „Gute, friedli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Russland liegen im Interesse Deutschlands“, sagt der AfD-Mann Rainer Rothfuß.

Was für euch, Russlandfreunde, offenbar Freundschaft bedeutet: Deutschland wird von patriotischen Kräften in Russland seit jeher als Teil eines moralisch zersetzten und zersetzenden Westens gesehen; nach wie vor wird diese Auffassung von reaktionären Denkern wie Alexander Dugin verfochten, der den Westen als satanisch und Deutschland als bloßes „Simulakrum eines Landes“ diffamiert.

Was für euch, Russlandfreunde, auch Freundschaft bedeutet: Deutschland wird in Russland heute als Zentrum, als Drehpunkt feindlicher Nato-Aktivitäten gewertet, mehr noch – als sogenanntes „tie-fes Hinterland“ der Ukraine. Im Juli schrieb der Putin nahestehende Oligarch, Politiker und Propagandist Wiktor Medwedtschuk in einem – später vielzitierten – Artikel: „Hinter den heutigen terroristischen Schlägen gegen zivile Ziele in Russland steht Deutschland.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Fabriken, die sich in den ukrainischen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n Komplex eingefügt haben und unmittelbar an den Kriegshandlungen teilnehmen, können von Russland durchaus als Objekte militärischer Infrastruktur der Ukraine und also als legitimes Vernichtungsziel betrachtet werden.“

Sofort benennt Medwedtschuk den bayerischen Drohnenhersteller Quantum Systems GmbH, ja gibt sogar die genaue Adresse des Firmensitzes an – und resümiert: „Kein einziges Objekt in Europa ist für Russland unerreichbar.“ Zuvor hatte Putin mit Blick auf Einschläge ukrainischer Drohnen im Landesinnern die Weisung erteilt, zu untersuchen, welche Akteure als „Anstifter“ am Krieg beteiligt sind. Und jetzt, nach dem Anschlagsversuch am Flughafen Halle/Leipzig, schrieb Ex-Präsident und amtierender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s Sicherheitsrates Dmitrij Medwedjew, ein solcher Diversionsakt sei „die leichteste Form der Bestrafung für ihre Sünden“. Denn nicht nur sämtliche Waffenhersteller verdienten einen direkten Schlag, sondern womöglich auch andere Ziele in Berlin.

Aber unter Freunden sieht man doch gern mal über Kleinigkeiten hinweg: Was ist schon so eine kleine Drohne gegen eine große Druschba. Unter Freunden geht man immer vom Besten aus – es ist noch alles unbewiesen, alles ist unklar. „Selbst, wenn Russland dahinterstehen sollte“, sichert sich Wagenknecht rhetorisch ab, „ist eine Drohne, die keinerlei Schaden angerichtet hat, kein Grund, eine brandgefährliche Eskalation anzuheizen.“

Auch der Freitag titelt: „Die Bundesregierung dreht die Eskalationsspirale mit Russland weiter“ und faselt etwas von fingierten Beweisen. Dort hatte schon zuvor der mediennotorische Brigadegeneral a.d. Erich Vad Zweifel angemeldet: Die Bauweise der Drohne sei zu stümperhaft für eine Großmacht. Ein Argument, bei dem kaum ein Russe das Lachen wird zurückhalten können.

„Brücken statt Mauern“ will das BSW – und demonstriert deshalb gegen die Schließung des Russischen Hauses in der Berliner Friedrichstraße, unter anderem mit einer nicht ganz aktuellen Fahne. FOTO: FABIAN SOMMER/DPA

Russlandkenner! Offenbar wisst ihr nicht, wie russische Militärtechnik an der Front aussieht: Selbstgekaufte, selbstgebastelte Ausrüstung, korrodierte Schutzwesten, billige, unverschlüsselte chinesische Funkgeräte, defekte Handfeuerwaffen, uralte Panzer, die aus Museumsbeständen stammen, Repetiergewehre – kein Scherz! – eines zarenzeitlichen Bautyps.

Der Sprengsatz hat nicht gezündet, es ist eigentlich nichts passiert. Oder doch?

Was ihr Russlandkenner auch nicht wisst: Wie russische Sabotage geht. Die russischen Anschläge müssen nicht nur nicht hochprofessionell sein, sondern sie können sogar in ihrem vordergründigen Zweck scheitern – und doch den nötigen Schaden anrichten. Ein Sprengsatz, der an einem höchst kritischen Ort nicht explodiert, verursacht womöglich noch mehr Zweifel, Zwist und Zank.

Am Ende weiß niemand etwas – und die Russen wollen nichts gewusst haben; der Sprengsatz hat nicht gezündet, es ist eigentlich nichts passiert, die russischen Drohungen erscheinen als Antwort auf unbegründete Vorwürfe. Und die Russlandfreunde können wieder rufen: Es ist der Westen, der eskaliert.

Was ihr Russlandkenner nicht wisst: Wie informationelle Diversion funktioniert. Zusammen mit dem Sprengstoff streuen die Russen stets auch argumentative Sprengsätze in den Diskurs. Und die wiederum streuen Sand in die Augen. Schon im 19. Jahrhundert betrieben geheime russische Auslandsagenturen – nach eigenen Schilderungen – zugleich mit der Vorbereitung von Anschlägen auch Einflussoperationen, Desinformation, Demoralisierung, Kompromittierung, Bestechung von Beamten und Provokationen unter falscher Flagge. Auch heute wird die hybride Kriegsführung stets von Schutzbehauptungen, Gegenbeweisen, Fremdbeschuldigungen, False-Flag-Narrativen flankiert. Dabei nutzen die russischen Propagandisten die simple Cui-bono-Logik aus: Wenn in der Folge solcher Anschläge die Ukraine verstärkte Unterstützung erfährt und Russland sanktioniert wird, kann Russland behaupten, der Angriff diene doch nur ukrainischen Interessen, müsse also folgerichtig von der Ukraine ausgehen. Diese Logik ist deshalb gefährlich, weil sie erstens nicht grundsätzlich falsch ist, zweitens aber durch jede entsprechende antirussische und proukrainische Reaktion nur validiert zu werden scheint.

Was ihr Russlandversteher nicht versteht: Wie inkongruente Botschaften einschlagen. Daher gibt es parallel zu den Leugnungsstrategien meist auch manifeste Anzeichen für die Beteiligung russischer Geheimdienste: Solche Attacken sind Warnungen, sind Einschüchterungen, und daher soll für diejenigen, auf die es ankommt, erkennbar bleiben, woher sie stammen. Besonders augenfällig ist das bei den prominenten Morden durch radioaktive Substanzen, etwa demjenigen an Sergej Skripal.

Einheitlichkeit und Konsequenz will und braucht der Kreml hingegen nicht. Ebenso wenig wie der Sprengsatz müssen auch die Argumente zünden; es genügt, dass der Informationsraum mit alternativen Fakten, Halbwahrheiten und Widersprüchlichkeiten geflutet ist. Am Ende setzt eine epistemische Erschöpfung ein

– und auf Dauer eine Generalskepsis, eine erlernte informationelle Hilflosigkeit, eine grundsätzliche Aberration des Wahrheits- empfindens.

„Es ist alles nicht so eindeutig“, sagen über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die Russen, wenn sie von der Propaganda zwar nicht völlig indoktriniert, aber doch verunsichert wurden.

Für euch aber ist eindeutig: Putin will Frieden. Russland möchte verhandeln. AfD-Siegmund fordert deshalb: Diplomatie! Miteinander reden! Keine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Die Waffen – das ist Siegmunds eigentümlicher Pazifismus – brauchen wir stattdessen im Land, um sie gegen illegale Migranten einzusetzen.)

Ihr, Putins Pazifisten, glaubt, Putin will keinen Krieg. Das sagt er doch schließlich auch selbst! Und die längste Zeit unter Putin lebten wir in Eintracht, der Westen und Russland,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Seite an Seite. Keine Kriege, nur Handel, hin und zurück strömten nur Gas und Gold.

Ihr, Putins Pazifisten, wollt nicht hören, was wir, russische Emigranten, Oppositionelle, Journalisten sagen. So sagt etwa Kirill Martynov, der Gründer von Novaya Gazeta Europe, dass Putin den Krieg aus macht- und innenpolitischen Gründen „schlichtweg nicht beenden kann“. Einen Frieden wird Putin nur dann akzeptieren, wenn er sich als russischer Sieg verkaufen lässt – und selbst dann ist es ein brüchiger

Frieden, ein Frieden auf dem Papier, den der Kreml jederzeit widerrufen kann. Putins Frieden ist ein Papierfrieden. Putins Frieden ist ein Diktatfrieden. Putins Frieden ist ein kurzzeitig ausgesetzter Krieg.

Mit den alten, doch mehr als je zuvor gültigen Worten des dissidentischen Sowjetschriftstellers Andrej Sinjawskij: „Entweder wird das Imperium eine Welt nach der anderen verschlingen – oder es muss zerfallen.“

Ihr, Putins Pazifisten, wisst nichts von Tschetschenien? Von Abchasien und Bergkarabach? Von Georgien? Von Syrien? Von Libyen? Von der Krim? Ihr, Putins Pazifisten, wisst nicht, welche Witze sich russische Soldaten erzählen: „Ja, wir wollen ,mir’ – und zwar den ganzen“ (Mir bedeutet sowohl „Frieden“ als auch „Welt“).

Ihr, Putins Pazifisten, wollt nicht sehen, was offensichtlich ist: Sofort nach Ende der letzt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fliegen Raketen auf Kiew, auf Häuser, auf Menschen.

Aber der Krieg, sagt ihr, den hat die Nato doch selbst provoziert – mit ihrer Erweiterung nach Osten. Die Russen, sagt AfD-Chef Chrupalla, „haben diesen Krieg begonnen, weil sie keine Nato-Soldaten, keine Nato-Raketen an ihrer Grenze haben wollen.“ „Die Russen sahen ihre Sicherheitsinteressen verletzt“, sagt sein Parteikollege Steffen Kotré. Putin will, Putin muss eben russische Sicherheitsinteressen verteidigen.

Ihr Russlandversteher versteht die russischen Interessen offenbar besser als die aufgeklärten Russen. Diese fragen zu Recht: „Warum sollte man Russland in der Ukraine verteidigen?“ Niemand aus den russischen Eliten, der Führungsriege, dem Militär hat jemals wirklich geglaubt, von der Nato-Osterweiterung oder der Ukraine gehe eine reelle militärische Gefahr für Russland aus. Das war schon immer pure Rhetorik. Die Begründung von Kriegshandlungen durch Bedrohungsvorwürfe folgt dem klassischen, von Moskau tausendfach eingesetzten Modell einer Spiegelanklage: Man wirft der anderen Partei vor, das zu tun, was man selbst zu tun plant, aber eben nunmehr als Reaktion darauf legitimiert. Gerade erst hat Putin es wieder getan: „Wir drohen nicht und wir haben nicht vor, d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zu drohen“, versichert er, nur um im gleichen Moment zu unterstellen, die europäischen Eliten trieben ihre Menschen in den Krieg gegen Russland, und – zu drohen.

Russische Sicherheitsinteressen sind durch die Nato nur dann beeinträchtigt, wenn diese Interessen im Rahmen einer Geopolitik der Einflusssphären definiert werden, im Rahmen eines imperialen russischen Großmachtdenkens also, das die ehemaligen Sowjetländer und sogar durch das Zarenreich eroberte Regionen als genuin russisches Territorium betrachtet. In diesem Denken existiert die Ukraine nicht als souveräner Einzelstaat. Am nächsten Tag kann auch jedes andere Land, auch Deutschland seine staatliche Legitimation verlieren, und erste rhetorische Vorbereitungen dazu erleben wir in den russischen Diskursen schon heute. „Wo ein russischer Soldat den Fuß hinsetzt, da ist unser Land“, lautete letztes Jahr Putins Verdikt.

In der Realität hat niemand den russischen Sicherheitsinteressen jemals stärker geschadet als Putin und seine Regierung. Die russischen Streitkräfte und deren Arsenale sind dezimiert. Der Westen rüstet auf. Die Nato wächst – und ihr Haushalt auch. Die baltischen Länder errichten Bunker entlang der russischen Grenzen. Europäische Streitkräfte proben den Ernstfall.

Ihr, Herzrussen, sprecht von Freiheit, während Tausende inhaftiert sind

Ihr sagt: Aber die Perspektive der Russen! Die russische Perspektive müsse man sehen!

„Die EU-Friedensvorschläge blenden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Russen aus“, sagt Kotré. Putin vertrete sie; er habe „sein Herz für sein eigenes Volk eingesetzt“, sagt Rothfuß. Und er habe „durchweg fantastische Zuspruchswerte, die keine einzige westliche Demokratie vorzuweisen hat“. (Könnte das vielleicht gerade daran liegen, dass Russland keine westliche Demokratie ist? Die Frage stellt er sich offenbar nicht.)

Ihr, Russen im Herzen, sagt, in Russland sei jeder frei, sich zu äußern. Ihr reist nach Moskau und lässt euch auf dem Roten Platz fotografieren. Es ist, als würdet ihr einen Zoo besuchen, euch vor den Gehegen ablichten und sagen: Den Tieren geht es doch gut!

Ihr, Russen im Herzen, reist nach Moskau. Ich, gebürtiger Moskauer, kann nicht nach Moskau reisen. (Oder nur als Zwischenstation – auf einer sehr langen Reise nach Sibirien.)

Ihr, Herzrussen, sprecht von Freiheit, während Tausende Menschen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inhaftiert sind, mögen diese Gründe noch so geringfügig sein. Während einer der wichtigsten Oppositionellen, der seit 2022 ins Lager gesperrte Menschenrechtler Alexej Gorinow, sagt: „Unsere Machthaber haben die Freiheit in ihrem eigenen Land erdrückt: Sie haben uns der Redefreiheit beraubt, der Versammlungsfreiheit, der freien Wahlen.“

Doch von den Regimegegnern ganz zu schweigen: Putin geht es nicht um die Russen, selbst wenn sie seinen Kurs unterstützen. Flüchtlinge aus russischen Kriegsregionen erfahren keinerlei Unterstützung vom Staat. Soldaten werden ohne die nötige Ausrüstung ins Feld geschickt, in ungleichen Kämpfen als Kanonenfutter verbraten, was Kritik sogar unter den martialischsten Ultranationalisten hervorruft. Auf dem Schlachtfeld werden sie ihrem eigenen Schicksal überlassen, so ein Soldat, der, verwundet, siebzehn Tage lang im Schützengraben ausharren und sich das Bein schließlich selbst amputieren musste.

Nach Berechnungen des Exilmediums Mediazona haben seit Kriegsbeginn rund 250 000 namentlich bekannte russische Soldaten auf dem Schlachtfeld ihr Leben gelassen. Insgesamt dürfte die Zahl der Toten, Verwundeten und Vermissten fast anderthalb Millionen betragen. Tausend weitere kommen im Schnitt täglich hinzu. Wie hoch Putin den Wert eines russischen Lebens einschätzt, macht seine zynische Aussage deutlich, es sei schließlich besser, im Krieg zu sterben – als an Alkoholismus.

Russlandfreunde! Ihr glaubt, ihr seht die russische Perspektive – aber die russische Perspektive ist eine optische Täuschung. Ihr denkt an die Sicherheit Russlands – aber ihr gebt Deutschlands Sicherheit auf. Ihr wollt Frieden mit Russland – aber Russland will keinen Frieden für euch. Ihr seid Russlandfreunde. Aber Russland ist nicht euer Freund.

Selbst wenn Russland euch jetzt zu lieben scheint – es liebt auch eure Gegner. Selbst wenn es euch unterstützt, unterstützt es auch euren Konterpart, liebe AfD, liebes BSW. Legt man Kommentare beider Parteien nebeneinander, kann man sich des Eindrucks nicht erwehren, dass sie in der gleichen Bot-Fabrik in Petersburg produziert werden. Russland spaltet, Russland polarisiert, Russland pulverisiert. Wenn es seinen Interessen nicht mehr dienlich ist, wird Russland euch fallen lassen wie heiße Kohlen, ob AfD oder BSW, ob Compact oder Berliner Zeitung, ob Gabriele Krone-Schmalz oder Roger Köppel. Denkt ihr, ihr könnt die Geister, die ihr jetzt ruft, dann noch aufhalten?

Russlandversteher! Ihr versteht Russland nicht. Aber Russland versteht euch. Russland versteht, wie ihr tickt. Russland versteht, was euch aufregt. Russland versteht, was ihr fürchtet. Russland versteht euch – und zwar als nützliche Idioten.

Ihr versteht nicht, was Russland macht; oder ihr wollt es gar nicht verstehen; oder, und das ist weitaus wahrscheinlicher, ihr könnt es nicht mehr verstehen, weil Russland es schon mit euch gemacht hat.

Russlandfreunde! Versteht endlich: Ihr seid keine Freunde Russlands, ihr seid Russlands Opfer.

Alexander Estis, 1986 in Moskau geboren, ist Schriftsteller und Kolumnist. Zuletzt erschien „Schergenstaat Russland. Ideologie, Propaganda, Repression und Widerstand“ (NZZ Libro, 2025) FOTO: CLAUS SCHUNK

Wo der T-Rex schwitzt

Beim Bacchus Wine Half Marathon in den Hügeln von Surrey muss man betrunken sein – und ohne absurde Kostümierung fühlt man sich leicht mal nackt.

Vielleicht wäre Caesar der Messerattacke entkommen, wenn er schon damals diese neuen Turnschuhe mit den dicken Sohlen getragen hätte, frage ich mich am luftfeuchten Sonntagvormittag, wie ich da einigermaßen gerädert in den Weinhügeln Surreys stehe, einen Becher Roten und ein Stück Cheddar in der Hand, während links ein Paar aus Speck und Spiegelei und rechts ein pinker Power Ranger vorbeilaufen, die allerdings keine Chance haben gegen den Mann in Toga und Lorbeerkranz, der jetzt, gegen Ende dieses wirklich langen Satzes, schon außer Sichtweite ist. Dies ist der Bacchus Wine Half Marathon, ein Rennen südlich von London, bei dem die 1800 Läufer auf 21 Kilometern an sechs Versorgungsstationen vorbeikommen, wo neben Wasser und Bananen auch Wein und Käse gereicht werden. Wem das noch nicht genug der Albernheit ist, der verkleidet sich als Pommes und lässt sich von etwas später startenden Seemöwen jagen.

Man muss die Briten lieben. Die größte Hürde, in ihren Eskapismus einzutauchen, bestand für mich persönlich weder in der bergigen Strecke noch in der rustikalen Sportlernahrung, auf beides ist mein Körper trainiert. Abgeschreckt war ich von der

LONDON 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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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eser Kolumne schreibt unser Korrespondent von seinem Alltag zwischen Pub- und Popkultur - aber garantiert nicht übers Wetter.

dringenden Empfehlung an alle Teilnehmer, sich zu kostümieren. Die Briten verkleiden sich nun mal gern. Das beginnt mit im Winter viel zu kalten Schuluniformen, denen man jenes Stück Stoff wünscht, das die Hüte, die bei den sommerlichen Pferderennen die Sonne verdunkeln, zu viel haben. Und das hört auf mit dem purpurroten Staatsmantel von König Charles III. Als er vergangenes Jah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willkommen hieß, war ich zu einem festlichen Dinner eingeladen. Der Dresscode lautete White Tie, das heißt Frack mit Latz und Fliege. Herumzulaufen wie ein tattriger Pinguin kostete anfangs Überwindung, der Anzug am Ende 250 Pfund. Nicht der Kauf, sondern das Ausleihen.

Ein begeisterter Verkleider war ich ohnehin nie. Als ich einmal einen patenten Freund auf dem niederbayerischen Land besuchte, überredete der mich, zum Fasching ins örtliche Sportheim mitzugehen. Ums Kostüm kümmere er sich, keine Sorge. So machten wir uns in von ihm selbst genähten Teletubbies-Anzügen auf den Weg. Die Antennen auf dem Kopf bestanden aus passend angemalten Dildos, was aber nie zur Sprache kommen sollte. Im

Hold my Dino: Teilnehmer beim Rennen südlich von London. FOTO: MARTIN WITTMANN

Sportheim dann bekamen wir reichlich Aufmerksamkeit ob unserer originellen Outfits. Originell, weil das Motto, wie ich erst dort erfuhr, „1001 Nacht“ war. Wir fielen auf im Morgenland zwischen all den Bauchtänzerinnen und Scheichs.

Die Idee, sich bei einem Lauf in den Weinbergen zu verkleiden und, um bei Caesar und Bacchus zu bleiben, einen hinter die Rüstung zu römern, stammt mutmaßlich von den Franzosen. Mich nun den Briten anzupassen, wie sie sich den Franzosen anpassen, die sich als Weiß-Gott-in-Frankreich-wer verkleiden, schien mir dann doch zu sehr die kulturelle Aneignung einer kulturellen Aneignung einer kulturellen Aneignung zu sein. Zumal besonders ausgefallene Kostüme ja nicht automatisch besonders geschmackvoll sind. Ich denke da an den einen Jugendlichen im Sportheim, der eine Sprengstoffgürtelattrappe trug, oder an Prinz Harry, der einst in Nazi-Uniform zur Party erschien. So laufe ich nicht embedded, sondern unverkleidet, was sich zwischen Scooby-Doos, Hulk Hogans, Premierministern und anderen Freaks prompt unpassend, ja nackt anfühlt. Aber schon nach ein paar Kilometern weiß ich meine Sportklamotten zu schätzen, denn die Kostüme der anderen sind aus dem Stoff, aus dem Albträume sind. Der schwitzende Dinosaurier schaut an diesem Polyesterday gequälter als jeder T-Rex nach dem Kometeneinschlag damals.

Nicht ungequält sehe ich selbst nach mehr als drei Stunden mitten im Grünen eine Fata Morgana in Form einer Rentner-Band stehen. Während ich nebenan einen letzten Sparkling eingeschenkt bekomme, schnappt sich ein Läufer in Filzhut und Lederhose das Mikro und singt zur Begeisterung aller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Ein Fred Feuerstein ist den Tränen nah. Caesar hingegen, vino, vidi, vici, ist da längst am Ziel. Martin Wittmann

Von Jens Hacke

Als die Springflut der Bücher zu Thomas Mann pünktlich zum 150. Geburtstag anstieg, erhärtete sich der Eindruck, dass mittlerweile mehr über den Nationaldichter gelesen als noch zu seinen Werken gegriffen wird. Kulturgeschichtlich ist sein Leben in jeden Winkel ausgeleuchtet, die unterdrückte Homosexualität als lebensprägendes Faktum thematisiert, die tragisch-glamouröse Familie Mann bietet Filmstoff für die Ewigkeit – und seit einiger Zeit wird auch sein Wirken als politischer Intellektueller wieder facettenreich gewürdigt.

Vom „unwissenden Magier“ und politischen Dilettanten, den wortmächtige Deuter wie Marcel Reich-Ranicki oder Joachim Fest in ihm sahen, hat er sich mittlerweile zum Demokratie-Aktivisten gewandelt, den 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als leuchtendes Vorbild im Kampf gegen rechts verstanden wissen will. Seit einiger Zeit hat die Topliga der Germanistik, vertreten etwa durch Dieter Borchmeyer, Heinrich Detering, Helmuth Kiesel, Hermann Kurzke oder Hans Rudolf Vaget, den Weg zum Verständnis seines politischen Denkens und intellektuellen Engagements geebnet. Die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philologische und ideengeschichtliche Mann-Industrie ist dahinter kaum mehr zu überblicken.

FOTO: BRUEGGEMAN/ASSOCIATED PRESS
Thomas Mann an der Elbe, Juni 1953.

Der Geist, der ständig schwankte

Umso überraschender, dass nun ein Zeithistoriker, der bis dato noch nicht als Mann-Forscher aufgefallen ist, im renommierten Verlag C.H. Beck aus dem Stand ein ebenso kluges wie unterhaltsames Buch zum Großthema „Thomas Mann und die Politik“ vorlegt. Der Faschismus-Experte Hans Woller, dessen biografische Studien zu Benito Mussolini und Gerd Müller einiges über die Vielseitigkeit seiner Interessen verraten, ironisiert die „Innigkeit“, mit der manche Mann-Exegeten ihrem Protagonisten zu Leibe rücken, und praktiziert als „Quereinsteiger“ einen unbefangenen „Blick von außen“. In der Tat überzeugt er durch entspannte Nüchternheit. Er verschwendet keine überflüssige Energie darauf, seitenweise Irrtümer der Fachkollegen darzulegen, und verzichtet auch darauf, Thomas Manns Weisheit im hohen Ton zu preisen oder dessen Fehlurteile moralinsauer zu verdammen. Woller bemüht sich in erster Linie darum, historisierend zu verstehen, Motive ausfindig zu machen und Erklärungen vorzuschlagen.

Thomas Mann lobte Stalin, haderte mit dem Kapitalismus und betrachtete die USA als sein „bevorzugtes Hassobjekt“. Eine neue Biografie untersucht den deutschen Nationaldichter als politischen Menschen.

Die Widerlegung der Legende vom „unpolitischen“ Thomas Mann ist schon deswegen überzeugend, weil die Politik in seinem Werk einen beherrschenden Platz einnimmt. Mann war ein obsessiver Zeitungsleser und beschäftigte sich zeitlebens leidenschaftlich mit den politischen Streitfragen seiner Zeit. Zwar stammte von ihm die Wendung „machtgeschützte Innerlichkeit“ (die angeblich zur deutschen Kultur gehörte). Gelebt hat er nach dieser Formel allerdings nie. In Krisenzeiten litt er körperlich und brauchte stets ein Ventil für seinen politischen Meinungsdruck.

Hans Woller: Thomas Mann. Biografie eines Politischen. C. H. Beck, 495 Seiten, 34 Euro.

Politische Überzeugungen – oder ihre Verwandlungen – lassen sich eben nicht rein rational rekonstruieren oder auf glasklare Wertorientierungen zurückführen. Warum sollte das bei Thomas Mann anders sein? Die ganze Palette der Herkunftsprägungen, der kontingenten Erfahrungen, aber auch Affekte, Obsessionen, Opportunismus und Gegnerschaften spielen mit hinein. Zudem sollte man sich davor hüten, Schwankungen in eine lineare Bildungsgeschichte zu pressen.

erkennen, dass dieses Bürgertum politisch schon zerfallen war.

Munter konnte Mann im Kaiserreich einerseits für Kunstfreiheit eintreten, als Redakteur für den liberalen Simplicissimus arbeiten oder in sozialistischen Blättern veröffentlichen, andererseits aber auch seine antisemitischen Ressentiments erkennen lassen und dann bekanntermaßen im Ersten Weltkrieg sich durch seine nationalistischen Kriegsschriften als führender literarischer Repräsentant zu profilieren versuchen. Kriegsende, Novemberrevolution und die Formations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durchlebte Thomas Mann in schmerzhafter Desorientierung. Die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1918) waren, so formuliert es Woller, „wie alle späteren Bemühungen Ausdruck eines unsicheren, suchenden Geistes, der ständig schwankte und zugleich ein fast grenzenloses Bedürfnis nach Sicherheit verspürte“.

Glücklicherweise widerlegt der Autor im weiteren Verlauf selbst diese Kontinuitätsthese. Thomas Manns Trittsicherheit wächst nämlich mit den von ihm entschlossen angestrebten repräsentativen Rollen: Als er für die Weimarer Demokratie Partei ergriff, blieb er ihr treu und verteidigte sie mit Verve gegen ihre Gegner, obwohl sein Verständnis von Demokratie und Parlamentarismus neblig blieb.

Sein intellektueller Einsatz war konkreter als bei sogenannten Vernunftrepublikanern: Er engagierte sich für die Meinungsfreiheit, trat für die sozialistische Linke ein, missbilligte die Todesstrafe, protestierte gegen das sogenannte Schmutz- und Schundgesetz, gegen die Beibehaltung und Verschärfung des Paragrafen 175. Den Irrationalismus der radikalen politischen Rechten attackierte er, wo er konnte. Mit Nachdruck forderte er eine politische Koalition von Bürgertum und Sozialdemokratie, musste aber selbst

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Humanität, soziale Demokratie – diese Ideen, so grobkörnig sie waren, bestimmten Manns intellektuelles Repertoire. Als er sein taktisches Schweigen im Schweizer Exil Anfang 1936 beendete, erlebte er seine bedeutendste Phase als transatlantischer Sprecher der freien Welt, der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kämpfte, vor dem Krieg warnte und schließlich ebenso früh (seit November 1941) wie unermüdlich Völkermord und Vernichtungskrieg anprangerte. Woller stellt klar: „Es gab wenige, die so hellsichtig waren – im Grunde keinen.“ Auch Manns Ringen mit Deutschland nach 1945, die tiefen Verletzungen, die ihm aus den Reihen der im Lande verbliebenen Schriftsteller zugefügt wurden, und sein Lavieren zwischen den sich formierenden deutschen Teilstaaten schildert Woller umsichtig.

Mann entzog sich in seinen politischen Positionen den allgemeinen Mustern

Auf der Höhe der Forschung entsteht zudem ein differenziertes Bild des Neu-Amerikaners Thomas Mann, der in Roosevelt die ideale Führungsfigur einer „autoritären Demokratie“ erblickt und sich zugleich neu erfindet, um mediengewandt seinen Nimbus als „Greatest Living Man of Letters“ in extensiven Vortragstourneen zu befestigen. Aktualität gewinnen vor dem heute bröckelnden westlichen Zusammenhalt Thomas Manns tiefe Vorbehalte gegenüber Amerika. Schärfer noch als in den Studien von Vaget, Kai Sina oder Tobias Boes markiert er Manns Entfremdung im Zuge der anti-kommunistischen Hexenjagden.

Inmitten seiner alteuropäischen Reserven entwickelte er ein Gespür für die

Gewaltpotenziale einer „bipolaren Nation“ (so jüngst Philipp Gassert) und fürchtete den Advent eines neuen Faschismus. Für den Marshallplan, die sich abzeichnende Blockbildung im Kalten Krieg wollte Mann kein strategisches Verständnis entwickeln. Kam er „auf seinem langen Weg nie im Westen an“?

Woller macht Manns Russophilie, seine Nachsicht mit Stalin (obwohl er um die Verbrechen wusste) und auch manche kultur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Verbindung in den Osten verantwortlich für die Weigerung, sich in die Fronten der Kalten Krieger einzureihen. Zweifellos kommentierte Mann die USA hämisch, behandelte sie im Tagebuch als „bevorzugtes Hassobjekt“ und machte sie einseitig für den Koreakrieg verantwortlich, während seine Bemerkungen zum 17. Juni („gewiss provoziert“) und die Naivität gegenüber dem sowjetischen Herrschaftsanspruch oft schwer zu ertragen sind. Allerdings schlagen sich diese Affekte in seinen öffentlichen Äußerungen kaum nieder.

Will man es positiv werten, entzog sich Mann in seinen politischen Positionen den allgemeinen Mustern. Er lehnte es ab, sich in Realpolitik hineinzudenken, und wollte im Zuge der Blockkonfrontation keine Freiheitsbeschränkungen in westlichen Staaten hinnehmen. Gleichzeitig trieb diesen „skeptischen Patrizier“ ein tiefes Misstrauen gegenüber dem Kapitalismus an. Abseits seiner eigenen (nicht unerheblichen) materiellen Bedürfnisse wollte er sich den Reflexionsraum über dritte Wege und alternative Formen des Sozialismus nicht verbieten lassen.

Hans Woller präsentiert uns in seinem neuen Buch einen vielgesichtigen, lebendigen Thomas Mann, dessen politische Überlegungen weiterhin inspirieren und irritieren, weil sie aus dem „krummen Holz der Humanität“ (Isaiah Berlin) geschnitzt sind.

Fast unmöglich, bei Rio de Janeiro nicht in Klischees zu verfallen. Es muss aber gesagt werden, dass es auf der Welt keine schönere Stadt gibt. Keine, die so spektakulär zwischen Bergen und Traumstränden gelegen ist. In der die Sonne, gefiltert durch das Dunkelgrün der tropischen Pflanzen, so ein weiches, goldenes Licht kreiert. In der Äffchen, Papageien, Tukane schreien, und dieser süße Duft in der Luft liegt, den Daniel Haaksman auch gleich eingangs in seinem Buch zu beschreiben versucht. Sind es die reifen Mangos? Ist es die orange Erde? Oder doch auch ein Hauch des Klärgestanks, den man bei der Fahrt vom Flughafen schon so brutal riecht?

Es muss also außerdem gesagt werden: Rio ist hässlich, Gewalt, Armut, Korruption. Auf den Hügeln der Stadt türmen sich Favelas im Wildwuchs, direkt neben und über Nobelvierteln wie Ipanema. Unsichtbare Grenzen durchziehen die Stadt, aber alles ist so eng beieinander, dass das Gefälle stets aus allen Winkeln sichtbar ist, anders als in anderen Städten ist die krasse soziale Ungleichheit hier nicht versteckt.

Auch vom Strand aus nicht, an den es die Menschen zieht, um zu baden oder um Souveniers zu verkaufen. Die Kultur Rios, die ein Weltexportschlager geworden ist, wie Daniel Haaksman in „It Began in Ipanema“ beschreibt, hat einerseits mit diesem Sehnsuchtsort tropischer Strand zu tun. Und andererseits mit der Musik.

Kann man Rio de Janeiro in 50 Songs beschreiben? Daniel Haaksman gelingt das in einem Buch, das auch als Playlist taugt.

Was für eine Umarmung

Es ist eine Stadt, die jeden mit ihrer Schönheit küsst, aber auch zum Weinen bringt, wie der Autor inspiriert von Pixinguinhas „Carinhoso“ schreibt, ein Instrumentalstück vo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das erst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seinen Text bekommen hat. Und ein nationales Gefühl formuliert, findet Haaksman: „Meu coração / não sei por que / bate feliz / quando te vê“ (Mein Herz / ich weiß nicht, wieso / schlägt glücklich / wenn ich dich seh).

Der internationale Glamour nährt bis heute Sehnsüchte von Flipflops und Strandfußball

Das Melancholische, Verliebte, sehnsüchtig Gehauchte, daran denkt man bei brasilianischer Musik schnell. Das „Ahhhhh“ aus dem Bossa-Nova-Klassiker „The Girl from Ipanema“ von Astrud Gilberto, João Gilberto und Stan Getz, daran kommt keiner vorbei.

Doch Daniel Haaksman betont korrekterweise, dass der etwas elitäre Bossa Nova, der sanft über Gitarren zupft wie das Meeresrauschen, nur ein minimaler Ausschnitt aus dem reichen musikalischen Schatz Rios ist. Der liegt weniger am Strand vergraben als auf den Straßen, und stammt stärker aus den schwarzen Kulturen, die in Rio zusammenfließen, als von den vorwiegend weißen Strandbewohnern von Ipanema, die in den Sechzigerjahren ihren Sound in die Welt trugen.

Der internationale Glamour nährt bis heute Sehnsüchte von Flipflops bis Strandfußball, von einem leichtfüßigen Lebensrhythmus, wie ihn der Film „Cidade de Deus“ 2002 einfing, obwohl der eigentlich vom Aufstieg der Drogenmafia erzählt. Oder Träume vom formvollendeten Körper, wie es international vermarktete Schönheitsbehandlungen wie die brasilianische Lymphdrainage, der Brazilian Butt Lift und das Brazilian Waxing versprechen.

„The Girl from Ipanema“ in Rio hören, ist ein wenig, wie Frank Sinatras „New York, New York“ in Manhattan zu hören – es passiert vor allem Touristen.

Der viel heutigere Sound ist natürlich der aggressive Funk-Beat „boom-chacha-boom-cha“, aus mannshohen Boxen hämmert er auf Brasiliens Straßen, wie Daniel Haaksman in seiner Erinnerung an seine erste Rio-Reise im Jahr 2004 beeindruckt erzählt. Aus seinen vielen weiteren Reisen kann der Musikproduzent, DJ und Journalist, 1968 geboren und seit vielen Jahren in Berlin lebend, weit mehr empfehlen.

In seinem Schreiben über die Musik hat Haaksman oft etwas Musikalisches

In seinem beim Münchner Verlag Sorry Press auf Englisch erschienenen Buch stellt er 50 Songs vor, in denen man sich die Geschichte und Vielfalt Rios ein Stück weit erhören kann. Das Cover zeigt die vom Strand von Ipanema aus so ikonisch sichtbaren Bergspitzen, die Dois Irmãos. Haaksman versammelt Musik aus allen Genres. Der die Alltäglichkeit der Waffengewalt aufnehmenden „Rap das Armas“ aus der echten Favela Cidade de Deus von 1995, und Tim Maias „Do Leme ao Pontal“ von 1982, so discohaft cool, wie nur Tim Maia war.

Gilberto Gils euphorische Rio-Hymne „Aquele Abraço“ (1969) mit der tausendfach zitierten, mal wieder die Schönheit der Stadt preisenden Zeile „o Rio de Janeiro continua lindo“. Wer nur mitschwingt, hört Samba, schreibt Haaksman, wer genau hinhört, erkennt einen sarkastischen Unterton, unterschwelligen Widerstand in Zeiten der brasilianischen Militärdiktatur. Oder das komplex arrangierte, dialogische „Águas de Março“ (1974) von Antônio Carlos Jobim und Elis Regina, das den Regen nicht nur besingt, sondern auch nach warmem Regen klingt. „Pure Poesie“, so der Autor.

Daniel Haaksman hat in seinem Schreiben über die Musik etwas Musikalisches, refrainartig Wiederholendes, sinnlich Einfangendes. Über „Meu Lugar“ von Arlindo Cruz heißt es bei ihm, der Song höre sich an, als käme er aus einer Küche mit offen stehender Tür, irgendwo im armen Norden Rio de Janeiros. Sobald man den ersten Takt hört, könne man die Bohnen auf dem Herd riechen. Wer zu seiner ersten Reise nach Rio aufbricht, ist mit „It began in Ipanema“ – und der Playlist, die das Buch vorschlägt – gut vorbereitet.

Aurelie von Blazekovic

Daniel Haaksman: "It Began in Ipanema. Rio de Janeiro in 50 Songs". Sorry Press, München 2026. 228 Seiten, 20 Euro.

Donald Trumps Obsession mit dem Kennedy Center

Das berühmte Kulturzentrum in Washington soll nur renoviert werden, wenn der Name des gegenwärtigen US-Präsidenten auf der Fassade prangen darf.

Was war das Kennedy Center für ein wunderbarer Ort, ehe Donald Trump zugriff. Seit Jahrzehnten diente das Kulturzentrum in Washington als sehr lebendige Hommage an den ermordeten US-Präsidenten, auf seinen Bühnen standen Künstler aller Art. Dann kam der gegenwärtige US-Präsident und begann, diese Institution in eine Art Geiselhaft zu nehmen. Weite Teile des Stammpublikums sind bereits geflüchtet, und nun ist das Kennedy Center bis auf Weiteres zu und offenbar vollständig Trumps Launen unterworfen.

Am Dienstagnachmittag saß der vornehmlich von ihm ausgewählte Vorstand zusammen. Trump selbst ist der Vorsitzen-de, dazu hatte er sich im vergangenen Jahr ernannt. Das Gremium beschloss also, die Türen des 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auf unbestimmte Zeit zu schließen – offiziell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weil sich in der Lobby Teile der Deckenverkleidung gelöst haben sollen. Aber wann und wie da drinnen repariert wird, das scheint vor allem von der Lobpreisung für Donald Trump abzuhängen.

Im Dezember 2025 entschied sein Stiftungsrat, seinen Namen vor den von John F. Kennedy an die Marmorfassade zu schreiben. Im Mai 2026 ging nach einer Klage der Richter Christopher Cooper dazwischen und stellte fest, dass das Kennedy Center zu Ehren von John F. Kennedy entstanden sei. Nur der Kongress könne Änderungen anordnen und der Schriftzug Donald J. Trump habe deshalb von der Mauer zu verschwinden. Daraufhin wurde ein Gerüst aufgebaut und Trumps Name abgenommen oder zumindest durch ein Tuch verdeckt, wobei dieser Schleier auch den Namen Kennedy ver- hü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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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s Gefolge legte nach und stimmte im August für eine andere Version. „Von Präsident Donald J. Trump restauriert und renoviert“, sollte da künftig im Rahmen eines zwei Jahre dauernden Umbaus am Kennedy Center stehen und der Vorplatz zu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Plaza“ ernannt werden. „Das ist JFKs Platz, keine Spenderwand“, schrieb daraufhin eine Demonstrantin auf ein Plakat. Wieder wurde geklagt, wieder gab es einen Gerichtstermin.

Ticketverkäufe und Spenden sind eingebrochen, seit Trump das Kommando führt

Der fand am Dienstagvormittag kurz vor der Schließung statt, Richter Cooper wiederholte weitgehend sein Urteil vom letzten Mal. „Kurz gesagt, die Beklagten können ohne Zustimmung des Kongresses am Kennedy Center keine Denkmäler für Präsident Trump oder irgendjemanden oder irgendetwas anderes errichten“, schrieb er. „Der Beschluss des Vorstands widerspricht einer Anordnung eines Bundesgerichts und einem vom Kongress erlassenen Gesetz.“

Es folgte die Sitzung dieses Vorstands, zu der sich Trump aus dem Weißen Haus zuschaltete. Er schrie dabei offenbar die demokratische Abgeordnete Joyce Beatty an, die Klägerin gegen seine Namensänderung – sie gehört zu den wenigen Andersdenkenden im Kuratorium. „Fucking crazy“ sei das Wortgefecht gewesen, wird bei CNN ein Zeuge zitiert. „Er hat einen Wutanfall bekommen, weil er vor Gericht verloren hat“, berichtete Beatty dem Wall Street Journal. „Er sprach über sich selbst und all seine Großartigkeit und all die Dinge, die er getan hatte. Und ich musste ihn einfach daran erinnern, dass er wahrscheinlich mehr Insolvenzen hinter sich hat als jeder andere in diesem Raum. Ich habe ihn daran erinnert, dass er uns in einen Krieg geführt hat und Menschen sterben.“ Auch habe Trump ihr vorgeworfen, sie sei destruktiv und habe noch nie etwas aufgebaut. Sie habe ihm gesagt, dass er sie nicht kenne. „Und dass er nichts über meine Familie wisse, was wir aufgebaut oder was wir geleistet hätten.“

In seinem Netzwerk Truth Social beschuldigte Trump außerdem Richter Cooper, feindselig und voreingenommen zu sein und seine Hilfe zu verhindern – „womit dem Gebäude leider der Untergang gewiss ist“.

Das Kennedy Center stehe „praktisch vor dem Zusammenbruch“, schrieb Trump. Wäre es nach ihm gegangen, dann wäre das Gebäude bereits im Juli dichtgemacht und mit der Renovierung nach seinen Wünschen begonnen worden. Mindestens 285 Millionen Dollar soll das kosten, der Kongress hat 250 Millionen Dollar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Doch auch da bremste Richter Cooper und stellte fest, dass Mitglieder des Vorstands bei der Prüfung des Plans ihre

Pflichten vernachlässigt hätten. Das hinderte Trumps Vorstand jetzt allerdings nicht daran, das Bauwerk trotzdem abzusperren. Das US-Justizministerium will Coopers Gerichtsentscheidung aufheben und die Arbeiten genehmigen lassen. Andernfalls, so die Drohung von Trumps Leuten, sei das Kennedy Center bald bankrott. Auf Coopers Frage, ob eine gemeinnützige Stiftung wie das Kennedy Center Insolvenz anmelden könne, wusste das Justizministerium laut New York Times keine Antwort.

Jedenfalls sind der Ticketverkauf und die Spenden enorm eingebrochen, seit Trump das Kommando führt und gegen ihm irgendwie verdächtige Kunst zu Felde zieht. Diverse Musiker und Ensembles haben ihre Auftritte abgesagt. Die Washington National Opera zog ganz aus und tritt stattdessen in der Umgebung der Hauptstadt auf, weitere Theatergruppen, Bands und Orchester suchen sich ebenfalls andere Säle oder weichen auf Nebenräume des Kennedy Center aus. Der Eingriff von Trumps Riege ging so weit, dass kürzlich die 2019 gestiftete Skulptur „Blue“ des 2025 verstorbenen Bildhauers Joel Shapiro einfach abgebaut wurde.

Das alles passt grundsätzlich zum Versuch des Präsidenten, die US-Hauptstadt umzugraben. Gegenwärtig ist er ja unter anderem mit seinem Ballsaal am Weißen Haus, wo er den East Wing weghacken ließ, und einem Triumphbogen zwischen Lincoln Memorial und Arlington-Friedhof beschäftigt. Das vormalig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ist bereits nach ihm benannt. Aber nun geht es um einen weltweit beachteten Kulturpalast zum Gedenken an den Demokraten JFK, an dem sich der Maga-Republikaner Trump geradezu obsessiv zu schaffen macht.

Erst umbenannt, dann verschleiert: Gerade ist weder Trumps noch Kennedys Name an der Fassade sichtbar. FOTO: FINN GOMEZ/GETTY IMAGES VIA AFP

Von seiner Freude an den schönen Künsten war bisher hauptsächlich bekannt, dass er seine Wahlkampflieder „God Bless the USA“ von Lee Greenwood und „Y.M.C.A.“ von Village People mag. Das von ihm kontrollierte Kuratorium will aber „alle rechtlichen Schritte unternehmen, um eine oder mehrere der folgenden öffentlichen Anerkennungen oder Würdigungen für den Präsidenten zu erwirken“. Darunter führt dieser Verwaltungsrat in einer Resolution allen Ernstes zehn Arten vor, um den Oberbefehlshaber an der Außenwand des Kennedy Center preisen zu lassen.

Die Liste reicht von Option eins: „Renovation and endowment overseen b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the Trump Kennedy Center Fund“ – Renovierung und Stiftung unter der Leitung von Präsident Donald J. Trump und dem Trump Kennedy Center Fund – bis zu Option zehn: „Renovation, Restoration, and Support b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novierung, Restaurierung und Unterstützung durch Präsident Donald J. Trump.

Es klingt kindisch, wie ein Witz. Aber wie es aussieht, ist Donald Trump sein eigener Name dort tatsächlich wichtiger als das ehrwürdige Kennedy Center an sich. „Was für ein trauriger Zustand“, schreibt auf X Maria Shriver, die Nichte von John F. Kennedy. „Was für eine Tragödie. Wie kleingeistig, wie narzisstisch. Große Männer, die sich dem öffentlichen Dienst und dem Gemeinwohl verschrieben haben, handeln nicht so“. Peter Burghardt

Von David Steinitz

Am Anfang war die Angst. Nicht im Kino, sondern im Leben. Wenn alles zu viel wird und man in ein Loch fällt? Gar nicht so leicht, sich von der „Anxiety“ zu befreien, sagt Zach Cregger. Vor ein paar Jahren zum Beispiel, als sein bester Freund Trevor mit nur 41 Jahren bei einem Sturz vom Balkon tödlich verunglückte. Da sei er in eine besonders schwere Lebenskrise geschlittert.

Aber wenn die Angst zu viel werde, wisse er sich zum Glück zu helfen, berichtet Hollywoods derzeit vielleicht begehrtester Regisseur per Videotelefonat aus seinem Haus in Los Angeles. Denn eines Tages sei ihm dieses Buch empfohlen worden. Es heißt „Catching the Big Fish“. Und es stammt von keinem Geringeren als dem großen David Lynch. Darin predigt der verstorbene Filmemacher die Kunst der „Transzendentalen Meditation“. Um die Angst zu vertreiben, die Wut, die innere Unruhe. Aber auch, um Zugang zu kreativen Ideen zu bekommen, die sich in Hirnwindungen verstecken, zu denen man keinen Zugang hat, wenn man die ganze Zeit unter Strom steht.

„Es geht nicht um den Moment des Erschreckens, sondern um die Sekunden davor.“

Lynch hat die Technik nicht erfunden, sie stammt vom indischen Guru Maharishi Mahesh Yogi. Aber er hat sie in den USA populär gemacht. Seit der Lektüre von Lynchs Buch meditiere er, sagt Cregger. Transzendentale Meditation, bei der man immer wieder ein geheimes Mantra wiederholt, sei eine Art „Day Spa“ für den Kopf: „Es fühlt sich wirklich so an, als würde ich mein Gehirn shampooonieren.“ Die innere Unruhe verschwinde. Und an ihre Stelle trete nicht immer, aber eben doch immer wieder: Inspiration für die nächste Seite im Drehbuch.

Zach Cregger, 45, hat im Showgeschäft als Komiker angefangen. Nach der Jahrtausendwende gründete er mit ein paar Kumpels von der New Yorker Kunsthochschule (darunter war auch sein verstorbener Freund Trevor) die Comedy-Truppe „The Whitest Kids U Know“. Das lief recht solide: Live-Auftritte, Internetvideos, auch eine eigene Sketch-Serie. Richtig gut ging es Cregger während dieser Zeit aber nicht. Sein Vater, ein schwerer Alkoholiker, starb an Leberzirrhose; und auch er fing irgendwann an zu trinken.

Vom Alkohol loszukommen, war ein Kampf. Dem Alkohol fernzubleiben ein weiterer. Ein Teil des Heilungsprozesses: das Drehbuchschreiben. Cregger fiel auf, dass ihm düstere Sachen noch mehr liegen als Comedy – und dass man mit Horror deutlich mehr Zuschauer erreicht als mit komischen Formaten. „Es werden sich niemals alle Menschen auf Jacques Tati oder Woody Allen oder die Farrelly-Brüder einigen können. Dafür ist das Humorverständnis viel zu individuell. Aber ganz unabhängig vom kulturellen Background fürchten sich die meisten Leute vor denselben Sachen.“

Vor ein paar Jahren setzte Cregger sich an den Computer und legte ein Dokument für ein Drehbuch an. Um es nicht einfach schnöde „Untitled Screenplay“ zu nennen, entschied er sich für den Titel „Barbarian“, bevor er überhaupt wusste, worum es gehen sollte. Als das Skript fertig war, schickte er es an die großen Studios und kassierte jede Menge Absagen. Er schickte es an die kleineren Studios und hatte irgendwann Glück. Für ein lächerlich niedriges Budget (zumindest gemessen an dem, was Hollywood sonst so verpulvert) von etwa vier Millionen Dollar durfte er „Barbarian“ selbst inszenieren. 2022 kam der Film heraus.

Man könnte ihn als eine Art Airbnb-Horror bezeichnen. Er handelt von einer jungen Frau, die spätnachts in eine fremde Stadt kommt. Sie hat am nächsten Tag ein Vorstellungsgespräch und will die Tür zu dem kleinen Haus öffnen, das sie sich online zum Übernachten gemietet hat. Aber drinnen hat bereits ein Mann seine Sachen ausgepackt. Er behauptet, er habe die Unterkunft ebenfalls gebucht, es müsse aus Versehen zu einer Doppelbelegung gekommen

„Ganz unabhängig vom kulturellen Background fürchten sich die meisten Leute vor denselben Sachen“: Zach Cregger mit Julia Garner am Set von „Weapons“. FOTO: IMAGO

Dieser Mann wird Ihnen Angst machen

Zach Cregger war Comedian und alkoholabhängig. Dann wurde er durch den Horrorthriller „Weapons“ zu Hollywoods neuem Regiestar. Und jetzt? Hat er ein Reboot von „Resident Evil“ gedreht.

sein. Sie könne aber gern reinkommen, es werde sich schon eine Lösung finden ...

Was danach passiert, möchte man Zuschauern, die den Film noch nicht kennen, ungern verraten. Nur so viel: Es passiert genau das nicht, was man aufgrund der Exposition vielleicht erwarten würde.

Cregger spinnt aus seiner fiesen kleinen Prämisse einen Trip in die Finsternis, den man so noch nicht gesehen hat. „Barbarian“ wurde wegen seiner vielen wilden Wendungen schnell ein Geheimtipp unter Horrorfans und Creggers Visitenkarte ins große Hollywood-Geschäft. Um sein nächstes Drehbuch „Weapons“ gab es einen regelrechten Bieterkrieg unter den Hollywood-Studios. Warner bekam den Zuschlag. Und Cregger bekam mit knapp 40 Millionen Dollar das Zehnfache des Budgets seines Horrordebüts.

Es hat in den letzten Jahren erstaunlich viele gute amerikanische Horrorfilme gegeben. Allei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sorgten mit „Backrooms“ und „Obsession“ zwei bemerkenswerte Werke für Aufsehen (und spielten viel Geld ein). Horror ist so ziemlich das letzte Genre, in dem die US-Studios Regisseure noch halbwegs experimentieren lassen. Das Risiko ist überschaubar, denn selbst teure Horrorfilme sind immer noch viel günstiger als jeder Superheldenblockbuster. Weshalb im Erfolgsfall auch die Gewinnmargen deutlich höher ausfallen als in anderen Genres. Dafür ist Creggers „Weapons“ das perfekte Beispiel: Knapp vierzig Millionen Dollar hat der Film gekostet und stolze 270 Millionen eingespielt.

„Weapons“ ist ein Werk, das man gesehen haben muss, unabhängig davon, ob man Horror mag oder nicht. Denn es dürfte genreübergreifend das Irrste sein, was das Kino in den letzten Jahren zu bieten hatte. In einer Kleinstadt in Pennsylvania verschwinden eines Nachts siebzehn Schulkinder aus ihren Elternhäusern. Auf

Überwachungskameras sieht man, wie sie wie fremdgesteuert in die Dunkelheit hinauslaufen und von der Nacht geschluckt werden. Sie sind einfach weg.

Wer Creggers Biografie kennt, wird diverse kleinere und größere Anspielungen auf sein Leben in dieser Geschichte erkennen. Wie es ist, als Kind von Alkoholikern aufzuwachsen. Oder um einen geliebten Freund zu trauern. Wer sie nicht kennt, sieht trotzdem nicht weniger als einen brillant komponierten Thriller. Aus verschiedenen Perspektiven – ein verzweifelter Vater und eine nicht minder verzweifelte Lehrerin suchen nach den verschollenen Kids – setzt Cregger nach und nach sein Albtraum-Mosaik zusammen. Die Eltern? Fassungslos. Die Polizei? Ahnungslos. Die Zuschauer? Nach diesem Film garantiert schlaflos. Wie schon „Barbarian“ geht auch „Weapons“ in keine Richtung, die man zunächst vermuten würde. Aber wer behauptet, sich nicht aufs Schrecklichste zu fürchten, wenn der Abspann einsetzt, der ist ein glatter Lügner.

Cregger hatte nun also einen kleinen Indie-Hit und einen richtigen Mainstream-Hit auf seinem Regiekonto. Und die Begehrlichkeiten der großen Filmstudios in Los Angeles, mit diesem Horrorwunderkind zusammenzuarbeiten, wuchsen folglich weiter. Tja, und er?

Cregger setzte sich nicht mit Netflix an einen Tisch, mit Warner, Universal und Paramount oder wie die großen Player in L. A. alle heißen. Nein, Cregger rief lieber in Schwabing an. Dort sitzt hinter der Münchner Freiheit die deutsche Filmfirma Constantin. Und Cregger träumt seit Jahren davon, seine persönliche Kinoversion der gefeierten Computerspielreihe „Resident Evil“ zu inszenieren. Und die Filmrechte liegen, seit sie der verstorbene Bernd Eichinger einst erwarb, eben in München.

Deren amtierender Chef Oliver Berben ist ein glühender Fan von Cregger, auch wenn er bei einem Treffen in seinem Büro dazu rät, sich dessen Filme vorsichtshalber tagsüber anzuschauen – zu gruselig, um sich danach sofort ins Bett zu legen.

„Lächerlich viele Stunden“ habe er das Spiel auf seiner PlayStation gespielt, sagt Cregger. Jetzt hat er es verfilmt. FOTO: SONY PICTURES/CONSTANTIN

Berben hatte eigentlich gar nicht vor, einen weiteren „Resident Evil“-Ableger zu produzieren. Es gibt schon sieben Verfilmungen, plus eine Serie, und der letzte Kinoversuch ging seiner Meinung nach gehörig daneben: „Nach dem letzten Film, der überhaupt nicht gut war, hatte ich mir gedacht, dass man das Thema jetzt mal locker zehn Jahre liegen lassen muss. Aber dann kam Zach Cregger auf uns zu. Ich habe mich mit ihm in Los Angeles beim Vietnamesen getroffen und war von seinem Konzept sofort begeistert.“

Er bezeichnet seine Filme als „das ehrliche Tagebuch meines kaputten Innenlebens“

Cregger bekam also seinen Willen – und ein noch mal deutlich höheres Budget. In den US-Branchenblättern ist von rund 80 Millionen Dollar die Rede. Bestätigen will Oliver Berben diese Summe nicht. „Aber die Zahlen, die in den Medien genannt werden, sind zumindest nicht ganz falsch.“ Kein kleines Wagnis für ein deutsches Unternehmen.

Aber warum überhaupt diese Neuauflage? Cregger sagt, dass er schon „lächerlich viele Stunden“ auf seiner Playstation „Resident Evil“ gespielt habe. Dieses Universum sei schlicht und einfach „very cinematic“. Perfekt fürs Kino. Er wollte für seine Version keine Story aus den bisherigen Spielen (oder Filmen) aufgreifen. Ihm geht es mehr darum, das unheimliche Gefühl, das einen beim Spielen überkomme, auf die Leinwand zu transportieren.

In seinem „Resident Evil“ nimmt ein junger Kurierfahrer namens Bryan (gespielt von Austin Abrams, bekannt aus der Serie „Euphoria“) einen letzten Job für die Nacht an. Er soll ein wichtiges Päckchen in seinem klapprigen kleinen Auto zu einem Krankenhaus hoch oben in den verschneiten Bergen bringen. Dass die Reifen seines Wagens für diese Fahrt völlig ungeeignet sind, wird dabei noch sein kleinstes Problem werden. Denn auf dem vereisten Weg in die Dunkelheit lauert etwas widerlich Mutiertes, das den Auftrag in einen Horrortrip ums Überleben verwandelt. Und die Zuschauer werden von Cregger mal wieder gut durchgeschwitzt aus dem Kino entlassen.

„Wissen Sie, die Macher der Spiele haben etwas sehr Wichtiges über das Horrorgenre verstanden. Es geht nicht um den Moment des Erschreckens, sondern um die Sekunden davor. Die Bedrohung, die in der Luft liegt. Die Erwartung, dass gleich etwas unvermeidlich Schreckliches passieren wird. Das ist der Moment, in dem die Angst entsteht.“

Das Verhältnis muss stimmen

Creggers Urerlebnis für diese Erkenntnis war aber kein Videospiel. Sondere eine Filmnacht in seiner Kindheit, als er bei einem Freund übernachtete. Die beiden sahen sich Stanley Kubricks „The Shining“ an, und der kleine Zach machte sich vor Angst fast in die Hose. Nicht wegen der Szene, in der Jack Nicholson mit der Axt die Tür zerlegt. Was Klein-Cr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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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Verbraucherinnen und Verbraucher prüfen ihre Ausgaben heute sorgfältiger denn je und honorieren zugleich sehr klar, wer aus ihrer Sicht Preis und Leistung überzeugend zusammenbringt. Das SZ Institut hat zum vierten Mal untersuchen lassen, wer aus Kundensicht diesen Ansprüchen gerecht wird.

Albträume bescherte, die er nie mehr loswurde, waren die zwei kleinen Mädchen.

Sie spuken in dem Hotel, in dem eine Hausmeisterfamilie von der Außenwelt abgeschnitten wird: „Das Bild dieser Zwillingsmädchen, die einfach nur still im Gang des Hotels stehen, ist für mich das Nonplusultra. Es ist deshalb so großartig, weil es absolut furchterregend ist, aber eben kein jump scare, kein billiger Trick. Es setzt nicht auf blutige Effekte, auch wenn später in der Szene durchaus Blut fließt. Aber das eigentlich Erschreckende ist, wie die zwei da einfach im Flur stehen, ganz st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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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dem versucht Cregger, sich ähnliche Bilder auszudenken. Ein wichtiger Teil des Geheimnisses: Die Sache niemals zu kompliziert machen. Er bastelt nicht ewig am Gerüst einer Geschichte herum, bevor er sie aufschreibt. Er entwirft keine Skizzen, sondern er schreibt einfach drauflos. Die Geschichten, die dabei herauskommen, bezeichnet er als „honest diary of my inner shit“. Das ehrliche Tagebuch meines kaputten Innenle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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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Wert gemessen

Der informierte Konsum ist heute ein prägendes Merkmal der deutschen Verbrauchergesellschaft. Preisvergleiche und Bewertungsrecherchen sind von gelegentlichen Anstrengungen zu selbstverständlichen Routinen geworden. In diesem Umfeld gewinnt da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als Kaufkriterium immer mehr an Bedeutung. Was ehemals ein weicher Alltagsbegriff war, hat sich zu einem präzisen Bewertungsraster entwickelt, in dem sich Servicequalität, Zuverlässigkeit, Transparenz und wahrgenommene Fairness bündeln. Ein niedriger Preis allein reicht Verbraucherinnen und Verbrauchern längst nicht mehr. Sie wollen wissen, was sie für ihr Geld tatsächlich bekommen und ob sich die Ausgabe über die gesamte Nutzungsdauer lohnt. Für Unternehmen bedeutet dies eine doppelte Anforderung: Sie müssen nicht nur einen wettbewerbsfäh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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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Z Institut hat zum vierten Mal in Folge untersuchen lassen, welche Unternehmen aus Kundensicht das beste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bieten.

innerhalb dieser Gruppe erneut überdurchschnittlich bewertet wurde, erhielt „Sehr gut“. Der jeweils bestplatzierte Anbieter wurde mit „Sehr gut, 1. Platz“ ausgezeichnet.

Intellekt, Scham oder Ego versagen es den meisten Künstlern, so ein Motto ernsthaft durchzuhalten. Irgendwo zwischen der ersten Idee, die ja meist nur ein abstraktes Gefühl ist, bis zum fertigen Werk geht meist ziemlich viel inner shit verloren. Wer es aber wie Cregger schafft, den Horror seines Innenlebens so ungefiltert und ohne die üblichen menschlichen Reibungsverluste auf die Leinwand zu bannen, der gehört zweifelsfrei zu den ganz Großen im Kino.

Preis anbieten, sondern auch einen konkreten und dauerhaft spürbaren Nutzen schaffen. Das aktuelle Ranking des SZ Instituts zeigt, welche Branchen und Marken in diesem Jahr aus Kundensicht besonders überzeugen. Das Ranking „Beste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2026“ basiert auf einer bevölkerungsrepräsentativen Online-Befragung von ServiceValue. Grundlage sind registrierte Panelisten, deren soziodemografische Merkmale bekannt sind. Bewertet wurden 860 Unternehmen aus 48 Branchen. Pro Unternehmen wurden in der Regel mindestens 120 Urteile eingeholt. Da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wurde auf einer fünfstufigen Skala von „ausgezeichnet“ (1) bis „schlecht“ (5) bewertet. Für jedes Unternehmen wurde daraus ein ungewichteter Mittelwert gebildet. Anbieter, die besser als der Mittelwert ihrer Branche abschnitten, erhielten das Prädikat „Gut“.Wer

Von den insgesamt 860 untersuchten Unternehmen erhielten 48 die Höchstauszeichnung „Sehr gut | 1. Platz“, 177 weitere wurden mit „Sehr gut“ und 211 mit „Gut“ ausgezeichnet. An der Spitze des Gesamtrankings liegen in diesem Jahr drei Unternehmen aus sehr unterschiedlichen Branchen gleichauf. ALDI SÜD, Online-Druck.biz und TEDi erreichen jeweils die Note 2,08 und damit den besten Wert der gesamten Untersuchung.

Auch innerhalb ihrer Branchen stehen die drei Anbieter mit der Bewertung „Sehr gut“ an erster Stelle. Mit einer Note von jeweils 2,09 folgen Müller und ACTION auf Rang zwei. Platz drei teilen sich Fahrrad XXL und 1822direkt mit einem Wert vo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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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s Preis-Leistungs- Verhältnis 2026

Im Vergleich: 860 Unternehmen In Kooperation mit: Servic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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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Himmel fällt uns auf den Kopf

Die europäische Weltraumagentur warnt vor zu vielen Satelliten im All.

Die langfristigen Folgen der aktuellen Weltraumaktivitäten haben sich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um einen Faktor zehn verschlimmert. Das berichtet die europäische Weltraumagentur (Esa) in ihrem neuesten Weltraumschrottbericht. Darin bewertet sie, wie viel Platz noch im Erdorbit ist. Diesen bemisst die Esa anhand des „Space Environment Health Index“. Wenn der Index bei eins oder darunter liegt, ist die Nutzung des Weltraums nachhaltig. Für 2024 lag der Index bei vier. Im neuesten Bericht mit Daten von 2025 springt sein Wert auf 50.

Das liegt daran, dass das All zunehmend stärker genutzt wird. Täglich starten im Durchschnitt etwa zehn neue Nutzlasten ins All. Aber nur drei große Satelliten oder Raketenstufen verglühen an einem Tag in der Erdatmosphäre, werden also auf die gewünschte Weise „entsorgt“. Dadurch wird es immer voller im sogenannten Lower Earth Orbit (Leo). Mehr als 4000 Objekte wurden 2025 in die Umlaufbahnen zwischen 200 und 1750 Kilometern Höhe geschossen, der bei Weitem überwiegende Teil davon zu kommerziellen Zwecken. Vor 2020 waren es jährlich weniger als 400 Objekte, selbst 2024 waren es mit 2600 neuen Objekten noch deutlich weniger. Die Zahl wachse exponentiell, schreibt die Esa.

Lichtstreifen einer Gruppe Starlink-Satelliten über Uruguay. FOTO: MARIANA SUAREZ/AFP

Dass zu viel Technik um die Erde kreist, hat reale Folgen. Schon heute müssen Satelliten etwa zwei Ausweichmanöver im Jahr machen, um nicht aufeinanderzuprallen. Langfristig wird das nicht mehr ausreichen: Vom Jahr 2026 an gerechnet springt die Zahl der erwarteten „katastrophalen“ Kollisionen in 100 Jahren auf mehr als 1500. Das sind Zusammenstöße, bei denen beide beteiligten Objekte kaputtgehen. Im Vorjahr noch wurden auf lange Sicht nur mehr als 200 solcher Kollisionen erwartet. Die Esa fordert, dass Weltraumschrott aktiv entfernt werden muss, damit keine Kettenreaktion entsteht, das sogenannte Kesslersyndrom. Damit ist ein Crash gemeint, der Schrotteile produziert, die wiederum in andere Satelliten krachen und noch mehr Schrott erzeugen.

Positiv sei immerhin, dass immer mehr Satelliten und Raketenstufen die Vorgaben erfüllen, und nach ihrer Nutzung wieder in die Atmosphäre eindringen, um dort zu verglühen. Hochgerechnet auf 25 Jahre Laufzeit liege die Erfüllungsrate laut Esa bei mehr als 90 Prozent. Die größere Anzahl wieder eintretender Objekte lässt gleichzeitig eine unwahrscheinliche, aber reale Gefahr größer werden: dass ein Weltraumschrottteil einen Menschen trifft. Für 2024 beziffert die Esa dieses Risiko mit etwa 0,08 erwarteten Fällen pro Jahr. Das heißt, im Schnitt würde alle zwölfeinhalb Jahre ein solches Unglück passieren. Die Esa simuliert dafür das Verhalten von Bruchstücken, die mit einer Energie von mehr als 15 Kilojoule auf die Erdoberfläche treffen und dadurch einen Menschen schwer verletzen oder töten könnten. Diese Gefahr besteht hauptsächlich bei unkontrollierten Wiedereintritten. Die neueren Satelliten-Konstellationen wie Starlink, die das Absenken in die Atmosphäre steuern, hat die Esa von der Risikoberechnung ausgeschlossen. Theresa Palm

Von Sebastian Herrmann

E s war einmal ein Frosch, dem eine Eichel auf den Kopf fiel. Der Aufprall bereitete dem Tier Schmerzen und schlechte Laune. Frage: Wie wütend ist der Frosch auf die dumme Eichel? Antwort: Das getroffene Tier reagiert längst nicht so wütend, wie die Eichel befürchtet hatte. Diese hatte sich (mal wieder) unnötige Sorgen über die Reaktionen ihrer Mitgeschöpfe gemacht, wie eigentlich fast immer, wenn ihr etwas Blödes passiert. Stimmt, hier handelt es sich um ein hinreichend beknacktes Szenario, wie soll sich eine Eichel sorgen und ein Frosch wütend werden? Aber in dieser Szene steckt eine Antwort auf eine größere Frage: nämlich jene, ob die unzähligen psychologischen Studien über die angeblich übertriebenen Sorgen über die Reaktionen von Mitmenschen auf Verfehlungen und Missgeschicke etwas taugen oder an einem methodischen Grundfehler kranken.

Hauptsache, beeindrucken

Seht her, wie freundlich und bescheiden ich bin!

Das alles ist noch etwas kryptisch, soll aber aufgeklärt werd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ben Psychologen viele Studien publiziert, in denen Probanden ähnliche, aber weniger seltsame Szenarien bewerten mussten wie das vom Frosch und der Eichel. Sie sollten etwa einschätzen, wie negativ die Reaktion anderer ausfällt, wenn sie eine Deadline gerissen, eine E-Mail ewig unbeantwortet gelassen oder kritisches Feedback gegeben hatten. Die Antwort lautet stets: Die Mitmenschen finden das gar nicht so schlimm, wie die Urheber der Fehltritte fürchten, weswegen, so die daraus abgeleiteten Empfehlungen von Psychologen, man sich mal nicht so haben und mit größerer Leichtigkeit durch das Leben gehen solle. Der Haken daran scheint aber zu sein, dass Studien die gleichen Ergebnisse zeigen, wenn Probanden darin absolute Unsinsszenarien bewerten, Stichwort Frosch und Eichel. Das berichten die Psychologen Rebecca Schaumberg von der ESMT Berlin und Joseph Simmons von d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einer Studie, die i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erscheint. Ihr Kernargument lautet, dass soziale Erwünschtheit die Antworten in solchen Studien wesentlich verzerrt, sodass die Ergebnisse nicht das belegen, was die jeweiligen Autoren darin sehen. Stattdessen ließe sich nur ablesen, wie die Teil-

Menschen schämen sich für eigene Fehler, finden die anderer aber nicht so schlimm. Jetzt gibt es Zweifel an dieser Lehrmeinung.

Menschen ist wichtig, was andere von ihnen halten – im Alltag und bei 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n. CSA IMAGES, GETTY IMAGES

nehmer ihr Selbstbild (unbewusst) kuratieren, um einen guten Eindruck zu hinterlassen.

Die Studien zu dieser Form der Metaperzeption (was glaube ich, wie andere mich beurteilen) arbeiten alle meist mit dem gleichen Aufbau. Ein Proband versetzt sich in die Lage, etwa einen Termin verpasst zu haben, und gibt auf einer Ska

la an, wie wütend der Kollege wohl ist, der vergeblich warten musste. Ein zweiter Teilnehmer nimmt die Perspektive dieses Kollegen ein und quantifiziert, wie sauer er in dieser Situation wäre. Die Differenz aus beiden Antworten galt bisher als Beleg, wie weit die vermeintlichen Missetäter danebenliegen und den Ärger der anderen überschätzen. Die Angaben der Betroffenen „werden dabei als objektiver Bezugspunkt oder Referenzmaßstab behandelt“, sagt Schaumberg, „als handele es sich um eine zugrundeliegende Wahrheit“.

Jedoch zeigen die 13 Einzelexperimente mit Hunderten Teilnehmern, die Schaumberg und Simmons ausgewertet haben, dass diese Annahme falsch ist. Beide Seiten unterliegen nämlich dem Druck, eine sozial erwünschte Antwort zu geben. Wer einschätzen muss, wie wütend ein anderer über einen Fehler ist, den man selbst gemacht hat, neige demnach zu Übertreibung: Wer angibt, dass das Gegenüber vermutlich sehr sauer sein wird, signalisiert damit, dass er seinen Schnitzer ernst nehme und sich der Auswirkungen bewusst sei. So sind in der Reaktion bereits eine Art Eingeständnis, Entschuldigung und Wiedergutmachung eingepreist: Seht alle her, ich bin ein guter Mensch, der sich der Konsequenzen seines Handelns bewusst ist und dafür geradesteht.

Der Druck wirkt selbst im Schutz der Anonymität

Auch die andere Seite möchte in gutem Licht erscheinen und untertreibt den Ärger, der in so einer Situation aufwallt. Warum? Weil sie nicht als kleinlicher Mensch dastehen will, der angesichts einer unwichtigen Verfehlung einen Mordsaufstand macht: Wegen so etwas rege ich mich doch nicht auf! Was in der Forschungsliteratur als Beleg für eine verzerrte Metaperzeption präsentiert wird, seien in Wahrheit vermutlich „einfach zwei Leute, die in ihren Antworten vermeiden wollen, unsympathisch zu wirken“, schreiben Schaumberg und Simmons. Dieser Druck wirke selbst dann, wenn die Probanden ihre Antworten im Schutz der Anonymität ankreuzen.

So beobachteten die beiden Psychologen, dass sich das beschriebene Antwortmuster auch dann zeigte, wenn die Probanden sinnfreie Szenarien bewerten sollten, darunter also jenes vom Frosch, dem eine Eichel auf den Kopf fällt, oder wenn sie bewerten sollten, wie dankbar ein anderer auf eine sinnlose Buchstabenkombination reagieren würde. Als Schaumberg und Simmons ihre Studienteilnehmer bewusst wie unsoziale Ekel antworten ließen, drehte sich der Effekt um, was die Psychologen als weiteren Beleg dafür deuteten, dass hier lediglich der soziale Druck wirkt, wie ein netter Mensch zu wirken.

Dass dies in den populären Studien zur Metaperzeption nicht berücksichtigt und in fast allen Fällen nicht einmal erwähnt wird, sei erstaunlich, so Schaumberg. Das Phänomen sozialer Erwünschtheit zähle schließlich zu den Grundlagen, die eigentlich jeder Wissenschaftler kenne. Offenbar aber musste erst einem Frosch eine Eichel auf den Kopf fallen, um dies im Fall dieser Studien in Erinnerung zu rufen.

Kann man sein Hirn fit kauen?

Zahnmediziner sagen: Das Malmen der Zähne hat viele Vorteile und kann womöglich sogar vor Demenz schützen.

Sind die Deutschen ein Volk von Weichkauern? Eine Nation, die gar nicht mehr kräftig zubeißt, sondern in hohem Maße dem Weichen, Pürierten, wenn nicht gar Flüssigen auf dem Speiseplan zuneigt? Die unterschätzt, welche Superkraft der Kiefer bietet?

Diesen Eindruck vermittelten kürzlich die Bundeszahnärztekammer und weitere Organisationen, als sie in mehreren Mitteilungen hervorhoben, wie gefährdet die Fähigkeit des Kauens angesichts des immensen Angebots an hochverarbeiteten Produkten sei. Dabei sei das Kauen enorm wichtig – auch und gerade für das Hirn. Eine gute Fähigkeit zum Zubeißen könne im Alter zum Erhalt der kognitiven Fähigkeiten beitragen, hieß es. Es sei nun an der Zeit, sich „fit zu kauen“.

Kann der Kiefer wirklich die Kognition ankurbeln? Kurzfristig wahrscheinlich schon, schrieben Forscher um den japanischen Dentalmediziner Takahiro Ono 2023 in einem Überblicksartikel. Einige Studien mit jungen Teilnehmern ließen vermuten, dass kräftiges Kaugummikauen die Reaktionszeit verkürze und wahrscheinlich auch Aufmerksamkeit, Wachheit und Konzentration verbessere. Als Ursache vermuteten sie, dass das Mahlen der Zähne das zentrale Nervensystem stimuliert und den Blutfluss im Gehirn verstärkt. Allerdings waren die Effekte nur akut, relativ klein und nicht besonders gut belegt.

Eine schlechte Mundgesundheit wirkt sich wahrscheinlich auf die kognitiven Fähigkeiten aus

Noch schlechter ist die Evidenz zu der Frage, ob das Kauen zur Demenzprävention taugt. In ihrem Überblicksartikel werteten Takahiro Ono und Kollegen auch 15 Studien zu diesem Thema aus. In der Summe zeigten sich: Ältere Menschen, die aus welchem Grund auch immer nicht gut kauen konnten, hatten stärker mit Einbußen ihrer geistigen Leistungskraft zu kämpfen als Hochbetagte, die keine Probleme beim Zubeißen hatten.

Nur lässt sich daraus nicht folgern, dass eine schlechte Kauleistung die Ursache dafür ist, dass die Geisteskraft nachlässt. Denkbar ist auch der umgekehrte Mechanismus: Menschen erkranken an Demenz und vernachlässigen aus diesem Grund ihre Zahngesundheit. Zudem kann es in diesem Zusammenhang etliche Störfaktoren geben. Menschen, deren Mundgesundheit schwächelt, weisen womöglich auch andere Probleme und Verhaltensweisen auf, die mit einer Demenz in Verbindung stehen. Rauchen, ein hoher Alkoholkonsum oder soziale Isolation gehören beispielsweise dazu.

Im Großteil der von Takahiro Ono und Kollegen ausgewerteten Studien wurden solche Störfaktoren nicht berücksichtigt. Insgesamt bescheinigte das Team nur drei der 15 Arbeiten eine hohe Qualität. Bei keiner von ihnen wurden die Studienteilnehmer repräsentativ ausgewählt, die Mehrzahl blieb vage, was die statistischen Methoden ihrer Untersuchungen anging. Zudem wurde die Kauleistung auf unterschiedliche Weise erhoben, zum Teil auch nur durch Befragungen.

Ein Jahr später trugen japanische Forscher speziell solche Studien zusammen, in denen die Kauleistung gemessen wurde, etwa durch den Einsatz spezieller Kaugummis. In nur vier von elf Studien zeigte sich ein Zusammenhang zwischen Kau- und kognitiver Leistung auch nach dem Herausrechnen von Störfaktoren. Insgesamt sahen sich die Forscher außerstande zu belegen, dass die Fähigkeit zu kauen tatsächlich den kognitiven Status älterer Menschen beeinflusst. Ebenso konnten weitere Forschende keine überzeugenden Belege dafür finden, dass die Verbesserung der Kaufähigkeit, zum Beispiel durch die Versorgung mit gut sitzenden Prothesen, die geistige Leistung älterer Menschen stärke.

Alles in allem spricht derzeit nicht viel dafür, dass sich die Demenz quasi weg kauen lässt. Doch wenn man nicht das Kauen an sich, sondern eher die Mundgesundheit als Ganzes betrachtet, wird der Zusammenhang zumindest etwas plausibler.

Seit einigen Jahren gebe es vermehrt Hinweise, auch aus großen Studien, dass eine allgemein schlechte Mundgesundheit und insbesondere eine fortgeschrittene Parodontitis mit kognitiven Beeinträchtigungen einhergeht, sagt Søren Jepsen von der Poliklinik für Parodontologie, Zahnerhaltung und Präventive Zahnheilkunde der Universität Bonn. Zwar fehle auch hier der Nachweis einer Kausalität. Dennoch gebe es nachvollziehbare biologische Mechanismen.

Jepsen hebt die Möglichkeit hervor, dass ein schlechter Mundzustand eine gesunde Ernährung erschwert und sich Entzündungen im Zahnfleisch auf das zentrale Nervensystem ausbreiten könnten. Sein Fazit: „Viele Experten halten die Erhaltung oder Verbesserung der Mundgesundheit im Rahmen präventiver Strategien gegen kognitiven Abbau und Demenz für überaus sinnvoll.“

Internationaler Konsens ist dies allerdings momentan nicht. Große Leitlinien zur Demenzprävention führen die Mundgesundheit nicht als anerkanntes Demenzrisiko auf.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erwähnt sie in ihrer jüngst veröffentlichten Leitlinie nicht einmal. Die von der Fachzeitschrift Lancet eingesetzte Kommission zur Demenz diskutierte den möglichen Zusammenhang immerhin. Sie weist darauf hin, dass jene Erkrankungen, die mit chronischen Entzündungen im Mundraum einhergehen, womöglich ein Demenzrisiko sein könnten, fand am Ende aber nicht genügend Evidenz dafür.

Nicht von der Hand zu weisen ist dagegen das, was die deutschen Zahnmediziner in ihrem Werben für das Kauen etwas blumig herausstreichen: Die uneingeschränkte Kaufähigkeit, sei „eine der Säulen, auf denen unser Wohlbefinden ruht“. Berit Uhlmann

Schwedenrät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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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8ts mittelschwer

Str8ts: So geht's
Jede Zahl von 1 bis 9 kommt pro Zeile und Spalte höchstens einmal vor. Die weißen Felder sind zu Straßen aufgereiht: Sie enthalten lückenlose, aber beliebig geordnete Zahlenfolgen (zum Beispiel 2–5–3–4). Zahlen auf schwarzen Feldern gehören zu keiner Straße, stehen aber auch kein weiteres Mal in dieser Zeile oder Spalte. © Syndicated Puzzles Inc.
Die aktuellen Lösungen finden Sie in dieser Ausgabe auf Seite 20.

Sudoku le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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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2	7		1				4
	8			4	5	9
9		8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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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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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NAHME DER COMMERZBANK Der Bund muss hart bleiben

Von Meike Schreiber

ieles von dem, was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diese Woche im Gespräch mit Unicredit-Chef Andrea - sprach mit Unicredit: Cher Andrea Orcel in den Forderungskatalog zur Übernahme der Commerzbank aufgenommen hat, sind eher Wünsche als Bedingungen. Der Bund kann sich wünschen, dass Unicredit das Auslandsnetz der Commerzbank erhält, das Mittelstandsgeschäft nicht gefährdet und die Mitarbeiter gut behandelt. Schließlich ist der Staat noch mit 12,7 Prozent an der Bank beteiligt, während Unicredit knapp 50 Prozent kontrolliert. Damit kann der italienische Konzern auf der Hauptversammlung viele Beschlüsse durchsetzen. Der Bund hat hingegen kaum noch Möglichkeiten, die Geschäftsstrategie zu bestimmen.

Unicredit auf die Finger zu schauen, ist dennoch sinnvoll. Zumal die Bankenaufsicht der EZB zuletzt den Eindruck erweckt hat, die Übernahme eher beschleunigen zu wollen. Möglicherweise setzt sie darauf, einen europäischen Banken-Champion zu schaffen. Doch viel mehr als beobachten und Bedingungen formulieren kann Berlin nicht. Das ist grundsätzlich auch richtig so. In der Vergangenheit ist es der Commerzbank selten gut bekommen, wenn sich der Staat zu sehr eingemischt hat. Etwa, wenn es darum ging, den Mittelstand günstig mit Krediten zu versorgen. Maßstab sollte vielmehr sein, dass die Bank Kredite zu risikogerechten Preisen vergibt.

In einem Punkt allerdings sollte der Bund hart bleiben, und zwar bei den Sitzen im Aufsichtsrat. Dem Vernehmen nach wehrt sich Orcel gegen die Forderung der Bundesregierung, dem Bund zwei Sitze auf Seiten der Anteilseigner zu sichern. Vermutlich will er möglichst rasch durchregieren. Orcel hat einen hohen Preis für die Commerzbank bezahlt und muss dort rasch so viel Wert wie möglich herausziehen. Das dürfte vermutlich nur gelingen, wenn er Aufsichtsratschef Jens Weidmann und Vorstandschefin Bettina Orlopp absetzt und durch ein ihm genehmes Management ersetzt. Ein Vertreter des Bundes im Aufsichtsrat könnte solche Pläne zumindest erschweren. Der Aufsichtsrat der Commerzbank ist paritätisch besetzt: Zehn Mitglieder vertreten die Anteilseigner, zehn die Arbeitnehmer. Bei normalen Beschlüssen kann daher bereits ein einziger Vertreter der Anteilseigner gemeinsam mit der Arbeitnehmerseite eine Mehrheit gegen Unicredit bilden. Ein dauerhaftes Vetorecht wäre das zwar nicht. Es könnte Orcels Durchregieren aber erschweren.

Unicredit-Chef Andrea Orcel hat genaue Vorstellungen von der Besetzung des Aufsichtsrats der Commerzbank. FOTO: DPA

Dass der Bund zwei Sitze im Aufsichtsrat beansprucht, geht auf die Rettung der Commerzbank in der Finanzkrise zurück, wonach der Bund zunächst mehr als zwanzig Prozent an der Bank hielt. Unabhängig von rechtlichen Ansprüchen, die sich bis heute für den Bund aus der staatlichen Rettung ergeben können, entspricht es allerdings auch der üblichen Praxis bei börsennotierten Gesellschaften, dass ein Anteilseigner mit ungefähr zehn Prozent auch einen Aufsichtsratssitz beanspruchen kann.

Es wäre daher vermessen, sollte Orcel ernsthaft davon ausgehen, dass der Bund als Großaktionär auf eine Vertretung im Aufsichtsrat verzichten wird, während er selbst der Hauptversammlung die komplette Anteilseignerseite vorschlagen kann. Dabei hat Orcel nach eigener Aussage derzeit noch nicht einmal Interesse daran, den Anteil des Bundes zu übernehmen

- er könnte sich das Paket zum aktuellen Preis von 5,8 Milliarden Euro wahrscheinlich auch gar nicht leisten. Die Transaktion schränkt Unicredit jetzt schon dabei ein, die Aktionäre über Aktienrückkäufe am Unternehmenserfolg teilhaben zu lassen.

In jedem Fall kursieren in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 Darstellungen dazu, wie harmonisch das Orcel-Klingbeil-Treffen wirklich war. Bereits einen Tag später machte eine Meldung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die Runde. Demnach stellt sich Orcel angeblich nicht nur gegen die Aufsichtsratswünsche des Bundes, sondern will auch Weidmann und Orlopp auswechseln, schrieb Reuters unter Verweis auf Insider. Wer auch immer diese Nachricht „gestreut“ hat, sie rückte den Finanzminister indirekt in die Rolle eines Bittstellers. Bislang kann von einem vertrauensvollen und wertschätzenden Austausch kaum die Rede sein.

Spezialisten richten 2024 in einer Fabrik von Intel im US-Bundesstaat Oregon eine der neuen ASML-Maschinen ein. Deren Technik ist so komplex, dass keine andere Firma sie beherrscht.
FOTO: INTEL/REUTERS

Kein iPhone ohne diese Firma

Niemand auf der Welt beherrscht die Herstellung von Maschinen für modernste Chips so gut wie ASML aus den Niederlanden. Das wird auch noch eine Weile so bleiben. Europa könnte die Vormachtstellung als Druckmittel nutzen.

Von Helmut Martin-Jung

Alles scheint heute so einfach. Ein Wisch hier, mal mit dem Finger tippen dort, schon erklärt einem das Smartphone den Weg oder sogar die Welt. Wie so oft ist aber das, was einfach zu sein scheint, in Wahrheit höchst komplex. Und komplexer als die Herstellung der Chips, die all das möglich machen, ist kaum etwas. Damit alles flutscht auf dem Handy, müssen die Schaltkreise der Chips immer kleiner werden. So passen mehr davon auf dieselbe Fläche, und energiesparender sind sie dann auch. Doch dafür braucht es Maschinen, die man ohne Übertreibung die kompliziertesten der Welt nennen kann. Herstellen kann sie nur eine einzige Firma auf der Welt: ASML aus der Nähe von Eindhoven in den Niederlanden.

Schon seit Jahren beherrscht ASML den Markt zur Herstellung der schnellsten Rechen- und Speicherchips. Damit hat Europa ein starkes Druckmittel bei Verhandlungen etwa mit den USA. Ohne ASML-Maschinen wäre der Stand der Chipentwicklung erst einmal eingefroren – was in der schnelllebigen Branche einem Rückschritt gleichkäme. Würde auch noch die Wartung der Maschinen durch ASML-Mitarbeiter eingestellt, wäre die Produktion insgesamt gefährdet. Kein Wunder, dass ASML und seine Zulieferer Zeiss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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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f oft an erster Stelle genannt werden, wenn es darum geht, welche Optionen Europa hat, um sich etwa in Handelsauseinandersetzungen zu wehren.

Zuletzt hat eine Gruppe führender Ökonomen und Ex-Politiker ein Strategiepapier vorgelegt, das Europas Staaten davor warnt,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n eine Abhängigkeit von fremden Mächten oder auch einzelnen Unternehmen zu geraten. Ein Vorschlag dabei ist, unverzichtbare europäische Technologien wie die von ASML, Zeiss und Trumpf dazu zu nutzen, sich vertraglich den Zugang zu den leistungsfähigsten KI-Modellen zu sichern.

Die Maschinen sind so groß wie ein Autobus

Die Maschinen von ASML, die so groß sind wie ein Autobus, nutzen extremes ultraviolettes Licht (EUV). Schon das kann bis heute keine andere Firma liefern. Aber ASML ist dabei nicht stehen geblieben, sondern hat die EUV-Technologie noch einmal leistungsfähiger gemacht, Stichwort High-NA-EUV. Bisher hat diese neuen Maschinen, die noch einmal größer sind und pro Stück etwa 400 Millionen Euro kosten, nur Intel im Einsatz. Nun aber, nachdem Intel wohl gute Erfahrungen damit gemacht hat, haben die Chiphersteller TSMC und Samsung Maschinen des neuen Typs bei ASML bestellt.

All das ist eine gute Nachricht für ASML, aber auch für Europa. Denn wenn der größte Chipfertiger der Welt, TSMC, und dazu noch mit Samsung ein weiteres Schwergewicht diese Technologie verwenden, bedeutet das nichts Geringeres, als dass ohne ASML die besten und schnellsten Chips der Welt nicht hergestellt werden können – und zwar weit ins nächste Jahrzehnt hinein.

Schon seit 2019 darf die niederländische Firma auf Drängen der USA keine EUV-Maschinen nach China exportieren. Das Land hat schon große Mengen Geld in Chip-Projekte gesteckt, die diesen Mangel umgehen sollen. Das hat aber größtenteils nicht funktioniert. Man behilft sich, indem leistungsfähige Chips wie etwa die von Nvidia auf Umwegen beschafft werden oder aber die Vorgänger-Technologie bis an die Grenzen ausgereizt wird. Gearbeitet wird auch an neuartigen Produktionsverfahren, bei denen die Halbleiter nicht nebeneinander, sondern in zwei Schichten übereinander angeordnet werden. Experten rechnen aber damit, dass dies die Fertigungstechnologie von TSMC mit den ASML-Maschinen nicht ernsthaft gefährden wird.

Die Maschinen werden nicht nur gebraucht, um Smartphones und Laptops schneller und energiesparender zu machen. Es braucht sie auch, um die Höchstleistungschips für die KI-Revolution herzustellen. Dabei geht es einerseits um die Spezialchips von Nvidia, die ursprünglich für die Grafikdarstellung etwa in Computerspielen entwickelt worden waren. Andererseits aber auch um besonders schnelle Speicherchips. An Speicherchips herrscht seit einiger Zeit ein großer Mangel, ausgelöst größtenteils vom KI-Boom, aber auch von fehlenden Kapazitäten bei den Herstellern.

Aber auch ASML schafft das nicht allein. Ohne die Zulieferungen von Zeiss und Trumpf würden die Maschinen von ASML nicht funktionieren. Sie benötigen Spiegel, mit denen das extrem ultraviolette Licht im Inneren der Maschinen umgelenkt wird, die in der geforderten Präzision weltweit nur der deutsche Hersteller Zeiss liefern kann. Und sie brauchen das ebenfalls deutsche Unternehmen Trumpf, dessen Laser dafür gebaut sind, das spezielle Licht zu erzeugen.

Aber was sind das eigentlich für Maschinen, und warum kann sie niemand einfach nachbauen? ASML ist vor mehr als 20 Jahren eine sehr riskante Wette eingegangen. Obwohl es technisch kaum machbar erschien, verfolgten die Niederländer den Plan, extremes ultraviolettes Licht zur Belichtung der Wafer zu verwenden. Wafer, das sind Siliziumscheiben, in denen schließlich nach Hunderten Arbeitsschritten und in mehreren Wochen die Halbleiterstrukturen entstehen.

Die Lösung, die sie schließlich fanden, klingt nahezu unglaublich. Ein Laser beschließt feine Tröpfchen aus Zinn, die in eine Vakuumkammer geblasen werden. Jedes Tröpfchen wird zweimal beschossen. Der erste Schuss macht es platt, der zweite lässt es verdampfen. Und dabei entsteht ein Plasma, das in einer Wellenlänge von 13 Nanometer leuchtet – extrem ultraviolett, an der Grenze zu Röntgenstrahlung. Und das alles passiert 50 000-mal pro Sekunde. Die neuesten High-NA-EUV-Maschinen können durch ein größeres optisches System mehr Licht auf die Wafer bringen und deshalb noch feinere Strukturen erzeugen. Nur mit Licht extrem kurzer Wellenlänge können die feinen Strukturen geschaffen werden, die für moderne Chips nötig sind.

Durch die Monopolstellung bei den fortschrittlichsten Chips hat sich das Geschäft von ASML gut entwickelt. Das Unternehmen, das auch einen Standort in Berlin betreibt, beschäftigt gut 44 000 Mitarbeiter. Die Abkürzung ASML steht für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ithography. Die Firma ist börsennotiert, die Aktien sind Bestandteil des Nasdaq-100 und des Euro Stoxx-50. Ihr Börsenwert beträgt derzeit knapp 550 Milliarden Euro.

Deutschlands wichtigste Stahlmanagerin warnt vor der AfD

Marie Jaroni, die Chefin von Thyssenkrupp Steel Europe, kritisiert öffentlich die Partei und ruft andere Unternehmer dazu auf, dies auch zu tun.

Düsseldorf – Nach dem Wahlsieg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haben viele Ökonomen gewarnt, das Programm der Rechtspopulisten sei schlecht für Wirtschaft und Wohlstand. Ein großer Aufschrei von Konzernchefs blieb aber aus. Doch jetzt prescht Deutschlands wichtigste Stahlmanagerin Marie Jaroni vor, pünktlich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am Wochenende. Die 41-Jährige führt Thyssenkrupp Steel Europe (TKSE) in Duisburg, den größten Stahlhersteller der Republik. Jaroni schreibt auf dem sozialen Netzwerk LinkedIn, das Wahlergebnis habe sie „erschüttert“. Deutschland erlebe gerade, „wie politische Positionen an Zustimmung gewinnen, die aus meiner Sicht Frieden, Freiheit und Wohlstand in Europa gefährden könnten“.

Jaroni, die den kriselnden Konzern seit fast einem Jahr leitet, fordert andere Manager auf, in der Öffentlichkeit vor der in Teilen gesichert rechtsextremen Partei zu warnen: „Wir müssen Haltung zeigen. Auch und gerade als Unternehmenslenker.“ So könnten Wirtschaftsvertreter erklären, warum ein Austritt Deutschlands aus der EU oder eine Abkehr vom Euro Millionen Jobs kosten würde. Solche Schritte werden von der AfD angestrebt oder zumindest erwogen.

Bei ihrem Vorstoß nimmt Jaroni in Kauf, viele Hundert oder vielleicht sogar Tausende ihrer Beschäftigten zu verärgern. Etwa die Hälfte der 26 000 Mitarbeiter von TKSE arbeitet in Duisburg, und dort hat die AfD ihr Ergebnis bei den Kommunalwahlen vor einem Jahr auf gut 21 Prozent verdoppelt, deutlich mehr als im Durchschnitt Nordrhein-Westfalens.

Die Vorstandschefin richtet ihren Appell aber nicht nur an andere Manager, sondern auch an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Politik müsse endlich liefern, schreibt sie. „Sie muss den Verlust industrieller Wertschöpfung stoppen, mutige Reformen angehen, Wettbewerbsfähigkeit zurückgewinnen.“

In Duisburg fallen viele Jobs weg. Die AfD profitiert

Vom beklagten Verlust industrieller Wertschöpfung ist Jaronis Branche besonders betroffen: Die Stahlindustrie leidet unter der schwachen Konjunktur, den hohen Energiepreisen in Deutschland und der Konkurrenz durch billige chinesische Hüttenwerke. Die Unternehmen streichen Stellen und kappen die Produktion. Allein in Duisburg, der Heimat von TKSE, fallen deshalb Tausende Jobs weg. Dabei ist die Stadt ohnehin gebeutelt. Scho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haben das Aus für die Steinkohle und das Schrumpfen der Stahlbranche 100 000 Stellen vernichtet; die Arbeitslosen- und

Armutsquote sind hoch. Das dürfte ein Grund für die Zuwächse der AfD in der Stadt sein.

Auch Jaroni muss im großen Stil Personal abbauen. TKSE hat selbst in guten

Zeiten schlechter verdient als Rivalen – entsprechend heftig trifft die Branchenkrise die Thyssenkrupp-Tochter. Die 41-Jährige hat sich daher mit der IG Metall auf das härteste Sanierungsprogramm der Firmengeschichte geeinigt. Bis 2029 fallen 5300 Jobs sozialverträglich weg, was einem Fünftel der Belegschaft entspricht. 2500 bis 4000 weitere Stellen werden eingespart, indem das Management Aufgaben an günstigere Dienstleister auslagert. Die meisten Arbeitsplätze dürften am Standort Duisburg gestrichen werden.

Marie Jaroni in einem Werk von Thyssenkrupp Steel Europe: Die Managerin zeigt sich „erschüttert“ über die Erfolge der AfD. FOTO: KAIXKITSCHENBERG/IMAGO/FUNKE FOTO SERVICES

In der Stadt gibt es mit den Hüttenwerken Krupp Mannesmann (HKM) ein weiteres Stahlwerk, das massiv Personal abbaut. Der neue Alleineigentümer, die Salzgitter AG, streicht bis Ende 2028 etwa 1700 von 2700 Jobs. Es hätte sogar noch schlimmer kommen können; lange wurde eine Schließung von HKM, Deutschlands zweitgrößtem Stahlwerk, befürchtet. Das steht bald den Beschäftigten von Arcelor-Mittal bevor. Der Konzern hat kürzlich angekündigt, in einem Jahr sein Stahl- und Walzwerk in Duisburg dichtzumachen. Das bedeutet, dass 550 Stellen wegfallen.

Insgesamt beschäftigt die Stahlindustrie 20 000 Menschen in Duisburg, einer Stadt mit einer halben Million Einwohner. Die Pläne von TKSE, HKM und Arcelor-Mittal bedeuten, dass binnen drei Jahren mehr als ein Drittel davon verschwindet. Was schlecht für die Stadt ist, dürfte im Zweifel gut für die Wahlaussichten der AfD sein. Marie Jaroni wird wohl noch häufiger Anlass dazu haben, vor der Partei zu warnen. Björn Finke

„Bisher gab es oft nur einen Weg: steil nach oben“

Früher blieben Führungskräfte in Krisen weitgehend verschont. Personalberater Christian Summa erklärt, warum das heute anders ist und was ein Manager in Zukunft können muss.

Interview von Kerstin Bund

Christian Summa wirkt im Videocall gut gelaunt. Das liegt nicht nur daran, dass er gerade aus dem Urlaub zurückgekehrt ist.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Deutschlands größter Outplacement-Beratung von Rundstedt & Partner freut sich über gut laufende Geschäfte. Wenn Unternehmen Stellen abbauen, unterstützt von Rundstedt die Betroffenen bei der Suche nach einem neuen Job, darunter viele Managerinnen und Manager. Für die Vermittlung eines Top-Managers könne ein höherer fünfstelliger Betrag anfallen, erzählt Summa. Jährlich berät von Rundstedt rund 10 000 Fach- und Führungskräfte und beschäftigt etwa 250 Mitarbeitende an 27 Standorten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SZ: Herr Summa, Volkswagen will bis 2030 jeden vierten Managerjob streichen, Bayer hat seine Führungspositionen um zwei Drittel reduziert. Wieso trifft der Stellenabbau diesmal so viele auf der mittleren Führungsebene?

Christian Summa: Für den Abbau im mittleren Management gibt es derzeit vier Gründe. Der erste ist schlichtweg eine mathematische Dreisatzformel: Wir erleben gerade einen massiven Umbruch und Personalabbau in den Unternehmen. Und dort, wo weniger Mitarbeiter sind, werden perspektivisch auch weniger Führungskräfte gebraucht. Der zweite Punkt ist, dass historisch gewachsene Hierarchiestrukturen bei hohem Kostendruck hinterfragt werden.

Viele Konzerne reduzieren in der Krise also ihre aufgeblähten Führungsstrukturen, die sie in guten Zeiten aufgebaut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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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größer Organisationen sind, desto komplexer werden sie. Das ist zunächst einmal ein natürlicher Prozess. Wenn das Geld knapp wird, stellt sich allerdings die Frage: Brauchen wir diese Rollen überhaupt noch? Der dritte Faktor ist, dass Prozesse intelligenter werden. Man kann sie automatisieren, vereinfachen und digitalisieren. Wenn solche Abläufe automatisiert sind, braucht man bestimmte Stabs- und Koordinationsstellen nicht mehr.

Und viertens?

Viertens hinterfragen Konzerne zunehmend, wie groß ihr Footprint in Deutschland noch sein soll. Bereiche, die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lange hoch und heilig waren –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Qualitätsmanagement und andere Kernfunktionen –, werden teilweise in Länder mit geringeren Personalkosten verlagert. Das Neue ist, dass nicht mehr nur Produktionsarbeit, sondern komplette Forschungs- und Entwicklungsabteilungen verlagert werden. Wenn solche Kernbereiche aus Deutschland herausgenommen werden, verschwinden natürlich auch die zugehörigen Führungspositionen.

Viele Führungskräfte hielten ihren Arbeitsplatz für sicher. Wie reagieren sie auf einen Jobverlust?

Nahezu alle Betroffenen reagieren mit einem Gefühl von Unsicherheit, manche auch mit Kränkung und Wut. Es geht um den Verlust des Einkommens, aber auch um Status und berufliche Identität. Ich hatte hochrangige Führungskräfte aus großen Automobilkonzernen in der Beratung. Einer hat mir einmal gesagt: „Ich fahre jeden Abend mit meinem Auto durch die Nachbarschaft, und alle wissen, dass ich bei diesem Automobilhersteller in München bin und diese Position habe.“

Seit mehr ist 20 Jahren ist Christian Summa für die Beratung Rundstedt & Partner tätig. Er berät Führungskräfte, die sich beruflich neu orientieren wollen. FOTO: WMP-WIZARD-MEDIA FOTOGRAFIE-SCHEPP/VON RUNDSTEDT & PARTNER GMBH

Wenn man am nächsten Tag nicht mehr mit dieser Marke nach Hause fährt, ist das ein Gesichtsverlust. Gerade bei langjähriger Zugehörigkeit, einer wichtigen Position und einem emotionalen Produkt ist die Bindung an den Arbeitgeber groß. Viele finden deshalb nicht so schnell eine Anschlussposition, auch weil sie das aus ihrer Karriere nicht gewohnt waren. Bisher gab es für sie oft nur einen Weg: steil nach oben.

Wieso tun sich viele schwer, etwas Neues zu finden?

Es gibt zwar Branchen, die weiterhin Mitarbeiter und Führungskräfte suchen – etwa Pflege, IT, Datenmanagement oder Rüstung. Aber es gibt erhebliche Gehaltsunterschiede. Gerade i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haben viele Führungskräfte sehr gut verdient. In anderen Branchen treffen sie teilweise auf ein deutliches Gehaltsgefälle. Wo ausgeschiedene Manager also Abstriche machen müssen, ist zunächst beim Einkommen. Danach kommen Region und Branche. Manche entscheiden sich inzwischen bewusst für die Rüstung. Die Zeitenwende und der Krieg in der Ukraine haben bei einigen das Verständnis dafür verändert.

Gibt es auch Führungskräfte, die nicht mehr vermittelbar sind?

In Ausnahmefällen ja – etwa wenn Betroffene partout nicht bereit sind, beim Gehalt Abstriche hinzunehmen. Ab Mitte,

Ende 50 wird es herausfordernder, aber nicht unmöglich, etwas Neues zu finden. Es braucht räumliche, gehaltliche und inhaltliche Flexibilität – und auch die mentale Bereitschaft dazu.

Was müssen Führungskräfte heute können, was eine KI nicht kann? Die Führungskraft ist heute Kommunikator, Change-Manager, Sparringspartner und Coach. Sie muss Menschen durch große Veränderungen begleiten und mitnehmen. Wenn das Unternehmen wächst, aber auch, wenn es erklären muss: Wir bauen gerade ab, trotzdem gibt es eine Zukunft.

KI übernimmt zunehmend auch Aufgaben, die bislang bei Führungskräften

lagen, etwa im Reporting oder bei der Koordinatio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ein Beschleuniger, ein Katalysator. Sie kann Aufgaben übernehmen, die bisher bei Führungskräften lagen, oder sie schneller erledig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Führung verschwindet. Solange echte Menschen in Unternehmen arbeiten, brauchen sie eine echte Führungskraft.

Vielen Beschäftigten ist aber auch wichtig, autonomer zu arbeiten und sich selbst zu organisieren.

Mit Coaching und Sparring meine ich ausdrücklich kein Mikromanagement und kein anleitendes Führen. Bei der Komplexität am Markt ist es nicht mehr opportun, Menschen engmaschig per Order zu führ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sie keine Führung brauchen. Unternehmen müssen ihr Geschäftsmodell immer häufiger hinterfragen. Da braucht es jemanden, der die Menschen auf diesem Veränderungsweg positiv begleitet. Eine Maschine kann man umprogrammieren. Bei Menschen funktioniert das nicht so einfach. Führung wird also nicht unwichtiger, sie verändert sich aber.

Welche Fähigkeiten müssen Führungskräfte künftig mitbringen?

Das, was man lange mit Agilität beschrieben hat, wird noch wichtiger: schnell und proaktiv mit Veränderungen umzugehen. Dazu kommen IT- und Digitalkompetenz. Eine Führungskraft muss zwar keine Softwareentwicklerin und kein Softwareentwickler werden, aber mit KI, digitalen Technologien und Automatisierung umgehen können. Wichtig ist außerdem die eigene Veränderungsbereitschaft. Führungskräfte dürfen Agilität nicht nur von ihren Mitarbeitern einfordern, sondern müssen selbst mit Veränderung umgehen können.

Was sollten Führungskräfte heute tun, damit sie in den nächsten zwölf Monaten noch einen Job haben?

Wenn eine Führungskraft nicht ausschließlich in einer administrativen oder koordinierenden Rolle sitzt, ist das schon einmal gut. Ansonsten kann ich nur empfehlen: Führungskräfte müssen selbst mit der Technologie arbeiten, um schneller und effizienter zu werden. Das Thema KI wird nicht mehr weggehen. Bin ich selbst veränderungsdynamisch oder eingefahren? Sage ich mit Mitte oder Ende 50: Ich muss mich nicht mehr qualifizieren? Oder setze ich mich proaktiv mit der Technologie auseinander? Diese Haltung wird entscheidend sein. Lebenslanges Lernen ist eine Voraussetzung dafür, die eigene Beschäftigungsfähigkeit – neudeutsch Employability – zu erhalten.

Wir werden Dich sehr vermissen!

Ernst Portenlänger

* 15. Februar 1937 † 14. September 2026

Karin Florian und Hermine Felix und Claudia Isabella und Alex

Trauerfeier am Freitag, den 18. September 2026 um 14.30 Uhr im Musiksaal Amtmann, Hofoldinger Str. 16 in Brunnthal mit anschließender Beerdigung im Friedhof Brunnthal.

Die Gemeinde Brunnthal trauert um ihren Ehrenbürger

Herrn Ernst Portenlänger

* 15. Februar 1937 † 14. September 2026

Ehrenbürger der Gemeinde Brunnthal Mitglied des Gemeinderates 1966 - 2020 Zweiter Bürgermeister 1990 - 2008

Träger der Verdienstmedaille in Silber 2009

Durch seinen unermüdlichen Einsatz, seine Verbundenheit

und sein Wirken zum Wohle de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hat er sich bleibende Verdienste erworben. Wir werden Herrn Portenlänger und sein Wirken für unsere Gemeinde in dankbarer Erinnerung behalten.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und allen Angehörigen.

Gemeinde Brunnthal Stefan Kern, Erster Bürgermeister für die weiteren Bürgermeister und den Gemeinderat

Du siehst, wohin du siehst, nur Eitelkeit auf Erden. Was dieser heute baut, reißt jener morgen ein: Wo itzund Städte stehn, wird eine Wiese sein, Auf der ein Schäferskind wird spielen mit den Herden:

Was itzund prächtig blüht, soll bald zertreten werden. Was itzt so pocht und trotzt, ist morgen Asch und Bein. Nichts ist, das ewig sei, kein Erz, kein Marmorstein. Itzt lacht das Glück uns an, bald donnern die Beschwerden.

Der hohen Taten Ruhm muss wie ein Traum vergehn. Soll denn das Spiel der Zeit, der leichte Mensch, bestehn? Ach! was ist alles dies, was wir für köstlich achten,

Als schlechte Nichtigkeit, als Schatten, Staub und Wind; Als eine Wiesenblum, die man nicht wieder nd't. Noch will, was ewig ist, kein einig Mensch betrachten!

Andreas Gryphius

Bestattungen Landeshauptstadt München

Städtische Friedhöfe München – Telefon 2319901 heute, Donnerstag, 17. September 2026

Waldfriedhof, Alter Teil: Erdbestattung: 14.15 Helmke Klaus, Arzt, 84 Jahre

Waldfriedhof, Alter Teil: Urnentrauerfeier: 10.30 Geyer Fritz, 84 Jahre

Waldfriedhof, Neuer Teil, Lorettoplatz: Urnentrauerfeiern: 9.45 Luber Michael, 50 Jahre 14.15 Ernst Elfriede, Schneiderin, 82 Jahre

Westfriedhof: Erdbestattungen: 12.15 Tschauder Irene Renate, 76 Jahre 13.45 Wagner Edeltraud, Buchhalterin, 86 Jahre

West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9.45 Schwarz Gerhard Karl Jakob, Beamter, 67 Jahre

Nord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11.15 Schwankl Erna, Hausfrau, 86 Jahre

Ostfriedhof: Erdbestattung: 14.15 Weinfurter Cäcilia, Altenpflegerin, 75 Jahre

Ost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10.30 Ostermeier Sabine, Hausfrau, 96 Jahre

Ostfriedhof, Krematorium: 9.00 Sameluck Christel Margit, Zahnarzthelferin, 73 Jahre

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 Urnentrauerfeiern: 10.30 Sellato Maurizio, Disponent, 62 Jahre 12.45 Waldhauser Herbert Alfred Eduard, Verkaufsleiter, 89 Jahre

Neuer Süd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n:

Friedhof Aubing: Erdbestattung: 9.00 Haas Frieda Rosina, Hausfrau, 91 Jahre Friedhof Feldmacking:

Urnentrauerfeier: 13.00 Mandl Franz Xaver, Aufzugsbauer, 75 Jahre

Friedhof Sendling: 9.00 Greil Josef, Bauingenieur, 91 Jahre 9.45 Blümlein Renate, Kindergärtnerin, 83 Jahre

Waldfriedhof Solln: Erdbestattung: 10.30 Hürter Elisabeth, Psychotherapeutin, 84 Jahre

Friedhof Untermenzing: Erdbestattung: 12.45 Pfender Josefa, 88 Jahre

Bestattungen im Landkreis München

Gemeindefriedhof Aschheim: 14.00 Oder Josef, Feinmechaniker, 89 Jahre

Waldfriedhof Grünwald: 14.00 Wiese Susanne, 88 Jahre

Friedhof Putzbrunn an der Glonner Straße: 10.00 Randlshofer Paul, Bauhofleiter, 94 Jahre

SZ Gedenken

Der Verstorbenen gedenken

Abschied nehmen von einem geliebten Menschen ist schmerzlich und braucht Zeit. Das Trauerporta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SZ Gedenken,

hilft Ihnen dabei und bietet die Möglichkeit, Ihre Trauer zum Ausdruck zu bringen.

Alle Traueranzeigen aus der Zeitung erscheinen zugleich in einer persönlichen Gedenkseite. Die Gedenkseite hilft, das Andenken an den Verstorbenen zu bewahren. Hier können Sie virtuelle Gedenkkerzen anzünden, kondolieren und persönliche Fotos und Erinnerungen mit Verwandten, Freunden und Bekannten teilen.

Zudem können Sie im Trauerportal nach den Traueranzeigen aus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suchen.

Kontakt: beratung@sz-gedenken.de oder www.sz-gedenken.de

Von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und Markus Zydra

E s klingt so simpel, was Jean-Luc Mélenchon vorschlägt, wie man mit Frankreichs wachsendem Schuldenberg von derzeit etwa 3500 Milliarden Euro umgehen soll: „Die Schuldscheine ins Feuer schmeißen“ oder „einfach streichen“. Der Linkspopulist kommt damit gut an, in Umfragen liegt der Chef der Partei La France insoumise auf Platz zwei hinter der rechtsextremen Marine Le Pen und hat damit Chancen, in die Stichwahl für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am 2. Mai zu kommen.

Mélenchon macht den Vorschlag zu einem Zeitpunkt, an dem Frankreich ohnehin schon als unsicherer Kandidat auf den Finanzmärkten gilt. Diese Woche wurde eine symbolische Schwelle bei den Zinsen überschritten: 4,5 Prozent – Frankreich muss so viel wie seit 18 Jahren nicht mehr für Anleihen mit einer Laufzeit von zehn Jahren zahlen. Auch die Differenz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der Spread, ist auf 97 Basispunkte gestiegen. Eine derart große Differenz gab es zuletzt 2012 inmitten der Staatschuldenkrise in der Euro-Zone.

Jean-Luc Mélenchon ist Chef der Partei La France insoumise, zu Deutsch: „unbeugsames Frankreich“. FOTO: SIMON WOHLFAHRT/AFP

Frankreich ist seit 1797 immer seinen Verpflichtungen zur Rückzahlung nachgekommen

Vergangene Woche räumte Wirtschaftsminister Roland Lescure ein, dass der französische Staat inzwischen mehr Geld zur Schuldentilgung ausgibt als für Bildung und Verteidigung. Und das Ziel, die Neuverschuldung zumindest auf fünf Prozent der Wirtschaftskraft zurückzuführen, sei „keine Option mehr“. Für den Haushalt 2027 schwören sich Regierungsmitglieder schon auf Einsparungen im Ausmaß von 30 Milliarden Euro ein. Die Gesamtverschuldung der zweitgrößten Volkswirtschaft Europas liegt bei rund 118 Prozent vom Bruttoinlandsprodukt, weit weg von den Maastricht-Kriterien von 60 Prozent und von jenen drei Prozent, die für die Neuverschuldung gelten.

Verlockend, aber gefährlich

Auch Mélenchon denkt zuerst an die französischen Interessen. Er greift die Idee eines Schuldenschnitts wieder auf und behauptet, Mitstreiter in anderen Staaten der Euro-Zone gefunden zu haben. Etwa 18 bis 20 Prozent der französischen Schulden, das sind rund 600 bis 700 Milliarden Euro, werden von der Banque de France im Auftrag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EZB) gehalten. Da der Staat sich das Geld quasi selbst schulde, würde laut ihm „niemand merken, dass es verschwindet“, so Mélenchons Argumentation.

Wer immer im Frühjahr Emmanuel Macron im Élysée-Palast beerbt, übernimmt einen Riesenberg an Schulden. Die in Umfragen führende Marine Le Pen will erst im Oktober ein Wirtschaftsprogramm vorlegen. Eines hat sie bereits in der ersten Debatte der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en festgelegt: Le Pen will Frankreichs EU-Beitrag von acht auf fünf Milliarden reduzieren. Frankreich zuerst, so ihr Slogan.

Als „illegal, gefährlich und nutzlos“ bezeichnete der Chef der französischen Notenbank, Emmanuel Moulin, diesen Vorstoß. Frankreich sei seit 1797 immer seinen Verpflichtungen zur Rückzahlung nachgekommen. „Das wäre ein Zahlungsausfall“, sagte er im Interview mit RTL. Auch EZB-Chefin Christine Lagarde hat den Vorschlag entschieden zurückgewiesen: „Das ist rechtlich, technisch und finanziell wirklich keine gute Idee – so populär das in einem beliebigen Mitgliedstaat des Euro-Raums auch sein mag.“

Der französische Linkspopulist Jean-Luc Mélenchon will französische Staatsschulden „einfach streichen“. Aber die EZB-Chefin widerspricht.

Die Staatsschulden einfach zu streichen, würde gegen den EU-Vertrag verstoßen. Aber Regeln könnten geändert werden, am Ende ist es eine politische Entscheidung. Die Vergangenheit zeigt, dass die EZB im Ernstfall sehr flexibel agieren kann. Sie führte zum Höhepunkt der Euro-Staatsschuldenkrise das umstrittene OMT-Programm ein, die technische Umsetzung des Versprechens „Whatever it takes“, mit dem der damalige EZB-Präsident Mario Draghi 2012 die Finanzmärkte beruhigen konnte. Der Italiener versprach, im Ernstfall so viele Staatsanleihen wie nötig zu kaufen.

Später, von 2015 bis 2021, erwarb die EZB insgesamt Staatsanleihen im Wert von 3,9 Billionen Euro, und mit dem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Instrument (TPI) besitzt die EZB inzwischen ein ausgearbeitetes Programm, um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wieder an den Finanzmärkten einzugreifen.

Genau hier setzen die Linken an: Wenn die EZB mit aus dem Nichts geschaffenen Geld Staatsanleihen aufkaufen durfte, dann könnte sie diese Wertpapiere doch auch ohne Schaden „verschwinden“ lassen. Technisch ist das durchaus möglich, es gibt sogar einen Präzedenzfall aus Paris: Im Jahr 1928 wertete Frankreich den Franc ab, dadurch erhöhte sich der Gegenwert der Goldreserven der Zentralbank in Francs. Diese Werterhöhung wurde verwendet, um einen Teil der von der Zentralbank gehaltenen Staatsschulden zu streichen. Die Bilanz der Banque de France blieb unverändert, die Staats- schulden waren mirakulös verschwunden.

Doch jetzt ist 2026. Die globalen Finanzmärkte verabscheuen Schuldenschnitte. Sollten Frankreichs Staatsschulden im Nirwana der EZB-Bilanz verschwinden, würden die Börsen für künftige Kreditaufnahmen Frankreichs empfindlich höhere Zinsen verlangen. Die „Gewinne“ aus dem Schuldenerlass würden neutralisiert. Die meisten Ökonomen sprechen sich deshalb gegen die Maßnahme aus, sie befürchten eine höhere Inflation.

Die Börsen würden einen Schuldenschnitt bestrafen

Gleichzeitig gewinnt die Idee seit einigen Jahren mehr Anhänger. Wissenschaftler um die US-Ökonomin Stephanie Kelton haben die 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 entwickelt. Diese behauptet, dass eine Notenbank die Staatsschulden abschreiben könne, zum Nutzen aller. Staatsschulden in eigener Währung seien primär eine buchhalterische Größe. Die Zentralbank kaufe die Anleihen, „neutralisiere“ sie bilanziell und lasse sie gewissermaßen „verschwinden“. Das gelinge etwa durch Eintragung eines fiktiven Anspruchs gegenüber dem Staat auf der Aktivseite der Bilanz. Oder aber man wandelt die von Zentralbanken gehaltenen Staatsschulden in ewige Schuldtitel (Perpetual Bonds) um – also in Schulden, die niemals getilgt werden müssten und keine Zinszahlung nach sich ziehen.

Zwar könnte die Notenbank die Schulden theoretisch einmal streichen, um einen Neustart zu ermöglichen. Doch damit würde sie einen gefährlichen Präzedenzfall schaffen. Die bisherigen Erfahrungen mit den europäischen Haushaltsregeln zeigen, dass ihre Einhaltung nur unzureichend durchgesetzt wird. Einmal nachzugeben, könnte deshalb bedeuten: Politiker machen weiter Schulden und wetten darauf, dass die EZB auch ein zweites Mal nachgibt.

Zudem räumen selbst die Vertreter der MMT ein: Der Schuldenerlass wäre nur dann unproblematisch, wenn die aktuelle Inflation niedrig wäre, sonst würde er den Preisanstieg weiter anheizen. Die Inflationsrate in der Euro-Zone ist im August auf 3,3 Prozent gestiegen, das ist deutlich höher als gewünscht, die EZB musste deshalb zuletzt zum zweiten Mal die Leitzinsen erhöhen.

Der prominente französische Ökonom Thomas Piketty, der Vorschläge der Linken zur Schuldenstreichung durch die EZB bisher häufig verteidigt hat, verfolgt nun einen anderen Ansatz: Er will Frankreichs Superreiche mit einer Sondersteuer stärker zur Kasse bitten, um die Verschuldung zu reduzieren.

Langdock kommt nach Hause

Das von Deutschen geführte KI-Start-up verspricht europäische Souveränität, residiert aber in den USA. Dieser Widerspruch wird nun aufgelöst.

Berlin – Langdock ist eine deutsche Erfolgsgeschichte. Das KI-Start-up existiert erst seit drei Jahren und hat einen wiederkehrenden Umsatz von mehr als 40 Millionen Euro. Das Unternehmen hat ein Geschäftsmodell, das funktioniert: Unternehmen und ihren Mitarbeitern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einen unkomplizierten DSGVO-konformen Zugang zu Sprachmodellen und agentischen Workflows zu ermöglichen. Die deutsche Erfolgsgeschichte hatte bislang allerdings einen US-amerikanischen Haken. Denn der Firmensitz des Unternehmens war immer in Delaware in den USA. Das soll sich nun ändern. Zuerst hatte das Handelsblatt darüber berichtet.

Langdock bietet eine Oberfläche, die an Chat-GPT erinnert. Nutzende können für ihre Prompts jedoch zwischen den meisten großen KI-Modellen wählen, Voraussetzung ist, dass diese in Europa gehostet werden. Neue Modelle der großen KI-Firmen landen meist nach kurzer Verzögerung auf der Plattform. Je nach Bezahlmodell können Nutzer auch wiederkehrende Prozesse mit autonomen KI-Agenten erstellen und diese mit Kollegen und Kolleginnen teilen. Die Unternehmen verwalten dabei das KI-Budget ihrer Mitarbeitenden, die sogenannten Tokens. Dieses unkomplizierte Modell hat bereits viele Firmenkunden überzeugt. 13 000 Unternehmen sind Langdock zufolge Kunden, darunter finden sich auch viele Medienhäuser, auch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Dass ein von Deutschen geführtes Unternehmen, das europäische Souveränität verspricht, seinen Firmensitz in den USA hatte, war immer etwas seltsam, aber historisch erzwungen. Denn Langdock wurde im Jahr 2023 vom US-Start-up-In-kubator Y-Combinator gefördert. Der wiederum setzt alle geförderten Unternehmen nach demselben Muster auf, um es Investoren möglichst leicht zu machen. Bislang war der Widerspruch zwischen Firmensitz und Mission kein größeres Problem, auch weil es niemandem auffiel. Auch das Handelsblatt hatte Langdock noch im Januar als „Berliner Start-up, das Sie kennen sollten“ bezeichnet.

Langdock, das 65 Mitarbeiter in Deutschland hat und über eine GmbH in Berlin vertrieben wird, ist diesem Eindruck nie entgegengetreten. Im Juni begannen allerdings erste Diskussionen, nachdem ein österreichischer Student das Handelsregister geprüft und die US-amerikanische Holding entdeckt hatte. Eine erste rechtliche Einschätzung lieferte dann der Blog „Steiger Legal“ aus der Schweiz. Große deutsche Medien griffen die Geschichte allerdings bis heute nicht auf, gut möglich, dass es einfach übersehen wurde. Denn der Widerspruch zwischen einer Mission für europäische Souveränität und einem US-amerikanischen Firmensitz ist zu eklatant, um nicht zumindest einmal thematisiert zu werden.

Dass die Gründer den Firmensitz offiziell verlegen, macht aus einer Gelegenheit für schlechte Presse eine Erfolgsstory. Denn die Geschichte kommt zu einer interessanten Zeit.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atte es einmal mehr Diskussionen über die Bürokratie bei der Unternehmensgründung in Deutschland gegeben. Auslöser war ein Post des Stripe-Gründers, Patrick Collison, gewesen, der über die deutsche Eigenheit der sehr kostspieligen Verlesung von Vertragstexten durch Notare gelästert hatte. Collison hatte nur Tage vorher mit Italiens Ex-Präsident Mario Draghi die Gründung eines Konsortiums für europäische Wettbewerbsfähigkeit verkündet, die „Rhine Group“.

Langdock entledigt sich mit der Verlegung des Firmensitzes also klug einer Altlast. Jetzt will das Unternehmen nach vorn schauen und tut das ambitioniert. „Wir haben das Ziel, den nächsten Hyperscaler aus Europa aufzubauen“, sagte Co-Geschäftsführerin Judith Dada dem Handelsblatt. Hyperscaler bieten Unternehmen via Rechenzentren enorme Rechen-, Speicher und zunehmend auch KI-Inferenzkapazitäten. Die vier großen Hyperscaler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und Meta verfügen alle über mehr als vier Gigawatt an Rechenzentrumskapazitäten. Langdock will in diesem Jahr zehn bis 15 Millionen Euro in ein Rechenzentrum investieren, das in der letzten Ausbaustufe 50 Megawatt liefern könnte. Max Mut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neben der Co-Geschäftsführerin von Langdock, Judith Dada (Mitte). FOTO: KAY NIETFELD/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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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Leserreisen

Griechenland – Auf Odysseus & Alexanders Spuren

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Diese Reise führt in ein Griechenland voller Kontraste: von der sagenumwobenen Olympischen Riviera über die schwebenden Klöster von Meteora bis zu den türkisfarbenen Inselwelten des Ionischen Meeres und den traditionsreichen Landschaften Nordgriechenlands. In einer bewusst klein gehaltenen Reisegruppe mit max. 22 Teilnehmern erleben Sie antike Geschichte, orthodoxe Klosterkultur, spektakuläre Natur und mediterrane Lebensfreude besonders intensiv und persönlich – fernab vom Massentourismus, mit Raum für echte Begegnungen & unvergessliche Momente.

Zwei Inselkreuzfahrten mit einer Privatyacht

Drei UNESCO-Welterbestätten: Meteora, Vergina & die byzantinischen Denkmäler Thessalonikis

Naturerlebnis Zagori mit Kokkoris-Brücke, Monodendri & Vikos-Schlucht

Rail&Fly in der 2. Klasse mit der Deutschen Bahn zum Abflughafen und zurück

Flug ab/an Deutschland nach Thessalonik

Rundreise im klimatisierten Reisebus

▶ Individuelle Kopfhörer für alle Ausflüge

9 x Übernachtung in 4- und 5-Sterne-Hotels davon 1 x mit Halbpension und 8 x mit Frühstück

6 x kulinarische Erlebnisse inklusive Willkommens- und Abschiedsabend, Weinverkostung, traditioneller Snacks sowie einer kulinarischen Entdeckungsreise mit regionalen Spezialitäten

Umfangreiches Ausflugspaket: u. a. mit den Meteora-Klöstern (UNESCO-Welterbe), Ioannina, Vergina (UNESCO-Welterbe), Thessaloniki und vieles mehr

Reiseleitung & Reiseliteratur

Reisepreise

Reisetermine	Flug ab/an	Doppelzimmer
11.05. – 20.05.27	München & Stuttgart	2.595 € p.P.
15.05. – 24.05.27	München & Frankfurt	2.695 € p.P.
19.05. – 28.05.27	München & Frankfurt	2.795 € p.P.
31.05. – 09.06.27	München & Stuttgart	2.995 € p.P.

Weitere Reisetermine finden Sie online. Einzelzimmerzuschlag: + 590 €

Auf Wunsch zusätzlich vorab buchbar

▶ Rail&Fly in der 1. Klasse: + 100 € p.P.

Kulinarik-Paket: 3 x landestypische Tavernen: +125 € p.P.

„Lost Islands“-Kreuzfahrt ab Lefkada auf einer landestypischen Privatyacht: + 165 € p.P.

Reiseveranstalter: 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Uferstraße 24, 61137 Schöneck, sz@globalis.de. Diese Reise ist für Personen mit eingeschränkter Mobilität nur bedingt geeignet. Bitte sprechen Sie uns auf Ihre Bedürfniss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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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Günter Heismann

Geld anzulegen, ist derzeit eine heikle Angelegenheit. Festgeld wirft auf Dauer vermutlich nicht genug Zinsen ab, um ein Vermögen aufzubauen, das auch nach Inflation und Steuern einen Wertzuwachs erreicht. Und wer in Aktien oder Aktienfonds investiert, macht sich derzeit womöglich Sorgen wegen eines möglichen Absturzes der Kurse. Einen gewissen Schutz versprechen Staatsanleihen, die derzeit zudem recht ansehnliche Renditen liefern. Doch die wachsende Verschuldung vieler Staaten belastet die Anleihemärkte. Viele Vermögensberater empfehlen daher, auch in Gold zu investieren. Man kann sich deshalb die Frage stellen: Gibt es nicht eine Mixtur aus Aktien, Anleihen und Gold, in die ich Geld anlegen kann, ohne mich zu verzetteln? Die wichtigsten Fragen und Antworten.

Für welche Anleger sind Mischfonds geeignet?

Eine einfache Lösung für die Vermögensbildung bieten Mischfonds. Eine Anlegerin oder ein Anleger braucht nur ein einziges dieser Produkte zu kaufen – und ist mit einem Schlag sowohl in Aktien als auch in Anleihen investiert. Oft gehört zu den Ingredienzen auch eine Portion Edelmetalle oder Rohstoffe. Mit Mischfonds, in der ETF-Version spricht man von Multi-Asset-ETFs, lässt sich bequem eine breite Streuung der Investments über verschiedene Anlageklassen erreichen. „Ein Mischfonds kann für Anleger mit begrenzter Erfahrung an den Kapitalmärkten eine gute Wahl sein“, sagt Investmentexperte Tobias Basse von der Norddeutschen Landesbank (Nord-LB). So sind Mischfonds laut dem deutschen Fondsverband BVI nach Aktienfonds aber noch vor Anleihefonds der zweitbeliebteste Fondstyp, gemessen am verwalteten Anlagevermögen. Die Produkte können jedoch nicht nur für Börseneinsteiger geeignet sein. Auch für erfahrene Anleger, die schlicht nicht genügend Zeit haben, um sich regelmäßig um ihr Portfolio zu kümmern, kommen Mischfonds infrage. „Mischfonds eignen sich auch für diejenigen, die nicht andauernd auf ihre Anlagen schauen wollen, nicht ständig selbst nachjustieren möchten und eine Allround-Anlage mit wenig Anpassungsbedarf suchen“, sagt Fabian Ewald, Fondsexperte bei der Hamburger Sparkasse (Haspa). Doch ganz so einfach ist ein Investment in die Mischfonds nicht.

Worauf müssen Investoren achten?

Mischfonds gibt es sowohl als aktiv verwaltete Investmentfonds wie auch als passive ETFs. Bei aktiven Fonds verlangen die Anbieter Verwaltungskosten, die pro Jahr bis zu zwei Prozent des angelegten Geldes betragen können. Obendrein werden beim Kauf oft einmalige Ausgabeaufschläge fällig. Bei Multi-Asset-ETFs betragen die jährlichen Kosten jedoch meist nur 0,25 bis 0,70 Prozent. Und Ausgabeaufschläge werden gar nicht erhoben. Da aktive Fonds meist keine höheren Renditen liefern, dürften die günstigeren ETFs in der Regel die bessere Wahl sein. In Deutschland werden mehr als 50 solcher Mix-ETFs angeboten. Die meisten haben aber lediglich ein geringes Volumen. Dann besteht die Gefahr, dass ein Fonds über kurz oder lang vom Markt genommen wird. In diesem Fall sind Anlegende zwar nicht ihr Geld los. Sie müssen sich jedoch einen neuen ETF suchen. Nur 15 der hierzulande angebotenen Multi-Asset-ETFs haben ein Volumen von mindestens 100 Millionen Euro – nach Ansicht vieler Experten das Minimum für ein Investment.

Ein weiteres Kriterium ist die geografische Abdeckung. Einige der beliebtesten Multi-Asset-ETFs beschränken sich auf Europa, die USA oder die Schwellenländer. Hiermit sind gewisse Risiken für die Anleger verknüpft. Denn es kann ja zum Beispiel Europa in eine anhaltende Wirtschaftskrise geraten, während die USA oder Ostasien einen Aufschwung erleben. Dann wird ein Fonds, der nur in Europa investiert, weniger Rendite erzielen als ein ETF, der alle wichtigen Regionen der Erde abdeckt. Die SZ-Tabelle (siehe rechts) enthält deshalb sieben Multi-Asset-ETFs, die weltweit investieren.

Welche Anlageklassen enthält ein Fonds?

Außerdem sollten Anleger prüfen, ob ein Mischfonds nur aus Aktien und Anleihen besteht oder ob dort auch Edelmetalle und Rohstoffe enthalten sind. Hierin sehen viele Investmentexperten eine zusätzliche Möglichkeit, ein Portfolio wetterfest für stürmische Zeiten zu machen. „Gold wird beispielsweise häufig als Absicherung gegen geopolitische Risiken oder Inflationsgefahren betrachtet“, sagt Fondsexperte Ewald. Wenn die Aktienkurse weltweit fallen, schießt der Goldpreis meist in die Höhe. So war es etwa bei der 2008 ausgebrochenen Finanzkrise. Damals stieg der Goldkurs binnen dreier Jahre um gut 60 Prozent. Wer in Gold investiert war, konnte hiermit zumindest einen Teil der Verluste bei Aktien wettmachen. Auch die Preise von Rohstoffen entwickeln sich häufig gegenläufig zu Aktienkursen. Die meisten Multi-Asset-ETFs investieren allerdings nur in Aktien und Anleihen. Eine Ausnahme bildet der „Amundi Multi-Asset Portfolio“. Dieser Fonds besteht zu 60 Prozent aus Aktien, zu 30 Prozent aus Anleihen und zu zehn Prozent aus Edelmetallen und Rohstoffen.

Wie hoch sind die Anteile von Aktien und Anleihen?

Unbedingt beachten sollten private Investoren auch die Mixtur eines Mischfonds. Je größer der Anteil von Aktien ist, desto höher sind im Allgemeinen die Renditen, die die Anleger erwarten können. Zugleich steigen aber auch die Verlustrisiken. Umgekehrt sind sowohl die Renditen als auch die Risiken verhältnismäßig gering, wenn ein Mischfonds zum größten Teil aus Anleihen besteht und Aktien lediglich eine Beimischung bilden. Anleger sollten daher prüfen, wie hoch die Quoten für Aktien und Anleihen sind, bevor sie sich für einen bestimmten Mischfonds entscheiden. Bei den meisten ETFs wie etwa dem Produkt des französischen Fondshauses Amundi sind fixe Grenzen für die Anteile der einzelnen Anlageklassen festgelegt.

Die amerikanische Investmentgesellschaft Vanguard bietet vier nahezu identische Mischfonds an, die sich lediglich durch den Aktienanteil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n. Das Spektrum reicht von 20 bis 80 Prozent. Entsprechend den unterschiedlichen Quoten weichen auch die Renditen stark voneinander ab. Die risikoarme Variante, die nur 20 Prozent Aktien enthält, liefert in den vergangenen zwölf Monaten lediglich eine Rendite von rund vier Prozent. Erheblich besser war die Wertentwicklung bei dem Fonds mit 40 Prozent Aktien – hier betrug die Rendite gut acht Prozent. Noch bessere Erträge lieferten die beiden aktienlastigen Varianten, die im vergangenen Jahr Erträge von 12,9 bzw. 17,6 Prozent abwarfen (siehe Tabelle). Mithin können die Anleger bei der ETF-Familie von Vanguard jene Variante wählen, die am ehesten ihrem persönlichen Rendite-Risiko-Profil entspricht.

DAS WETTER

Beim ETF „Xtrackers Portfolio“ der Frankfurter DWS ist dies nicht möglich. Bei diesem Produkt sind keine fixen Anteile für die einzelnen Anlageklassen vorgesehen, sondern nur ein breiter Rahmen.

So darf die Aktienquote sich zwischen 30 und 70 Prozent bewegen. Welche Wertpapiere der ETF enthält, entscheidet ein Expertenkomitee, das die Anlagen regelmäßig überprüft und gegebenenfalls ändert. Da die Zusammensetzung des Fonds im Zeitverlauf stark schwanken kann, wissen die Anleger beim Kauf nicht, worauf sie sich genau einlassen. Ebenso wie der „Xtrackers Portfolio“ ist der „iShares World Equity Enhanced Active“ von Blackrock ein aktiv verwalteter ETF. Hier liegt die Aktienquote zwischen 70 und 100 Prozent. Der aktuelle Anteil ist für Anleger ebenfalls nicht zu erkennen.

Wie groß darf die Aktienquote sein? Diese wichtige Frage lässt sich nicht pauschal beantworten. Sie hängt in hohem Maße von persönlichen Voraussetzungen ab. „Der Zeithorizont der Anleger spielt eine zentrale Rolle“, sagt Tobias Basse von der Nord LB. Eindrücklich zeigt dies die Finanzkrise von 2008. Damals fielen die Aktienkurse mehrere Jahre lang, bevor sie sich erholten. Erst 2012 erreichte der Dax wieder das Niveau, auf das er vor der Krise gestiegen war. „Anleger sollten sich fragen, ob sie eine solche Durststrecke am Aktienmarkt durchstehen können und über ausreichend Zeit verfügen, um einen Verlust wieder aufzuholen“, sagt Fabian Ewald von der Hamburger Sparkasse.

Diese Voraussetzungen sind bei einem Anleger, der in wenigen Jahren in Rente geht, nicht erfüllt. Dann sollen die Ersparnisse in der Regel dazu beitragen, den Lebensunterhalt zu finanzieren. Das aber wird schwierig, wenn ein Börsenkrach kurz vor dem Ruhestand den Wert eines aktienlastigen Portfolios kräftig schmälert. Ähnliches gilt für Anleger, die für den Bau eines Eigenheims sparen. Dann könnte ein Absturz der Aktienkurse die Finanzierung unversehens durchkreuzen. In beiden Fällen sind, wenn überhaupt, eher Misch-ETFs mit einem geringen Anteil an Aktien zu empfehlen. Anders sieht dies bei jüngeren Anlegern aus, die im Lauf mehrerer Jahrzehnte ein Vermögen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aufbauen wollen. „Dann sind Rückschläge leichter zu verkraften, da Aktienmärkte langfristig nach oben tendieren und Verluste über die Zeit wieder aufgeholt werden können“, erläutert Basse.

So viel werfen Multi-Asset-ETFs ab

Solche Anleger können zu einem Mischfonds mit einem hohen Aktienanteil – oder gleich zu einem weltweit anlegenden Aktien-ETF greifen.

Welchen besonderen Vorteil bieten Multi-Asset-ETFs?

Anleger, die ihre Risiken eingrenzen wollen, müssen darauf achten, dass Aktien in ihrem Portfolio kein allzu großes Gewicht bekommen. Wer seine Wertpapiere selbst auswählt, legt für die einzelnen Anlageklassen am besten jeweils fixe Anteile fest, die langfristig einzuhalten sind. Für risikoscheue Anleger sollte die Aktienquote maximal 25 Prozent betragen. Es kann jedoch leicht geschehen, dass dieses Limit unbemerkt überschritten wird. Dies passiert zum Beispiel, wenn Aktienkurse über längere Zeit stark steigen, wie da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er Fall war. Dann gewinnen die Aktien in einem Portfolio schneller an Wert als die Anleihen. Nach ein paar Jahren besteht das Depot zu 30 oder vielleicht sogar 40 Prozent aus Aktien. Um zu verhindern, dass sich ein solches Ungleichgewicht bildet, ist ein Portfolio regelmäßig zu überprüfen. Haben die Aktien ein allzu großes Gewicht bekommen, muss ein Teil dieser Papiere veräußert werden. Die Erlöse fließen in den Kauf weiterer Anleihen. So wird die vorgesehene Aufteilung wieder erreicht.

Dieses Verfahren wird als „Rebalancing“ bezeichnet. Es ist bei den meisten Multi-Asset-ETFs ohnehin vorgesehen, die Anlegerinnen und Anleger müssen sich nicht selbst darum kümmern. Der Grund: Diese Produkte sind sogenannte Dachfonds, die aus mindestens zwei verschiedenen ETFs auf Aktien und Anleihen bestehen. Mindestens einmal pro Jahr wird überprüft, ob die festgelegte Aufteilung zwischen den beiden Teilfonds aktuell noch besteht. Falls nicht, sorgt die Fondsgesellschaft durch Kauf und Verkauf für den erforderlichen Ausgleich. Hingegen müssen Anleger, die in separate Aktien- und Anleihe-ETFs investieren, sich selbst darum kümmern, dass ihr Portfolio im Gleichgewicht bleibt. Oft unterbleibt dies aus Unwissenheit oder Bequemlichkeit. „Rebalancing ist ein klarer Vorteil von Mischfonds“, sagt Fabian Ewald.

Stand: 31.8.2026

Name	ISIN	Wertentwicklung pro Jahr in %			Kosten pro Jahr in %
		1 Jahr	3 Jahre	5 Jahre
Amundi Multi-Asset Portfolio	DE000ETF7011	18,2	12,3	6,6	0,41
iShares World Equity Enhanced Active	IE000D8XC064	22,7	-	-	0,30
Vanguard LifeStrategy 20% Equity	IE00BMVB5K07	3,9	5,4	0,2	0,25
Vanguard LifeStrategy 40% Equity	IE00BMVB5M21	8,3	8,6	3,0	0,25
Vanguard LifeStrategy 60% Equity	IE00BMVB5P51	12,9	11,8	5,8	0,25
Vanguard LifeStrategy 80% Equity	IE00BMVB5R75	17,6	15,0	8,7	0,25
Xtrackers Portfolio	LU0397221945	14,4	11,8	5,3	0,70

SZ-Grafik: tö; Quelle: Extra ETF, Just ETF

Deutschland

Berlin	wolkig	20°
Bremen	Regen	18°
Brocken	wolkig	9°
Dortmund	Regen	19°
Dresden	wolkig	19°
Düsseldorf	Spr.reg.	19°
Erfurt	wolkig	21°
Essen	Regen	19°
Feldberg	wolkig	11°
Feldberg/Ts.	Schauer	17°
Frankfurt	wolkig	22°
Freiburg	wolkig	24°
Freudenstadt	wolkig	18°
Garmisch	st. bew.	19°
Hamburg	Regen	18°
Hannover	wolkig	19°
Ingolstadt	wolkig	22°
Karlsruhe	wolkig	24°
Kassel	st. bew.	20°
Kiel	Schauer	18°
Koblenz	wolkig	22°

Im Nordwesten und Norden Regen, sonst freundlicher

Wetterlage

Schwacher Hochdruckeinfluss sorgt im Süden Mitteleuropas für einen Mix aus Sonne und Wolken. Ein Tief über Nordwesteuropa sorgt dagegen zwischen Südskandinavien, Benelux und dem Nordwesten Mitteleuropas für einige Regenfälle. Auch im Südosten Englands und im äußersten Norden Frankreichs ist es wechselhaft. Viel Sonnenschein gibt es an der südlichen Adria, im südlichen Mittelmeergebiet und in Griechenland.

Aussichten

Im Nordwesten und äußersten Norden ziehen im Tagesverlauf triste Wolkenfelder mit etwas Regen oder Sprühregen vorüber. In den übrigen Gebieten bleibt es meist trocken. Sonnenschein und mal mehr, mal weniger Wolken wechseln sich ab. Die Temperaturen lieg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15 und 25 Grad. Dazu weht 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m Nordwesten und an der Küste frischer und in Böen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lichen bis westlichen Richtungen.

Köln	Schauer	21°
Konstanz	wolkig	22°
Leipzig	wolkig	21°
Lindau	wolkig	22°
List/Sylt	Regen	18°
Lübeck	wolkig	19°
Magdeburg	wolkig	21°
Mannheim	wolkig	24°
München	wolkig	21°
Nürnberg	wolkig	21°
Oberstdorf	wolkig	19°
Osnabrück	wolkig	19°
Passau	wolkig	21°
Rostock	wolkig	19°
Saarbrücken	wolkig	23°
Schleswig	Schauer	18°
Schwerin	wolkig	19°
Stuttgart	wolkig	23°
Trier	wolkig	23°
Wiesbaden	wolkig	23°
Zugspitze	st.bew.	2°

Europa

Amsterdam	Regen	19°
Athen	heiter	29°
Barcelona	Schauer	26°
Belgrad	wolkig	30°
Bordeaux	wolkig	23°
Brüssel	Schauer	19°
Bukarest	sonnig	28°
Dublin	wolkig	17°
Dubrovnik	heiter	26°
Helsinki	Schauer	15°
Istanbul	Schauer	24°
Kiew	wolkig	25°
Kopenhagen	Schauer	18°
Lissabon	sonnig	29°
London	Schauer	22°
Madrid	Schauer	27°
Mailand	Gewitter	26°
Moskau	wolkig	21°
Nizza	heiter	26°
Paris	wolkig	23°
Prag	wolkig	20°
Rom	heiter	30°
Salzburg	wolkig	19°
Sofia	sonnig	27°
Stockholm	wolkig	17°
Venedig	Gewitter	24°
Warschau	Schauer	18°
Wien	Schauer	20°
Zürich	wolkig	22°

Urlaubsorte	Luft	Wasser
Helgoland	18°	18°
Rügen	18°	18°
Sylt	18°	17°
Agadir	28°	21°
Antalya	29°	29°
Heraklion	25°	26°
Malaga	28°	25°
Palermo	29°	30°
Rimini	27°	27°
Tunis	34°	29°
Las Palmas	28°	24°
Zypern	33°	29°
Mallorca	28°	28°

Quelle:www.wetterkontor.de

Weltwetter		heute
Abu Dhabi	wolkig	44°
Bangkok	Schauer	32°
Bogota	Schauer	13°
Boston	wolkig	27°
Buenos Aires	wolkig	25°
Chicago	Schauer	25°
Damaskus	sonnig	35°
Delhi	wolkig	34°
Denver	wolkig	29°
Dom. Republik	Schauer	33°
Havanna	Gewitter	32°
Hongkong	wolkig	30°
Houston	Gewitter	34°
Jakarta	heiter	29°
Jerusalem	sonnig	31°
Johannesburg	Schauer	27°
Kabul	wolkig	25°
Kairo	sonnig	39°
Kuwait	sonnig	44°
La Paz/Bol.	Schauer	13°
Lima	st. bew.	24°
Los Angeles	wolkig	27°
Malediven	Gewitter	29°
Manila	Gewitter	32°
Mekka	wolkig	46°
Mexiko-Stadt	wolkig	21°
Miami	Gewitter	32°
Montreal	wolkig	20°
Mumbai	Schauer	30°
Nairobi	wolkig	22°
New York	wolkig	30°
Panama	Schauer	31°
Peking	wolkig	33°
Perth	Schauer	30°
Riad	wolkig	40°
Rio de Janeiro	bedeckt	24°
San Francisco	wolkig	24°
Singapur	Schauer	31°
Sydney	heiter	19°
Teheran	sonnig	34°
Tel Aviv	sonnig	34°
Tokio	wolkig	22°
Vancouver	sonnig	25°
Washington	Schauer	34°

FINANZIEREN IM MITTELSTAND

EIN VERLAGSSPEZIA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Der China Tower, ein Wahrzeichen Pekings: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drängen in Schlüsseltechnologien und setzen Europas Industrie damit weiter unter Druck. Foto zhenya | stock.adobe.com

UNGLEICHER WETTBEWERB MIT CHINA

Wettbewerbsfähigkeit braucht ausreichend Kapital. Für den europäischen Mittelstand wird die Frage dringlicher, wie sich Innovationen finanzieren und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ausbauen lassen, bevor chinesische Anbieter weitere Marktanteile gewinnen.

VON JÜRGEN HOFFMANN

ärmepumpen sind für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eine Schlüsseltechnologie. Die Anlagen, die Wärme aus der Luft, dem Erdboden oder Grundwasser in Gebäude bringen, reduzieren die CO $_{2}$ -Emissionen. Mit einem Aktionsprogramm

will Peking die einheimischen Produzenten stärken und das Reich der Mitte zum weltweiten Technologie- und Marktführer für umweltfreundliche Wärmeerzeugung machen. Die wichtigste Wettkampfarena für China ist der deutsche Markt.

Der Wärmepumpenmarkt ist dabei nicht das erste Technologiesegment, in das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vordringen wollen. Sie zielen auch auf die Halbleiter-, Photovoltaik-, Elektromobilitäts- und Batteriebranche ab. Insgesamt 15 Segmente stehen seit Jahren im Fokus der Asiaten – insbesondere grüne Technologiebranchen. „China will Weltmarktführer in strategisch wichtigen Bereichen werden“, stellt Dr. Kai Schiefelbein klar, stellvertretend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s Bundesverbands Wärmepumpe und Geschäftsführer von Stiebel Eltron. „Das ist legitim und industriepolitisch klug. Niemand muss die moralische Keule schwingen. Vielmehr stellt sich für uns Europäer die Frage, was wir tun, um auch in zehn, 20 und 30 Jahren noch industriell von Bedeutung zu sein.“

Fakt ist: China hat sich von der verlängerten Werkbank westlicher Industrienationen zu einer erfolgreichen Wirtschaftsnation mit großem Binnenmarkt und starken Exporteuren entwickelt. Schiefelbein zollt dafür „tiefen Respekt“.

Staatliche Subventionen und günstige Kredite ermöglichen den schnellen Ausbau von Chinas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Foto snvv | stock.adobe.com

Wie viele andere deutsche Unternehmenschefs, Verbandsvertreter und Politiker beklagt der CEO von Stiebel Eltron aber, dass der Wettbewerb zwischen der Alten Welt und dem Reich der Mitte unter ungleichen Rahmenbedingungen stattfindet: „Das beginnt bei der Vergabe zinsgünstiger Kredite, die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in allen Wachstumsphasen erhalten, bei ihrer Gründung,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den Markteintritt und die weitere Expansion. Die Banken werden dafür von der Regierung in die Pflicht genommen. Die meisten dieser Darlehen sind nicht an enge Covenants, also Nebenabreden, gekoppelt. Die Unternehmen müssen also nicht aufwendig eine hohe Profitabilität nachweisen, um an frisches Kapital zu kommen, und werden auch nicht gegängelt, wenn ihnen unterwegs mal die Profitabilität temporär abhandenkommt.“

Staatlich geförderte zinsgünstige Darlehen helfen d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hre Kompetenz und ihr Know-how schnell zu skalieren. Europäische Unternehmen müssen in der Regel zunächst Erfolge aufweisen und erhalten Darlehen erst nach einem Marktwachstum. Das wirkt wie eine angezogene Handbremse. „Unsere Betriebe fahren mit ihren Investitionen und der Erweiterung ihrer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dem Markt hinterher. Die Chinesen dagegen können aufgrund aufgebauter Überkapazitäten früher liefern und gewinnen durch den Vorsprung Marktanteile“, so Schiefelbein.

Subventionen verschieben die Kräfteverhältnisse

Steuervergünstigungen, verbilligtes Bauland, Unterstützung beim Export und Forcierung von unternehmerischen Kooperationen sind weitere Hilfen, die chinesische Firmen erhalten. Die Förderprogramme betreffen die Forschungs- und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reichen also von der „Wiege“ bis zum Markt. „Wir in Deutschland betreiben zwar auch Forschungsförderung, grenzen sie aber streng ab zur Förderung von Produktentwicklung“, sagt Schiefelbein. „Dadurch entsteht eine Lücke zwischen guten Forschungsergebnissen und guten Produkten.“ Ein Beispiel: Die Fraunhofer-Institute hatten bereits um die Jahrtausendwende exzellente Forschungsergebnisse zu Lithium-Ionen-Batterien, die Umsetzung in industriell gefertigte Produkte wurde jedoch nicht gefördert.

Laut einer OECD-Studie haben Industrieunternehmen im Reich der Mitte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im Verhältnis zu ihrem Umsatz im Schnitt drei bis acht Mal mehr Subventionen als ihre Wettbewerber in OECD-Ländern erhalten. Rund 60 Prozent der weltweiten Marktanteilsgewinne chinesischer Unternehmen sind demnach auf die Förderung aus der Staatskasse zurückzuführen. Nach einer Analyse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macht die staatliche Unterstützung rund 4,4 Prozent des chinesischen Bruttoinlandsprodukts aus. Konservativere Berechnungen gehen von mindestens 1,8 Prozent aus. In Deutschland liegt die Subventionsquote demnach – gemessen an den direkten Hilfen in Relation zur Wirtschaftsleistung – bei rund 0,4 Prozent.

Europa sucht Antworten auf Chinas Roboter-Offensive

Unter dem Ungleichgewicht der staatlichen Förderung leidet auch die europäische Roboterindustrie. Dr. Christopher Müller, Statistikdirektor de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listet die Nachteile hiesiger Anbieter gegenüber chinesischen auf: „Das beginnt bei den Produktionskosten, die in Europa aufgrund höherer Löhne und Energiepreise signifikant über denen Chinas liegen, und reicht bis zu den staatlichen Subventionsprogrammen.“ Auch er führt günstige Kredite, Grundstücksflächen und direkte Zuwendungen an. Dadurch könnten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die Europäer mit Dumpingpreisen ausstechen. „Standard-Industrieroboter werden teilweise 30 Prozent günstiger angeboten“, sagt Müller. Kein Wunder, dass chinesische Firmen allein 2024 rund 295.000 Stahlkollegen verkauft haben – 54 Prozent aller neuen Roboter weltweit. Die Wettbewerbsverzerrung wird nach Überzeugung von Müller dazu führen, „dass sich nicht mehr diejenigen Anbieter auf dem Markt behaupten, die die Kundenbedürfnisse optimal bedienen“. Geförderte Unternehmen verdrängen nicht geförderte.

Was tun? Mehrere Robotik-Verbände haben drei Handlungs- empfehlungen gegeben: die Lücken zwischen Innovation und Skalierung schließen, die allgemeinen Investitionsbedingungen durch Steuerpolitik verbessern und mit der Technologie Schritt halten. Andere Industrievertreter wie VDMA-Außenwirtschafts-leiter Oliver Richtberg fordern einen härteren Kurs gegenüber Peking: „Wir werden mit unfairen Maßnahmen deindustrialisiert – und das wollen die meisten Unternehmen nicht mehr hinnehmen.“ Friedolin Strack, Co-Bereichsleiter Internationales beim BDI, hält nichts von einer langwierigen Suche nach einem handelspolitischen Superinstrument: „Stattdessen sollten wir viele kleinere Maßnahmen nutzen. China macht das ähn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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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S-DAX
WELTBÖRSEN IM ÜBERBLICK

16.9.2026	Kurs	± in %
		z. Vortag
AEX Niederlande	1096,1	+0,02%
All Ordinaries Australien	8874,5	+0,28%
ATX Österreich	6810,4	+0,95%
BIST 100 Türkei	13.122,6	-5,54%
Bovespa Brasilien	186.447,1	-0,37%
CAC-40 Frankreich	8140,6	+0,62%

16.9.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didas $\bullet$	144,65	1,94	196,40	129,95	26,04	2,80	15,34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196,58	0,77	221,25	157,48	155,75	3,20	27,19
Allianz SE $\bullet \circ$	449,20	1,03	454,60	338,80	170,88	17,10	14,24
BASF SE $\bullet$	52,13	0,56	55,05	41,48	46,53	2,25	17,98
Bayer $\bullet$	48,98	0,55	53,92	25,78	48,12	0,11	11,52
Beiersdorf	74,68	0,24	110,15	67,08	18,12	1,00	16,38
BMW St. $\bullet$	62,14	-1,15	97,92	56,40	34,87	4,40	9,96
Brenntag SE	61,64	1,55	66,86	43,72	8,90	1,90	17,56
Commerzbank	41,45	-2,40	43,37	29,01	46,73	1,10	12,99
Continental	69,86	1,90	77,50	53,10	13,97	2,70	10,54
Daimler Truck Hldg.	43,56	0,74	50,08	33,46	33,35	1,90	12,45
Deutsche Bank $\bullet$	33,63	0,87	35,85	23,82	64,25	1,00	9,37
Deutsche Börse $\bullet$	277,20	-0,07	291,80	200,10	51,64	4,20	23,24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28,84	-0,21	34,36	23,53	141,47	1,00	12,59
DHL $\bullet$	55,76	-0,07	58,30	36,99	64,12	1,90	16,60
E.ON SE	17,67	1,61	20,39	14,98	46,66	0,57	15,91
Fres.Med.Care	40,03	0,63	47,86	34,57	11,75	1,49	9,24
Fresenius SE	46,14	1,65	52,96	35,11	21,13	–	–
GEA Group	64,60	0,39	68,10	53,45	10,52	1,30	18,83
Hannover Rück SE	255,80	0,16	281,20	223,40	30,85	12,50	11,16
Heidelberg Materials	149,80	0,50	241,80	146,90	26,42	3,60	11,53
Henkel Vz.	73,80	1,26	84,20	61,28	13,15	2,07	12,92
Hochtief	387,80	2,59	554,00	217,00	30,14	6,60	29,20
Infineon Techn. $\bullet$	55,00	1,23	88,83	31,27	71,83	0,35	33,74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45,37	-2,57	62,34	42,63	43,68	3,50	8,69
Merck	131,70	0,61	148,80	100,70	17,02	2,20	15,66
MTU Aero Eng.	338,80	1,59	404,80	265,20	18,24	3,60	17,29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511,60	-0,23	575,60	437,40	66,84	24,00	10,05
Qiagen (NL) $\star$	37,20	0,04	47,60	27,56	7,69	0,35	17,22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1013,0	-1,52	2008,0	900,20	46,60	11,50	26,56
RWE	59,92	2,81	62,00	35,22	46,74	1,20	22,28
SAP SE $\bullet \circ$	186,56	-0,28	244,30	127,50	229,19	2,50	25,73
Scout24 SE	74,70	0,07	110,40	62,70	5,49	1,50	18,31
Siemens $\bullet \circ$	260,50	0,66	291,70	198,00	208,40	5,35	23,77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137,12	3,10	191,66	92,96	118,07	0,70	30,74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38,36	-1,31	49,71	32,81	43,27	1,00	16,68
Symrise	91,46	2,30	95,00	64,70	12,78	1,25	22,98
Volkswagen Vz $\bullet$	78,88	-2,64	109,15	69,20	16,27	5,26	3,93
Vonovia SE	17,89	-0,69	28,90	17,54	15,17	1,25	8,81
Zalando SE	21,48	-1,24	30,43	18,61	5,67	–	14,81

M-DAX

16.9.2026	KursSchluss	± in %z. Vortag	Divi-divende
1&1	23,80	0,42	0,05
Adtran Networks SE	22,20	-1,33	0,52
Alzchem Group	159,80	-0,37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58,40	4,29	—
Atoss Software SE*	90,90	0,55	2,28
Basler	21,35	2,15	0,11
Befesa (LU)	34,60	-0,86	0,64
Cancom SE*	22,35	-2,61	1,00
Carl Zeiss Meditec*	30,30	1,00	0,55
Cewe Stiftung	107,60	1,51	3,00
Dermapharm Hldg. SE	38,55	1,98	0,88
Douglas	7,42	-1,46	—
Drägerwerk Vz*	113,60	0,53	2,27
Dt. Beteiligungs	21,00	-0,71	1,00
Dt. Euroshop	17,70	0,23	1,00
Dt. Pfandbriefbank	3,32	-0,54	—
Dürr	16,80	-1,18	0,80
Eckert & Ziegler SE*	12,03	-1,88	0,22
Einhell Germany	68,20	0,59	1,90
Energiekontor	25,45	0,99	1,00
Evotec SE*	2,81	0,07	—
Fielmann Grp.	37,90	-0,26	1,40
Fr. Vorwerk Grp. SE	68,00	5,10	1,10
GFT Techn. SE	26,25	-1,13	0,50
Grand City Propert. (LU)	8,00	-3,96	0,30
Grenke	11,28	0,18	0,42
Hambomer Reit	4,20	-1,18	0,39
Heidelbg.Druck	1,36	-0,94	—
HelloFresh SE	2,70	-1,10	—
Hornbach Hldg.	84,00	2,44	2,40
Hypoport SE	77,95	0,65	—
Indus	39,00	2,36	1,30
init innovation SE	43,05	-0,81	0,90
Jost Werke SE	61,80	0,65	1,50
Jungheinrich	25,02	-0,87	0,29
Kontron (AT) *	20,42	0,29	—
KSB SE Vz	842,00	1,69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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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riestert, der rostet

16.9.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Divi-dende
3D Systems (US)	2,69	-1,83	—
Adler Group (LU)	0,09	-16,36	—
Adobe (US)	220,30	-3,19	—
Adran Hldg. Inc. (US)	6,02	-1,42	—
Adv. Micro Devices (US)	441,50	1,19	—
Aegon Ltd. (BM)	7,89	-0,73	0,40
Air France KLM (FR)	11,26	-1,96	—
Akamai (US)	90,78	-0,38	—
Alibaba ADR (CN)	93,30	-1,48	1,05
Align (US)	130,30	2,08	—
Allane SE	12,60	0,80	—
Altria (US)	60,24	-0,86	4,16
Amadeus Fire	17,66	-0,67	—
Amadeus IT (ES)	54,74	1,03	1,42
ams-OSRAM (AT)	17,30	1,17	—
Anglo Ameri. PLC (GB)	45,95	0,11	0,23
Applied Mats. (US)	363,00	0,55	2,05
Arcelor-Mittal (LU)	63,68	0,57	—
AT & S (AT)	156,40	1,96	—
AT&T (US)	22,84	-2,04	1,11
Aumann	13,05	0,77	1,11
Baader Bank	6,64	-0,30	0,20
Baidu ADR (US)	77,20	-2,77	—
Ballard Power (CA)	1,81	-0,55	—
Bank of America (US)	49,87	-3,48	1,08
Barclays (GB)	5,56	-0,61	0,09
Bastei Lübbe	6,14	5,14	0,25
Baywa	8,50	3,41	—
BayWa vNA	2,46	0,20	—
BB Biotech N (CH)	54,50	1,30	2,25
Berkshire Hath. B (US)	454,85	1,87	—
Bertrandt	8,42	-1,17	—
bet-at-home.com	3,10	4,73	—

16.9.2026	Kurs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ixtron SE*	34,14	2,61	62,66	11,68	3,87	0,15	44,92
Aroundtown (LU)	1,78	-1,11	3,32	1,76	1,95	0,08	7,74
Aumovio SE	36,70	0,27	47,02	31,66	3,67	-	14,45
Aurubis	164,70	0,55	225,20	94,20	7,40	1,60	18,95
Auto1 Group SE	19,15	-1,29	31,50	14,46	4,25	-	29,02
Bechtle*	34,72	-2,03	45,14	24,56	4,37	0,70	17,90
Bilfinger SE	75,55	1,07	129,30	71,90	2,84	2,80	11,50
Boss	37,95	-0,29	42,37	33,85	2,67	0,04	12,91
CTS Eventim	57,20	2,97	86,35	48,68	5,49	1,44	16,97
Delivery Hero SE	36,70	-0,14	39,83	14,80	11,25	-	-
Deutsche Lufthansa	7,60	0,66	10,29	6,72	9,14	0,33	7,17
Deutz	11,62	-3,17	13,35	7,33	1,77	0,18	12,63
DWS Group	72,85	0,07	78,75	50,20	14,57	3,00	15,24
Elmos Semicond. SE*	139,80	3,25	206,00	77,20	2,40	1,50	19,89
Evonik Industries	17,57	0,75	19,21	12,49	8,19	1,00	11,26
flatexDegiro	29,88	-1,78	43,24	26,62	3,29	0,30	14,94
Fraport	60,05	0,08	86,95	58,30	5,55	1,00	15,36
freenet*	25,02	-0,32	33,92	22,28	2,97	2,07	11,32
Fuchs SE Vz.	41,60	0,24	43,18	31,80	2,72	1,23	16,12
Hella	70,60	0,57	85,30	67,90	7,84	0,22	50,07
Hensoldt*	77,78	0,88	117,70	63,18	8,98	0,55	41,82
Ionos Group SE*	34,20	-0,81	42,45	20,90	4,79	-	16,06
Jenoptik*	38,70	3,20	48,42	16,48	2,22	0,40	22,50
K+S	16,67	1,34	18,69	10,35	2,99	0,07	12,53
Kion	41,61	0,53	70,45	35,80	5,46	0,62	11,01
Knorr-Bremse	103,60	-0,29	115,60	77,40	16,70	1,90	21,10
Krones	112,60	0,00	144,20	105,80	3,56	2,80	10,50
Lanxess	13,59	-0,37	24,82	11,03	1,17	0,10	27,73
LEG Immobilien SE	46,58	-0,13	71,65	45,82	3,58	2,92	6,76
Nemetschek SE*	59,60	-0,25	113,70	50,45	6,88	0,68	22,49
Nordex SE*	38,98	0,67	51,70	20,56	9,23	-	21,18
Porsche	45,27	0,33	50,66	35,62	20,62	1,01	26,47
Porsche Hldg. SE	28,73	-1,84	41,52	26,84	4,40	1,51	2,62
Puma SE	22,36	2,52	30,31	15,30	3,31	-	-
Rational	581,00	1,04	776,50	571,00	6,61	20,00	23,65
Renk Group	40,72	-2,15	90,34	40,34	4,07	0,58	21,89
RTL Group (U)	32,10	0,00	39,00	28,80	4,97	5,50	13,72
Salzgitter	54,95	2,14	67,60	22,68	3,30	0,20	11,03
Sartorius Vz.*	242,40	1,59	267,70	189,90	9,08	0,74	43,91
Schaeffler	6,86	1,18	11,98	5,64	6,48	0,30	14,91
Siltronic*	69,90	2,79	108,80	41,52	2,31	-	-
Suss MicroTec SE*	66,80	3,97	118,40	25,80	1,28	0,04	33,91
TAG Immob.	11,38	-0,35	16,80	11,20	2,17	0,40	7,49
Talanx	123,30	1,23	128,80	97,65	31,84	3,60	11,84
Thyssenkrupp	15,29	0,89	15,75	7,12	9,52	0,15	29,98
TKMS	82,80	-0,24	108,80	57,00	5,26	-	42,03
Traton SE	36,44	0,44	41,38	25,78	18,22	0,93	9,49
TUI	6,56	1,02	9,56	6,08	3,33	0,10	5,33
United Internet*	27,44	0,22	30,22	22,24	5,27	0,50	14,00
Wacker Chemie	88,65	2,72	105,60	62,25	4,62	-	260,74

DAX-40 Deutschland	25.537,8	+0,53%
Dow Jones USA	51.461,9	-1,21%
Euro-Stoxx-50 Europa	6266,5	+0,48%
Hang-Seng Hongkong	24.708,4	+0,15%
IBEX 35 Spanien	19.635,8	+0,41%
Infront GB 100 Großbrit.	10.681,2	-0,02%
Infront IT 40 Italien	51.896,8	+0,46%
MDAX Deutschland	31.276,8	+0,45%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ohne dt. Indextitel/Eurolä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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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S Saat SE	76,50	-0,65	1,25
LPKF Laser SE	12,05	3,88	—
MBB SE	171,60	-0,23	1,21
Medios	10,08	-1,18	—
MLP SE	9,40	2,84	0,36
Mutares	26,00	0,78	2,00
Nagarro	77,60	-0,77	1,00
Norma Group SE	18,30	0,00	0,14
OHB SE	177,00	-0,23	0,59
Ottobock SE*	54,80	1,86	0,97
Patrizia SE	6,87	0,59	0,36
PNE	7,17	-0,69	0,04
PVA TePla*	29,46	3,66	—
Redcare Pharmacy (NL)	54,00	3,55	—
SAF Holland SE	22,75	0,44	0,65
Schott Pharma	23,05	-0,43	0,18
Secunet Security	197,00	-0,81	2,58
SFC Energy	20,85	1,21	—
Shelly Group SE (BG)	63,90	1,43	0,13
Sixt SE St.	67,85	-1,67	3,20
SMA Solar Techn.*	55,30	-0,98	—
Springer Nature	19,84	0,10	0,83
Stabilus SE	15,78	0,90	0,35
Sto SE	102,00	2,10	3,31
Ströer SE	36,48	-0,55	1,85
Südzucker	12,40	-1,43	—
TeamViewer SE*	6,53	-1,44	—
tonies SE (U)	11,46	1,06	—
Verbio SE*	31,22	2,70	—
Vincorion SE	18,17	-5,17	—
Vossloh	57,50	0,00	1,15
Wacker Neuson SE	24,05	-0,21	0,70
Wüstenrot Württemb.	14,36	0,28	0,65

Biofrontera	2,31	0,00	-
Biogen (US)	185,62	0,25	-
BioNTech	82,90	-1,13	-
Bombardier B (CA)	186,20	-2,59	-
Booking (US)	150,00	1,25	1,57
Brain Biotech	2,85	5,17	-
Branicks Group	0,54	0,00	-
Bristol-Myers Sq. (US)	55,45	1,39	2,49
BYD CO. (CN) (CN)	8,75	-1,06	-
Carrefour (FR)	16,65	0,42	0,97
Ceconomy	3,99	3,10	-
Cenit	7,40	-0,54	-
Cherry SE	1,12	-0,45	-
Citigroup (US)	117,02	-0,07	2,32
Colgate Palm. (US)	74,98	-1,06	2,06
Conoco Philips (US)	116,42	-4,29	3,18
Corestate Capital (LU)	0,21	-4,09	-
Covestro	60,10	0,00	-
Danaher Corp. (US)	180,50	2,15	1,28
Deere (US)	591,60	-0,27	6,48
Delticom	2,18	0,00	0,12
DMG Mori	47,10	0,00	1,03
Drägerwerk St.	84,40	-1,40	2,21
eBay (US)	93,42	-0,20	1,16
Eli Lilly (US)	991,00	-0,22	6,00
ElringKlinger	5,19	-0,38	0,15
Engie (FR)	23,90	1,53	1,35
Epigenomics konv.	0,90	0,00	-
Equinor (NO)	39,43	-0,05	14,64
Ericsson B (SE)	8,69	-0,07	3,00

Kraft Heinz Co (US)	21,30	-0,44	1,60
Leifheit	12,55	-0,79	1,20
Leo Int.Prec. Health	13,00	0,00	-
Linde PLC (IE)	402,00	0,80	6,00
Lloyds Banking (GB)	1,30	1,05	0,04
Lockheed Martin (US)	462,50	0,57	13,35
MasterCard (US)	494,90	-0,02	3,15
MAX Automation SE	3,10	3,33	-
Medtronic (IE)	80,74	-0,32	2,84
Meta Platforms (US)	587,60	1,22	2,10
Micron Techn. (US)	805,40	0,51	0,46
Moderna (US)	126,38	0,89	-
Multitude (CH)	5,78	-0,34	0,55
MVV Energie	30,40	1,33	1,30
Nakiki	0,17	7,72	-
Netflix (US)	66,16	-3,22	-
Newmont Corp. (US)	106,54	0,47	1,00
NFON	3,37	-0,88	-
Nintendo (JP)	45,60	1,32	219,0
Nvidia (US)	186,78	1,62	0,52
OHB SE	173,60	-3,23	0,59
OMV (AT)	72,65	-0,07	4,40
Oracle (US)	123,40	0,98	2,00
Orange (FR)	15,78	0,57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31,40	-0,16	1,83
Panasonic (JP)	24,40	5,17	40,00
paragon GmbH	1,02	-3,33	-
PayPal (US)	46,20	-0,65	0,28
Pepsico (US)	117,06	-0,48	5,62
Pfeiffer Vac.	164,00	0,00	7,32

16.9.2026
	Kurs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BB (CH) ◦	81,68	1,37	96,76	58,00	148,92	0,94 CHF	32,61
Adyen (NL) ◆	914,10	-1,55	1600,0	784,30	28,96	-	23,74
Ahold (NL) ◆	31,88	0,44	42,47	30,36	28,11	1,24	11,15
Air Liquide (FR) ◆◇	166,62	0,48	181,20	140,91	106,33	3,36	26,24
Anheuser Busch Inb. (BE) ◆◇	69,08	0,76	76,00	49,51	124,15	1,15	17,99
Argenx (NL) ◆	855,60	0,23	910,00	566,40	53,53	-	34,94
ASML Holding (NL) ◆◇	1392,0	1,61	1741,4	740,00	540,30	4,58	37,27
AstraZeneca (GB) ◆	141,50	0,57	332,50	134,00	219,47	6,49 GBP	15,06
AXA (FR) ◆◇	44,14	0,85	45,79	36,58	92,30	2,32	10,43
Banco Bilb. (BBVA) (ES) ◆◇	24,32	-2,49	25,76	15,57	135,73	1,33	12,28
Banco Santander (ES) ◆◇	12,71	-0,02	13,04	8,16	190,83	0,24	12,71
BAT (GB) ◆	48,95	-1,35	57,26	42,95	105,68	2,40 GBP	11,46
BNP Paribas (FR) ◆◇	102,24	0,49	113,56	65,01	112,63	2,57	8,94
BP (GB) ◆	6,65	-1,92	7,01	4,60	104,42	0,33 USD	8,14
Danone (FR) ◆	61,02	-1,55	80,00	60,80	41,70	2,25	14,63
Enel (IT) ◆◇	8,88	2,08	10,29	7,73	90,27	0,49	12,33
Eni (IT) ◆	24,22	-1,14	25,00	14,53	76,21	1,07	9,00

EssiliorLuxottica (FR) ◆○	144,10	0,28		323,50	142,85	66,90	4,00	20,10
Ferrari (NL) ◆	358,00	1,69		429,40	268,90	63,47	3,62	40,04
GSK PLC (GB) ◆	21,78	1,30		26,02	16,55	88,11	0,66 GBP	9,57
Hermes Internat. (FR) ◆○	1391,0	0,80		2288,0	1366,0	146,85	13,03	31,29
HSBC (GB) ◆	17,62		-1,35	19,01	11,10	302,35	0,75 USD	11,80
Iberdrola (ES) ◆○	20,35	1,60		22,00	14,85	135,80	0,01	20,56
Inditex (ES)	52,54		-1,79	59,14	44,12	163,75	1,65	24,44
ING Group (NL) ◆○	31,90	0,77		32,26	20,33	91,64	1,09	12,97
Intesa Sanpaolo (IT) ◆○	6,73	0,46		6,94	4,80	119,84	0,38	11,41
L'Oréal (FR) ◆○	380,20	0,12		405,15	339,85	202,51	7,31	27,14
London St. Exch. (GB) ◆	94,96		-3,42	115,40	83,00	45,96	1,50 GBP	16,44
LVMH (FR) ◆○	409,10	0,42		654,00	403,50	202,34	13,00	18,81
National Grid (GB) ◆	12,93		-0,35	16,40	11,90	65,00	0,48 GBP	12,74
Nestle (CH) ◆	82,29		-0,21	93,80	75,91	212,02	3,10 CHF	16,93
Nordea Bank AB (FI) ◆	17,77	1,83		17,90	13,58	60,47	0,96	12,26
Novartis (CH) ◆	121,70	1,42		144,08	103,20	247,64	3,70 CHF	16,57
Novo Nordisk (DK) ◆	36,30		-1,36	54,86	30,29	123,06	11,70 DKK	13,09
Prosus (NL) ◆○	35,62		-0,85	63,58	35,20	77,87	-	7,83

Eurofins Scien. (LU)	74,14	1,92	0,72
Exxon Mobil (US)	142,90	-0,46	4,00
First Sensor	53,50	0,00	0,47
Ford (US)	11,52	-3,03	0,60
Formycon	19,58	-3,07	—
Fortec Elektronik	11,05	0,45	0,40
Freeport-McM. (US)	60,73	1,59	0,60
Fuchs SE	35,10	-0,14	1,22
GE Aerospace (US)	267,40	0,60	1,44
Geely (CN)	1,79	-0,47	0,50
General Motors (US)	73,67	-1,92	0,63
Generali (IT)	45,92	1,03	1,64
Gesco	14,20	0,00	0,20
Gigaset	0,01	0,00	—
Gilead Sciences (US)	126,28	0,94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U)	0,43	-4,00	—
Grammer	12,60	1,61	—
H+R	7,10	0,28	—
Halliburton (US)	30,77	1,45	0,68
Hamburger Hafen	21,60	0,47	—
Hapag-Lloyd	136,30	-0,29	3,00
Harley Davidson (US)	23,36	0,82	0,72
Harmony Gold (ZA)	16,40	-2,09	12,80
Hawesko Holding SE	16,30	3,49	1,00
Heineken (NL)	71,70	0,03	1,92
Henkel St.	68,45	1,41	2,05
Hennes&Mauritz (SE)	14,58	-0,34	7,10
Hoenle	7,56	-1,82	—
Holcim N (CH)	72,42	0,25	—
Instone Real Estate	6,24	-4,29	0,43
Intershop Communic.	1,34	0,00	—
JD.com ADR (CN)	23,20	-1,07	1,00
Koenig & Bauer	8,62	0,58	—
Kone Corp. (FI)	50,18	-0,20	1,80
KPS	0,24	3,90	—

Scalable Capital

Takkt	3,24	4,52	-
technotrans SE	28,20	0,00	0,83
Telefónica (ES)	3,70	1,15	0,30
Tencent (CN)	47,54	-1,57	5,30
Tesla (US)	313,40	0,06	-
Teva ADR (IL)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228,20	0,29	5,56
thyssenkr. nucera	8,05	1,96	-
Tomra Systems (NO)	8,60	-1,71	2,15
Toyota Motor (JP)	16,80	0,00	95,00
Unibail-Rod.Wfd. (FR)	94,46	0,90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14,88	1,22	0,52
Vale (BR)	12,02	-2,04	7,51
Veolia Envir. (FR)	32,03	2,01	1,50
Verizon (US)	43,50	-2,30	2,74
Vestas Wind (DK)	27,88	4,81	0,74
Villeroy & Boch	14,25	-0,70	0,85
Vita 34	2,89	0,00	-
Vivendi (FR)	1,51	1,21	0,04
Vodafone (GB)	1,51	-1,21	0,04
Voestalpine (AT)	45,42	1,47	0,75
Volkswagen St.	79,90	-1,90	5,20
Voltatron	3,61	-1,50	-
WashTec	37,10	0,27	2,50
Wells Fargo (US)	76,41	-1,22	1,70
Westwing Group SE	11,85	-0,84	-
Zeal Network SE	42,40	0,24	1,40

MSCI-World Welt	4887,3*	-0,47%
Nasdaq-100 USA	28.945,1	+0,02%
Nikkei 225 Japan	63.857,2	+0,39%
OBX Oslo Norwegen	2043,6	+0,34%
OMX Schweden	1123,9	+0,89%
OMX Index Finnland	13.778,5	+0,79%
OMXC 20 Dänemark	1560,1	-0,24%
PX Tschechien	2744,5	-0,28%

Relx (GB) ◦	29,70	-0,20	40,98	23,44	51,83	0,68 GBP	17,36
Richemont (CH) ◦	177,15	-1,80	215,30	140,40	95,23	4,30 CHF	23,57
Rio Tinto (GB) ◦	82,81	-1,45	95,90	52,50	103,94	3,00 GBP	11,32
Roche PS (CH) ◦	380,60	0,94	411,60	270,20	267,40	19,60 CHF	17,68
Rolls-Royce Grp. (GB) ◦	16,83	0,80	18,74	11,50	139,87	0,10 GBP	41,31
Safran (FR) ◦◇	321,00	0,38	366,00	264,00	134,29	3,35	29,53
Saint Gobain (FR) ◦	69,82	0,46	95,30	66,12	34,55	2,30	10,86
Sanofi (FR) ◦◇	74,54	0,31	90,46	71,72	90,03	4,12	8,50
Schneider Electric (FR) ◦◇	279,00	1,16	311,75	221,65	161,43	4,20	26,96
Shell (GB) ◦	41,51	-2,56	42,83	29,54	238,90	0,93	10,35
TotalEnergies (FR) ◦◇	79,50	-1,49	81,42	49,46	181,39	3,40	7,74
UBS (CH) ◦	44,15	-0,29	48,00	31,14	144,72	1,10 USD	14,71
UniCredit (IT) ◦◇	82,92	0,41	86,07	57,10	129,16	3,15	11,01
Unilever PLC (GB) ◦	53,99	-0,41	63,27	47,00	117,75	1,24 GBP	18,62
Vinci (FR) ◦◇	111,50	0,81	143,00	109,85	65,45	5,00	11,42
Wolters Kluwer (NL) ◦	68,48	-3,85	116,75	55,00	15,92	2,52	11,26
Zurich Insurance (CH) ◦	630,80	-0,19	681,20	573,40	95,39	30,00 CHF	14,82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Mischfonds im Vergleich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Veränderung in Prozent zum Vortag

S&P BSE Sensex Indien	74.336,5	+0,45%
S&P-500 USA	7551,8	-0,45%
S&P-TSX Kanada	35.491,3	-0,26%
Shanghai Comp. China	3891,6	+0,71%
SMI Schweiz	13.868,7	+0,43%
Stoxx-Europe-50 Europa	5313,4	+0,34%
TecDAX Deutschland	3984,5	+0,20%
WIG 20 Polen	4082,9	-0,91%

Titel	ISIN	Preis16.09.	Performance in %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6 M	1 J.	3 J.	5 J.
Monega ASVK Subst&Wachst*	DE000A0M13W2	125,40 €	5,37	42,46	195,68	151,71	4,06	Thesaurierend
1741 FUND Plutos Gold Strat+*	LU1401783144	77,68 €	0,54	28,19	145,25	73,05	3,11	Ausschüttend
1741 FUND IAMF Check BW I*	LU2373530307	12,48 €	6,27	15,79	82,27		1,40	Thesaurierend
IPConcept Huber Portfolio I€	LU2133245436	4541,08 €	9,90	31,54	69,93	95,93	0,86	Ausschüttend (58,09€)
1741 FUND Malachit Em Mkt+*	LU0303551211	6,07 €	10,13	27,67	67,77	22,04	2,55	Ausschüttend
Intl Fund HMI Chance+	LU0213544652	115,80 €	10,37	16,17	55,55	62,34	2,00	Ausschüttend (2,41€)
Q:E Capital Quint:Essence S. P*	LU1074556041	265,45 €	7,98	17,03	50,22	45,28	2,43	Thesaurierend
Universal Persp Dynamisch CF	DE000DK0V6U7	117,77 €	5,27	11,55	48,01	22,52	1,39	Ausschüttend (2,56€)
1741 FUND Finanzmatrix W*	LU0318314076	83,77 €	11,37	12,14	47,98	43,33	2,40	Thesaurierend
Monega Privacon ETF Akt I*	DE000A2DL4E9	200,18 €	4,56	18,20	47,85	48,19	1,54	Ausschüttend (2,93€)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Bundesverband Investment und Asset Management)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DWS

Persp Dynamisch CF

€

123,66

117,77

+6,07

+11,55

+48,01

DE000DK0V6U7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hausInvest

€

46,29

44,09

+0,87

+1,63

+5,96

DE0009807016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5,01	33,34	-7,03	-7,25	-9,85	DE000A0NDW81
grundb. europa RC	€	35,12	33,45	-7,08	-7,39	-10,67	DE0009807008
grundb. Fok Deu RC	€	50,38	47,98	-5,05	-4,84	-7,38	DE0009807081
grundb. Fokus D IC:	€	50,70	48,29	-4,88	-4,61	-6,39	DE0009807099
grundb. global IC:	€	46,10	43,90	-4,69	-4,46	-10,33	DE000A0NCT95
grundb. global RC	€	45,36	43,20	-4,95	-4,84	-11,47	DE0009807057

Bundesanl. 10J

Leading Cities

€

59,09

56,01

-9,69

-23,20

-45,28

DE0006791825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Euro in Dollar

EuroBalance*	€	78,64	75,62	+4,01	+8,68	+37,06	DE0009757450
EuroErtrag*	€	71,53	69,11	+0,80	+2,15	+15,32	DE0009782730
EuroFlex*	€	42,67	42,25	+0,18	+0,84	+10,61	DE0009757484
EuroInvest A*	€	163,18	155,41	+16,73	+29,54	+80,53	DE0009754333
EuroKapital*	€	71,68	68,27	+4,75	+10,69	+42,25	DE0009757468
EuroRent A*	€	28,05	27,10	-1,35	-0,96	+9,73	DE0009757443
GlobalAktien*	€	88,01	83,82	+13,66	+18,29	+69,03	DE000A2PPJZ8
GlobalBalance DF*	€	89,71	86,26	+4,80	+8,45	+30,01	DE0009782763
GlobalChance DF*	€	112,63	107,27	+11,17	+16,09	+46,89	DE0009782789
ProInvest*	€	322,89	307,51	+3,19	+7,16	+64,39	DE0009754119
ReturnSelect A*	€	58,56	56,85	+1,35	+3,33	+16,02	DE000A0RFJ25
VermAnlage Komfort*	€	71,17	68,76	+4,36	+7,22	+24,97	DE000A1JJJP7
VermAnlage Ret A*	€	90,59	87,11	+4,36	+8,63	+32,09	DE000A1JJJR3

Pfisterer SE	67,75	3,28	0,85
Pfizer (US)	23,90	0,02	1,72
Philip Morris (US)	167,84	-0,31	7,11
Philips (NL)	21,71	0,88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3,50	-0,34	0,05
ProCredit Hldg.	8,56	-0,70	0,47
Prudential (GB)	11,43	-0,57	0,14
Q.Beyond konv.	3,40	0,00	-
Qualcomm (US)	161,32	-0,93	3,62
Raiffeisen Int. (AT)	65,00	4,17	1,60
Renault (FR)	28,32	-4,49	2,20
Repsol (ES)	29,38	0,27	0,50
Roche I (CH)	393,40	1,18	10,80
RTX Corp. (US)	171,65	1,84	2,72
Ryanair (IE)	22,19	-0,94	0,39
Samsung El. GDR	3960,0	0,25	28,96
Samsung El. Vz GDR	3025,0	3,95	12,95
Sartorius St.	190,40	4,96	0,73
Shopify (CA)	112,10	-0,28	-
Singulus Techn.	8,58	8,06	-
Sixt SE Vz.	56,60	-0,35	3,22
Snap (US)	5,02	-3,09	-
SNP Schneider-Neu. SE	81,00	0,25	-
Societe Generale (FR)	73,06	-0,08	1,61
Softbank (JP)	33,82	-3,08	11,00
Sony (JP)	20,90	0,24	24,51
SpaceX (US)	130,58	5,12	-
Spotify	480,00	0,52	-
Starbucks Corp. (US)	84,53	1,14	2,45
STMicroelectron (NL)	42,69	2,82	0,36
Stratec	24,90	-0,20	0,60
STS Group	3,84	0,79	-
Surteco Group SE	7,10	-0,70	-
Swatch Group I (CH)	182,35	-1,22	4,50
Swiss Re N (CH)	147,25	1,17	6,30

LEITZINSEN

Name	Währung	Ausgabe Rücknahme		____Performance____
		16.09.	16.09.	YTD	1 J.	3 J.	ISIN

AriDeka CF	€	111,05	105,50	+7,04	+12,04	+35,51	DE0008474511
BW Zielfonds 2030	€	54,29	53,23	+0,06	+0,67	+9,82	DE000DK0ECQ6
DekaFonds CF	€	166,95	158,61	+4,16	+5,04	+39,94	DE0008474503
Deka-MegaTrends CF	€	189,08	182,25	+10,49	+15,23	+47,93	DE0005152706
Div.Strateg.CF A	€	247,38	238,44	+10,17	+13,94	+40,89	DE000DK2CDSO
EuropaBond CF	€	90,78	88,14	-0,34	-0,01	+8,98	DE000DK091G0
EuropaBond TF	€	32,04	32,04	-0,69	-0,51	+7,40	DE0009771980
GlobalChampions CF	€	462,57	445,85	+10,61	+17,02	+61,27	DE000DK0ECU8
Mainfr Strategiek	€	213,08	213,08	+4,94	+6,28	+29,85	DE000DK2CE40
Mainfr Wertk ausg	€	101,41	101,41	+4,30	+3,10	+11,84	DE000DK1CHU9
RenditDeka	€	22,13	21,49	-1,77	-1,42	+9,32	DE0008474537
RenditDeka TF	€	27,71	27,71	-1,69	-1,32	+9,24	DE000DK2D640
UmweltInvest CF	€	240,73	232,03	+3,81	+7,48	+27,62	DE000DK0ECS2

WECHSELKURSE

Basiszins gem. BGB	1,52	seit 1.7.2026
EZB Einlagefazilität	2,50	seit 16.9.2026
EZB Hauptrefi	2,65	seit 16.9.2026
EZB Spitzenrefi	2,90	seit 16.9.2026
Leitzins FED	3,50 - 3,75	seit 11.12.2025
Leitzins Japan	0,75	seit 19.1.2026
Leitzins Großbritannien	3,75	seit 18.12.2025
Leitzins China	3,00	seit 20.5.2025
Leitzins Schweiz	0,00	seit 20.6.2025

INDIZES/RENDITEN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16.9.	15.9.
Bund-Future, Frontmonat	120,24	120,25
Rentenindex (REX)	119,66	119,65
Umlaufrendite	3,53	3,53
10-j.Staatsanleihe Deutschland	3,50	3,53
10-j.Staatsanleihe USA	4,95	4,99
10-j.Staatsanleihe Großbritannien	5,46	5,54
10-j.Staatsanleihe Japan	3,00	3,04
10-j.Staatsanleihe Schweiz	0,56	0,58

Deka Investments
ROHSTOFFE

	16.9.	Ver. %
Rohöl Brent (ICE) $/Barrel	105,81	-2,70
Rohöl WTI (Nymex) $/Barrel	102,11	-3,52
Heizöl (Nymex) $/gal.	5,0042	-4,90
Gold ($/uz)	4271,86	-0,50
Platin (Nymex) $/toz	1756,90	-1,13
Silber (Comex) $/toz	63,555	-0,47
Palladium (Nymex) $/toz	1285,00	-1,35
Kupfer (LME) $/t	14,201,24	1,11
Nickel (LME) $/t	16,003,27	-0,82

16.9.2026Land	Devisen 1)		Referenzkurs
	Geld	Brief	EZB
Australien	1,6070	1,6270	1,6176
Brasilien	5,6843	5,9843	5,9368
China	7,6860	7,7860	7,7380
Dänemark	7,4554	7,4954	7,4755
Großbritannien	0,8548	0,8588	0,8574
Hongkong	8,9977	9,0977	9,0507
Japan	178,70	179,18	178,88
Kanada	1,6004	1,6124	1,6082
Neuseeland	1,9901	2,0141	2,0021
Norwegen	10,7632	10,8112	10,7885
Polen	4,3218	4,3698	4,3473
Schweden	11,2610	11,3090	11,2875
Schweiz	0,9428	0,9468	0,9449
Südafrika	18,6519	18,8919	18,7684
Tschechien	24,1120	24,5120	24,3130
Türkei	56,0924	56,2324	56,1360
Ungarn	361,70	366,90	364,45
USA	1,1504	1,1564	1,1537

Zink (LME) $/t	3900,87	-0,54
Blei (LME) $/t	1842,98	0,76
Zinn (LME) $/t	52.172,56	0,72
Aluminium hg (LME) $/t	3284,82	0,76
Weizen (Matif) €/t	245,00	1,66
Sojaboh. (CME) $-Cts/bu	1321,50	0,21
Mais (CME) $-Cts/bu	534,00	-0,33
Kaffee (ICE) $-Cts/lb	279,75	-1,37
Kakao (ICE) $/t	5951,00	0,47
Zucker (ICE) $-Cts/lb	18,92	0,26

Gold (\$/uz)

MÜNZEN UND BARREN

MÜNZEN GOLD	Ankauf 16.9.	Verkauf 16.9.
20 Österr. Kronen	699,70	736,20
1 Österr. Dukat	395,50	432,60
1/2 oz Maple Leaf	1786,8	2000,9
20 Fr. Veneli	667,10	722,70
20 Mark W. II	823,60	1115,3
1/2 oz Britannia	1786,8	1973,0
1/4 oz Britannia	893,40	1005,1
10 Rubel Tscherw.	889,30	963,40
1 oz Krügerrand	3573,7	3778,4
1/2 oz Krügerrand	1786,8	1991,6
1/10 oz Krügerrand	357,40	413,20
2 Rand	841,00	884,90
1 oz Am. Eagle	3573,7	3834,3
1/2 oz Am. Eagle	1786,8	2010,2
1/4 oz Am. Eagle	893,40	1023,7

DOW JONES

16.9.2026	Kurs NY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Hoch	Tief
3M	162,65	-1,23	184,90	139,34	84	2,92	19	141,00
Alphabet Inc. A	342,87	-0,61	408,61	235,84	2012	0,83	24	297,50
Amazon.com	245,96	-0,99	287,20	196,00	2653	-	28	213,15
American Express	312,43	-3,70	387,49	290,97	211	3,28	18	280,80
Amgen	376,35	0,19	447,03	269,77	203	9,66	17	321,90
Apple Inc.	332,41	0,32	344,57	236,65	4851	1,06	40	289,65
Boeing	201,96	-3,69	254,35	176,77	160	-		175,00
Caterpillar	782,72	-0,10	1073,5	448,87	360	5,84	32	678,80
Chevron Corp.	211,54	-2,86	217,78	146,49	418	6,84	15	184,60
Cisco Systems	107,74	-2,12	130,37	66,81	425	1,67	26	95,07
Coca-Cola	87,87	-0,95	92,49	65,35	378	2,04	27	76,85
Disney Co.	106,99	0,54	117,09	92,19	185	1,25	16	94,00
Goldman Sachs	937,98	-3,96	1154,0	740,01	273	14,00	14	817,00
Home Depot	302,47	-0,99	421,39	289,10	302	9,20	20	265,00
Honeywell Intl.	207,66	2,07	252,00	186,76	66	4,58	25	180,34
IBM	237,49	-4,38	332,46	199,19	224	6,71	19	208,50
Johnson&Johnson	267,28	0,03	281,07	173,33	644	5,14	23	231,00
JP Morgan Chase	348,92	-1,01	366,50	279,10	927	5,80	14	305,05
McDonald's	248,56	-1,67	341,75	247,83	176	7,17	19	218,00
Merck & Co.	144,91	0,78	156,92	77,58	358	3,28	51	124,62
Microsoft	490,30	-1,37	553,72	349,20	3641	3,64	30	428,50
Nike	35,78	-1,21	76,97	35,76	43	1,63	18	31,53
Nvidia	213,90	0,82	236,54	164,27	5155	0,52	31	186,78
Procter & Gamble	147,02	0,24	167,24	137,62	341	4,26	21	126,96
Salesforce Inc.	250,54	-2,00	269,11	146,32	206	1,66	20	219,90
Sherwin Williams	321,46	-0,54	377,77	289,86	78	3,16	26	279,30
Travelers Comp.	378,92	0,25	398,70	252,26	79	4,35	12	330,70
UnitedHealth	375,26	-0,18	461,62	255,97	337	8,73	21	328,80
VISA Inc.	370,93	-1,25	385,57	293,89	632	2,52	29	324,80
Walmart Inc.	107,50	-0,55	135,16	98,88	853	0,95	38	94,34

ERLÄUTERUNGEN: Kurse in Euro, Dow Jones-Aktien in US-Dollar. Die Kurse der Indexmitglieder von Dax, M-Dax und S-Dax basieren auf dem Xetra-Handel, „Weitere Aktien“, Euro-Stoxx-50 sowie Stoxx-Europe-50 auf dem Frankfurter Parketthandel, Dow Jones-Aktien Heimatbörse USA, ✉○○ = Mitglied im Tec-Dax/Euro-Stoxx-50/Stoxx-Europe-50. Vz. = Vorzugsaktien ohne Stimmrecht, St. = Stammaktien. Kurshistorien sind um Kapitalmaßnahmen bereinigt. Dividendenzahlungen: jährlich. Die ausgewiesenen Dividenden sind die zuletzt gezahlten Dividenden in Euro bzw. der Landeswährung (sh. Länderkürzel hinter dem Aktiennamen). Dividenden der ADRs (=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in US-Dollar, KGV = Kurs-Gewinn-Verhältnis, je höher das KGV, desto teurer ist die Aktie bezogen auf den Jahresgewinn. Nikkei-Index = © Nihon Keizai Shimbun.

Öl (Brent, \$/B.)

PLATIN | PALLADIUM
1 oz Maple Platin	1403,8	1942,9
BARREN
100 g Gold	11.519,6	12.397,2
10 g Gold	1152,0	1261,4
1 oz Gold	3583,0	3848,0
1 kg Gold	115.196,1	122.124,0
1 oz Silber	51,80	83,90
500 g Silber	833,00	1145,7
1 kg Silber	1666,0	2267,0
1 oz Palladium	1047,5	1511,2

Anlagegold wird mit 0 % besteuert. Silber, Platin und Palladium mit 19 % MwSt.. Ausnahme sind Silbermünzen, sie unterliegen der Differenzbesteuerung, wenn sie aus einem Nicht-EU-Land eingeführt werden. Die MwSt. entfällt dann nur auf die Differenz zwischen An- und Verkaufswert.
1) Devisen mitgeteilt von RBBW; Handelsplätze Rohstoffe: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 Comex: New York Commodity Exch.;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 LME=London Metal Exch.; Matif=Marche de Terme International de France. * = Kurs vom Vortag.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Bei Rückfragen erreichen Sie die Redaktion unter 089/2183-0 oder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Infront
Quelle: Degussa Goldhandel Endkundenpre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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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bisschen Stimmung

Wolfram Weimer hat mal wieder laut darüber nachgedacht, ARD und ZDF zusammenzuschrumpfen.

Medienstaatsminister Wolfram Weimer denkt über eine Privatisierung des ZDF und eine Zusammenlegung von ARD-Anstalten nach. So formuliert es die Nachrichtenagentur KNA, und genau genommen ist das keine Nachricht. Weimer denkt darüber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nach. „Sollten wir das ZDF nicht besser privatisieren?“, fragte er im Januar 2017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den Branchendienst Kress. Und dachte bei der Gelegenheit auch laut darüber nach, ob es nicht ein Problem sei, wenn das öffentlichrechtliche System „mehr als 8 Milliarden Euro an Zwangsbeiträgen erhält“. Am Z-Wort erkennt man die besonders fundamentalen Kritiker von ARD und ZDF, und Weimar ließ damals keinen Zweifel daran, dass er zu jenen gehörte. Es sprach von einem „staatsnahen, super-alimentierten System“ und verband mit einem kommerziellen ZDF die Vorstellung, es so „aus den Fängen der Parteien endlich (zu) befreien“.

Aber damals war Weimer noch Herausgeber eines kleinen konservativen Meinungsmagazins namens The European und nicht selbst Mitglied der Regierung. Vor seiner Berufung zum Staatsminister für Kultur und Medien hatten im April vergangenen Jahres Vereine ausdrücklich auch unter Bezug darauf gewarnt, dass er de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infrage gestellt habe. Es ist nicht so, dass das in der Zwischenzeit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wäre.

Warum ist es also eine Nachricht, die überall (auch hier) verbreitet und kommentiert wird, dass Weimer immer noch über eine Neuordnung oder konkret eine Verkleinerung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nachdenkt? Es hat vielleicht gar nicht so viel damit zu tun, dass er es jetzt aus einer anderen Position tut. Denn die verleiht seinen Äußerungen zwar symbolisches Gewicht. Aber faktisch ist er, trotz des „Medien“-Bestandteils im Namen seiner Funktion, gar nicht zuständig. Rundfunk ist Ländersache in Deutschland. Grundlage des ZDF ist ein Staatsvertrag der 16 Bundesländer.

Seine „Anregungen“ sind Evergreens der deutschen Medienpolitik

Wenn Weimer ins Gespräch bringt, dass man die Zahl der ARD-Anstalten reduzieren könnte, und sich dabei darauf beruft, dass Intendanten der Sender ihm angeblich sagten, sie bräuchten Radio Bremen und den Saarländischen Rundfunk als eigenständige Sendeanstalten nicht, erhöht er die Zahl der beteiligten Nichtzuständigen sogar noch: Es liegt nämlich keineswegs in der Macht der ARD selbst, die Zahl ihrer einzelnen Rundfunkanstalten zu variieren. Das müsste die Politik tun, konkret die Landespolitik, noch konkreter Bremen und das Saarland. In der Macht der ARD liegt es allein, durch Kooperationen die Kosten dieser kleinen Anstalten zu reduzieren – das passiert in beiden Fällen auch in zunehmendem Maße: bei Radio Bremen mit dem NDR, beim Saarländischen Rundfunk mit dem SWR.

Einen Nachrichtenwert bekommen die Äußerungen Weimers vor allem dadurch, dass sie vor dem Erfolg der AfD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interpretiert werden können. Zu ihren zentralen Wahlversprechen (oder, je nach Standpunkt, -drohungen) gehört die sofortige Kündigung der Medienstaatsverträge.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 steht dadurch gerade in besonderer Weise unter Druck. Seine Existenz wird zwar nach gängiger und regelmäßig erneuerter Rechtssprechung dur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gesichert.

Wenn die AfD aber Ernst macht, zunächst in Sachsen-Anhalt und später vielleicht auch in anderen Ländern, könnte sie das bestehende System ernsthaft ins Wanken bringen. Es wäre ein Test, ob nicht auch ein anders konstruierter und viel kleiner angelegter öffentlich-rechtlicher Rundfunk mit dem Grundgesetz vereinbart wäre. Ein Test, der mit großer Wahrscheinlichkeit nicht durch eine Reform im Konsens ausgelöst würde, sondern durch maximale Disruption. Die AfD träumt nicht von einem Umbau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sondern seiner Zerschlagung. Sie wird dabei von einer lautstarken Schar publizistischer Helfer in konservativen Medien unterstützt, die sich seit einiger Zeit radikalisiert haben und immer wieder den Refrain anstimmen, dass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 gar nicht reformierbar sei.

In dieser politischen und medialen Stimmung ist es dann doch berichtenswert, dass der Medienstaatsminister die Gelegenheit nicht nutzt, für ARD und ZDF in die Bresche zu springen, sondern seinerseits ihre Existenz in der jetzigen Form (erneut) fundamental infrage zu stellen. Bemerkenswert ist auch, dass er das nicht in Form eines Essays oder öffentlichen Vortrags macht, sondern bei einer internen Konferenz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zu rechtspolitischen Themen. Auf Nachfrage der SZ bat eine Sprecherin Weimers um Verständnis, dass man sich „zu Berichten über eine nicht-öffentliche Veranstaltung nicht äußern“ werde.

Es wirkt, als wollte Weimer ein bisschen Stimmung machen, ohne sich ernsthaft der Debatte zu stellen, von der er wissen musste, dass er sie auslösen würde. Er verschlechtert das Klima für ARD und ZDF, obwohl die auf seine konkreten Forderungen gar nicht reagieren können. Es macht ihn, angesichts des Zeitpunktes seiner „Überlegungen“, auch zu einem Tritt-brettfahrer der AfD-Forderungen zum Mediensystem.

Wolfram Weimer dringt auf Veränderungen beim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FOTO: KARL-JOSEF HILDENBRAND/DPA

Wie weit darf Rache gehen?

Seine „Anregungen“, wie die Nachrichtenagentur KNA es nennt, sind Evergreens der deutschen Medienpolitik. Was nicht bedeutet, dass sie grundsätzlich falsch sind oder Tabus sein sollten. Weimer hat recht, wenn er darauf hinweist, dass die „RTLs dieser Welt“ mit dem Rücken zur Wand stehen. Er sieht die Ursache in einem „Duopol“ aus Big Tech und Öffentlich-Rechtlichen. Dass sich die privaten Medienkonzerne schwertun gegen die Konkurrenz der internationalen Streamer, steht außer Frage. Ob das richtige Mittel gegen deren Übermacht ausgerechnet eine Schwächung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ist, darüber muss man aber streiten. Was die notwendigen Reformen dieses Rundfunks angeht: Eigentlich hatte die Politik dafür einen Zukunftsrat ins Leben gerufen, der vor zweieinhalb Jahren auch konkrete Vorschläge gemacht hat, nicht zuletzt zu einem Umbau in der ARD-Struktur. Die Politik konnte sich aber nicht dazu durchringen, die radikaleren davon umzusetzen. Weimers aktuelle Äußerungen sind kein ernsthafter Beginn einer erneuten Debatte, sondern nur ein Blinken nach rechts. Stefan Niggemeier

Das Team von Fauda setzt seine Vorstellung von Gerechtigkeit selbst durch.
FOTO: COURTESY OF NETFLIX

Die Actionserie „Fauda“ und die Dokumentation „Naza“ betreiben höchst unterschiedlich die filmische Aufarbeitung des 7. Oktober und Gazakrieges.

Schwer anzusehen, aber schwer sehenswert.

Gastbeitrag von Natan Sznaider

F luch aber dem, der Rache sagt! Diese Rache, Rache für eines Säuglings Blut hat auch der Satan nicht erzeugt“: So schrieb der israelische Nationaldichter Chaim Nachman Bialik 1903 in seinem monumentalen Gedicht „In der Stadt des Schlachtens“, mit dem er auf das Pogrom von Kischinew reagierte, dem heutigen Chişinäu. Für Bialik stehen die Verbrechen des Pogroms jenseits von Strafe, Rache oder gar Versöhnung. Wo das absolut Böse die Politik übermannt, greifen die Kategorien menschlicher Gerechtigkeit nicht mehr. Es gibt keine Erlösung nach diesen Taten. Das Pogrom hinterlässt eine Leere, in der kein Souverän da war, um die Opfer zu schützen. Der 7. Oktober 2023 rief Bialiks Zeilen grausam ins Gedächtnis: Es war, als ob die „Stadt des Schlachtens“ in die israelische Wirklichkeit einbrach.

Wie gehen nun Filme und Serien mit dieser neuen Realität um? Die fünfte Staffel der Erfolgsserie Fauda, die nun weltweit auf Netflix zu sehen ist – auch in der arabischen Welt –, beginnt zwei Jahre nach dem 7. Oktober. Sie setzt ein mit einer längeren Erklärung von Rache als Erlösung – ein Motiv, das sich durch die elf Episoden zieht. Die vertrauten Gesichter Eli, Steve und Doron sind kaum wiederzuerkennen. Sie sind nicht nur gealtert; sie sind traumatisiert, ausgebrannt und stehen außerhalb des staatlichen Systems, das sie einst verteidigten. Eli, dessen Frau und Kinder am 7. Oktober massakriert wurden, lebt abseits der Welt, ist fromm geworden. Doron, der stets kämpfende Held der Serie, ist in psychologischer Behandlung. Er leidet unter Amnesie und einem Posttrauma, beides von den Ereignissen des 7. Oktobers ausgelöst. Steve hat das Land verlassen und arbeitet in London als Leibwächter.

Zudem treffen wir zu Beginn den Beduinen Salem, der den Tod seines Sohnes Yussuf rächen will. Yussuf versuchte, Elis Frau und Kinder zu retten, und wurde dafür von der Hamas ermordet. Wie bisher sind die ethnischen Grenzen teils verwischt, die israelischen Helden sprechen ein perfektes Arabisch, die Araber ein perfektes Hebräisch. Diese Sprachvermischung suggerierte in den ersten vier Staffeln noch gewisses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Das ist nun verflogen. Es gibt keine gemeinsame Welt mehr, die man teilt. Es gibt keine gemeinsame Sprache mehr. Es bleibt nur noch die Apokalypse. Und wenn der Feind nicht mehr verstanden wird, dann hört man auch Stimmen, die nach Rache und Vernichtung rufen.

Brutal dargestellt wird die Schutzlosigkeit der Menschen

Beim Ansehen der neuen „Fauda“-Staffel spürt man fast am ganzen Körper, wie das Trauma des 7. Oktober das Drehbuch bestimmt hat. Der Überfall der Hamas selbst wird erst in der siebten und achten Episode thematisiert. Dort sehen wir die Helden des Dramas in einer fast schon episch grausam gezeichneten Härte den Tag erleben, den beiden Episoden ist eine Triggerwarnung vorangestellt, die Zuschauer werden gewarnt, dass es zu einer Retraumatisierung kommen und man die Folgen überspringen kann, ohne den Faden der Handlung zu verlieren. Sie bieten einen kaum zu ertragenden Blick in das Böse, sind aber das Epizentrum der Serie.

Für jeden, der den 7. Oktober in Israel erlebte, bringen sie die Erinnerungen an diesen grausamen Tag hoch: die Sirenen, die Liveübertragung der Massaker, die von den Hamas-Terroristen selbst gefilmt wurden. Brutal dargestellt wird die Schutzlosigkeit der Menschen, die Abwesenheit der Armee, das Versagen der israel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 und das fast schon vergebliche Handeln unserer alten Protagonisten. Doron und Steve versuchen, die Familie von Eli zu retten, während der selbst ohne Erfolg versucht, die Grenze zu Gaza zu verteidigen. Doron versucht auch, junge Leute vom Nova-Festival zu retten. Auch das gelingt ihm nicht.

Hier mischt sich die Fiktion mit der Realität: Wer wurde gewarnt, wer hat Warnungen ignoriert? All das wird mit einer

Brutalität gezeigt, die mit echtem dokumentarischem Material vermischt ist. Und dazu die blinkende Uhr, 6.29, die Zeit, zu der die Hölle über Israel ausbrach. Die Schauspieler, so wurde berichtet, sind teils am Set zusammengebrochen. Nicht nur Doron ist in Therapie – die meisten Zuschauer sind es auch.

Diese Episoden sind spannend gedreht, greifen aber auch tief in die Klischeekisten der ersten Staffeln. Ja, es gibt eine Handlung, die damit beginnt, dass der Beduine Salem zu Eli fährt, um ihn davon zu überzeugen, mit ihm nach Marseille zu kommen. In einem Video von dort hat er den mutmaßlichen Mörder seines Sohnes und Elis Familie ausfindig gemacht. Er will Rache. Eli lässt sich überzeugen, auch Doron und Steve kommen mit, um ihrem Freund zu helfen. So weit, so Actionserie, diesmal mit dem Motiv der „Outcasts“: Die Helden sind nicht mehr Teil des Systems, sie suchen ihre Version von Gerechtigkeit als Einzelgänger außerhalb des Systems. Israels Sicherheitssystem spielt eher eine zweifelhafte Rolle in dem Plot. Eli, Doron und Steve müssen fast schon einen Zweifrontenkrieg führen.

Dass die Handlung nach Marseille verlegt wird, wo ehemalige Hamas-Terroristen die nächsten terroristischen Anschläge in Israel planen – geschützt von der korrupten französischen Polizei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Sozialarbeit für Flüchtlinge –, bietet einen Einblick in die israelische Wahrnehmung der Weltlage: Das nationale Trauma des 7. Oktober ist mit einem tiefen Misstrauen gegenüber Europa verknüpft, für das sinnbildlich Marseille steht. Anne Aubert, eine Französin aus gutem Hause, die mit einem Hamas-Kommandanten verheiratet ist, ohne von dessen Vergangenheit zu wissen, steht stellvertretend dafür. Europäer, das sind für viele Israelis heute naive weiße Menschen, die ahnungslos „Free, free Palestine!“ skandieren, von postkolonialer Schuld getrieben und nicht imstande sind, das Böse zu erkennen. Mehr noch, sie lassen sich für die Sache des Terrors einspannen. Die Terroristen aus Marseille brechen gemeinsam mit Anne nach Israel auf, um ein großes Attentat zu verüben. Auch wenn sie nicht mehr Teil des Apparats sind, infiltrieren Doron und Eli in bester „Fauda“-Manier das Kommando. Das Trauma des 7. Oktober, die innere Distanzierung von einem als feindselig empfundenen Europa, die gleichzeitige Entfremdung von den eigenen Institutionen machen das Drehbuch zu einem Psychogramm großer Teile der Gesellschaft des Israels nach dem 7. Oktober. Und so ist die Serie auch ein Kompass für alle, die verstehen wollen, was sich in diesem Land kurz vor den Wahlen am 27. Oktober abspielt. Israel ist eine große „Fauda“-Kulisse geworden. Und die reale Kriegsgeschichte schwappt immer wieder in die Serie hinein: Einer der Charaktere der letzten Staffeln taucht nun nur kurz am Ende auf. Der Schauspieler Idan Amedi, der Sagi spielt, wurde als Reservist in Gaza schwer verwundet und konnte nicht am Dreh teilnehmen.

Wenn „Fauda 5“ ein Spiegel der israelischen Seele ist, ist „Naza“ ihr schwarzer Spiegel

Fast gleichzeitig mit „Fauda 5“, das in Israel schon von über einer Million Menschen gesehen wurde, blickt der Dokumentarfilm „Naza“ auf die Entwicklungen nach dem 7. Oktober, der bereits scharfe Reaktionen ausgelöst hat, obwohl er noch gar nicht in den Kinos läuft. Dass er vor allem das beleuchtet, was aus dem Trauma folgte, zeigt schon sein Name: Naza ist die Abkürzung des israelischen Militärs für das Wort Kollateralschaden. Der Film, der eben auf dem Filmfest Venedig Premiere hatte, ist ein weiteres Werk von Yuval Abraham und Rachel Szor, die mit ihrem Dokumentarfilm „No Other Land“ über die Zerstörung eines palästinensischen Dorfes schon 2024 Debatten auf der Berlinale auslösten und 2025 einen Oscar gewannen.

Auch in „Naza“ geht es um Rache, und dass Israel dabei bewusst zivile Opfer bei der Bombardierung Gazas in Kauf nahm. Der Film beruht auf anonymisierten Interviews mit Soldaten auf den Dächern von Tel Aviv – wie die Gewaltszenen in „Fauda“ sind manche Aussagen nur schwer zu ertragen, wie schon veröffentlichte Ausschnitte zeigen. Dass der Film eben in Venedig den Preis der Jury gewann und von 25-minütigen standing ovations gefeiert wurde, steht für viele Israelis für genau jene Haltung, die „Fauda“ thematisiert: den Verrat durch Europa.

Während „Fauda“ also, was auf Deutsch „Chaos“ heißt, die Welt ganz bewusst aus der israelischen Perspektive betrachtet, ist die Perspektive von „Naza“ eine gegensätzliche, eine, die in Europa gefeiert und in Israel zum großen Teil verurteilt wird. Auch wenn er von Israelis gedreht wurde, zeigt er gewissermaßen den Blick von außen. Ebenfalls ein Spiegel des Landes und seiner jüngsten Geschichten, aber ein schwarzer Spiegel.

Doch selbst „Fauda 5“ endet nicht im Triumph, sondern mit einer Beerdigung. Doron spricht das Totengebet für einen Freund, der die Aktion nicht überlebte. Er spricht es nicht, er brüllt es heraus: „Möge erhoben und geheiligt werden sein großer Name.“ Doron verlässt den Friedhof, er hat sich gerächt und dabei geschrien: „Das ist für Elis Familie, das ist für den 7. Oktober.“ Aber Doron weiß, was Bialik schon wusste, was so viele Israelis auch wissen: Rache bringt keine Erlösung. Und in dieser Sinnlosigkeit treffen sich die tragischen „fiktionalen“ Helden von „Fauda 5“ schließlich doch mit den anonymen realen Soldaten von „Naza“ auf den Dächern von Tel Aviv.

Natan Sznäider, geboren 1954 in Mannheim, ist emeritierter Professor für Soziologie in Tel Aviv. FOTO: MONIKA SKOLIMOWSKA/DPA

Nach dem Sandmännchen kommt die AfD

Ulrich Siegmund durfte kurz vor der Wahl 30 Minuten in den „Logo!“-Kindernachrichten reden. Nun will der Kika erneut ein AfD-Interview senden – trotz Protest.

Wer am 3. September den Kika einschaltete, sah zunächst „Krass nass! Die Tigerenten-Club-Sommerspiele 2026“, dann eine Folge von „Karlchen“, später das Sandmännchen. Und danach saß der AfD-Politiker Ulrich Siegmund in den „Logo!“-Nachrichten und erklärte, geflüchtete Kinder gehörten in Sonderklassen, damit sie schnell wieder ausreisen könnten, weil sie „nach Hause müssen“.

Dem einen oder anderen Kind dürfte dabei das Lego-Ninjago-Set aus der Hand gefallen sein. Im Kinderkanal von ARD und ZDF interviewte Lucienne Balke, bis August noch Landesschülersprecherin von Sachsen-Anhalt, Siegmund und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ven Schulze von der CDU. Im Fernsehen wurden beide Gespräche auf wenige Minuten gekürzt.

Für die nächste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hat der Kika erneut ein Interview angekündigt: mit Enrico Schult, dem AfD-Kandidaten. Am Dienstag haben bereits mehr als 300 000 Menschen eine vo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gestartete Petition unterzeichnet, die fordert, das Interview mit Schult nicht auszustrahlen. In der Petition wird auch der Umgang der „Logo!“-Redaktion mit Lucienne Balke kritisiert. Sie habe sich „im guten Glauben auf ein Format“ eingelassen, „für dessen strukturelle Schwächen sie nicht verantwortlich ist“, ohne im Vorfeld professionell begleitet oder unterstützt worden zu sein. Dabei hatte Constanze Knöchel, die Leiterin von „Logo!“, auf Linkedin in einem bemerkenswert lässigen Ton die öffentliche Reaktion bereits antizipiert: „Die Reaktionen darauf lassen sich vorhersagen: empörte Mails, vielleicht Programmbeschwerden, wahrscheinlich ein Shitstorm in den sozialen Medien.“ Ihre Logik: „Die Alternative: Nicht mit ihm zu sprechen. Shitstorm 2.0 droht auch hier.“

Im Gespräch erklärt der Politik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habe „Höhen und Tiefen“

Und so kam es dann auch. Der ZDF-Fernsehrat erhielt mehr als 100 Zuschriften zu der Sendung. Die junge Moderatorin Lucienne Balke bekam für ihre Interviewführung derart viel Kritik auf Social Media, dass sie sich über Instagram äußerte: „Die fehlende Einordnung und Aufklärung wäre nicht meine Verantwortung gewesen, sondern die des ZDF“.

Das ZDF schreibt auf SZ-Anfrage, dass Balke zwar sehr wohl „redaktionell vorbereitet“ wurde, man aber „im Nachhinein“ festgestellt habe, „dass das gewählte redaktionelle Konzept nicht angemessen war“. In einer halbstündigen Online-Version des Gesprächs erklärt Siegm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habe zwar „Höhen und Tiefen“, aber man solle doch bitte „positiv“ auf sein Land schauen. Seine Partei wolle die Lehrpläne überarbeiten, da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gewisse Gewichtungen überrepräsentiert“ seien. Welche er wohl meint, fragt niemand. Auch einen Faktencheck gab es nicht.

Bei „Logo!“ werden schon seit gut 30 Jahre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

interviewt, auch im Wahlkampf. Kinderreporter fragten etwa Merkel, Schröder und Westerwelle nach der Rechtschreibreform, wie man denn Mayonnaise schreibt (nur Merkel wusste es). Im Kika lernt man heute: Siegmunds Lieblingsfach war frü- her Geografie und abgeschrieben habe er manchmal auch. Dass die AfD ein Interviewformat sprengt, wo es ein bisschen „menscheln“ soll, hätte die Redaktion ahnen können. Da hilft es wenig, wenn „Logo!“-Moderator Sherif Rizkallah in der Abmoderation ergänzt, dass die AfD „sehr umstritten“ sei, und noch schnell die Einstufung des Landesverbandes durch den Verfassungsschutz als rechtsextrem erwähnt.

Moderatorin Lucienne Balke konnte nicht so recht mit Ulrich Siegmunds Antworten umgehen. Allerdings sieht man auch im Hauptprogramm oft, wie man AfD-Politiker eher nicht interviewen sollte. SCREENSHOT: LOGO!/KIKA

Die politischen Positionen sollen in einem weiteren Beitrag „eingeordnet“ werden

Dass Balke mit Siegmunds Antworten nicht recht umgehen konnte, kann man ihr beim besten Willen nicht vorwerfen. Auch im öffentlich-rechtlichen Hauptprogramm ist oft zu sehen, wie man AfD-Politiker lieber nicht interviewen sollte. Das stellt nun auch das ZDF fest: „Das Interview hätte von einer erfahrenen Journalistin oder einem erfahrenen Journalisten, beispielsweise aus dem Kreis unserer „Logo!“-Moderatorinnen und -Moderatoren, geführt werden sollen.“

Das nächste AfD-Interview wurde bereits vergangene Woche abgedreht. Eine ZDF-Sprecherin erklärt, man habe dafür ein neues „redaktionelles Konzept“ entwickelt. Die politischen Positionen sollen in einem weiteren Beitrag „eingeordnet“ werden. Außerdem wurde das Gespräch von der „Logo!“-Redaktion selbst geführt, heißt es weiter.

Was das ZDF als Lerneffekt präsentiert, scheint nicht ganz freiwillig errungen worden zu sein. Eigentlich sollte auch das Interview mit AfD-Kandidat Schult von einer Sprecherin des „Landesschüler*innenrat Mecklenburg-Vorpommern“ (LSR) geführt werden. Dort habe man aber „Bedingungen für das Interview“ an das ZDF gestellt, heißt es in der Petition. Man wolle nicht als „Stichwortgeber“ genutzt werden und mehr Raum für Einordnung und Faktenchecks haben. Da das ZDF diese nicht rechtzeitig habe umsetzen können, habe der LSR das Interview abgesagt.

Knöchel, die Leiterin von „Logo!“, verteidigte sich kürzlich auf LinkedIn: „Die Frage, ob wir einen Politiker einer in Teilen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en Partei interviewen sollten, beantworte ich weiterhin mit Ja.“ Und so soll es dann am Samstag auch kommen. Denn dass sich die Nachrichtenredaktion von „Logo!“ von einer Online-Petition das Programm diktieren lässt, ist unwahrscheinlich, und vielleicht auch im Sinne der Pressefreiheit nicht wünschenswert. Rennt die „Logo!“-Redaktion mit dem nächsten Interview vom Regen in die Traufe? Für den nächsten Wahlabend bei „Logo!“ scheint bisher nur klar: Die Einschaltquote in den Kinderzimmern dürfte enorm sein. Thore Rausch

Das Erste

5.00 Plusminus. Magazin 5.30 Morgenmagazin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9.55 Morden im Norden. Ein dunkles Geheimnis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Show 11.15 Gefragt - Gejagt. Show 12.00 ARD-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4.10 Rote Rosen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5.10 Sturm der Liebe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6.10 Elefant, Tiger & Co. Wie bei Muttern. Doku-Soap 17.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Show 18.50 WaPo Duisburg 19.45 Wissen vor acht - Mensch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Tageschau 20.15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TV-Kriminalfilm, D 2026. Mit Marie Leuem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Regie: Daniel Rübesam. Mias verschollener Vater Adam Nolan taucht nach Jahren in Passau auf und wird bald in Mordverdacht festgenommen. Ein Buchhändler wurde getötet. Mia muss erkennen, dass ihre Mutter sie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ihres Vaters belogen hat. 21.45 Kontraste

21.45 Kontraste Moderation: Lena Ganschow 22.15 Tagesthemen

22.15 Tagechnemen 22.50 50 Jahre extra 3 – Die Show Mitwirkende: Oliver Welke, Katrin Bauerfeind, Collien Fernandes, Maximilian Schafroth, Michael Mittermeier, Florentine Osche, Kawus Kalantar, Maike Kühl, Max Giermann, Sarah Bosetti

0.05 50 Jahre extra 3 - Die Doku 0.35 Tagesschau

0.45 Wer einmal lügt. Ein Krimi aus Passau TV-Kriminalfilm, D 2026. Mit Marie Leuenberger, Michael Ostrowski, Nadja Sabersky

2.20 Mankells Wallander: Das Leck TV-Kriminalfilm, S/D/DK/N/FIN 2009. Mit Krister Henriksson, Lena Endre, Sverrir Gudnason

3.50 Druckfrisch Dörte Hansen – „Broder“ (Penguin) / Dora Kaprálová – „Die Mariborhypnose“ (mikrotext) / Denis Scheck empfiehlt „Das Buch der Vögel“ (Ullstein)

ZDF

5.30 Morgenmag.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U.a.: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 Wie kann man sie schützen? 10.30 Notruf Hafenkante. Letzte Worte. Krimiserie 11.15 SOKO Stuttgart. Escape Room 12.00 ARD- Mittagsmag.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Hochzeit mit Hindernissen. Krimiserie 17.00 heute Nachrichten 17.10 hallo deutschland 18.00 SOKO Stuttgart Straflust 19.00 heute /Wetter 19.20 Wetter Nachrichten 19.25 Notruf Hafenkante Trennungsschmerzen. Krimiserie

Ohne Ausweg. Abenteuerserie. Mit Sebastian Ströbel, Luise Bähr, Markus Brandl. Unter Androhung von Selbstmord zwingt Franziska die Bergretter, die Suche nach ih- ren Kindern wieder aufzunehmen. Emilie wirbt um das Bürgermeis- teramt, Mia findet neuen Lebens- mut, und Michi bekommt uner- warteten Besuch.

22.15 maybrit illner Diskussion. Seit 1999 talkt Moderatorin Maybrit Illner mit ihren Gästen über aktuelle politische Themen. Talkgäste sind meist Bundespolitiker. Wortgewandt, intelligent und charmant führt die Moderatorin durch die Sendung und behält auch die Zügel in den Händen, wenn die Diskussionen mal etwas zu leidenschaftlich geraten.

23.15 Markus Lanz

BR

0.45 Kneecap TV-Komödie, IRL/GB 2024. Mit Möglai Bap, Mo Chara, DJ Próvai. Regie: Rich Peppiatt. In Belfast gründen zwei Hobbyrapper und Drogendealer mit einem Lehrer und Freizeit-DJ die Hip-Hop-Gruppe Kneecap, die durch ihre radikalen, antibritischen Texte für Skandale sorgt.

2.20 Auckland Detectives - Tödliche Bucht Gefährliche Nähe. TV-Kriminalfilm, NZ/D 2019

3.50 SOKO Stuttgart Escape Room. Krimiserie. Mit Peter Ketnath

5.10 Space Night 6.00 Dahoam is Dahoam 6.30 Sturm der Liebe 7.20 Tele-Gym 7.3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 9.00 Tele- Gym 9.15 Dahoam is Dahoam 9.45 Dahoam is Dahoam 10.15 Nashorn, Zebra & Co. 11.05 Die Oker - Wildnis zwischen Harz und Braunschweig 11.50 aktiv und gesund 12.20 Schnittgut. Alles aus dem Garten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Arztserie 13.35 Morden im Norden Krimiserie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Show 15.10 Quizduell - Olympy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 18.0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 18.30 BR24 19.00 mehr/wert Magazin 19.30 Dahoam is Dahoam Soap

20.15 quer In höchster Not? Rettungshubschrauber von Sparplänen bedroht / Raketen-Abwehr: Was, wenn der hybride Krieg ins Dorf kommt? / Verpackungs-Regeln: Neue Verordnung zwingt Händler in die Knie / Drama mit Ansage? Wenn Stalking-Opfer nicht geschützt werden

21.00 30 Jahre Schlachthof – Die Jubiläumsshow Mitwirkende: Alfred Dorfer, Luise Kinseher, Constanze Lindner, Günter Grünwald, Berni Wagner. Moderation: Michael Altinger, Christian Springer

22.45 Ottis Schlachthof Mitwirkende: Fredl Fesl, Luise Kinseher, Bodo Bach, Christian Springer, Andreas Rebers

4.35 Frankenschau aktuell Dauer-Dilemma Deutsche Bahn: Wie sich die Baustellen in Franken auf das Schienennetz auswirken / Bekenntnis zum Standort Deutschland: Warum Kneipp in ein neues Werk in Ochsenfurt investiert

RTL

5.2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GZSZ 9.30 Unter uns 10.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 gericht 11.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 gericht 12.00 Punkt 12. Magazin 15.00 Barbara Salesch 15.55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 Hat Krankenpfleger Möchte- gern-Schauspielerin mit Abführ- mittel außer Gefecht gesetzt?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17.30 Unter uns Die Britta-Show 18.00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Schachmatt. Soap 19.4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Gefährliche Anziehung

20.15 HeidiFest Mitwirkende: Vicky Le-andros, Markus, Liz Mitchell, La Bouche, Katja Ebstein, Tony Christie, Naomi Campbell. Heidi Klum lädt zum "HeidiFest" ins Münchner Hofbräuhaus. Gemeinsam mit ihrer Familie und exklusiv geladenen Gästen eröffnet sie die Oktoberfest-Saison – mit Blas-musik, bekannten Hits und einem Fest, das dieses Jahr noch lauter und noch größer wird. Die ersten Musik-Acts stehen fest: Vicky Le-andros, Markus, Liz Mitchell von Boney M., La Bouche, Katja Eb- stein, Tony Christie und Supermo-del Naomi Campbell am DJ-Pult feiern und singen mit Heidi. 22.30 Die Stefan Raab Show Zu Gast: Stefan Mross. Moderati-on: Stefan Raab. Stefan Raab feiert das Oktoberfest und blickt auf die Jetski-WM.

0.00 RTL Nachtjournal Magazin 0.35 CSI: Miami Ausgezählt! Krimiserie. Mit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 Jesse und Walter nehmen gemeinsam mit der Streifenpolizei die Verfolgung eines Wagens auf. Als dieser gestoppt werden kann, gelingt dem Beifahrer die Flucht. In seinem Auto findet das CSI eine Leiche.

1.25 CSI: Miami Loyalität ist eine Frage des Verhaltens. Krimiserie. Mit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

ProSieben

5.30 Call Me Kat 6.10 taff 7.05 Galileo 8.10 Die Simpsons 8.35 How I Met Your Mother 9.05 The Middle 9.55 Young Sheldon 10.25 2 Broke Girls 10.50 Two and a Half Men 11.45 The Big Bang Theory . Abschluss-Probleme / Professor Proton. Sitcom 12.4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The Middle Sitcom 14.05 Young Sheldon Comedyserie 14.30 2 Broke Girls Das Schrankbett. Sitcom 15.00 Two and a Half Men 16.00 The Big Bang Theory Würfeln und küssen / Wie ein Wasserfall. Sitcom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Die Simpsons Der Mentor / San Castellaneta 19.05 Galileo

20.15 Beauty and the Nerd Moderation: Kilian Kerner. In "Beauty & The Nerd" trauen sich Patrick, Nam, Sebastian und fünf weitere Nerds raus aus ihrer Komfortzone und tauchen ein in die ihnen bislang fremde Welt der Beautys. 22.50 Wer stiehlt Matthias Schweighöfer die Show? Kandidaten: Hazel Brugger (Kabarettistin), Joko Winterscheidt (Fernsehmoderator und Schauspieler), Florian David Fitz (Schauspieler, Drehbuchautor und Filmregisseur). Bei dieser komödiantischen Besetzung sind Humor und beste Laune garantiert: Hazel Brugger, Florian David Fitz und Matthias Schweighöfer wollen Gastgeber Joko Winterscheidt die Show-Moderation abnehmen. In der vorangegangenen Staffel konnte Joko nur die Hälfte der Episoden selbst moderieren.

1.55 Eden - Du bezahlst für jede Lüge Doku-Soap. Kurz vor dem Finale werden die Karten neu gemischt: Jamie und Roberto genießen bei einem besonderen Date ihre Zweisamkeit, während Nico Charline von seinen ernsthaften Absichten überzeugen will. Sofia muss sich derweil zwischen zwei Männern entscheiden. Im Raum der Wahrheit werden Tarek, Nico und Sleit mit Fragen konfrontiert, die es in sich haben.

2.45 Eden – Du bezahlst für jede Lüge 3.40 ProSieben :newstime 3.45 Beauty and the Nerd

Sat.1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1.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Handtaschenkrieg/Vaterschafts- roulette (1). Show 14.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Brautkleid bleibt Brautkleid / Vaterschaftsroulette (2)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Test-Situation. Doku-Soap 16.00 Auf Streife Tiefe Abgründe 17.00 Notruf Bin ich ein Vampir? 17.30 Notruf Ein Hauch von Burgunderbraten. Reportagereihe 18.00 Lenßen hilft Schule - Nein Danke! 18.30 Lenßen hilft Doku-Soap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19.45 SAT.1:newstime

20.15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50 Kandidaten, sechs Kreise, ein Superhirn: In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entscheidet nicht klassisches Faktenwissen über Sieg oder Niederlage, sondern das Leistungsvermögen des gesamten Gehirns. Jörg Pilawa stellt die kognitiven Fähigkeiten seiner Kandidaten auf den Prüfstand: Logik, Merken, räumliches Denken, visuelle Wahrnehmung, Rechnen und Sprache – nur wer in allen sechs Themengebieten glänzen kann, hat die Chance bis zu 50.000 Euro mit nach Hause zu nehmen.

23.00 Die größten Geheimnisse der Welt Von den Alpen zur afrikanischen Skelettküste. Zehn rätselhafte Geschichten, erstaunliche Rekorde und geheimnisvolle Orte stehen im Mittelpunkt.

1.00 Wer is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Show. Moderation: Jörg Pilawa. Jörg Pilawa sucht Deutschlands Superhirn.

3.10 Die größten Geheimnisse der Welt Von den Alpen zur afrikanischen Skelettküste

4.45 Auf Streife Sauerkraut und arme Würstchen. Doku-Soap. Auf ihrer Streifenfahrt fallen den Polizisten zwei streitende Personen auf: Offensichtlich geht es um einen geparkten Wagen, der voller Taubendreck ist – und das nicht ohne Grund, denn das Auto ist vorher mit Vogelfutter versehen worden.

ARTE

8.55 Die Sachsen – Piraten. Heiden. Kaiser. Dokumentarfilm, D 2024 10.25 Die Deutsche Alpenstraße – Unterwegs zwischen Bergen, Seen und Schlössern 11.25 Volksleiden Rücken – Was hilft wirklich? 1(5) 11.55 Küchen der Welt 12.25 Stadt Land Kunst 14.00 Mord im Mittsommer (2/3) Rakel. TV-Kriminalfilm, S 2025 15.4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5/15) 16.10 Kanada – Der weite Norden 17.05 Baishanzu – Chinas unbekanntes Naturjuwel 17.50 Vietnams geheimnisvoller Norden 18.30 Vietnams tropischer Süden 19.20 Arte Journal Nachrichten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 Im Fokus 19.40 OP im Mutterleib, Hoffnung für Babys (3/4)

20.15 Der Fliegenpilz – Zwischen Mythos und Wissenschaft Dokumentation. Kaum ein anderer Pilz ist kulturell so aufgeladen wie der Fliegenpilz. Er steht für Verheißung und Gefahr, für Zau-ber und Rausch. Die Dokumentation folgt der Geschichte des Pilzes durch Wälder, Mythen und Labore. Es berichten Forschende aus Mykologie, Pharmakologie, Anthropologie, Psychologie, Literatur- und Kunstgeschichte, aber auch Menschen, die sich dem Pilz in Ritualen, naturspirituellen Praktiken oder als Symbol eines verlorenen Wissens nähern. 21.05 Im Königreich der Pilze Dokumentation 22.00 Prisoner 951 (1/4) Der Moment, in dem alles kippt. Dramaserie. Mit Narges Rashidi

23.10 Prisoner 951 (2/4) Eine alte Schuld. Dramaserie 0.10 Prisoner 951 (3/4) Der Preis der Freiheit. Dramaserie 1.15 Prisoner 951 (4/4) Das Geständnis. Dramaserie 2.15 Organhandel im Irak - Die stille Katastrophe Dokumentation 3.10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Indien, Chennai 3.40 Mit offenen Augen Werbecoup: Mit Sojajoghurt gegen die Mannosphäre. Mit Sonia Devillers 3.50 28 Minuten Mit Micheline Calmy-Rey (présidente de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en 2007 et 2011)

3sat

5.39 Im Tannheimer Tal 6.20 Kulturzeit 7.00 nano 7.30 Alpenpanorama 8.00 ZIB 8.05 Alpenpanorama 8.33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zeit 9.45 nano 10.25 Land der Berge - 9 Länder, 9 Gipfel 11.55 Alte Liebe rostet nicht - Die wachsende Leidenschaft für klassische Oldtimer 12.20 Servicezeit Magazin 12.50 Unkraut 13.20 Portugal von oben 14.05 Welten-Saga Die Schätze Südeuropas 14.50 Welten-Saga Die Schätze Japans 17.45 Terra X 18.30 Regenwald Revival - Auffors-tung und Naturschutz in den Tropen Dokumentation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Kulturzeit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Forschung extrem – Unser Weltbild am Limit? Dokumentation 21.00 NANO Talk Leben im Multiversum – Gibt es uns unendlich oft? Zu Gast: Sibylle Anderl (Astrophysikerin, Philosophin, Wissenschaftsjournalistin und Co-Ressortleiterin „Wissen“ bei der ZEIT), Simon Friederich (Wissenschaftsphilosoph an der Universität Groningen) 22.00 ZIB 2 Die tägliche Nachrichtensendung beleuchtet in Reportagen und Hintergrundberichten kritisch die wichtigsten Ereignisse und Entwicklungen aus Politik, Wirtschaft, Wissenschaft, Zeitgeschehen und Kultur. 22.25 auslandsjournal extra 22.55 Der Umzugskoordinator - Abschied von der Wohnung Dokumentation

23.45 Arbeit 4.0 - Macht KI meinen Job kaputt? Dokumentation 0.20 10vor10

0.20 10V0r10 0.45 Maischberger Rechtsruck und Reformdruck: Die Koalition unter Zugzwang / Pazifismus in Zeiten von Krieg und globalen Krisen. Zu Gast: Thorsten Frei (CDU, Unionsfraktionsvorsitzender), Omid Nouripour (Bündnis 90/Die Grünen, Bundestagsvizepräsident), Margot Käßmann (Theologin),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Moderator und TV-Produzent), Victoria Reichelt (Journalistin), René Pfister (Der Spiegel)

Phoenix

17.30 phoenix der tag . Nachrichten 18.00 Aktuelle Reportage . Reportage 18.30 Magellans Reise um die Erde – Das Abenteuer der ersten Weltumsegelung 19.15 Der Mann, der Amerika seinen Namen gab – Amerigo Vespucci. Dokumentation 20.00 Tagesschau 20.15 Reporter in Hitlers Krieg: Von der Diktatur in die Demokratie. Dokumentation 21.00 phoenix runde 21.45 heute-journal. Nachrichten. Moderation: Anne Gellinek 22.15 Doku . Dokumentationsreihe 23.00 phoenix der tag 0.00 phoenix runde. Diskussion 0.45 Dokumentation. Dokumentationsreihe

NDR

ARD alpha

15.10 WaPo Bodensee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Show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15 Der XXL-Tunnelbohrer unter der Elbe - Arbeiten für die Energieversorgung von morgen. Dokumentation 18.45 DAS! Rote Sofa. Gespräch 20.00 Tagesschau 20.15 Amrum - Warum? Darum. 21.00 Die Insel Langeland - Hyggelig und hügelig 21.45 NDR Info 22.00 Der Usedom-Krimi. Geisternetze. TV-Kriminalfilm, D 2025 23.30 Großstadtrevier 0.20 Gertrud Stranitzki 0.45 Gertrud Stranitzki 1.10 Der Usedom-Krimi. Geisternetze. TV-Kriminalfilm, D 2025

16.45 Fake-Inserate auf Immoscout24 17.15 Die 4 Elemente (3/16) 17.30 Nordtour 18.15 RESPEKT Reportagereihe 18.45 Quarks. Magazin 19.30 nano 20.00 Tages- schau. Nachrichten 20.15 Earth's Great Ri- vers 21.05 Handwerkskunst! Wie man ei- nen Lautsprecher baut/ Wie man eine Mundharmonika fertigt 21.50 Handwerks- kunst! Wie man eine Filmszene vertont 22.20 Quarks . Magazin. Moderation: Flore- rence Randrianarisoa 23.05 Europamag- zin 23.35 The Day - News in Review 0.05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0.25 Bob Ros. Lone Mountain 0.55 Space Night (5)

WDR

12.45 WDR aktuell 13.00 Seehund, Puma & C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14.20 Rentnercops 15.10 Rentnercops 16.00 WDR aktuell 16.15 Hier und heute 18.00 WDR aktuell 18.15 Servicezeit 18.45 Aktuelle Stunde . Magazin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Quarks. U.a.: Die große Sonnen-Frage: zu wenig, zu viel? Genau richtig! 21.00 Gute Nachrichten vom Planeten 21.45 WDRaktuell 22.15 Frau tv 22.45 Meine Tics und ich - Leben mit Tourette 23.30 Nachtstreife 2.0. Rausch und Randale 0.15 Die Magnetischen. Drama, F/D 2021. Mit Thimotée Robart, Marie Colomb

Rätsel-Lösunge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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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Sturm der Liebe 9.25 Velvet Collection 11.05 Rote Rosen 12.40 In aller Freundschaft (2-3). Geplatzte Träume / Über den Tellerrand 14.10 Verliebt in Masuren. TV-Komödie, D 2017 15.40 Velvet Collection. Das Finale. Dramaserie 17.05 Rote Rosen. Telenovela 18.40 Sturm der Liebe. Telenovela 20.15 Leberkäsjunkie. Krimikomödie, D 2019 21.45 Biester. Dramaserie 23.15 Wilder Diamant. Drama, F 2024. Mit Malou Khebizi, Idir Azougli, Andréa Bescond 0.55 Grantchester (4-5). Es kann das weichste Herz erhärten / Verbitterung / Was macht unser Schicksal aus? Krimiserie

KiKA

ZDFneo

14.10 Schloss Einstein. Jugendserie 15.00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s Ranch 16.10 Power Sisters 16.35 Sherlock Yack 17.00 The Garfield Show 17.25 Die Schlümpfe. Zeichentrickserie 17.45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4/52) 18.10 Die Biene Maja. Animationsserie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25 Löwenzahn. Intelligenz auf Rädern - das entführte Schlauto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Die Imposter - Wer lügt? 2/6). Show. Moderation: Tobi Krell

8.10 Stadt, Land, Lecker 8.55 Die Küchenschlacht 9.40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25 Bares für Rares 11.15 Bares für Rares 12.10 Death in Paradise 15.40 The Rookie 17.05 Suits 18.30 Bares für Rares 19.20 Bares für Rares 20.15 The Rookie. Redwood / Gebrochene Herzen. Krimiserie 21.35 heute-show 22.15 Böhmi brutzelt 22.45 Der ZDF Comedy Sommer. Zu Gast: Moritz Neumeier, Ana Lucía, Carl Josef 23.15 Maithink X - Die Show 23.50 Neo Ragazzi. Talkshow. Moderation: Sophie Passmann, Tommi Schmitt 0.35 In der Nacht des 12. Kriminalfilm, F/B 2022. Mit Bastien Bouillon

14.00 Container Wars 15.00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Comedyserie 15.30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Comedyserie 16.00 Axel (2). Freunde und andere Feinde 16.30 Axel (3). Frauen und andere Drogen 17.00 Ladykracher. Show 18.00 Pastewka. Ein Tag mit Frau Bruck. Comedyserie 18.30 45 – Die Fußball-Halbzeit auf SPORT1 19.00 Darts: World Series of Darts. Finals: 1. Runde. Aus Amsterdam 23.00 Deep Dive. Darts-Profi: Druck und Psychospiele! Hinter den Kulissen der WM mit Robe 0.15 Triebwerk – Das Automagazin (1) 2.10 Car Maniac (1)

G ■ A ■ ■ ■ G ■ ■ S ■ K ■ H ■ T ■ O P T I M A L ■ E T U I ■ I R R E T A T ■ A V A R U A ■ T Y P ■ U ■ A E R O D R O M ■ W E R T ■ ■ S P E ■ F ■ ■ K N O T E N ■ E U R O P A S U I T E ■ U ■ ■ D A N K ■ D ■ S Y E S ■ R O R A T E ■ ■ A B A R T E M M E R ■ B ■ R ■ R E I S E ■ A ■ P ■ G O B E L I N ■ S ■ ■ R A D E S T E R N ■ R U D I ■ S A E U M E R O ■ I D I O M ■ K R I S ■ F E L D M I M E ■ N A B E ■ G E R E N N E

Sport 1

SWR

12.10 ARD-Buffet Spezial 12.55 Ein Engel und Paul. TV-Liebesdrama, D 2002 14.25 Wer weiß denn sows?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16.05 Kaffee oder Tee 17.00 Aktuell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Aktuell 18.10 Landesschau 19.30 Aktuell 20.00 Tagesschau 20.15 Pflege zuhause – rund um die Uhr: Was Angehörige wissen müssen 21.00 Zur Sache Baden-Württemberg 21.45 Aktuell 22.00 Watzmann ermittelt 22.45 Watzmann ermittelt 23.35 IKEAs Feind Nr. 1 – Geschäfte auf Russisch. Dokumentarfilm, D 2025 1.06 Wie extrem wird das Wetter, Sven Plöger? Die Macht des El Niño

RTLZWEI

HR

12.00 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 TV-, D 2006. Mit Heio von Stetten 13.30 Alles Klara. BioTot. Krimiserie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5.10 Mord mit Aussicht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 News & Boulevard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Magazin 19.15 alle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Quarks. Magazin 21.00 Visite 21.45 hessenschau 22.00 strassenstars 22.30 Tage, die es nicht gab 23.20 Oderbruch 0.10 Ein Hauptgewinn für Papa. TV-, D 2006

5.10 Der Trödeltrupp. Otto bei Wolfgang 13.55 SOS – Retter im Einsatz. Doku-Soap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17.05 Hartz Rot Gold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Haarige Zukunft?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2). 15 Jahre Ausnahmehzustand bei Berlin – Tag & Nacht! – Das Super Best Of /15 Jahre Berlin – Tag & Nacht – Das große Jubiläums-Special (1) /15 Jahre Berlin – Tag & Nacht – Das große Jubiläums-Special (2). Doku-Soap. 22.15 Naked Attraction – Dating hautnah (1) 1.55 Der Trödeltrupp – Das Geld liegt im Keller. Otto und Sükrü bei Sabine / Mauro bei Leonie

Tele 5

VOX

6.00 Joyce Meyer - Das Leben genießen 6.25 Infomercial 7.25 Joyce Meyer - Das Leben genießen 7.50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4.55 Star Trek: Legenden. Die Rettung von Star Trek 15.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7.10 Sliders 18.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Sci-Fi-Serie 20.15 Die Logan-Verschwörung. Actionthriller, USA/CDN/B/GB 2012. Mit Aaron Eckhart 22.20 24 Stunden Angst. Thriller, USA/D 2002. Mit Charlize Theron, Kevin Bacon, Courtney Love 0.30 Firenado. Actionfilm, GB 2023

5.40 CSI: New York (1-3). Jahrestag / Schlussakkord / Drei Schwestern. Krimiserie 8.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3-4)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12.20 CSI: Miami (2 15.00 Shopping Queen 16.00 Guidos Deko Queen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Doku-Soap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U.a.: Tag 4: Basti, Münsterland 20.15 Der Hobbit – Smaugs Einöde. Abenteuerfilm, USA/ NZ 2013. Mit Martin Freeman, Richard Armitage, Ian McKellen 23.35 vox nachrichten 23.55 Medical Detectives

ORF 2

17.30 Studio 2. Die Grubertaler zu Gast im Studio / Aktuell – neue Regeln für E-Mopeds / Tag der Handhygiene / Buchtipps 18.30 konkret 18.51 infos & tipps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23 Wetter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uell 20.05 Seitenblicke 20.15 Die Rosenheim-Cops. Alles hat ein Ende. Krimiserie 21.05 Suche Frau, biete Hof 22.00 ZIB 22.30 Eco Spezial 23.05 Stöckl 0.05 Ein Clown – ein Leben. Dokumentarfilm, A 2021 1.50 Starnacht am Wörthersee 4.25 Seitenblicke 4.30 Hinter den Schlagzeilen. Gespräch. Moderation: Patrick Budgen

MDR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6.00 MDR um 4 16.30 MDR um 4 17.00 MDR um 4 17.45 MDR aktuell 18.05 Wetter für 3 18.10 Brisant 18.54 Sandmännchen. Reihe 19.00 Regional 19.30 MDR aktuell 19.50 MDR- Garten. Magazin 20.15 Visite. Magazin 21.15 artour – Das Kulturmagazin des MDR 21.45 MDR aktuell 22.10 Maikes Drama – ohne Insulinpumpe droht der Tod 22.40 Holt – Der Windkraft-Schwindler. Dokumentarfilm, D 2026 0.10 Twist 0.40 Visite 1.40 artour – Das Kulturmagazin des MDR. „artour“ geht raus – nach Bitterfeld-Wolfen

rbb

12.05 Morden im Norden 12.55 Garten & Lecker 13.40 Morden im Norden 14.30 Liebe Zartbitter. TV-, D 2003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7.05 Panda, Gorilla & Co. 17.53 Unser Sandmänchen 18.00 Tage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Enkel für Anfänger. Komödie, D 2020 21.55 rbb24 Berlin 22.25 Mord mit Aussicht 23.15 Mord mit Aussicht 0.05 Über die Grenze. Alles auf eine Karte. Krimireihe, D 2017. Mit Thomas Sarbacher, Anke Retzlaff, Philippe Caroit 1.35 Über die Grenze. Gesetzlos. Krimireihe, D 2017. Mit Thomas Sarbacher

Kabel Eins

11.05 MacGyver. Fälschungen und Lügner 12.00 FBI: Special Crime Unit 13.00 Castle. Krimiserie 14.50 Bull. Machiavelli 15.50 Kabel Eins: newstime 16.00 Bull. Der Teufel im Detail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Alm-Traum. Magazin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55 Achtung Kontrolle! Wir kümmern uns drum. Reportagereihe 20.15 Rosins Restaurants – Ein Sternekoch räumt auf! „Magicuisine“, Neu-Ulm / „Rother Kuppe“, Hausen / „Rossini“, Dortmund. Moderation: Frank Rosin 2.00 Kabel Eins: newstime 2.05 Rosins Restaurants – Ein Sternekoch räumt auf!

SkyOne

5.20 Watson. Arztserie 7.30 Boston Blue. L'Dor Vador / Foulspiel / Hinter der Maske 9.50 Navy CIS. Die Zeugin / Männer und Frauen / Wege zum Ruhm 12.10 The Rookie (5) 14.25 S.W.A.T. 15.55 Ghosts 17.10 Bull. Krimiserie 19.25 The Rookie 21.45 Navy CIS 0.00 Bull. Krimiserie 2.05 Ghosts (3-4). Walhalla / Zum Dinner, bitte 2.50 S.W.A.T. Überdosis / Interne Ermittlungen. Actionserie. Mit Shemar Moore, Alex Russell, Kenny Johnson. Hondos Spezialtruppe bekommt es mit „Rocket Fuel“ zu tun, also mit Raketentreibstoff – und das lässt einen explosiven Einsatz erwarten. 4.15 Watson

Bayern 2

8.45 Kultur am Morgen 9.05 Bayern 2 Nah dran 9.10 Aktuelles Interview 9.20 Radiowissen 9.50 Kalenderblatt 10.10 Interaktion 11.10 Nahaufnahme 12.04 Tagesgespräch 13.04 Stadt Land Leute 14.04 Bayern 2 Kulturleben 14.04 Worüber sprechen die Menschen? 15.10 Radiowissen 15.30 Kultur-Update 16.04 Eins zu Eins 17.04 Die Welt am Abend 17.23 Werbung 17.30 Nachrichten um halb, Wetter, Verkehr 17.53 Das Wirtschaftsgespräch 18.15 Wissenschaft schnell erzählt 18.30 Nachrichten um halb, Wetter, Verkehr 18.53 Betthupferl 19.04 Zündfunk 20.03 Bayern 2 Salo 21.03 Late Nite Sounds 22.03 Late Nite Sounds 23.03 Late Nite Sounds 0.03 Reflexionen 0.10 Concerto bavarese

BR-KLASSIK

6.00 Nachrichten 6.05 Allegro 9.00 Nachrichten, Wetter, Verkehr. Die Komplexität des Weltgeschehens verständlich erklärt: Berichterstattung über aktuelle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soziale, kulturelle, sportliche und sonstige Ereignisse in komprimierter Form. 9.05 Der Vormittag 12.03 Der Nachmittag 16.03 Leporello 18.03 Klassik-Stars 19.03 Meine Musik 20.03 Konzert 23.03 Jazz. Men in Blech – The Story of Marching Bands. Mit marschierendem Blech begann die Geschichte des Jazz und setzt damit bis heute einen Siegeszug fort. "Men in Blech" "mooven und grooven" dabei nicht nur über den Globus, sondern auch durch viele Musikformen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11.35 Umwelt und Verbraucher 12.10 Infos 12.45 Sport 12.50 Internationale Presseschau 13.35 Wirtschaft 14.10 Deutschland heute 14.35 Campus 15.05 Corso 15.35 @mediasres 16.10 Büchermarkt 16.35 Forschung aktuell 17.05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7.35 Kultur heute 18.10 Infos 18.40 Hintergrund 19.05 Themen der Woche 19.15 Dlf-Magazin 20.10 Systemfragen 20.30 Mikrokosmos. Rechtsextreme vor Gericht. Staffel 2: Der Reichsbürger-Prozess. Das demokratische Gesicht (4/6) 21.05 Jazzfacts. Vater des Spiritual Jazz? John Coltrane zum 100. Geburtstag 22.05 Historische Aufnahmen 22.50 Sport aktuell 23.10 Der Tag 0.05 Radionacht 0.05 Fazit – Kultur vom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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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pp beruft die Bundesliga

Von Christof Kneer und Philipp Selldorf

Jürgen Klopp weilte zuletzt auf vielen Bundesliga-Tribünen. Von welcher Nominierung er hier wohl gerade träumt?

Vier Länderspiele zum Einstand: Der neue Fußball-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reagiert auf dieses Novum mit einem extrabreiten Kader. Einige Namen dürften überraschen – und die SV Elversberg spielt dabei eine erstaunliche Rolle.

Schlägt das Herz des Bundestrainers für Elversbergs Felix Keidel (oben rechts)? Gut möglich. Und sollte Frankfurts Younes Ebnoutalib (unten links) nicht auch mal den Adler auf der Brust tragen? Also: den anderen? Auf alle Fälle! In der A-Elf des DFB würde er sich nach ein paar Frankfurt-Festspielen dann nämlich ebenfalls, nun ja: festspielen. Karim Adeyemi (oben links) und Marc-André ter Stegen (unten rechts) dürften vor ihren Comebacks stehen. FOTOS: ALBERT GEA/REUTERS, THIEMO RUDOLPH/STEINSIECK/IMAGO, JULIUS FRICK/DPA, BERND FEIL/M.I.S./IMAGO

An diesem Donnerstag um 10 Uhr wird Jürgen Klopp, 59, seine Auswahl für die Nations-League-Partien in den Niederlanden (24. September), gegen Griechenland (27. September), gegen Serbien (1. Oktober) und in Griechenland (4. Oktober) bekannt geben. Die Aufregung ist fast so groß, als ob eine WM oder EM bevorstünde. Was bedeutet es also, falls der WM-Torjäger Deniz Undav, wie vorab berichtet wird, tatsächlich keine Einladung erhalten sollte? Ist dieser Kader schon ein Kader der Festlegungen? Welcher Logik folgt er? Geht es um aktuelle Form, um weit in die Zukunft gerichtete Perspektive, oder um alles zusammen? Klopp wird in Frankfurt dazu Stellung nehmen – vorweg aber ein paar Schwerpunkte, die sich bereits erkennen lassen.

Das große Programm

FOTO: BERND FEIL/M.I.S./IMAGO

Nicht nur der Bundestrainer ist, wie seine Jünger in Liverpool sagen würden, brand-new beziehungsweise nigelnagelsmannneu, sondern auch der Start in die Länderspielsaison. Vier Partien in schneller Folge, zwei zu Hause, zwei auswärts,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14 Tagen: Das gab's noch nie und ist eine glückliche Fügung für Jürgen Klopp, denn so lang durften Nationaltrainer ihren Kader noch nie im Spätsommer/Frühherbst um sich haben – eine Zeitspanne, die nur geringfügig kürzer ist als der Aufenthalt des deutschen Teams bei den jüngsten WM-Turnieren.

Vier Spiele in zehn Tagen Nations League: Der Start in Liga A, Gruppe 2

Donnerstag, 24. September Niederlande – Deutschland in Amsterdam/20.45 Serbien – Griechenland 20.45 Sonntag, 27. September Deutschland – Griechenland in Augsburg/20.45 Donnerstag, 1. Oktober Deutschland – Serbien in München/20.45 Sonntag, 4. Oktober Griechenland – Deutschland in Thessaloniki/20.45

Der neue Rahmen bietet ungekannte Möglichkeiten: Klopp wird die Spieler länger sehen und besser kennenlernen können, als das Hansi Flick und Julian Nagelsmann in ihren Anfängen vergönnt war. Er wird die Spieler sowohl fordern als auch schonen können, weil er in vier Spielen genügend Raum zur Rotation hat – auf die er mit Rücksicht auf die Vereinstrainer aber auch nicht verzichten darf. Diese Ausgangslage führt offenbar zu revolutionären Gedankenspielen, nämlich den größten Kader zu berufen, den je ein deutscher Nationaltrainer benannt hat. Es könnten um die 30, gerüchteweise sogar bis zu 40 Spieler kommen. Dennoch wird es wohl nicht nötig sein, Stockbetten aufzustellen und im Garten Zelte für den fünften Torwart und siebten Flügelspieler aufzuschlagen. Die Lösung ist jedem Urlauber bekannt – Bettenwechsel nach Wochenfrist.

Ein Kader, der sich die vier Spiele teilt und nicht ständig in voller Mannschaftsstärke an Ort und Stelle zugegen sein muss, hat gleich mehrere Vorteile: Klopp muss nicht im überfüllten Klassenzimmer unterrichten, die Spieler mit Europacup-Pflichten werden entlastet, und auf der Tribüne müssen keine Sitzreihen für Reservisten freigehalten werden, die nicht mehr in den 23 Mann starken Spieltagskader passen. Klopp könnte also einzelne Spieler nach zwei Partien mit nur leichten Gebrauchsspuren zu den Vereinen zurückschicken. Atmosphärisch ist der Plan mit dem großen Kader hochattraktiv: Der Bundestrainer kann viele Spieler glücklich und muss nur wenige unglücklich machen. Und da er offenbar die halbe Bundesliga beruft, fällt es auch nicht so auf, wenn plötzlich Spieler mit erst drei Ligaeinsätzen berufen werden – wie Elversbergs Defensivspieler Felix Keidel, 23, oder möglicherweise der nicht viel erfahrenere Hoffenheimer Mittelfeldtechniker Bambasé Conté, 23.

Es wird aber nicht nur ums Kennenlernen und Grillen gehen im Mannschaftsquartier in Herzogenaurach, sondern um Begegnungen mit dem alten Erzrivalen Niederlande, um die inzwischen relevante Nations League, um den guten Ruf von Jürgen Klopp und die Reste des guten Rufes der Fußballnation Deutschland. Zu einem guten Debüt gehören auch gute Ergebnisse. Klopp weiß sicherlich, dass seine ungewöhnlichen Dispositionen anders bewertet werden, wenn es gegen die Niederlande, Griechenland und Serbien lauter Niederlagen geben sollte. Der Rahmen mag neu sein, aber die deutsche Wettbewerbslogik bleibt die alte.

Geben& Nehmen, Reden& Hören

Klopp hat im Gegensatz zu seinem Vorgänger verstanden, dass ein Bundestrainer zu sehen und zu hören sein muss – und auch, dass es nicht genügt, sich auf den Tribünen der Bundesligastadien ins Bild setzen zu lassen. Genauso wichtig war es ihm, noch vor den ersten Spielen mit den Trainern und den Klubs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So hat sich Klopp viel Zeit genommen, um abseits der Kameras einige Hausbesuche vorzunehmen. Beim FC Bayern und beim VfB Stuttgart hat er die Trainingseinheiten am Vormittag beobachtet und sich anschließend in die Konversation begeben: Er hat mit den Verantwortlichen Max Eberl, Fabian Wohlgemuth und Alex Wehrle geredet, mit den Trainerkollegen Vincent Kompany und Sebastian Hoeneß und mit nahezu allen aktuellen sowie potenziellen Nationalspielern. Der gerade erst genesene Serge Gnabry war ebenso

dabei wie der perspektivisch interessante Tom Bischof und der neue VfB-Mittelstürmer Dzenan Pejcinovic. Klopp hat sich aber nicht nur an die DFB-Hoflieferanten gewandt, er hat unter anderem auch – anbei eine kleine Auswahl – den FSV Mainz beehrt, mit Julian Schuster in Freiburg und Christian Ilzer in Hoffenheim gesprochen und den Freiburger Verteidiger Philipp Treu mit einem Videotelefonat erfreut. So weit, so gut, wenngleich ja irgendwie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eine Führungskraft. Doch auch dieses Ausmaß an persönlicher Präsenz ist nigelnagelsmannneu.

Rocky, Teil VI

Mit Rocky Balboa hat Marc ter Stegen, 34, im Grunde nichts zu schaffen, aber die Zahl der Comebacks verbindet die beiden doch. Dass ter Stegen noch mal für die Nationalelf die Handschuhe anziehen würde,

erschien neulich noch, nein: nicht undenkbar. Es war schlimmer: Man hat einfach nicht mehr an ihn gedacht. Nur beim DFB hat man ihn nicht vergessen, zumal der Torwarttrainer Andreas Kronenberg im Amt geblieben ist. Schon als Fachreferent von Hansi Flick hatte er ter Stegen als Nachfolger für Manuel Neuer ausersehen, ein Plan, den er jetzt erneut auflegt. Ter Stegen spielt neuerdings, ausgeliehen vom FC Barcelona (wo ihn Hansi Flick ausgemustert hatte), bei Ajax Amsterdam – also eben dort, wo Klopps Länderspieldebüt stattfinden wird. Ter Stegen darf mit Beifall rechnen: Bei Ajax hat er sich als Stammtorwart etabliert, und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schon fast so viele Spiele bestritten wie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en in Barcelona und beim FC Girona.

Ob ter Stegen beim DFB aber doch noch Karriere als klassische Nummer eins machen darf, ist offen. Vielleicht ist er auch bloß der neue, zwei Jahre jüngere Oliver Baumann, nachdem der echte Oliver Baumann aus Altersgründen nicht mehr eingeladen wurde. Dann wäre ter Stegen zunächst lediglich eine seriöse Platzhalter-Lösung, bis spätestens beim nächsten Turnier wieder bzw. wie immer der FC-Bayern-Torwart ums Eck kommt – wenn auch diesmal nicht, wie seit Jahrzehnten üblich, Manuel Neuer. Im Hinblick auf die EM 2028 ist Jonas Urbig, 23, der klare Favorit auf den Stammplatz beim DFB, vor ter Stegen und Alexander Nübel und jüngeren Anwärtern wie Finn Dahmen, Noah Atubolu, Mio Backhaus und Dennis Seimen.

Leerstelle seit Lahm

Och nö, der Rechtsverteidiger. Leidiges, langweiliges Thema. Seit Philipp Lahms Rücktritt nach der WM 2014 in Brasilien ist Deutschland auf der Suche nach der idealen oder wenigstens vernünftigen Lösung. Und in Ermangelung solcher Lösungen haben die Bundestrainer immer wieder auf Joshua Kimmich zurückgegriffen – und ihre Spielsysteme entsprechend verbogen, um Kimmich das Gefühl zu geben, er sei wenigstens noch ein bisschen Mittelfeldspieler. Wer Klopps Trainervita kennt, der ahnt, dass diese krumme Variante für ihn kaum infrage kommen wird. Klopp ist ein Freund der klassischen Viererabwehrkette mit einem echten Rechtsverteidiger – was unbekannten Leuten nun plötzlich überraschende Karrierechancen ermöglicht. So war von Eingeweihten aus Frankfurt in dieser Woche der hervorragende Satz zu vernehmen, „der Baum ist nicht aus der Luft gegriffen“ – eine Anspielung auf den Eintracht-Rechtsverteidiger Elias Baum, 20, der in Klopps Großraumkader stehen soll. Auch der junge Freiburger Philipp Treu, mit dem Klopp ein Videotelefonat führte, gilt als Spezialist für die rechte Abwehrseite, ebenso der Stuttgarter Josha Vagnoman.

Und Kimmich? Och nö, nicht schon wieder diese Debatte. Der spielt jetzt natürlich im Zentrum. Schluss, Aus, Nikolaus (Reiner Calmund).

Elversberg für Deutschland

Aus dem Modell SV Elversberg ist ein Modell FC Deutschland hervorgegangen. Gemäß den vorab bekannt gewordenen, zum großen Teil schon bestätigten Meldungen über Klopps Kader, gehört außer dem FC Bayern und dem VfB Stuttgart auch die SV Elversberg zu den Hoflieferanten des DFB. Erstaunlich viele Spuren potenzieller neuer Nationalspieler führen ins Saarland. Überraschungsjoker Keidel spielt noch an der Kaiserlinde, die Überraschungskandidaten Elias Baum (Frankfurt), Bambasé Conté (Hoffenheim) und Younes Ebnoutalib (Frankfurt) haben kürzlich als Leihgaben ihrer Stammvereine dort gespielt. Auch der Nationalspieler Nick Woltemade hat ein sehr wichtiges Ausbildungsjahr in Elversberg gehabt. Und der nächste SVE-Kandidat ist schon in Sicht: Francis Onyeka wurde von Bayer Leverkusen zur Lehre in die Kleinstadt geschickt.

Toll, was die Elversberger leisten. Zugleich ist es mindestens überraschend, eher irritierend, dass mehr Talente von einem Verein aus der Provinz direkt oder indirekt zum DFB-Team finden als aus Leverkusen oder Dortmund.

Flügelspieler als Spielmacher

„Die heutigen Spielmacher sind am Flügel“, sagte Jürgen Klopp bei seiner Einstandspressekonferenz. Seinem ersten Kader wird man diese Ideologie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ansehen (siehe die DFB-Kandidaten Karim Adeyemi, Said El Mala, Lennart Karl, Jamie Leweling, Chris Führich, Kevin Schade, Brajan Gruda und so weiter ... ) – anders als den Kadern des Vorgängers Julian Nagelsmann, dessen Flügelspiel bei der WM im Grunde aus Leroy Sané bestand.

Fakten schaffen ohne Waffen

Bei jedem Spiel von Bayer 04 Leverkusen steckt Rudi Völler im Zwiespalt: Als Bayer-Fan freut er sich über die Auftritte des offensiven Mittelfeldspielers Ibrahim Maza, der ständig noch ein bisschen besser wird. Als Funktionär des Deutschen Fußball-Bundes leidet er, weil Maza, geboren in Berlin, lieber für Algerien als für Deutschland spielt. Doppelte und dreifache Fußball-Staatsbürgerschaften sind ein großes Thema für den Verband.

Wie es aussieht, will Klopp nun die Gelegenheit nutzen, um Fakten zu schaffen: Younes Ebnoutalib, als Sohn eines Marokkaners in Frankfurt geboren, soll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an die deutsche Nationalelf gebunden werden. Idealerweise gilt das auch für den Angreifer Nicòlo Tresoldi, der von Italien umworben wird. Und vielleicht auch für Schalkes unermüdlichen Mittelfeldspieler Soufiane El-Faouzi, der schon für Marokko debütiert hat, aber noch für den DFB spielberechtigt wäre. Doch auch wenn Klopp einen extrabreiten, extrahohen und extralangen Kader nominiert – alle Zweifelsfälle wird er nicht unterbekommen.

Jahn Regensburg - Fortuna Düsseldorf	1:2 (1:1)
1:0 Boujellab (18.), 1:1 Wekesser (22.), 1:2 Eixler (79.).
MSV Duisburg - TSV Havelse	2:1 (0:1)
0:1 Nduka (39.), 1:1 Sussek (79.), 2:1 Duah (90.+4/Eigentor).
- Gelb-rote Karte: Mausehund (64./Havelse).
SV Meppen - FC Viktoria Köln	1:3 (0:1)
0:1 L. Wolf (33.), 0:2 Kloss (55.), 1:2 Akono (69.), 1:3 L. Wolf (90.+2).
SG Sonnenhof Großaspach - SC Verl	1:1 (0:1)
0:1 Heike (4.), 1:1 F. Eisele (86.).
Würzburger Kickers - Alemannia Aachen	1:0 (1:0)
1:0 Bonga (41.). - Rote Karte: Bajic (86./TW Aachen).
FC Ingolstadt 04 - TSG Hoffenheim II	1:2 (1:1)
Preußen Münster - 1. FC Saarbrücken	3:3 (1:3)
Hansa Rostock - VfB Stuttgart II	3:2 (1:0)
Waldhof Mannheim - Rot-Weiss Essen	1:2 (0:0)
Fortuna Köln - SV Wehen	0:2 (0:2)

Nach 1404 Tagen wieder da

Eine Rückkehr nach vier Jahren Dopingsperre – kann das im Profifußball funktionieren? HSV-Verteidiger Mario Vuskovic versucht es. Das Interesse der Fans ist so groß, dass sein erstes Training im Volksparkstadion stattfindet.

Von Thomas Hürner

Hamburg – In Madrid und Barcelona legen sie Wert darauf, ihre schillerndsten Zugänge der Öffentlichkeit angemessen zu präsentieren. Fußballer von der Größenordnung eines Cristiano Ronaldo, Vinícius Jr. oder Zlatan Ibrahimović betreten dann den Rasen des Fußballstadions, winken in Richtung der prall gefüllten Tribünen und versuchen, das Publikum mit ein paar Kunststückchen zu verzücken. Das kann im blödesten Fall auch missglücktes Balljonglieren nach sich ziehen, das dann für immer auf Video festgehalten wird (siehe Vini Jr.). Doch eigentlich sind alle nur wegen des Stars im Blitzlichtgewitter da.

Am Dienstagnachmittag hat sich im Hamburger Volksparkstadion ebenfalls eine feierliche Empfangsgesellschaft eingefunden, schätzungsweise 7000 Fans bevölkern die Nordtribüne und erwarten einen Fußballer, der nicht mehr als 42 Zweitligaspiele und null A-Länderspiele vorweisen kann. Eigentlich keine Vita, um wegen des Andrangs eine Einheit vom Trainingsplatz in eine Arena auslagern zu müssen. Und doch waren all diese Leute gekommen, um diesen Mann endlich wieder live zu erleben, um sich zu vergewissern, dass er tatsächlich wieder gegen einen Ball tritt.

Mitspielen darf er beim miserabel gestarteten HSV erst ab Mitte November

Mit dem 15. September durfte Mario Vuskovic zurückkehren ins Mannschafts-training des Hamburger SV, zum ersten Mal nach vier Jahren Sperre aufgrund eines positiven Dopingtests. Für die HSV-Fans ist der mittlerweile 24-jährige Verteidiger unschuldig und Opfer eines Justizskandals. Die Sportjustiz jedenfalls hat in dieser Sache keine Konzessionen gemacht: Doping mit dem Blutbeschleuniger Epo, vier Jahre Sperre, basta. So lautete in letzter Instanz auch das Urteil des Internationalen Sportgerichtshofs Cas. Und der Fall Vuskovic strahlte deshalb weit über Hamburg hinaus. Er löste viel Kritik am Epo-Analyseverfahren der Welt-Anti-Doping-Agentur Wada aus, ein Wissenschaftlerstreit entbrannte. Aktuell wird zudem eine Vuskovic-Doku verfertigt.

Eine Rückkehr nach vier Jahren ohne Profifußball, diese Versuchsanordnung hat es so noch nie gegeben. Entsprechend groß ist auch das Interesse: Fernsehteams belagern den Spielfeldrand, aus Kroatien eingeflogene Journalisten tummeln sich auf der Pressetribüne. Einstige Weggefährten wie der Trainer Tim Walter oder der Abwehrspieler Sebastian Schonlau verfolgen das Geschehen ein paar Sitzreihen darunter, ein Lokalmedium trägt besonders dick auf und richtet zu diesem Anlass extra einen Liveticker ein.

Um 15.17 Uhr erscheint er dann, unten am Seiteneingang der Arena: Vuskovic in der Mitte, zu seiner Linken Hamburgs Kapitän Nicolai Remberg, zu seiner Rechten dessen Stellvertreter Nicolas Capaldo. Vuskovic zögert einen Moment, bleibt kurz vor der Eckfahne stehen, schaut in Richtung der gegenüberliegenden Nordtribüne, bekreuzigt sich und macht den ersten Schritt. Applaus, Jubel, die ersten Choräle werden angestimmt. Zahlreiche Fans tragen ein Vuskovic-Trikot mit der Nummer 44 auf dem Rücken. Und in der Menschenmenge werden, wie immer in Hamburg, Transparente mit der Forderung #freeVuskovic in die Höhe gestreckt.

Es gibt gute Gründe, den Kroaten tatsächlich für unschuldig und den Selbsterhaltungstrieb der internationalen Epo-Analytik für fragwürdig zu halten. Beim HSV haben sie auch nicht protestiert, wenn Vuskovic in den Rang eines Märtyrers erhoben wurde. Das passte den Verantwortlichen schon auch gut ins Konzept, weil man mit gelebter Solidarität über sportliche Misserfolge hinwegblenden konnte.

Zudem produzierte die Causa einen willkommenen Nebeneffekt: Bekanntlich verbrachte Marios Bruder Luka die vergangene Saison auf Leihbasis in Hamburg, ein damals erst 18-jähriger Verteidiger, dem man dennoch in jeder Spielminute ansah, dass er eine Nummer zu groß für einen Erstliga-Aufsteiger war. Er aber fand, dass die HSV-Verantwortlichen den Bruder Mario und die Familie Vuskovic in dieser Zeit nach Kräften unterstützt haben – und dafür mit einer Art Freiwilligem Sozialen Jahr im Volkspark von ihm belohnt werden sollten. Inzwischen spielt er in Brighton. Wie wichtig Luka Vuskovic war, zeigt sich auch daran, wie sehr er nun fehlt: Der HSV ist mit drei Niederlagen und 0:12 Toren Letzter.

Zurück aus der langen Sperre: Mario Vuskovic beim Training am Dienstag in der HSV-Arena.
FOTO: S. HÜBNER/IMAGO

Ob Mario, der Ältere, da Abhilfe schaffen kann? Vorerst jedenfalls nicht, Spiele darf er erst vom 15. November an bestreiten, dann endet seine Sperre. Laut den Regularien der Wada darf ein Spieler zwei Monate zuvor wieder ins Teamtraining einsteigen, fortan darf Vuskovic zudem die Mannschaftskabine betreten und die Infrastruktur am Hamburger Klubgelände nutzen. All das war ihm bis zum Dienstag untersagt gewesen.

Mario Vuskovic ist vielleicht nicht ganz so talentiert wie sein Bruder Luka, im damaligen Zweitliga-Team des HSV war er aber der mit Abstand Begabteste: ein aggressiver Zweikämpfer, dynamisch beim Absichern von Räumen, beschlagen mit dem Ball am Fuß. Ein Abwehrmann modernster Bauart – der allerdings auch 20 Jahre alt war, als er sein bisher letztes Profispiel absolviert hat, und der seither weitgehend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war. Fit gehalten hat sich Vuskovic mit einem Privatcoach in Split, es heißt, körperlich sei er besser drauf als je zuvor. Doch es waren vier Jahre ohne Gruppenübungen und ohne Spielpraxis.

Prognosen zu seiner Rückkehr fallen daher unterschiedlich aus. Andererseits: Was die Hamburger Verteidigerkollegen in dieser Saison so angestellt haben, sieht auch nicht gerade vortrefflich aus.

1404 Tage hat Vuskovic pausiert, am Dienstag ist ihm das tatsächlich kaum anzumerken, obschon ihm der Bohei um seine Person nicht immer ganz zu behagen scheint. Vor dem Training durchläuft er ein Spalier, bekommt von seinen Teamkollegen einen Klaps auf den Nacken. Und die Menge ruft: „Vuskovic! Vuskovic! Vuskovic!“ Wenig später führt er dann den Ball am Fuß, bei kleinen Spielformen, dann in einem Trainingsspielchen auf engem Raum. Vuskovic verteidigt im Zentrum einer Dreierkette, spielt saubere Pässe, schlägt Diagonalbälle, also alles wie gehabt. HSV-Coach Merlin Polzin hatte die Tage berichtet, dass er seinen Spielern erläutern wolle, was es mit dem Trubel um diesen weiterhin jungen Mann auf sich hat. Denn von seinen früheren Teamkollegen stehen ja nur noch drei Akteure im aktuellen Hamburger Kader, Torwart Daniel Heuer Fernandes, Flügelmann Bakery Jatta und Verteidiger Miro Muheim.

Als das Training nach einer Stunde vorbei ist, sagt Muheim: „So ein Erlebnis macht dich kaputt, oder es macht dich stärker. Ich bin überzeugt, dass es ihn stärker gemacht hat.“ HSV-Finanzchef Eric Huwer berichtet, ein Foto mit der Familie Vuskovic an seinem Kühlschrank kleben zu haben. Etwas Pathos darf beim HSV immer gerne sein. Am Samstag geht für die Hamburger nun der beschwerliche Alltag weiter. Auf dem Programm steht eine Heimpartie gegen den 1. FC Köln, das dritte 0:5 in Serie sollte sich der Traditionsklub da besser nicht leisten. Vuskovic wird von der Tribüne aus zusehen. In der Nähe der Ersatzbank darf er sich nicht aufhalten. So wollen es die Regularien.

Europa League

LIGA-PHASE - 1. Spieltag
Bayer Leverkusen – NK Celje	2:0 (1:0)
FC Ararat Eriwan – Sparta Prag	1:4 (0:2)
Omonia Nikosia – Celta Vigo	1:0 (0:0)
AC Mailand – Benfica Lissabon	0:2 (0:1)
Hapoel Be'er Sheva – Dinamo Zagreb	0:0 (0:0)
Olympiakos Piräus – Jagiellonia Bialystok	2:1 (1:0)
RSV Anderlecht – Olympique Lyon	1:2 (0:2)
Sturm Graz – Stade Rennes	0:0 (0:0)
AFC Sunderland – AZ Alkmaar	1:0 (0:0)
OFI Kreta – TSG Hoffenheim	Do. 18.45
Levski Sofia – RB Salzburg	Do. 18.45
Besiktas Istanbul – Olympique Marseille	Do. 21.00
Celtic Glasgow – Ferencvaros Budapest	Do. 21.00
Crystal Palace – Lech Posen	Do. 21.00
Viktoria Pilsen – Union Saint-Gilloise	Do. 21.00
Juventus Turin – NEC Nijmegen	Do. 21.00
Lilleström SK – SC Torreense	Do. 21.00
Real S. San Sebastian – AFC Bournemouth	Do. 21.00

3. Liga

6. Spieltag

7. MSV Duisburg 6/15, 2. RW Essen 6/13, 3. Viktoria Köln 6/12, 4. Preußen Münster 6/11, 5. Hansa Rostock 6/11, 6. Saarbrücken 6/10, 7. Hoffenheim II 6/10, 8. Fortuna Düsseldorf 6/10, 9. Alemannia Aachen 6/9.

International

England, Ligapokal - 3. Runde
FC Liverpool - Tottenham Hotspur	3:1 (1:0)
Ipswich Town - FC Arsenal	2:4 (0:2)
FC Reading - FC Brentford	1:2 (0:2)
West Ham United - FC Fulham	2:3 (2:2)

Spanien, La Liga - 6. Spieltag
FC Elche - Real Madrid	2:3 (0:2)
0:1 Dituro (25./Eigentor), 0:2 Mbappé (33.), 1:2 Osorio (71.), 2:2 Fer Nino (83.), 2:3 Espi (90.+1).

Rayo Vallecano - Espanyol Barcelona	2:1 (2:0)
Deportivo Alaves - FC Valencia	0:1 (0:0)
Atlético Madrid - CA Osasuna	4:0 (1:0)
Deportivo A Coruña - FC Sevilla	0:1 (0:0)
FC Barcelona - Racing Santander
UD Levante - Athletic Bilbao
Betis Sevilla - FC Getafe	Do. 19.00
FC Malaga - FC Villarreal	Do. 21.30

1. FC Barcelona 5/15, 2. Real Madrid 6/15, 3. Atlético Madrid 6/13, 4. FC Sevilla 6/13, 5. Betis Sevilla 5/12, 6. Deportivo Alaves 6/10, 7. Deportivo A Coruña 6/9, 8. Espanyol Barcelona 6/7, 9. Athletic Bilbao 5/7, 10. Santander 5/7.

Loyalitätsproblem

Abruptes Ende: Dino Toppmöller verlässt Lens, weil er sich von einem Co-Trainer trennen sollte.

Lens/München – Immerhin: Einen Europapokalabend, an den er sich noch lange erinnern dürfte, hat Dino Toppmöller mit dem RC Lens erlebt. Zum Auftakt der Champions-League-Saison gewann sein Team mit 3:2 bei Slavia Prag, nachdem es in der 88. Minute den Treffer zum 1:2-Rückstand kassiert hatte. Es war ein Sieg, der zum lange nicht perfekten, aber mindestens annehmbaren Start für den deutschen Trainer beim Traditionsklub aus Nordfrankreich passte.

Knapp eine Woche später, nach insgesamt nicht mal drei Monaten im Job, hat der Verein die Trennung von Toppmöller „im gegenseitigen Einvernehmen“ bekanntgegeben. Dass die Gründe dafür keine sportlichen waren, ergibt sich beinahe von selbst, es wird aber auch in der Mitteilung angedeutet: „Nach zahlreichen Gesprächen über das Mannschaftsgefüge sowie die Arbeitsweise und Organisation des Trainerstabs teilte der Verein seinem Trainer die Absicht mit, den Stab neu zu strukturieren“, heißt es. „Da Dino Toppmöller diese strukturellen Veränderungen nicht mittragen konnte“, habe der Verein entschieden, „seine Tätigkeit sowie die seiner beiden Assistenten zu beenden.“ Schon vor der offiziellen Bekanntgabe hatte es Medienberichte gegeben, worum es sich bei besagter Neustrukturierung des Trainerstabs handelte: Der Verein wollte Toppmöllers Assistenten Nelson Morgado entlassen. Und Toppmöller war die Loyalität zu einem langjährigen Kollegen offenbar wichtiger als sein eigener Arbeitsplatz.

Stilvoll gescheitert: Die Zeit von Dino Toppmöller als Trainer des RC Lens ist schon wieder vorbei. FOTO: MICHAL FAJT/IMAGO

Der RC Lens würdigte in der Mitteilung „die aufrichtige menschliche Art und das stets stilvolle Auftreten“ Toppmöllers, der demnach bereit war, „auf einen wesentlichen Teil seiner vertraglich vereinbarten Abfindung zu verzichten“.

Morgado, 39, hatte als Analyst mit Toppmöller, 45, schon auf drei vorherigen Stationen zusammengearbeitet, beim luxemburgischen Klub F91 Düdelingen, bei RE Virton in Belgien und auch zweieinhalb Jahre bei Eintracht Frankfurt bis zur Entlassung Toppmöllers im Januar 2026. Was Morgado vorgeworfen wird, ist offiziell nicht bekannt, zu hören ist: Der Portugiese gelte als fordernd und dabei gewiss auch unbequem, was bei anderen Klubmitarbeitern nicht gut angekommen sei.

Sollte das stimmen und Toppmöllers Zeit in Lens aufgrund der Arbeitskultur in seinem Stab so jäh enden, läge darin eine gewisse Ironie. Lens liegt im Nordfranzösischen Kohlerevier, der Racing Club gilt als alter Bergarbeiterverein. Bei seiner Vorstellung im Sommer sprach Toppmöller auf Französisch davon, dass er sich darauf freue, hart zu arbeiten. Er benutzte dafür die in der Sprache des Bergbaus geläufige Vokabel „charbonner“. Es gab aber offenbar auch Kritiker seiner Arbeit. In der Sportzeitung L'Équipe war am Dienstag davon die Rede, dass es Zweifel an Dino Toppmöllers Taktik und an der Qualität im Training gegeben habe.

Wie auch immer: In seiner kurzen Zeit beim Überraschungszweiten und Pokalsieger der Vorsaison in Frankreich gewann Toppmöller von sechs Pflichtspielen die Hälfte. Mit einer jungen Mannschaft, im Sommer durch Transfers von vorherigen Stammspielern stark verändert, holte er dabei sogar einen Titel, den französischen Supercup, durch ein 1:0 gegen Paris Saint-Germain. Nachhaltig für seine Qualitäten als Trainer werben konnte er binnen weniger Wochen natürlich nicht.

Aber die ungewöhnlichen Umstände der Trennung dürften zumindest dafür sorgen, dass sich potenzielle künftige Arbeitgeber trotzdem bald für Toppmöller interessieren könnten. Oder: für Toppmöller und seine Assistenten. Sebastian Fischer

Vertrauensproblem

Doch kein Traumjob: Trainer Domenico Tedesco muss in Bologna nach nur vier Spielen gehen.

Mailand – Die Traditionen des italienischen Fußballs kennt Domenico Tedesco, er wusste, was zum Abschied zu tun ist. „Es tut mir wirklich sehr, sehr leid“, sagte der 41-Jährige aus seinem Autofenster heraus in die Kameras der Journalisten. Für entlassene Trainer der Serie A gehört diese Art von Abschiedsworten zum guten Ton. Tedesco richtete sich noch an die Stadtbevölkerung von Bologna und an die Fans: „Ich danke allen von Herzen für den herzlichen Empfang“, sagte er: „Leider durfte ich nur zweimal in diesem Stadion sein. Es war mir eine Freude.“ Dann schloss er das Fenster und fuhr ab vom Trainingsgelände des FC Bologna in Casteldebole.

Nur zwei Monate dauerte Tedescos Amtszeit in Bologna, das stand seit Dienstagabend fest. Der italienische Mittelklasseverein trennte sich von seinem deutschitalienischen Trainer sehr plötzlich, angekündigt hatte sich die Entlassung nicht. Keine wutentbrannten Anhänger, keine typischen Spielereien in den Medien – es war nicht zu spüren, dass ein Sturm in der Emilia-Romagna aufzog. Auch nicht im Kontext des Saisonstarts, der nicht gerade ideal verlaufen war.

Drei Niederlagen und ein Unentschieden, so lautete Tedescos Bilanz nach vier

Sieglos gescheitert: Die Zeit von Dino Toppmöller als Trainer des FC Bologna ist schon wieder vorbei. FOTO: MALTINTI/GETTY

Spieltagen in der Serie A. Wobei einschränkend betont werden muss: Es gab drei teilweise sehr unglückliche 0:1-Niederlagen gegen Atalanta Bergamo, Lazio Rom und die SSC Napoli, Vereine aus dem Spitzenfeld der Liga. Und sie passierten nicht nur mit einem neuen Trainer, sondern auch mit einer neuen Mannschaft. Ein mittelgroßer Umbruch hatte beim FC Bologna im Sommer stattgefunden, mehrere Leistungsträger wie der Innenverteidiger Jhon Lucumí (Juventus Turin) und der Mittelfeldspieler Remo Freuler (Olympiakos Piräus) hatten den Klub verlassen.

Tedesco wurde dabei, wie zu hören ist, mit vollendeten Tatsachen konfrontiert und wusste bei seiner Unterschrift nichts vom Ausmaß des Umbruchs. Es hätte also vor allem Zeit gebraucht, um sich kennenzulernen – und Vertrauen von der gesamten Vereinsführung. Doch genau daran mangelte es offenbar.

Auffällig schnell präsentierten die Italiener am Mittwochmorgen kurz nach Tedescos Abreise bereits den Nachfolger: Raffaele Palladino, der wohl für manche Personen im Verein schon seit Monaten die erste Wahl war. Palladino ist jung, passt aber dennoch in die Diktion des italienischen Fußballs: Neue Trainer mit internationalem Profil müssen sich deutlich mehr beweisen als diejenigen, die in der Serie A groß geworden sind. Auch wenn sie, wie der 42-jährige Palladino, gerade erst woanders (in Bergamo) entlassen wurden. Und: Zeit für Entwicklung bekommt in Italien ohnehin niemand mehr – der Trainer mit der aktuell längsten Amtszeit in der Liga ist der Deutsche Kosta Runjaic, der seit zwei Jahren in Udine tätig ist.

Tedesco war bis zum Dienstag einer von sechs ausländischen Trainern der Serie A, er beherrscht allerdings dank seines italienischen Elternhauses die Sprache perfekt und er kennt Italiens Fußball. In Bologna hatte er sich deshalb einen lange gehegten Traum erfüllt, er hatte dafür sogar auf einen Job in der Premier League verzichtet und sich menschlich gut eingefunden.

Tedesco lebte in der Innenstadt und konnte sich – anders als bei früheren Stationen in Moskau oder Istanbul – ein langfristiges Engagement in der Emilia-Romagna gut vorstellen, wie aus seinem Umfeld zu hören war. Dass er von der Entlassung aus den Medien erfuhr, ehe es der Verein ihm mitteilte, wirft erneut ein schlechtes Licht auf den Umgang mit Trainern in der Verschleißliga Serie A. Felix Haselsteiner

Überlegen, aber wieder nur remis

Fünftes Unentschieden in der vierten Liga: Bei 1860 München mischen sich Licht und Schatten

Fürth – Mittlerweile gibt es im großen Fußball nichts mehr, was nicht gemessen werden kann. Es lässt sich ermitteln, wie viele Torschützen mit Schuhgröße 49 in Minute 50 treffen, wie viele Schritte Spieler mit der Nummer 10 im Mittelkreis zurücklegen – und wie viele Heimsiege eine Mannschaft an Freitagabenden erringt, wenn der Wind aus Nordnordost kommt.

Was man weiß, ohne es messen zu müssen: Aus dem Westen und der dortigen Kurve kommt bislang kaum Wind, wenn der TSV 1860 München in dieser Saison im Grünwalder Stadion spielt. Und das, obwohl die Löwen am vergangenen Freitag beim 3:0 gegen Schwaben Augsburg den ersten Heimsieg eingefahren haben.

Die Anhänger sind nachsichtig, aber die Mannschaft hat diese Nachsicht in den ersten Wochen der Regionalliga-Saison schon ein ums andere Mal auf die Probe gestellt. Doch jetzt, das lässt sich trotz des ernüchternden 1:1 bei Greuther Fürth II am Dienstagabend sagen, stoßen die Löwen allmählich ein Fenster auf, durch das man in eine verheißungsvolle Zukunft schauen kann. Und dort draußen, vor den Klappläden, leuchtet es gewiss noch nicht so grell, dass man gar nicht hinschauen könnte, aber es wird – bei allen Mängeln, die es nach wie vor gibt – zumindest etwas heller.

„Ich finde, wir sind immer die bessere Mannschaft.“

„Man kann auf die Tabelle schauen und sagen: Da gehören wir gerade hin“, sagte Mittelfeldspieler Michael Eberwein in Fürth, „aber ich finde trotzdem, dass wir immer die bessere Mannschaft sind. Wir sind nur noch nicht konsequent genug – sowohl vorn als auch hinten.“ Und so weist die Tabelle der Regionalliga Bayern die Löwen nach dem fünften Unentschieden im achten Saisonspiel als Fünften aus, doch „wir sind immer noch früh in der Saison“, betonte Eberwein.

Schon das Spiel gegen Schwaben Augsburg hatte ein paar Schönheitsfehler. Auch da waren die Löwen nicht über 90 Minuten derart unantastbar, wie das Endresultat vermuten ließ. Zeitweise wusste Sechzig aber ansehnlich zu kombinieren und legte in Summe eben doch einen Auftritt hin, der in den Augen der breiten und feiernden Masse dazu angetan war, über das Hätte-wäre-wenn hinwegzusehen. So war es nach dem Auftritt in Fürth nun auch.

Gerade in der ersten Hälfte überzeugten die Löwen. Das Spiel war nur etwas mehr als fünf Minuten alt, als Sechzig in Führung ging: Tunay Deniz trat einen Freistoß aus über 30 Metern aufs Tor, Fürths Keeper konnte den Ball nicht festhalten, Eberwein hatte keine Mühe zu vollstrecken (7.).

Damit war das Fenster aus dem Augsburg-Spiel noch weiter geöffnet und die Grundlage für den nächsten Sieg früh gelegt. Florian Niederlechner hätte zügig das 2:0 nachlegen können, trat aber ein Luftloch (11.) und fand später seinen Meister in Torwart Prüfrock (27.). Hinterher sagte der frühere Bundesligastürmer: „Wir haben eine sehr, sehr gute erste Halbzeit gespielt. Fürth hatte gar keine Chance. Wir hätten nur das 2:0 und 3:0 machen müssen.“

1860-Torschütze beim 1:1 in Fürth: Michael Eberwein (li.). FOTO: SVEN SIMON/IMAGO

Tatsächlich waren die Löwen in der ersten Hälfte ausgesprochen griffig und bereiteten Fürth große Probleme. Doch zu Beginn der zweiten Halbzeit sahen 4825 Zuschauer, darunter mehr als die Hälfte Löwenfans, wie Sechzig die Partie erst einmal entglitt. Schon vor der Halbzeit hätte Omar Abdel Megeed das 1:1 erzielen können (39.), dann kam Fürth mit Schwung aus der Kabine und schoss tatsächlich den Ausgleich: Nach einem Foul von Dennis Dressel gab es Elfmeter, Jakob Engel verwandelte (65.).

Erst jetzt kam Sechzig wieder besser ins Spiel. Fabio Wagner (66.) und Niederlechner (76.) hätten zurückschlagen können, trafen aber nicht. Und so war es am Ende ein Dienstagabend mit leichtem Wind aus südlicher Richtung, an dem Sechzig schon wieder unentschieden spielte. „Klar fehlen jetzt ein paar Punkte“, sagte Florian Niederlechner, „aber man darf nicht vergessen, wo wir herkommen – und ich verspreche eins: Es werden sicherlich noch mehr werden.“ Schließlich ist das Fenster für die Löwen jetzt offen. Sebastian Leisgang

Regionalliga Bayern

9. Spieltag

Greuther Fürth II - TSV 1860 München	1:1 (0:1)
0:1 Eberwein (7.), 1:1 J. Engel (65./Fouelfmeter).
FC Bayern München II - FC Augsburg II	0:0
1. FC Nürnberg II - Schwaben Augsburg	5:0 (3:0)
DJK Vilzing - SpVgg Ansbach	1:1 (0:1)
SpVgg Bayreuth - TSV Aubstadt	1:0 (0:0)
1. FC Schweinfurt 05 - FV Illertissen	0:3 (0:2)
SC Eltersdorf - VfB Eichstätt	0:2 (0:1)
FC Memmingen - Wacker Burghausen	0:0
SpVgg Unterhaching - TSV Buchbach	verl. (29.9.)

1. TSV Buchbach 8/20, 2. FC Memmingen 9/18, 3. FV Illertissen 9/17, 4. DJK Vilzing 9/15, 5. TSV 1860 München 8/14, 6. SpVgg Unterhaching 7/14, 7. VfB Eichstätt 9/14, 8. Eltersdorf 8/12, 9. FC Augsburg II 9/12, 10. SVW Burghausen 9/11.

AUSGLIEDERUNG DER FRAUEN-BUNDESLIGA

Ab jetzt in der Eigenverantwortung

Von Anna Dreher

Dass sich etwas tun muss im deutschen Fußball der Frauen, daran erinnerte dieser Sommer mit jedem weiteren Abschied von bekannten (deutschen) Nationalspielerinnen aus der Bundesliga. Längst bekommen auch schon Talente attraktive Angebote aus dem Ausland vorgelegt. Das auffälligste Beispiel dieser Transferperiode: Lisa Baum, 19, von RB Leipzig zum FC Arsenal gewechselt für angeblich 600 000 Euro, noch ohne A-Länderspiel im Lebenslauf. Die auffälligste Liga dieser Transferperiode: die englische Women's Super League, die dank des Geldes von Investorin Michele Kang selbst Barça-Ikone Alexia Putellas im Trikot der London City Lionesses aufbieten kann.

Die WSL schwebt seit geraumer Zeit nicht nur als finanzstarker Konkurrent, sondern auch als Vorbild durch die Gedankenwelt der deutschen Klub-Köpfe. Rund um die Europameisterschaft 2022 entschieden die Vereine der ersten und zweiten englischen Liga, sich von der Football Association als Dachorganisation zu lösen. Seit der Saison 2024/25 trägt die Women's Professional Leagues Ltd (WPLL) die Verantwortung. Befördert auch durch den Boom nach dem EMTitel symbolisiert die Liga inzwischen vor allem eins: Wachstum. Diesem Beispiel wollen die Bundesligisten folgen – und der außerordentliche Bundestag des Deutschen Fußball-Bundes (DFB) markiert an diesem Freitag den Startpunkt in dieses neue Kapitel.

36 Jahre nach ihrer ersten Saison wird die Frauen-Bundesliga dann offiziell abgespalten, wenn die Delegierten den Grundlagen- und den Pachtvertrag sowie die Satzungsänderungen absegnen. Schiedsrichterwesen und Nachwuchsförderung bleiben beim DFB, aber ab 1. Juli 2027 übernehmen die 14 Bundesligisten, formiert im Frauen-Bundesliga FBL e. V. als ordentliches Mitglied im DFB, den Spielbetrieb und die Vermarktung.

Endlich, möchte man sagen. Denn damit endet ein zäher und komplizierter Prozess, der nicht immer im Sinne der Fußballerinnen geführt wirkte, weil bisweilen Streit statt Fortschritt im Vordergrund stand. Einst mit dem Plan eines gemeinsamen Joint Ventures von DFB und FBL eingeleitet, zogen sich die Debatten bis zur Eskalation, als die Klubs im Dezember 2025 einen Tag nach der Vergabe der EM 2029 an Deutschland erklärten, doch ohne den Verband weitermachen zu wollen – wie die Männer mit der DFL. Nur: Ob sich der Erfolg so einfach übertragen lässt?

Einer der teuersten Bundesliga-Transfers: Lisa Baum hat Leipzig verlassen und spielt bei Arsenal. FOTO: WEIR/IMAGO

Mehr Reichweite, mehr Sichtbarkeit, mehr Einnahmen für mehr Professionalität – das sind die richtigen Ziele, die nun, so die Erwartung, schneller verfolgt werden können. Die Entwicklung wird aber auch stark davon abhängen, welchen Stellenwert die Lizenzvereine ihren Fußballerinnen beimessen. Noch sind die Teams abhängig von ihren Subventionen. Und wie viel Investition nötig ist, wird auch darüber gesteuert, was das FBL-Präsidium aus Frankfurts Katharina Kiel, Münchens Veronica Saß und Bremens Klaus Fillbry bei den Verhandlungen um einen neuen TV-Deal rausholen kann. Bisher nehmen die 14 Klubs pro Jahr insgesamt rund fünf Millionen Euro ein, im Herbst werden die TV-Rechte ab der Saison 2027/28 ausgeschrieben. Um das Wachstum zu forcieren, sind mehr TV-Einnahmen nötig.

Dass der FBL neue Wege gehen will, versprüht schon mal Aufschwung. Neben einem Mindestgehalt wird nachgedacht über neue Anstoßzeiten ohne Montagsspiele, wie auch über Relegation und Meisterschafts-Playoffs – allerdings mit den beiden Spitzenklubs VfL Wolfsburg und FC Bayern als starke Opposition. Was nun in jedem Fall vorbei ist, ist das Hadern mit dem vermeintlich bremsenden Verband. Bayern-Präsident Herbert Hainer hatte einst im Interview mit der SZ gesagt, er erwarte sich „viel mehr vom DFB. Da wird der Frauenfußball immer noch stiefmütterlich behandelt“. Dass alle Klubs gewisse Standards im Sinne der Professionalisierung erfüllen, und dass die Bundesliga attraktiv bleibt, obliegt nun allein ihrer Verantwortung.

Vergeblich gestreckt im letzten Gruppenspiel: Blocker Tobias Krick bekommt den Lob von Frankreichs Theo Faure nicht zu fassen.
FOTO: SIMION SEBASTIAN TATARU/AFP

Auf der Suche nach der Hierarchie

Trotz einer deutlichen Niederlage gegen Frankreich erreichen die deutschen Volleyballer das EM-Achtelfinale. Was ihnen in der K.-o.-Phase fehlt: ihr 41 Jahre alter Angriffsfixpunkt Georg Grozer junior.

Von Sebastian Winter

Die deutschen Volleyballer hatten eigentlich gute Erinnerungen an den Gegner Frankreich, der immerhin Olympiasieger ist. In der Nations League bezwangen sie den Favoriten im Frühsommer, und wer sich 2024 an die Olympischen Spiele in Paris erinnert, der weiß, dass die späteren Goldgewinner im Viertelfinale um ein Haar an der ungemein starken DVV-Auswahl gescheitert wären. Georg Grozer junior und Co. weinten nach der 2:3-Niederlage in der lärmenden Arena Sud, nach einem ihrer besten Spiele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bittere Tränen. Und nun, bei der über den ganzen Kontinent verteilten Vier-Länder-Europameisterschaft in Rumänien, Finnland, Bulgarien und Italien? Da waren die Deutschen bei ihrer recht ernüchternden 0:3 (21:25, 17:25, 19:25)-Niederlage in ihrem letzten Vorrundenspiel völlig chancenlos gegen Frankreich.

Der Aufschlag funktionierte nicht, die Annahme war zu schwach, um die defensivstarken Franzosen in Bedrängnis zu bringen. Abseits des dritten Satzes, der recht ausgeglichen war, zeigte die Partie fast schon einen Klassenunterschied auf.

Das Gute an diesem enttäuschenden Dienstagabend im rumänischen Cluj-Napoca vor der auch eher zweitligareifen Kulisse von 650 Zuschauern in der 10 000 Fans fassenden BT Arena: Die Auswahl des neuen Bundestrainers Massimo Botti hat nun zwar den Gruppensieg verpasst, zieht aber durch die zuvor allesamt gewonnenen Spiele gegen die Außenseiter Türkei, Lettland, Rumänien und die Schweiz trotzdem als Zweiter ins Achtelfinale ein. Gegmer ist am Samstag (19 Uhr) Bulgarien.

Das Viertelfinale ist das Ziel der Deutschen, die 2017 mit Silber nach einer Finalniederlage gegen Russland ihren bislang größten EM-Erfolg verbuchten. Allerdings müssen sie ohne ihren inzwischen 41 Jahre alten Haudrauf Georg Grozer junior auskommen, den ein eingeklemmter Nerv plagt. Grozer wäre wohl ohnehin vor dem Frankreich-Spiel abgereist – am Montagabend wurde bekannt, dass sein Vater Georg Grozer senior gestorben ist. Schon seit Jahren versuchen die Deutschen, sich auch ohne ihren Angriffsfixstern Grozer international zu behaupten, der sich abseits der Nationalmannschafts-Großereignisse meist auf seine Klubkarriere konzentriert meist auf seine Klubkarriere konzentriert – die kräftezehrenden Nations-League-Wochen ließ er auch in diesem Sommer aus. Aber das funktioniert bislang mit eher überschaubarem Erfolg.

Zwar sagte Außenangreifer Moritz Reichert am Mittwoch der SZ: „Wir konnten uns den ganzen Sommer in der Formation einspielen, haben bisher ein gutes Turnier gespielt und sollten uns durch diese eine Niederlage nicht von unserem Weg abbringen lassen.“ Aber der Abnabelungsprozess gestaltet sich zäh. Zum einen, weil in Erik Röhrs und Yann Böhme zwar guter Ersatz bereitsteht, das Duo aber nicht an Grozers Wirkkraft und Aura heranreicht; zum anderen fällt es auch Grozer schwer, sich vom Team lösen. Sein Traum: Grozer möchte sich ein letztes Mal für Olympische Spiele qualifizieren – und 2028 idealerweise zusammen mit seiner Tochter Leana, einem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Talente im Frauenvolleyball, nach Los Angeles reisen. Eine neue Hierarchie dürfte erst danach im Team wachsen.

Die Stammformation reicht an die Weltspitze heran, doch die Kadertiefe fehlt

Bis dahin bleibt die Devise, auch unter Botti, der seit Mitte Mai im Amt ist: Ist Grozer nicht dabei, müssen andere Führungsfiguren in die Verantwortung gehen, die Lasten auf mehrere Schultern verteilt werden. Zuspieler und Chefstratege Johannes Tille, Röhrs, die Außenangreifer Reichert, Moritz Karlitzek und Tobias Brand sowie die Blocker Anton Brehme und Tobias Krick sind erfahren genug und haben nicht nur 2024 in Paris internationales Spitzenformat unter Beweis gestellt. Der ebenso routinierte Ruben Schott spielte bei dieser EM bislang als Libero, aber weil Karlitzek am Montag verletzt abreiste, rückt Schott wieder in den Angriff; als Libero nominierte Botti Lenny Graven nach.

Keine Frage: Die Stammformation reicht seit Jahren an die Weltspitze heran, das Problem ist die fehlende Kadertiefe. Starke Nachwuchsspieler werden nur punktuell in die Mannschaft gespült, die extrem eingespielt ist, aber spätestens im neuen Olympiazyklus ab 2028 vor einem riesigen Umbruch steht.

Bis dahin gilt es für sie, auch im Hinblick auf die so wichtigen Fördermittel des Bundes, möglichst die Olympia-Qualifikation zu schaffen. Und dafür ist diese EM ein wichtiger Ausgangspunkt. Denn zum einen sichert sich der Europameister ein Direktticket für L.A., zum anderen geht es bei diesem Turnier auch um wichtige Weltranglistenpunkte, die wiederum relevant sind auf dem Weg zu den nächsten Sommerspielen.

Es wäre also auch in Grozers Interesse, dass die DVV-Auswahl möglichst weit kommt bei dieser EM. Damit sein nun wirklich allerletzter sportlicher Traum noch in Erfüllung geht.

Sein Name bleibt

Georg Grozer senior, genannt „Hammer-Schorsch“, ist tot.

Als Georg Grozer senior seine Koffer packte und Budapest den Rücken kehrte, war er in Deutschland ein unbeschriebenes Blatt. Doch der Volleyballer, in Ungarn längst Nationalspieler, lehrte seine Gegner mit seiner grenzenlosen Wucht bald das Fürchten und verdiente sich einen Ehrentitel: Als „Hammer-Schorsch“ ging Grozer in die deutsche Sportgeschichte ein. Am Samstag ist er unerwartet gestorben, zwei Tage vor seinem 62. Geburtstag – doch sein Name bleibt.

Mit nur 21 Jahren war Grozer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sein Sohn Georg junior war da bereits geboren. Knapp zwei Jahrzehnte bevor der ebenso talentierte Sprössling die Familientradition weiterführen sollte, schlug der Außenangreifer in der neuen Heimat sportlich gewaltig ein. Mit seinem Tod verliere „d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Volleyball eine prägende Persönlichkeit“, schrieb der Deutsche Volleyball-Verband (DVV): „Seine Erfolge als Spieler und sein langjähriges Wirken für den Volleyball werden in Erinnerung bleiben.“

Seine Erfolgsgeschichte hatte Grozer von 1988 an beim Moerser SC geschrieben, den Verein vom Niederrhein führte er zu Beginn der 90er-Jahre zur deutschen Meisterschaft, zwei Pokalerfolgen und auch zum Triumph im Europapokal. „Georg war ein außergewöhnlicher Weltklasseathlet und eine der prägenden- ten Persönlichkeiten in der Geschichte unseres Vereins“, teilte der MSC mit. Aber er war auch streitbar, ein Rebell.

Wenn Grozer, dessen unnachahmlicher Stil von purer Kraft geprägt war, das Feld betrat, war Spektakel garantiert. Setzte der Außenangreifer zum Sprung an, dann stand er in der Luft, holte er zum Schlag aus, krachte es. „Dieser Mann“, wie es das Volleyballmagazin einmal schrieb, „war ein Naturereignis.“

Zwei Europameisterschaften absolvierte Grozer für Deutschland, auch wenn er aufgrund eines Disputs mit dem damaligen Bundestrainer nicht auf mehr als 19 Länderspiele kam. Eine größere Rolle in der Nationalmannschaft sollte erst sein Sohn übernehmen, vom Vater selbst noch zwei Jahre in Moers trainiert und unter dessen Augen zum Nationalspieler berufen.

Über zwei Jahrzehnte gehört der Diagonalangreifer nun zu den prägendsten Figuren im deutschen Volleyball, auch Spitzname und Spielstil übernahm er von seinem Vater. Doch auch die Ära des 41-Jährigen geht langsam zu Ende, bei der aktuellen Europameisterschaft fehlt der Starspieler angeschlagen.

Zum Glück steht der nächste Volleyballstar mit dem Namen Grozer längst bereit. Bei ihrer ersten EM im August mit den DVV-Frauen machte Leana, 19, Furore, schon jetzt folgt das in Moers geborene Ausnahmetalent in puncto brachialer Angriffsgewalt ihrem Opa und Papa. Und auch ihre Schwester Loreen, 15, setzt in Schwerin schon zum Sprung an. Die Familie Grozer und der deutsche Volleyball, sie gehören zusammen. SID, SZ

Georg Grozer senior. FOTO: IMAGO

Die großen Fußstapfen der Eisbären

Nach fünf Titeln in sechs Jahren startet Serienmeister Berlin mit Eric Dubois als neuem Trainer und mancher Ungewissheit in die DEL-Spielzeit.

München – Klappt es diesmal? Oder streikt sie wieder? Die Seilanlage der Berliner Arena wird am Donnerstag besonders aufmerksam beäugt werden. Vor einem Jahr machte der Motor nicht mit, und das Banner, das zu Ehren des aktuellen Meisters der Deutschen Eishockey Liga (DEL) direkt vor dem ersten Spieltag der neuen Saison gehisst wird, musste verspätet per Hand unter das Hallendach gezogen werden.

Berliner Meisterbanner-Zeremonien zum Auftakt der neuen DEL-Spielzeit gehören mittlerweile zum Inventar, fünfmal in den vergangenen sechs Jahren kürten sich die Eisbären zum deutschen Meister. Auch an diesem Donnerstag, wenn die Eisbären die neue Saison mit einem Heimspiel gegen die Straubing Tigers (19.30 Uhr) eröffnen, ist es wieder so weit. „Das wird ein Gänsehautmoment sein und ist eine sehr gute Motivation für die neue Saison“, sagte Berlins Kapitän Kai Wissmann.

Etwas wird diesmal aber anders sein. Serge Aubin, der die Eisbären zu den fünf Titeln in sechs Jahren geführt hat, steht

DEL - 1. Spieltag

Eisbären Berlin – Straubing Tigers Do. 19.30 Kölner Haie – Grizzly's Wolfsburg Fr. 19.30 Nürnberg Ice Tigers – Augsburger Panther Fr. 19.30 Krefeld Pinguins – FP Bremerhaven Fr. 19.30 Iserlohn Roosters – ERC Ingolstadt Fr. 19.30 EHC RB München – Adler Mannheim Fr. 19.30 Schwenningen WW – Löwen Frankfurt Fr. 19.30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nicht mehr hinter der Berliner Bande. Er verabschiedete sich im Mai, direkt nach seinem fünften Titelgewinn, zum SC Bern in die Schweiz. Seine Nachfolge trat im Sommer Eric Dubois an, der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Co-Trainer beim ERC Ingolstadt war und zuvor neun Jahre lang als Co-Trainer in der American Hockey League gearbeitet hatte. Aubin habe „große Fußstapfen“ hinterlassen, sagt der 56-Jährige, der wie Aubin und Berlins Sportdirektor Stéphane Richer frankokanadische Wurzeln hat: „Mir ist bewusst, dass ich diese füllen muss.“ Als zu groß empfindet sie Dubois aber nicht. „Ich mag Druck“, betont er.

In Ingolstadt hatte Dubois einen guten Eindruck hinterlassen. Aus der ERC-Führungsetage hört man, dass er ruhig, höflich und sehr aufmerksam zu Werke ging. Dubois, selbst ein ehemaliger Verteidiger, kümmerte sich in Ingolstadt hauptsächlich um die Abwehrspieler und das Unterzahlspiel, absolvierte viel Eins-zu-eins-Videocoaching mit den Verteidigern. Zumindest einen Berliner Abwehrspieler kennt Dubois besser: Jonas Müller. Vor zehn Jahren waren die beiden gemeinsam in einem Trainingscamp in Nordamerika, und Dubois war so angetan von ihm, dass er den Winnipeg Jets dazu riet, Müller mit einem NHL-Vertrag auszustatten. Die Jets-Verantwortlichen folgten seinem Rat nicht – und Müller wurde in Berlin zu einer Stütze der Eisbären und der deut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Dennoch umweht Dubois eine gewisse Skepsis – nicht nur aufgrund Aubins gro-

ßer Fußstapfen, sondern auch, da er in seine erste Saison als Cheftrainer im Profibereich geht. Trotz des Berliner Titel-Hattricks ist Straubings Trainer Craig Woodcroft der einzige der 14 DEL-Trainer, der die Eisbären als alleinigen Favoriten auf den Meistertitel nannte. Der große Favorit der DEL-Trainer sind diesmal die Adler Mannheim, die am Freitag zum Topspiel nach München reisen. Der Skepsis tritt Eisbären-Sportdirektor Richer entschieden entgegen. „War Don Jackson ein großer Name, als er als Co-Trainer zu den Eisbären gekommen ist? War Serge Aubin ein großer Name?“, fragte er bei Dubois’ Präsentation rhetorisch in die Runde. Jackson und Aubin begründeten Eishockey-Dynastien in der Hauptstadt.

Dubois ist nicht die einzige neue Schlüsselposition bei den Eisbären. Beide Torhüter, Jake Hildebrand (jetzt Mannheim) und Jonas Stettmer (Ingolstadt), verließen den Klub und wurden durch den 28-jährigen Kanadier Jack LaFontaine, der erstmals in Europa spielt, und den DEL2-Spieler des Jahres, Jonas Neffin, ersetzt. Zudem ist Eisbären-Legende André Rankel seit Kurzem nicht mehr Berliner Co-Trainer, sondern deutscher Bundestrainer. Ein neuer Trainerstab, ein neues Torhüterduo, „das sind Schlüsselpositionen in allen Mannschaften“, sagte Ligachef Gernot Tripcke, der sich im Mai, nach der dritten Eisbären-Meisterschaft in Serie, öfter der Frage ausgesetzt sah, ob der Liga eine ähnliche Langeweile wie der Bundesliga mit dem FC Bayern drohe. Tripcke glaubt nicht daran, da die Voraussetzungen ganz andere seien. Der FCB verfüge über den doppelten Etat des Bundesliga-Zweiten, die Eisbären dagegen seien „mitnichten die teuerste Mannschaft der Liga“, betonte er.

Bereit für eine neue Ära? Eric Dubois, 56, ist der Neue hinter der Bande der Berliner Eisbären. FOTO: O. BEHRENDT/CONTRAST/IMAGO

Und trotzdem haben sie die vergangenen drei Playoffs dominiert. Der Stamm um die deutschen Erfolgsspieler Kai Wissmann, Jonas Müller, Leo Pföderl und Frederik Tiffels ist behalten worden, speziell Stürmer Pföderl ist zum Ligastart nach fünf Toren in den ersten vier Champions-Hockey-League-Spielen (zwei Siege, zwei Niederlagen) in starker Frühform. Dubois scheint nach sechs Aubin-Jahren eine frische Note in den Trainingsalltag zu bringen. „Über die Jahre hat sich unter Serge Aubin vieles eingeschliffen. Dubois setzt neue Akzente“, sagte Stürmer Manuel Wiederer der BZ Berlin.

Und dann ist da ja auch noch die Möglichkeit, Historisches zu schaffen: Noch keinem DEL-Team ist es gelungen, viermal nacheinander den Titel zu gewinnen. Das ist laut Kapitän Wissmann ein „extra Anreiz“. Christian Bern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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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nessparadies Bodenmais

Wenn du eine Auszeit vom Alltag brauchst und Erholung suchst, dann bist du in Bodenmais richtig. Entspanne beim Wellnessen mit Blick auf wunderbare Wälder und Berge.

Große Wellness- und Saunawelten zum Entspannen, Zimmer und Suiten mit viel Liebe zum Detail, eine Kulinarik vom Feinsten und ein Service mit ganz viel Herz: Das und vieles mehr bieten die neun familiengeführten PREMIUM WELLNESSHOTELS in Bodenmais.

Alle Wellnesshotels sind umgeben von der wunderbaren Natur des Bayerischen Waldes. Ob Gipfelglück am Silberberg und am Großen Arber, dem höchsten Berg im Bayerwald, magische Stimmung am Großen und am Kleinen Arbersee oder wildes Wasser an den Rißlochwasserfällen und am Hochfall - in Bodenmais liegen einige der schönsten Naturschauspiele der Region.

BODENMAIS GLÜCKSMOMENTE
Adam-Bräu **** www.adam-braeu.de 09924 94000 | hotel@adam-braeu.de

Bergknappenhof **** www.bergknappenhof.de 09924 7740 | info@bergknappenhof.de

Wir freuen uns auf dich!

www.bodenmais.de/wellness

PREMIUM WELLNESSHOTELS BODENMAIS
Waldeck ***** www.waldeck-bodenmais.de 09924 94030 | mail@waldeck-bodenmais.de

Hofbräuhaus**** www.hotel-hofbraeuhaus.de 09924 7771922 | info@hotel-hofbraeuhaus.de

Hammerhof **** www.hammerhof.de 09924 9570 | hotel@hammerhof.de

Bodenmaiser Hof ***** S www.bodenmaiser-hof.de 09924 9540 | info@bodenmaiser-hof.de Tagespreis ab 165 € p.P.

Böhmhof **** www.boehmhof.de 09924 94300 | info@boehmho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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